金融监管的途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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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鹤工作单位：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碳金融监管的内容及障碍分析

所谓金融监管，是指货币管理当局对金融业的限制、管理和监督。金融监管是指能够通过监管使建立金融制度的目的充分实现。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不是一种有效监管，而只是一种存在诸多缺陷的权力监管。碳金融监管是指政府在低碳经济视域下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金融机构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金融监管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金融监管可以减少金融系统的风险，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定，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当，或者监管过度，将加大监管成本，降低金融市场效率，阻碍金融业的发展。所以，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制度有效的必要条件，而且金融监管本身必须是有效的。有效金融监管是有效金融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有效金融制度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性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金融创新的浪潮集中出现了许多逃避管制、防范风险、追求收益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机构创新，这些创新涉及保险、证券和银行业对传统的金融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金融监管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中国碳金融的制度环境不健全，碳会计制度缺乏，政府、企业和个人无法测算碳资源，如果金融行业协会能够将市场主体的经济信息传导至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汇总到各自的行业协会，再将碳金融市场信息传送到中央金融决策机构，中央就能根据碳金融市场决定碳金融政策，而后通过金融行业协会进行分解和落实。二是权力监管，监管成本偏高。中国的金融监管只是一种权力监管，而不是权威监管。在权威监管制度之下，金融机构按照金融监管当局的要求去做，就能够降低风险而增加收益，反之，违反金融监管当局的规定，就会增加风险，但却不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回报。中央银行监管力度不够，这样造成银行无序竞争仍很突出，一方面会提高银行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金融秩序和金融环境，加大了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在带来收益的同时，将导致巨额成本。三是缺乏有效的稽查制度，内部审计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金融业自律机制方面，现有的自律性组织还难以与政府监管机构彻底脱钩，带有一定行政色彩，缺乏独立性，行业协会规则约束力较差，权威性欠缺，措施流于形式。四是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素质和监管手段跟不上全面监管的需要。中国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哪里出现了问题就到哪里监管，实质是事后监管，缺乏主动性和超前意识。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创新的日益变化，银行监管人员所惯用的行政手段已不再适宜，急需提高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能力。

实现有效碳金融监管的策略

国际金融界亏损倒闭事件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不严所致。在金融风险日益突显的今天，碳金融监管体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构建一个健全有效的碳金融监管体系，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1.建立有效的碳金融监管制度，实施绿色金融。建立有效金融制度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之一。一是建立和完善金融企业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兼有成本低和保障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可以对金融企业的经营产生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作用，促使金融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建立科学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是建立有效金融监管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努力完善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加大碳权市场和碳会计执行范围，清除阻碍企业使用碳会计的短期利益的驱动机制。实施绿色金融是金融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绿色金融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建立权威监管和碳稽核，降低监管成本。要使中国金融监管成为一种有效监管，必须将目前的权力监管转化为权威监管，即监管当局的监管基础要建立在其监管措施具有技术合理性、符合技术指标的内在规定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行政权力之上。实施有效监管要努力降低监管成本。一是建立退出机制。构建监管体系的关键是退出机制。通过退出机制约束金融管理者和投资者，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竞争能力，从而更好地保护好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二是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促进监管体系建设的基本前提之一。三是建立权威监管和碳稽核。建立碳稽核是有效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碳金融监管需要加大碳排放稽核力度。碳稽核是调节生产与环保、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碳稽核是碳会计的再监督，加强碳稽核，有助于碳会计不断完善。碳会计提供的碳排放信息的合理性、合法性、全面性、真实性，由碳稽核进行监督，并明确其环境经济责任，即保证碳信息的有效披露。加强碳稽核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必须接受社会监督，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3.构建完善的碳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手段。有效金融监管不仅需要配套的碳金融监管体系，而且更加需要有效的监管手段。“三位一体”即“国家监管部门—社会团体—市场主体”，三维结构是碳金融监管的核心体系。在碳金融调控之时，央行、银监会、财政部等与市场主体博弈过程中，政府部门并非能发挥高效的决策与实施对碳金融业务的市场调控作用。金融行业协会更能够贴近低碳经济的市场行为，更能沟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弥补政府在低碳经济金融管理过程中的外在性缺陷。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手段是解决金融监管障碍主要途径。一是在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同时，发挥行业互律组织的监管作用。二是碳金融监管需要尽快建立会计部门、业务部门与环境管理部门之间的MFCA信息系统。通过环境管理部门可以直接得到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数据；尽快将环境相关的成本从经营费用中分离。三是建立相应的监管信息系统，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施动态、实时、持续全过程的碳金融监管模式。这既是各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趋势，又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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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金融监管机制的发展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我国实行严格的统一经济监管，即由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银行来进行单一的经济监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出现，中国人民银行转变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国家机关的身份来对专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管理监督，我国的金融监管实行中央银行统一综合监管体制。

此后的90年代里，随着我国金融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陆续成立。为了更好的进行金融监管，三机构于2004年9月18日召开了金融监管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了《三大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及时协调三方监管活动中的不同意见。此后，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提出的严峻挑战，国务院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召开部际联席会议，确定了我国目前“一行三会”共同对我国金融证券行业进行监管协调的机制。

二、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机制的不足与缺陷

（一）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我国关于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规范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以及《保险法》等部门法里，缺少一部关于金融监管协调的专门法律，且这些法律的规定多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细致规定，难以为金融监管协调活动提供具体操作的法律依据。同时，分业经营的监管机制导致不同领域法律文件的制定主体不同，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这就为法律的适用增加了难度，造成法律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另外，各金融监管主体的职权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各监管主体权限过于宽泛，更可能在交叉业务领域造成监管重复或监管真空，这既增加了监管的成本，又不利于监管目的的实现。

（二）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组织机制

由于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组织机制，使得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合作。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担负着宏观调控、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重任，可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等三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以及所签订的《三大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都将其排除在外，仅象征性地规定“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他部位参加”。同时，“一行三会”作为一个整体，也与其他部委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例如财政部主要负责我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及国债市场的管理；发改委则负有对企业债券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金融领域的违反活动又需公安、检察部门的介入。这些部委与“一行三会”之间往往各行其是，缺乏合作，这些都使得金融监管工作遇到阻碍。

（三）监管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

合作与协调必然的要求信息共享，只有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各金融监管机构提供信息交流，分业监管、协调合作才会成为可能。但从我国现实来看，虽然各监管机构都开发了各自的信息系统，可相互割裂，缺乏联系，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以及三大监管机构之间都欠缺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这既增加了监管成本，又不利于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机制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

完善立法是我国金融监管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应当立足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状况，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鉴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适性，我们应当参照国际管理以及金融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构筑一个更完整、更具可操作性的金融监管体系。

此外，还应当以法律形式确定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协调的程序与方式，使分工协作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同时明确相互之间权责界限，从法律上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保障，这样才能增强各部门协同监管的可能性与稳定性。

（二）成立专门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应当成立类似于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机构，作为专门负责协调金融监管的机构。在这样一个协调机构中，中国人民银行应当作为牵头部门发挥积极的组织与协调作用，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任委员会主任，由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主席分别兼任副主任，并加入各类金融机构为成员。实际上，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监管大部门，而是一个过渡性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它并不代原有的金融监管部门执行具体的监管操作，而是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监管工作，促进协同分工。

（三）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平台

部门协作的过程实际上是降低部门间信息不对称性的过程，而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平台无疑是降低信息不对称性的最好途径。我国应尽快明确收集信息的性质、内容与获取方式，建立合理的信息收集、交换与共享渠道，同时整合各部门已有的信息平台，形成统一的跨部门的金融监管信息平台，实现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的实时共享，推进部门协作，共同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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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070-02

去年发生在温州等地的老板“路跑”事件震惊社会，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去年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59.67%的个人与企业参与。作者认为，“路跑”事件的频发主要源于我们对民间金融监管的乏力，或者缺位。“路跑”事件不仅会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如何汲取“路跑”事件的教训，加强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是当前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各级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严峻课题。

一、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目前我国已有的法律制度上来看，农村金融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持，尚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对它进行规范，造成了监管的乏力，严重影响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和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通过调研，我国农村金融监管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缺位

2006年国家出台政策，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为我国农村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很大活力，也对农村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尚未建立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给农村金融监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只有引入了市场退出机制，金融监管部门才能依法对风险达到一定程度或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强制进行兼并、重组以至于清理、关闭，以化解这些金融机构已经形成或潜在的风险，尽早阻断金融危机的传导，遏制危机的扩散，锁定危机的损失，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城市金融相比，农村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更高，金融机构更加多样化，也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

（二）适应农村金融特点的监管体系尚未形成

农村金融是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最复杂的环节。农村金融是一个由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民间金融组成的庞大体系，由所有权性质、资产规模、业务种类、信用资质各不相同的种类繁多的金融机构和组织组成。农村金融机构所在的地域非常广阔，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阶段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相差甚大，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力度。可是，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形成，监管权限分散在多个部门，而各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调，监管指标体系和风险检测预警体系不完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联动机制尚未落实，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等等。

（三）农村金融监管方式单一

对农村金融监管，只是简单地延用和模仿了城市的金融监管方式，没有与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其主要表现在对农村金融监管的手段单一，基本上是采用强制性监管，而且这种监督也是自上而下的。这种强制性监管的最大弊病就是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的自律体系建设和作用的发挥，也忽视了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动态性社会监督，缺乏监督的有效性。再者，农村金融监管的效率也比较低下，常常滞后于金融活动。随着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日益重视，农村金融业也不断发展壮大，服务于三农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更是翻新不断，可农村金融监督的内容与形式却没有与时俱进，仍然偏重于事后处置式监管。尤其是在对待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和机构的监管仅限于准入监管，对其业务层面的监督检查尚未明确。

（四）基层监管力量薄弱

农业银行类机构的增多，必然增加监管压力。县级监管机构是银监会最基层的部门，可是普遍存在工作人员缺乏的状况。据调查，目前基层监管办工作人员一般在三、四人左右，部分县（市）甚至只有一人，远远应付不了对辖区内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监管。为了监管工作的正常开展，不得不经常从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联社借调人员，这样就会形成“用自己的人监管自己”的局面，无法真正达到外部监管的目的。此外，基层监管人员素质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高学历基层监管人员较少，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习惯于操作性和常规性的监管，缺乏风险监管意识，大部分监管人员属于操作性人才，缺乏复合型人才，很难适应新形势下日益繁杂的金融监管工作的需要。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途径

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农村金融监管的诸多不到位，严重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稳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给农村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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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是金融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负面影响也逐步凸显。近十年来金融风险事件的频频爆发，而且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越来越强，洗钱、腐败、逃税等跨国经济犯罪的猖獗，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许多国际组织也逐渐重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世界金融监管合作潮流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外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地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已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观点或成果。比如，布莱恩特（Bryant，1987）较早关注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从理论逻辑上演绎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原因，但没有对理论进行检验。Martin（1993）、Kahler（1995）、Cohen（1996）分析了各国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态度，指出，与通过国际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相关各国更容易在国际合作防范危机方面达成一致，因为银行倒闭、金融风险等带来的国际风险冲击更直接。Herring和Litan（1995）更进一步提出，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少，目标越趋同，对国际合作未来收益的认识越容易达成共识；金融政策决定机制越相似，越容易达成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Eatwell，J.和Taylor，L.（1999）以制度比较学的方法，结合实证研究，通过对比现有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现状，指出了存在的差距，还针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现象提出建立世界金融管理局，以解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思路。但是，没有探究失衡的根源。而且他们认为，国际角度的金融监管已经从监管合作发展为监管协调。然而，即便是国际协调，也不能充分解决存在的金融风险，必须向第三个阶段发展，即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成立，它拥有决策权、监督权和实施权。这样的一个超级机构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Hans Tietmeyer（1999）提出了面对金融全球化深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

Giorgio Di Giorgio和Carmine Di Noia（1999）建议欧元区内各监管机构进行重新组合，重组后的金融市场规管架构的基础是，在国家层次和欧盟层次上，将不同的目标分配给不同的机构。也就是说，金融监管的三个目标――微观稳定，投资者保护，效率与竞争――应该分配给相互分离的三个欧盟机构负责，每个机构都处在欧盟监管者体系的中心。这三个独立的体系应该以类似于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进行组建，并与负责物价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机构紧密合作。这就是他们提出的欧元区的四权监管体系。

Giovanni Dell' Ariccia和Robert Marquez（2001）构建了“监管中的外部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机制问题，揭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动因，说明了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监管合作的难度。

Cornelia Holthausen和Thomas Rønde（2004）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假定监管者的目的在于本国福利的最大化。他们把监管者之间的交流视作廉价谈话（cheap talk）博弈模型，他们研究发现：除非各个国家的利益完美地联系在一起，最佳的披露规管就无法实施；各国间的利益联系得越好，得到的整体福利就越高；银行为了逃避关闭可以选择跨国投资的战略，也就是说，银行倾向于选择最不容易被责令关闭的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这就要求母国和东道国的紧密合作。

二、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

国内学者王伟东（1999）从银行业、投资银行及银行业与投资银行的融合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现状，为了解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提供了便利。李哲（1999）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当前国际合作的特点，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进行了展望。刘宇飞（1999）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探讨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了金融机构日常监管的国际合作，认为这是在最后贷款人不能明确之时的预防性做法，并对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进行了研究。孟龙（1999）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认为金融国际化和全球一体化在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银行业运作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当代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银行监管国际化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要求。他还探讨了国际银行监管的原则和标准。潘金生（1999）认为金融监管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要职责，并对金融监管的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基本方法和目的以及国际金融监管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做法。

汤正旗、邓保同（2000）指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是金融业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并探讨了中国开展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问题。周道许、孔祥毅（2000），陈学彬、邓保同（2001）等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金融监管失灵的角度提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汪倩（2001）从反面论证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探讨了国际合作的一般做法，提出了我国应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

朱孟楠（2003）教授从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动因入手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进行了研究，提出协作的动因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一般理论。他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得出了协调情况下的两个国家能够比不协调的情况下达到更大的福利水平的结论。他还研究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方式和运行机制，分析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其清除的途径。关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他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形式与效应、主体与客体；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及其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等。但从其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一部分的相关内容来看，他的主要注意力在货币体系的协调与合作上。

郭春松、朱孟楠（2004）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考察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的动因，并在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合作的理论和我国的监管合作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孙焕民（2004）也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他将金融监管的国际性互动交往分为三个层次：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式的国际监管和协议式的国际监管。在国际协作中，国际规则也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从上到下的形式和是从下到上的形式。

张伟（2005）回顾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效应，并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进行了展望。梅睿哲（2005）从我国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途径。

邓大鸣（2006）从金融监管区域合作出发，比较了金融监管的全球合作模式与区域合作模式，运用动态合作博弈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金融监管区域合作的成本收益模型，认为金融监管的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模式相比，虽然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但却是一个现实而可行的选择。

林俊国（2007）在阐述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需求、供给和均衡问题，论述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主要内容、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李成、姚洁强（2008）运用供求理论和模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非均衡问题，研究发现，在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方面的差异是造成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据此，他们提出应基于国家利益建立分层次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加强国家之间的沟通机制；统一会计准则，加强信息披露合作，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进步。

三、简要评述

总的看来，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已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在各个侧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人从成因、影响和目标进行研究，有人利用博弈论进行研究，也有人建立了成本收益模型进行分析，还有人对合作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一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政策建议。其主要观点有：利益是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因；国家间的相关度影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决策；监管机构的国际竞争影响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一体化的加强会加快国际合作的进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可以分为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三个层次与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三个阶段；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存在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相对于集中监管来说，竞争性的监管机构会出现低标准监管或监管不足等等。

然而，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这一课题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定量研究数量较少，而且离现实较远，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不强，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方面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Carmine Di Noia and Giorgio Di Giorgio(1999),hould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Monetary Policy Tasks Be Given to Different Agencies? EUI Work-shop On“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EMU”,October 19,1999.

[2]Cornelia Holthausen and Thomas Rønde(2004),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NKING SUPERVISION，WORKING PAPER SERIES，NO.316/MARCH 2004.

[3]Dombrowski,Peter(1998)'Haute finance and high theory:recent scholarship on global financial relations,'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42(1):1-28.

[4]Giovanni Dell'Ariccia,Robert Marquez(2001),Competition Among Regulators.IMF Working Paper,WP/01/73.

[5]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刘宇飞.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7]孙涛.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进展[J].世界经济,2002(4).

[8]李成,钱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理论解读[J].人文杂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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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预期损失模型 会计准则 金融监管

预期损失模型的提出及含义分析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2009年11月5日， IASB 了 IFRS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建议对金融工具减值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取代原《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规定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的初始账面金额，应在初始确认时即估计其未来存续期间的预计信用损失，并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需要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由此产生的金融工具账面差额计入损益。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以金融资产整个存续期间为时限，在相关减值迹象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并确认损失提取减值准备，因此称为预期损失模型。

预期损失模型与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之处，因此在应用中不但可能因过于复杂和主观而缺乏可行性，更有可能造成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信息操纵的纵容。这一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对以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妥协，因此该模型在理论上立足于金融监管逻辑框架而非会计概念框架，这意味着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原则受到破坏，一旦采用将会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体系造成冲击。

预期损失模型引发的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分离的理论分析

（一）强调金融监管的需要而背离会计的客观真实性目标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其核心在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会计信息应真实公允、客观公正。而金融监管尽管也考虑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其侧重点与会计目标明显不同。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其目标强调存款人利益至上，把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作为监管的基本要求。会计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势必影响到相关会计规定或者监管规定，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二者需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预期损失模型明显背离了会计目标的客观真实性要求，而为服从金融监管需要导致的这种背离，可能使会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引起会计理论的混乱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二）与现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基础相冲突

预期损失模型以对未来信用损失的预计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显然与会计普遍应用的“权责发生制”基本原则相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影响的并不仅限于金融工具，而是构成对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冲击，从而产生财务会计究竟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的问题，传统的会计概念将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以金融资产在存续期内的预计未来信用损失来实现减值的提前确认，也可以在后续期间改变预期，这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可靠性原则不符。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企业对减值损失的确认时点是在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之后。然而，预期损失模型中减值准备计提自由度过大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对内外部环境要求较高带来更多的实施成本

金融机构对预期损失的估计是建立在同类或类似贷款的现金流量和信用损失历史数据基础之上的。目前多数金融机构面临着用以预计损失的历史数据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所以其预估值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同时，由于采用预期损失模型不再需要减值证据的支持，而是要求主体根据自身会计职业判断预估信用损失，这也会增加金融机构通过调整和管理预期来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此外， 尽管预期损失模型主要是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设计，但模型的可操作性还依赖于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靠的软件系统，能够获取必要数据以应用预期损失模型，然而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尚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估算预计损失对其软件系统和数据基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增加了模型的实施成本，阻碍了模型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四）增强了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

预期损失模型要求报告主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估计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在需要修订时计入利得或损失，这会增加报告主体的工作量。该模型还要求披露大量的会计信息，包含金融资产信用质量、压力测试等敏感信息，提高了报告主体的操作难度，这与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对预计损失进行估计、现值计算等程序，以及涉及的各种利率、汇率等专业金融知识，远远超出了其理解能力和使用需求，使其很难明白财务报告中相应数字的含义，更难以增强投资者自身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 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

金融监管者不仅利用会计准则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监管需要借助依据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信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仅仅依赖金融监管的力量，难以维持金融稳定，而高质量会计准则为市场约束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基础条件和重要标准。此外，无论是在金融稳定期还是金融危机时期，会计准则都是金融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信心的重要工具，这也间接地促进了会计准则的完善。因此，对于金融监管来说，会计准则既是金融监管的标准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条件，是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二）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统一性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使得两者之间具有了统一性。首先，两者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两者都是源于解决市场失灵而产生并发展起来，都是促进市场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尽管会计准则作为一门科学有着严密的理论基础，但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金融市场失灵、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次，两者都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质。两者都是政府对市场实施监管的方式，都是为了弥补公共产品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措施。第三，两者目标具有统一性。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金融监管，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较高的统一性，并且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稳定影响程度的提高，这种统一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若干途径

（一）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

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来自于会计所固有的基本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制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客观公正，具有较强的专业独立性。在现有条件下，以投资者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会计目标最接近这一要求，满足这一框架的信息可以满足大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尽管受到了来自银行业和监管者的大量质疑，但最终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没有被废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求的。因此，必须在尊重会计准则独立性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二）利用会计准则加强金融监管

会计监管规定具有基础性和权威性，在认可这一前提的基础上，金融监管可以与会计监管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同时金融监管可以根据自身的监管特性，在通用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包括要求商业银行增加特定风险信息的披露要求，或者在会计减值准备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拨备计提等，不仅可以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还可以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一般准备，从而体现其特殊的审慎性和前瞻性要求，同时又不与会计监管出现矛盾。具体到金融资产减值方面，会计准则以发生资产减值迹象为依据，针对已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既不推迟也不预计，可以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而金融监管出于资本充足的要求，可能认为已发生损失模型审慎性不足且容易导致顺周期性，因此可以采用预期损失模型，预期未来损失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而确定监管资本。

（三）积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

首先，监管机构应当强化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力度，提高运用会计准则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水平。其次，应当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通过规范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提高外部审计的有效性。第三，根据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从金融危机的产生的根源来看，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落后于金融创新，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针对金融创新及时改进金融监管，建立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至关重要。

（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加强合作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两者具有较高程度的统一性，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应加强合作，共同促进金融稳定。两者应加强合作提高信息透明度。会计准则专于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披露，而金融监管关注于所有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的信息。两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互补性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提升市场约束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两者应加强合作发展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尤其是在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方面加强合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施非常复杂，公允价值的确定、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在审慎性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尺度。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就这些重大问题同会计准则制定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合作。

结论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统一性。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金融监管的需要，立足于使监管主体提前估计损失、多提准备以保证资本充足，体现了金融监管的“审慎性”要求。然而，这很可能会造成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使投资者难以了解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质量，无法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需要适度分离，才能既维护投资者利益，又保护存款人权益。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协调的基础，能够保证兼顾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监管影响程度的提高，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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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南汀.关于IASB的金融资产减值“预期损失模型”的分析[J].金融会计，2011(1)

篇6

我国关于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规范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以及《保险法》等部门法里，缺少一部关于金融监管协调的专门法律，且这些法律的规定多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细致规定，难以为金融监管协调活动提供具体操作的法律依据。同时，分业经营的监管机制导致不同领域法律文件的制定主体不同，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这就为法律的适用增加了难度，造成法律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另外，各金融监管主体的职权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各监管主体权限过于宽泛，更可能在交叉业务领域造成监管重复或监管真空，这既增加了监管的成本，又不利于监管目的的实现。

（二）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组织机制

由于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组织机制，使得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合作。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担负着宏观调控、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重任，可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等三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以及所签订的《三大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都将其排除在外，仅象征性地规定“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他部位参加”。同时，“一行三会”作为一个整体，也与其他部委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例如财政部主要负责我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及国债市场的管理；发改委则负有对企业债券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金融领域的违反活动又需公安、检察部门的介入。这些部委与“一行三会”之间往往各行其是，缺乏合作，这些都使得金融监管工作遇到阻碍。

（三）监管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

合作与协调必然的要求信息共享，只有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各金融监管机构提供信息交流，分业监管、协调合作才会成为可能。但从我国现实来看，虽然各监管机构都开发了各自的信息系统，可相互割裂，缺乏联系，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以及三大监管机构之间都欠缺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这既增加了监管成本，又不利于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机制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

完善立法是我国金融监管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应当立足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状况，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鉴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适性，我们应当参照国际管理以及金融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构筑一个更完整、更具可操作性的金融监管体系。此外，还应当以法律形式确定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协调的程序与方式，使分工协作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同时明确相互之间权责界限，从法律上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保障，这样才能增强各部门协同监管的可能性与稳定性。

（二）成立专门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应当成立类似于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机构，作为专门负责协调金融监管的机构。在这样一个协调机构中，中国人民银行应当作为牵头部门发挥积极的组织与协调作用，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任委员会主任，由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主席分别兼任副主任，并加入各类金融机构为成员。实际上，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监管大部门，而是一个过渡性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它并不代原有的金融监管部门执行具体的监管操作，而是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监管工作，促进协同分工。

篇7

（1）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首先，存在监管立法空白。我国颁布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和《外汇管理法》等，但是这些法律未能涵盖金融业的全部，金融立法在某些领域还是空白。尤其是随着金融电子化、网络化的发展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以有形金融为调整规范对象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受到了严峻挑战。其次，存在监管盲区，我国“一行三会”垂直管理的金融监管体系，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各监管机构只负责其业务模块下的金融监管。在多头监管没有具体的措施可依的情况下，常常使得被监管机构无所适从。一方面可能导致监管过度，监管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又可能存在各监管机构推诿扯皮，责任不清的现象，导致监管盲区的出现。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演变，有些新业务将会处于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边缘，如储蓄保险、储蓄国债等，这些业务的监管机构是否明确将是监管是否有效的前提。

（2）金融监管手段落后，监管效率低下。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种权力监管，即行政命令式监管。在这种监管制度之下，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方式进行。只要金融机构按照金融监管当局的要求去做，就会降低风险而增加收益，反之，就会增加风险，但却不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回报。如果中央银行监管力度不够，就会造成金融机构无序竞争，一方面会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金融秩序和金融环境，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大降低金融监管的效率。

（3）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和自律机制建设不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方面，虽然建立起了自我管理机制，但机制不完善，运行不佳，存在着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管理层对金融风险的认识不够，尤其不能与时俱进应对金融业涉足的新业务及新领域；其次，管理层内部以及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信息沟通，风险管理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缺乏及时的沟通和信息交流，导致风险发生后不能尽快规避和解决；第三，基层违规操作现象严重，操作风险加大；第四，缺乏有效的稽查制度，内部审计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措施与途径

（1）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体系。一是加紧清理和重建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章，同时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等新的金融法规，还应加强金融创新方面的立法，使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能够涵盖所有的金融领域和金融业务，尽可能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二是扩展金融监管的内容和范围。范围上可以使监管包含各类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到市场退出的全部业务活动。改变我国目前主要针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金融监管方式。内容上有必要在监管体系中将金融行业内更多的表外业务和创新业务纳入监管评估乃至审批体系内。

（2）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监管，提高监管效率。21世纪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现代科技对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渗透到各个层面，因此充分运用现代科技为金融监管服务是金融监管机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3）加快建立切实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为适应我国分业监管下的金融混业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有效解决重复监管和监管盲区问题，我国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应切实加强沟通、促进协调，提高监管效率。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需要法制化和规范化，对特定业务和特定领域实施联合监管和综合监管。虽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已经建立了“ 联席会议制度”和 “高层定期会晤制度”，但其监管效果不明显。有鉴于此，我国可建立一个跨部门进行监管协调的长效机制：由各个核心部门组成一个金融监管协调机构，进行统一管理。

（4）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务院日前下发《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同意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快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研究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择机出台并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推动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

（5）妥善处理好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并没有否定金融监管的基础，相反还强化了金融监管的现实性和必要性；金融监管同时也促进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金融监管要努力实现效率目标与安全目标的适当平衡，金融监管要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创造有利的监管环境，并且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的金融国际竞争力，但是同时也要防范金融风险和避免危机的发生。为此，应该实施渐进式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改善金融监管的方式和质量，充实金融监管的内容。

篇8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068-04

一、研究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的出发点

近年来关注金融法基本原则的文献有一些，但专门研究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的却较少。个别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①还往往混淆了基本原则与法律价值的界限，以致将金融监管法所欲追求的目标视为金融监管行为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这显示了相关研究的薄弱和不足。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的定义，所谓原则，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据此可以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实践运作全过程之中，作为金融监管具体法律规范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理。构成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看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第一，效果上具有普遍性。即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全部实践过程，能够指导金融监管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等各个方面。第二，形式上具有抽象性。即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不具备作为金融监管法律规则必备的三个要素，它往往只指出法律对于金融监管行为的倾向性要求，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质使得法律原则比规则更具有稳定性，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第三，内容上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说，能够反映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类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相近的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质。因此，基本原则必须能够针对金融监管介入市场的范围、方式以及自我监督等等问题的解决提出一般性的准则或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对基本原则构成要素的探讨以及前文有关金融监管法的理论及实践的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有两项，即适度监管原则和正当监管原则。

二、适度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法是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全面确立的。它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之后再未发生如30年代那样的金融危机。但是，随着国家持续强化其监管活动，金融体系陷入一个全面、深入、过度的监管法律体系之中，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的交易价格、业务范围、资本流动等各个方面无不受到法律的压制，导致金融业竞争效率和创新活力的大幅降低。这种状况违背了金融体系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也引起了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深度思考，从而导致“适度监管”理论和政策的出台，并逐渐成为当前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主导性思想和基本规则。

适度监管原则是体现当代金融监管法本质要求的原则。法律规范金融监管行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认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则，借以判断金融活动中的哪些范围需要政府监管，哪些范围根本不需要政府监管。根据对既往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来看，金融监管法所要确认的监管行为，既不是要回到20世纪之前仅仅倡导自由竞争的时代，也绝非要恢复已经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全面、深入、过度的介入，相反，在全球化时代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只能是一种在充分尊重私权基础之上的范围有限的公共机制，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属于市场的自由调节。当代金融监管法亦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建构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理论框架，因而将适度监管作为基本原则，凸显了金融监管法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

所谓适度监管，是指国家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金融活动进行一种有限但又有效的监管。它又包含着两项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内涵。

（一）有限监管

适度监管原则内蕴着监管制度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中的补充性、有限性。因此，确立适度监管的原则，必然要求坚持“有限监管”，即金融监管行为的授权与行使，应当体现个人自治优先、市场优先、自律优先的基本规则。析言之，凡是参与金融市场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乃至专业的金融机构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如银行业协会）和市场组织者（如证券交易所）能够自律管理的金融活动，法律一般不设定金融监管。

篇9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1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金融业都已经成为了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金融活动要形成巨大的社会财富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所产生的阴影至今仍然存在，在危机产生之后全球金融业都受到波及，各国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来进行救市，然而其产生的影响仍然波及到了实体经济，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衰退。现在国际社会基本形成了初步的共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监管协调机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这要求对金融监管协调进行重新审视。我国的金融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虽然有很多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供借鉴，但是因为我国仅仅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一定的区别，这就要求要贴合我国的实际来对金融监管协调进行分析思考。

一、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现状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我国的多部法律中都明确的提出了要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第35条中提出了要求国务院建立起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第6条中也提出了国务院所建立的银行监督管理机构要和其他各个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起监督管理的信息协调机制。

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从2000年就开始建立起了分工合作机制，央行、证监会与保监会通过三方监管联席会议的方式，每个季度都会进行讨论。在2003年，人民银行所负责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其他存款类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都划转给银监会，而在2003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建立起了协调机制。

在金融海啸对全球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通过央行的协调，证监会、银监会与保监会在维护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对金融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监管产品、市场以及经营机构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的成就，为我国市场与行业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践中主要取得了以下的成果：（1）并表监管的开展标志着协调监管的开始；（2）各相关监管部门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有效互动；（3）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逐渐加大。

二、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所存在的现实障碍

（一）信息交流成果不多，效果不突出

我国金融业发展相当迅速，已经呈现出了综合性与交融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要求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模式下，不同金融业行政管理主体之间必须要尽快的加强相互的信息共享与交流。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国务院金融旬会制度、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反洗钱监管合作机制，能够做到定期的交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是对于不同的领域分别实施金融业的行政管理，一般的信息交流就能够满足要求，但是央行有着从全局统领、稳定社会的职责，更加需要准确的判断系统的不稳定因素，这就需要更加全面与充分的金融监管信息，同时处于对金融风险的监测与防范，也需要进行深层次的信息交流。当前所共享交流的信息资料难以满足出于维护金融稳定而对金融机构进行实质性分析的需求。

（二）金融监管水平不高

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素质和监管理念以及监管手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让金融监管难以满足我国金融业发展以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高级监管人员相当匮乏，很多高级监管人员对于自身职责范围内的监管都较为困难，就更不要说促进监管协调的发展，因此，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因为监管水平的限制，使得监管协调更多的是仍然处于理论水平上。

（三）金融监管体制透明度不高，为金融监管协调带来困难

虽然我国在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上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步，但是在体系、法律依据以及监管程序上仍然是存在着不足，特别是在透明度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只有充分透明的监管体制，才可以让监管机构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与规范运行提供有效的监管，并能够促进协调的加深，对各种非必要与非正当的监管行为进行有效的规避。而充分透明的监管体制也是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重要前提。

三、改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措施

（一）落实“一行三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进信息深层次交流

在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对“一行三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进行落实，不仅仅可以改善金融业行政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能够有效的促进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因为部门利益的主观因素以及各个行政管理之间的侧重点存在的差异性以及技术上的问题，使得“一行三会”的金融风险信息部能够有效的进行交流共享，而对信息的利用也难以让人满意，有鉴于此，需要对中央银行监管方法进行丰富，让中央银行具有从其余各种金融机构中直接获取各种相关报表资料的权利以及更加直接与普遍的现场检察权，在这样的基础上结合定期的金融稳定信息交流，可以从信息层面上促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改善。

（二）培养高级监管人才，改善监管人才队伍

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各种新产品与新理念层出不穷，对金融监管人员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能够促进监管工作的发展，金融监管人员不仅仅是需要对监管领域中的法律法规、正常以及相关的金融业务知识进行掌握，同时还必须要对其他金融监管领域中的相关事项进行熟悉，并且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监管理念，积极的改善当前的监管手段。因此，需要重视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引进高级监管人才的同时，通过培训与自学的途径，构建起监管人员工资交流机制，互派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实践。

（三）建立金融监管协调监督机制，促进金融监管机制透明化

金融监管体制透明力度不够，是因为当前的法律部能够有效的制裁违法违规行为，而监管机构自身的监督机制却又难以发挥作用。可以根据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构建其金融监管协调监督机制，成立专门的监督部门，形成一套完善的金融监管协调监督体制，促使其透明化，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防范违法行为与不合理行为的产生，形成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约束力，改善金融监管行为的透明度。

总之，要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就不能够忽视了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为此，我们需要清晰的认识到当前金融监管协调存在的困难，并积极的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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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作为对金融运行过程进行控制管理的一种行政行为，在金融业发展各阶段发挥了强有力的监督保证作用。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为此，党的十七大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关键在于要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有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本文拟结合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监管工作实践，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西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理论评析

1.从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角度论述监管的有效性，关注的焦点在于金融监管能否有效化解银行破产倒闭引致的外部性。代表性的学说包括金融脆弱说、公众利益说。金融脆弱说认为由于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难以匹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银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而需要对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公众利益说认为银行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银行破产的社会成本明显地高于银行自身的成本,可能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需要政府监管来防止这种负外部性进一步向社会溢出。

2.金融监管无效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代表性的观点有监管俘获说、监管寻租说、监管供求说、监管成本说、监管辩证法等。监管辩证法从博弈论的角度揭示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互动关系。Kane的监管辩证法告诉我们，金融监管不是静态行为，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金融监管度的设计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改变，否则，要么以延迟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为代价，要么以牺牲金融稳定为代价。

3.从制度安排论及监管看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实施手段与评价体系。理论分析方面，代表性的方法包括：引入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运用委托理论分析提高监管有效性的途径，以及建立各项银行监管政策工具有效性模型。也就是说，有效的金融监管就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金融监管中各利益主体的风险控制的目标和努力方向达成一致，实现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激励相容，即社会公众、国家、监管机构、金融机构的目标及其努力方向都是将金融风险降到最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以此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西方经典理论的评述及制约我国监管有效性的机理分析

1.西方经典理论的评述。上述研究最根本的缺陷就是并没有清晰的界定监管的有效性，监管有效性所包含的要素及评价标准。监管俘获理论、监管寻租理论、监管供求理论等否认金融监管的理论，对金融监管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金融监管的确存在缺陷，但由于根本上否定金融监管制度，已被金融监管的实践所否定。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业都是受政府监管最严的经济部门之一。金融脆弱说和公共利益说从反面论证了实行金融监管的目的，不实行金融监管有可能导致一国经济金融的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不论其成本多高都必须实施金融监管。但是金融脆弱说和公共利益说并没有证明，实行金融监管就一定能达成监管的目的，一定能避免灾难性后果，不实行监管就一定导致灾难后果。

2.制约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原因探讨。首先，从外部环境方面来看，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信用环境需要改善；市场约束机制不强；金融监管体制及监管机制不协调等。其次，从内部原因来看，我国金融监管法规的科学性和操作性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手段之间结合不够；以产权制度、财政救济及最后贷款人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安全网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金融机构并不完全承担因投机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却可以独享投机成功带来的丰厚回报，造成风险制造者与风险承担者的不对应，这种不对应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造成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产生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转嫁激励和不稳定。

三、提升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策略分析

1.建立监管有效性的评价标准。监管有效性是监管当局通过监管措施实现监管目标的效果，只有建立监管有效性评价标准，才能科学考量监管效果，研究提高监管有效性措施才有针对性和可比性。在设计监管有效性标准时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科学评价监管效果；二是紧紧围绕法律授权监管机构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三是尽量从定量的角度确立检验监管有效性的要素。

2.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能。如何科学合理界定监管机构的职能是研究提高监管有效性中的重大问题，“越位”、“缺位”和“错位”会严重影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主要是行使市场监管职能，因此应将主要职能放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上，以此作为检验监管效果的主要标准。

3.进一步树立法治监管理念。法治监管是提高监管效果的根本举措，这与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法的功能分不开的。法治包括法律的至上权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开性等基本要求；良好的立法有指引、规范、强制作用，能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减少监管的随机性和行政指令，确保市场各方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

4、进一步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能力。监管机构的专业性决定了监管人员的专业性，这是确保监管当局能有效履行监管职责的关键。建立监管人员资格认证制度明确监管人员任职条件，确保从源头上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只有具备一定的资格才能从事金融监管工作。

参考文献：

篇11

2001年的9•11事件使美国经济备受打击。为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采取了低利率政策,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连续13次降息,联邦基准利率从2000年的6.5%下调到了2003年6月的1%,达到46年来的最低水平。

2007年,“次贷”余额虽然只有1.2万亿―1.5万亿美元,但经过包装,衍生为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总规模膨胀到10万亿美元,其中在国际上流通的约占2/3,涉及“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多达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券商都卷了进去。

美国从2004年6月以后变更了利率政策,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2006年8月宣布将基准利率继续维持在5.25%的水平。美国房地产市场自2006年开始迅速降温。一方面,房子出手越来越难(买涨不买跌);另一方面,卖房所得也未必能够帮助借款人还清贷款。从2007年4月开始,以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为标志,次级房贷市场危机爆发。

二、次贷危机爆发前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缺陷

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并迅速席卷全球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现有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无法对市场失灵做出快速的反映。

1.监管对象的全球化和监管者的国别化的矛盾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大为增强。金融风险跨国传递和金融危机国际蔓延的途径、机会和速度也大大超过以前,此次爆发的金融危机能够在短时间内波及全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金融全球化及全球金融市场联动性的增强和国际金融产品的创新,迫切需要全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对新产生的跨境金融交易进行监管,以维护世界金融稳定。然而,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却不能很好的满足全球化金融监管的需要,事实上的国际金融监管仍是各个国家视角下的独立监管,并且由于各国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体系迥然各异,无法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全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各国国内金融监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的。因此,金融监管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困扰着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效实施。监管对象的全球化和监管者的国别化必然会在国际金融领域留下监管的空白地带,在国际金融风险日益加大的今天,这种空白无疑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2.主要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缺失

多年来,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一直采用的是“先上车,后买票”的方式,即出现监管漏洞再采取补救措施。这种模式不仅效果滞后而且致使主要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处于缺位和错位状态,使之未能有效发挥全球金融监管职能。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关于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职能的缺位更加不满,迫切需要他们提供更多的金融监控职能。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主体对全球银行业的风险防控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其制定的银行业监管的原则(巴塞尔协议)相当复杂和过于程式化,并且还与大多数国家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不符,这极大的削弱了其效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监管范围在新近出现的“影子银行”体系面前无能为力,这也成为了其金融监管的一大掣肘。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缺位、错位状况注定了现有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不能有效的实施国际金融监管职能。

三、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启示

监管空白、监管理念落后、金融监管协调和危机处理机制存在不足、主要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存在使现有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成为一种必然。

1.建立分层次、分区域的金融监管合作

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速,然而各国在经济水平、开放程度、金融结构、监管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不应该一刀切,应通过逐步实现分层次、分区域的监管合作慢慢达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首先,区域经济由于高度相关性,可以率先达成适应一体化要求的金融监管合作,制定有约束力的区域性合作协议,促进区域内合作,现阶段欧盟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在体制差距不大、金融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加快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和结构优势,提高合作的效率和作用。

2.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合理性

现有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反映的是过去的经济力量,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壮大(尤其是“金砖四国”)和他们参与全球经济事务愿望的增强,现有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显然已不合时宜,需要吸纳新的主体,否则将很难在世界范围内协调金融监管问题。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现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充分认识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性,在原有的金融监管主体上纷纷吸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员。如2009年2月,中国、印度和巴西被OSCO的技术委员会邀请为新成员;2009年3月10―11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邀请巴西、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入其委员会的治理结构。此外,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同意将其成员增至16个,并确立了名额的地区分布。

参考文献:

[1]美国次贷危机的演变过程[EB/OL].省略/news_view.php.2008-12-16/2010-04-28

篇12

    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使我国金融机构对混业经营需求日益增强,政府对分业经营的限制开始松动,开始尝试逐步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或为混业经营预留空间。混业经营已呈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金融监管何去何从?

    1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1.1 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监管模式。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标志着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当时,人民银行作为超级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又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这时的专业银行虽然对银行经营业务有较严格的分工,但并不反对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附属信托公司,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1984~1993年,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特征十分突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迅速发展,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进一步把对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使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由此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其中,银监会主要负责银行业的监管,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大股份制银行,以及规模不一的各地近百家地方金融机构;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负责证券业的监管;人民银行则负责货币政策制定。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公布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明确指出三家监管机构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备忘录》还提出,可以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其它相关部委参加“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备忘录》的公布标志着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正式建立,并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备忘录》中提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仍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按其主要业务的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子公司和各职能部门,按业务性质实行分业监管。

    1.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

    (1)缺乏信息共享和行动的一致性。由于“三会”彼此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各监管者可能对本部门的市场情况考虑的较多,而对相关市场则不太关心。尽管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更多地表现为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仍比较有限。

    (2)可能产生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当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多个金融市场时,分业监管的模式使得同一金融机构虽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经营,但却面对不同的监管者,缺少统一金融监管的约束,故在决策时缺乏全局利益考虑,容易滋生局部市场投机行为。因此,综合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不匹配可能产生一些跨市场的金融风险。

    (3)致使金融创新乏力。在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个监管者都选择直接管制的监管方式,对所监管范围内的市场风险过于谨慎,对所有创新产品进行合规性审查,强制金融机构执行其规定的资本要求,从而增加了金融监管的社会成本;而金融机构创新产品研发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又需要背负沉重的创新产品审查成本,则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动力。

    2 金融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分析

    2.1 美国模式

    在混业经营前提下,美国仍然采用分业监管模式,既没有合并各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也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部门。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国仍然采取机构监管的方式,集团下属的银行子公司仍然由原有的(联邦或州)主要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从总体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者”,从整体上评估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同时,该法案规定当各具体业务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措施不当时,可优先执行各监管机构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协调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联储、证券管理机构与保险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美联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尽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

    2.2 德国模式

    德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大家公认的,这自然也与它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关。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制度,即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从事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向产业、商业大量投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业务多样化和一站式服务的特点。德国的全能银行能够渗透到金融、产业、商业等各个领域,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德国政府对全能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一定的限制。例如,规定银行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其对债务负责的资本总额;代客户出售证券可以卖给银行自己,但价格不得低于官价;代客户买入证券可以收购银行自有的证券,但价格不得高于官价等。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度,但仍实行分业监管。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司下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独立运作,分业监管。德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银行法》和《信用制度法》(KWG)。《联邦银行法》目的在于保障银行业的稳定性和债权人的利益,它规定了联邦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权力。《信用制度法》规定了从事信用活动的金融机构,要在哪些方面接受监管。根据规定,德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国联邦银行。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联邦金融业监督的主要机构。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由于联邦金融监管局没有次级机构,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由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代为执行,执行效果反馈给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金融监管局和联邦银行的职能界定为:主管权属于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制定重大的规定和决策时,联邦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和联邦银行协商并取得一致;联邦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相互共享信息。

    2.3 英国模式

    英国的混业经营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多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业务则通过子公司来经营。同时,英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有较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以防止各业务的风险在集团内部扩散。英国的监管体系已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1998年,英国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统一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00年又颁布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从而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正式行使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和职责,直接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FSA也获得了一些其前任监管机构所没有的监管权力,例如关于消除市场扭曲或滥用、促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和减少金融犯罪等。

    2.4 日本模式

    日本战后5O多年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是一种行政指导型的管制。大藏省负责全国的财政与金融事务,把持对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督权,大藏省下设银行局、证券局和国际金融局。银行局对日本银行、其他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证券局对证券企业财务进行审查和监督。国际金融局负责有关国际资本交易事务以及利用外资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这种监管体制的行政色彩十分浓厚,大藏省在监管中经常运用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干预。1997年,日本政府进行了金融改革,取消了原来对银行、证券、信托子公司的业务限制,允许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混业经营。同年6月,日本颁布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成立了金融监督厅,专司金融监管职能,证券委也从大藏省划归金融监督厅管辖。1998年末,又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与大藏省平级,金融监督厅直属于金融再生委,大藏省的监管权力大大削弱。2000年,金融监督厅更名为金融厅,拥有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能。2001年,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监管的职能也分别归属给财务省和金融厅。金融厅成为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从而形成了日本单一化的混业金融监管体制。

    比较以上四种模式,美国模式可以称为“双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即中央和地方都对银行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联邦制国家因地方权力较大往往采用这种监管模式。德国、英国模式基本可以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其优点是,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集中统一和监管效率的提高,但需要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和配合。从德国、英国的实践来看,人们习惯和赞成各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和平衡,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配合是默契的,富有成效的。然而,在一个不善于合作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这种体制难以有效运行。而且,这种体制也面临同双元多头管理体制类似的问题,如机构重叠、重复监管等。虽然德国和英国同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但是德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相比,更加强调其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和保险监管局之间既要相互协作而且还要保持各自的独立。而日本的金融监管事务完全由金融厅负责,因此日本模式可以划为“集中单一金融监管模式”,其优点:金融管理集中,金融法规统一,金融机构不容易钻监管的空子;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克服其他模式的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弊端,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但是,这种体制易于使金融管理部门养成官僚化作风,滋生腐败现象。

    3 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建议

    3.1 我国的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

    通过国外模式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德国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下设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实行一种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混合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相互独立,各部门对自己的职能范围较为明确,有利于各部门进行专业化管理。同时各部门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从而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其次,由于三个监管部门统一在一个监管当局下,因此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能够同时对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而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和重叠,同时也有利于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再次,我国金融混业的主要形式,即金融控股集团,具有“集团混业、个人分业”的特点,而德国模式下的监管机构设置与这种金融机构设置相对应,因此其监管效果会更好。最后,这种混业监管模式的建立是将我国现有的三个监管委员会进行整合,不需要重新设立或撤销机构,既能减少现行体制下机构和功能重复设置导致的资源浪费,又使得改革的社会成本最低。

    具体对我国来说,首先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一个分部,专门负责处理全国金融监管事务,并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抽调人员和资源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人民银行管辖。其主要职能是:三个监管委员会收集的各种信息和数据汇集到协调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整理和分析,建立相应的金融信息数据库,结果由三个监管委员会共享,并且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数据库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换;协调委员会没有监管权力,仅负责三个监管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并由协调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和联系。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成立协调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协调。

    3.2 建立适合我国混业监管模式的途径

    (1)对现行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进行修改,确立混业经营的合法地位,为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预留空间,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针对现行的混业经营的机构和方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监管机构有法可依。

    (2)构建适应《新巴塞尔协议》的银行业风险监管框架。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也并不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因而这些原则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中国作为国际清算成员国,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必须按照《新协议》的要求,针对《新协议》的原则和监管框架及时采取措施,以适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发展的需要。

    (3)转变监管理念,加快监管创新。一是要调整监管目标,二是将监管重心转移到新业务、新品种的监管上来;三是监管手段要创新,改变目前金融监管“救火队”的现状,实现专业化的监管;四是加强金融立法的创新,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

    (4)注重金融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和尊重监管的专业性。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组织形式和业务活动相当复杂,是最体现技术性与专业性的领域。金融监管专业化是必然选择,其运作离不开强大的专家体系。因此,选拔专业监管者必须极度看重专业能力。在机构、人员设置上摒弃“官本位”。

    (5)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由于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出现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护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两种制度的存在,才能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从而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杨文云.论中国金融全球化区域化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J].国际金融研究,2006(8)

    2 殷成东.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和模式选择[J].西南金融,2006(7)

    3 郑志.全球化趋势下中国金融监管的价值选择[N].经济参考报,2006-04-08

篇13

（二）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由于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银行是美国次贷类证券化金融产品的买家，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盟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由此，欧盟也开始反思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致力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欧盟的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合作型金融监管机制，对成员国所有金融机构实行统一监督管理。这种监管方式有它的弊端，其理念过于宽松，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同时也由于监管部门众多，造成了权力的分散等。欧盟改革的进程可以说是最快的，从欧盟委员会立法建议的出台到通过《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只经历了一年的时间。通过改革建立了统一的监管机构———欧洲系统性监管委员会（ESRB），对宏观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监管和评估，并提供相关的监管措施和建议。微观层面，重新成立了欧盟银行管理局、欧盟证券市场管理局、欧盟养老和职业年金管理局，三个机构负责建立一套单一的监管规则，消除各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标准不同带来的冲突。

二、中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中国金融监管的现状中国吸取了他国金融改革的经验，强化了金融监管体制，以中国分业经营的实践为基础，确立了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原则。中国目前所采用的是以各类法律及法规为主要监管依据，相关政府部门、证券交易所、自律性组织为监管主体的分业监管制度。在中国金融市场中，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主要金融监管机构。此外还有国资委、财政部和各类非政府性金融协会协助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在自身完善监管的同时，中国也在和世界接轨，《巴塞尔协议III》成为中国制定完善金融法规的参考。银监会结合巴塞尔协议的新规定对资本监管提出了新要求，指出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分别为5%、6%和8%，对逆周期监管提取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系统性重要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