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的渊源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中西文化差异的渊源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外语学习的重要性空前提高， 英语的地位迅速上升。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发展， 我们看到的可喜的一面是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对西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日益熟悉。然而， 另一面也让我们看到， 当代大学生在如此精通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同时，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却到了一种惊人贫乏的程度， 这种缺失现象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今后在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因此， 如何让当代大学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尽快补上丢掉的一课， 并使他们能够在交流过程中用英语熟练地应用， 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 本文在分析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缺失的现状、原因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与大学生传统文化缺失调查

1. 中西方文化差异

由于中西方国家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种族渊源、历史变迁、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语言， 从总体上看， 中西文化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文化基本上都是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思想， 源头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 受基督教影响深远。中国文化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 追根溯源， 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 以孔子编纂修订的六经为其文化的根源和基础。

( 2)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是首要的价值观， 强调个人自由、自我发展和个人进取心。例如， 在英语书面语中， 我字永远是大写的， 在个人与家庭关系的认知上， 西方思想强调个人的自强自立与个性开放，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个人对家庭的义务比较淡化。而中国文化则强调群体意识， 崇尚儒家思想的大同社会。在中国古代文化中， 自称常常用鄙人、不才等谦词， 在个人与家庭关系的认知上， 强调家庭本位的思想。

( 3)崇尚竞争与追求和谐的差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西方文化认为， 人是自然的主宰; 而中国文化则认为， 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关系。表现在人际关系上， 西方人崇尚竞争; 而中国人讲究和睦相处， 以和为贵。

( 4)思维方式差异。西方人注重抽象思维， 而中国人重形象思维; 英语民族重直线思维， 在表达思想时， 要点放在句首， 再加入多种修饰或限制成分， 具有直截了当的特点。而汉民族重曲线思维， 习惯从侧面说明， 阐述外围的环境， 最后点出中心， 是螺旋型思维模式。

( 5)宗教文化差异。英语民族多信仰基督教， 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于是就有God helps those w ho he 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 Go to hell( 下地狱)等俗语; 而中国的佛教信仰源远流长， 人们相信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 故有借花献佛， 平日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等习语。

( 6)法制观念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 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 主张用法制， 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 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中国人认为法律只是道德的补充， 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 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 控制和压抑一切不符合道德的欲望， 讲究克己复礼。总而言之，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 而现代西方文化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 从本质上讲， 农耕文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带有闲淡、随意、自由的特征， 桃花源式的生活方式和大同社会是中国人推崇和向往的世界; 而工业文明， 是一种机械化、大生产、协作性的生产方式， 它的出现， 推动了市场经济下和商业文明的产生， 带有明显的功利性， 以追逐利润为最终目标。

2. 大学生传统文化缺失调查

针对以上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分析， 我们对学生进行了有关中西文化了解状况的调查。调查内容涉及人生观、价值观、音乐、美术、古典书籍和宗教、习俗等方面， 共20道题， 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令人不尽满意， 在价值观的调查方面， 认为将来成家后打算继续与父母同住的学生只占所有人数的3%， 这与我国传统伦理中以家庭为本位的孝道相背离。在音乐方面， 了解Ame rican CountryMusic的学生人数过半， 而听过5二泉映月6、5十面埋伏6、5昭君出塞6等我国民间音乐的学生却寥寥无几。

在节日习俗方面， 主动参加西方传统节日的学生占90%， 而主动参加中国传统节日的学生只有25%。其中， 更有80%的学生对我国传统的节日如重阳节的意义一点不知。在建筑方面， 有95%的学生选择了喜欢西方的建筑风格而非我国传统的青砖红瓦住房建筑。

在宗教信仰方面， 近80%的学生竟然认为基督教为我国传统的宗教， 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表示比较青睐于基督教而非佛教。

当然， 在古典书籍的阅读方面， 众多学生还是比较倾向于阅读我国的古典书籍而非西方的书籍， 这与我们的语言文化背景有着莫大的关联。

但是， 从整体上来看， 此次中西方文化知识的调查结果还是让人陷入了沉思， 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过程中， 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固然是好事， 值得提倡， 但是其对我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却令人不尽满意。

二、造成大学生传统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

1. 社会功利思潮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与世界的接触也日益的紧密， 英语作为一门世界性的语言， 其重要性也日渐凸显， 社会上流行一种只要拥有娴熟的英语， 未来的生活充满阳光0的思潮。因此， 英语专业成为人们竞相捧之与羡慕的专业，认为读了英语专业， 毕业后工作肯定会好找， 有了英语这门硬技术， 就相当于有了打开未来的金钥匙。这种错误的社会功利思潮也逐渐地侵蚀着众多高校学子， 促成了高校学生只重英语和英美文化， 不注重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良之风。然而， 当前形势下， 我国正处于全面与世界接轨的转型期， 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英语自然成为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无形中也体现出了英语的重要性，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学生造成了误解， 认为只有学好英语才有前途， 学不学我国传统的文化都无所谓， 即使学好了对将来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2. 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

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主流文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冲击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此现象则显得尤为突出。美国著名学者阿特巴赫指出: 传统的学术中心变得更加强大， 并且越来越集中于北方的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以及欧盟中的大国(主要是德国和法国， 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中心国家的准则、价值观、语言、科学革命和知识产品主宰、挤压着其他观念和实践。在全面开放的社会环境下， 我国高等英语教育在制度规范、价值观念、课程标准、教学媒介语诸层面， 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阿特巴赫的上述论断。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取代了我国传统的大学教育制度， 也削弱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在当前形势下， 西方文化的标准、生活方式在无形中对青年学生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影响， 学生接触英语文化的途径和机会更多， 更易于接受西方的文化标准。许多大学生都只看美剧不看我国本土拍摄的电影， 唯欧美音乐为尊。针对此现象， 我国一些学者发出了当代大学生正经历着深刻的文化殖民过程的感慨。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上百年的忽略消亡， 又面临着国际强势文化和经济大潮的冲击， 如何才能确保其在高校学子内心的地位是个很大的问题。

3. 部分授课教师自身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不够全面

教师是学生前进的导航仪， 对学生的学习起着莫大的作用。目前， 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专业教师自身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不够也有着很大的关联。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还缺少对传统文化的系统设置， 许多年轻教师自身就是英肥中瘦的受害者， 而他们又作为园丁来教育下一代， 势必会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的知识结构融进教学方法中去， 使学生在无形中受到影响。

4. 教育转型阶段学生认识的偏差

在当前形势下， 我国的教育还处于改革探索的阶段，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如何正确处理专业学习和加强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还处于一种迷茫状态。这主要是由两方面造成的: 一方面， 从20世纪90 年代末国家确定科教兴国战略以来， 我国的高等教育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转型，也给教育者和学生思想上带来了许多迷茫， 近年来一波又一波关于教育改革是非的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论证。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到底学不学中国传统文化， 为什么要学， 这些疑问在他们脑海中一直未得到明确的解答， 进而也促成了学生在认识上产生一系列的偏差。另一方面， 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不利因素也不容忽视。要学好一门西方语言， 学生就需要投入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 而且还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去了解并融合西方的文化， 这样， 他们本来就不多的时间就会显得更为紧张了， 进而也就造成了学生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加强自身传统文化的修养， 这些弊端在教育转型期会显得尤为突出。

三、强化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对策建议

如何在对当代学生的教学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在教学中， 达到两种语言间文化的完美结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使学生在了解西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的同时， 熟悉我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并能运用英语准确表达， 是进行交流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实际中， 我们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大力加强教师的传统文化知识修养

所谓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教师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不够， 他对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就有莫大的影响。学校应该定期考核教师的传统文化知识学习， 对不合格的教师给予督促提醒。这样， 教师日常学习的知识就会在无形中影响着学生， 教师在授课期间也会有很多素材对学生进行传授， 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美与博大精深， 使学生体会到我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也是相当重要的。

2. 在教学过程中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文化的讲授方式可以转变为中外文化综合讲解、有机结合。授课教师可适当地将传统文化与英美文化或对比， 或结合， 或综合运用， 这样让学生在掌握英语文化的过程中， 通过大脑的加工和对比尽可能多地学习传统文化。比如， 在讲述跟课文相关的西方文化背景、西方文化传统的同时， 可以向学生提问与之相同或相异的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学生并无了解， 教师可利用这个时机向学生讲授传统文化习俗， 达到双重效果。由此， 在实际学习中， 他们开始注意到中西方文化中的相似性， 并注意总结， 可以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阅读方面， 当代大学生由于考试和就业压力， 大多对英语阅读材料并不陌生， 如果在大量的英语阅读之余再阅读适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 不仅能增强自身传统文化修养，还有利于在文化对比中更好地掌握英美文化的内涵， 增加就业的筹码。实际上， 阅读文化古籍也是一种文化学习， 中华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内涵， 每一字每一句无不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要掌握足够的历史知识， 还要了解各地的风俗、文化、宗教等， 在无形中加强了自身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掌握。现在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书籍都有英译本或专门的英语介绍书刊， 这为学生进行各种阅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在阅读过程中， 学生还可以掌握大量的关于中西文化术语的翻译技巧。

除阅读外， 我国目前有许多优秀国产影片都有英译版，英语专业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观看一定数量的英译国产电影， 如根据一些经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电影等， 主要领会其中蕴藏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 使学生对中华文化有感性的认识。平时在课堂上也可以以讨论或辩论的形式， 由教师指定文化题材， 针对中外文化的不同和相同点进行分析， 让学生在辩论间掌握中华传统文化知识。

3. 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

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 遏制西方文化思潮在当代大学生中泛滥的局面， 使学生姓中不姓西。当代大学生由于长期接触西方语言文化， 在人生观尚未完全形成的时期， 很容易在思想上不加过滤地接收西方的文化， 而对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持一种漠然或否定的态度。例如， 如今西方的情人节在中国大学校园中可谓尽人皆知， 一到情人节商家就想尽花样来招揽生意， 街上商店到处可见年轻人庆祝节日的身影。然而， 到了我国传统的情人节/ 七夕0的时候， 在年轻人中有很多不知七夕是干什么的， 街上到处冷冷清清， 与西方情人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 这也和商家的大力宣传有很大的关联。

篇2

一、引言

礼貌用语是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同的文化体系对礼貌言语的诠释会采用不同的准则和策略，赋予礼貌不同的内涵。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在语言的礼貌表达上存在的差异是多角度的，可能体现在礼貌的内涵、礼貌原则的侧重和选择等诸多方面。本文通过对英汉语言体系中礼貌原则的对比分析，揭示不同文化体系对礼貌概念的不同理解，指出正确理解这些差异，可以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英汉语言中礼貌原则的比较

1.英语语言中的礼貌原则

Grice（1967）指出，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谈话双方必须要相互合作，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即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但实际交际中人们违反这些准则使用含蓄间接的表达，合作原则却又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于是英国语言学家Leech（1983）效法Grice的合作原则，提出礼貌原则。Leech从“损惠”的角度提出六条礼貌准则：

（1）得体准则（Tact Maxim）：少让他人受损，多使他人受惠最大。

（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少使自身得益，多让自己受损最大。

（3）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少贬低别人，多赞誉他人。

（4）谦虚准则（Modesty Maxim）：缩小对自身的赞扬，夸大对自身的贬损。

（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减少分歧，增加双方的一致。

（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减少双方的反感，增加双方的同情。

在以上各项的次准则中，第一条次准则比第二条次准则更重要。其中得体准则与慷慨准则，分别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关于如何对待他人，适用于请求；后者则是如何对待自己，适用于答应帮助。赞誉准则和谦虚准则也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规定如何看待他人，后者规定如何看待自己。一致准则提出不宜直接表达与对方不同的观点，否则就是不礼貌的行为。同情准则关键是要表达与对方共同的心情，喜别人之喜，忧他人之忧。礼貌原则可以说是合作原则的一部分（Leech，1980），它解释了人们在语言交际中有意违反合作原则含蓄表达自己，是出于礼貌的考虑。后来Lakoff，Brown & Levinson（1987）分别从“面子（Facing-saving Theory）”角度作了支持性的补充。他们认为，在许多言语社团中，交际双方为保持良好社会关系，使交际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进行，顺利地实现交际目的，就要选择适当的交际方式，尽量使用礼貌语言，给双方都留面子。

2.汉语语言中的礼貌原则

虽然礼貌原则的提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上，但是也可以指导汉语的表现形式（何自然，2004）。只能说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礼貌原则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各有侧重的。我国语言学家顾曰国（1992）兼顾不同文化中礼貌的共同特点和汉文化中的个体特征，对礼貌行为所遵循的准则及礼貌的文化特征也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制约汉语言语行为的五条礼貌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其中前两条在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指谓听者或与听者有关关联的事物时要“抬”，要“尊”。称呼准则指人们出于礼貌，在相互称呼时仍按照“上下，贵贱，长幼”有别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文雅准则即出言高雅，文质彬彬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求同准则与“脸，面”有关，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说话要力求和谐一致。最后一条准则是指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增大他人的益处；言辞上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3.英汉语言体系中礼貌原则的对比

3.1礼貌同“脸”、“面子”有关，但如何维护交际双方的“脸”和“面子”以及理解和处理方式上却存在差异。汉语文化理解的“脸”和“面子”，要求在言语交往中讲究“赏脸”，避免“丢脸”，要“给面子”、“顾全面子”。“脸”、“面子”通常指群体出于尊敬给予个体的一种良好的声誉，面子的获得要依赖于他人的参与，不能把自己置于与他人分离的境地。例如，当要实现某些言语行为（如：提出要求、批评或指责、表示安慰等）时，为顾及双方的“脸”和“面子”，汉语文化要用礼貌作为语用手段，力求和谐。当不得不使用有伤面子的言辞时，采用的策略往往是先肯定后指出不足，或先赞同后摆出分歧，这就是所谓“求同”（顾曰国，1992）。而Brown和将Levinson“面子”（Face）定义为每个人都想获得的一种公共的自身形象（public self-image）。在很多情况下，出于礼貌、面子等非语言因素的考虑，说话人会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或交际策略，避免交际各方甚至第三者的面子受到威胁。它体现了个人的欲望或需求，以自我为取向的形象。而汉语中的“面子”则是依赖于他人的群体取向。

从内容上，Brown和Levinson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与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积极面子即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同、肯定和赞许；消极面子是指会话者的一种欲望，希望他的行为不受阻碍，它关注的是个人的独立性。汉语中的面子表达的是一种希望得到公众认可的声誉或威信，是对社会地位及声誉的认可，二者并不等同。Brown和Levinson的积极面子是指渴求得到他人承认、肯定的欲望。这一概念似乎与汉语中“脸”的定义相近，但汉语中“脸”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并不包含于“积极面子”中。在汉语中，“丢脸”倾向于一种由于不道德的行为而遭到谴责，个人要获得“脸”必须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认可。为此，汉语中的“脸”与积极面子也不相似。另外，Brown和Levinson认为，在每一个会话过程中，两种面子都会受到威胁，甚至说对不起也不例外，会威胁到听话人的消极面子。但在汉语中“对不起、原谅”等本身就是礼貌语，并不会伤及“脸”或“面子”。因此，Brown和Levinson将大多数言语行为列入威胁面子的行为在汉语中并不适用。

3.2“贬己尊人”被认为是汉语礼貌的最大特点，顾曰国将此置于五种礼貌准则的首位。贬低自己，尊敬他人也成为现代“礼貌”概念中的核心。此准则中的两个成分“贬己”与“尊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贬己尊人”在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如称谓、自我介绍、打招呼、邀请、对称赞的回应等。在汉语中非常重视用自称和他称来体现礼貌。如果将他称如：贵姓、尊姓、高见、大作等用于自己，听起来很傲慢无礼；将鄙人、卑职、拙见等自称语言用于他人，又不礼貌。其次，在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极为重视“谦虚”。中国人之“谦虚”与Leech提到的谦虚准则本质上不同。汉语中经常听到“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请笑纳”、“粗茶淡饭，没什么可口东西”、“略表心意，不成敬意，请包涵”、“过奖了”、“不敢当”、“哪里哪里”等类似的客套话，真正把对自身的贬损夸大到最大程度，以此来表示礼貌。与Leech提出的“谦虚准则”则不同。西方人在赠送礼品时，会直接表达希望对方喜欢、欣赏所赠之物。在宴请客人时，也是极力推崇自己最满意的或有女主人亲自烹制的菜肴，以示对客人的尊敬。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受到赞扬后的回应也存在很大差异。当受到称赞时，西方人最得体的是说“Thank you.”欣然接受，避免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因而符合礼貌准则。而汉语中通常会否定赞扬的真实性，以示谦虚，符合礼貌准则。但在此种情形下，对于西方人来说，直接否定或拒绝他们的称赞是对他们积极面子的威胁。

三、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统和礼貌用语系统，由于文化障碍而导致的信息误解，经常出现礼貌用语的语用失误。通过研究英汉语言体系中礼貌原则的异同，探讨其所蕴涵的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之间的交流起一定的借鉴作用。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教师应当重视尊重这些差异，培养语言学习者的文化意识，保证言语交际中话语的得体性和礼貌程度，避免语用失误，从而促进交际意图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Levinson，S.C.Pragma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篇3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from Idioms

ZHANG Xiaohong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Railway Police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53)

AbstractThe language of idiom is the cultural carrier and the language essenc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origi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and the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 from several aspects, which helps us to find ou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order to learn idioms and use them freely.

Key words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origin;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1 习语的概念

习语是idiom一词的汉译。Idiom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idiom指习语、成语之意。广义的idiom包括俗语(colloquialisms)、谚语(proverbs)、俚语(slang expressions)等。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将idiom定义为:习用的一组词，其意义不能从词组里的单个词的意义演绎出来。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认为idiom是词组、结构或表达法，在特定语言里被视作习用单位，其结构特殊，或意义有别于其构成词的字面意义的相加。《辞海》将汉语熟语定义为“语言中固定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改变其组织，且要以其整体来理解语义。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①《现代汉语词典》将汉语成语定义为: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的熟语或成语与英语的习语基本等同。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熟语或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价值观念、社会习俗、思维方式、无不在熟语或习语中淋漓尽致体现出来。②

2 英汉习语的来源及所反映的中西文化差异

作为两种高度发展的语言，英、汉习语极为丰富且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但由于其蕴含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反映出两个民族在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习俗文化以及宗教文化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差异。所以了解英汉习语的来源及文化背景对于习语的理解和使用，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是至关重要的。

2.1 习语与地理环境

文化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每种文化都因其地域、气候、环境的特点而具有不同的特征。英国所处的岛国的位置，对其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英语习语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英语习语与水、鱼、海洋、船舶等有关。如：The old man thought that too many people now let good manners go by the board（这老人认为太多的人现在抛弃了礼貌修养）。 He is all at sea as to what to do next(他不知下一步要做什么)。Still water runs deep（静水流深）。 A 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小池里的大鱼，意思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英国天气多雾，所以有些习语与雾有关，如：be lost in a fog （如堕烟海，指对某件事感到稀里糊涂）。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所以很多汉语成语与土有关。如“挥金如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寸土不让”、“大兴土木”等等。再如，英国人的生活与马有关，英国绅士给人留下的形象就是带着一顶黑色礼帽坐着马车，所以英语习语中表示一个人强壮是as strong as horse, 中国人的劳作与牛有关，所以是“力大如牛”。

2.2习语与《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语中许多诗歌、戏剧、小说都以《圣经》为题材来源，《圣经》的语言,尤其是其中的习语,对英语有广泛的影响,许多英语习语都来源于《圣经》。譬如“to put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是指两种事物格格不入,互不协调的意思。亚当被喻为“人类的始祖”，也被喻为“人类原始的罪恶本性”，因此，习语“old Adam”意思是“原罪”。再如“an eye for an eye”和“a tooth for a tooth”（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表示“彻底的对等报复”，相当于汉语“血债要用血来偿”之意。汉语成语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历史典故，如“负荆请罪”“破釜沉舟”“画龙点睛”“三顾茅庐”“纸上谈兵”等。

2.3 习语与神化传说

希腊文化与《圣经》一样在欧洲传统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的许多神话传说在使用英语的国家是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因此在英语习语中就有大量的借鉴和引用。如apple of discord意思是“不和的根源、发生纠纷的事端”源于希腊神话：佩琉斯和忒提斯举行婚礼时忘记了邀请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这位女神大为恼火 ，留下一个刻有“献给最美者” 的金苹果，引起了雅典娜、赫拉和阿芙洛狄忒的纷争，此事导致漫长的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类似的还有Trojan horse (特洛伊木马)意思是里应外合，Achilles’heel (惟一致命弱点)，a Pandora’s box (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汉语成语中也有来自神化传说或寓言故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 “刻舟求剑”、“狐假虎威”等。诸多此类的英语习语或汉语成语,需要学习者日积月累,才能准确地掌握及运用他们。

2.4 习语与文学作品

许多西方文学作品也是英语习语的来源。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英语习语。《哈姆雷特》(Hamlet)是莎翁的悲剧经典剧作。这个凄惨的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习语佳句。如：第三幕第四场中的hoist with one's own petard,petard是早期的炸药箱，在战争中用来炸开城墙;但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含量低，拿起炸药箱的士兵常常还没等到撤离，炸药就爆炸了，结果令自己炸伤或者炸死。hoist在这里表示“爆炸”。后来这句台词被加以引申，用来比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人反害己。a Barmecide feast（画饼充饥）源于《天方夜谭》，阿拉伯王子Barmecide用自称珍味而实质系空杯空盘的筵席请客。Shangri La（世外桃源）源出英国作家希尔顿(J・Hilton)的小说“Lost horizon”。汉语成语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举一反三”出自《论语》（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耻下问”也出自《论语》；逃之夭夭来自《诗经》。

2.5 习语与习俗

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因此对习语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例如在饮食方面，面包（bread）、牛油（butter）、果酱（jam）、奶酪（cheese）都是西方人的家常食品，所以在英语习语中就有bread and butter（谋生之道）之说。大米和面食是中国人的主食，汉语中就有成语“鱼米之乡”，歇后语“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等。再如，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待同一种宠物的态度不同，那么与此种动物有关的习语就会表达说话人不同的含义。英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部分没有贬义，说某人很幸运是You are a lucky dog，而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大都含有贬义：“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哈巴狗”、“狗腿子”等。

以上从五个方面探究了英汉习语的来源及文化异同，要想真正了解和掌握英汉习语，并运用于实际的语言表达中，必须勤查多记，寻根问底，切忌望文生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习语这一语言的精髓，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增加对英汉文化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

河南省2009年度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公安部招录体制改革下警务英语的课程定位和发展方略》

篇4

一、当前文化产业贸易形势

伴随着知识时代的来临，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形式，与一国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已经意识到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贸易的重要意义，并且近几年我国的文化产业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些年中国的文化产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文化部门的建设以及向产业转化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中国文化产业已经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特别是在核心文化产品方面，逆差现象十分严重。在世界文化市场的格局中，我国占比仅为4%，与文化贸易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相比我国刚刚起步的文化产品贸易出口，欧美日韩等国家早已纷纷占据了文化贸易市场的大半江山。

二、造成我国文化产业贸易逆差的原因

1.对本国传统文化认识不足

长久以来，在我国的传统认知中，知识文化与商业是分开的。“士农工商”、“学而优则仕”等观点洗礼了一代又一代人，却很少有人想到去卖文化，将文化与贸易结合起来。并且我国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保护力度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崇尚西方的现代文明生活，对传统文化却弃之如敝屣，也因此，我国传统文化被他国翻拍与借鉴，并作为他国文化产业输出。功夫和熊猫都是我国特产，却被美国巧妙组合在一起，拍成了电影销往世界获得了无限好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是中国的故事，却被日本改编成网络游戏和动漫，再销往中国。这足以说明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但再构造和创新的能力差，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

2.国际文化标准和“文化折扣”的存在

当今的国际文化市场已进入垄断竞争时代，跨国性文化传媒公司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据着垄断地位，逐步将其文化产品和经营和管理的标准树立为国际性的文化企业标准。

由于观众对于影视产品的价值观、历史、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缺乏了解，难以认同，就会降低作品的吸引力，产生“文化折扣”。由于文化折扣的原因，外国特别是欧美消费者对中国目前的文化产品和企业标准并不理解和认同，在接受中国文化时感到非常困难。我国文化产品特别是影视产品中的意识形态性与民族性的东西过多，从而成为了我国严重障碍，且汉语的适用范围多限于亚洲国家，普及的国家与地区较少，也对文化产品的交流产生阻碍。 而语言来说，英语在全世界的通用以及在中国的普及更是为欧美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减少了又一道障碍。

3.营销与推广工作不到位

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发达国家在文化商业的运作过程中高度重视营销。以美国为例，其影视大片的生产和推销成本一般为7800万美元，其中专门用于市场推销的资金高达2500万美元；我国进口片的宣传费用一般占总投资额的10%至30%甚至50%。而与之相比，我们往往在影片制作、演员片酬方面不惜成本，但在宣传方面却非常吝啬有时甚至连稍好一点的宣传片、剧照等都提供不出来。

4.没有充分了解市场需求

缺乏市场营销观念，使我国的文化企业往往没有做好国际市场调查，没有充分考虑市场需要，而只是根据自己的理念创作文化作品，忽略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决定生产某一产品之前要先考虑目标市场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多少，怎样将产品销售往尽可能多的地方，若只是根据自己的理念创作影视产品，难免导致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而致使需求不足。

5.行业协会和人才的缺乏

在国外，专业的行业协会很多，这些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行业规则，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进行行业统计。此外，拥有较为完善的经纪人制度，签约都由经纪人出面。这些经纪人对于激活、培育并规范文化艺术市场，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我国，人们对中介公司存有偏见，中介组织发育迟缓，尤其缺乏能够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进行创造、生产、推销的企业或中介机构。我国具有市场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文化人才匮乏，具有市场运作能力、洞悉文化产品消费心理的专业经营人才匮乏，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文化产业的生产、管理与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无法真正引导文化产业的进步与发展，也无法带领整个行业走出困境。

6.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较晚，起步慢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之前一直引进欧美电影和书籍。日本动漫和韩国影视，造成严重文化逆差，并且对我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贴上标签的外国文化深深根植，传输了发达国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品位和生活，更造成了今日文化产业发展的窘境。

参考文献：

篇5

悼亡诗，广义的理解是所有对死者悼念的诗歌，都可以称作悼亡诗。狭义的理解是指丈夫对亡妻悼念的诗歌，或妻子对亡夫悼念的诗。中国悼亡题材的诗歌早在《诗经》中就有了，但从潘岳创作的悼念亡妻杨氏之诗问世后，“悼亡诗”就成为悼念亡妻诗作的专称。本文选取了中国宋代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英国诗人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两首悼亡诗。这两位诗人虽远隔重洋、时代不同，但遭遇相似，都以同样细腻的笔触去表达对亡妻的怀念之情，又同样都表现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爱情与死亡。两人对妻子的真挚爱情因妻子的早逝，而将对爱妻的深切思念以文学的形式升华为流芳百世的诗篇。然而中华民族和不列颠民族在表达爱情的方式上大不相同，中国人重含蓄、委婉，英国人则奔放、热烈。但两个不同民族的诗人却以同样的文学形式来描写情感。

本文拟通过对两首诗进行比较，探究文本深层意蕴中的中西差异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一、文本浅层的相思意蕴

首先分析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首感情深挚的悼亡词，全词充满委婉哀伤的情调。上卷主要通过外部形象表达作者对亡妻的思念。“十年生死两茫茫”，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都没有冲淡作者对亡妻的一片深情。长久郁结于心的深长的悲叹，迸发而出，凄哀至极。“不思量，自难忘”。哀思万缕，盘结于心，剪不断，理还乱，深沉绵邀。“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亡妻一人九泉之下孤寂凄清。下卷转入写梦，再次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夜来幽梦忽还乡”，仔细吟咏，不难体味出隐含其间的亦喜亦悲的复杂感情。“小轩窗，正梳妆”，既是梦中所见，又是当时恩爱夫妻平居生活的生动写照。“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十年生死相隔，思念至苦，一旦相见，该有千言万语向对方倾诉；然而四目相视，两心相印，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用泪水浑染而成的幽暗画面，凝聚着作者无限的凄凉之情。梦中情景，何等真切，醒来一切却化为乌有，便又重新陷入生死相隔、渺茫不见的深沉的悲哀。正是由于与妻子的情笃，生者的怀念才会那样深沉；才使得《江城子》感人至深。

接下来看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这也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悼亡诗，是弥尔顿所作的唯一的一首爱情诗。他的妻子死于产褥，诗人通过叙梦来表达失去爱妻的深切痛苦以及对她的无限缅怀。此诗一开始，诗人就仿佛看见妻子又重新回到他的身边，“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èd Saint”。失而复得，百感交集的心情跃然纸上。接着诗人使用一个典故，把妻子比作古希腊美女Alcestis。妇女生产在摩西教被视为不洁，而妻子产后却洗涤干净原来产褥的血污，“Came vested all in white，pure as her mind”，心灵与外貌都纯洁如初，像天堂里的圣女。“Her face was vail’d，yet to my fancied sight”，尽管她蒙着面纱，诗人看不真切她的相貌，却实实在在地看出了她心灵透出的美：既温柔贤淑又善良可亲。妻子如清风如袅烟，缓缓地向人间走来。“But O as to embrace me she enclin’d，I wak’d，she fled，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她就要俯身去拥抱自己的丈夫的瞬间，诗人的梦结束了。这一切都只是过往烟云，带给诗人无限的怅惘和绝望。越珍贵越美好的东西，失去后给人的损失就越巨大，而失去这样貌美德贤的妻子，带给诗人的是无比的痛苦和悲哀。从梦中醒来该是天明了，万物苏醒之时，唯有他则独陷于永恒的黑暗之中，再也没有光明、欢乐可言。细细揣摩，回味无穷。这两首作品从字面意义看，所表达的主题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亡妻的深切思念。

二、深层意蕴中的中西差异以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一）意象选择不同。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意象选择带有一种极普遍的特征。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柴米油盐的生活小事，平淡无奇的家庭琐事，如“小轩窗，正梳妆”这一典型特征的生活片断，写出年轻夫妻相亲相爱的和美关系和幸福生活的情景。中国悼亡诗中意象选择的这个特点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中国社会进入父权社会后长期形成重男轻女的风习，后经儒家站在伦理角度用“礼义”给重男轻女这一思想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女子地位下降就成为定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男主外，女司内”在一个家庭中分工而治是非常正常的。女子“从一而终”，对丈夫克尽妇责，夫在家则“入厨下”，“捧箕埽”，“弄机杼”；夫在外则“寄寒衣”；只起传宗接代的作用。“女子无才便是德”，故诗人要表现对亡妻的深情只能作如此选择。

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意象多用幻想、想象性意象。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Brought to me like Alcestis from the grave，

Whom Joves great Son to her glad Husband gave

Rescu’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

究其原因，这是由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西方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能够参与到各种社会生活当中去，所以西方诗人在表达对妻子的思慕之情时，选择意象的范围自然较广。

（二）表达情感的内容不同。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传递的夫妻恩爱深情多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互相关心、体贴、爱护，呈现出浓厚的人伦情味。夫妻之间的爱情已转换为一种亲情。“小轩窗，正梳妆”。就是其中一个生动的写照。诗人通过这样一个生活片断，写出了一对年轻夫妻相亲相爱、相互关心、互相体贴的情景。究其原因，这主要源于中国文化和诗教传统，中国伦理型文化影响着诗人。朱光潜先生说：“中国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中国男人的理想追求是治国平天下，“随着四婆裙在儒家看来是一件耻事”。中国诗教传统是“思无邪”，“乐而不”，“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应该“厚人伦，经夫妇，成孝敬”。在这种氛围中诗人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人伦亲情来表达悼亡之情。

而弥尔顿诗中所呈现的夫妻间的恩爱情感，不涉及伦理色彩，却带有、情感色彩。如诗中描写妻子对丈夫“Love，sweetness，goodness，in her person shin’d”，“So clear，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But O as to embrace me she enclin’d”，带有味道。这种色彩主要源于西方人的爱情观。西方人认为“爱情是一种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丰富的现象，爱情的根源在本能，在，这种本能的欲望不仅把男女的肉体，而且把男女的心理推向一种特殊的、亲昵的、深刻的相互结合”。

（三）传达的情感色彩不同

苏轼的词中传达的是一种悲情――“十年生死两茫茫”，凄哀至极。可见得夫妻二人生前相知相爱之深，死后刻骨相思之切，以及相思而不得相见之情。所以二三句就自然地迸发出“不思量，自难忘”。这种“思量”，既是一种有意识的无时无刻的思念，也是一种难以中断的无意识的思念。进而“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亡妻泉下孤寂凄清。这其实反映了中国诗人与西方诗人在生死观上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诗人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人死犹如灯灭”。死后双方将不可能再团聚，人死去就意味着永远失去，无可弥补。所以中国诗人对于死亡，情感上是悲伤、沉痛、凄楚，无法排遣，读者亦只能沉浸在诗人的巨大悲痛、深切的哀伤之中。

而西方悼亡诗传达的情感则是“悲”中有慰，痛苦中还有一线希望，相信来生彼世，把乐土天堂看作幸福的归宿。给读者的感受是哀而不伤，情致相对中国悼亡诗来说较为温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诗人悲伤的同时，流露了一种安慰、一份宁静，一线希望。认为妻子死后已升入天国，短暂的生命已上升到永恒的新生，肉体原罪已被冼净。西方悼亡诗这种特点表现了西方诗人对待死亡的看法与中国诗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诗人很少表达出死而有知、彼世亦有乐土的思想。而西方诗人认为死亡与生存之间有连续性，冥冥之间暗有灵魂不与肉体同归于尽的想法。当然基督教天国乐土的影响起主导作用，因而幽明永隔、无路可通的悲惨不及中国诗人那么沉痛，表现在诗歌中的情调也就迥异。

总之，中西方悼亡诗由于各自所受文化传统不同，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特征。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连叔能.英汉对比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赵彦春.诗学散论，青岛出版社，2007.

篇6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07-01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原因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物质基础不同

认为，“法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其最终决定因素是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相互联系的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和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于中西方所处的经济模式有诸多的不同，所以中西方法律文化也就有了差异。

1.中国的由农业主导的自然经济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农业是法律文化产生的社会生产实践条件。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人从属于自然，“靠天吃饭”，没有充分完成人与自然的分裂，而是天人合一。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又必然导致对群体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农业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身隶属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完成人与群体的分化。所以，就个体来讲，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主，依附性的活动关系又必然形成依附性的文化意识，拿中国来讲，在农业文明时期，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就始终左右着意识形态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提倡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完全泯灭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即人的自由本性。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传统的根源。而且，在农业文明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中，熟人社会往往靠伦理、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调整人们的日常行为，对于国家制定的维护君权统治的法律却没有亲近感，更无自觉的应用意识，不可能产生出信法、尚法和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2.西方的由工商主导的商品经济

相对古代中国的农业实践，西方国家在自然经济的怀抱中兴起了独立的工商城市。例如.在希腊.一些城邦首先创造了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城市文明。它们依托地中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靠发展工商业.颁布法律.管理行政等手段进行统治并初步形成了专门调整工商贸易关系如商业汇票、海商信贷、风险融资等方面的规则。这种悠久的商品经济传统，平等主体的权利型、契约型交往，孕育了现代法治的观念。西方的工业文明更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在社会关系上也日益独立自主，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人与群体的分化，工业文明的时代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时代，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释放了出来，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西方法治观念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

（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基础不同

1.中国“天道”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着独特的哲学思想基础，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天道’，它主要由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天或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法则；二是天或神的合乎道德的意志。天道，在古代哲学理主要指阴阳之道、五行之道、仁道。所以，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规律、道理就要顺从天道、体现天道、实践天道。而天地自然阴阳五行的根本涵义是伦常之道。自然的阴阳秩序、五行秩序实为亲亲尊尊、尊卑有等的秩序。董仲舒云：“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种人伦化的天道就产生了伦理化、等级化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和制度。

2.西方“人文”的哲学思想

西方人文精神是以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主流，包括后来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代民主精神。它是建立在反对宗教垄断和封建专制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对经院神学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神为本的基督精神，为“人的发现”“一切为了人”的现世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人文精神决不是依附和追随现实统治，为之辩护；而是以批判精神为武器对抗现实的黑暗统治。它积极关注世俗生活中的人的地位、尊严、权利，但作为精神追求，又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天性和潜能的理想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如自然原则、契约自由、分权制衡、民主政治等等”，后来西方兴起的法治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这种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由许多优秀的精神，其中始终贯彻的正义、自由、平等权利等法制因素，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专制、特权、宗法家族关相比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所尊重的分权制衡、主体意识、权利本位、罪刑法定等原则，也成为现代法治社会寻求的价值目标和大众普遍服从的法律意识，使西方法律文化更能为现代社会所需要，所认同。这也是中国法律文化中急需充实和修正的部分。

同时，中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也已有很多可继承利用的优良部分。比如：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体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日臻成熟的法律艺术；立足于社会总利益的“集体本为”；行为规范的多元素综合结构等。

总之，要提倡兼收并蓄的态度，既在传统文化理搜寻精华，从理解国情里发现规律，从西方成果里汇总经验，从移植中缩短距离。利用本土丰富的法律文化资源，兼容世界一切法律优秀文化成果一定能促进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篇7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3973 (2010) 04-162-02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扩大,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在各国掀起了学习热潮。目前,中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开设了英语课程。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社会上用人单位对英语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过去传统的英语教学方法只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忽视语用,已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然而要达到“学以致用”,在英语教学中加强文化导入是关键。在英语教学中引入英语国家的相关文化并将其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这有助于学习者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促进学生对语言本身的掌握。

2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作为特定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形式,无疑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对文化的保存、发展和传播起着重要作用。而文化是语言的培养皿,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诞生、发展而成。文化因素决定着语言的具体使用,语音、词汇、句法等的选用也都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语言和文化不能孤立存在,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只有掌握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恰当地运用语言,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导入英语文化对学生有效地习得英语具有重要意义。

3 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因此要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就必需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中国和英美国家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单从语言结构上看,语言中许多俚语、典故、格言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个国家的语言能折射出这个国家的生产生活、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特征。英汉语言丰富多彩,中西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但总的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三大因素导致中西文化差异。

3.1 地理环境因素

中英两国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人们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这就必然导致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难免反应到语言当中去。在中国,对夏天的形容应该是“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所以在不了解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中国人对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对“夏夜”美丽温婉的描述感到费解,更不能领会他在第18首十四行诗中把心爱的人比作“夏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ure”。这是因为中国位于亚洲大陆,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天最显著的特征是烈日当空。而英国位于北欧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夏天温和舒适,是最宜人的季节,所以才导致中国人与英国人对“夏天”的联想截然不同。另外,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与农业有关的词语,如竹篮打水一场空,骨瘦如柴,对牛弹琴等。而英国四周环水,海岸线很长,渔业发达,故英语中与水产、船舶相关的词语很多,如fish in the air, miss the boat, clean the deck 等。

3.2历史文化因素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能从语言中看出使用这一语言的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可谓源远流长,而英语文化往前追溯与古希腊,罗马有着密切联系。不同的历史进程对语言的表达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在传统表达,即历史典故、俗语等方面尤为突出。人们常会在不经意间运用具有其民族文化特色的表达,如中国人会说“空城计”、“东施效颦”、“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些源自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成语习语,而英语中则会说道“He’s a Shylock”、“white elephant”、“Black Friday”等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表达。由于民族渊源的不同,在英语和汉语中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如英语中的one’s hair stands on end 与汉语中的“怒发冲冠”相似,但前者源于对一个犯人表情的描绘,意义侧重因“恐惧”而导致头发竖立,而后者意指因发怒而使头发立起来。同样是头发直立,英语中表“惧”,而汉语中表“怒”。

3.3 因素

人的宗教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他们对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和核心的一部分。这一点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语言当中。英美国家主要信奉基督教,而作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圣经》可以说是西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书籍之一。英语中有不少源自《圣经》的表述,如Donout as Abraham, wise as Soloman, Lot’s wife。此外,西方人膜拜上帝,教堂和神职人员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也有许多与之相关的词语。然而在中国,主要受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汉语中有大量关于“佛教”“佛”的表达,如“五体投地”原指佛教中最恭敬的礼拜方式,现形容非常佩服别人,“借花献佛”、“临时抱佛脚”等。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源自宗教的典故成语,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蕴含着幽默、深刻的喻义,极大地丰富了英汉词汇的表现力。

4 英语教学中的中西方文化比较

王佐良先生曾指出:“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因此,要真正学会一门语言,理解其相关的文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英语教学中导入相关的英语文化知识,并与汉语文化进行比较,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克服母语的干扰,在英语学习中用英语思维,将英语学“活”,实现 “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在英语教学中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在方法和内容上都能更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笔者对此提出以下几点策略:

(1) 针对课文内容涉及的异域文化,教师应在课前搜集相关资料或要求学生以组为单位利用课余时间查找相关资料,包括相关的英语文化和母语文化,并在课堂上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演示(如PPT、讲故事、演短剧等),然后再由教师点评并补充相关内容。由于不同的文化习俗,学生只有在了解目标语文化,同时与母语文化对比,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如中国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节,两者存在异同,通过对比分析学生能更好地掌握。

(2)在课堂教学当中,应对教材中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根据主次对其进行或详或略的随文解说,并将其与相关的汉语文化进行比较,以帮助学生理解。如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第一单元Text A中的句子“he put the final seal on my happiness(他使我沉浸在十全十美的幸福之中)”,其中的put the seal on something 有“使成定局;使某事继续有效”的意思,此时教师可通过其中的核心词“seal”的原意印章,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即如果在某书面材料上加盖章印表面与之相关的事已获批准或已经生效,这样通过两种文化的对比帮助学生掌握这一短语。

(3)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观看与学习内容相关并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的影片、视频,这样可以使学生受到英语文化环境的浸润,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英汉文化差异。也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分组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有利于锻炼学生平时的观察能力,同时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差异,真正习得第二语言。

(4)由于缺乏目标语的真实环境,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英语文化的渗透,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第二课堂,按阶段、有重点地指导学生多看一些英语原版影视资料,多读一些英语杂志、报刊、文学作品,多听一些英语材料,以使学生丰富英语文化知识。除此之外,还应协助学生开展英语辩论赛、英语沙龙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真切体会中西文化差异,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5 结语

英语教学的目标一方面是使学生掌握英语的语言知识,包括语法、发音、词汇等,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能恰当地运用语言。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及时导入中西文化差异方面的知识,能使学习者尽可能多地了解、熟悉另一种文化及其在语言中的反映,增强学生对英汉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这不仅对英语教学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而且能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效果,减少因文化错误导致的沟通障碍。

注释:

沈银珍. 多元文化与当代英语教学[M]. 杭州: 浙江大学出 版社, 2006: 63, 84.

张欣叶. 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5(6):114.

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83.

篇8

一、引 言

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对我们日常生活影响较为深，有不少课题对此进行过探究，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系统的概述与总结并探析背后的原因。我们调查后发现被调查者对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了解程度一般，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不了解。大家对于极少数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几个人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我们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究其根源，使大家能够加深了解。本文将主要从中西文化餐桌的入席离席这一方面对比并进行分析研究。

二、问卷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问卷进行发放，采访被调查者，我们了解到大家对中西方餐桌礼仪禁忌的认识很局限，并且极少数人对其后的文化背景进行过探析，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通过分析问卷，我们可以得出被调查者中大二的较多，占有效百分比为44.7%；大一占22.9%，大三占21.3%，而大四的最少，占有效百分比为11.2%。被调查者中英语类所占比例为52.4%，非英语类占47.6%，英语类和非英语类所占比例几乎相当。但除此之外，大家对中西餐桌文化禁忌的了解途径较多：有从课堂、书籍、社交等途径获得的，但是大家从网络和娱乐生活获得信息更多一些。被访者多数认为我们的课题对平时的影响比较大，在某些场合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分析问卷得出，大家对于极少数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几个人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因此，我们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究其根源，这一方面使得大家对其了解能够加深，另一方面丰富我们的课外生活。本文旨在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差异，主要从入席与离席这一方面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

三、正 文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万里不同食。”而在“食”中又以“坐”为先，中西方座次安排存在着很大不同，那么它们所对应的座次禁忌也不同。

（1）入席

在中国，上菜时多以顺时针为上菜方向，居右者因此比居左者优先受到照顾。“中座为尊，面门为上，观景为佳。”[1]

在西方， 通常，桌次地位的高低以距主桌位置的远近而定。以主人的桌为基准，右高、左低，近高，远低。就座次的高低而言，主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以主人的座位为中心，如果女主人参加时，则“以主人和女主人为基准，近高远低，右上左下，依次排列”[2]。其次，通常要把主宾安排在最尊贵的位置，即主人的右手位置，主宾夫人安排在女主人的右手位置。再次主人方面的陪客要尽可能与客人相互交叉，便于交谈交流，避免自己人坐在一起，冷落客人。如果碰上外宾，翻译一般都安排在主宾右侧。家宴的席次相对简单，主人与女主人一般相对或者交叉而坐，主人一般背对厅壁。

因此，中西餐的座次安排一旦和上面所述有很大差距，那么就餐者就会触犯禁忌。而这禁忌与其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第一，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思想主要强调“仁、义、礼、智、信”；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清净无为”。荀子《修身篇》言：“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而西方国家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宣扬个人的力量，看重个人的价值，注重个人主义。第二，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国的宴会或多或少地缺乏对女性的尊重。但是在西方，影响最大、渗透面最广的文化是基督文化。基督教认为基督耶稣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而玛丽亚（Mary）作为唯一生育、养育上帝之子耶稣（Jesus）的人，有着高贵、贞节的形象和慈爱、谦卑的品格，理应受到极大尊敬，被称为圣母。人们将基督教文化对圣母的虔诚、尊敬扩展和延伸，便产生了尊敬世间妇女的行为准则。“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平等、博爱思想也使尊重妇女的社会风尚发扬光大。”[3]第三，中国长期以来以农为本，而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经验，人越老经验越丰富，因而认为年长者是家与国稳定与繁荣的关键，很早便形成了“尚齿（年长）尊老”的社会风尚。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在贵贱相等的前提下逐渐形成尊重老者，以老者为先的传统。但由于西方许多国家的畜牧业、工业较发达，更需强壮、易动和勇于冒险特点，而人越老越丧失这些特点，于是难以形成尊老社会风尚。

（2）离席

常见一场宴会进行得正热烈的时候，因为有人想离开，而引起众人一哄而散的结果，使主办人急得真跳脚。“欲避免这种煞风景的后果，当你要中途离开时，千万别和谈话圈里的每一个人一一告别，只要悄悄地和身边的两、三个人打个招呼，然后离去便可。”[4]西餐中途离开酒会现场，一定要向邀请你来的主人说明、致歉，不可一溜烟便不见了。

然而在中餐过程中，离席不是非常讲究。一般可以选择给主人说一声，也可以选择给身边的人说一声，让他或她给主人说一下情况。造成这种离席禁忌很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和思考方式不同。

参考文献：

[1]多晓萍.从饮食角度浅谈中西文化[N].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2]卞浩宇.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N].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背景：外语教学与研究社，1999.

[4]李明英.社会习俗与饮食文化[N].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

[5]蔡德贵，田辰山.三极世界文化差异（上）——筷子、手指和刀叉的视角[J].东方论坛，2007（02）.

篇9

李安的电影，以1984年的《分界线》为发端，镜头呈现、文化实践、话语策略，基本围绕着中西文化冲突和弥合为或显或隐的主题展开叙事。可以说，李安的电影本身，就是中西文化冲突、弥合的样本。所以，对其文本中的主题蕴含、文化阐发、影像图景做出讨论，对电影史的深层书写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镜头语言中的情感对立结构与陌生化场景中的文化身份迷失李安的作品几乎均是由多部电影同声异响多元变奏汇合而为“一部电影”：百年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集体记忆与梦幻投射。而李安镜头语言和叙事策略的巧妙之处在于，找寻到了从个体情绪感受和内心体验出发的“中国式表达”，以“电影化”的方式承载着中西思想文化形态碰撞之时冲突与差异的文化情绪。从《分界线》到《推手》《喜宴》，如此密集性的冲突展示本身就是文化意识的影像重组。

先说李安的作品中，呈现出温柔敦厚的“中国式的镜像表达”与中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情感冲突结构的张力。其电影叙事几乎都离不开“中西文化/情感冲突”的母题。一般来说，为了配合爆发激烈的情感呈现和忽然而现的外力作用，镜头语言必然需要显示出对比的力度和紧张感，但是李安却付之于温柔敦厚、含蓄婉约的影像风格，在中国传统美学造境叙事的基础上，将手卷式的镜头推移、中景为重心的空间构建和气韵接合的“境韵”追求等元素整合一处，本身就形成影像上的中西交融/冲突的张力，并找寻到了既具备中国式美学蕴含，又能为了中西冲突、文化反思、人性诉求将思想意识具象化的声画组合方式。《推手》是以“诗经式”的镜头语言讲述中西文化情感冲突的最佳范例。退休后的太极拳师朱师傅孤老无依，漂洋过海到美国与儿子同住，寻求家庭的天伦之乐，不意很快就和美国儿媳马沙发生了冲突，据此剧情细致地呈现了中美文化差异、冲突和隔阂导致的悲剧。朱师傅的太极拳师身份符号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儿媳马沙素食、独立、有个性，不啻为西方现代文化的化身。当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共居一室”时，激烈冲突成为必然。李安的镜头语言是不疾不徐的，是舒缓温雅的，叙事的角度是个体化的、情感结构的，在想象父慈子孝、忍辱负重、恭谦温良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崇尚个人主义、缺乏敬老意识的西方文化在情感层面的冲突过程中，以满是不安、惶惑的心态，显示中国文化在迷离难解、斑驳陆离的美国环境中冲突不断的困境和远景的迷失，同时也展现着克服精神分裂、寻求身份定位的努力。李安以其“冲突式”的镜头语言张力性、细致化地展现着中西文化情感层面上的冲突。

再说李安的影片惯用的，在陌生化的故事场景设置中展现文化身份迷失的惶惑与苦痛。李氏很多电影的叙事环境总是设置在“异地”――家国的异地、文化的异地、情感的异地，利用陌生化的场景框架，更加有效地铺展叙述异文化对立中身份意识迷失的人群的苦痛与挣扎。而其最显著的特点，又是深植于民间普通民众，甚少超前也不曾脱离这个社会层面的群体现实。普通民众/陌生化场景/文化差异隔阂，三者合一，将叙事中的冲突展示得鲜明而富有冲击力。《推手》中的朱师傅及其儿子从中国来到美国，故事以朱师傅和儿媳、餐馆老板的冲突为主线，展现传统、文化的迷失；《喜宴》的高家父母从台湾来到纽约，只为了催促儿子结婚，在经历了同性恋事实、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冲击后，无奈地转而寻求身份的定位；《分界线》则直接设置“中国城”“小意大利”两个隐喻性场景，以意大利裔马力奥和中国友人的角色互换文化体验，讲述了剧烈冲突化的精神分裂……可以说，李安正是巧妙地借助这样的叙事框架和结构，在铺展异己性空间里群体文化身份迷失的苦痛的同时，也在重建着内心深处的文化图景，营构中西文化差异的真切状况，表现出文化夹缝之中的华人深藏于心的失家之根和去国之哀。

二、压抑空间里的身份确立和现性中的文化和解

李氏电影展现中西文化意识的对立、隔阂、冲突只是叙事策略和叙述面向，想象中西文化结构碰撞之后的和解、弥合才是其意图和野心，也是其影像的文化意蕴皈依之处。李安的核心意图，在于细节化呈现中西文化结构倍极艰辛的对抗之后的深层次沟通、弥合的隐喻性叙事。弥合的讲述、隐喻叙事已不仅仅是艺术的技巧修辞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也给观者敞开了透视世界本质的一条途径。

一方面，运用压抑空间里的文化身份追寻、确立的叙事来凸显弥合之难能可贵。在李安的多数电影中，都惯于将故事限定在压抑闭锁的叙事空间，传达出平静而冷漠的氛围和疏离气质，在孤立无助、身份迷失并导致人性异化的虚妄场地中，不同渊源的文化相互冲突、碰撞，最终达成心理平衡和弥合。《推手》的叙事空间设置在美国家庭内部，其空间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父亲的到来，不断引发冲突并自始至终都在压迫着故事人物的情绪和观者的神经。镜头不断地在或俯或仰的在都市景观和逼近眼帘的人物特写中交替呈现，巧妙而精密地描画出父亲朱师傅的矛盾心态、潜藏的心理变化和思索自身文化身份艰难的心路历程，最终的镜头里父亲和后辈的和解成为叙事，也因此显得真切而自然。《喜宴》依然把场景设置在纽约的一处封闭压抑的公寓之中，在这里将稍纵即逝又如影随形的中西文化结构的行为、思想的冲突和困惑体现得更加充满戏剧性：中国老夫妇盼望抱孙子，急逼儿子结婚，为此不辞辛苦来到纽约“监督”；而儿子实际上是个同性恋，向往的是美国式的自由生活，为了应付危机找了急需绿卡的葳葳假结婚。故事几乎都在一个戏剧又压抑的闭锁空间中展开。影片最后的“集体拥抱”则显然是为了赋予简单的伦理、文化冲突题材更加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在结合了常见的伦理主题和强烈的文化身份冲突展现之后，实际上是把一个通俗剧的结构层次提升为一部社会剧高度，甚至可被视为一部关系文化个体在异质文化空间追寻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寓言。

另一方面，意在展示现性视域中的文化和解想象。自省内敛的现性风格，是李安电影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导演所受的西方文化思维和传统中国文化浸染结合的产物。而李氏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之下拷问文化、审思人性、展现人情浮动和中西结构差异。实际上，无论是在摄制第一部影片《分界线》，还是以后的诸如《卧虎藏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李安都在强调“现性思考”的重要性和“不同文化和解”的意义。《喜宴》《饮食男女》《分界线》《色・戒》等，虽然题材各异，主题不同，但都是缜密精确的故事情节和影音制备中显示出导演的现代价值理念，并烘托出紧张疏离的内在文化困境和故事人物文明冲突矛盾，在类同都市浮世绘的呈现中，展示惯有的细致构图、细腻情节、情感内敛的现性，而正是在现性光芒的照耀下，中西文化才得以相逢一笑，握手合欢。《喜宴》就是在现代价值理念认同下文化和解的典型样本。高老夫妇传统而内敛，但是在对自由、文明的现代价值的理解中，默许了儿子的同性恋事实；儿子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生活方式和观念都逐渐西方化，然而出于对父母的体谅和人性关怀，宁愿委曲求全假结婚。这是融合中西文明精粹的现代价值的视域观照，影片结尾高父对儿子的同性恋人萨门和“儿媳”的握手道谢，展示的其实是西式新家庭和一个中国意识的传统家庭的冲突与理解。自省内敛的现性呼之欲出。这是李安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所设想出的解决方案。

三、现代语境里的文化自审情结和中西沟通中彰显的人文关怀

在李安的作品中，历史、人性、情感和民族文化的异化处境，都得到了平静温和而又空前冷峻的影像表达。以其意蕴深广的文化体验、深刻细微的人性剖析与冷峻温和的民族文化反思，呈现出现代语境影像叙事和中西文化交流视域所能具有的深度和广度，并为华语电影的历史重构和文化反思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话语实践。这是建构在深切感受中国传统及其艺术精神和文化性格的基础上，同时又不忘树立努力汲取西方文明价值的姿态，以融合的文化观照方式对民族文化和社会现实做出深刻反思的过程中，透过影音构建和银幕叙事所展现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和影像世界。实际上，李安的大部分作品，其类型选择、镜头语言、叙事策略、文化立场，最终都汇集而为“影像深层语法”陈述：文化自审的情结和人文关怀的彰显。这是李安在如今中西文化交流加剧而冲突也日益常态化的处境中，所呈现的文化反思和突围之道。

首先，李氏作品透露着现代语境里的文化自审情结，是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内转”的解决姿态。其叙事策略就是以“中国文化异空间”为叙事时空，以破除中西二元对立话语立场为旨归，既丢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摆脱西方文化批评话语的操持，以彰显个体感受和情绪为观察窗口，力图将中西异质文化传统中的人物和事件放置于现代语境中重新审查，以富有时代和普世文明意识的话语激醒华语文化圈的观者的文化自省，进而为夹杂在冲突缝隙中的群体寻求文化精神的归宿和灵魂身份的居所。《喜宴》在有限的空间内，凭虚构象，叙说现代语境中传统中国式家庭父女之间的琐碎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片中以物象和景象客观疏离的姿态，挖掘人物内心的隐秘，对传统的文化常态和深层结构做出了精微的审视和深刻而委婉的批判。《卧虎藏龙》则是披着“古装外套的现代故事”，侠客李慕白和俞秀莲惺惺相惜，囿于文化传统的意识笼罩，终身都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徘徊、犹豫不决，最终造成爱情悲剧，不啻为古代故事现代语境化的文化省思。可以说，李安的镜像实践，是站在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横桥上，以好莱坞式的通俗剧技艺，将中国式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考量变换为更加普泛化的对立冲突模式，在文化情感冲突中自省文明的局限和补益之道，体察现实生活的隐衷，想象文化互动、弥合、融会的大同世界景观。

其次，在中西文化沟通和反思的讲述中彰显人文精神，以此作为中西文化弥合的结点。东西方的和解，是李式电影一以贯之的影像主题和文化命题，而其思考和解的归结点，则在人文精神，或曰人文关怀。他重在展现人伦亲情，凸显日常生活，在家庭职责和个体意志之间尽量抵达化合的姿态，始终于东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之间找寻和解的可能，而人文关怀则是其中的催化剂。《喜宴》末尾的一个组合段，送行父母返台前，主角高伟同、葳葳、萨门和高氏父母一同观阅婚礼影集，镜头刻意地让他们同置于一个画面，构图本身就展露出一种渴求两代人，亦即两类文化竭力和解的意图，无可奈何的团圆结局叙事中，饱含着婉转苍凉的人文情怀。《推手》的老父亲重新被儿子接纳回家，在坦诚相对中，父亲感人肺腑地说道：“只要你们过得好，我一把年纪了又在乎什么呢？”影片进行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但却直到老父和陈太太再度相逢，相互邀请到自己的公寓做客，电影才戛然而止，此策略是凸显人文关怀的观照最终消弭中西文化冲突尴尬结局的隐喻性叙事方式。李安以这种隐喻，表达他对现代语境中的中西文明会合的理解、同情和祝福，也借此创造了一系列华语电影进行本土和世界对话的典范文本。

[参考文献]

[1] 秦珊珊.多重文化视点下的李安电影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2] 康霞.当东方遇到西方――李安电影中的文化冲突表现[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S2）.

篇10

1 西方会话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20世纪，现代语言学蓬勃发展，语言学家围绕着语言的本质、结构、应用能力及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许多语言学分支应运而生，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话语分析理论等，不一而足，打破了把语言看作是纯封闭的框架，明确了人是使用语言的卞体，语言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进一步认识人类的言语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会话分析理论的发展。

英国牛津大学的Austin认为，语言是用来实施某种行为的，会话是人类最基本的言语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人类的交际中，会话者必须达成

某种默契，都有相互合作、求得交际的愿望，才能使会话顺利进行。

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必须要遵守一些诸如真实、充分、关联、清楚等原则和准则。这就是Grice提出的会话理论的“合作原则”。它有四个准则：（1）量的准则；（2）质的准则；（3）关系准则；（4）方式准则。

在真实的话语交际中，由于礼貌上的原因，会话各方并不总是严格依照合作原则来交谈。因此，Leech提出了另一条语用原则―礼貌原则（PP），它包含六项准则，每项准则又有两条次准则：（1）得体准则；（2）慷慨准则；（3）赞誉准则；（4）谦逊准则；（5）一致准则；（6）同情准则。

通过语言来表达礼貌是最常用的交际手段，是确保交际成功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然而，由于各国、各民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在言语交际中，由于用语不当或出言不逊而引起误会，导致交际失败的情况屡见不鲜。

2 中西文化的合作原则及礼貌原则的差异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语交际肯定有所不同。在一种语言及文化背景下非常得体的话语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背景下可能会显得粗暴无礼。因而，Grice的会话原则是否适用于任何言语社团、社会和会话者，特别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否具有共性的会话准则以便顺利地进行交际，应该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就量的准则而言，中国人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语言行为对环境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在很多场合下，意会胜过言传，有些信息并非通过言语表现出来，而西方人往往健谈，他们常把语言当作“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可见，在量的方面，中国人与英关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在“质”的方而，由于风俗习惯的差异，中国人在公开的场合言语使用得比较含蓄，而西方人则较为“直率”，更喜欢表现自己。

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度，有着各自的礼貌方式，根据汉语言文化有关礼貌的源流，顾日国指出，中国汉文化具有尊重、谦逊、态度热情、文雅四个方面的特征。同时他提出了五条带有中国特色的礼貌准则：（1）贬己尊人准则；（2）称呼准则；（3）文雅准则；（4）求同准则；（5）德、言、行准则。

如果把上述与汉语言文化有关的五条礼貌原则同Leech的礼貌原则做个对比，就会发现语用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差异。称呼涉及礼貌问题是汉语言文化的特征，称呼的方式与礼貌之间的关系在英语文化中并不明显，在汉语言文化中则显得亲切自然。英语民族不分民幼尊卑，都是直呼其名，以示“亲切”，这是强调尊老爱幼注重上下关系的汉民族所难以接受的。

“求同”准则涉及“面子”，英汉两种语言表达礼貌时都会注意这一方面，但对于如何维护交际双方的面子，却因为文化价值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在会话中讲究礼貌策略，正是为了保护和降低而面子受到侵袭。比如请求让路被认为是干扰了听话人的自由，所以“Excuseme”就成为由于威胁了对方的负面面子而使用的负而礼貌用语。在汉语言文化中，言语交际中常常讲究“赏脸”，避免“丢脸”，要“给面子”，“顾全面子”。为了顾及双方的“面子”，中国人往往采用礼貌的语用手段，力求和谐。而在不得不有伤面子时，也会先肯定然后再否定，或先表示赞同然后再谈分歧，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同”准则。

礼貌同隐私的关系在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中是不同的。对于“隐私”的定义不同，价值也不同。在中国，群体文化的交际规范视关心别人为传统关德，因而在谈话时，说话人可以涉及到诸如个人、家庭、婚姻、工资、收入等方面的问题。而在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英语文化中，却会将这类情况视为隐私，认为与之相关的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3 结语

了解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交际，而了解中西文化在这方而存在的特点及差异，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向学生介绍英关文化以及在与英关人进行言语交际时应该注意的这些原则，从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真正将英语作为开拓视野、了解世界的工具。

参考文献：

篇11

每种语言是一个民族在生存和进化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习语是一种经过历史浓缩后携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言资料，是语言中最能反映思维特征和思想特征的部分。习语是经过长时间使用而提炼出来的短语或短句，是语言中的核心和精华。

关于习语，“的解释是把idiom分为两义：（1）language of a people or country；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is；（2）succession of words whose meaning is not obvious through knowledge of the individual meanings of the consistituent words but must be leant as a whole。因此，习语从广义上包括成语，谚语，俗语，惯用语，俚语和典故。

从文化的世界观角度来看，各民族生活的地球只有一个，因此，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共性。但是，“不同民族的语言，因物质环境和所处地域不同，社会文化的哲学渊源不同，因而也必然存在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现实。”习语是在劳动中创造的，与民族的一定现实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连，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习语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本文试图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心理文化的差异探讨英汉习语含义对比及翻译。

一、从地理环境差异探讨英汉习语含义对比

英汉习语在地理环境上的差异表现是明显的。我国盛产竹子，人们对竹子的感情深厚，因此，我们常常用成语“雨后春笋”来形容一般事物的迅速发展和大量生产，英语则用“like mushroom”.英国不产竹，甚至连英语中的bamboo一词也是外来语，所以英国人就不可能以笋做形象比喻。

二、从经济生活差异探讨英汉习语含义对比

民以食为天，人类发展的历史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食物而奋斗懂得历史。各民族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不同，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不同。如生活在海边的人经常吃海鲜，生活在草原的人经常吃肉，生活在山地的人就很少吃稻米，不同的生活条件产生了不同的饮食习惯，英汉习语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饮食上。

英国地形呈多样性，可耕地约占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二，主要在东部地区，西北部以山地为主，适合畜牧业。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物是面包，牛奶，黄油和奶酪，这些主要食品当然也在习语中体现出来了，只要我们稍微留意，就会发现构成词里有“bread”一词的习语不少，比如英国人用bread and butter来表示“生计，谋生之道”，可见他们对日常生活物质的主要追求是面包。而中国人的主食以米饭为主，因此，中英在日常生活的表达习惯上表现出很大差异，如“生米煮成熟饭”译为“It i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以上习语例子的对应表达可以看出，在西方的饮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米”在东方人的饮食中必不可少。正是由于这种饮食习惯的不同，英汉习语在表达同一种源于饮食文化的意义时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三、从风俗习惯探讨英汉习语含义对比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受民族心理状态的支配。民族风俗是丰富多彩的，它构成了习语丰富的底蕴，是习语赖以滋生并获得顽强生命力的深厚土壤，许多习语就出自民俗。

以龙（dragon）为例：中华民族是一个以龙为图腾的国家，我们以“龙的传人”为自豪，因而“龙”在汉语中经常和吉祥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如：“龙飞凤舞”，“龙风呈祥”，“生龙活虎”“龙盘虎踞”等等。而西方对“dragon”的解释却是指一种凶猛的动物，如果指人则含贬义，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又如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牛，因此，在语言中寄托了人们对牛的深厚感情，“壮如牛”，“像牛一样工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在英国，马是皇家饲养，御用的动物，因此英国人对马赋予很多寓意，用as strong as a horse 表示“壮如牛”，用work like a horse 表示“像牛一样工作”。

四、从心理文化差异探讨英汉习语含义对比

心理文化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在我国，人们在心理上厌恶鄙视狗这种动物，常用它来形容和比喻坏人坏事，比如：狗仗人势，走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狼心狗肺，狗腿子等。然而对于西方人而言，狗即可以看门或打猎，也可以视作人类的宠物，朋友或伴侣。所以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大多没有贬义。而 “狗”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是一种为人钟爱的动物，是“忠实”的象征。英语中带“狗”的习语多含褒义，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语折射出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习语的表达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翻译习语时必须兼顾两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 。

（一）直译

有的英语习语与其对应的汉语习语在意义上和用法基本一致当然基本对应并不是说完全对等，两者有可能存在某些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因此可用直译方式，以保持原文的特点。

例（1）In ancient times if a man’s eye put out by his enemy， he might revenge by putting his enemy’s eye out. This was the rule of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既然英语习语和汉语习语同出一辙，意义未变，就可以直译。

（二）直译加意译

英语和汉语习语在用法和意义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仍然有共同之处，也就是部分对应。在这种情况下，可采用直译加意译的方式将英语转换成汉语；

例（1）To play a dance music at a funeral is to put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

“to put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直译为“旧瓶装新酒”，虽完整地按照原文的语言习惯进行表达，但是读者有可能误解其寓意，故需要补充“不协调”加以说明。

（三）意译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原语包含的信息在特殊的历史、经济、政治和地理环境下，人们的特殊需要毫无共同之处，如果硬译，不仅显得繁冗拖沓，而且对于那不了解文化背景的读者来是或也会感到莫名其妙。这时翻译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拘泥于原文，可舍去形象，重在原文的表达，用非形象性的语言表达将原文中的信息表达出来，以使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和欣赏原文的美妙之处。It is a long lane that has no turning.（路必有弯，事情必有转机。）若直译为“没有转弯的小巷的确是一条很长的小巷”正好与所要意思相反，这样就会贻笑大方。

以上几种方法是翻译习语中最常见的方法，我们首先要弄清它们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再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灵活处理。只有这样，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才能够让别人准确地理解自己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们学习和研究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语言认识世界，通过比较各种语言了解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中英汉习语对比学习进行文化输出使本国习语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财富，同时，应学习外来习语以丰富本国语言，从而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构件多元共存互补的世界文化新格局。

参考文献：

篇1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5-015-01

教育过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我们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即为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师生彼此所处的作用、地位和态度等等。师生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教育价值主体和其作用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体现，也就是说，一个受学生喜欢的老师，其教学效果势必要超出一般老师。因此，建立和谐积极的师生关系和健康良好的师生观对中国教育十分必要。

一、中国与加拿大的的师生关系差异

在加拿大，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注重互动性。另一方面，学生尊重老师，但同时也认为老师并非圣贤，老师出错可以理解，老师不懂的也可以和学生一起探讨。学生提问时，老师多以平等的口气询问“你的意见是什么”而非“我要点人回答问题”或者“你来回答”。教师为学生服务的观念很强，学生及家长较容易投诉和批驳教师。师生关系相对平等且课堂的互动性较强。

而在中国的课堂上上，老师具有绝对的权威，课堂氛围也较为肃静，上课要做端正，要发言要举手，要做什么一定要先向老师报告已经成为了绝对的规则。在中国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对老师十分信任也十分尊重，特别是面对老师的学识时，很少有学生会对老师的说法当面提问，除非老师先问一句：“有没有什么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有一种“问话”的形式，即相对注重单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强调教师对教学过程的干预和控制，教师在课堂上权威地位明显，重点关注学生最终的学习成果。

二、中国师生关系的文化探源

师生伦理关系在注重人伦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备受重视，在伦理学中，“伦”指“人伦”，而“伦理”指调整人伦关系的调理、道德或原则，通俗来说就是处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规范，而教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部分，更是具有了鲜明的伦理性质。“君师并称，师道尊严”、“传道、授业、解惑”、“启发诱导”、“引发自得”等观念都是中国传统师生伦理关系的重点体现。无疑，这样的师生伦理的观念对如今中国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君师并称，师道尊严”是中国传统社会师生关系理念的主流。“君师并称”、“尊道必尊师”等观念都影响了如今的教师地位。而“师道尊严”观念，一方面将教师地位高同君主，师生关系在便有了君臣之色彩；另一方面，在人伦关系方面将师与亲并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等观念给予了教师父亲般的地位和权力。

“传道、授业、解惑”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教师的主要职责所在。在古代，教师是统治阶级传达其钦定的伦理规范的重要角色。因此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传统的师生关系一直为主客体关系，教师为主，学生为客，这也就决定了如今的师生关系中教师较为主动这一特性。

“启发诱导”、“引发自得”的教学观念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传统的师生关系中中，教师的作用是引导或指导，为学生指明学习方法和方向，然后放手让学生去自修。这可谓是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的雏形。

三、加拿大师生关系的文化探源

从教育观来说，在加拿大人的词典中，education的首要意义是指导、训练、引出，次要意义是知识和能力，最后的意义才是教育，而我们的词典中教育就是“教育”最重要的意义。二者意义差别不可谓不大，教育强调的是被动、服从和规律，而education更为强调主动、创新和探索。

从教师职能来说，之前提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教师职责更多偏向“传道、授业解惑”。而加拿大人认为，教师只是一份工作，是一种职业，教学和社会上的任何人，包括学生都是一样的，因此，在加拿大的师生关系中，平等性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特点。

而从教育目的来说，加拿大人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教育目的是帮助学生的潜力得到更大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教师不是一个塑造者，而是一个帮助者，帮助学生最大可能的获取在人生道路上能够幸福的能力。也因此，在加拿大的师生关系中，可以发现互动性成为了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希望通过与学生不同的互动，了解到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差异，从而帮助学生发挥其不同的潜力。

四、构建新型师生关系

根据中加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差异，在构建中国当前教育体制下的新型师生关系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几点：

1、尊重与信任。尊重与信任是人的一种高级心理需要，对学生而言十分重要。在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不受伤害，这是学生发展重要的内驱力。同时要信任每一个学生，相信其发展性。

2、民主与平等。教师应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以生为本，正确处理好教师与学生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同时要注重教学的民主性，鼓励和支持学生尽可能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3、理解与合作。教师要在掌握学生心理特点和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尽可能的理解学生。在此基础上，与学生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让他们感受到教师是和他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 赵莲英.师生伦理的反思与前瞻，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1（2）

篇13

关键词:礼貌 称呼语 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礼貌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具有相似的社会功能,而且两种语言中常用的礼貌用语也基本对应,但是这些意义相对应的礼貌用语却具有语用上的差异,这一点在称呼语上体现最为明显,而这些差异常常成为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的根源。因此,为了避免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误,本文对基于礼貌原则的称呼语的中西文化差异做了初步分析。

一 礼貌原则的文化共性

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社会或群体,人们的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都由“礼貌”来制约,由“面子”或“面子的工夫”来维系。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礼貌都是普遍存在并受到高度重视的现象。著名语言学家何自然(1997)指出,在言语交际中人们首先考虑的不一定是合作,而是话语的合适与否、得体与否,即礼貌问题。由此看来,在跨文化交际中,言行是否礼貌得体已成为影响人们交际是否成功的关键问题。语言学家Lakoff (1973)认为,在某些类型的会话如非正式的交谈中,肯定并加强双方的关系比真正思想的交谈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礼貌的因素在会话的有效性中占了上风。

国际著名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教授(1983:132)根据英美等西方国家人群的言语习惯,提出了指导交际成功的礼貌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语用原则,该礼貌原则包括6个准则:得体准则(tact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有损于他人的观点,做到尽量少让别人吃亏,多让别人受益。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利己的观点,做到尽量少让自己受益,多让自己吃亏。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对他人的贬损,做到尽量少贬低别人,多赞誉别人。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自己对自己的表扬,做到尽量少赞誉自己,多贬低自己。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自己与别人观点上的不同,做到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增加双方的一致。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减少言语表达中自己与别人在感情上的对立,做到尽量减少对对方的反感,增加对对方的同情。

结合Leech 的理论,顾曰国(1990)根据汉语文化的源与流,提出了汉语文化中礼貌规范的四大特点:尊重(respect)、谦逊(modesty)、态度热情(attitudinal warmth)、文雅(refinement)。并在此基础上,效法Leech 提出了与汉语文化有关的五大礼貌准则:

贬己尊人准则:指称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人或事物时要“贬”、要“谦”,指称听者或与听者有关联的事物时要“抬”、要“尊”。称呼准则:指人们出于礼貌,在相互称呼时按“上下、贵贱、长幼”有别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文雅准则: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求同原则:这与“脸”和“面子”有关,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说话双方要力求和谐一致。德、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由以上两种礼貌原则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为目的的,都是以贬己尊人,为核心的。

而对于礼貌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有不同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有不同的礼貌规范,即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国度中,人们有自己的礼貌方式。我国一向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讲礼貌。礼貌是普遍现象,是各民族都讲究的,只是各民族有各自的礼貌表达方式罢了。

二 礼貌原则与称呼语

礼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苏联符号学家Juri Lotman 所说的,“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礼貌制约了语言的使用,反过来语言又是表达礼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英语和汉语是世界上两种重要的语言,分别代表着东西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英汉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和思维方法的不同,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就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语言表达的差异可以从许多方面介定,但最能体现“礼貌”的行为是对人的“称呼”。

人际间的相互称呼语是日常交往最经常发生的沟通人际关系的信号和桥梁,也是最容易被观察和记录的,能明显地反映出说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社会学者们一致认为,和其他社会言语行为一样,“称呼”这一言语行为有其独特的规律性和系统性。著名学者Philipsen和 Huspek(1985)在谈到“称呼”言语行为的规律性时曾说,“人们的称呼语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语言学题目。在每一种语言和每一个社会中,每当人们相互交往,就会出现要不要或如何称呼别人的问题,围绕如何使用姓与名涌现出一大堆可供选择的方式。在一定的情景中,说话人所做的选择以及他们对所进行的选择意义的解释都是有系统的,不是杂乱无章的。因此,称呼言语行为的系统性――不管是对其使用还是对其解释――是普遍的,尽管组成称呼的系统之要素或系统的规则可能因环境而异。”

正因为“称呼”言语行为的规律性和系统性,称呼语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礼貌习惯,中西文化中的礼貌规则在称呼行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说,作为礼貌原则的最佳载体――称呼语,在不同文化交际中虽然都以交际合作、礼貌得体为总的指导原则,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的每一个层面都包含文化因素,各民族在地域、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学、历史、宗教、发展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从而形成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另外一个民族文化,因此与文化休戚相关的称呼语在礼貌总原则的指导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又有其差异。

三 称呼语的中西文化差异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称呼语,既要承认礼貌原则作为交际的普遍性,又要区别不同语言以及不同的语言变体在称呼方式的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异。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多层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设想在最深的思维层次上,称呼语主要遵守普遍的礼貌原则,而仅在较浅的层次或在具体语言表达方面显示出差异。浅层差异的产生和存在,一是受到不同文化中人的经验、信仰等因素的影响,有时似乎并无逻辑性或理性思维可言,二是在语言使用时这些差异会影响言语的质和量。

正是由于中西社会与文化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称呼语的语用也存在很大不同。在称呼上中国习惯于非对等式称呼类型,而西方偏重于对等式;中国非对等式称呼语的使用表现出一种权势、尊卑取向,它是垂直式社会关系的标志,而西方社会,由于受平行社会关系、个人本位取向的影响,人们所崇尚的对等式较充分地表现出平等的文化取向,是一种平等式社会关系的标志。

中国社会的称呼方略极为复杂,因为它既受传统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上下有异,贵贱有分,长幼有序”的封建社会的宗法血亲关系,以及差序格局的社会现象合为其服务的伦理道德的影响,又受血亲关系(长幼尊卑及疏密程度)、社会地位、职位高低、职业、性别、年龄乃至场合等因素制约。一般来讲西方人际交往相互“称呼”时,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地位及交际双方是“权势”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如果是“平等”关系,双方将会采用“对等”交流(reciprocal pattern),即双方都用名字称呼对方(first name)。但当交际双方关系是一种“权势关系”,即双方社会地位有距离,或双方属于初次交往,那么双方将采取一种“非对等交往式”(nonreciprocal pattern)。其中地位较高者可能使用名字(FN)称呼对方,而地位较低者会用“头衔加姓”(TLN)称呼对方。同样,在“非对等式交流”中,地位较高者所使用的称呼语是表示尊敬的一种手段,地位相当、背景相类似的人们相互交往,“称呼”时直呼其名是为了与对方建立平等关系或一种非正式关系。

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要求人们在称呼亲属时要遵循“长幼有序”、“长尊幼卑”的宗法秩序,年龄长幼、辈分高低是非常重要的称呼语尺度,这也是为什么在汉语中所有亲属的称谓被区分得清清楚楚。另外,对于非亲属,为了表达亲近和尊敬,晚辈对长辈往往被要求用亲属称谓词来称呼非亲属或陌生人,即称谓的泛化,如:儿童称呼非亲属老年人常用“爷爷”、“奶奶”,称呼非亲属成年人常用“叔叔”、“阿姨”,这种泛化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化非常注重群体观念和归属、依附关系,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为行为准则。而西方文化中却没有将非亲属成员纳入亲属成员关系网的习惯,他们更注重个体的独立性、独立的地位,既不以辈分、年龄、资历为等级标准,也不希望“归属”、“依附”和“群聚”,是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行为的原则。除直系亲属的晚辈要以亲属称号称呼长辈外(这也不是绝对的,不少子女会用First Name 称呼父母),对姻亲(如岳父、岳母)则可直呼其名。子女对父母的兄弟姐妹有时回以Uncle 或Aunt+First Name相称,或单称Uncle或Aunt(ie),但从不以 Uncle或Aunt(ie)称呼父母的挚友或来访者。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首先了解双方的文化特点、民族心理和习惯的差异,以避免语用失误。比如:如果中国孩子为表示礼貌与尊敬而称西方上了年纪的女士为“grandma”,会让她们感到迷惑或难以接受,她们宁愿被直呼其名,而不愿领受“奶奶”这一在中国人观念中对年长者的尊称。在中国“老”常常和经验、丰富的阅历及足智多谋等联系在一起,对长者的称呼是尊敬的表示,对方会感到高兴。而在西方文化中,“老”意味着不中用,遭人嫌弃,因而人们都忌讳“老”,怕“老”。如果将中国的尊老观念和习俗套用到西方人身上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由此可见,我们在跨文化交际时要首先了解双方的文化特点、民族心理和习惯,对不同的或相同的语言形式及其使用所持的礼貌规范,要“入国问禁,入门问俗”,使双方交际成功,避免语用失误。当在非母语的国家进行交际时,作为外族人,我们要服从“入乡随俗”的社会制约,处处以当地文化为准绳,行为和言语都要尽量得体,少出现或不出现语用方面的失误。

四 结论

我们在承认礼貌原则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礼貌原则在内涵、方略以及侧重点因文化不同而存在的差异,这是由不同社会对不同准则的侧重,是不同社会间的文化取向、价值观之差异所造成的。我们在研究文化交际时,应以辨证关系考虑问题:既要看到文化之间的差异,又要承认文化之间的共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结果,才能充分解释某一文化中的某种话语现象。

参考文献:

[1] Nessa Wolfson,Sociolinguistics and TESOL,Newbury House Publshers,1989.

[2] 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4期。

[3] 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1998年第2期。

[4]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