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老人托管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社区老人托管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一、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明确认识托管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适应市场的发展，要进行规范化建设，而不是予以遏制和取缔。

二、进行规范化建设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资质管理

1.应建立健全政府监督、管理机制，让托管班经营合法化、规范化

对于小学生的课后托管问题，各地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实现了政府服务，如2015年 4 月，太原市政府下达了 2015年重大民生项目计划，在全市推广小学生放学后免费托管服务，费用全部由财政资金支付。我省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托管班市场还处于质量良莠不齐、缺乏监管的无序状态。由于其监管涉及工商教育、消防、卫生、交通、物价、税务等多个部门，监管责任不明确，所以监管手段还处在瓶颈阶段。因此，政府应及时给予重视与关注，积极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建立监督与管理机制，制定详细的条例准则，将托管班在市场准入的资质标准、收费标准、场地环境的安全标准、采购食品及操作环境的卫生标准、从业人员的资质条件、消防设施标准和教学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审批程序纳入合法化、规范化的渠道。如可以设置一级、二级、三级资质。同时应不定期对托管班市场进行整顿检查与督导，使托管班的管理和运行有法可依，有据可行才能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

2.政府应放宽政策，鼓励和允许学校以适当收费方式提供小学生托管服务

从服务的专业水平看，学校始终是提供小学生托管服务的最优主体。但教育部门认为，学校收取托管费合情合理但不合法，要求学校以免费的义务服务方式开展校内托管也不切实际，因此，政府可以给予学校适当的财政支持，让家长自愿提出托管请求，同时加强对收费标准、教学实施过程的监管和指导。

3.应积极动员条件成熟的社区自行开办小学生托管

在美国，课后托育机构主要是由公立学校与民间组织提供，其中社区在承担各项责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一些国家的社区功能很完善，承担和补充了许多的社会功能和政府职能。我省的社区功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今后可以充分利用其集聚便利、人和人之间熟悉和信任度高的特点，将社区内的退休教师、厨师、医务人员、大学生等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开办社区内部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托管中心。如此一来，能极大的方便社区居民。

（二）应加强对托管教育教学质量的督导与管理

提高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形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是很多家长选择托管的原因。现在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孩子吃饭习惯不好，边吃边玩，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追着喂。放学后不能专心写作业，玩手机、看电视，托管的集体生活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托管还应该多关注孩子的学习方法、积极组织同年级的孩子形成学习小组，组织作业比赛，学习竞赛等活动，发挥集体生活的优势，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增强荣誉意识，增强自信心。做好学校教育的补充与延续。

（三）加强对托管从业人员资格的监督与管理

作好托管从业人员的管理工作是保证托管教育质量的关键。托管的从业人员分为三类，即管理者、课业辅导教师、生活教师。

首先对注册从事托管教育的法人应该从德行方面进行考察，至少应该是没有犯罪和违法历史的正常公民，这一点是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很难想象一个道德和品行败坏的人能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另外对注册法人应该有一定的学历要求，可以设置比如不能低于专科学历，对于不能达到要求学历的从业法人，规定其必须聘请具有相关学历的人员负责管理。

对于课业辅导教师的要求也有两点：一是应设置不低于专科学历；二是应具有教师资格证书。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应不高于1：10。对于从事此项工作的教师应纳入当地教师的管理系统，可以参加评职称。当地的教师招聘对于有托管教育经验的教师应该在面视环节适当加分，或者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对于托管中的生活教师应该是经过体检，取得健康证明书之后才能上岗。

（四）应加强对托管教学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的监督与管理

篇2

大多数家庭，父母都是工薪族。孩子翘首以盼的暑期，却是父母煎熬的开始。朝九晚五、早送晚接的生活节奏必定被彻底打乱。

5月转眼过了一半，到下月底，我6岁的女儿就要从幼儿园毕业，迎来人生中第一个暑假。假期来得太快，如何在2个月的时间里，妥当安置这枚熊孩子，也成了我的心头大事。

作为一个准小学生家长，以后每年的寒假、暑假，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特别想向“过来人”的家长朋友们取取经：家有小学生的你，暑期是如何安置熊孩子的？

下面几种方案，你用过吗？

送老家

朋友夫妻两人都是上班族，很难在暑期照顾孩子。他们选择和孩子暂时分别，将孩子送回老家。

他们表示，虽然省了心，工作的业余时间全解放出来了，但心里到底不踏实。

一是对孩子的安全不能完全放心；二是担心老人宠溺孩子，惯得孩子无法无天；三是担心孩子缺乏管束，沉迷于电视、电子产品，吃垃圾零食，沾染坏习惯。

交给老人

很羡慕这些朋友，他家里有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的老人，愿意在暑期照看孩子。

爷爷奶奶带着去逛逛超市，安排孩子在家里写写作业。但孩子很难有一起玩耍的同伴，这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尤其常见。

也有家长是给孩子报了很多暑期课外班，老人负责接送孩子去各个课外班上课。

带娃去上班

一些企业鼓励家长带孩子上班。这样的企业真的很开明。但带娃上班的家长表示，把孩子带去上班就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一边忙工作，一边还要盯着自己的孩子。

上托管班

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暑期托管班，那对家长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

但有家长反映，一些托管班内容枯燥，孩子们缺少机会去户外活动。

但也不乏一些办得有声有色的托管班，可以让孩子既能和同伴在一起，又能体会到丰富的活动。

对不少孩子而言，托管班是不错的选择，总比一个人宅在家里好。

旅行

幸福的小丸子，每年假期都会旅行。这对家长的时间是很大的考验。但旅行的时间最多只能安排一周到两周，那暑期剩下的大把时间，要如何度过呢？

夏令营

现在，夏令营的概念很热门，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孩子可以在营地里度过假期。

然而，近两个月的暑假，孩子需要报三四期的夏令营，才能将整个暑期填满。

营地虽好，但对普通家庭而言，三四期下来，真心消费不起。

或许，还有更好的方法？

社区互助

海淀一位妈妈，在孩子幼儿园毕业后，也面临同样的暑期难题。

她把这些刚刚从幼儿园毕业的孩子们集合起来，每天由一位家长值班，看管所有的小朋友。她们还请来了体育教练，每天给孩子安排不同的活动。

就这样，这个社区互助式的暑期托管让这些孩子们度过了小学前一个充实的暑假。

定制一个家门口的夏令营

去年，朝阳区的几位家长们商量着，给孩子们攒了一个日间夏令营。他们联系了场地，给孩子请来了老师，设定好日程表。几位孩子跟着老师们参与了丰富的项目。

篇3

(一)“罗山模式”

罗山市民会馆是国内最早尝试政府委托、社团托管社区服务中心的结果。浦东新区成立以来，一直寻求“在社区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营造一个突破部门分割的体制、从社区需要出发的新的综合性社区发展设施”，1996年罗山市民会馆应运而生。罗山会馆采用了由社会发展局(及罗山街道)出土地和房屋，并承担改建的土建费用，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运用社会捐款投资会馆的主要设施，青年会承担会馆管理的共建方式。会馆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60平方米，包括“999市民求助中心”、罗山敬老院和市民休闲中心等三大主要服务设施。自成立到2000年11月，参加活动或享受服务的市民已达71.4万人次。罗山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各方协作、社团管理、市民参与”。会馆在政府所提供的场所、资金以及指导下开展服务，与社会发展局、街道、基金会等多方协作。市民参与会馆活动、享受会馆服务，并通过参志愿者活动、派代表进入管理委员会等方式参与会馆的制度建设。管理上则形成了管委会(由参与会馆共建的各方派代表成立)管大的决策、青年会管项目和财务监督、馆长(青年会委派会内骨干出任)负责日常事务的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营管理模式。并且于2000年，依托罗山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创建了一个与母体有联系的、独立的新社会组织———罗山会馆。

(二)“华爱模式”

但是，“罗山模式”没有就此止步。2002年12月，青年会以“民办非企业”形式，在浦东注册成立了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并在罗山市民会馆的基础上，将活动范围扩展到全市多个区县，先后管理了浦东新区潍坊科普中心、黄浦区人民广场街道公益组织服务总社、人民广场老年活动中心、卢湾区打浦桥街道家庭儿童服务指导中心、打浦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淮海社区活动中心、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探索馆及天目西社区公共体育中心等十余个各具特色的社区中心。如果说“罗山模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托管式服务的起点，那么“华爱模式”在以下两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以购买服务为基础的政社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二是以社团托管为基础的社区托管服务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1．购买服务基础上的政社合作推进

第一，免费托管的“罗山模式”。“罗山模式”起步于社会组织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近乎无偿的托管服务。1996年，罗山市民会馆开张，政府以固定资产(馆舍及装修费用)投入和添置设备的形式占了大头，青年会投入47万元现金作为开办费用。根据双方协议，政府以“零租金”将馆舍提供给青年会使用，会馆运营后的所有费用包括人员工资、福利等由青年会承担。1998年，罗山敬老院交由青年会管理，街道也仅对该公房免租，没有给予日常营运补贴，甚至青年会自1998年垫支的50万元开支至今，会馆财政支出的担子全压在了青年会身上。1996年，青年会投入启动资金40万元，1997年投入18万元，1998年投入10万元。1999年，在财政收支基本持平的基础上，青年会又支出10万元发展新项目。一个社区公共设施只是生产社区公共服务的一份资产，要产出公共服务，只有资产不行，而运用资产、获得服务过程中，无论服务效果如何都需要花费。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评估小组将罗山市民会馆经营过的公共服务项目进行分类，逐一认定其公共性和经济性，制定出社区服务中心项目成本类型与盈亏测算一览表的缘起，以期在服务收费与政府补贴之间达到平衡。第二，有偿付费的“华爱模式”。后来华爱托管的社区服务中心，超越了这种无偿托管模式，向政府有偿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方向转变。2005年12月，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办事处将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委托给华爱管理。其中，物业管理通过外包方式由专业公司负责;社区文化服务则由华爱负责，包括对一幢社区中心大楼的管理以及相关活动的开展等。打浦桥街道除了前期投入设施建设费以外，全额支付华爱在打浦桥社区文化中心的人员工资、办公日常开销、活动经费等，每年购买服务费用达200多万元。华爱则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提供无偿服务、低偿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中心现在365天不关门，每天开班数和团队活动数均在15个以上，每年服务的市民达60余万人次，服务对象涵盖各年龄段人群。2008年，石门二路街道将位于康定东路85号(原为张爱玲故居)的3050平方米的大楼改造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并委托华爱管理，第一年就支付管理费约160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物业管理、活动开展，以及水、电、煤、房租等费用。从罗山会馆的无偿托管，到打浦桥和石门二路社区文化中心动辄上百万元的年度购买费用，说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劳动付出、托管服务过程发生的正常费用的认可及相应的支付，标志着在购买服务基础上政社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背后则是政府购买服务生态的改变、社会组织地位的提升，以及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社会化的推进(如上海黄浦区包括打浦桥在内的10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已基本实现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管理运作)。

2．社会组织社区托管服务:规模化和专业化

目前，华爱托管经营15个社区服务中心，2005—2015年，华爱共服务1475万人次，年均达134万人次。截至2016年12月，该年度服务人次已达230多万，服务项目达30多项，同时华爱旗下有全职职工160余人，会员2117人，志愿者4000名。由此可见，华爱走上了专业化服务的道路。第一，服务领域的专业化。华爱托管的社区中心中，有2家是针对所有居民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4家针对所有居民的社区文化服务中心，4家针对老人的养老院/日托，以及4家针对儿童、青年的科技、教育培训需求的服务中心，从而形成了教育、体育、科普、养老、文化等专业服务领域。第二，华爱的专业化服务体现在“六个一”特色上，即拥有一条明确的服务理念、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评估系统、一个专业的培训机制、一直成熟的工作团队、一群有效的志愿队伍、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尤其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区服务模式，该模式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运用专业化的运作方法，制定流畅的制度保障，打破地域概念，鼓励居民参与，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并有完整的调查评估程序。“政府主导、各方协作、社团管理、市民参与”的“罗山模式”已经更新为“政府采购，委托管理，市民参与，运作精细，职能规范，科学评估”的华爱新模式。第三，服务平台化和中介化的细化定位。在托管众多社区公共设施的基础上，华爱将自己的服务目标进一步定位为:其一是培训和建立社区服务管理专业队伍与志愿人员队伍;其二是组织非营利机构学习交流，共同提高运作能力;其三是为社区提供社区设施管理的咨询服务;其四是评估社区管理设施的使用情况。这一定位显示，华爱正在从单纯的设施托管性组织朝着平台性和中介性组织方向发展，以期为同类组织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社区设施托管活动的开展服务。

篇4

（一）加快合作组织功能完善，实现合作组织从“单一功能”到“复合功能”的跃升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深入发展，过去单一技术型、服务型合作组织已经不适应农村产业化调整、集约化经营的需要，而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才是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要求。2012年底，德州市成立了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将全市3000多个农技协组织联合起来，鼓励会员采用“协会+专业合作社+产业园区+农户（基地）”模式，建立以科技为支撑，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攻关与技术指导、农业科技示范、农产品物流、营销、农民培训、农村组织制度创新”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德州农技协适应了市场需要，逐渐从推广技术为主向生产、加工、流通三位一体的技术经济实体型方向转型，从普及实用技术为主向产品联合营销转型，从一般科技型群众团体向实体化、企业化、法人化、行业化方向转型。据统计，目前这种较高级的农技协已占到全市总数的15%。

（二）推动龙头企业角色转化，变产品收购商为解决方案提供商

企业与农民互惠互利是产业联结的基础，妥善调整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则是农业产业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庆云县中澳集团通过建立种养基地和产业供应链，加快居住区、养殖区为一体的中澳新村社区建设，带动周边10万农户实现了就地创业致富，并在国内首创了“公司+专业合作社+金融+标准化农场+农户”的订单养殖模式，探索出一条“利益为纽带、契约化合作、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彻底解决农民闯市场最常遇到的无门路、缺资金、缺技术、缺销路等难题。“中澳模式”成功之处在于，企业摒弃了当前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再是简单地从农户手中收购农产品，而是立足长远，通过制定“两高定价、三赊销、五统一”的契约化合作机制，实现农企双赢。所谓“两高定价、三赊销”，即公司高价赊销鸭苗、饲料、药品，高价收购农户的商品鸭，与农户签订订单合同，实行保护价收购，无论产品走俏还是滞销，保证收购价格不变，现款结算，化解了农民的市场风险，双方形成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联合体，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五统一”，即公司对养鸭户实行统一供雏、统一供料、统一供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宰杀的服务，克服了制约畜牧业发展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所有养殖农场都配有专职技术员，公司技术部实行统一垂直管理。通过纵延横伸、左右配套，“中澳模式”带动了物流、包装、饲料、鸭笼制作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建起了一所塑造新型农民、传播文明和谐的田间大学。在学习过程中，鸭农的整体素质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逐渐成长。

（三）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土地流转模式

搞好土地流转工作是“两区同建”的前提和基础。德州市平原县积极探索促进土地合法、有序流转工作，创新发展土地流转、土地信用和土地托管等多种服务模式。王凤楼镇在山东省率先成立第一家以土地为资本，以存贷、托管、代耕种土地和发展二、三产业为核心的“土地银行”――凤凰土地信用合作社，实现了存地农民、合作社和贷地方的三方共赢，将众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向城镇“突围”，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为方便群众及时了解土地流转信息，平原县农业局开办了专门网站――平原县农经信息统筹平台，下设土地流转信息专门网页，土地位置、合作类型、数量、出租价格、出租年限、合同文本等丰富的信息资源，方便寻租户和发包户跨村、跨乡甚至跨县、跨省进行土地流转交易。益民土地托管合作社针对农户购置的大型农机具利用率低，土地规模种植，良种、科技推广难度大等问题，对农村现有资源进行了整合，在各村设服务站，搜集劳力、机器信息，采用租赁式、菜单式、入股式三种服务模式，提供播种、收割、病虫害等服务。据调查，目前合作社有社员15人，拥有10个服务站，托管农民已达1200多户，托管面积15000余亩，实现流转土地1000多亩。土地托管合作社的建立是通过合作组织向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的有益尝试。

（四）构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德州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县（市、区）、乡镇（街道）和社区（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重点为社区内的失能、高龄、“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健康、专业护理、精神慰藉、心理疏导、法律服务、紧急救护等服务。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运作上，德城区98个社区已全部推行了“4+X”（医疗、理发、洗衣、陪护4个主要项目，X为任意自选项目）服务模式，与1000名老年人签订协议，并配发“爱心通”，建立电子档案，促成与社区“爱心志愿者”的帮扶对子。与此同时，该区在有条件的农村社区全部建立互助式敬老院（幸福院或老年公寓），探索“互助养老”，采取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互助的模式进行帮扶。

二、启示与推广

（一）农村服务业持续发展需要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在农村分散发展服务业成本高、效益低、风险大、升级难，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工业化道路已经走不通，必须与城镇化结合，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加快土地流转和土地综合整治，利用节余的土地为建设产业园区、发展接替产业留足空间，有效破解了当前我国农村服务业发展中有效载体不足的难题，发挥出集聚效益，为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创造了条件；通过“合村并居”，化散居为集中居住，加快了农村人口集中，实现了规模效益，为发展农业生产、普及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市场化的便民服务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使农村社区服务和管理从分散走向集约。

（二）实现农村服务体系从外源型资源推动转向内生式能力构建

我国农村服务业发展一直习惯于政府主导下的资源推动，更多地强调外源式发展，而农民和各类专业组织的自我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加快农村服务业从外源型资源推动转向内生式的能力构建。一是通过培育农民主体意识、培植社会资本，夯实农村自我服务能力构建的基础；二是加大对种养（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培养他们在资源获取、问题解决、服务提供和方案规划等方面的能力。

（三）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是推动城镇化顺利进行的关键和保障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说，包括土地拆迁、征地、土地交易在内的土地流转交易成本较高，是影响区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的顺利实施，离不开配套、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支撑。实践证明，凡是土地流转服务完善的地方，社会摩擦事件较少发生，土地流转交易费用相对低廉，政府、集体、农户等利益相关方各得其所。德州的“土地银行”、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在实现土地流转的多方共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未来，伴随着《不动产登记条例》的落实与农地登记、确权工作的开展，农地流转有望进一步提速。因此，各地在创新土地流转服务时，应发挥充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引入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积极创新土地流转服务模式，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保障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篇5

“站好啦！等同学齐了，再一块走。”11月10日下午放学时，长沙市芙蓉区东郡小学校门外，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手中高举写有托管所名字的木牌，高声呼喊着。记者看到，校门口，和她这样高声呼喊的托管所人员有10来个。抬眼望去，只见学校正对面十多层高的住宅楼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托管机构广告牌，托管班的名字也别出心裁：“向日葵托管中心”、“惟楚托管托教中心”……上面清晰地写着托管的具体内容和联系电话。

东郡小学校门口的现象并不是个案。记者在长沙市区多所小学尤其是一些规模大的学校门口看到，每天下午4点不到，一些举着颜色不同、大小各异的“托管中心”牌子的工作人员，都会准时出现。没有放学的时候，她们向接孩子的家长散发招收午托、晚托、全托学生的宣传单子。当放学的学生走出校门的时候，她们就会将牌子举得老高，让那些已经“入托”的孩子在牌子下集合，等所有托管的学生到齐以后，再排队回到托管的地方。每个牌子下，少则几个学生，多则二三十人。如果要接的学生分布在几所学校，“举牌人”会到先放学的学校接学生，再带着这些学生到附近放学稍晚的学校去接其他学生，然后一起回托管中心。

那么，这些托管机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东郡小区内调查时，记者发现一家处于一楼的托管中心。走进一看，一个约80多平米的普通套房内，客厅摆着两排桌子和20多张塑料凳子，室内有黑板，有空调。两个卧室分别放着两张高低床。客厅内，20来个孩子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一男一女两位员工正躬身辅导。

“请问你有什么事?”眼前这位说话的男士姓朱，是这家托管班的负责人，见到记者后显得很警惕。记者以家长名义询问费用，这位负责人答道，周一到周五全托1500，而白托只要600元。听完这名男子的报价，记者暗暗一惊：价格还着实不菲。他告诉记者，这个托管中心是去年下学期开办的。“我以前在这边的湖湘货运市场做点小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家长对托管的需求很迫切。我就投了4万来块钱，租用了这套房子办托管。”在朱先生看来，从事“托管”服务比做生意强得多。自己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很自由，他还请了一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妹子打下手，月薪2000。“除了开销，每个月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放学之后学生无人看管，这个难题其实由来以久。学校受到各种制约，办托管班不是很现实。从这个方面讲，社会上各类托管中心的兴起，有着积极的意义。以我们学校为例，对面小区大大小小的托管中心就有好几十家。”在东郡小学校门口，记者采访了一名老师，她告诉记者，每到开学那段时期，就是这些托管中心招生的黄金时段，校门口站满了举着宣传牌的招生人员，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们学校不去干预，也无法干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准他们进校宣传。因为牵涉到收费问题，严禁教师们参与招生。所以，托管中心一般都是直接和家长联系，互相签定托管协议。”

东郡小学对面住宅小区托管中心林立，是长沙市学生托管服务行业的一个缩影。当天下午，记者又来到湖南师大附小，校门口已聚集不少接孩子的家长。“学校周围的小区里，零零散散分布着20多家学生托管中心。”学校附近开零食杂货铺的钟老板告诉记者，小区托管中心多，有时也有抢生意的闹剧发生。

明查暗访：“生意兴隆”背后的隐忧

社会力量兴办的托管中心在一些有名气有规模的小学周围“遍地开花”，已成为一种独特现象。学生托管，已然成为一个新生的服务行业。许多家长表示，长沙近年来托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主要源于暴利。“你不要瞧不起用一套房子就开业的托管中心，赢利可能比有的公司还多呢！如果招到20名学生，他们一个月可以赚到上万元。”一位与该行业“经常打交道”的小学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明细账：如果是全托，一名学生每月在1500元～2000元，如果招生20名，以低线1500元计算，每月的收入为30000元。支出房租每月1500元左右，负责生活的阿姨月工资在1200元，两个负责接送和辅导学生的老师每月最多每人2000元，20名学生生活费（周六周日学生回家），每人每天按10元计算，每个月生活费一共5000元左右。每年以9个月计算，一年的利润在15万元以上。

如此丰厚利润，难怪托管中心会如此火爆。但是记者在深入采访中发现，火爆的背后有隐忧。

记者深入长沙市10余家托管中心探访时发现，没有一家能提供营业执照。记者通过工商部门了解到，托管机构有的挂靠在咨询公司，有的则挂靠在家教中心，有的就是个体营业。“既然不具有法人资格，最坏的事情就是托管班可能‘人去屋空’，到时丢了孩子不说，还找不到任何负责人。但就是有这种担忧，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放在这托管，孩子在外面游荡也不是法子啊!”这是记者在三角塘小学对面的新苗托管中心采访时，一位接孩子回家的王女士坦露的心声。

把孩子送给托管机构，大多数家长是心存顾虑的，别说学习效果难以保证（有的托管班为了蒙骗家长，写出作业答案叫学生照抄），万一孩子出现三长两短，也是十分麻烦的。没有证照，没有担保，只有口头协议，如果真发生什么纠纷，学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家长与托管方发生的纠纷时常见诸报端。

记者以家长的名义探访育英小学、育才小学、燕山小学、枫树山小学、师大附小等学校周边多家托管机构时，发现没有一家能出示合格证照，更让人担心的是，很多家庭作坊式的托管班安全隐患重重：没有必要的消防设施，很多设在楼上的托管机构的通道狭小，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孩子们的安全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托管班大多办在居民小区里，室内的环境卫生，厨房、食品卫生安全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有的是一个老太太带三五个学生，再请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保姆。有的是“一人包办”：一些待业妇女，在自己家里办一个托管小班，组织孩子做作业，午休就在自家客房，小孩挤在同一间房。她一人既当辅导员，又当炊事员。采访中，家住砂子塘小学附近的刘先生就告诉记者，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照顾小孩，刘先生只好选择把今年读一年级的小孩交给托管中心。他走访了学校周边十来家托管中心，好容易才相中一家还算满意的，但是他对孩子的吃饭问题一直不放心。“至少有三四回，孩子吃了托管中心的饭菜后拉肚子，但是找负责人理论，得到的答复是孩子自己不注意饮食卫生，乱吃了东西，搞得我没点脾气。”刘先生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其实，托管无疑会缩短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很不利，家长不能把孩子单单放到托管中心就了事。”湖南师范大学学工处教师、社会学博士鲁良指出，把孩子交给托管所会减少孩子对家庭、父母的归属感，即便是在条件较好的托管所，父母也要多和孩子进行交流。

“托管机构的服务内容牵涉到教育、家政、辅导、卫生等各方面，教育、工商、卫生哪个部门出来管好像都不合适。它的特殊性，让其成为了管理上的一个盲区。”长沙市许多小学校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没有哪个部门具体管理，现行的托管行业越来越变味，民办托管管理孩子，最主要的方式便是辅导作业，而组织学生开展益智类活动的托管机构少之又少。在多个托管所，记者问起孩子的感受时，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上学要做作业，在托管所又要做作业，烦死了”。可见，孩子内心深处是排斥现在的托管模式的，久而久之，他们会产生厌学情绪。

百姓呼声：不让托管变“脱管”

“客观来说，民间资本介入各类托管中心，缓解了家长无暇看管孩子的矛盾，托管机构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使这些社会力量兴办的托管机构走向规范化、有序化，如何深层次地提质，让老百姓真正放心。”曾深入关注过民间托管行业的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肖律师表示，从托管机构不断发生的民事纠纷以及学生意外伤害等案例来看，现在的托管机构大有“脱管”的趋势。“我们曾经受理过这些案件，也与教育、工商、卫生、消防和民政等部门都有交流，但是这些部门都明确告知，学生托管机构不属于他们监管的范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学生托管机构的监管仍然是缺位的。”肖律师如是说。

监管意味着责任，如果出了事，就要担责。缺位的症结也许就在这里。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又迫在眉睫，这是广大家长的呼声。

雨花区教育局副局长王青春建议，能否把托管的工作交给社会机构，由学校提供场地，同时，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教育、工商、卫生部门携手督察，一旦发现违规即可投诉，按照相关的规则处罚。采访中，有学生家长也积极通过“为先在线”网站建言献策：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对托管机构登记注册，加强管理，使其规范化。此外，要把好安全关，比如通风不好、安全通道狭窄等安全隐患问题，以及卫生设施和条件的监管、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办理等，都要予以关注，并有专人负责。同时，也有学生家长提议能否依托当地居委会，而不是当地民舍，这样孩子的安全更有保障。

面对各种质疑，许多民间托管所举办者显得很无奈。

“我以前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下了海’。但是对教育的情结却一直未变，所以当我了解到托管行业大有可为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开办托管中心。”眼前这位年轻的谢先生，是位于长沙市新民路新民小学附近一家托管中心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特别注重规范化办学。“所以我的中心请了三位专职的辅导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而且在硬件设施上舍得花钱。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托管中心办成一流的托管学校，于是我跑到教育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以及社区，想办一个营业执照，大大方方地把业务做大做强。但是这些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他们没有权利办证，这样的背景下，我只能靠自己的自觉与家长的契约精神办好托管班。如果有政府部门的挂牌，我就可以放开手脚把托管这项社会教育做出示范效益来。毕竟，短期效益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谢先生颇显无奈地表示，不是他们怕花钱不办证、不接受相关部门监督，而是实在不好找管理托管中心的“婆家”。

一方面是民间托管机构被动接受或者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与管理的需要，一方面是如何有效开辟“第二阵地”为孩子们搭建更令人放心的公益性托管平台，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已经在为破解这一难题而行动。

在长沙，许多社区为解决孩子托管难的问题，利用社区资源开辟了“四点半学校”、绿色网吧、16点驿站等公益性托管中心，让孩子们放学之后有了更好的去处。“社区举办的‘四点半学校’，不仅仅是给孩子们放学之后搭个‘避风港’，更应该成为孩子们愿来、乐意来的‘幸福乐园’。”德政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黄继文告诉记者，社区花大力气引进了体育教师、声乐教师，还请来了画家、作家，建起了乒乓球室、舞蹈排练室、练耳室、书法表演室等10余间各类活动室。“那投入不是一笔小数目，说实话，我们社区是一个大社区，还有点资金，能应付得来，不然的话，完善‘四点半学校’功能也只能是一个空想。”黄继文坦言，正是因为“四点半学校”改变了托管模式，牵住了孩子们的眼球，入“校”学生由最初的三五人，发展到现在每天60多人。

东郡社区党总支书记谢美玲介绍说，芙蓉区所有的社区办公大楼内目前也都建起了“16点驿站”，“驿站”内建有图书室、健身房、棋艺室、绘画室等各类活动室，还有专门的社区义工辅导照看，家长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唯一的遗憾，就是场地太小，我们每天能接纳的孩子也只有50来人，还有许多孩子进不来。”

“据我了解，雨花区过半数社区都建立了‘绿色网吧’，孩子们放学之后由老师带队来到社区网吧，健康上网，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可玩游戏，可看电影，可聊QQ，可网上交流学习体会，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下午时光。”三湘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石希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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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7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2-0210-0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中的大部分家庭成为双职工家庭，工作时间为“朝九晚五”，而城镇中大部分小学生的放学时间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这样学生放学后的时间就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真空”地带，成为社会的一个教育难题，被称为“四点钟难题”。

同样，笔者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笔者的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笔者夫妇皆为一线教师，下班到家的时间在六点钟左右。家中老人承担着孩子的接送和“真空”时间的教育问题，“隔代亲”现象使得家庭教育没有明确的学习和作息规律。这个问题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中更为严重，这些家庭中并]有专门负责“真空”时间接送和监管的人员，增加了这段时间的安全隐患。学生在放学后大都沉溺于游戏或者电视，学习习惯较差。

面对“四点钟难题”，前几年主要由各小学校的各种晚托班承担起了小学生放学后两三个小时的教育问题，但是随着素质教育所倡导的学生减负和规范学校收费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各小学校依赖于教师无偿劳动的晚托班也不断消失。面对家长的晚托需求，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以小学生为服务对象的“托管中心”。这种社会机构以接学、看管、功课辅导等为服务内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家长的需求，但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分析了解城市小学生课后托管的现状显得非常必要。

1 课后托管的概念

托管是指将事物移动或者放置在一起。由于家长对托管的需要，学生托管一词应运而生。学生托管包括课后托管、假期托管、课后同步辅导等方式，不论是“四点钟学校”还是晚托班，其含义都是差不多的。本文所强调的课后托管主要是指父母因各种原因将自己的孩子交付受托方，由受托方负责学生的课后教育，托管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活、学习、品德、行为、身心健康等各个方面，形式包括全托和半托。

2 校内晚托班的历史演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双职工的数量不断增加，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学生放学后家长还处于工作状态，没有时间去接送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承担起了监护学生放学后的安全和学习的责任。在这一时期学校晚托班主要负责为学生提供场所进行学习和游戏，保证学生的安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校晚托班也由最初的安全监管发展为学习辅导。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校内晚托班由免费或者低收费的监管服务演变为盈利性的课外辅导，学校的收费标准在不断提高，教师“主业”和“副业”本末倒置的情况更加明显，学校正常的学习内容、进度、效率等受到了影响。学校乱收费现象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同时为中小学生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高，2004年，国家对义务教育收费进行规范，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将学校晚托班收费取消，校内晚托班也随着减少甚至消失。

3 校外托管的形式

3.1 盈利性的校外晚托班

盈利性的校外晚托班主要包括社会教育机构承办的晚托班和家庭作坊式的晚托班。正规社会教育机构承办的晚托班在场地和设施的要求上基本满足小学生现代化教育的需求，有专业的教师、专业的设施和专业的教师，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兴趣学习班，但是收费较高，普通收入家庭难以承受；家庭作坊式的晚托班是由个人承办的晚托班，只负责学生的安全监护，提供简单的学习场地，费用较低。

3.2 公益性的校外晚托班

公益性的校外晚托班是由社区自行组织的，社区和街道借助自身的资源，如利用老年活动中心作为晚托班的场地，利用退休人员、志愿者和义工担任晚托班的工作人员，社区晚托班的场地设施优势和志愿性质使成本大大降低，为家长和学生提供公益。但是，由于师资力量主要依靠志愿者和义工，大部分社区并不能寻找到足够数量的人员，同时志愿者的流动性较高，在时间上无法得到保证，使得辅导内容也呈现出零散性特征。上述这些因素制约着公益性校外晚托班的发展，在校外学生托管中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3.3 半公益性的校外晚托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社区晚托班逐渐由公益性转向半公益性，依托于社会免费的教育资源向家长收取一定的费用，以支付志愿者的工资补贴和必要的教育物资，不断提高校外晚托班的教学质量。半公益性的形式一方面使得师资力量相对稳定，调动了教育者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必要教育物资的补充，也使晚托班的内容更加丰富，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这种模式是目前开展较为成功的一种模式，不仅减少了家长的开支，而且丰富了社区文化。

4 政府职责部门针对“四点钟难题”的政策支持

国内有些城市出台了有关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管理的规章，如江苏省出台的《江苏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和苏州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但是因为没有国家层面上的法律法规支撑，有些甚至与当前某些相关法规相矛盾，其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综上所述，学生托管关系着学生、家庭和社会的发展，建立有效的学生托管形式成为时代的必然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学生的自身情况和家长的需求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做出调整，成为城市小学生托管所面对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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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内涵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与社会机构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是我国发展社区服务，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海港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基本情况调查及特点总结

2014年秦皇岛市被列为国家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来，建立居家养老综合中心已经在全市范围内逐渐开展起来。近1000万的投资力度，使秦皇岛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运营的典范。

2015年5月本市首家综合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海港区天洋新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试运行。8月海港区新闻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西城里街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陆续投入运营。遵循“让老人舒心、安心;让子女放心、省心”的宗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有如下几个特点：

1、市场化

与社会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不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采用政府主导、企业投资的合作方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型养老方式。例如海港区东环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由一家集科研、生产和销售于一体，专注于综合智能养老产业的现代化高新科技企业――万寿集团投资成立，选址在东环里社区居委会，由居委会主任负责。

2、针对性

社区辖内的离退休老人都可以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但重点对象是高龄、独居、经济特困且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人。社区居委会为重点服务对象摸底、建档，评估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使服务内容更有针对性。

3、包容性

一方面，社区居委会本来就有一定的养老职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此项职能，为社区老人提供质量更好、水平更高的服务。另一方面，将有偿服务、低偿服务纳入社区服务体系之中，比狭义社区服务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4、互补性

社区擅长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组织文体活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擅长提供康复、保健和日间托管服务，二者各自发挥优势功能又相互补充。

三、海港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困难及问题

1、海港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优势

（1） 地缘优势。秦皇岛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距首都北京281公里，是建立环首都经济圈的重要一环，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甲级旅游城市，也被亲切地称为“京津后花园”。交通发达，气候宜人，风景秀美，使秦皇岛成为很多人工作和养老的理想城市。对于外来人员，秦皇岛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社区为依托，老年人不仅不用离开子女生活，还可以享受上门服务，在生活上比社会养老机构更加便利。按照就近原则，在养老服务中心接受服务的老人居住在同一个小区或者临近小区。不离开熟悉的社区环境与人际关系，降低了老年人之间的陌生感，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生活里。

（2）政府政策优势。根据秦皇岛市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到“十二五”末，全市基本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新格局，力争养老机构床位数达到每千名老人30张以上，3%的老人实现机构养老，97%的老年人通过依托社区养老。同时加大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极大地鼓励了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民间组织及个人以合资或合作的方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 此外，对“三无”（无生活来源、无子女、无劳动能力）老人、特困低保、伤残优抚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老人，政府每月给予养老补贴，对生活困难的空巢老人每月给予生活补贴，由区民政局制作养老服务补贴环⒎鸥服务对象，既满足了老人的养老需求，又减轻了老人及其家庭的养老负担。

（3）经营管理优势。“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按照这样的原则，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养老服务业准入制度，给兴办方以较大的自主性，利用市场机制充分调动了兴办方的能动性，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行更加灵活。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有娱乐室、阅览室、日间照料中心、老年营养餐厅、健身室等，集居家、养老、娱乐、保健、健身于一体，与社区公共服务和福利设施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并以托管和上门等多种形式为社区辖内的老人提供服务，付费采用有偿、低偿和无偿三种方式。在经营方面，雇佣专业人员提供低偿服务，招募社区居民作为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充分整合了社区的人力资源，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2、海港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资金困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涉及餐饮、休闲、健身、医疗等各个方面，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光靠政府的床位补贴远远不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建设初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对于投资的养老服务的企业和社区居委会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在举办老年活动或购买物资方面的资金，社区仍需依靠企业赞助负担一部分。此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低偿和无偿服务为主，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也为自身发展造成了困难。

（2）宣传工作不到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依托社区而建，与社区养老服务职能互相补充，因此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信息都刊登在社区网站的老年之家板块，信息量较小、不完整，给需要咨询的家庭和欲了解相关情况的个人或团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网站建设尚待完善，整合秦皇岛市海港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信息的专门网站急需建立，以达到资源共享、经验交流、相互借鉴的目的。

（3）居民对社区了解度不高。居民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不甚了解，对中心的信任程度有待于进一步加深。在走访中发现，仍有很多居民不知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能为老人提供哪些具体服务，对中心的了解仅停留在送餐和临时休息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宣传力度应进一步加强，在加深居民了解程度的过程中增进信任。

（4）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依靠养老服务业带动经济和就业大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服务人员多以“4050人员”为主，且以年龄偏大的下岗女工居多，虽然他们实际经验丰富，但是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又缺乏系统的专业训练，仅仅通过短暂的职业培训很难满足老人特殊需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处于起步阶段，带动和吸纳就业的能力依然有限。

（5）经验模式需要进一步总结。秦皇岛海港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成立时间尚短，试点数量有限，还处于萌芽和推广时期，因此经验不成熟，有待于进一步积累。各个社区自身设施条件和服务能力不平衡，也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推广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四、促进秦皇岛海港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良性发展的策略

1、完善养老服务发展政策

政策鼓励发展，需求倒逼政策。政府要及时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各种需求，及时制定政策并确保政策落实。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需要进一步宣传，此外在充分尊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自主性的同时，政府在其中的参与度应该加强，尤其是宣传、推广和监管方面。

2、运用“互联网+”助力宣传

“互联网+”助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宣传工作，使互联网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在传统的宣传方式，如印发服务宣传单、张贴条幅和宣传海报、刊登报纸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公共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向市民传递服务中心信息，展现近期动态，深化市民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认识。整合秦皇岛市海港区所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信息，建立专门的网站，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相互借鉴和交流的平台，为尚未建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社区提供可以参考的网络途径。

3、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

众所周知，日本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在社会救助、突发事件中的影响和作用很大，而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广泛的民众参与。对中国来说，民众的社区参与还十分有限，参与的层次、形式和内容都还停留在表层。因此政府应在民间组织的服务形式和内容上予以指导，并鼓励民间组织深入到养老服务产业。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全市各级别志愿队伍的联系，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志愿帮扶。

4、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培养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服务工作队伍，提升社区服务队伍整体素质，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养老服务者不仅仅是政府和养老机构，还包括医疗类服务队、便民服务队、护理服务队、青年志愿服务队等等，只有各种服务队伍共同参与、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合力，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要培养具有医疗水平的专业队伍，满足老人的医疗需求。对护理工作者进行长期的不间断的培训，提高护理水平。大学生是志愿服务的主力，学校应该主动承担起鼓励青年从事养老服务志愿活动的责任，把志愿服务纳入德育教育，成为综合素质考评的一部分，使大学生在实践中弘扬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另外老人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但并不脱离家庭，因此家庭成员理应作为养老服务队伍中的一员。家庭成员要多汲取养老知识，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5、强化养老服务市场监管

政府是养老服务市场最主要的监管者，监管工作要将市场准入贯彻到实施的全过程，避免因监管不力造成老人身心受损等危害，保障每位老人及其家庭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监督者和参与者，作为个体应增强主体意识，主动参与到建设与监督中来。

家庭养老模式与社区养老模式相结合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应对不断加剧的老龄化进程而提出的探索性措施，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定会在实践的过程中成熟和发展，最后以更完善的体系，更合理的制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更加从容地应对老年人养老问题。

探索不易，未来可期。希望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形成合力，致力于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和谐局面，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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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年轻父母对子女抚养质量越来越重视，但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生活压力也不断增大，使我国的家庭绝大多数呈现出双薪核心家庭的局面，谁来照顾低龄婴儿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老人协助、雇佣保姆是目前解决婴儿照顾问题的主要方式，但力不从心、护理质量让人不放心等问题也是绝大多数家庭已经面临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为年轻父母寻求解决婴儿照顾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目前，0-3岁婴儿托管服务在美洲、澳洲一些国家已经非常普遍，也形成了较成熟的模式。澳大利亚政府为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开设了多种多样的儿童保教机构托管0-6岁儿童，包括全日托机构、家庭日托机构、居家托管机构、临时托管机构和一系列非主流保教机构等，家长可根据家庭情况和孩子需要任意选择。政府也为各种机构提供了不同的资金帮助和专业技术支持。而我国部分省市和个别学者也早就提出过发展0-3岁婴儿托管服务的建议。北京市早在2001年9月1日就开始执行《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将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年龄由3-6岁向前延伸到0岁。郑健成在《0-3岁早教社区服务现状与示范性幼儿园作用的发挥》中提出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0-3岁早期教育服务网络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并建议可将示范性幼儿园作为重要推动力量，发挥指导、研究、枢纽作用。

可见，0-3岁婴儿托管服务是可行的，也是有一定需求的，而目前在我国，这一方面的实践几乎还没有起步，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教养婴儿责任重大，而家长对婴儿托管不能放心。那么什么样的机构能够或者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解决婴儿父母参与社会工作的后顾之忧，让社会服务更好地与现实中青年人的生活需求相适应，就是解决这个难题首先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一、婴儿托管服务主体选择的依据

根据本课题研究小组对成都市市区及郊县县城随机走访的115名婴儿家长的调查发现，其中有88人认为照顾孩子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烦恼，有83人认为自己的家庭照顾孩子的方式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问题对孩子产生着不利影响。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年轻父母对婴儿托管的需求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方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二是更专业地给予孩子照顾并促进其发展。那么，什么样的机构能够或者应该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第一，谁应该为年轻人的工作提供方便和保障以解决后顾之忧；第二，谁能够给予孩子更专业的照顾促使其更健康地成长和更好地发展。

二、婴儿托管服务主体的类型

由于婴儿托管服务在我国几乎还未起步，因此谁能更好地开展这项服务目前还不能进行实际的比较，根据各种相关机构的特点分析，不同的主体开展该项服务也会有各自的特点。

（一）根据开展服务的目的和方式进行分类

根据开展服务的目的和方式来看，开展婴儿托管服务的主体可以有福利支持性质的和市场盈利性质的两大类。当今社会，社群生活的主要活动发生于六种基本的社会制度中，包括亲属、宗教、工作单位、市场、互助和政府。当人们的需求无法以福利或者支持的形式得到时，就只能依靠市场来满足。也就是说当社会福利制度还不够完善时，人们获取服务的途径还可以依靠市场，而市场也就是以等价物交换的方式来实现盈利和满足需求的目的。市场也是众多新兴行业兴起和发展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婴儿托管服务这一新领域，其实施主体也很可能将从市场中诞生。然而，从社会这一宏观整体来看，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参与社会工作都既是个体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为劳动者提供工作的便利解决后顾之忧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的迫切愿望，也应该是社会工作的提供者值得考虑的问题。目前，在我国的社会构成中，为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工作效率、维护劳动者权益、服务人们生活而存在的组织或行政部门主要有工会、妇联、社区等。为了让劳动者能够更好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为社会真正创造效益，这些组织或者部门有责任为劳动者的生活需求考虑，当劳动者出现参加工作和照顾婴儿的矛盾冲突时，工会、妇联、社区等机构应尽其所能帮助解决困难，这种帮助应该是福利性质或者支持、互质的工作，这种工作开展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更好地工作和发挥其个人价值，是一种以过程与过程、行动与行动相交换的方式。

（二）根据服务主体的职能进行分类

不论开展婴儿托管服务的主体将是以市场盈利的方式诞生，还是以福利支持的形式形成，从其体现的职能上来看，也可能有两种类型的主体。一种是以筹集和分配资源、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财力为职能的行政主体，另一种是以拥有专业技术，能提供专业支持为特点的技术型主体。能实现其行政职能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其派出机构，而能提供专业支持的主体主要有妇幼保健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

（三）根据服务主体实际发挥的作用进行分类

由于社会构成和社会分工的现实决定了能够宏观组织和协调各方关系的行政主体不一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而具备专业水平的技术型主体不一定能取得相关群体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根据不同主体实际发挥的作用可以将服务主体再分为监管主体和实施主体两大类。比如某单位的工会考虑到职工的实际需要，筹备开办了婴儿托管服务中心，但从专业性的角度考虑，可以将该中心委托给专业的学前教育机构具体负责日常工作，那么该工会是此项托管服务创办的主体，而受托的机构是真正实施该服务的主体，工会对该机构实施服务的过程具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利，是监管的主体。

三、各类婴儿托管服务主体的特点

通过对各类可以开展婴儿托管服务的主体本身特征的分析看来，各种主体开展该项服务可能在资源上、条件上、专业性上、方式上都有不同。

（一）工会、妇联

工会是代表职工利益的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工会应协助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妇联的基本功能是代表、捍卫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同时维护少年儿童权益，关心妇女工作生活，拓宽服务渠道，建设服务阵地，发展公益事业，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协调和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会和妇联应该为职工的实际需要考虑并解决实际问题。由各单位工会或妇女委员会开展婴儿托管服务，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更清楚本单位工作的具体情况，更好地协调服务与本单位工作之间的关系，比如服务时间可以更好地根据职工上下班的时间进行安排。同时，可以根据单位情况尽可能地利用已有资源，比如组织职工轮流进行志愿者服务。

（二）社区

社区是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是指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其特点是一个社区生活的人群会面临某些共同利益、共同问题，具有某些共同需要，因此结合在一起。社区的构成是以地理区域来划分的，因此，社区为人群提供的最大便利在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参与活动更方便。社区开展婴儿托管服务，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便于家长采取就近原则，方便接送，家庭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分工合作，家庭成员也都可以方便参与社区的相关活动。

（三）妇幼保健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持以群体保健工作为基础，面向基层、预防为主，为妇女儿童提供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开展与妇女儿童健康密切相关的基本医疗服务。由于妇幼保健机构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儿童身体健康的维护，这也是家长在照顾婴儿过程中最重视的问题，而且在维护和促进婴儿身体健康方面，妇幼保健机构也是最专业的部门，婴儿如果遇到疾病或者意外，也能最及时地得到相应处理。因此家长对妇幼保健机构的信任度相对最高，如果由妇幼保健机构对婴儿开展托管服务，家长的认可度更高，更放心。

（四）学前教育机构

学前教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0-6岁儿童施加影响的活动。相比其它各种机构，学前教育机构实施婴儿托管服务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促进儿童发展的专业性方面，作为教育机构，能够更全面地关注到婴儿成长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身体、心理、能力、个性、情感、习惯等。同时，学前教育机构能够更好地关注到婴儿发展的连贯性，更好地与以后幼儿入托幼儿园相衔接。学前教育机构延伸向3岁以下婴儿的服务应该是发展的趋势，也应该是婴儿托管服务最主要的实施主体。

（五）市场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市场机制也被大量引入了教育行业当中，教育被视为商品而进行服务性消费，而这种模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由来已久，北欧国家的学前教育已经实现从完全福利到市场机制的引入，美国英国的学前教育是以市场为主、政府保底的方式开展。市场经济遵循市场规律，学前教育进入市场竞争，也就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状态，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婴儿托管服务以市场的方式来发展，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灵活变通，实现多样性，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求，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探索出更好的服务模式。

总之，婴儿托管服务在我国社会中将是一个有需求、待发展的行业，各种相关的主体机构值得积极将该项服务推进起来，一方面解决年轻父母工作压力与家庭生活需求相冲突的困难，另一方面为婴儿能够得到更有效的照顾和发展寻求更适宜的方式。但不管由何种主体开展该项服务，其工作人员都应接受有关婴儿保健和学前教育领域的专业培训，其资质都须经过严格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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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社区服务

民政部近日出炉的《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共有包括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20万个，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39.7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9.3万个。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构成了现今我国社区服务的主体，实质上就是政府主导的社区服务体系。然而，这类社区服务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

比如，现有社区居委会虽在法律上为群众自治组织，实则为最末端的行政组织，为各项行政职能的最终落实者。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往往都是几个牌子，一套人马，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疲于完成上级职能部门下达的各项命令。可想而知，能真正用在居民服务的时间少之又少。社区服务机构没有承担起应负的社区服务责任。

再者，当前社区服务仍然是集中于少数弱势群体的救助型服务，尚未形成面向全体社区居民的普惠型、多样化的服务体系，我国的社会服务正面临触底挑战。比较显著的表现是，银潮已经到来，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数量攀升至老年人口的32%，老年人照料、护理、精神需求随之倍增。此外，儿童课后托管、青少年才能培养、教育辅导、心理咨询、文化艺术等也成为社区居民的普遍需求。但像南京这位无亲无故的独居老人一样，社区给予的支持也就是发放低保金，掏钱帮其租住地下室。被饿死的两位，其父因吸毒在狱，其母也有吸毒史，在夜店工作，长期对孩子疏于照顾。社区对此类特殊家庭的服务应该要更多，如对未成年子女理应重点照护，为其母提供矫治服务。但社区在孩子父亲入狱后仅提供每月800元救助，片警每10天左右探访一次。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社区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

社会组织的广阔天地

当然，出现上述问题，也不能将责任全部推给片警等在基层社区工作的人员。当前的社区服务模式下，居民参与不足，社区自治程度低。突出表现在参与人群单一，以老人和学生为主，上班族参与少；参与层次低，参与活动不够丰富，参与活动多为治安维持、社区文娱节目；参与方式被动，动员型参与多自主参与少，社区居民自助互助、自我组织、自我决议程度较低。

政府主导的社区服务不足在当下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急需补位。2012年十报告首次明确了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并确定了社会体制改革的结构体系。其中将公共服务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将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视为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公共服务的承载体。

近年来，应政府职能转型的需要，多地政府开展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将原来政府所承担的社区服务分包给社会组织。2000年，上海在卢湾等六个区的124-街道开始依托养老机构开展居家养老试点，率先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社会组织服务引进社区。十几年问，南京、无锡、天津等省市陆续开展类似的探索，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拓展到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环境保护、残疾人康复、外来人口服务等领域。

其实，在香港，公益组织提供了绝大部分的社区服务。2009年，香港共有381家公益组织，下属的2358家分支服务机构扎根全港不同的社区，提供了香港九成的社区服务，覆盖社区居民生活方方面面，深入每一个细节。以老年人服务为例，香港有七类、共221家长者社区支援服务组织。老人可以申请暂托服务或日间护理，进行日间暂托或住宿暂托，为家庭减轻照顾老人的压力；独居老人可以由家居照顾服务队提供上门照顾与志愿服务，由长者地区中心及长者邻舍中心提供关怀探访、膳食供给与辅导服务。老人还可以去长者中心做义工，去长者活动中心参加社交与康乐活动。可以想象，如果能获得居家日间护理或入住养老院，哪怕是安装一个可以随时呼救的平安铃，南京独居老人的惨剧也能得以避免。

在美国，社区中甚至还有专门的基金会，开展对社区居民的服务，改善社区生活与环境。2010年，美国有734家社区基金会，资产总额达到556亿美元。他们广泛关注社区多方面的议题，如居民服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社区发展等方面，受到社区中团体、公司及个人的支持。此外，美国还有其他大量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产生于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服务立足于本社区居民。这种社区服务模式激励着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到社区事务讨论与志愿服务中去。2011年，27%的美国公民表示参与过一次以上的志愿服务，平均服务51小时，这些志愿服务加起来可以创造出2962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内地已有49.9万个社会组织，但大部分不是基于社区而建立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也没有完全在社区中普及，涉足服务内容有所侧重，覆盖的对象仍以少数弱势群体为主，直接针对社区开展的服务很不够。

转变探索二十年

面对我国当前社区服务供给不足、公益组织参与规模偏小的局面，迫切需要通过积极的摸索与尝试，创新社区服务模式，撬动全局的转变。

事实上，一些地方的公益组织与企业在过去20年间一直不断地探索，试图突破这种低效能的现状。其中，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受托运营的罗山市民会馆和深圳航空城（东部）实业有限公司创办的桃源居地产社区，开辟了社区服务的两条新道路。

上海浦东新区罗山市民会馆，是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在罗山街道1995年建立初期，委托非营利组织上海基督教青年会（YMCA）托管的社区服务机构，以民办非企业单位身份单独注册。

罗山市民会馆算得上是“政府规划、社团运作、公众参与”的新社区服务模式的探路者。政府为罗山市民会馆的服务规划者，并对会馆公共设施的更新、添置负责。在服务项目上，政府对999市民求助中心进行全额拨款，每年提供40万元支付人力与运作成本。从而将政府从具体的社区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YMCA实施罗山市民会馆的项目运作和财务收支，与传统社区服务模式在财务管理、项目选择、人员聘用、运营机制、和政府关系等诸方面截然不同。由于70%的运营资金需自行筹措，机构自负盈亏，罗山市民会馆在目标与项目设置上，都贴近于社区居民的真实需要，以服务赢得口碑，以口碑赢得市场。十几年里，罗山市民会馆经过不断开发、调整，开发出生活服务、文化教育、求助咨询和体育娱乐等4大类近50个服务项目，项目本身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

在决策上，罗山市民会馆采取管理委员会下的馆长负责制。管委会由基层政府、街道、居委会、青年会、市民代表组成。居民代表的决策参与，及时将居民的需求反映至会馆的服务中去，并增强了居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动性。参与会馆活动的市民每年有20多万人次。

桃源居社区是指由深圳航空城（东部）实业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宝安区开发的社区项目。它不同于一般房地产开发“卖房子走人”的独到之处在于开创了商业地产开发与社会服务无缝融合的地产社区模式，把社区房子变成百姓幸福的家。

如今的桃源居模式实际上是20年不断摸索的结晶。1992年政府在出让土地时，将土地之匕居民的公共服务福利打包给了开发商，这是桃源居立意的最初由来。时任深圳航空城（东部）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李爱君带领开发团队学习40个联合国人居社区的经验，并邀请香港理工大学完成了桃源居社区国际发展规划，确定了开展社区服务的社区建设方向。

为解决社区服务的场地、资金持续性、服务供给等几方面的问题，桃源居成立了十个公益组织。他们是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管理资产。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承担社区公益事业“输血者”角色，负责培育社区公益组织，这也是我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基金会成立后，桃源居通过转让股权把私有的物管公司改制为社会型企业，使社区服务获得持续的资金链。下设七个民非社团组织：老年协会、妇女邻里中心、桃源人家志愿者服务中心、体育俱乐部、儿童教育中心、社区—级图书馆、邮政代办中心，为桃园居社区的居民提供服务。桃源居社区采取“我参与，我享受”的方式，将居民获得社区服务建立在参与活动的基础上，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共建中。目前，桃源居社区模式已从深圳扩展至重庆和天津。

为慈善承担社区服务创造条件

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公益组织主动承接社区服务、地产企业结合住所开发与社区建设的这些创新模式中，均可以看到公益组织在其中扮演的是服务的主体角色。如何将这些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推动整个社区服务的转型，需要改革现有的宏观制度框架，创造公益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良好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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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救他，武荷香经常去史喜林家找他聊天，了解他最真实的想法。在武荷香的牵线与撮合下，史喜林找到了意中人，成了家。之后，武荷香又帮助史喜林落了户口，并根据他的家庭状况，为其申请加入了低保，使这个“特殊”家庭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如今，武荷香又帮助史喜林申请了廉租住房，使一家人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窝。现在，这个在社会上游荡了40多年的浪子，终于步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开始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了。史喜林感激地说，是社区的武书记重新给了我生活的希望，是她帮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关怀帮扶，帮困难群体点燃希望。清泉街社区位于呼和浩特老城区，社区内有125位孤寡老人、101位残疾人和4名孤儿。多年来，武荷香一直无偿照顾着这些困难群体，不仅为他们申请了低保，而且还为他们送衣送被，给钱给物，逢年过节提前把肉、蛋、油、粮、水果、蔬菜送到他们家中。

有一年初冬，孤儿肖宇无钱支付取暖费，面临停暖，武荷香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积蓄为他支付了取暖费。孤儿肖雄，父亲杀了母亲后被判处极刑。面对这个无助的孩子，武荷香主动收留了他，为他洗衣做饭，购买新衣服和学习用品，鼓励他坚强生活，努力学习。残疾人孙振世，居住的平房要被拆迁时，武荷香又提前为他寻房租院，把他妥善安顿在民和小区的一楼单间内，并协调开发商免收他的租房费。

武荷香在社区工作是不拿报酬的，而面对所有这些需要帮扶群众时，她都尽己所能。她说：“我要尽自己最大可能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为民服务的全国首家社区法务室。在清泉街社区，最受居民欢迎的部门之一就是法务室。它的成立是武荷香一手促成的。武荷香建立法务室的初衷本是想更好地解决邻里纠纷，没想到，在一次次忙忙碌碌、将心比心的劝说中，这个全国首家的社区法务室竟出了名，得到了司法部领导的充分肯定与认可，并在全国推广。算一算，法务室自成立以来，先后受理了193件民事纠纷，成功调解186件，接待居民法律咨询2000余人次，在维护社区居民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区各项工作法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清泉街社区始终保持着无未成年犯罪、无重大刑事案件、无民转刑案件、无群体上访事件的“四无”美誉。而武荷香对这一切却淡淡地说了句：“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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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方面———社会流动的需求“社会流动”是从动态角度用来描述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的社会学概念，主要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的整体时空范围内，从某一种社会位置向另一种社会位置转移的现象，一般从方向性上分为两种主要的流动形式：一是指从地位、职业或阶级的下层向上层或者从上层向下层的垂直流动，二是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或阶层内的横向流动。社会分层的客观现实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流动具有社会普遍性。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信息化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已成为衡量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与个人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个体通过教育获得文化技术等资源，是实现在不同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职业领域的地位转换的重要手段。受教育越多者越有机会获得更多优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参与竞争并取得优势社会地位的机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就像索罗金在其著作《社会流动》一书中所描述的，“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教育已然成为个体改变命运、求得发展并促进社会良性流动的重要因素。我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流动基本呈平稳水平。但随着社会竞争日益强烈，就业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许多家长在自感危机与压力的同时“见缝插针”般送孩子参加各种托管班，期望孩子在自己暂时无暇照顾到的时间里也能得到充分的优质的教育和辅导，以达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目的。

2．中观方面———城市家庭职责的社会性外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00年的36.22%，到2011年达51.27%，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将人力、能源、信息等社会资源高度集聚，并通过流畅的互通合作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节省资本，以追求最大化利益。新世纪的人们，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以前大不相同，比如结婚礼仪有专门的婚庆所，酒店承办各种宴会，家政公司分担家务，养老院赡养老人，照顾病人有专门的护工，托管班代管小孩等。这些服务性生产逐渐成了产业中心的主要部分，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较第一、二产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步上升是必然趋势。到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34.6%，比2000年增长7.35%，比改革初期增长22.4%。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同时，自1978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家庭人口规模不断缩小，尤其对城市双职工家庭来说，在工作繁忙、家庭内人手紧缺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像“托管班”这样专门的社会机构来承担部分家庭职责，将一部分家庭内部的分工转变成社会分工，这样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职责向社会外化了。

3．微观方面———家长的需求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和教育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家长对托管班的需求是使托管行业新兴繁荣的直接驱动力。总体来看，目前家长对托管班的教育需求主要分三大类：一是因为工作繁忙，对孩子放学后到下班前这段时间和中午休息与用餐的照料上实在无暇顾及，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一部分家庭里虽然有老人或保姆，具备照看孩子的条件，却担心孩子不能得到良好的专业性辅导而将其送到托管班，期望其在专业教师的教育下养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提高学习成绩；三是一些家长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或者经过长久时间遗忘了大部分知识，面对孩子的课业辅导不知所措，无奈只能送孩子参加注重课业辅导的托管班。需求决定市场，于是一些人捕捉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在学校周围、居民小区等地方成立各种“特色服务”的托管班，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托管行业的新兴和繁荣得益于家长的教育需求和吹捧。

二、从教育功能理论看托管班的社会意义

教育社会学的功能理论以社会学功能理论为基础，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得到深入发展。在这期间，对教育社会学功能理论影响最为深刻的是以社会学家斯宾塞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早期功能理论思想，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功能学派。在结构主义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莫顿看来，在对社会现象进行功能分析时，需要看到两种同等重要的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地调整和适应的客观后果，这种调整和适应是系统中的参与者所预料所认识的；反之，潜功能是没有被预料也没有被认识的客观后果。通俗地讲，显功能指实现和预期相一致的主观目标并能被人意识到的功能，而潜功能则是指客观实现与预期目标不相一致并一开始就没有被人们期望或意识到的功能。

1．“小学生托管班”的显功能小学生由于年龄尚小、独立性和自理能力都不够成熟，需要父母的照料和看管。而很多城市父母忙于生计，工作和休息时间一般来说较刻板不够灵活，外加拥堵的城市交通加剧了人们的出行困难，父母的确对孩子放学后就餐和午休问题、上下学接送和下班回家前近两小时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托管班以学生的时间为主导，有针对性地提供灵活性的服务，首先，迎合了部分家长的需求，为其减轻负担解决了实际问题；其次，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托管班里有一定资质的专业教师为孩子提供课程辅导，及时帮助孩子解决课业难题，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并在教师的督导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再次，托管班作为一种“小集体”生活，孩子在一起食宿、游戏与学习的过程中也接受了一种集体教育的熏陶，对锻炼小学生的独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良好生活习惯都有一定的益处；最后，在目前我国青少年课后社会教育活动场所不足的情况下，托管班无疑是孩子最好的去处，避免小学生被一些不安全、不健康的外界环境影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课后教育的问题。

2．“小学生托管班”的潜功能教育不但是关乎个人和家庭的事业，更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从“社会秩序和进步”的视角将教育看成是联系和组成社会的中心要素，并有协调、稳定社会的作用，认为社会是个集体性质的有机体，只有集体的所有成员同时得到发展，社会才能得到发展。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力并承担责任。托管班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机构出现在第三产业中，家长需求决定其市场供给，二者属利益相互满足的供需关系。在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课后社会教育责任而政府暂时无力担负的情况下，只能使其流向利益导向的市场途径。目前我国在青少年课后社会教育的健康活动场所建设方面仍不健全，甚至是很缺乏，另外学校教育又受其单一性限制在学生课后教育方面也“无力和无奈”。从这一点来说，托管班的出现对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过程中的“教育空白”无疑做了有益的补充，弥补了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盲点，为小学生提供健康、安全的课后教育场所，一定程度上担负了部分社会教育责任；另外，托管班应市场需求而出现，在活跃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为一部分抓住商机的人带来利益，增加了就业机会，使优质教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三、目前“托管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托管班作为新兴行业必然有一切新事物发展的特点，存在很多问题和不适应。目前市场上的托管班主要存在两大主要问题：

1．“无注册、无资质、无监管”阻碍托管班规范发展由于托管机构提供的服务范围除了教育、管理学生，还包括中午餐、接送等不属于教育范畴的服务，所以不能将其单一归类于民办学校或者是教育培训机构，也不能将其界定为民办教育机构；托管机构市场以需求为导向，属于市场和需求相互满足的利益关系，具有赢利性，但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它又区别于家政服务公司提供的家政服务，不等同于一般赢利机构。教育性与社会服务性的双重性质使托管业更具复杂性。对托管机构的性质界定模糊，导致其处在了“家长无奈、学校无力、社会无视”的尴尬处境，到底应该由工商、教育、卫生还是由其他执法部门进行监管呢？出了问题谁负责？托管班到底应该有哪些规范性要求和标准？诸多问题，目前并无明确规定。规范缺失造成了大多数私人开办在学校周围或居民小区的托管班自行规定收费标准，制定服务内容的“无注册、无资质、无监管”的无序状态，严重阻碍了托管班规范化地良性发展。

2．办学条件不符合标准阻碍托管班良性发展由于托管班的巨大市场需求，社会上不乏一些人受利益驱动参与到此行业中来，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租一个场地，提供桌椅，再招些人员负责做饭和作业辅导就可以了。加上目前政府对托管班并无相关规范的审核和要求，导致市场上的托管班质量良莠不齐，大多数办学条件不够标准，存在诸多问题和安全隐患：一是相关执教人员没有国家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不具备教学资质，导致学生学习质量下降。有的业者揣着“看孩子”的心理在招进大量学生后，任孩子打闹、看电视、玩游戏养成种种不良习惯，对家长所作出的“精心辅导孩子学习”的承诺成了空话。二是一些托管班的饮食服务人员无健康证明，对食品的采购来源和操作过程缺乏安全保证，操作间卫生条件差，学生碗筷随意堆放，有的托管班虽然提供消毒柜，但常常只是摆设，或者不规范操作，这些都对孩子的饮食造成安全隐患。三是托管班往往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投资成本压缩到最小，这就导致狭小的空间内拥挤着几十个学生，师生比例成问题。没有电子空气净化设施，容易引起病毒感染。消防设施也不具备，一旦发生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都威胁到学生的人身安全。

四、提高小学生托管服务水平的对策

1．建立政府监督、管理机制，让托管班经营合法化、规范化托管班的出现对学生、家长、学校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目前托管班市场质量良莠不齐、缺乏监管的无序状态严重阻碍了其健康、良性地发展。因此，政府应及时给予重视与关注，协调工商、卫生、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相关监督与管理机制，制定详细的相关条例准则，将托管班在市场准入的资质标准、收费标准、场地环境的安全标准、采购食品及操作环境的卫生标准、从业人员的资质条件、消防设施标准和教学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审批程序纳入合法化、规范化的渠道。同时应建立监督与检查机制，不定期对托管班市场进行整顿检查与指导，使托管班的管理和运行有法可依，才能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托管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政府的教育公共服务职能的空白，具有弥补社会教育职责的潜功能。所以政府应积极发挥托管服务行业的引导作用，认真调研分析并尽快明确托管行业的性质界定与主管部门，并适当给予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以确保托管行业尽快走上规范化、合法化的发展之路，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教育环境。

篇12

土地托管到底是啥概念？如何保障农民权益？土地托管的市场前景怎么样？记者进行了调查。

外出打工，地咋办

汶上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共有耕地83万亩，全县66万农业人口中有36.2%的人常年外出务工，近年来面临着“打工顾不上种地、花钱种地成本高”的困局。

据汶上县供销社主任徐锋介绍，现在到江浙一带有手艺的打工者，女工平均收入170元/天，男工平均300元/天；在汶上当地社区、县城打工者女工平均100元/天，男工也将近200元/天，有些技工最高可达到400元/天。外出打工的收益已经远远高于在土地上“刨食”。

“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也无法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汶上县义桥镇房柳村党支部书记王凤喜说。王凤喜今年已经75岁，在村子里干党支部书记已经33年，这些年，她对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土地撂荒深有感触。她说，村里35岁以下的外出打工的小夫妻甚至对自家在村里有多少亩地、位置在哪、种什么都不知道。

汶上县县委书记赵东升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镇转移，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对于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一家一户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农业向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提升。”

据了解，目前大田作物（小麦、玉米）生产机械化程度仍然比较低，这也是困扰外出打工农民的现实问题。拿打药和浇水为例，一到浇水和打药的季节，农民们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花钱雇人浇水和打药；二是家里老人浇水和打药；三是外出打工的排队回来浇水和打药，而且还不能在回来当天浇上水，要浇完水则需要2天，或者5天，这几天不能打工赚不到钱，还有来回路费。在整个作物生长期间，浇水和打药要进行数次，打工者每次回家也不现实。

“打工高收入和土地低收益的强烈对比使土地成为农民的烫手山芋，完全靠种地难以维持生计和失去土地心里又不踏实的矛盾心理阻碍了土地的集约化、机械种植。如何实现打工种地两不误、同增益，已经成为农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徐锋说。

全托半托，可以选

“土地托管或许是解决外出打工农民靠种地难以维持生计和失去土地心里又不踏实的矛盾心理的方法之一。”徐锋说。

据徐锋介绍，土地托管的建立，是由农民、县供销社以及本村受群众信任的村民代表或种植大户，三方共同签署土地托管协议，由县供销社所属公司和基层社向受托方提供农资直供、耕种收等托管服务项目，实行统一耕种、管理、收获和分配。

记者在土地托管协议上看到，土地托管分两种方式。

一种是土地全托管服务，包括耕种、管理、收获全过程。协议包括：包产量（以前三年正常年份亩产平均值定产量），亏了由县供销社补足，超产则归农户所有；包费用（按比当年市场价格低10%的标准，确定农资及劳务服务的费用），按生产环节的时间节点向农户收取；包质量，种管收全过程都有村委会和村民代表监督实施。

协议签订后，打破户与户之间的界限，由土地托管服务队实行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分配。

另一种是土地半托管服务。根据村民或流转土地大户需求，由县供销社的土地托管服务队按低于同期市场价格，提供耕、种、收等生产环节的半托管服务。

在土地托管上，赚得的利润如何分配呢？徐锋介绍，土地托管服务利润收益分配比例为县供销社60%，村集体30%，乡镇基层供销社10%。

据了解，2012年，汶上县供销社成立了26支共600人的土地托管服务队，投资300多万元购置了播种、浇灌、施肥、喷药、收割等农业机械40台（套），并整合社会机械123台套，形成了可以覆盖全县14个乡镇、为农户提供全方位农业生产的专业服务队伍和网络。截至目前，在收割、运输、还田、耕地、打除草剂、旋地、施肥、播种等8个环节为6.4万余亩土地提供服务，总计实现服务收入1821万元，实现利润收益184万元，为农民节约支出成本361万元。

比起转包，更划算

土地托管和土地流转有什么区别呢？“土地流转只给农民一部分流转金之后，至于在土地上种什么，赚的钱和农民就没什么关系了，农民对土地流转还是有顾虑的，赚钱多了农民也眼红。”徐锋说，而土地托管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不管赚了多少钱，最后都得交给农民，供销社是在为农民打工，在这期间，供销社也获得了利润的收益，壮大了自己。

汶上县义桥镇房柳村1200亩土地已经全部进行了托管，在这1200亩大田里，记者看到全都种植的小麦。对于实行土地托管带来的好处，农民们最有发言权。

村民刘来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外面打工，老人得病不能干农活，家里的8亩地便以500元/亩的价格承包出去了，每年的土地收益在4000元左右。而现在土地托管之后，每亩收麦子1000斤，可以卖1100元；玉米1200斤，可以卖1200元，除去给供销社的托管费用，2012年，刘来路家的每亩土地收益是1500元，比往外转包土地划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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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的养老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新问题,解决好城市家庭的养老问题,关系到城市的发展进程。本文以重庆市为例,通过对重庆市老年人口、城市家庭养老的价值取向、城市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重庆市城市家庭养老助老服务的对策,以充分发挥家庭养老在城市养老中的作用,促进重庆市综合水平的快速提高。

关键词:城市家庭养老;养老取向;养老问题;养老对策

一、研究的背景

2000年,重庆市老年人接近245万人,每100人有8人年龄超过65岁;2004年底,重庆市老年人增加了169万达到414万;目前,这种壮观的老龄化趋势不会停滞,未来几年还将逐年升级,到2010年,重庆市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500万,每6个重庆人里就有1位是老年人。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重庆市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达8.8%,高于7%的全国平均水平,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总人口的1.2%,这表明重庆已开始进入老龄社会。市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因此预测,老年人的赡养、医疗保障、社会服务等问题的凸现,必将对我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和挑战。[1]由上述的一系列数据我们不难看出,重庆市正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养老问题都将成为政府部门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二、重庆市城市家庭养老助老服务的主要取向

从总体上来看,重庆市城市家庭养老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一)直接养老方式

父母退休以后,年轻人忙于上班,将父母接到家里,父母帮助照顾家里的小孩和料理一些家务。父母帮助子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农村家庭里这种养老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在城市家庭里,这种养老方式并不占主导地位。

(二)周末照顾方式

随着城市的发展,现在城市生活的节奏变的越来越快,年轻的一代都忙于为生活而紧张的工作着,结婚以后更是压力沉重,时间也变的很紧,无暇顾及父母。结婚之后基本上都买了新房子,并未跟父母住在一起。只在周末的时候回家看望父母,对父母的最多回报是给予金钱上的报答,很少有时间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三)机构养老介入下的周末照顾

为了不耽误正常的工作,又使父母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将父母送到福利院能得到相对专业的照顾,让父母可以和更多的老年人接触,参加一些老年活动,使父母不觉得孤单,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健康的生活着。

(四)机构养老方式

父母完全在福利院内生活,子女和父母接触的时间不多,此种方式会导致有些老年人由于长期见不到子女,过分的想念亲人而导致老年人的性格孤僻,导致部分老年人产生心理障碍。

(五)社区养老方式

在各项设施相对健全的社区,社区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一定量的服务,年纪大而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在子女上班不在家的时间里,老年人遇到困难时,只需拨打社区的服务电话就可以及时得到帮助。社区养老服务是社会养老的重要载体,社区养老在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安慰方面的养老功能,既可保持家庭养老的传统和优点,又能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

(六)钟点托老

子女在上班的时间里将家里的老年人托付给街道或小区的特殊服务机构或私人的专业机构,由服务机构为老年人在托管的时间内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服务机构向老人们提供饮食、娱乐、图书等,老人们白天在此托管,儿女们也感觉到很放心。

(七)住家保姆照顾方式

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城市家庭经济上都比较的宽裕。加之请保姆的费用仅每月几百元,很多家庭都能支付这笔费用。我国各大城市的保姆都很充足。因此在当今工作压力大、时间紧张的情况下,许多的城市家庭选择了请保姆照顾服务顺带处理家务活。保姆业的兴起为城市家庭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三、重庆市城市家庭养老助老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据市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重庆市60岁以上的老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3.1%;其中城市老年人达120万。大量的老年人因儿女不在身边,独守空房成了“空巢老人”,同时还有部分孤寡老人。如此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使得重庆市城市家庭养老面临巨大的压力。[2]

(二)家庭规模的小型化, 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出现危机

在重庆市城市家庭中“421”家庭非常的普遍。“421”家庭指的是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重庆市城市家庭中这种家庭模式正变得越来越多。据调查显示,在重庆市35%的城市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到3位老人。而从赡养费看,35.6%的城市家庭每年花费超过1万元。出于对医疗保险体系的担忧,家庭积极储蓄,不敢增加消费支出,是现在中年人的普遍心态。

(三)重庆市城市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化,加之住房条件的改善,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

在重庆市城市家庭里,住房条件的改善对人们的居住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过去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和住房建设的滞后,城市住房的紧张使许多人婚后得不到独立的住房不得不与父母住在一起。随着住房制度改革实施,城市住房建设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家庭户居形式选择的自由度,老年人与青年人因生活习惯、兴趣、爱好、观念相异而分开居住,从而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上还面临着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老年人对养老的需求与家庭实际能提供的帮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四)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加重了家庭养老负担

目前,重庆市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已有31万,占老年人口的8.85%。此数据说明重庆市正处在一个人口迅速老龄化和高龄化的时期。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几率高,高龄老人自理能力差,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负担问题不仅体现于经济供养方面的问题,而且在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方面的问题也会日趋突出。

(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家庭养老提出新的挑战

重庆市的城市家庭养老既存在现实困难,又面临长期挑战。在经济转轨和产业调整过程中,重庆市大批职工下岗,停工、半停工企业的贫困职工形成当今城市最大的贫困群体。有些子女因身患重病,或生活中遭遇不幸,经济拮据。当他们自身收入尚无着落时,对其老年父母的赡养就更加无法保证。不少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发不出退休金,退休人员手中的医疗费报销有困难,使得这部分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家庭。

(六)传统观念的改变影响着家庭养老

传统上,妇女是家庭照料老人的主要承担者。妇女普遍就业后,在照料老人的传统职能上就失去了时间方面的必要保证。一些青年人思想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正在逐步淡化,有些家庭的亲子关系紧张,成年子女之间互相推诿养老责任,甚至有些人虐待、歧视、不赡养老年父母,致使他们在经济上无保障,生存条件受到威胁。落实、巩固家庭养老,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完善重庆市城市家庭养老助老服务的对策

(一)制定必要的政策法规

通过制定一系列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基本法规,明文规定老年人享有被赡养的权益,家庭具有其义务和责任,来保证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和得到社会的支持。还可以制定奖惩性的政策。

(二)倡导家庭养老和养老社会化相结合的观念

通过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之下,努力扩大社会宣传,广泛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充分利用“老人节”等有利时机,开展尊老、爱老、助老宣传。在家庭养老为主的同时,加快养老机构的建设,使机构建设加快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把社会资源更多地吸引到老年福利设施建设中来,使养老社会化更加深入人心,以缓解城市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

(三)发挥社区养老在城市家庭养老中的作用

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提高对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投入力度

重庆市各级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应该高度重视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将之纳入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进一步加强社区养老事业的领导,并保证每年给以财政上的支持,拨专款用于社区老年服务事业的发展和相关设施的建设。与此同时,还要明确社区居委会的性质,减少其行政职能,保证有足够的人力去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事业。

2.要转变观念,积极发展社区家政服务业和老年人照顾服务业,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在认识到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福利性的同时,适当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将之作为一种产业加以发展,鼓励个人和社会各企事业团体走进社区兴办各类老年人服务机构,并对那些愿意在社区建立这种服务机构的投资者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此外,还应积极发挥社区志愿者的作用和老年人的自我照顾能力,尤其要善于发挥低龄老人的“余热”,创造一种“人人互助”的社区养老环境。

3.整合现有社区医疗资源,建立综合性社区医疗服务体系

一方面要加强社区医疗服务主体的建设,充分利用社区内的医疗资源,包括政府创办的基层卫生机构、社会企事业单位的医疗机构、个体诊所等,将这些资源整合并改造为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和社区医疗服务站,以提高社区医疗服务的整体水平,向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社区居民提供综合性的服务;另一方面要根据各社区的实际需求,利用社区医疗资源创办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医疗服务机构,如老年护理中心、家庭保健指导机构、社区康复院等,并将之纳入社区医疗服务的范围进行统一管理。此外还要加强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与正规大医院的合作,建立起从医院到社区和家庭的连贯体系,使病人从发病到康复的全过程都能做得到方便、有效和连续性的医疗护理服务,并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中间环节,节约医疗资源。

4.积极鼓励社区老年人自治组织的发展,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性

首先,作为政府管理机构而言,要放开政策,简化老年人申办各类组织协会的程序,并在政策和财政上对老年人创办的一些社会组织给予支持;其次,作为社区管理者而言,应当正确认识老年人和他们的组织在社区福利和社区照顾中的积极作用。在目前各社区资金和人员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应重视积极开发社区现有资源,特别是那些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低龄老人,要充分挖掘他们的工作潜力和活动能量,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性。

(四)加强机构养老在城市家庭养老中的作用

机构养老是随着社会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专业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机构养老包括私人的专业机构和由政府出资建立的社会福利院。机构养老可以充分的发挥市场养老的作用,充分的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养老事业服务。

(五)提供社会服务

在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小范围的社区内组织一些专业的收费合理、服务周到的各种家务劳动服务站,担负照顾和方便老年人生活中的部分事务,减轻家庭成员的家务负担,帮助解决家庭养老中出现的困难,为家庭养老创造一些良好的社会条件。©

参考文献:

2]郭士征主编.社会保障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20.

[3]杨文忠.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城市家庭养老模式初探[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5)

[4]肖云.我国城市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J].渝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双月刊),2002(06):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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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斌,夏青.老龄社区-未来中国城市养老新模式[J].青岛理工大学学报,2006(01):91-92

[7]柏萍.论城市养老和社会福利体制的改革[J].广东社会科学,2001(2).

[8]阎安.论社区居家养老:中国城市养老模式的新选择[J].科学q经济q社会,2007(2).

[9]包芳.论中国家庭养老的发展前景[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1).

[10]王辅贤.老年需求: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取向、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网,2004(9).

[11]王顺冬,张桂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职业2]郭士征主编.社会保障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20.

附注:

[1]重庆日益老龄化421家庭泛滥都市养老调查,新华网,2005-9-25

[2]重庆:老龄化全国第六、两年后老年人口将达500万,中国人口网,2007-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