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基层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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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进村民沟通

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地拉近基层群众之间的距离，为其创新良好的沟通环境和渠道，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网，进而有效地减少和化解基层社会的纠纷及冲突，增强基层群众和社会的自治能力。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看电视、上网等私人文化生活逐渐占据主导，而传统的公共群众文化活动却逐渐减少，活动的频率、参与度低，形式和内容匮乏，导致群众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传统的邻里关系变得疏远和淡薄，不利于长远的基层社会管理发展。因此，大力发展基层公共文化事业，丰富和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是摆在当前基层社会管理面前的必答题。

2.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

随着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基层社会更加多元化，传统的集体经营方式逐渐减少，农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从而使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相应的治理成本增加。我国当前的基层社会管理主要依靠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在社会事务的处理中又很难做到面面俱到，难免会出现许多的空白领域和薄弱点。加强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建设，能够在基层逐渐形成依托文化活动的社会组织、微观组织，这些组织会建立各自的规范来约束成员行为，成员间通过文艺切磋、思想交流等，能够形成互助互爱、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有利于群众加强自身管理、提高自治能力，进而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此外，群众也可以通过这些社团组织来向上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组织来宣传基层政策，提高基层社会事务的参与度。

3.促进基层文明建设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村群众的为人处世、行为举止长期以来都受到他们生活环境的文化熏陶。就基层文明建设而言，乡村文化建设是其重要的着力点，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外来观念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渗透等致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群众的集体观念变得淡薄、个人利益至上、价值观念偏差，淳朴的传统乡风遭遇威胁，相关的利益纠纷问题层出不穷。加上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贫乏，玩麻将、斗地主等娱乐消遣方式逐渐助长了赌博风气的形成。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取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是改变现状的当务之急，积极向上、内涵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根治基层的歪风陋习，进而营造健康、和谐、文明的乡村文化，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法律、担责任、家风优良、乡情淳朴的生活习惯，为基层社会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4.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手段

文化作为一项软实力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我国基层社会问题多发的当下，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是我国新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面对当前基层矛盾多发、繁杂，基层价值观念、精神、心理不断震荡的情下，强制性的社会管理手段在部分领域的作用甚微，文化作为一项软控制手段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通过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的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治理念、多元思潮、价值观念等传递给群众，变传统的“送文化”为“种文化”，能不断改善群众的文化生活，凝聚群众的文化力量。

二、面向基层社会管理的群众文化创新途径

1.加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硬件基础，长期以来基层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都受到了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近几年我国农村文化广场建设项目的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过在每个乡村建设公共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阅览室等，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为基层文化发展提供生长的场所和土壤。[3]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大力发展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硬件的内容和形式，结合新型网络化、信息化技术打造智能化的文化服务平台，传播与共享优秀的基层文化，才能更好的加强基层群众文化的社会管理。

2.充分挖掘资源优势

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挖掘的过程中，应明确不同地区的优势资源并加以开发利用，从而使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和目标更加多元和明确。地方优势资源的挖掘有助于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助于丰富和创新文化活动的形式、内容，有助于彰显特色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有助于文化活动的落地生根，有助于提高基层社会的管理效率。此外，在文化活开展的前期，就各个地方的优秀文化资源要做好调研，注意结合群众的需求来明确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目标、形式和内容，从而使活动开展更加顺利。在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就能够更好把握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动向，从而使得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更具有针对性，建设出更具特色，更易为群众接受的文化活动管理途径。

3.强化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群众文化发展处于“散养式”的发展状态，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以群众自主开展居多，缺乏管理，长效性欠佳。因此，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转变基层干部的观念，让他们在思想上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其次要将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纳入到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中，督促基层干部着力抓好文化建设；同时要广纳贤才，基层文化建设单靠干部是难以开展的，应积极吸纳有文化特长的年轻人、退休教师、传统艺人等担任文化活动开展的引导者、管理人员，全面带动群众的文化活动参与积极性；最后，鼓励群众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团组织，丰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

4.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形式

文化活动的形式决定了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效果。传统的文化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参与人群也多以老年人为主。新时期，我们应充分挖掘民间文化、地方文化，广泛吸收新兴文化和年轻文化，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以满足多层次群众的文化需求。应着力弘扬地方传统、民间技艺，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项目，鼓励民间艺人组织开展表演。同时，鼓励有文化特长的群众组织成为文艺团体，为群众文化打造新的发展舞台。此外，也可多借助自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的力量，宣传地方群众文化建设成果，增强群众的文化荣誉感。

三、结语

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仍处在不断调整和摸索阶段，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和不足，面对基层群众，我们需要将各个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发挥群众文化活动的价值，挖掘群众需求，着力促进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高效的开展，从而更好地建设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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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和问题

关于内部控制实施的基本情况，2013年财政部会计司《我国上市公司2013年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显示，部分实施企业开展内控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缺失，存在内部控制被人为逾越的现象，少数企业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有失客观和公允；内控审计、内控咨询业务质量有待进一步增强，低价竞争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仅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问题大大存在，非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可想而知。

尽管关于内部控制的法案不断提出，但是我国很多企业内部控制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具体实施上难以达到有效性，很大一部分是由我国的传统思想中的弊端因素导致的。总结起来，我国是在“牵制”和“控制”上做得不够。“牵制”问题表现在内部控制制度或者业务设计不够合理，不能防范错误和舞弊；“控制”问题则体现在内部和外部审计发现并且纠正内控重大问题的能力上，甚至还包括政府部门的监管责任。由于这两方面的不完善，导致我国企业存在着一些现实性的问题，比如关键人员从未进行过轮岗，小集团小群体未能打破，少数人掌握这关键资源而导致内控漏洞；领导高高在上，决策盲目追求利润而忽视潜在的巨大风险，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等等。

三、我国传统思想对内部控制的不利影响

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厚的管理思想，为管理者进行企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但是在长期的公司治理中，由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造就了我国企业独特与其他国家的企业文化，从而影响着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实施。

（一）“人治”、“德治”思想由来已久，“法治”难以实施或受到忽视

在中国百家争鸣的思想体系中，最主流、占据最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人治”相对立与“法治”，是依据统治者个人的领导思想来管理国家政权的治理方法，这种治理方法不太容易受到法律约束，具有主观臆断性。人治思想源于儒家文化，如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内部控制制度被束之高阁，无法起到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管理层的“人治”思想。在一些中国企业中，那些白手起家，为企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企业家往往掌控着最庞大的权力，这种单纯以个人意志为企业宗旨的思想与现代企业要求的内部控制制度相违背，内部控制制度被管理层所凌驾，使得相关的监督管理机构，如负责内部审计的部门、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德治”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以“情”为主，这种价值观念往往不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关系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控制体系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归根到底是“人”，具有人情味的人很有可能使得内部控制不能得到完全的实施甚至彻底的忽视。

（二）“授权机制”不能合理运用，管理者权力膨胀

“集权制”是我国的传统思想之一，虽然巩固了国家政权，但是自从推行以来，一直成为影响我国民主决策的众矢之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上层权力膨胀，崇尚权威，最终产生官僚主义和唯命是从思想。而集权思想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现代企业建设中，“集权”必须成为企业治理的核心，也是内部控制制度的痛点。不论是在会计、内部审计、还是公司治理的其他方面，“授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授权”是指主管将职权或职责授给某位部属负担，并责令其负责管理性或事务性工作。由此可见，“授权”的本质就是上级对下级的决策权力的下放，也是职责的再分配过程。由于受我国集权思想的影响，很多企业在处理内部事务过程中不能遵守授权机制，导致核心管理层的权力独大，对基层员工施加压力，逾越内部控制界限，损害公司内部控制。

三、传统文化下的内控建设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和监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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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32.289

1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影响村民自治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强化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直接民主治理形式是维持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途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宗族是一种重要的人群聚合形式。宗族通常表现为若干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世代聚居在同一居住地，宗族成员拥有同一个祖先，从而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组成人群聚合体。H村作为一个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总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少数民族宗族制度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村民有强大的约束和导向作用。宗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并附加某些经济和物质利益，使其具有许多功能，可以在农村发挥广泛的作用。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活动不可避免受到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H村作为一个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总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彝族宗族制度渗透到彝族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H村村民自治活动中，由于个体村民在村民自治活动中参与度较低，通过制度性渠道提出政治诉求较难，因而村民寻求通过宗族力量表达其观点维护自身利益，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影响较明显，同时也为民族地区村民团结、稳定的提供精神基础，通过约束村民的行为以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且少数民族宗族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权力制约的作用，对防止基层干部的腐败，减少农村基层组织对村民利益的侵害，捍卫村民群众的自治权力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但是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作为一种伴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产生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的村民自治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

2 H村彝族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的消极影响

2.1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影响村民自治组织的公平性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的管理机构，其产生深受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1）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选举活动存在影响。县和乡政府制定并解释了选举的规则和程序，向村里派出特别指导小组指导。但是在村委会干部实际选举中，村民具有较强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倾向，具有宗族关系的村民成为其投票的主要依靠对象。在对H村村民进行调查时发现，在选举中，大部分村民不能对所有候选人能力都了解和熟悉。大多数村民会认为反正不熟悉，选举谁都是相同的，因此多数人会选择同一宗族的候选人。H村的民主选举是民族制度与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碰撞后的选举，选举中包含着宗族观念和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2）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会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维护和主张宗族利益；二是宗族中的个体利益如何实现。在投票过程中，村民在一定程度还是会根据本宗族的利益而作出投票决定。村民的投票是根据与候选人的血缘关系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在选举中更多的是考虑是否是同宗同族而不是看能力。而对于联系较少的同宗同族，存在着上门游说以寻求支持的活动。

2.2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削弱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政策与制度依据，对村民自治活动的程序和步骤作了详细的安排和规定。村民自治活动应遵循相应的程序和步骤以保障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然而，“宗族作为一种私人组织，它所遵循的秩序原则是血缘联带原则，在宗族内部按照长幼秩序进行权力分配，是有级别性的，宗族是以血缘关系结成，其社会人群结构上具有狭隘性，这种内在的狭隘性往往外在的表现为排他性”。[ZW（]张厚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366.[ZW）]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建立的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文化习俗而非法律制度，因此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会破坏与村民自治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削弱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调查中的H村对“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负责的公共事务，宗族一般不会介入其中，但宗族的实际权力及活动对村干部仍有影响。“各级村干部的职权大小应由相应的制度规定，而实际情况是宗族精英有着更为有效的权力，宗族背景成为影响村干部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重要因素”。[ZW（]张艳.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利弊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10）：88-89.[ZW）]

2.3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弱化了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自主性和监督

（1）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自主性。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特征是具有自主性，村委会领导村民自主地行使自治权在本村区域内管理自身事务。然而当村委会做出的决定不利于宗族时，宗族很可能动用自己的力量或明或暗对抗和阻止这些决定的执行，这种隐形的力量会对村委会决策施加压力，使决策出现宗族偏向。宗族成员对本民族内非正式制度的强烈认同和遵循限制了宗族成员的行为，使他们潜意识对宗族有着非常强的依赖。在H村的调查中，村民都认同村委会主要任务是管理生产，而村民纠纷矛盾应由族长按族规处理。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已经阻碍村委会展开自治活动的自的行使。

（2）村务监督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村民自治组织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实践中，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监督需要广大村民的参与。然而在对H村进行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村民认为对于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往往认为是上级部门的事，监督也没有用，与自己无关。可见在村委会选举之后，怎样去治村、管村，许多村民就不去管了，认为不是自己的事情。调查中发现村民认为村委会干部都是同族同宗的“熟人”，存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心理，只要不是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大多数村民不会主动对村民自治活动进行监督，自我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3 整合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与村民自治活动关系的建议

对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应在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引导的同时，强化村民自治活动组织建设，这样才能消除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影响。

3.1 因势利导、整合村民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性参与，引导其现代转型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其功能的发挥是因其能将内含的精神和文化渗透到人的内心，使宗族成员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民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认同感很强，对村民而言是村民根植于心的，要想全部抛弃和废除是不可能的。因此，现阶段应因势利导就村民自治中与宗族势力冲突的问题，积极进行整合，引导村民将宗族制度的参与整合到正式参与中来。通过积极培训和学习，提高村民思想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逐渐培养村民新的“认同感”逐渐摆脱以家为本位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制约，确立以个体为本位的公民意识。并逐步消减宗族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确立乡村社会的法理型新权威，逐渐减少传统权威的影响。

3.2 强化农村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章程

（1）要加强党对自治组织建设的领导。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不力、基层党员民主观念淡薄、宗族意识强，为了推动工作，甚至鼓励和支持宗族代表在村委会选举中当选。在处理宗族纠纷时，往往对大族、强族采取妥协、退让，或者以牺牲弱小宗族的利益来求得暂时的平静。因此，应加强党对农村自治组织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发挥党员先进模范带头作用，以保证村民组织活动按规定的进行。

（2）要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的各种章程。由于农村基层民主的权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族地区宗族制度才会有影响力。通过推进民主制度化建设，健全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具体制度，保证选举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逐步减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干预，压缩宗族活动空间。另外，建立健全村委会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制度，以保证村委会自治工作的顺利展开。严格依法依规展开村民自治，让宗族势力影响减弱。

（3）要提高基层组织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针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造成农村基层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松懈，必须提高基层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自身素质。这是消除宗族势力影响的又一重要措施。可以通过培训和实践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理论、业务、政策、民主素质，在提高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基层组织建设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3.3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减少宗族活动的空间

首先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与教育。在村民中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民主法治教育。引导村民正确认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培育公民意识，破除思想上的宗族本位观念。其次是要鼓励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农村地区继承和发扬本地具有民族特色和积极意义的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其凝聚内聚力的功能，淡化其对外抗争意识，引导宗族势力向良性发展。

4 结 论

将宗族权威转变为村民自治需要的权力，宗族关注的焦点转为对整个村庄的关注，以推动农村村民自治活动的顺利展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塑造新一代农民，在潜移默化中逐步促成宗族消解，完善村民自治，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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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民族文化，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活动，讲好内蒙古“守望相助”故事，充分体现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为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繁荣民族文化，必须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贴近基层，推出一批能够体现内蒙古文化成就、代表内蒙古文化形象的精品力作。

繁荣民族文化，必须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深入实施文化精品创作工程，制定科学合理的创作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加强文化人才培养，建立和完善作品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弘扬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深入实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原则，深入阐发民族文化价值。加强政策扶持和人才培养，积极推进“千校万户”计划。做好民族文献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工作。

全面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点加强重大文化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保护，做好文物普查登记。建立和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加大对传承人扶持力度，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大力扶持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发展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点、历史记忆的美丽乡村和美丽城镇。贯彻落实地方戏曲振兴工程，打造一批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力争到“十三五”末，基本建立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着力加强嘎查村和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增加服务总量，开展帮扶活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网络建设。统筹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积极支持和引导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示范区，开展“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网络化数字化建设。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推动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组建理事会，逐步完善治理结构。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大力开展流动文化服务，推动城镇社区各类文化、体育等设施免费对社会公众开放。

加快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

积极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施一批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加快文化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建设，基本建成特色鲜明、重点突出、布局合理、链条完整、效益显著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制定全区文化市场发展规划，引导文化市场的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强化文化市场监管，改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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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它曾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等方面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

随着时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协调冲突、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顺，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

面对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

因而，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乡贤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他们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乡贤何在

可是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遗弃空置。同时，如同清末民国时期，乡村文化精英出于经济等利益的考虑纷纷走出农村，定居城市。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也很少再返回家乡。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正所谓“秀才都挤进城里”，有人不禁叩问“乡贤何在”？

近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积极倡导乡贤文化。《光明日报》去年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在全国各地发掘“新乡贤”和“乡贤文化”与新乡村建设的新闻故事、新闻人物和新鲜经验，给出了重要启示。从现实情况看，新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

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如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包括乡村干部、文人学者、退休官员、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他们视野开阔，资源广泛，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他们当年从乡村走出，经过了社会的磨砺，成为精英。如今返回故乡，或以自己毕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

“乡贤文化”从某种意义来看，就是某一个地域中的优秀文化。一方乡贤，在一方乡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谓不大，由一乡及一县，由一县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国，所谓聚溪成流，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当前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实践表明，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乡贤在农村基层建设，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在当今农村社会中呼唤新乡贤。新乡贤文化的弘扬有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他们的嘉言懿行能够像古代的乡贤一样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并进一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治理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新农村需要的是“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手，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同时，对于当下乡村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能够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新乡贤文化的精神内核

新乡贤文化倡导民主法治理念、开放竞争意识、包容创新氛围、幸福平等精神等现代文明因子；从文化主体上说，新乡贤既包括道德模范、社会贤达等，也包括以自己的专长、学识和财富建设乡村、改善民生的优秀人物。因此，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新乡贤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友善、诚信、敬业、爱国”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