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乡村治理综述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 A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家用电器所带来的便捷生活。然而千瓦级以上的电器大量使用，也使农村用电需求的节节攀升。加上许多地区电力设施的落后，造成农村电压不够稳定。这不得不使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关于低电压现象的投诉日益增多，由之造成的不满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如何治理农村“低电压”，提高电能质量水平，就成了民生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当务之急，更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一环。我国之前的农网改造技术相对落后，改善电能质量水平方案和技术相对单一。

1农村低电压原因分析

1.1技术原因

在对农村“低电压”原因实地调查和研究分析后发现，高峰时段电压偏低的现象确实存在于部分农村低压地区，个别地区甚至连正常供电都难以保障。以季节划分，夏季为这种现象的高发期。这主要是因为夏季是全年用电的高峰期，负荷电流超出了平时的水平，最终导致配变重载或超载，尤其是配变负荷三相不平衡的出现。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集中使用是配变负荷达到高峰值的直接原因，因此电压不稳定的现象十分频繁。除人为用电原因外，地形狭长的农村地形和不够集中的村落分布，使部分10千伏线路的供电半径增加，造成部分线径较细的线路或负荷偏重。因此，要解决现在部分农村的“低电压”和电能质量过低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配电变压器容量不足

由于建设进度较慢，建设水平不高，我国农村的配电变压器相对城市普遍偏小。加上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导致农村配变无法适应急速提升的农村电力消耗，在越来越多的高功率电器的普遍使用中已经超负荷运作，因此农村电压过低的现象才会频繁发生。只有重新更换大容量的设备，提升其配电变压能力，才能够应对用电高峰期。

（2）三相不平衡的问题普遍存在

农村地区在装电表的时候，供电所通常缺少对三相负荷的使用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欠缺考虑。居民的两相表的安装不够严谨。同时单相农机的使用也加剧了电压降低和三相不平衡的现象。这都是在应对农村“低电压”时的需要详细考虑的问题。

（3）电路使用年限过长，导线线径小，电能效率低

我国农村建设电网的时间比较久远，再加上缺乏足够专业人员，维护工作没有到位，改造滞后。这些共同加剧了电路的老化速度，随之带来的各种损耗使农网电压极不稳定。

（4）电源点缺乏合理布局，供电半径超过适用范围

部分电源点受制于投资成本和地理条件，布局不够合理。个别地区10kV供电半径过长，造成末端电压偏低。例如，部分乡镇村居在建设时考虑不充分，缺乏长远眼光，建设过程中乱象丛生，最终导致民房过于密集，部分台区离负荷中心过远，增加了低压供电半径，引起末端电压偏低。

1.2管理原因

（1）改造难度大，用电量激增

除了技术上的难题，农村电网管理难度高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复杂的电网结构给线路架设增添了不小的困难，加上管理人员的缺乏，使得农村电网的管理建设举步维艰。农村电网管理以及“低电压”现象在电网体系中长时间得不到重视，进一步加大了农村用电的问题和隐患。与此同时，不断增多的功率电器，也加剧了农村用电供需的矛盾。

（2）缺乏有效及时的管理机制

“低电压”现象的检测标准和系统管理在我国农村迟迟未能完善，因此难以对“低电压”进行科学分析。农村急需建立系统的电网数据检测和分析制度，来使农村“低电压”现象的管理工作科学化，使治理方案的执行高效化。

2农村低电压的具体治理措施

2.1技术手段

依据农网实际状况，以改善农村低压客户的电压质量为中心，协调中低压互补，从而优化电网无功补偿能力，使电压在稳定条件下工作。然后在农村部分地区大力建设综合补偿网络，为无功优化提供技术支持。最后要对10kV线路、配电变压器低压侧进行优化补偿，确定无功补偿设备的安装位置及容量，实现线路末端电压的提升，促进电压的稳定。有如下几个方面。

（1）增大线路的导线截面，缩短低压线路供电半径

我国山岭台区的农网改造普遍落后，建设标准过低，对此可以适当减少低压线路供电半径，加长10 kV线路的长度，加大导线横截面。在这些地区进行大面积更换线路导线，同时保证导线截面大于50mm2。针对个别低压线路负荷分散、供电半径长的问题，可以采取安装低压调压设备的方法。

（2）提高设计标准，合理规划配电变压器布点

在一些山岭区及部分未进行农网改造的“低电压”台区，可以适当增加配变布点。而针对负荷较小、相对集中的山区，则采取单相变压器供电的方法。如果部分客户居住分散，难以进行电源的统一布点，就应该以低压调压器进行调压的方式来供电，从而改善“低电压”现象。

（3）在“低电压”区增设无功补偿装置

在治理农村“低电压”现象时要以改善农村低压客户端的用电质量作为中心，并根据每个地区的情况区别对待，以中低压协调的方式对电网电压进行补偿。为此，应在部分农村地区安装无功优化补偿装置，一方面，可以在感性负荷密集地区建设集中式自动无功补偿站；另一方面，还要对线路末端的电压进行调节，对供电半径超过15 km的10 kV线按需配备线路调压器。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有效提高10 kV线路末端电压质量。

2.2管理手段

（1）加强中低压配网的运行管理，增加配变的巡视次数和检查力度。对电压情况进行实时监查，及时调整配电变压器的分接头。停电检修计划的制定要与线路及配变地区结合起来，根据农村不同的季节特点做出应变。

（2）重点关注低压用户的用电需求，尽力避免三相不平衡发生。加大对低压用户报装接电的管理、充分分析营销数据，合理制定装接容量。结合营销流程，对单相用户所接相别进行清晰分类，对分相用电量进行量化分析，结合现场数据测量，对单相用户所接相别做出及时更改，最终实现对三相不平衡问题的控制。

（3）为低压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减少居民关于“低电压”问题的投诉。

可以采取建立居民联系卡机制，安排专职人员负责在居民间进行联系和回访，第一时间了解居民供电的难题，确定具体解决时间，最大程度地降低居民的不满，及时帮助用户摆脱“低电压”所造成的不便。

3结束语

电力工程是民生建设的重要部分，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低电压”问题的解决必须得到高度关注。农村用电负荷的剧增，是使得“低电压”现象在多地区反复出现的直接原因。只有坚决依照规划，从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两个方面全面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才能够促进农村电网工程改造有序进行。同时建立农村“低电压”综合治理工作的常态机制和专项工作，保障实地考察和及时回访。只有技术和管理双管齐下，才能遏制“低电压”频繁出现，优化农网供电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篇2

[中图分类号] R473.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9（b）-0149-03

颅脑损伤是致残率与致死率均相对较高的一类头部损伤，而其中又以重型颅脑损伤的致死率尤甚，可达50%左右[1]，因此早期及有效的手术治疗是改善预后的重要保证。同时临床研究显示，此类患者术后的康复阶段仍然面临较多的护理问题，而护理干预的有效程度又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疾病改善影响较大的方面，因此选取合适的护理模式是必要的前提[2]。本研究就优质护理模式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后综合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行观察，并将观察结果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3年1月于河北省兴隆县人民医院采用开颅术进行治疗的70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将70例患者遵循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5例）和观察组（35例）。对照组35例患者中，男21例，女14例，年龄20～66岁，平均（35.3±5.8）岁，受伤至就诊时间0.3～12.0 h，平均（3.2±0.5）h，损伤分类：颅内血肿伴脑挫裂伤18例，硬膜下血肿12例，其他5例；致伤原因：车祸致伤23例，锐器致伤8例，其他原因致伤4例。观察组35例患者中，男22例，女13例，年龄20～67岁，平均（35.4±5.6）岁，受伤至就诊时间0.3～12.2 h，平均（3.3±0.4）h，损伤分类：颅内血肿伴脑挫裂伤18例，硬膜下血肿11例，其他6例；致伤原因：车祸致伤24例，锐器致伤8例，其他原因致伤3例。两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个人基本资料及疾病资料数据比较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标准外伤大骨瓣开颅手术进行治疗，在手术程序及效果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术后采用常规的护理程序进行干预，即首先对患者进行密切的生命体征监测，注意摆放，避免呕吐物误吸，另外，注意引流管的护理及注意鼻饲等营养支持，对于清醒后恢复期患者则给予必要的心理疏导及康复指导。观察组则以优质护理模式进行术后的护理干预，即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原有的护理程序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扩宽，并且将护理细节进一步细致化，同时将护理监测观察进一步密集化，同时护理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问题的解决措施本身，而是延伸至其相关影响因素方面，从而达到提升整体护理质量的目的，并且注重进一步提升对患者心理需求的满足，尤其是清醒康复期患者对于各方面需求的评估结结果应纳入护理评估的范畴，并且随着患者状态的好转不仅改进护理程序与细节，使之更为契合患者的康复需求与心理需求，即整个护理过程中均实现针对性、细致化、延伸性及身心需求满足的整体平衡与协调，最终实现有效促进患者康复的目的。然后分别于护理干预前和护理干预后第2、4周采用颅脑损伤患者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after traumatic injury，QOLIBRI）量表、康奈尔医学指数（cornell medical index，CMI）量表和焦虑抑郁他评量表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

1.3 评价标准

①QOLIBRI量表是有效评估颅脑损伤患者生存质量的量表，经验证在我国临床应用中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本量表共涉及对患者的8个方面的评估，分别为总体感觉、思考能力、情绪自评、独立性、人际、消极感、身体总体状态及困扰等，本研究中将每个方面最终均换算为百分制前五项分值越高状态越好，后三项则以分值越高表明问题越严重，状态越差[3]。②CMI量表是临床中应用于住院患者评估生活状态，尤其是心理方面状态的有效量表，其在我国住院患者中的应用价值较高，其共包括195个评估问题，其包括对患者的综合生活状态及心理方面问题的评估，其中综合状态的阳性分值分界值为30分，而心理方面问题方面的阳性分界分值为10分。③焦虑抑郁他评量表是有效评估患者不良心理情绪的他评量表，其中的焦虑和抑郁方面分别评分，焦虑方面以7分以下为阴性，抑郁方面则以8分以下为阴性[4]。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5.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QOLIBRI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观察组护理干预前的QOLIBRI量表8个方面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护理干预后2周与4周时总体感觉、思考能力、情绪自评、独立性、人际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高于对照组，而消极感、身体总体状态及困扰评分则低于干预前，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他评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观察组护理干预前的焦虑抑郁他评量表焦虑、抑郁阴性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护理干预后2周与4周时阴性率则低于干预前，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他评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n（%）]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 < 0.05；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P < 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CMI量表评估结果比较

观察组护理干预前的CMI量表综合方面和心理方面评估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观察组护理干预后2周与4周时阴性率则低于干预前，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3。

3 讨论

重型颅脑损伤所导致的伤残率及病死率极高，并且疾病危急，变化急骤，患者临床预后相对较差，因此早期诊断与治疗则显示尤为重要。临床中对于本病的治疗方法种类较多，其中标准外伤大骨瓣开颅手术的效果广受认可，临床疗效相对较佳。但是研究也显示，护理对于患者术后的康复效果影响也较大，其对于患者的身心方面的改善均有着积极的临床作用。但是不同护理模式的干预效果差异也较大，因此在选择护理模式方式的重视程度也一直较高。以往的护理模式虽然能够涵盖疾病状态的需求，但是随着人们要求的提升及临床技术的发展，其已经不能有效满足患者的需求，尤其是患者心理方面的需求，而心理方面的不良波动不仅仅可造成患者的疾病的波动[5-6]，对于患者的治疗态度也产生着极为不利的作用，甚至影响到患者的治疗信心，故认为在对护理模式进行选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对患者身心双方面的干预，即综合生存质量的干预。

优质护理模式是近些年来临床应用热度较高的一类护理模式，其是应患者高质量护理要求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护理程序与细节方面更为细致，并且干预面也更广，另外在护理程序安排与细节制定方面也更注重患者的身心需求，尤其对于患者心理方面的疏导更为重视，另外，对于患者的基础生活也给予更为优质的护理[7]，因此患者在接受较佳治疗的基础上，也接受到更为细致优化的护理。

本文就优质护理模式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后综合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行观察，并将观察结果与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的效果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优质护理模式干预后的患者其QOLIBRI量表、CMI量表和焦虑抑郁他评量表评估结果均相对更好，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均得到更为有效的调整，尤其是患者的心理方面得到更大幅度的改善，而分析其优势明显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与优质护理模式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不仅仅有效遵循了原有护理模式的长处，且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提升，另外，对于患者的个性化护理问题的解决也更为细致有关，再者，此护理模式兼顾了患者的身心双方面的需求[8-9]，故护理效果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模式可有效改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开颅术后的综合生存质量，其更有利于患者的术后康复。

[参考文献]

[1] 李有娥.康复护理干预对颅脑外伤病人生活质量影响的临床研究[J].全科护理，2012，10（17）：1539-1540.

[2] 刘克彩.个性化护理对颅脑损伤患者并发症和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基层医药，2012，19（17）：2701-2702.

[3] 郗艳国，黄慧玲，周煜，等.颅脑损伤患者生活质量量表中文版本效度和信度的初步评价[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9，35（3）：141-143.

[4] 吴复琴，曹香花.重度颅脑外伤康复期患者生活质量调查及护理对策[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0，24（5）：90-91.

[5] Taha AA，Badr L，Westlake C，et al. Effect of early nutritional support on intensive care unit length of stay and neurological status at discharge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J Neurosci Nurs，2011，43（6）：291-297.

[6] 梁鼎英.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分、服药依从性的分析[J].当代医学，2009，15（33）：115-116.

[7] 隗强，孟晓静，李黎明.浅谈ICU重度颅脑损伤患者优质护理服务的人文关怀[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2，15（7）：74-75.

篇3

一、关于“城中村”的概念研究

（一）“城中村”的定义

在早期的研究中，李增军（1995）把“城中村”称为都市里的村庄，田莉（1998）把“城中村”称为都市里的乡村，敬东（1999）把“城中村”称为城市里的乡村，叫法并不统一，2000年左右逐渐统一为“城中村”。

从地域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定义，代堂平（2002）认为，从地域角度上讲，“城中村”现象是指已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地区;从社会属性的角度上讲，“城中村”现象属于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矛盾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区。

从区位和社会特征的角度定义，张建明（1998）指出，“城中村”位于城乡边缘地带，一方面具有小农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保有着乡村的某些景观;另一方面拥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

从土地利用和土地产权的角度定义，李俊夫（2004）指出：“‘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城乡接合部，被城市建成区包围或者半包围的，没有或者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庄。”

（二）“城中村”的分类

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研究者把“城中村”分成不同的类型。根据城市与村庄相交接的形态特征的划分，陈怡等（1999）将“城中村”划分为内切型、外切型、飞地相邻型、相离型、全包围型及半包围性这六种类型 ;根据“城中村”相对区位的划分，李培林（2002）将“城中村”划分为六种类型，包括处于繁华市区、处于市区周边、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李立勋（2001）把“城中村”划分为成熟型的（近中心区）、成长型的（中心区外）、初生型的（建城区外、规划区内）三种类型，李培林和李立勋根据相同的划分方式，得出不同的类型的“城中村”;根据各种因素叠加效果的划分，张建明（2003）采用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将广州市的海珠区和天河区的44个“城中村”划分为土地资源充足型、基础设施优越型、集体经济实力型三种类型;根据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李俊夫（2004）将“城中村”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尚余较多农地、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比例大致相当以及几乎没有农地;根据“城中村”社会形态的划分，李津逵（2005）将深圳市的“城中村”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本地农民的村落（城市出现之前）、本地失去耕地农民的就地集中安置区（城市建设中）、原住民面向外来低收入阶层的廉租屋区。

（三）“城中村”的特征

1.景观特征。“城中村”建筑密度太大，形成“ 贴面楼”“一线天”“ 握手楼” 等独特景观; 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绿地与体育等设施（蓝宇蕴，2001）。

2.人口特征。现在“城中村”的人口构成比较复杂，外来人口多，有相当强的异质性，不像传统的农业社区人口构成相对单一。由于本地人局限于与本地人交往，外地人局限于与自己同属一个地域的人交往，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在收人、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存在的差异，导致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交往比较少，关系淡薄（刘伟文，2003）。“城中村”人口密度高，人口规模大拥有大量的暂住人口，本地村民数量不多，暂住人口的比例甚至超过本地人口（郭艳华，2002）。

3.社会特征。“城中村”大多处在农村管理体制之下，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缺乏像城市一样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管理;人口构成相当复杂并且外来人口比较多，治安比较差（侍克善，2005）。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中村”在道路、排水、供暖供电、垃圾处理等方面并没有与市政设施干线配套，造成了基础设施不完善（张成福等，2004）。

4.经济特征。由于“城中村”缺乏农业用地，使其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城市建设征地的补偿也是城中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郭艳华，2002）。“城中村”的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房产出租、经营性劳动和分红。“城中村”的村集体有大量的土地、房产、厂房等租金收入，而每个村集体一般都会结成实行股份制经济社（刘伟文，2003）。

二、关于“城中村”的形成原因

（一）局部利益驱动

“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土地大幅升值，大部分“城中村”的村民开始不断扩建房屋，在房屋租赁市场中，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当地村民靠出租房屋获得可观的租金收入，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城中村”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吕宏芬等，2005）。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农民在房屋租金和土地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房屋租金和土地收益最大化，使得“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形成（李培林，2002）。

（二）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

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下，“城中村”是这种特殊制度下的产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包括二元的土地制度;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二元的人口管理制度，其中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城中村”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种二元体制框架中，二元土地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核心因素（张润梅，2007）。“城中村”与城市相比，在土地制度方面存在着差异，表现在仍保留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村籍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也存在差异，村籍制度的差异表现在原来的村民尽管农耕地被征用后几乎全部转为城市居民，但是仍然保留着村籍，作为强大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东，因此在经济地位上和一般市民及外来房屋租客相比有极大的差别，所以他们更愿意成为村民而不愿意成为市民（李培林，2004）。

（三）城市规划管理的滞后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管理的滞后、功能的混杂、布局的分散、房屋的乱搭乱建、重复拆迁这些问题普遍存在。管理的滞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因规划管理的力度不到位，导致违章建设递增。第二，因对村民的安置地点没有作好规划，导致村民建房凌乱布局以及重复拆迁。第三，因对村民安置建房区没有制定详细修建规划，导致村民建房区内功能复杂、布局凌乱（刘斯佳，2013）。因城市管理者在对待““城中村””治理的问题上存在认识的滞后和政策的滞后，在管理体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方面长期落后于社区发展现状，因而导致““城中村””问题的出现并恶化（张孔见，2001）。

（四）文化的限制

从信任关系的角度来看，“城中村”可以看成是传统信任关系与情结的聚居体。长期农业社会的“聚村而居”，使村落自然成为人们生存与生活难以割舍的“祖地”，与“祖地”相关的一系列习惯，既内化于人们深层的意识观念，又外化于人们的具体行动与实践，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与村落地域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生存策略”（张成福，2004）。

三、关于“城中村”的治理改造

国内的研究者普遍是根据“城中村”的总体特征提出治理改造的措施或者针对自己研究的具体的“城中村”提出对应的治理改造的思路。本文按年代顺序对国内有关于“城中村”治理改造的研究进行综述。

田莉（1998）认为，应加强村镇规划和建设管理，尽快对城市周边的村庄进行改造，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城市里的乡村”的发展，完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强化其法制观念。杜杰（1999）结合深圳市罗湖区原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例子，认为改造““城中村””应从发展决策、“城中村”内在要求、体制、文化、经济、法制、组织人事等方面入手解决“城中村”问题。

周森（2002）认为，“城中村”住房建设规划滞后，城乡两种管理体制不对轨，当前要着重解决如下三个主要问题：第一，规划要先行;第二，政策要灵活;第三，工作要务实。王素云（2003）对郑州市都市村庄进行调查提出，改革都市村庄的经济体制，重视产权制度创新是改造都市村庄的关键;以人为本，建立完善改造后居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关心都市村庄居民的切身利益;改革都市村庄的人口与城市管理体制，发展独具特色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三方面论述都市村庄的改造。

翁志超（2004）从量化资产，确权到人，实现居民按出资额分红;房产改革中的博弈;非政府力量的广泛参与三方面论述“城中村”改造的对策。廖俊平等（2005）提出将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模式，即把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合作模式与“城中村”改造工程相结合，以政府作为主导方，积极制定激励政策来引导私人机构的进入。

徐楚（2006）认为在“城中村”改造中，可持续发展原理实际操作意义重大。首先，在改造过程中，要突出规划作用，使“城中村”改造纳入城市整体和长期发展规划中来，避免在改造后又出现“二次拆迁”和新的“城中旧城”现象;其次，体现在改造中要切实保障村民的长远利益，使村集体和村民个体具备长久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最终实现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徐远明（2007）认为从“城中村”改造方式着眼，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两种：第一，整体重建型改造，即从“城中村”的整体格局到单体建筑的全面改造，从旧村向新城的整体转变，是建筑格局、建设标准、设施配套、景观建设等全方位的变革;第二，局部重建型改造，即对“城中村”整体格局不做重大调整的前提下，对局部区域、关键要素进行重点改造，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处在建成区，但不与城市总体景观形成强烈反差、布局比较合理、环境比较好的地块。

张晶（2008）运用博弈理论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村民、开发商的三方博弈过程，通过构造效用函数来分析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础上政府介入并承担改造费用，不鼓励开发商介入改造的对策建议。赵恒伯（2009）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关键点是重新划分政府组织、村社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边界。在明确各责任主体的功能边界的基础上，构想理想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意味着“城中村”改造从以单纯的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秩序走向多中心的治理秩序。从“城中村”行政事务采取行政机制进行管理，公共服务主要采用准市场机制，自治事务主要采用自治机制三方面来创新城中村改造事务治理机制。

赵晓丽（2011）认为，济源市在城中村改造中，要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鼓励探索多种改造模式;对参加改造开发的机构以及改造项目设置准入条件，实行准入制度;实行政府零收益，切实让利于民、让利于投资者的优惠政策促改造等措施。陈少牧（2012）认为，推进泉州“城中村”社区治理应按照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举措长效化的原则，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发展;第二，加快社区工作方式民主化;第三，提高社区居民保障水平;第四，提升社区管理者的素质;第五，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对文献的研究，看到关于城中村问题所取得了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在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未来解决。

第一，不同学科认为城中村的形成原因不同，即社会学认为传统的农村组织和社会网络决定城中村的形成，而经济学则强调城乡二元制度在城中村的形成中起作用，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哪个原因更加的重要，这样才能更有侧重点地处理城中村问题。

第二，大多数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立场研究城中村问题，认为城中村阻碍城市的发展，应该对其进行改造，很少人认为城中村问题被夸大，不是所有的城中村都需要改造，以后可以把研究的点从改造扩大到管理，这样有助于城中村问题更好的解决。

第三，对于国外文献的参考借鉴比较少，可以参考类似于国内城中村的问题的国外现象，如贫民窟、城市过渡地带等。

参考文献：

[1] 李增军，谢禄生.都市里的村庄现象[J].经济工作导刊，1995，（8）.

[2] 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一城市转型期的矛盾协调发展[J].城市规划汇刊，1998，（5）.

[3] 敬东.“城市里的乡村”研究报告――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中心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对策[J].城市规划，1999，（9）.

[4] 代堂平.关注“城中村”问题[J].社会，2002，（5）.

[5] 张建明.广州城中村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6] 李俊夫.城中村的改造[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7] 李钊.“城中村”改造途径的思考[J].安徽建筑，2001，（3）.

[8]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9] 陈怡，潘蜀健.广州城乡结合部管理问题及对策[J].城市问题，1999，（5）.

[10] 李立勋.广州市城中村形成及改造机制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11] 万真.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中村研究综述[J].经济管理者，2010，（16）.

[12] 李津逵.城中村的真问题[J].开放导报，2005，（3）.

[13] 蓝宇蕴.城中村：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6）.

[14] 林燕.近十年来国内“城中村”研究述评[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8，（6）.

[15] 郭艳华.论改造城中村的现实途径[J].城市发展研究，2002，（4）.

[16] 侍克善.我国城中村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7] 张成福，王丽.“城中村”现象透视[J].经济论坛，2004，（8）.

[18] 刘伟文.“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市为例[J].南方人口，2003，（18）.

[19] 周新宏.“城中村”研究综述[J].开放导报，2007，（1）.

[20] 吕宏芬，王积瑾.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05，（4）.

[21] 张润梅.试析城中村的形成原因[J].区域经济，2009，（12）.

[22] 吴迪，高鹏.“城中村”问题的国内理论研究进展[J].学术论坛，2009，（12）.

[23] 刘斯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的形成与改造探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3，（9）.

[24] 张孔见.“城中村”大透视[J].城乡建设，2001，（6）.

[25] 孙庆忠.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3）.

[26] 刘梦琴，傅晨.城中村国内研究文献评述[J].城市观察，2010，（6）.

[27] 廖海燕.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改造问题研究[J].特区经济，2010，（4）.

[28] 周森.城中村改制改造的思路和对策[J].南方经济，2002，（2）.

[29] 王素云.郑州市都市村庄改造策略之研究[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30] 翁志超.浅论“城中村”的改造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4，（10）.

[31] 廖俊平，田一淋.PPP模式与城中村改造[J].城市开发，2005，（3）.

[32] 徐楚.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论分析[J].房地产开发，2006，（10）.

篇4

[10]张朝枝，保继刚. 美国与日本世界遗产地管理案例比较与启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05（4）.

[11]Brohman J. 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3（1）.

[12]石金莲，崔越，黄先开.美国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对北京的启示[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5）.

[13]李经龙，詹染，王亚茹. 美国国家游径系统建设的经验及其启示[J]. 旅游世界・旅游发展研究，2015（2）.

[14]张鸿雁. 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篇5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15-01

前言

在农村，新型的合作型经济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从刚刚出现开始，农村合作经济就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出现了农村出现了农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相互交错的格局。在新型的农村经济格局下，如何构建农村经济的崭新模式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课题，我国各地农村也为此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一直以来对农村经济发展相当重视。然后因为农村资源相对较少，交通相对来说还比较闭塞，人们的经济发展意识还比较薄弱等原因，一直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乡村工业发展缓慢，在农村几乎没有几家象样的乡镇企业，即使有几家比较有规模的生产型工厂，也是以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为主，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农业经济集约化水平低。农村的土地分别掌握在农户手中，田地也因此划分各自的单元。这种情况不利于大型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乡镇企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管理无序，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分散生产，各扫门前雪的模式不利于乡村治理，农村经济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步伐。

二、“三区联合”模式在新型农村经济中的意义综述

“三区联合”的概念，是国家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具体来说“三区联合”是一种农村经济的新型治理模式，其内涵，就是在农村的工业区、农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建立高效的联动治理的模式。以农业区的生产资料来为工业区的生产提供保障，以工业区的产品来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支持，以居住区的先进管理来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双赢发展。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在城市中很多的传统工业已近于饱和，这种过饱和的状态，除了造成了制度的环境污染之外（如雾霾天，污水），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在我国某些地方的农村中竟然出现了农田荒芜的现象。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这种形势下，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提倡在农村中建立农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构想。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合乡并镇”的举措。农民的居住区被渐渐集中，而农业区渐渐连接成片，这些都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性的发展环境，并为农村人口的高效管理提供了可行性的方向。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探索出了农村居住社区、农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工业园区统筹联动的“三区联动”，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治理模式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改变：

1、多元化治理的主体形成了

在过去，我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很简单，乡镇政府管村支部，村支部管村民。对农村经济的促进，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农村，过去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对政治方面的治理。基本不涉及乡村经济的概念。而在新型农村经济的“三区联合”模式下的治理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更加侧重于农村人口居住区的管理，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乡镇政府村支部更象一个经济管理组织。其工作重心在逐渐的向发展经济转移。

2、乡村经济的管理权利和资源配置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传统的乡村经济的管理中，政府部门对乡村的的管理权力是垂直式的管理。对境内的组织以及资源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支配权。而乡村的资源客观上却存在在水平分配的特点，这种垂直的权力架构，不利于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乡政村治”的理念。实质上削弱了，村治的效果。当前“三区联动”模式下的乡村经济管理权力有所下放。它更注重以居住区为中心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立体调动和分配。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治理机制由以往的单核心向多核心进化，强调了基础村组织在农村合作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适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更适于对境内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的综合治理。

3、着眼于农村型工业区建立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巨大的，虽然我国的农业是第一产业，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工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对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滞后现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村缺乏成型的工业区构建。新型的“三区联动”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工业区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强调。更加注重于农村经济中，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发展平衡的基础上立体管理。将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构建成一个有机经济体。

4、“三区联动”模式格外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和自由平等的原则

篇6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旅游活动场所，以乡村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文化风情等为旅游资源，以满足旅游者各种旅游需求的生态旅游形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就是让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来，把全体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管理、监督以及受益的主体。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近年来，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从论文的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意义和内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看，不断结合多学科进行研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多样化。

一.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研究内容

（一）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意义内容方面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分析了参与式乡村旅游的经济学意义，认为社区全面参与旅游开发，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1]。方文华，王力峰（2008）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利，还可以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王琼英（2006）构建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型，提出以表演者、决策参与者、投资者、资源环境保护者身份参与乡村旅游[3]。于笑云（2007）阐述了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指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范围应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包括规划与决策过程、利益分配、环境保护、文化维护和教育培训[4]。周丽洁（2009）认为社区参与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能促进社区自身的良性发展，要让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开发、经营与管理、利益分配和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5]。郭凌（2008）对社区参与的主体、方式和目的进行了解析并以 “决策”与“分享”两大基本因素为核心，以参与决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续的稳定性、环境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和当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显性为支撑框架来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6]。向富华（2012）认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本质是维护社区居民权利，并依据社区居民的3项基本权利，提出9种参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支撑体系由政府、村委会、企业、社区居民等4方的行动体系构成[7]。

综上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延长农民的收益期；促进社区自身经济、文化、环境的良性发展；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社区居民应该参与乡村旅游的全过程，包括经营决策、环境保护、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在结合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四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开发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和个体农庄模式[1]。廖珍杰，张丽娟（2009）按开发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不同进行分类，认为目前国内乡村旅游存在的社区参与模式主要有个体农庄模式、“农户+ 农户”模式、“公司+ 农户”模式、“公司+ 社区+ 农户”的模式、“政府+ 公司+ 农户”模式、“政府+ 公司+ 农村旅游协会+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这七种模式[8]。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分阶段模式，分为发展初期的打工式参与、发展中期的自主经营式参与和发展成熟期的监控式参与，强调社区参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9]。徐燕（2011）依据社区参与模式理论资料总结中国乡村的社区参与模式有居民自发型，动员型和互动合作型，认为总体的趋向是以居民为主导，政府合作、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支持、各种利益相关者支持配合的方向发展[10]。王敏娴（2010）在常见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基础上提出“政府+农户+NPO”模式和“政府+农户+企业+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为非营利组织，例如乡村旅游协会，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监督和协调的功能，前者模式适用于经济相对发达、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依托城镇客源的乡村社区，后者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11]。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进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创新的模式，但如何选择合适的社区参与模式，应当对当地社区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标准。

（三）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参与问题逐渐显露，学者们渐渐把目光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对策研究上。

黎平（2005）认为传统观念的抑制和相关组织与个人对其的漠视是山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障碍，并提出了几点解决思路，包括政府正确引导、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12]。彭敏，付华（2007）分析了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状况极不平衡和初级特征明显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认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内涵，大力提倡社区参与.扩大专题交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在把握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这几点建议[13]。方文华，王力峰（2008）指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机制不健全、乡村旅游管理体制不畅，提出对居民进行相关旅游知识培训，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村民利益[2]。陈丽华、董恒年（2008）分析了贫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思路，包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以及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障碍基础上提出了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措施[15]。樊忠涛（2010）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参与渠道单一、参与层次低以及不规范参与等问题，并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创新机制[16]。张文磊（2012）认为经济利益分配是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选取了3个较为成功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典型案例，对它们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比较，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原则和架构[17]。

（四）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证研究

保继刚、孙九霞（2003）对阳朔遇龙河风景区规划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要给居民提供参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等建议[18]。梁军、郑硕飞（2008）对井陉县于家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意向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大多数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有较全面和客观认识，愿意为当地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于家村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措施[19]。何喜刚，高亚芳（2009）分析了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可行性，并根据发展现状归纳出甘肃乡村旅游4大主要社区参与类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镇型、景区覆盖型、交通节点型[20]。明跃玲（2010）调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该地社区成员参与积极性高，参与程度低的现状，认为应通过更新传统观念、 发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等方式培养社区成员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意识[21]。周杰、陈志永（2012）对贵州出现的三类典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龙模式和西江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要村民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过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岛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23]。陈岚雪，唐雪琼（2012）阐述了咪依噜风情谷社区参与的主体、内容以及模式，并提出从引导机制、决策机制、利益保障机制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彝族社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24]。

二.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不断引入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调查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该地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评价[25]。笪玲、张述林（2009）以重庆市近郊乡村的璧山县为例，运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特点，并提出该类区域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26]。代则光，洪名勇（2009）认为旅游者、开发商、社区居民、政府是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社区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协调、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而进行社会建制的过程，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社区居民与政府、开发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运用产权理论的相关原，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产权主体不明确、 产权边界模糊、 价值衡量不准确、 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分，并提出相应对策[28]。杜宗斌、苏勤（201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乡村旅游地为例，运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29]。曹兴平（2012）将文化绘图工具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认为文化绘图有利于组织整合嵌入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可有效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30]。时少华（2012）从“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3层权力结构分析工具出发，分析景区并购事件中主体权利运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冲突疏解的路径是经济分化程度与社区记忆的提升[31]。

三.结论与建议

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并日渐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阐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意义，探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内容等理论问题，近几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并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并出现了许多实证研究，引入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不断增多。但与国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应加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促进方法和理论的进步，以科学地指导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践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明确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区居民应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管理的全过程中，而在实践中，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问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应加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分析。

参考文献：

[1]郑群明，钟林生. 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J]. 旅游学刊，2004，（4）.

[2]方文华，王力峰.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10）.

[3]王琼英.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J]. 农村经济，2006，（11）.

[4]于笑云. 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问题的探讨[J]. 贵林林业科技，2007，（2）.

[5]周丽洁.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探讨[J]. 生产力研究，2009，（21）.

[6]郭凌.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概念辨析[J]. 新疆社会科学，2008，（4）.

[7]向富华.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7）.

[8]廖珍杰，张丽娟.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学理论，2009.

[9]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 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障碍及模式研究――以西双版纳旅游地为对象. 云南省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计划基础研究项目“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管理问题研究 ――以云南旅游地为例”阶段性成果（2009ZC058M）.

[10]徐燕.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J]. 农业与技术，2011，（5）.

[11]王敏娴.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 商场现代化，2010.

[12]黎平. 试论山区旅游的社区参与[J]. 林业经济问题（双月刊），2005，（3）.

[13]彭敏，付华. 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2007，（1）.

[14] 陈丽华，董恒年. 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5]李玉新. 基于和谐发展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研究[J]. 社会科学家，2008，（8）.

[16]樊忠涛. 基于创新视角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 广西农业科学，2010，41（2）：194―196.

[17]张文磊.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机制比较与构建[J]. 特区经济，2012.

[18]保继刚，孙九霞. 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研究―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J]. 规划师论坛，2003年，（7）.

[19]梁军，郑硕飞.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的实证研究――以井陉县于家村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1）：9232―9233，9281.

[20]何喜刚，高亚芳.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研究[J]. 开发研究，2009，（6）.

[21]明跃玲. 乡村旅游与社区参与的主体意识培养――以湘西德夯苗族村寨为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2]周杰，陈志永. 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到“共同治理”――对贵州乡村旅游开发典型模式的剖析与比较[J]. 广角，2012.

[23]焦慧元. 秦皇岛市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策略研究. 2012年秦皇岛市社科联课题（课题编号：201206219）.

[24]陈岚雪，唐雪琼.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机制研究――以咪依噜风情谷为例[J]. 绿色科技，2012，（4）.

[25]汪芳，郝小斐.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评价――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J]. 旅游学刊，2008，（8）.

[26]笪玲，张述林. 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策略研究――以重庆市璧山县为例[J]. 改革与战略，2009，（6）.

[27]代则光，洪名勇.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J]. 经济与管理，2009，（11）.

[28]徐福英. 产权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研究[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5）.

[29]杜宗斌，苏勤.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J]. 旅游学刊，2011，（11）.

篇7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时期，要理解当今社会的深刻变革，首当其冲应该考察乡村社会的变迁，而要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社会关系的嬗变无疑是最基本的视角。同时，为了实现乡村社会的井然有序和和谐发展，仅仅重视基础设施和物质层面的改善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乡村社会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说，考察研究乡村社会关系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社会关系的定义

在村民的日常实践活动中，个体所能涉及到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次：村民与村民之间交往所形成的关系；村民与组织（村委会、基层政权）之间互动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村民个人所属群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韦伯认为“社会关系”是“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若干人之间相互调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为”；青井和夫将其定义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互动的模式相结合，形成一个功能性单位”；本文中“社会关系”的释义参照贺雪峰关于“村庄社会关联”的定义：“村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就构成了村庄社会关联，它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

西方学者也曾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对中国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认为村庄并非是封闭性的，总是以各种各样形式和外界发生联系；韦伯则认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自治性很高和自我防伪能力较强的村庄联合体；黄宗智认为中国的传统乡村是一个关系紧密且封闭的关系共同体，因为乡村有着高度的自给自足性；施坚雅把目光聚焦于中国乡村的乡镇集市贸易，认为中国农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并不在村庄，而在基层集市；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框架内，认为村庄共同体中农民有着社会公正和伦理道德的观念意识，并会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塞缪尔，波普金则有着跟斯科特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村庄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村民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搁置集体利益，而奉行个人利益至上原则。这就是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也即“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之争。对于中国村落共同体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日本学界有著名的“戒能―平野”之争。平野通过考察村落传统的祭祀仪式、集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等活动认为，庙就是村落共同体的表征；戒能通过考察村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认为村民和村民之间、村民和村落之间的关系非常疏散，从而否认村落共同体关系的存在。

以上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若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可取之处，但是，要真正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不应该单纯的从“经济的”或是“政治的”视角，而应该以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为核心，立足于“”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本土社会，这样才会使研究结果更具精确性和适用性。

三、本土化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就开始重视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探讨，因为了解乡村社会关系的概况和发展有利于学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乡村组织的运行和农民的行动逻辑。其中，对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视角：

（一）传统的文化和心理视角

传统的文化视角以中国儒家价值取向为基础，作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起源。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倾向，因其深刻的解释力度一直为后人引用和修正，但分析过程缺少实证数据资料的支撑和动态意识，导致对当今乡村社会关系的解释力减弱。典型的代表就是的“差序格局”论、梁漱溟的“伦理关系本位”论、林耀华的“关系均衡”论等。特别是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对乡村社会关系研究的开拓性概括，对后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孙立平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传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因为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进行分配的，而建国后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带来了‘差序格局’的变动；”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式；翟学伟的“缘、情、伦”三位一体的人际关系模式；陈俊杰、陈震提出的差序格局的“伦理、情感、利益”的三维建构等，都是对差序格局模式的补充。

（二）变迁中的结构视角

从结构视角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把整个乡村社会内部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它属于宏观或是中观层次，其中最能体现这个分析视角的是对中国家族和宗族组织的研究。宗族组织的研究假设是传统的“皇权不下乡”思想，认为整个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乡村共同体，村民们在这个共同体内可以得到情感、生产和生活上的全部满足。“乡绅阶层”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传统农村“士绅阶层”不仅是乡村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关系的调节者，是农村社会和国家政权互动的缓冲地带，孔飞力的“士绅统治”和黄宗智的“第三领域”反映的就是中国传统农村士绅的力量。

自中国社会学重振以来，农村的家族或宗族组织就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开展，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却没有随着现代因素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而式微，相反，许多学者在研究近年来的农村宗族问题时，却发现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在农村有复兴的趋势。王沪宁从功能主义视角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杨善华、刘小京从变迁的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农村宗族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贺雪峰、全志辉从社区记忆的层面分析了村庄中国家、村级政权和村民三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肖唐镖则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家族的各项功能。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随着宗族的复兴，不少学者开始挖掘农村家族在乡村治理中和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而对宗族的研究，正是探究乡村社会关系网的窗口。

（三）日渐流行的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视角

相对于文化和结构视角，运用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专门研究乡村社会的视角还比较新，研究成果也比较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集中在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不同阶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公司企业等组织的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其中，专门对农村关系进行考察的有：张文宏对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胡荣运用普特南共同体趋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并据此探讨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林聚任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的“明流”特点；也有学者研究了关系与信任在农村社会的地下“”蔓延中的运作逻辑，邓燕华通过对湖南某村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关系是地下“”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和不同的交易规则，关系信任是地下“”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

四、结语

长久以来，学者都视中国乡村为一个村落共同体，在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所做的对比分析中，共同体内亲属、乡邻和朋友的交往原则是情感、认同和依恋；而社会中成员的交往原则则为理性、功利和弱认同。显然，村民的社会关系状况深受所处的共同体结构的影响，然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村民之间的互动也在重塑和改变着乡村共同体的结构和内容。村民对原有乡村共同体的认同已经逐渐弱化，功利主义不断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情感，因此不少学者预测乡村发展的终点将是城市化，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人际交往最终将成为城市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特征在乡村的复制。然而乡村社会的某些特征，例如相近的邻里、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集体利益都是在短期内无法完全消除的，这些村庄特征仍然将日益个体化的村民联结在一起。村民仍然对乡村共同体有着最原始的认同，这可以解释，虽然村民间交往的功利性因素不断增强，但是交往中依然保有充满乡土气息的人情味。这种充满人情味人际关系的存在也就决定了村庄变革的未来绝不是简单的对城市的复制，而是带有自己独特之处的乡村秩序的重构。

参考文献

[1] 陈俊杰，陈震.“差序格局”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1998（1）.

[2] 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J].社会学研究，2003（1）.

[3] 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J].社会学研究，1994（6）.

[4] 贺雪峰.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5] 李继宏.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3（3）.

[6] 徐晓军.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J].浙江学刊，2001（4）.

[7]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5）

[8] 林聚任.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特征与问题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9）

[9]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篇8

我国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三个方案比较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价格监管问题研究

市场经济与中国公共治理转型

责任伦理、权利伦理与中西方传统财政的现代转型

以案析法兼论发票虚开定性的税收法定原则

增信模式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托融资成本的影响

中国《预算法修正案》实施的“瓶颈”和突破

“地方财政学”教学内容应考虑的几大关系

资本与能源替代及互补关系研究综述

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运行效应的整体分析

现代社会家庭养老功能的维护研究

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我国养老产业现状、前景与路径选择

政府购买老年活动室服务效果探析

基于国际经验的老年保障多元主体及其演变

促进养老服务供求均衡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政策研究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的老龄化财政政策优化研究

从减税效应看增值税的再转型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基于近年来几起重特大事故灾难的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雍正帝财政改革的限度与帝国财政转型的内因

年金计划及其EET型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分析

论社会保险权的主体: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的“人”

基于生产要素替代的上海市节能空间研究

提升干部选用公信力:政治逻辑、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推进大城市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对策与建议

政治均衡下的环境政策选择和影响

环境政策决定的诱因与环境改善的可能性

环境污染治理下的“工、商、住”共存

传播与实践环保理念的草根力量

我国省级经营性国有资产透明度调查报告

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的变化趋势、原因及建议

加强对宗教团体财产与收入的税收管理之研究

收费公路的定价机制:美国经验借鉴

大学校园停车治理方式探究——以美国大学为例

中国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空间集聚分析

“最后一公里”公交供给创新模式及其绩效评估

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抵扣链和行业税负衔接问题研究

宏观视野下的“营改增”与新一轮财税改革取向刍议

发达国家对比下日本的财政赤字与财政重建政策

论干部选任科学化、民主化与制度化的辩证统一

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中的行为研究与对策分析

篇9

内容提要：分税制改革深刻影响了政府间关系及其行为逻辑，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乡村治理逻辑和面貌。当前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项目制”的方式向下输入资源，以解决农村公共品的需要。现行关于项目制的研究，对于项目体制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缺少足够的关注，没有能够注意到项目制本身的竞争性特征及其运作，具有将国家下乡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源的环节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项目制不仅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且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意外和异化结果，滋养了不断膨胀的新乡村利益共同体，造成乡村治理内卷化。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项目体制和基层组织进行一定的改良和建设，以更好地满足国家与农民的实际需要。

关键词 ：分税制项目体制乡村治理内卷化

中图分类号：F327/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15)06-0068-08

一、导言

改革开放后，财税包干和行政分权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职能及其行为方式变迁。地方政府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促成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先前改革所造成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两个比重”极不协调，从而最终促成分税制改革出台。分税制改革进一步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使地方经济的发展面临财政收入来源的基础性约束。预算内收入空间的收紧，促使地方政府开始向非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转移，地方政府在受约束的同时却获得更大的自主性空间。由于“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和发展主义冲动，分别造成了汲取农业税费规模的加大和城市经营中的“大兴土木”。

这种实质上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强自主性的财政体制，促成了分税制后中国经济社会的继续高速发展。但这种不受约束的地方收入模式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在以农业税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由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普遍出现，越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的不断抗争和官、学、媒的积极参与，引起广泛关注。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严重影响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反倒逼”中央政府做出回应，促使了农业税费体制改革及其后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乡村治理步人后税费时代。

取消农业税及其配套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农民群体对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实现了预期的政治目标。但由于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消解行政”逻辑，不仅使基层政权背负了恶名，面临正当性危机——比如，“中央都是好人，基层都是坏人”、“上面的好经被下面的和尚念歪了”等，也导致国家政策实质性地削弱了基层政权的治权，空前地减少了基层政权的治理资源，并连带性地极大压缩了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空间。在后税费时代，那些在此之前以农业税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基层组织，顷刻间陷入空壳化的尴尬境地。这些与千家万户农民直接打交道的基层组织，在资源和行动能力上捉襟见肘，甚至连自身的运转都成问题，因而更缺乏为当地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基础条件。

为了弥补这一空缺，中央政府启动新农村建设战略，加大对基层社会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由于国家采取项目制的方式，通过部门（条条）的渠道向下输入资源，并成为启动地方土地资本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始积累。“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成为了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的生存状态和运作模式。由于其独特的比较优势和相应的支持体系，项目制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进行组织和动员的体制机制，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现象，深刻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

当前，学界对项目制的研究十分丰富，积累了大量的成果。由于涉农项目的最终对象是村庄和农民，因此，项目制必然也会对农村社会及乡村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整理既有的文献发现，尽管有所涉及、但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项目制对宏观的国家治理体制和对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的影响，而对于项目制与乡村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空间，这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也是本文的主要思考方向。

二、项目制：一个研究综述

折晓叶等认为，在国家财政制度从包税制改为分税制后，在财政收入愈加集权的体制下，资金的分配出现了依靠“条线”体制另行运作的情形，“项目”是特指中央对地方或地方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运作和管理方式。周飞舟指出，在政府间的转移资金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政府部门指定了专门用途、戴上了各种“项目”的帽子，以期严格体现资金拨付部门的意志，因此是一种“专项化”了或“项目化”了的财政资金。渠敬东认为“项目制”不仅是一种体制，也是一种能够使体制运转起来的机制，而且还可以扩展成为一种个体或组织的思维方式或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习俗。

周飞舟对农业税费改革前后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入体制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国家财税体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地方政府将有限的资金“专项化”，再通过“项目化”的方式向下供给。渠敬东(2012)认为，还应该从项目制作为一种具有治理意义的体制机制上看形成项目制的结构要件。他与周飞舟等人曾经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体现出了一种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的演变逻辑。但项目制却是要打破这种常规的行政程序和科层逻辑，实现对社会关系的生成和社会资源的动员。因此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项目制既具有科层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反科层制层面。对此，渠敬东从制度变迁的历史视野分析指出，项目制体现出一种“新双轨制”。

但渠敬东也意识到，由于项目制实际上是通过与原有的单位科层体制相互嵌套而发生作用的，因此这种双轨制改革的增量逻辑从理论上看是要在行政体制内再造一种增量。项目制能否在有效克服市场机制弊病的同时，还能够抑制原有科层体制的弊病而不至于被后者所吸纳呢？渠敬东发现：当项目制这种“新条条”试图限制“旧块块”的扩张时，不仅使部门系统本身形成了“新块块”，同时也促使“旧块块”用全新的办法迅速组建“新块块”来培植自己的领地。这段论述极具“社会学想象力”，深刻描画了项目制下政府行为变迁。陈家建研究成都市“三社互动”项目发现，作为项目主导方的温江区民政局，在推进这一项目进展时，另行组建项目工作组，并绕开政府体系内的层级管理，直接管理项目试点单位工作人员，试点社区单位反而相当于民政局的一个“派出机构”，证实了“条条的块块化”判断。

折晓叶等(2011)提出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即国家部门的“发包”机制、地方政府的“打包”机制和村庄的“抓包”机制。尽管不同主体的意图在项目制中都有所实现，但项目在实际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偏差”或“异化”。首先项目“发包”设计，科层管理和“一项目一政策”可能导致部门“特权”和对基层行政资源的“挤占”。其次由于绝大多数县（市）级政府还处于经济发展而难以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阶段，“项目”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政策合法性，因此地方政府通过积极运作项目，实现自己的意图和目标。最后“项目进村”既存在自上而下的筛选机制，也存在自下而上的争取机制，这就使那些具有能动性的村庄能够更好地接应项目，而那些能动性不足的村庄难以有效接应项目，从而造成了项目对村庄的影响表现出一种“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效果。

项目制的这些不良后果，究竟是技术失误还是价值失误？前述学者将此作为“意外后果”，属技术失误；而黄宗智等则从实践层面出发，将这种国家美好意图的异化称为“变态的后果”，即是价值失误。后者认为，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资本和村庄精英等强势主体形成的利益结盟，他们一起“共谋”吸吮了国家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的财政资源。实际上，项目运作的复杂性和中国社会的非均衡性足以使上述两种判断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依据和素材。本文接续上述讨论，研究这些“意外后果”或“变态后果”在村庄层面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以及项目体制对我国的乡村治理模式产生了什么样作用和效果。

三、财税体制变革下的乡村变迁

新世纪初，国家取消农业税，深刻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关系配置模式。与此同时，国家还进行了配套税费改革的乡村基层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拆并乡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减员分流等措施。有些地方甚至撤消了村民小组长，并采取“市场购买服务”方式，将“七站八所”等推向市场，乡村社会从此进入“后税费时代”。

（一）农村的区域差异及其分化

不同农村之间存在分化。按照农村所处的地区，可以将农村分为“发达地区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农村”。发达地区农村主要受到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市场效益好，农民的收益也比较高。但这种类型的农村所占比重较小，对整体性的农村情况不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不发达地区农村则是指发达地区农村以外的广大农村，这些农村构成了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

按照农村的贫富状况，可以将农村分为富裕村、中等村和贫困村。由于发达地区的农村基础条件比较好，一般都是富裕村。尽管在其内部也存在具体的贫富上的差异，但相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来说，由于具有先天的和结构性的优势，发达地区的农村基本上都属于富裕村的行列。而在不发达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种植结构、土地资源禀赋、社会结构及社会资源储量、农民的行动能力、村情村貌等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不同农村也出现了经济水平上的差别。那些具有行动能力而表现出超出一般农村的自主性的村庄一般属于富裕村；而那些社会结构松散，农民一盘散沙的村，则往往因为无法通过合作达成一致行动而陷入贫困。

（二）基层政府的角色

改革开放不久，发达地区乡村普遍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主要也就是指这些发达地区集体经济的崛起。自此，农业基本上不再是当地农民普遍关注的领域，非农产业构成了发达地区农村之所以发达的重要支柱。对于这样的地区，基层政权的角色和行为同样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受到广泛的关注。戴慕珍提出“地方法团主义”理论，认为财税包干制和农业非集体化是促使地方政府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洪银勇等也认为地方政府实际上扮演了市场行动者的角色。林南则将以家族亲属关系为主的地方网络（社会结构与社会资本）纳入到地方法团主义理论之中，形成了“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魏德昂则认为是行政层级影响了组织效率，财政包干体制刺激了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市场谋求经济发展。彭玉生也提出并使用定量数据检验了“村镇政府即公司”理论。杨善华等提出在市场转型中基层政府从“型政权经营者”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转变，突出基层政府的自利性特点。裴小林认为，上述研究成果都没有能够超出“市场一国家”二分法的范畴，对于乡镇企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要么强调市场作用（如戴慕珍），要么强调国家作用（如魏德昂）；其实，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影响了乡镇企业资源配置模式和效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农村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既有研究均是以发达地区乡村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变迁缺少关注。而后者恰恰是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农村类型。温铁军认为，“财政包干制”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在通过人民公社体制汲取农村剩余获得原始积累并完成基本的国家工业化之后，将地方工业化和乡村公共品的供给等任务以“甩包袱”的形式交给乡村自行承担。在“中央政府退出”以后，地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基本上都是由农民自己解决，从而造成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化。财政分权使区位优越地区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进而弱化了中央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造成了“诸侯经济”现象，危及中央基本权威和基础能力。于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应运而生。分税制改革深刻而又全面地改变了国家的财政体制和治理体制，理顺和规范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快速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汲取能力，确保了国家的基础能力和基本权威。

（三）分税制后的基层组织

“分税制”改革对中西部地区即不发达地区的县乡财政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事权与财权极不匹配，造成基层政权收入来源困难和紧张，使这些地区陷入了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也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与发达地区依靠“城市经营”获取财政收入来源不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只能通过增加农业税费的方式向农民转嫁支出压力。一方面由于基层政府和农民确实缺少资源和收益，愈加沉重的税费任务增加了汲取难度；另一方面也由于压力型体制作用，乡村两级组织很快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通过税费征缴和村庄各项建设过程中谋求私人利益，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

农民的反抗和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减负，通过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个转化机制，变成了更加沉重的税费任务和愈益严重的“三农问题”，甚至威胁到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受到中央的高度关切。最终迫使中央不得不下定决心最终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也取消了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会。基层政权不再具有向农村汲取资源的合法性，因此也不再与农民经常性地打交道。基层政权维持基本运转和发挥基本职能的经费都时常陷入困境，基层治理与管理面临严峻困境。在此时，国家启动了新农村建设战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大量的国家资源以项目的方式向下输入，于是基层政权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积极竞争项目上，使乡村关系进入到了一个全新阶段。

（四）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

农业税费改革深刻地影响了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及乡村关系。周飞舟(2006)发现，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权从过去依靠收农业税费来维持运转变为争取上级转移支付，从“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债，致使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松散而“悬浮”。在农业税费改革以前，在压力性体制下，基层政权需要村干部帮忙收取税费，且村干部的工资也主要是从农业税费中获取，此时村干部对于农民来说还具有一定的“保护型经纪”特点。但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基层政权不再需要村干部完成硬性任务，而村干部的工资来源是财政资金。村干部逐渐朝向正式或半正式化的方向转变，此时村干部对于基层政权具有了比较强的依附性，行政化更加明显，与农民关系也悬浮化和形式化。

农业税的取消深刻影响了基层政权的经济行为。对于不发达地区来说，取消农业税相当于取消了基层政权的内生经济基础。尽管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满足了基层政权运转的基本需要，但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和晋升体制，依旧给地方政府以强劲的发展经济的刺激。这时候，利用土地作为地方政府信用的载体，全国普遍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但由于不发达地区土地资本化程度本来就不高，经济活力有限，再加上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政府往往需要向资本提供极其优惠的税收政策、极其宽松的监管措施（如环保、用工等）和极其廉价的土地资源。“土地”成为推动地方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工具，城郊的土地快速地被纳入城市版图。

与此同时，基于保护耕地目的，为了贯彻基本国策，中央政府采取了偏紧的土地供给，这便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土地稀缺感，抬高了土地资源在招商引资竞争中的重要性和价值。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诱导地方政府向偏远农村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又掀起了基层政府在偏远地区开展“迁村腾地”、让“农民上楼”的运动，这项运动同样引发了重大的社会稳定问题和文化危机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这一切都是以项目制的方式推进的，从而也引起了人们对于项目制的关注和重视。

四、项目体制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村庄分化、基层政府或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变迁、以及乡村关系的变迁等等，构成了村庄治理变迁的背景。那么，项目进村究竟对村庄治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般农村不仅比不上发达地区的农村，也比不上城郊地区的富裕农村，亟需项目资金的帮助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但是，项目制本身的特点，采取“抓两头”的工作方法，使得比重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村”想要项目而不得。而那些本来没有实力承接项目资源的贫困村，则因为政治或政绩等因素而被强制性地输入了项目，“想躲也躲不掉”。而富裕村则通过私人运作不断地争取项目，而且是越争取就越有，越有就越能够争取更多。

项目制对乡村治理结构进行了重构。对于“中间村”，由于争取不到项目，使得村组干部进一步缺乏权威和正当性。农民在与其他村庄的比较中，越来越怀疑自己村庄干部的能力和威望。而对于“贫困村”，项目资源的输入改善了处境，但由于并非出于公共政策因素而是“办点”政治因素的考虑，从而导致这种项目资金的投入消解了自治，瓦解了农民自己商量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即造成所谓的“资源消解自治”。村干部的权威主要来源于外部上级政府，而不是来自于农民自下而上的认可，从而导致村组集体成为了上级政府办点的工具；一旦官僚主义发作，试点村的农民不仅可能得不到好处，反而造成极大的灾难——一这是因为贫困村本来就很脆弱，经不起折腾。

（一）项目体制与村庄公共关系的“私人化”

项目制的实践逻辑改造了村庄权威的生成和再生产。由于项目需要乡村干部精英个体积极向外争取才能够得到，其中个人努力与公共责任的边界十分模糊，很容易使项目资源的争取者获得较大的运作空间，并赋予这些资源以十分私人化的特征。

l预目公共资源的私人化。由于项目具有竞争性，在竞争过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个人禀赋。因此，一旦项目争取到手，这种本来是国家公共资源的项目，便打上了私人的烙印。普通村民往往会认为，村干部能够凭借自己的私人关系争取到国家项目，这是个人有本事的表现。农民说：“干部能够从外面弄到项目，那是干部个人有本事的表现。现在竞争项目那么激烈，干部也不容易。假若要到100万，要是能够有20万用于村庄修路和建设，那么他就是村里的大恩人了，大家会绝对地拥护他。至于其他的钱，他争取项目总要打点关系吧？而且，关键是他自己总要有点油水才会有积极性去争取这些项目吧？”公共资源被转化为私人资源，这是项目制进村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转化过程。项目进村以后，农民不认为这个资金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资金，从而对于这笔资金如何配置和使用缺乏积极性和参与热情。而这些项目资金只要有一点点落实到村庄公共建设和服务上来，便都构成了村干部对全体村民的恩惠和情谊。“有比没有好”、“残羹剩菜也是赚的”、“能带来项目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便成为了项目制下很多普通村民的共识。

2．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固化及私人化。对于那些能够争取到项目的村庄精英，由于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运作能力，使得作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其他村庄精英可能难以具备相应的社会资本和能力。正所谓“戏好唱、茬难接”——“梅兰芳在台上唱完了戏，谁还敢接着他来唱？”，一旦某个村庄精英具有超强的运作上级政府或部门给项目的能力，其潜在的村庄内部的竞争者便往往会自觉地退出村庄政治舞台。“现任干部弄到这么多的项目，他的潜在的竟争对手要想参加竞选，首先就要自己掂量掂量能不能向对手一样也争取到那样多的项目”，“没有这样的本事的人出来竞选就会闹笑话”。更巧妙的是，村庄中的绝大多数民众作为“搭便车”的既得利益者，十分支持和希望出现这样一种比较确定的村庄权力结构局面，从而能够让村庄更好地承接和落实项目。这就造成了村庄权力结构的实际上和预期上的双重固化倾向。潜在的挑战者消失的同时，也是村庄政治的被消解过程。这时，村庄里面“无政治的人”越来越多，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效能感越来越低，村庄权力高度集中在某些个别人手上——这实际上对村民自治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挑战和威胁。

3乡村两级组织间关系的私人化。由于乡镇一级并不一定在争取资源上对村庄有多少帮助，而且其自身也面临着积极争取项目以发展经济和获得政绩的压力和冲动。这时，对于那些能够跨级争取项目的村庄精英来说，为村庄争得项目的同时也意味着为乡镇干部争得了政绩。从而在具体的乡村关系中，乡镇一级反而有可能对这些村庄精英形成一种逆向的依附关系，通过感情、面子等非正式的手段拉拢村庄精英，从而不可能自上而下地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管理。因此，在项目中的村庄运作中，项目资金的私人化转化，不仅使自下而上的村民参与性大大弱化，而且造成了横向的体制外精英制约均衡被打破，同时还可能造成逆向的乡村依附关系，从而使作为项目聚焦点的精英个体的权力得到极大强化。

（二）项目体制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项目制同样也会对城郊农村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基层政府当前的主要经济行为集中在土地经营上，因此，城郊农村作为新增土地的主要来源，成为了“利益密集型地区”。利益密集型地区的首要特征是土地的增值，以及围绕着土地而进行的利益博弈。可以说，正是项目制的作用机制增大了这个利益博弈过程的复杂性。

按照折晓叶等(2011)的研究，公共项目资金首先是被县乡政府“打包”后转化为用于经济发展的建设资金，构成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始积累，并以项目提供的合法性，启动了城市土地经营这台超强机器。城郊农村是这台超强机器的对象。通过土地征收、金融、财政的循环，不断推进城市化和T业化的发展。城郊农村作为利益密集型村庄，各种不同的边缘群体都要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利益争夺，从而造成了征地拆迁矛盾的不断涌现。随着基层治权的弱化，基层政权“不出事”逻辑盛行，乡村基层政权缺乏治理这些钉子户（边缘群体）的正式资源和手段，因此转而借助于地方势力进行治理。黑社会组织等地方势力的引入，有效地解决了征地拆迁中的钉子户问题，但是却也造成了极大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且地方势力也有可能与基层官员、甚至钉子户复杂联盟，共同瓜分土地非农转用后的巨大增值收益，从而蚕食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投资和回报，造成了“新乡村利益共同体”不断发育和壮大。这种“新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出现，与一般农村中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固化一起，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项月资源的滋润下成长成为“分利集团”，最终将造成“乡村治理内卷化”。在这个新的结构里，乡村精英、村庄边缘人纷纷借此谋取私人利益，瓦解了项目政策的公共性和目标，将造成乡村治理的再次危机。

需要注意的是，与之前农业税费时期出现的“乡村利益共同体”不同，这种新的利益共同体不是向下汲取农民的资源，而是向上截留国家投向农村的资源，从而成为了一个横亘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肿瘤”。而这个肿瘤得以不断成长的原料正是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项目及其资金滞留在城市下不了乡，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到乡村打了个转，然后很快就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回流到城市、政府和资本。农民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

由于中国是一个正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要为基层和村庄承担与其财力相匹配的责任。因此，国家不可能停止或减少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进程，反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还要向农村输入更多的资源。这时候，项目资源越多，将使这个肿瘤成长得越快、越大，侵蚀国家公共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这不仅会让公共政策的执行出现执行偏差，而且还可能因为基层各种强势力量的结盟，使农民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起国家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国家投入的资源越多，合法性丧失得越快越剧烈，这将使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结构性困境。

五、结论与建议：重建下乡资源的公共性

新世纪初以来，国家采取自上而下地向乡村输入资源，主要的目标是要解决“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内在条件不足”问题。但是，这种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内在条件不足，本质上是在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因此，国家供给资源的方式，同样面临着解决基层治理的需要问题。项目制是国家财政体制变迁背景下的一种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也是一种结构性的道路选择，体现出了新形势下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体制变迁的追求和内涵。但是在实际中，项目制没有能够有效地回应这种基层治理困境及其需要。

就村庄层面来说，以项目制的方式提供农村公共品，缺乏有效的应对“委托一”问题和“监督一激励”问题这一双重困境的基础条件和制度基础。当项目在村庄门外徘徊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和部门性特点。而一旦项目进村之后，便会因为其竞争性特点而很快地转化为具有高度私人性的外来资源，排斥了普通村民、其他精村庄英和乡村基层组织的参与和监督，实质性的赋予了项目争取者个人或其利益团体极大的自主权和能动性，使得国家下乡资源或项目的公共性极大地丧失，公共目标的实现大打折扣、偏差严重。这是造成项目制在村庄范围内运作产生问题的关键环节。项目到了基层政府部门以后，应尽量避免竞争性和私人化倾向，是改善现行项目制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因此，重建下乡项目资源的村庄公共性，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针对性。笔者以为，采取“民主化的公共品供给”体制，将能够有效地避免项目资源的私人化倾向，保障项目资源在村庄的公共性和普惠性特点。

首先，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更大规模地向农村输入资源，使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人、财、物大量流失的客观背景下，通过第三只手的作用和机制优势，形成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资源的回流渠道和机制，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真正实现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

篇10

贫困县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总体水平低，加上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流动的单向度、年轻化、男性化，尤其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劳动力大多外出就业，严重削弱了贫困县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使贫困县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形成缓慢，有的贫困县农村人力资本形成在目前一段时间甚至处于停滞状态。究其原因，她们的人力资本形成缓慢是因为受到家庭、女性自我定位、职业流动差、政府投资不足、乡村干部及培训男性偏好等到诸多因素制约。

1.农村家庭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够重视

从古至今，重男轻女的思想一直是影响我国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因素，在农村尤为突出。一是因为在农村的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在体力劳动方面男性具有天然优势。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男性，女性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在有机会和能力进行教育投资的时候，首选男性，不重视女性教育投资也就成为自然。二是我国的婚居模式，是男娶女嫁，一旦成婚，女方嫁出，定居男方。在我国农村一直存在“出嫁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的观念，父母的养老主要依靠儿子、儿媳，因此，养女儿是帮别人养的，不愿在女孩子身上多投资，成为自然，成为习惯。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生男生女都一样”思想的宣传，农村家庭重男轻女思想有所改变，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贫困县农村，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能把有限的资金投资到女孩身上的仍然不多，更不可能把女孩教育投资作为重点，农村家庭对女孩，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仍然不重视。

2.农村女性自我定位制约

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积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自己的观念和自我从属定位。女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次于男孩子的地位，是几千年形成的，人们已经习惯成自然。女孩子自己通常也认可父母事事以男孩为重，认可自己的从属地位，自然不会去争取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因此，很多女性人力资本形成的机会就在自愿或不自愿的情况下丢失，人力资本水平低就成为必然。女孩子成人后，嫁入男方，把自己定位于照顾男方父母、养育孩子、承担家务琐事的角色，即便有一定资金可以进行教育或培训投资时，首先并不会考虑自己。在没有孩子的时候，第一投资顺位是丈夫；有孩子之后，孩子是独一不二的选择，当然男孩子第一，女孩第二，在还有多余资金的情况也首先投资在丈夫身上，最后才会考虑自己。也就是，在任何时候，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但是，在贫困县农村家庭资金一直都是十分紧缺的，能保证孩子接受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就不错了，因为尽管政府这些年义务教育投资力度大，各个方面都有改善，但是，对于贫困县农村家庭而言，孩子接受教育仍然是一笔投资，加上孩子接受教育的相关机会成本，对许多家庭仍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因此，大多没有宽裕的资金进行自己的知识技能培养，自然制约女性人力资本的形成。

3.繁琐的家务制约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相夫教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正是这种偏见，使得一些女性放弃了个人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生活空间早已不再局限于家庭，但这并没有改变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地位，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农村女性，无论成年与否，都是家务事的主角。要打理好一个家庭，有很多琐事要做，而且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并且还看不出对家庭建设的贡献，自己没有成就，别人也不认为家务事有多重要。农村女性在承担农活的同时，还要长年累月的承担家务活，无论是时间还是精力都严重受到影响，都极大地减少了用于提高自己知识技能的机会，即便能够有了一些机会，由于繁琐的家务，使她们无力、无心认真学习以提高自己。因此，繁琐的家务活制约了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形成。

4.乡村干部偏好男性

从普遍的情况看，中国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人数少，地位不高。尽管国家通过政策法律干预、推动农村妇女进村委会，农村村委会选举结果表明，仍有相当数量的村委会是“和尚班子”。原因在于，首先，诸多原因造成客观上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比男性低；其次，人们在进行能力评价时往往偏好于男性，同等水平下，会认为男性强于女性；第三，乡村干的工作需要较强的谈判能力和社会资源调动能力，几千年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和习惯造成女性的谈判能力和社会资源协调能力弱于男性；第四，村民在选举乡村干部是更倾向于选男性，只有个别妇女精英能够成为乡村干部，等等。这在客观上形成乡村干部偏好于男性，减少了女性在乡村管理中的参与性，女性得到的锻炼和学习机会少，外出参观机会，接触外界的机会减少，同样也减少了女性人力资本形成的机会。因此，乡村干部偏好于男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形成。

5.乡村组织培训偏好男性

由于农村的劳动生产形式，形成长期的男性主导地位，男性是主要的体力，尤其是重体力劳动者，也是各种活动决策的主导者，尽管如今大多体力强，素质较高的男性外出务工，留守劳动力中大多是女性，这种男性主导局面并没有改变，男性比女性强仍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在农村各种培训、学习机会偏好于男性。无论是哪个层次组织的学习和培训，在对培训对象的选择上，存在性别歧视，偏好于选择男性，在接受经营管理培训的人员中，女性占的比例很少，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性别差异。并且这种培训男性偏好不会引起矛盾，女性也不会认为不公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能力提高以及潜能的挖掘，也限制了女性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乡村组织培训偏好男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女性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之一。

6.职业流动相对狭窄对女性的限制

工作经验和职业变换是人力资本增加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农村女性的文化素质较低，选择工作的范围窄，人力资本增加的途径受到限制，决定了她们大多数集中在技能含量较低或先前从事过的职业中，改变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明显少于男性，使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少于男性，造成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农村女性群体不能适时转向非农业，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业劳动或者服务业的某些简单劳动。选择工作范围狭窄，流动受限制，获取工作经验和学习新知识技能的机会减少，影响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增加速度，制约其人力资本形成。从长远看，这还将影响到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非农化的转化。

7.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成本高

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的差异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可以不一致，而且同样的投资有时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并且人力资本投资属于长线投资，人力资本最初的投资要十多二十年，才能有所收益。加上本文前面提到的，由于婚居模式，女儿一旦出嫁就是别家的人，基本不承担父母的养老。因此，在父母看来投资女儿不划算，是一种支出，而不是投资；对于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由于她们不但要进行农业生产，还受到繁琐的家务、赡养公婆、抚养孩子等因素干扰，她们通常是家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因此，在时间和资金投入相同的情况下，多数女性学习效果比男性差，相对成本高，即相同的投入，收获却比男性少；受就业、择业、用人等观念影响，农村女性就业面窄，投资之后难以得到与男性一样就业机会和收益，相对而言，成本就高于男性人力资本投资。这成为制约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增加的关键因素之一。

8.政府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尽管我国实行了多年的九年义务教育，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我国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素质都有所提高，但是就农村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仍然不足，尤其是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仍然很低。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近期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女性接受九年以上教育的比例是42.3%，比男性低20.8个百分点；8.8%的女性受教育年限不足6年，比男性高21.9个百分点；女性文盲率为13.6%，比男性高9.6个百分点。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明显低。从文盲半文盲的性别构成来看，女多男少，并有增多趋势。在广大的偏远与贫困地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现象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女性人口的文化素质低，女性文盲率高，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女童失学辍学率高，青少年文盲率有不断增大之势。只有政府增加贫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尤其是关注女童教育、妇女的各种培训经费投资，才能切实提高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存量。

9.贫困

贫困是制约贫困县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形成的根本原因。因为贫困，经济不发达，才会形成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不高；因为贫困，没有资金投资社会文化建设，社会文化不发达，文明进步慢；因为贫困，资金有限，才会选择将有限的资金投资男性；因为贫困，女性才会把自己定位为从属地位，放弃许多学习机会；因为贫困，具有相对较高文化和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才会外出就业，使留守劳动力呈现女性化，加重女性工作负荷，弱化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效果；因为贫困，人力资本存量低，就业选择面才会狭窄；因为贫困，造成诸多因素不利于贫困县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形成。

总之，贫困县女性人力资本难以形成，形成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不发达。由于经济不发达诱发和形成了许多制约贫困县女性人力资本形成的制约因素，从表面看，这些因素比如家务琐事、女性自我从属定位、投资男性偏好等，似乎没有多大影响，也没有得到相关人士和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然而，在贫困县农村人力资本实际投资活动中，这些因素确实干扰和阻碍了女性人力资本的形成。笔者撰写本文，是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有关政府部门能够关注这一现实问题，消除这些制约因素，使贫困县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能够得到改善，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刘筱红.以力治理、性别偏好与女性参与——基于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地位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2.甄砚.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于宏,索志林.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分析[J].现代商业，2010（5）

4.申薇.农村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分析[J].人力资源，2011（3）

5.陆洋.中国农村女性经济参与的问题研究[J].科技致富向导.2011（6）

篇11

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依据帕森斯社会行动结构理论,任何社会行动背后都有一套支撑该行动的意义体系,理性就是赋予行动意义的能力。在西方,人们对理性有着不同的解释。而最经典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另一种是社会学家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解释。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将人看做是利益的追逐者,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追逐者,而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可以理解为手段理性和目标理性。当我们在说工具理性时,是指人在理性算计角度去促成行动,达成预期的目标,而价值理性是在终极信仰层面上而言的。当科学的信仰渐渐挤占与取代人们的,人们开始“祛魅”之时,这就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

〔2〕贺雪峰:“当代中国农村的价值之变”,未刊稿,2009。

〔3〕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载《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3月号。

〔4〕陈柏峰:《价值观变迁背景下的农民自杀问题――皖北李圩村调查》,《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5〕杨华、范方旭,《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老年人自杀》,载《开放时代》2009年5期。

〔6〕刘燕舞:《自杀秩序及其社会基础》,《现代中国研究》(日本)总第25号,2009。

〔7〕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

〔8〕王会:《传统市场与川西平原的善治》,工作论文,2008。

〔9〕王习明:《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四川罗江县井村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1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

〔11〕梁漱溟指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并将集团生活确定为三个标准,详见《中国文化要义》第65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而我们所考察的川西、南漳等地缘性村落符合这些标准。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价值理性的一个体现。

贺雪峰教授在他的《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素描》〔1〕(简称《乡村社会关键词》)提出的农民的理性化进程与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中的理性,既有韦伯所说的两个层面的理性的含义,更是对当前中国农民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变迁的本土化的解读。这种本土化的解读是和村庄内部的小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贺氏是在中国农村遭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之下来阐释农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

最近十年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的核心或关键是农村社会的快速理性化”。理性化的进程并没终结,还在快速进行。贺氏将农民理性化的表现主要概括为人际关系的理性化、人生态度的理性化、人生目标的理性化和权威的理性化四个方面。人际关系的理性化既指家庭关系的理性化,又指村庄层面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而人生态度和人生目标的理性化主要是指个人的理性化,权威的理性化是指村庄层面的理性化。因此,贺氏所提的农民的理性化其实是从个体层面,再到家庭层面,最后到村庄层面的一个横向与纵向一体,个体与整体同步进行的理性化过程。个体的理性化就是个体对于行动意义阐释的变化,而整体的理性化就表现出村落生活意义体系的变化。

一、个体理性化

――从“操心”到及时行乐

从个体层面来讲,农民的理性化主要表现为人生态度的理性化和人生目标的理性化。贺氏主要以湖北京山地区农民的生活态度为例说明了农民生活态度的理性化和实用性特点。京山地区的农民和川西平原的农民一样,不讲究面子上的竞争,而是注重生活的享受。他们没有长远的人生预期和打算,及时行乐是他们的人生态度。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导了他们的生活。因此,这里的人们更加注重的是个体的实际利益。

传统的中国农民将传宗接代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传宗接代是他们的本体性价值。正是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将“有限的个体生命加入到无限的世代延续中的努力”构成了整个人一生的内在价值基础。传宗接代的具体努力就是为子女“操心”。而在京山地区和川西平原的农民看来,男女平等。他们没有非要生一个儿子的想法。对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的追求已经让位于对个人生活享受的追求。农民的意义世界已不再是传统的传宗接代的观念,而是现代的消费主义观念与享乐。

这里的农民将科学和迷信划分得很清楚,“不信鬼,不信神,只信科学”。这里的农民认为他们是比较进步的,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是当地人的“富足而现代,开放而文明,讲求平等,相信科学”的面孔。而同时,京山人还有另一副面孔,这副面孔是在“现代性因素以压倒性优势和政治正确进入到传统中国村庄”,农村传统消失和农民本体性价值倒塌之后农民生活和村庄生活出现的各种乱象与失序。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婚丧仪式中的恶搞。“在丧事上跳脱衣舞已成为丧事仪式的一部分。”在中国虽有喜丧一说,但也不曾出现以在丧事上跳脱衣舞这样突破伦理底线的恶搞。传统的中国农村,婚事和丧事的仪式都是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仪式的每个程序和环节都有着深刻的寓意,承载着丰富的意义。也即是说,形式的背后是更为丰富的内涵。而当本该庄重与严肃的婚丧仪式中不断出现徒具低俗形式而无任何实质内容与意义的恶搞时,就说明农民价值取向已经扭曲了。借用波兹曼的话来说就是“娱乐至死”。

二、家庭关系理性化

――厚重期待向低度期待的转变

从家庭层面来讲,农民的理性化主要表现为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代际关系已被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考虑的内容。”传统意义上父母为子女的操心贯穿了他们一辈子。“操心”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在传宗接代这种内在价值的指引之下的具体行动。父母为子女操心,将生育儿子,为儿子盖房娶妻抱孙子作为自己的人生任务。在汝南农村,父母为子女的操心贯穿了父母的一生。而儿子在成家之后会与父母分家,儿子在父母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和赡养费却不及五保户的标准。当父母为子女承担了无限的责任,而子女只对父母承担有限责任时,父母在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时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个人打算。汝南的父母也开始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而在川西平原,代际关系的理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是这里的生育观念里没有必须生一个儿子的想法,二是这里的代际交换下呈现的是一种低度的平衡。所谓的低度平衡,即父母为子女操心很少,而子女为父母同样回馈很少,子代和父代相互的期待都很低。

如果这里的家庭跳出核心家庭的范畴,扩展到大家庭的层面,那么横向上的家庭关系还可以扩及兄弟关系和妯娌关系。兄弟关系和妯娌关系的理性化体现在表面的温和与实际的疏离。表面的温和是指现在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少,“大家变得客气起来”,而实际的疏离化是指这种客气的背后是兄弟关系的“淡漠”。这种淡漠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关联的弱化。

农民理性化在家庭层面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家庭对于个人的意义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是农民生活的全部,农民生命的归属和生命意义在于家庭。而在现代性的侵入之后,虽然家庭还是一个初级群体,家庭仍然承载了农民生活的意义,但已不再是全部的意义和唯一的意义,农民开始在家庭之外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川西平原的农民对茶馆和庙子的热衷就是将自己的一部分情感转移出家庭的体现。从家庭内部获得意义与满足转向从社会性活动中获得意义与满足,就是一种“社会性价值”对“本体性价值”的取代。

三、村庄理性化

――原子化状态的合作困境

从村庄层面上讲,农民的理性化还表现为村庄权威的理性化和农民在村庄层面行为的理性化。村庄权威的理性化是指村庄对权威的认同从传统的长老认同转为对被赋予公权力的有体制身份的村组干部的认同。以前村庄内部的矛盾与纠纷由族长或户长来协调,而现在都是由村干部出面协调。

农民的行为的理性化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庄不断有人迁出,村庄的社会关联度大为降低,村庄结构性力量的弱化与消失的情况下,农民的行为从包含着长远预期的考虑转变为追逐短期的利益。这种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是在没有任何道德压力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的极端追逐。传统的乡村社会有一套地方性的文化与共识,这一套地方性的文化与共识不仅约束着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它还约束着从村庄中走出去的人,在每一个从村庄中走出来的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生活在传统村庄中的人会获得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与道德感。这种历史感与道德感会让村庄中的人们对自己在村庄内的行为有长远的预期,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大冶农村的房头力量和村庄中的诸多禁忌就是村庄结构性力量和地方性共识的一种体现。这些结构性的力量和村庄禁忌所带来的传统氛围表现了农村文化的主体性。正是大冶农村文化的主体性,在面对现代性因素的侵蚀时能够有一定的抵抗与应对能力,而不至于出现像荆门地区那样,在国家力量进入村庄,彻底改变了村庄传统与文化之后,面对现代性的侵入而毫无抵抗的能力,没有地方传统与现代性因素的博弈,现代性的因素长驱直入,主导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大冶农村,村庄层面的合作很容易达成,很少有村民愿意去破坏村庄内的规则,逆村庄浪潮而行事。因为在这种结构性力量强大的村庄,个人对结构的突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村庄内部被边缘化,在舆论上和在实际上受到惩罚。正如贺氏在书中提到的,那个从村庄走出去在外做官的人在村里修路时不交钱,开车回村时村民不让他的车通行,而是将他的车推到水田里。

正是由于生活在村庄里的人有历史感与道德感,有对村庄的未来预期,村庄内部有一套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村民才不至于成为极端的利益追逐者。

大冶农村文化的主体性的特点是全国大部分农村所没有的。相反,更多的农村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微弱的地方传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回应。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之下,更多的缺少结构性力量和地方传统的村庄出现了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原子化村庄中的农民在行为上更加注重个人理性的算计,对自己的行为预期的短视性强,很难达成村庄内部的合作。因为没有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没有像大冶那样传统的文化和组织以及所内生出的一套相对有效的规约来约束和惩罚不合作者,农民眼中只有现时的利益而没有长远的预期。这即是荆门农村水利合作的困境。

农民合作是村庄建设的核心。正是通过合作,农民共同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共同创造他们生活娱乐的形式和价值”,也正是“农民在村庄中通过互动来获得生活的意义”。〔2〕114而当市场经济破坏了村庄的共同力量,村庄变得原子化之后,农民在村庄生活中获得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贺氏在书中不仅展现了农民的理性化表现,更深刻地阐释了农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他从中国现代化的阶段和现代性进入的特点分析了农村传统力量与现代性因素的博弈。同时,电视等媒体对现代性观念的传播和社会流动的加剧也为农民的快速理性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民快速理性化可能会导致村庄治理层面的危机,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村庄传统合作的困境。同时,这种快速理性化还可能导致伦理危机,京山地区老年人自杀秩序的形成正是这种伦理危机的表现。这样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四、田野的灵感与素描的笔法

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贺雪峰将中国经历的这个转变称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转变不仅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转变,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在乡村社会,这种转变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巨变的图景。《乡村社会关键词》就是以随笔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社会景象。

之所以称为“中国乡村素描”,是这本书主要是以随笔的形式呈现了江西、四川、浙江、河南、湖北、贵州、山东等农村社会景象与图貌。“素描”,一方面是展现了中国农村鲜活的经验事实与场景,另一方面又不止于对丰富的经验材料的描述,而是通过对经验内部的悖论提出尝试性的解释。这是建构能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的一种准备。

“要将农村调查随笔的写作当做战略提出来。”之所以要将写农村调查随笔上升到战略高度,这和华中乡土派2002年就提出的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是一脉相承的,更进一步说,这是对直白的文风更加具体的落实与推进。直白的文风是在对中国经验有厚重把握的基础上,在写作层面突破形式上的学术规范限制。农村调查随笔和学术论文的不同在于,它不用做“系统的综述评论”,由此去证明自己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创新。这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和功夫而用以去思考经验本身的逻辑,达致对经验的解释。这样,随笔就可以深入经验内部,就经验本身,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而不是流于对经验的表面理解。

随笔是对经验思考产生出的“顿悟”。在田野的灵感之中,在原生态的经验之上产生经验的意外。这样,随笔就是进一步建构理论的基础。随笔是对经验的原生态展现,但却不是只有粗糙的经验,而是对鲜活的经验现象中的悖论提出尝试性的解释。既然是尝试性的解释,就不是最终的结论,“提出问题最为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笔是一个开放问题、激发思考的很好方式。因此,“写作调查随笔的关键问题是要有真问题意识”。

对于如何写农村调查随笔,贺氏提出了自己的三点看法,一是要去展现研究者既有知识所解释不了的经验现象及其中的悖论,二是在对悖论做出尝试性的解释,三是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做一个扩展性的讨论。这里的现象的悖论不是经验事实本身的悖论,而是研究者既有知识解释不了的现象。

可以说,农村调查随笔的写作是一种很好的思考方式和积累方式,它能让人很快形成经验的质感。尤其是对于农村研究的初学者和农村调查的新手,这是入门的极好方法。大胆的假设与快意的写作,及时捕捉思想火花与经验灵感,可以为进一步构建理论体系奠定扎实的基础。评注释

篇12

全县现有公办学校295所，个中：完全中学8所（含职业高中1所），九年一向制学校5所，乡镇初中19所，小学265所（个中完小71所，初小189所，教育点5所），学习学校1所，非凡教育学校1所，幼儿园1所。现有在校中小学生102314人，个中：完全中学20837人，初级中学8946人，九年一向制学校8268人，小学63238人，特教69人。全县校园占地上积2849314平方米，个中：县城学校582089平方米，乡村学校2267225平方米。全县校舍面积709238平方米，个中：县城学校225391平方米，乡村学校483847平方米。全县生均占地上积27.8平方米，个中县城生均占地上积16.6平方米，乡村生均占地上积33.6平方米。全县生均校舍面积6.9平方米，个中县城生均校舍面积6.4平方米，乡村生均校舍面积7.18平方米。全县各学校无D类危房，B、C类危房有6262平方米，危房率0.89％，节制在1％以内。

二、首要工作及成果

1、具体推进危房革新工作，彻底祛除D类危房。因为我县各级各类学校基本较差，到2004岁尾，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还有校舍危房73400平方米，个中D类57300平方米，C类9500平方米，B类6600平方米，危房率高达13.87％。针对学校危房多，危房率高的近况，县教育行政部分在县委、县县政府的准确指导下，积极争夺上级有关部分的支撑，大力施行危房革新工程。2005年，施行危改项目28个，投入资金610.66万元（中心资金131万元，省级资金46万元，市级资金53万元，县财务配套380.66万元），革新危房面积16070平方米。2006年，施行危改项目14个，投入资金398.1万元（中心资金172.8万元，省级资金30万元，市级资金45.1万元，县财务配套150.2万元），革新危房13592平方米。2007年，施行危改项目14个，投入资金426.1万元（中心资金172.8万元，省级资金58万元，市级资金45.1万元，县财务配套150.2万元），革新危房面积10178平方米。年，施行危改项目15个，投入资金478.3万元（中心资金225万元，省级资金58万元，市级资金45.1万元，县财务配套150.2万元），革新危房面积9940平方米。此外,加上几年来撤除未建的17000平方米，全县已彻底消除了D类校舍危房，B、C类危房率下降至0.89％。

2、着力增强校园基本设备建立，大力改善办学前提。2004年，全县有中小学校舍54.43万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高中不足4.29平方米，初中不足5.31平方米，小学不足4.44平方米，距上级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为此，我县切实加大了对学校建立的投入力度，2005年以来，筹措了校舍建立资金5763万元，新建、改建了11.8万平方米校舍，使生均校舍面积获得了分明提拔，个中，高中进步了2.4个百分点，初中进步了7.8个百分点，小学进步了0.5个百分点，完善了教育教育基本设备建立。2005年，投入资金1115万元，新建了三中教育楼，幼儿园综合楼，四小教育楼，三里光芒教育楼，南台桥头教育楼等。2006年，投入资金868万元，用于改善基本设备，添置课桌椅69435套，维修课桌椅1770套、讲台2822张，新建茅厕81个，改水工程80个；投入1200万元新建了职高教育楼，二小教育楼，二中食堂，一小教育楼，前坊中间小学教育楼，中学教育楼等。2007年投入1100万元，新建改建了架桥中学教育楼，池溪湖田小学教育楼，五小教育楼，梅庄中学教育楼，李渡中学教育楼，三里中间小学教育楼，二塘中间小学教育楼，张公中间小学教育楼，南台中间小学教育楼等。年，以迎接省教育督导评价为契机，投入资金6200万元，用于学校基本设备建立和添置教育仪器设备，使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完成了校舍无D类危房，教育用房楼房化。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我县各级各类学校办学前提分明改善。

3、具体施行教育网点调整，着力打造“三大工程”。上世纪来，我县有各级各类学校700多所，这些学校曾为我县普及九年任务教育作出了不成磨灭的奉献，但近几年来，随着方案生育政策的施行和很多乡村人口进城务工，学校生源发作了很大转变，原有的教育网点曾经不克不及顺应情势的发展。年以来，我县依照幼儿、小学低年级就近入学，小学高年级相对集中，高中教育做大做强的准则，先后调整了400多个教育网点。结合教育网点调整，着力打造“三大工程”，一是品牌打造工程，打造了一批在全县甚至全市、全省有必然影响力的品牌学校。如全省重点中学进贤一中、全省重点建立中学进贤二中、省示范性职业高中进贤职高、省示范性幼儿园县幼儿园、县特教育校、民办西山国际学校等在省内都有必然的影响；二是新增网点工程。在县城加速建立教育网点措施，降低县城学校的成班数，在完成进贤二中搬家、民和一、二、四小扩建工程之后，现又启动了进贤一中优质高中建立项目，新建民和六小、新区九年一向制学校建立及民和五小、五垦学校扩建等工程项目。这六个新启动的建立项目竣工后，县城校园面积可扩展500多亩，校舍面积扩展10万多平方米，可添加招生15000多人；三是乡村寄宿制学校建立工程。每年布置必然的专项资金，建立5-10所乡村寄宿制学校，保证乡村“留守儿童”能遭到优越教育。

4、着力打造校园文明，不时提拔校园文明档次。一是大力整治校园情况。在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了校园“三无”工程，即校舍无危房，校园无暴露土壤，无卫死活角。本年以来，我县在彻底消除了D类危房的基本上。改换门窗6.7万平方米，校舍表里粉刷8万平方米，校内道路硬化39.6万平方米，校园绿化22万平方米，植树2万株，新建文明景点82个；二是大力营建校园文明气氛，各级各类学校遍及建立了校园文明专栏，文明墙或文明长廊等。县实行学校的传统文明教育墙，民和一小教育楼道的“民和一小教育百年剪影”等都有浓烈的校园文明气味；三是打造校园特征文明。各学校充分结合本身特点，打造校园文明特征，良多学校自行创作了具有特征的校徽、校歌、校训等。如进贤二中、四小的校徽、校歌，进贤三中的“校园之声”播送节目，民和一小的“襟怀故国、放眼世界”的浮雕等各具特征。

三、存在的首要问题

近几年来，我县的校园建立工作固然获得了很大成果，校园相貌发作了宏大转变，办学前提获得了明显改善，但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我县的校园建立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坚苦，突出显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县城学校（除职业高中外）生均占地上积和生均校舍面积都不克不及达标，成班数居高不下。县城学校当前生均校园面积小学3.3平方米，中学8.1平方米，距上级最低要求小学差11.7平方米，中学差8.7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小学2.2平方米，中学3.3平方米，距上级最低要求小学差3平方米，中学差3.1平方米。成班数小学高达83人，中学高达70人，大大超越了上级的有关规则，严厉影响教育质量。

2、有些乡村学校，特殊是地舆地位偏僻、经济不兴旺地域的学校办学前提依然较差。到当前为止，无校门学校全县仍有36个，无围墙学校29个，缺围墙学校22个，无茅厕学校21个。良多村小跑道、体育器械场地也不完全，教辅用房如图书室、实行室、音体美教室、核算机教室不完全，严厉影响了本质教育的发展。

3、乡村寄宿制学校建立速度不快。随着乡村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越来越值得我们高度注重。乡村学生需求在校寄宿的越来越多。但目前乡村寄宿制学校建立速度太慢，不克不及知足乡村学生对寄宿的需求，乡村寄宿制学校的寄宿前提较差，治理不完善问题也比拟严厉。

4、校园建立的治理有待进一步增强。一是新建、改建校舍的工程进度较慢，良多工程建立工夫过长，没有实时发扬工程的效益；二是对校园校舍的常常性维护良多学校没有详细办法，良多校舍没有获得实时的维护。

篇13

基金项目：本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立项课题：“旅游环境法律保护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旅游业的发展为视角”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为200803lx168。

作者简介：罗亚萍，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法学，讲师，华东政法大学2010-2011年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商法、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210-03

一、引言

广西的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自然资源，如桂林山水就是享誉国内外的旅游胜地。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特别是城市人口，越来约追求精神享受，把回归自然，体验乡村生活和少数民族风情，欣赏田园风光作为逃避城市紧张生活的替代。广西是农业大省,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域风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跨境旅游资源，以及历史遗迹，这些正符合了现代旅游发展趋势。因此，近些年广西的旅游得到了迅速发展，从最初的自发性的、小规模的经营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化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广，使广西的旅游业成为广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wWW.133229.CoM

乡村旅游主要依托农村的自然风光与农村人文活动等资源，以城市居民作为目标市场，满足消费者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购物等各种消费需求。该类旅游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尤为重要，由于无节制的消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严重，因此，环境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农村的环保一向投入甚少，很多地方甚至没有投入。在自然资源变得越来越紧缺，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的情况下，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目前我国关于旅游环境的法律非常欠缺。当前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是以“市场失灵”①作为理论基础的，因此相关法律法规多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规制，以期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解决环境保护的“外部性”问题。但是，由于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私利，在保护与治理环境上总显得动力不足，特别是乡镇政府，有着更为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单纯发展农业在大多数农村都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如乡镇企业就成为乡镇政府的优先选择。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发生冲突时，政府肯定会牺牲环境而选择发展经济。尽管有人建议把环境保护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可是官员们除了有谋求政绩外，更有谋求经济利益的愿望。这就是所谓“政府失灵”。现有的法律体系不能很好地满足发展旅游与环境的矛盾冲突，需要寻找新的路径解决发展乡村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和谐问题。

二、广西乡村旅游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问题

近年来，广西乡村旅游得到较好地发展，截止2009年底，广西建成常态性经营的乡村旅游点达300多个，“农家乐”500多家，创建农业旅游示范点192个，分布在广西14个市80多个县（市、区），其中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34个，广西创建的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数量排全国第9位，西部省区第2位。广西旅游局与农业、建设等部门合力打造了15条农业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了一批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目前广西主要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有以下几种:1.农家乐(渔家乐等)；2.现代农业新村；3.民俗（族）文化寨或古村落；4.集观光、体验、购物于一体的农园；5.高科技生态农业观光园；6.依托乡村名胜开展乡村旅游；7.乡村红色旅游。

虽然广西的乡村生态旅游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缺乏整体科学规划，暴露出很多问题，制约了广西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本质、内涵、资源条件和客源市场认识不足，不能够准确把握和认识自由资源，及资源的开发，也没有很好地针对目标客源进行开发。

2.宏观管理力度不够，缺乏整体规划，体现为分散、小规模无序经营。

3.基础设施较差，如交通不便，卫生条件较差等，影响乡村生态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4.旅游服务整体质量不高，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5.由于法律缺位，监管不力，规划欠缺，出现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人文环境特色弱化甚至恶化等问题。

广西已提出将旅游也作为广西的支柱产业，打造旅游大省的口号，而乡村旅游又是广西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当前已出现的问题，已对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造成阻碍作用，使乡村旅游处于较低层面的发展，而消费者对旅游服务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要解决这样的矛盾，以及上文谈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我们需要重新设计符合当今经济与环境关系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而且使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转贴于中国

中国三、构建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环境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严峻性

对于发展乡村旅游，自然资源是最为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对于乡村旅游更多地依重农村或山区自然资源。可是现实是，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几乎全部投入到城市，对农村几乎没有投入。虽然自去年起，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解决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甚至中央财政安排了10亿元的专项资金，进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促治”政策的实施，但是在具体的防治工作当中还是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目前我们的环境管理体系基本是针对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的，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适用性不强；同时由于我们在开展农村环保工作中普遍存在重工程、轻制度的现象，使得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措施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等。再加上农村地广人稀，污染太过繁杂分散，农村环境保护的机构队伍薄弱、基础能力薄弱、法规制度薄弱、管理手段薄弱、技术支持薄弱，农村环保问题严重。

（二）传统环保法律制度的弊端

在我国，在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下，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更谈不上将之作为资本来看待。长期以来，中国资源行业的发展一直是行政权力为内生变量的，包括对自然资源的配置，也大多是通过无偿的行政委授实现的。从法律上来说，自然资源只是行政管理的附属，其自身的价值或是资本属性无从谈起。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环境只是经济的一个子系统,市场机制的目标是人造资本的最大化,并以此实现经济在总量上的增长,环境要素在此仅是作为生产对象存在,市场机制对人造资本最大化的推进同时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无限扩张。由此也形成了“环境保护与市场机制天然排斥”的普遍观念。对应到旅游业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旅游开发程度越高的地方，往往自然环境，乃至人文环境破环越严重。就是由于传统理论下，自然资源等环境要素是排斥在市场之外的公共资源，没有资本化，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市场主体不愿意付出成本进行环境保护。不仅如此，由于使用自然资源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再加上监管不力，经营者往往无节制的地消耗环境。对于行政监管，由于认识上的不足等原因，也显得力不从心。

（三）环境资源资本化的转变

人类发展到今日，人类已面临着资源紧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峻环境局势。因此，有学者提出“生态经济理论”。在该理论下，宏观经济被视为一个包含内容更多，更有支撑能力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即经济只是生态经济的一个子系统，而将环境保护提到比经济发展更优越的地位。以生态规律影响和支配经济发展的进程。在生态经济的理论基础下，要求立法将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资本的基本构成，并不断提高其生产效率和通过投资扩大供给。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法律应将生态环境等资源纳入到物权理论框架中。在传统的物权理论框架中，土地和海域早已纳入物权中，对除所有权以外的他物权构建的较为完善。其他的生态旅游资源，也可以按照使用权等他物权的创设②，赋予自然资源一定的权利，按照物权制度，将这些权利市场化，通过拍卖，由经济实力强，开发最为合理者获得使用或开发的权利。旅游环境资源不再是无偿的公共资源，而成为“自然资本”。如果要获得自然资本的使用权或利用权，需要通过市场交易。

通过环境资源的资本化设计，将原来视为公共产品的自然资源等环境资源“内部化”，使环境资源的利用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一旦环境资源权利成为资本，纳入到投资者的成本之中，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或利用权的拍卖，而获得资金，专款专用与当地旅游环境的治理与保护。这样既解决了政府在环保上资金投入不足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也可以真正实现“谁使用谁治理”的原则。

转贴于中国

四、对广西乡村旅游环境保护制度框架的构建

针对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特点及所面临的与环保发生冲突的困境，基于环境资源资本化的制度设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相关法律制度：

（一）制定地方乡村旅游发展法规

目前有不少地方盲目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无序经营，没有对环境污染的评估，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与浪费。要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继续发展，应根据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制定符合旅游发展与当地自然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地方法规。法规应制定当地乡村旅游的目标和宗旨，对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手段；禁止性行为；法律责任等。在地方法规的指引下，地方各级旅游部门应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引进投资及项目开发应符合规划要求。中国

（二）旅游环境资源资本化

对于自然资源，可以根据其所有权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权利，如开发利用权，使用权等。乡村旅游所依托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有两类:国家所有权和农村集体所有权。而经营者也有两类：外来旅游企业和本地农户。将旅游环境资源资本化，就是要经营乡村旅游服务的经营者有偿使用青山、绿水等传统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资源。对于旅游企业，如果使用属于国家所有的资源，应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自然资源使用费，这个制度可以按照土地使用权的制度设计；对于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应与该地的农村集体组织签订承包协议，有偿使用。而经营者是当地农户的，由于经济能力弱，他们经营旅游也是在其传统的生活习惯基础上进行的，原则上不需要象旅游企业一样付费，但应当缴纳适当的，相当于环境保护的保证金。

（三）设置较高的进入门槛

目前广西的农村生态旅游规模化经营的不多，很多都是当地农民自行个体经营。分散式、小规模经营往往经济实力较弱，没有长远规划，比较急功近利，带有较强的“靠山吃山”的心态，很少关注环境问题。对此，应制定地方法规，规定较高的进入门槛，引进具有先进开发与管理经验的旅游经营企业进行整体性开发。这样可以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较为有效、协调的利用。地方政府在进行招标引进旅游项目时，应重点考核其对当地环境保护的措施的可行性，使环境资源合理利用及环保纳入经营企业的运营成本之中，从而达到旅游开发与环境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环保双赢的局面。

设置较高的进入门槛并非指仅投资多的旅游企业才能经营乡村旅游产业，而将当地农民排除在旅游发展之外。这里所指的高门槛，更大程度上是指对环保的贡献。对于当地农户经营旅游行为，更多的要靠行政力的约束，如收取排污费等。

（四）有效地将农村生态旅游目的地农民纳入旅游产业中

对于风光秀丽的生态旅游景区，往往也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如广西的大化县、田东县、东兰县、巴马县都是有名的贫困地区，近几年由于大力发展旅游业，当地的经济与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如果鼓励当地农民从事旅游，农民分散的、小规模可能对旅游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都不利。引进外来投资，又可能将当地农民排除在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之外，而他们还很有可能要承受因为开发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何让当地农民参与旅游业，享受到开发当地旅游资源所带来的实惠，同时又不会造成不经济、不环保的效果呢？

这需要当地政府在引进投资时，要求旅游经营者做好规划，将当地农民作为其经营的有机组成部分。双方的合作可以是多种形式的：

1．农民可以通过村委会等集体组织与经营者签订协议，以他们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作为资本入股。这要求首先将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他物权利划分成股份，并且作价，转化成资本。这种方式的合作，恰恰与上述制度设计相吻合，也是当地农民最深的参与旅游开发的一种方式。通过自然资本入股，农民成为股东，可以参与开发与经营决策，对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表决权，这也遵循了环保民主原则。

2．无论当地农民是否有自然资本入股参与，都可以加入旅游服务、甚至经营管理行业之中去。当地农民世代居住在本地，与当地资源形成天然一体，其实他们也是当地旅游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以民俗资源作为开发旅游的重点的地区，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是苗族风情，消费者除了欣赏秀美的山水风景之外，更是想要体验当地的民族风情。当地农民的生活和民俗，通过旅游企业的良性包装，呈现给消费者。而当地农民可以在保持自己的生活传统和习俗，同时又不离开家门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的生活。参与的方式有二：第一，受雇于旅游经营企业；第二，与旅游经营企业签订协议，将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项目承包给农户或农户联合体。协议中明确约定承包项目与范围，旅游经营企业统一管理，指定服务标准，由经营者就农户经营项目对消费者承担责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发民俗资源的时候，法规应做适当的引导，避免将民俗风情展示舞台化、商品化。在开发的同时，注意外来文化对当地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经营者应配合文化部门对当地的民俗文化的研究与保护。

3.对于不愿意或者没有劳动资源的农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分享利益：第一，通过所在农村集体组织所有的自然资源入股方式获得分红；第二，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按照与经营者的协议，从旅游经营者处获得补偿款。该补偿款是用于弥补因开发乡村旅游使其遭受到对原有安宁生活破环的损失或容忍。

（五）当地政府成立专门的监管组织

通过将自然资源资本化后，环境与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得以有效利用与保护，政府的环保压力大大减轻。但并不是说政府对此就可以无所作为，而是要转变职能，从执行者变为监管者，保证市场的良性、有序运行。针对农村生态旅游发展的特点，政府监管组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制定乡村旅游服务标准；2.按照相关法规，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引进旅游开发经营企业；3.监管自然资本权利交易过程；4.监管经营企业与农户的行为，如果他们有破坏环境与资源的行为，依法采取行政手段；5.对农户分散经营进行必要的组织与培训。

在进行行政监管时，要特别注意防止行政权的过分膨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政府常常喜欢当场上的“运动员”而不是“裁判员”，因为直接参与经济，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立法就是要政府回归本位，成为市场的监管者，防止恶性竞争或破坏竞争的行为。对于难以资本化的，具有较强公益性的公共资源，难以用市场手段调节的，需要政府投入加以保护。

五、结语

良好的资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有利条件，但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优势可能难以发挥，最终成为制约产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障碍。笔者试图跳出传统环境保护的思维，在生态经济的视角下，构建一个农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将原本作为无偿使用的自然资源资本化，从而将“外部化”的问题转为“内部化”，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制度的具体构建仍需不断探索，本文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探讨。

注释：

①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的状态，特别不能按最优化原则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自然资源一直以来作为公共产品，存在产权不明的状态，市场运作无法组织和实现自然资源的提供。自然资源被排除在市场交易之外（外部性），市场交易主体不会为消耗自然资源而付出成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这类外部性和搭便车一般不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

②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我国的法律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自然资源国家和集体所有。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是基于我国公有制和当前的政治体制，具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一点已达到基本共识。所以这里讨论的权利为非所有权的他物权。中国

参考文献：

[1]余小军，马融.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综述．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8).

[2]走进新农村“2010广西乡村旅游”正式启动.人民网广西视窗.people. com. cn/gb/179409/179464/10817241.html.2010-1-15.

[3]谢晓岗.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百色市为例．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