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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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高培勇：其一，去年的5月17日，同志发表的《讲话》，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显然是涵盖多个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统称，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作为主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为主攻方向的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理应率先完成好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任务。

其二，明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不仅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而且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系统总结，显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始终致力于为党和国家的重大经济决策服务、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几乎所有环节都留下了自己深刻印记的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理应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责任。

其三，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毋庸赘言，在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综合实力极大增强，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到经济建设不仅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而且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都是一条可以观察到的发展主线索，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实践无疑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丰硕的思想源泉。作为始终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理应在全面梳理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的基础上，履行好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

所有这些，都表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植根于中国特殊国情，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做出创新性理论概括，并由此形成一个逻辑上自洽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的历史任务、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记 者：您对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哪些思考？中国特色又是如何体现的？基础性工作有哪些？

高培勇：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灵魂。举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

首先应当认识到的一点是，所谓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义，就是以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经济学所应体现的重大原则上，还须体现在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的议题清单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挖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让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层面关注的实际问题相合拍。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同志讲过，“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其次，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对于实践的总结是其最基本的来源。就此而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已经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经济学只能扎根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从常识来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这些做对了的东西，当然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难以找到的，也不可能是从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来的，而只能从中国的实践中来，只能在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的基础上产生。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就是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同志也讲过，“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有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规律”。

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

第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成果最终要凝练于客观规律的提炼和理论体系的形成。这意味着，只有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才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色之所在，也才能对世界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毫无疑问，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的背后，隐含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只不过我们在过去总结、提炼得不够好。当然，这些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观点、主张、理念、思路等，主要是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土壤得出的，是循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大一样的研究范式而生成的，但它们是“接地气”的，是有用、能用、管用的，实践也可证明是做对了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研究阐释，从而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既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条必由之路。指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第三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在深入研究和认真分析中国各种经济现象背后总逻辑的基础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做到并做好上述这一切工作，不仅可以极大推动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进程，而且有助于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甚至可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产生借鉴和指导作用。

记 者：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已经建所近90年，请您谈谈贵所在经济学研究上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高培勇：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无疑是提交给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任务。不过，注意到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的特殊定位和特殊的历史传承，还可以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也与经济所和经济所人之间具有一些特殊的关联点。

在中国经济学界，经济所历来有“老所”“大所”之称。之所以是“老所”，是因为，经济所的历史可追溯至1926年7月创办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7月，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即便从社会调查所组建之日算起，也已有将近90年的光阴，且经历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不同发展时期。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经济领域的研究机构有着如此久远的历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所辖的除经济所之外的其他研究所，也都是历史上从经济所分化出去的。

篇2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赵德馨(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赵德馨(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德馨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赵德馨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三、培养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在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的同时，多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吴承明指出，除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引入经济史研究。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体制不利于这种融合，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史思维方式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史思维方式，这需要老师在教学方面下功夫。比如，赵德馨在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一方面努力创造多种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转变思维方式的任务，引导学生按照以下目标补缺门:从经济学科来的，补上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从历史学科来的，补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504在经济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前辈都是实现经济学与历史学思维方式融合、具有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汤象龙、方显廷、傅筑夫、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谷霁光、傅衣凌、何兹全、张荫麟、李埏等。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决定思维方式，而学识素养则是养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故而经济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强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决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积累。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彭南生在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就做的比较成功。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硕学位后，又跟随赵德馨先生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相关知识。赵德馨希望他留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的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并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论文获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篇3

马克思有一句话来描述价值，他说价值是“幽灵般的对象性”。意即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它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怎么感受它的存在呢？那只有将价值范畴的客观性揭示出来。因此，从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到近代西方经济学时期，每个时期总有其独特的价值理论新主张，林林总总，重重叠叠。价值论也由单纯的劳动价值论逐步向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演变发展，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逐渐抛弃了价值本源的分析，由价格论取代了价值论。受此启发，本人认为，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等，还应有更多元的表现形式，比如会计价值。

一、价值的概念和内涵

何谓价值？我们通常得到的答案是：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同时，人们又会告诉我们：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白暴力先生在其著作《价值价格通论》中对价值是这样阐释的：价值不仅仅是三位一体的初始含义，更应是对三位一体概念的分解，而且要深入到价值范畴的内部去探讨。

1.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

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及其度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人们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三要素创造价值”，实质上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2.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

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商品的价格运动的中心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决定商品之间交换比例或价格运动中心的方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人们在讲到价值规律时，说：“价格围绕着价值拨动”、“价格由价值决定”，或者说：“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3.广义价格论

广义价格论通常指的是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与商品价格运动中心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内在所值就是决定价格运动中心的因素。这是人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公理”。人们认为：如果商品交换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则是合理的；如果不是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就是不合理的。

二、经济学中对价值理论的认识

“价值”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是被广泛应用的，而且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从早期的前古典经济学，到近现代的经济学，无不对价值理论问题加以探讨。

1.前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是经济知识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已出现了商品交换，货币和一些商业。色诺芬（前430―前355）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色诺芬已了解到物品有两种用途：直接使用和用于交换。但他强调的是物品的第一种用途，即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方面。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发展了色诺芬关于物品有两种用途的思想，他已经看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属性。他在《政治学》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做正当的使用，其二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他的这一思想到后来亚当?斯密那里发展成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并从此成为经济学的固定范畴。

2.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典经济学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叶的英、法两国。威廉?配第（1623－1687）是经济学说史上最早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的概念。所谓“自然价格”，实际上就是指商品的价值，而政治价格则是指商品的市场价格，自然价格是政治价格涨落围绕的中心。并且配第从谷物和白银两种商品相比较的角度，说明了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这样，配第就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首先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借助有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大卫・李嘉图（1772年～1823年）接受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正确指出使用价值虽然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是对于交换价值来说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他实际上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即物质承担者。

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他指出商品的两重性即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接着从商品的两重性导引出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所含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说明了新的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由资本转移到新商品上的价值则具体劳动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马克思认为决定工业产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是在最劣生产条件下所必要的劳动，而是在现有社会的生产技术下，以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出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

4.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19世纪70年代，奥国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客观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由边际革命直接导引出了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马歇尔（1842－1924）把主观的、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需求、消费、买方的力量，把客观存在的劳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供给、生产、卖方的力量，当两种力量相等时，就处于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均衡状态，形成均衡价格。

三、会计价值观念

我接受这样一个观念：“价值应使用统一的含义，即价值一词的原意或哲学观念去表达。”经济学中对价值的表述如此，会计学也不例外。我个人理解，会计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会计计量。

1.会计计量的发展历程

“结绳记事”是我国原始公社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时人们的计量观念已十分丰富，用绳结的大小表示事的大小，这与我们现在用数的大小来表示事务的多少并无实质差异。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这种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由此，用“书契”计量和记录的时代来到了。到了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是应用实物价值观，采用实物计量单位。比如“黄钟钜黍”。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贝币作为物物交换的媒介，既见之于形，又存在于实，使会计计量跨入以货币计量单位的初期阶段。到春秋时代，会计计量中采用了铸币，而且人们已经对货币进行研究了。货币价值观的萌芽源于实物价值观的缺陷和不足，这是会计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2.现行会计计量的表现形式

目前会计对经济业务事项或交易采用货币单位计量，而货币的价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就会涉及到会计选择何种货币价格进行计量的问题。当前中外会计界研究会计计量问题基本依据都源于FASB研究。因此下面内容拟以FASB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阐述当前的会计计量属性。

（1）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历史成本指取得一项资产而付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其特点是发生的时点是资产取得当时，即历史时态下的成本，是基于过去的真实交易。正因为如此，历史成本因其可验证、计量方法简单、取得成本较低等优点而被利益相关人作为决策的信息依据。但历史成本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的可靠性用事实表明并不总是可靠的。如采购员在采购时接受大量回扣，为此形成的历史成本就不能如实反映市场上的公平市价，也就没有了可靠性。其次，在价格明显变动时，一些非货币性项目都可能因此被高估或低估。

（2）现行成本计量模式：现行成本又称重置成本或现时投入成本。指在现时为重置某一特有资产所付出的成本的计量属性。由于条件因素影响，事实上难以存在与原有资产完全吻合的重置成本。同时，在计算上缺乏足够可信的证据，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一般会计原则中不去考虑现行成本这一属性。但在经济学中，用重置成本进行资产计价，却是一些经济学家如J?R?希克斯坚持的观点。

(3)现行市价计量模式：现行市价又称脱手价值，指销售某种资产可望得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与前两种计量模式不同的是站在卖方的立场计量交换的产出价值，而非买方立场的交换的投入价值。这种计量属性的理论依据是，会计主体最需要的是对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具备的较强的适应能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而这些只与资产变现价值有关。但事实上，由于某些资产的现行市价难以确定，降低了信息资料的可验证性，导致了极强的主观性；另外，不符合持续经营假设，似乎企业随时处于清算状态，不利于履行经营管理的责任。

(4)可变现净值计量模式：可变现净值又称预期脱手价值，它在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计量资产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可带来的预期现金流入或将要支付的现金流出。可变现净值与现行市价的共同点在于都反映资产的脱手价值。区别在于变现的时点不同，现行市价是基于当期的脱手价值，而可变现净值基于未来的销售或其他事项。显而易见，可变现净值仅用于计划将来销售的资产或未来清偿既定的负债，无法适用企业全部资产。

(5)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量模式：是企业持有资产通过生产经营，或者持有负债在正常的经营状态下可望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在所有可能的计量属性当中，只有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考虑了现金流量的数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真正体现了资产、负债作为“未来经济利益的获得或者牺牲”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提供的财务信息对于使用者也是最为相关的。

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各有千秋，单纯地选择一种计量属性对于整个会计工作而言都不可能永远体现其连续、系统、全面的计量特征，也不可能始终使会计信息如原则要求的那样准确、真实、相关等。

3.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

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基于交易，即会计主体的资产计价根据过去的交易来计量，由于人为的会计分期所产生的时间差异，此时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不相等。而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根据资产的实际价值确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解释是：在公平交易中，知悉情况的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一般而言，市场定价是最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据此，我个人认为，在经济学中，有一种市场结构所描述的状态与公允价值的内涵最接近。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是一个竞争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在这个市场上有无数个购买者和生产者，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厂商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既定的市场价格，它们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所有厂商在市场上提供的是标准化产品，任何一个厂商都不能通过生产有差别性的产品来控制市场价格；厂商可以根据各行业的盈亏状况，无障碍地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一行业，这样，生产要素就会从生产效率低的行业转向生产效率高的行业，从而使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购买者和生产者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买卖双方都掌握有关产品和价格的完全信息，可以据此确定最佳购买量和销售量，也可以据此以一个确定的价格来出售产品，而不致因信息不畅造成多个价格并存的现象。由此可见，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最为合理，资源利用最为充分，生产效率最高。

如图：

在图中，P0 为市场价格，在这个市场中，每一个厂商和购买者都是在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出售或购买商品，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即定义中的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1]白暴力:《价值价格通论》.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2]邓春玲:《经济学说史》.第一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候荣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梁小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

篇4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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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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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经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是学好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因而，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好《微观经济学》尤其重要。作为西方学的一个分支，福利经济学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体现框架，在内容上还涉及到了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所以，如何把福利经济学这个微观经济中的难点学好，就成了教师学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正是在微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谈谈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一、福利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

福利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着重介绍了利己主义的个人如何操控他自私的情感和行为。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导致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需要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背后所隐含的伦理问题明确地图了出来进行研究，是政策建议和评价政策所必需的，因此福利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也沿用了很多微观经济学中的教学方法。

二、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难点

1.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向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的过渡

在微观经济学中，生产的帕累托最优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埃奇渥斯盒直接推导出来，唯有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需要借助生产可能曲线来获得。生产可能曲线用来描述在已知条件下，两种产品之间在用尽所有资源、技术的情况下所有生产组合的可能的点的轨迹。在一般教材的推导中，首先要借助生产的埃奇沃斯盒得到生产契约曲线，然后遍取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每一个点，得到相应的所有最优产出量，再通过两种商品的最优产出量变换到另一个坐标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生产可能曲线。

通常做法推导的生产可能曲线虽然步骤严谨，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并不容易单独理解，尤其是对于生产可能曲线凹向原点这一特征，需要借助边际转化率（MRT）随着横轴产品数量的增加也在增加这一个知识点。这时候可以脱出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从学生理解更为深入的机会成本角度来解释。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凹向原点：因为机会成本是递增的，这就意味着生产一单位的某商品，必须要越来越多的减少另一种商品的产量，以获得生产地一种商品的足够资源，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每点的斜率就代表了该点的边际商品转换率，随着`机会成本的递增,边际转换率也越赖越大，所以在机会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可能行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在解释清楚生产可能曲线的特点以后，在生产可能曲线上任取一点引埃奇沃斯盒，就可以完成生产与交换帕累托最优结果的推导。

2.一般均衡理论的教学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瓦尔拉斯认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所以不能仅研究一种商品、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必须同时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场供求的变化。只有当一切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个别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推导一般均衡理论的过程并不是现阶段本科生能够理解的，所以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以及后来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深入研究都尽量不要给学生讲的太过深入，只要把大的框架，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讲解清楚即可。

一般均衡理论的存在性问题和试探过程要着重理清脉络，而理论的互动作用的推导则要借助简化的市场的经济情况。一般是设置四个市场，其中两个是产品市场，两个是要素市场，从四个市场都达到均衡的状态开始，假设某一个市场因变动难以维持均衡，从而影响其它三个市场，而三个市场转而又会引起该市场的变动，层层深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一般均衡的含义，从而对福利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有更好的理解。

3.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是指在经济主体的偏好被良好定义的条件下，带有再分配的价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作为其中的特例，任意的市场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告诉我们，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介绍这个定理关键是要讲清楚该定理的前提条件：（1）充分竞争；（2）没有信息不对称；（3）没有外部性。第一条经济学家的方案比较简单，那就引入竞争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遭到经济学家反对的。在这点上，经济学家与消费者是保持一致的。竞争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对厂商是不利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都是市场失灵的经典原因。这大概也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原因，政府是用来提供那些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的，而不是应该用来替代市场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说的第一定理。完全达到三个前提是不可能的，所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

三、注意事项

1.关于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

旧福利主义者更青睐基数效用论，他们认为效用是可以计量并可以加总求和的。表示效用大小的计量单位被称为效用单位。因此，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来表示，正如长度单位可以用米来表示一样，货币也必须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既然如此，由于富人持有的货币量大于穷人，所以前者的边际效用小于后者。如果把一元钱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整个社会的效用就会增加。所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成为收入平均化的理论依据。所以新福利主义者更倾向于序数效用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数效用论就不对，序数效用论就对。事实上当新福利经济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陷入窘境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发现更应该把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联合起来研究，这是应该让学生了解的。

2.关于市场经济万能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的本质在于可以最有效的分配资源、配置产品，可以到达帕累托最优，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则保证了这种最优状态的存在。不过，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都要求有严格的假设条件：如市场上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与理想化的完全竞争机制充分接近等。事实上，这两个定理的条件都是很难满足的，其“主要是一个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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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9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要批判国民经济学就必须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就必须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到底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怎样的关联，马克思又对二者进行了怎样的批判与继承，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围绕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展开的，然而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却用一整章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黑格尔的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及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国民经济学是对人们经济生活状况的抽象，它将私有财产作为前提，没有对这一前提进行必要的揭示。同样，黑格尔哲学将人们现实的生活抽象为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黑格尔构建了意识自我设定物性，进而扬弃物性实现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是自我意识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观念的历史；国民经济学则是从客体的私有财产——资本出发，进而意识到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对客体化资本的扬弃，也就是扬弃了在人自身之外的异化的财富，而将私有财产回归到人，当作人的本质，人本身成为了私有财产。黑格尔只看到了抽象的劳动，正如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只看到了劳动积极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在现实的劳动中他们宣称的人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人变成了帽子，而黑格尔则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正体现了二者殊途同归的谬误，二者都对人及其现实的劳动进行了抽象，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时，也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劳动，人的历史。

其次，国民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发展逻辑。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意识到自由理性与物质利益的冲突问题，意识到人作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没有以理性为活动的基本准则，而是以物质利益为标准，这就使马克思开始与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发生分裂。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冲突根源在于黑格尔国家哲学、法哲学的谬误，黑格尔倡导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实质是人分裂为公人与私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分裂理解上发现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中确立了对宗教的批判，进而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实质是对国家、法的批判，而对国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从而确立了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这一系列的思想演进都为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正式转向现实的人及人的经济现状，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意识到了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对立的实质在于劳动与资本发生对立，意味着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人自身内部的分裂，因而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演进的线索就再次证明了国民经济学家批判与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超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1]4，他“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96尽管如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1]4，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实现对黑格尔的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观的方式理解自然与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进而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失去对象性的人与自然是孤独的、无声的个体。

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尽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尔体系中对人的抽象，但他们用思辨的运动代替现实感性的历史运动。因此，他们拯救出来的不是从事现实感性活动的人，而是观念的人。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是纯粹主观的，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外化与复归是容主客体于一体的。因而，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都没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因而对黑格尔的批判显得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只是将国民经济学的抽象、规律、原理上升为了哲学体系，这样，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必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二者的批判是同一个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对二者进行了批判的继承，进而为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劳动”，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106而马克思则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控制，工人成为了私有财产，成为了资本。

其次，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没有将对象化和异化进行区分，没有看到异化劳动对工人的统治，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学家对于异化劳动事实的掩盖，马克思则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指出了国民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其实质是异化劳动。

再次，同国民经济学用物来遮盖人一样，黑格尔则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而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尔的意识扬弃外化和对象性，同时将它们收回自身的观点“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如果将对象性一并扬弃，那就必然导致虚无。黑格尔辩证法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主体，只是把历史过程当作“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黑格尔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现实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及黑格尔的批判旨在复归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历史。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101，马克思将这一积极方面与费尔巴哈“类本质”相结合，提出了人的类本质的概念，将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真正作为人的本质来对待。进而从哲学的视角分析了经济领域的异化劳动现象。

马克思哲学中的劳动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其基本运行轨迹构成了人的历史画卷：首先，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生成着自己为人的本质；其次，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类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最后，当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之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一秘密暴露出来的时候，私有财产将被扬弃，人将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63。这是一种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根本的转变。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用意在于恢复人的真正主体地位，在于还原真正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述的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是作为剧作者，又作为剧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历史的历史进程。

三、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其基础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在这里奠定了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同时，为其唯物史观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基础：一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认为蒲鲁东扔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义，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范畴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充斥着非历史性，而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历史的、暂时的。《导言》说明经济学研究要从抽象到具体。这个方法一直贯穿到其《资本论》的研究中。二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批判。国民经济学实质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但国民经济学家却将其变为物的关系，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被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样为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后来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实践过程，提出了人是历史性的存在，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人是历史绝对的主体，而历史是人的各种可能性的展开，我们应在人的目光下观照历史，更应在历史中审视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立场”展开了批判，这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更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其中我们应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也应意识到二者不仅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道路，更在理论上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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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 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 （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 因为他认为， 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 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 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 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 （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 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 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 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 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 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 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 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 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 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 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就是因为在它看来， 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 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 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 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 也没有贯彻到底， 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 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 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 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 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 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 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 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 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 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 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 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 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 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 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 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 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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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磊（1983-），男，安徽界首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5-0011-02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营利性大学的异军突起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公众的目光。到2001年，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中已经有45家成功上市，拥有学位授予权的营利性大学也已达到750所。与此同时，却至少有200所左右的非营利性大学倒闭了。[1]当阿波罗集团公司、阿格西教育集团、德夫里公司、教育管理公司、斯特拉耶教育公司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时，营利性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已不言自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很好地协调了外部社会环境和自身发展的有机结合。从福利经济学出发，以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为视角来审视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

一、美国营利性大学简介

1.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

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滥觞于美国殖民地时期。伴随着美国本土奴隶主、资本家的出现和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在多方需求的强力推动下，一种迎合人们兴趣、需要的收费私立教育产生了。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费城开办了第一所文实中学――“费城文实中学”，是营利性教育机构的雏形。它的成立对美国早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下阶层人民用来谋生的实用教育合法化，也使教育不再是只有社会上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随着工业革命的普及，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接受实用、开放、平等的教育，社会对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使得职业培训课程逐步融入私立收费教育的课程之中。有组织的高等教育在美国逐步成形，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公立、私立、营利性、非营利性机构的融合体，在宗教和政府的交互影响下，他们之间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朗。[1]19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所农学院在密歇根州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在1862年颁布了《莫里尔法案》，但直到50年后，农业教育才被纳入到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在这期间，营利性教育机构依然分担着为社会培养农业人才的责任。到了20世纪早期，营利性教育机构凭借向边缘人群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再一次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至此学术界称之为“第一代营利性大学”。

20世纪90年代，在秉承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理念之下，“第二代营利性大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得到美国教育部认可的营利性大学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2002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发表《适应需要和创造利润：营利性学位授予机构的出现》，文章指出：截止到2002年，营利性学位授予型大学的数量虽然没有公立大学数量多，但也超过了非营利性私立教育机构的数量，营利性大学在招生人数增长方面同样超过了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2.美国营利性大学的特点

营利性大学（for-profit University）是相对于非营利性大学（not-for profit University）而言的，即：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是在非营利性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外存在的第三种大学。它以产业方式运作，被视为公司企业的形式之一，和企业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办学上受到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它和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在于：从学校产权归属看，营利性大学的校产归投资人所有，投资人有权对校产进行转移、利润分配，甚至是停办学校；从大学权力所属看，在营利性大学中权力属于举办人和学生；从管理方式看，营利性大学主要实行经理负责制；从办学动机看，营利性大学的办学动机是获得利润；从课程设置看，营利性大学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课程，以市场为导向，课程更新频繁；从价值观看，营利性大学侧重于知识的应用以及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技能；从组织方式看，营利性大学均按美国联邦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享有与其他营利性公司企业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从运作方式看，营利性大学或由投资人主营，或由教育公司承办，按企业方式运作，经证券行会批准后可上市；从收益分配看，营利性大学的收益分配按照企业的分配方式进行。营利性大学的优势在于其以经营企业的理念来经营大学，从营利性大学走出去的毕业生对工作的良好适应性是其和非营利性大学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二、福利经济学视域下的营利性大学

1.经济效率：教育产出

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在制定教育活动类型时，既要考虑到资源配置效率（也称外部效率），也要考虑到外部效率用于教育的资源投入总量，还要考虑到不同种类、不同水平教育的资源分配（微观效率目标），综合这三种因素便可制定出投入的最佳数量、质量以及各自所占的比重。因此，在对教育进行投资时，要力争取得最佳投资量，最佳投资量的取得应遵循以下原则：在理论上，最后一单位的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与将资源用于其他投入时所能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尽可能多地得到“良好的教育成果”。良好的教育成果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个人天赋等。这种良好的教育成果我们称之为“教育产出”。关于教育产出，可分为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和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两部分。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主要有：在受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得到的心灵上的快乐和充实、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得到的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正确指导、受教育者由于受到教育所带来的工作满足感、一份稳定的工作带来的安逸、受到高等教育和拿到相应的文凭而受到的社会尊重、潜在的更美好的职业前景等。可被测量的产出主要有：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受到教育而得到的薪水更高的工作、公司的分红（对学生个体而言）、就业率的提高（对学校而言）、营利性大学所获得的利润等。营利性大学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相对而言，其更重视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

首先，我们来看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营利性大学从三个方面解读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即：良好的教育成果：一是指学生的高就业率；二是指学生在教育资金上的高投资回报率；三是校方投资的高回报率，包括校舍投资、师资力量投资、教学设备投资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决定了营利性大学下一步能迈多大，高就业率既是学生选择营利性大学的理由，也是“学位价值在市场中看得见的指示器”。[1]同时，就业率和学生的投资回报率也是密切相关的。相关产业分析人士认为，毕业生就业情况是他们毕业后对他们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ROEI）的一种测量手段。[1]在营利性大学，他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为28%，而同期的美国学士学位的教育投资平均回报率仅为18.7%。鉴于就业率和学生投资回报率的主体是学生，加之营利性大学追求利润的本质，他们宣称“顾客就是学生”，学生的“成功”就成了他们关心的重中之重。营利性大学从两方面诠释学生的这种“成功”：一是学生学完课程，即学业上的成功；二是学生毕业后能得到一份和所学课程相关的且报酬不菲的工作，最好这份工作还能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空间。为了达到以上两方面的成功，一方面，营利性大学的教职工把精力聚焦在学生的学业和满意度上，他们将办学重点定位在培养学生就业上，学校开设的课程是市场需求度极高的本科生、研究生课程，而对于就业机会相对比较低的通识教育课程，他们则不开设或极少开设。另一方面，使学生满意并不是说要屈服于学生的喜好，而是指对学生的需要做出适当的反应。在实际的教学中，主要表现为：学校迅速答复学生提出的疑问，关心学生认为是疑难的问题、礼貌地拒绝一些有损学校利益的要求。

营利性大学如何实现“良好的教育成果”的第三方面呢？理查德・鲁克认为，任何机构中规模经济的建立都能够降低成本和提高操作效率。[1]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有时被称为内部效率的生产效率与尽可能高效率地对学校和其他机构进行运作管理有关”。[2]营利性大学重视对经营效率和规模经济的利用。在他们看来，使效率最大化的一个关键是控制班级规模，为此，他们尽量减少和消除小班授课。这种控制班级规模的做法也使得各种设施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的教学设施，学校一年四季都在运转，教师在干净但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工作，等等。如果要添置新的设备，要开会讨论，而且对学生使用频繁的实验室优先考虑。可以说，为了提高学校的投资回报率，营利性大学采取了开源节流的策略。

其次，我们来看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传授知识和技巧，与此同时还要帮助个人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这也是教育产出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国营利性大学中，这种产出十分有限。教育被看成是一种技术，甚至是文化。教育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养成包容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这种目标指的是个人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在学术上不畏权威的心理，同时，还要允许持异见者的存在。因此，良好的教育成果取决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因素。营利性大学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在其开设的课程中，更侧重于传授给学生一些实用性强的知识，教学大纲由专业的课程专家负责制定，而教师对于教学大纲、学分、学时、课程设置等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教师之间在科研和学术方面的交流也不多。在营利性大学中，关于教学有效性的讨论基本上就变为关于学生成绩分布、不及格率和及格率、退学率以及学生进入下一个阶段课程学习情况的讨论。在美国营利性大学，教师只需要把课本上的知识教给学生即可，不需要什么学术激情、学科专业知识和对教材的透彻理解，学生就像是车间流水线上的产品，这个车间的主人则是营利性大学的老板，他们不注重学术自由，也不注重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性和本质。在学生方面，营利性大学的学生和非营利性大学的学生相比，具有学生年龄偏大、有独立经济能力、在学业上靠他人资助、来自单亲家庭的特点。从学生的社会背景来看，帮助他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也比较困难。在这些学生中，大部分是走读生，他们的课外活动非常有限，学生对自己到营利性大学学习有着明确的目标――入学、毕业、找工作，他们需要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学生和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教师之间，甚至“老板”和教师之间多少显得有些冷漠。学生之间很少交往和开展活动，教师之间也很少讨论如何使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如何帮助学生形成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何使学生提高道德水平，更不会去注重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老板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时候也是建立在雇佣的基础之上的，在营利性大学工作的教师不享受终身制，一旦“老板们”认为某位教师不能胜任他的工作，老板将毫不犹豫地辞退他。笔者认为，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也要受到重视。一方面，这些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在无形中影响和调节着营利性大学的招生人数、办学规模和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能够帮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有助于帮助他们形成完善的人格，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而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2.社会公平：入学机会与就业

福利经济学寄希望于一种公正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把公平定义为机会均等的一种形式。所谓机会均等，并不意味着个人一定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全部教育，但这确实意味着，在不考虑被认为是不相关的任何其他因素时，任何人都应得到跟处于同等教育条件下的任何其他人同等的教育。[2]即：如果甲、乙两人具有相似的偏好和能力，那么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就应该是相同的，而不要考虑家庭收入、父辈的人际关系等一些完全不相关的因素。

据统计，在营利性大学攻读学位的学生以少数民族的已婚女性居多，他们通常通过财政资助、贷款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方式来支付教育费用。[1]营利性大学通常把校址选在居民点，学生入学无门槛，学校有时还帮助学生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财政援助。学生大多来自社会背景较普通的家庭，或是他们之前就读于较普通的高校或冷门的专业。营利性大学把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作为自己经营的主要目标，办学的重点是和自由市场经济保持协调发展，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营利性大学的业务推动因素之一是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这一点就体现了经济机遇和社会利益的适切性。

为了取得较高的就业率，营利性大学在课程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营利性大学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专业设置的理论基础，对学校的发展有着明确的市场定位，课程设置是紧跟市场需求的。有什么样的市场需求，营利性大学就会设置相应的办学方向，他们开设的课程具有针对性，一般开设市场需求量大而没有或缺少市场供给的课程，以应用型知识为导向，专业分布在各个层次，同时，也针对学生需求开设了专门课程。为了能及时把握市场风向标，他们密切关注大都市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准确定位雇主所需要的人才的学术背景，并把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技能融入课堂教学。这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受雇于营利性大学的教师不但不享受终身制，而且，一方面他们需要具有学术资格，另一方面他们还需具有与其专业相关的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学校之所以选择具备这种资质的教师，是希望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适应工作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事实证明，营利性大学对课程和教师的定位如此精准，毕业生的高就业率就是最好的证明。来这里上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家庭条件不优越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实践中的这种优势为他们在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竞聘同一岗位时营造了更为有利、相对公平的环境。虽然营利性大学的主要宗旨是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很可能同时培养了知识、技能水平更高的民众，帮助年轻人理解了美国的风俗传统、社会，也给予了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在叩开职业生涯大门时以一臂之力。

三、结束语

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中，教育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重要。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教育能够增进快乐和幸福感，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精神上的愉悦，还有物质上的回报，即使这种回报存在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用工歧视、专业限制等时代背景下。通过对美国营利性大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其现状的描述，从福利经济学的视域审视了美国营利性大学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表现。在保证学生、校方经济效率的同时，营利性大学也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尽管其在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在兼顾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这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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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6-0015-07

一、引言

贸易经济学（或商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贸易领域的各种经济关系和运行规律的学科，由于一直没有明确统领学科发展的理论核心，贸易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摇摆不定，其科学共同体中存在“宽派”和“窄派”之分。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充分应用现代经济学定量和经验实证分析方法，从而削弱其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力。近年来，很多学者通过借鉴产业组织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成果来重建贸易经济学（夏春玉、丁涛，2011；冉净斐、文启湘，2004；石明明、张小军，2009），并取得较大进展。但受制于理论内核界定的模糊，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缺乏科学研究纲领标准的评价，理论创新路径也不够明晰。因此，与其他蓬勃发展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相比，贸易经济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

从主流经济学对贸易理论研究看，经济学说史上解释贸易产生和发展的贸易理论与分工深化的历史演进逻辑是相一致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的是产业间贸易，这主要是基于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的国际产业间分工。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与国之间同一产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逐步上升。这种国际分工现象是难以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论来解释，而新贸易理论运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在贸易发生的原因、贸易的商品模式、贸易和流通方面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20世纪60年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一些学者研究产品生产阶段或工序在不同国家间分配，如Dixit和Grossman（1982），这属于早期的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随着分工深化，服务不仅成为产品内分工的重要贸易标的，而且通过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推动产品生产流程的优化。进入90年代，随着全球外包、海外外包、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现象的出现，以Grossman和Helpman（2005）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引入产业组织和不完全契约的分析范式，进一步丰富产品内分工的理论内容和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动因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如Dixit和Grossman（1982）认为生产分割为不同阶段上的比较优势是创造产品内贸易利益的基础b 3592，而卢锋（2004）则认为不同生产阶段对应的有效规模存在差异。

随着分工深化，一些学者考虑分工机制的内生演进，并在这样的条件下解释贸易的产生。如Stiglitz和Dixit（1977）、克鲁格曼（1979）等从产品种类数的内生性分析贸易对生产规模和参与贸易国家的福利影响，而Roser（1983）、Becker和Murphy（1992）考虑专业化水平的内生性。杨小凯（1992）等对分工的内生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劳动分工演进过程的特点是内生均衡的移动而不是静态的均衡，在此基础上比较利益会内生地创造，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和市场容量的扩大，国内贸易自然会延伸到国际贸易。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贸易经济学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按照拉卡托斯的界定，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科学研究纲领应有一个公有的理论“内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本文以分工深化为主线探索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基于科学研究纲领标准分析贸易经济学的“保护带”和“启示法”，并试图从内核、保护带、启示法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建贸易经济学严整的知识体系，最后提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二、分工深化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基础

自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商业成为独立经济部门后，分工深化不断促进贸易发展，不仅促进交易量和商品交易品种增长，而且使交换范围从区域扩展到国际市场。交换是最微观和最基础的活动，贸易是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分工深化不仅扩大市场规模，而且提升生产和交易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交易制度的完善，降低交易费用，增进交易效率，从而形成报酬递增的源泉。以分工深化为主线，不仅可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而且可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为贸易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

（一）分工深化扩大市场规模

首先，按照斯密定理，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水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其次，市场规模与分工是相互作用并自我演进的。杨格（1928）提出著名的杨格定理：迂回方法的经济，或其它形式的劳动分工经济更多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杨格论证市场的大小不仅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依赖分工水平，市场规模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并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交易对象、品种和规模，最终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实现报酬递增。

（二）分工深化提升专业化收益

按照杨格的论述，分工可用三个概念来描述，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专业化水平随每人的活动范围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的产品种类数。通过分工深化，在生产中不断引入迂回或间接生产方式使用劳动可增进专业化水平和收益。对个人而言，Roser（1983）指出，分工收益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决策内生决定，对专业化水平的选择来自于人力资本报酬递增。

另外，随着产品工序和间接链条迂回生产方式的不断引入，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知识高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导致企业间生产效率的差异。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内生地选择不同技术水平和雇佣不同类型员工，从而提升企业专业化水平和收益。Helpman（2006）认为企业异质性会内生行业新的比较优势，产业链链条得到延伸，最近几十年跨国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充分证实这一点。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分工深化都提升交易主体的专业化水平，发挥知识等高级要素的边际贡献，减少重复学习时间和费用，并通过更高的专业化水平提升生产和交易效率，形成报酬递增的经济利益。

（三）分工深化推动技术进步

分工深化还推动技术进步。马歇尔认为机械的改良与分工的日益精细是同时并进的，机械改良使得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钱便宜和更为精密。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而且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制度、商业习惯、流通组织的变革。

技术进步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加强报酬递增的力量，从而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基础。以近几十年来流通创新为例，交通运输技术的改善极大地扩展市场范围，增进人类交易能力。而以光纤通信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信息交流的准确性，而且降低通信损耗，这极大降低了由于信息传输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企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信息交流，监督和协调其分散的贸易活动，并对相关业务信息快速进行存贮、分析和处理，为其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支持。信息网络的普及使得全球范围的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贸易组织的创新，催生供应链战略联盟、价值链集成商、品牌运营商等新的贸易组织方式的出现。而这些买方驱动的价值链创新形式极大地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搜寻的成本和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断提升交易效率和贸易量。分工深化还不断推动交易制度的规范与完善，减少交易中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交易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产品适合引入迂回生产方式，也使产品生产工序、环节乃至投入要素可分性得以增强，并降低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交易费用，不断提升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科学研究纲领的标准，围绕分工提出的“劳动分工的客观存在”、“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流通的本质”是贸易经济学不可证伪的公理，构成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商人、商业、商品、交换这些重要的贸易经济学概念也是以分工为思想内核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互换，交易是价值角度的互换，交换是最微观的经济活动，交换发展为交易（贸易），贸易和交换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深化不断增进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分工为理论内核也不断推动贸易理论研究纲领的发展。

三、以分工为理论内核的贸易经济学“保护带”和“启示法”

（一）贸易经济学中的“反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根据拉卡托斯界定的科学研究纲领，纲领由一些方法规则构成，主要包括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反面启示法告诉研究者需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正面启示法则告诉研究者寻求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因而硬化的硬核。

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贸易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同样拥有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应用反面启示法，保卫贸易经济学分工的理论“内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如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内生专业化与分工、贸易产生的原因、流通渠道的演化、零售业态变迁等等，这些关于贸易经济过程、组织存在的一些重要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分工这一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分工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理论硬核。在这个过程中，以经验事实不断证实和增加辅助假说保护带内容，这就保护理论内核不受谬误的攻击，从而推动贸易经济学进步的理论问题转换。

（二）贸易经济学中的“正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同时，应用“正面启示法”可改进和发展贸易经济科学中的“可反驳”部分，通过调整和完善“保护带”来发展贸易经济学。正面启示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比如对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在不同交易环境下，引起分工深化的主导动力机制发生变化，或是提高报酬收益，或是降低交易费用，这样就产生新的潜在获利机会，推动分工深化。分工动力机制有资源决定的比较优势，也有市场规模和内生比较优势。具体分工环境中新的潜在获利机会为交易的形成奠定利益基础，也就催生新的贸易运行方式，影响贸易主体行为。“正面启示法”通过界定具体分工环境中交易条件，对某一种分工形式产生的报酬增进和交易费用节约进行阐释，从而不断发展调整和完善“保护带”贸易产生原因，而分工内核则不可否定和反驳。

正面启示法比反面启示法灵活，当一个纲领进入到退化阶段，正面启示法一个小小的革命或创造性的转换会再次推动纲领的前进。例如，针对“批发无用论”，其解释主要在于，在报酬不变的前提下，市场需求发生根本改变导致定制化程度提高后，市场内生出降低产品技术信息甄别费用的需求，企业自创品牌与自建营销网络将导致专业市场的瓦解。采用正面启示法，一些学者以规模报酬递增替换规模报酬递增不变的假设，考虑批发市场拓展对分工交易可靠性影响，从而构筑以批发市场为基础的区域内生报酬递增机制和区际分工协作网络，并寻求经验事实的支持，有力地对“批发无用论”进行反驳，推动贸易经济学批发商业理论的发展。

因此，贸易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同时存在一组保护分工内核的“保护带”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由理论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四个部分构成贸易经济学严整有机的理论体系（见表1）。

（三）贸易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

在分工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的基础上，贸易经济学还提出了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见表2），并通过具体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形成本学科的理论结论，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贸易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四、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

依循分工的理论内核、保护带和启示法的划分，按照分工一交换一（贸易、流通、商业）的商品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贸易成因与发展、贸易实现以及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三个方面内容（见图1）。贸易成因与发展是贸易经济学核心和理论根基，贸易实现是贸易经济学基本理论在总体和宏观领域（流通）的拓展和外延，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是贸易资本活动规律的生动体现。

（一）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

贸易是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以分工深化为主线，围绕贸易互利性、普遍性和均衡性，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包括：（1）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主要从两个视角分析贸易的互利性，一是趋异视角，从价格、成本、劳动生产率、技术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以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二是趋同视角，从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干中学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为代表。（2）贸易互利的普遍性。贸易运行效率的综合评价方法；提高贸易效率的途径，主要解释分工与专业化如何增进贸易（流通）效率，侧重于解决专业化和交易费用冲突下贸易效率的发展问题。（3）贸易互利的均衡性。贸易利益的分配；宏观贸易政策体系（贸易促进政策、国际化政策、现代化政策、贸易安全政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创新。主要涉及产业链的产销衔接、国内区域市场与区际贸易发展、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协同。

（二）贸易实现理论

贸易实现理论具体包括贸易时间实现、空间实现、利益实现和实现形式四个方面内容：（1）贸易时间实现，即不同产业背景下贸易时间实现方式问题。包括贸易时间价值、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贸易实现中的时间差异与套利行为、流通运行速度等内容。（2）贸易空间实现。贸易空间的分工基础与运行条件；贸易空间效应（点：聚集效应；线：伸缩效应；面：网络效应）；零售商圈与城市商业空间布局。（3）贸易利益实现。流通效率的综合评价；流通费用、成本、利润构成与核算方法。（4）贸易实现的形式。即供求形式、价格形式、支持与补贴；商流、物流和信息流运行过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三）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

贸易活动的人格化研究贸易资本微观活动的基本内容和规律，贸易活动的专业化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商业的产业地位和作用，从社会角度考察商业的分工体系，并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对商业主体和行为进行监督与规范。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的核心问题包括：（1）贸易活动人格化。贸易主体的投资、经营；商业企业的购、运、存、销；商业企业的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商业盈利模式。（2）贸易组织。主要从贸易组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强调组织功能是流通或贸易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本功能。包括贸易企业的规模扩张与复制；贸易企业的经济联系方式；商业企业与非专业化商业企业的融合等方面内容。（3）商业产业。包含商业市场结构；零售、批发商业的分工。（4）商业产业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促进商业领域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包括：商业管理体制环境、商业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管制目标、管制工具选择（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手段）。

五、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它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外界现实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贸易经济学必须不断发展完善，对新的贸易现象予以科学的解释，对贸易现象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随着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和要素内分工深化及其与国际化、信息化的交互作用，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围极度扩张，以致使一切可以用于交换或交易的有形物质与无形物质都纳入了贸易的范畴。为此，贸易经济学理论发展应当遵循科学的理论创新路径，推动研究纲领的不断进步。

（一）坚持分工的理论内核

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首先应明确和坚持分工作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应用启示法，构建辅助假说和保护带，将针对分工内核的反驳转向保护带。例如，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演进，对于分工基础变化而出现的新贸易现象，可以通过修改和替换保护带（贸易产生的原因）予以解释，而无论是产业间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分工的理论内核是不容动摇，贸易是基于分工基础的交换也是不容反驳的。

（二）不断发展替换退化的保护带

近年来，贸易经济学的退化主要原因在于贸易经济学学者没有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调整替换保护带，一定程度上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受到一些反例甚至受到支持反例的观察现象的反对。如“无流通论”、“批发无用论”等等，贸易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需要通过“反例”的观察现象，将反证据变成证认的证据，而这些反常必须在辅助、“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保护分工内核不受到反例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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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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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57-05

一、技术知识本质论的发展及其局限

自莱顿(1974)的经典论文《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将技术简单当成人工制品的认识局限逐渐得到了纠正，技术的知识内涵与本质开始得到承认。著名技术哲学家邦格(1983)从真知(truth)与行为(action)关系角度提出技术是关于行为过程的知识。此后，技术本质乃是各种相关知识集合的论调逐渐成为技术分析的主流观念，这主要有两条进路：其一，从技艺、技能、技巧的知识化、理论化的角度，认为技术是关乎“实践技巧的学问”，经验形态的技艺、技能、技巧最终能够上升为一般形态的技术理论(technological theories)，因而技术可以构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其二，从当今主要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形态转化来看，认为技术可以被理解为是科学的应用，科学形态的知识在应用过程中转化为技术知识。以此为指导，人们不仅研究技术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如科学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也开始触及技术知识集合的内部结构问题。例如，受波兰尼的启示，人们区分了技术知识集合中的默会知识和明言知识；从知识适用性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一般(generic)知识和专用(special)知识；从功能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制造人工制品和使用人工制品的知识。沿着这种分析范式，人们很自然地将知识创造和知识整合作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关键，将知识复制和传播作为技术扩散的实质。

技术知识本质论在经济学发展进程中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新增长理论在试图寻找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时，毫不犹豫地将人力资本投资、R&D费用等促进知识增长的因素作为技术进步的关键变量，技术进步被等同于知识积累，技术知识本质观的信念一览无遗。而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中，把知识存量的增长率等同于技术进步率的做法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比如施穆克勒和曼斯菲尔德就将“技术”(technology)直接定义为“工艺技术知识的集合体”。不仅技术哲学和经济学领域，在管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技术知识本质论都俨然占据了主流地位。

相对于将技术本质理解为以技术工具为形式的人工制品的观点而言，技术知识本质论抓住了技术的知识内涵，更有利于人们理解社会经济中的技术交换、技术变迁等现象，甚至也能对较为流行的技术能力论等其他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但这种已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本质论仍有其局限。首先，技术知识本质论容易忽略人工制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技术视为各种相关知识的集合，突破了把技术简单视为人工制品、只看到物化技术的认识局限，但与此同时，技术知识本质论也有将人工制品完全还原为知识的强烈倾向，容易将技术与人工制品的关系割离，忽视技术的物化特征，从而走向与技术工具观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其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有等同论和知识泛化的强烈倾向。正如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所出现的那样，技术知识观容易导致把技术和知识二者完全等同的倾向，将技术创新和变迁直接等同于知识的创新、整合和扩散。但是，技术和知识毕竟有所不同，等同论势必将与技术相关的所有要素都视为知识，存在将知识概念泛化的强烈冲动。再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无法有效处理技术的嵌入性特征。技术是嵌入于一定组织制度、一定历史文化、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技术，这一点在技术社会形塑论(SST)者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技术嵌入性是技术知识论难以处理的，要么将知识概念泛化用以解释这种嵌入性，要么将技术的这种嵌入性忽略不计。最后，技术知识本质论的整合力和解释力差强人意。技术范畴本身纷繁复杂，每种技术观看到了技术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理想的技术分析范式势必要求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和现实解释力。然而堪称主流的技术知识本质论并不尽如人意，不能很好地将人工制品、社会嵌入性等技术特征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其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也就差强人意。例如，其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一百年之后，也难以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者德国等诸如此类的技术现象。

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和生物学隐喻

技术知识本质论虽然占据主流，但亦有不少异议者。美国著名学者内森・罗森伯格沿袭马克思的思路，坚信技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技术史学家乔治・巴萨拉则执着地认为“技术和技术发展的中心要素不是科学知识，也不是技术开发群体或社会经济因素，而是人造物本身”。最具影响力的异议者来自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Economics)。自1981年纳尔逊和温特在其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以来，倡导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截然不同的思维和方法的演化研究范式开始获得蓬勃发展，相关文献呈指数化增长之势，大有掀起一场经济学的演化革命之势，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演化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主流均衡经济范式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坚持用达尔文主义替代均衡范式所信奉的牛顿一笛卡尔主义世界观，认为经济研究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强调经济个体的异质性和有限理性、经济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和时间性，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

演化范式发展到现在，虽然还比较庞杂，分歧也还广泛存在，但其基本思维特征和分析框架已逐渐形成共识。作为一种新古典主义研究纲领的替代物，一般认为演化范式具有以下基本思维特征。其一，个体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传统均衡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代表)假设是类型学思考的产物，这就排除了多样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有效分析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则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的群体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创新过程的重要性；其二，有限理性。传统均衡范式中，经济决策要求具有完全信息，且决策者具有完备的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即完全理性。在现实当中，人即使在确定的环境中，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也可能由于

决策相关因素的复杂性而无法做出最优化的决策，西蒙把人的这种不完备的决策能力叫做有限理性。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不应是假设人具有处理信息的完备能力，而应从实际出发，从有限理性出发；其三，历史重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时间和历史的概念，经济的均衡是瞬时达到的，并且是可逆的，其理论只是讨论一种最优化的结构，而不考虑变迁过程的历史性。演化经济理论则认为经济社会中不可逆转的变化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和时间概念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构建与演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分析框架上，演化经济学认为任何演化过程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变异(vari-ation)、再现(recurrence)和选择(selection)。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共同保证演化的进行(例如达尔文的“带有饰变的由来”)。“变异一再现一选择”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演化过程，也正是达尔文主义的主要逻辑规律，由此构成演化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重新审视技术与知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其倡导的隐喻研究方法令人不禁联想到生物学基因型和表型理论。基因、基因型和表型是遗传学的基础概念。早在19世纪中叶，孟德尔就提炼出遗传因子的概念。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森对代表可遗传潜在性的基因型与代表潜在性实现的表型作了区分，认为基因型是遗传的本质部分，并正式把孟德尔所谓的遗传因子定义为基因，即基因型的基本单元。1944年埃弗里等证实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后来的研究表明，基因是DNA分子上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单位。通过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DNA序列能够被转译成蛋白质或RNA，部分DNA序列还参与这种转译过程的调节。基因通过准确的复制可将遗传信息传递给后代，通过转录、翻译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等过程可将遗传信息表现为特定的性状，这被称为基因表达。而一种生物的基因组成称之为基因型，代表生物遗传潜在性的总和。显然，基因型只有通过其特定的实现、其与环境相互作用时的表达、通过其表型展现出来时才具有意义，这种特定的基因型表现的性状则被称为该基因型的表型。基因与性状(表型)的关系大多不是一对一的。一方面，一个基因常常可以影响几个不同的生物化学过程，使各个相应的性状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生物的几乎每种性状都受几个或很多基因作用影响，各基因一般只对该性状独立地起到一份作用，这种现象称为基因的多效性。而且，基因型代表的只是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基因对表型的效应严重依赖于发生反应时的物理和化学环境，亦即从基因型到表型，离不开生物体内外环境条件的作用，一个基因是否表达以及表达的程度受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表型上是基因型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演化生物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关理论为理解技术本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类比和参照。

三、演化范式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遵循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分析框架，通过隐喻演化生物学的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相关理论，技术本质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关于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是一种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其变迁是一个广义达尔文式的演化过程。这意味着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首先，从功能维度看，技术是关于生产即转换的指令。每种技术都代表一组从投入到产出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所谓不同技术是指在这个生产或转换过程中采用了不同原料、不同能源、不同机器设备、不同组合比例或生产了不同产品等等，亦即指令的改变。正如莫克尔(Mokyr)所指出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组关于如何做事的指令。当然，作为“指令”的技术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和增加人们的某种效用，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技术与自然界进化出的种种以增加生存概率为目的的生物技能(skill)并无本质不同。

其次，从空间维度看，技术是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如果我们将某种特定技术记为入，其对应的技术知识集合记为Ω，那么λ和Ω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生物表型和基因型的关系，技术知识集合(作为基因型)限制各种技术(作为表型)出现的可能性，但并不单独决定出现哪种技术，技术知识在一定内外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下表现为特定的技术――即表型，而技术创新则可理解为表型的变异，这种变异既来自于作为基因型的技术知识的变化，也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这种生物学隐喻是富有启发的，因为我们对基因如何产生表型的理解要远远多于我们对知识如何产生技术的理解，这种隐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和更好地处理技术一知识等同论所不能处理的制度和环境嵌入性等难题提供了一种良好视角。

最后，从时间维度看，技术是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新技术的产生与技术变迁都是一个变异一再现一选择的过程。由于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度繁殖能力和生存压力，人们必须对生产过程中可以使用的众多技术进行选择，这样，选择过程发生于λ之中，技术变迁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新技术的产生及其适应性选择问题。而新技术的产生显然受到技术知识Ω的限制和影响，技术知识Ω的变化同样可以理解为一个变异一选择过程，因此，选择不仅发生于技术入中，即现有技术被选择使用，也发生于技术知识Ω中，即新知识被接受或被拒绝。普遍达尔文主义指导着技术创新和变迁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生物隐喻也有容易引起误解之处。比如生物学中一般不允许从表型λ到基因型Q的反馈、生物进化的选择与再现是严格区分的、生物基因信息一般与载体同存亡、基因交流受种属限制等，但诸如此类的生物学原则和要求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技术现象。此时，牢记演化经济学使用隐喻的宗旨是有益的，经济学不应自甘堕落为生物学，隐喻的目的不在于寻找技术与生物演化的准确对应，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技术现象。

四、从技术知识论到技术演化论

技术知识本质论难以有效地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难以将二者分别强调的环境对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和技术的物化特征纳入自身分析框架。相比之下，技术演化本质论则具有更强大的理论整合能力和现实解释力。其关于外部社会环境选择作用的见解、对技术本身内部因素作用的认识以及基因型与表现型原理的运用，使之具备了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把技术知识当成技术进化的底层因子，就能将目前主流的技术知识论整合到这种演化分析范式之中。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同时赋予技术演化本质论强大的解释力，很多技术知识论和均衡研究范式下无法提供良好解释的技术现象都能在这种演化范式中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例如，基因型和表型关系原理为理解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近百年之后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而环境的选择作用则能为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德国提供良好的思路。不仅如此，演化范式也能为深入研究李约瑟之谜、苏联技术困境等重大且争论颇多的技术现象提供一个更新颖而富有前途的视角。

生物科学的发展不仅验证了进化理论的科学性，也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使之日益渗透和影响到人类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与此同时，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也对人类思想的演化范式提出了直接要求。量子力学理论、混沌理论及包括随机过程在内的现代数学理论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人类以一种演化世界观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正如古木根社会科学重建委员会的一份权威研究报告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伯格森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了对理性的怀疑和对时间、演化与创造的肯定。科学哲学领域，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体系风靡一时，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社会学派或称历史主义的出现很快使得波普尔和他的学派黯然失色，该学派坚持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待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家的社会心理结构对这个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并非波普尔所说的理性自然发展的逻辑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技术演化本质论非常契合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现展方向。

篇13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科学特征 预测 现实检验

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在历史上共经历了三次重大争论,其中以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争论最为持久,引起的影响也最为广泛。引起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1953 年发表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此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经济原理的科学标准是能否预测未来、经济学假设不需现实检验等观点;萨缪尔森并没有发表专门论述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他的观点散落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精确的预测等反对观点。

争论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未来还是解释现象

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的预测功能。他认为经济学是实证科学。具体说来: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任务和终极目标是,提供和发展一种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他认为只要理论与未来的预测相符就不必在意其假定前提是否现实,方法论上是典型的工具主义观点。在工具主义者看来,理论最好被视为只是一种工具,工具主义者仅仅关注得自理论结论的有效性。依据这一看法,理论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工具非真非假),而只是产生证明为真的(或成功的)预测或结论方便而有用的工具。工具只涉及它对特定任务是否适合的问题,理论的正确与有效性应由其预测力来加以评判。

实证分析方法的检验方法是将某一假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作对比。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被作为合理因素暂时被“接受”,还是遭到“拒绝”。“如果该假说的预测与实践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则遭到了否定;如果该假说的预测没有与事件相抵触,那么它则为人们所认可;如果该假说业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则具有极大的可信赖程度”。

萨缪尔森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我认为‘理论’作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的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的东西。”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只是对经济现实进行的解释,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也就十分重要。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这个理论暂时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和摈弃。

(二)对理论假设前提的现实检验是否必要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The irrelevance of assumptions thesis)。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他认为:“作为一种实证假说体系,理论应该通过其对它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弗里德曼认为对理论假设前提的现实检验不必要,甚至认为假设前提的虚假不仅不是一个缺点,而且是实证经济学的一个优点。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有两层意思:一是假定的抽象性。任何假定都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变量,总有一些变量被设想掉,因此,它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从而必然带有某些虚假性。二是一种理论的假设乃是一种更广泛的理论的运用,而后者是可以加以检验的。因此,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但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不是虚假的,而是可以加以验证的。

萨缪尔森认为理论假设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他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从物理学领域引入到经济学领域,提出有意义的原理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且这个假说可以遭到反驳,以推导出经济学中“有操作意义的定理”。后来,萨缪尔森在对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的批判中又从操作主义转向了主张描述主义,描述主义方法论的特点是强调理论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因而强调并坚持理论假设以及按照这一假设逻辑推演出的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即一切要以现实的经验为基础。他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假设与现实性的非相关性”命题概括为“F 歪曲”(它的含义就是假说可以不具有现实性或假设条件不相关性)。萨缪尔森指出:虽然不现实的抽象假定经常是有用的,但“如果抽象的模型包含有经验上的虚假,我们就必须抛弃这样的模型,而不是对他们的不恰当的地方进行掩饰”,“没有完全准确性的事实不应该是放松经济学命题是否经验有效的审查标准的借口”。

争论的实质及评价

在强调证伪主义对检验经济学理论是否正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上,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同,且均与波普尔的观点十分相近。“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关键在于科学从逻辑上可以被证伪、反驳或。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检验的,或可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反之不可检验,不能证伪,就属于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一句话,区别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也在于其能否被证伪的程度”。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争论的焦点实则是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这个问题。弗里德曼认为是其预测功能,因为它主要关注预测未知事件发生的概率,因而理论假设的正确与否不需要现实检验,只要理论可以很好的对未来进行预测即可。而萨缪尔森则强调是其描述功能,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科学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那么从逻辑上分析,解释和预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解释产生于事件发生之后,预测产生于事件发生之前;解释是从一个需要解释的事件开始,找到一条一般规律以及逻辑上隐含着对该事件说明的一系列初始条件假说开始,再援引一个具体原因对一个事件进行说明 ,解释的过程也就是把该事物统摄在这一普遍规律之下的过程;预测的过程则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及一组初始条件假说开始去演绎对一个关于未知事件的说明,是用来检验一般规律假说是否得到确认的办法。解释的前提假说必须强调其现实性,预测则不必。因此,从逻辑上说明了二者在理论假设现实检验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

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张五常在《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给出了很好的论证观点,他认为:经济学主要不是学怎么办,而是要学为什么,就是要用经济学去解释人的行为或现象并可推断行为发生,不是预测行为发生,给出了重点区别。推测一定要有条件,在什么情形之下,在某种理论根据或某种条件下,会有怎么样的现象发生。一定是要有条件的,没有条件是不能够解释的。而经济学之所以不能像物理学等那样精确推测,是由于看不到那个条件的存在。

毫无疑问,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这场论战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兼收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两派的优点,形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使得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获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这两个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不能断言这是由于他们使用了其所倡导的经济学方法论原则,但是至少有较强的相关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Samuelson ,P.Theory and Realism:A 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 1964,Vol.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