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的法律原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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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活动的事先筹划或安排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的合法行为。由于税收筹划在客观上可以降低税收负担，因此，税收筹划又被称为“节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企业要走出国门，进行跨国投资，在哪个国家办企业，就应了解哪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决定是办分公司还是子公司。如果这个国家税率较低，就可以设立子公司；如果税率较高，则可以考虑办分公司，这就是税收方案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一项税收筹划活动。在西方的大公司里，一般都设有税收筹划的专门机构，它的税收筹划人员每年可以给公司节约一笔数额可观的资金。目前，税收筹划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有专门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在我国，税收筹划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同时也蕴藏着重要的商机。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二十年里，税收筹划将逐渐成为中国的一项“朝阳产业”。

（二）税收筹划的特征

从税收筹划的产生及其定义来看，税收筹划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

第一，合法性。税收筹划是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选择行为，是完全合法的。不仅是合法的，在很多情况下，税收筹划的结果也是国家税收政策所希望的行为。我们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税收筹划，而不能通过违法活动来减轻税负。

第二，选择性。企业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是多方面的，如针对某项经济行为税法有两种以上的规定可选择时，或者完成某项经济活动有两种以上方案供选用时，就存在税收筹划的可能。通常，税收筹划是在若干方案中选择税负最轻或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案。例如，企业对于存货的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零售价法等，企业应对物价因素、税法规定进行综合考虑、权衡，以确定最佳纳税效果。

第三，筹划性。税负对于企业来说是可以控制的，在应税义务发生之前，企业可以通过事先的筹划安排，如利用税收优惠规定等，适当调整收入和支出，对应纳税额进行控制。从税收法律主义的角度来讲，税收要素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应该纳多少税似乎也应当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但法律所规定的仅仅是税收要素，即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基、税率、税收减免等，而无法规定纳税人的应税所得，也就是说，法律无法规定纳税人的税基的具体数额，这样就给纳税人通过适当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来减少税基提供了可能。由于纳税人所筹划的仅仅是应税事实行为，并没有涉及法律规定的税收要素，因此，税收筹划与税收法律主义是不矛盾的。

第四，目的性。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负担，降低税收成本，从而增加资本总体收益。具体可分为两层：一是要选择低税负，低税负就意味着低成本，高资本回收率；二是推迟纳税时间，取得迟延纳税的收益。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仅仅考虑某一个税种，而要从企业的总体税负考虑，否则就可能出现在某一个税种上减轻了负担，而在另外一个税种上增加了负担，总体上没有获得任何税收利益，甚至还加重了企业税收负担的情况。因此，从整体角度进行税收筹划是非常必要的。

第五，机率性。税收筹划是一种事先安排，涉及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其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同时，税收筹划的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预估的范围，不是绝对数字。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尽量选择成功概率较大的方案。从地域范围来划分，税收筹划可以分为国内税收筹划和国际税收筹划。国内筹划是针对本国税法进行的，主要考虑的因素有税种的差别、税收优惠政策、成本费用的列支等。国际税收筹划则要考虑不同国家、国际组织的税法规定，相关国家的税收协定等。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之间进行贸易，就要熟悉美国的税法规定，如美国的网上交易实行零税率，如果我们不了解，就无法据此进行税收筹划活动。在实务中，我们还应关心一些法律前沿和技术前沿问题，以更好地设计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

二、税收筹划的前提

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然而，随着税收法治的逐步完善以及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不断增强，我国已初步具备了税收筹划的条件。

（一）税收法治的完善

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

（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纳税人权利保护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

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纳税人权利保护。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应当看到，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税收筹划也必将在纳税人行使自己权利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三、税收筹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税收筹划是一项经济价值巨大、技术层次较高的业务。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政府与企业均能从中受益。对企业而言，有可能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对政府来讲，则有助于体现税收法律及政策的导向功能，促进税收法律法规的完善。

尽管税收筹划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综合工作，但在筹划过程中，还应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

1.账证完整原则。完整的账簿凭证，是税收筹划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如果企业账簿凭证不完整，甚至故意隐藏或销毁账簿凭证，就有可能演变为偷税行为。因此，保证账证完整，是税收筹划的最基本原则。

2.综合衡量原则。企业税收筹划要从整体税负来考虑：应同时衡量“节税”与“增收”的综合效果。税收筹划的本意在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把税收成本作为一项重要的成本予以考虑，而不是一味强调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不考虑因此有可能导致的企业其他成本的增加。因此，如果某项方案降低了税收负担，但增加了其他的成本，比如工资成本、原材料成本或基本建设成本等，则这种方案就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方案。

3.所得归属原则。企业应对应税所得实现的时间、来源、归属种类以及所得的认定等作出适当合理的安排，以达到减轻所得税税负的目的。税法对于不同时间实现的所得、不同来源的所得、不同性质的所得所征收的税收往往是不同的，因此，如果企业能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适当进行所得的安排，就有可能实现降低所得税负担的目标。

4.充分计列原则。凡税法规定可列支的费用、损失及扣除项目应充分列扣。充分列扣一般有四种途径：一是适当缩短以后年度必须分摊的费用的期限，如可对某些设备采用加速折旧法，缩短无形资本摊销期限；二是以公允的会计方法增加损失或费用，如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期，可对原材料的成本采用后进先出法计价；三是改变支出方式以增加列支损失和费用；四是增加或避免漏列可列支扣除项目。充分计列原则所减轻的主要是企业所得税税负，因为企业所得税是对净所得征税，充分计列了各种费用、损失和扣除项目就相应降低了应税所得和企业所得税，也就达到了税收筹划的目的。当然，这里所谓的“充分”是指在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内，而并不是说企业可以任意地“充分”，否则就可能演变为违法避税或者偷税。

5.利用优惠原则。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减免规定进行税收筹划，所达到的节税效果很好，而且风险很小，甚至没有什么风险。因为税收优惠政策都是国家所鼓励的行为，是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因此，其合法性没有问题。比如，现在开发中西部地区有税收优惠，企业可以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以利用税收优惠，获得税收收益。

6.优化投资结构原则。企业投资资金来源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两部分。税法对负债的利息支出采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的办法，而对股息支出则采用税后利润中扣除的办法。因此，合理地组合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资金在投资中的结构，可以降低企业税负，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收益。

7.选择机构设置原则。不同性质的机构，由于纳税义务的不同，税负轻重也不同。税收筹划要考虑企业组织形态。如母子公司分别是纳税主体，分公司要缴纳20%预提所得税，子公司所得税率为33%.企业拟在某地投资，是设立总公司还是分公司，是母公司还是子公司，需要慎重考虑。

8.选择经营方式原则。经营方式不同，适用税率也不一样。因此，企业可灵活选择批发、零售、代销、自营、租赁等不同的经营方式，以降低税负。

以上基本原则需要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综合考虑、综合运用，而不能只关注某一个或某几个原则，而忽略了其他原则，否则就可能顾此失彼，最终达不到税收筹划的目的。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以上基本原则都必须在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内，或者说合法原则是最初的原则也是最后的原则。

四、税收筹划与偷、避税的关系

（一）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关系

税收筹划与偷税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合法的，后者是违法的。偷税是有意采取欺骗手段违反税法来逃避应缴税款，采取的手段有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不列、少列收入等，这种行为违背了税收法律主义，是税法所禁止的行为，偷税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

（二）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关系

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关系则复杂一些。我们认为，避税和税收筹划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属种关系，即避税包括税收筹划。避税可以分为合法避税和非合法避税两类。合法避税是指符合政府税收立法意图，以合法的方式比较决策，避重就轻，减少其纳税义务的行为。判断避税是否合法的依据就在于政府是否承认纳税人有权对自己的纳税义务、纳税地点进行选择。合法避税就是税收筹划。非合法避税就是指偷税、骗税等违法行为，是不合法的。因此，避税包括了税收筹划。

五、税收筹划不慎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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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Tax Planning）一般被认为是与节税（Tax Saving）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并作为一种合法的节税行为而被各国政府所认同，进而为各国税收政策、法律所允许或鼓励。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税收筹划逐渐被国内接纳，并广为企业等纳税主体所采行。时至今日，国内税收筹划的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规制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税法规范的日益多元化、弹性化和复杂化，纳税主体权益保护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之专业机构的介入，企业税收筹划进一步走向隐蔽性、专业化和复杂化，对其合法性的判别愈加不易，以至以之为基础的法律规制出现失度；特别是企业竞争的加剧，致使税收筹划成为企业不可或缺又经常异化的行为。然而，税收筹划的专项立法、规制实践和学理研究又不能及时策应这些变化，故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不少企业的税收筹划越发失去其正当性基础，进而异化为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使得税收筹划背离了税法规定和税法精神，已危及税法制度追求的公平、效率和秩序。

企业税收筹划及其环境因素的新变化，需要学界重新审视其合法性，以便更好地区分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和不正当税收违法行为，保护正当的税收筹划行为，防范和规制税收违法行为。以往关于税收筹划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经不足以指导目前变化着的税收筹划实践。笔者认为，尽管现今各国都试图在立法或司法上严格区分节税与避税，但是由于节税与避税各自内含的技术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两者的边界十分模糊。因此，判断不同类型税收行为要基于但不限于税法的具体规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不仅直接源于税法规范的明文规定，而且根植于法律特别是税法理念、原则、精神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正当性。因而，需要冲破先前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范的研究模式，脱出经验主义的窠臼，代之以新的税法学视角，对特定形态的税收筹划行为进行考察，才能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多维度识别，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和结论，进而为规制不当的税收筹划行为做出理性思考提供基础。

一、税收筹划应遵循税法规制的一般价值标准

效率、公平和秩序是诸多法律调整所共同追求的价值，[1]也是税法规范、制度和体系得以创制的基础，更是税法规制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中，一个主体的特定税收行为是否合法正当，除具体税法规范之外，可依法的一般价值标准加以评判。税收筹划的运行能够遵循法律追求的一般价值，这是税收筹划得以存在并得到法律、政府和社会认可的一般法理基础。

首先，企业通过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以降低税负，节约经营成本，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为国家税收的实现提供经济基础，从企业和国家两个角度考虑，都有利于实现税法追求的效率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其次，税收筹划不属于税法禁止的范围，企业在依照公法性质的税法进行税收筹划的同时，也受到私法的保护，[2]企业可按意识自治的精神自由选择，任何企业都有选择和不选择税收筹划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筹划技术作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权利和自由。尽管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事税收筹划的专业人员和机构的服务，也为企业的这种选择提供了现实基础。企业可通过税收筹划提高竞争能力，实现公平竞争。最后，也正是主要基于上述两点，企业的税收筹划得到税收征管部门的许可和鼓励，企业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可税性收益，有利于实现纳税主体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在长远意义上的动态平衡，同时也不伤及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由此可见，税收筹划符合公法和私法所共同追求的秩序原则。正是因为税收筹划的运行遵循着上述三方面的价值标准，使得它在税收行为范畴中与税收违法、税收非法以及其他非正当税收行为区别开来，这是识别和研究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理论基础。

二、税收筹划以税法学上的“两权分离”为理念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的税收涉及政府收入和国民负担，作为政府收入的税收收入，从另一个侧面看，实际上是国民的一项负担。税收问题实质上是特定的财产权在政府和国民之间的转移和分配。因此，税收立法的过程也是对国家和国民税收权利进行配置的过程。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两权分离”是历史上税收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现实中税收法律制度运行的前提。这一基于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二元结构”假设的理论，要求无论是国家财政权，还是国民财产权，都应当是“法定”的，都应当依法加以保护，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3]税法制度对“两权分离”主义的追求，体现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不同权利主张和利益需求，有利于平抑不同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引导多主体有效博弈，实现税法制度对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保护。“两权分离”作为基本理论假设，正在成为税法研究的重要前提，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此外，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税法的基本属性可以定位为：税收是企业及其他纳税主体向国家履行的公法之债，企业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税收权利，其中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尽量少纳税是符合企业的经济属性和趋利需求的，符合各国税法关于公权利和私权利平衡保护的基本精神，这已为众多法学研究者认同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务界所认可。[4]

在“两权分离”主义视野中，企业的税收权益被纳入二元结构中“国民财产权”的范畴，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正当地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符合税法精神。成功的税收筹划能够帮助企业自身减轻对国家的税收负担，实现经济利益，其实质是通过抑制国家公权力来扩张企业私权利，体现了纳税主体财产权利和征税主体税收利益的冲突。企业在依照税法精神和税法规定减少税负以增加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可税性收入，在理论和形式上成为国家税收权力实现的物质基础，正是企业税收筹划以其手段的合法性和效果的增值性为基点，使得企业和国家在税收活动的动态博弈过程中促成了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平衡与协调。

三、税收筹划符合税法学上的税收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公法领域的通用原则，其源于宪法保护国民权益的精神追求，主要着眼点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法上通用的法定原则在税收规制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法律原则，其含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否则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有的专家将税收法定原则分解为：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依法稽征等三个子原则，[5]并将其概括为税收征管主体必须按照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规定，来确定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来课税。从税收筹划的操作层面看，其技术技巧的着力点就在于通过有计划的筹划和安排，以合法的方式改变课税的税法主体、课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从而合法地少缴或不缴税款。其实质是利用国家税收法律制度的规定，来保护自己的税收权益，合法是税收筹划的根本前提。税收筹划的基础是基于多种原因而制订两种或多种合法的税收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是税法所明示的或为其所默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来源于被选择的方案所涉及行为的合法性。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企业及其税收筹划人在分析税收政策、法律规定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税收筹划方案，征求税收征管机关的意见，征管机关必须依据法定原则和内容，判定该方案和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得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任意否认其筹划方案。

判定企业税收筹划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就是法律的规定。然而，在中国，目前税收法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水平不高。考察中国关于税收筹划的立法资源，不难看出，现行宪法及其同类型文件至今尚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6]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地位。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这一规定应该被视为中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的规范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税收立法的数量不够、质量不高，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许多应该由法律规定的税收问题，仅是由中央政府的条例、相关部委的规章、通知、办法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关于税收问题的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无疑为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认定增添了复杂性，模糊了合法性税收筹划和不正当税收行为的边界，为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带来不小的难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来指导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分析和判断。随着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在指导税收筹划的法律规制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四、税收法律关系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正当性

税法学研究认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构成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税收主体。在这一关系中，尽管税收主体双方的地位和权利不完全对等，但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是权利主体。国家通过制定税收法律制度和有关政策，税收征管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税收征管权，以国家强制力依法取得税收收入，维护国家的税收权利，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通过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办法达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企业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另一方，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通过税收筹划方案的准备、制订和实施，可以促使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运用及操作的及时、准确和完整，同时，促进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以及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企业依法实施税收筹划，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家税收立法目的的实现，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利于国家对企业行为实施税法规制；同时，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更好地了解国家税收法律制度，及时掌握税法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也使本企业的纳税更加具有计划性、经常性和自觉性。因此，税收筹划能够为纳税人及时、足额、自觉地向国家上缴税款打下良好基础，在客观上对税收征管机关的组织政府收入工作起到积极的协助作用。对纳税企业来说，在税款缴纳过程中，其权利和义务则一般是对等的，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而采取合法的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维护自身经济权益，也是其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因此，通过税收筹划可以使企业在行使纳税义务的同时，利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企业的税收筹划才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具有广泛的正当性，从而在经济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可能以及发展的空间。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无论是从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任何一方面来看，税收筹划的存在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这是征纳双方权利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

五、税收筹划在动态博弈中可推进税收法制建设

税收“两权分离”的思想，为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独立合法权利奠定了理论基调，企业能够以具有自己独特利益主体的身份和行为，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与征管主体及其规制进行博弈。再从税收的基本内涵看，它是加诸纳税主体的一种强制性负担，基于理性经济人之假设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属性，企业等纳税主体总是千方百计采取策应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以避免或减轻自己的税负。企业税收筹划的运行过程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管主体和纳税主体在博弈中协调利益冲突，在经济上体现为“国家税收的减少”与“企业实际税后利益的增加”的矛盾。两者按照税法规则进行博弈，追求均衡状态和各自利益的实现，以至“共赢”。同时，博弈规则在主体博弈实践中得以产生、修改和完善。合法的税收筹划不仅能促进税法精神的实现，而且能促进不同税收主体的利益平衡，同时，对于国家这一税收主体和博弈主体而言，这种动态博弈能够在反复的“税收政策—对策—修改政策”的循环周期中促进博弈规则的演变，推动着税收法制建设，提高税收征管主体的税收征管和国家的税法规制水平。

在税收立法方面，税收筹划有利于完善税制，促进税法质量的提高。企业税收筹划既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及国家税收政策的对策行为，同时也是对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国家现行税法完善性的检验。国家可以利用税务筹划行为所反馈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税收筹划的方案发现并改良已有税法的不完备之处，对现行税法和税收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立法机关加强税收筹划的实践研究，有利于立法机关顺应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对税收和宏观财政政策的调整，及时检查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准确划定税收筹划的法律边界。因此，税收筹划的过程实质上是辅助国家税法完善的过程，做到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时、适度，从而使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在实践中螺旋上升。

在税法执行方面，鉴于税收筹划体现了不同税收主体之间动态博弈的复杂运动，税收筹划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税收筹划方案的复杂性，对征管机关的执法能力形成挑战。特别是大量的以合法税收筹划的名义逃税、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和事实，为税收征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材料。对税收筹划的有效监管，有利于税收征管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识别具体的税收筹划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过程中，提高税务执法的职业水准，提升税收征管的实际能力，确保税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代表国家征税，行使税收权力，维护国家税收权利，同时实现国家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税法遵守方面，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初衷是为了少缴、缓缴税，通过税收筹划实现其税收利益，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符合税法的形式来完成。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其经济业务发生前，要深入研究税法精神，熟悉税收法律制度和具体的规范，准确把握从事的业务有哪些环节，它们将涉及我国现行的哪些税种，这些税种有哪些优惠和鼓励政策，掌握以上情况后，纳税人才能充分运用税法，合理安排企业的经济活动，达到节税目的。因此，税收筹划在一定期程度上可以加快普及税法，强化纳税意识，提高企业的税法意识和遵从税法的自觉性，这在税收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尤为重要。

六、税收政策之变易与税收筹划正当性之承认

政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成和施行的重要基础，税法学的研究十分关注税收政策的变易及其对税收法律和税收征管实践的影响。就税收筹划而言，它的正当性是一个相对的、具体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特定国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税收筹划的正当性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并在法律制度中得以体现，从而影响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水准。税收政策的变化、选择和实施主要受制于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的态度，而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对税收筹划正当性的认可程度，则源于对其经济性和合法性的肯定或否认。在中国，政府对企业税收筹划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程。早些时候，尽管学界已经开始研究和著述税收筹划问题，但是政府和企业都尽量回避税收筹划这一话题，其原因是税收筹划的直接结果对政府聚集财政收入不利，而且由于税收筹划正当性问题的规定缺失，所谓合法与非合法难以界定，很容易形成避税，甚至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因而长期以来政府对待税收筹划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低调处理。2000年初，国家税务总局用以宣传税收政策，指导各地税收征管实务的机关报———《中国税务报》创办了《税收筹划》专刊，并配发了题为《为税收筹划堂而皇之叫好》的短评。几年来，该专刊发表大量文章，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做法，分析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合法正当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这是政府对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政策导向，体现了政府对税收筹划的概括性肯定、许可和鼓励，也标志着企业税收筹划在税法法理、税法制度和经济上的正当性得到了公开承认。还要看到，在税收筹划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随着税收政策的阶段性和区域性调整，政府对于税收筹划的认可态度、规制程度将会随之发生变化，并适时在税法制度中得以体现。

注释：

本文原标题为《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学简析》

[1]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2]税收筹划不同于税收逃避，后者往往利用私法和税法的冲突，或者利用税法的漏洞，滥用私法自治权利，规避国家税收。有的学者认为，节税是合理利用私法交易形式，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属于法律所鼓励或许可的行为。参见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3]参见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篇3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税收的方式变得多样化，企业筹划税收已将逐渐被国家所采纳，但是企业对税收主体权的不断强化，使得企业的税收筹划空间加大，加上一些专业机构的参与，促使企业的税收筹划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这些因素导致对税收的筹划合法性的区分带来困难，导致与此相关的法律出现失误。由于企业间竞争的愈加激烈，使得税收筹划更加成为企业的有力措施，并在不断地变化。但是关于税收筹划方面的专项立法、规划与实践以及学理研究不能够及时地适应这些变化，在利益的驱使下，使得许多企业的税收筹划违背了税收正当性的基础，进而导致偷税、漏税的情况发生，造成税收筹划与法律规定和税收的正当性相背离，对于税法的公正公平造成不利影响。[1]

企业的税收筹划以及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变化要求业内人士对于税收筹划的正当性进行深入探究，明确税收筹划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对两者做出清晰划分，以保障税收筹划的正当性和公平性。尽管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在立法上对节税和避税进行划分，但是实际情况下税收筹划过于隐蔽和复杂，使得节税和避税的界线过于模糊，难以划分。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税收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分，这种划分不能够单单依靠税法的理念，而且要从它的具体规定、原则以及精神的层面出发，来维护税收筹划的正当性。

二、税收筹划应当遵循税法规定以及正当的价值标准

所有法律都追求效率、公平和秩序，这些因素也是税法规范、体系以及制度的基础，也是引导税法的价值导向。在税收实践的过程中，更好的判断税收筹划是否具有正当性，不仅要依靠具体的税法规范，还要考虑正常的价值标准。使得税收筹划的公平正当性得到保障。

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降低税收的过程中要依照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收益，为国家的税收提供经济保障，从企业和国家的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对税收进行分析，以达到双赢的目标。同时，税收筹划是不在法律禁止范围内的，它的依法实施同样受到法律保护，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税收进行筹划，自由选择，所有企业都有权利采用税收筹划，也有权利不进行税收筹划，同时也可以选择税收筹划的技术和方法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2]这有利于实现企业与国家利益相互平衡的状态，并且对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也有一定的保障。可见税收筹划符合法律追求的原则。税收筹划符合以上三项原则，对于区别税收筹划与违法税收和非正当税收有利。

三、税收筹划实现“两权分离”

国家的税收为政府提供收入，对国民负担也有所影响。政府税收，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增加了国民的负担，国家税收实质上是对特定财产在国民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行为。所以说税收法律的制定也是对国家和国民的税收权力进行分配，做好国家财政权和国民财产权进行“两权分离”，这是国家税法的基础同时也是保证税法正常运行的前提。这套理论说明不论是国家财政权还是国民财产权都要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项原则受到不少学者的接受。另外，在“两权分离”的前提下，税法还可以定义为：企业以及其他纳税主体对国家履行公法债务，企业在纳税的同时也有相对的税收权力，在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纳税对企业有利，同时也符合国家对公共权力以及私有权力平衡进行保护的基本原则，被众多法学研究者所认同，同时也被许多国家所采用。[3]

在“两权分离”的作用下，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即对国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有能够合理地减轻自身的纳税负担。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实质是通过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抑制，以达到扩张企业利益的目的，这体现了纳税主体的权力与征税主体的利益相互冲突，但是，通过企业税收筹划，使得企业在减小税收的同时又不损害收税主体的权力，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对税收进行筹划，实现的企业利益与国家税收相互平衡的目标。

四、税收筹划符合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主要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以限制政府权力为原则的通用原则。税法上的法定原则主要是税法规制的体现，这项法律原则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主要含义是税法主体的权力必须由法律进行授予，其中各类税法的构成内容都是依靠法律进行规定。征税和纳税主体必须要依照法律予以的权力才能运行，否则任何主体和个人不得征税减税。专家将税收的法定原则分成三点：明确课税要素、课税要素的法定、依法征税。[4]并强调征税主体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对纳税主体进行征税。企业利用税收筹划，运用合法手段对课税的税法进行调整，以达到增加企业利益的目的，从实质上来看，是企业利用国家税法的规定，对自身的利益和权益进行保护，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也就是筹划税收所采用手段的合法性，在进行税收的实践中，筹划人要在对税法和税收制度的了解基础之上，做出税收筹划的计划，并交由相关部门审批，征管部门在审核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对其进行判断，不得胡乱对其方案进行否认或通过。

五、税收筹划的正当性取决于税收法律关系

通过对税法的研究得出征税主体和被征税主体组成了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在这种关系里，征税主体与被征税主体的权力达不到对等。但是，作为这一关系中的主体，双方在权力上都占有主体地位，国家通过对税收法律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依法对纳税主体进行强制性税收，以达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并且根据不同行业的不同税收政策，对国家财政进行宏观调控。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另一方的企业，在税收的过程中，通过对税收的筹划，制定出合理合法，并且有利于税收顺利运行的税收办法，使得税收充分发挥其作用。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有利于了国家税法正当性的实现，同时对于国家对财政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意义；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可以对国家的税收法律加大了解，使得企业税收筹划更科学准确。因此，税收筹划对于企业自觉向国家上缴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客观上为征税机构带来方便，同时对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有利影响。

六、税收筹划有利于税收法的改进

税收中的“两权分离”原则给税收法奠定了基础。企业可以通过独立的主权对税收进行筹划，实现企业的自身权益，征税纳税过程中，纳税主体和征税主体之间产生利益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下，企业筹划进一步改进，国家也相应对税法进行分析和改进，使得法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国家税法的进步和发展以及企业对税收的筹划都有一定的帮助，使得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共赢。

国家通过税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记录和反馈，通过分析得出税法中存在的不足，在通过专业人士的分析与研究对不足之处进行合理改进，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使其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经济背景。[5]企业通过纳税以及企业自身经济变化情况，对自身的企业税收筹划做出分析和总结，对不足之处以及与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部分进行调整，使得企业的税收筹划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来达到经济利益的增长，但是这一举措必须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因此企业要对税法有一定的研究和了解，于我国税法的普及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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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活动的事先筹划或安排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的合法行为。税收筹划主要是针对难以转嫁的所得税等直接税，通过合法地选择取得所得的时点，或是转移所得等方法使收入最小化、费用最大化，实现免除纳税义务、减少纳税义务，或是递延纳税义务等的目标。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实现其财产收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措施，除了税收筹划以外，偷税同样能够实现减税的目的。尽管在减轻税负上有相同的目的，但是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1]如果纳税人有偷税行为，就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税收筹划和偷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税收筹划是合法行为，而偷税是违法行为。因此它们在税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进而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同，相应地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大相径庭。税收筹划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增加自己的收益，而偷税是税法所严格禁止的行为，历来为税务机关严厉打击，纳税人因偷税所得不但会被依法没收，而且还会受到税务机关的经济处罚。

当然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一般来说，税收筹划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税收法治的完善。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2）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的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2]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

二、行政法治原则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税务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者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在行政法上征税被纳入秩序行政的范畴，秩序行政是在于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和社会之危害，行政主体大都是采取限制公民自由权利行使的手段，也都使用公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故亦称为干涉行政。[3]正因为征税这种侵益行政行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就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法治的原则行事。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即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行政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就体现为税收法定主义，就是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5]税务机关在征税活动中，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征税。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而言，行政法治原则会产生以下影响：1.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都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6]根据法律的规定，税务行政机关有权开展征收活动，其所有征收税款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而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越权行事，不能得到法律承认的效果。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税务机关，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没有权力征税。纳税人既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也可以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即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开展税收筹划。虽然税收筹划行为会减少国家的税收，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过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纳税是一种法律行为，与道德无关。虽然税收筹划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税收筹划不合法。[7]因此只要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纳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税收筹划。

2.根据法律优先的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依法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国家意志依法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8]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判断，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法律对课税要素和课税程序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而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作出对纳税人不利的行为，即使是最高税务机关也无权作出类似的规定。纳税人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应承担其他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如果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制定专门的限制措施，而该措施和法律规定又是相冲突的，那么这种措施就是违法的，不能对纳税人产生约束力，纳税人只要采取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律没有禁止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完全可以达到节税增收的目的。

3.国家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保护和法律救济。对于征税主体双方来说，所处的地位与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纳税人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着眼，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降低税收成本，减轻税收负担，也可能会利用现行税法的漏洞。而征税机关作为国家财政筹集部门，必然设法增加税收收入，反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行为，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过去我们从国家分配论出发，倾向于保证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而随着税收理念的转变，人们逐步认识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虽然未明确载入我国法律，但在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这说明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之外的任何款项，都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害。同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节约的税款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收入，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9]当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税收筹划发生纠纷，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作出行政处罚后，如果纳税人不服，认为税务机关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有两种救济方式可供选择：（1）纳税人认为行政处罚违法或者不合理，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作出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机关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或者合理进行审查并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纳税人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且作出相应的裁判。如果纳税人先提起行政复议，而后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审查。

因此，只要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征税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尊重纳税人税收筹划的权利，并且由国家为纳税人提供及时的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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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剑文。税收筹划：实现低税负的专业活动[J].中国税务，2004，（1）。

[3]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4.

[5]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6]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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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和征税机关正确理解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是税收筹划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作为经济人，他们特定的行为方式只能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尽最大的可能实现最有效的预期目标。因此，在产权既定的条件下，纳税人是具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个体。在征税的过程中，国家凭借的是政治权利，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征税是国家采取强制的手段将私人的财富转变为国有的一种手段，是加在人民身上的负担，税法实质上是侵害人民权利的法律。从法律上看，社会个体具有生存权、发展权、自以及自保权。自保权，是社会个体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指法律对社会个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合法行为的认可。在这种条件下，纳税人税收筹划活动，成了纳税人实现自保权的必然选择。当然，法律对于纳税人的这种自保行为的认可只限于合法的行为之内，对于为减少税收支出而实施的各种非法行为不予保护，相反会进行惩处。可以说税收筹划是纳税人自保权利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一个延伸和体现。随着税收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备以及对税收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的加大，纳税人要实现减轻税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标，只有运用税收筹划这一基本权利，通过一系列预先的、有目的的、合法的策划与安排来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其次，我国的立法实践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论点，即公民有权实施法律禁止以外的一切行为，而不仅仅是法律所允许实施的行为；相反，政府只能实施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否则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自身职责的违反。具体体现在新刑法中就是规定罪行法定主义同时废除类推制度。从这一原则出发，税收筹划也应该是纳税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即纳税人有权依据法律上"非不允许"及未规定的内容进行选择和采取行动，并且这种选择和采取的行动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针对纳税人税收筹划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税法漏洞和税制的不健全也有通过修改、调整税法而进行改进以达到政府意图的权利。如果政府不是通过这一基本权利，而通过行政命令和政策、纪律去影响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就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政府就要在法律方面犯错误。

二、从法律角度看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关系

有关税收筹划内涵的探讨一直伴随着对避税和税收筹划两者关系的讨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税收筹划内涵的理解。有些学者认为税收筹划与避税两者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交叉，它们之间的区分的标准就是该行为是否符合立法意图。与政府立法意图一致的行为是税收筹划，与政府立法意图相悖则为避税。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我们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首先，用立法意图作为标准与税收法定主义有矛盾。立法意图是法律规定和法律本身的先导意识，只有当立法意图达到一定的广度和程度并为相当多的人所理解以后，法律条文和规定才能得以制定和实施。一旦立法意图成为法律条文，无论是否理解都得遵照执行。那么即使你不理解税法的立法意图你也要遵照税法缴纳税收。反过来，如果没有明确而正式的法律规定，即使有法律意识或这样那样的标准，也不具有法律效用。其次，立法意图的标准实际中难以运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由于避税和税收筹划之间界限相当模糊，对于一项节约税收计划中是否有避税因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税务当局总是倾向于认定存在避税，而纳税人则总是予以极力的反驳，结果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样立法意图的标准有没有现实的意义了。再次，税收筹划和避税具有共同的特征，虽然其表述形式有所差别，但经济实质相同，都是纳税人为减轻税负而进行的事前筹划行为，都没有违背现行税收法律法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用立法意图来区分避税和税收筹划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避税指向的行为就是税收筹划行为的一部分，只不过税收筹划是从纳税人角度进行的界定，侧重点在于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而避税则是从政府角度定义，强调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回避。纳税人站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在降低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而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会把行为边界扩大到不排斥钻法律漏洞；而税务当局站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贯彻立法精神，必然反对纳税人避税筹划的行为，但这种反对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只要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完善税法，就不能禁止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展此类活动。因此可以说，对税收筹划和避税的严格区分，仅仅是体现了一方当事人即政府的意志。如果考虑另一方当事人，则这种区分不仅变得毫无意义，反而会限制税收筹划的开展。避税实质上是税收筹划行为中的一种，是其中不符合立法意图的行为，是政府对税收筹划行为的进一步细分。

三、税收筹划与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是法治观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要依法治税应先对法治有深入的理解。就现代社会而言，法治首先指的是政府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可以使人们能够明确的预见到在特定条件下当局将如何使用强制力，以便根据这种认识来规划个人的事务。法治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对法律条文的尊重，当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即使发现有漏洞，也不能违背法律形式来堵塞漏洞。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通过立法程序对法律进行修改。

税收当局如何看待税收筹划反映了它对依法治税的理解程度。我们应该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和依法治税的关系。首先，税收筹划是推进依法治税的促进因素。纳税人各项权利要得到切实保护和尊重，根本上要求国家实行依法治税。依法治税包括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两个方面，二者密不可分。要实现依法治税这一目标，必须认识到依法治税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决不是仅仅依靠征税机关的单方面努力就能达成的。依法纳税离不开纳税人的积极参与。纳税人一方面要依法履行自身的纳税义务同时还要真正的行使自己的权利。纳税人通过筹划权的运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加快我国依法治税进程的作用。税收法律的完备与内在缺陷的弥补以及具体征管过程的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这必然导致在某些方面依法治税难以展开。纳税人筹划权的运用，除了利用税收法律中的优惠政策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通过对现行税法的研究分析，从中发现漏洞与空白，进而通过合理地利用税法中这些漏洞与空白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纳税人的这种行为，在性质上说是合法的，是纳税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也在客观上使得税收征管机关认识到了现行税法的缺陷与不足，进而适时地加以修正和弥补，从而完善了国家的税收法律，为依法治税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其次，随着依法治税的深入，税收筹划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从实践看，税收筹划开展好的国家无不是那些税收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因为，税收法制的完善，对偷逃税行为查处力度的加大，将会使得纳税人偷逃税的成本加大。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必然在衡量了偷逃税的成本与收益后，放弃偷逃税，而选择利用税收筹划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由于法律体系的完善，也将使得纳税人进行筹划操作的难度加大，但是相对于偷逃税，纳税人还是会选择利用筹划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随着依法治税程度的深入，纳税人筹划的动机也将随之增大，而纳税人这种动机与行为的增多，也将反过来有利于税收法治化进程的加快。而完善的税制和规范的税收征管，是绝大多数纳税人维护权利的最好保障。

四、我国税收筹划的法律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