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育的定义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智慧教育的定义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通过我校组织的“对青年教师拉、帮、带”活动，我首次尝试制定了煤化工工艺教学大纲。在教学大纲的指引下，这学期我的授课内容煤化工工艺课程得以顺利进行，在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实践、出考题各环节中面临着不断出现问题、请教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现在谈谈我的一些感悟。

一、大纲格式

1.大纲说明

（1）说明本大纲适用范围：本大纲适用于1.5学年制的高中后和3学年制的初中后中专化工工艺专业学生的学习使用。应简洁明了，一目了然。

（2）说明该课程性质、内容、任务、要求、教学中注意事项。由于课程内容量大，应采取高度概括性语言逐章介绍；教学任务和要求应该清楚、详细，这样才能让每位老师针对每节课做出相应计划；因为有刚刚从事教学任务的新老师要使用参考教学大纲，所以，教学注意事项应具有可实践性和灵活性。

2.学时分配表

以第五章内容为例，如下表所示。学时分配表应该具体到每章、每节使用几个课时讲课，每节课教师和学生进行什么内容应该一一对应。

3.课程内容

以第五章内容为例如下所示。课程内容应包括学时分配、每节课的教学任务与要求、学习方法、教学方法等。

附：本大纲 第五章 课程内容

第五章 炼焦化学产品回收与精制（16学时，授课12学时，复习小结4学时）

（1）教学要求：

a.掌握炼焦化学产品回收的概念、典型工艺流程，了解炼焦化学产品回收意义。

b.掌握煤气在初冷器中冷却的方法、工艺流程，了解煤气在集气管中的冷却。

……

（2）教学内容：

a.第一节 炼焦化学产品回收概述（2学时），重点讲述炼焦化学产品回收的概念、典型工艺流程，了解炼焦化学产品回收意义。

b.第二节 煤气的冷凝、冷却（2学时），重点讲述煤气在初冷器中冷却的方法、工艺流程，了解煤气在集气管中的冷却。

……

（3）教学建议：

换热设备引申到间-直煤气初冷设备，复习前面学过的化工原理课程中的换热器，并且应用于实际生产过程中，使学生体会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二、编写体会

通过自己制订教学大纲，我总结出教学大纲应该具备的一些特色：

1.前后连贯

由于本课程是专业课，所以制订过程中需要在上完专业基础课（基础化学、化工原理、化工机械基础等）后开课。

2.主次分明

由于本大纲是针对一年半学制的、高中起点的中专教学，所以课时有限，教学过程中要求主次分明，“掌握”内容重点讲解，“了结”部分略带讲解。

例如本大纲“炼焦技术”采用54个课时进行授课，而“煤炭气化”仅采用12个课时进行授课，就是由于一方面总课时有限，另一方面专业课《合成氨工艺》已经很详细地讲解了这部分知识。

3.紧跟时代步伐

根据当前煤化工发展现状，煤炭液化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结合我省“潞安集团”发展煤液化技术的现状讲解煤液化技术的重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附：本大纲 第八章 煤炭液化 （3）教学建议

（3）教学建议：

教学设计过程中根据实际课时情况确定本章的取舍。本章重点在煤加氢液化的反应机理；难点是常见的煤炭直接液化工艺和F-T合成工艺。结合我省当前企业发展煤液化技术的现状讲解煤液化技术的重要性。

4.学以致用

本课程的教学过程着重能力培养。以第五章内容为例，通过复习前面学过的化工原理课程中“精馏”知识，解决这节课“脱苯”的问题；注重在复习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应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脱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观念去接受新的工艺过程（粗苯回收），提高学习效果，使学生体会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附：本大纲 第五章 教学内容

……

f.第六节 煤气中粗苯的回收与精制（2学时），重点讲述粗苯的定义、回收工序、洗苯工序影响因素，了解粗苯的加工与精制。

g.复习（2课时），总结、复习、巩固本章内容的重点知识，结合《化工原理》内容中精馏单元的知识着重讲述洗苯工序影响因素。

5.注重学生素质养成

制订计划详细到每节课的任务，每章内容授完之后，做一小结。以填空、简答、判断等题型承载本章知识重点；课内完成这些补充的作业，表面以充实平时成绩，实际是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做完事情及时总结”的习惯，养成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

附：课内给同学们的小结作业题

一、填空题

1.我国煤炭可采储量仅次于美国、俄罗斯而居世界第（ ）位。

2.按选煤方法的不同，煤炭洗选可以分为物理选煤、（ ）和微生物选煤等。

……

二、判断题

（ ）1.煤化工是以煤为原料，经过化学加工将煤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燃料及化学产品的过程。

（ ）2.选煤是根据原煤中的煤与其中的矿物质、煤矸石等，杂质的密度、表面物理化学性质及其他性质的差别，清除原煤中的有害杂质，降低灰分、硫分和水分，改善煤炭质量的过程。

……

三、问答题

1.煤的成焦过程可分成哪几个阶段？

……

6.本大纲的缺陷

对于中职教育来说，任何一门课程都应该动静结合，理论、实践结合，有课内理论教学，就应该有相应的实践练习过程。

由于本课程是化工工艺专业的一门辅助专业课程，课时有限，所以重在理论教学，没有课内实训环节。另一方面，目前实训条件还不能满足这门课程的课内实训要求。这是本大纲存在的一个问题。

但是，学期结束后学生可以通过课外实践（毕业实习环节）巩固和实践本门课程的所学知识，只是这样的实训条件对这门课程不具有针对性。

三、实践结果

1.考核办法

通过本学期的学习和教学过程的进行，提升了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如何真实有效地反映学生学习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考核过程应该体现深入浅出、知识系统全面的特点，才能够真实反映同学们的实际水平。我在出考题的过程中反复斟酌，注意分析各种题型各自的特点。

（1）填空题。应考核知识重点；所需填空前后有提示；题量大，应涵盖所学知识面。例如第18题：“根据煤焦油沥青的软化点不同，可分为低温沥青、中温沥青、（ ）和超高温沥青。”学生基本不需要背，只要上课听讲了，就能回答上来。

（2）判断题。应考核知识重点，有明显错误，容易判断。例如第10题：“（ ）10.焦煤受热时能形成热稳定性能好的胶质体，不适合炼焦。”给出很明显的错误，上课听讲的同学都知道“焦煤”名字的由来――一种炼焦煤，前后矛盾，所以是错误的。学生基本不需要背，只要上课听讲了，就能回答上来。

（3）简答题。题量少、知识重点、分值小。同学们普遍不喜欢记忆，所以分值减少，而且是课内经常重复的重点，也能够答上其中的几条。

附：期末考卷

一、 填空题（每题1.5分，共30分）。

……

18.根据煤焦油沥青的软化点不同，可分为低温沥青、中温沥青、（ ）和超高温沥青。

……

二、判断题（正确的打“O”，错误的打“×”，每题1分，共40分）。

……

（ ）10.焦煤受热时能形成热稳定性能好的胶质体，不适合炼焦。

……

三、问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

2.炼焦生产中，装煤过程如何控制烟尘？

……

2.实践检验结果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化工G1002班的考核成绩还比较理想。

从成绩汇总情况可以看出，学生人数在各分数段内分布比较合理，整个趋势呈正态分布曲线。

参考文献：

[1]上海信息技术学校.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12.

篇2

作者简介：侯广辉(1973－)，男，山东枣庄人，管理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企业理论与治理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104－04　收稿日期：2007－06－10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再没有什么现象比不确定性更普遍了。而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治理不确定性(Knight，1921；Coase，1937)。组织通过边界变动对不确定性作出适应性调整。而在解释企业边界变动的诸理论中，交易成本理论无疑是最主流的理论，它认为组织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随后，经过很多学者的发展，交易成本理论日渐成熟。尤其是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将该理论“用于实际操作的努力”，对交易成本进行维度分析，进而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却很模糊：不确定性可能和企业边界之间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也有可能是动态变动。这种不一致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威廉姆森的解释逻辑存在问题；二是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二者的关系从集合概念上来讲可能是“相交的”，也可能是“不相交的”。那么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模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能否找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指导未来的实证研究?本文就是带着这个问题，首先回顾威廉姆森对不确定性企业边界治理的论述，并且对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深入探讨，找出问题所在，进而提出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

一、威廉姆森关于不确定性的企业边界治理的研究

威廉姆森(1985)也承认不确定性的重要性，“社会经济组织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但他自己在不确定性的研究上，由于过于偏重机会主义行为问题，偏重于人的策略，而逐渐偏离了其早期以及科斯关于不确定性作为环境要素的观点，从而未能全面地考察不确定性在影响企业边界中的作用。这也成为交易成本经济学备受批评的地方之一(David and Han，2004)。

威廉姆森(1975)在他早期的研究中，区分了两组因素：一是人的因素，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二是环境因素，包括不确定性和小数目条件。通过这两组因素来解释交易成本的来源问题。这两组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市场失灵。需要强调的是，威廉姆森这个时期的研究是将不确定性看作是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并认为人对未来环境不确定性的难以预测以及制定详细适应性的市场合约的能力不足造成了交易困难。因此，在人的有限理性的假定下，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变量。这和科斯原创的交易成本观点是一致的。但在威廉姆森后面的研究中，在交易成本来源的两组因素中，他更加强调小数目条件下的机会主义(1985)，特别是强调资产专用性作为小数目条件的决定因素，从而将资产专用性引入到交易成本分析中，将其作为决定环境变化以及触发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因素。由于资产专用性易于测量，所以对它的理论研究和经验验证成为企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但是容易度量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从最近的企业边界的外部化浪潮来看，把资产专用性作为组织效率的决定因素是值得怀疑的(Coase，1988；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它最多只是决定因素之一，而不能作为最重要的因素。

威廉姆森(1985)对不确定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他引用库普曼斯(Koopmans，1957)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指出许多不确定性具有行为的根源；引入“行为不确定性”这个概念，从而将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联系起来。他所定义的行为不确定性是指交易方策略性地隐蔽、伪装以及扭曲信息等。很明显，这种行为的不确定性深深烙上了机会主义的印记，这也是为什么机会主义在今天的交易成本理论中被看作中心行为假定的原因。但理解企业边界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机会主义本身，而是不确定性。机会主义只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并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Dietrich，1994)。

可以看出，库普曼斯和科斯以及早期的威廉姆森关注的不确定性更具有随机性，而威廉姆森后期提出的行为不确定性更加强调机会主义行为。而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通过纵向一体化可以减少这些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由于市场不完全导致的交易成本。但很显然，忽略另一种类型的不确定性，而采取这种宽泛的不确定性概念，在理论研究上就会出现不必要的争论。而利用这种理论分析框架指导实证研究，其结果肯定是模糊不清的。

二、不确定性的企业边界治理的实证结果不明确

(一)交易成本理论的实证研究结果模糊

交易成本理论关于不确定性的企业边界治理的实证研究经常在“自制或购买”(make-or-buy)决策中进行，而这种决策被认为是和纵向一体化同义的(Davidand Han，2004)。虽然有些实证研究支持高的不确定性程度应该采取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模式(Monteverde andTeece，1982)，但更多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不明确的，甚至是和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相矛盾的。比如，在较早的开创性研究中，沃克和韦伯(Walker and We-ber，1984)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汽车零部件产业中的自制或购买决策。他们使用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即量的不确定性(volume uncertainty)和技术不确定性(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来检验威廉姆森的效率边界假说。根据他们的定义，量的不确定性依赖于对零部件需求波动的估计以及在评估这些需求时的信心。技术不确定性是零部件规格和设计的变化引起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技术不确定性的增加没有导致更深的纵向一体化，而是出现了和交易成本理论预测相反的结果，也就是高的技术不确定性和低的纵向一体化水平相关。

同样，巴拉克里斯南和沃纳费尔特(Balakrishnanand Wemerfelt，1986)也证明了技术不确定性和纵向一体化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尤其当技术可能退化时，企业可能会依靠市场合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以保持适应性。而罗伯特森和加帝侬(Robertson and Gatignon，1998)的研究验证了技术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建立技术联盟而不是内部发展技术的假说，并且得出

了支持的结论。而在最近的研究中，摩勒等人(Mol eta1.,2004)通过多重回归方法分析了来自荷兰的189个企业的样本数据，得出了技术不确定性和企业外包程度正相关的结论。

另外，大卫和汉(David and Han，2004)在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进行的系统评价中，筛选出63篇实证文章的308个统计检验，并通过不同的维度对这些实证结果进行了检验，也发现实证结果是混合的。特别是环境的不确定性的经验支持水平是非常低的。从他们的分析结果来看，无论哪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其经验支持率和反对率都不高，结果相当模糊。这和资产专用性60％的支持率和4％的反对率相比，没有一种压倒性的趋势说明不确定性在分析中的重要性，这可能和不确定性度量标准的模糊性是紧密相关的。

(二)不确定性的分类以及实证研究结果

对于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两个分类：技术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多数学者对不确定性的验证只是关注其中一个方面，从而出现了使用同样的变量得到的验证结果却不一致的问题。我们将一些实证研究结果分类总结如表1所示。

而对不确定性进行分类之后，不确定性对企业边界的影响结果就变得相对清晰。贝尔纳迪(Bernhardt，1977)在检验制造商通过前向一体化减少需求波动时发现，当波动的来源是消费者需求时，一体化不能减少对制造商的需求冲击；但是如果冲击来自于零售商随机性购买需求，那么一体化可以减少需求波动。消费者需求的随机性导致了环境的不可预测性，而无法使用一体化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而零售商需求的不确定性，更多来源于零售商和制造商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回到了威廉姆森(1985)的分析逻辑，出现了内部化的倾向。萨特格里夫和扎赫尔(Sutcliffe and Za-heer，1998)认识到不同的经验验证结果可能归因于对不确定性的不同度量方法。因此，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初级的、竞争的和供应商的不确定性，并且检验它们对治理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初级的和竞争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治理相关联，而供应商的不确定性和科层治理相关联。

(三)实证研究文献评述

科斯(Coase，1937)在讨论“企业”这个概念的现实基础时，引用了罗宾逊夫人的话，“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的两个问题是：它们易于处理吗?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而科斯本人提出了交易成本的分析工具，认为他所定义的企业不仅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含义相吻合，而且可以利用马歇尔发展起来的边际替代概念进行分析，从而使得企业理论的研究可以满足可控性以及符合现实的两点要求。但威廉姆森为了使交易成本概念有意义，他需要偏离新古典经济学。而为了能使用新古典的工具，他又不得不接受不现实的假设(Lindenberg，1999)。他忽视对技术不确定性的研究，而重视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这个可以利用新古典工具分析的概念，从而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偏离了现实。如果全面考虑不确定性的影响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按照奈特(1921)的说法，降低不确定性的组织选择可能相当复杂，这是由于，“动用资源来减少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不确定性最大的活动。……对花费资源减少不确定性的结果就更无法确定了”。而迪屈奇(Dietrich，1994)引入战略行为来超越交易成本的静态分析框架。他认为通过增强的信任关系可以消除机会主义的威胁，并且提出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假设不适用于大量出现的结合了企业和市场特征的管理机构。而且他认为不确定性是和企业的经济意义极为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不能将这种不确定性归纳为交易成本。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关联的，威廉姆森提出的行为不确定性支持内部化，而包含技术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的技术不确定性却支持外部化。当技术不确定性程度很高时，企业趋向于避免昂贵的纵向一体化，而通过市场交易来保持战略的适应性。显然，通过企业边界模式来治理不确定性，需要关注行为不确定性，更需要关注技术不确定性。若只是关注其中的一种不确定性，只能使得实证研究的结论模糊。而在对不确定性进行明确分类之后，不确定性的实证结果相对清晰。因此，我们需要超越交易成本分析框架，提出一个行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相向变动的综合分析框架。这既能将交易成本概念纳入到模型中，又能体现当今世界技术快速变革对企业边界变动的冲击。

三、超越：不确定性的企业边界治理模式

梅纳德(Menard，1999)将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频率联系起来，他认为专用性更高的资产会增加不确定性，这是因为观察变得困难。而频率的提高却因更便利的观察交易者和交易环境而能减少行为不确定性。由此可以假设行为不确定性与资产专用性程度正相关，而与交易频率负相关。他将两个命题综合起来，得到下面的关系，如表2所示。

其中，指示值(从0到+++)用来表示行为不确定性的程度，从几乎不存在不确定性到非常高的不确定性。用函数形式表示

其中U是行为不确定性，AS表示资产专用性，F表示频率。这样就可以将威廉姆森(1985)的三个分析维度综合到行为不确定性一个维度中，从而将不确定性从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关键变量来分析。因此，我们可以从梅纳德的讨论出发，加入技术不确定性，从而可以得到一个函数关系式

其中，HT表示层级强度，UT代表技术不确定性，而UM代表行为不确定性。我们认为技术不确定性和层级强度是负相关的关系，而行为不确定性和层级强度正相关。那么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只是关注后一方面的关系。

四、结论

篇3

崔永元公益基金由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乡村教师的培训，属于社会公益组织。社会公益组织是非政府组织的一种类型。根据非政府组织的相关理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开展合作，也能够开展合作。我们知道，政府的基本使命和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包括社会公益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同样以提供公共服务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能。这两类组织具有相同的使命和职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具有各自的优势，但也都存在着弱点和不足。政府是社会公众获得公共服务的首选机制，具有整齐划一、资源充足、稳定而有保障的特点，但政府难以满足一部分人对公共服务的过度需求和特殊需求，特别是常常不能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还存在着浪费、低效率甚至官员谋取私利的根本缺陷。这被称为“政府失灵”。非政府组织基于部分社会成员的志愿精神而产生，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相比政府具有灵活高效、服务质量较高、对民众的需求回应迅速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拥有的资源不足、缺乏专业规范、视野狭窄等问题。这被称为“志愿失灵”。分析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弱点可以发现，政府的优势正好是非政府组织的劣势，政府的劣势正好是非政府组织的优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刚好可以取长补短，实现高效率、高质量地提供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因此，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类型，社会公益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具有必要性。

在现实层面，当前我国也存在着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进行合作的客观需要与现实可能。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体制转轨和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大量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我国政府面对着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出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状况。这就对社会公益组织为政府分忧解难，代替政府提供部分公共服务提出了客观需要。而要最大程度地、更好地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开展合作，共同提供公共服务。同时，我国的社会公益组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发展壮大起来，门类齐全，数量庞大，其中一部分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实力，具备了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现实可能与基本条件。因此，在当前的我国，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进行合作存在着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本文案例中，崔永元公益基金开展的培训乡村教师活动，无疑属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因而具备了社会公益组织与政府进行合作的先决条件。湖南省教育厅提出的“对民间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应由该组织依法依规组织进行，省教育厅作为政府机构，依照自身的职能职责，不宜代替民间组织直接发文和参与组织”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二、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的现实困境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存在着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开展合作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然而，现实中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进行合作的事例并不多见。由于政府官员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公益组织自身方面的原因，当前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合作存在着现实困境。崔永元公益基金与湖南省教育厅的合作难以实现，这在现实中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合作存在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官员思想观念落后。一些政府官员至今还抱有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理念，认为应该由政府包揽公共服务的提供，忽视非政府组织存在的价值，主张由政府独自向公众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务。另一些政府官员虽然不否认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提供部分公共服务，但他们认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并不存在太多合作，“政府的事政府管，NGO的事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来，政府不便出面参与和组织。”湖南省教育厅的官员显然持有的就是这种观点，他们的“三不”表态正是基于这种观念而作出的。还有少数政府官员甚至视非政府组织为政府的对立面和潜在的对手，认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会暴露出政府的失职，因此主张打压、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几种思想观念都会使政府部门不愿意与包括社会公益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

篇4

0 引言

望云煤矿分公司现采3#煤层。受庄头大断层（落差60~84 m）影响，井田内次生断层多，布置正规综采工作面难度大，直接造成大量的边角煤柱滞留回收问题。以前，采用XDY-1T型分体顶梁悬移支架进行边角煤回收，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面产量低，材料消耗大，安全生产条件差。

1 工作面概况

该工作面煤层厚4.4m，倾角3～6°，硬度f=1.5～2，局部夹矸石，厚0.10m左右，节理、裂隙发育，单轴抗压强度13.7MPa，单轴抗拉强度0.84MPa，属中等硬度煤层。煤层结构简单，赋存较稳定。工作面伪顶为炭质泥岩，厚0.2m左右，极易冒落，直接顶为中砂岩，局部含粉砂岩，可以随采随冒，老顶为中粒长石石英砂岩，质地坚硬，钙、硅质胶结，一般不易冒落，煤层底板为黑色泥岩或粉砂质泥岩，顶、底板硬度。顶煤冒放性为三类，适合于放顶煤开采。

1.1 工作面布置

工作面走向230m，倾斜75m，倾角平均5°采用“U”型方式布置，运输巷及回风巷均为单巷。全工作面75架支架，配备SGB620/40T型刮板机1部。

1.2 支护设计

根据矿压理论，工作面支架承受的最大压力为4~8倍采高顶板岩石的重量，现取8倍采高的顶板岩石重量计算：

P=k×h×L控×b×γ×g

=8×2.2×3.6×1.0×2.5×9.8=1552 KN

式中：

P——工作面上覆岩石所需支撑阻力；

γ——上覆岩层平均容重，取2.5；

h——工作面采高，2.2m；

L——工作面最大控顶距，取3.6m；

b——支架宽度，0.96m；

g——重力换算单位，取9.8；

k——上覆岩层厚度和采高之比，一般为4～8，取8。

所选用的ZH1600/16/24ZL型支撑式液压支架，额定工作阻力1600 kN，经验算比较，所选支架支护强度符合要求。

ZH1600/16/24ZL型整体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参数如下表1。

2 与XDY-1T型分体顶梁悬移支架放顶煤工作面对比

2.1 XDY-1T型分体顶梁悬移支架存在问题

2.1.1 移架、支柱时，工人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高。

2.1.2 支架横向稳定性较差，老空顶煤回收率超过70%。顶板来压时，老空方向推力容易推跨工作面支架而发生安全事故。

2.1.3 全工作面铺顶网，金属网消耗量大，吨煤生产成本增加4元，后工作面顶煤回收率也受到一定影响。

2.1.4 工作面支架支柱支护工作阻力较低（18MPa），顶板来压均需支设大量戴帽中柱，坑木及单体柱消耗量均较大。

2.2 ZH1600/16/24ZL型整体支架优点

2.2.1 移架操作时，工人只需操纵集控阀组将前后4柱同时提起前移，动作简化，速度快，工人劳动强度降低，回采工效有效提高。

2.2.2 支架稳定好，不倒架。工作面所有支架通过托梁系统连为一体，使得支架稳定性及安全性大大提高，工作面不会出现倒架、扭架现象。即使支架上方出现局部空顶现象（宽度≤3m，高度≤1m）或未支撑好，相邻支架将抬着该支架并帮其支护顶板。

2.2.3 护顶面积大，放顶煤不用铺网。该支架顶梁采用整体箱式结构，宽0.96m，长2.6/3.0m，护顶面积可达到95%以上，对顶板实现了全封闭管理。破碎顶板工作面不会出现漏顶现象，也不会出现分体式支架的网兜现象。

2.2.4 对松软底板工作面适应性较强。该支架在坚硬底板工作面使用时，可不用底盘；在中软底板工作面使用时，支架可两前柱共用一个底盘，两后柱共用一个底盘；若工作面底板非常软时，支架前后4柱可共用一个底盘，底盘面积可达1.2m2以上，可有效解决工作面支柱严重穿底现象。

3 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

由于整体顶梁悬移支架护顶面积大，基本取消了铺设金属顶网工序，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后工作面顶煤的回收率，但支架后侧流矸可能会大量涌入工作面发生伤人安全事故。

3.1 解决办法

3.1.1 根据煤层倾角合理布置工作面，尽量采用仰采方式。一方面，可以防止放顶煤和移架过程中支架上方矸石大量涌入工作面，同时也可防止采空区侧冒落的顶板矸石冲击支架后柱。

3.1.2 禁止正对放煤口捅煤，大块煤可临时提起1棵后柱，严禁将支架两后柱同时升起，防止大块煤矸涌出伤人。必要时，采用防串矸设施进行临时遮挡，流入采场的大块矸石要尽量堆放采空区侧。

3.1.3 移架应选择采用邻架操控方式，所移支架前后5m内严禁无关人员驻留。

另外，由于该支架为整体顶梁悬移支架，工作面所有支架均被托梁套联接成一整体。虽支架横向稳定性得到加强，但支架组合梁上下、水平弯曲的活动空间也因此受限。工作面内局部坡度较大、顶板出现较大高低错差或者遭遇地质构造时，就容易造成局部地段空顶接顶不实现象，或发生支架上串、挤架、损坏托梁问题。为此采取：

3.1.4 加强工作面“四直、一平、二畅通”管理力度，即：煤壁直、煤溜直、支架直、托梁直、支架平、工作面上下出口保持畅通。

3.1.5 工作面回采过程中，若遇地质构造或顶板不平时，在开帮煤后应及时在支架顶梁上方铺垫小方木接顶处理，保证支架接顶严密；顶板破碎，片帮严重时，须在支架上方铺设金属顶网。

篇5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提示了智慧的核心——道德，彰显了教育的道德意义

智慧一定要和道德牵手，道德是智慧的核心。孔子在阐述智慧时总是与道德——仁相提并论，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者，智慧也。智与仁的并提，不仅表达了对人格完美的评判标准，而且将仁纳入智的内核。

李吉林的智慧是用道德、用美德来支撑的，情境教育始终充溢着道德意义。情境教育的创生源于她对教育现状的不满与批判，基于她对儿童真切关注和发展的深切的关怀。是这种道德感让她重新思考小学语文教学，思考教育，以此建构起情境教育。她这么说：应试教育下的语文，“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甚至改变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性质，延误了儿童发展的最佳期，扼杀了儿童的天赋才能，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是道德，是作为教师的社会良知和教育责任，让李吉林有了勇气，有了方向，生长起研究和建构情境教育的智慧。

在情境教育的开发与展开过程中，李吉林把握了一个教育的重要维度——道德的情感维度，即重视情感在道德中的特殊价值和独特功能，又让道德成为情感的理性引领。把情感与情感中的道德感统一在一起，融和起来，就确定了道德的情感维度。情境教育正是用这一维度让教育温暖起来、美丽起来、智慧起来。这样的教育具有最幸福的表情——快乐。试想，假若道德从教育中抽离，道德从智慧中剥离，那还称得上教育的智慧吗？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智慧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彰显了智慧的民族品格和世界胸怀

情境教育既汇聚、表达了东方的教育智慧、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又汲取、回应了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深情呼唤。它在内涵上把民族的、世界的，传统的、现代的结合、统一在一起，本革中有着国际视野，国际视野中又有着本土行动。这种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身就是一种智慧。这样的智慧既有根，深深地扎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又有眼，瞭望全球的教育风景。也正因为此，才让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走上了国际教育讲坛，与世界对话，与大家分享智慧。

李吉林对民族智慧的态度和方式是：吸取、坚守与优化。她的目光始终投射在民族文化的经典中。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她领悟了民族智慧的精髓，尤其是中国古诗词的“意境说”。她研读“意境说”，从中提炼出“真、美、情、思”，作为情境教育构架的核心元素，凸显情境教育的“形真”、“情切”、“意远”、“理寓其中”的鲜明个性和独特优势。这一个性和优势，说到底是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文化个性和智慧优势。

李吉林对世界教育改革智慧的态度和方式是：借鉴、整合、尝试。她觉得“外语的情景教学训练语言生动而有趣，仿佛是在生活中学语言”，由此产生了移植的想法，并积极尝试来自大洋彼岸的做法。她的“移植”、“尝试”是领悟后智慧的迸发，是与民族文化整合的结果，智慧自然就在整合之中。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智慧的实践品格和理论品格，生发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并把两者统一在一起

在智慧的范畴中，既有理论之维，又有实践之维，它们指向不同的领域。李吉林具有丰富的实践智慧。在她那里，实践智慧包含三层含义：关注实践、研究实践，这是一种智慧的行动；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实践中能生长起智慧。她的实践智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研究、改革从问题出发，以问题的发现、研究和解决过程，推动实践活动的智慧展开。二是坚持研究、改革要重视经验。经验是实践的结果，又是实践的提炼，经验也让教师获得自信。三是研究、改革以课程开发、课堂教学为现场，因而李吉林对教师的指导最具现场感，最具实践性和操作性。

李吉林并不排斥理论思维，相反，她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上创生理论智慧。而且她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引领性和提升性。更为重要的是她把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结合起来，形成了巨大的智慧张力。这种智慧张力体现在她的话语方式、风格上。她的话语是质朴而诗意的，但又有理论的含量，不生涩，不浅庸，平常中深刻，深刻中浅显；体现在她的概念系统的建立上。她所归纳的情境教学促进儿童发展的五要素，“以培养兴趣为核心，诱发主动性；以指导观察为基础，强化感受性；以发展思维为核心，着眼创造性；以情感为动因，渗透教育性；以训练语言为手段，贯穿实践性”，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概念系统；体现在关于情感与理性关系的理解与把握上。她以情感为动因、为纽带，激发儿童学习和发展的动力，但她始终把情感与理性结合在一起，因而情境教育中，情感并不肤浅，相反很深沉；理性也不冰冷，相反洋溢暖意。实践与理论两个智慧维度，形成了李吉林教育的文化气象。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大智慧，揭示了智慧的灵魂——创新

智慧有大小之分。李吉林是大智者，因为她十分关注并着力研究教育中的大问题——儿童、儿童发展。

李吉林心系儿童，以主要精力钻研这门学问，获得了关于儿童与儿童发展的智慧。她不止一次地说：“不断地走近儿童，每日欣喜地凝望着一个个鲜活、晶莹的生命，目不暇接的画面、曼妙的歌唱、天籁般的欢声笑语……伴随其间，让我倾听儿童心灵纯真的童声，追记儿童心灵美妙的音符，像演奏家触摸心爱的琴弦那样，轻抚儿童情感的微波和浪花，并且努力地去把握它的节奏，去美美地猜想着那童年的梦幻和憧憬……”儿童是情境教育的主语，儿童成了最真实、最鲜活、最丰富、最美妙的情境。提出情境教育，本身就是基于对儿童智慧的充分尊重、认知和开发。儿童给了她智慧的启迪，她又用情境教育点燃了儿童的智慧，而儿童智慧又点燃了成人世界、教育世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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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长”的思想体系是什么？

作为读者，阅读的过程常常是获取思想的过程。在《用生长定义教育》一书中，有着孟先生多年来追求的“生长教育”思想体系。他对中外“生长教育”的思想作了系统的梳理，最终形成了独到、深刻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这是一种“思想之思想”，大致有以下三个识别点。

一是厘清了“生长教育”的思想脉络，为“语文生长课堂”找到了根。袁振国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晓东就像一个探索者，背着简单的行囊，以纯朴的学者之心，循着教育历史的足迹，与教育大家对话，从卢梭到杜威再到陶行知，他为生长教育找寻精神与理论支撑。在这种深邃的追根溯源中，他厘清了关于‘生长教育’的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在阅读中，我深深感受到：“生长”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名称，既是孟先生对教育的核心认知，也是他对儿童发展的核心期待。当教育事关儿童生命成长的重大使命时，我们不得不佩服孟先生“在学生的生命里种下一棵树”的教育理想，这不仅仅是他对杜威“教育即生长”的深度阐发，更是他关于教育意义的哲学思考和生命感悟。

二是阐释了“语文生长课堂”的基本理念，为“语文生长教育”找到了魂。真正的教育思想既要扎根课堂，又要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孟先生对“语文生长课堂”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教学主张。他说：“课程不是知识的载体或学习内容的运输线，而是人与知识相遇的场域；课程改革应该让儿童站在课程的中央，将教学活动投放到课程的广阔背景之上。”这样鲜明且坚定的教育观的背后是孟先生崇高的教育情怀和开阔的教育视野，它和教师观、学生观、方法观、教研观和评价观一起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

三是突出了“语文生长教育”的阵地建设，为“语文生长团队”找到了家。教师的修养和人格魅力将影响儿童是否能茁壮生长。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者的个性、思想信念及其精神生活的财富，是一种能激发每个受教育者检点自己、反省自己和控制自己的力量。”孟先生积极诠释“生长教育”的内涵，努力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开辟语文教育的新天地。他的学术修养和人格魅力不仅滋养了学生，也滋养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

二、“生长”的文化愿景是什么？

在孟先生的思想世界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景式力量，这种愿景既是一种宏伟蓝图，也是一种可视目标。在《用生长定义教育》一书中，孟先生提出了三个愿景。

愿景一：儿童生长。书中说：“教育，是为了儿童的生长。这不仅是一种教育观的改变，而且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水岭，是教育的丰碑。”“语文生长课堂应该站在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来建构，这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也是师生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孟先生对儿童的解读在书中随处可见，他特别告诫读者：“儿童是一个正在生长过程中的人，还没有成熟，还没有确定，还没有完成。有巨大的潜能，也有很多的不完善。”因此，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教育不仅仅是给儿童以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儿童有梦想和追求，有生命之精神。

愿景二：语言生长。语言不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思维的工具。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语言具有独特的意义。孟先生的语文生长课堂充满着审美和诗意的语言教学，它扎根于语文的学科性质，体现出语文的课程特质。在审视语文课改生态现状的同时，孟先生倡导站在儿童生命生长的高度，以动态生成的方式去建构语言的生长，为语言的生长而教。他认为“语言可生长”“语言须生长”“语言生长的内核是言语素养”，呼吁语文教师要努力让儿童在语言生长中发育和丰满自己的人生品格。

愿景三：共同体生长。孟先生不仅自己进行教育研究，还和一批同仁组成了一支语文生长教育的团队，在省内外播种语文生长课堂的种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语文生长现象”。孟先生期望每一位教师都能追寻“教学相长”这个古老而质朴的教学真理，在蓬勃生L的过程中点燃儿童生命的火把。

三、“生长”的智慧境界是什么？

作为教育人，我们可以将传统教育思想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存在形式，也可以在传统教育思想中融入对现实的渴望，催生出新的教育思想。《用生长定义教育》走过了一条教育思想的长河，这是一条从过去经现在，又流向未来的河。换一个角度来说，《用生长定义教育》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通向语文天地和广阔人生的彩虹桥。而这，就是我要说的智慧境界，一种“转识成智”的风度和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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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4

1 引言

智慧是人类最重要的积极人格特质之一，是实现美好生活（good life）的重要资源，它为人生中诸如怎样获得有意义和幸福的生活等问题提供洞察与指导（Bares&Staudinger，2000）。自古希腊与先秦起，东西方思想家就对智慧展开了探讨。但或许是由于行为主义学派以及智力测验与智商（IQ）概念的流行，“智慧”在1970年代以前只约略出现于Erikson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中，1984年之后由于有关高龄者智能发展的研究而渐受瞩目，到1990年代后期智慧主题又因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兴起而更受重视（Baltes&Staudinger，2000）。至2005年止，智慧心理学研究在以下4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智慧的概念与结构。研究者沿着内隐理论和外显理论两种研究取向，采用描述特征词等级评定法、智慧者提名法、自传式叙述法、出声思考法以及实验法等调查外行人和专家学者心目中智慧的概念与结构，并比较了不同年龄、性别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对智慧理解的差异；（2）智慧的理论建构。研究者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建构出各自的智慧心理学理论，如BaRes和Smith（1990）等的柏林智慧模式、Sternberg（1998）的智慧平衡理论等；（3）智慧的测量方法。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理论观点建构出智慧的心理学测量方法，如Baltes和Staudinger（1993）、Sternberg（1998）开发的与智慧相关表现的问题情境测量模式等；（4）智慧的应用。研究者开展了丰富的智慧教育实验，在中小学校掀起了智慧教育的热潮（sternberg&Jordan，2005）。自2005年至2012年的7年中，随着研究视域的开阔、研究方法的改进、智慧教育的推动，尤其是一些来自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物学的新证据，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智慧的心理学研究在其定义与结构、类型、测量方法以及与其他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新进展，及时系统、深刻地对近7年中外智慧心理学研究最新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有助于启迪人们在未来更好地开展智慧的心理学研究。2智慧的定义与结构

什么是智慧？它由哪些成份构成？至今尚未获得一致性的定论，表1对近年来主要的智慧定义与结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与归纳。

从表1可以看出，智慧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被定义为一种知识系统（Baltes&Staudinger，2000）或是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实践智力的成份之一（sternberg，1998）。但同时研究者又相信：智慧还包含旨在帮助自己和他人获得美好生活的善良动机，因为智慧必须是：（1）有助于自己和他人获得福祉的；（2）有助于个体有效协调自己的认知过程和善良道德品质的（Baltes&Staudin～er，2000）。或如Sternberg（1998）所言，使智慧区别于（实践）智力的是它朝向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Ardelt（2003）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知识系统转化为认知（对信息的接收、处理与应用）与反思（直觉力、洞察力），将朝向公共利益转化为情感（同情、怜悯、关爱他人），并将智慧视为这三者相整合的人格特质。可以发现，这些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蕴含有“德才兼备方是智慧”的思想。同时，Webster（2003）、Brown和Greene（2006）等采用因素分析法，Bluck和Glfick（2005）、Meeks和Jeste（2009）、Hall（2010）等采用文献分析法，都得到了类似的智慧构成成份。若对以上各种智慧成份进行同义项合并，那么“知识”、“认知能力”、“洞察力”等可概括成“聪明才智”（才）；“良好人格特质”、“良好情绪与情绪反应”、“善良动机”等可概括成“良好品德”（德）。因为与“良好品德”相比，“良好人格特质”与“良好情绪与情绪反应”更倾向于是一个中性词，而有些良好人格特质以及善于调控和表达情绪，不仅真正的智慧者常常拥有它，像希特勒这样的愚蠢者也常常拥有它（sternberg，2004）。综合来看，近几年的智慧定义与结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一般都承认“德才兼备方是智慧”，一般都主张智慧在本质上是良好品德与聪明才智的合金，是良知与良行的有机统一。为此，根据这一最新研究取向并结合多种智慧定义，我们明确提出智慧的德才兼备理论，并主张智慧是：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兼备的综合心理素质，主要南聪明才智与良好品德两大成份构成（Wang & Zheng，2012；汪凤炎，郑红，2008，2011）。智慧的结构如图1所示。

3 智慧的类型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测量智慧以及在实际情境中应用智慧，研究者将智慧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2。

从表2来看，Kahn（2005）基于进化心理学视角，从是适应常态环境还是适应异常环境将智慧分为常规智慧与应变智慧，并认为常规智慧提供了一套稳定的行为信念和规范来帮助人们适应常态环境，而应变智慧努力寻求的是思维和行动的变化。这种分类看到了智慧具有“有效性”和“德才兼备”等两大特性，但常规智慧更像是一种、一套或多套实用知识（包括经验在内）和记忆的正常应用，这些内容并不一定能被描述为智慧，因为其内并不一定包含智慧的重要特征——新颖性。Cowan（2009）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提出群体智慧和组织智慧，群体智慧与群体动态、团队绩效等领域相关，是研究群体功能和产品的主要方法，组织智慧与作为领导力维度的组织学习、领导力的类型、组织中信息处理的最高水平、组织情境内的知识、伦理和行为以及组织学习中的判断和决策等概念相关联。这种划分为管理领域的智慧管理以及领导力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Staudinger和GlUck（2011）基于哲学上第一人称本体和第三人称本体的观点将智慧分为个人智慧与一般智慧。根据他们的观点，Webster（2003）和Ardelt（2003）等的智慧概念与测量属于个人智慧取向，而柏林智慧模式（Baltes & Staudinger，2000）和智慧平衡理论（Sternberg，1998）则属于一般智慧取向。这种划分为智慧的测量与干预提供了便利。Wang和Zheng基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依据智慧里所包含才能的性质不同提出了德慧和物慧（Wang&Zheng，2012；汪凤炎，郑红，2008，2011），并根据个体在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同，将智慧者分为德慧型、物慧型与德慧和物慧兼有型三种。这种分类为看清智慧的本质以及在智慧教育中开展因材施教提供了新依据。

综上来看，智慧的分类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分类的视角与标准不够统一，划分出的类型也不尽相同。未来研究应该整合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采用多种方法加以验证，以形成科学合理的智慧类型。

4 智慧的测量

在智慧的测量上，Bakes和Staudinger（1993）曾主张用“最佳行为来测量智慧”，具体做法是：事先设计一些有关个体生活管理方面的问题，然后根据被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来评价其智慧水平的高低，这属于用假设情境来测量个体的智慧。Ardelt（2004）认为，假设情境并不能充分测量出个体的智慧，其评估的结果只是被试所拥有的专家知识的数量或是与智慧相关的知识与判断技能，其测量的是假设的被试关于智慧的表现，而不是智慧本身。相应地，Ardelt主张在个体的真实生活情境中测量个体的智慧，主张用“最典型行为来测量智慧”，采用的是类似于人格测量的自陈量表。目前，自陈式量表成为智慧测量的主导工具，见表3。

Ardelt（2003）的三维智慧量表包含39个项目，采用5点Likert式量表计分。在老年人样本中，3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8、0.75、0.74；3个维度的相关系数在0.30—0.50之间（Ardelt，2003）。在大学生样本中，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1、0.75、0.66；相关系数在0.44～0.48之间（Ardelt，2010）。在不同年龄的国际样本中，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1、0.75、0.70；相关系数在0.45～0.49之间。3D-WS与环境掌控、主观幸福感、生活目的、以及主观健康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症状、死亡逃避、惧怕死亡以及经济压力感存在负相关（Ardelt，2003）。3D-WS与宽恕、心理幸福感以及SAWS的情绪管理与幽默维度存在正相关（Ardelt，2011）。Webster（2007）的自我评估智慧量表包含40个项目，采用6点Liken式量表评分，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重测信度=0.838）、内部一致信度（cronbach α=0.904）以及结构效度，能有效预测愚蠢（负性的）、繁衍感以及自我整合感（Webster，2007）、领导风格、宽恕、心理幸福感及社会赞许回答水平（Webster，2010）。但在因素分析中，幽默的因素负荷得分较低，还需要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Brown和Greene（2006）的智慧发展量表包含71个项目，采用7点Likert式量表评分。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在0.84-0.88之间，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3-0.86之间。Greene和Brown（2009）采用专家和大学生两个样本的研究显示，WDS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但学习意愿有别于其他维度；专家样本比大学生样本的区分效度更好；WDS与Iowa量表存在较好相关，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该量表能够在促进智慧发展的组织机构和干预措施的综合测评中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智慧的自陈量表测量取得了较大成功，成为目前智慧测量的主导工具，但是该类测量也有缺陷：一是它采用了大量与人格相关的维度、项目以及表达方式，使其测量结果看起来与人格特质的测量更为接近，让人无法看清到底是测量了智慧还是智慧人格；二是它与智力测量相关较小，其原因在于自陈量表只是测量了个体内在的知识经验与情感表现，缺少了与个体外在智慧行为表现相关的行为操作测量。未来研究应该同时兼顾内在智慧特质与外在智慧行为的两种测量。

5 智慧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近年来，研究者对智慧与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探讨，得到一些新结论与证据。

第一，智慧与年龄。研究认为，智慧不会随年龄而自然增长，但个体的生活经验、道德推理、人生态度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从而有助于个体智慧的提升。Ardelt（2010）研究证实，那些追求智慧的发展和那些愿意且能够从生活经验中学习的中老年人的智慧会随其年龄的增长而提升。Brugman（2006）研究发现，智慧并不是老年化本身的结果，只有那些最优化地使用他们人生经验的老年人随其年龄的增长而易于获得智慧。Grossman等（2010）研究显示，尽管老年人的流体智力或问题解决智力有所下降，但老年人展现了更好的社会推理能力。Hall（2010）通过大脑成像实验显示，老年人在情绪管理上表现更好；理性决策最重要的大脑区域一前额皮质一是积极老年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第二，智慧与性别。研究认为。个体智慧的性别差异较小。Gluck，Strasser和Bluck（2009）研究发现，在被试按智慧的重要性评定智慧的特征中，性别差异很小，但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认知取向；在被试报告他们所经历的智慧事件中，男性大多报告了工作中的事件，女性报告了家庭事件以及与死亡或疾病有关的事件；在被试描述的男性智慧者和女性智慧者中，性别差异也相对较小。Ardelt（2009）采用3D-WS对男性和女性智慧者进行研究，发现智慧与性别无关，然而，女性在智慧的情感维度上得分比男性高，相反，在老年群体中，男性在智慧的认知维度上超过女性。在智慧的三个维度上，男性与女性之间没有发现显著差异。从智慧的整体性来看，智慧既不具有男性的刻板特征，也不具有女性的刻板特征（Aldwin，2009；Ardek，2009）。

第三，智慧与文化。研究发现，不同文化对道德智慧和自然智慧的重视程度不同，东方文化更重视道德智慧，西方文化既重视道德智慧又重视自然智慧（王立皓，2011）。究其原因，Brugman（2006）认为，现代西方的智慧概念主要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自古就有既注重个人幸福又注重知识运用的传统，从而在智慧的专家定义与外行人定义中都有明显的道德智慧与自然智慧取向。相反，东方的智慧概念倾向于不太重视物质世界，而重视控制个人欲望和放弃物质享受，通过道德修炼通达天人合一境界，从而更加重视道德智慧（ArdeR & Oh，2010）。Takahashi和Oregon（2005）还认为，东西方智慧的文化差异与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有关，西方文化多采用分析模式，强调知识与认知的复杂性；而东方文化多采用整合模式，关注知识与道德的整合。研究也发现，智慧的基本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几千年发展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Jeste & Vahia，2008）。

第四，智慧与教育。研究认为，智慧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有效提升。Gliick，Bischof和SiebenhUner（2012）认为，培养智慧中的认知成分，尤其是认知能力与对他人的关注，是中小学生智慧教育的重要内容。Sternberg，Jarvin和Grigorenko（2009）提出，应将通过教给学生某种技能和思维方式以促进其智慧的发展作为教学课程的一部分。此类智慧课程应该包括阅读经典智慧著作、训练辩证思维、鼓励学生反思和讨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等。此外，应该鉴别出智慧发展的关键期，从而使有些技能可在生命的早期得到培养，如共情与正念（mindfulness）可在儿童期进行培养，尤其是在幼儿园和小学进行正念训练能够帮助儿童集中注意力，以及学习感知自我、他人以及周围世界。塑造接纳、尊重以及不自私的价值观，鼓励道德观和价值观差异讨论的家庭氛围也是重要教育内容。在纽约州为退休者设置的“作为技能的智慧”课程中，Trowbridge（2007）设计了三项智慧训练活动：通过阅读哲学、宗教学和心理学文献学习智慧；通过训练与智慧有关的人格特质如同情、开放性和公平发展智慧；在实际生活情境中练习智慧，如按杂志上的目标智慧地行动并与他人分享。

第五，智慧与人格。研究发现，智慧与人格存在较高关联。Staudinger，D6rner和Mickler（2005）认为“智慧地思考”与包容以及开放的心态有关，而后者恰恰是大五人格中“经验开放”维度所包括的内容。Ardelt（2008）也认为仁慈有爱心、开明有深度、谦虚且低调以及其它整合认知、情感、反思、行动四方面的特质都是智慧者所拥有的典型人格特质。领导力理论研究认为某些人格特质使得一些人更容易成为领导，尤其是智力、判断力、外向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控制力、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与领导智慧最相关的人格特质（Foti&Hauenstein，2007）。Gltick和BaRes（2006）在一项询问被试在面临生活问题时不是他们将要做什么而是一个智慧者将如何反应的实验中，发现有三项资源的整合能够增进智慧：晶体智力（使用知识的能力）、生活经验、自我管理和对成长开放的人格特质，并认为智慧是“为达到某种智慧结果的人格特质。”

第六，智慧与思维方式。研究认为，智慧可以通过思维方式的训练得到促进。Staudinger，Kessler和Dǒrner（2006）研究发现，通过教给被试一种特定的知识搜索策略，或是有关怎样从个人经验中做出推断的洞察力的教导（如生命回顾）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智慧。在Kross和Grossmann（2012）的实验中，主试引导被试推理具有深刻意义的个人问题，如失业者在经济萧条期的职业期待，让被试出声地从远景和近景两种角度推理经济衰退对他们就业的影响，经过干预后，发现从远景视角看待问题更能有效地促进个体的智慧推理能力（辩证思维，知识人性化）、态度（与合作相关的态度认同）以及行为（愿意参加合作）。Sternberg，Reznitskaya和Jarvin（2007）在美国中学提出的与智慧相关的指导中，要求教师帮助学生辩证地和问答式地思考，如训练学生思考他们是怎样学习一切的，他们是怎样认识一切的，以及一切是怎样被用于更好的或是更坏的目的的，以促进个体智慧的发展。

第七，智慧与智力。智慧与智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既相对独立在一定条件下又相关的非线性关系。神经生物学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智慧和智力存在着共同的活动脑区。Meeks和Jeste（2009）对智慧的神经成像和脑区定位的文献分析发现，智慧需要大脑精密地配合与整合这些区域的活动：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参与对自我保护必要的、理性的、缜密的和运算的活动）、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参与种类生存所需要的友好的、支持的、社会的以及情绪的行为）、前扣带皮层（检测和减轻前额叶皮质的两部分的冲突、参与身份的冲突、情绪稳定性以及明智决策）、杏仁核与纹状体边缘区（反馈回路）。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假定的由前额纹状体回路和前额边缘回路组成的智慧神经生物模型，并认为智力、推理和智慧在脑区定位中存在部分重叠。Jung和Haier（2007）在对人类智力与推理的神经成像文献分析中提出了智力的顶额叶联合理论（Parieto-Frontal Integration Theory，P-FIT），并认为几个明显涉及顶额叶联合的脑区有助于智力与推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BAs 6，9，10，45，46，47，），下顶叶（BAs 39，40）和上顶叶（BA 7），前扣带回（BA 32，），颞叶（BAs 21，37）和枕叶（BAs 18，19）内区域，白质（即弓状束）也有涉及。然而，智慧与智力也存在重要区别：首先，智力倾向于指个体与生俱来的聪颖度，具有一定的超文化性，智慧倾向于指个体通过后天的知识经验而获得的聪慧度，具有一定的文化相对性和后天习得性（汪凤炎，郑红，2008）；其次，智力主要涉及个体的聪明、才智，而智慧不仅是对知识或智力的明智运用，还与如同情、以他人为中心以及利他主义等的亲社会态度与行为相关（e-g.，Ardelt&Oh，2010）；最后，智力与智慧和个体的成就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同。研究表明，智力与个体的成就和幸福感之间相关不够显著，而智慧与个体的成就和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Bergsma & Ardelt，2012）。

6 研究展望

综上来看，在近7年的研究中，智慧的定义、结构、类型、测量以及与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具有重要价值与启示意义，未来研究应该继续沿着这些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第一，纵深探索智慧的概念与结构。虽然智慧的实证研究在近年来才算真正开始，但对智慧概念的探讨却是一个古老话题，在PubMed数据库中采用“智慧”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至2008年，有关智慧的研究文献增加了7倍（Meeks&Jeste，2009，），然而，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智慧定义。通过对近年来智慧定义与结构研究成果的梳理看，智慧可能涉及实践智力的运用、使用知识谋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情感与知识的整合等，这些结论都从不同侧面暗示聪明才智与良好品德的有机统一乃是智慧的本质。未来研究还应该采用多种实证方法沿着这两种成份进行深入探究，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思考这两种心理成份在个体智慧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在个体不同年龄阶段中的发展程度等系列问题。

第二，继续拓展智慧的研究方法。以往的智慧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了描述特征词等级评定法、智慧者提名法、自传式叙述法以及出声思考法等，由于智慧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以及研究者调查的人群和研究视角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缺乏良好的可比性。今后还应该编制出信效度良好的问卷，多采用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设计构思巧妙的实验以深入探讨智慧的概念、结构以及厘清不同文化背景中智慧的差异。在以上研究回顾中还发现，在有关揭示智慧发展的生理与心理机制的研究中，尚未发现有人运用脑电和脑成像（ERP，fMRI）技术直接探讨智慧的脑神经生理机制，只有少量综述性文献对与智慧相关联的大脑区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Jung & Haler，2007；Meeks&Jeste，2009；Jeste & Harris，2010；Hall，2010）。因此，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利用神经心理学的方法，如ERP或fMRI技术，以期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揭开智慧的大脑奥秘。譬如，智慧的生理机制主要位于大脑的哪个区域？能否通过fMRI技术确定智慧者和非智慧者之间、不同科学领域中智慧者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智慧者之间大脑活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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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智慧，主要是指人们运用知识、经验、能力、技巧等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的本领，同时它更是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中个人生存、发展状态的积极审视、观照和洞察，以及对于当下和未来存在着的、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明智、果断、勇敢地判断与选择的综合素养和生存方式。

智慧课程

智慧课程是在智慧教育实践基础上设计的。智慧教育则是以美德为支撑、以能力为核心、以提升学习、审美、创新等综合素养为目的的综合教育；智慧教育践行“以智慧育人，育智慧之人”的理念。而智慧课程则是智慧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主要载体，也是智慧教育的成效体现之一，是智慧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

“3H”智慧课程

“3H”智慧课程即指在国家课程总目标的基础上和学校“智慧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学校课程设置突出对“智慧之人”的培养的课程（如图）。

“慧心课程”是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在以学科为基础的“慧心课程”中实现生活态度与能力的培养。每一个课程均有他鲜明的智慧标识，如智慧数学，从“大问题”开始；品德课程则通过德育处的“综合素养提升课程”的开发，愈加校本化，折射出鲜明的“体验”特色。在“慧心课程”中，孩子的定位体现的是一个终身“学习者”的角色。

“慧思课程”是拓展课，是基础课程的延伸。该课程以体验为基础，实现知识的延伸与实践能力的转化，如语文的“快乐国学”，数学的“趣味数学”，英语的“快乐英语”等。学生在这里彰显的是儿童的天性，是快乐的体验者，为全面、和谐发展打下基础。

“慧行课程”以活动为基础，满足学生潜能的发展。它以教师的特长和学生的发展需要相结合，实现菜单式的课程选择，学生不仅是体验者，更是成功的“创造者”。

“慧心课程”“慧思课程”“慧行课程”汇总成“3H”智慧课程，如三个齿轮一样咬合、叠加，在情感态度、思维习惯、行为能力三个维度上达成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二、“3H”智慧课程设计背景

“3H”智慧课程是在上芬小学“智慧教育”实践基础上设计的。上芬小学以“智慧教学”（见“智慧教学12345范式”）为教学特色，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走向“智慧教育”――以“智慧”为关键词，对上芬小学的办学特色进行顶层的思考和整体的设计。

上芬小学的智慧教育实践体系如下图。

智慧课程是实施智慧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是智慧教育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3H”智慧课程的构想主要源于以下思考。

1. 特区教育的使命感召

深圳市教育局局长郭雨蓉说过：“深圳教育要坚持做有使命感的领跑者。”上芬小学，既有原“村小”的身份――创建于1976年，从几间教室、二百多名学生开始逐步发展到现在的2.4万平方米、三十多个教学班的规模；又有毗邻深圳北站的前沿地理优势――时代的发展，上芬小学周边一跃成为龙华新区的“新贵”一族，成为特区的“新中心”。 在历史积淀薄弱和教育需求高位攀升的矛盾中，上芬小学始终有一种使命感，紧迫感：如何快速发展，成为区域教育的“领跑者”之一。

同时，从2001年起，国家掀起了课程改革的浪潮；2010年，国家和特区教育均进入了二期课改时期――十年的课程试验、探索、实践、反思，使上芬小学的课程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深入思考和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使命感召下，上芬小学选择了“智慧”一词来指引学校教育的发展。

高尔基曾说过：“智慧是一切力量中最强大的力量，是世界上唯一自觉活着的力量。”在上芬小学的认识中，“智慧”的内涵与深圳的城市特质（如敢闯、创新、效率、爱心等）是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办特区的教育就需要时代的智慧思考和智慧选择。

2.“智慧之人”的愿景思考

康德说：人是目的。在特区教育和课程改革的时空背景下，培养怎样的人，成为教育的最终使命。

上芬小学践行“双成”办学理念，即学校是“学生成长的乐园，教师成功的舞台”，将育人目标阐述为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个性差异发展”，教师的“从合格走向优秀，从优秀走向卓越”。又依据“求真知，做真人”的校训，将师生定义为“上芬人”――具有“国际视野、现代意识、求真向善”的小公民和“精诚团结，求真务实，奋进创新”的教师队伍。

与时俱进，不断刷新的阐释，显示的是上芬人对教育价值的不断追问，不停探索。

当然，也反映出了我们的困惑――有没有一种表述可以将上芬的教育探索历程科学地串联起来，既传承历史，又开创未来？

因此，“智慧之人”成为学校教育目标的新阐述，即培育“智于心，慧于行”的人。

《智慧说》这样定义“智慧”：智，法用也；慧，明道也；智者明法，慧者通道。用时下的话来说，即“智于心，慧于行”，隐性的“智”与显性的“慧”自然融合。

如果放在课改和特区的时空背景下，深圳教育必然要求培养具有“深圳特质”的特区小公民，即以“梦想、创新、责任”等为关键词，培养在“身心素养” “生活素养” “学习素养”等八素养上全面发展的人。这是“智慧学生”。

叶澜在论述智慧型教师特征时认为，智慧型教师“具有把握对象实际和面临的情境及时作出决策和选择、调节教育行为的魄力”，“具有使学生积极投入学校生活、热爱学习和创造愿与他人进行心灵对话的魅力”。智慧型教师必定有智慧。决策、调节的魄力，吸引学生、引导学生的魅力，就是教师智慧的表现。

“智慧家长”也逐步进入我们的思量范畴。

“智慧学生”“智慧教师”“智慧家长”构成了上芬小学的“智慧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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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实践智慧的内涵

（一）教学智慧的界定

从构词法上看,“教学智慧”的中心词是“智慧”,我们对教学智慧的探讨是建立在理解“智慧”基础之上的,故先从“智慧”开始探讨。何为“智慧”,《辞海》上解释为“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1],英文 《韦氏大学词典（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则将智慧(tact)定义为“一种对言行的敏感, 以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或者避免触犯别人”。《现代汉语词典》对“智慧”一词的解释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2]”可见,智慧是人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社会、自然等的一种综合能力系统,包括机敏的反应力、正确的判断力、机制的应对力、睿智的创造力等等。智慧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并对事态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可非议,教学需要智慧。

何为“教学智慧”,《教育大辞典》将“教学智慧”定义为:“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如,在处理事前难以预料的、必须特殊对待的问题时,以及对待一时处于激情状态的学生时教师所表现的能力。[3]” 总结较有影响的教育者发现,赵建军这样定义教学智慧:教学智慧指的是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对教学所作的观念运筹、经验调度、操作设计等的种种努力及其体现于教学实践各环节的主体能动性;王鉴将教学智慧定义为“是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时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与行动的能力”;程广文,宋乃庆认为可将教学智慧表述为“教师面对千变万化的教学实际情景,为保证教学作为一种‘人为’活动,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充分表现出来的一种实践智慧”;杜萍,田慧生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教学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并敏锐机智、高效便捷地应对教学情境而生成融通共生、自由和美的境界的一种综合能力。可见对教学智慧的理解与认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不难发现对其内涵描述的共性:从实施主体看教学智慧以教师为主体;从教学过程看教学智慧是教师能力与教学情境的双向整合。而回归教学实践本身,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教学既然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活动,为何教学实践智慧只论及教师为实践主体？学生在教学情境中是否被忽略？其次,既然教学智慧是教师能力与教学情境的双向整合,那么教师能力的发展是否会对教学情境进行调和呢？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本文将从以上问题入手,对教学实践智慧的内涵特征做进一步阐述。

(二）教学实践智慧的界定

1．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理论智慧

教学智慧包括教学理论智慧与教学实践智慧,而由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智慧”的膜拜以及对传统理论的偏见与实践的盲目推崇,直接将教学智慧定义为教学实践智慧。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偏颇。教师教学理论智慧是指教师教学理论、教学观念等的总成,既包括公共的教育理念,也包括教师个人对教学的认识,一般而言,理论智慧更具理性,是“通常停留在教师的头脑里和口头上,是教师根据某些外在标准认为‘应该如此’的理论”;[4]教学实践智慧主要是教师按照一种内在的、折射的方式去完成各种行动并对这些行动加以调节,主要侧重在实践中如何做的一种综合能力表现。理论智慧是实践智慧的基础,对实践智慧起着指导作用,同时理论智慧产生于实践,实践智慧来自于对理论智慧的理解运用,石中英教授曾讲过“实践教育理论的贫乏必将带来教育改革的浮躁,教育理论的偏激也将给教育改革带来不可挽回的失误”。故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或缺。然而两者也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教师教学理论智慧的偏失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学实践智慧,却不具有决定作用,因为理论智慧的作用是间接的,教师无法直接按照教学理论来选择课堂上的教学行为,即教师拥有理论智慧不一定拥有实践智慧,而实践智慧则是检验理论智慧的试金石。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实践智慧是行动而不单单是一种方法,是教师真正能够提升教学效果、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实际使用的理论”,支配着教师的思想言语行为,是“在理论智慧的创造之后,可能是更高的智慧[5]”。教学实践智慧的特殊价值也在于此,故在促进教学效果的角度来说教学实践智慧是相对于教学理论智慧而言更为重要的智慧,正如叶澜教授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更高的智慧”。

2．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能力

由于“智慧”最平常的用法是处理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一种能力,在此意义上,“智慧”和“能力”一词在内涵和作用表现上都很相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往往并列或者交替使用这两个词。能力《辞海》解释为: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所需的个性心理特征。在心理学上“能力” 通常被定义成“是一种心理特征,是顺利实现某种活动的心理条件”,马克斯·范梅南也曾经认为“展现智慧的人似乎都具有在复杂而微妙的情境中迅速地、十分有把握地恰当地行动的能力”[6]。当教师面临复杂的课堂环境,处理急待解决的课堂事故时,会表现出妥善处理问题的“智慧”或“能力”。但是又不能简单地把“教学智慧” 说成是“教学能力”。“智慧”和“能力”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与“活动”相关,但它们在“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能力”是一种“主观条件”,而智慧它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情景, 同时又“统一于”主观的一种共同表现,并不仅限于“能力”这一“主观条件”。因此,“能力”作为主观条件只是“智慧”的一部分,而“智慧”则是“能力”与“实践情景”的统一。

3．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机智

“智慧”与“机智”也是一对彼此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而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在《教育大辞典》中,教学机智与教学智慧解释相同,即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而在实践中,教学机智与教学智慧却不完全相同,范梅南教授认为“教学机智是一种知识,一种包容在你身体中的‘认知’,是面对突发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临场应变的、准备好的即兴的机智”;而智慧则是更高层面的内化的一种力量与动力。智慧构成了教育学的内在方面,机智构成了教育学的外在方面,机智构成教育学的外在支架,智慧则是教育学的内在骨肉。

4．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技能

教学实践智慧也不同于教学技能,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7]。虽然教学技能与实践智慧一样不是仅仅通过理论学习就可以获得,但前者是可以通过实践进行有意识的、系统的强化训练就可以形成的较为简单的能力和技术,是可以模仿、培训的,但后者是训练不出来的。任何复杂的教学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分解为一些更为简单的、可训练的技能和技术。而对于实践智慧来说,却很难将它化解为一些可操作行为。这是因为教学技能只是教学实践活动的工具或手段,其目的存在于自身之外,反之,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是将教学原则的普遍性与教学感悟的特殊性相结合而融合在教学情境中。

5．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艺术

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艺术也经常被混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纯从词学角度看,“艺术” 和“智慧”二者都需要有“创造性”。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没有创造也就表现不出智慧。表征“教学艺术”行为和表征“实践智慧”行为的共同点在创造性上,否则就谈不上具有“教学艺术”或“教学智慧”。因此,创造性的教学行为是“实践智慧”与 “教学艺术”的共同追求。但两者对于共同追求的立足点则不同。实践智慧以“实践”为立足点,侧重于在有利于教学的前提下教师的言行举止等所散发出的魅力;“教学艺术”则以“审美”为立足点,因为“教学艺术”是以“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故“教学艺术”更追求美所必需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基于以上分析,教学实践智慧具有同理论智慧、教学能力、教学机智、教学技巧、教学艺术等相关概念的不同内涵意义。而什么是教学实践智慧呢？本文拟以教育现象学为视角,对教学实践智慧的内涵加以论证。

现象学方法的关键点之一是悬置,悬置一切预设和判断,以如实呈现人们的经验世界,这个经验世界是意向性的,即意向结构与意向对象的统一体,而不是没有心理内容的心理机能,或者有待核实的客观世界的镜像。现象学方法的关键点之二是还原,剔除经验世界中偶然性的个别性的成分,留下各种现象中普遍性的,共性的东西,即由殊相达至共相,进入教师做出智慧性表现时的经验世界中,教师在确定发展性教学目标和策略性地行动时,他思考（包括直觉性的,也包括反思性的）的实质是什么呢？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首先,教师对一切教育现象的解读都不能依赖于理论的逻辑,而必须“回到事实本身”即必须关照活生生的人的亲身的体验。教师的教学实践智慧是对具体的教育情境的关注,也只能在对教育生活的体验中形成。而且实践智慧是无法计划的,它只能是对具体情境的即刻投入和果敢判断。其次,教学实践智慧的形成是以学生的学习生活世界为逻辑起点的,实践智慧就是教师对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生活体验的敏感和果断,其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总结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将教学实践智慧的内涵界定为: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时所表现出的以学生为指向、高度敏锐、并能灵活应对的一种综合能力。教学实践智慧常常是教师事先无计划、未有预见,也不一定有规则和程序,但在特定的瞬间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是规范、适宜、流畅、合理的。这就是因为称得上教育智慧的东西集中了教育品性的精华,是宝贵精华的自然流淌,是优秀教师内在的秉性、学识、情感、精神等独具性格化的东西在特定情境下向外的喷涌。

二、教学实践智慧的特征

1、情境实践性——植根多元的教学场景

现象学的口号、现象学家们接近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就是“回到事实本身”,它注重的是在不同的情境、境遇之中显示个别的、活生生的、活在现象中的“本质”特性。在教学过程中实践智慧是不能脱离具体的教学情境,是特定时空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教育关系状态,它是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育体验成为可能的环境与条件。叶澜教授曾说:“课堂是师生生命的历程。因此,在课堂中,师生应共同呼吸,共同成长,共同谱写生命的华章。有智慧的教师应重视课堂教学实践,做到勇于实践,勤于实践,善于实践,尽快使自己真正成为智慧型教师。[8]”没有教学工作现场,就没有教学智慧的表现,换言之,教学智慧必定是在实践中体现,在实践中养成,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检验的。故情境实践性是教学实践智慧的本质特征。

2、个体独特性——凸显个性的教学风格

在现象学研究中,研究者从生活世界出发,主张差异是第一位的,对于每一位教师而言,由于年龄、工作经历、思维方式及行为特征等的差异以及对教学自身的感悟不同,使得应对教学问题的智慧表现形式、表现内容及表现水平截然不同。教育方法的灵活运用,教学内容的生动讲解,教学事故的恰当处理等,都体现教师独特的教学风格,库姆斯(Combs)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教师的专业教育》中提出:“一个好的教师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独特人格的人,是一个知道运用‘自我’作为有效工具进行教学的人。”既是一个人,也意味着是个独特的个体,教学实践智慧又是教师创造性思维的外显形式,是教师个性的独特表现,是对教学实践的一种顿悟。教学智慧的个体独特性即表现为教师与众不同的课堂教学行为表现和处理教学问题的独特方式。个体独特性是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一个重要特征。

3、动态生成性——诱发教师专业的成长

现象学中研究者从生活世界出发,把生活经验的本质通过对现象的探寻挖掘出来,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需要将一般意义的理解、假设、前提等悬置起来,这就是胡塞尔所提及的“加括弧”,也就是把我们所了解的现象的已有知识置于括弧之外,教学实践需要我们从抽象的理论返回到真实的生活体验。课堂教学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任何教学行为都不能靠之前的经验得到,也不能按照某种理论推演,是被“一次性”消费掉的,教学是真正不可能同时踏入一条河流的,故而是生成性的,任何一种教育实践活动,事先都不可能没有计划,我们总可以在思想上和心灵上做一些准备,但教育实践从来都不是教育计划的完美执行。实践智慧不仅是课堂的一种存在状态,而且更是一种发展状态。机智的行动是永远无法事先计划——它总是在具体的、出人意料的、无法预见的情境中自然迸发出来,表现为一种“即席创作”。教育实践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生命性、综合性以及魅力都是教育实践智慧性的衍生性表现。如同大楼的落成需要“蓝图”与“施工”一样,课程是理论,教学是实践,教学理论是简单明了的,而教学实践却是复杂多变的,新课程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过程 中“留下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换的弹性目标、空间和时间,然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可变因素的引入,使课堂教学有可能贴近每学生的实际状态[8]”

4、内在缄默性——形成内化的教学素养

教学实践智慧是教师长期内省反思所得的隐性知识转化而成的一种高级思维形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学活动,故教学实践智慧具有内在的缄默性。何为智慧,至今仍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曾有位哲人言道:智慧只能“以道观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出来的都不是智慧,你只能去体会。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就是在体会智慧、表达智慧,这是非常玄妙的。教师的教学实践智慧亦即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种潜在的思维活动,是典型的潜意识,时刻隐含在教师的知识、经验以及习惯中,如包括个体从事的所有关涉教育活动经历的感知、进行学科教学的经验的积累等,以缄默性教育观念形式存在于教师头脑中的,在应对教育情景时,以整合的方式被提取并迅速做出决策和行动。教学智慧是教师难以把持难以驾驭的,但是可以培养的。

5、策略实效性——用于实践的经验积累

实践智慧是教师的隐性知识被激活并显性化的过程,它侧重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是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及教学策略的有效运用。加涅(Gagne,R.M.)在1979年做了一项实验,将“有效策略”的训练程序教给教师,实验证明将教学常规教给教师后可促进教学,显著影响学生学习。尼利(A.M.Needy)1986年对新教师备课时的认知进行了训练,结果发现受过训练的教师在教学上优于未训练的教师。教学的成功与否主要依靠教师的教学技能与方法,充满教学智慧的教师必然拥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及教学策略。尽管教学智慧是个体的行为能力表现,但在处理课堂教学的一些特殊问题时,如学生突然提出违背常理、常规的问题等,还是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的,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讲的“机智表现为克制、机智表现为对学生的理解、机智表现为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机智表现为潜移默化、机智表现为对情境的自信、机智表现为临场的天赋[6]”等,以及陈桂生讲到的“转移话题、转移看问题的视角、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冷处理等[9]”,对这些方法的掌握可以帮助教师有效处理类似的教学事件与问题,防止一些简单化、情绪化、粗暴化的做事方式。

6、专业反思性——生成挑战的传统问题

专业反思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依据一定的教学观念、教学理论、教学背景等,批判性的审视自己的教学行为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探究解决自身与教学目标差距、教学工具得当等方面的问题,是将“学会教学”与“学会学习”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努力提升教学实践合理性,敏锐的把握情境、发现问题、生成问题解决策略的关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一个学生学习知识的引导者,必定将个人知识参与到活动中,现象学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的关怀是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教学实践智慧研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系列精致的理论,而是实现对人以及人生存的关怀,为此,教师对自己生活经验、教学过程的认真反思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活动,不仅可以提升教师在教学情境中的选择能力、形成对个人专业发展有本体意义的个人化知识的关键,同时通过对它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许多隐性的鲜为人知的但是会非常有价值的领域,进而有助于深化对教学的认识,提升教学实践智慧。

有人将教学实践智慧比喻为“跳荡在教学情境中的燧火” [10],实践智慧本身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但并不是不可获得的,如马克斯·范梅南所提到的:“以为智慧的教育者认识到要跨过街道走过来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教师必须知道‘孩子此刻在哪儿’‘孩子是怎样观察事物的’,这个学生从他本身的角度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因而不能跨过街道走进学习的领域。教师应该站在孩子的身边,帮助孩子要认识跨越过去的低昂,为孩子找有效地方式帮助孩子顺利走到另一边来,走到这个林格爱的世界中来。在这种行动中确实包含了educarer的意义,‘引入’到这个世界上来,一个增强了意识、提高了责任感和理解力、茁壮成长的世界中来。[6]”将对孩子的情感内化于自身的信念、价值中,其实践智慧的真谛得以彰显。总而言之教学实践智慧是对整个教学活动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是供人思索的东西,而且这种思索是一种过程中的思索,而不是结果的追逐,需要我们在思索的过程中“品位”智慧,“感悟”智慧。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中)[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209.

[2]现代汉语词典[S].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25.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716.

[4]陈向明．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37

[5]陈桂生．再谈“课堂智慧”[J]．教育科学研究,2005,(6):61

[6]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64.260.

[7]叶澜．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J]．教育研究,2002,(5):41—46

[8]王鉴．教学智慧:内涵、特点与类型[J]．课程·教材·教法,200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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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一、云班课的应用

1.教学目标设置

按照教育教学相关特点，将云班课的教学目标设置为“认知”“理解”和“应用”。其中认知目标部分，学生是被动接受者，通过记忆、定义、描述、复述等方法实现回忆知识；理解目标是指学生能够通过摘要、概括、列举等解释概念或观点；应用目标是学生在另一个环境中能够使用技能或知识。

2.云班课教学实施教学法

学生的手机上安装了云班课App应用之后，可以使用“三步九环节”法实施教学。教师可以将课程信息、课件视频、学习要求、考试安排等相关资源及时传递到学生的手机上，让学生的手机变成很好的学习工具。

二、使用云班课实现智慧学习

1.智慧学习的定义

智慧学习是学习者自我指导的学习方式，通过信息技术与学习活动的整合，让学习者可以轻松访问到信息资源。在智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将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给学生思考。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教师可以合理调整教学进度，改进教学方法。

2.使用云班课实现智慧学习的创新性

（1）满足学习者“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一方面，在智慧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可以自主选择相关内容进行学习，也可以通过资源订阅和智能推送的方式获取最新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智慧环境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情境感知等方法提前预知学习者潜在的学习需求，自动推送学习者感兴趣的资源，节约查找学习资料的时间。

（2）课堂教学“变堵为疏”。借助云班课等手机App，帮助学生克服不愿主动回答问题的自卑心理、从众心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我效能感，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助。

（3）学习需求无处不在、学习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城市Wi-Fi的覆盖、手机流量价格的实惠以及互联网学习资源的丰富多样性，都为智慧学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学习者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想学就学”。

三、对云班课堂教学应用模型发展的思考

1.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坚定教育变革的信念

在云班课初步引入我国教育实践中时，就明确要求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转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坚定教育变革的信念。

2.提升教师的学科知识水平、教学设计能力与信息素养

翻转课堂对教学内容的设计，大部分都采取视频的形式展现，这对教师的视频录制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学生在课外的自主学习方面，要求教师能够实现在线答疑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相关帮助，这些都对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转变评价观念，体现评价的多元性和发展性

云班课堂的教学效果评价是要打破魍称兰壑幸苑质和升学率为主体的评价体系，建立由教师评学生、学生之间互评、学生评价课程构成的多元评价机制，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关注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发展。

4.转变教师发展理念，体现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

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根据不同学生的问题或困难进行自我反思，不断提升自身的学科素养和教学能力，强化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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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是教育变革的必要条件之一，能够推动教育理念革新和教育体系变革。当前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催生了教与学的智慧环境—智慧教室。智慧教室作为信息化教学的全新智能载体，能为各种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提供智慧支持。这就为推动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向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信息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可能。当前，智慧教室已经走进很多高校，为大学英语教学与信息化相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教学环境和技术支持。然而，要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要有强有力的教学设备和技术支持，还要配合有效的教学模式。项目式教学设计模式在国内外的英语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得到教学效果，是一种颇受欢迎的教学模式。所以在智慧教室的环境下，施行项目式大学英语教学，将会一定程度上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智慧教室

关于智慧教室的概念，一直以来都在随着时代和技术的不断革新而发生变化。“智慧教室”最早源起于1988年，罗纳德雷西尼奥提出的“Smart－Classroom”。他认为“Smart－Classroom”，就是在传统教室嵌入个人电脑、交互式光盘视频节目、闭路电视、VHS程序、卫星链接、本地区域网络和电话调制解调器的教室[1]。从其定义来看，当时的“智慧教室”并不突出强调“智慧性”。2008年，随着“智慧地球”概念的提出，国内对于智慧教育的核心阵地-智慧教室的探索和实践开始大量涌现。很多关于智慧教室的定义也开始发生变化，突出体现“智慧性”。2012年黄荣怀等认为智慧教室的智慧性体现在内容呈现、教学管理、资源获取、实时互动、情境感知五个维度，由此提出了智慧教室的“S.M.A.R.T”概念模型[2]。智慧教室功能丰富，包括人性化的物理环境、多样化的内容呈现、丰富的资源获取路径、智能的交互性和学习支持等。“智慧教室”发展以来，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案例，例如意大利布雷西亚大学的节能“智慧教室”和有清华大学的“智能教室”研究项目等。实践证明，“智慧教室”在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学习兴趣、拓展学习深度和广度等方面都有较优的效果。

二、项目式教学

项目式教学法（PBL：Problem-basedLearning）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一个个独立的学习项目，在项目运行过程中，收集信息、设计方案、实施项目及完成评价,都由学生相互协作完成。该教学法源于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的“做中学”理念。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项目式教学法最显著的特点是把教学过程作为一项完整的项目来实施，学生不再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是作为学习的主人翁角色，在教师指导下团结协作、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案。教师角色就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教师不再作为教学过程的主体，而是承担着指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该教学法的核心理念便是通过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方式，让学生在项目运行中学习和内化并且应用知识，以此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学习以及思辨思维等能力。项目式教学法从其运行的角度来看，不再只是完全关注学习结果，而是更多地也关注到学习过程，这也有利于调动班级全体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为每个人在项目式学习模式中也都要承担项目运行的相应角色。项目式教学法在各种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也颇受亲睐。而智慧教室能为项目式教学法的实践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因此将其用于大学英语教学中切实可行。

三、智慧教室环境下的大学英语项目式教学设计

篇12

1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建设于2008年，整合了多校区身份卡和消费卡．在08年建成时，也成为北京市首个与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结合的高校校园卡．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卡在设计时坚持单一钱包，便于消费结算，避免了与用户结算时的很多工作量．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经过近10a时间的发展，目前年收支流水达9000万，年均增长约9％，基本消除了校内消费的现金使用．校园卡充值采用了支付宝，银校转账等多种方式，在校内实现了补助、奖励发放等非现金业务．校内餐饮、图书、上网、洗衣、洗浴、成绩打印等各类业务借助校园卡实现了统一身份认证和非现金收费．校园一卡通已经成为高校校园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

2校园一卡通发展的瓶颈

校园一卡通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持续不断的完善，逐渐覆盖到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校园生活涉及的业务毕竟有限，在这个过程中校园卡业务的发展逐渐出现问题，究竟下一步该做什么？这是众多高校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校园一卡通的“初心”是解决身份认证和现金消费的问题，在相关领域该如何应用校园卡就是业务发展推广的原生动力．电子化产品最大的优势是取代重复操作，如果为了取代传统身份认证和现金消费的投入大于收益时，这种推广的实际意义究竟有多大？这是在业务推广时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其次，如果采用的技术过于超前，技术上的成熟度与用户需求存在差异，这种技术能否顺利推广就需要慎重考虑．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发展过程中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为了实现刷卡洗衣的应用，在取代洗衣机投币器时，由于市场上没有类似的产品，从架构设计到定型投入使用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产生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初期测试阶段大幅度降低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同时改造一台投币洗衣机的投入成本甚至于超过了洗衣机本身的价格．项目实施过程中业务投诉大幅增加，并且由于改造费用过高，增加和维修洗衣机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更进一步加剧了用户的投诉．为了实现手机刷卡的应用，在与联通合作开发NFC卡作为校园卡使用时，虽然技术上完成了设备改造，软件测试等工作，但因多种政策原因无法在真实环境中应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尝试与各种业务的结合，改善师生校园生活的便捷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也实现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业务应用，例如成为与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兼容的首个高校校园一卡通，北京地区最早实现刷卡自助售卖机的高校等．

3N＋U教育模式

2012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与校企（北信网联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无线模式下校园一卡通自助售卖机．2015年正式上线运行，该项目从商业模型、技术架构到最终实际运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部门全程参与．该项目产生于高校，主要目的也是对高校教育的回馈．通过对校园一卡通自助售卖机在高校教育环境中作用的持续探索和定义，产生了N＋U教育模式，继而注册了爱家优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N＋U（互联网＋校园）教育模式教育模式，是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内容和结构深度融合，将校园作为社区展开真实场景服务学习的实践教学模式．它强调在校园环境下，运用真实场景开展基于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实践教学活动，并把老师和学生放在一个跨学科的真实场景下，体验和验证本学科（专业）的课程和其它学科（专业）之间的协同和配合，并在实际参与中实现从“功能满足”到“性能满足”的跨越，大幅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大大缩短学生适应社会的时间和速度，全面改善教学质量［1］．真实场景的实践教学模式，关键在真，真实的平台，真实的数据，真实的结果，这样的教学环境不再仅仅是对真实环境的模拟．真实场景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教学，为了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需要与校园紧密结合，这中结合不是简单的增加和购买相应实践环境，而是对校园原有环境的深刻改造和教育模式的重构．

4真实场景的实践教学与智慧校园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多年的网络化和数字化校园的建设，继而又提出建设智慧校园．智慧校园实际上是高校信息化发展到融合创新阶段的产物，是对数字校园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与提升，是高校应对“互联网＋教育”挑战的必然选择［2］．多数高校给出的智慧校园定义都是基于信息“智慧”感知的理念，浙江大学信息化“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建设一个“令人激动”的智慧校园，这种智慧校园支持无处不在的网络学习、融合创新的网络科研、透明高效的校务治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方便周到的校园生活［3］．从更多高校类似的宏伟计划中可以看出，很多智慧校园现有定义是让校园有信息捕捉的智慧功能，或者可以说校园信息处理智慧化，由于这种限制的存在，并不能称之为智慧校园．智慧校园平凡的理解是智慧和校园的结合．智慧是生物所具有的基于神经器官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因此具有智慧属性的一般都是有机体．如果将人、设施和运作模式的集合体－校园称之为有机体，那么校园的智慧属性表现在整体上，而非仅仅是它们之间的信息传输和处理．现有的智慧校园定义仅体现了运作模式中信息处理的所谓智慧特性，或者可以说仅仅是信息化、数字化的进一步完善，还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化．要想说明具备智慧属性的充分条件很难，但分析它的必要条件则相对容易．智慧的属性有很多，要想成为具有“智慧“的有机体，至少应具有智慧属性之一．真实场景的实践教学模式创造性的提出利用校园内现有的行政、教学、后勤和网络环境为教育提供真实场景，用于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实践环境．在教学的过程中，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真实场景会随之改变，这中应激反应能力将使学校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校园的重要作用是为学生、教师创造良好的受教育的环境，促进学生获得知识．作为学生，学到了知识能够促进自己的成长，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校园如果能够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断改善教育环境，更好的促进学生获取知识，这样就具备了智慧属性之一自我积累和“进化”．学生和资金投入就是它的营养，而高质量的人才和学校的“进化”就是它的产出．在这个过程中，校园得到不断“进化”和成长，将不再是一个“铁打的营盘”．

5N＋U教育模式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实践

N＋U教育模式中真实场景的实践教学模式使校园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有机体，也使得智慧校园成为与教育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只是智慧城市概念在校园的投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与自助售卖系统的结合是N＋U教育模式第一个实例，也是N＋U教育模式产生的原型．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刷卡自助售卖系统平台是工程技术支撑下的现代商业系统，与校园一卡通的结合使之进入了学校．如何使该系统与高等学校教育紧密结合是系统落地高校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项目最初设立的目标是充分发挥学校在信息产业的领先优势，利用基于自动售货机的运营支撑系统平台，全方位培养各个专业的学生，使学校、企业、学生和老师、社会多方面从项目的运营中受益，包括人才培养、新兴产业链条的打造等各个方面都提供崭新的视角和机会．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与自助售卖机结合的实例在教学、运维和技术保障方面通过不断探索和研究，逐步被固化为一个实例平台［4］．由于我国高校普遍已经部署了校园一卡通系统，这个实例平台可以很容易在其它高校得以复制，同时发现随着售货机在高校部署规模的增加将逐步形成能够服务于实践教学、科技创新和创新创业教育的生态环境，继而诞生的N＋U教育模式，比平台商业上的成功具有更广更深刻的意义．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自助售卖机平台由售货机终端、支付系统、通信网络、支撑运行系统、物流系统及运营策略等部分组成．售货机终端是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系统，包括电机及其控制系统、仓道、制冷／制热、照明等功能模块；支付系统包括RFID识别、支付端口、加密与验证、账单等功能模块；通信网络支撑远程监控，包括接入控制、组网协议、异常处理等模块；支撑运行系统为网络化的运营系统，包括实时查询、访问控制、运营优化等模块；物流系统支撑商品的快速部署，包括仓储管理、路径优化等模块；运营策略决定平台的发展方向与规模，包括策略制定、策略下发、策略执行等模块．通过开放上述模块的使用权限，各组成模块可以支撑不同的课程开展相应知识点的教学和实践．一台售货机在现代商业环境中相对算是非常简单的自助运营实体，但它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具备网络、机电一体化、RFID技术等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技术［5］的特征．其次从商业角度，具有物流管理、商业经营和社会管理等特征．这两个特征既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专业素质的目标［6］，也是创新创业的起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自助售卖机平台可以规划的是，如果一个或几个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共同掌管一台刷卡自助售卖机，他们需要不断学习、运用相关知识对自助售卖系统进行设计和优化，使之成为商业运行的基础．同时在自助售卖机运维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收支、物流、维修、管理的等各类成本，如何平衡成本和收益，是创业的核心问题．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自助运营实体，但也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例如暴力损坏售卖机、欺诈消费等诸多问题．只有真实的场景才会让他们去面对这样的问题．通过一台刷卡自助售卖机，学生学习知识的原动力、目的性更强，效果检验更准确、更直接，也初步尝试了创业实践过程，为他们进入社会，为实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创造良好的开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自助售卖机平台在为教学服务的同时，也通过教学实践的成果，可以对自身不断进行改进，成为一个持续“进化”、成长的平台，这使其具备了智慧平台的特征．

6N＋U教育模式与传统实践场景的区别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真实场景教育模式的实例能覆盖从计算机相关专业到经管相关专业，覆盖专业众多，成为一个跨专业的综合实践教学支撑平台，并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过程中．主要原因是自助售卖机的技术体系和使用场景使然．那么，同样的道理，针对其他专业，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思路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场景．校园中具有行政、教学、后勤和网络等环境，利用它们设计出相应的教学环境，就是N＋U教育模式中的真实教育场景从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区别可以看出N＋U教育模式是对传统实践场景教育能力的提升．传统实践场景［7］都是在校园环境之外的附加，特别是“N＋”时代，很多这样的附加场景［8］非学校自我能够管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最终效果也不明显．例如很多高校都建有创新实验室，重复购买了大量的机器人和其它自动化设备，让学生在一个模拟环境中进行学习，但这种与实际脱节的教学模式，总是在追赶技术，最终实践的效果并非创新，而是一种变相的“山寨”．基于校园环境还是在此之上的附加是“N＋U“真实场景与传统实践场景的第一个区别．“N＋U”教育模式是对现有校园的“有机”改造，将对校园教育环境中各种组成部分进行模块化改造，成为教学实践的场景．由于多年网络化、数字化的基础，特别是当前的校园“智慧化“建设，校园环境已经基本具备了满足真实场景教学实践的改造条件．这种改造在资金投入的作用下，可以持续不断的对学校的教学产生影响．在教学的过程中，这种改造随着教学实践还会不断的动态变化，自适应教育教学的变化．实践环境能否自适应的变化这是与传统实践场景的第二个区别．N＋U教育模式是传统实践场景与校园环境的结合，它脱离学校无法独立存在，这种改造产生出的效果将会对校园环境产生可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效果不仅可以由学校来评估，而且可以由学校完全掌握改造的方向和深度，这是与传统实践场景的第三个区别．

7未来的发展

当前的时代，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获取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而导致知识传授的模式也不得不发生变化．无论是主动改变还是被动改造，教育模式先后出现了网络公开课、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形式．随着各种授课平台的衍化变迁，传统的集中式授课环境－校园也将不得不变化，如果不能发挥校园所具备的真实教育场景的优势，将在这场知识革命的时代被淘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一卡通与N＋U教育模式的结合，给出了智慧校园更高层次的定义，并通过自助售卖台开发出了真实场景实践教学的第一个实例，为这种校园变革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式．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对原有校园改造以便能够为教学服务，这需要学校的管理者转变管理理念，教学人员充分理解教育的目标，后勤人员提供丰富的真实场景，信息化部门提供充足的信息处理工具，使校园成为一个“智慧“有机体，产出更加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凌涛，张卫国．教育的重构：真实场景下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J］．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2］蒋东兴，付小龙，袁芳，等．高校智慧校园技术参考模型设计［J］．中国电化教育，2016（9）：108－114．

［3］吴颖骏．浙江大学：基于"云"的智慧校园［J］．中国教育网络，2010（11）：25－26．

［4］凌涛，王玉琳．真实场景下的实践教学支撑平台［P］．中国专利号：201611033649．92017－1－20．

［5］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R／OL］．000014349／2015－00078，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9784．htm．

［6］陈谟开．高等教育评价概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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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08（2012）04—0061—05

随着传感技术、现代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物联网技术被誉为信息产业的第三次创新。为了促进科技发展，掌控与利用未来网络和信息资源，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技术规划，并且试图将物联网作为振兴经济和确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物联网能否掀起如当年互联网革命一样的科技和经济浪潮。在中国，物联网被列为国家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受到全社会广泛的关注。物联网技术将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融合到一起，将人类社会深度地推进到信息化时代，为人们提供智能化的生活和环境。同时，物联网用途广泛，遍及多个领域，使人类能够以更加精细的方式管理生活和生产，达到“智慧”的状态，从而节约了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改善了人与社会的关系。[1]

在教育领域，物联网技术使学校教学和管理变得更具人性化和智能化，在构建自主探究的学习环境中，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如何有效地应用物联网技术来推动数字化校园向智慧校园的发展，是亟待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物联网的概念与功能

物联网的实践应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施乐公司的网络可乐贩售机，而物—物互联的理念最早见于1995年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一书，因受到当时硬件设备和技术的限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199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提出了当时被称作EPC系统的“物联网”的构想。1999年，MIT Auto-ID中心首次提出了“物联网”这个概念，同年，中科院也启动了对传感网的研究。虽然物联网发展的基本思想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但近年来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在2005年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国际电信联盟（ITU）《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提出并重新定义了“物联网”的概念。2009年，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了“智慧地球”这一概念。物联网建设并已经被正式提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受到了世界各界的关注，物联网被认为与当年的“信息高速公路”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物联网的定义

物联网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有关物联网的定义和技术的共性问题仍未明确统一。美国Auto-ID中心最早提出的“物联网”概念认为，基于互联网、RFID技术、EPC标准，在计算机互联网的基础上，主要利用射频识别技术、无线数据通信技术等，将会构造一个实现全球物品信息实时共享的实物互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物联网）。[2] 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报告认为，物联网的定义较之前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指出射频识别技术（RFID）、传感器技术、纳米技术、智能嵌入技术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在物联网时代，通过在各种各样的日用品中嵌入一种短距离的移动收发器，人类在信息与通信世界里将获得一个新的沟通维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将连接扩展到人—物和物—物之间。[3]

目前，在国内较为多见的“物联网”定义为：物联网是指利用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装置、红外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其目的就是使所有物品都与网络连接在一起，使得识别和管理更加方便。[4] 物联网把网络所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联通过技术扩大到了所有事物之间的连通，不但使得现实世界的物品互为连通，而且实现了现实世界（物理空间）与虚拟世界（数字化信息空间）的互联，从而有效地支持人机交互、人与物品之间的交互、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5]总之，物联网是一个物—物相连的互联网，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物联网的体系和特征

1.物联网的体系构架

从通信过程和对象的视角看，物联网的体系构架被公认为包含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全面感知层，二是可靠传递层，三是智能处理层。 [6]利用传感器技术、通信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分别承担对信息的获取、传输和处理，它们的融合构建了现代信息系统的“感官”、“神经”和“头脑”。[7]

全面感知层利用各种可用的感知手段实现物体动态的即时采集，如传感器、RFID（射频标签）、二维码、蓝牙等设备获取物体的信息，它们能够像人的感官系统那样即时地识别和采集数据。因此，我们要全面而灵活地加强感知能力的设计和开发，同时要兼顾设备的低成本性和灵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