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的法律原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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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活动的事先筹划或安排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的合法行为。由于税收筹划在客观上可以降低税收负担，因此，税收筹划又被称为“节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企业要走出国门，进行跨国投资，在哪个国家办企业，就应了解哪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决定是办分公司还是子公司。如果这个国家税率较低，就可以设立子公司；如果税率较高，则可以考虑办分公司，这就是税收方案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一项税收筹划活动。在西方的大公司里，一般都设有税收筹划的专门机构，它的税收筹划人员每年可以给公司节约一笔数额可观的资金。目前，税收筹划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有专门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在我国，税收筹划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同时也蕴藏着重要的商机。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二十年里，税收筹划将逐渐成为中国的一项“朝阳产业”。

（二）税收筹划的特征

从税收筹划的产生及其定义来看，税收筹划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

第一，合法性。税收筹划是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选择行为，是完全合法的。不仅是合法的，在很多情况下，税收筹划的结果也是国家税收政策所希望的行为。我们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税收筹划，而不能通过违法活动来减轻税负。

第二，选择性。企业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是多方面的，如针对某项经济行为税法有两种以上的规定可选择时，或者完成某项经济活动有两种以上方案供选用时，就存在税收筹划的可能。通常，税收筹划是在若干方案中选择税负最轻或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案。例如，企业对于存货的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零售价法等，企业应对物价因素、税法规定进行综合考虑、权衡，以确定最佳纳税效果。

第三，筹划性。税负对于企业来说是可以控制的，在应税义务发生之前，企业可以通过事先的筹划安排，如利用税收优惠规定等，适当调整收入和支出，对应纳税额进行控制。从税收法律主义的角度来讲，税收要素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应该纳多少税似乎也应当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但法律所规定的仅仅是税收要素，即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基、税率、税收减免等，而无法规定纳税人的应税所得，也就是说，法律无法规定纳税人的税基的具体数额，这样就给纳税人通过适当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来减少税基提供了可能。由于纳税人所筹划的仅仅是应税事实行为，并没有涉及法律规定的税收要素，因此，税收筹划与税收法律主义是不矛盾的。

第四，目的性。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负担，降低税收成本，从而增加资本总体收益。具体可分为两层：一是要选择低税负，低税负就意味着低成本，高资本回收率；二是推迟纳税时间，取得迟延纳税的收益。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仅仅考虑某一个税种，而要从企业的总体税负考虑，否则就可能出现在某一个税种上减轻了负担，而在另外一个税种上增加了负担，总体上没有获得任何税收利益，甚至还加重了企业税收负担的情况。因此，从整体角度进行税收筹划是非常必要的。

第五，机率性。税收筹划是一种事先安排，涉及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其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同时，税收筹划的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预估的范围，不是绝对数字。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尽量选择成功概率较大的方案。从地域范围来划分，税收筹划可以分为国内税收筹划和国际税收筹划。国内筹划是针对本国税法进行的，主要考虑的因素有税种的差别、税收优惠政策、成本费用的列支等。国际税收筹划则要考虑不同国家、国际组织的税法规定，相关国家的税收协定等。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之间进行贸易，就要熟悉美国的税法规定，如美国的网上交易实行零税率，如果我们不了解，就无法据此进行税收筹划活动。在实务中，我们还应关心一些法律前沿和技术前沿问题，以更好地设计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

二、税收筹划的前提

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然而，随着税收法治的逐步完善以及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不断增强，我国已初步具备了税收筹划的条件。

（一）税收法治的完善

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

（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纳税人权利保护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

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纳税人权利保护。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应当看到，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税收筹划也必将在纳税人行使自己权利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三、税收筹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税收筹划是一项经济价值巨大、技术层次较高的业务。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政府与企业均能从中受益。对企业而言，有可能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对政府来讲，则有助于体现税收法律及政策的导向功能，促进税收法律法规的完善。

尽管税收筹划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综合工作，但在筹划过程中，还应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

1.账证完整原则。完整的账簿凭证，是税收筹划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如果企业账簿凭证不完整，甚至故意隐藏或销毁账簿凭证，就有可能演变为偷税行为。因此，保证账证完整，是税收筹划的最基本原则。

2.综合衡量原则。企业税收筹划要从整体税负来考虑：应同时衡量“节税”与“增收”的综合效果。税收筹划的本意在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把税收成本作为一项重要的成本予以考虑，而不是一味强调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不考虑因此有可能导致的企业其他成本的增加。因此，如果某项方案降低了税收负担，但增加了其他的成本，比如工资成本、原材料成本或基本建设成本等，则这种方案就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方案。

3.所得归属原则。企业应对应税所得实现的时间、来源、归属种类以及所得的认定等作出适当合理的安排，以达到减轻所得税税负的目的。税法对于不同时间实现的所得、不同来源的所得、不同性质的所得所征收的税收往往是不同的，因此，如果企业能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适当进行所得的安排，就有可能实现降低所得税负担的目标。

4.充分计列原则。凡税法规定可列支的费用、损失及扣除项目应充分列扣。充分列扣一般有四种途径：一是适当缩短以后年度必须分摊的费用的期限，如可对某些设备采用加速折旧法，缩短无形资本摊销期限；二是以公允的会计方法增加损失或费用，如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期，可对原材料的成本采用后进先出法计价；三是改变支出方式以增加列支损失和费用；四是增加或避免漏列可列支扣除项目。充分计列原则所减轻的主要是企业所得税税负，因为企业所得税是对净所得征税，充分计列了各种费用、损失和扣除项目就相应降低了应税所得和企业所得税，也就达到了税收筹划的目的。当然，这里所谓的“充分”是指在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内，而并不是说企业可以任意地“充分”，否则就可能演变为违法避税或者偷税。

5.利用优惠原则。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减免规定进行税收筹划，所达到的节税效果很好，而且风险很小，甚至没有什么风险。因为税收优惠政策都是国家所鼓励的行为，是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因此，其合法性没有问题。比如，现在开发中西部地区有税收优惠，企业可以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以利用税收优惠，获得税收收益。

6.优化投资结构原则。企业投资资金来源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两部分。税法对负债的利息支出采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的办法，而对股息支出则采用税后利润中扣除的办法。因此，合理地组合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资金在投资中的结构，可以降低企业税负，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收益。

7.选择机构设置原则。不同性质的机构，由于纳税义务的不同，税负轻重也不同。税收筹划要考虑企业组织形态。如母子公司分别是纳税主体，分公司要缴纳20%预提所得税，子公司所得税率为33%.企业拟在某地投资，是设立总公司还是分公司，是母公司还是子公司，需要慎重考虑。

8.选择经营方式原则。经营方式不同，适用税率也不一样。因此，企业可灵活选择批发、零售、代销、自营、租赁等不同的经营方式，以降低税负。

以上基本原则需要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综合考虑、综合运用，而不能只关注某一个或某几个原则，而忽略了其他原则，否则就可能顾此失彼，最终达不到税收筹划的目的。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以上基本原则都必须在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内，或者说合法原则是最初的原则也是最后的原则。

四、税收筹划与偷、避税的关系

（一）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关系

税收筹划与偷税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合法的，后者是违法的。偷税是有意采取欺骗手段违反税法来逃避应缴税款，采取的手段有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不列、少列收入等，这种行为违背了税收法律主义，是税法所禁止的行为，偷税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

（二）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关系

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关系则复杂一些。我们认为，避税和税收筹划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属种关系，即避税包括税收筹划。避税可以分为合法避税和非合法避税两类。合法避税是指符合政府税收立法意图，以合法的方式比较决策，避重就轻，减少其纳税义务的行为。判断避税是否合法的依据就在于政府是否承认纳税人有权对自己的纳税义务、纳税地点进行选择。合法避税就是税收筹划。非合法避税就是指偷税、骗税等违法行为，是不合法的。因此，避税包括了税收筹划。

五、税收筹划不慎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篇2

税收筹划（Tax Planning）一般被认为是与节税（Tax Saving）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并作为一种合法的节税行为而被各国政府所认同，进而为各国税收政策、法律所允许或鼓励。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税收筹划逐渐被国内接纳，并广为企业等纳税主体所采行。时至今日，国内税收筹划的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规制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税法规范的日益多元化、弹性化和复杂化，纳税主体权益保护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之专业机构的介入，企业税收筹划进一步走向隐蔽性、专业化和复杂化，对其合法性的判别愈加不易，以至以之为基础的法律规制出现失度；特别是企业竞争的加剧，致使税收筹划成为企业不可或缺又经常异化的行为。然而，税收筹划的专项立法、规制实践和学理研究又不能及时策应这些变化，故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不少企业的税收筹划越发失去其正当性基础，进而异化为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使得税收筹划背离了税法规定和税法精神，已危及税法制度追求的公平、效率和秩序。

企业税收筹划及其环境因素的新变化，需要学界重新审视其合法性，以便更好地区分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和不正当税收违法行为，保护正当的税收筹划行为，防范和规制税收违法行为。以往关于税收筹划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经不足以指导目前变化着的税收筹划实践。笔者认为，尽管现今各国都试图在立法或司法上严格区分节税与避税，但是由于节税与避税各自内含的技术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两者的边界十分模糊。因此，判断不同类型税收行为要基于但不限于税法的具体规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不仅直接源于税法规范的明文规定，而且根植于法律特别是税法理念、原则、精神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正当性。因而，需要冲破先前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范的研究模式，脱出经验主义的窠臼，代之以新的税法学视角，对特定形态的税收筹划行为进行考察，才能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多维度识别，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和结论，进而为规制不当的税收筹划行为做出理性思考提供基础。

一、税收筹划应遵循税法规制的一般价值标准

效率、公平和秩序是诸多法律调整所共同追求的价值，[1]也是税法规范、制度和体系得以创制的基础，更是税法规制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中，一个主体的特定税收行为是否合法正当，除具体税法规范之外，可依法的一般价值标准加以评判。税收筹划的运行能够遵循法律追求的一般价值，这是税收筹划得以存在并得到法律、政府和社会认可的一般法理基础。

首先，企业通过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以降低税负，节约经营成本，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为国家税收的实现提供经济基础，从企业和国家两个角度考虑，都有利于实现税法追求的效率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其次，税收筹划不属于税法禁止的范围，企业在依照公法性质的税法进行税收筹划的同时，也受到私法的保护，[2]企业可按意识自治的精神自由选择，任何企业都有选择和不选择税收筹划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筹划技术作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权利和自由。尽管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事税收筹划的专业人员和机构的服务，也为企业的这种选择提供了现实基础。企业可通过税收筹划提高竞争能力，实现公平竞争。最后，也正是主要基于上述两点，企业的税收筹划得到税收征管部门的许可和鼓励，企业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有利于实现纳税主体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在长远意义上的动态平衡，同时也不伤及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由此可见，税收筹划符合公法和私法所共同追求的秩序原则。正是因为税收筹划的运行遵循着上述三方面的价值标准，使得它在税收行为范畴中与税收违法、税收非法以及其他非正当税收行为区别开来，这是识别和研究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理论基础。

二、税收筹划以税法学上的“两权分离”为理念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的税收涉及政府收入和国民负担，作为政府收入的税收收入，从另一个侧面看，实际上是国民的一项负担。税收问题实质上是特定的财产权在政府和国民之间的转移和分配。因此，税收立法的过程也是对国家和国民税收权利进行配置的过程。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两权分离”是历史上税收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现实中税收法律制度运行的前提。这一基于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二元结构”假设的理论，要求无论是国家财政权，还是国民财产权，都应当是“法定”的，都应当依法加以保护，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3]税法制度对“两权分离”主义的追求，体现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不同权利主张和利益需求，有利于平抑不同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引导多主体有效博弈，实现税法制度对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保护。“两权分离”作为基本理论假设，正在成为税法研究的重要前提，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此外，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税法的基本属性可以定位为：税收是企业及其他纳税主体向国家履行的公法之债，企业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税收权利，其中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尽量少纳税是符合企业的经济属性和趋利需求的，符合各国税法关于公权利和私权利平衡保护的基本精神，这已为众多法学研究者认同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务界所认可。[4]

在“两权分离”主义视野中，企业的税收权益被纳入二元结构中“国民财产权”的范畴，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正当地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符合税法精神。成功的税收筹划能够帮助企业自身减轻对国家的税收负担，实现经济利益，其实质是通过抑制国家公权力来扩张企业私权利，体现了纳税主体财产权利和征税主体税收利益的冲突。企业在依照税法精神和税法规定减少税负以增加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可税性收入，在理论和形式上成为国家税收权力实现的物质基础，正是企业税收筹划以其手段的合法性和效果的增值性为基点，使得企业和国家在税收活动的动态博弈过程中促成了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平衡与协调。

三、税收筹划符合税法学上的税收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公法领域的通用原则，其源于宪法保护国民权益的精神追求，主要着眼点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法上通用的法定原则在税收规制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法律原则，其含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否则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有的专家将税收法定原则分解为：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依法稽征等三个子原则，[5]并将其概括为税收征管主体必须按照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规定，来确定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来课税。从税收筹划的操作层面看，其技术技巧的着力点就在于通过有计划的筹划和安排，以合法的方式改变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从而合法地少缴或不缴税款。其实质是利用国家税收法律制度的规定，来保护自己的税收权益，合法是税收筹划的根本前提。税收筹划的基础是基于多种原因而制订两种或多种合法的税收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是税法所明示的或为其所默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来源于被选择的方案所涉及行为的合法性。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企业及其税收筹划人在分析税收政策、法律规定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税收筹划方案，征求税收征管机关的意见，征管机关必须依据法定原则和内容，判定该方案和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得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任意否认其筹划方案。

判定企业税收筹划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就是法律的规定。然而，在中国，目前税收法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水平不高。考察中国关于税收筹划的立法资源，不难看出，现行宪法及其同类型文件至今尚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6]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地位。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这一规定应该被视为中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的规范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税收立法的数量不够、质量不高，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许多应该由法律规定的税收问题，仅是由中央政府的条例、相关部委的规章、通知、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关于税收问题的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无疑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认定增添了复杂性，模糊了合法性税收筹划和不正当税收行为的边界，为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带来不小的难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来指导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分析和判断。随着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在指导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四、税收法律关系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正当性

税法学研究认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构成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税收主体。在这一关系中，尽管税收主体双方的地位和权利不完全对等，但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是权利主体。国家通过制定税收法律制度和有关政策，税收征管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税收征管权，以国家强制力依法取得税收收入，维护国家的税收权利，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通过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办法达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企业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另一方，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通过税收筹划方案的准备、制订和实施，可以促使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运用及操作的及时、准确和完整，同时，促进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以及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企业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家税收立法目的的实现，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利于国家对企业行为实施税法规制；同时，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更好地了解国家税收法律制度，及时掌握税法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也使本企业的纳税更加具有计划性、经常性和自觉性。因此，税收筹划能够为纳税人及时、足额、自觉地向国家上缴税款打下良好基础，在客观上对税收征管机关的组织政府收入工作起到积极的协助作用。对纳税企业来说，在税款缴纳过程中，其权利和义务则一般是对等的，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而采取合法的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维护自身经济权益，也是其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因此，通过税收筹划可以使企业在行使纳税义务的同时，利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企业的税收筹划才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具有广泛的正当性，从而在经济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可能以及发展的空间。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无论是从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任何一方面来看，税收筹划的存在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这是征纳双方权利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

五、税收筹划在动态博弈中可推进税收法制建设

税收“两权分离”的思想，为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独立合法权利奠定了理论基调，企业能够以具有自己独特利益主体的身份和行为，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与征管主体及其规制进行博弈。再从税收的基本内涵看，它是加诸纳税主体的一种强制性负担，基于理性经济人之假设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属性，企业等纳税主体总是千方百计采取策应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以避免或减轻自己的税负。企业税收筹划的运行过程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管主体和纳税主体在博弈中协调利益冲突，在经济上体现为“国家税收的减少”与“企业实际税后利益的增加”的矛盾。两者按照税法规则进行博弈，追求均衡状态和各自利益的实现，以至“共赢”。同时，博弈规则在主体博弈实践中得以产生、修改和完善。合法的税收筹划不仅能促进税法精神的实现，而且能促进不同税收主体的利益平衡，同时，对于国家这一税收主体和博弈主体而言，这种动态博弈能够在反复的“税收政策—对策—修改政策”的循环周期中促进博弈规则的演变，推动着税收法制建设，提高税收征管主体的税收征管和国家的税法规制水平。

在税收立法方面，税收筹划有利于完善税制，促进税法质量的提高。企业税收筹划既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及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同时也是对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国家现行税法完善性的检验。国家可以利用税务筹划行为所反馈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税收筹划的方案发现并改良已有税法的不完备之处，对现行税法和税收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立法机关加强税收筹划的实践研究，有利于立法机关顺应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对税收和宏观财政政策的调整，及时检查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准确划定税收筹划的法律边界。因此，税收筹划的过程实质上是辅助国家税法完善的过程，做到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时、适度，从而使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在实践中螺旋上升。

在税法执行方面，鉴于税收筹划体现了不同税收主体之间动态博弈的复杂运动，税收筹划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税收筹划方案的复杂性，对征管机关的执法能力形成挑战。特别是大量的以合法税收筹划的名义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为税收征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材料。对税收筹划的有效监管，有利于税收征管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识别具体的税收筹划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过程中，提高税务执法的职业水准，提升税收征管的实际能力，确保税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代表国家征税，行使税收权力，维护国家税收权利，同时实现国家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税法遵守方面，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初衷是为了少缴、缓缴税，通过税收筹划实现其税收利益，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符合税法的形式来完成。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其经济业务发生前，要深入研究税法精神，熟悉税收法律制度和具体的规范，准确把握从事的业务有哪些环节，它们将涉及我国现行的哪些税种，这些税种有哪些优惠和鼓励政策，掌握以上情况后，纳税人才能充分运用税法，合理安排企业的经济活动，达到节税目的。因此，税收筹划在一定期程度上可以加快普及税法，强化纳税意识，提高企业的税法意识和遵从税法的自觉性，这在税收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尤为重要。

六、税收政策之变易与税收筹划正当性之承认

政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成和施行的重要基础，税法学的研究十分关注税收政策的变易及其对税收法律和税收征管实践的影响。就税收筹划而言，它的正当性是一个相对的、具体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特定国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税收筹划的正当性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并在法律制度中得以体现，从而影响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水准。税收政策的变化、选择和实施主要受制于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的态度，而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认可程度，则源于对其经济性和合法性的肯定或否认。在中国，政府对企业税收筹划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程。早些时候，尽管学界已经开始研究和著述税收筹划问题，但是政府和企业都尽量回避税收筹划这一话题，其原因是税收筹划的直接结果对政府聚集财政收入不利，而且由于税收筹划正当性问题的规定缺失，所谓合法与非合法难以界定，很容易形成避税，甚至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因而长期以来政府对待税收筹划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低调处理。2000年初，国家税务总局用以宣传税收政策，指导各地税收征管实务的机关报———《中国税务报》创办了《税收筹划》专刊，并配发了题为《为税收筹划堂而皇之叫好》的短评。几年来，该专刊发表大量文章，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做法，分析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合法正当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这是政府对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政策导向，体现了政府对税收筹划的概括性肯定、许可和鼓励，也标志着企业税收筹划在税法法理、税法制度和经济上的正当性得到了公开承认。还要看到，在税收筹划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随着税收政策的阶段性和区域性调整，政府对于税收筹划的认可态度、规制程度将会随之发生变化，并适时在税法制度中得以体现。

注释：

本文原标题为《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学简析》

[1]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2]税收筹划不同于税收逃避，后者往往利用私法和税法的冲突，或者利用税法的漏洞，滥用私法自治权利，规避国家税收。有的学者认为，节税是合理利用私法交易形式，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属于法律所鼓励或许可的行为。参见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3]参见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篇3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税收的方式变得多样化，企业筹划税收已将逐渐被国家所采纳，但是企业对税收主体权的不断强化，使得企业的税收筹划空间加大，加上一些专业机构的参与，促使企业的税收筹划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这些因素导致对税收的筹划合法性的区分带来困难，导致与此相关的法律出现失误。由于企业间竞争的愈加激烈，使得税收筹划更加成为企业的有力措施，并在不断地变化。但是关于税收筹划方面的专项立法、规划与实践以及学理研究不能够及时地适应这些变化，在利益的驱使下，使得许多企业的税收筹划违背了税收正当性的基础，进而导致偷税、漏税的情况发生，造成税收筹划与法律规定和税收的正当性相背离，对于税法的公正公平造成不利影响。[1]

企业的税收筹划以及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变化要求业内人士对于税收筹划的正当性进行深入探究，明确税收筹划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对两者做出清晰划分，以保障税收筹划的正当性和公平性。尽管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在立法上对节税和避税进行划分，但是实际情况下税收筹划过于隐蔽和复杂，使得节税和避税的界线过于模糊，难以划分。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税收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分，这种划分不能够单单依靠税法的理念，而且要从它的具体规定、原则以及精神的层面出发，来维护税收筹划的正当性。

二、税收筹划应当遵循税法规定以及正当的价值标准

所有法律都追求效率、公平和秩序，这些因素也是税法规范、体系以及制度的基础，也是引导税法的价值导向。在税收实践的过程中，更好的判断税收筹划是否具有正当性，不仅要依靠具体的税法规范，还要考虑正常的价值标准。使得税收筹划的公平正当性得到保障。

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降低税收的过程中要依照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收益，为国家的税收提供经济保障，从企业和国家的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对税收进行分析，以达到双赢的目标。同时，税收筹划是不在法律禁止范围内的，它的依法实施同样受到法律保护，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税收进行筹划，自由选择，所有企业都有权利采用税收筹划，也有权利不进行税收筹划，同时也可以选择税收筹划的技术和方法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2]这有利于实现企业与国家利益相互平衡的状态，并且对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也有一定的保障。可见税收筹划符合法律追求的原则。税收筹划符合以上三项原则，对于区别税收筹划与违法税收和非正当税收有利。

三、税收筹划实现“两权分离”

国家的税收为政府提供收入，对国民负担也有所影响。政府税收，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增加了国民的负担，国家税收实质上是对特定财产在国民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行为。所以说税收法律的制定也是对国家和国民的税收权力进行分配，做好国家财政权和国民财产权进行“两权分离”，这是国家税法的基础同时也是保证税法正常运行的前提。这套理论说明不论是国家财政权还是国民财产权都要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项原则受到不少学者的接受。另外，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税法还可以定义为：企业以及其他纳税主体对国家履行公法债务，企业在纳税的同时也有相对的税收权力，在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纳税对企业有利，同时也符合国家对公共权力以及私有权力平衡进行保护的基本原则，被众多法学研究者所认同，同时也被许多国家所采用。[3]

在“两权分离”的作用下，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即对国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有能够合理地减轻自身的纳税负担。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实质是通过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抑制，以达到扩张企业利益的目的，这体现了纳税主体的权力与征税主体的利益相互冲突，但是，通过企业税收筹划，使得企业在减小税收的同时又不损害收税主体的权力，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对税收进行筹划，实现的企业利益与国家税收相互平衡的目标。

四、税收筹划符合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主要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以限制政府权力为原则的通用原则。税法上的法定原则主要是税法规制的体现，这项法律原则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主要含义是税法主体的权力必须由法律进行授予，其中各类税法的构成内容都是依靠法律进行规定。征税和纳税主体必须要依照法律予以的权力才能运行，否则任何主体和个人不得征税减税。专家将税收的法定原则分成三点：明确课税要素、课税要素的法定、依法征税。[4]并强调征税主体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对纳税主体进行征税。企业利用税收筹划，运用合法手段对课税的税法进行调整，以达到增加企业利益的目的，从实质上来看，是企业利用国家税法的规定，对自身的利益和权益进行保护，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也就是筹划税收所采用手段的合法性，在进行税收的实践中，筹划人要在对税法和税收制度的了解基础之上，做出税收筹划的计划，并交由相关部门审批，征管部门在审核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对其进行判断，不得胡乱对其方案进行否认或通过。

五、税收筹划的正当性取决于税收法律关系

通过对税法的研究得出征税主体和被征税主体组成了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在这种关系里，征税主体与被征税主体的权力达不到对等。但是，作为这一关系中的主体，双方在权力上都占有主体地位，国家通过对税收法律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依法对纳税主体进行强制性税收，以达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并且根据不同行业的不同税收政策，对国家财政进行宏观调控。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另一方的企业，在税收的过程中，通过对税收的筹划，制定出合理合法，并且有利于税收顺利运行的税收办法，使得税收充分发挥其作用。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有利于了国家税法正当性的实现，同时对于国家对财政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意义；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可以对国家的税收法律加大了解，使得企业税收筹划更科学准确。因此，税收筹划对于企业自觉向国家上缴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客观上为征税机构带来方便，同时对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有利影响。

六、税收筹划有利于税收法的改进

税收中的“两权分离”原则给税收法奠定了基础。企业可以通过独立的主权对税收进行筹划，实现企业的自身权益，征税纳税过程中，纳税主体和征税主体之间产生利益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下，企业筹划进一步改进，国家也相应对税法进行分析和改进，使得法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国家税法的进步和发展以及企业对税收的筹划都有一定的帮助，使得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共赢。

国家通过税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记录和反馈，通过分析得出税法中存在的不足，在通过专业人士的分析与研究对不足之处进行合理改进，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使其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经济背景。[5]企业通过纳税以及企业自身经济变化情况，对自身的企业税收筹划做出分析和总结，对不足之处以及与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部分进行调整，使得企业的税收筹划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来达到经济利益的增长，但是这一举措必须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因此企业要对税法有一定的研究和了解，于我国税法的普及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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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活动的事先筹划或安排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的合法行为。税收筹划主要是针对难以转嫁的所得税等直接税，通过合法地选择取得所得的时点，或是转移所得等方法使收入最小化、费用最大化，实现免除纳税义务、减少纳税义务，或是递延纳税义务等的目标。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实现其财产收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措施，除了税收筹划以外，偷税同样能够实现减税的目的。尽管在减轻税负上有相同的目的，但是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1]如果纳税人有偷税行为，就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税收筹划和偷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税收筹划是合法行为，而偷税是违法行为。因此它们在税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进而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同，相应地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大相径庭。税收筹划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增加自己的收益，而偷税是税法所严格禁止的行为，历来为税务机关严厉打击，纳税人因偷税所得不但会被依法没收，而且还会受到税务机关的经济处罚。

当然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一般来说，税收筹划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税收法治的完善。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2）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的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2]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

二、行政法治原则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税务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者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在行政法上征税被纳入秩序行政的范畴，秩序行政是在于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和社会之危害，行政主体大都是采取限制公民自由权利行使的手段，也都使用公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故亦称为干涉行政。[3]正因为征税这种侵益行政行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就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法治的原则行事。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即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行政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就体现为税收法定主义，就是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5]税务机关在征税活动中，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征税。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而言，行政法治原则会产生以下影响：1.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都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6]根据法律的规定，税务行政机关有权开展征收活动，其所有征收税款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而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越权行事，不能得到法律承认的效果。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税务机关，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没有权力征税。纳税人既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也可以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即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开展税收筹划。虽然税收筹划行为会减少国家的税收，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过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纳税是一种法律行为，与道德无关。虽然税收筹划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税收筹划不合法。[7]因此只要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纳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税收筹划。

2.根据法律优先的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依法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国家意志依法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8]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判断，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法律对课税要素和课税程序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而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作出对纳税人不利的行为，即使是最高税务机关也无权作出类似的规定。纳税人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应承担其他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如果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制定专门的限制措施，而该措施和法律规定又是相冲突的，那么这种措施就是违法的，不能对纳税人产生约束力，纳税人只要采取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律没有禁止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完全可以达到节税增收的目的。

3.国家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保护和法律救济。对于征税主体双方来说，所处的地位与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纳税人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着眼，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降低税收成本，减轻税收负担，也可能会利用现行税法的漏洞。而征税机关作为国家财政筹集部门，必然设法增加税收收入，反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行为，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过去我们从国家分配论出发，倾向于保证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而随着税收理念的转变，人们逐步认识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虽然未明确载入我国法律，但在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这说明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之外的任何款项，都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害。同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节约的税款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收入，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9]当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税收筹划发生纠纷，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作出行政处罚后，如果纳税人不服，认为税务机关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有两种救济方式可供选择：（1）纳税人认为行政处罚违法或者不合理，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作出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机关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或者合理进行审查并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纳税人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且作出相应的裁判。如果纳税人先提起行政复议，而后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审查。

因此，只要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征税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尊重纳税人税收筹划的权利，并且由国家为纳税人提供及时的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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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和征税机关正确理解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是税收筹划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作为经济人，他们特定的行为方式只能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尽最大的可能实现最有效的预期目标。因此，在产权既定的条件下，纳税人是具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个体。在征税的过程中，国家凭借的是政治权利，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征税是国家采取强制的手段将私人的财富转变为国有的一种手段，是加在人民身上的负担，税法实质上是侵害人民权利的法律。从法律上看，社会个体具有生存权、发展权、自以及自保权。自保权，是社会个体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指法律对社会个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合法行为的认可。在这种条件下，纳税人税收筹划活动，成了纳税人实现自保权的必然选择。当然，法律对于纳税人的这种自保行为的认可只限于合法的行为之内，对于为减少税收支出而实施的各种非法行为不予保护，相反会进行惩处。可以说税收筹划是纳税人自保权利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一个延伸和体现。随着税收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备以及对税收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的加大，纳税人要实现减轻税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标，只有运用税收筹划这一基本权利，通过一系列预先的、有目的的、合法的策划与安排来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其次，我国的立法实践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论点，即公民有权实施法律禁止以外的一切行为，而不仅仅是法律所允许实施的行为；相反，政府只能实施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否则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自身职责的违反。具体体现在新刑法中就是规定罪行法定主义同时废除类推制度。从这一原则出发，税收筹划也应该是纳税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即纳税人有权依据法律上"非不允许"及未规定的内容进行选择和采取行动，并且这种选择和采取的行动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针对纳税人税收筹划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税法漏洞和税制的不健全也有通过修改、调整税法而进行改进以达到政府意图的权利。如果政府不是通过这一基本权利，而通过行政命令和政策、纪律去影响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就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政府就要在法律方面犯错误。

二、从法律角度看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关系

有关税收筹划内涵的探讨一直伴随着对避税和税收筹划两者关系的讨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税收筹划内涵的理解。有些学者认为税收筹划与避税两者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交叉，它们之间的区分的标准就是该行为是否符合立法意图。与政府立法意图一致的行为是税收筹划，与政府立法意图相悖则为避税。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我们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首先，用立法意图作为标准与税收法定主义有矛盾。立法意图是法律规定和法律本身的先导意识，只有当立法意图达到一定的广度和程度并为相当多的人所理解以后，法律条文和规定才能得以制定和实施。一旦立法意图成为法律条文，无论是否理解都得遵照执行。那么即使你不理解税法的立法意图你也要遵照税法缴纳税收。反过来，如果没有明确而正式的法律规定，即使有法律意识或这样那样的标准，也不具有法律效用。其次，立法意图的标准实际中难以运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由于避税和税收筹划之间界限相当模糊，对于一项节约税收计划中是否有避税因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税务当局总是倾向于认定存在避税，而纳税人则总是予以极力的反驳，结果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样立法意图的标准有没有现实的意义了。再次，税收筹划和避税具有共同的特征，虽然其表述形式有所差别，但经济实质相同，都是纳税人为减轻税负而进行的事前筹划行为，都没有违背现行税收法律法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用立法意图来区分避税和税收筹划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避税指向的行为就是税收筹划行为的一部分，只不过税收筹划是从纳税人角度进行的界定，侧重点在于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而避税则是从政府角度定义，强调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回避。纳税人站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在降低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而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会把行为边界扩大到不排斥钻法律漏洞；而税务当局站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贯彻立法精神，必然反对纳税人避税筹划的行为，但这种反对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只要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完善税法，就不能禁止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展此类活动。因此可以说，对税收筹划和避税的严格区分，仅仅是体现了一方当事人即政府的意志。如果考虑另一方当事人，则这种区分不仅变得毫无意义，反而会限制税收筹划的开展。避税实质上是税收筹划行为中的一种，是其中不符合立法意图的行为，是政府对税收筹划行为的进一步细分。

三、税收筹划与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是法治观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要依法治税应先对法治有深入的理解。就现代社会而言，法治首先指的是政府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可以使人们能够明确的预见到在特定条件下当局将如何使用强制力，以便根据这种认识来规划个人的事务。法治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对法律条文的尊重，当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即使发现有漏洞，也不能违背法律形式来堵塞漏洞。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通过立法程序对法律进行修改。

税收当局如何看待税收筹划反映了它对依法治税的理解程度。我们应该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和依法治税的关系。首先，税收筹划是推进依法治税的促进因素。纳税人各项权利要得到切实保护和尊重，根本上要求国家实行依法治税。依法治税包括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两个方面，二者密不可分。要实现依法治税这一目标，必须认识到依法治税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决不是仅仅依靠征税机关的单方面努力就能达成的。依法纳税离不开纳税人的积极参与。纳税人一方面要依法履行自身的纳税义务同时还要真正的行使自己的权利。纳税人通过筹划权的运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加快我国依法治税进程的作用。税收法律的完备与内在缺陷的弥补以及具体征管过程的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这必然导致在某些方面依法治税难以展开。纳税人筹划权的运用，除了利用税收法律中的优惠政策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通过对现行税法的研究分析，从中发现漏洞与空白，进而通过合理地利用税法中这些漏洞与空白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纳税人的这种行为，在性质上说是合法的，是纳税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也在客观上使得税收征管机关认识到了现行税法的缺陷与不足，进而适时地加以修正和弥补，从而完善了国家的税收法律，为依法治税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其次，随着依法治税的深入，税收筹划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从实践看，税收筹划开展好的国家无不是那些税收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因为，税收法制的完善，对偷逃税行为查处力度的加大，将会使得纳税人偷逃税的成本加大。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必然在衡量了偷逃税的成本与收益后，放弃偷逃税，而选择利用税收筹划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由于法律体系的完善，也将使得纳税人进行筹划操作的难度加大，但是相对于偷逃税，纳税人还是会选择利用筹划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随着依法治税程度的深入，纳税人筹划的动机也将随之增大，而纳税人这种动机与行为的增多，也将反过来有利于税收法治化进程的加快。而完善的税制和规范的税收征管，是绝大多数纳税人维护权利的最好保障。

四、我国税收筹划的法律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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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企业税收筹划的原则

为充分发挥税收筹划在当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促进当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实现，决策者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具体表现在：第一，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必须依法对各种纳税方案进行选择，而不能违反税收法律规定，逃避税收负担。第二，企业税收筹划不能违背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及其他经济法规。第三，企业税收筹划必须密切关注国家法律、法规环境的变更。企业税收筹划方案是在一定时间、一定法律环境下，以一定的企业经营活动为背景来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更，企业财务管理者就必须对税收筹划方案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完善。

（二）服从于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原则

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是使企业实现其财务管理的目标即税后利润最大化，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低税负，即降低税收成本，提高资本回收率。二是延迟纳税。不管是哪一种，其结果都可以实现税收支出的节约。要进一步考虑的是，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子系统，税收筹划应始终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来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企业总体成本的降低和收益水平的提高。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如不考虑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只以税负轻重为选择纳税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可能会影响到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三）服务于财务决策过程的原则

企业税收筹划是通过对企业经营的安排来实现的，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融资、生产经营、利润分配决策，企业的税收筹划不能独立于企业财务决策，必须服务于企业的财务决策。如果企业的税收筹划脱离企业财务决策，必然会影响到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甚至有道企业做出错误的财务决策。

（四）成本效益原则

税收筹划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取得效益。但是，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为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和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当费用或损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就是失败方案。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必须综合考虑。企业财务管理者在评估纳税方案时，要引进资金时间价值观念，把不同纳税方案，同一纳税方案中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折算成现值来加以比较。

（五）事先筹划原则

事先筹划原则要求企业惊醒税收筹划时，必须在国家和企业税收法律关系形成以前，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差异性，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减少应税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才能事先税收筹划的目的。如果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已经形成，纳税义务已经产生，再想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就只能进行偷税、欠税，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税收筹划了。

二、当代企业财务管理中实现企业税收筹划的可行性

（一）对税收观念理解的改变为企业税收筹划排除了思想障碍

计划经济年代，人们把税收看作企业对国家应有的贡献，侧重从座位征税主题的国家角度研究税收，片面强调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别突出国家在征纳关系中的权威性，忽视了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在依法纳税过程中的合法权利，企业只需在政府派驻的税收专管员直接辅导下申报纳税，甚至把税收筹划与偷逃税混为一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逐步国际化、知识化、信息化，理论界开始重视从纳税主体的角度研究税收，企业财务管理者中的作用；另外，税收征管法和刑法也对偷逃税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明确的界定。可以说，目前研究企业税收筹划的思想障碍已经基本消除。

（二）税收制度的完善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综观世界各国，重视企业税收筹划的国家都有一个比较完善且相对稳定的税收制度，因为如果企业所面临的税收环境变化不定，企业选择的纳税方案的优劣程度往往也会随着税收制度的变动而变化，甚至会使一个最佳的纳税方案蜕变成为一个最差的纳税方案。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以后，我国税收制度朝着法制化、系统化、相对稳定化的方向发展，提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为市场经济的国际化提供了较为可行的外部环境，这为企业财务管理者和有关人员进行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不同经济行为的税收差别待遇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空间

当代企业税收筹划是通过对企业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选择能降低企业税负、获取最大税收利益的经济行为，这要求税收制度能够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选择空间。随着我国税收制度日趋完善，为了体现产业政策，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国家在已经颁布的税收实体法中不同程度上规定了不同经济行为的税收差别、税率差别及优惠政策差别，同时，在税收程序法中也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做了肯定，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空间业已形成。

（四）市场经济国家化为企业进行跨国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带来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活动产生的税收负担，不仅要受企业所在国的税收政策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活动所在国的税收政策。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因政治经济背景不同而不同，这就为企业进行跨国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

（作者单位为辽宁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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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税收筹划简单的说就是财务管理行为。正是由于税收筹划的介入，使得财务管理内涵更加的深入。我国企业早期阶段，财务管理的重点内容是现金流收入，通常都是在税后测量之后，在进行企业投资效益的计算。财务管理人员通过项目开发阶段，就对税收政策进行关注，以此在合法的范围内，能够有效的减少税收指支出，以此提高企业现金流，使得项目更具收益。现阶段，企业经验活动中，需要缴纳各种税款，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企业所得税。企业通过有效的税收筹划之后，能够适当的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缴纳。第二，税收筹划，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明显的规划行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政府借助税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行业都会制定出不同的税收政策，这样不仅能够有效的优化市场资源，同时也能够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最大程度的优化。因为市场调控下，每个行业的投资情况差异性非常大，管理水平也不一，而且其纳税人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每个企业所选择的税收筹划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企业会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

2财务管理中的筹划原则

2.1遵循成本效益最大化原则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进行税收筹划，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益，因此财务管理中进行的税收筹划，必须要遵循企业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虽然，税收筹划正式实施的初始阶段，国家制定的某些税收政策，对企业非常有利，但是随着税收筹划的正式应用，企业需要对额外费用进行税收的缴纳，此时企业的经营成本必然会增加，因此财务管理人员需要站在全局来制定税收筹划方案，使得企业成本效益能够真正的实现最大化。税收筹划方案要想满足企业成本效益最大化的要求，应该具备几点：第一，企业税收的降低应该是整体性的下降，而不是某一方面的降低，要站在全局角度来进行税收筹划的制定；第二，税收筹划方案的制定，还应该考虑到资金周转的时间，以及企业经营过程中，有可能存在的税收负担；第三，纳税之前，企业应该对评估方案进行全面的审理，同时要遵循财务管理的相应原则，切忌只顾眼前利益。

2.2合法性原则税收筹划虽然是为了让企业能够减少税收缴纳，但是一切都在合法的前提下，不能不顾国家法律进行非法的税收筹划，否则一样要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比如企业在进行财务税收筹划时，也能够按照税法来进行。企业税收筹划不能违背国家和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在法律的允许下进行税收筹划。财务管理相关人员要时刻注意国家相关法律的修改，根据最新的法律要求进行税收筹划，不能墨守成规，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使税收筹划符合新的法律法规。2.3与财务管理目标相适应的原则税收筹划的目的是使企业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使企业的税后利润最大化。首先，是降低税收成本，提高资本回收率。其次，充分利用免息贷款进行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最后，税收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子系统，税收筹划应始终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为主要筹划目的。最后，正确认识，减轻税收负担并不一定会降低整体成本。一些时候，减免税收的过程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所以在制定税收筹划方案时，不可一味的以减少税收为目的，要充分考虑企业的运营现状，与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相适应，制定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

3财务管理运用税收筹划应注意的事项

3.1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坚持经济原则。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合法节税，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在进行税收筹划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筹划成本，因此企业必须对预期获得的收入和发生的成本进行对比，只有税收筹划所带来的预期收入大于其成本时，税收筹划才可行，否则需放弃。

3.2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以守法为前提。税收筹划是利用税收优惠的规定，熟练掌握纳税方法，适应控制收支等途径获得节税利益，它是一种合法行为，与偷税、逃税有本质区别。因而，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以税法条款为依据，遵循税法精神。税收筹划是否合法，首先必须通过纳税检查，不论采用哪种财务决策和会计方法都应该依法取得并认真保存会计记录或见证，否则，税收筹划的结果就可能大打折扣或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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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实现其财产收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措施，除了税收筹划以外，偷税同样能够实现减税的目的。尽管在减轻税负上有相同的目的，但是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1]如果纳税人有偷税行为，就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税收筹划和偷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税收筹划是合法行为，而偷税是违法行为。因此它们在税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进而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同，相应地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大相径庭。税收筹划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增加自己的收益，而偷税是税法所严格禁止的行为，历来为税务机关严厉打击，纳税人因偷税所得不但会被依法没收，而且还会受到税务机关的经济处罚。

当然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一般来说，税收筹划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税收法治的完善。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2）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的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2]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

二、行政法治原则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税务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者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在行政法上征税被纳入秩序行政的范畴，秩序行政是在于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和社会之危害，行政主体大都是采取限制公民自由权利行使的手段，也都使用公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故亦称为干涉行政。[3]正因为征税这种侵益行政行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就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法治的原则行事。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即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行政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就体现为税收法定主义，就是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5]税务机关在征税活动中，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征税。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而言，行政法治原则会产生以下影响：

1.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都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6]根据法律的规定，税务行政机关有权开展征收活动，其所有征收税款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而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越权行事，不能得到法律承认的效果。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税务机关，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没有权力征税。纳税人既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也可以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即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开展税收筹划。虽然税收筹划行为会减少国家的税收，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过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纳税是一种法律行为，与道德无关。虽然税收筹划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税收筹划不合法。[7]因此只要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纳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税收筹划。

2.根据法律优先的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依法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国家意志依法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8]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判断，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法律对课税要素和课税程序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而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作出对纳税人不利的行为，即使是最高税务机关也无权作出类似的规定。纳税人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应承担其他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如果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制定专门的限制措施，而该措施和法律规定又是相冲突的，那么这种措施就是违法的，不能对纳税人产生约束力，纳税人只要采取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律没有禁止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完全可以达到节税增收的目的。

3.国家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保护和法律救济。对于征税主体双方来说，所处的地位与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纳税人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着眼，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降低税收成本，减轻税收负担，也可能会利用现行税法的漏洞。而征税机关作为国家财政筹集部门，必然设法增加税收收入，反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行为，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过去我们从国家分配论出发，倾向于保证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而随着税收理念的转变，人们逐步认识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虽然未明确载入我国法律，但在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这说明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之外的任何款项，都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害。同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节约的税款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收入，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9]当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税收筹划发生纠纷，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作出行政处罚后，如果纳税人不服，认为税务机关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有两种救济方式可供选择：（1）纳税人认为行政处罚违法或者不合理，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作出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机关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或者合理进行审查并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纳税人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且作出相应的裁判。如果纳税人先提起行政复议，而后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审查。

因此，只要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征税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尊重纳税人税收筹划的权利，并且由国家为纳税人提供及时的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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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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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将税收筹划与避税或节税混同使用或是将其视为是避税的子概念。一种观点认为①，广义上的避税分为“正当避税”和“不当避税”，“节税”、“税收筹划”就是所谓的“正当避税”，狭义上的避税专指“不当避税”；第二种观点认为②，税收筹划就是节税，一般指纳税人采用合法的手段达到不交税或少交税的目的。由此看来税收筹划与避税（包括不当避税）、节税、偷逃税之间的关系与法律界定是本文的主要命题。

(一)避税与税收筹划

笔者认为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事先对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进行的筹划与安排。税收筹划具有合法性、事先筹划性、目的性三个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的税收筹划权是纳税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一般来讲，纳税人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差别和税法的不完善，以减轻税收负担，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既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意图，也符合纳税人市场竞争的需要，国家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但是法律规范从被制定后一般都具有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决定了任何一部法律（包括税法）都存在着许多漏洞。如果从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可以将其可分为避税和节税。避税事实上也就是纳税人利用税法存在的漏洞和不完善，采用隐蔽的手段事先作出各种规避税收的行为。避税行为人往往打税法的“球”，并不会直接触犯法律规范。我们认为引起避税的原因和其所具有的法律特征都包含在税收筹划行为之中，它是税收筹划的子行为。而相关学者所说的不当避税是指偷逃税这一违法行为，它既不属于避税概念的范畴，也不属于税收筹划的范畴。国家为了避免避税行为的发生，只能通过不断修改和完善税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二)节税与避税

节税和避税属税收筹划的子行为。节税是指纳税人充分利用税法的优惠政策和差别待遇，采取法律许可的正当手段减轻税式支出的行为。避税与节税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节税行为符合国家的立法意图和政策导向，各国政府都持有支持的态度，而避税却恰好相反。避税只是纳税人利用税法上存在的漏洞，钻法律的空子，通过巧妙的隐蔽的行为安排其经济活动，虽可暂时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不利于长期经营和发展。因为漏洞一旦被堵上，纳税人将无能从此获利。因此，节税才是纳税人的首选。避税和节税作为税收筹划的两方面，同样也具有合法性、事先筹划性、目的性这三个基本特征。不同的是，避税是在纳税义务发生时或之前纳税人通过寻找法律漏洞的手段达到规避税收的目的，而节税是纳税人利用了法律许可或鼓励的方式达到减少税式支出的目的。

(三)偷逃税与税收筹划

关于偷逃税，各国税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并给予严厉的惩罚。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明确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叫偷税”；逃税是指“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用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防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行为”。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偷逃税的基本特征有三个：一是非法性，即偷逃税是一种违法行为；二是欺诈性，也就是说，偷逃税的手段往往是不正当的。三是“事后补救性”，这与税收筹划的事前筹划性不同，偷逃税是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并且能够确定的情况下，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来进行所谓的“补救”和“弥补”，安排而推迟或逃避纳税义务。这种“补救”既包括积极的作为又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偷逃税直接触犯税法的规定，导致政府当期预算收入的减少，有碍政府职能的实现。偷逃税与税收筹划都有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的特点，但是偷逃税是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税收筹划的法律分析

（一）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国家总是处于主动、支配的地位，而纳税人则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征收税款，税款征收多少都由国家说了算，纳税人根本谈不上税收筹划，表现在税收法律上纳税人的权利匮乏，这是税收权力关系思想在税收实务中的反映，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市民意识的觉醒，这一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所替代。20世纪初以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AlbertHensel）为代表提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即在法律面前，把国家和纳税人定性为债权债务关系，权力在该关系中居于次要地位，纳税义务依法在课税要素满足时成立。该说对认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提供了全新的视野，纳税人与国家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服从与命令的关系，这实质上是“社会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合作与服务”关系等思想在税收关系中的体现，也正是这些思想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了思维意识的理论前提。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思维的支配下，纳税人依照税法缴纳税款，无需超额承担不属于自己的义务，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纳税人有权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最轻的税负，这即纳税人的税负从轻权或税收筹划权。我们认为将税收筹划权上升为纳税人的法定权利，是今后我国税法修改和完善的一个重点。

(二)税收筹划的法律特征

⒈合法性。如果说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是税收筹划的思维意识的理论前提，那么税收法定原则则是税收筹划进行实践的理论基础。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了维护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包括③：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课税程序合法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指有关纳税人的纳税权利义务的构成要件必须要由国家的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来制定，没有法律的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开征，任何人也不能被要求承担任何税收义务，违反法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等不具有法律效力。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要求税法中有关课税要素的规定都应该是确定的和明确的，不应出现含混或有歧义的规定，导致税收机关滥用税法解释权而造成对纳税人利益的损害。课税程序合法原则是指税收权力的行使必须按一定的程序来进行，税收纠纷也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来解决。由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征税法律根据的明确性和无法律根据政府不得向任何组织和个人征税，这就决定了法律应该保护纳税人利用税法所规定的优惠等措施等进行的税收筹划。纳税人只根据法律明确规定的要求承担税收义务。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都应该属于义务排除的范围。对于法律规定的解释权要做严格的限制，不得任意扩大和类推。这一点不仅是为防止法律解释权的滥用，也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不能通过扩大解释的方式使纳税人发生新的税收义务。法律的漏洞在没有被堵上之前，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都应当由国家来承担，而不应该让纳税人承担。也就是说，当出现“有利国家推定”和“有利纳税人推定”两种解释时，应采用“有利纳税人推定”。因此，笔者认为税收筹划（包括避税）具有合法性。

⒉事先筹划性。税收筹划是纳税义务形成以前进行规划、设计和安排的意思。税收筹划是通过延迟应税行为的发生或事前以轻税行为代替重税行为，以达到减少税款支出或综合净收益最大化，具有前瞻性。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税行为已经能够确定，纳税义务已经产生而去采取人为的规避、逃避应纳税款，则是偷逃税而非税收筹划。

⒊目的性。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减轻税收负担，降低税务成本，从而增加资本总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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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收筹划 必要性

一、当今企业税收筹划的原则

企业税收筹划不仅仅是节税行为的一种，而且其还是当今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属于企业财务管理，其目标是因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来决定的。主要指的是，在确定税收筹划方案时，千万不要盲目地只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从而忽视由于其筹划方案的实施而造成的其他费用的增加以及收入的减少，一定要全面考虑采取该税收筹划方案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绝对的收益。故为了充分发挥税收筹划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促使当今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负责人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的同时，必须遵循以下几点：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具体表现在：

（1）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必须依法对各种纳税方案进行选择，而不能违反税收法律规定，逃避税收负担；

（2）企业税收筹划：不能违背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及其他经济法规；

（3）企业税收筹划必须密切关注国家法律法规环境的变更。

（二）服务于财务决策过程的原则

企业税收筹划是通过对企业经营的安排来实现，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融资、生产经营、利润分配决策，企业的税收筹划不能独立于企业财务决策，必须服务于企业的财务决策。如果企业的税收筹划脱离企业财务决策，必然会影响到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甚至透导企业作出错误的财务决策。

（三）服从于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原则

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是使企业实现其财务管理的目标即税后利润最大化，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低税负，即降低税收成本，提高资本回收率；二是迟延纳税。不管是哪一种，其结果都可以实现税收支出的节约。要进一步考虑的是，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子系统，税收筹划应始终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来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企业总体成本的降低和收益水平的提高。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如不考虑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只以税负轻重作为选择纳税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可能会影响到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四）成本效益原则

税收筹划的根本目标就为了取得效益。但是，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为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当费用或损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就是失败方案。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必须综合考虑。一方面，企业税收筹划必须着眼于企业整体税负的降低，不能只盯在个别税种的负担上，因为各个税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税少缴了，另一种税可能就要多缴；另一方面，企业的税收筹划不是企业税收负担的简单比较，必须充分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因为一个能降低当前税收负担的纳税方案可能会增加企业未来的税收负担，这就要求企业财务管理者在评估纳税方案时，要引进资金时间价值观念，把不同纳税方案、同一纳税方案中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折算成现值来加以比较。

（五）事先筹划原则

事先筹划原则要求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在国家和企业税收法律关系形成以前，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差异性，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减少应税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才能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如果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已经形成，纳税义务已经产生，再想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就只能进行偷税、欠税，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税收筹划。

二、现代企业实现税收筹划的可行性

（一）税收理念的改变为企业税收筹划排除了思想障碍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把税收看作企业对国家应有的贡献，侧重从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角度研究税收，片面强调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别突出国家在征纳关系中的权威性，忽视了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在依法纳税过程中的合法权利，企业只须在政府派驻的税收专管员直接辅导下申报纳税，甚至把税收筹划与偷逃税混为一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逐步国际化、知识化、信息化，理论界开始重视从纳税主体的角度研究税收，企业财务管理者开始认识到税收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另外，税收征管法和刑法也对偷逃税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明确的界定。可以说，目前研究企业税收筹划的思想障碍已经基本消除。

（二）税收差别待遇为企业税收筹划开拓了空间

现代企业税收筹划是通过对企业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选择能降低企业税负、获取最大税收利益的经济行为，这要求税收制度能够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选择空间。随着我国税收制度日趋完善，为了体现产业政策、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国家在已经颁布的税收实体法中不同程度上规定了不同经济行为的税收差别待遇，即规定了不同经济行为的税种差别、税率差别和优惠政策差别，同时在税收程序法中也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作了肯定，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空间业已形成。

（三）税收制度的完善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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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筹划的归因分析

我国的税收是建立在税收法律规范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税收，正因为如此，税收征管相对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会遵循它的调控，而且我国通过的一系列税收法律规范，明确界定了相对人应尽的各种义务，正是由于这种前提的存在，才使得纳税人合法降低税负成本成为了可能。在现代社会法治建设中，国家层面通过立法形式赋予纳税人一系列权利，而税收筹划就是这些权利中重要的一种。究其原因，这是取决于权利的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法的规定性，对权利拥有者来说法律规定是客观存在的；二是主观能动性在权利拥有者身上的充分体现。前者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的特点，以法律界定为标准；后者则体现在即使法律对相对人实施权利进行了规定，但仍然需要要纳税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实现需求，也就是说纳税人对自己涉税行为及其后果事先要有所研判，甚至于能够较为准确的预测即将给自己带来的效益。任何经济行为基本上都存在者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税收筹划这一特殊经济行为也不例外。

(一)税收筹划的主观因素

纳税人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从而产生了规避纳税义务的愿望和需求，这就是税收筹划的主观动因。对于纳税人来说，纳税是其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即使税负是公平、正当、合理的，都是对纳税人劳动成果的一种社会强制分配。就纳税人而言，纳税则意味着自身利益的流失，与政府之间并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纳税更多的是迫于政府管理的强制性。就政府管理层面来说，他们也会考虑以何种更为积极的方式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服务，进一步使纳税人能够更多地感受到由于自身履行纳税义务所带来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经济利益，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纳税遵从度。但在现实中，政府采取的各种举措无论效果如何，总会有纳税人通过特定的方式和手段，千方百计地达到少纳税或者不纳税的目的，从而实现其所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税收筹划的客观因素表现

税收筹划的客观因素表现在多个方面，但主要可以归集为以下四个方面：税负落差是首要因素。一个国家内的税收法律体系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的税收征管活动中，各级政府为达到特定的目的仍然会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不同区域实行特殊的税收倾斜政策。通货膨胀是其次因。各种税率的“档次爬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通货膨胀所导致，不仅使税收扣除不足，关键还影响到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从而使税本受到了严重侵蚀。不仅纳税人的实际所得和资本遭受了吞噬，而且给储蓄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更是在现有经济环境下对税收筹划行为的一种恶性刺激激励。再次是边际税率因素。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负担”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税收总额(或某一种税)占GNP的比重，而是指构成整个税收筹划因素的最终负担，也就是边际税收负担的边际税率。具体表现在如果边际税率所体现的税收负担越重，那么税收筹划的动机则会越强烈。第四是法律因素。法律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滞后性，所有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完善都是在特定的事物产生后，甚至于产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按照相关程序进行的，对于税收法律法规也同样存在这种问题，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都会有各自的特点，而这种复杂的外部税收环境的瞬息万变，不可能也不会有非常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及时去规范它，“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法律原则，则为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寻租空间。

二、现代企业税收筹划的理解和认识

研究税收筹划的起源，其实是由最早的简单避税发展演化而来的。由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过过重的税赋，纳税人或者是负税人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偷、逃、抗税行为在受到政府的多次严厉打击和制裁后，转而寻求更为有效的避税方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税收筹划的演进。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大部分纳税人受到了政府的严厉制裁，而其中一部分纳税人则顺利过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纳税人通常能够卓有成效地利用税法本身的漏洞和设计缺陷，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实现了规避纳税或减少纳税的目的。现实中的税收政策漏洞，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按照税法立法目的应该征税的行为，实体税法中没有相关征税规定，实际操作中也没有征收；第二种是税法明确必须征税，但难以在实际征管过程中操作而没有征税；第三种是税收立法相关条款不严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抉择。但是随着立法体系和税收征管体系的日趋完善，这种利用立法漏洞和征管漏洞进行税收筹划的空间则会困难重重。现代企业税收筹划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实现这个目标所要遵循得原则又是什么呢？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展开分析：

(一)不违法原则、涉税零风险原则和目标保护性原则

一个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应该最先要考虑实现的目标和遵循的原则就是不违法原则、涉税零风险原则，这也是区别于偷、逃、抗、骗税的关键。否则，如果一个企业采取违法的手段进行筹划的话，不但不能达到最初节减税款的目的，而且会遭到税务机关的严厉处罚，同时也必然会对整个企业的商业形象产生不良的影响。涉税零风险我们可以理解为税收征管相对人通过一定的筹划安排，使自身在税收方面处于一种没有任何风险或风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种“极端”状态，在整个税收筹划过程中，纳税人清楚地把握事物变化的关键点，做好事物的定性判断，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能针对不同的事件，相机而动，恰如其分的制定税收筹划策略，将使税负截然不同。我们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采取保护性措施，切实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

(二)针对性原则和总体综合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分析

进行税收筹划时，利益相关人要区别对待，准确把握不同的经济环境，从而采取具有针对性的税收筹划方案，做到有的放矢。这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外在和内在空间环境，如时期、地区、行业、部门、生产规模等等，国家对其都有着不尽相同的税收政策导向。因而利益相对人必须要对自身的外围空间环境进行准确研判，比如生产经营活动涉及到的税种、与之相适应的税收政策及法律法规、税率、征收方式、税收优惠政策、乃至于每个生产经营环节可能存在的税收法律法规上的漏洞等等。在此基础上，纳税人才可能准确有效的开展税收筹划，达到预期目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些税收筹划方案理论上虽然少缴了一些税金或降低了部分税负，但却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税收筹划目标认识上的误区。税收筹划属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因而其目标取决于企业管理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比对研判方案时，不能将降低税收成本作为唯一的目标，从而导致因该筹划方案的落实造成其他费用增加或收入减少的异常状况发生，必须综合考虑采取该筹划方案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绝对的收益。在进行筹划时不仅要考虑节减税，还要考虑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不仅要考虑现时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未来的财务利益；不仅要考虑短期利益还要考虑长期效益；更不能局限于所得的增加还要关注资本增加。因此，税收筹划应该以总体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要彻底改变税收筹划就是少缴税款这一狭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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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筹划的概念及特点

国内关于税收筹划概念的认识较模糊,从已有的专著来看,代表性的说法有:一是税收筹划属于避税范畴,避税包括税收筹划、税收规避和税收法规的滥用三种方式。二是税收筹划有广义和狭义理解之分,广义的看法,税收筹划包括节税筹划和避税筹划。狭义的税收筹划指企业合法的节税筹划。

税收筹划的目的是减轻税负,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但与减轻税负的其他形式如逃税、欠税及避税比较,税收筹划至少应具有以下特点。

1.税收筹划具有合法性。税法是处理征纳关系的共同准绳,作为纳税义务人的企业要依法缴税。税收筹划是在完全符合税法、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纳税义务没有确定、存在多种纳税方法可供选择时,企业做出缴纳低税负的决策。依法行政的税收机关对此不应反对。这一特点使税收筹划与偷税具有本质的不同。

2.税收筹划具有可筹划性。在税收活动中,企业经营行为的发生是企业纳税义务产生的前提,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税收筹划不是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后想办法减轻税负,而是在应税行为发生之前通过纳税人充分了解现行税法知识和财务知识,结合企业全方位的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的规划、设计、安排来寻求未来税负相对最轻,经营效益相对最好的决策方案的行为,是一种合理合法的预先筹划,具有超前性特点。

3.税收筹划的目的性。纳税人对有关行为的税收筹划是围绕某一特定目的进行的。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标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一组目标:直接减轻税收负担是纳税筹划产生的最初原因,是税收筹划最本质、最核心的目标;此外,还包括有:延缓纳税、无偿使用财政资金以获取资金时间价值;保证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税及时足额,不出现任何关于税收方面的处罚,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名誉损失,实现涉税零风险;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无理、非法侵犯以维护主体合法权益;根据主体的实际情况,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确定筹划的净收益,保证企业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4.筹划过程的多维性。首先,从时间上看,税收筹划贯穿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任何一个可能产生税金的环节,均应进行税收筹划。不仅生产经营过程中规模的大小、会计方法的选择、购销活动的安排需要税收筹划,而且在设立之前、生产经营活动之前、新产品开发设计阶段,都应进行税收筹划,选择具有节税效应的注册地点、组织类型和产品类型。其次,从空间上看,税收筹划活动不仅限于本企业,应同其他单位联合,共同寻求节税的途径。

二、现代企业税收筹划的原则

企业税收筹划不仅是一种“节税”行为,也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讲,税收筹划应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其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确定税收筹划方案时,不能一味地仅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而忽略因该筹划方案的实施引发的其他费用的增加或收入的减少,必须综合考虑采取该税收筹划方案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绝对的收益。因此,为充分发挥税收筹划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促进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决策者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具体表现在:第一,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必须依法对各种纳税方案进行选择,而不能违反税收法律规定,逃避税收负担。第二,企业税收筹划不能违背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及其他经济法规。第三,企业税收筹划必须密切关注国家法律法规环境的变更。企业税收筹划方案是在一定时间、一定法律环境下,以一定的企业经营活动为背景来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更,企业财务管理者就必须对税收筹划方案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完善。

2.税收筹划服从于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原则。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是使企业实现其财务管理的目标即税后利润最大化,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低税负,即降低税收成本,提高资本回收率。二是迟延纳税。不管是哪一种,其结果都可以实现税收支出的节约。要进一步考虑的是,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子系统,税收筹划应始终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来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企业总体成本的降低和收益水平的提高。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如不考虑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只以税负轻重作为选择纳税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可能会影响到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3.税收筹划服务于财务决策过程的原则。企业税收筹划是通过对企业经营的安排来实现,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融资、生产经营、利润分配决策,企业的税收筹划不能独立于企业财务决策,必须服务于企业的财务决策。如果企业的税收筹划脱离企业财务决策,必然会影响到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甚至诱导企业作出错误的财务决策。例如,税法规定企业出口的产品可以享受退税的优惠政策,企业选择开放式的出口经营策略,必然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税收利益。但是,如果撇开国际市场对企业产品的吸纳能力和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片面追求出口经营带来的税收利益,那就可能诱导企业做出错误甚至是致命的营销决策。

4.税收筹划的事先筹划原则。事先筹划原则要求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在国家和企业税收法律关系形成以前,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差异性,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减少应税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才能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如果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已经形成,纳税义务已经产生,再想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就只能进行偷税、欠税,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税收筹划。

三、我国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必然性及现实意义

1.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竞争,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运筹,其中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即国家要依法征税,企业要依法纳税,是企业经营筹划的重点。其原因在于:

(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自的日益扩大,企业在逐渐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主体利益观念日益强烈。由于税收具有无偿性的特点,税款支付是资金的净流出,企业的税后利润与税额互为增减,因而,无论纳税多么正当合理,怎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企业来讲毕竟是既得收益的一种丧失。如何在不违反税法而又充分利用税收的各种优惠政策条件下,预先调整企业的经营行为,以达到合法地节约税负支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影响举足轻重,成为现代财务管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2)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由于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大量的外资涌入,我国企业也大步走出国门。涉外企业的增加不仅引发一系列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需要国家宏观调控,而且由于外资企业大都有着强烈的税收筹划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企业为维护自身权益、增强竞争力而进行税收筹划的需求。

(3)税收强制性特点使纳税活动受到法律约束,企业必须依法纳税。随着税收征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家对偷漏税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强。如果采用偷、骗、欠等违法手段来减少应纳税款,纳税人不但要承担税法制裁的风险,而且还将影响企业的声誉,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企业不得不转而用合法又合理的手段来追求其财务目的,即只有在不触犯税法又不违背税法立法意图前提下实现的税负最小化才是有效的。税收筹划--成为纳税人的必然选择。

2.开展税收筹划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的一项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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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税收筹划的概念与内涵

“税收筹划”一词来源于英文的“Tax planning”。可以译为“税收计划”或“税收筹划”。在我国税收筹划指纳税人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的前提下，按照税收政策法规的导向。事前选择税负最轻或税后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处理自己的生产、经营和投资、理财活动的一种筹划行为。这说明税收筹划的前提条件要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必须符合税收政策法规的导向，并是在生产经营和投资理财活动之前进行的，其目的是使自己税负最轻和税后利益最大化。可以说税收筹划就是在纳税人进行生产经营投资理财决策时不能将税收因素排除在外，比如一项决策在不考虑税收因素时可能是最好的决策，但加入税收因素后可能就不是最佳的决策。

2 税收筹划与偷税、避税、节税的区别

2．1 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所作的经营、投资、理财的事先筹划与安排，具有事前筹划性特点，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并按照税法规定和政策导向进行的事前筹划行为，当然是法律所允许的一种合法行为。而偷税则是纳税人在应税行为发生以后采取伪造、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等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容许的非法行为。

2．2 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区别。税收筹划所作出的经营、投资、理财选择，是按照税法予以鼓励或扶持发展的政策导向来筹划的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因而也是各国政府鼓励的行为。而避税则是纳税人通过人为安排以改变应税事实而达到少缴或免缴税款的行为，虽然它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却有悖于政府的立法意图利用了政府的立法不足或缺陷。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符合国家税法立法意图和政策导向以及政府所采取的态度。

2．3 税收筹划与节税的联系和区别。可以说节税是税收筹划的低级阶段。在税收筹划中要运用除节税方法以外许多方法，应该说较高级的税收筹划不仅要实现节税目标，更要追求税后利益最大化。这种由单纯追求节税目标向追求税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转变，反映了纳税人现财观念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

3 企业税收筹划应遵循的原则

税收筹划的目的是合理合法降低税收负担，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因此税收筹划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进行，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作到：

3．1 不违背税收法律规定的原则。纳税人必须遵从税法规定依法纳税，如果违反税法规定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因此。税收筹划者必须熟悉和精通税法，掌握国家税法和税收政策的导向，并密切注视税收政策及税法的调整变动，使税收筹划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这也是由税收筹划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3．2 事前筹划的原则。税收筹划的实施必须在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发生之前，企业欲进行税收筹划应当在投资、经营等经济行为发生前着手安排，兼顾各相关税种进行比较，要全面考察相关年度的纳税资料，立足于企业经营的连续过程，全面衡量，不得在这些经济行为已经发生后，再去采用各种手段减轻税负，这样做即使能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也不是税收筹划。

4 企业税收筹划的意义

在遵从税法、符合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应该对纳税人、国家和社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企业而言税收筹划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利益，降低生产销售成本，有利于经济行为有效率的选择，增强竞争能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4．1 税收筹划有利于增加企业收入。因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降低了纳税成本，节省了费用开支，同时提高企业的资本回收率使企业获得的利润直接增加。因此可以说增加了企业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