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的交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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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63-01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篇2

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文化，肯定对周边国家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相反，有些在国外有保存在国内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化，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再者，还要考虑到文化影响者本身的传播态度和能力。是认真的、积极的，还是随意的、消极的甚至是防范的。例如宋朝禁止向契丹、西夏出口书籍，更不会主动传播文化，结果契丹、西夏都制定自己的文字，连佛经也从汉文翻译为西夏文，所以说宋朝的文化在契丹和西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第三，还与传播的手段与途径有关。在现代传播手段发明和运用之前，文化的传播只能通过人、文字和具体的物品。如果没有人和具体的传播物，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也不可能有交流和影响。今天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密集的人际交流，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想象古代，不能说汉代的文化肯定影响了罗马，反过来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地理环境的障碍，中国文化远离其他发达的文明。如果我们把今天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明做个比较，绝大多数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只有美洲的玛雅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很难找到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交融。因为地理环境的障碍，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上有好几次外来的文明到了中国的边缘，但最终几乎都没有传播进来，能够过来的往往很少。目前能找到的汉代与罗马的交流，就是眩人，即今天所说的杂技演员，他们来过，但连具体人数也没有。即便像史书所载，将他们当做罗马派来的使者，对文化交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留下多大影响?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直到近代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在这以前更多的是在物质上吸收外来的文化，精神上基本是独立发展的。所以在晚清时期，有很多文人志士才会感叹，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不是仅仅指坚船利炮、声光电，而是意识形态、文化、制度之类主体上的冲击。

其次，中国由于周边隔绝及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所以在孔子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优于蛮夷，蛮夷还没有开化，等同于禽兽。夷要变夏，就必须要接受华夏的文化礼仪，反过来如有华夏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则可以由夏变夷。所以华夷之辨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在政治上，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夷人保持着防范的心理。如果认为夷人还有可取的话，那是因为他变成了夏的结果，而不是夷人本身。同时，古人还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依赖外人，所以对外来文明的态度，统治者往往是出于不得已才容忍，或者完全出于个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享乐目的。如长生不老、求仙、、声色口腹。所以直到清乾隆晚期，中国只接受朝贡贸易，而正常的贸易停留在民间或者走私，甚至需要通过外力干预才能够改变。

所以，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我们现在往往赞扬汉唐如何的开放，但事实上是开而不放，打开一扇小门允许西域南海诸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人进来，但目的是让他们来朝见或学习中国礼仪文化，而不是与他们交流，更不会向他们学习。中国人从来不会主动去外界学习他国、他族的文化，截止到目前这样的例子还未发现过。唯一的例外，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比如法显、宋云、玄奘等到印度去取经。因为中国人不认为、不相信在中国之外还有能与中国相称的文明，更不会有值得中国学习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人也不认为有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的必要，因为境外都是蛮夷戎狄，不仅非我族类，而且尚未开化，也不愿接受教化，不配学习中国文化。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则因曾为汉唐故土，或长期向化，已被视同为中国文化区域。日本则一直列为外国，官方或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去传播中国文化。鉴真和尚是应日本之邀去弘扬佛法，其他成果都是副产品。朱舜水留在日本是因为明朝覆灭，他作为遗民回不了国。近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去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现在能够找到的古人在国外传播文化的例子，除宗教原因外，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偶然。

在境外，中国文化的传播限于朝鲜、越南、琉球等通用汉字的地域和华人聚居区。不少人以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很大，其实从来不是如此。由于早期的中国移民基本都是底层贫民，从在当地定居并形成社区开始，一直处在本地文化的包围之中。加上历代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侨民的意识，反而视海外华人为不忠不孝的叛逆、盗匪，甚至在他们遭受殖民统治迫害杀戮时也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在文化上给他们予支持。中国的统治者连帮助自己的侨民学习中国文化的意识也没有，岂会去向他们的所在国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华人华侨要进入主流，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甚至皈依当地宗教。20 世纪50 年代后，由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选择加入当地国籍。在大多数国家，华人不得不改用当地姓氏，华人教育被限制或取缔，只有少数华人还能坚持写汉字、讲中文。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在世界各平行发展的文明之间，文化未必是相互影响的，不能仅仅根据空间、时间相近的因素来推断。比如，中国的造纸术早在公元2 世纪就成熟了，但是直到公元8 世纪才传到外界，才被阿拉伯人所掌握。公元751 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领的几万军队在怛罗斯( 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被黑衣大食(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军队打败，大批唐军被俘，其中就有一批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巴格达，阿拉伯人通过他们学会了造纸，并传播到各地。从此，中国的造纸技术完全取代了古埃及流传下来的纸莎草造纸。要不是这个偶然因素，中国造纸技术的外传或许还要晚很多年。若中国积极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技术，今天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大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对文化的影响，要明确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不是张骞通西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拥有了新疆和中亚，难道在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还想拥有什么地方么? 第二，一带一路不是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再造。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是中亚、西亚、波斯、罗马需要中国的丝绸，而不是中国需要把丝绸推销出去。中国历来没有通过外贸来盈利的观念，丝绸之路真正的利益获得者是中间的商人。第三，一带一路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至少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或者是为了加强永乐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而我们今天的时代不需要这样做，不应该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做。第四，一带一路不是新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欧洲人接受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是毫无争议的。而今天要不要接受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对方。一带一路光有中国的积极性和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如何使对方愿意合作，并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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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传播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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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5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118-02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层次和要求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给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社会化管理以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民族院校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重新审视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社会环境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影响，有利于帮助异域文化的留学生尽快融入到我国民族地区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中，也有助于提高民族高校师生与外籍友人间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合作的水平。

一、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原则

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流。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西部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体验和探究。随之也带来了许多跨文化交流的问题，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低效率的交流、沟通和相互间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的差异，容易导致外国人对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认识的偏差和误解，影响了我国的对外形象和声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方的理解与合作。民族院校做好中外交流主体间的跨文化交流工作，对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前来学习交流，让他们亲身体验到我国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积极排除来自境外的不利因素，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意义深远。在跨文化交流中，应注重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 一）尊重认可原则

“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倡导的跨文化态度，因为这是和谐的跨文化教育的基础。”文化尊重的表现形式是对民族文化的充分关注，特别是对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的尊重。

（二）平等心态原则

跨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行为，“跨文化交流不是对目的语文化认识、理解和接纳的简单的单向过程，更不应是一味地迁就和顺从另一方文化”，而是在互相认同彼此文化、平等相对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交流，否则，就会滋生各种形态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文化冲突。只有在保证对方不失去本民族特征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使对方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

（三）包容借鉴原则

“包容的本质是对异文化的一种接受的心态，特别是对于本民族截然相反的文化形态的公正认可，以及对这种对立性、否定性的接受。”在跨文化交流中，双方要提倡双向、多向及互动的宽容，即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克服彼此的文化偏见，消除各种形态的文化冲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二、对跨文化差异分析

（一）对认知多元化差异的分析

来华留学生有着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种族，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多样化越来越广泛。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对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管理模式有着不同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我们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惯用大熔炉的观点和方式来描述组织，认为不同的人在组织中多多少少地会被自动的同化。但是，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不会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偏好放在一边。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许多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到中国，特别是到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无意中流露出一种民族与国家的优越感，发展中或落后国家的学生而有一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事物的多元化特点，积极适应各种各样的人群。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把来华留学生作为相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而对待，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对文化差异做出反应，从容以对。如果管理得当，多元化会提高组织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如果鼓励不当，就可能出现沟通困难和更多的心态对抗。

（二）对时间观差异的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其时间观也不一样。有学者指出，在时间取向上，我们是过去取向，而西方人则是未来取向。这种差异还表现在对时间的利用方面。以西北游牧民族地区为例，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相对自由性，对空间与时间概念的认知不去刻意精确，所以在时间的支配、利用方面比较随意，灵活性较强。而西方人使用时间十分精确。我们在工作中对未来时间的安排往往是“另行通知”、“过几天再说”、“以后在议”等，缺少具体化的安排。对我们来讲，这一情况由于司空见惯而很容易被我们理解和适应，但对于留学生来讲，常常无所适从，很难理解。这无形中加大了民族院校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难度。

（三）对思维方式差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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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竞争激烈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交流。而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年等海外文化交流活动，已成为崛起后的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

一、孔子学院

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建立，截止2013年，我国已在全世界116个国家建立430多所孔子学院和650多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一方面是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场所，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比如剪纸、书法、太极拳等，也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国。这对于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传播深厚的中国文化有巨大作用。

文化是国家间交流的重要内容，而语言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信息传播的基础。在韩国，每年都有数万人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并且汉语成为很多用人单位的标准之一；在日本，高中开设的汉语课堂已增加到500多所；在德国，很多中学会考科目设立了汉语；在美国，中文已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

可见，孔子学院在汉语的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它在促进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同时，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文化年

2003年10月到2004年7月，中国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古老、多彩和现代的中国”为主题的“文化年”向法国公众展示了意蕴深厚的中国文化，这是我国首次与外国互办国家级文化年。

近年来，中国又相继在50多个国家举办了不同规模的中国文化年。中国年不仅在展现我国形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的重要方式。

意大利“中国文化年”从2010年10月开始，文化年系列活动在意大利20多个省市展开，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意大利民众了解中国、正确认识中国、深入体验中国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文化年”在罗马开幕，是中意文化交流深入的见证。而以“感受中国”为主题的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澳举办的大规模系列文化活动。自2011年启动以来，各类文化活动在澳展开，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年活动，为澳大利亚人民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及发展现状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窗口，使得澳大利亚人民更好地体验、了解和欣赏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独特魅力。2012年中国在德国举办了“中国文化年”活动，德国的40多个城市共举办了500多场活动，用音乐、戏曲、舞蹈、展览、对话、文学、电影等形式，全面展现了中国开放、和谐、富有活力的新气象。很多欧洲人只知道中国的京剧等经典的传统文化，而对中国的现当代的绘画、文学、音乐、电影等艺术了解不够。举办文化活动，可以让德国民众直接接触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与中国的文化艺术进行面对面交流。

“中国文化年”所举办的各类活动，在促进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将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推向了世界。

三、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活动

1、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之起源和发展

文化中心的设立，是提高国家文化地位、扩大文化影响力和加深国家间文明对话的传统而有效的形式。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根据毛里求斯和贝宁政府的要求，在两个国家的首都路易港和科托努分别设立了占地3600平方米和9600平方米的中国文化中心，并先后于1988年7月和9月对外开放。目前，中国已经在9个国家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设立文化中心的政府文件，更多的文化中心正在加紧筹建。这些文化中心通过举办演出、展览、文化节、影视周、图书节、旅游推介会、体育赛事、产品展示会等专题性或综合性的文化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精神和价值观进入他国公众的文化视野和社会生活。

2、中国文化感召力日益增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最早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毛里求斯和贝宁。毛里求斯和贝宁地区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很多中心人员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忘我工作，并以长年持续的汉语教学、武术、舞蹈培训、各类文化活动赢得了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培养了相当一批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播者，确立了文化中心的影响力。埃及中国文化中心有太极拳课、中医讲座、专题研讨、影视放映等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大使杯中文歌曲比赛”和“大使杯汉语比赛”受到当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而作为我国在欧洲国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法国中国文化中心，则敞开了一扇中国面向西方的文化大门。不论是戏剧节，还是电影节，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不断让中国文化融入法国文化市场，为法国人所接受。韩国中国文化中心有刻着孔、孟、老、庄圣像的院墙和书墨气息浓厚的接待厅，使到这里的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感染。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设立的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教学培训和信息服务，成为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增进友谊的又一重要平台。

如今，中国文化中心已经在海外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贝宁首都科托努，一座座典雅的中式牌坊非常醒目，还有飞檐琉璃瓦、具有浓郁古色气息的六角亭。巴黎市区风景优美的塞纳河畔，中国文化中心左面是著名的荣军院，右面就是埃菲尔铁塔，与河对岸富丽堂皇的大宫和小宫隔河相望。

四、结语

各类海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和兴起，是国外公众不断发现和认识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政府积极对外展示和传播中国特色文化的重要举措。其中所涉及的每一类活动和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艺术精华的体现，为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民搭建了良好平台，更是中国文化传播不断发展的有力体现。总的来说，海外文化交流活动以语言教授与文化传播为出发点，进一步引导国外公众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人文精神等，逐步树立起中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深入发展，是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有益形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