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基层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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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进村民沟通

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地拉近基层群众之间的距离，为其创新良好的沟通环境和渠道，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网，进而有效地减少和化解基层社会的纠纷及冲突，增强基层群众和社会的自治能力。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看电视、上网等私人文化生活逐渐占据主导，而传统的公共群众文化活动却逐渐减少，活动的频率、参与度低，形式和内容匮乏，导致群众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传统的邻里关系变得疏远和淡薄，不利于长远的基层社会管理发展。因此，大力发展基层公共文化事业，丰富和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是摆在当前基层社会管理面前的必答题。

2.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

随着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基层社会更加多元化，传统的集体经营方式逐渐减少，农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从而使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相应的治理成本增加。我国当前的基层社会管理主要依靠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在社会事务的处理中又很难做到面面俱到，难免会出现许多的空白领域和薄弱点。加强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建设，能够在基层逐渐形成依托文化活动的社会组织、微观组织，这些组织会建立各自的规范来约束成员行为，成员间通过文艺切磋、思想交流等，能够形成互助互爱、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有利于群众加强自身管理、提高自治能力，进而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此外，群众也可以通过这些社团组织来向上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组织来宣传基层政策，提高基层社会事务的参与度。

3.促进基层文明建设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村群众的为人处世、行为举止长期以来都受到他们生活环境的文化熏陶。就基层文明建设而言，乡村文化建设是其重要的着力点，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外来观念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渗透等致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群众的集体观念变得淡薄、个人利益至上、价值观念偏差，淳朴的传统乡风遭遇威胁，相关的利益纠纷问题层出不穷。加上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贫乏，玩麻将、斗地主等娱乐消遣方式逐渐助长了赌博风气的形成。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取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是改变现状的当务之急，积极向上、内涵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根治基层的歪风陋习，进而营造健康、和谐、文明的乡村文化，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法律、担责任、家风优良、乡情淳朴的生活习惯，为基层社会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4.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手段

文化作为一项软实力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我国基层社会问题多发的当下，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是我国新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面对当前基层矛盾多发、繁杂，基层价值观念、精神、心理不断震荡的情下，强制性的社会管理手段在部分领域的作用甚微，文化作为一项软控制手段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通过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的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治理念、多元思潮、价值观念等传递给群众，变传统的“送文化”为“种文化”，能不断改善群众的文化生活，凝聚群众的文化力量。

二、面向基层社会管理的群众文化创新途径

1.加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硬件基础，长期以来基层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都受到了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近几年我国农村文化广场建设项目的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过在每个乡村建设公共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阅览室等，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为基层文化发展提供生长的场所和土壤。[3]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大力发展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硬件的内容和形式，结合新型网络化、信息化技术打造智能化的文化服务平台，传播与共享优秀的基层文化，才能更好的加强基层群众文化的社会管理。

2.充分挖掘资源优势

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挖掘的过程中，应明确不同地区的优势资源并加以开发利用，从而使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和目标更加多元和明确。地方优势资源的挖掘有助于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助于丰富和创新文化活动的形式、内容，有助于彰显特色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有助于文化活动的落地生根，有助于提高基层社会的管理效率。此外，在文化活开展的前期，就各个地方的优秀文化资源要做好调研，注意结合群众的需求来明确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目标、形式和内容，从而使活动开展更加顺利。在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就能够更好把握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动向，从而使得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更具有针对性，建设出更具特色，更易为群众接受的文化活动管理途径。

3.强化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群众文化发展处于“散养式”的发展状态，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以群众自主开展居多，缺乏管理，长效性欠佳。因此，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转变基层干部的观念，让他们在思想上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其次要将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纳入到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中，督促基层干部着力抓好文化建设；同时要广纳贤才，基层文化建设单靠干部是难以开展的，应积极吸纳有文化特长的年轻人、退休教师、传统艺人等担任文化活动开展的引导者、管理人员，全面带动群众的文化活动参与积极性；最后，鼓励群众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团组织，丰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

4.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形式

文化活动的形式决定了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效果。传统的文化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参与人群也多以老年人为主。新时期，我们应充分挖掘民间文化、地方文化，广泛吸收新兴文化和年轻文化，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以满足多层次群众的文化需求。应着力弘扬地方传统、民间技艺，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项目，鼓励民间艺人组织开展表演。同时，鼓励有文化特长的群众组织成为文艺团体，为群众文化打造新的发展舞台。此外，也可多借助自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的力量，宣传地方群众文化建设成果，增强群众的文化荣誉感。

三、结语

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仍处在不断调整和摸索阶段，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和不足，面对基层群众，我们需要将各个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发挥群众文化活动的价值，挖掘群众需求，着力促进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高效的开展，从而更好地建设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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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和问题

关于内部控制实施的基本情况，2013年财政部会计司《我国上市公司2013年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显示，部分实施企业开展内控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缺失，存在内部控制被人为逾越的现象，少数企业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有失客观和公允；内控审计、内控咨询业务质量有待进一步增强，低价竞争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仅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问题大大存在，非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可想而知。

尽管关于内部控制的法案不断提出，但是我国很多企业内部控制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具体实施上难以达到有效性，很大一部分是由我国的传统思想中的弊端因素导致的。总结起来，我国是在“牵制”和“控制”上做得不够。“牵制”问题表现在内部控制制度或者业务设计不够合理，不能防范错误和舞弊；“控制”问题则体现在内部和外部审计发现并且纠正内控重大问题的能力上，甚至还包括政府部门的监管责任。由于这两方面的不完善，导致我国企业存在着一些现实性的问题，比如关键人员从未进行过轮岗，小集团小群体未能打破，少数人掌握这关键资源而导致内控漏洞；领导高高在上，决策盲目追求利润而忽视潜在的巨大风险，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等等。

三、我国传统思想对内部控制的不利影响

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厚的管理思想，为管理者进行企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但是在长期的公司治理中，由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造就了我国企业独特与其他国家的企业文化，从而影响着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实施。

（一）“人治”、“德治”思想由来已久，“法治”难以实施或受到忽视

在中国百家争鸣的思想体系中，最主流、占据最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人治”相对立与“法治”，是依据统治者个人的领导思想来管理国家政权的治理方法，这种治理方法不太容易受到法律约束，具有主观臆断性。人治思想源于儒家文化，如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内部控制制度被束之高阁，无法起到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管理层的“人治”思想。在一些中国企业中，那些白手起家，为企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企业家往往掌控着最庞大的权力，这种单纯以个人意志为企业宗旨的思想与现代企业要求的内部控制制度相违背，内部控制制度被管理层所凌驾，使得相关的监督管理机构，如负责内部审计的部门、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德治”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以“情”为主，这种价值观念往往不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关系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控制体系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归根到底是“人”，具有人情味的人很有可能使得内部控制不能得到完全的实施甚至彻底的忽视。

（二）“授权机制”不能合理运用，管理者权力膨胀

“集权制”是我国的传统思想之一，虽然巩固了国家政权，但是自从推行以来，一直成为影响我国民主决策的众矢之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上层权力膨胀，崇尚权威，最终产生官僚主义和唯命是从思想。而集权思想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现代企业建设中，“集权”必须成为企业治理的核心，也是内部控制制度的痛点。不论是在会计、内部审计、还是公司治理的其他方面，“授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授权”是指主管将职权或职责授给某位部属负担，并责令其负责管理性或事务性工作。由此可见，“授权”的本质就是上级对下级的决策权力的下放，也是职责的再分配过程。由于受我国集权思想的影响，很多企业在处理内部事务过程中不能遵守授权机制，导致核心管理层的权力独大，对基层员工施加压力，逾越内部控制界限，损害公司内部控制。

三、传统文化下的内控建设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和监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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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32.289

1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影响村民自治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强化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直接民主治理形式是维持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途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宗族是一种重要的人群聚合形式。宗族通常表现为若干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世代聚居在同一居住地，宗族成员拥有同一个祖先，从而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组成人群聚合体。H村作为一个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总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少数民族宗族制度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村民有强大的约束和导向作用。宗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并附加某些经济和物质利益，使其具有许多功能，可以在农村发挥广泛的作用。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活动不可避免受到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H村作为一个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总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彝族宗族制度渗透到彝族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H村村民自治活动中，由于个体村民在村民自治活动中参与度较低，通过制度性渠道提出政治诉求较难，因而村民寻求通过宗族力量表达其观点维护自身利益，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影响较明显，同时也为民族地区村民团结、稳定的提供精神基础，通过约束村民的行为以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且少数民族宗族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权力制约的作用，对防止基层干部的腐败，减少农村基层组织对村民利益的侵害，捍卫村民群众的自治权力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但是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作为一种伴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产生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的村民自治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

2 H村彝族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的消极影响

2.1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影响村民自治组织的公平性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的管理机构，其产生深受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1）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选举活动存在影响。县和乡政府制定并解释了选举的规则和程序，向村里派出特别指导小组指导。但是在村委会干部实际选举中，村民具有较强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倾向，具有宗族关系的村民成为其投票的主要依靠对象。在对H村村民进行调查时发现，在选举中，大部分村民不能对所有候选人能力都了解和熟悉。大多数村民会认为反正不熟悉，选举谁都是相同的，因此多数人会选择同一宗族的候选人。H村的民主选举是民族制度与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碰撞后的选举，选举中包含着宗族观念和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2）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会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维护和主张宗族利益；二是宗族中的个体利益如何实现。在投票过程中，村民在一定程度还是会根据本宗族的利益而作出投票决定。村民的投票是根据与候选人的血缘关系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在选举中更多的是考虑是否是同宗同族而不是看能力。而对于联系较少的同宗同族，存在着上门游说以寻求支持的活动。

2.2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削弱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政策与制度依据，对村民自治活动的程序和步骤作了详细的安排和规定。村民自治活动应遵循相应的程序和步骤以保障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然而，“宗族作为一种私人组织，它所遵循的秩序原则是血缘联带原则，在宗族内部按照长幼秩序进行权力分配，是有级别性的，宗族是以血缘关系结成，其社会人群结构上具有狭隘性，这种内在的狭隘性往往外在的表现为排他性”。[ZW（]张厚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366.[ZW）]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建立的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文化习俗而非法律制度，因此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会破坏与村民自治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削弱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调查中的H村对“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负责的公共事务，宗族一般不会介入其中，但宗族的实际权力及活动对村干部仍有影响。“各级村干部的职权大小应由相应的制度规定，而实际情况是宗族精英有着更为有效的权力，宗族背景成为影响村干部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重要因素”。[ZW（]张艳.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利弊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10）：88-89.[ZW）]

2.3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弱化了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自主性和监督

（1）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自主性。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特征是具有自主性，村委会领导村民自主地行使自治权在本村区域内管理自身事务。然而当村委会做出的决定不利于宗族时，宗族很可能动用自己的力量或明或暗对抗和阻止这些决定的执行，这种隐形的力量会对村委会决策施加压力，使决策出现宗族偏向。宗族成员对本民族内非正式制度的强烈认同和遵循限制了宗族成员的行为，使他们潜意识对宗族有着非常强的依赖。在H村的调查中，村民都认同村委会主要任务是管理生产，而村民纠纷矛盾应由族长按族规处理。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已经阻碍村委会展开自治活动的自的行使。

（2）村务监督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村民自治组织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实践中，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监督需要广大村民的参与。然而在对H村进行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村民认为对于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往往认为是上级部门的事，监督也没有用，与自己无关。可见在村委会选举之后，怎样去治村、管村，许多村民就不去管了，认为不是自己的事情。调查中发现村民认为村委会干部都是同族同宗的“熟人”，存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心理，只要不是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大多数村民不会主动对村民自治活动进行监督，自我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3 整合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与村民自治活动关系的建议

对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应在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引导的同时，强化村民自治活动组织建设，这样才能消除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影响。

3.1 因势利导、整合村民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性参与，引导其现代转型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其功能的发挥是因其能将内含的精神和文化渗透到人的内心，使宗族成员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民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认同感很强，对村民而言是村民根植于心的，要想全部抛弃和废除是不可能的。因此，现阶段应因势利导就村民自治中与宗族势力冲突的问题，积极进行整合，引导村民将宗族制度的参与整合到正式参与中来。通过积极培训和学习，提高村民思想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逐渐培养村民新的“认同感”逐渐摆脱以家为本位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制约，确立以个体为本位的公民意识。并逐步消减宗族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确立乡村社会的法理型新权威，逐渐减少传统权威的影响。

3.2 强化农村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章程

（1）要加强党对自治组织建设的领导。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不力、基层党员民主观念淡薄、宗族意识强，为了推动工作，甚至鼓励和支持宗族代表在村委会选举中当选。在处理宗族纠纷时，往往对大族、强族采取妥协、退让，或者以牺牲弱小宗族的利益来求得暂时的平静。因此，应加强党对农村自治组织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发挥党员先进模范带头作用，以保证村民组织活动按规定的进行。

（2）要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的各种章程。由于农村基层民主的权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族地区宗族制度才会有影响力。通过推进民主制度化建设，健全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具体制度，保证选举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逐步减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干预，压缩宗族活动空间。另外，建立健全村委会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制度，以保证村委会自治工作的顺利展开。严格依法依规展开村民自治，让宗族势力影响减弱。

（3）要提高基层组织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针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造成农村基层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松懈，必须提高基层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自身素质。这是消除宗族势力影响的又一重要措施。可以通过培训和实践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理论、业务、政策、民主素质，在提高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基层组织建设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3.3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减少宗族活动的空间

首先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与教育。在村民中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民主法治教育。引导村民正确认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培育公民意识，破除思想上的宗族本位观念。其次是要鼓励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农村地区继承和发扬本地具有民族特色和积极意义的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其凝聚内聚力的功能，淡化其对外抗争意识，引导宗族势力向良性发展。

4 结 论

将宗族权威转变为村民自治需要的权力，宗族关注的焦点转为对整个村庄的关注，以推动农村村民自治活动的顺利展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塑造新一代农民，在潜移默化中逐步促成宗族消解，完善村民自治，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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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民族文化，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活动，讲好内蒙古“守望相助”故事，充分体现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为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繁荣民族文化，必须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贴近基层，推出一批能够体现内蒙古文化成就、代表内蒙古文化形象的精品力作。

繁荣民族文化，必须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深入实施文化精品创作工程，制定科学合理的创作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加强文化人才培养，建立和完善作品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弘扬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深入实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原则，深入阐发民族文化价值。加强政策扶持和人才培养，积极推进“千校万户”计划。做好民族文献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工作。

全面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点加强重大文化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保护，做好文物普查登记。建立和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加大对传承人扶持力度，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大力扶持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发展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点、历史记忆的美丽乡村和美丽城镇。贯彻落实地方戏曲振兴工程，打造一批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力争到“十三五”末，基本建立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着力加强嘎查村和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增加服务总量，开展帮扶活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网络建设。统筹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积极支持和引导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示范区，开展“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网络化数字化建设。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推动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组建理事会，逐步完善治理结构。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大力开展流动文化服务，推动城镇社区各类文化、体育等设施免费对社会公众开放。

加快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

积极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施一批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加快文化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建设，基本建成特色鲜明、重点突出、布局合理、链条完整、效益显著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制定全区文化市场发展规划，引导文化市场的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强化文化市场监管，改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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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它曾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等方面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

随着时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协调冲突、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顺，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

面对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

因而，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乡贤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他们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乡贤何在

可是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遗弃空置。同时，如同清末民国时期，乡村文化精英出于经济等利益的考虑纷纷走出农村，定居城市。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也很少再返回家乡。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正所谓“秀才都挤进城里”，有人不禁叩问“乡贤何在”？

近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积极倡导乡贤文化。《光明日报》去年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在全国各地发掘“新乡贤”和“乡贤文化”与新乡村建设的新闻故事、新闻人物和新鲜经验，给出了重要启示。从现实情况看，新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

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如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包括乡村干部、文人学者、退休官员、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他们视野开阔，资源广泛，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他们当年从乡村走出，经过了社会的磨砺，成为精英。如今返回故乡，或以自己毕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

“乡贤文化”从某种意义来看，就是某一个地域中的优秀文化。一方乡贤，在一方乡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谓不大，由一乡及一县，由一县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国，所谓聚溪成流，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当前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实践表明，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乡贤在农村基层建设，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在当今农村社会中呼唤新乡贤。新乡贤文化的弘扬有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他们的嘉言懿行能够像古代的乡贤一样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并进一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治理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新农村需要的是“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手，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同时，对于当下乡村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能够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新乡贤文化的精神内核

新乡贤文化倡导民主法治理念、开放竞争意识、包容创新氛围、幸福平等精神等现代文明因子；从文化主体上说，新乡贤既包括道德模范、社会贤达等，也包括以自己的专长、学识和财富建设乡村、改善民生的优秀人物。因此，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新乡贤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友善、诚信、敬业、爱国”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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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兴起及其局限

重属地管理，轻属人管理。属地管理具有明显的静态性管理特征，忽略了现代社会日益增强的社会流动性；属人管理则坚持以人作为其服务的核心对象，对社会实施动态的管理。网格化管理模式虽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了对基层社区公共物品（如对井盖、路灯等）的效率与供给能力及基本服务信息的了解与掌控能力，但其运行理念与实质仍然内含着被管理对象的属地性质，强调对一方地区的管制。

重条块控制，轻整体治理。网格化管理模式致力于将属地分割为若干不同条块，政府“派”专人负责并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其主要特点在于各条块职责相对明确。正如“网格协管员”所言，网格就是他们的“责任田”，在其各自分管的范围内，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由他们来解决。在注重条块分割的同时，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也往往忽视了社会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人为割裂了社会系统内部各种联系，往往导致基层社会管理中只重条块、而忽视整体的社会管理模式。

事权下放，治理资源却不足。在网格化管理中，采取“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模式”的运行机制。从表面上看，这一管理方式将管理的权限下放到基层组织中去了，但事实上是责任下放而权限不足，则加重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负担，使得网格运转不良。因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非一级政府组织，但这种管理模式却又反而加剧了它的行政化倾向；它没有法定的财权，却同时又要负有更多的责任。

管理成本过高，政府财政负担重。在网格化管理的推行过程中，政府往往要根据网格的划分来配备相应的社会网格协管员，在面对社会失衡时也需要动用各种人力、物力、财力、技术手段等去面对单个的“居民”，这就造成了过高的社会管理成本。

2、网络化治理的内在价值与理念

网络化治理鼓励社会参与，促进主体多元参与机制。在网络化治理中，政府依然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但政府与其它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构成相互依存的网络体系，各网络结点之间是平等与合作的关系，在合作中“各负其责、各司其能”。

网络化治理注重引导价值共识，促进合作机制。合作机制是网络化治理的主要运作机制。在网络化治理中，各主体之间通过合作共治代替竞争对立，增进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是网络化治理的共识价值，它是高于个人价值、部门价值、地方价值之上的社会合意基础上的共同信念。

网络化治理主张培育社会资本，增进信任机制。社会信任既包括官民之间的信任，还包括公民之间的信任，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社会信任是合作的必要前提，是共同行动的基础。当前社会基层政权组织与群众自治组织权威的弱化，与群众对基层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信任缺乏有关联。“中央政策是好的，只是地方干部念歪了。”而由于地方干部无法取得群众的信任，很多工作难以推进，从而也容易形成基层管理干部“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

网络化治理强调利益共享，增强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增长过程中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公平、公正，利益共享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之间的利益共享，还包括政府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共享，政府与市场、民间社会之间的利益共享。而现实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许多社会矛盾与纠纷的引发多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不平等。

3、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型

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价值共识。网络化治理的核心运行机制是通过培育社会资本形成社会信任与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维系不再仅仅是利益的纠葛，更是一种价值上的共识与相互认同。而社会价值共识与社会认同的形成，其根本在于通过社会公共文化建设，把社区建设成文明祥和的社会共同体。“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从短期来看，公共文化建设难以见成效；但从长远来看，这实是一项战略任务。而社会公共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发挥传统文化道德伦理观念的约束机制，形成人们在观念、信仰与心理层面的价值共识。

加强公共权力监督、促成利益共容共享。当下社会矛盾与纠纷的增多，其根本在于利益分配不正与冲突；而利益分配公平、公正的缺失在于对公共权力缺乏监督。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一是通过完善法制建设，通过法律制约权力；二是加强社会协商与公众参与，通过权利监督权力。网络化治理强调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又能起到监督与制约公权力的效果，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社会利益共容共享，同时还必须尊重人民的选择权与自。

权限下放，促进地方治理的多元与差异。赋予地方基层政权相应的自限，促进地方自治，从而促进地方治理的多元与差异。要改变现有压力型体制下的考核机制，同时改革“条块分割”体制转向注重对“块”的建设，促使基层政权组织从消极“维权”到积极“治权”的转变。

基金项目：2013赣州市社会科学研究百题（13087）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喜，范况生，杨华等.现代城市管理新模式.城市网格化管理综述[J].人文地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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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以“多规合一”为引领，对全市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按客观规律办事。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群众发展意愿的同时，加强对村容村貌建设的管控，留住X特有的地域环境、历史人文特色和建筑风格，坚持保护、治理和建设“三位一体”，对村庄规划布局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完善总体和专项规划，实行分类指导，不搞大拆大建，不能千村一面，体现农村特色，将一张蓝图绘到底，建设好美丽新X。

每年选定一批条件较好的村开展规划建设管理的试验示范，不追求固定模式，注重从细节入手，因村制宜，突出特色，追求个性，彰显魅力，打造以生态文化为主题的多元化乡村，体现一村一品、一村一韵，建设一批山水人文特色的精品村，一片一片的推进，形成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片区。

(二)文化建设先行，在乡村文明上见行动。

要把文化建设充实到美丽乡村建设之中，深层次挖掘村庄文化元素，提升村庄的文化内涵;充分利用旧建筑、古民居、老祠堂等，搞好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注意挖掘文化资源，利用好村里现有的文化阵地，传承文化，宣传文化，传播正能量，提升乡风文明程度;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组织开展道德模范宣讲、家风家训征集、晒晒我们的好家风、家风故事会等活动，以好家风弘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宣传活动，坚持“除陋习”、“树新风”相结合，从整治丧葬陋习入手，从禁止“黄赌毒”着力，向优秀传统文化借力，强化道德教育作用，加强孝善教育、家风教育，推进农村文明诚信建设，推进乡村文明大行动，力促移风易俗、乡风文明。

(三)产业优化先行，在转型升级上花心思。

要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亮点，走特色发展之路，坚持以文化为魂、以水系为韵、以花卉为媒、以投资为要、创新为最，大力发展热带高效农业，使农业品牌成为“别人没有我有、别人有我大、别人大我好、别人好我精、别人精我极品、别人极品我唯一”。把产业培植当做美丽乡村发展的动力源，让X特色变为现实。

要抓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休闲养老、文化创意、文明公益等新型业态，并结合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全域旅游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形成全域化的旅游产品和业态，做好旅游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休闲农场、观光农业、特色民宿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让农村产业的发展愿望变成现实;按照服务小农户、提高小农户、富裕小农户的要求，加快构建扶持小农户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小农户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拓宽小农户增收空间，促进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使小农户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

要以脱贫攻坚为契机，抓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发展美丽经济，有效解决村美和民富的关系，逐渐引导美丽村庄变“输血”为“造血”，促进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四)人才建设先行，在智力支持上下功夫。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参与。首先，优化发展环境。制定政策措施，提高待遇水平，解决后顾之忧，吸引各类人才到农村去。其次，大力培养乡土人才，通过制定一些务实、具体的政策措施，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引进大学生村官、在外就业的大学生、外出务工的人员、成功的本土企业家、退伍的老战士等回乡发展产业。第三，通过产业吸引人才，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支持，好的产业有丰厚的利润，就会吸引资金进入，人才就会随着资金流动而进入。第四，乡村振兴帮扶，机关单位、院校主动介入，结帮扶对子，对乡村振兴开展针对性指导和帮扶。第五，激发内生动力。通过教育、培训、宣传、典型引导、边干边学等方式，帮助农民增强生产、经营、管理的本领，提升参与村级事务决策、协商、监督的能力和水平，让广大农民群众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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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和“魂”，它不但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而且为乡村振兴始终沿着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定位导航。没有乡村的文化振兴，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作为与地方经济发展最紧密联系的高职院校具有服务乡村振兴的优势，高职院校每年暑假都要组织数量庞大的学生开展“三下乡”志愿者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其中送文化下乡是“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因此高职院校要充分发动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积极探索繁荣乡村文化的各种途径，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学术界对此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如范建华、秦会朵从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提出乡村文化振兴是在继承原有优秀乡土文化基础上，与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机融合，形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作出贡献的具有中国特色乡土的文化。李军明、向轼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对原有乡村文化进行重新整合构建成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新型乡村文化。孙喜红、贾乐耀、陆卫明从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角度出发提出乡村文化振兴是满足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需要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现实需求。沙垚、王昊从主体、空间、时间、实践的四维框架出发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能够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文化、能重新钩连历史和当代的文化、也能超越职业化的文化实践。从上述所列的内涵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内涵的表述虽然不同，但是他们所表述的都体现了共性的东西对原有文化的重新构建。综上观点，笔者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对原有传统乡土文化的重新构建，在重构的过程中通过剔除其不合时宜的传统乡土文化因子，顺应时展潮流，融合现代优秀文化因子，从而把乡村文化打造成具有独特韵味的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优秀乡土文化，从而使传统的乡土文化得以振兴。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意义

(一)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引领。乡村振兴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生态五方面统一协调发展的全面振兴，其中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在乡村振兴中起价值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形成乡村文化产业拉动乡村产业振兴。我国在几千年的农业耕作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各有特色的乡土文化，这种经过长期改造、传承和发展积淀而成的文化资源形成乡村文化产业，以此拉动乡村产业振兴。二是通过挖掘乡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生态理念，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优化乡村生态环境促进乡村生态振兴。三是通过挖掘传统乡村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治理智慧，如乡规民约、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淳朴民风等促进乡村组织振兴。四是通过挖掘古代商人长期在外闯荡过程中形成的“注重诚信”、“敢于打拼”、“勤俭致富”等的优良品质激发农民创业活力促进社会振兴。(二)乡村文化振兴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总书记强调:“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1］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漫长的农耕社会所积淀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传统的农耕文化是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和源泉，是中华文明流传至今生生不息的灵魂，传统的农耕文明在凝聚乡村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代表传统文化传承的农耕文明不断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广大乡村地区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不复存在，淳朴、敦厚的民风逐渐衰落，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且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乡村的逐渐流失。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三)乡村文化振兴是满足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内在要求。总书记强调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2］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民对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随着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期盼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步伐滞后，跟不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改变落后的农村文化面貌，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期盼和需求。

三、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途径

(一)助推乡村思想道德建设，提升乡村文明水平。思想道德建设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起着引领和指导作用。因此，乡村文化振兴首先要大力推进村民思想道德建设，切实提高广大村民和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高职学生可以利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借助于高职院校思想道德教育优势，积极参加到乡村思想道德的建设中去。一方面，高职学生可以通过挂职锻炼等方式与深入各乡镇党支部，并与之结对共建，还可邀请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他们作新时代党的最新方针政策的专题报告，提高村民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政治站位和政治理论素养。另一方面，高职学生通过参与举办一系列群众性文化活动，帮助广大乡村群众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明辨是非，在传承优秀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去其陈观陋习，全面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跟时代步伐，真正做到“听党话，跟党走”。(二)助推拓展乡村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乡村基层文化机构的建设与发展，这给乡村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为乡村文化建设开启新征程，但还存在着文化资源缺乏、文化内容单一、文化建设可持续性不强的问题。高职学生社会实践的加入，可以拓展乡村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一是高职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学校丰富的文化资源，给予乡村文化建设的直接的帮助。二是高职学生通过开展以乡村文化振兴为主题的社会实践调研活动，深入农村并协同乡村文化人员共同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乡村文化内涵，增厚地方文化底蕴，增强地方文化自信。三是高职学生可以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帮助乡村建立电子图书馆，集合网上文化资源，这不但实现高职院校与乡村基层文化机构可共享图书资源，而且还能引领村民健康学习，拓展网络文化资源。四是高职学生利用自身社会活动面广和活动能力强的优势，向社会各界宣讲乡村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向乡村文化机构捐赠、捐购其所需要的书刊资料，联系城市各类文化组织给乡村基层文化机构传经送宝，不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活力。(三)助推开展乡村文化活动，提升乡村文化品位。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一系列的乡村文化活动进行，因此乡村文化活动是乡村文化发挥作用的主渠道、主阵地，对于提高乡村群众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助力乡村文化活动具有天然优势。一是高职学生既可以为乡村文化活动出谋划策，也可以出人出力，协助乡村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具有朝气活力高职学生的参与不但为这些活动增光添彩，而且大大增强活动效果。二是高职学生发挥高职院校自身文化优势，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独立为村民举办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宣传活动。三是提升乡村文化活动品位，促进乡村文化活动繁荣发展，从“送文化下乡”到“种文化下乡”，发挥高职学生较高的文化活动能力，通过言传身教，帮助乡村党员干部和群众提升组织和参与乡村文化活动的能力。(四)助推创建乡村特色文化，培树乡村文化品牌。乡村特色文化，既是乡村文化品牌的源泉，也是乡村文化中的精华，更是乡村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挖掘和创建乡村特色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高职学生可以借助本校具有文化研究资料和自身人才的优势，在开展社会实践时，协同乡村文化干部和当地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行家里手，从历史、地方、经济、人文、区位等方面入手，挖掘或策划乡村文化品牌，寻找可以打响乡村文化品牌的路径和内容。具体可以通过查阅当地乡村文化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文献资料疏理并挖掘当地乡村文化的特色和亮点，着力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名片。也可以通过实地调研和走访相关人物，深入了解乡村特色文化传承，形成相应的调研报告，为创建乡村特色文化提出合理化建议。同时加强宣传推广，实现乡村特色文化与文化旅游、文化产品相结合，打造响亮的乡村特色文化品牌。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前景广阔。为了进一步地发挥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还需要高校、地方政府与乡村的通力合作，进行无缝对接，资源共享，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N］．人民日报，2018－9－23(1)

［2］．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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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安全管理是指以国家的法律、规范、条例和安全标准为依据，采取各种手段，对企业的安全状况实施有效制约的一种活动。而我们目前在安全管理上也是依据那么几种安全管理的手段开展各项工作：通过行政的手段；法制的手段；经济的手段；文化的手段；科学的手段等。

但是，随着高参数、高能量、高风险的现代工业工艺的出现，事故隐患越来越多，事故也更加具有灾害性、突发性和社会性。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低、工人安全意识低下是我国企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归纳和总结安全管理的模式发展历程，可掌握企业安全管理模式发展趋势和规律，对于防止事故发生、保障劳动者安全、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安全问题重视度越来越高，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关注安全管理模式建立。但是在我国，近几年来，企业的生产资金、文化等管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安全问题，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现今阶段，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企业管理中的安全管理模式的建设，注重“人”在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控制企业发展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进而促进企业安全管理模式的构建，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安全管理模式发展到现在，主要分为传统安全管理模式、过程安全管理模式、系统安全管理模式等几方面。

1.传统安全管理模式对危险源实行微观控制的要求，事故隐患没有及时发现和整改，因而风险控制水平低，事故隐患易演变为事故。事故的原因归结为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环境不良等。人的行为、物的安全状态和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互相制约的。因此，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和以设备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预防事故时以偏概全，难免顾此失彼。

2.过程安全管理模式针对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管理缺陷，在一定程度上综合考虑了人、机、环境系统，较大地提高了安全管理的效率，但这种模式还没有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3.系统安全管理模式摒弃了传统的事后管理与处理的作法，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根据管理学的原理，为用人单位建立一个动态循环的管理过程框架。如OSHMS模式以危害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为动力，循环运行，建立起不断改善、持续进步的安全管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将风险极大程度地降低。

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积淀所塑造出的工人形象也各具特色，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中国国情的影响下，中国工人具有其特有的群体特点及性格倾向。其中，与管理密切相关的主要因素有：民主与法制思想缺失、家庭负担较重、缺乏关爱、直觉思维和爱面子。这些群体特征使中国工人阶层独具特色，区别与国外任何工人阶层，因此国外优秀的安全管理制度在国外员工中能够很好的执行，但是却不能为中国员工贯彻实施。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以人为本、德主刑辅、中庸之道、重视亲情、注重经验、精神激励为主等。这些思想，自古代的治国方略，到现代的企业管理都有着深刻体现，且在管理中效果突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下当代工人阶层的群体特征和现代企业安全管理现状，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体现在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和企业安全管理活动中，形成适应于中国企业的、为中国工人所接受的企业安全管理模式。因此，我们提出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安全管理模式正是基于这一思想。

通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和企业安全管理活动中的融合，提高基层员工安全意识，促使企业安全管理的实现。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安全管理模式的主要思想，融入到企业安全文化体系、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企业安全管理活动中，用适于中国员工的管理理念指导我国企业安全管理工作，便于员工将安全意识内化于心，达到员工本质安全，提高企业安全水平。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安全管理模式，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渗入到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企业安全文化体系的建设和企业安全管理活动的创新之中，使企业安全管理渗透中国管理思想、充满中国文化气息，实现文化与管理的融合，易于被中国工人所接受。

该管理模式是将中国管理思想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现有安全管理当中，其具体的运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企业安全文化体系。企业安全文化体系主要包括企业安全教育、企业安全标志、安全宣传等。可以将仁爱思想、群体价值观念、家庭观念、坚持思想教育、精神激励、树立正反典型等思想融入到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企业视员工如亲人、激励员工似主人，善用员工父母、妻儿的“耳边风”，以改变员工安全意识为主要目标，营造浓厚的企业安全文化氛围，构建和谐共进的企业安全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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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的苏木镇行政区域过大，增加管理和服务难度的同时，提高了牧民办事成本。通过苏木镇机构改革，牧区苏木镇行政区域在原有基础上再度扩大，许多牧区苏木镇行政所辖面积都超过了上千平方公里。如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宝力格苏木行政所辖面积更是达到了7344.25平方公里，占全旗面积的33%，相当于广州市的总面积（7434.4平方公里）。然而，过大的行政区域不仅对苏木镇管理和服务带来一定的难度，影响其管理效果和服务质量，也成倍提高了牧民到进苏木镇办事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2.部分新苏木镇所在地的布局不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作为基层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苏木镇政府所在地应对该地区经济、社会具有积聚和辐射作用，应布局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交通通讯便利的地方。但实际改革当中，部分苏木镇所在地的布局却没有权衡考虑上述因素，甚至存在不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之处。虽然合并后的新苏木镇在更多的人、财和物投入情况下显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撤并过程本身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纠纷，同时也提高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成本。

3.改革一定程度上存在只治表，不治本的现象。这次苏木镇机构改革的重点只停留在撤并镇、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上，对政府职能的转换、原有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服务意识的加强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改革实践中多采取改一步算一步，能改多少算多少，甚至存在摆花架子，走过场，名改实不改等现象，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结果，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却没有转变政府职能，也没有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甚至由于牧区苏木镇面积过大、技术条件差等原因，使得边远嘎查村的社会管理和医院、邮电、防疫、金融等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减弱，一定程度又隐藏着“膨胀-精简-再膨胀”之患。

（二）牧区中小学布局调整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改革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牧民负担。牧区中小学大幅度撤销并集中到旗政府所在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牧民负担，对“两免一补”政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其中最明显的有：中小学搬到旗政府所在地后，牧民子女上学、父母看管孩子所需的交通费用迅速增加；布局调整后各学校虽然加大了学生宿舍的扩建和改建工作，但部分中小学仍出现学生宿舍紧张情况，加之家长担心年龄较小、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孩子（学前班、小学生尤为突出），在学校附近租（买）房陪读，产生了昂贵的租房费用；相对于苏木、嘎查中小学，城镇中小学周围环境相对繁华，各种针对学生市场的店铺、场所远远超过牧区，诱发学生许多不必要的消费等。

2.新学校在管理、教学和硬件设施上都遇到新的挑战。中小学布局调整在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办学效率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对城镇重点中小学的管理、教学和硬件设施上都带来了挑战。中小学教育资源的整合使很多牧区学生自动集中到城镇条件好、教学质量相对高的中小学，出现学生数量剧增现象，使这些学校来不及做应急准备，教室、宿舍、教学仪器、座椅等软硬件设备严重短缺，学校管理紧张，甚至每个班级学生数量超出合理的教学范围，教学质量随之下降。而部分新建或原来条件一般、教学质量相对低的学校，生源严重短缺，又出现教育资源浪费现象。

3.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值得关注。民族教育的重点不仅是要传授现代科学知识，也要传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众所周知，蒙古族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在千百年来是依靠民间口头传承、非文字记录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环是父母、长辈在长期实践中对孩子的传授。而大部分中小学集中到城镇所在地，缩短了父母与孩子共处时间，小孩很少参与牧业实践，很少与父母进行交流，自然就切断了文化的口头传承环节。

4.引起其他诸多社会问题。除上述问题外，中小学布局调整也引起诸多社会问题，如父母与子女、夫妻间感情疏远；牧户劳动力相对缺乏；城镇公共服务压力加大等等。

二、关于牧区苏木镇布局调整及资源整合问题的思考

（一）建立规模适当的牧区苏木镇

苏木乡镇是我国农村牧区基层政权。合理的苏木乡镇规模和适当的管理幅度及管理层级是农村牧区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我们认为，苏木镇规模的合理限度在于能否满足农牧民群众公共需求并实现苏木镇社会的有效治理。从世界范围来看，基层地方行政单位的设置，大都从便于行政和便于居民参加本地管理出发，考虑历史、地理、民族诸因素，根据一个基层行政单位能有效管理的地域、人口而确定的。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是判断基层政府治理规模大小的重要依据。此外，治理规模也受制于苏木镇所在地的辐射能力、管理的技术条件及财政能力。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交通、通讯等技术条件的改善以及财政能力的增强，治理能力也相应增强，从而为扩大治理规模创造条件。

（二）要同时促进保留或新并苏木镇与被撤销苏木镇所在地的经济发展

撤并后，由于新的建设需要以及政绩冲动和人口回流，新的苏木镇所在地将面临着规模膨胀的压力。这需要尽早进行科学规划，合理进行产业发展定位，及时正确引导并有序调整，避免对保留或新并苏木镇政府所在地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以实现当地经济发展与城镇建设的相互协调。为此，要采取加大对被撤并苏木镇的服务性投入，建立临时性办事机构，安排集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相关项目时坚持优先向被撤并苏木镇倾斜等必要的措施，努力减小因撤并苏木镇对这些地方带来的不利影响，要有效利用和加强管理已有的基础设施，使之持续发挥好为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功能，尤其要大力支持和壮大本地的特色产业，防止其经济功能的萎缩和弱化，促进本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三）安排适合牧区特点的中小学布局

牧区中小学布局调整不能一味地追求牧区教育资源的快速整合，必须在儿童就近入学和适度规模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办学效率。所以，考虑牧区发展状况和儿童年龄等因素，儿童就近入学和适度规模之间平衡的动态性可以理解为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教育公平越优先。而随着儿童年限的增长，教育等级的提高，效率逐渐占主导地位。既要适当保留牧区嘎查和苏木部分小学或教学点，保证义务教育的公平性，使年龄较小的牧民子女能够有学上；也要适度集中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提高其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率，为牧民子女提供与城镇孩子相同的优质教育。

（四）改革成本值得核算

本次改革的初衷在于精简机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实际中缺乏对改革成本效益的核算。我们认为，在改革中最少发生了如下几种不合理性成本支出：1.部分固定资产闲置、流失，但又存在重复建设；2.撤并苏木镇及分流人员的补助；3.牧民办事成本的增加；4.分流人员困难，可能减了机构却没有减人。

（五）对牧区改革的几点启示

1.牧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牧区改革的特殊性。在历次进行的全国性涉及农村牧区的改革中，牧区改革总是参考、仿效或搬套农村改革模式，却没有符合牧区自身条件的，单独的改革方案，使得牧区改革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一些有悖于改革初衷的现象。牧业属于大农业系统，但牧区不应属于农村。牧区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的特殊性决定它有别于农村，同样有别于城市，不能把农村和城市改革的成功模式硬套给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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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满足基层人民的文化需求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群众对于精神方面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要求也越来越高。县级文化馆的免费开放，可以其丰富的文化展览活动、多姿多彩的文艺活动、各种各样的文化培训活动，来满足群众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群众可以借助文化馆，开展自己喜爱的文化活动，有利于拓宽群众的精神文明教育面。县级文化馆在开展群众精神文化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体现着其的广泛性、基础性、普及性。

1.2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县级文化馆在基层群众中，开展着丰富多彩、喜闻乐见、内容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娱乐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群众的思想。群众在参与娱乐活动中，身心愉悦放松，并且汲取着文化教育的养分，提升群众的内心精神世界。通过文化馆活动的组织，增强了群众的集体荣誉感、凝聚力。在文化馆组织的活动中，尤其是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宣传，促使群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传承，有助于唤醒群众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培养民族情结。

1.3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县级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因其贴近群众生活、接地气，而肩负着重要的职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县级文化馆在普及文化精神、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提升了我国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道德水平，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我国的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

2县级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服务策略

2.1以为民服务为立足点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县文化馆的建设本身是为了传播先进文化，提升人民文化水平，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为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应从硬件设施和软件质量两方面着手，始终以为民服务为立足点。首先，加强县级部门对文化馆的重视程度，以《文化馆建设标准》为主要建设目标，不断扩大文化馆的规模，开展多种活动来丰富文化传播形式，以信息化网站、便捷化的参与等各种网络建设为突破点，使县级文化馆硬件跟上时展潮流。其次，应进一步贯彻国家文化部的精神，努力做好省文化馆免费开放的工作。还要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人员责任制，为免费开放制度的实施提供保障。同时健全工作人员激励制度，以人们的满意度为考核指标，从县级文化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专业水平等多方面进行测评，为提升整体服务质量，真正实现县级文化馆为人民服务，做好充分的保障工作。

2.2以大众文化为着力点，充分发挥辐射作用

县级文化馆是为了普及文化知识，组织大众文娱活动而建设，其文化宣传内容多来自人们日常生活。因而如何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县级文化馆发展的主题。为提升县级文化馆整体服务质量，必须发挥其良好的引领作用。县级文化馆是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当引领地区的文化发展思潮，成为先进文化的首要传播渠道，同时也是政府设立的文化活动场地，应充分保证大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因此县级文化馆要汲取地区的优秀文化资源，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发现文化内涵，努力打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同时发挥其辐射作用，引起高度关注，推动县级文化发展。文化活动开展也要确保重心下移，以贴近大众生活为原则，使文化特色深入人心，不断得以强化，从而保证县级文化馆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辐射作用。

篇12

1社区公益微创投的存在必要性

社区公益微创投是针对社区服务领域公益项目的公益资本投入，目的是通过资金、管理和技术支持，培育充满活力的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其出现主要是为了弥补政府功能的分散化和社区结构的碎片化而产生的社区治理危机。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为原则的官僚科层体制自身的弊端造成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不良则是社区碎片化难以进行自我疗伤的深层次逻辑。非居民需求导向的街居体制使社区许多现存与潜在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社区居民缺乏共同治理的情感与人际基础，及自我治理的能力。当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条治理路径均面临困境时，社区公益微创投应运而生。它强调明晰行政资源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各自边界，最终实现社区内部组织从“自娱自乐”到“参与治理”、从“单一活动”到“项目运作”、从“各自为阵”到“抱团取暖”的转变。

2从公益微创投到社区自我治理的路径探索

一个个公益组织构成了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元素。在从公益微创投走向社区自我治理的过程中，有如下四个重要阶段。

2．1为激活社区居民的需求而建立社区草根组织

在社区开展公益微创投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外来提供服务类与社区内部组织两类，而公益微创投的真正起点是社区内部组织的草根组织。其可以从居民最感兴趣的、成本付出更少而生活收益更高的地方开始，通过社区动员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与积极性，在专业社工队伍的带领下，挖掘社区能人，通过街道层面的新型平台，申请微型项目，建立起更多的草根型社区组织，为了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发展。

2．2实现责任主体从基层政府到草根组织自身的转移

公益微创投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社区自我治理能力，同时为社区居委会减负。公益微创投所运用的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机制，有利于发挥专业社工启发草根组织自我意识的作用。结合我国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经验，专业社工可以引导草根组织确定组织发展目标，启发社区草根组织解决社区难题，而且可以长期陪伴草根组织，逐步培养其自治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草根组织逐步建立自我意识，独立解决问题，开展工作。治理责任随着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加强，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开始分担居委会的功能，为居委会减负，还可以实现从社区草根组织到社区自治组织的转变。

2．3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社区内生型社会组织承接组织资源

政府购买服务环节是对草根组织治理能力的检验与历练，这必须建立在其治理能力到达一定高度的基础上，这一阶段社区草根组织的关注点从文体娱乐上升至志愿服务及社区自治。如果基层政府通过购买服务这一规范化的方式给予社区内生型社会组织更多的资源，那么社区难题的治理将更加便利，同时通过与外来社会组织的竞争和社会购买服务项目的评估，内生型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会进一步提升，也更加契合居民需求，基层政府的负担将减轻。

2．4社区实现自我治理

经过公益微创投，居民需求导向的社区草根组织纷纷建立，并在专业社工的引领下独立承担风险与服务责任，在治理能力提升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成为与专业社会组织相竞争、相补充的社区内生型社会组织，不断为基层政府减负，解决居民关心的社区难题，并通过公益微创投平台，吸引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形成社会治理网络，居民的自我意识与参与度得到质的提高，社区实现真正的自我治理。

3结论

我国当前的公益微创投仍处于建立社区草根组织的初级阶段，而且受到行政考核体系的制约，草根组织给街居体制带来的更多的是增负效应。而公益微创投平台的年度项目制、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造成项目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在制约着社区草根组织向更高治理层次的转变。从公益微创投走向社区自我治理依旧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政府的配套改革、社会工作体系的完善与居民自我治理意识的提高等。

参考文献

［1］吴新叶．政府主导下的大城市公益创投：运转困境及其解决［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8（03）：38－45．

［2］孙燕．以“三社联动”为基础大力开展社区公益创投［J］．社团管理研究，2012，（01）：45－46．

［3］尹浩．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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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作为一种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促进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成为必然要求。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方面作用明显。一方面，特色小镇具有增强区域有效供给、优化产业生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内外环境、促进产业创新的功能，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发展模式激活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聚拢高端人才等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特色小镇是应对消费升级的战略选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效载体，对区域产业体系的重构与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推动新型城镇化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模式。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求通过积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提升城市功能带动新农村建设，完善土地制度和城镇住房制度，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实施办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特色小镇采取就地城镇化发展方式，在传承和发扬我国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基础上，把乡村建成既有乡土气息，又具备现代城市文明的新城镇。特色小镇建设注重产业、文化、宜居、环境等各种要素的整合，有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品质。同时，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在规划和设计上可以根据城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制定合理有效的运行模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加强乡村治理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特色小镇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发展，从治理主体到治理模式，使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融入现代化因素，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特色小镇作为城乡间的桥梁，不仅在空间布局上一端连接着城市一端连接着乡村，而且从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生态保护等方面，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为加强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