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乡村治理综述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 A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家用电器所带来的便捷生活。然而千瓦级以上的电器大量使用，也使农村用电需求的节节攀升。加上许多地区电力设施的落后，造成农村电压不够稳定。这不得不使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关于低电压现象的投诉日益增多，由之造成的不满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如何治理农村“低电压”，提高电能质量水平，就成了民生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当务之急，更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一环。我国之前的农网改造技术相对落后，改善电能质量水平方案和技术相对单一。

1农村低电压原因分析

1.1技术原因

在对农村“低电压”原因实地调查和研究分析后发现，高峰时段电压偏低的现象确实存在于部分农村低压地区，个别地区甚至连正常供电都难以保障。以季节划分，夏季为这种现象的高发期。这主要是因为夏季是全年用电的高峰期，负荷电流超出了平时的水平，最终导致配变重载或超载，尤其是配变负荷三相不平衡的出现。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集中使用是配变负荷达到高峰值的直接原因，因此电压不稳定的现象十分频繁。除人为用电原因外，地形狭长的农村地形和不够集中的村落分布，使部分10千伏线路的供电半径增加，造成部分线径较细的线路或负荷偏重。因此，要解决现在部分农村的“低电压”和电能质量过低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配电变压器容量不足

由于建设进度较慢，建设水平不高，我国农村的配电变压器相对城市普遍偏小。加上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导致农村配变无法适应急速提升的农村电力消耗，在越来越多的高功率电器的普遍使用中已经超负荷运作，因此农村电压过低的现象才会频繁发生。只有重新更换大容量的设备，提升其配电变压能力，才能够应对用电高峰期。

（2）三相不平衡的问题普遍存在

农村地区在装电表的时候，供电所通常缺少对三相负荷的使用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欠缺考虑。居民的两相表的安装不够严谨。同时单相农机的使用也加剧了电压降低和三相不平衡的现象。这都是在应对农村“低电压”时的需要详细考虑的问题。

（3）电路使用年限过长，导线线径小，电能效率低

我国农村建设电网的时间比较久远，再加上缺乏足够专业人员，维护工作没有到位，改造滞后。这些共同加剧了电路的老化速度，随之带来的各种损耗使农网电压极不稳定。

（4）电源点缺乏合理布局，供电半径超过适用范围

部分电源点受制于投资成本和地理条件，布局不够合理。个别地区10kV供电半径过长，造成末端电压偏低。例如，部分乡镇村居在建设时考虑不充分，缺乏长远眼光，建设过程中乱象丛生，最终导致民房过于密集，部分台区离负荷中心过远，增加了低压供电半径，引起末端电压偏低。

1.2管理原因

（1）改造难度大，用电量激增

除了技术上的难题，农村电网管理难度高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复杂的电网结构给线路架设增添了不小的困难，加上管理人员的缺乏，使得农村电网的管理建设举步维艰。农村电网管理以及“低电压”现象在电网体系中长时间得不到重视，进一步加大了农村用电的问题和隐患。与此同时，不断增多的功率电器，也加剧了农村用电供需的矛盾。

（2）缺乏有效及时的管理机制

“低电压”现象的检测标准和系统管理在我国农村迟迟未能完善，因此难以对“低电压”进行科学分析。农村急需建立系统的电网数据检测和分析制度，来使农村“低电压”现象的管理工作科学化，使治理方案的执行高效化。

2农村低电压的具体治理措施

2.1技术手段

依据农网实际状况，以改善农村低压客户的电压质量为中心，协调中低压互补，从而优化电网无功补偿能力，使电压在稳定条件下工作。然后在农村部分地区大力建设综合补偿网络，为无功优化提供技术支持。最后要对10kV线路、配电变压器低压侧进行优化补偿，确定无功补偿设备的安装位置及容量，实现线路末端电压的提升，促进电压的稳定。有如下几个方面。

（1）增大线路的导线截面，缩短低压线路供电半径

我国山岭台区的农网改造普遍落后，建设标准过低，对此可以适当减少低压线路供电半径，加长10 kV线路的长度，加大导线横截面。在这些地区进行大面积更换线路导线，同时保证导线截面大于50mm2。针对个别低压线路负荷分散、供电半径长的问题，可以采取安装低压调压设备的方法。

（2）提高设计标准，合理规划配电变压器布点

在一些山岭区及部分未进行农网改造的“低电压”台区，可以适当增加配变布点。而针对负荷较小、相对集中的山区，则采取单相变压器供电的方法。如果部分客户居住分散，难以进行电源的统一布点，就应该以低压调压器进行调压的方式来供电，从而改善“低电压”现象。

（3）在“低电压”区增设无功补偿装置

在治理农村“低电压”现象时要以改善农村低压客户端的用电质量作为中心，并根据每个地区的情况区别对待，以中低压协调的方式对电网电压进行补偿。为此，应在部分农村地区安装无功优化补偿装置，一方面，可以在感性负荷密集地区建设集中式自动无功补偿站；另一方面，还要对线路末端的电压进行调节，对供电半径超过15 km的10 kV线按需配备线路调压器。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有效提高10 kV线路末端电压质量。

2.2管理手段

（1）加强中低压配网的运行管理，增加配变的巡视次数和检查力度。对电压情况进行实时监查，及时调整配电变压器的分接头。停电检修计划的制定要与线路及配变地区结合起来，根据农村不同的季节特点做出应变。

（2）重点关注低压用户的用电需求，尽力避免三相不平衡发生。加大对低压用户报装接电的管理、充分分析营销数据，合理制定装接容量。结合营销流程，对单相用户所接相别进行清晰分类，对分相用电量进行量化分析，结合现场数据测量，对单相用户所接相别做出及时更改，最终实现对三相不平衡问题的控制。

（3）为低压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减少居民关于“低电压”问题的投诉。

可以采取建立居民联系卡机制，安排专职人员负责在居民间进行联系和回访，第一时间了解居民供电的难题，确定具体解决时间，最大程度地降低居民的不满，及时帮助用户摆脱“低电压”所造成的不便。

3结束语

电力工程是民生建设的重要部分，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低电压”问题的解决必须得到高度关注。农村用电负荷的剧增，是使得“低电压”现象在多地区反复出现的直接原因。只有坚决依照规划，从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两个方面全面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才能够促进农村电网工程改造有序进行。同时建立农村“低电压”综合治理工作的常态机制和专项工作，保障实地考察和及时回访。只有技术和管理双管齐下，才能遏制“低电压”频繁出现，优化农网供电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篇2

[中图分类号] R473.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9（b）-0149-03

颅脑损伤是致残率与致死率均相对较高的一类头部损伤，而其中又以重型颅脑损伤的致死率尤甚，可达50%左右[1]，因此早期及有效的手术治疗是改善预后的重要保证。同时临床研究显示，此类患者术后的康复阶段仍然面临较多的护理问题，而护理干预的有效程度又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疾病改善影响较大的方面，因此选取合适的护理模式是必要的前提[2]。本研究就优质护理模式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后综合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行观察，并将观察结果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3年1月于河北省兴隆县人民医院采用开颅术进行治疗的70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将70例患者遵循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5例）和观察组（35例）。对照组35例患者中，男21例，女14例，年龄20～66岁，平均（35.3±5.8）岁，受伤至就诊时间0.3～12.0 h，平均（3.2±0.5）h，损伤分类：颅内血肿伴脑挫裂伤18例，硬膜下血肿12例，其他5例；致伤原因：车祸致伤23例，锐器致伤8例，其他原因致伤4例。观察组35例患者中，男22例，女13例，年龄20～67岁，平均（35.4±5.6）岁，受伤至就诊时间0.3～12.2 h，平均（3.3±0.4）h，损伤分类：颅内血肿伴脑挫裂伤18例，硬膜下血肿11例，其他6例；致伤原因：车祸致伤24例，锐器致伤8例，其他原因致伤3例。两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个人基本资料及疾病资料数据比较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标准外伤大骨瓣开颅手术进行治疗，在手术程序及效果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术后采用常规的护理程序进行干预，即首先对患者进行密切的生命体征监测，注意摆放，避免呕吐物误吸，另外，注意引流管的护理及注意鼻饲等营养支持，对于清醒后恢复期患者则给予必要的心理疏导及康复指导。观察组则以优质护理模式进行术后的护理干预，即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原有的护理程序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扩宽，并且将护理细节进一步细致化，同时将护理监测观察进一步密集化，同时护理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问题的解决措施本身，而是延伸至其相关影响因素方面，从而达到提升整体护理质量的目的，并且注重进一步提升对患者心理需求的满足，尤其是清醒康复期患者对于各方面需求的评估结结果应纳入护理评估的范畴，并且随着患者状态的好转不仅改进护理程序与细节，使之更为契合患者的康复需求与心理需求，即整个护理过程中均实现针对性、细致化、延伸性及身心需求满足的整体平衡与协调，最终实现有效促进患者康复的目的。然后分别于护理干预前和护理干预后第2、4周采用颅脑损伤患者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after traumatic injury，QOLIBRI）量表、康奈尔医学指数（cornell medical index，CMI）量表和焦虑抑郁他评量表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

1.3 评价标准

①QOLIBRI量表是有效评估颅脑损伤患者生存质量的量表，经验证在我国临床应用中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本量表共涉及对患者的8个方面的评估，分别为总体感觉、思考能力、情绪自评、独立性、人际、消极感、身体总体状态及困扰等，本研究中将每个方面最终均换算为百分制前五项分值越高状态越好，后三项则以分值越高表明问题越严重，状态越差[3]。②CMI量表是临床中应用于住院患者评估生活状态，尤其是心理方面状态的有效量表，其在我国住院患者中的应用价值较高，其共包括195个评估问题，其包括对患者的综合生活状态及心理方面问题的评估，其中综合状态的阳性分值分界值为30分，而心理方面问题方面的阳性分界分值为10分。③焦虑抑郁他评量表是有效评估患者不良心理情绪的他评量表，其中的焦虑和抑郁方面分别评分，焦虑方面以7分以下为阴性，抑郁方面则以8分以下为阴性[4]。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5.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QOLIBRI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观察组护理干预前的QOLIBRI量表8个方面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护理干预后2周与4周时总体感觉、思考能力、情绪自评、独立性、人际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高于对照组，而消极感、身体总体状态及困扰评分则低于干预前，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他评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观察组护理干预前的焦虑抑郁他评量表焦虑、抑郁阴性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护理干预后2周与4周时阴性率则低于干预前，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他评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n（%）]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 < 0.05；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P < 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CMI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观察组护理干预前的CMI量表综合方面和心理方面评估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观察组护理干预后2周与4周时阴性率则低于干预前，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3。

3 讨论

重型颅脑损伤所导致的伤残率及病死率极高，并且疾病危急，变化急骤，患者临床预后相对较差，因此早期诊断与治疗则显示尤为重要。临床中对于本病的治疗方法种类较多，其中标准外伤大骨瓣开颅手术的效果广受认可，临床疗效相对较佳。但是研究也显示，护理对于患者术后的康复效果影响也较大，其对于患者的身心方面的改善均有着积极的临床作用。但是不同护理模式的干预效果差异也较大，因此在选择护理模式方式的重视程度也一直较高。以往的护理模式虽然能够涵盖疾病状态的需求，但是随着人们要求的提升及临床技术的发展，其已经不能有效满足患者的需求，尤其是患者心理方面的需求，而心理方面的不良波动不仅仅可造成患者的疾病的波动[5-6]，对于患者的治疗态度也产生着极为不利的作用，甚至影响到患者的治疗信心，故认为在对护理模式进行选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对患者身心双方面的干预，即综合生存质量的干预。

优质护理模式是近些年来临床应用热度较高的一类护理模式，其是应患者高质量护理要求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护理程序与细节方面更为细致，并且干预面也更广，另外在护理程序安排与细节制定方面也更注重患者的身心需求，尤其对于患者心理方面的疏导更为重视，另外，对于患者的基础生活也给予更为优质的护理[7]，因此患者在接受较佳治疗的基础上，也接受到更为细致优化的护理。

本文就优质护理模式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后综合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行观察，并将观察结果与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的效果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优质护理模式干预后的患者其QOLIBRI量表、CMI量表和焦虑抑郁他评量表评估结果均相对更好，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均得到更为有效的调整，尤其是患者的心理方面得到更大幅度的改善，而分析其优势明显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与优质护理模式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不仅仅有效遵循了原有护理模式的长处，且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提升，另外，对于患者的个性化护理问题的解决也更为细致有关，再者，此护理模式兼顾了患者的身心双方面的需求[8-9]，故护理效果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模式可有效改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后的综合生存质量，其更有利于患者的术后康复。

[参考文献]

[1] 李有娥.康复护理干预对颅脑外伤病人生活质量影响的临床研究[J].全科护理，2012，10（17）：1539-1540.

[2] 刘克彩.个性化护理对颅脑损伤患者并发症和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基层医药，2012，19（17）：2701-2702.

[3] 郗艳国，黄慧玲，周煜，等.颅脑损伤患者生活质量量表中文版本效度和信度的初步评价[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9，35（3）：141-143.

[4] 吴复琴，曹香花.重度颅脑外伤康复期患者生活质量调查及护理对策[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0，24（5）：90-91.

[5] Taha AA，Badr L，Westlake C，et al. Effect of early nutritional support on intensive care unit length of stay and neurological status at discharge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J Neurosci Nurs，2011，43（6）：291-297.

[6] 梁鼎英.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分、服药依从性的分析[J].当代医学，2009，15（33）：115-116.

[7] 隗强，孟晓静，李黎明.浅谈ICU重度颅脑损伤患者优质护理服务的人文关怀[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2，15（7）：74-75.

篇3

一、关于“城中村”的概念研究

（一）“城中村”的定义

在早期的研究中，李增军（1995）把“城中村”称为都市里的村庄，田莉（1998）把“城中村”称为都市里的乡村，敬东（1999）把“城中村”称为城市里的乡村，叫法并不统一，2000年左右逐渐统一为“城中村”。

从地域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定义，代堂平（2002）认为，从地域角度上讲，“城中村”现象是指已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地区;从社会属性的角度上讲，“城中村”现象属于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矛盾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区。

从区位和社会特征的角度定义，张建明（1998）指出，“城中村”位于城乡边缘地带，一方面具有小农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保有着乡村的某些景观;另一方面拥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

从土地利用和土地产权的角度定义，李俊夫（2004）指出：“‘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城乡接合部，被城市建成区包围或者半包围的，没有或者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庄。”

（二）“城中村”的分类

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研究者把“城中村”分成不同的类型。根据城市与村庄相交接的形态特征的划分，陈怡等（1999）将“城中村”划分为内切型、外切型、飞地相邻型、相离型、全包围型及半包围性这六种类型 ;根据“城中村”相对区位的划分，李培林（2002）将“城中村”划分为六种类型，包括处于繁华市区、处于市区周边、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李立勋（2001）把“城中村”划分为成熟型的（近中心区）、成长型的（中心区外）、初生型的（建城区外、规划区内）三种类型，李培林和李立勋根据相同的划分方式，得出不同的类型的“城中村”;根据各种因素叠加效果的划分，张建明（2003）采用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将广州市的海珠区和天河区的44个“城中村”划分为土地资源充足型、基础设施优越型、集体经济实力型三种类型;根据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李俊夫（2004）将“城中村”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尚余较多农地、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比例大致相当以及几乎没有农地;根据“城中村”社会形态的划分，李津逵（2005）将深圳市的“城中村”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本地农民的村落（城市出现之前）、本地失去耕地农民的就地集中安置区（城市建设中）、原住民面向外来低收入阶层的廉租屋区。

（三）“城中村”的特征

1.景观特征。“城中村”建筑密度太大，形成“ 贴面楼”“一线天”“ 握手楼” 等独特景观; 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绿地与体育等设施（蓝宇蕴，2001）。

2.人口特征。现在“城中村”的人口构成比较复杂，外来人口多，有相当强的异质性，不像传统的农业社区人口构成相对单一。由于本地人局限于与本地人交往，外地人局限于与自己同属一个地域的人交往，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在收人、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存在的差异，导致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交往比较少，关系淡薄（刘伟文，2003）。“城中村”人口密度高，人口规模大拥有大量的暂住人口，本地村民数量不多，暂住人口的比例甚至超过本地人口（郭艳华，2002）。

3.社会特征。“城中村”大多处在农村管理体制之下，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缺乏像城市一样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管理;人口构成相当复杂并且外来人口比较多，治安比较差（侍克善，2005）。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中村”在道路、排水、供暖供电、垃圾处理等方面并没有与市政设施干线配套，造成了基础设施不完善（张成福等，2004）。

4.经济特征。由于“城中村”缺乏农业用地，使其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城市建设征地的补偿也是城中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郭艳华，2002）。“城中村”的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房产出租、经营性劳动和分红。“城中村”的村集体有大量的土地、房产、厂房等租金收入，而每个村集体一般都会结成实行股份制经济社（刘伟文，2003）。

二、关于“城中村”的形成原因

（一）局部利益驱动

“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土地大幅升值，大部分“城中村”的村民开始不断扩建房屋，在房屋租赁市场中，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当地村民靠出租房屋获得可观的租金收入，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城中村”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吕宏芬等，2005）。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农民在房屋租金和土地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房屋租金和土地收益最大化，使得“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形成（李培林，2002）。

（二）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

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下，“城中村”是这种特殊制度下的产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包括二元的土地制度;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二元的人口管理制度，其中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城中村”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种二元体制框架中，二元土地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核心因素（张润梅，2007）。“城中村”与城市相比，在土地制度方面存在着差异，表现在仍保留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村籍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也存在差异，村籍制度的差异表现在原来的村民尽管农耕地被征用后几乎全部转为城市居民，但是仍然保留着村籍，作为强大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东，因此在经济地位上和一般市民及外来房屋租客相比有极大的差别，所以他们更愿意成为村民而不愿意成为市民（李培林，2004）。

（三）城市规划管理的滞后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管理的滞后、功能的混杂、布局的分散、房屋的乱搭乱建、重复拆迁这些问题普遍存在。管理的滞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因规划管理的力度不到位，导致违章建设递增。第二，因对村民的安置地点没有作好规划，导致村民建房凌乱布局以及重复拆迁。第三，因对村民安置建房区没有制定详细修建规划，导致村民建房区内功能复杂、布局凌乱（刘斯佳，2013）。因城市管理者在对待““城中村””治理的问题上存在认识的滞后和政策的滞后，在管理体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方面长期落后于社区发展现状，因而导致““城中村””问题的出现并恶化（张孔见，2001）。

（四）文化的限制

从信任关系的角度来看，“城中村”可以看成是传统信任关系与情结的聚居体。长期农业社会的“聚村而居”，使村落自然成为人们生存与生活难以割舍的“祖地”，与“祖地”相关的一系列习惯，既内化于人们深层的意识观念，又外化于人们的具体行动与实践，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与村落地域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生存策略”（张成福，2004）。

三、关于“城中村”的治理改造

国内的研究者普遍是根据“城中村”的总体特征提出治理改造的措施或者针对自己研究的具体的“城中村”提出对应的治理改造的思路。本文按年代顺序对国内有关于“城中村”治理改造的研究进行综述。

田莉（1998）认为，应加强村镇规划和建设管理，尽快对城市周边的村庄进行改造，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城市里的乡村”的发展，完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强化其法制观念。杜杰（1999）结合深圳市罗湖区原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例子，认为改造““城中村””应从发展决策、“城中村”内在要求、体制、文化、经济、法制、组织人事等方面入手解决“城中村”问题。

周森（2002）认为，“城中村”住房建设规划滞后，城乡两种管理体制不对轨，当前要着重解决如下三个主要问题：第一，规划要先行;第二，政策要灵活;第三，工作要务实。王素云（2003）对郑州市都市村庄进行调查提出，改革都市村庄的经济体制，重视产权制度创新是改造都市村庄的关键;以人为本，建立完善改造后居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关心都市村庄居民的切身利益;改革都市村庄的人口与城市管理体制，发展独具特色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三方面论述都市村庄的改造。

翁志超（2004）从量化资产，确权到人，实现居民按出资额分红;房产改革中的博弈;非政府力量的广泛参与三方面论述“城中村”改造的对策。廖俊平等（2005）提出将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模式，即把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合作模式与“城中村”改造工程相结合，以政府作为主导方，积极制定激励政策来引导私人机构的进入。

徐楚（2006）认为在“城中村”改造中，可持续发展原理实际操作意义重大。首先，在改造过程中，要突出规划作用，使“城中村”改造纳入城市整体和长期发展规划中来，避免在改造后又出现“二次拆迁”和新的“城中旧城”现象;其次，体现在改造中要切实保障村民的长远利益，使村集体和村民个体具备长久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最终实现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徐远明（2007）认为从“城中村”改造方式着眼，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两种：第一，整体重建型改造，即从“城中村”的整体格局到单体建筑的全面改造，从旧村向新城的整体转变，是建筑格局、建设标准、设施配套、景观建设等全方位的变革;第二，局部重建型改造，即对“城中村”整体格局不做重大调整的前提下，对局部区域、关键要素进行重点改造，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处在建成区，但不与城市总体景观形成强烈反差、布局比较合理、环境比较好的地块。

张晶（2008）运用博弈理论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村民、开发商的三方博弈过程，通过构造效用函数来分析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础上政府介入并承担改造费用，不鼓励开发商介入改造的对策建议。赵恒伯（2009）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关键点是重新划分政府组织、村社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边界。在明确各责任主体的功能边界的基础上，构想理想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意味着“城中村”改造从以单纯的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秩序走向多中心的治理秩序。从“城中村”行政事务采取行政机制进行管理，公共服务主要采用准市场机制，自治事务主要采用自治机制三方面来创新城中村改造事务治理机制。

赵晓丽（2011）认为，济源市在城中村改造中，要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鼓励探索多种改造模式;对参加改造开发的机构以及改造项目设置准入条件，实行准入制度;实行政府零收益，切实让利于民、让利于投资者的优惠政策促改造等措施。陈少牧（2012）认为，推进泉州“城中村”社区治理应按照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举措长效化的原则，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发展;第二，加快社区工作方式民主化;第三，提高社区居民保障水平;第四，提升社区管理者的素质;第五，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对文献的研究，看到关于城中村问题所取得了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在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未来解决。

第一，不同学科认为城中村的形成原因不同，即社会学认为传统的农村组织和社会网络决定城中村的形成，而经济学则强调城乡二元制度在城中村的形成中起作用，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哪个原因更加的重要，这样才能更有侧重点地处理城中村问题。

第二，大多数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立场研究城中村问题，认为城中村阻碍城市的发展，应该对其进行改造，很少人认为城中村问题被夸大，不是所有的城中村都需要改造，以后可以把研究的点从改造扩大到管理，这样有助于城中村问题更好的解决。

第三，对于国外文献的参考借鉴比较少，可以参考类似于国内城中村的问题的国外现象，如贫民窟、城市过渡地带等。

参考文献：

[1] 李增军，谢禄生.都市里的村庄现象[J].经济工作导刊，1995，（8）.

[2] 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一城市转型期的矛盾协调发展[J].城市规划汇刊，1998，（5）.

[3] 敬东.“城市里的乡村”研究报告――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中心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对策[J].城市规划，1999，（9）.

[4] 代堂平.关注“城中村”问题[J].社会，2002，（5）.

[5] 张建明.广州城中村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6] 李俊夫.城中村的改造[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7] 李钊.“城中村”改造途径的思考[J].安徽建筑，2001，（3）.

[8]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9] 陈怡，潘蜀健.广州城乡结合部管理问题及对策[J].城市问题，1999，（5）.

[10] 李立勋.广州市城中村形成及改造机制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11] 万真.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中村研究综述[J].经济管理者，2010，（16）.

[12] 李津逵.城中村的真问题[J].开放导报，2005，（3）.

[13] 蓝宇蕴.城中村：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6）.

[14] 林燕.近十年来国内“城中村”研究述评[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8，（6）.

[15] 郭艳华.论改造城中村的现实途径[J].城市发展研究，2002，（4）.

[16] 侍克善.我国城中村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7] 张成福，王丽.“城中村”现象透视[J].经济论坛，2004，（8）.

[18] 刘伟文.“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市为例[J].南方人口，2003，（18）.

[19] 周新宏.“城中村”研究综述[J].开放导报，2007，（1）.

[20] 吕宏芬，王积瑾.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05，（4）.

[21] 张润梅.试析城中村的形成原因[J].区域经济，2009，（12）.

[22] 吴迪，高鹏.“城中村”问题的国内理论研究进展[J].学术论坛，2009，（12）.

[23] 刘斯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的形成与改造探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3，（9）.

[24] 张孔见.“城中村”大透视[J].城乡建设，2001，（6）.

[25] 孙庆忠.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3）.

[26] 刘梦琴，傅晨.城中村国内研究文献评述[J].城市观察，2010，（6）.

[27] 廖海燕.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改造问题研究[J].特区经济，2010，（4）.

[28] 周森.城中村改制改造的思路和对策[J].南方经济，2002，（2）.

[29] 王素云.郑州市都市村庄改造策略之研究[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30] 翁志超.浅论“城中村”的改造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4，（10）.

[31] 廖俊平，田一淋.PPP模式与城中村改造[J].城市开发，2005，（3）.

[32] 徐楚.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论分析[J].房地产开发，2006，（10）.

篇4

[10]张朝枝，保继刚. 美国与日本世界遗产地管理案例比较与启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05（4）.

[11]Brohman J. 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3（1）.

[12]石金莲，崔越，黄先开.美国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对北京的启示[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5）.

[13]李经龙，詹染，王亚茹. 美国国家游径系统建设的经验及其启示[J]. 旅游世界・旅游发展研究，2015（2）.

[14]张鸿雁. 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篇5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15-01

前言

在农村，新型的合作型经济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从刚刚出现开始，农村合作经济就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出现了农村出现了农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相互交错的格局。在新型的农村经济格局下，如何构建农村经济的崭新模式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课题，我国各地农村也为此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一直以来对农村经济发展相当重视。然后因为农村资源相对较少，交通相对来说还比较闭塞，人们的经济发展意识还比较薄弱等原因，一直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乡村工业发展缓慢，在农村几乎没有几家象样的乡镇企业，即使有几家比较有规模的生产型工厂，也是以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为主，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农业经济集约化水平低。农村的土地分别掌握在农户手中，田地也因此划分各自的单元。这种情况不利于大型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乡镇企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管理无序，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分散生产，各扫门前雪的模式不利于乡村治理，农村经济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步伐。

二、“三区联合”模式在新型农村经济中的意义综述

“三区联合”的概念，是国家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具体来说“三区联合”是一种农村经济的新型治理模式，其内涵，就是在农村的工业区、农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建立高效的联动治理的模式。以农业区的生产资料来为工业区的生产提供保障，以工业区的产品来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支持，以居住区的先进管理来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双赢发展。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在城市中很多的传统工业已近于饱和，这种过饱和的状态，除了造成了制度的环境污染之外（如雾霾天，污水），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在我国某些地方的农村中竟然出现了农田荒芜的现象。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这种形势下，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提倡在农村中建立农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构想。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合乡并镇”的举措。农民的居住区被渐渐集中，而农业区渐渐连接成片，这些都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性的发展环境，并为农村人口的高效管理提供了可行性的方向。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探索出了农村居住社区、农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工业园区统筹联动的“三区联动”，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治理模式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改变：

1、多元化治理的主体形成了

在过去，我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很简单，乡镇政府管村支部，村支部管村民。对农村经济的促进，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农村，过去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对政治方面的治理。基本不涉及乡村经济的概念。而在新型农村经济的“三区联合”模式下的治理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更加侧重于农村人口居住区的管理，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乡镇政府村支部更象一个经济管理组织。其工作重心在逐渐的向发展经济转移。

2、乡村经济的管理权利和资源配置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传统的乡村经济的管理中，政府部门对乡村的的管理权力是垂直式的管理。对境内的组织以及资源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支配权。而乡村的资源客观上却存在在水平分配的特点，这种垂直的权力架构，不利于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乡政村治”的理念。实质上削弱了，村治的效果。当前“三区联动”模式下的乡村经济管理权力有所下放。它更注重以居住区为中心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立体调动和分配。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治理机制由以往的单核心向多核心进化，强调了基础村组织在农村合作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适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更适于对境内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的综合治理。

3、着眼于农村型工业区建立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巨大的，虽然我国的农业是第一产业，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工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对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滞后现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村缺乏成型的工业区构建。新型的“三区联动”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工业区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强调。更加注重于农村经济中，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发展平衡的基础上立体管理。将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构建成一个有机经济体。

4、“三区联动”模式格外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和自由平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