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判断标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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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3-0037-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08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影响使人们再次重视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建立金融危机早期预警系统模型的意义在于，通过定量分析模型找出金融危机发生的条件和能够预测该条件的一组经济金融变量，然后通过监测这一系列可测经济金融变量对金融危机进行早期预警，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确保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

日本银行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通过选取不同部门的多个指标编制了金融活动指数（Financial Activities Index简称FAIX），以便在早期有效监测金融活动冷热状态，为金融危机的防范提供前瞻性的参考依据。日本银行运用FAIX指数准确地预警到日本平成泡的发展过程，并成功地预测了美国雷曼危机的暴发[1]。

本文在介绍日本银行FAIX指数编制流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运用该方法预警日本平成泡与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前的金融活动状况，并提出了建立日本银行FAIX指数对我国的借鉴。

一、日本银行FAIX指数编制流程

1.选择恰当的相关金融指标

日本银行在金融指标的选取上设定了两个条件：一是指标必须具有理论基础或是被证实可以用来评估金融活动状态，它不仅可以解释过热的经济金融活动，也可以解释过冷的经济金融活动；二是必须能检测到平成泡沫之前的金融活动冷热状态，这样才能可信地用FAIX去预警平成泡之后可能发生的泡或危机。鉴于泡沫或危机存在发展成各种形式的可能性，所有指标都必须符合第一个条件。日本银行认为，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FAIX应是一个能预警金融活动冷热程度的有效工具。

根据上述两个条件，日本银行从100个之前被确定为能够有效评估金融活动冷热状况、目前正在被其他中央银行或国际机构使用的指标中选取了10个指标构成日本银行FAIX，其中包括3个金融部门指标、3个企业和家庭部门指标、2个金融市场指标以及2个其他部门指标。鉴于指标获得了广泛认可，因而可以认为日本银行FAIX具有先验性的可信度。表1是日本银行FAIX指标构成体系。

2.确定金融活动冷热状态的判断标准

确定FAIX指标构成体系后，如何判断金融活动冷热，日本银行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定性标准。中央银行或国际机构普遍认为，当一个特定的金融活动大大高于其稳定的趋势活动水平且这种过热的状况不可持续时，那么它就是过热的，当过热状况出现下行趋势时，这种过热将会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造成一种迅速的过冷反应。相反，一个特定的金融活动大大低于其趋势活动水平且这种过冷的状况不可持续时，那么它就是过冷的，这种减退状态使得金融和实体经济活动效率低下，并且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利益损失。

二是定量标准。人们在金融活动冷热状态的定性标准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但目前如何为这些状态确定一个可量化的明确标准却没有达成一致共识。经权衡各家机构及多位学者的意见，日本银行采纳了Meyer和Bomfirm（2011）有关判断金融活动冷热状况的量化标准，即当一个指标的偏差值高于一个趋势标准差①（即+1）时就认为金融活动过热，当一个指标的趋势值偏差低于一个趋势标准差（即-1）时就认为金融活动过冷。

3.选择相应的技术分析方法

为了从宏观层面评估金融活动的冷热程度，日本银行提出了两种不同但互补的分析方法：热力图法与弹力图法。其中，热力图法是通过对上述单个指标冷热程度的观察确定哪些宏观经济部门过热还是过冷，弹力图法是通过显示过热或过热的指标数量判断过冷或过热蔓延至整个经济的程度。

在技术分析时，衡量金融活动冷热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监测时间跨度。对此，日本银行评估金融活动冷热状态时结合长期、中期和短期②等三个不同的时间跨度进行。时间跨度从长期到中期再到短期大致相当于评估重心的转移③，即短期评估的优势在于能更准确的把握冷热状态的变化速度；而中期评估在于能更准确的把握冷热状态的变化程度，以便决策者执行相应的措施阻止之后的过热或过冷趋势；长期评估则由于不受个别指标冷热程度及敏感度的影响，能在更长的时间跨度提高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二、日本银行FAIX运用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平成泡沫和2008年9月的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具有一个共同点①，即在危机前拥有一个过热的金融活动，包括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信贷创造扩张以及市场资金增加等。当过热的金融活动突然回落时，随后一段时间内金融中介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基于这方面经验，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限制金融活动的急剧波动需要了解和掌握早期金融冷热状态，并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

1.平成泡预警检验

在对泡或危机预警时，日本银行采取单个指标检验和综合指标检验相结合的办法。比如在平成泡预警检验时，首先是单个指标检验。日本银行运用样本数据采用单个FAIX检 测了其在平成泡时的反应。结果显示，所选的10个FAIX在平成泡“繁荣”期间的趋势偏差值均超过了一个标准差（+1），表明金融活动过热，预示泡即将破灭。泡后的指标标准差偏离程度均开始下降，直到雷曼倒闭前夕，大部分指标下降超过一个标准差（-1），表明金融活动偏冷，很可能发生金融动荡。最近的水平则表明经济既不过热也不过冷②。

其次是综合指标检验，日本银行采用样本数据运用热力图和弹力图分析。从长期来看，平成泡破裂之前日本所有经济部门的金融活动均是过热的，破裂之后开始下降，最近显示过冷。从中期来看，在早期均能捕捉到冷热状态，而过冷的信号在最近已消失，这说明从长期来看更加合乎现实情况。从短期来看，其捕捉到冷热方向的时间比中期更早，且由于单个指标对冷或热两个方向都很敏感，以致在雷曼冲击之前观察到更多的过热指标数量，在危机后监测到更多的过冷指标数量。这说明，不同时间跨度的指标数据测评结果各有优劣，因而采用不同时段的样本数据进行综合评估显得十分重要。

2.雷曼破产预警检验

在雷曼破产预警检验时，从单个指标来看，2008年雷曼危机爆发之前有4个指标的趋势值低于一个标准差水平，显示出过冷的金融活动。从综合角度看，热力图显示雷曼危机爆发前期金融市场部门显示过热，并且过热现象逐步蔓延至公司和家庭部门，在2008年初期过热迹象开始迅速转冷，并蔓延至金融市场以及其他部门，最终导致金融动荡。弹力图显示2008年雷曼危机爆发前1个指标值过热，而过冷的指标平均高于3个。在综合分析时，雷曼危机爆发前，日本过热的金融活动逐步转向过冷，并且从金融市场部门蔓延至实体经济部门，过冷的金融活动水平使潜在金融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三、日本银行FAIX对我国的启示

构建金融活动指数目的是为了对金融活动是过热还是过冷获得更广泛的程度描述。日本银行在前人研究泡沫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选取了10个最具代表性、被广泛认可的金融指标构成FAIX指数。经测定，FAIX指数既能在平成泡沫“繁荣”时期更广泛的部门监测到过热，也可以在确定的部门监测到过热金融活动所导致的雷曼冲击，达到了预期目的。这表明日本银行FAIX指数的准确性、可信度较高，为日本银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深化以及金融开放的程度加大，今后我国必然会受到国外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影响，因此为避免金融危机对金融部门乃至实体经济甚至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应借鉴日本银行FAIX指数的做法，尽快建立我国的金融泡沫或风险的预警机制[2]。

1.尽快建立金融活动指数，监测金融活动冷热状态

目前我国逆周期调控方式主要以经济活动的冷热为依据进行调控，对不同部门的金融活动冷热状态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为此，建议借鉴日本银行做法，建立我国的FAIX，定期对金融部门和其他部门的金融活动冷热状况进行动态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逆周期调控措施，预防可能发生的经济金融动荡。

2.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联合各职能单位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建议中国人民银行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出发，联合各职能部门，选取不同部门的金融指标编制FAIX，并由各职能部门依据指标属性采集相应的数据，建立完整的评估体系。比如，人民银行可在现有的银行家问卷调查中增加银行对企业贷款态度指标，证券监管机构可以提供投资者中股票占比、股票价格等数据，住房与城市建设部门可以提供总租金乘数等数据，统计部门可提供GDP、商业投资以及企业盈利指标等数据。

3.强化评估结果运用，预防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建议我国在逆周期调控中，要以金融活动的冷热为判断依据制定逆周期的政策措施，调整信贷政策导向，完善差额准备金动态调整框架，限制过度的金融产品创新和过度的投机交易行为，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并避免波及实体经济[3]。

4.注重FAIX及判断方法的综合运用，提高泡或危机预警的有效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泡或危机的表现情况会有所差别，而且FAIX所选取的每个指标、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有可能出现所选指数及方法原来有效而现在失效的情况，并且不同指标的时间跨度有各自评估优势，需要综合考量来评估金融活动状态。

参考文献：

[1]Ishikawa，A，Koichiro，K，Kazutoshi，K. The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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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描述

2007 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于 2008 年中演化成全球金融风暴，此次危机影响深远，几乎遍布了所有典型的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因此，在进行研究时被传染国的选取也非常广泛。我们一共选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28个主要国家(地区)的股票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既包括欧美较为成熟的市场，也包括亚非拉的新兴市场。表1中给出了实证中选用的、具有代表性的28个国家(地区)的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指数名称。我们将雷曼兄弟倒闭作作为危机发生的起点，选取的样本期为2007年1月1日到2008年10月31日的日数据，其中2007 年 1 月 1 日到 2008 年 9 月 14 日为正常期，2008 年 9 月 15 日到 2008 年 10 月 31 日为危机期。各国股指的日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标准普尔的全球版财务分析资料库(Compustat global)。这里采用摩根斯坦利的全球指数（MSCI）作为模型中全球共同因子的代表。该指数用于测度全球证券市场表现，通过对自由流通市值进行调整来构建。剔除因各个国家(地区)节假日的差异所导致的休市时间不一致的日数据，少量数据的剔除对样本的影响不大。

三、Pearson相关系数的费雪Z转换检验

用简单样本相关系数法判断金融危机传染性是否发生，综合了偶发性和非偶发性两种传染渠道的影响。我们先采用Pearson相关性系数来计算样本的相关性系数以判断次贷危机的传染性。两变量X和Y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的计算公式为：据此我们计算出全样本期、正常期和危机期三个阶段除美国外的其它27个国家(地区)股市与美国股市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结果表明，除了新西兰、意大利和以色列三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危机后都有所上升。然而，从具体数据上来看，危机后大部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与美国的相关系数上升的幅度都不是很大。而对平时与美国股市的相关性较低（相关系数小于0.1，与美关系较密切的印度、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相关系数不超过0.2，中国则是负相关）的亚洲各国来说，危机发生之后，这些国家(地区)股市与美国的相关系数呈多倍上升。但是，采用这种方法，相关系数上升的国家(地区)，可以说明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出现了金融危机传染效应。但这并不精确，因为有些国家的(地区)的相关性系数虽然在危机之后增大了，但是增幅很小。据此很难区分这种增加到底是真的发生了金融危机传染，还是由于数据或其它原因引起。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为此，本文将采用费雪Z-转换(Fisher z transformation)检验进行判断。要检验金融危机传染是否发生，我们就要对如下的原假设进行检验，也就是：其中 ρT与 ρC分别代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被传染国与危机发生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如果原假设成立，则表明危机发生后两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没有显著增加，也就是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传染，如果拒绝原假设，则代表危机发生后两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显著增加，即发生了金融危机传染。对于两个相关系数进行差异的显著性判断，一般采用费雪Z-转换（Fisher’s z-transformation）的方法（Fisher，1915）进行检验。

首先，假设我们估计出的样本相关系数为 ρ，采用费雪Z-转换，得到这个相关系数对应的 Z 值。如果要对两个估计出来的相关系数进行如下的假设检验：假设估计出来的相关系数ρC和ρT分别来自于两个独立的二维正态分布的两组样本。在两个相关系数相等的条件下，即其中，n1和 n2分别代表两组样本的样本观测值个数。原假设是两个相关系数相等，但由于统计量服从的是正态分布，使用双边检验我们就能判断出ρC显著大于ρT的国家(地区)。实现这一检验，首先，我们要将表2中计算的危机前后的Pearson相关系数通过费雪 Z 转 换 ，得 到 其 对 应 的 Z 值 ，然 后 计 算 出，并 与 一 定 显 著 性 水 平 下 正 态 分 布的临界值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危机发生后相关系数是否显著增加，或者是否发生金融危机传染。为了能精确判断本次金融危机跨国传染是否发生，我们也对27个国家(地区)危机发生前后与美国股市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了费雪Z-转换，然后再判断该相关系数是否显著增加，并将其计算结果放在表2中。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27个国家(地区)中，德国和挪威股市在危机后与美国股市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加拿大、泰国和希腊的相关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而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印度、阿根廷和巴西则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从上述结果来看，在此次金融海啸中，一共有10个国家(地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对于其余的17个国家(地区)来说，虽然大部分国家(地区)在危机发生后与美国的相关系数都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共同点，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相关性本来就很高，因此在危机之后相关系数并没有大幅上升，从而导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我们也不能认为该国(地区)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

四、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的单因素模型回归判断

Forbes and Rigobon（2002）研究得出“金融危机中各国的共同动荡只是因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而不是出现了金融危机传染”这一结论，Corsetti et al（.2005）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以此构建了单因素线性相关模型，推导出了相互依赖的理论测度。该模型先假设国家 i 和 j 之间的股价指数收益率及其运动过程可以用公式(1)来描述：其中 rj代表危机发生国的股价指数收益率，ri代表被传染国的股价指数收益率，f 代表全球共同因子，γi和γj分别代表被传染国和危机发生国的国家特质因子负载(类似于CAPM中的Beta值，代表该国受全球共同风险因子影响的程度)，αi和αj为常数项，εi和 εj则分别代表两国国内的特殊波动。在这里，f 、εi和 εj为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并且都具有有限的方差。利用单因素模型对各国(地区)在此次金融海啸中是否存在纯传染效应进行判断之前，先要对上面给出的单因素模型 ri=αi+γif+εi进行回归。我们先利用全样本进行回归，相当于假设在危机发生前后，各国全球因子前的系数不发生改变，即各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结构性突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回归结果放在表3中。

从表3我们发现，28个国家或地区全球共同因子前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摩根斯坦利的全球股指对这些国家的股指收益率变化有重要的解释能力。同时，这些国家或地区回归的常数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异于零，这说明以全球股指为解释变量的单因素回归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各国(地区)收益率的变化。多数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回归的 Rˉ2值都比较高，基本上都达到了0.6，而对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以色列等新兴市场来说，回归的解释能力就大为降低，Rˉ2值都处于0.2左右。甚至于对于中国、新西兰和沙特这三个国家来说，Rˉ2值仅接近0.1，相较于西方各国，全球指数对这几个国家的解释能力就显得更低了。

五、经异方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对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的判断

根据前述单因素模型，在进行单因素回归之后，还可以通过公式(2)计算被传染国(地区) j 经异方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j，①然后进行下一步的传染性判断。在根据公式(2)计算调整后的相关性系数之前，要根据各国（地区）和危机传染源美国市场的数据，利用样本和前面计算的回归系数和残差方差来计算 ρTj、δ 、λT和 λC，其中 ρTj代表危机发生之后其它国家(地区) j 与危机发生国美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δ 代表危机发生地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后股指收益率的方差变化的百分比，λT和 λC分别代表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后国家的特质波动与全球共同因子引起的波动的比值。在计算这些变量的时候，ρTj使用危机发生后国家(地区) j 与美国的样本Pearson相关性系数来估计。γ2c就是危机发生地美国回归系数的平方，可以直接得到。Var(εc|T) 和 Var(εc|C) 是分别利用选取的正常期和危机期两段时间内对美国股市数据回归残差计算其相应的样本方差来估计。Var(f|T)和Var(f|C)则是直接利用正常期和危机期全球共同因子的样本方差来估计。同理，Var(rc|C) 和 Var(rc|T) 也是利用美国在正常期和危机期的股指收益率的样本方差来估计，然后利用这个估计值来计算 δ 的估计值。通过样本和回归结果计算出的美国的 δ 、λT和 λC的估计值放在表4中。从上面的计算结果来看，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股市动荡加剧，相比较危机发生前，其方差增大了16倍。从整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对手风险急剧放大，导致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的信心崩溃，美林被收购、AIG国有化，通用、花旗等一个个巨头相继陷入危机，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海啸。这一情况在 δ 的数据中有所反映。计算出这三个数值之后，结合前面计算出的各国(地区)的危机前的样本相关系数ρT，通过公式(2)，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各国(地区)对应的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当然， 是在假设危机发生后各国(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结构性突变的假设下得到的。在得到 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如下的原假设进行检验：H0:ρC≤ ；H1:ρC> 我们将应用费雪Z转换来对两个相关系数进行假设检验的结果放在表5中。从表5中可以看出，应用单因素模型来对相关系数进行异方差调整，进而对纯传染效应进行判断的方法得到如下结论：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香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而中国大陆则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而其余的25个国家(地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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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造成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银行业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也影响着中国的金融银行秩序。此前，中国经济已备受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波动、全球经济放缓、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国际因素和自身经济发展过热、自然灾害和通货膨胀等国内因素的双重压力。金融旋风突袭，无疑更使中国经济处境雪上加霜。

次贷危机导致国际金融业重新整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金融业在开放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从中国来看，必须及时追踪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掌握国际金融业整个脉络，实现在动荡环境中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应依照审慎原则稳步发展本国衍生品市场，适当调整国内金融经营和监管模式，加快混业经营步伐，并适时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利用有利时机参与国际证券期货业并购管理重组，获取先进金融机构的核心技术资源。经济危机对于经济的影响，会反过来越来越多地影响银行。上半年一大批好的企业，好多都在下半年急转直下，有些甚至是全行业的亏损。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给中国银行业提供了很好的警示。反观这一次美国次贷危机，根源就在于部分银行的经营管理背离了审慎原则。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过程中，从事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放弃了银行业一贯坚持的审慎信贷标准，不关心客户的信用记录，不注重贷款的还款来源，过度看重抵押品市场价格，甚至出现住房贷款的"零首付"。同时，投资银行的高杠杆融资，以及证券化资产的过度衍生，又助长了银行次级贷款发起和分销的授信经营模式，放大了房地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泡沫风险。对于我国银行业，由于我国银行在西方金融机构发行的不良债券上风险敞口有限，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相对审慎，次贷危机虽然会使中资银行损失掉今年的一部分利润，但不会伤及资本金，因而，对于银行后续经营不会产生过大影响。

二、我国银行业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首先，应对危机，要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应对危机时，应该认识到在流动性管理方面要有灵活性。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要意识到事态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要有灵活性。其实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前几天的判断是根据前几天的条件，现在的判断是根据现在条件作出的，在金融市场瞬息万变中，都是很正常的。从应对危机的调整能力的角度看，关键是要提高经济金融的微观上的灵活性，对价格、市场供需变化的适应性，而不能在价格、供需、制度设计上注入过多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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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之后,美国金融形势骤然恶化,世界各大银行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曾被称为“代表未来计量方向”的公允价值,一夜之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分析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的关系,寻找危机爆发的主因,以便更好地化解金融危机成为当务之急。

一、公允价值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

会计是对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进行反映,事实在前、反映在后这是无法颠倒的,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不可能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等活动具有防范于未然的能力,而最多只有亡羊补牢的本领。公允价值决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从2008年11月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发表的声明中得到证实,[1]声明列举了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包括追逐高收益、缺乏适度的风险评估和监管缺失;脆弱的保险业标准、不健全的风险管理行为;日益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产品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负债;决策者、机构监管者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并且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市场正在扩大的风险,未能及时实施金融革新或者未能考虑本国监管不力所产生的后果。可见导致金融危机的主因中并没有提及公允价值,这是对以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肯定。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有:

1. 公允价值计量更支持决策有用观

在现行的经济环境下,有些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与最初确认时发生了很大改变, 如果仍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价值,提供的信息对决策者是没有用的。会计信息最重要的特征是决策有用性,只有对决策人有用的信息才是决策者最关注的,而以公允价值计量,能真实的反映企业价值的提高和有效避免掩饰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2]。例如,当某些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已经大幅下降时,金融机构及其交易人员仍使用历史成本计量,就会误导投资者。因此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能更加透明及时的让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的时务状况。

2. 公允价值计量更支持“配比原则”

配比原则是指收入与成本、费用的配比,在历史成本法下计算利润时, 收入按公允价值计量,费用则按历史成本计量,虽然计量单位都是货币,但计量口径却完全不同。从而出现收益超分配、虚利实亏的现象。而采用公允价值这种现象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收入和成本费用均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经营成果是管理当局真正的经营业绩,从而有利于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

3. 公允价值计量面向未来

历史成本属于过去时态,只能用于初始计量并供以后各期进行摊销和分配,不存在后续计量问题,对企业的预测性比较差。而公允价值计量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计量方式,在对一些新的交易活动或事项进行核算时,能为会计信息的全面性与可靠性提供保障。

二、公允价值虽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但也并非无责

虽然G20并未将公允价值列为金融危机的主因,但作为会计界不能因此而置身于危机之外,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公允价值并非完美无缺,它所呈现的也并非资产或负债的真实价值而是价格,而价格肯定会经常背离价值的。当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场被扭曲,价格与价值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其缺陷表现如下:

1. 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加剧了资产、负债的扩张和收缩速度

公允价值具有顺周期性,即在经济繁荣、资金流动性较强的环境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其价格将不断上涨,此时企业的资产、利润会被高估,由此会促使其信用的过度扩张和财务杠杆的过度使用[3]。伴随着巨大的收益,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将会进一步放大,影响金融机构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而一旦经济不景气市场看空,公允价值计量便会使资产大幅缩水,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严重亏损,从而需要计提减值准备和减少所有者权益,为规避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管理者就会加大对资产的抛售力度,与此同时投资者的信心将会受到打击从而引起恐慌性抛售,造成其价格新一轮下跌。因此,公允价值计量会加剧资产、负债的扩张或收缩速度。

2. 估值风险的存在无法保障公允价值的可靠性

公允价值要求在公平的市场中存在着熟悉情况的双方,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完全充分的竞争市场,在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为此准则规定分三个级次来进行确认即:市价法、类似项目法和估价技术法,具体情况如图1。当存在活跃市场时以市场价格作为其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参考类似项目确定其价值;当不存在或只有很少的市场价格信息时,则采用估价技术。估价的方法就是借助各种模型,而不同模型及所设置的变量是不相同的,从而使估值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从而产生了估值风险。有研究表明,对于风险特征相似的金融资产,根据不同的假设使用不同的模型,其公允价值及对损益的影响是不可比的,这就无法保障公允价值的可靠性。

三、金融危机对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启示

1. 活跃的市场只是公平市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公允价值的第一层次,是以市场价格作为判断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符合条件的市场进行明确限定,即什么样的市场是公平市场,危机前仅以交易是否活跃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活跃的市场只是公平市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公平市场至少还应包括每一产品都应有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每一项产品和服务都应是同质的,交易双方信息充分对称,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没有成本。

2. 重视特定主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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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落。企业亏损严重，出口压力加大。随着全球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引发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落，国际原油价格由2008年7月份的每桶147美元降至当前的每桶66美元，对进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随着铜材、原材料聚乙烯及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企业大量库存原材料及产成品亏损严重，企业成本增加，出口压力加大。

2、国际经济实体实力削弱，出口货款不能及时回笼，企业资金匮乏，出口运转不畅。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实体影响的进一步加大，国外客户经济实力受到削弱，延长付款期限，对外贸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改变贸易方式，由原来的提前预付部分货款改为货到后付款；(2)延长付款时限，由原来的三个月之内付款改为半年或更长时间，导致部分企业出口资金紧张，出口业务无法正常运转，部分定单无法落单，出口总量不断减少。

3、国际经济实体诚信受到质疑。企业出口风险加大。由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客户诚信度受到质疑，企业出口风险加大。部分出口产品，货到港口后由于国际市场发生变化及客户资金链断裂等原因，客户寻找借口拒付货款，导致出口企业损失严重。

4、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企业出口难度加大。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贸易萎缩，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加大，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主要表现在：(1)提高出口产品标准，对出口产品质量要求更加严格，稍有不符即进行压价或拒付货款；(2)扩大出口产品检验范围，增加企业出口难度。如一些企业出口的睡衣套、童装等以前不需商检，从09年起纳入法检商品范围；(3)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加大企业出口成本。如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提高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导致外贸企业出口到该国的各类管材成本加大，增加了企业出口难度，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按照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判断，这次危机可能是“百年一遇”的，并且大有波及全球之势。对于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从短期来看，政府应该出来“救市”，但从长远来说，外贸企业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整个社会、政府要采取得力的措施来帮助企业转变他们的增长方式，提高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实现产业升值。”这就是要求广大的外贸企业应积极创新管理。

二、外贸企业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

对国际金融危机，外贸企业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点是：保市场，支持企业扩大营销，抢占市场，保持占有率；保运转，保持企业资金链不断，工厂不停产；保稳定，保持员工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增加战胜危机的信心，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在今后一段时期，主要采取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

1、加大外贸形势研究力度，及时解决外贸运行中的主要问题。密切跟踪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结合实际，密切关注经济运行动态，强化预测预警工作，高度关注业务相关产品的价格变化和市场走势，特别是服装、面料、建材、钢材等对外贸影响较大的重点产品的跟踪，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努力化解不利影响。

2、外贸企业要加强技术改造，加大科研和新产品开发的力度，加快产业升级。金融危机虽给中国出口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也提供了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的机会。外贸企业要培育自己的品牌，进行产品转型升级，为应对危机作好准备。当前，随着国家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环境，将进一步调整进出口税收、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政策，采取必要措施，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面对国家政策支持，中国出口企业要思考如何通过转变经营思路，来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寻找新的出路。企业要度过金融危机，更重要的是靠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有领先的技术，优质的服务，用自己的信誉、诚信来赢得这市场。通过技术创新，提供更多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使经销商和客户都乐意接受我们的产品。金融危机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影响较为显著，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企业可以把眼光更多地转向新兴经济体，开拓新兴的市场，如非洲、南美、南亚等地市场。

篇6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SFAS157）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随着美林、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的相继倒下，恐慌性的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到全球愈演愈烈。此前作为精准计量、客观反映金融工具计量的公允价值却被一些银行家指责为帮凶。据报道，美国的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导致金融机构按照市价大幅减计资产，造成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进而促使金融机构加大资产抛售力度，从而使价格更加下跌，对加重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还有60多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证监会，要求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认为如果不停止公允价值计量，危机就不会消退。

然而，会计界人士和一些业外人士却持不同的意见。会计界人士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与金融危机无关，公允价值并不是金融危机的帮凶，更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之一，指责金融界抨击公允价值计量是为其激进的放贷政策和失败的风险管理开脱罪责。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研究主管韦恩・阿普顿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计准则并不能给企业带来损失，它只是跟随市场，并不能领导市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主席戴维・泰迪爵士说：“会计并非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但会计在使市场参与者信任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方面很重要，IASB已对如何处理由信用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作出迅速反应。” 基于金融界讨伐声一片，而会计界却是坚持与辩护，的确应当对公允价值重新思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仍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并结合公允价值在我国的运用，对其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 二、公允价值产生原因及概念 （一）公允价值产生原因 会计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离不开经济及其环境的重大变化。近30多年来，世界经济处于激烈的变革时期，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也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公允价值的产生正是缘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虚拟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追根溯源，提起公允价值，就不得不提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储蓄和贷款危机，公允价值是这场危机的救世主，历史上被首次用于金融计量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曾发生了严重的储蓄和贷款危机，部分储蓄及住房贷款机构利用会计手段掩盖问题贷款，最终导致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无力赔偿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动用1000多亿美元联邦储备基金予以补救。这次金融危机使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的财务报告掩盖了金融机构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的财务困境。历史成本报告不仅不能为金融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发出预警信号，反而误导了投资者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判断。从此，美国金融界就倾向于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产品，而这次金融危机也大大推动了公允价值问题的学术研究。 （二）公允价值概念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2006年9月正式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SFAS157）中定义，公允价值是指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的交易中，因某项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者转让某项负债将支付的价格。该定义保留了以前对公允价值定义中的交易价格，阐述了交易价格是在有序交易中，市场交易者在主市场（或最有利市场）销售资产或转移负债的价格。销售资产或转移负债是从持有资产或承担负债的交易者的角度考虑，并假设交易在计量日发生。这个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交换的金额。按照IASB（IAS30）的定义，只是将资产交换或者负债清偿的金额。负债清偿的金额是明确的，即为清偿负债所支付的价格。但是资产交换的金额就不明确了，可以是购买资产所支付的价格，即进入价格（entry price）；也可以是销售一项资产所收到的价格，即退出价格（exit price）。然而，SFAS157则明确使用退出价格（exit price）来确定公允价值。FASB认为，强调公允价值是退出价格的概念十分重要，因为将公允价值作为计量资产或者负债最具相关性的计量属性，目的是提供有关资产或者负债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或者流出客观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预期，退出价格则能够很好的满足这一目标。

2.交易的性质。FASB对现行交易的解释是：公允价值计量假定不存在强制的情况。所以，现行交易不是强制易，更确切的说，现行交易是一种有序交易，这种有序交易假定在计量日之前对市场进行充分披露，并反映计量日存在的市场状况。

3.市场参与者的性质。对于市场参与者，FASB认为应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独立于主体；（2）有广泛的知识；（3）能够合法的且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对资产或负债进行交易；（4）愿意进行资产或者负债的交易。

这一解释实际上与IASB（IAS40）的“熟悉情况的、自愿的当事人”是一致的，只不过FASB更加强调了市场因素，即强调了市场假设，弱化了主体假设，使之与公允价值的计量目标更为吻合。 三、公允价值与金融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风暴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公允价值在其中并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实践中依据非公允的市场报价来确定公允价值的方式确实对危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金融危机究其实质是个经济问题，而非会计问题，会计准则只是尽其所能做到信息透明化，及时捕捉市场波动信息并毫无保留地把真实情况表现出来。若金融机构通过放松会计计量准则来规避问题，其最终“创造”出来的利益也只能是一种幻觉，这只会延迟问题的解决，且剥夺了投资者在最需要关键财务信息时获取真实信息的权利。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掩人耳目，做表面功夫，治标而未治本。 然而，尽管公允价值并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允价值已经科学完善、无可厚非。公允价值计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以公允价值运用的三个层级为例：按照SFAS157的规定，金融产品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为有活跃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其公允价值根据活跃市场报价确定；第二层为交易不活跃市场情形下的金融产品，其公允价值参考同类产品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或者采用有可客观参考支持的价值模型确定；第三层为没有交易市场的金融产品，其公允价值需要管理层根据主观判断和市场假设建立估值模型确定。另一方面，它规定金融产品“公允价值”计量标准适用优先级原则――首先看是否适用第一层的标准，不适用的情况下再逐级向第二层、第三层判断。也就是说，在证券市场有效且活跃的条件下，证券的公允价值合理且能够获得，证券性金融资产应以公允价值进行计价。在证券市场不活跃时，投资者没有市场数据可作参考，可运用内部模型或假定条件来估算其价值。而当市场失灵，证券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其真正价值时，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等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所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证券市场失灵，投资者的恐慌抛售行为已经不具备理性特征，应考虑用公允价值第三层次即估值技术进行计价。在这种情况下，资产抵押类证券从157号准则适用的第一层直跌到第三层，而在第三层的估值世界中，是没有什么价值能得到公认的。在谨慎的会计师和审计师的坚持下，金融机构不得不根据市场上的“挥泪甩卖价”作为手中持有次贷资产的价值，计提了巨额的资产减值，这些天文数字般的“账面损失”扭曲了投资者心理，使市场陷入恐慌性抛售持有次贷产品的金融机构股票的狂潮。结果，便陷入“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亏损、撇账、评级下调、更多坏账等接踵而来，直至金融机构无以为继，直至破产为止。

可以看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不完美。但是公允价值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推波助澜作用源于会计处理的方法，并不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使用，而是公允价值计量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善。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对我国运用公允价值的启示 （一）增加“经济危机”会计假设，实行经济危机会计 传统会计主要是微观角度的会计，强调的是会计的反应和控制功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会计的反应职能并不能够真实地反映资产或者负债的金额。因此，有必要增加“经济危机”会计假设，制定经济危机的认定指标，设立经济危机认定的联合机构，增加会计准则的内容，实施经济危机会计，探讨与之匹配的系列会计核算方法。 （二）提高估值技术的可操作性

公允价值的级次有三层，当不存在公平市价时，就需要应用估值技术来计算出相应的公允价值，可见估值技术是估计公允价值的重要方法。提高公允价值估值技术的可操作性，是要使其在实务操作中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要有选择地增加有关估值的信息。会计估值本身需要补充其它信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更应如此。即：当市场报价不公允时，应该通过考虑价格下滑时间的长短、跌幅以及市场流动性的因素，借助内部估值模型和假设条件来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比如增加有关建模技术以及假设的信息，从而使使用者能够适当地评估机构的风险，也可以避免各个企业各自为阵，凭借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极端市场状况下公允价值的状况。

其次，要在会计准则和规章制度上给予明确的规定。例如，应当制定关于如何运用公允价值估值技术的操作指南，在指南中尽可能详尽地规定有关现值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 （三）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及其监管机构迅速对如何运用公允价值提出了指导意见。由此可见，在公允价值的运用中，政府监管的重要性。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发展阶段，是新兴和转型市场经济的结合体，还存在很多市场失灵的领域，因此在运用公允价值的过程中更应该突出政府监管的重要性。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控制以及企业运用公允价值对应于操纵的管理，避免投资者由于公允价值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投资决策的失误。 五、结束语

篇7

下面,可举出一正一反两个事例,来看看真正的预测应该是什么样的。

近日,在翻检旧剪报时,无意间在1988年3月3日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美国人认为20年内美可能选出黑人总统”。见此,我不禁惊讶地“噢”了一声:“预测得如此准确!”

报道内文摘录如下:

“路透社纽约2月27日电:美国《新闻周刊》今天公布的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今后的20年内美国可能会选出一位黑人总统。”“这项由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进行的民意测验说,有62%的黑人和56%的白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参加民意测验的白人中有49%的人认为,黑人现在的境况比5年前要好,而黑人中只有33%的人看到了这一点。”“民意测验结果还表明,在参加民意测验的白人中只有3%的人愿意生活在一块只有白人存在的土地上。”

因为这份剪报为另一主题,是无意中留下了这条消息,所以剪报到此为止了,不知是否遗漏了其他更详细的论据和内容。但上述信息已足以说明,这堪称一个科学的预测。一是有时间的规定性――从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内,以及具体事件的规定性――美国大选,还有具体人物的规定性――选出黑人总统。二是这一预测有充分说服力的科学论据支撑――盖洛普民意测验。

再来看看另一则被人称为“准确”地预测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事例。

前不久,我国有人大肆宣扬,并在一家社会科学报上写文章称,某人“准确地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然而,这是怎么预测的呢?预测的命题是什么呢?一曰,美国“潜伏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假若21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中叶前后,美国的泡沫经济破灭,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二曰,三大赤字(经常项目赤字、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引发“全球抛售美元”,而由美元贬值引起经济危机,由此判断,“美国潜伏的极大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显现”。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个预设的判断与实际的结果有多大出入:预测的时间与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相差了二三十年至五六十年;预测的对象是一般的“经济危机”,而实际发生的是具体的“金融危机”;预测危机的形式是由抛售美元、美元贬值引发经济危机,而实际发生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从而引起银行资金链断裂,最后导致的金融危机……这还是“准确的预测”吗?如果仅是一般地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论断出发,一般性地谈论经济危机就叫预测的话,那么成千上万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在大学课堂甚至中学课堂上,都“预测”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2010年1月6日《报刊文摘》载文披露,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金融危机?”为此,英国一批顶尖的经济学家于2009年7月25日回信伊丽莎白二世时承认,无论英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学者”,对“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都没能预测出来”,认为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他们正对这件事进行“集体反思”。

文章在评论这封信时说:“这封信可以看作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界正在进行集体反思的一个缩影。”

篇8

一、引言

近几十年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破坏性越来越大。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不但要付出直接成本,而还要付出因经济增长受挫造成更为惨重的间接经济损失。近年出现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波及其他国家的市场。因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播途径,不仅为固定汇率制度国家所关注也为其他浮动汇率国家所重视。因为,这种危机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致使国际金融系统发生混乱,给很多国带来巨大损失。

事实上,无论固定汇率国家还是浮动汇率的发达国家,各国央行以及相关部门都非常关心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染问题。自Krugman[1979][5]和Flood 等[1984][3]的研究问世以来,人们陆续提出了多种模型研究货币金融危机。这些模型常常和一些具体的危机纠缠在一起,难于从总体上加以把握。李雪等[2009][9]从模型演化的角度出发,综述了该研究领域的主要工作,论述了全局博弈方法在金融危机模型研究中的必要性。本文则在李雪等[2009][7]的基础上,从试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讨论,并综述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说明试验经济学的不可替代性。本文着重讨论,Heinemann等[2004][4]和Taketa等[2007][8]的研究结果。

二、传统的货币金融危机模型

货币金融危机传统模型有三代,他们皆以现实中实际发生的货币金融为背景。因此,所以它们考虑的重点都是危机的某些侧面而非全部。

一代模型以1960年～1970年发生在南美金融危机为背景,其中的代表性文献是 文献[5],[6]。模型的前提是货币当局为填补政府财政赤字不断用发行纸币,讨论的重点是货币危机的发生时间。二代模型以1992年欧洲的汇率机制危机为背景。其前提不是财政赤字而是萧条和高失业等经济基本面信息,讨论的重点是货币金融危机会发生的条件。二代模型和一代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前者有多重均衡。三代模型以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关注的不再是经济基本面恶化问题而是市场情绪,从金融面上揭示了自实现金融危机的关联机制。三代模型种类很多,因涉及的问题不同而不同。

它们主要贡献是:一代模型揭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当局发行纸币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引发的货币危机的时间,揭示了建议健康财政政策对防范货币危机的重要性;二代模型表明,一个国家即便经济的基本面良好也可能发生取决于投机者判断的自实现货币金融危机,建议政府适时经济基本面信息,控制市场情绪,防止自实现货币危机发生;三代模型则从理论上展示了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原因的多样性。该类模型和前两代,共同点是都强调防止市场情绪恶化以避免自实现货币危机发生的重要性,不同点是更强调针对具体问题建立模型。

然而,传统货币危机模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有其局限性。第一代模型自不必说,第二、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性更为突出。尽管它们揭示了经济基本面处于中间区域时,投机者们会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多种均衡中的某一种,但是未揭示促使投机者们共同行动根本驱动力的形成机制,因此不能解释(1)乔治・索罗斯之类的金融大鳄对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2)不能解释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

三、传统模型的推广――全局博弈方法的引入

造成上述困境根本原因是,它们都使用投机者信息对称假定。放宽该假定,情况会变得非常不同,这时全局博弈方法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参见竹田(2007)[10])。使用全局博弈的方法可以找出被称为信息切换值的临界值,这是决定投机者是否发动进攻的惟一标准。在投机者发动进攻的前提下,仍然运用全局博弈方法可进一步发现被称为基本面切换值的和基本面有关的临界值,这是决定货币金融危机发生与否的惟一标准。使用这两个切换值可突破了传统模型的局限性,较好地解释金融大鳄的作用并揭示危机的传播机制。但是,由于投机者的决策数据不公开,所以使用实际数据的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例如,计量方法等)无法研究上述模型的现实性。

总之,传统模型由于采用投机者信息对称的假定,所以对近年来的金融危机缺乏解释力,故有局限性。基于全局博弈的推广模型,由于放宽了投机者信息对称假定,所以提高了传统模型的解释力。但是,推广模型的现实性研究目前尚不充分,所以有必要引入试验经济学方法处理这类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试验经济学的方法应对这一问题,下一节将讨论这方面的研究。

四、推广模型的试验经济学研究

试验经济学的一般做法是,将试验参与者(被试验者)召集在计算机室,根据模型要求在机器上给出假想的经济状况,要求试验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反过来也会影响机器原来给出的经济状况。在人和机器的相互作用中,每个被实验者最后都能获得其试验业绩,他们将根据这个业绩来获得自己的报酬,业绩是决定报酬的唯一决定因素。试验经济学家则根据试验结果,判断待验证的经济理论是否有现实性。

试验经济学的好处是不受实际观测数据的限制,可以自己创造试验数据来研究问题。正因为如此,一些金融学家也开始使用这一方法来处理金融问题,特别是处理金融危机模型的现实性问题。另外,由于试验中能够很好地控制各种干扰因素,所以可以将理论要求的经济场景忠实地再现于计算机,这更能直接反映被验证理论的妥当性。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模型面对的是日益频繁、复杂的现实货币金融危机,所以这类模型通常是复杂的,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又由于现实中不能取得足够的数据(特别是和投机相关的数据),使得计量性的实证分析方法在这个领域中很难有所作为。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借助试验经济学方法对现代危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文献[4]和文献[8]等。接下来具体介绍他们的工作以及由此获得的结论。

文献[4]使用试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文献[6]的模型。研究设计了切换值含噪音干扰和不含噪音干扰两种场景。首先是含噪音的情况,试验结果表明被试验者的行动相对于经济基本面信息更受切换信号的影响,这和文献[6]的结论一致。其次是不含噪音的情况,试验结果表明被试验者的行动所受的主要影响,依然还是受切换信号,这和文献[6]的结论不同。后者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公布经济基本面信息或许并不明智。前者的结论则是,即便公布经济基本面信息,投机者看中的仍然是切换信号,因此基本面信息公布与否对危机的发生作用不大,这更符合实际情况。

文献[8]考察了文献[2],[6]的模型。他们的试验也设计了两个场景:一个允许巨额买空(金融大鳄)的被试验者存在;另一个不允许。根据文献[2]的结果,金融大鳄存在时,投机者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投机攻击活动。文献[8]的试验结果表明了同样的结论。除此之外,文献[8]考察了文献[2]没有考虑过的事情。文献[2],[6]只表明,金融大鳄存在时,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明显增大,但是并未考虑更进一步的情况。文献[8]则表明,金融大鳄存在时的危机发生概率的增大效果比逐出时的大。这个发现可引发监管政策方面进一步的思考:是加强监管不让金融大鳄进入市场好,还是将先将它们放进来然后再将其逐出好?

总之,借助试验经济学的力量, 文献[4]和文献[8]的研究分别有力地支持和发展了文献[6]和文献[2]的工作。

五、结论

关于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播途径的模型很多,常和一些具体的危机纠缠在一起,难于从整体上把握。从总体上把握该领域的研究动向非常重要。受制于实际观测数据(特别是和投机相关的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很多金融危机模型无法使用计量方法做实证分析。目前,已经有学者借助试验经济学方法研究这类有关模型现实性的实证问题,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因此,金融危机模型研究中,试验经济学方法和全局博弈方法同样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1]Burnside, C., M. Eichenbaum, and S. Rebelo, “Government Guarantees and Self-Fulfilling Speculative Attack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19 (1), 2004, pp. 31～63

[2]Corsetti, G., A. Dasgupta, S. Morris, and H. S. Shin, “Does One Soros Make a Difference? A Theory of Currency Crises with Large and Small Trade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 (1), 2004, pp. 87～113

[3]Flood, R. P., and P. M. Garber, “Collapsing Exchange-Rate Regimes: Some Linear Exampl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7 (1-2), 1984, pp. 1～13

[4]Heinemann, F., R. Nagel, and P. Ockenfels, “The Theory of Global Games on Test: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Coordination Games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Econometrica, 72 (5), 2004b, pp. 1583-1599

[5]Krugman, P., “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 Crisi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1 (3), 1979, pp. 311～325

[6]Morris, S., and H. S. Shin, “Unique Equilibrium in a Model of Self-Fulfilling Currency Atta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3), 1998, pp. 587～597

[7]Obstfeld, M., “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 Cahiers Economiques et Monétaires, 43, Banque de France, 1994, pp. 18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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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3-0114-02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2007年金融危机中会计准则漏洞的讨论仍在继续。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会计准则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会计准则的发展和新准则的创新对经济持续平稳运行的推动作用。

1一直存在的会计准则漏洞

会计准则中主要存在四方面的漏洞：销售数据作假，资产估价没有明确规定，账外债务，兼并收购导致问题复杂化。

会计准则漏洞虚增企业净资产，让投资者们高估利用漏洞的企业的价值，继而投资者抬高股价，使经济市场上产生越来越多的泡沫。一旦泡沫被刺破，金融资产价格就会大幅下跌，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2会计准则国际化

会计准则的漏洞一直存在，但是并未大规模爆发。为何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漏洞所引发的问题在早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大的关注，但彼时已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这种埋伏期很长的慢性病，应是从根本上，即会计准则出现了问题，特别是会计准则国际化。

21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原因

美国会计学会国际会计经营和教育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出具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各国会计模式可分为五类[1]。每个模式的特点及影响范围，影响国家均不同。受影响国家分布在全球各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交易双方要利用彼此的财报预测风险和收益。但不同准则表现的信息并不一定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同时，交易中利润、成本等要素不能统一计量。因此报表使用者要求提高可比性，准则是规范报表的一种工具，会计准则国际化便成为必要。

当然，各国为了发展和提高本国的经济也是推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一个潜在原因。在当今，要想使本国的经济迈上新的台阶，应当保持创新精神和开放原则，加强与别国的联系。每个持有这种目的的国家都会主动积极地与别国进行融合或影响，这就促使会计标准趋于一致。

22国际化后的会计准则

各个国家的会计准则中，美国的会计准则备受各国关注，它是许多国家标准制定机构在制定本国会计准则时的依据和参考。

2000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进行重新的改组，3名美国人担任了该组织的重要职务，主要负责各项会计准则的研究、制定等工作[2]。这次改组使IASC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全球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身份。美国准则不仅是各国制定自身标准的依据和基础，还大大影响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

23国际会计准则引危机

国际会计准则的弊端，是其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它提出了获取公允价值的三种情况，而这三种获取方式或者通过客观事实观测，或者通过主观推断。这使公允价值和市场情况同向变动，且具有惯性。

公允价值计量的这些特性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在选择会计准则时，首先应考虑市场资本的流动性，政府调控的能力、市场有效性、会计信息透明程度等因素。另外各国资本化程度越高，会计准则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大，国家受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就越大，这导致了金融危机严重的后果。

3金融危机暴露会计准则缺陷

31关于公允价值的争论

2007年4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此次危机迅速波及全球，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都在本次危机中遭到重创。除了金融业长期普遍存在的监管漏洞的问题之外，金融学家们将原因归于会计界，认为“公允价值”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自此公允价值开始被质疑。

32金融危机中信息披露存在缺陷

除公允价值外，信息披露也是又一关键因素。

一方面，缺乏充分的会计信息披露，必然使得会计在危机中缺失预警功能，使债权人和投资者无法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或判断决策的正确与否。

另一方面，信息披露过度复杂，关键信息会被次要信息掩盖。对于投资者和监管者而言，要想从复杂的“信息灌木”中找出有用的关键信息，无异于“大海捞针”。金融监管的信息填报要求中便可看出该问题。此次危机爆发前的近30年来，很多国家的监管报告要求金融机构填报的数据不断增加。1974年，英国刚刚引入监管报告，银行填报的数据条目只有150项，而现在7500多项，是1974年的50倍。1930年，美国银行向美联储填报的数据约为80项，而到2011年，达到了2271列，每列包含的数据量也有了大幅增加。信息披露过度复杂加大了寻找有用信息的难度，并且增加了信息使用的风险，因此信息披露并不一定越多越好。[3]

自此，针对公允价值的争论还未停止，但可以肯定的是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仍然是未来的大趋势，不过该准则应该与时俱进，以减少一些估值技术夸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对信息充分披露制度的监管也要加强，建立完善的制约机制。

4金融危机后的会计准则

41金融危机后国际会计准则的改革

从市场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公允价值的表达并未真实地将市场上和主体本身的风险反映出来，相反，甚至在经济泡沫的背景下对投资者有误导作用。

那就应当使用所谓一点水分都没有的新的计量方法吗？事实上也不妥，“干货”形式的计量法则会导致该主体的计量既没有相关性也没有可靠性。因而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公允价值仍旧是会计上进行计量的最好方法。为了弥补其固有缺陷，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增加报表附注在会计报表中的比重，并在列报中作为重要事项，通过附注列示出的经济环境数据等要素，以多角度尽可能将风险反映出来。

针对几个突出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做出了较大的调整。

2008年10月13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修改国际会计准则相关条款，允许对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并且允许将执行日期追溯回7月1日。2009年7月14日，征求意见稿2009/7《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以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确认和计量》，建议针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采用新的分类和计量模式，禁止会计主体在初始确认后对金融工具的重新分类，明确了各计量方法下金融工具变动损益的计入。2011年5月12日IASB又了有关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新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新准则将公允价值重新定义为：“市场参与者之间在计量日进行的有序交易中出手一项资产所收到的价格或转移一项负债所支付的价格”[4]，提供了公允价值的单一指引，引入了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一致披露要求。

42各国、各地区会计准则的修改

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不断做出准则调整的同时，各国家地区也针对国内经济环境做出了会计准则的调整。

2012年，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提案金融机构提前对坏账的确认时间。此次提案规定企业在发现潜在损失的初期迹象时，金融机构即开始确认损失，有效避免冲击所造成的影响。

继美国后，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也针对公允价值对会计准则进行了调整。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并未做出过多调整。这是因为，中国在引入公允价值时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公允价值并未在我国真正推广。

5反思

由以上的例证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准则的讨论与修改在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缓解和后期各国经济重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较现行的准则与危机前的适用准则，细节化、复杂化成为了新准则与之前的最大区别。我们认为，这样的改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准则本身的属性与意义，二是现行经济市场的变化。

51准则的属性与意义

随着市场细分的进一步展开，以及高度技术化的推广，信息的专业化需求越来越高。而会计准则作为会计行业通行的语言与规范，专业程度也随之愈发提高。

这一方面迫使会计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不断提高自身职业素养和判断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财务信息从收集到决策制定再到披露整个过程的合规性。

另一方面，会计准则高度专业化有利于管理部门对相关主体监管。旧准则作为一种会计语言，其表达存在不少模棱两可或者极软性的内容，致使主体可以利用准则漏洞避过可能的处罚，使一些错误会计信息出现和传播。同时，高度专业化也能够减少审查时不同部门间的扯皮，提高监管效率。

52经济市场的变化

当前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使得市场业务需求难以把握。这种客观环境推进了虚拟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工具推陈出新。由于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四个缺陷，为使监管部门加强对其约束和限制，更为细化的会计准则十分必要。

目前，经济市场的治理结构仍然存在人治盖过法治的现象。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市场治理应该是以高度法治作为治理主体，以人治弥补法治上的漏洞。在这样的发展观下，细节化和复杂化的会计准则将有利于约束市场行为。

细节化的会计准则将全方位规定企业及相关主体的经济行为，从细节入手，从源头制定规范。另外，经济实体存在即是为了获取利益，从准则的角度在利益这个经济行为的根源上进行规范的指导和约束，将更有利于经济合理的发展。

6结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说，会计准则漏洞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后危机时代，对会计准则的思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同时，准则的调整也对经济复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今形势下，会计准则作为一门会计专用语言在各个方面起到了助推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作用。同时，金融危机辐射性带来的后续影响也不断提醒着我们在保持与国际准则同方向的同时，还必须依照我们自身的经济环境做出相应的微调或修改，以真正的起到作用。参考文献：

[1]周善文，林哲夫国际会计界定及模式比较研究[J].财贸研究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1996（1）：67.

[2]窦仁政，陈巧风国际会计准则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Z].2006-04-05.

篇10

会计在此次危机中扮演什么角色?应有何作为?2008年9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戴维・泰迪爵士说：“会计并非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但会计在使市场参与者信任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方面很重要，IASB已对如何处理由信用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作出迅速反应。”

诚然，会计既非罪魁亦非祸首，甚至帮凶也算不上。在检讨喧嚣中，微观层面的会计尚未进入大多数人的视线。但在由泡沫演变成危机的过程中，会计准则至少在金融工具的确认、特殊目的实体的合并以及公允价值的计量等三个方面难辞不充分之咎，甚至有推波助澜之嫌。

(一)美国的FAS140对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该法以是否放弃控制权，而非风险与报酬转移的程度作为金融资产转让的终止确认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银行从事信用违约互换(CDS)等信用增级业务，因为无需考虑这些信用增级业务所导致的已转让金融资产风险回归或保留的程度对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影响。如果仅仅是CDO，雷曼兄弟或不致破产，要命的是雷曼是市场上10家最大的CDS对家之一。

(二)美国商业银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纷纷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型，投资业务机构的表外化成为美国银行综合化经营的显著特征，银行利用会计准则的弹性把集团内部投资部门改头换面为表外特殊目的实体。于是，一边是传统的商行业务出让信贷风险，另一边是集团的投行业务又重新承担信贷风险，甚至吸纳证券市场的部分风险，从而使综合经营的金融机构陷入风险循环回归的旋涡，可怕的是在账面上还看不到这些潜在的巨大阴影。

(三)当某种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时，模型也许是计价惟一的选择，但正如金融界著名的WL罗斯公司董事长威尔伯’罗斯所言：“模型的特性就是假设未来与过去的情况相似，因此一旦多项标准发生变化，它们就会失灵。”结果就如巴菲特指出的：“许多次贷机构持有的CDO按模型而非市场定价，二者之间的差别可能对股东价值造成重创。”如何令报表使用者理解并信任财务报表中的公允价值是会计准则不容推卸的责任。

篇11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席卷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再度关注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根据金德尔伯格的研究，从17世纪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全球范围内共爆发了42次比较重要的金融危机。其中有21次都与对不动产的投机有关（这里所指不动产范围较广，主要是包括城市房地产，但也包括农场、运河和铁路）。本文试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分析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并提出一定对策建议。

一、房地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发展历程

（一）危机酝酿期：美国经济面临衰退威胁，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活跃

21世纪初美国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又发生了“9.11”事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美联储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将联邦基准利率降至1%的历史低位。金融市场利率的降低直接后果是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下降，加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鼓励住房消费、扩大住房自有率，美国房产交易的税收政策方面也较宽松，房地产市场进入新的繁荣周期。

（二）危机发展期：房地产市场过度升温，房地产信贷衍生产品疯狂发展

在金融、财政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房地产市场热度不断提高，呈现价升量增的景象。2005年，美国房价升至27年来的新高，2006年1季度，全美又有53个都市区的房价涨幅超过了20%。

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产品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衍生产品疯狂发展。与我国不同，美国的房地产金融产品大大脱离了房地产信贷产品的范畴。金融产品房屋贷款机构在发放了房屋贷款后，又将这些贷款出售给投资银行，或者打包处理成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和资产支持债券（ABS）后再出售给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以从抵押贷款公司收购的住房抵押贷款或者MBS和ABS作为基础资产，通过资产分层与重新组合、信用增强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手段，包装制造出新的不同风险等级的MBS、ABS和债务担保证券（CDO）以及包括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其他结构性衍生产品，然后再将上述产品出售给包括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甚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据汤姆森路透统计，2006年全球债务担保证券（CDO）共发行4788亿美元，是2000年发行687亿美元的近7倍。至此，房地产贷款已经被转化成巨额的金融资产，而且与其本身日益脱离。

抵押贷款中贷款客户信誉度较差的贷款被称为次级贷款，这类贷款的风险明显较高。在房地产市场趋热时，此部分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空前发展，风险也日益增加。据美联储统计，截至2006年末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余额为6.5万亿美元，比2000年末增长97.2%；同期次贷支持债券余额为7320亿美元，比2000年末增长了近8倍，增长速度远高于一般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而次贷衍生产品的反复包装、销售，掩盖了次贷中可能的风险，并将这一风险传递到全球金融领域的各个角落。

（三）危机爆发期：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破裂，次贷危机发生

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将短期利率由1%提升至5.25%，有效抑制了房地产信贷消费，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压力，挤压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空间。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2006年第3季度的新房开工持续下降，9月新建格与2005年同期相比，也下降了9.7%，是197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房价下降引起了人们对市场进入衰退周期的普遍担忧。此时，原来通过次级抵押贷款购买房屋的消费者，在房价下跌而利率又不断升高的双重夹击下，已无力偿还贷款，违约率逐渐上升。

次贷违约率的上升，直接导致相关机构发生巨额亏损。以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裁减54%的员工为标志，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四）危机全面爆发期：房地产市场进入低谷，金融危机发生

由于房地产衍生金融产品链条长，涉及机构多，规模大，危机逐渐向相关金融机构扩散。以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次贷危机逐渐扩散成为金融危机乃至金融海啸。

此次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独立投行，华尔街5大独立投行中两个破产，一个被收购，仅存的高盛和摩根史丹利由投资银行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独立投行受影响最大的原因在于与其从事的规模巨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相比，它们的自有资本规模往往偏低，因此通常依赖于从其他金融机构融资，从而导致其经营的杠杆倍数提高；另外，由于次贷相关证券及其衍生产品的设计复杂、且透明度较低，为增强购买其产品的机构投资者的信心，投资银行自身往往也需要持有部分次贷相关证券及其衍生产品，而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投行将被迫提高持有上述产品的比例，从而承受更大损失。金融危机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向全球蔓延，德国、法国、日本乃至我国等都有机构宣布因为投资次贷相关产品而发生巨额亏损。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各国高调救市，大量流动性被注入，在来自机构、市场的坏消息与来自政府、监管机构利好消息的影响下，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对对消费、投资都产生负面影响，房地产市场复苏难见曙光。以标准普尔/凯斯-席勒20大城市房价指数衡量，截至2008年7月底，全美房价水平同比下跌17%，创二战以来同比跌幅之最。虽然房价持续下跌，空置房数量却在继续增加，已超过11个月供应量。

二、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危机关系分析

现代经济中，金融的力量渗透到各个方面，房地产尤其严重依赖金融。而房地产既是实体资产，在被炒作时又带有一定的虚拟经济的成分，容易成为金融危机的催生剂。

（一）金融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轮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推动因素有很多，但是，利率、金融产品创新等金融因素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一，利率水平下降时房地产市场繁荣，利率水平上升时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21世纪初美联储连续13次降低利率，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为1%，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了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此带动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也持续下降。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调到2003年的5.8%；1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也从2001年底的7.0%下调到2003年的3.8%。正是如此之低的利率水平吸引了大量的购房者进入市场，抬高了房价。

第二，以抵押贷款证券化为特征的房地产金融衍生产品推波助澜。在房地产市场趋热时，一方面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能使投资者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就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不断购进按揭贷款证券化的产品，为房地产信贷部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另一方面由于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的贷款资产证券化后，风险转移，相应的信贷标准降低，首付比率逐渐降低，甚至出现了零首付。这两方面因素都促使房地产信贷部门大量地放贷，使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或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二）房地产泡沫是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

综上所述，房地产价格泡沫在金融危机的形成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传导渠道一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市场成交活跃，相关的房地产信贷等金融产品迅速增加。除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不谨慎形成风险外，房价高企时发放的住房信贷在房价下跌时风险自然暴露。二是房地产价格上升，财富效应引致房产所有人在消费、投资时都会没有节制，甚至会将房产抵押去消费或投资，而市场形势转变时，抵押物价值下降，风险暴露。

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不是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房地产市场是被金融所挟持，并反过来危害金融安全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探询。从宏观层面方面看，近些年国际经济金融失衡，美国产业发展缺乏新的支撑点迫使资金流入地产领域。从政策层面看，联储在促进经济增长中，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导致流动性过剩，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从技术层面来看，金融机构违背审慎原则发放贷款，发行金融衍生产品时脱离实体经济，人为制造了风险。

三、对策建议

目前由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已经在全球造成了巨额损失，而美国房地产泡沫后房地产市场也一蹶不振。因此必须针对房地产市场与金融的密切关系，从源头上采取措施，打破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链，防止再次造成危害。

（一）中央银行必须关注资产价格，并适时有所作为

关于中央银行是否关注资产价格，近些年被广泛讨论。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资产价格何时形成泡沫比较难判断，因此央行难以对资产价格泡沫实施相关政策。但从21世纪以来美国的两次资产泡沫演变来看，美联储都先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但接下来在泡沫已经演变得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采取加息等措施，造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危机，网络股泡沫破灭时表现是股票市场大幅下跌，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此次危机中的表现是房地产市场进入低谷，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美联储在危机发生前期加息上过于谨慎，应变迟缓，对于全球流动性过剩难辞其咎；后期又加息过度，造成市场剧烈动荡。因此，货币当局必须正确判断形势并果断采取措施。

我国证券市场与房地产市场都处在发展阶段，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由资产价格泡沫影响形成的金融危机也有发生的可能。中央银行必须持续关注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探索其对金融市场、消费、投资的影响途径，判断影响程度，在泡沫形成前进行积极预调。

（二）审慎监管、发展房地产金融

房地产市场与其他行业不同，是一个周期性很长的行业，与其相关的金融产品的风险也表现为一个较长的周期性与滞后性。只有在房地产市场发生根本性逆转才能表现出来。我国还没有经历过全局性的房地产危机，无论是金融监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必须对此有足够的警惕，审慎监管、开展房地产金融产品，具体有3层含义：

一是房地产金融产品创新必须谨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就在于房地产信贷产品证券化链条过长，风险在层层包装后被忽略。虽然发生了金融危机，但未来金融创新的步伐不能停止，关键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开展创新，防止类似次贷危机的发生。

二是房地产信贷的管理必须严格。房地产信贷是我国房地产金融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房地产信贷已成为当前银行信贷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在上海等城市，房地产信贷余额占银行信贷总额的比例十分高。上海银监局的《2007年度上海市房地产信贷运行报告》公布2007年，中资商业银行增量贷款中有27.5%投向了房地产业，至年末，中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32.2%。一旦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将直接威胁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因此商业银行必须严格执行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房地产信贷的相关政策规定，严格放贷条件，切实防范房地产信贷中的风险，

三是严格管理以房产作为抵押的贷款。房地产作为不动产，是比较成熟的抵押产品，在银行信贷中广泛使用。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势必将影响到银行信贷资产安全。如果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波动，势必加大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因此在银行接受房地产作为抵押物时，应合理研判形势，正确估算抵押房地产价值。

（三）防止新的泡沫生成

对目前国际社会来说，更现实的教训是在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通过超低利率拉动经济，造成了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吹大了房地产泡沫，为日后的金融危机埋下祸根。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巨额救市方案，必须防止形成新的流动性过剩导致新的危机。最关键的是引导救市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防止其再次流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形成新的泡沫。

参考文献：

篇12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出现了较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产生了通货膨胀现象，2008前三个月，CPI指数分别达到了7.1%、8.7%和8.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尤为剧烈，08年一季度食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1%，并且市场对价格上涨的预期仍然很强烈，其次是中国股市发生了剧烈了震动，自07年10月创下新高以来到08年4月22日跌破3000点，上证综合指数累计跌幅达已超过50%。第三，从较为长期的角度看，由于人民币汇率存被低估，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导致外汇占款过多，国民经济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大量的资金进入股市、房市，造成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第四，美国的次级债问题实际上已经把美国的信用风险分散到了全球，中国也不能例外。综合以上原因，人们对于我国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担忧与日俱增，一些学者和专家甚至指出，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已不可避免。

所谓金融危机，是指资产价格急剧下跌与许多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破产为特征的金融市场的大动荡。在世界有几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即所谓大萧条时期；二是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波及全球；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包括阿根廷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尤其著名的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这些历史上著名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金融体系运行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一般来说，金融市场爆发危机是由经济体系失衡引起的，具体来说，分为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市场失衡和借贷市场失衡。下面笔者就来就来具体分析这几种情况，并结合历史上金融危机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来判断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一、国际收支失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大都发端于此。一般来说，由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金融危机的国家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汇率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往往出现了经济不景气，政治动荡等现象，继而国民对本国货币失去信心，对美元等外币需求上升，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必须抛出大量外汇收回本币，但是随着负面消息继续出现，货币当局最终无法捍卫固定汇率，宣布货币贬值，导致本国货币崩溃。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情况为例，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泰铢一直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主要盯住美元，随着泰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降低与经常项目赤字的持续上升，泰铢被高估，泰国央行被迫发出大量外汇维持固定汇率，到1996年下半年，泰国金融市场就出现了挤提风潮事件，1997年2月，国际游资又大规模抛售泰铢，1997年7月2日，泰国放弃已实行十多年的联系汇率制度，当日即贬值19%，8月，泰国政府宣布暂时关闭16家金融机构，还宣布境内外泰铢实行统一汇率，从而引发了市场的恐慌，再度掀起抛售泰铢的狂潮，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和泰国一样，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汇率也急剧下跌。那么中国会不会因为国际收支失衡而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呢?应该说不会。首先，中国自从实行汇率改革以来，就已经不再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虽然由于央行的干预，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但是，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相反，人民币汇率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低估了，从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4月30日，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超过13%，并且还有升值的预期，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贬值预期。其次，中央银行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由01年的2000多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6000多亿美元，储备规模居世界第一。有了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就可以有效抵御国际炒家的投机，避免外汇市场发生剧烈动荡。所以，我国因为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资本市场失衡

资本市场决定着金融资产的价格，当资本市场失衡时，将会引起市场的恐慌，大量抛售证券，发生资本市场崩溃从而引发全面性的金融危机。美国八七年发生的股灾就是资本市场失衡引起金融危机的著名案例。在八十年代，由于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成功的经济政策，美国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股市也水涨船高，产生了明显的泡沫，直到87年夏天，股市仍然一片繁荣，但是到10月份，由于一系列的利空消息，如逆差增大，财政赤字严重，使投资者产生了担忧，泡沫开始破裂，10月14日，道指下跌95.46点，创下新纪录，10月16日，下跌108.35点，10月19日，也就是著名的黑色星期一，股市下跌了508.32点，跌幅为22.6%。这场金融危机还蔓延到了全球，欧洲、亚太地区的股市也出现了暴跌，例如，10月20日，恒生指数跌去33.5%。87股灾使美国100多家银行倒闭，股民损失惨重，很少再购买住房导致不动产市场价格下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与美国当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首先是经济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其次，从股指的角度看，自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探底至998点至2007年10月16日达到历史最高点6124点，上证指数上涨了500%以上，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上证指数又缩水50%以上。因此，从下跌的幅度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股灾”。然而，再仔细分析一下中国与美国的差异，笔者认为，股市的下跌不会上升到金融危机的程度：第一，中国的股市毕竟是一个政策市，换句话说，官方对中国股市有足够的控制力，而且调控股市手段多样，如在股市大跌时出台利好政策、政府官员讲话，或是召集基金公司集体进行“窗口指导”，还有国资委等政府机构直接动用手中的资金救市等，例如，今年4月22日，当股票跌破3000时，政府立即进行3000点保卫战，当日即收大阳，4月24日，出台印花税下调利好，股市几乎全线涨停。另一方面，尽管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等一些问题，但基本面并没有走坏，高速增长的预期没有改变，因此，只要政府释放利好，市场预期马上改变，股指再创新高也不无可能。第二，即使股市发生崩盘，灾难也不会蔓延到银行体系，八七股灾之所以会引起美国100多家银行倒闭，是因为这些银行有大量的股票、债券抵押贷款，1987年5月，美国银行对股票债券的抵押贷款达388.9亿美元。而在中国，企业主要利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投资并不多，法律也不允许从银行借入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因此，当股市崩盘时，不会产生企业亏损从而给银行造成坏账的情况。当然，也法律也不允许银行投资于证券市场，因此，在中国，即使发生股灾不会引起银行业危机，真正可怕的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一问题。

三、资金借贷市场失衡

资金借贷市场失衡引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就是信用危机，其原理在于，为刺激经济，央行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银行发生大量坏账，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挤兑现象，羊群效应使得这种现象很可能蔓延到整个银行体系，造成大量银行倒闭，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打击。上世纪80年代签订广场协议后，为了应对不利的国际收支环境，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了信贷，银行放出大量房地产抵押贷款，加之日本土地本来就比较稀缺，日本的房地产价格猛涨，当时日本土地价格是美国的三倍多，1989年，日本央行三次上调再贴现率，利率提高后，借款人无力偿还利息，导致银行坏账，房地产泡沫破裂，到1997年日本住宅用土地比1989年下跌了约30%，商业用地下跌了约50%，8家住宅金融公司(住专)中有七家倒闭，这也给银行带来了大量的坏账，从而导致了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至今仍未完全恢复。针对中国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情况，有许多专家呼吁谨防房地产泡沫破裂，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有没有泡沫是一个问题，泡沫理论本来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格林斯潘说过：“泡沫只有在它破裂的时候才会被证实”，一些学者用房价与家庭年收入只比来测算泡沫是不妥当的，这个比率高只能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证明房价高，在经济学上测算泡沫应该用新房空置率比较合理，但是从技术上来说这一指标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定性地说，笔者认为，中国房地产价格高很大程度上是供需引起的，经济学认为房地产的供给长期的比较固定的，但在中国有一个周期问题，大量的城市单元住房都是在80年代兴建的，20多年过去后，这些住房在面积和结构上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要求，所以对新住宅的需求是很大的，这自然引起房价高企；另一方面，有几个原因使得房价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一是供地从紧的政策使房地产新增量有限；二是目前的政策目标是稳定房价，而不是使房地产价格下跌；三是由于全球通胀，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房地产价格走高，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中国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四、结论

以上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三种主要类型，即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金融危机、资本市场失衡导致的金融危机和借贷市场失衡导致的金融危机，并针对每一种类型我们都认为中国目前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国良好的经济形势决定了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正如任何人不能准确预测金融危机发生一样，没有人可以绝对地说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从原理上讲，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羊群效应，如果有一家金融机构发生问题，很可能就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背后也确实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经济中政府定位等问题。因此，作为管理层，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严把信贷闸门，防止因为金融机构出现问题而发生金融危机的事情。另一方面，也要着力解决经济和社会中的生层次问题，如内需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等，如此才能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从而在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石俊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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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建清，奚君羊.金融风潮沉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篇13

第二类泡沫称为“非理性繁荣泡沫”，同信贷驱动型泡沫相比，这种泡沫完全由过于乐观的预期推动。由于没有信贷繁荣，泡沫破裂就不会造成金融体系失灵，产生的危害也就小得多。

从历史上看，尽管信贷扩张导致的信贷泡沫并不是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但信贷泡沫的发生一定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带来金融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同时，相关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国内信贷扩张先于金融危机。无论哪种因素导致的信贷扩张，都会因为金融资产投资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和问题对资产价格产生推动作用，形成资产价格泡沫，而泡沫的崩溃则导致金融不稳定和经济衰退。如果不考虑来源，信贷扩张可以被看作金融不稳定的幕后推手。信贷驱动型泡沫的破灭不仅代价极大，而且事后极难清理。此外，即使在物价水平和产出水平处于稳定时期，这种类型的泡沫也会出现。实际上，价格和产出的稳定可能刺激信贷驱动型泡沫的产生，因为价格稳定和产出稳定会导致市场参与者低估经济风险。

二、央行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反应

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泡沫做出反应的问题，始终存在分歧。归纳起来，大体存在两类有影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关注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发展，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泡沫破裂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另一种观点认为，货币当局不必直接对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做出反应，相反，仅在泡沫破裂后才对资产价格的下降做出反应，以便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这两种观点分别被称为：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事后清理，所以也就有了“抑制”与“事后清理”之争。

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观点认为，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而且从历史上看，泡沫的破裂往往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剧降，货币政策应当关注资产价格泡沫的发展。泡沫破裂后的事后清理的观点认为，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行为中的角色特殊，远远超出它对通胀和就业的影响。持这一观点的研究总结了四点理由：

首先，泡沫很难觉察，难以识别。其次，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泡沫可能是无效的。第三，资产的种类很多，在某个时期，泡沫或许只表现在部分资产上。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反应可能会影响到一般资产价格，而不只是那些存在泡沫的资产价格，此时政策工具会变成一种“钝器”。第四，虽然一些理论模型表明提高利率可以降低资产价格的上涨，但也有一些理论模型表明提高利率将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一点也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这次金融危机的“事后清理成本”来看，“事后清理”观点并不可取。金融危机最明显的成本是，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导致总产出的巨大损失。除此之外，全球性金融危机会同时产生其他三项“额外成本”，这些成本远高于总产出的损失，它们包括：

1.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缓慢。经历严重衰退后，经济通常会有非常强劲的复苏，人们称之为V型反弹。然而，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并不遵循这种V型复苏的特点。因为去杠杆化的过程是漫长的，它对经济复苏形成强大的阻力。二战后，每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头十年里，全球实际GDP增长率显著下降，平均下降1％。与此同时，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平均失业率达到5％，发达国还要高于这个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大约82％的样本国家的人均GDP在2008.年至2010年低于或等于2007年的水平，这一数字在早期的危机中大约是60％。可见，这次危机导致了比以往更严重的结果。

2.政府预算急剧恶化。金融危机后总伴随着政府债务的急剧增长，从当前的国际形势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对金融机构大规模的紧急救助、财政刺激计划、经济活动的急剧紧缩导致税收减少，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此外，政府债务增长可能导致债务违约风险。事实上，债务危机目前已经是欧洲的一个严重问题。

3.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和过程可能非常复杂，有可能削弱中央银行未来成功管理经济的能力。各国央行抑制全球金融危机的行动导致其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可能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货币基础和信贷的扩张可能导致未来的高通胀。购买长期政府证券也会给央行带来风险，因为这会造成误解，央行愿意通过债务货币化来配合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建议

近年来，信贷过快扩张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那么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或者政策工具组合可以最有效地抑制信贷泡沫?信贷扩张必定产生风险，但是只有当市场失灵导致过度的风险产生时，才会出现信贷泡沫，换言之，信贷扩张偏离了经济基本面的支持。因此，政策设计是否有效要看它能否修复市场失灵。面对市场失灵，现有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或许可以抑制信贷泡沫。

(一)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抑制信贷驱动型资产价格泡沫的原理与局限性

1.审慎监管与信贷驱动型资产价格泡沫

一般认为，审慎监管分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包括充分的信息披露、资本金要求、流动性要求等。然而，这些仅仅是确保审慎监管体系健全、促进单个企业安全和健康的基本要素。即使每个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由于金融机构间相互作用具有外部性，仍然会存在风险外溢，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要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来处理市场总体发生的系统性风险。

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切断资产价格泡沫与信贷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抑制信贷泡沫的宏观审慎政策包括银行的动态拨备制度、贷款与估值比率的上限、对金融机构某些负债征收庇古式税、杠杆率要求、衍生品交易与集中清算等。此外，由于特定的或者新型的市场失灵可能产生特殊的信贷泡沫，因此可以实行相机抉择的审慎政策加以应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宏观审慎政策稳定金融部门，将货币政策集中于价格水平和产出的稳定上。然而，这种做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比，审慎监管更多受制于政治压力和监管主体的组织框架结构。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弱，审慎监管的组织框架尚未建立。

2.货币政策与信贷驱动型资产价格泡沫

如果宏观审慎政策不能有效地抑制信贷泡沫，那么货币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有效性如何呢?它能否有效地切断资产价格泡沫与信贷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我们从货币政策的过度风险承担来考察货币政策与信贷驱动型泡沫的关系。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美联储2002年至2005年的低利率政策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诱发金融不稳定。同时，一些微观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在信贷泡沫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过度风险承担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低利率能够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者追求高收益率的动机，从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其次，低利率的收入和估值效应也可以促使过度风险承担的产生。

除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会鼓励过度风险承担外，货币政策还会通过以下途径刺激过度风险承担行为的产生。首先，从提高可信度和建立强大的名义锚的角度来看，央行可预测的货币政策行为是有利的，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减少却鼓励资产管理者低估风险。其次，资产价格泡沫“事后清理”的货币政策会引起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形成，即期望货币政策帮助他们从失败的投资中复苏。以上两个因素可能鼓励金融机构寻求类似的投资策略，从而提高收益的相关性，增加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概率。此外，微观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货币政策抑制信贷泡沫提供了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在这个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

首先，用货币政策来调控信贷驱动型资产价格泡沫的做法违反了丁伯根法则，即一个政策工具被要求实现两个目标――稳定金融部门和稳定经济(产出和通胀)。其次，货币政策应对金融不稳定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击的性质。第三，运用货币政策抑制泡沫、维持金融稳定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行为在追求金融稳定和追求价格、产出稳定之间存在权衡。因此，赋予货币政策额外的目标可能使公众混淆中央银行稳定价格的承诺，从而削弱名义锚，并且产生中央银行预料之外的不利影响。第四，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维持金融稳定可能产生“误判”情况，即在不需要抑制泡沫时做出诸如提高利率这样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决策。

(二)我国应对信贷驱动型泡沫的建议

1.建立相应的判断信贷驱动型泡沫和金融不稳定的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