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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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个目标”，就是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条主线”，就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由依靠拼资源拼消耗转到可持续发展上来。“一个中心”，就是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完善农民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系，挖掘增收新潜力，拓宽增收新渠道，努力保持农民增收“两个高于”的好势头，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六个全面提升”是指：

一是全面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十三五”时期，不追求粮食连续增产，根据供需情况，年度产量可以有增减，但必须巩固和提升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加强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二是全面提升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水平。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是把现代生产要素、经营模式、发展理念引入农业的重要载体，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在完善“三权分置”办法、引导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上多下功夫，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

三是全面提升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强化现代种业、智慧农业、农机装备等关键性技术研发攻关，重点突破一批世界领先、能够支撑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对我国农业转型升级产生革命性影响的重大品种、共性关键技术和现代装备，力争到2020年，完成主要农作物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明显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篇2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篇3

[中图分类号] F42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7-0275-01

一、中国水利现代化进程的评价

水利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治水理念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技术手段现代化、管理服务现代化四个方面。现阶段，我国在水利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总整体上来看，与实现水利现代化目标尚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在：

1.各地区水利现代化程度不同

受水资源、人口、耕地、经济、水土流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省级行政区水利现代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我国在城市供水、城市污水处理、河道外计划取水中取得了巨大建设成效。但是与此同时，各地区在水利安全保障、水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利管理等方面的实现程度不高，说明我国水资源利用方式仍以粗放式为主，严重制约了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从我国各省市水利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实现程度上来看，北京、天津已经基本实现了水利现代化，山东、重庆等地区进入了水利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而新疆、四川、福建等地区仍处于水利现代化初级阶段。

2.全国水利现代化水平稳步上升

当前，在我国四大经济分区中，水利现代化水平从高到底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前三个经济分区基本均处于水利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处于水利现代化起步阶段。我国水利现代化水平发展较快的地区大部分为经济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仍然处于水利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水利安全保障水平不高，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而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都处于水利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使其呈现出缓慢提升的发展趋势。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水利现代化水平将呈现出平稳上升态势。

3.全国水利现代化各项指标明显改善

随着我国水利发展战略的转型，我国水利发展自2000年后步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水利现代化各项指标均得到了明显改善。如，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十五”初期的0.43，预计在“十二五”期间提升到0.53；城乡供水普及率已达到80%，预计2020年，城乡生活供水普及率将达到95%以上，并且全面落实集中供水机制；按照当前我国对水土流失的治理速度，到2015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比将下降为34%，2030年将下降为35%。

二、中国水利现代化发展展望

1.分区域实现水利现代化

我国水利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地区气候、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水利现代化发展战略，有序推进水利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为此，我国应采取分区发展策略，遵循东部巩固提高、中部稳定发展、西部加快发展的原则，促进我国水利现代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水利建设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主，预计于2020年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在我国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稳步推进水利建设发展，预计于2020年中部部分地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2030年全部实现水利现代化；在我国西部地区，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水利工程质量和建设标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强化水资源管理，在东部地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后，着力发展中西部地区水利现代化。预计于2030年，中西部部分地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2050年全部地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

2.明确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发展路径

我国应当从流域、省区、城市三个层面入手，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特色水利现代化发展路径。在流域层面，要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流域综合管理，妥善处理好上下游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对流域的防洪抗旱、生态安全、水资源配置、水资源利用等各项任务进行统筹安排。在明确行政区域管理责权的基础上，建立与之相应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为落实流域综合管理奠定基础；在省区层面，加快建设区域水利保障工程体系，大力推行农村水利标准化，创新现代水利发展机制，不断提高科学治水、依法治水能力，着力构建符合区域特色的水景观和水文化；在城市层面，创造舒适宜居的城市水环境，尤其要重视防洪排涝建设，实现水务一体化管理，落实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水利管理信息化，为城市供水以及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进一步完善水利统计制度

为了推动我国水利现代化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完善水利统计制度，确保水利现代化评价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目前，在许多重要的水利指标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计算口径，如水利信息化指数、水利科技贡献率等，同时一部分指标没有纳入到统计范围内，对计算结果的可靠性造成了一定程度影响。所以，我国必须根据水利工作实际需求，适当调整水利统计指标，完善指标评价体系，加强对水利统计数据的监督检查，确保技术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结论

总而言之，我国水利事业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形势下，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为实现水利现代化目标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我国对水资源综合管理、污染防治、流域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资源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势必会加快我国水利现代化进程，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水利建设的差距，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浩.谢新民.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J].水利发展研究.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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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来，我国在不断深化改革，经济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新常态趋势。笔者在本文对公共管理新常态背景下的困境和出路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一、中国语境下正确认识的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1、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

和各领域进行对比，我国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各级地方政府对该领域的新常态的界定和解读较为透彻，我们已经意识到国家已经进入新常态，并提出在新常态背景下引领经济发展的相关机制。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发展速度会放缓，不断优化发展理念和相关结构，要从现实情况选择发展驱动力。

2、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态

对社会进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十上提出，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主要致力于依法治国、深化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和提升。衡量国内政治新常态的标准有：其一，制度化、规范化使用公共权力，其二，民主性在制度性安排中更加凸显，其三，实现法制化治理，其四，高效化国家政府公共管理，其五，协调发展国家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

3、社会治理中的新常态

当前该领域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在法制建设，要求社会实现具有法制化的新常态。所谓的法治社会，就是要求人民懂法、用法、依法，为社会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内一同致力于法制化建设，推动我国法制化进程。其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依托法制基础，创建新常态的社会管理制度，用多种方式推动社会转变，营造和谐的法制环境和基础；其二，对法治理念和精神进行弘扬，推进法制文化建设，提升全体国民的法制意识；其三，让全体社会合理形式社会管理职权，并依法监督行使的社会管理权利。

4、环境保护中的新常态

我们要改变以牺牲环境为前提片面提升GDP的做法，这样的发展模式让国内环境遭到破坏，污染日趋严重，有的区域片面追求GDP，环境负荷超越其承载力，导致居民幸福指数的降低，提升经济、政治治理成本的提升。同时，进入新世纪后，人们的环保意识在不断觉醒，社会对环保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让环境治理单位和部门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不能显著提升环保治理效果，那么居民很难认同这种做法，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进一步降低。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1、和社会现实相比，现代治理水平具有较大的差距

在新常态下，实现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能力是国内公共管理以及社会治理的总目标。现代化的公共治理需要民主化、科学化的社会治理和管理、当前，国内经济尺幅发展，从整体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提升。

2、社会的进步要求公共管理具有较高的技术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现代技术和手段为现代化的管理以及积极有效的治理提供良好的保障。如今，政府部门对公共管理中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也在致力于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但是，和人们的期许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相比，公共部门使用的科技手段比较落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矛盾。

3、公共管理组织目标与个体自觉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如今，国内在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一大批违法乱纪的党政干部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一个个体，公共管理部门应该在社会“大染缸”中出淤泥而不染。保障组织文化体系的健全和健康，这对公共管理参与者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与之相反，那么会腐蚀一大批管理部门管理人员，他们不顾法律的要求和自身为人民服务的角色定位，做出违法乱纪之行为。

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发展的出路探析

1、保障公共管理组织综合治理能力不断获得提升

在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部门要主动适应，走出传统思想的桎梏，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通过管理知识的学习及职业道德的培训，不断完善选拔、激励领导干部的机制，不断落实绩效考核激励措施，保障公共部门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技能的提升，提升其服务意识和水平，让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

2、不断创新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和技术

在经济新常态下，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不断提升，要想和此相适应，就需要在公共管理部门组建优秀的技术团队，把GIS技术、数字治理技术等高科技在现代治理实践中加以使用，为公共管理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不仅如此，还应该对公共管理参与者开办相关技术培训，让其运用现代化技术的水平不断提升，保障现代化技术作用的发挥。

3、塑造积极的公共管理核心价值体系

以惩罚公共管理者违法乱纪个体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和健全生活保障体系，提升待遇水平，提升社会地位。同时，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职业道德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和教育，让公共管理者树立正确、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等，保障其在法律的支撑下开展工作，让权力在法律的牢笼中规范化实施，让公共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工作的开展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监督，有机统一自己价值观和社会公共价值观。

四、结束语

最近，“新常态”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对我国当前发展新形势，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描述的重要性、综合性词汇，其内涵已经穿越历史的局限性，其仍在不断丰富之中，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中均有所体现。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公共管理也面临深刻改变，出现新的情况，社会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怎样走出当前公共管理面临的挑战和所处的困境，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需要多方人士进行分析和论证，同时，作为管理部门自身应该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不断走出困境。

作者:侯军 单位:迁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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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治理，是目前国家针对小镇建设所提出的一项新的治理模式，要求在明确治理目标的基础上，借助群众的力量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与评估，以充分体现小镇特色，提高国内小镇发展水平。

1精准治理视角下的特色小镇构建原则

精准治理视角下特色小镇的构建，应坚持多元化、网络化、本土化以及精细化的原则：（1）统一化原则：传统的小镇建设，通常以政府为主导来完成，群众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小镇的构建结果，也往往达不到群众的要求。精准治理视角下特色小镇的构建，应本着统一化的原则来实现，应使群众、政府以及相关技术人员，能够组成一个整体，进一步提高小镇的建设水平。（2）网络化原则：在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群参与小镇建设的途径不断增加，在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应坚持网络化原则，使群众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政府，确保小镇建设结果，能够与群众要求更加符合，提高小镇建设的科学性。（3）本土化原则：不同城市的不同小镇均具有不同的特点，小镇建设应在应用精准治理模式的前提下，坚持本土化原则，构建特色小镇，使小镇的特色得到充分体现，使其文化得到弘扬。（4）精细化原则：应在确定治理目标的基础上，将各个目标详细体现。例如：针对改善小镇环境质量的治理目标，应细化为提高小镇街道清洁度、优化小镇给排水系统、治理小镇河流污染等。坚持精细化原则对小镇加以治理，构建特色小镇，是确保治理效果能够达到最好的关键。

2精准治理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及其创建路径

2.1招商引资

小镇一般处于城乡结合部以及新城新区位置，与城市相比，小镇劳动力更加低廉，环境相对更好，但缺陷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考虑上述问题，应将特色小镇的创建目标，确定为“发挥小镇优势，吸引城市创业型以及小型企业，解决小镇居民就业，提高小镇经济发展水平”。应通过对互联网的应用，招商消息，以小镇优势――劳动力低廉，吸引小型以及创业型企业进入到小镇中，满足小镇居民的就业需求，同时，提高小镇的发展活力，增加GDP，提高小镇经济实力。

2.2本土化建设

小镇在土地、资源以及人力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招商引资能够为小镇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保证，但很难体现小镇的特色。对此，小镇应充分分析自身的资源以及气候等方面的特点，使“特色小镇”得以构建。例如，可以将在农业果树栽培方面具有较强优势的小镇的治理以及创建目标，确定为“构建农业小镇”。首先，政府应通过网络收集人民意见，确保能够了解小镇每一个区域人民种植果树的种类，确定果实成熟的季节以及大致产量。其次，政府应向小镇居民宣传构建农业小镇的重要性以及优势，吸引果农投资。最后，在投资者的监督下，由政府组织构建“农业产业园”，将各种类型的果树，种植在产业园中，产业园对外开放，吸引城市人民来到产业园中体验果实采摘等小镇居民的生活。提高小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小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同时使小镇的特色得以体现。

2.3多元化发展

充分利用小镇特色是提高小镇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构建特色小镇最为直接的途径，但如长期依赖自身特色，必定会导致小镇的发展呈现单一性过强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对气候依赖过强，在气候对农业发展不利的年份，小镇的经济必将遭到重大打击。考虑上述问题，还应将小镇的治理以及创建目标确定为“提高小镇工业化水平，发展多元化经济”。政府应通过网络，统计当前小镇居民的数量以及待就业居民数量，以此为基础，在小镇内部发展工业，使工业企业能够有效消化小镇内部剩余劳动力，在解决小镇居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基础上，为小镇经济发展以及价值体现提供保证。需注意的是，工业企业的引进对小镇环境的影响较大，对此，镇政府应提高对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视度，在引进工业企业的同时，对其资质进行严格考察，同时，借助人民的力量，对企业进行监督，在发现企业废水与废气排放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同时，对其进行严厉处理。

3特色小镇建设前景

在精准治理模式的要求下，目前我国特色小镇的建设，已经初现成果，但受发展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特色小镇的创建，仍存在一定问题。在未来，应将相应问题的解决作为重点，进一步提高特色小镇创建水平。

3.1人才问题及解决方法

大数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各高校专业人才进入社会后，就业区域一般以北上广等大城市为主，人才不足的问题，在特色小镇的构建过程中显著存在。对此，政府应提出相应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加入到特色小镇的构建中，在工资水平以及其他方面提出福利政策，为特色小镇的构建提供人才支持，确保精准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实现。

3.2居民消费理念问题及解决方法

与城市相比，小镇居民消费理念相对落后，消费力不高，货币流动量少，对小镇经济活跃程度的提升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对此，镇政府首先应通过降价策略吸引小镇居民购买各类产品，增强小镇内部消化能力，在逐渐改变居民消费理念的同时提升价格，逐渐提高小镇居民消费水平。此外，小镇外部消费力不足也会对特色小镇的构建以及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造成阻碍，政府应加强宣传及营销，使核心城市居民加深对小镇特色的了解，提高小镇的吸引力，将外部消费者更多的吸引到小镇中来，使小镇的特色广为人知，为特色小镇的构建提供保证。

3.3文化问题及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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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建设现代化水平，加快完善城市硬件设施。城市硬件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市建设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市民居住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也出现地下管线老化、城市内涝、马路拉链、井盖伤人、垃圾围城等不少让老百姓诟病的问题。要紧紧围绕提升城市功能，突出补齐短板，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代化，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当前要统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市民的切身利益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现实需要，更是长远之计。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搭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统筹公共汽车、轻轨、地铁等多种类型公共交通协调发展，加强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行，提高道路通达性和出行便利性。充分挖掘城市地上地下空间潜力，多建停车楼、地下停车场等立体停车设施，努力缓解城市“停车难”。大力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着力解决城市“马路拉链”、“空中蜘蛛网”等问题。二是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紧紧抓住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推进城市组团紧凑开发，缩短居民居住地与工作、生活、就学的距离，减少城市内部不必要的人口移动。完善中小学、幼儿园、菜市场、便民超市以及公共管理、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养老等设施，形成以社区为基础、与其他设施相衔接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络。持续实施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有机更新。三是提高建筑标准和工程质量。江苏不少城市建筑外在形象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城市的水平，但现代化、国际化功能还比较欠缺。要坚持精致有序，追求高标准，运用新技术，提升工程质量。落实好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五方主体质量安全责任，实施建筑能效提升工程，建立绿色建材、设备、产品的评价推广制度。大力推动建造方式创新，积极推行以“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成品化装修、信息化管理”为特征的建筑产业现代化。四是加强生态宜居环境建设。要抓好城市雾霾、水体黑臭、土壤污染防治和垃圾综合治理，消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大力开展生态修复，合理利用生物技术和工程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复被破坏的山体、河流、湿地。加大城市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力度，努力解决“逢雨必涝”、“城中看海”的问题。加快海绵城市建设，逐步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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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崭新阶段，是南通“加快现代化、再创新辉煌”的重要抓手；新时期推进南通城乡一体化发展，要着重实施八统筹，加快形成区域发展、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分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乡环保和社会形态八个一体化的新格局，朝着“六个更加”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奋力前行，为早日建成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新南通而努力奋斗。

一、经济更加强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现代化的中心工作，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工作。党的正确领导体现在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上。南通实现跨越发展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这体现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注重第二次现代化的问题。新时期南通的跨越发展，一是表现为六个千亿级现代产业体系的迅速形成和核心竞争力的快速提高；二是表现为切实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是表现为经济发展主要靠知识和科技创新来推动和提升。要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力争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到2015年和2018年达到2.5%和3%，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和70%以上,人才强市战略取得明显成效，基本建成创新型城市。南通GDP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3%以上，到2015年和2018年，经济总量超过6千亿元和接近1万亿元，人均GDP突破8万元和13万元；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37%和60%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41%和55%以上；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城市化率达到64%和75%以上；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江海开发、跨江合作实现更大突破，成为江苏新的重要增长极，初步确立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的地位。

二、政治更加清明

政治现代化是由传统的民主政治转化为高度民主政治的变迁过程，是综合性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也是各项量化的民主指标的实现过程。南通根据社会发展趋势，设定了人民群众对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满意度、对政府民主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满意率、基层民主政治实现程度等项指标，其意在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建设。要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必须加快改革攻坚的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实政治现代化水平提升的经济基础。

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其次必须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这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和坚持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全面落实依法治市的方略，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各种权益；更加健全基层民主，全面扩大民主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选举权和监督权；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公共权力运用将扩大到公共管理、公共分配和公共决策领域；富有南通特色的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和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获得新成效；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壮大，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作用发挥充分，维护民族团结的民族和宗教工作切实做好；人权保障工作得到加强，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三、文化更加繁荣

教育现代化是整个文化现代化的先导和基础，它能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文化。近年来，南通以教育现代化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探索，将加快今后教育现代化强市建设。要全面落实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科技和人才支撑。文化现代化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创新体系建设、信息化和全球化程度将明显提高，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业得到加强，三大产业的知识含量和生产能力明显增强，依靠知识、科技和制度创新发展经济社会的领域明显扩大。文化创新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和重塑，是从内涵到外延的不断创新和更新，它在更加广阔的意义上，成为当今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文化创新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如先进理想、价值理念的更新与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广泛认同和遵循、新时期“南通精神”不断弘扬光大、代表人的知识现代化的人才拥有数、专利授权数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提高等，更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现代化提升。江海特色文化强市建设成效显著，文化事业和产业得到大力发展，文化创新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不断丰富，实现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文化队伍强。

四、社会更加和谐

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互动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四大标志。公平、安全、和谐、稳定是社会现代化的四大目标。导致社会现代化直接动力的三次浪潮南通都有所表现。如，一次浪潮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提高等；二次浪潮的家庭保障功能被日益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所取代，普及中等教育，生活环境和质量被更加关注；三次浪潮的社会生活信息化，社会活动创新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居住结构动态平衡化等。把南通建成经济实力较强的特大城市、江海交汇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把有条件的县城建成大中城市，加快发展沿海重点集镇建设将迅速提高南通的城市化率。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既反映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也体现了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公平发展方向，更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强劲动力。要不断满足各类社会事业对公共财政的需求，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显著提高城乡各类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满意率超过80%。要进一步促进充分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社会管理创新、和谐社会建设走在全省和全国前列。维护南通是全国社会综合治理最好地区的传统，全力深度打造诚信南通、法治南通、平安南通、文明南通、和谐南通，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自治满意率超过80%，人民群众对政府民主决策的满意度超过80%。

五、生态更加文明

生态文明是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突出解决制约发展的资源环境问题，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统一，不断提升生态现代化水平。生态现代化的一般要求是：改善自然环境、提高生态效率，实现结构生态化、制度生态化和观念生态化。具体说，观念上要形成非物化、绿色化、民主协商、环境公平、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意识；制度上要形成“先形成者优势”；经济上要使物质循环利用，使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脱钩；社会上要建立生态农村、生态城市和绿色家园。2009年，南通市生态环境现代化实现指数高达93.11%，超出总体指数16.4个百分点，这说明南通在总体上没有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也不排除个别地方环境的退化。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到2015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减少，污染得到有效防治，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超过90%，万元GDP能耗低于0.4吨标准煤；生态得到切实保护，耕地保有量保持在45.9万公顷左右，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人均公共绿化面积超过35平方米/人，污水处理率达到100%，人民群众对生态和人居环境满意度持续提高，建成国家生态市。

六、人民更加幸福

人是现代化的主体和动力，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因素，没有人的现代化，一个社会就很难完成现代化过程。人的现代化要求人具有现代的观念、人格、思维、生活和行为方式。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赖以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要增加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增加生态资源、环境建设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要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形成浓郁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形成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教育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逐渐形成,人人得到全面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到2015年和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4万元、5万元和1.9万元、2.5万元；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人民群众享有较高水平的教育、健康服务和公共文化产品，幸福感明显提高。

基金项目：2011年度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011BNT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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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全省党校系统重点课题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加快推进六安农业现代化研究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1日

党的十报告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六安撤地设市以后，市委、市政府坚持“以适度超前的城镇化，带动相对滞后的工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全市信息化”发展战略，六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取得了长足进展，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截至2014年底，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分别达到41.44%和40.2%。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六安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迫切需要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一、六安农业现代化取得的成就

六安市地域广阔，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盛产多种名特优稀农副产品，粮、油、麻、栗、茶、茧、肉、禽、水产等农副产品产量居安徽省前列，是国家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近年来，六安市以农村综合改革为动力，坚持以工业的理念抓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打造优质农产品基地和现代农业园区，加快建设农业产业集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农产品加工水平稳步提升。六安市委、市政府提出并实施千亿元农产品加工“168”工程，即“着力打造粮食油脂、畜禽水产、酒茶果蔬、羽茧棉麻、竹木草柳和农产品物流服务等6大产业集群，在各县区建设8个产值超5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区或现代农业示范区，力争到2015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达到1，000亿元”。目前，农产品加工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已经规划建设了12个初具规模、特色各异的现代农业生产加工园区。

（二）农业标准化建设步伐加快。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力，六安市制定了《六安瓜片产品质量标准》、《六安瓜片茶叶产地环境条件》、《皖西白鹅品种标准》等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和各项生产技术规程，畜禽、蔬菜的生产加工全面建立质量可追溯制度。品牌农业成效显著，共有102家企业、298个农产品进行“三品”认证，经环境监测合格的绿色食品粮食基地150万亩，水产养殖基地60万亩，无公害蔬菜、绿色食品蔬菜基地60万亩。由于不断加大农业标准化生产政策扶持力度，已经建成蔬菜、茶叶、水果国家级标准园13个、省级标准园18个、部省级畜禽规模标准化养殖场45个，部省级水产标准化示范场29个。

（三）农民组织化程度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发展农民合作社，切实提高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已经组建了粮油、生猪、家禽、茶叶、油茶、茧丝绸、毛竹、大麻、渔业、蔬菜、中药材、园艺、水果等多个市级农业特色产业协会和县区分会，吸纳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经营户共2，500多名会员。目前，全市有农民合作社6，281家，其中全国示范社30家。

（四）农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非常健全，因为它能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克服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较小的弊端，获得大规模的生产效益。六安市不断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共设立400多个机构，有千名农技人员包保服务生产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推行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粮食生产15个主推品种，覆盖率达70%以上。选派800名科技特派员，创建了90家专家大院，建立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工作站24个。

二、六安市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因素

（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薄弱和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六安属于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造成目前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薄弱，遇到旱涝等特殊年份，必然受损。六安的高标准农田比重偏低，旱涝保收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8.61%。农村病险库塘较多，通讯、仓储、运输等基础条件仍然较差。特别是交通条件落后，阻碍了生产要素和农产品的快速流通，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由于资金不足，设施农业进展缓慢，规模也偏小。

（二）农村生态环境恶劣。六安的农村环境没有受到重要的工业污染，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的面源污染。化学肥料的大量投入，使有机肥的施用比例由20世纪70年代前的8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不足30%，有近1/3的农田长年不施或较少施用有机肥，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对化学肥料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大量使用化肥对农田生态系统造成了损害，有机质、全氮、速效钾都不同程度下降，同时土地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农膜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日益突出，六安的农膜平均残留量和平均残留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也加剧了农业环境质量的恶化。例如，大力发展畜禽养殖业是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污染问题比较突出。长期以来，由于污染治理投入不足，多数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存在雨污未分流问题，污水收集系统和废弃物处理设施（包括沼气生产、有机肥生产等）不完善，导致有沼气生产的无沼液、沼渣贮存场所，沼液沼渣综合利用不完全甚至未综合利用，没有末端治理措施。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均缺少处理设施，无害化处理率低，造成环境污染，并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三）农业劳动力素质较低，科技人才缺乏。农业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农业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新的农业技术不断推陈出新，这对农民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体来看，六安的农民文化素质较低，20～40岁左右的农民中有部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50岁以上的农民中部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还有少数文盲和半文盲。加之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长期滞后和费用较高，农民的技能素质得不到快速提高。由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大量高素质的农民工都进城镇了，“抽水机式”的农村人才输出机制使得农村人才流失严重，“村庄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386199部队”加上残疾人构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农业劳动力的年龄和素质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发展现代农业的人力资本不足问题逐步显现。目前，六安市各类科技人员2.5万人左右，只占总人口的0.35%，特别是农业科技人员占全部科技人员的比例不足20%，这与农业大市是不匹配的，而且大部分分布在乡镇农技站及其以上单位，常年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科技人员很少。农业科技人员缺乏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农户不能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延伸自然资源价值链条，农村丰富的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造成“靠山吃不上山，靠水喝不上水”、“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

（四）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六安市农业资源丰富，特别是粮食生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市实现了粮食播种面积、总产、单产三超历史，粮食总产量连续11年丰收，六安市首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殊荣，农业产业化水平理应很高。但由于六安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少，特别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少，不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另外，专业人才和技术缺乏，导致多年来只能对农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就销售，产业链条短，不能带动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品牌效应和规模化水平都很低，产品的附加值和农业企业的效益也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加剧。这是造成农业在GDP中占很高比重的主要原因，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三、加快推进六安农业现代化的对策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淠河防洪治理、史河防洪治理等骨干工程建设，突出加强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施塘坝扩挖、沟渠疏浚、集体泵站更新改造和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集中投入，连片推进，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和农田整治项目实施，大规模开展中低产田改造，做到沟、渠、田、林、路、井、电综合配套。加强和改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科学推进农村，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种田能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的科学性，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信息化和电气化，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条件，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

（二）着力发展绿色农业。六安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是立足市情、顺应时势的大战略、好战略，是六安未来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理念。就农业来说，就是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当前的主要抓手就是紧密结合《安徽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六安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实施方案》、六安茶谷建设规划、淠河生态经济带建设规划等重要规划，制定好六安农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突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绿色主题。具体就是要结合平原、丘岗、山区等不同地貌特征，合理布局农业特色主导产业，着力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打造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循环低碳农业，加大农业污染治理力度，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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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探索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建设现代农村样板、培育现代农民队伍的思路，通过推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的实施路径，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全省最具规模的精品苗木基地、最具示范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基地、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和最具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使__成为全省最具发展活力、最具文化张力、最具和谐魅力的生态经济县和休闲度假区。

（二）主要指标

按照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6大方面、24项指标体系，立足全省前茅、力争全国上游，到2020年，建设水平综合得分达到85分左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其中，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3万元，年均增加10%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0%以上，科技贡献率达到65%左右，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70%以上，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达到75%以上，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100%。同时，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60％。

坚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建设，释放三大活力、做好四项工作、实施五大项目。

（一）深化改革，释放三大活力

1、释放土地活力。在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的基础上，依托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完善各项功能，拓展交易品种，建成网络信息交易平台，实现乡镇产权交易所全覆盖，构建立足全市、面向全省，集信息、产权交易、资产评估和抵押融资等功能于一体的为农服务综合平台，提高农村要素资源利用效率。

2、释放经营活力。加大对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涉农协会的扶持力度；加强涉农协会体系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主体行为，实现经营主体互助发展、抱团发展、集群发展；开展示范创建，每年创建10个示范合作社和联合社、10个示范家庭农场，培育3个省级龙头企业。到2020年，力争新增2个国家级龙头企业，农产品销售总额突破100亿元。

3、释放服务活力。加快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金融创新上，完成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谷农投为依托，加强与邮储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对接，探索建立“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经营主体”融资模式，五年内实现新增涉农贷款翻番；营销模式上，以发展互联网农业为重点，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和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试点，每年培育2个年销售额300万元以上电商示范企业，五年内电商销售额突破20亿元；科技支撑上，加快建设__农业“硅谷”，深入探索政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完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职业化培训机制，建立1000人的技术经纪人队伍、2000人的技术推广队伍；风险防范上，加强与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合作，建立“政府补贴、经营主体自缴、保险公司共担”机制，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

（二）统筹推进，做好四项工作

1、加快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步伐。扩大规模，持续实施“四个一”工程，重点打造设施蔬菜、苗木花卉、红枣和有机小杂粮的4个10万亩农业产业基地；提高品质，以开展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为重点，健全农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功能，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建成10个千亩精品设施蔬菜园区、10个现代化规模养殖示范场、1个万亩高标准水果种植基地和1个万亩高效红枣示范园区；支持品牌创建，重点培育中国驰名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加快优良产品向优势品牌转变，建成全省最具示范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加快推进农业一二三产相融。围绕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持续推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大力发展“第六产业”。以乡村旅游为重点，打造“谷色古香、养生__”品牌，发展生态农业、都市农业、养生农业，娱乐农业，实现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翻番，建成全省最具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3、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为重点，实施完善提质、农民安居、环境整治和宜居示范四项工程。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90%的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无害化处理率达到50%以上，创建高标准宜居示范村50个，成为全省最具代表性的美丽乡村。

4、加快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扎实开展市级农村治理法治化试点工作，厘清乡村权力、责任清单和村民权力义务清单，加强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做好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两篇文章，实现法律宣传、法律顾问和人民调解全覆盖；完善农业农村相关

规章制度和村规民约，依法规范各类主体行为，将“三农”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三）引领带动，实施五大项目

1、____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区。依托金谷农投和__农大，5年内完成投资10亿元，占地1万亩，建成以综合服务中心、大学生创业园、农业科技创新园和现代农业示范园为主的“一区三园”；完善脱毒快繁育苗工程中心运营机制、建成生物技术工程中心，打造全省资本农业、科技农业展示区，占领全省优势农业制高点。产值实现20亿元、带动就业2000人、辐射周边县市农户1万户。

2、__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以__省投资集团为主体，投资30亿元，占地1200亩，建设期货市场、产业孵化中心、精深加工基地和网络交易平台等项目。通过5年时间，建成中部六省最大的集农产品展示展销、物流配送、检验检测和精深加工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经济体，建成全省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实现农产品年吞吐能力50亿公斤、利润3.7亿元。

3、精品苗木基地。以森禾种业为主体，投资1亿元，按照“园林园艺化、户外家居化、苗圃公园化、农业娱乐化”的理念，建设千亩精品苗木基地，带动__乡、__乡两大苗木基地提档升级，加快产业链条向前、后端延伸，提高产业附加值，整体提升苗木花卉产业发展级次，引领未来苗木花卉发展方向，建成全省最具规模的精品苗木基地。

4、南山生态修复综合提升项目。投资2亿元，持续开展边山一线的生态修复，带动乡村旅游景点、养生养老基地建设，5年内，完成投资20亿元，建成30个乡村旅游景点、10个生态庄园和以__文化养生健康城为重点的5个养生养老基地，使__成为全省最具发展活力、最具文化张力、最具和谐魅力的生态经济县和休闲度假区。

5、__金谷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发挥产业基金公司作用，丰富基金品种，与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发挥担保公司作用，有效解决农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探索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投资模式，成为辐射__乃至__的综合性资本平台。

尽管__的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效，但要全面完成试点任务和“十三五”三农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在土地、科技、风险防范等方面仍有诸多制约因素。

（一）在土地上，建议加快建立省级土地流转交易网络平台，出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农民“失地不失利”；出台针对农业各类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和配套基础设施所需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办法，有效破解各类经营主体做大做强的土地瓶颈问题。

（二）在科技上，建议构建省、市、县三级资金统筹机制，支持__县在互联网农业上开展示范，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互联网+物流网平台，建立农产品大数据库，构建全链条式的科技服务体系，预测市场趋势、降低农业经营风险。

（三）在农业保险上，建议建立省、市、县三级统筹的保险风险基金和补贴政策，以我县为试点，扩大涉保品种覆盖面，提高赔付额度标准，推进种子种苗保险、政策保险，探索价格保险。

（四）在人居环境改善上，建议推进分布式能源建设，构建农村垃圾收运处理体系，避免二次污染，提高农产品安全水平；推广燃气式分布式能源，解决电价偏高和供热措施不足的问题，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现代农业测评主要指标注释

1、现代农业示范区综合得分：等于或高于75分为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阶段。

2、高标准农田面积：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值为75%。

3、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90%。

4、科技贡献率：2014年全国为55%，农业部韩长赋部长讲话中谈到，到2020年全国为60%。

5、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0%。

6、畜禽规模化养殖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80%。

7、农业标准化水平：即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50%。

8、农业产业化水平：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7:1，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3.5:1。

9、农业组织化水平：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5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5%。

10、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

11、财政支持水平：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0%。

12、金融投入水平：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费收入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值），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5%。

13、粮食生产水平：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幅度，基础目标值为2%，发展目标值为3%。

14、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值为100%。

15、农民收入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3000元，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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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丹指出，推进教育现代化，是立足教育事业发展新形势、推动我省由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跨越、实现教育“创强争先建高地”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两个率先”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十八届历次中央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以全面提升教育发展质量与水平为中心，着力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着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加快教育结构调整，着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教育优质化、信息化、多样化、国际化，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朱小丹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必须切实增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始终坚持以提高教育供给质量为主线，坚持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坚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精准发力、重点攻坚，补齐短板、完善机制，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各项重点任务。一是推进教育优质化，全面提升教育发展质量与水平。坚持德育为先，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二是化教育资源配置，切实保障教育公平。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缩小区域间教育发展差距，切实维护特殊群体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多关心关注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教师，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三是加快教育结构调整，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推动学前教育扩容提质，提高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水平，促进普通高中多样特色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四是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夯实教育现代化发展基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强骨干教师和高水平教师培养，深化教师管理制度改革。五是深入推进教育国际化和多样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深化教育国际及港澳台交流合作，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朱小丹强调，要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教育“放管服”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全面加强依法治教。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强化督导考核，特别是对投入教育的财政资金要实行更加严格的绩效考核与审计监督，确保推进教育现代化取得实效。

全省教育创强争先工作情况

会上，省教育厅通报了全省教育创强争先工作情况。“十二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教育系统以“创强争先建高地”为总目标、总抓手，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促进高中阶段教育优质多样特色发展，加强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和省市共建本科高校建设，全面提升高校教学、科研、创新能力，推动我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目前，全省有教育强镇1572个、教育强县（市、区）132个、教育强市20个，覆盖率分别为99%、99%、95%。珠三角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区和先进市分别达42个和7个，覆盖率分别为86%和78%，教育创强争先取得阶段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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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the hazards and effective are analyzed, and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the cit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Key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city; ap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X85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对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水土保持部门通过科学有效的监测，得到各项准确数据，有利于合理有效措施的制定，进而确保水土保持工作取得良好的成效。但是，我国的城市水土保持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大对水土保持监测的研究与应用。

一、水土流失的现状和危害

1、水土流失的现状我国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加上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使得水土流失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环境问题中。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我国土总面积的1/3，将近有360万km2，其中有170万km2是由于水力侵造成的。根据土壤流失严重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每年有50亿吨的流失土壤总量，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而每年有大约有16亿吨泥沙进入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区。因此，我国的水土流失总体表现为：分布范围广、面积大，给我国的水土治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2．水土流失的危害 水土流失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不仅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大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受到影响, 洪涝灾害加剧发展。由于大量的泥沙淤积，使得水利设施的调蓄功能降低，同时，天然河道的泄洪能力也随之降低，进而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其次，土地退化现象严重，耕地面积逐渐减少。水土流失会使土层变薄,造成严重土地砂砾化、石化，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进而土地农业利用价值降低，与此同时，大量的水土流失还造成了植被的减少，降低了地面覆盖率和土壤持水力，当遇到干旱时，农业产量就会下降，甚至无收，人畜饮水也出现困难。二、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重要性

1．水土保持监测有利于确立水土保持决策

我国水土流失面广量大、成因复杂、危害严重，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群众生产、生活。因此，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及时、准确、全面、了解我国水土流失程度、水土流失地区分布及其产生的后果危害，科学评价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效，掌握生态环境状况等等，可以说，这些都深切关系到我国民族的生存发展。因此，必须利用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加强合理、科学的监测，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所以，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水土保持监测有利于水土保持走向现代化水平

当前，虽然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应用，使得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监测预报作为水土保持基础性工作，仍旧存在一定的实践性问题，比如：监测设施设备、监测网络建设、监测手段及其监测成果，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监测网络体系。例如：发达国家美国通过大量长期的试验观测，制订出水土流失通用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了相应的信息系统和空间数据库，对水土流失的面积、分布、程度进行准确的定位、定量，及时反映了水土动态变化，实现了水土保持的针对性、科学性，起到了良好的防治治理效果。因此，这就需要我国加强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应用，有效利用监测预报，提高水土保持治理现代化水平，同时，这也是我国面临的巨大任务，为此，我们必须从基础入手，做好水土保持监测预报工作，使之更好为我国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从根本上提高水土保持行业的技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力。

三、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在城市水土保持中的应用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应用一种非常有效的水土保持手段，因此，我们要提高监测手段，提升水土保持监测的现代化水平。目前，国家已经加大了对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投入，加快开发水土保持监测建设项目，实现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进而从根本上提高现代化水平。例如：GIS、GPS、RS等技术的应用和开展，进一步推进了水土保持监测的研究运用，将传统的常规监测技术与现代化高科技进行有机结合，建立数据信息系统和空间数据库，实现了监测、传输、处理、的一体化，全面及时反映水土保持动态状况，促进水土保持监测跳跃式发展，实现水土保持技术和水平的现代化。

首先，遥感技术的应用

一般来讲，影像购置、遥感影像处理软件运用、影像的采取、纠正及调色等，这些遥感监测的技术的具体流程，另外，还包括了外业调查，土地、植被信息获取、科学影像的形成、实地解译标志、矢量图层， DEM数据运用、结合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准确的坡度信息，构建坡度矢量图层，最终达到动态监测所需要的结果。

其次， GPS 技术的应用

GPS 定位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主要特点就是精度高、功能全、速度快、保密性好、抗干扰性和目标性强。在项目开发建设中，GPS 技术促进了生态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理想的监测效果的充分发挥。

然后，红外测距仪的应用

所谓红外测距仪，就是能够对所在点到目标物进行一定的数据测量，比如角度、水平距、斜距等参数值。另外，还可以进行面积测量和体积测量，面积测量就对准各测点后，可以得到准确合理的面积值。而体积测量则是通过测量点坐标，进行数据处理，最终获得体积值。

总结：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建设和国民的生活水平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入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投入，运用和依赖新型监测技术，准确分析各项有关数据，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方案和对策，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作用，保证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完成，为我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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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实施教育富民工程，突出教育事业公益性，为全区适龄儿童、少年提供均等的教育权利和条件，切实保障教育公平。大力实施科教兴区、人才强区战略，积极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区教育现代化水平，努力实现“人人享有良好教育”的民生要求，为建设“活力*、山水*、和谐*”作出贡献。

二、目标措施

从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三年内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布局调整，全面优化教育资源，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管理水平、教育质量，进一步营造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从教为荣的良好氛围，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整体提高全区教育现代化水平，力争把我区建成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示范区。

1.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办学条件均衡化水平。根据全区“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在广石路地块规划新建78班规模、用地63357m²的学校，将刘潭中学调整进广石路学校，建成九年一贯制学校，将刘潭地区小学迁入刘潭中学，进一步优化办学条件。在五河小区规划新建学校，进一步改善五河地区小学办学条件。加快区教育中心二期工程建设，使之成为全区教师培训中心、教育科研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要实施积余实验学校、梨庄中心小学该扩建工程，加快更新教育教学装备，确保全区各校办学条件、教育设施设备配备高位均衡。

2.加快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育人才均衡化水平。按照我区“十一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进一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师培训，通过实施“名师工作室”、“导师制”培养，推进“研训一体化”建设，加强校本培训等措施，在2—3年时间内再培养20名左右的特级教师、名师、学科带头人，200名左右骨干教师，使优质师资总量扩大。加大骨干教师向相对薄弱学校柔性流动的力度，使优质师资力量分布均衡。以“打造优秀校长团队，成就知名领军校长”为目标和宗旨，积极实施“未来名校长”工程，加大校长的培育和引进力度，整体提升校长的管理能力和文化品质，真正把校长塑造成为我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领航人。

3.创新考核评价体系，提高学校管理均衡化水平。改革学校全面质量管理考核评估体系，确保全区学校教育质量与内涵发展水平同步提升。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性评价方案。开展学校理事会试点工作，积极探索现代学校管理制度，创新教育管理新型运作模式与现代学校法人治理模式。积极开展群众评议，推进学校社会公共服务评价体系改革，切实增强学校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鼓励扶持各校主动发展，加快推进特色学校创建，加强校本课程建设，充分挖掘校园文化资源，做大、做优、做强学校教育品牌。

4、坚持内涵发展道路，提高素质教育均衡化水平。积极实施素质，深入开展生命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荣辱观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环保教育、国防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及艺术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深化中小学课程改革，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严格执行教育法规，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坚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确保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坚持教育文化发展战略，充分挖掘校园文化资源，切实增强师生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现代校园文化气息和内涵品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熏陶、浸润的作用，把学校孵育成积极进取、友爱互助、充满活力的精神家园，全面提高素质教育均衡化水平。

5.推进教育信息化工程,提高现代教育技术均衡化水平。建立健全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激励机制，切实规范和完善数字化校园和“班班通”的建设和应用，以*教育信息网为依托，各校校园网站为基础，开发建设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应用与共享、网络化教研、教师培训与发展性评价、信息交流等为核心的网络教育平台和资源群，加强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与考核工作，提高广大教师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学科教研、建设教育资源库、提高教育质量的能力，努力形成教育优质资源充分开发、有效利用、全员共享的良好态势。

三、创建要求

篇13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04.117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04-0-01

1 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意义

1.1 大数据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新机遇

首先，大数据为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变化带来新机遇。传统政府职能体系反映的是一种全能型、重管制的行政模式，而以开放、平等、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大数据时代，政府必须转变治理理念，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政府治理模式要以全面数据来驱动、创新，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优化政府治理结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其次，大数据为政府治理决策的精细化和科学化带来新机遇。大数据时代，政府在集成、分析大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据融合、数学模型、仿真技术等科学技术，用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通过科学的论证，为正确决策提供技术支撑，从而提高政府决策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

1.2 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

2015年9月，国务院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在《纲要》中提到，将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逐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在国家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之中，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

大数据具有广度信息聚合、深度数据挖掘、扁平网络传递三大能力，为政府精准管理、政策仿真、危机预警以及社会管理提供了有效手段。政府依靠大数据提供技术支撑，应用新技术进行管理创新，通过数据聚合推动决策科学化，通过扁平网络推动管理精细化，通过数据开放推动执政阳光化，通过个体预测推动服务个性化。[1]

1.3 大数据成为未来国际竞争争夺的“新石油”

大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鉴于此，大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是国家的核心资产，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国际竞争的焦点也是转向数据空间，大数据技术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我国建设数据强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必须全面推动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加强安全防护能力，保障大数据安全。

2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把大数据确定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正在进行多维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但目前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2.1 大数据观念不足

虽然大数据在国家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之中，但在政府治理领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大数据资源管理思维尚未建立。政府部门很少使用大数据技术，加上数据信息缺乏整合与共享，导致政府部门之间协同管理水平、社会服务效率和应急协调能力跟不上，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精准管理。

2.2 相关体制机制尚未完善

目前，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滥用大数据、侵犯个人隐私等违法行为频繁发生，现实需要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此外，由于缺乏对数据资源管理的统一标准和应用规则，政府难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治理。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完善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重视大数据安全体系建设，为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

2.3 大数据人才培养相对滞后

人才不足，是制约大数据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利用大数据平台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共享数据、整合数据和利用数据等环节都必须依靠专业人员来完成，因此，必须加强大数据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3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1 在政府治理理念中融入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既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思维革命。传统理念在面临新的逻辑思维的时候，必须要与时俱进，吸收并转变为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维，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政府治理需要形成大数据思维，应树立数据信息开放的思维、数据信息整合的思维、数据信息分享的思维，让大数据成为政府治理的技术路径和技术支撑。

3.2 加强制度建设，为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保驾护航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了七个方面的政策机制。一是建立国家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统筹协调机制；二是加快法规制度建设，积极研究数据开放、保护等方面制度；三是健全市场发展机制，鼓励政府与企业、社会机构开展合作；四是建立标准规范体系，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五是加大财政金融支持，推动建设一批国际领先的重大示范工程；六是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七是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国际合作机制。

3.3 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