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差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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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城乡经济差距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关系到新时期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实现。

贵州的城镇人口为1176.25万人，农村人口为2302.75万人，农业人口达到了83.9%，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占到了70%，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是20.1%，说明贵州的农业人口数量是庞大的。1978 —2010年贵州省城镇居民收入从 261.26 元提高到14147.74 元，农村居民收入从 109.30 元提高到3472 元，2010年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4143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12，然而两者相差3.15倍，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贵州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此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贵州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 1978 年的2.39 倍，上升到 2010 年的 4.07 倍，上升了 70.29%，年均上升 2.20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例是4.0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23，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比为4.18。

大量的理论研究表明，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优化就业结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路径。

2.贵州城乡的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2.1贵州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现状

从贵州省的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贡献率在50%左右。但是第三产业占贵州农村经济总收入比重低，发展速度明显滞后。贵州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新兴服务业比重较低。在贵州省的第三产业中，位居前三位的一直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在第三产业构成中的比值仍然较低，这说明贵州省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主要是通过传统行业的有力支撑实现的，一些与人们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咨询、中介、法律、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仍处在低水平、低效益的状态，制约着第三产业的发展。

2.2贵州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比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大，对劳动力吸收能力强。贵州第三产业的城乡就业人数差距较大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26451人，农村为5056人，两者是5.23 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的就业人数是3482人，农村的为760人，比例是4.58。

贵州对城乡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巨大差距，第三产业固定投资差距最大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城镇的固定投资为21.64亿元，农村的为0.56亿元，两者的比例是38.64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方面，城镇的589.65亿元是农村27.92亿元的21.12 倍。

私营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活跃，影响整体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贵州城乡第三产业的私营企业户数对比相差大的有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城镇的私营企业户数是5022户，农村是968户，相比为5.19 ，对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城镇为242户，农村为70户，前者是后者的3.46倍。

消费是拉动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贵州城乡居民对第三产业各门类的的消费存在着差距。在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为12.6%，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比重是12.50%；而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是8.1%，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比重是6.5%。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全社会消费状况，对于零售商品的消费，城乡之间的消费也在逐年扩大。

3.基于第三产业角度的贵州城乡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环境

3.1国家政策的支持

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近年来，免除学杂费、医保、低保、老保等一系列惠农政策。2012年的国发二号文件，说明中央高度重视贵州经济的发展，贵州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势必影响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的扶持为贵州缩小城乡差距争取项目与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3.2得天独厚的资源

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旅游资源也为贵州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贵州是中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经过20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诸多著名旅游景点，包括“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1个，国家5A级旅游区2个，国家4A级旅游区3个，等1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等。还有许多待开发的旅游景点都藏于深山之中，靠近农户居住地。这些都是贵州农村地区发展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

3.3人口红利的优势

贵州的农业人口达到了80%多，劳动力资源充裕且成本优势明显。2011年贵州农村人均GDP为4200元，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全省就业人数的70%多，在劳务成本方面， 2010年贵州县域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3412元，而同期贵州城镇居民的为14143元，农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的24.13%。贵州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低，为劳动力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

4.基于第三产业角度的贵州城乡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对策

4.1加大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投资倾斜力度

改善贵州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农村公路乡通畅、村通达工程。提高乡镇公路通畅率、行政村公路通达率，村通畅率。针对贵州城乡的第三产业私营企业户数对比相差大的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应构建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农户帮扶制度继续加大农业补助强度.

4.2挖掘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特色优势资源

贵州农村地区有独特的民族传统、民族宗教、民族习俗和民族风貌，应大力开发具有地方资源优势和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加快建设旅游小商品生产基地，充分发挥山区的资源和生态优势，把山区建设成为绿色农产品出口基地和旅游观光胜地。加速发展非农产业，如休闲产业，城郊型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将旅游和农业结合起来。

4.3开发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配套优质服务

贵州有独一无二的气候，生态优势，农村地区应发展餐饮、住宿、旅行社等与旅游业相配套的后勤设施与服务，形成以农业观光、休闲娱乐和特色餐饮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积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以及家政、养老等家庭服务业，为第一、二产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各种优质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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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州省；财政支出；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实证分析

1、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贵州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0年贵州省生产总值达到了4593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比上年加快1.4个百分点，比全国高2.5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3.7%、39.2%和47.1%。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下降0.4个和1.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142.7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80.23元，同比增加七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471.9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66.53元，同比增加12.6个百分点。但值得警惕的是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我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城市和农村。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实施歧视性政策导致农村发展严重滞后。这一点在贵州十分明显。2010年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4.1：1，在全国范围内是最高的省份。本文选取1978年——2010年贵州省数据，通过数据、计量分析财政支出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

2、实证分析

2.1.贵州城乡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贵州省城市化水平起点比较低。1978年贵州省城市化率只有12.05%，处于西南地区的下游水平。经过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贵州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33.8%。

贵州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978年为261.26元，到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14142.74元 ，增长了54倍。1978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9.3元到2010年达到了3471.93元，增长了32倍。

贵州省的财政支出城乡比变动比较大。1978年到2003年一直在上升，1978年只有5：1，而峰值为2001年的12.7：1。以后比例逐年降低，到2010年降到近年来最低的5.7：1。

2.2计量分析

模型设定：

其中表示第t年城镇居民收入，表示第t年农村居民收入，表示第t年财政支出中的非农支出，表示第t年中财政支出中的支农支出，为随机误差项。

由贵州统计年鉴选取历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历年财政支农支出和非农支出进行拟合，并运用AR（1）模型重新拟合，得到，说明模型较好的解释了1978年——2010年贵州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财政支出每相差一元城乡居民收入就相差十元。说明财政支出对于收入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3、政策建议

第一， 持续增加对农业部门的财政投入力度，强化政府支持。经过本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现行的二元经济背景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只有不断增加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力度，才能显著地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

第二，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压缩非正式财政的生存空间，切实降低对农业部门的一次性总赋税率。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比如禁止乱收费、乱摊派和乱集资，明文免除农业税，促进农产品价格市场形成机制。逐步降低农民的税收负担，真正的降低农村的总赋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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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方面，是决定整体收入差距第一位的因素，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其贡献度在 60%左右。中国贫富差距的实质是城乡差距，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和收入渠道的不断拓宽，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收入分配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90年至2007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差额是逐年扩大，从823.9元增长到9645.4元。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比例，从1990年至1994年逐渐扩大；1994年至2000年又有虽小；2000年至今差距快速扩大。总体来看，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是扩大的，从90年的2.2倍扩大到07年的3.32倍，而今年来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增长，且今后短期趋势也是逐步扩大的。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一）长期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有显著的滞后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具有滞后的二次函数关系。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2]，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反应会滞后一期，且在长期中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且城乡人均收入比例为3时是城镇劳动力增长率由下降到上升的一个转折点。 

（2）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固定资产投入增长率有滞后一期的线性关系。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增加。 

（二）短期影响 

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2]，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有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受系统本身的调节作用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先负面后正面。在城乡收入比例为3时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超过3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镇劳动力投入的越多，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增长。而这种影响在短期和长期中都是明显的。这种影响在经济学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的劳动力才会向城市转移，从而城镇的就业人数增长率才会增加。 

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正面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增加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资本的投入量也就增加，有利于城镇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影响是在长期中反映出来的，短期内并不显著。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先负面后正面。而且对农村的影响要滞后一期。而且这种影响的转折点也是城乡收入比例为3的点。说明，超过比例为3时，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的投入增量也是有正面的作用，只不过是滞后的影响，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是由城镇经济发展来带动的。而可决系数为0.48，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只是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长期内才有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增量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影响仍然是滞后一期的，而且是在长期内显著，短期内部显著。 

四、结束语 

（一）结论 

综合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结合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经济的不同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城乡收入比例超过3的时候，对城镇的经济发展长期影响又着促进的作用。而这种促进作用，是由于城乡收入比例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同时资本的投入也向城镇转移。 

城乡收入比例超过3的时候，对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期影响也有相应又着促进的作用。但是促进作用会滞后于其对城镇的影响，促进效果也小于对城镇的影响，而且由城乡收入差距因素引起投资增长的效果优于引起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进一步说，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投资来影响农村经济。由于是滞后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镇带动的。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在绝对数上促进城镇和农村的各自发展，但是在相对数上也会反过来又拉大城乡经济的差距，使城乡的贫富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自我维持的效应。 

（二）分析的局限性 

本文没有考虑技术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单单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因素考虑。 

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仅仅是从经济量的角度考虑，而没有顾及社会的发展均衡和公平的因素，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后会带来的综合复杂的社会影响。 

（三）政策意义 

1、对“先富带动后富”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改变了基本经济发展策略，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平均主义、平衡发展的思路，转变为采用工农业剪刀差，优先发展工业，用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思路。同时在城乡发展模式上，也是采用，农村支持城镇，城镇带动农村[3]。总之是“允许适当的贫富差距，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上看，随着城镇的优先发展（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和农村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尤其是对农村投资的影响。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这种“先富带动后富，城镇带动农村的发展”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2、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 

在城乡经济均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这种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有着自我维护的机制，会自动的扩大差距。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预，只是靠经济体自身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考虑到相关的社会问题时，政府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来主动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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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农村创造的大量财富用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造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使得我国逐渐成为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因而城市经济发展快，收入相对较高；而农村创造的财富大多用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因而农村居民收入整体较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存在着差距。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一文知：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序列PGDP、UI、RI趋势图

从图可以看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增大，那么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关系。而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若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就应在保证城镇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城乡协调发展；若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应重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城乡收入差距基本合理，以带动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因此研究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协整检验，从严格的单整检验开始，验证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依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确定经济增长是否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影响作用，再用EG检验进一步验证。如果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则可以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修正机制，以验证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质的不同。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采取1978-2012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人均GDP（记为PGDP）、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记为URI）进行对数转换。转换后的变量分别记为LNPGDP、LNURI。（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三、实证研究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

经计算LNPGDP与LNURI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7，呈高度相关，故不能直接拟合回归模型。根据EG协整理论，同阶单整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因此，要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应当进行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法对LNPGDP、LNURI 这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方法为：

表1 各序列的ADF检验

由表1可知，LNURI和LNPGDP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长期的稳定关系。

2.协整检验

在计量经济研究中，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G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完全信息的Johansen检验。本文主要采用EG检验。

（1）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2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NP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URI”的原假设，即LNPGDP是引起LNURI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可知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个单向因果关系。

表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LNURI）与经济增长（LNPGDP）间的协整检验

EG检验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所以检验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的序列。

本文借助于计量经济学建模的方法，采用最小二乘估计（OLS），由Eviews7.0得出方程：

协整检验就是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为平稳性的序列，对残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3 残差的ADF检验结果

由表3可知，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LNURI）与经济增长（LNPGDP）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行为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最终得到方程为：

由上述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收入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还取决于上一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均衡水平的偏离。

四、 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1.实证研究的结论

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等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对城镇及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协整关系显著。可知：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线性均衡关系。

人均GDP的当期波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期波动调整幅度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每增长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应增长0.9808%；但上期误差et-1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期波动的单位调整比例为0.7747。

因此，经济增长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直接原因。从长期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漂移而均衡波动.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2.政策性建议

（1）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

一般情况下，新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推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之前，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如何快速有效的找到方法以弱化、消除原有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的惯性，尽可能达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是解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农民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有助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一要创造条件，给农民提供增加市场收入的机会。二要为农村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为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服务。

（3）加快户籍、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一体化

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人力资源的流动及合理配置，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因此要促进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保障农民工进城；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并按市场规则对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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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让中国逐渐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家庭，走上了快速经济发展之路。1978-200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0%左右，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4%的平均水平。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中国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在30年的时间里，中国成功地从近于完全封闭的状态转变为全面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成为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国际贸易总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7.4%，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6%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其中，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18.1%，进口年均增长速度为16.7%，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国际贸易更是进入了一个飞速增长阶段，年增长速度都保持在20%以上。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也对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此展开深入探讨，并针对中国的实际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中国现状描述

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资本要素难以得到最优配置，农村资本大量流向城市，资本要素稀缺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导致“农村资本外流…城乡差距扩大…农村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从资本配置效率来看由于资本边际生产率低的农村地区资本外流严重，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逐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活动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农村基础设施与投资环境的改善，促使资本向农村地区回流，从而缩小了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城乡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得到了改善。同时，农村资本流入的增加、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经济转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78年以前中国在收入分配领域倾向于注重公平而忽视效率，导致经济发展中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造成生产上的低效率。而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的目标是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加激励机制，提高效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30年的改革和发展的经验表明，总的趋势是按照改革之初提出的目标发展的。但是，在转型期，收入分配的变化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总体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逐渐扩大的变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缩小后，到80年代中后期重新步入再拉大的轨道。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31，1988年上升到0.382，1995年为0.415，1998年为0.403，2014年为0.469。中国正在从一个收入较平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85年为1_86，2000年达到2.79，2013年达到3.03。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高于许多其他国家。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为1.5，这一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对比中国的数据，中国很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模型的构造、变量设定和数据处理

本文的面板数据模型拟采用2011.2015年广东十个市（广卅I、珠海、东莞、佛山、汕头、潮州、湛江、茂名、韶关、梅州）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由于深圳因完全城市化，无相关数据，深圳的相关指标被剔除。以下各变量计算涉及的相关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为了分析二元经济结构下国际贸易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首先设定如下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id=a+B 1dual+B 2td+εit，其中id表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各省城乡收入比数据可以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而得到，如下式所示：

三、实证分析

我们利用Stata对本文的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鉴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P>0.05，则随机效应模型较好。然后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如表1所示的结果。

结果分析

从回归的总体效果来看，R-squ为0.93，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并且各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在5%水平上显著。二元结构系数（dual）为0.354显著为正，表明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当前理应“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回馈农村”。贸易依存度（td）的系数为1.09，显著为正，说明国际贸易的发展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随着全球化的进行，国际贸易的发展强化了各地区、各行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上的差异，从而引起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

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在当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国际贸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正向影响。所以在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研究时，国际贸易发展状况是应该被考察的重要因素，在现阶段的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国际贸易的扩大是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来避免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第一，坚持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快产业化发展，实现农产品加工增值，进而促进农业增效。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赖于城乡发展的统筹，即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这有利于吸引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农业领域，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注入活力，逐步实现规模经济；统筹城乡发展，打通各类资源和要素流入城市的渠道，改善目前农村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匮乏状况，有利于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质量；统筹城乡发展，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有利于拓展国家支持农业的渠道和途径，增强农业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采取就业优先的外贸战略。中国的低技能劳动力基本上呈现无限供给的状态，未来几十年，将会有2亿左右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因此，促进和扶持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实现社会充分就业，发挥我国在劳动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是国家制定国际贸易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必须长期坚持的准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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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22.099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拉大，而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还包括我国的财政分权。在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1 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所谓财政分权，主要是指财政权力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对本地的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即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将财政收入分配到经济发展中、文化建设中、卫生事业中，或者投入到城市建设、投入到农业发展，所有这些都要求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财政分配。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财政分权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快，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加快了。这与当地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对不同地区经济的调查显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收入反而逐渐拉大，在这样的背景后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投入。与此同时，要保证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力度。投入力度越大，当地的农业经济速度增长得越快，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越小。虽然进行了农业经济投入，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却更大程度上加大了城镇经济的发展力度，这样只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2 政策建议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拉大，与财政分权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做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做好财政分配、尽可能地增加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加大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才能够逐渐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政府倡导先富带动后富，农村补给城市，追求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施行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导致城乡收入逐渐拉大。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但是却没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见，地方政府对于农村经济的财政支出力度是明显不足的。要解决这一现状，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农村建设，增加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尽可能扩大农业支出在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这样才能够一步步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虽然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低于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是导致城乡经济在农业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依然不断拉大距离的最主要原因。而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地方政府虽然实现了财政分权，却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够重视。虽然已经加大了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但是与对城市经济的投入力度相比，还是比较低。既然已经实现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就要发挥出财政分权的优势，尽可能收集地方信息，将财政进行合理配置。尤其是要密切关注地方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尽可能实行政策倾斜，照顾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财政投入方面，要保证足够的农村经济发展财政经费，真正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表面的相较于以前的增加农业收入。只有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大于或等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加大农业经济的投入力度，包括对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对贫困人口进行财政补贴，对农民进行务农补贴，并且要大力投入农村教育经费的力度，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尽可能在生活条件上缩小城乡差距，让每一位农民都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除了改善生活条件，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为当地农民谋福利、谋出路。比如发展适合当地环境的生态养殖业、发展水果种植业、发展药材种植业、香菇种植业等等。只有找准了当地农民的出路，才能真正实现当地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3 结语

城乡收入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是历史发展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且它将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虽然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快速增长，但并没有缓解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大地方政府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为农民找到发展的出路，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以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李雪松，冉光和.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农业技术经济，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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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四川省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也显著提高，以1978―2006年得收入水平为例，无论是农村居民的纯收入还是城镇居民的可收入都在稳步提高。但是，以四川省为代表延伸到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一步步拉大1978年，四川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8元，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为127.1元，绝对差额为210.9元，相对差额为2.66倍；到2009年，四川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350元，而农村的纯收入为3002.38元，绝对差额为6347.62，相对差额为3.11倍。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的比较，四川省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进一步的扩大。日趋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它严重违背了“共同富裕的”的社会主义目标，统筹城乡发展、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因此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二、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四川省统计年鉴1978年-2009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全省居民消费水平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解释变量，以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一下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及总体消费变化。

左图为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支出与纯收入的散点图，右图为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纯收入的比重与纯收入的散点图。

左图为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散点图，右图为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散点图。

从上面的散点图可看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与收入都呈现出高度的线性相关关系，且从长期趋势来看，城镇和农村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减少的走向。通过EVIEWS分析，得出以下公式：

NRC=181.8701+0.8556NRS

（41.627） (0.0072)

T= 4.369 115.26

R^2= 0.9977 F=13285.29

CRC=62.98+0.8282CRS

(18.86) (0.01)

T= 3.34 80.08

R^2=0.995 F=0

模型1 和模型2 分别为消除了序列相关性后修正的模型，两个式子中R2都超过了0.995，表明这两个模型对样本的拟合效果比较好，两个式子的F检验值为0.0000，t检验值都超过了80，表明两个回归方程高度显著。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每增加一单位收入会平均增加0.8282单位支出，即边际消费倾向为0.8282；同样的道理，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556，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相比更大，由此可以发现，这一结论同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低的经济学原理是相一致的。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启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将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为了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这里还需要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在收入差距方面，通过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比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值用NS表示；在消费需求方面则选择四川省统计年鉴上公布的人居消费支出为样本，用RC表示。选择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比NC，被解释变量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RC，样本数据仍然选用四川省统计年鉴公布的1978年-2009年的数据。通过EVIEWS软件得出回归方程为：

LN(RC)=2.1604-4.784LN(NS)

(0.7455) (0.7291)

T= 2.8978 -6.565

R^2=0.589 F=0

从统计分析的数据结果得知： 通过同城乡收入比来衡量收入差距，我们发现此差距是很显著的，并看到所有的参数的估计值都在合理的范围内，由此证明了一个结论：居民消费需求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很显著；同时，我们注意到，城乡收入比的回归系数小于零（-4.784），也就是说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限制居民的消费需求，而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则能够有效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四、政策意见

通过对实证结果的研究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四川省近年来消费不振、内需不足的局面。四川省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农民收入普遍低下，虽然他们有着较高的购买欲望，却因经济条件所限，无法形成有效的购买力，导致只有很少一部分购买欲望转换成现实的市场需求；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虽然占有较大比重的社会财富，但是用在生活必需品上的花费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很小。因此，只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才能有效激发他们的消费需求。

（一）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

继续加大财政拨付力度，提供更多资金以保障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通过提供优惠的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九年义务指教工作，切实提高广大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水平，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商业银行提供助学贷款的积极性，加大高校绿色通道工作力度，保证贫困大学生能有读得起书，上的起大学，拥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逐步减少因为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导致的收入差距。

（二）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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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4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16-019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16.095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是相关专家研究的重点问题，学术界关注居民消费的功能，也就是居民消费的水平，经济的增长会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经济的增长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其中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是否会使得城乡居民感觉到幸福。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并且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波动相关性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下面本文就主要针对差异这一点展开详尽的研究。

1 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依据近30年的数据信息来展开实证分析，这些数据均是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所获取的，GDP主要指代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而CS代表的就是城乡全部居民的经济消费水平。其中，CSN则指代的是农村居民所具备的消费水平，而CSC则表示为城镇居民所具备的消费水平，将CSN与CSC进行相加，就能够获取到CS。居民的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波动相关性，本文主要就依据相关的分析方式，如单整、协整等来进行数据列表，实现数据的整合以及检验方法的融合，采取有效的方式来针对城乡局面消费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波动进行检定处理。

2 不同变量之间的变动情况

详细的情况可见表1：

从表1可以了解到，自1986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就从3645.2万元增长到了如今的249529.9万元，增长的幅度达到了70倍。其中偏度值为1.168975，而峰度则达到了3.453251，就分布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这样的峰值就是一个高窄峰，而就所谓的经济就是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改革后，经济增长会相较于前一段时间增长速率更快，这与我国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居民消费从原先的184万元逐渐增长到如今的7081万元，增长的幅度达到了近38倍，而其偏度也为0.813474。另外，峰度设定为2.537575，从分布的实际情况就可以了解到，窄峰没有出现转变，这样的经济就表明在一个时期，局面消费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从原先的138万元，逐渐提升到如今的3265万元，增长的幅度达到了近24倍，其偏度值主要设定为0.613587，而峰度值则设定为2.168049，从分布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窄峰没有出现过大的变化，就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就是在本阶段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然而，偏度系数却相对较小，这就表明农民的消费水平在前后两个时期内并没有过大的差异。

另外，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由原先的405万元逐渐增长到11855万元，而且增长的幅度达到了近30倍。在增长的过程中，速度相比于农村来说要更快，偏度值达到了0.601164，峰度也达到了2.088908，就分布具体情况来分析，与农村具有一致性，出现的均是一个较高的窄峰，然而偏度系数也并不高，这就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在前后两个时期，增长差异并不明显。

而依据JP的统计进行分析可知，样本数据均是通过正态分布展开的，根据上述的分析结果可以充分的了解到，CS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GDP的50%，这个程度相对较低，另外，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中，CS的增长率则更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均与大型的固定资产相结合。除此之外，百姓在可支配收入的拥有上相对来说较少，并且医疗社会保障上也有着一定的不足，人均消费也没有得到良好的改变，人们依然面对着看病难以及上学难等问题，而这却是一种流动需求，由于这种需求的存在使得国民的存储率相对来说更高，并且边际的消费系数也更低。

3 GDP与CS之间的波动关系概述

3.1 N步列表和联合概率的独立性检验

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序列和消费水平序列，可以认为是一个组，然后将样本划分为若干个区域，这样就得到了联合分布的概率。

3.2 相等性检验

为了考察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有无显著性差异，本文引入相当性检验：假设两个序列存在相同的均值和方差，考虑到城镇居民明显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高的实际情况，无论以哪种方法作为评价准则，都表示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存在相等性。

4 城乡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水平贡献的差异性影响

依据GDP、CS、CSN、CSC来对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构建，而就GDP的贡献度可以设定方程如下： 依据上述方程可以充分的了解到，方程统计具备较强的计量优势，其中，R?=0.9842，这就表明GDP会对消费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自变量在检定中，系数值设定为0.029，这说明，在GDP增长一个点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的单位值会增加0.029%。依据宏观经济系统来分析，在闭合的状态下，GDP会影响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针对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关系的确立。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消费情况来说，我国的消费率相对来说较低。尤其是在1990年以后，企业不再拥有终身职位，其针对一些费用的支出也没有进行赔付，也没有构建相应的社保体系，这就使得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另外，劳工的工资是逐渐提升的，其提升的过程是严格的依照真实性展开的，企业没有对将这部分成本作为其他支出应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储蓄相应地得到了增加。

另外，针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系数CSN以及居民的消费水平CSC来展开对GDP模型的创设，这样可以使得GDP无法有效地呈现出居民的消费系数CSN以及居民的消费水平CSC之间存在的差异。

依据上述公式可以总结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就城乡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的是正相关的关系，并且相关系数均表现较为明显。这就说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够使得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保障人们的安定生活。

其次，就贡献值来进行分析，城镇居民的GDP相较于农村来说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居民在充分考虑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使得资本量不断增加。就常系数C来进行分析，城镇居民一般的消费值为811.76，相较于农村来说较高。而就我国的相关机构的报告可知，我国居民的生活以及就业等问题，在通过有效的梳理后，并针对社会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预测分析的前提下，表明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并且已经赶超了GDP增长的速率，然而物价的上涨以及资产价格的提升，与收入之间却产生了较大的差距，使得贫富差距拉大。

5 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波动相关性的差异改进的方式

面对现今的金融形势，要想使得城乡的居民消费水平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就需要做好相应的内部工作，不断的对生产力进行提升，同时城乡要不断采取相应的方式来对农村的市场进行刺激，使得农村居民可以高频率地进行消费，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不断对农村养老以及社保等进行完善处理，使得居民没有顾忌，能够更好地刺激消费。除此之外，为了能够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缩短，就需要针对基尼系数进行降低处理，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共赢。

就以往的发展状况来进行分析，城乡结构需要经历转型，部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而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渠道就是进行创业以及财产继承等。针对这一点，就需要合理地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对城乡的收入差距实施掌控和缩减，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的创业提供大量的物质和资金补助，并且返地于农民，使其具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

6 结语

总而言之，在不断对社会进行改革的进程中，我国经济与居民消费水平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预计可以在2020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从相关指标数据来分析，展开的相关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之间有着不相等性，而且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在定量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面对这一情况，就应该积极地刺激消费，大力发展生产力，注重环节压力，从而更好地推动城乡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宝仁.北京市GDP与居民消费行为的计量经济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2] 郑新立.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6）.

[3] 浩春杏.城市居民住房梯度消费中的家庭因素研究

[J].江苏社会科学，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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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改革，流通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先导性作用都不断凸显，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日益密切，扩大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在我国发展经济和惠及民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关联面较广的产业，流通业的影响范围必然较宽，流通溢出效应也必然较强。另一方面，我国还处于城乡经济分化较严重的二元经济环境，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的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改观。那么，作为先导性产业的流通业，其溢出效应是否能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缓解作用呢？更进一步，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分析

根据国内外对流通业溢出效应的阐释，流通业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劳动力供求两种渠道对一系列经济指标产生作用，包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一方面，流通业的溢出效益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缩短城乡差距，但流通业溢出效应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物流溢出效应越强，城乡商品流通的成本越低，企业区位选择将偏向于租金较低的城乡结合部，进而调整城乡结合部的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而缩短城乡差距。商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城市城区商贸流通业的溢出效应越强，说明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越大，企业在城市集聚效应越强。为了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企业区位选择必将偏向于城市，导致农村沦为，进而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溢出效应越强，表明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越紧密，有利于促进集约化产业发展，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缓解区域企业产品同质化的压力，缩短城乡差距。

另一方面，流通业的溢出效益可通过调整劳动力供求来缩短城乡差距，而流通业溢出效应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机理也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物流溢出效应越强，促进城市物流向农村地区扩散，增加农村地区劳动力需求量，增加农村地区农民的工资收入水平，缩短城乡差距。商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地区商流效应越强，说明该地区的流通业越发达，城市集聚效应越强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流动，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供给平衡，进而减少城乡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溢出效应越强，表明信息传递速度越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现象，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缩短城乡差距。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模型设定

（一）模型构建

根据前面的分析，流通业的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和劳动要素需求两个渠道产生作用，为此引入产业结构和劳动需求两个变量，分别构建反映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两种作用渠道的计量模型如下：

Yit=α0+α1wfit+α2sfit+α3xfit+α4isit+α5lsit+α6wfit×isit+ α7sfit×isit+α8sfit×isit+μi+ηt+εit （1）

Yit=β0+β1wfit+β2sfit+β3xfit+β4isit+β5lsit+β6wfit×lsit+ β7sfit×lsit+β8xfit×lsit+μ'i+η't+ε'it （2）

其中，Yit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wfit表示物流的溢出效应，sfit表示商流的溢出效应，xfit表示信息流的溢出效应，isit表示调整产业结构；lsit表示调整劳动力需求，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交叉项wf×is、sf×is、xf×is表示流通溢出的产业结构渠道，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应与劳动力需求交叉项wf×ls、sf×ls、xf×ls表示流通溢出的劳动需求渠道，αi、βi（i=1，2，…，8）为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城乡收入差距。选用城镇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2.流通溢出效应。对物流的溢出效应、商流的溢出效应和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分别进行定义。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主要反映了区域物流业的优势及外部性，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物流溢出效应=（该地区的货运周转量/地区生产总值）/（全国的货运周转量/国内生产总值）。商流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商贸流通的比较优势服务对周边地区消费的吸引力，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商流溢出效应=该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内的信息化程度对周边区域的外部性，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信息流溢出效应=该地区邮电业务总量/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

产业结构。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发展实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调整为主要体现，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此，本文选取区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

劳动要素需求。由于统计年鉴和其他数据库中并未公布劳动要素需求的指标值，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数来表示。

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较多，笔者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组。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教育发展水平采用各地区教育经费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水平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即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实证分析

选用2000-2012年我国各省、市和自治区（自治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考虑到劳动需求、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数值大小差距较明显，因此对这两个变量取对数。

对式（1）和式（2）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

根据Huasman检验结果可知，模型一和模型二都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另外，通过回归得到的F值计算并比较，最终舍弃混合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观察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产业结构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287，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物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加重了城乡收入的贫富悬殊化。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似乎相反，基于我国的实际，本文给出以下解释：我国产业结构布局并不完善，城乡产业差异较大，而作为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镇，农村地区缺乏这些产业支撑，而且城镇交通体系明显优于农村，因此物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更多地为城镇居民带来利益。

其次，商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239，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商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我国商贸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商业就业面不断拓宽，又由于商贸服务业的行业关联面较广，于是商流的溢出效应可与城市非农产业发展相结合，促使城市的整体就业面不断拓宽，对劳动力需求不断提高，进而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机遇。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043，且在10%水平显著，说明信息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我国流通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但信息化与农业的结合力度仍然偏低，导致农村经济受信息流辐射作用甚微，而更有利于城镇经济发展，因此也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观察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劳动要素需求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为-0.243，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物流溢出效应通过劳动供求渠道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城乡交通建设存在差距，但城乡之间快速路连接线的不断完善，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扩散，也促进了城市集聚资源向农村扩散，进而有助于缓解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商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为0.055，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商流溢出效应通过劳动供求渠道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力度有限。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虽然使城市的就业吸引力不断提高，就业面不断拓宽，但是受我国城乡发展两极分化的现状约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通畅性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益可能更多。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信息流通过劳动供求渠道并没有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明显作用，这可能与我国城乡劳动供求的不对称有关。

结论

本文从产业结构和劳动要素需求两个角度，探讨了我国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两个渠道。根据研究，结论如下：物流溢出效应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商流溢出效应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城乡收入差距；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差异，物流、信息流的溢出效应通过该渠道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商流的溢出效应则借助该渠道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三种溢出效应通过劳动要素需求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商流的溢出效应通过该渠道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物流的溢出效应借助该渠道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信息流则并没有通过该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明显影响。

参考文献：

1.于晓雪.基于VEC 模型的流通业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2（30）

2.张建升.物流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0（24）

篇10

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农产品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使得主要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下降。因此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第二, 由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农业投入成本增加。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减少了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

第三, 乡镇企业增长幅度下滑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农民的非农业收入。

第四,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农业进行集约化生产。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难以适应全国乃至全球统一大市场需求,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在中国加入WTO后更加明显。

第五, 我国北方干旱,南方易发生洪涝灾难,加之耕地和草场的退化,甚至沙漠化,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必然制约我国农业的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

二、我们再从围绕我国农村生产生活的外部因素来看

(一)劳动报酬率过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根据有关统计,1985年到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56.18%下降到了44.72%。从1992年开始,居民收入在国贸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不足一半,在此之后,这一比重虽然有小幅度的上下波动,但偏低的趋势却没有改变。其中农村居民收入问题更是严重,从1985年的35.61%下降到了2006年的12.54%,降幅达到了64.8%,这表明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少地分享了经济增长成果。而居民收入在我国的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偏低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造成的。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劳动报酬的比重偏低,而且不断下降。而我国的农村居民绝大部分都是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最终导致农民收入不高。

(二) 财政支农政策不尽完善,农民的财政性负担沉重

政府政策的取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是体现政府政策偏好的最直接反应。近几年尽管国家加大了“三农”的投入力度,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城市偏向的总体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为私人产品的生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城乡人力素质差异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能力决定收入差距,而个人能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决定的。而我国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方面的机会在先天上就是不平等的,这就直接决定了城乡居民在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存在相当的差异。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强,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弱。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消费理论,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学说还是佛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学说,均说明消费者的现期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呈正相关的函数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国农民的消费潜力。

1、从农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来看其消费潜力

1990―2003年,我国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86%,尽管比城镇居民低3.32个百分点,但这十几年间,农民的收入增长了3.8 倍。但调查显示,农村消费率却逐年降低,农民更倾向于把钱存起来,而并没有用于现期消费。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关注,农民的税费负担大幅度下降,随着政府转移性支付以及农产品价格上扬,农民的现金收入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2004年1―3季度,中国农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达1247.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9%,远远超出去年全年同比增长7.4%的水平。从数据来看,我国农村的收入,估计在未来几年中,会增长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缩短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农村将具有消费品市场的巨大潜力。

2、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来看其消费潜力,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走低之势

我国农村的平均消费水平持续走低的趋势之所以非常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所致。这些因素一旦改变,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我国农村还存在着有望挖掘的消费潜力。

以上看来,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是拉动内需的一个关键点。但是在背着几座大山不敢花钱的中国人里,数量又以农村人口为最。农村消费无法启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只有真正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中国经济才有望保持20年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诸如此类观点已在学界达成共识。而让我们失望的是,一项项数据指标却在无情地显现我国农村的“消费不良”:去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8000多亿元,其中县以下零售仅为14000多亿元。所以只有缩小城乡收入差才是以农村市场拉动内需的根本途径。而目前要缩小城乡收入差并不是要城镇人口的收入增长放缓,也绝不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是应该着力于切实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

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呢?

首先,应该提高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率,以此来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其次,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实施力度,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第三,通过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最后就是改变目前中国靠工业发展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形势,实现农村和城市的平衡经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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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1-0051-003

本文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联立方程模型,有助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政府更好的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以及为扩大内需提供依据。

一、相关理论

2007年6月19日,Cornell大学教授Eswar Prasad莅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发表题为“中国在未来能否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掩盖了一些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因为高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足以弥补这些问题,如: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等,我们必须慎重看待这些潜在的严重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也指出,中国当前旧经济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经济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之最,并且仍在扩大 。国内学者如田玉敏等(2006)提出了“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的论断,郭新华等(2006)通过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得出“增加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具有相对高的增加消费的效应 ”的结论,但目前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并没有被充分地研究。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需求作为内生变量,在消费需求的单方程中运用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选取人口、金融、就业、投资、税收和社会保障领域相应的经济因素作为前定变量,进行了中国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实证研究。

二、模型与数据

1.模型设计

(1) 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

用每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将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解释变量,t表示第 期T, i表示滞后i 期,表示滞后的最大期限, 表示滞后i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系数,C和ε分别表示常数项和残差项。建立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有限分布滞后模型(1)

根据AIC准则确定模型(1)的滞后长度,也即求得使函数的值最小的k,其中k表示滞后长度,为当模型(1)的滞后最大期限时,残差项方差的最大似然估计,即 。

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做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估计,滞后长度分别为1-6,得到 值见表1。可以看出,滞后的最大期限 。

由于 ,对有限分布滞后模型(1)中滞后项的影响

系数 用滞后期的同类多项式

(2)

表示,则模型(1)写成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为

(3)

其中 。

由于,令 的值分别为6,5,4,3,2,代入模型(3)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当m>2时,至少置信度为90%时,有些估计参数是不显著的。而当m=2时,置信度为95%时,各个估计参数都显著。所以取m=2,则模型(3)即为

(4)

(2) 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联立方程模型

依次用方程(5-7)表示联立方程模型的结构式方程:

(5)

(6)

(7)

在经济增长模型(5)中,将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第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方程右边,选取人口自然增长率表示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了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选取投资率作为解释变量,计算公式为: 投资率=(物资成本/GDP)*100。还选取了消费率作为解释变量,计算公式为:消费率=[(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GDP ] *100。常用的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有麦氏指标M2/GDP(Mckinnon,1973)和Arestis(2001)设计的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这一度量指标,本文采用后者来衡量金融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还选取了各项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表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城乡收入差距模型(6)中,选取城乡居民就业差距和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将城乡就业人数的比值作为城乡居民就业差距的变量。为了了解经济增长、税收是否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由于目前研究中往往忽略金融产业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本文还选取经济增长、税收、金融产业发展这三个经济因素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

2.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样本区间:1990-2008年。变量包括:城乡收入差距、消费率、经济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投资率、金融产业发展、各项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城乡居民就业差距。文中变量符号的含义见表2。

三、计量结果

由此可以判断出方程(5-7)均为过度识别,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 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1.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模型(5)中,解释变量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正值,从数量上来看,投资率每增加1个单位,中国经济就增长2.636个单位,并且在置信度为95%的条件下显著。表明现阶段,在选取的所有因素中投资成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贡献最大的因素,这一结论与Cornell大学教授Eswar Prasad通过经济增长率贡献因素分解图得出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消费率和各项税收收入百分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7699和2.099,表明这两个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效果不是很明显。金融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1078,表明中国金融产业发展还不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口自然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285,可见中国人口的增长现状对经济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

2.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6)的计量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就业差距和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从数量上来看,城乡居民就业差距每增加1个单位,收入差距就增加4.673个单位,经济增长每增加1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就增加0.0192个单位,且均在置信度为99%的条件下显著。表明缓解城乡居民就业差距是调整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方向,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与更高的城乡收入差距相伴随,这与一些学者得出的中国不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也是相一致的[6]。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百分比每增加1个单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就缩小0.029个单位,说明现阶段,国家的支农资金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方面已经发挥出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影响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微弱。各项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百分比的影响系数为0.014,说明中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在抑制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方面的作用还是发挥得不够。金融产业发展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0003,说明中国金融产业的发展对收入分配来讲,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或滞后。

3. 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将表3中估计出来的滞后项系数α0=-4.891,α1=0.1232, α2=0.5421代入(2)式,得到滞后i期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系数βi(i=1,2……6)。将该系数按年依次进行累加,就得到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积累影响。二者的变化趋势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在即期对消费需求就产生了负面影响,该差距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消费率下降0.5437个单位,之后对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持续扩大,直到第4年,该影响才开始呈现出减小趋势。但从积累影响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始终为负,并且一直在逐步扩大。表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需求增加的主要障碍之一。

四、结语

本文的定量研究表明,要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均衡增长,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具有时效性的政策,比如改变投资结构,打破金融抑制,增加乡镇居民的就业机会,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等,这些时效性较强的措施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由此可见,政府的宏观调控仍将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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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彭朝晖,冯荣丽,李应求.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趋势和影响因素分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1):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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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根据城乡居民的特点，分别设计了城市问卷和乡村问卷，但都按环境认知评价、环境行为、环境意愿等模块，并结合城市和乡村实际，设计了相关问题，以了解城乡居民在“知”“行”“意”方面的环境素质状况。城市问卷以主城九区样本为主，乡村问卷以渝东北的万州区、开州区、城口县、云阳县和渝东南的黔江区、武隆区、秀山县等区县为主。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5份，回收率96.1%。其中，收回城市问卷443份，乡村问卷422份，样本人群类别分布情况见表1。城市样本分布：性别均衡，中青年、受过高等教育、公职人员和企业职工均占绝大多数，中高收入者近一半。故样本人群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问卷涉及问题的真实状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乡村样本分布：性别、年龄分布接近于城市样本，但学历、行业身份、收入分布均略优于城市样本，这与乡村问卷调查是通过农村电商营销网络渠道开展有关，但样本人群长期工作生活在农村，对乡村环境治理情况体验深切且综合素质较高，所以更有利于客观地反映问卷涉及问题的真实状况，故乡村样本人群具有代表性。

二、调查结论分析

（一）环境认知。1.普遍具有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城乡居民普遍都关注环境问题，认为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方式、气候变暖、人类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紧密相关，治理污染非常必要。分别有68.6%和65.7%的市民对我市实施机动车限号和垃圾分类政策非常看好。对治理环境的主要动力的认识，排在首位的是企业改革与自律（250人次），其次是政府引导及法制健全（224人次）、社会组织及公众力量（223人次），人数分布较为均匀。显然，大多数居民认为治理环境不光是政府的责任。2.环境认知不够全面准确。总体看，城乡居民对环境知识的了解不够全面准确，对环境治理的权力、义务和参与方式不够明确。城市问卷分析表明：城市居民对城市四大环境污染的认知准确率为52.4%，对PM2.5平均值标准值的认知准确率为54%；12369电话平均知晓率为69.1%。城市和乡村问卷总体分析表明：相较于偷排偷放、机动车尾气、化肥农药污染、噪声污染等，57.6%的城乡居民认为当前重庆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垃圾污染；8.9%的居民表示“了解并参与过环境影响评价”，但不少市民认为影响评价就是个人对周围环境状况好坏的评价。这充分表明，城乡居民整体环境认知还不够全面和深入。3.对环保社会组织认知度不高。443份城市问卷中，对“你所了解的我市民间环保组织”的调查，选择较多的是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发展中心（83人次）、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43人次）和重庆市九龙坡区绿山墙志愿服务中心（41人次），还有15.2%的城市居民表示没接触过、不清楚。可见，城乡居民甚至城市居民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认知度还不够高。（二）环境行为。1.了解环境信息大多选择官方渠道。城市问卷分析显示：市民获取环境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且通过大众传媒（电视广播、网络）的获取频率高于从各种环保宣教活动、宣传单等途径获取的频率；选择政府环保信息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电视新闻等官方平台的人次明显高于选择论坛、热搜、个人微信、个人微博等非官方平台的人次，而对于参加过环境教育培训的选择最少，仅为11人次。2.对参与环境治理的信心不强。63.4%的城乡居民认为，治理环境征求公众意见重要且必要。在城市问卷中，对“愿意以哪种角色参与环境治理”，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环境污染监督员（257人次），其次是环境决策民意代表（241人次）、环境信息宣传员（195人次），表明“前端”参与及“过程”参与的意愿强烈。对“参加环境保护、维护自身环境权益面临的困难”，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环境信息掌握不够（303人次），其次是居民缺乏与政府、企业对话的力量（255人次）、没有合适的表达途径（195人次）。3.参与环境治理的行动力不足。分析显示：对身边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排序垃圾污染排第一位，大多数城乡居民都认为开展垃圾分类很有必要，但实际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力却不足。调查结果是实际参与过垃圾分类的市民仅82人次。乡村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显示：村民对秸秆采用焚烧处理的为33.1%，对农业生产中地膜使用的处理作为垃圾单独处理的为39.3%。环境监督方面，面对身边环境问题拨打过12369电话的村民为31.2%，对周边存在环境污染及隐患的企业，18.2%的乡村居民认为“自己没办法管”，11.1%的城市居民选择“忍一忍或绕行避开”。（三）环境意愿与满意度。1.对政府推动环境治理满意度较高。调查结果分析显示，城乡居民对我市环境改善充满信心，81.0%的城乡居民认为我市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对城乡居民了解并认可的环境治理措施（多选），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碧水、蓝天、绿地、田园、宁静”五大行动（298人次），其次是河长制（260人次）、湖长制（219人次）、山长制（176人次）。2.城市居民对周边环境的满意度高于乡村居民。调查结果分析对比发现，大部分城市居民对周边环境表示满意（非常满意为54.9%，比较满意为24.8%），接近一半的乡村居民对周边环境表示不满意（不太满意的为31.5%，很不满意的为12.8%）。3.对环保维权的途径与方式了解不多。城市问卷中，对身边环境问题，187人次选择向环保部门投诉，82人次选择向环保组织求助，43人次选择无视。这与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环保社会组织或公众参与环境维权、环境诉讼多为原则性规定，对具体的参与方式、程序未作规定，对社会组织管理和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缺乏引导有关[1]。4.具有积极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对“个人支付污染治理费用”，城市问卷中，分别有53.7%和34.1%的城市居民愿意承担因治理污染导致的个人消费支出5%以内和10%以内的增加；乡村问卷中，对于增加乡村环境治理资金，61.9%的乡村居民更倾向于通过增加财政补贴的方式实现环境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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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日益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三农”等问题成为阻碍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绊脚石。具体到中国西部尤其是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来，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农村本身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显得更为明显。由此所提出的的问题就是，怎样测度少数民族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少数民族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二者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回答以上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宁夏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协整模型估计与检验

1989-1995年，全区城乡收入差距以每年50%的增速逐步扩大，该阶段正处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改革与转轨时期，发展重心为工业和城市。1992年7月国务院开放了包括银川在内的11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因而在“八五”结束时，城乡泰尔指数为0.1727，较初期增长了189.28%，城乡收入差距形式严峻。第二阶段：1996-1998年，该阶段为短暂的差距缩小时期，泰尔指数降低至0.0896。政府连续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高产、综合性状好的宁粳16号水稻品种的研制成功使得水稻产量大幅度增加3，进而提升农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观察图1可知，该阶段泰尔指数在幅度很小的增减情况下较为平缓上升，保持在0.10-0.20之间，说明宁夏在二十一世纪初至今，城乡收入差距状况令人堪忧。

（二）平稳性检验。验证宁夏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稳数据变量的基础之上。本文使用ADF检验方法对泰尔指数、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对于ADF检验中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选取最大滞后阶数为5。检验结果如下表1。

观察表3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Tt在1.06%的显著性水平下是GDPP的Granger原因。而GDPP不是Tt的Granger原因，检验结果P值过大，因而说明假设成立，宁夏经济增长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三、结论

本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选取1989-2012年期间的人均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对代表经济发展的人均

GDP与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的自然对数进行平稳性检验，在分别进行二阶差分后，均通过检验，证明了其平稳性，推出二者具有协整关系的假设。接着，将二者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测算出残差项，并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是在（2，2）的情况下，二者具有协整关系。第三，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相关检验表明在满足一定显著性水平的情况下，GDPP与Tt间为单项Granger原因。换句话说，作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宁夏，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物质积累，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前进步伐逐渐加快，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且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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