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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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08－07

关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是一个永恒范畴还是历史范畴的研究和争论，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争论各方都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苏联学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卫兴华先生在1957年就提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是一个永恒范畴的观点。此后，许多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和争论，并一直绵延至今。

笔者在《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探析》(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以下简称“原文”)一文中，提出从生理学与经济学两种不同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这种观点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批评(参见胡爽平：《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以下简称“胡文”)。鉴于劳动二重性学说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与学术界的长期争论，笔者深感对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同时，本文也对胡文的批评和指责做出必要的回应。

一、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劳动及其相互关系

在进一步探讨两种不同意义的抽象劳动及其相互关系之前，让我们首先重温一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的抽象法。对于马克思的抽象法来说，抽象过程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具体到思维的抽象，再从思维的抽象到思维的具体，从而科学地把握客观对象整体的认识过程。抽象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抽取对象的某一个方面、属性或关系，而舍弃其它方面的思维过程，作为抽象的结果的东西，就是对象的某个方面、某种关系或某种属性。抽象法虽然否定了感性具体的整体性，但能使人们深入到客观事物的内部从而在纯粹的状态下来研究和考察对象。因此，抽象只是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或某种属性，它是人们认识事物过程的一个阶段，也是进一步实现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进而在思维中再现具体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必要思考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起点如何确定?这个逻辑起点应当具有怎样的特点?从抽象方法本身来看，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应当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它应该是反映研究对象本质的抽象；其二，它应该是研究对象本质抽象的极限，是一种最简单的规定，在研究对象范围内，它不以其它方面、其它因素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对象的其它方面、其它因素都以它为前提；其三，它应该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源泉、动因、契机和胚芽。

篇2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术语。像：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投资资金,服务,投资基金, 公债买卖业务,债务人欠款,固定基金,周转基金等。有的术语对大家来说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术语概念还可以找出很多，像：合作社,农业综合体,破产,利益,贸易折扣,股东,利润,租赁,承租人,商品生产者,供货商，承包商,债务人,行政管理模式,计划经济,贷款,竞争,购买力等等。但是，由于在社会经济范畴里的全球变化，很多这种术语开始具有附加的意义。

我们对这么一个例子进行分析,货币/钱/资金和贷款，原则上说，这两个单词并不新鲜。然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情况下这些概念表现了新的内容，比如：以前不能自由兑换的纸币（被称为死板的货币）变成了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贷款，也有钞票的涵义, 术语的概念界限从本质上分化了，如果以前这个术语仅仅和贸易领域有关,比如用钞票买东西，那么现在这个经济术语的概念界现从本质上分化并且延伸了，例如在银行业里得到贷款给商业团体或房屋建设等，在对外经济活动范围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的外汇通道贷款给人文计划。

这些术语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汇率,外汇通道,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存款,信用证,发行等等。由于这些术语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碰到，所以对它们的理解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专业手册和术语词典。基本上我们明白它们的含义，虽然是比较简化的，也就是说并不像这些术语在经济，财政，银行业等专业领域所理解的那样。

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在他们的语言意识与某个经济学术语单位接触的过程中慢慢理解它的呢？

当然，在语言交流学里术语被看作是思维单位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每一个术语都表达一个固定的概念。很多经济学术语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另一方面，经济学术语即与基础经济学的术语概念有密切的内部联系，也与其它的许多科学领域关系紧密。例如，普通科学领域里的术语(如系统，体系，制度)的概念，也被应用于很多其它的知识领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专业经济领域中的这些术语的含义了，像经济体系,税收制度,财政系统,对外贸易体系,收入分配制度等。

对于那些对某个具体学科的术语体系进行研究的语言学家来说，广泛的有条理的意义体现了该科学领域的不同概念之间在名词性层面上内容的和逻辑的关联。

在科学领域的概念或理论的名词性层面上，概念间的内容关联一般用于同一层面的各个领域的课题的系统化，而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则用于不同层面的各个领域的系统化。例如，在整理经济学概念时，在概念间内容关联的基础下可以分成《社会生产》和《工业（专业）生产》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到反映社会生产本质特性的概念体系，如经济领域，而第二部分则与民族经济体系中的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有关。

在社会生产部门和专业生产部门的某些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把一些最通用的概念划分成独立的一部分。以下这些术语或术语词组所表达的概念就属于这一类：物质财富生产，进款，利润,劳动生产率,生产费用,生产能力/设备,周转资金,固定资金,需求,供应,最大利润,价格）,价值等等。

在某一课题领域的范围内概念的内容系统化取决于它们所属的对象，性质，关联，条件，数量，进程等范畴。这些范畴是概括名词性内容信息的工具。在任何科学领域里这些范畴中的每一个都有与其相符的具体的型式。在“市场及其结构”的领域内，概念（如价格制定和价格歧视）是属于对象范畴的，那么在“国家财政和预算政策”的领域内，这些概念转变为别的内容方面的概念（比如：制定价格过程中的国家干预，价格制定的国家调控等）。因此，一方面，术语概念内容的特性在每个科学知识领域继续保持下去，而另一方面，再其它的科学领域里也出现了它们与术语结合的联系。

经济学术语领域里，在名词性的知识层面上，内容的系统性具有不同属性的范畴间的种类关系“现象――本质”，“对象――状态”，“对象――关系”，“对象――数量”，“对像――过程”等。例如，在投资政策和投资活动领域的基本概念里，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流入这两个概念就是被范畴间内容的关系“对像――过程”联系在一起。

在科学概念的亚系的范畴中随着名词性的科学知识的层次范围的逐渐缩小，也体现了概念分类的层次。内容的系统性给定了各个范畴内部的关系“整体――部分”，“系统――元素”，“原因――结果”，“独立的――派生的（导出的）”等。在经济学范围内经常能够碰到“整体―部分”，这种概念关系的例子：税―所得税,资本―信贷资本等。

分出范畴间和范畴内的各个概念之间的内容关系的意义在于，确立任何与这个关系有关联的所有的经济领域的原始概念特性。这些特性包含在相应的概念的属―种的差别里。

个别的名词性层面在概念分类的范围内形成了科学概念的不同的细分，这是对同一类型的概念的主体根据不同的划分原理来合理划分的基础。内容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与各种类似的分组有关。这一类的例子有：概念“交易”在国内贸易里和“贸易业务”在国际贸易体系中。

最后，在概念的分类次组的范围内不同的并列从属的概念可能与内容的关联有关，这些内容的关联制约了对这些对象（现象）的概念符号的特性的总结。在对相应的并列从属的概念的内容进行平行的多元划分的情况下，形成了所有划分原理的特征结合的条件。例如，在表现通货膨胀过程和经济危机的概念的分类次组里，比较概念失业和滞胀（当通货膨胀与失业结合在一起时的经济状态）之间的内容的关系，在一元划分的情况下是比较相应的并列从属的概念内容。

科学概念除了在组分类，次组分类和细组分类中的内容关联外，还在同属的和从属的特定概念之间有逻辑关联，这些关联是以用合理的方式对该概念做出相应的说明并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下从种的概念内容中引出同属的概念内容的方法为基础的。例如：下列概念就体现了逻辑关系：行业壁垒和价格歧视，这个概念内容“行业壁垒”就是从概念内容“价格歧视”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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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33-02

一、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概念的分析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批判旧哲学而使实践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进而使哲学问题实现转向的。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16在这里，马克思的实践一词，必须从人的感性活动的角度去理解，且马克思认为，若正确理解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一方面，必须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人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也就必须包含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活动意义。另一方面，此处人的主观能动的活动不是人的抽象活动，必须具有现实的、具体的意义。

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的现实的具体的体现着能动力量的活动怎样将人的事物统一起来的呢？他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6。这就是说，在人的实践行为中，事物（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同时的、一致的。事物（环境）的改变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时时处处体现着人的力量，而人的活动也体现在事物的改变之中，事物是对人生成的过程和结果，且事物的改变也体现着人的改变。例如当第一块石头被打制成石制工具时，猿手也就变成了人手。属于人的真正的人类劳动就开始了，人类出现了。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体现着人和事物相互作用互为对象的意义，否则就不是马克思认为的实践。也正因为马克思的实践体现着人和事物相互作用、互为对象的意义，所以，马克思的实践才能真正将人和事物统一起来，进而将实践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进一步，哲学问题就不是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则哲学的发展也就实现了问题的转向。

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7。这里，马克思用其实践概念消解了哲学中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即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将哲学的问题归结为实践问题。必须从实践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实践是人存在的方式，所以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7。社会关系总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所以，马克思又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18既然马克思将实践作为理解人及其活动的核心范畴，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范畴，且使哲学的问题发生了转向，那么马克思对哲学任务如此理解也就是必然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确定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批判了旧哲学，构建了新哲学，且使哲学的问题和哲学的任务发生了转向。而且，马克思的使哲学问题发生转向意义的实践概念与别派哲学的不同，体现着人的能动力量，是人和事物相互作用、互为对象的过程。那么，我们不仅问：为什么马克思能够提出与别派哲学不同的实践概念，这种实践概念，这种实践概念的理论渊源是什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怎样涉及的，又是如何论述的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含着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理论线索

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互为对象的对象化活动，我们就此可以推论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这一点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所论述。他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他人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105

马克思认为，人既然有自然力、生命力、有欲望，则人必然需要对象，又因为人是受动的、受制的和受限的，则人的欲望或需要的对象存在看，且不依赖于人必然存在着。由于人需要且必然需要对象，人才能是现实的，而这也是人是生命的表现，也只有对象才能使人表现自己的生命。所以，就人的生命表现而言，人必然是对象性存在物。

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由的存在物

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且人必以对象表现自己的生命，但人的表现生命的本质和动物是不同的，人是能动的、自由的以对象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57“……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生产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58

马克思认为，动物的活动只是本能的活动，而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即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和活动的意识。人不仅能够以他自身之外的东西为对象，而且还能够以他自身的意识、自身的活动为对象，因此人是最安全的存在物。人的活动是全面的、自由的，可以按照任何尺度、按照美来进行。

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与对象是互为对象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事物的存在，必然是对象性地存在着，即必须以他物作为对象存在着，否则就是非存在物。那么人和对象的关系到底如何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2]106这就是说，只要人有对象，人就必然是对象的对象，除非对象不作为对象存在着即对象不是对象。食物必须以吃食物的人为对象，食物才是人的对象，才能被人食用，同时，人只有吃食物，食物才是人的对象。如果人不以食物为对象，又或食物不以人为对象，那么就不存在食物，也没有以食物为对象的人。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对象性的存在物，其存在必然是互为对象性的存在，否则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即非存在物。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是全面的、能动的、自由的。与人自身，人之外的事物即人的对象是相互作用、互为对象的关系。正是这一思想的发展线索，使得马克思能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与其他哲学派别不同的实践概念，并以此实践概念批判旧哲学，将实践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并使哲学的问题发生转向。但是，我们不禁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提出“人是互为对象性的对象化地存在着”这一思想呢？马克思通过提出这一思想，究竟要说什么呢？

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活动探讨的线索

《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固然是未完成的、不完整的和不成形的著作，且是后人加以整理和编排的，在表面上的内容混乱不能掩盖马克思清晰的线索和完整的逻辑结构。笔者认为，马克思从讨论经济学问题入手，即通过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入手，进而提出人的一系列异化的表现，进而又讨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劳动的问题。既然异化是人与其活动对象的分裂，人被对象奴役，即人只是对象的真正对象、而对象只是人虚假的对象，一句话，既然人丧失对象，则消除异化，必须是在逻辑上提出人的能动的自由的问题，必须提出人同人的对象是互为对象的问题，最终又必须提出只有对象性的存在才是真正的现实存在，非对象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的思想。而马克思所以提出或能够提出这一思想，在其哲学线索中，又必须是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为理论探讨线索的。笔者认为，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整体逻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从现实的经济生活入手，批判旧的国民经济学，并以现实中的人的一系列异化问题进行讨论和思考。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思想的逻辑上，从对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从费尔巴哈等人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对对象化的问题，人的自由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最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孕育了他的实践观点。进一步，马克思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正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实践概念，并将实践概念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范畴，使哲学的发展出现了问题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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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本质分析

篇5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来，文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纵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传统上的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角度，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活动，乃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国内外现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文化产业内部运行，还是研究其具体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个必要的从经济学角度全方位、整体的研究框架支撑，更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在吸收周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生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权威性的科学概念。如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大文化视角去界定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一种大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现象(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学问，是探讨经济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文化意义，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推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学问。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则比较倾向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文化经济之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虽然传统上，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被运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似乎经济学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历史等多种社会现象，已经把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经济学也正是这些拓展逻辑的合理延展，它是经济科学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渗透，是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相融合的结晶。因此，文化经济学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义：

一是文化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出发，运用有针对性、适应性的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说明文化之本体，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经济学，它并不研究文化经济各分部门的特殊经济规律，而是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是透过这些规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经济规律．．

三是虽然文化经济学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活动的经济学品格但由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原则，因此，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的本质特性。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这一广泛地被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就有200多种，其中较为著铝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辞海》曾为文化下过较为权威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根据以上定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文化现象，文化表现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涵。

然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文化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利学，就因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对文化资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市场、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和文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有关的文化活动现象，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文化娱乐、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与组织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出版社、影剧院场、影视制作公司、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化经济学建立的主要依据是的经济哲学观，的经济哲学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也需要消费精神生活资料。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文化生产以文化产品来满足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质上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生产或精神生产。因此，文化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更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文化艺术生产同样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总之，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利学。其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

同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涉及面相当广的兼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表现出种种特殊的矛盾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经济学是文化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和文化学分支区别开来的经济分支学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和知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与联系。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经济文化学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东亚经济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也不尽一致，知识经济学是单纯研究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三、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由于文化经济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应是一般经济学的拓展。如经济学中的资源、商品(产品)、价值、价格、供给、需求、消费、市场、成本、效益、资本、投资以及分工、贸易，竞争力等。文化经济学则有文化资源、文化商品(产品)、文化价值、文化供给、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生产率、文化资本、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贸易，文化竞争力等；另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文化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以文化商品为经营对象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都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从以上罗列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概念、范畴和内容应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并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畴，一起构成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对这一系列范畴的分析，阐明整个文化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正如概念、范畴和内容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一样，文化经济学的也应需要吸取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精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要注意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文化生产中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如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中研究的“商品”(产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产品本身没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但文化产品一般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应机械地模仿经济学，应根据自身特点以一定的逻辑顺序构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应着重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资源的分析为开端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他内容。微观上阐明文化资源配置与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文化投资与消费、文化市场等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上研究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宏观上研究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及宏观调控等问题；全球层面上阐述文化经济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总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微观基础篇中观产业篇宏观发展篇国际竞争篇

1.文化与文化资源2、文化产品及价值决定3、文化产品的供求机理4、文化投资与消费5、文化市场6、文化产业的结构7、文化产业的组织8、文化产业的管理9、文化产业的发展10、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11、文化经济与收入分配12、文化经济与劳动就业13、文化经济与宏观调控14、国际文化分工15、国际文化贸易16、国际文化竞争力17、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经济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矛盾

不断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文化经济它不仅引出了诸如民族文化资本化等“经济”问题；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背景等对一定国民经济体系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等“社会”问题；而且基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甚至扩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问题。因此，在推进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的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物质商品属性与非物质精神属性的矛盾、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经济效益与文化社会效益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间。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物质商品经济性与非物质精神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篇6

“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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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5－0174－03

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经济与哲学之间一直潜存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清晰的，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内在的，有些是外在的，但总体来说，不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蕴涵着某种哲学前提。正是同样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

一、西方经济思想历程中的人本理念

人类经济活动的展开为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理论素材和可追根溯源的活动线索。我们回顾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将这一人本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或者说出发点，都是人及其个人需要。用亚历山大・索尔齐尼特辛的话来说：“划分善恶的界限不是意识形态、哲学观、阶级或国家，而是每个人的心。”[2]

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经历了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直至当今的萨缪尔森这样一个相互继承的发展历程。围绕个人主义而展开是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逻辑前提。斯密、边沁、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致力于从抽象的永恒经济人或人性出发来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亚当・斯密是人性在经济领域的第一发明者和传播者。“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18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3]而斯密构建经济制度的伦理前提即是人类的“利己心”。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接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为此，他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建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用于只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均衡价格价值理论，用于只研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与主流经济学将个人主义的利己心作为永恒最具影响的人性特征相比，19世纪初，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挑战传统经济思想潮流。他认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是“人”，这里的“人”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人类，财富只有在使“所有公民都能享有财富所代表的快乐时”[4]才是与经济相关的。他把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视为经济活动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标，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使人人都有可能过上最佳质量的生活。后经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以及圣雄甘地直至E.F.舒马赫的发展，人本主义思想家执着于从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分析社会制度、提倡社会改良、谋求人类福利，这些我们都可在其著作中窥见一斑，如约翰・霍布森就曾在其著作中花费大量心血，呼吁工作场所的人性化、寻求社会安全、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等。

而以哲学为武器高屋建瓴去解析经济现象的莫过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二、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人本情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的科学性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认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了人。具体来看：

首先，从社会历史范畴具体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人。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也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所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哲学传统的一脉相承。而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7]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8]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这样也就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而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做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是，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其次，从劳动范畴强化经济学的人本性质。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是，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而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9]它“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10]，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1]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从而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不仅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三、论阈开辟与理性反思

我们知道，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即黑格尔所称的“思辨的思维”。而理性对人类切身利益问题的反思决不等同于黑格尔式的反思活动，黑氏的反思仅局限于思维活动自身的清理，不过是使既定的概念及范畴体系化。我们所提倡的“理性反思”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理性自身的两重化、理性的自我“超越”。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关怀，是对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层剖析，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理性反思之所以能够对理性起到自我监控、自我批判、自我矫正的作用，主要就是基于人类自然和历史生存的人性根基。大自然肯于把自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鉴于此，我们以理性反思的方式来审视整个经济活动的发展历程，其恰恰折射出的是人对自我本性的深刻思考、探索与复归的运行轨迹。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的关键仍然是人。

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可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如主义、拜物教、拜金主义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正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而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的。也正是这种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实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11]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的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21世纪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步从物本主义经济转向人本主义经济。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新的经济伦理已成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关键，“以人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传递着经济发展的人性化趋势的信息。这一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道德理性因素日益内化在生产力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良好的道德和法制环境愈来愈成为投资和消费信心的基石，信誉和品牌愈来愈成为市场的占有和开拓的凭证；其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促使现代经济观念孕育着重大突破，人道的原则日益成为生产关系调整的首要原则，和谐与互信关系取代物质激励成为主要整合方式，共生互利取代无情竞争成为市场主动力。而无论着眼于哪一方面，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高于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这已是历史显现的大趋势，惟利是图、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理念，正在成为过去。事实表明，在今天，建立在满意基础上的顾客忠诚度已成为企业赢利的首要保障，而企业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和忠诚。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的确认，当代经济学家们才纷纷指认“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现代大企业才努力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总之，人既有渴望真理和智慧的理性因素，又有趋于尘世幸福的欲望或非理性因素。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非理性，既是与理性相矛盾的生存要素，又是理性的必要补充形式，正是非理性的介入，恰恰激活了理性从而赋予了生存以现实开放性并促成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性飞跃。因此，人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现实存在，只能不断追求理性、趋于理性。我们以理性反思来洞悉经济发展的这种人性化趋势，既是以辩证统一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又是借这种反省评价的方式使得经济发展的逻辑脉络日渐清晰地展开，以更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 俞吾金. 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N].光明日报，2001-02-06.

[2] Mark A.Lutz&Kenneth Lux，Ph.D. The Challeng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89-195.

[4] Simonde de Sismondi，J.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1847）Reprint.New York：A.M.Kelly，1965，p.123.

[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0.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6.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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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013-03

一、经济学关键词的演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调整，这一变化可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古老的经济学研究国家财富如何增长。比如，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圣托马斯等先哲，将集体、国家的财富置于其研究的重心，对个人追逐财富增长的行为采取贬损、谴责的态度，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利息的合理性的否定上。第二阶段，到了近代，国民财富的增长成为经济学注目的焦点。经济学所研究的财富从国家转移到个人。近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以其令人叹服的洞察力揭示并证明了自利行为的合理性、正当性。第三阶段，19世纪后期，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引起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又称“边际革命”），将经济学引向一个新方向——人类行为学的基础研究，经济学研究核心问题从财富、价值创造、增长问题，逐渐转向个人偏好（价值取向）或个人行为选择及其制度安排（制度环境）。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财富的增长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无论是国家、集体财富，还是个人财富，经济学注目的焦点是财富增长的途径，劳动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核心。从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朴素客观（劳动）价值论，到李嘉图的单一纯粹的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论述，劳动价值论基本完成。约翰·穆勒甚至断言，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的终结形态，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更无另辟蹊径的可能。

第三阶段，“（边际）效用论”（主观价值论）的出现，完全颠覆了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这种学说当然不是者所谓的经济学的“庸俗化”，而是严肃考察现实、理性探索理论的结果，是对以往理论的必要且可贵的突破、发展。主观（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完全属于人对物的评价，是个人赋予物的意义，而非物自身的性质。这种定义（观念）将人的意志、偏好、需求（欲望）、选择等因素纳入价值的产生、决定、实现、运动之领域，将“劳动”驱逐出价值体系。主观价值论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人的行为及其制度环境遂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供求均衡，边际成本（利润），机会成本，博弈论，交易成本，企业与契约性质等制度经济学的进展与繁荣，才有了可能。而反观以“劳动”范畴为基石从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的经济学或者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日益走向贫困、衰竭。

二、“劳动”范畴的逻辑问题

（一）概念的界定问题

一个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概念，是难以成为科学范畴的。“劳动”概念过于笼统模糊，难以界定，必须作进一步分解、细化、归类、剖析，不然便流于虚泛。

1.“劳动”的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体力、脑力的支出，是人生命力的耗费

人的几乎所有活动无不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无不是生命力的耗费。在工厂车间、农田耕地中的劳作，在写字楼里打字整理文件书写的工作，开会、聚会、研讨，参加培训进修，这些都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是生命力的耗费；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做家务也是脑力体力支出；休闲、旅游、散步、度假、郊游、交谈，也可算是脑力体力付出；看书、思考、冥想也都有脑力体力付出和生命力耗费……在即使躺在床上以为啥都没干，也都在耗费生命。可见，如此理解的话，劳动跟“人的活动”、“人的行为”其实没多大差别。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将劳动与“活动”、“行为”等同起来，而是认为“劳动”乃是人类“活动”、“行为”中比较特殊、重要的部分。于是有了下面的定义。

2.“劳动”的另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创造（形成）价值的活动

这里把另一个概念——价值——带进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什么是价值。在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采用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下，价值被定义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于是，这里出现了循环定义，用劳动定义价值，又用价值定义劳动，是同义反复，是用自己定义自己（自我定义）。如果采用西方经济学主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虽可以避免这种循环定义，但由此引出的“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劳动概念的外延将非常宽泛，以至于跟人类的“行为”、“活动”概念重叠，而回到前述第一个定义下的困境。

由于劳动范畴的复杂、模糊，难以界定，也由于先入为主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误导，曾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在“劳动”、“价值”的定义、界定问题上，理论界莫衷一是，实践中缺乏依据，只有唯领导（强权）意志是瞻。错谬的“劳动”、“价值”认定，逼得人们在车间、地头耗时间、磨洋工。资本运作、市场营销、工程设计、产品开发、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等等领域的劳动被忽视、弃置，导致整个经济运行质量差、效率低。

（二）方法论上的误区

量化分析，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性不可等同视之。一个对象、概念的可度量（计量）性，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重在定性研究，重在对一个事实或现象进行解释，即使涉及到量的问题，也往往采取模糊数量概念（多少、大小、密疏、轻重，或者先后、早迟、首末等）来表述。量化研究，尤其精确、细密的计量研究，并非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要求。可量化性并非经济学，尤其理论经济学概念的必不可少的要求。

主观价值学说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不同的个人主观上赋予物品（服务）对自己的效用的评价，而不归结为物品本质蕴含的属性。这种学说否定了价值的客观实体性、标准的一致性，及可计量性或者确量性。但这并不影响其对事实的解释力、理性说服力，也不妨碍它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概念。

而对于客观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它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物品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而与人的主观评价无关。价值，就像物体具有的重量、颜色、味道一样，并非因人而异的主观判断，而是一视同仁的客观实在——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对于这种描述纯粹客体属性的概念，与纯粹主观性的概念相比，更靠近自然科学的思维、研究方法，即概念必须具备可观测性、可度量性及确量性。

于是，对劳动的计量，并找到一个稳定、统一的劳动计量标准，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弄出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即在现有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人类劳动（时间）”。但很显然，这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要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得到一个“一般人类劳动”的标准单位。这又必须将人类所有形式的劳动（包括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物质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甚至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等等）都实行通分化约，使之成为一个同一标准单位的倍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劳动太复杂、太多样、太多变了。人的智能与技术工具不仅目前而且在未来也无望达到完成这个任务的水平。客观价值论可谓作茧自缚、自掘坟墓。

（三）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价值”是经济学核心基础概念。有人高抬，或者难以割舍“劳动”概念，是因为他们认定劳动与“价值”概念有直接的、重要的联系，即古典经济学所认定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劳动构成的。

一个社会理论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合理解释事实。劳动价值论的困难在于它遭遇到大量难以解释的事实。首先，一些没有劳动凝结或者极少劳动凝结的物品，如自然金块、钻石、矿石、木料等等，具有价值甚至极高的价值。其二，同一样物品，在识货者与不识货者眼中，评价极不相同。一个物品在渴求程度不同者眼里的价值也不同。拍卖场的事实是一个典型。其三，同一物品，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价值。冬衣，在寒带地区值钱，但在热带不值钱。沙漠地的淡水，比其他地区的淡水值钱。假如是劳动凝结产生价值，并且劳动量决定价值量，那么上述事实就无法解释。

另外，由于劳动计量的不可行，客观劳动量、价值量无法确定和计量。物品中含有多少劳动量，不同物品之间，甚至不同生产者生产的同类物品之间的劳动量、价值量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劳动量的不可计量，在劳动价值论盛行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的衡量、劳动报酬的认定往往与劳动无关，而与领导意志相关。“劳动好不如与领导关系好”，甚至“关系就是生产力”。“按劳分配”的潜台词实际上是“按领导意志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真意是“不听话者不得食”。

19世纪后期应运而生的主观价值论对我们观察到的价值、价格事实所做的解释更为合理。它认为，价值其实不是物品“内在”的属性，而是人们各自赋予某物的对于各人自己的效用的评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作出对世界万物对于自己效用的评价，赋予每一物品（服务）以独特的价值。这种主观价值论，对价格现象竟有更加合理、到位的解释，也为包括供求规律、价格规律、均衡分析、市场机制、自由竞争、契约信用、机会成本、风险评估、博弈等概念、理论的拓展进深提供基础铺垫。主观价值论的产生，彻底突破了禁锢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桎梏，使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繁荣有了可能。

三、“劳动”，难为经济学之利器

经济学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效率、公平及其关系的问题。在处理这一经济学基本问题上，“劳动”概念及其理论不是一个好工具。

（一）效率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要分配，先得有可分配的物品（财富）。先生产，后分配与消费。画饼不能裹腹，取卵焉可杀鸡。应当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问题是关乎稀缺资源下资源最佳配置与运用的问题，是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比率问题，也是关乎生产最佳组织问题。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动力或目的问题——人为什么要追求效率？动力或目的，乃关乎人的利益，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可单纯理解为货币收入）又以自利为根基。故此，对自利、需求、偏好等概念，以及对人的需求（利益）、行为偏好（目的、目标）的研究乃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而劳动概念对此是不得其门的。

其次，效率问题涉及人的行为方式与行为目的之关联性研究，这里涉及经济过程的制度性安排，所谓人的行为的制度环境，如产权分立，货币、交易、契约、企业组织、贸易政策等等。这里属于制度经济学领域，更没“劳动”什么事。

再接下来，是对人的行为方式本身的研究。这便涉及效率的另一重要内容——如何以最佳方式达成人已设定的目标，如分工、比较利益规律、泰罗制、福特生产流水线、规模经济、熊彼特创新、投入产出模型等等。在这里，“劳动”概念也太抽象，对此类有关生产力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并无切实帮助。

（二）公平问题

公平问题也就是所谓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问题，它与效率问题紧密相关。真正的公平必须是在效率优先的条件下的公平，缺乏效率的“公平”，是伪公平。往往在处理、解决效率问题过程中，分配（公平）问题也随之得到基本的处理、解决（可分配之物）。

在处理动力问题时，自利原则即为分配的基本原则，即人之所以采取行动，付出劳动，乃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利益得到最大满足。谁投资、付出，谁得回报，自己劳动成果属于自己，这是公平分配、天经地义的第一法则。假如要求人们不为了自己的好处、利益，而为了他人而采取行动、付出劳动，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其次，根据效率问题第二层面的制度性安排，劳动成果是在市场中得到价值实现，其价值实现（分配）乃是受制于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因此自由竞争、自愿选择、对等谈判、尊重契约等市场原则，成为公平分配的第二法则，这也是合理分配的制度安排。

再次，跟效率问题的第三层面相关，人的智慧与汗水的付出必定影响到其收益（分配），所谓天道酬勤，天道酬智。无论作为投资者、生产经营者，还是受雇者、自雇者，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与辛劳获取报酬。巧干加勤奋者，必得公平回报。这算分配（公平）问题的第三层面。这里，“劳动”挨点边，但也是太笼统、空泛，难及实质。

由此看来，效率、公平问题的关键依然是制度问题，跟产权制度（确保自利原则的落实）、市场环境（确保价值实现的公平机制）及生产组织安排（确保人行为的微观层面之果效）相关，“劳动”概念及其理论基本派不上用场。

综上所述，“劳动”概念之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走向式微，乃是由于它自身概念在逻辑上的缺陷以及其处理经济问题上缺乏功效所致。笔者拾人牙慧，套用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 “无神论，人类不称职的向导” 这句著名警语格式，将此文的结论也用这样的句式表述：“劳动，经济学不称职的向导”。

参考文献：

[1] 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本[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篇9

任何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实践结果的考量。然而，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偏差，关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了经济活动中出现了问题，怎样把握理论经济学和实际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促进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已经成为了各经济活动开展的重要方向。

一、理论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又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是阐述与经济学有关的一些基础性概念和基础原理，探究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规律，理论经济学是学习其他拓展类经济学科目的基础，是经济学当中的一般理论。理论经济学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种是宏观的，另一种是微观的经济学。一般在书本上或者大学校园内所学习的课程，如西方经济学史等，都是包含在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之内的。

二、应用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主要是针对一些金融经济活动来说的，主要探究各个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规律，还对一些经济活动所形成社会效益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理论。应用经济学会涉及的部门会比较广，会涉及到一些基础性生产部门，如农业、工业以及建筑行业领域等，应用经济学有许多的分支，因此应用经济学适用范围非常广，同时它还可以进一步去补充理论经济学的内容，充分发挥它的实用性作用[1]。

三、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两种概念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论与应用就像是哲学范畴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根据哲学理论的学习，我们了解到了任何一项理论的研究都是离不开实践的检验的，也只有通过了实践检验后的理论才是符合发展规律标准的具有价值的理论，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关系。经过大量的研究资料结果表明，只有将理论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将应用经济学付诸于实践，这样的经济学研究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在应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中都会有所体现，而有了理论作为基础，对于经济活动会有一个初步的理论认识，这样在经济活动中就会更容易发现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去解决问题，为经济活动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2]。例如，在现代企业当中的管理经济学，它就是在基本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实用型经济学，并且还融合了管理学内容，对于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有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布局，一些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对管理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领域中，还存在着一些偏激的观念，有的人认为理论比较重要，而有的人则认为实践比较重要，还需要从源头上树立正确的经济学理念，不仅要重视理论型的经济学知识，更要重视该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的金融交易活动中所应用的情况，不要一味地追求经济活动项目所带来的金钱价值，它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也应该考虑在经济学管理范畴之内，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结合实践，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系的概念都融合都在实际的金融活动当中，转变人们落后老旧的观念。不过在国内研究中，很多领域都存在着轻视理论的现象，关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观点比较少，长此以往下去必将影响到经济学的整体发展趋势，经费资金的短缺固然是影响理论研究的重要因素，但是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浅尝辄止，敷衍应付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进程步履维艰的现状情况，怎样扭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发展现状，顺应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经济学研究者所面对的重要课题。必须要以理论经济学作为企业经济发展的指导纲要，将应用经济学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不必一味地纠结于二者之间的区别，而是要在实践过程中将二者进行融合发展，在问题解决中不断创新思维形式，让理论的东西更加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和价值[3]。

四、结语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实践是理论的保障。理论经济学的学习可以为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没有理论的东西作为依据，很多实践性的应用都是无从谈起的，在当今市场的大环境下，必须要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转变过去错误的思维方式，使二者所包含的内容都能够融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去。

作者:朱建朋 杨旭明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篇10

重商主义是封建社会晚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经济思想，它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由于国内贸易不会导致货币量的增加，所以只有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生活的各种物品，该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

从方法论上说，国民经济学家从感性事实出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家的这种方法也导致这样的结果：经济学成了“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见的统计学的天才研究” 。概念之间缺少联系，理论和现实之间严重脱节，在指出国民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后，马克思进一步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视角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这说明国民经济学通过李嘉图的抽象获得科学性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学丧失了哲学传统——对人的关注。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中将“人”抽象的不合理性。

概念构成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如果这门学科在与现实的联系中出现了错误，可以肯定构成这门学科的概念一定出了问题。因此，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从其基本概念开始的。

一、工资

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工资。斯密认为，本来“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工资”，但在资本积累之后“工人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定的契约”；工资决定了劳动者的处境，“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国民经济学家一方面承认价值全部由劳动创造而另一方面有说价值的创造者（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资” ？事实真的像斯密说的在社会财富增长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时候，工人的生活会变好？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斗争”。 而且“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家掌握资本进而掌握了劳动必须的生产资料，所以工人不得不沦为商品在市场上寻找买家，所以“……，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状态，指出事实不像斯密描绘的那样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劳动者的生活会变好；而是无论社会“退步”、“进步”、“静止”三种状态的哪一种状态下，工人的结局都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 在逐条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工资的内在矛盾后，马克思指出斯密的根本缺陷就是在经济理论中工人被“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实际上为后面提出异化劳动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资本和资本利润

马克思首先总结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规定，接着指出了资本的实质，“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而且，“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那么利润到底从什么地方来？“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 。

积累和竞争是国民经济学衡量社会经济状态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的理论中从来都是寄希望于加强竞争而避免垄断的出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竞争真的能避免垄断吗？马克思提出“许多资本”这一范畴，并认为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多奇妙的论证！竞争在现实的过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积累！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已经从资本间的竞争看到了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甚至得出了关于垄断内涵的结论。

三、地租

篇11

重商主义是封建社会晚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经济思想，它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由于国内贸易不会导致货币量的增加，所以只有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生活的各种物品，该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

从方法论上说，国民经济学家从感性事实出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家的这种方法也导致这样的结果：经济学成了“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见的统计学的天才研究” 。概念之间缺少联系，理论和现实之间严重脱节，在指出国民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后，马克思进一步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视角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这说明国民经济学通过李嘉图的抽象获得科学性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学丧失了哲学传统——对人的关注。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中将“人”抽象的不合理性。

概念构成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如果这门学科在与现实的联系中出现了错误，可以肯定构成这门学科的概念一定出了问题。因此，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从其基本概念开始的。

一、工资

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工资。斯密认为，本来“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工资”，但在资本积累之后“工人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定的契约”；工资决定了劳动者的处境，“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国民经济学家一方面承认价值全部由劳动创造而另一方面有说价值的创造者（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资” ？事实真的像斯密说的在社会财富增长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时候，工人的生活会变好？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斗争”。 而且“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家掌握资本进而掌握了劳动必须的生产资料，所以工人不得不沦为商品在市场上寻找买家，所以“……，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状态，指出事实不像斯密描绘的那样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劳动者的生活会变好；而是无论社会“退步”、“进步”、“静止”三种状态的哪一种状态下，工人的结局都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 在逐条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工资的内在矛盾后，马克思指出斯密的根本缺陷就是在经济理论中工人被“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实际上为后面提出异化劳动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资本和资本利润

马克思首先总结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规定，接着指出了资本的实质，“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而且，“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那么利润到底从什么地方来？“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 。

积累和竞争是国民经济学衡量社会经济状态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的理论中从来都是寄希望于加强竞争而避免垄断的出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竞争真的能避免垄断吗？马克思提出“许多资本”这一范畴，并认为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多奇妙的论证！竞争在现实的过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积累！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已经从资本间的竞争看到了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甚至得出了关于垄断内涵的结论。

三、地租

篇12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193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次发表了全部手稿，掀起了一股研究《手稿》的热潮。在《手稿》里“异化劳动”是核心概念，是马克思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创举，而国民经济学则是该作品的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鉴于《手稿》的重要学术价值，使得我们应该对该作品作出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与理解。

国内学者对《手稿》的研究现状和成果

一、异化劳动理论来源

研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首先必须要了解异化概念。张奎良认为，异化这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最早提出的，异化一词源于拉丁文，有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意，中文翻译成异化，以便和同化相对立，包含有异化、对立化的思想。[2]也有学者认为，异化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其意为财产权的转移和让渡，后来出现在政治学文献中，则转变为人的自然权利即自由的转移和让渡。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异化的含义是指主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奴役主体自身。[3]目前，国内学者认为，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产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刘喜英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一方面“吸收了黑格尔否定辩证法中劳动异化理论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领悟并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4]

二、关于异化劳动和交往异化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通过对《手稿》研究，提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包括“异化劳动”和“交往异化”的双重内容，并开展逻辑研究。[5]他把“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等同，并在这个前提下开展“自然的异化”到“交往异化”过渡证明，对此，刘宗碧指出，“自然的异化”与“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有逻辑关联，但不能等同。“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一个层面，这种“异化”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条件；而“自然的异化”是“对象化”的辩证环节，不是“异化劳动”的相应层面。因此，望月清司的理解并不准确。从《手稿》各个手稿的论题及其关联看，马克思的两个异化关联论证，是把“异化劳动”内在于“交换”揭示“交往异化”为线索的，以揭开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生产规律为目的，这一意向蕴含了马克思的新经济逻辑，它是后来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理论基础。[6]

三、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

对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私有财产起源的问题和异化劳动的产生问题具有一定的联系，马克思是把他们看做人类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也有学者，如韦汉军认为：“在剖析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之后，马克思作出了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的论断，但这一论断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这个意义上作出的。如果从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意义上并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其他经典著作的有关论述来考察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从原生态意义上说，异化劳动不是私有财产的原因，恰恰相反，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结果。在私有制度里，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互为因果的关系。”[7]

四、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与生存论哲学路径

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8]谢建芬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现实的对象关系实质上都是活动的关系，一切曾经被作为预设而存在的东西都是在活动中生成的，都是现实的人的活动本身。现实的人的活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这一境遇中，马克思的语言表述中所出现的一切旧哲学的词汇――类本质、对象化、劳动等都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劳动”已经不是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异化的劳动，而是作为人的存在的“活动”，它从一个经济学概念成长为生存论哲学的“活动”的概念。[9]

对国内研究状况的前瞻

当前，我国学者对《手稿》研究，无论从广度上和是深度上，都取得了一大批既有史料价值又有科研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对《手稿》的研究大多是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出发，缺少对《手稿》的现实意义进行分析和解剖。笔者认为，现在21世纪人的生存环境和马克思生存的19世纪的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的范围发生了巨大改变。在马克思时期，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无产阶级，就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是被剥削的阶级。而现今，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一个在工厂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回家之后有可能就会成为占有他人剩余价值的剥削阶级。因此，要体现《手稿》的正真价值，就应该把它放在当时资本主义的环境里来看，这样才能和现今的情况进行比较，找出它蕴含的实践意义，进一步为全面研究《手稿》，这部未完成的著作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1]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33，44.

[2] 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历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4.

[3] 杨豹.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启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J].兰州学刊，2006，（5）：6-8.

[4] 刘喜英.洞穿马克思异化劳动的重要性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湘潮（下半月），2008，（4）：9-10.

[5] 韩立新.评日本的“早期马克思争论”―兼论《穆勒评注》对重构马克思异化论的意义[J].哲学研究，2010，（9）

[6] 刘宗碧.《巴黎手稿》的双重异化批判和马克思新经济学逻辑的孕育[J].哲学动态，2012，（11）：22-27.

[7] 韦汉军.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因果关系问题探讨[J].广西社会科学，2010，（3）：29-33.

篇13

一、劳动合约的雏形：从外化（异化）劳动到抽象劳动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显然经历了一次漫长而艰巨的思想探索历程。总括这次思想历程，有两个视角可以把握：第一，从理论体系的本身看，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大厦的整体构建，即基本可以说，马克思对于“经济哲学层面”的探索研究，是起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本身包含着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以及直至对全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的发端，初显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而完成和止于马克思对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系统写作，而对于“经济学层面”的探索研究，则是起始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完备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而最终成熟于《资本论》1-3卷的最后写作，从而，一部《资本论》——一部完整的《资本论》，就是将“两个层面”予以完美结合的范本，是马克思本人对于“政治经济学原理”本身“精髓”的最好叙述 ；第二，相应从方法论看，“两个层面”的理论体系的循序建立，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法与劳动价值论的不断地“相互放入”的结果，是劳动本质沿“对象、结构、总体”的逻辑上升路径，不断地得以具体化为劳动的科学概念的过程，也是劳动矛盾体经由劳动二重性最终达致自身的完全展开的过程。

由此，统合“外化（异化）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异同与辩证关系应主要地由方法论的视角来掌握，即统存于劳动的“由物质规定向社会规定上升”的理论规定中。首先，劳动的物质规定与劳动的社会规定最初直接统存于马克思的“外化（异化）劳动理论”之中，马克思说“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从而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其次，劳动的物质规定与劳动的社会规定又是直接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错误不在于否认外化劳动，恰恰相反它正是“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的，并把后者“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的错误只是在于：“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进而没有认识到异化劳动的性质则是使人本质异化，使人本身成为其“异己的力量”；最后，抽象劳动范畴为劳动的物质规定与劳动的社会规定的辩证统一提供了社会中介，即回答马克思的诘问——“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是通过否定“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的规定开始的，从而由“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的层面来理解劳动的“主体本质”以及分工的“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外化的形式”，显然，这样的抽象劳动范畴即劳动体本身。

二、劳动合约的扩展：从并存劳动到总体劳动

劳动合约不过是劳动分工的“法律用语”，因此，马克思对于劳动合约的规定是从规定劳动分工开始的，并以劳动分工的物质规定对社会规定的上升为劳动本质展开的实现形态。

劳动分工的物质规定即“物质劳动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并存劳动”。（1）就理论追溯而言，马克思的外化劳动理论仍然是并存劳动范畴的提出依据和起源，即正是从“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中，马克思（）赋予了并存劳动范畴以新的内涵：“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即表现为不同种类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商品）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2）就产业分析视角而言，劳动合约在质的方面的规定不过就是“并存劳动”，而相应的在量的方面的规定则不过就是“并存工作日”；（3）而就社会分析视角而言，“并存劳动”又是“社会内部的行业划分”或“社会内部的分工”，并且，它是“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前提基础。

劳动分工的社会规定即“社会劳动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总体劳动”。（1）如果说劳动本体论仅仅奠定和确立劳动的物质规定或劳动的社会规定的物质基础（卢卡奇，1971），那么，劳动本体论基础上的价值论即劳动价值论，则最终奠定和确立了劳动的物质规定与社会规定的统一，从而最终能够将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物化结构”——“第二自然”上升为一种完整的“社会结构”来加以批判（卢卡奇，1923），并且，马克思据此圆满地完成其既定的理论研究任务——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历史批判；（2）因此，马克思最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即强调“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实际上并不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劳动，相反地，不同的劳动者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则强调“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由此，总体劳动首先是以社会规定的简单总体劳动而存在的；（3） 因此，马克思继续强调“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以及“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对于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从而，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企业分析视角的引入使得总体劳动一方面是“主体方面的结合劳动或共同劳动与客体方面的协作劳动或协同劳动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是“两方面劳动的矛盾的统一”，以及一方面直接作为“一般劳动（本身作为社会劳动、总劳动）”而存在、另一方面又是以“特殊劳动（本身作为片面劳动、局部劳动）与个别劳动（本身作为资本家的指挥、监督、管理活动）的统一”的形式而存在，说明总体劳动的内涵在本质上是对劳动的物质规定沿“对象、结构、总体”的逻辑路径向劳动的社会规定的上升及其结构进行规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