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发展规模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产业发展规模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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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规模化种植在增长

2011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到7.07万hm2，总产160万t，面积和产量分别比2010年增加0.26万hm2、16万t，其中3.33hm2以上规模连片蔬菜生产基地4.2万hm2，6.67hm2以上规模连片蔬菜生产基地0.8万hm2；蔬菜大棚0.28万hm2，比2010年增加0.05万hm2；已建成蔬菜标准园31个，面积0.12万hm2。

1.2产业化建设水平在提高

全市蔬菜龙头企业已发展到28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2家，市级龙头企业4家，有各类蔬菜专业合作社、协会等蔬菜经济合作组织近100个，创建了“辉明”、“绿野”、“周志华”、“天天绿康”等一批蔬菜品牌，有近10万人活跃在蔬菜生产和销售等各领域。

1.3特色蔬菜潜力在延伸

抚州市地方特色优良品种较多，如抚州水蕹、南城山药、临川冬瓜、东乡棕芋、南丰南瓜、黎川辣椒、乐安魔芋等都被选人江西省著名蔬菜优良品种。其中：临川区蔬菜大户周志华种植的实重104.15kg的大冬瓜，成功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成为抚州市农业史上的首个世界第一。近年来，地方特色蔬菜品种由于市场好、效益高、影响大而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规模化种植明显增加，例如抚州水蕹种植已由过去仅限于临川种植，扩大到在全市范围内栽培生产，在临川区湖南乡还建立了水蕹良种深化繁育基地；广昌白莲已发展到2011年的0.57万hm2、0.8万t的产业规模；南城山药的种植面积也稳步增加到近O.06hm2。

1.4蔬菜质量安全水平在提升

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菜农的质量安全意识明显增强，各级农业和有关执法部门加大了蔬菜安全生产和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全市蔬菜无公害生产基本普及，蔬菜市场样品抽检合格率达100%，没有发生蔬菜农药中毒和污染事件，全市已有11家蔬菜企业共申报蔬菜无公害产品项目23个，其中3个已通过项目论证。

1.5政府扶持力度在加大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蔬菜产业发展，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加以扶持。2009年，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抚府发[2009]35号）；2011年市政府又以1号文件形式下发了《抚州市人民政府贯彻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实施意见》（抚府发[2010]1号），并制定了《抚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大对蔬菜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明确把蔬菜工作列入农业产业化考评的主要内容，并与各县（区）签订了责任状，各县（区）也都相应成立了蔬菜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

2 具体做法

近年来，抚州市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人手，推进了蔬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2.1以蔬菜标准园建设为重点，着力提高蔬菜综合生产能力

全市已建成和在建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31个，其中临川、东乡、崇仁、黎川、资溪等县（区）的标准园集中连片面积都在66.67hm2以上。通过标准园建设，不仅辐射带动了周边群众发展蔬菜，而且有效地提高了蔬菜标准化生产水平，确保了各种蔬菜的适时应市。蔬菜标准园的菜农实行“六统一分”，即：统一市场预测、统一引进优良品种、统一进行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统一标准化生产、统一防病灭虫、统一市场销售、分户生产。蔬菜标准园都树立了标识牌，绘制了基地图和地块分布图，标明基地名称、范围、面积、建设单位、栽培品种、技术措施等，建立了生产和质量安全档案。

2.2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努力加大蔬菜产业发展资金投入

近2年，全市已整合各级财政和农、林、水、科技、扶贫、移民、老建、农业开发等涉农资金共计1.1亿元用于蔬菜产业发展，其中，市财政每年安排100万元支持蔬菜生产，各级财政资金投入达3000多万元，重点用于蔬菜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流转。同时，积极稳妥推行土地流转，有效整合了土地资源，以此大力开展蔬菜产业招商引资，目前有福建、南昌、山东等地客商达10多家在抚州市投资蔬菜产业。

2.3以发展专业合作社为重点。大力提高蔬菜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在全市100多个蔬菜专业合作组织中，有60多个是近2年发展起来的，他们建基地、搞“订单”、跑市场、找信息、打销路，有力地带动了一大批农民走上了蔬菜专业经营的道路，特别是在蔬菜产销衔接上，发挥了很好的桥梁纽带作用，全市蔬菜专业合作社已占全市蔬菜市场60%以上的份额。

2.4以提高科学种莱水平为重点，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服务

抚州市把依靠科技进步贯穿于蔬菜产业发展全过程，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积极开展技术培训。2年来，全市共举办各级各类蔬菜技术培训班200余期，培训人员近2000人次（其中：市级培训班10期，培训技术骨干150多人次），印发技术资料2万多份。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组织基层领导干部、技术人员、蔬菜种植大户到山东、广东、江苏和本省的乐平、吉安等地学习考察蔬菜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蔬菜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

3 存在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抚州市蔬菜产业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农民“卖菜难”和居民“买菜贵”并存，蔬菜市场不确定因素较多；二是蔬菜品种繁多，优质丰产高效安全栽培技术比其它农作物难度更大，菜农的科学种菜水平有待提高；三是蔬菜产业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还不高，特别是蔬菜加工和冷藏保鲜等产后商品化处理能力较薄弱；四是由于受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力涨价的影响，蔬菜效益不稳定。

4 发展思路和对策

“十二五”期间，抚州市蔬菜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围绕把抚州打造成为南方重要的蔬果产业基地的要求，进一步推进蔬菜标准化生产，推动蔬菜产业步入生产稳定发展、产销衔接顺畅、质量安全可靠、市场波动可控、农民稳定增收、市民得到实惠的可持续发展轨道。在实际工作中，抚州市将紧紧围绕“到2015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到5万hm2，实现总产200万t，蔬菜商品化处理率达到70%，年蔬菜加工处理能力达到20万t，外地蔬菜销售量达到50万t”的发展目标，大力实施蔬菜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重点在以下3个方面下功夫、作文章。

4.1狠抓在建基地建设，扎实搞好0.17万hm2蔬菜标准园和1.33万hm2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

瞄准目标重点：一是广泛宣传发动。继续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认真总结和推广近2年蔬菜产业发展的成功典型，影响和带动广大农民参与开发，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种植蔬菜的积极性。二是支持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继续加大蔬菜产业开发的招商引资力度，注重引进民营企业、专业大户开发，对引进到抚州市开发蔬菜产业项目的客商和蔬菜种植经营人才，可享受农业招商引资项目优惠政策和蔬菜产业开发扶持奖励政策。三是积极稳妥抓好土地流转。科学规划，强势推进，大手笔做耕地文章，按照有关政策，推进土地流转，更好地整合耕地资源，建设蔬菜园区，吸引更多的客商投资建设，发展蔬菜。支持鼓励集中连片开发，对已实施承包、租赁、入股的蔬菜基地，可依法抵押、继承或转租。四是层层分解落实任务。按照蔬菜产业发展目标任务的要求，把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乡（镇），迅速掀起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蔬菜大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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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02

中图分类号：F121.3；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06-05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y Size and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CAO Congl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synergy effect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city size on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Based on urban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3 in China， it estimates the marginal benefit of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under a constraint of urban scale， the optimal city size for a given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spillover range of specialization. It finds that： only when a city scale surpasses 129 million can diversification pattern enhance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the population size increases，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an inverted U structure and the marginal revenue of urban scale increases a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shift from specializ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specialization index of industry show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on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surrounding cities，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performs more strongly around 100 kilometers and 400 kilometers.

Key words：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ity siz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spatial econometric

S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从增加投资转向技术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率。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城市化的进程，经济活动呈现出愈加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大约超过总人口的60%，而相应的面积不超过5%[1]。2015年中国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到56.1%，在城市人口不断集聚，中国面临经济减速、驱动转换的现实挑战下，城市产业发展如何选择合适的生产模式，从而更好发挥空间和地理上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而带动整个经济体效率的提升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1 文献评述

对于集聚经济和城市生产率，国外学者最早倾向于从城市规模的视角来考察。许多关于“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城市生产率可能会经历先增后减的倒U型转变[2，3]。另外，早期的相关研究通常假设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唯一的，忽视了城市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内在功能等城市特征的变化对城市效率规模的动态影响。Abdel-Rahman 和 Anas，Capello等否定了单一最优规模，认为在构成城市体系的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经济效率会随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4，5] 。柯善咨研究发现从制造业向生产业转型中提高效率的门槛规模大约为43.5万人，以2008年生产业与城市制造业的结构比例1.437来测度，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是245万人[6]。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功能等特性的变化，城市具有动态非唯一的最优规模。

随着集聚经济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从专业化和多样化经济的视角研究集聚经济和地区生产率的关系，但目前还没有共识。Henderson 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本地化经济集聚效应将逐渐消失[7]，而Duranton则观点不同，认为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产业走向成熟，城市应从综合性城市体转变为专业化高度发达的特色城市，通过地方化生产模式以获取更大收益[8] 。这些分析表明专业化、多样化生产模式以及带来的外溢效应可能与城市规模协同发展，共同作用城市的经济绩效，如果割裂两者的协同影响单独研究可能会忽略某些重要因素。

纵观已有文献，由于缺乏一个共识的综合框架，对城市产业发展模式的综合检验相对缺乏，以往对城市规模、产业发展模式和城市经济绩效的大部分研究是独立的，在计量方法上也很少考虑基于距离的空间外部性。鉴于此，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①在分析视角上，考虑了城市发展方式和人口规模的协同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城市规模的倒U型特征。②在研究方法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考虑了基于距离的经济体间的空间互动。③在证研究上，进行了城市产业发展模式、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综合实证检验。

2 计量模型

2.1 计量模型设定

全要素生产率（TFP）被定义为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城市经济绩效。根据前文已有文献的研究，建立可供检验的计量模型，在回归模型中用一次项、二次项表示经济绩效随人口规模变动的倒U型结构；产业发展模式和城市规模具有协同发展的特性，使用产业发展模式（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规模的乘积项表示两者的协同作用；根据Anselin的研究[9]，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存在空间相关性，因而建立模型时需要考虑空间因素和溢出效应。本文借鉴于斌斌和金刚的方法[10]，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lnTFP代表城市经济绩效，RZI和RDI分别代表城市产业的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N表示城市人口规模，交叉项RZI×lnN 和RDI×lnN分别表示专业化或者多样化与城市规模的交互影响，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产业结构、政府作用和人力资本，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εkt表示误差项，αk表示个体效应，γt表示时间效应。

当λ=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模型），定义为模型1和模型2；

当θ1=θ4=λ=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AR模型），定义为模型3和模型4；

当θ1=θ4=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交叉模型（SAC模型），定义为模型5和模型6；

当θ1=θ4=ρ=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模型），定义为模型7和模型8。

2.2 相关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绩效（lnTFP）。参照张浩然、蔡伟毅等学者的处理方法[11，12]。此外，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以2003年为基年，将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存量分别用城市所在省区生产总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2）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专业化、多样化指数：借鉴Duranton和Puga的方法[13]，城市的专业化发展模式用RZI 指数测量，多样化发展模式用RDI 指数测量。RZI计算公式为RZIk=Max（sjk/sk），RDI指数计算公式为RDIk=1/∑jsjk-sk，其中sk表示所有j 产业的就业人数和全部城市就业人数的比值，sjk表示城市k中，j 产业的就业人数和该城市总就业人数的比值本文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选择了主要的产业，包括制造业、生产业、生活业和公共服务业。在14个服务业行业中，生产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教育；消费业为：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公共业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专业化指数体现了城市的MAR外部性，多样化指数体现了城市的Jacobs外部性。事实上，RZI指数和RDI指数并不绝对相斥，某些多样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某一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也可能具有较高的水准。

城市人口规模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来表示。由于城市非农业人口数据从2009年起停止，本文使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来表示人口规模，使得数据统计口径一致。

交叉相乘项。专业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交叉相乘项（RZI×lnN）：该交叉相乘项用以考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专业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多样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交叉相乘项（RDI×lnN）：该项用以考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绩效的作用。

其他控制标量。产业结构升级（third）：采用第三产业相应增加值占城市年度总产值的比重反映。外商投资强度（fid）：采用根据历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价换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来反映。政府作用强度（gov）：选择政府财政支出占城市年度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积累（edu）：采用每万人中等以上学校教师数衡量。

（3）空间权重矩阵。已有文献中使用的空间结构权重矩阵有经济距离、地理距离等，但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应用比较广泛的还是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距离衰减的空间权重矩阵，定义如下：

Wkl，d=exp（-dkl），其中k，l表示不同的城市，d表示距离。

3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了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年鉴》、地区统计信息网等。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因为没有各城市的相关指数，所以用各省的指数代替。

3.2 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讨论

首先进行豪斯曼检验，各模型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次根据自然对数函数值（logl） 对四种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判断与选择，由表1可知，SDM模型是实证研究中考虑RZI和RDI效应的最优模型。接下来根据模型1和模型2进行实证分析。

（1）专业化、多样化指数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在方程1中，对专业化指数求偏导数，可得，lnTFP/RZI=0.0551+0.0402W-0.0011lnN，专业化指数RZI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考察的样本区间，专业化发展模式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但专业化和人口规模的乘积项（RZI×lnN）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专业化效应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逐步减小。在方程2中求偏导数，得出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绩效的边际效应lnTFP/RDI=-0.0073+0.0015lnN，多样化指数RDI在5%的水平显著为负（-0.0073），表明样本区间内城市的多样化发展模式抑制了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但多样化指数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乘积项（RDI×ln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多样化生产模式逐渐开始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也表明多样化生产方式正向效应的发挥有一定的门槛规模要求，进一步，可以解得城市多样化对经济绩效的门槛规模大致为129万人。2013年我国城市体系中，城市人口规模超过129万人的有99个，大部分城市低于城市多样化生产模式经济绩效发挥效应的门槛，所以对于中国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来说，盲目地发展“小而全”的多样化生产模式是不太适宜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些中等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此时，城市也需及时适时调整产业发展战略，从专业化经济向多样化经济转型发展，激发城市持续增长的潜力。

（2）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从城市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来看，一次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二次项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城市规模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结构：一方面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产生集聚效益，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知识和信息的溢出，形成模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绩效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城市集聚度的不断提升，交通、房价等成本持续上升，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拥挤效应，从而降低城市的经济绩效，抑制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当收益和成本均衡时，城市规模达到最优。同时这一规模随

着城市产业发展结构模式、人力资本、外资情况，政府作用等也在动态变化。利用方程1的估计参数，可以得到lnTFP/lnN=0.0173-0.0011RZI-0.0026lnN，把2013年专业化指数的平均值2.56带入，可以得出具有平均专业化水平的城市最优规模大致为262万人。利用方程2的估计参数lnTFP/lnN=0.0167+0.0015RDI-0.0038lnN，把2013年多样化指数的平均值3.98带入，可得具有平均多样化水平的

城市最优规模为389万人，这与王小鲁等的一些研

究结果类似[14]。比较两个边际效应，可知城市规模的边际收益随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和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由以上研究，从2013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大多数城市人口规模还远远小于发挥专业化和多样化效应的最优规模，今后在较长一段时间，我国要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加强引导，推动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而对于一些城市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如北京（1245万人）、上海（1364万人）等则要提升产业多样化的水平，与相应的城市规模相匹配，使城市在专业化向多样化的转变中实现城市经济绩效的有效提升。

（3）空间溢出效应。WlnTF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1%的水平），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一个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临近城市效率的提升，而且这一技术溢出效应一旦产生会对整个经济部门的增长产生明显推动作用[15]。从RZI和RDI的空间滞后项来看，专业化的空间滞后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多样化的空间滞后项不显著，表明专业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与研究样本区间的城市规模以及多样化水平有关，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城市的规模还比较小，多样化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有效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我国的多样化水平相对不高，部分学者认为多样化水平较高时才能发挥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和对临近经济体的空间溢出。

为了进一步分析随地理距离增加，专业化效应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本文使用SDM模型，对空间权重设定100～800千米的距离阀值，分别回归得出空间溢出系数（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专业化效应的溢出效应在100千米和400千米左右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渐变得不显著。100千米左右较强的溢出效应说明较短的距离（比如临近城市）有助于专业劳动力和产品的提供，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和技术等创新因素的溢出。400千米左右较强的溢出效应与集聚阴影效应（Agglomeration Shadows）的减弱有一定关系，根据Fujita等的研究[16]，当与中心城市距离逐渐增大时，市场潜力函数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呈现“∽”型曲线。在100～400千米之间，随着与中心城市地理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函数逐渐上升，中心城市的集聚阴影效应逐渐减弱，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当距离超过600千米，随距离的增加空间溢出效应迅速衰减，并且逐渐变得不显著，难以对周边城市的经济绩效产生促进作用。

（4）其他控制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对本地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并没有显著提升地方经济绩效，反映了地方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虚高而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较低，这种测算的失真使得产业结构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人力资本积累对本地经济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提高教育质量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逐渐替代物质资本成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而且人力资本特有的收益递增和外部性特征提高了其他要素的效率，进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绩效提升。政府作用强度的回归系数为正，显示了在中国式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绩效的提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这可能与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关，如果外商投资的领域偏重于加工制造业，技术含量低，则对城市经济绩效的作用不显著。

4 结论

本文构建综合实证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模式、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协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专业化、多样化对经济绩效提升作用的发挥与城市规模相关，随着规模的扩大，专业化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多样化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加，多样化对经济效率提升的门槛规模是129万人。②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经济绩效呈现倒U型结构，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随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而增加。以2013年的专业化、多样化平均水平为基准，与专业化水平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是262万人，与多样化水平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89万人。③专业化具有显著的跨区域空间外部性，空间溢出效应在100千米和400千米时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渐变得不显著。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设计倾斜政策，引导剩余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向规模偏小的中小地级城市集聚，使其成为我国地方性城市群的核心和城市体系的基层结构。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规模还远远小于专业化和多样化经济发挥效应的最优城市规模，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可以提{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同时让更多的人分享各类保障和发展机会。（2）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应根据城市特征实施不同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专业化和多样化分工协作。大城市要实施“多样化”为主、“专业化”为辅的“驱动”城市路径，中小城市要实施“专业化”为主、“多样化”为辅的城市路径。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未达到产生多样化效应的门槛规模，在大城市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多样化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结合城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集中人力资源和资本推动当地特色产业专业化发展。（3）城市间溢出效应范围为都市圈的区域规划、产业布局提供了借鉴意义。城市间的溢出范围在100千米和400千米处相对较强，对于东部地区城市群内的城市而言，产业发展应采取功能互补、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重点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对于西部地理距离较远的城市而言，应建立不同区域的市场核心，形成多核发展格局，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更好发挥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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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核电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分析

从核电发展规模上来说，“十三五”期间我国核电站建设速度将加快。“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在上述努力下，预计2030年我国核电站数量将达到110座以上，无论是核电发电能力与核电站数量，都有望赶超日美两大“核电强国”。按原子能机构测算标准，每台机组大约需要500-800名员工，人才需求面临严峻的挑战。

从核电人才需求结构上，核电人才主要分为三类：核电科研设计人员、核电技术人员和核电运行人员。核电科研设计人员以博士研究生为主体，主要从事核电科研和设计方面的工作；核电技术人员以硕士研究生为主体，主要从事建造、安装、调试等方面的工作；核电运行人员以本科生为主体，主要从事核电站运行、检修等工作。根据用人部门及至2020年各年度人才需求情况分析，预测到2020年需要本科以上人才约13000人。总需求量中本科生约占60%，硕士研究生约占30%，博士研究生约占10%。

从核电具体的相关技术上来讲，我国真正需求的核电人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核电站建设运行核心技术人才及相关产业链上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2）核燃料循环的各个产业链上的专业技术人才；（3）核燃料开采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其中，在本科教学中，主要分为“核工程与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工程物理、核燃料工程”四个专业方向，重点培养能够深入核电建造、运行一线的核工程类人才；对于研究生而言，在“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0827）下设4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核能科学与工程、核燃料循环与材料、核技术及应用、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重点培养能够从事核电设计、管理等相关人才。

二、影响我国核电人才培养规模的因素

从当前核电发展趋势来看，影响我国核电人才培养规模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层面。

1.国内核电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快速发展核能的增长速度是独一无二的，其既是一个核能消费端又是一个潜在的供应商，对全球核电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然而，国际上各国核能发展策略会对我国核电产业发展产生重要挑战，这也将直接影响国内核电人才培养的需求和发展。

我国国内核电发展对核电人才的需求是扩大核电人才培养规模的主要来源。在我国核电发展的初级阶段，大部分关键技术依然依赖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核电技术进口。核电技术的进口一方面扩大了国外核电技术厂商对国内核电市场的占领与控制；另一方面，严重制约了国内自主核电技术的研发进展与国内核电行业规模的扩大，从而影响核电行业人才的需求与培养。近年来，我国加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的研发力度，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逐渐占据并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国内核电产业的发展，进而继续带动核电人才培养规模。

2.核电技术“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逐步成熟、优化，中国核电出口的步伐逐渐加速，并己经占据了部分国际市场份额。2015年，中国与阿根廷、巴基斯坦、法国、肯尼亚等国家签署了核电站建设协议，核“走出去”战略不仅实现资本在海外市场的流动，也实现了精专业、会外语、懂管理的核电人才的跨国流动。2017年1月16日，在国家能源局和教育部的支持推动下，清华大学与中核集团、国家电投、中广核等核电企业签署国际核电人才培养协议。围绕核电“走出去”战略共同建立国际核电人才培养机制，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核电“走出去”重点目标国家，通过委托并支持国内具备相关学科优势的高校，开展有针对性、多层次、多元化的国际核电人才培养项目，提高我国核电技术的国际认可度，增强核电“走出去”软实力。国内自主知识产权核电技术的发展扩大了核电人才的需求规模，同时影响了国际核电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市场分配，对国外核电技术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这势必对我国核电人才输出起到拉动作用。

3.国际核能政策的影响

由于核电产业的特殊性，国际上对核电发展通常持有审慎的态度。了解核能政策的发展及其对全球各领域的影响至关重要。一方面，受国际要求碳排放量减少的压力，各国都致力于可再生能源与核能的发展；另一方面，核安全事故的发生也是影响核电人才需求的重要因素。人们对于发展核电的担忧来自于核电厂的安全方面，一方面是核电厂是否能安全运行，另一方面是核废物的合理安全处置。新形势下对核电人才培养中核安全文化及行为规范的培养更为关注。

三、我国核电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与困境

长期以来，我国核电专业人才培养数量少、质量高，主要由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四川大学、南华大学等几所国内高校来承担。目前，我国共有48所大学设置核电相关专业，其中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有10所，一级学科硕士点的高校有13所，而且由于各个高校的培养要求及培养目标不同，培养方式各具特色。为了使高校的培养方式更加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等核电企业加强了与国内高水平院校的人才培养合作，为吸引人才，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多年来也加强了与国内高水平院校的合作，除正常的学位培养、定向生模式外，还采取了岗前培训、双学位、工程硕士等多种方式培养不同层次人才，核电专业在满足核电人才紧缺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核电人才的培养质量，特别是核安全理念的强化，这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显得尤为重要。

从核电专业招生规模上来讲，近年来国内核电专业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招生规模也迅猛增长。本科生方面，从2000年到2009年，核电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招生规模的迅猛增长，从2000年的332人迅速增长到2009年的2602人；此后几年招生规模数量增幅放缓，2015年招生规模为2819人。其中，招生专业主要在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辐射防护专业招生相对较少。研究生方面，能够招生的高校或科研院所50余家，每年招生人数大约1500人。

从核电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来讲，我国核电人才培养方式主要分为三种模式：前“企”后“校”培养模式、“订单+联合”培养模式、“校”与“校”联合培养模式。前“企”后“校”培养模式是一种人才培养战略联盟的模式。核电企业与具有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高校通过定向培养计划、择优录用、技术培训等多种合作模式来培养核电行业急需的高层次应用研究型人才。该模式的典型案例为清华大学与中核集团联合开设的“定向班”，每年招收60名左右的“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定向生。“订单+联合”培养模式是核能发展为了适应人才的需要，探索联合企业和高校培养人才，促进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合作。自2005年以来，华北电力大学和中广核集团实施“订单+联合”核电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被称为“3+1”培养模式，“3”是指学生前三年按照现有教学模式培养，“1”是指第四年按照企业的需求设置课程进行培养。学生主要来源于学科电气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自动化及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校”与“校”联合培养模式是指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的模式。该模式的典型案例为华北电力大学一法国格勒诺布尔理工大学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该项目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交流项目。参与该项目的学生需要在华北电力大学完成3年的学习，达到法方学校的语言及学分绩点的前提下，第四年在法国进行学习。

目前，我国核电人才培养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首先，人才供给与核电行业发展需求不平衡。虽然目前我国核电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大幅提升，但是由于真正到核工业岗位就业的人却只有当年的30%～50%。要达到“十三五”规划的预期目标，我国平均每年需核准建设6～8台核电机组，人才不足矛盾突出。其次，核电人才培养要求高、难度大、周期长。以核电站反应堆操作员为例，除了参加各种严格的培训，还要通过国家认可的执业资格方可上岗，一名反应堆操作员的培养周期大约5年，其所用时间几乎等同于一座百万千瓦核电机组的建设周期。最后，核电人才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随着我国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核电相关技术的不断更新，核电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核电相关人员不仅要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还要适当了解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标准。同时，除了具备核工程与核技术领域的科研能力，还需具备创新能力。因此，在我国核能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现阶段核电人才的综合素质与企业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四、对我国核电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发展的建议

从对我国核电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出发，我国核电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发展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按需培养

按需培训包含两层含义，首先，高校应基于核电发展规划对核能人才的需求规模进行招生培养，确保当前核电行业用人的需求；其次，核电人才的培养周期很长，并且需要兼顾核电项目建设后期对人才的极大需求，要做好潜在的人才储备。因此，核电单位与具有核专业的高校需要提前布局，建立高校与企业“订单+联合”核电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设立奖学金和联合培养吸引优秀生源，确保人才培养的规模需求，实现学校、企业、学生共赢。

2.加强与核电产业链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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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依据

规模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规模经济理论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规模经济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内在的，即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自身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另一种对单个厂商来说是外在的，但与整个行业的规模有关，即外部规模经济。

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角度来看，亚当・斯密作为规模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他在国富论中做出了以下论述：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切入点，进一步揭示了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分工使得每一个工人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都得到了提升，节约了生产过程中由于变换工作步骤而浪费的时间，同时促进了机器的发明和应用，“由于劳动分工的基础是一定规模的批量生产”，因此，斯密的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古典规模经济理论。真正意义的规模经济理论起源于美国，它揭示的是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经济性，规模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尔弗雷得・马歇尔、张伯伦、罗宾逊和贝恩等。

二、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时至今日，我国的汽车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至1978年，这是我国汽车工业的起步阶段。1953年，我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汽车工业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质的飞跃。之后，我国的汽车工业由于体制问题等原因，发展十分缓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一阶段我国的汽车产业发展较为落后，产业规模较小，基本不具有规模经济性。

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3年，这是我国汽车工业的成长阶段。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制度，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市场对于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推动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我国汽车产业的规模迅速壮大，到1992年，我国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达到106.2万辆，在世界各汽车生产国中排名第11位。该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在取得了显著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汽车产业投资混乱厂商林立，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厂商生产规模有限，距离国际公认的汽车产业规模经济产量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这是我国汽车工业调整改革腾飞的阶段。1994年随着《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颁布，我国汽车产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我国汽车产业，合资模式广泛开展。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资本的注入，因此，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我国厂商技术仍然处于落后水平。到了2008年，我国汽车产量达到了961.6万辆，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201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2300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6年蝉联全球第一。这些事实标志着中国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了汽车生产大国。

三、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发展存在问题

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发展，虽然中国汽车产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也实现了从汽车小国到汽车大国的转变，但是，中国目前还并不是一个汽车强国，我国汽车产业仍然没有形成良好的规模经济性。

汽车产业属技术与资金密集型行业，通常情况下资产专用性较强，因此汽车企业对规模经济具有很高要求。最近几年，我国汽车产业不断引进国外优质资本与关键技术，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加强，使得汽车企业的产能和劳动率得到显著提升，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性也越来越明显，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汽车产业仍然保持着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产业格局。

目前，汽车经济规模的国际公认标准为200万辆。全国大多数汽车企业生产批量小、专业化水平低、规模小、布局分散、自主开发能力差的问题十分突出，造成的结果是产业集中度低、规模不经济。根据2014年全国汽车生产企业排名来看，在全国153家整车厂中，年产量200万辆的仅有5家，在50万辆至200万辆的仅有3家，绝大多数年产量在50万辆以下。由此可见，我国汽车产业的规模是相当的小，距离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四、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策略

1、推行兼并重组，扩大各厂商规模

为了提高我国汽车产业市场集中度，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车企兼并重组战略，以此来调整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从而提高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具体的方式有收购、兼并、重组、参股等，通过强弱兼并，强强联合，既可以减少企业数量，提高产业集中度，又能形成一批具有高度规模经济性、竞争实力强大的汽车企业集团。

2、扶持自主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

虽然我国汽车产销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当前市场中，中国自主品牌的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而且还存在着下降的趋势。201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我国自主品牌却没有一家进入前十。这就意味着，我国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仍然需要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策略。因此，进行技术升级，提升自主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我国的自主品牌所生产的汽车，在设计、核心技术应用、制造等一系列的环节都还存在很多不足，很多的设计都是借鉴外国厂商的现有资源。因此在消费群体之中的认同度很低，自主品牌给人留下的印象始终是价格便宜但是品质低劣。我国车企需要加大对自主研发的投入，避免一味的抄袭模仿国外厂商，加快技术升级，通过开发新技术来减少成本，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从而提高自主品牌在消费群体之中的认同度。

3、抓住发展机遇，探索新能源汽车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新能源汽车逐渐成为汽车市场的新宠。新能源汽车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格局尚未形成，我国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应抓住此次机遇，积极同国外厂商开展竞争，大力研发新能源汽车，尽早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抢占市场先机来吸引顾客，扩大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争取在这一新兴市场中取得领先的行业地位。（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文超.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4（2）.

[2] 秦远建.改善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的对策[J].汽车工业研究，2008（6）.

[3] 柳旭.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战略分析[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6.

[4] 何元贵.中国汽车企业规模经济实证研究[D].暨南大学，2009.

[5]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华夏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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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葡萄历史悠久，上世纪五十年代北部塬区一带群众就有种植葡萄的习惯和传统，被称为“铁杆庄稼”，旱涝终究有收入。大面积栽植源于年，以县葡萄酒厂为依托，大搞酿酒葡萄基地建设，全县种植以红、白玫瑰为主打品种，面积达到1.5万亩，后因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等因素，县葡萄酒厂被迫停产，最终导致群众毁园挖树，葡萄基地受到严重破坏。年代后期，在泾云公司带动下，北部沿山乡镇又发展三株系列高档酿酒葡萄近万亩，规划建设万吨葡萄酒厂，后因资金难以落实，酒厂建设被迫中断，群众生产的葡萄滞销，全县葡萄面积锐减。年，当地又掀起种植葡萄热潮，一些群众不但全力租地建园，而且规模发展，有的干部职工也加入到种植葡萄行业，最终无人收购，葡萄鲜果每斤仅卖到0.2-0.3元，产品没有销路，给果农造成极大损失，葡萄基地建设又一次受到重创。至此，葡萄栽植历经“三起三落”。但是，本县栽植葡萄的自然条件是毋容置疑的，并被一些农业专家和商家看中。北部沿山地区海拔高，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是葡萄栽植最佳适生区。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世界十大葡萄优生区之一”。酿酒葡萄平均糖度达到19度以上，高出山东、河北平均糖度2-4度，品质优良的显著特点，年，县上根据这些优势引进张裕集团，投资8300万元，建设年产1万吨干红葡萄酒生产企业，年4月张裕（）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建成投产。年以来我县同张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发展4万亩酿酒葡萄基地的合同，县政府及时制定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酿酒葡萄基地建设的通知》和《关于加强酿酒葡萄幼园田间管理的通知》等指导性文件，在龙头企业的作用带动下，经过重点引导，再次掀起一次葡萄热，近年来终于使葡萄产业发展走上了正轨。

截止年，全县已栽植酿酒葡萄3.3万亩，挂果面积2500亩，陆续进入盛果期。累计向张裕公司交售400多吨。酿酒葡萄主要集中在北部沿山和旱腰带地区，建成兴隆太和、口镇郭塬、王桥北峪、安吴龙源等8个千亩酿酒葡萄示范园，金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葡萄基地已从安吴镇拓展到白王、口镇一带的10个村，总面积达到了8000亩，和悦丰润开发有限公司投入资金800万元，建设标准化酿酒葡萄示范园1000亩，恒信公司投入资金500万元，建设酿酒葡萄1000亩，安吴镇四罗沟村去年完成酿酒葡萄栽植800亩，大户茹雄栽植了126亩，基地面积已发展到1300多亩，占到全村耕地面积的80%，白王镇太和村去年完成酿酒葡萄栽植600亩，大户张建刚栽植300亩园，高双利对原有的270亩酿酒葡萄积极搞好配套设施建设，基地面积发展到1200多亩，占到全村耕地的75%，王桥镇柏章村由日新公司买到荒地进行平垦，组织带动全村发展酿酒葡萄1500亩，占到全村耕地面积的70%，在葡萄栽植中，葡萄基地经营主体发生了根本变化，“土地流转”、“公司+农户”、“大户承包经营”、“专业合作社+农户”四种发展模式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葡萄栽植企业大户已占到80%，农户占20%。在葡萄管理中，葡萄基地建设由过去的千姿百态引向了标准化，由千家万户引向了规模化。同时向现代化管理要效益，打井引水，建设集雨窑，开挖储水池，整形拉枝，病虫害防治，有条件的地方还逐渐实行滴灌、喷灌、渗灌，避雨栽培和防鸟网等先进技术不断推广和应用。

近年来，县财政先后为酿酒葡萄基地投入资金1569万元，用于苗木资金744万元，用于水利设施配套资金825万元，打深井27眼，挖埋暗管56公里，衬砌渠道20公里，架设输电线路11公里，扩大节水灌溉500亩，有力地支持了葡萄基地的发展。今年全县果业发展目标是投资500万元，扶持酿酒葡萄基地建设，继续抓好10000亩酿酒葡萄栽植工作，继续实施优惠政策不变，确保我县酿酒葡萄面积达到4万亩以上。通过招商引资等多渠道重点发展大户，广泛引进外地企业或个人以土地流转，土地承包等有效形式，提升全县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沿山扶贫公路已经修通，无疑为葡萄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盛夏时节，当你驱车进入东起安吴龙源山庄，西至兴隆西苗村，全长37公里，宽度为9公里的沿山旱腰带地区，鳞次栉比的梯田和片片相连的万亩葡萄园尽收眼底，一派生机。一排排水泥桩，一道道铁丝网，映衬着嫩绿茂盛的葡萄树苗，已经代替了昔日的荒芜和凄凉，初显产业规模化和现代化雏形，构筑了一道靓丽的生态风景线。

塬区奶牛园

县是一个农业大县，粮食播种面积每年平均保持在近80万亩左右，有着得天独厚的饲草饲料资源。丰富的秸秆犹如一个天然的牧场，特别是塬区地多人少，是适宜奶牛畜牧业发展的一个好地方。兴隆镇许家庄村是奶牛第一村。年该村一次从齐齐哈尔购进奶牛33头，分到各户饲养，由于群众不会养，有15户都不养，把牛退了回来，拴在村干部门前。后来在村党支部书记任述来的带领下，发动党员干部带头养，组织群众到外地专业村参观学习，当时一条“养牛好比摇钱树，谁家养牛谁家富”的标语，触及了养牛人的致富欲望，坚定了养牛的信心。此后，他们聘请省农干校专家授课培训。许家庄村从年买牛，年养牛，年持平。一般户都还清了贷款。年全村奶牛达到350头，户均一头牛。年达到550头，年达到750头，户均2头半。年县政府任命许家庄村为养牛专业村。同时，县上及时发出了关于发展奶畜业的指导性文件，加速了奶畜业的发展。在许家庄村的带动下，周边符家庄、候家庄、张李庄、郭家庄等9个行政村积极行动养奶牛，兴隆镇迅速发展成为西北最大的奶牛强镇。在兴隆镇的带动辐射下，塬区的白王、口镇、安吴等乡镇也纷纷效仿，县上及时提出“壮规模，强服务，提水平，增效益”的思路，使本县的奶牛数量剧增。去年县上又及时出台了“三个1万”工程，奶牛增加1万头。截止年，全县奶牛存栏达到6.6万头，年产鲜奶20多万吨，实现产值6亿元。数量及质量均居全省首位。全县已建成奶牛养殖小区（场）72个，其中千头以上奶牛集约化养殖小区15个，牧场化养殖4个，配套建设机械化挤奶站154个，全面实现了机械化挤奶。正在建设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小区）5个，完成投资1.2亿，入驻奶牛近1.2万头，存栏良种奶牛3000头的省奶牛中心项目一期工程基本竣工。北部塬区发展奶畜产业，奶牛存栏已经占到全县70%以上，仅兴隆镇就有奶牛养殖小区20余家，户养70头以上规模户有6家，饲养7-8头奶牛户普遍。许家庄村民韩英饲养8头奶牛，每年收入均在3万元左右。来自奶业的收入已经占到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在奶畜业管理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过去由于政府、企业、农户之间不协调，对经济发展活动规律还不能熟悉把握，产下鲜奶无人要，还压级压价且限奶出境等做法，曾引起过群众强烈不满。曾发生过有人担着鲜奶冲击人代会、拉着鲜奶倒入县政府大院事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奶畜业成为我县支柱产业，各级政府不断加大管理和指导，调节机制不断完善，使全县奶业得到健康发展。特别是经过“三鹿奶粉”事件后，奶牛生产发展方式有了重大转变，奶牛开始向小区集中，鲜奶向奶站集中，推动了产业升级。

在奶畜业发展中，我县正在按照“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和农户投入为主导，金融信贷为辅助”的总体思路，加大投入力度，转变生产方式，以工业化理念谋划奶畜产业，实现奶业优质、高产、高效，促进农民增收和县域经济的发展。今年县上继续发放良种奶牛冷冻细管7.8万支，支持奶畜业发展。

“栽下梧桐树，招引凤凰来”。随着我县奶牛养殖规模化不断扩大，先后引进光明乳业、蒙牛乳业、佳和乳业、银桥乳业等国内知名乳业企业纷纷投资建厂。全县现有乳品加工企业11家，年加工能力达到30多万吨，带动饲料和添加剂生产企业27家，兽药企业4家，从事鲜奶运输车辆100余辆，参与奶业流通人员4000多人，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每年到秋季时节，一辆辆运输秸秆的车队犹如一条条绿色巨龙，源源不断地奔向塬区，驶进奶牛场。全县每年青贮秸秆饲料达30多万吨，有力地保障了我县奶牛生产循环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灌区蔬菜园

县依靠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和肥沃的土地资源及便利的交通条件，露地蔬菜种植历史悠久，在此基础上逐步向日光温室大棚生产过渡。年桥底镇和村一次投资建起蔬菜大棚30多座，当时由于人们对发展现代农业概念模糊，认识不清，科技知识缺乏，对反季节蔬菜认识不到位，前景不了解，不会作务，加之生产品种单一，效益低下，不到几年就全部推倒又改种粮食。年云阳镇樊尧村又尝试建起了蔬菜大棚，随后推行半地下式冬暖大棚，发挥了优势效益。但发展速度缓慢，直到年，我县蔬菜产业才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温暖式蔬菜大棚基地逐年增加，蔬菜生产大棚数量剧增。期间，县上及时制定了《关于加快大棚菜发展的决定》《蔬菜产业发展规划》等文件，在土地调整、水电供应、资金扶持等方面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引导蔬菜产业发展，随着云阳镇花马村第一个千亩高效设施蔬菜基地建成，紧随其后有高家村、安吴镇竹园张村、姚家村、蒋路村等多个千亩高效设施蔬菜示范基地相继建成。云阳镇花马村共有460户建有日光温室蔬菜大棚500座，拥有2座以上的户占到三分之一，每座大棚年净收入均在2万元左右，村民郭岁独去年3座大棚西红柿收入8万多元，像这样的规模和收入状况在蔬菜基地随时可见。去年，县上又推出“三个1万”工程，蔬菜增加一万亩，加速了我县蔬菜产业的发展。王桥、桥底、中张、泾干、三渠等乡镇一大批冬暖式大棚随之而起。年全县蔬菜播种面积已达39.2万亩，年产量180万吨，年产值19亿元，其中设施蔬菜面积17.2万亩，认定无公害蔬菜基地面积18.5万亩，认证无公害蔬菜产品19个，形成百亩以上的蔬菜示范园85个，千亩以上的专业村82个，万亩以上蔬菜主产镇8个，蔬菜总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值40%以上，其中示范村蔬菜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0%以上，撑起了农民收入的半壁江山。以云阳的反季节蔬菜、口镇的紫皮大蒜、王桥的香菜、黄心胡萝卜、安吴的甘蓝、洋葱、芹菜等富有地方特色的蔬菜品种基地已见成效。今年县上又积极引进发展泾河“青水莲菜”种植，计划面积亩，已落实面积1000亩，为我县蔬菜生产又增添了新的名优品种。

近年来，在蔬菜产业发展中，县上财政、涉农部门先后投入资金5000万元，支持蔬菜生产发展，今年又投资8000万元，其中县财政投入1000余万元，发展设施蔬菜，我县蔬菜发展始终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部门为指导建设高效设施蔬菜，实行标准化生产，坚持“五统一”；统一设计规划，统一建棚结构，统一建设施工，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种苗供应。聘请蔬菜专家和科技人员进行培训，使蔬菜种植户成为科技明白人。目前部分基地示范园基本实现机械化自动卷帘、自动喷灌，自动喷药，大大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蔬菜基地建设近年来成效显著，先后被农业部确定为国家级蔬菜标准化示范县，被国家质检局认定为全国日光温室标准化示范区，被农业厅认定为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也是我省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蔬菜生产县。全县建成拥有年产千万株现代化蔬菜育苗工厂2座，在建2座，即可竣工，完全可以满足我县及周边温暖式大棚用苗需要，建成蔬菜交易批发市场10个，年交易蔬菜100多万吨，占全县蔬菜总产量60%以上，年交易额10多亿元。全县已建成流通服务组织150余家，从事蔬菜销售的大小机动车辆5300多辆，从业人员达18.6万人，同时开通了蔬菜直销绿色通道。蔬菜产业的规模发展，同时带动了交通运输、物流、金融、信息、餐饮、商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蔬菜产业已成为我县农业经济支柱产业之一，蔬菜产品不仅销往省内外各大中城市，部分蔬菜产品已销售到港澳地区及俄罗斯、越南、泰国等国家。去年举办了首届“蔬菜节”，今年又举办了第二届“蔬菜节”，目的就是进一步调动群众发展蔬菜的积极性，促进蔬菜产业规模的扩张，扩大蔬菜的影响，让消费者了解认识蔬菜，为蔬菜生产和销售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实现蔬菜生产环节和市场环节的有效对接，唱响蔬菜产业发展的主旋律，达到人们的共同认识，提高蔬菜品牌知名度，努力把我县打造成为真正的西北“寿光”。

调查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