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判断标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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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3-0037-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08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影响使人们再次重视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建立金融危机早期预警系统模型的意义在于，通过定量分析模型找出金融危机发生的条件和能够预测该条件的一组经济金融变量，然后通过监测这一系列可测经济金融变量对金融危机进行早期预警，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确保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

日本银行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通过选取不同部门的多个指标编制了金融活动指数（Financial Activities Index简称FAIX），以便在早期有效监测金融活动冷热状态，为金融危机的防范提供前瞻性的参考依据。日本银行运用FAIX指数准确地预警到日本平成泡的发展过程，并成功地预测了美国雷曼危机的暴发[1]。

本文在介绍日本银行FAIX指数编制流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运用该方法预警日本平成泡与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前的金融活动状况，并提出了建立日本银行FAIX指数对我国的借鉴。

一、日本银行FAIX指数编制流程

1.选择恰当的相关金融指标

日本银行在金融指标的选取上设定了两个条件：一是指标必须具有理论基础或是被证实可以用来评估金融活动状态，它不仅可以解释过热的经济金融活动，也可以解释过冷的经济金融活动；二是必须能检测到平成泡沫之前的金融活动冷热状态，这样才能可信地用FAIX去预警平成泡之后可能发生的泡或危机。鉴于泡沫或危机存在发展成各种形式的可能性，所有指标都必须符合第一个条件。日本银行认为，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FAIX应是一个能预警金融活动冷热程度的有效工具。

根据上述两个条件，日本银行从100个之前被确定为能够有效评估金融活动冷热状况、目前正在被其他中央银行或国际机构使用的指标中选取了10个指标构成日本银行FAIX，其中包括3个金融部门指标、3个企业和家庭部门指标、2个金融市场指标以及2个其他部门指标。鉴于指标获得了广泛认可，因而可以认为日本银行FAIX具有先验性的可信度。表1是日本银行FAIX指标构成体系。

2.确定金融活动冷热状态的判断标准

确定FAIX指标构成体系后，如何判断金融活动冷热，日本银行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定性标准。中央银行或国际机构普遍认为，当一个特定的金融活动大大高于其稳定的趋势活动水平且这种过热的状况不可持续时，那么它就是过热的，当过热状况出现下行趋势时，这种过热将会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造成一种迅速的过冷反应。相反，一个特定的金融活动大大低于其趋势活动水平且这种过冷的状况不可持续时，那么它就是过冷的，这种减退状态使得金融和实体经济活动效率低下，并且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利益损失。

二是定量标准。人们在金融活动冷热状态的定性标准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但目前如何为这些状态确定一个可量化的明确标准却没有达成一致共识。经权衡各家机构及多位学者的意见，日本银行采纳了Meyer和Bomfirm（2011）有关判断金融活动冷热状况的量化标准，即当一个指标的偏差值高于一个趋势标准差①（即+1）时就认为金融活动过热，当一个指标的趋势值偏差低于一个趋势标准差（即-1）时就认为金融活动过冷。

3.选择相应的技术分析方法

为了从宏观层面评估金融活动的冷热程度，日本银行提出了两种不同但互补的分析方法：热力图法与弹力图法。其中，热力图法是通过对上述单个指标冷热程度的观察确定哪些宏观经济部门过热还是过冷，弹力图法是通过显示过热或过热的指标数量判断过冷或过热蔓延至整个经济的程度。

在技术分析时，衡量金融活动冷热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监测时间跨度。对此，日本银行评估金融活动冷热状态时结合长期、中期和短期②等三个不同的时间跨度进行。时间跨度从长期到中期再到短期大致相当于评估重心的转移③，即短期评估的优势在于能更准确的把握冷热状态的变化速度；而中期评估在于能更准确的把握冷热状态的变化程度，以便决策者执行相应的措施阻止之后的过热或过冷趋势；长期评估则由于不受个别指标冷热程度及敏感度的影响，能在更长的时间跨度提高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二、日本银行FAIX运用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平成泡沫和2008年9月的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具有一个共同点①，即在危机前拥有一个过热的金融活动，包括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信贷创造扩张以及市场资金增加等。当过热的金融活动突然回落时，随后一段时间内金融中介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基于这方面经验，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限制金融活动的急剧波动需要了解和掌握早期金融冷热状态，并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

1.平成泡预警检验

在对泡或危机预警时，日本银行采取单个指标检验和综合指标检验相结合的办法。比如在平成泡预警检验时，首先是单个指标检验。日本银行运用样本数据采用单个FAIX检 测了其在平成泡时的反应。结果显示，所选的10个FAIX在平成泡“繁荣”期间的趋势偏差值均超过了一个标准差（+1），表明金融活动过热，预示泡即将破灭。泡后的指标标准差偏离程度均开始下降，直到雷曼倒闭前夕，大部分指标下降超过一个标准差（-1），表明金融活动偏冷，很可能发生金融动荡。最近的水平则表明经济既不过热也不过冷②。

其次是综合指标检验，日本银行采用样本数据运用热力图和弹力图分析。从长期来看，平成泡破裂之前日本所有经济部门的金融活动均是过热的，破裂之后开始下降，最近显示过冷。从中期来看，在早期均能捕捉到冷热状态，而过冷的信号在最近已消失，这说明从长期来看更加合乎现实情况。从短期来看，其捕捉到冷热方向的时间比中期更早，且由于单个指标对冷或热两个方向都很敏感，以致在雷曼冲击之前观察到更多的过热指标数量，在危机后监测到更多的过冷指标数量。这说明，不同时间跨度的指标数据测评结果各有优劣，因而采用不同时段的样本数据进行综合评估显得十分重要。

2.雷曼破产预警检验

在雷曼破产预警检验时，从单个指标来看，2008年雷曼危机爆发之前有4个指标的趋势值低于一个标准差水平，显示出过冷的金融活动。从综合角度看，热力图显示雷曼危机爆发前期金融市场部门显示过热，并且过热现象逐步蔓延至公司和家庭部门，在2008年初期过热迹象开始迅速转冷，并蔓延至金融市场以及其他部门，最终导致金融动荡。弹力图显示2008年雷曼危机爆发前1个指标值过热，而过冷的指标平均高于3个。在综合分析时，雷曼危机爆发前，日本过热的金融活动逐步转向过冷，并且从金融市场部门蔓延至实体经济部门，过冷的金融活动水平使潜在金融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三、日本银行FAIX对我国的启示

构建金融活动指数目的是为了对金融活动是过热还是过冷获得更广泛的程度描述。日本银行在前人研究泡沫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选取了10个最具代表性、被广泛认可的金融指标构成FAIX指数。经测定，FAIX指数既能在平成泡沫“繁荣”时期更广泛的部门监测到过热，也可以在确定的部门监测到过热金融活动所导致的雷曼冲击，达到了预期目的。这表明日本银行FAIX指数的准确性、可信度较高，为日本银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深化以及金融开放的程度加大，今后我国必然会受到国外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影响，因此为避免金融危机对金融部门乃至实体经济甚至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应借鉴日本银行FAIX指数的做法，尽快建立我国的金融泡沫或风险的预警机制[2]。

1.尽快建立金融活动指数，监测金融活动冷热状态

目前我国逆周期调控方式主要以经济活动的冷热为依据进行调控，对不同部门的金融活动冷热状态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为此，建议借鉴日本银行做法，建立我国的FAIX，定期对金融部门和其他部门的金融活动冷热状况进行动态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逆周期调控措施，预防可能发生的经济金融动荡。

2.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联合各职能单位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建议中国人民银行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出发，联合各职能部门，选取不同部门的金融指标编制FAIX，并由各职能部门依据指标属性采集相应的数据，建立完整的评估体系。比如，人民银行可在现有的银行家问卷调查中增加银行对企业贷款态度指标，证券监管机构可以提供投资者中股票占比、股票价格等数据，住房与城市建设部门可以提供总租金乘数等数据，统计部门可提供GDP、商业投资以及企业盈利指标等数据。

3.强化评估结果运用，预防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建议我国在逆周期调控中，要以金融活动的冷热为判断依据制定逆周期的政策措施，调整信贷政策导向，完善差额准备金动态调整框架，限制过度的金融产品创新和过度的投机交易行为，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并避免波及实体经济[3]。

4.注重FAIX及判断方法的综合运用，提高泡或危机预警的有效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泡或危机的表现情况会有所差别，而且FAIX所选取的每个指标、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有可能出现所选指数及方法原来有效而现在失效的情况，并且不同指标的时间跨度有各自评估优势，需要综合考量来评估金融活动状态。

参考文献：

[1]Ishikawa，A，Koichiro，K，Kazutoshi，K. The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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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描述

2007 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于 2008 年中演化成全球金融风暴，此次危机影响深远，几乎遍布了所有典型的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因此，在进行研究时被传染国的选取也非常广泛。我们一共选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28个主要国家(地区)的股票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既包括欧美较为成熟的市场，也包括亚非拉的新兴市场。表1中给出了实证中选用的、具有代表性的28个国家(地区)的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指数名称。我们将雷曼兄弟倒闭作作为危机发生的起点，选取的样本期为2007年1月1日到2008年10月31日的日数据，其中2007 年 1 月 1 日到 2008 年 9 月 14 日为正常期，2008 年 9 月 15 日到 2008 年 10 月 31 日为危机期。各国股指的日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标准普尔的全球版财务分析资料库(Compustat global)。这里采用摩根斯坦利的全球指数（MSCI）作为模型中全球共同因子的代表。该指数用于测度全球证券市场表现，通过对自由流通市值进行调整来构建。剔除因各个国家(地区)节假日的差异所导致的休市时间不一致的日数据，少量数据的剔除对样本的影响不大。

三、Pearson相关系数的费雪Z转换检验

用简单样本相关系数法判断金融危机传染性是否发生，综合了偶发性和非偶发性两种传染渠道的影响。我们先采用Pearson相关性系数来计算样本的相关性系数以判断次贷危机的传染性。两变量X和Y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的计算公式为：据此我们计算出全样本期、正常期和危机期三个阶段除美国外的其它27个国家(地区)股市与美国股市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结果表明，除了新西兰、意大利和以色列三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危机后都有所上升。然而，从具体数据上来看，危机后大部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与美国的相关系数上升的幅度都不是很大。而对平时与美国股市的相关性较低（相关系数小于0.1，与美关系较密切的印度、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相关系数不超过0.2，中国则是负相关）的亚洲各国来说，危机发生之后，这些国家(地区)股市与美国的相关系数呈多倍上升。但是，采用这种方法，相关系数上升的国家(地区)，可以说明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出现了金融危机传染效应。但这并不精确，因为有些国家的(地区)的相关性系数虽然在危机之后增大了，但是增幅很小。据此很难区分这种增加到底是真的发生了金融危机传染，还是由于数据或其它原因引起。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为此，本文将采用费雪Z-转换(Fisher z transformation)检验进行判断。要检验金融危机传染是否发生，我们就要对如下的原假设进行检验，也就是：其中 ρT与 ρC分别代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被传染国与危机发生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如果原假设成立，则表明危机发生后两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没有显著增加，也就是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传染，如果拒绝原假设，则代表危机发生后两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显著增加，即发生了金融危机传染。对于两个相关系数进行差异的显著性判断，一般采用费雪Z-转换（Fisher’s z-transformation）的方法（Fisher，1915）进行检验。

首先，假设我们估计出的样本相关系数为 ρ，采用费雪Z-转换，得到这个相关系数对应的 Z 值。如果要对两个估计出来的相关系数进行如下的假设检验：假设估计出来的相关系数ρC和ρT分别来自于两个独立的二维正态分布的两组样本。在两个相关系数相等的条件下，即其中，n1和 n2分别代表两组样本的样本观测值个数。原假设是两个相关系数相等，但由于统计量服从的是正态分布，使用双边检验我们就能判断出ρC显著大于ρT的国家(地区)。实现这一检验，首先，我们要将表2中计算的危机前后的Pearson相关系数通过费雪 Z 转 换 ，得 到 其 对 应 的 Z 值 ，然 后 计 算 出，并 与 一 定 显 著 性 水 平 下 正 态 分 布的临界值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危机发生后相关系数是否显著增加，或者是否发生金融危机传染。为了能精确判断本次金融危机跨国传染是否发生，我们也对27个国家(地区)危机发生前后与美国股市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了费雪Z-转换，然后再判断该相关系数是否显著增加，并将其计算结果放在表2中。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27个国家(地区)中，德国和挪威股市在危机后与美国股市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加拿大、泰国和希腊的相关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而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印度、阿根廷和巴西则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从上述结果来看，在此次金融海啸中，一共有10个国家(地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对于其余的17个国家(地区)来说，虽然大部分国家(地区)在危机发生后与美国的相关系数都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共同点，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相关性本来就很高，因此在危机之后相关系数并没有大幅上升，从而导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我们也不能认为该国(地区)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

四、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的单因素模型回归判断

Forbes and Rigobon（2002）研究得出“金融危机中各国的共同动荡只是因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而不是出现了金融危机传染”这一结论，Corsetti et al（.2005）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以此构建了单因素线性相关模型，推导出了相互依赖的理论测度。该模型先假设国家 i 和 j 之间的股价指数收益率及其运动过程可以用公式(1)来描述：其中 rj代表危机发生国的股价指数收益率，ri代表被传染国的股价指数收益率，f 代表全球共同因子，γi和γj分别代表被传染国和危机发生国的国家特质因子负载(类似于CAPM中的Beta值，代表该国受全球共同风险因子影响的程度)，αi和αj为常数项，εi和 εj则分别代表两国国内的特殊波动。在这里，f 、εi和 εj为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并且都具有有限的方差。利用单因素模型对各国(地区)在此次金融海啸中是否存在纯传染效应进行判断之前，先要对上面给出的单因素模型 ri=αi+γif+εi进行回归。我们先利用全样本进行回归，相当于假设在危机发生前后，各国全球因子前的系数不发生改变，即各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结构性突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回归结果放在表3中。

从表3我们发现，28个国家或地区全球共同因子前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摩根斯坦利的全球股指对这些国家的股指收益率变化有重要的解释能力。同时，这些国家或地区回归的常数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异于零，这说明以全球股指为解释变量的单因素回归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各国(地区)收益率的变化。多数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回归的 Rˉ2值都比较高，基本上都达到了0.6，而对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以色列等新兴市场来说，回归的解释能力就大为降低，Rˉ2值都处于0.2左右。甚至于对于中国、新西兰和沙特这三个国家来说，Rˉ2值仅接近0.1，相较于西方各国，全球指数对这几个国家的解释能力就显得更低了。

五、经异方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对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的判断

根据前述单因素模型，在进行单因素回归之后，还可以通过公式(2)计算被传染国(地区) j 经异方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j，①然后进行下一步的传染性判断。在根据公式(2)计算调整后的相关性系数之前，要根据各国（地区）和危机传染源美国市场的数据，利用样本和前面计算的回归系数和残差方差来计算 ρTj、δ 、λT和 λC，其中 ρTj代表危机发生之后其它国家(地区) j 与危机发生国美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δ 代表危机发生地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后股指收益率的方差变化的百分比，λT和 λC分别代表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后国家的特质波动与全球共同因子引起的波动的比值。在计算这些变量的时候，ρTj使用危机发生后国家(地区) j 与美国的样本Pearson相关性系数来估计。γ2c就是危机发生地美国回归系数的平方，可以直接得到。Var(εc|T) 和 Var(εc|C) 是分别利用选取的正常期和危机期两段时间内对美国股市数据回归残差计算其相应的样本方差来估计。Var(f|T)和Var(f|C)则是直接利用正常期和危机期全球共同因子的样本方差来估计。同理，Var(rc|C) 和 Var(rc|T) 也是利用美国在正常期和危机期的股指收益率的样本方差来估计，然后利用这个估计值来计算 δ 的估计值。通过样本和回归结果计算出的美国的 δ 、λT和 λC的估计值放在表4中。从上面的计算结果来看，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股市动荡加剧，相比较危机发生前，其方差增大了16倍。从整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对手风险急剧放大，导致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的信心崩溃，美林被收购、AIG国有化，通用、花旗等一个个巨头相继陷入危机，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海啸。这一情况在 δ 的数据中有所反映。计算出这三个数值之后，结合前面计算出的各国(地区)的危机前的样本相关系数ρT，通过公式(2)，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各国(地区)对应的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当然， 是在假设危机发生后各国(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结构性突变的假设下得到的。在得到 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如下的原假设进行检验：H0:ρC≤ ；H1:ρC> 我们将应用费雪Z转换来对两个相关系数进行假设检验的结果放在表5中。从表5中可以看出，应用单因素模型来对相关系数进行异方差调整，进而对纯传染效应进行判断的方法得到如下结论：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香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而中国大陆则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而其余的25个国家(地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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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造成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银行业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也影响着中国的金融银行秩序。此前，中国经济已备受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波动、全球经济放缓、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国际因素和自身经济发展过热、自然灾害和通货膨胀等国内因素的双重压力。金融旋风突袭，无疑更使中国经济处境雪上加霜。

次贷危机导致国际金融业重新整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金融业在开放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从中国来看，必须及时追踪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掌握国际金融业整个脉络，实现在动荡环境中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应依照审慎原则稳步发展本国衍生品市场，适当调整国内金融经营和监管模式，加快混业经营步伐，并适时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利用有利时机参与国际证券期货业并购管理重组，获取先进金融机构的核心技术资源。经济危机对于经济的影响，会反过来越来越多地影响银行。上半年一大批好的企业，好多都在下半年急转直下，有些甚至是全行业的亏损。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给中国银行业提供了很好的警示。反观这一次美国次贷危机，根源就在于部分银行的经营管理背离了审慎原则。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过程中，从事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放弃了银行业一贯坚持的审慎信贷标准，不关心客户的信用记录，不注重贷款的还款来源，过度看重抵押品市场价格，甚至出现住房贷款的"零首付"。同时，投资银行的高杠杆融资，以及证券化资产的过度衍生，又助长了银行次级贷款发起和分销的授信经营模式，放大了房地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泡沫风险。对于我国银行业，由于我国银行在西方金融机构发行的不良债券上风险敞口有限，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相对审慎，次贷危机虽然会使中资银行损失掉今年的一部分利润，但不会伤及资本金，因而，对于银行后续经营不会产生过大影响。

二、我国银行业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首先，应对危机，要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应对危机时，应该认识到在流动性管理方面要有灵活性。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要意识到事态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要有灵活性。其实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前几天的判断是根据前几天的条件，现在的判断是根据现在条件作出的，在金融市场瞬息万变中，都是很正常的。从应对危机的调整能力的角度看，关键是要提高经济金融的微观上的灵活性，对价格、市场供需变化的适应性，而不能在价格、供需、制度设计上注入过多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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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之后,美国金融形势骤然恶化,世界各大银行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曾被称为“代表未来计量方向”的公允价值,一夜之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分析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的关系,寻找危机爆发的主因,以便更好地化解金融危机成为当务之急。

一、公允价值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

会计是对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进行反映,事实在前、反映在后这是无法颠倒的,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不可能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等活动具有防范于未然的能力,而最多只有亡羊补牢的本领。公允价值决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可从2008年11月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发表的声明中得到证实,[1]声明列举了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包括追逐高收益、缺乏适度的风险评估和监管缺失;脆弱的保险业标准、不健全的风险管理行为;日益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产品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负债;决策者、机构监管者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并且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市场正在扩大的风险,未能及时实施金融革新或者未能考虑本国监管不力所产生的后果。可见导致金融危机的主因中并没有提及公允价值,这是对以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肯定。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有:

1. 公允价值计量更支持决策有用观

在现行的经济环境下,有些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与最初确认时发生了很大改变, 如果仍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价值,提供的信息对决策者是没有用的。会计信息最重要的特征是决策有用性,只有对决策人有用的信息才是决策者最关注的,而以公允价值计量,能真实的反映企业价值的提高和有效避免掩饰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2]。例如,当某些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已经大幅下降时,金融机构及其交易人员仍使用历史成本计量,就会误导投资者。因此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能更加透明及时的让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的时务状况。

2. 公允价值计量更支持“配比原则”

配比原则是指收入与成本、费用的配比,在历史成本法下计算利润时, 收入按公允价值计量,费用则按历史成本计量,虽然计量单位都是货币,但计量口径却完全不同。从而出现收益超分配、虚利实亏的现象。而采用公允价值这种现象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收入和成本费用均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经营成果是管理当局真正的经营业绩,从而有利于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

3. 公允价值计量面向未来

历史成本属于过去时态,只能用于初始计量并供以后各期进行摊销和分配,不存在后续计量问题,对企业的预测性比较差。而公允价值计量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计量方式,在对一些新的交易活动或事项进行核算时,能为会计信息的全面性与可靠性提供保障。

二、公允价值虽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但也并非无责

虽然G20并未将公允价值列为金融危机的主因,但作为会计界不能因此而置身于危机之外,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公允价值并非完美无缺,它所呈现的也并非资产或负债的真实价值而是价格,而价格肯定会经常背离价值的。当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场被扭曲,价格与价值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其缺陷表现如下:

1. 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加剧了资产、负债的扩张和收缩速度

公允价值具有顺周期性,即在经济繁荣、资金流动性较强的环境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其价格将不断上涨,此时企业的资产、利润会被高估,由此会促使其信用的过度扩张和财务杠杆的过度使用[3]。伴随着巨大的收益,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将会进一步放大,影响金融机构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而一旦经济不景气市场看空,公允价值计量便会使资产大幅缩水,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严重亏损,从而需要计提减值准备和减少所有者权益,为规避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管理者就会加大对资产的抛售力度,与此同时投资者的信心将会受到打击从而引起恐慌性抛售,造成其价格新一轮下跌。因此,公允价值计量会加剧资产、负债的扩张或收缩速度。

2. 估值风险的存在无法保障公允价值的可靠性

公允价值要求在公平的市场中存在着熟悉情况的双方,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完全充分的竞争市场,在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为此准则规定分三个级次来进行确认即:市价法、类似项目法和估价技术法,具体情况如图1。当存在活跃市场时以市场价格作为其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参考类似项目确定其价值;当不存在或只有很少的市场价格信息时,则采用估价技术。估价的方法就是借助各种模型,而不同模型及所设置的变量是不相同的,从而使估值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从而产生了估值风险。有研究表明,对于风险特征相似的金融资产,根据不同的假设使用不同的模型,其公允价值及对损益的影响是不可比的,这就无法保障公允价值的可靠性。

三、金融危机对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启示

1. 活跃的市场只是公平市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公允价值的第一层次,是以市场价格作为判断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符合条件的市场进行明确限定,即什么样的市场是公平市场,危机前仅以交易是否活跃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活跃的市场只是公平市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公平市场至少还应包括每一产品都应有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每一项产品和服务都应是同质的,交易双方信息充分对称,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没有成本。

2. 重视特定主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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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落。企业亏损严重，出口压力加大。随着全球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引发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落，国际原油价格由2008年7月份的每桶147美元降至当前的每桶66美元，对进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随着铜材、原材料聚乙烯及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企业大量库存原材料及产成品亏损严重，企业成本增加，出口压力加大。

2、国际经济实体实力削弱，出口货款不能及时回笼，企业资金匮乏，出口运转不畅。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实体影响的进一步加大，国外客户经济实力受到削弱，延长付款期限，对外贸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改变贸易方式，由原来的提前预付部分货款改为货到后付款；(2)延长付款时限，由原来的三个月之内付款改为半年或更长时间，导致部分企业出口资金紧张，出口业务无法正常运转，部分定单无法落单，出口总量不断减少。

3、国际经济实体诚信受到质疑。企业出口风险加大。由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客户诚信度受到质疑，企业出口风险加大。部分出口产品，货到港口后由于国际市场发生变化及客户资金链断裂等原因，客户寻找借口拒付货款，导致出口企业损失严重。

4、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企业出口难度加大。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贸易萎缩，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加大，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主要表现在：(1)提高出口产品标准，对出口产品质量要求更加严格，稍有不符即进行压价或拒付货款；(2)扩大出口产品检验范围，增加企业出口难度。如一些企业出口的睡衣套、童装等以前不需商检，从09年起纳入法检商品范围；(3)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加大企业出口成本。如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提高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导致外贸企业出口到该国的各类管材成本加大，增加了企业出口难度，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按照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判断，这次危机可能是“百年一遇”的，并且大有波及全球之势。对于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从短期来看，政府应该出来“救市”，但从长远来说，外贸企业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整个社会、政府要采取得力的措施来帮助企业转变他们的增长方式，提高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实现产业升值。”这就是要求广大的外贸企业应积极创新管理。

二、外贸企业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

对国际金融危机，外贸企业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点是：保市场，支持企业扩大营销，抢占市场，保持占有率；保运转，保持企业资金链不断，工厂不停产；保稳定，保持员工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增加战胜危机的信心，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在今后一段时期，主要采取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

1、加大外贸形势研究力度，及时解决外贸运行中的主要问题。密切跟踪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结合实际，密切关注经济运行动态，强化预测预警工作，高度关注业务相关产品的价格变化和市场走势，特别是服装、面料、建材、钢材等对外贸影响较大的重点产品的跟踪，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努力化解不利影响。

2、外贸企业要加强技术改造，加大科研和新产品开发的力度，加快产业升级。金融危机虽给中国出口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也提供了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的机会。外贸企业要培育自己的品牌，进行产品转型升级，为应对危机作好准备。当前，随着国家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环境，将进一步调整进出口税收、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政策，采取必要措施，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面对国家政策支持，中国出口企业要思考如何通过转变经营思路，来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寻找新的出路。企业要度过金融危机，更重要的是靠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有领先的技术，优质的服务，用自己的信誉、诚信来赢得这市场。通过技术创新，提供更多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使经销商和客户都乐意接受我们的产品。金融危机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影响较为显著，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企业可以把眼光更多地转向新兴经济体，开拓新兴的市场，如非洲、南美、南亚等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