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根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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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关键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市场推动；政府引导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09B23914）

〔作者简介〕曹海林，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98。

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实践是西方合作经济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合作组织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陷入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着重剖析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与市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

合作行动（cooperative action）作为构成合作组织经济生活的基本单元与微观基础，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具争议的研究焦点。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设，通常采用大量数据图表对合作行动进行定量分析，并建构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资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寻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会学看来，以上理论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设合作行动者能准确决定其行动后果和潜在效用。经济学假设显然不符事实，合作行动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制度运行环境，非经济因素对合作行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在社会学经典时期，马克思（1867）、涂尔干（1893）、韦伯（1921）等对合作行动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学基本范畴分析，强调制度建构及其有效实施的非理性基础（包括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等）同样对合作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产生影响。在经济学视野中，经济合作组织是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按照平等原则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共同经营实现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的组织，现代农民合作组织应是市场经济的产儿。

事实上，世界合作运动的实践经验表明，现代农民合作组织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理性选择。农民合作组织不仅仅是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合作组织类型，而且还是当今世界合作运动的主体。鉴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根基及其发育成长动因也互不相同。从发生机理上看，现代农民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1。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市场化力量”的推动，而“市场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权和非垄断资源占有方式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及其功能组织，获得了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目标的行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2亦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市场需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类活动，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

农业作为分散产业、农民作为技术弱势群体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样亟需市场化力量的介入与推动。农业的自然生产与分散经营的特点，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是一个弱质产业。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不可忽视，这种矛盾很容易被视为市场化推动的负面影响或副产品。这就需要设立专业性的经济机构，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产销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服务缺位的问题，农业市场竞争急剧性和农业产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市场竞争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风险性的优势特点，同时市场化竞争的推动又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缺点。这一事实必然要求在市场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外还应有政府引导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导也成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场化竞争存在的诸多不足，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引导，即通过一系列政策过程来实现市场化力量推动难以完成的任务，体现政府引导所具有的公益性、反应速度快和规模影响大的优势。更何况，“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3这种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性，要求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合作社诞生之初的价值目标及其行为取向表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组织制度安排，客观上要求市场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和有效配合，这种内在需要决定了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赖性，决定了其实现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首先是农民合作组织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为保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不快，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很薄弱，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经营管理素质基础较差。农业生产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条件和规模经营不够的限制，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程度还不高。由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实地要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迫切需要构架以家庭承包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为基本框架的市场农业组织结构，提高农业市场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的统一大市场对接，实现农民合作组织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

二、引擎失衡：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畸变境遇

基于中国社会事实，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何会陷入更为艰难困境的疑虑与反思在学术界早就酝酿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果真如有学者质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农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的利益驱动致使农民间的合作关系必然会迅速减少？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促使农民行为的原子化和农村传统组织的衰落进而造成农民合作变得更为艰难？毫无疑问，对这样的质疑回答“是”或“否”都显得极为草率。因为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特别是对转型期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剖析离不开我国特定的制度运行环境，不仅要重新审视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认真思考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之上。因为经济行动不仅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还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能实现。4

回顾世界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合作组织发展的初期，合作组织是作为民间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经济互助自救组织而存在的。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将“无涉政治性”视为重要的组织原则或组织行为准则。不过，合作组织的最初设想未必就会形成合作组织后来实践的现实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事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组织发展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预工具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强制性色彩极浓的经济运行体制，将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视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组织发展的价值指向及其运作轨迹开始发生偏移，原先作为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开始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牵制，经济合作组织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制度及其运作形式开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组装并成为政府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的理想路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组织发展的意图就更为明显，即政府欲将合作组织作为推行其特定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开始套上国家行政化运作的外衣，而其发展自然也越来越背离“无涉政治性”原则。国家的行政意图明显左右着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若将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其产权模糊，内部交易成本过高，合作组织的技术效率与企业组织相比有明显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组织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总是与国家对它的各种扶持联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国家行政化驱动力压市场化推动而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自然也就难以避免。

毋庸置疑，农民合作组织发育成长的根源基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民合作组织源于市场化，又能推动市场化。毕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换过程中，理性行动者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途径就是放弃原有物品，以获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农民在面对大市场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放弃原有物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获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动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既非源于市场化，更不能推动市场化，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越来越捆绑于国家的行政设计及其意图而陷入极其被动的尴尬境地。

非常明显，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变”发展与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密切相关。如果说50年代初运动中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还仅仅停留在法律制度规定层面的话，那么，随后的合作化运动、化运动则是国家在自己名义下，构造了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集体组织并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和法律权利，进而实现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实质性主导。7重新审视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1950年代开始合作化之时，我国农村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随后长达20余年之久的体制不仅使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变了质，没有了“合作”的实质内容，而且更使绝大多数农民丧失了对合作组织的兴趣及其参与的主动性，以至于对1980年代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造成无形的伤害。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参与仅仅是“被动式市场化”卷入，国家的行政意图及其指令毫无商量地将农民全部卷入合作化运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国家行政化合作运动注定造成两大后果，一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不再按市场化规则运行（事实上也无法按市场化规则运行），必然陷入实践困境；二是农民参加合作组织也不再是权利型的理性参与，实为农民的无奈选择。双重引擎的严重偏颇失衡必然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

三、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农民合作困境的突破进路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民的合作化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动员的性质，特别是在国家主导乡村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凭借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将农民卷入各项政治运动，这种“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实现的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8毫无疑问，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显然扼杀了合作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高度集权的国家行政控制使得农民拥有的公共参与权利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一切权利因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层层控制而根本无法兑现。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参与只是国家行政力量动员农民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体现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及其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地位。

事实上，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运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国家行政体系，农民作为“合作主体”参与自上而下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权利主张的积极行动，而是迫于国家行政压力的无奈选择。建国后国家行政力量正是通过发动合作化等运动将农民成功卷入其中，这种“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实质上就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选择权利的被动行为，农民必然沦为缺乏自主意识与选择权利的一群“合作化盲从”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民合作行动的单向控制，显然无法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主动性。

毫无疑问，1980年代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的均衡运作初现端倪。乡村改革使农民真正获得了主动性参与的权利资格，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隶属于公社体制的“社员”，拥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确立了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组织必须遵循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才能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农民自愿合作也就会成为农民在事实上可能实现的一项法定权利。9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有了特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也改变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性质，即由集体化时代的“政治卷入”式参与向新时期的“权利合作型”转变，农民合作参与的权利性日益突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均衡运作的社会基础逐渐形成。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性质与方式的转型并不就意味着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能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农村改革后农民的合作参与成为一种非强制，这就使得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很难避免“多数人参与”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能让我们轻率地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绩效与前景下结论，但至少促使我们思考在市场化主体力量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如何培育和发展的问题。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从“卷入式”向“权利型”的转变，不应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更应有实质性内容的切换，这一转变要求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先决条件。从较大范围来看，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权利型合作中参与主体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一般来说，合作主体的合作文化主要体现在合作主体在合作问题上对合作过程的行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类型对合作主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的价值评价、合作的态度和情感表现、合作的方式选择、合作规则的认同情况、合作的行为向度、合作的效果认识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会潜在地发挥着制约作用。权利型合作不仅要求农民要有较强的权利观念，而且要求农民具备现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健全市场体制能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农业市场化的直接体现是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农民才有可能选择合作组织这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既要求政府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求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各种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和农村消费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从而为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农民合作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关键因素。农民权利型合作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农民以合作主体身份对合作事务实施民主管理的过程，在合作过程中，农民作为合作主体不仅要积极参与合作规则的制定，而且更应成为农民合作规则的实践者与创新主体。农民合作规则的内容应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这既包括确立合作主体权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着眼于地方特色的农民合作章程（条例）。虽然两种合作规则在性质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异，但参与制定的主体理应都是农民，农民合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能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真正实现。

其四，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证。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依赖于制度化的组织通道，农民合作参与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乡村改革以来，农民在空间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断，横向联系也相对缺乏，这种低度组织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必然使农民的合作参与因缺乏凝聚载体而出现弥散化和相对弱化，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表达和政策要求难以集中，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求切实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

其五，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农民合作形态的现实状况意味着农民合作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大小，农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农民参与形态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态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单一、空乏的总体性趋势，农民的合作行为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性的被动行为，农民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惯性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权利型合作多元形态的选择。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激发农民合作的主体性则是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参考文献〕

〔1〕〔3〕世界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R〕.年度报告，1991.

〔2〕赵泉民.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J〕.学术研究，2005，（8）.

〔4〕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

〔5〕熊万胜.合作社：制度化进程中的意外后果〔J〕.社会学研究，2009，（5）.

〔6〕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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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标志是世界市场的形成。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世界市场的出现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变革――技术创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的结果。

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生产力是社会变化发展的最终动力。人们的经贸交往和科技、文化交流固然能满足人们一定的利益，但各种利益的最终满足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的。生产力发展，科技革命是世界市场产生和发展、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谓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在时间上的展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社会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出现的任何现象，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找到其根源。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分工。马克思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的出现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分工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发了生产工具的革新，都使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这种分工，一开始是民族内部的分工。随着人类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高度现代化的生产力不仅使以往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范围的分工，扩展为国家之间的分工，甚至使同一专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发展成为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使国际分工呈现出不断升级和越来越精细化的态势。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客观上要求各民族进行普遍的国际交往。

人类几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交通和通信手段的不断进步，为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和技术条件。交通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它不仅使生产社会化达到了生产的国际化规模，使社会分工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且为人类提供了更加迅速便捷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从而使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迅捷方便的程度，使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的整体。正如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发言中说：“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产物

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也要看到，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只是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必须通过人们的生产组织活动来实现。只有追求最大限度利益的人的活动才能不断的创造财富，才能不断的开拓市场，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出现，最终催生了全球化。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后，生产力的发展是与资本的对外扩张结合在一起进行的，资本把社会生产力作为自身不断增殖的目的和手段，以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凭借，不断向外扩张实现自身无限增殖的需要。全球化的直接动力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律，是资本对外扩张的直接产物，其进程与资本对外扩张的历程是同步的。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增殖。为了能够不断增殖，它就必然要向外不断扩张。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资本只有通过不停顿地运动,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扩大剥削范围,不断地扩张,才能生存下去。资本的本质及其积累的规律,决定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活动范围具有向全世界各地扩张的必然趋势。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资本对外扩张的本性必将使其突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使其活跃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向全世界蔓延，使整个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化的新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保障和物质内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资本家为追逐更大的剩余价值则为全球化奠定了内在的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然而，我们要看到，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也随之全球化了，并最终成为全球化发展阻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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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075-01

1 民营经济的内涵和实质

关于民营经济的内涵，我国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民营经济研究学者认为：（1）民营不是所有制概念，民营是以经营主体的不同来定义的一个概念，民营包括民间人士、民间组织、民间机构。（2）是相对国有国营，因此凡不是国有国营的经济都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就是老百姓办的经济。（3）民营经济不等于私营经济，但私营经济属于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包括的范围比较广。（4）民营经济还可以包括国有民营经济。综合以上观点可以概括其实质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民营经济是一种观念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讲，民营经济的发展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第二，民营经济是一种战略经济。经济成分的出现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第三，民营经济是一种百姓经济。群众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只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群众奋发创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营经济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党委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实现民营经济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第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说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一种政策经济，政策放多宽，民营经济发展就有多快。所以政府必须积极转变职能，注重从体制、政策、服务等方面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要多服务、少干预，多帮忙、少添乱，多设“路标”、少设“路障”，多为民营经济开绿灯，努力营造民营经济发展更优越的环境。

2 怎样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

（1）突破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五大“瓶颈”：一是融资渠道不畅通，企业需钱贷不到，银行有钱贷不出，主要是企业信用不行，银行放贷时不得的再三考虑、处处小心。二是法律保护不到位。民营企业的财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目前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参与国企改革、购并中发生的纠纷，很难得到保护。三是政府办事效率不高。有的行政执法部门对民营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办事不讲原则，不讲效率，致使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很大障碍。四是市场竞争意识不强。一些民营企业小富即安，缺乏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眼光，产品缺乏名牌，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发展缺少文化内涵，市场竞争力不强。五是经营管理不规范。主要是产权关系不清，公司结构不规范，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等。

（2）突破传统的模式和发展思路，重新审慎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民营经济在改革的初潮中再生，还要在改革的突破中成长。改革初期的民营经济，被认为是“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山万水”的经济，现在则是更多的依靠“民资、民智、民力”发展的经济，，“民本、民主、民享”应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发展民营经济，就是要充分激发民间蕴藏的积极性，创造力和创新力，使广大百姓成为市场的主体。除了国有国营的，包括集体的、个体的、私营的、合作的、股份的甚至外资的，都可以视为民营经济，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支撑，今后要靠企业支撑、靠市场支撑。民营企业先是卖产品，再往上是卖技术、卖品牌，卖知识产权，直至卖技术标准。企业必须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做到惟我独有、难以模仿和替代、为市场所认可、给客户带来特别利益和具有较强的延展性。对民营企业来说，持续竞争能力是竞争优势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部分。

（3）突破传统体制和做法，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务环境。民营企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但做法可以有所不同：一是“强势政府”如上海，二是“理性执政”如苏南，三是“无为而治”如温州，四是“服务型政府”如东莞，四种模式各有短长。上海这些年的发展得力于强势政府的作用，现在进一步致力于建立“责任政府”；苏州政府的特点是“理性执政”，政策的连续性是苏州政府的一个特点；温州政府的定位是多引导少干预，以服务为主，即使是干预也不是干预生产，而是干预服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东莞实行政府服务与台商自主管理相结合，吸引台商大发展。在这方面，有一个工作方法和习惯问题。我们的一些干部，“对上可以天衣无缝地迎合，对下可以铁面无私地硬碰，对外惯于慷慨大度的谈判，对内可以滴水不漏的管理”，但要学会“理性执政”、“无为而治”、“疏而导之”却很困难。真正有作为的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的起步期、成长期，政府扮演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充分调动起优势的政治资源，与潜在的产业资源和市场资源结合起来，推动了民营经济的成长。现在到了民营经济发展的飞跃阶段，政府更要发挥“加速器”的作用，推动民营经济上一个大台阶，有一个质的飞跃。

（4）突破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定，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一是简化市场准入，切实实行平等待遇，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平等竞争的机会。二是兴办中小企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畅通的融资渠道，建立企业担保机制，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支持。三是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民营企业开辟融资渠道。我市建立工业园和开发区等形式，为民营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技术措施，促进民营企业实行规模化经营，发挥地区集聚效应和企业集群优势，促进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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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如今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的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3%，生产的商品约占社会销售总额的58.9%，商品进出口额占总额的68%左右。 “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我国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内外宏观经济问题愈加显现。国际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金融泡沫破灭；消费者需求明显下滑，实体经济仍陷于衰退。国内，转变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困难重重；投资过热使得宏观调控有所加强，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国内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长期依赖投资、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日益凸显。在投机、金融危机、美元贬值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剧烈。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不利因素众多。大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国内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08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亏损企业有1.07万家，亏损面达19.6%。在浙江有超过1200家的企业已经关门歇业关停。” 就全国而言，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

2009年，尽管国家制定、实施了刺激经济的各类政策、措施，但对广大中小企业而言，依然存在着市场需求明显减少、盈利大幅下降、亏损状况严重等问题。

一、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措施

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政府不仅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还应积极采取措施，持续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从数量、影响程度上看，中小企业已成为微观经济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向中小企业提供有积极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尤其当企业面临着严峻宏观环境的时候。

在200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对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责任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系统性的规范。例如，该法规定了“国家对中小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加强引导、完善服务、依法规范、保障权益的方针”。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多年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陆续制定了许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1.组织协调机构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等14个部门共同成立了全国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设立了中小企业司。到2007年末， 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设立了中小企业厅或中小企业局，部分省区市设立了专职的处、室。包括贵州在内的许多省、区、市建立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提供帮助申请政府扶持措施等服务工作。

国家发改委、国务院信息办和原信息产业部共同组织建立了以大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联盟。

2009年9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2.创业扶持

国家在场地、设施、税收等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创业。例如，向符合规定的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家对符合条件的新设立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在“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扶持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并将其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事项。2003年-2007年，国家向超过6.4万户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创业指导和综合服务。

国家对认定的高新技术创业风险投资项目给予注资等多方面的扶持，重点是节能环保、集成电路和软件、通信等九个领域。

国家允许创业者将家庭住所、租借房、临时商业用房等作为创业经营场所，建立创业项目资源库，形成有效采集和定期制度。

上海市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政策、服务、金融、信息、人力资源等六大支持体系、市区街道三级创业服务网络。

3.资金

国家在中央财政预算中设立了中小企业科目，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和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的项目、与大型企业协作配套的项目等。并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拨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中国人民银行鼓励商业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产品。，扶持措施。国家正修订《贷款通则》，制定融资性担保管理办法。，扶持措施。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必须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要求国有银行改进小企业贷款呆账核销工作，改进中小企业贷款的信贷人员尽职免责机制。同时，国家积极推动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的设立工作。小额贷款公司正在试点。国家正在制定关于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变为村镇银行。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采用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灵活抵押方式。

国家开发银行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建立了300多个中小企业贷款平台。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提供了政策性贷款。商业银行推出了多类特定贷款品种，如无需评级、授信的中小企业快速贷款。有的地方政府设立了地方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牵头组建了中小企业融资联席会，向重点中小企业提供贴息贷款，设立融资性租赁公司。有的地方银监部门对商业银行设立了小企业贷款指标。

国家相关部门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证券市场的中小板上市企业数量持续扩大。2009年，设立了创业板证券市场。

2008年起，国家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

国家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投资保障等方式促进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中小企业。相关政府部门提出，适当补偿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中小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向创业中小企业所接受的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管理服务、创业投资公共平台提供资助。

各级政府积极推进以信用征集、信用评级、信用信息数据库、信用为主的中小企业信用制度、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工作，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数据库，鼓励中小企业合法的互融资担保行为。部分地区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进行了区域性再担保试点工作。2003-2007年，对超过20多万户中小企业开展了信用等级评价和信用信息征集工作。对700多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免征3年营业税。有的地方对符合规定的中小企业提供免抵押信用担保贷款额度，对担保机构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给予资助。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小企业营业税、所得税和增值税减免的优惠政策。2010年，国家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高于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采取应纳税所得额减半、所得税率减为20%的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的投资项目，可对自用进口设备等免征进口关税。，扶持措施。国家允许中小企业提出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申请。国家对一些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的、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采取了阶段性缓缴社保费用或降低费率的措施。

4.技术创新

国家对中小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创新项目、为大企业产品配套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贷款贴息优惠，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经认定的创新型企业予以资助。国家引智专项经费对认定的聘请外国专家项目、引智示范推广项目给予资助。对中小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小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维持等费用予以资助。有的地方对认定的产学研项目给予资助。

各级政府通过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等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技术转让服务。推动实施“专利服务中小企业”活动。鼓励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5.市场开拓

国家通过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国际市场。设立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要求各级政府对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中小企业产品优先采购。

6.社会化服务

国家鼓励社会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培训、融资、营销等各类服务，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组织实施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中小企业信息网络体系。中小企业网总站和分网已拥有100万企业会员，日均点击量超过50万次。

7.提高企业管理能力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开办了中小企业管理咨询培训班。有的地方通过专家委员会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有的地方政府与管理咨询机构合作向个别重点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有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管理咨询项目提供资助。有的向企业推荐经过筛选的管理咨询机构。

通过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中国中小企业竞争力讲堂”、“创业者家园”公益培训、企业成长培训等，向中小企业提供了许多免费的管理培训。2010-2012年，实施面向100万家成长型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计划。

8.国际合作

我国政府与美国、法国、新加坡、德国等多个国家签署了中小企业合作协议、中小企业合作备忘录。举办了多次双边中小企业政策磋商及亚欧会议中小企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多国举办了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推动建立中意中小企业基金。国家发改委与英国国际发展部合作开展了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项目。

二、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常见问题

2006年及之前的数年中，以中小企业为企业主体的浙江、广东地区的出口额、增加值的年增长率都达到20%-30%之间。但到2007年，上述年增长率下降到了10%左右。2008年1-2季度，相关年增长率继续持明显下降。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并非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而产生。正如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新奎所指出的，中小企业的问题，实际是全局的问题。以下从经营理念、企业战略、营销、运营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常见问题。

1.经营理念

据调查，多数中小企业创办人的知识水平并不高。受知识水平有限、利己主义思潮、一些领域法纪松弛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中小企业经营者在经营理念上存在着严重缺陷。

急功近利，注重短期收益，忽视长期利益。

侧重于采取粗放的经营管理方式。有的还采用一些落后的家族经营方式。忽视可持续发展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意识比较淡薄。容易出现生产伪劣产品、污染环境、安全管理松懈、安全隐患、安全事故多等违法违规现象。

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给广大中小企业带来了广阔而丰富的市场机遇，带来了优越的外部发展空间，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在内部管理水平不高、综合实力较弱的情况下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掩盖了不少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理念问题。

2.企业战略

倾向于采用粗放的发展方式。大多数中小企业集中于普通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加工贸易产业，较少进入高新技术产业。

众多企业不顾自身的优势、劣势所在，热衷于进入在短期内能获得高额利润的产业。如房地产业、采矿业、钢铁业、有色金属业、建材业、娱乐业、餐饮业等。

众多企业习惯于从短期角度来选择盈利模式、管理方法，不注重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足。高附加值产品少，常常依赖于低成本竞争，压低劳动者待遇；随意排放污染物，随意消耗土地、自然资源；甚至不顾法规限制，沉迷于通过、徇私枉法来获利。

3.营销

大量中小企业将营销投入、营销环节较少的国外市场作为主要目标市场，而将一定范围内营销难度较大的国内市场放在次要位置。当发达国家高度负债的发展方式难以维系、出现金融、经济危机时，这类对国外市场过于依存的企业的市场需求急剧减少。，扶持措施。以广东地区为例，2006、2007年出口额的年增长率同比超过30%；而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同比为9%，第二季度同比为3%。此时，这类企业很容易陷入困境。

许多中小企业惯于采用低价竞争的营销策略，轻视以质取胜、以创新谋优势的营销策略；不重视新的营销方法，以设立网站为例，据调查，只有17%的中小企业开设了企业网站。

许多中小企业轻视品牌建设，轻视自有品牌，乐于以附加价值低的生产车间角色从事贴牌产品制造业务。

4.运营

设备、工艺技术水平不高，甚至较低。中小企业往往在设备、工艺技术上的投入较少，不少企业靠增加劳动力投入来弥补设备、工艺技术投入的不足。

对信息化建设比较轻视，投入不足。多数的信息技术应用只限于外网、内网构建、微软办公软件应用。近年的国家中小企业信息化调查报告指出，我国中小企业计算机的普及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泰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扶持措施。只有9%的中小企业实施了电子商务，4.8%应用了ERP，16.7%有自己的网站，14%有企业门户网站应用。

许多中小企业不是通过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来降低成本，而是着眼于压低劳动者的薪酬。当原材料采购成本、劳动力薪酬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时，大量中小企业出现难以运营的局面。

5.研发

目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着研发投入少、重模仿、轻研发的现象。在中国，国外组织、个人的专利登记数曾经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高于国内组织、个人的登记数。这一情况直到2005年才得以改变。国内企业不仅在大量的高新技术、设备上依赖于国外，甚至于常用的数控机床、纺织机械也有70%是从海外进口。

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国内企业经营者不重视研发职能或是研发管理比较薄弱。这方面与一些海外先进企业相比，差距明显。以日本精工爱普生集团为例，该公司研发部门中的知识产权机构有约400名员工。其专利检索数据库有上千万项专利信息。有些专利检索能力已经超越了日本的国家机构。

具体到国内的中小企业，此类问题更为普遍，自主创新产品、自主知识产权平均数量更少。

6.财务

许多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有的企业现金流状况不佳，乃至因缺乏现金而经营困难。有的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不严，坏账损失严重。有的企业账务混乱，导致决策困难。有些企业偷漏税严重，法律制裁风险高。有的企业出现内部人员贪污、挪用公款的现象。

一方面，因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财务管理不规范；一方面，因为中小企业可抵押资产少、不易获得担保；银行融资困难，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的机会很少。相应地，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高。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介绍，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常常高于9%，总成本超过10%，民间借贷的利率则超过了30%。

7.人力资源

由于我国曾长期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状态，大量中小企业的创办者、早期经营者文化素质不高，管理能力较弱，管理意识较落后，对人力资源工作相当不重视。因此，中小企业的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相当匮乏，员工素质相对较低。据调查，在我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中小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不到10％，初中以下学历的员工所占比例则达到约60％。

许多中小企业缺乏正常的人力资源投入，员工无法享受到依法应有的工作待遇，无法获得依法应有的劳动报酬。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工作责任心不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调查，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投入占企业总投入的比例非常低。

三、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的不足之处

关于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的不足之处，除了制度建设待加强、需要进一步统筹、安排、扶持资金规模有限、资金安排不均衡、管理不严、服务内容待扩展、监督检查不够以外，还有一个重大不足是目前的支持措施还不能比较有效地面向那些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对解决关键问题所起的作用还比较有限。

下面将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所起的作用按经营理念、企业战略、营销、运营、研发、财务、人力资源进行分类，并与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常见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如表1所示。

表1：对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所起作用的对比分析表

序号 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常见问题 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措施 1 经营理念：受知识水平有限、利己主义思潮、一些领域法纪松弛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中小企业经营者急功近利，忽视长期利益；侧重于采取粗放的经营管理方式，忽视可持续发展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意识比较淡薄。 a.国家开展了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中国中小企业竞争力讲堂”、“创业者家园”公益培训。 b.2010-2012年，实施面向100万家成长型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计划。 2 企业战略：倾向于采用较低层次的发展方式，大量集中于普通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顾自身的优势、劣势所在，热衷于进入在短期内能获得高额利润的产业；习惯于从短期角度来选择盈利模式、管理方法，高附加值产品少，常常依赖于低成本竞争，压低劳动者待遇；不注重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足；甚至通过、徇私枉法来获利。 a.国家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新设立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 b.有的地方政府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政策、服务支持体系。 c.国家发改委开办了中小企业管理咨询培训班。 d.有的地方通过专家委员会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有的地方 与管理咨询机构合作向个别重点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3 营销：大量企业将营销投入的国外市场作为主要目标市场，过于依赖，而把国内市场放在次要位置；许多中小企业惯于采用低价竞争的营销策略，轻视以质取胜、以创新谋优势的营销策略；轻视品牌建设，乐于从事贴牌产品制造业务。 a.国家通过贸易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国际市场。 b.设立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c.要求对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中小企业产品优先采购。 4 运营：在设备、工艺技术上往往投入较少，水平不高，不少企业靠增加劳动力投入来弥补不足；对信息化建设比较轻视，投入不足；许多企业不是通过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来降低成本，而是着眼于压低劳动者的薪酬。 a.相关部委牵头组建了以大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联盟。 b.有的地方政府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信息支持体系。 5 研发：普遍存在着研发投入少、重模仿、轻研发的现象；研发管理比较薄弱；自主创新产品、自主知识产权更少。 a.政府通过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等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转让服务。 b.推动实施“专利服务中小企业”活动。鼓励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c.国家对中小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创新项目、为大企业产品配套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贷款贴息优惠，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d.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实行税收优惠。对经认定的创新型企业予以资助。 e.国家引智专项经费对认定的聘请外国专家项目、引智示范推广项目给予资助。 6 财务：许多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有的企业现金流状况不佳；有的应收账款管理不严，坏账损失严重；有的财务信息混乱，导致决策困难。有些偷漏税严重，法律制裁风险高；不易获得担保，银行融资困难，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的机会很少，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高。 a.中国人民银行在2008年要求商业银行的小企业信贷投放金额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增加量不低于2007年。 b.国家正修订《贷款通则》，制定融资性担保管理办法。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必须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要求国有银行改进小企业贷款呆账核销工作及相关的信贷人员尽职免责机制。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采用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灵活抵押方式。国家积极推动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的设立工作。 c.小额贷款公司正在试点。国家正在制定关于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变为村镇银行。 d.有的地方银监部门对商业银行设立了小企业贷款指标，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提供了政策性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建立了300多个中小企业贷款平台。 e.2008年起，国家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 f.国家相关部门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设立了创业板证券市场。 g在中央财政预算中设立了中小企业科目，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等。向符合规定的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h对认定的高新技术创业风险投资项目给予注资等多方面的扶持。国家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投资保障等方式促进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中小企业。，扶持措施。 i.各级政府积极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工作，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数据库，鼓励中小企业合法的互融资担保行为。部分地区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向创业中小企业所接受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公共平台提供资助。 j.有的地方政府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金融支持体系。有的地方政府向重点中小企业提供贴息贷款。 k.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小企业营业税、所得税和增值税、自用设备进口关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的减免优惠政策。国家对一些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的、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采取了阶段性缓缴社保费用或降低费率的措施。 l.允许创业者将家庭住所、租借房等作为创业经营场所。 7 人力资源：大量企业的创办者、早期经营者文化素质不高，管理能力较弱，管理意识较落后，对人力资源工作相当不重视；人才相当匮乏，员工素质相对较低；缺乏正常的人力资源投入，员工工作待遇偏低，员工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 a.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中国中小企业竞争力讲堂”、“创业者家园”公益培训、企业成长培训等，向中小企业提供了许多免费的管理培训。 b.2010-2012年，实施面向100万家成长型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计划。 c.有的地方政府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人力资源支持体系。 从上表可以看出，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主要面向的是中小企业的财务

职能问题，其次是研发职能问题；而在经营理念、企业战略、营销、运营、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措施则较少。正如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教授所说的“资金紧缺不是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也不是资金短缺等财务问题，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不应过多地面向中小企业的财务职能。

四、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1.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将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到较高的水平，是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例，只有将广大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中等或较高水平，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成本才比较能够处在一个贷款方可接受的水平，各项信贷扶持政策才能真正发挥效用。曾主管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欧新黔指出，我国中小企业已经到了以提高素质为主的发展阶段。温州创新工商管理培训中心主任殷海江认为，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组织管理能力建设较差，不论人员培养、管理流程、制度建设、技术研发、品牌塑造都缺乏手段，导致面对从紧的外部环境时缺少竞争力；企业抵抗外部风险最好的办法是练好内功。

尽快、逐步地帮助多数中小企业将管理能力提升到中等或较高水平，是将中小企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根本方法，是解决中小企业在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所面临各类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从政策层面上来讲，更多取决于微观，取决于企业应对环境的能力；应更多地培养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能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新奎曾经举了一个实例，上海市工商联纺织协会的众多中小企业会员在2007年遇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通过集思广益、共同协作，投资成立了一家新的企业，以此竞标获得了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经营商的资格，使得大家的经营状况普遍得到了扭转。

因此，制定、实施好以管理支持为重点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是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应由以财务支持为重点转向以管理支持为重点。

2.制定、实施好以管理支持为重点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在实施其它支持政策的同时，将财力、人力资源重点投向中小企业管理支持领域

（2）以中小企业管理咨询专家、专业管理咨询机构相结合的方式向符合优先扶持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或资助管理顾问服务

政府部门应组建中小企业管理咨询专家团队，重点在经营理念、企业战略、研发等职能的疑难问题上向符合优先扶持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管理顾问服务。由政府承担中小企业管理咨询专家的服务津贴、费用，由企业为主（如企业评价权重占60%）、政府为辅的方式来评价管理咨询专家的工作绩效。

同时，政府部门应资助符合优先扶持条件的中小企业选择有资格的专业管理咨询机构的管理顾问服务。可按企业的财力状况，资助管理顾问服务费用的50%-80%。具体而言，企业应按统一的规定实施招标，由多家管理咨询机构投标，提出各自的方案、实施时间、实施人数、服务价格，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由企业择优选择管理咨询机构。政府可制定各类管理顾问服务费用的基准及上限。相关部门应建立对此类管理咨询机构的评价、监督机制。在咨询项目完成后的半年、1年，分两次由企业、政府部门共同评价管理咨询机构的工作绩效，企业评价可占60%的权重。开展此项工作时，由于具有良好管理顾问能力的管理咨询机构数量目前比较有限，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逐步开展。政府也应更多地开展相关管理咨询机构、人员的培训工作。

（3）以更大的力度、更多样的方式组织、资助中小企业管理人员培训工作

在加强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中国中小企业竞争力讲堂”等管理人员培训工作的同时，资助成长潜力大的中小企业的一些管理人员参加其它正规的企业管理培训或学历学习、职业资格培训。

（4）资助、鼓励管理人才到中小企业就业，降低其就业风险

人力资源是组织的第一资源。相关部门可向符合一定素质、才能条件的中小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保障较高的失业保险、服务津贴等多种资助，采取各类措施帮助中小企业缓解管理人才紧缺问题，增强对管理人才的吸引力，鼓励管理人才到中小企业就业，降低管理人才到中小企业工作所面临的较高就业风险。

篇5

调整需求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转变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举措。转变发展方式中的第一个转变，就是调整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针对我国经济结构中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提出来的。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出口大幅下降的局面，实现这一转变具有很强的紧迫性。

居民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是我国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突出表现。20__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4%，与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下降近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与低消费率相对应，20__年—20__年，投资率年均达到42.4%，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如果消费市场不能相应扩大，由此形成的无效投资和银行呆坏账必然增加，将直接影响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出口连年大幅增长带来的贸易摩擦增加、顺差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等，也影响着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的贡献率偏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任务。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二是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三是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个人消费信贷征信体系，优化消费信贷市场环境。加快推进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减轻居民教育、医疗负担。扩大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尽快解决农民工保险账户转移接续问题。四是围绕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建设以铁路为重点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加强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一代互联网建设，促进互联网、通信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大力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完善农村电网，加快乡村道路建设，扩大“家电下乡”财政补贴品种。五是把促进房市、车市、股市联动发展作为扩大消费的战略重点。房市、车市在一定程度上受股市影响。为保持股市稳定健康发展，应在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同时，改善对股市供求总量的调控，避免大起大落。同时，通过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支撑房市、车市的持续繁荣，使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如果通过采取多种措施，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10个和15个百分点，达到55%和50%，接近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6%和52%，就意味着每年将有5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居民消费，不仅经济结构将得到改善，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将有较大提高。这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根本目的。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发展方式的第二个转变，就是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状况，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使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相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产业结构中的突出问题。20__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0.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3.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第三产业落后，造成就业矛盾突出，制约经济发展。

在第三产业中，严重落后的有三个方面：一是研发、物流等生产业发展滞后。在发达国家，围绕科技研发形成了包括知识产权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风险投资市场、技术培训市场的技术进步服务体系，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全方位服务。我国技术市场尽管发展较快，但远远满足不了企业需要，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时，物流业发展落后，专业化、社会化水平低，造成物流成本较高。发达国家的流通成本一般占GDP10%以下，我国则高达18%。把相同的货物从成都运到上海，比从德国汉堡运到上海的成本还要高。扶持、壮大物流业，建立跨国、跨地域的现代物流体系，建立一批物流中心，发展一 批物流企业，已成为当务之急。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发达国家，会计、审计、法律、咨询、监理、征信、认证、价格评估、招标投标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比较完善，从业人员众多，在许多方面代替了政府的一些职能，对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加剧美国金融危机的重大事件，信用等级被评为A+的雷曼兄弟公司瞬间倒闭，正是监管缺失、信用评级机构丧失职业道德的结果。我们应以此为反面教材，打破对国外市场中介机构的迷信，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中介服务体系，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三是社区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发达国家，社区服务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领域。社区服务的内容很广，包括教育、医疗、家政、体育、健身、心理咨询等。我国社区服务业刚刚起步，居民的许多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大量劳动力就业困难，这个矛盾可以通过发展社区服务业来解决。目前，不少城市已有一些办得很好的社区，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社区工作者，在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就业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优化要素结构，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发展方式的第三个转变，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些地区和企业却能逆势而上，奥秘就在于它们注重技术研发投入，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提高了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比如，深圳市在全国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发展势头强劲，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形成了鼓励技术研发的政策环境，培育起一批高技术企业，成功实现了由外资企业为主向内资高技术企业为主、由加工贸易为主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道路。又如，深圳华为公司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0%，全公司近一半人员搞研发，去年申请国际专利数量在全球企业中跃居首位，合同销售额增长40%以上。我国不少城市的科技资源要优于深圳，许多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科技资源要优于华为，只要能像深圳和华为那样建立技术进步机制，把广大技术人员的创造智慧充分激发出来，就能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推动自主创新，需要高度重视管理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与技术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应根据开展国际化经营和全球竞争的需要，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学校应注重培养创新型人才，企业应建立和培养技术创新队伍，并为科技人员开展发明创造搭建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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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9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文化部部长蔡武、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莅临研讨会。文化部相关司局领导，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各高等院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人员就国家文化战略和文化软实力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就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如何应对国际挑战、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

文化部长蔡武就文化软实力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与与会专家进行了研讨。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都是国内有关领域的著名专家。社科规划办公室主任张国祚提出，一切可以外化为物质力量的实力都是硬实力，包括制造力、运输力、打击力等等，都是属于硬实力。可以内化为精神动力的力量，都可以称之为文化软实力，如理论指导、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道德规范、纪律约束等等。文化当中最具意义的是它的核心价值观。文化既可以是一种软实力，也可以变成一种硬实力。文化发挥硬实力作用主要表现在文化产业方面。意识形态的载体是人文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相关的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提出，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资源有四种：其一，在政治文化领域体现国家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其二，在传统文化领域代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思想体系，其中包括集中体现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终极理想的文化价值观；其三，在主流文化领域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国家民族形象的艺术作品。清华大学尹鸿指出，市场是最大的政治。中国文化产品的供给很大，但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距太大，导致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不好。提高软实力应当适应国际市场需求，适度妥协，用文化产品的影响力扩展话语权。人民大学金元浦指出，文化软实力的提高需要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的两轮驱动。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有四点：文化凝聚力，文化创造的重要源泉；文化影响力，文化吸附的强大力量；文化生产力 ，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文化服务力，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力。四种内涵集中体现为文化竞争力，体现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元素。中山大学李宗桂提出，应当通过增强国民对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上海交大胡惠林认为，应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世界性认同，需要具备世界性文明高度，需要用人类文明进程的尺度来衡量。

中央民族大学朱雄全指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转换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受到尊重，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是发展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建设民族文化博物馆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途径之一。中国传媒大学路盛章指出，应当承认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艺术形态的合理性，只有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的文化产品才可以走向国际，只有强大的产品才可促进文化软实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崔宪指出，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发展文化必须处理好立新和复古的辨证关系。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出发点。中央政策研究室原文化局局长严昭柱指出，文化软实力是吸引力和亲和力。国家文化要转化为软实力，就必须被世界所认可。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必须具备国际视野。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能宪指出，文化软实力具备可以衡量的标准，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发展的程度是衡量文化软实力的显著标志。《美术观察》主编吕品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核心价值观对外可以构建民族国家形象，对内可以加强国民的集体文化认同。中国美术存在西方艺术殖民问题。文化软实力若不能维护民族和国家自身的利益便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实力。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应是中国美术坚定不移坚持的价值取向。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长铃指出，非物质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活化载体和活态传承，保留了最鲜活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开发性保护非物质文化是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措施。北京大学向勇指出，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国家文化战略的成熟。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核心价值观的走出去，应当重视普世价值，要真正进入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要占领世界文化市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光宇指出，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和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刘托以建筑为例生动地阐释了非物质文化对文化软实力的促进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刘文峰指出，保持戏曲文化多样性是增强中华文明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李心峰指出，提高软实力的具体措施要过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数据库管理中心主任王路指出，互联网应当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赵卫防指出，我国利用电影打造文化软实力的努力多数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我国输出的电影缺乏感染力，没有表现我国的主流生活。

在研讨会上，贾磊磊还了由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和王文章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委托课题学术成果《中国文化建设与和谐文化建设》（上下册）。贾磊磊对参与课题研究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了诚挚的感谢，他说：“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机构，文化发展战略中心理应联合各院校的专家学者，继续深入开展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为国家文化发展与建设提供学术支持和决策参考。”与会专家围绕文化软实力、文化战略、核心文化价值观、文化产业、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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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景洪水电站首台水轮机组的定子设备由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供货。发电机定子是在现场进行下线组装的重要设备之一，其施工周期长、工序多、质量要求高。为保证定子安装质量满足设计要求，必须制定严格的施工计划和试验计划，并对整个试验过程进行严格控制。

2、基本参数

定子铁芯外景18900mm，铁芯内经18130mm，铁芯高度1800mm，定子机座高度为2140mm。定子绕组为三相双层四支路“Y”型连接条式波绕组结构，720槽，共1440根线棒，每相由4支路并联，绕组单相对地电容1.32μF，绕组绝缘是F级。其基本参数见表1.

3、试验

3.1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1）试验保证电源容量5000VA，空气开关20A，电源线采用BVR2.5mm2；（2）试验前确认试验仪器、仪表完好，接线正确和电源线绝缘满足要求；（3）试验前完成技术交底；（4）单根线棒试验：根据国家标准（GB8564-2003），确定对整台机组线棒抽样72根进行安装前耐压考核，如出线异常，则增加抽样数量或全样检查。

3.2试验内容与试验方法

（1）单根线棒耐压前的绝缘测量

定子线棒采用真空包装，开箱检查无异常现象，用2500V兆欧表测量线棒在冷态下的主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应大于5000MΩ，如绝缘达不到要求，在厂家的指导下进行干燥。

（2）单根线棒的交流耐压

绝缘满足要求后，单根线棒进行安装前耐压考核。试验在光线暗淡的场所进行，线棒应起晕点高（大于1.5UN），经52（2.75UN+2.5）kV交流耐压1分钟应无闪络击穿。如达不到要求，应重新进行防晕处理，并重新试验。定子单根线棒耐压试验接线图如图1。

（3）单根线棒耐压后的绝缘测量

用2500V兆欧表测量线棒在冷态下的主绝缘电阻，绝缘电阻跟耐压前的绝缘相比，应无突变。

3.3主要试验设备、材料及工器具

试验所需主要试验设备、材料及工器具如表2。

3.4试验结果

从12箱下层线棒中抽取36根进行了绝缘检查和交流耐压试验，试验结果如表3。

3.5结果分析与处理

由表2可知，在试验过程中，当电压逐步加至50kV时，有15根线棒在R弯处有放电现象，其中1根闪络击穿。分析其原因为：（1）线棒R弯处受潮；（2）线棒R弯处绝缘材料没有干燥透；（3）线棒R弯处清洁不干净。对其处理意见为：（1）对有放电现象的线棒清除绝缘漆，重新进行防晕处理；（2）对所有线棒进行干燥；（3）干燥要求：温升不超过15度/小时，升至90度保温12小时，降温不超过10度/小时；（4）干燥后，线棒进行100%（1440根）耐压。

对试验不合格的线棒重新进行处理、并对所有抽样线棒干燥后再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线棒的绝缘、耐压均合格。

4、结语

发电机定子线棒质量符合要求，在进入发电机机试运行各项试验中顺利通过考验，目前机组运行情况良好。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的绝缘电阻、吸收比和极化指数的测量标准，在良值上有明确规定，但对使用兆欧表也应提出要求，保证试验数据的可靠行和可比性，以便做出正确地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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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的意义之一，就是把握中央关于“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必然选择。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强壮经济发展的根基，是发展虚拟经济的物质基础条件，有利于防止泡沫经济的发生并降低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和社会和谐稳定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的意义之二，就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关键举措。只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实体经济，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才能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的意义之三，就是强调发展实体经济，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致富观、价值观和幸福观。

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首先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基本经济形态，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虚拟经济就会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反之，就会起反作用，甚至造成经济波动和危机。

其次，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要制定财政优扶政策、税率调整政策、金融支持政策、人才培养政策等，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吸引经济社会资源更多地投入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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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其对于经济的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何让经济与生态建设和谐发展步入人们视野。也正是因为此，我国经济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本的粗放型经济逐渐转变成为生态经济发展，从而保证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的进步和优化。为了更好地保证生态经济的发展，做好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是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根基，是生态经济能够得以更持续化进行的重要积淀。因此，相关人员必须要高度重视生态经济发展环境下的法律制度建设，让我国经济依托于法律制度获得腾飞。

1发展生态经济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

生态经济是一种和谐社会观念下生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既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能很好地保护环境，为经济的发展创新指明了方向。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很多生产者只注重经济利益，对于公共资源则关注度不够，或者仅仅关注其开发、利用方面，对于其保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加之，生态技术需要支出的成本较大，反应周期较长，在短时间内企业看不到其产生的效果，致使很多企业不愿采用这种先进的技术，这就让生态经济的发展处于发展瓶颈之中。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技术，为了更好促进生态经济的进步，我国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予以构建和完善，通过制度的规范、引导来促使相关行业更好地投入到生态经济发展建设上来，促使更多的企事业单位投身于生态技术的研究，让生态技术、生态经济予以和谐发展，让我国经济建设顺利转型，让我国的生态环境更加美好，为子孙后代不断造福。由此可见，法律制度是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是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盾牌，也只有做好福利制度的构建，才能够保证生态经济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2基于法律制度建立下深化生态经济发展的策略

2．1完善生态经济法律制度建立

第一，在生态经济发展中，一定要突出法律制度的重大作用，法律制度要与生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不断进行优化，确保法律条款符合当前生态经济的发展，对于不合乎实际、不和谐、不合乎现实标准的法律条款，一定要及时废除，进一步加强法律制度对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二，当前，在我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中，有一问题也亟待解决，那就是法律制度的建立与生态经济的发展不匹配，法律制度的建立相较生态经济的发展有些落后。我国相关部门要注重做好先进理念的传播，通过实际行动来进行先进理念的应用，从而让法律制度的建设能够与生态经济的发展步伐保持一致。第三，作为政府部门，一定要为生态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使生态经济的发展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也要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充分参与进来，共同谱写生态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2．2培育成熟的生态市场

第一，应充分发挥法律的指导性作用，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引导生态市场健康、规范的发展，使之不断趋于成熟，充分发挥法律的指导性作用，通过其创造的各种条件，来加快成熟生态市场的培育工作。第二，我国的科学技术更新速度非常快、日新月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生态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也必须与生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为了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我们就必须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这就要求我们的生态经济发展也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也要注重其可持续性，依照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只有对关于生态经济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才能使其真正发挥自身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生态经济的发展。

2．3着力于生态产业发展

生态产业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要想使生态产业规范、有条不紊地发展，必须依靠法律制度，要想形成规范的生态产业市场，就必须有法律制度作为引导。在加速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大现代农业的发展力度，大力扶持现代农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调整我国农业大学产业结构，优化资源的配置和整合。因此，法律制度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建立在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之上的，法律制度中的规范作用、引导作用，约束作用，都必须通过其与生态经济发展需要的一致性来予以展现。其次，法律制度的建设并不是“一日之功”，需要做到天长日久的日积月累，并依照生态经济的发展要求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保证其能够与生态经济的建设处于同一层次水平。第三，法律制度的建设需要与农业发展相吻合，其中的诸多制度应当倾向于农业的发展，倾向于资源的优化，从而让我国法律制度建设切实为生态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3结语

经济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立命之本，是一个国家腾飞的重要根基。而法律制度的构建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经济所出现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依照我国当前阶段生态经济建设的要求，更加需要做好法律制度的建立，做好生态产业的促进发展，做好市场生态化的培育，让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局面，让我国的生态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日渐走上正规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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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便利的交通无疑奠定了物流体系建立的良好基础。便利的交通促使物流速度的提高以及科技化、现代化的发展。四通八达的马路以及各种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得货流、人流都汇聚到城市。交通的便利继而引发的是信息的畅通,信息交流的便利使得物流的统计学基础相当扎实。同时,也便于物流的经济性发展。

(2)城市基础设施健全的同时,消费的需求与日俱增。城市作为我国建设的核心已经有近六十年之久,因此其基础设施的底子是相当雄厚的。公共基础设施的齐全,使得城市的资金有很大的结余去投入到城市物流发展中去,并且城市的发达必然导致的是城市人民的消费增长,这样的高需求使得物流业的发展有了根基。

(3)便利的交通使得城市具有开放性。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使得物流的扎根具有稳定性。活动于城市中的物流较为繁多,这种频繁的流动必然需要载体和合理的管理机制去规划它的发展,因此城市与物流的相互依存有了较为规范的法律保障。

(4)物流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城市发展快慢的一个标志,已然成了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如今的世界格局依然着眼于新的发展方向,而不仅仅拘泥于陈旧的指标。因此,物流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产物,以其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成为新的城市发展指标。

二、物流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

(1)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出发,物流的发展必然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提高企业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零库存,这样必然会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物流的发展对城市经济的维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物流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个体的辅助者,并且在形成自己的产业形态。物流入驻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变革,必然将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宏观的就业前景将是无可限量的。

(3)物流将奠定城市作为经济发展核心的地位。物流已然成了不可替代的一个经济产业,因此物流业的发展必然会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城市与物流的发展必然相互依存,共负荣辱。

三、城市物流发展的新局面

(1)城市物流的发展必然要与科技的发展紧紧相连,才能细水长流。科技的功用是不言而喻的,科技对人们生活的促进更是不能小觑的。城市作为一个广大的信息门户,若能将两者结合,定会为物流日后的管理和规范奠定基础。

(2)城市物流的发展应符合法律的约束和道德规范。物流的联通力是很强大的。物流的好坏有时候可以决定一个企业的去留以及一个产业的兴衰。因此,必须要在合法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才能保住物流在城市的根基。

(3)城市物流作为服务业的一个分支,应当使物流工作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因此,系统的岗前培训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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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7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532153

为了加速湖北省经济建设，以环境为根基，开展“绿满荆楚”行动。该行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点内容，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绿满荆楚”自实施以来为湖北省的生态环境带来重大转机，为加速湖北省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为此，本文对该行动的内容进行介绍，并分析其带来的影响。

1 “绿满荆楚”内涵

“绿满荆楚”是在2014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所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绿满荆楚行动的决定》中提出。该决定中指出湖北省在3a内全面实现宜林地、无立木林地、通道绿化地、村庄绿化地应绿尽绿。并预计到2017年，湖北省的新增林地面达到56.8万hm2以上，实现41%的森林覆盖率。在该决定中，主要突出的是国土绿化，以此为核心，一并推出荒山造林、通过绿色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等，并在湖北农村区域建立城乡居民保障体系，以“绿满荆楚行动”这一名字为湖北绿化工程勾画出蓝图[1]。

2 “绿满荆楚行动”的作用

2.1 实现绿色循环经济

湖北省的“绿满荆楚”开展后，从表面上看是实现了国土的绿化，但是事实上是以国土绿化为基础，大兴绿色经济建设。该种经济建设主要面向的是农业经济，同时所发展的农业经济能够实现循环式的发展。以湖北省崇阳县肖岭乡为例，因地制宜的开展“绿满荆楚行动”，需要与该地的气候环境相结合，发展起了油茶、板栗、茶叶、核桃以及中药材等作物经济。肖岭乡是绿色农作物发展中的代表，据2015年下半年统计，湖北省新增油茶2万hm2。在领头区域做示范下，湖北省各地也相继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逐渐积累经验，形成了茶林相间、节水灌溉、生态高效的生态茶园种植模式。同时在此时基础上，肖岭山还形成了多种经济主体形式，如，合作社+基地+农户、科研单位+基地+农户等模式。在循环的生产模式下，也实现了经济的循环。“绿满荆楚行动”得以实现，无论是环境还是经济都是一种良好的改善[2]。

2.2 推动生态建设

“绿满荆楚行动”的开展，直接推动了湖北省的绿化建设，在生态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绿满荆楚行动”是一个支点，在实现生态建设中，包含很多内容，将湖北省的自然资源充分利用，建设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并对社会空间进行优化。从2014-2030年，湖北省力争在这30a间，以生态建设为根基实现经济发展。自从实行“绿满荆楚行动”，对湖北省的生态建设产生直接影响。从生态观念上，这一“绿满荆楚行动”的推出，提升人们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并以自我做起，为生态环境建设贡献力量。从实际环境上，湖北省的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初步实现了“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在生态格局上，生态空间布置合理，环境宜居[3]。

2.3 完善绿色制度体系

“绿满荆楚行动”的开展，在促进湖北省的绿化建设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以及林业部门的合作下，绿色制度被建立，并且逐渐实现完善。绿色制度为不同区的生态发展带来新格局，是绿色生态发展的生命力。绿色制度将园林管理的机制健全，严格实施林地的定额管理，采伐需要凭证，以及积极开展林业病虫害防治；在不同乡政府中建立国土绿化与产业之间的融合机制。在不同区域开展绿色制度之前，需要对该地区的气候进行调查，提升绿色林业的产出；建立绿色评价机制，对林业发展进行监督与评价。如，对于森林经营的监测评价是现代森林经营中重要的手段，在森林经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森林监测实际上就是对森林经营工作的检查与评定，以实际的监测活动，来对森林管理中细节进行了解，并从监测环节中发现实际问题，使得森林管理工作者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过失弥补，以免造成森林资源破坏[4]。

3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生态文明型城市，发展绿色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践行党的十精神，湖北省开展“绿满荆楚行动”，加速绿色建设。本文对“绿满荆楚行动”内涵进行分析，“绿满荆楚行动”对推动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实现了绿色循环经济，推动生态建设；也完善了绿色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乐建根.竹山县实施“绿满荆楚”行动现状与对策[J].湖北林业科技，2015（06）：79-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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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新闻传播行业的人员必须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文化素养，对新闻的报道应扎根于社会，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虽然目前新闻媒体格局处于“全民记者化”状态，但是新闻行业对具备专业新闻传播知识的人才需求仍旧不低。这是因为在一些社会事件发生时，大众虽然能够及时发出最新消息，但是人们还是难以分辨关于信息的真实性，因此，人们比较期待传统媒介发出的权威公告，消除人们的疑虑。由此观之，新闻机构的专业人才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宽阔的视野及敏捷的应变能力，新闻人才的培养必须基于根基与视阈的基础上，才能成为合格的新闻记者。我国积淀深厚思想深邃的传统文化，就是新闻记者最好的文化基础。各高校对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培养，就必须守住这个根基。在守住根基的同时，也不能缺乏创新，新闻行业是走在社会最前沿，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工作之一，因此，高校在培养新闻传播行业的人才时应开阔学生视野，随时了解目前行业发展现状，如果不重视学生的根基与视阈，那么教出的学生就会脱离实际社会，将难以适应社会发展。

2.拓宽学生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强大，国际地位也在不断的提升，新闻传播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扎实学生文化根基的基础上，拓宽学生视野也是尤为重要的。在拓宽学生视野的方法上既要跟进业态变化的进程，又不能一味地迎合新形势。打个比方，拓宽学生的视野可以使用新媒体，如让学生利用微博关注生活中的新闻事件，或使用微博新闻消息，但如果一味地被新技术牵着鼻子走，那么对于学生新闻传播专业知识的教育也就成为无用之学。因此，高校教育者必须注重学生根基与视阈的培养，根基是学生立身于社会之本，视阈是学生眼界和思维的拓展，二者须相依为命。那么，要想有效培养学生根基与视阈，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设置应压缩专业课程比重，加大文化基础课，强化一些专业基础理论和实务性的课程，使培养出来的新闻传播人才能适应社会，与实际社会接轨。新闻传播还是需要建立在一定文化基础与视阈上。在新闻教育方面，必须要坚持以技能操作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为主的教育战略，并且要与视阈相结合方能培养出一个专业的新闻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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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1]。2005年10月19日上海证券报独家首发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随后,有关金融生态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关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王松奇(2005)[2]等人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外环境和基础条件。邢勃(2008)[3]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着金融主体生存状态及变化趋势的经济及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9)[4]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且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对2008-2009年度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傅江湲、江发元(2010)[5]认为,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村集体资产完整的权能,增加农村金融主体贷款的保障性要求等是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周妮笛(2010)[6]以湖南省为例,采用14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与截面数据,运用AHP-DEA模型分析了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农村信用环境、农村法律环境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这一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安强身(2009)[7]认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从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等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柳成、张翠宁(2010)[8]运用系统论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和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并对金融生态环境组织实施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杨福明(2008)[9]运用金融生态理论,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法制环境以及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成果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存在问题、对策、评价体系以及非正规金融等其他相关领域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对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以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都具有很大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没有从城乡一体化这一基本背景下,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问题,本文则力图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二、城乡一体化与农村金融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城乡关系经历了四种形态: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实现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必经过程和环节。从本质看,城乡一体化就是城乡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发展,即城带乡、乡促城,并最终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城乡一体化”可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即:城乡二元制度的消除与农村平等发展权利的获得;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有效互动;社会福利实现城乡居民共享。而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虽然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但经济始终是金融的基础。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引起金融市场的扩张和对金融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金融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发展状况也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效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会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则会制约经济的发展[10]。众所周知,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制度歧视,如城乡在教育、社会保障、金融等方面存在不对等的发展政策和环境。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破除城乡不平等的发展制度、环境和政策,以快速推进农村的发展。这对农村金融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城乡一体化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了新需求、新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必将获得更好的制度平台和市场空间,在金融市场中更具竞争性和发展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吸引大量的金融资金流转在农村领域,这无疑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其次,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也需要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等都需要大量的金融资金的支持和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

    现实地看,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态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相对滞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巨大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的不良状况没有根本改善。然而,如果深入地探讨,我们可以看见,这四个“没有根本改善”与不理想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便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现状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各种环境和条件,包括政策体制环境、社会信用和法律环境、金融市场主体环境。研究金融生态环境,既要有静态视角,也要有动态视角,即既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平衡,也要考虑金融生态的动态发展平衡。

    农村金融是由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因此,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农村金融供给的不足抑制了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空间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供给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就成为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的关键。

    1.政府主导式的农村金融改革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与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也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金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开始对此进行改革和完善,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以农村金融机构的自我完善为目标,以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为主线。随着农业银行基本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发展银行也因政策性功能所限开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邮政储蓄银行又因规模问题显得力不从心,这样,支撑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就只剩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农村唯一的“常驻”金融机构。但农信社一方面受其自身资金不足的限制不能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如保险、咨询、、结算等金融服务,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单一化,另一方面又因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在大多数地区事实上成了垄断(特别是贷款市场上)经营,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缺乏业务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村金融服务与产品开发不足。传统的借贷服务仍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适应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开发起来,如商业保险、证券投资、信托、租赁、理财、网上银行、银行卡等业务。这种状况既制约了农村金融供给的有效性,也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的多样化要求。而比较活跃的民间信贷,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渠道,处于灰色状态,不能合理合法地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可以说,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偏离了制度目标,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给,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2.行政命令式金融监管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金融监管是影响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效率的重要因素。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纠正金融市场失灵,并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更多地是一种权力监管,即行政命令式监管。这种比较传统、较为粗糙的监管方式通常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不仅直接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行监管,而且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存贷款利率确定等具体的业务经营进行限定,忽视了监管的技术合理性或内在规定性。就金融机构的进入、退出的管理来说也不科学:过高的准入门槛,既加剧了金融供给不足,又导致非正规金融的地下运行,极大地削弱了竞争机制的强化和创新推动效应;退出机制的缺失与政府救助措施催化了金融机构的冒险性投资,增加了道德风险,使农村金融市场失去了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功能,从而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11]。

    3.金融产权模糊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内在基础

    产权清晰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产权关系明晰是构建权利与责任对等、收益与成本相符的科学有效治理结构的前提。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在明晰产权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产权模糊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这表现在有的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是按照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制度安排设置的,导致了产权虚置;有的农村信用社虽已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但有的产权实际上仍然是模糊的:它们名为股份制,实则是内部人控制,股东作用弱化,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必然导致金融机构权责利的失衡,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了内在基础。

    (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导致农村金融生态根基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