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2 17: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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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学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供了美术技能技巧的学习,在美术欣赏和创作的过程中培育和健全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促使学生具备基本的艺术能力,并用多种美术媒体材料和方法表达观念和情感,追求艺术化的生存,追求更高的审美品位,同时保持较高的审美趣味,为终生发展艺术能力奠定一定的基础。
一、艺术能力与个性发展
艺术能力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结晶,凝聚着浓厚的人文精神,闪烁着人类的智慧。在艺术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学生的视觉能力、听觉能力、动作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认识自我和适应环境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在艺术所涉及的联想、推理、分析、综合等活动中,学生的形象思维和科学思维得到协调发展,智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不断提高。学生通过接触丰富的艺术信息,认识和理解本民族与世界各地艺术的历史、文化意蕴,感受其特色,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热爱和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参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艺术能力和经验的获得将使学生终生受益,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富有情趣,使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变得更有效率和更富创造性。
二、构建个性化的美术课堂,促进学生艺术能力发展
构建个性化的美术课堂需要充分发掘教材个性、展示教师个性、发展学生个性。强调美术学习的个性化是“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这一基本教育理念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给予每一位学生平等的教育机会,使每个学生都有权利学习和享有人类优秀文化艺术遗产,使每个学生都具有为生活增添色彩的艺术能力。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实施个性化的教学,让学生轻松、快乐地学习美术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美术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形成艺术经验和艺术能力,获得尊重、关怀、友善、合作、分享等人文素养,促进个性的完善与发展。
1.充分发掘美术教材的人文性,综合性,经典性和创造性,开发学生的艺术能力。美术作品中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以感人的艺术形式、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人文内涵打动学生的心灵,接近学生的生活,表达学生的情感和文化追求。美术课程是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创作技能、文化背景、风格流派等内容的综合,可将古今中外经典性的文化艺术遗产,自然地融入课堂教学,成为学生成长的文化养分。在学习内容的设计中为学生提供了创造性解决问题和发挥其艺术潜能的机会,在探求和学习中不断增加和保持学生学习的动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在美术课堂中注意各学科相互渗透,让学生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掌握大量信息,拓宽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面,在完整的美术活动中逐渐形成艺术能力。
2.教师塑造个性化的教学风格,拓展学生的艺术能力。教师充分尊重学生,营造和谐的课堂气氛,通过教学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和对个人全面发展的追求。同时,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获取信息,实现知识、能力和人格的协同发展。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在于对教案的个性化设计。通过个性化教案的实施,最终使师生共同发展。教师在教学中努力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教学风格,讲究教学的个性化,一是教学语言个性化,二是教学体态个性化,三是教学思维的个性化。
三、重视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提高学生的艺术能力
在美术教学中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生活背景,充分调动他们的主体意识,为他们创设参与体验、主动探索、积极实践的条件,鼓励他们进行个性化的艺术活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形成个性化的审美趣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创设情境,释放激情,表现个性。教师在美术课堂中有意设置一定的情境氛围,创设和调控情境,让学生产生激情,主动参与、释放激情。著名思想家卢梭说过:“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热情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取代,那简直是愚蠢的事。”学生通过情感激发的过程表现个性化的探究欲望,个性化的创造欲望,从而促进学生的个性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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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学视野中的社会利益问题
在法学中,人们主要是通过对利益形态的划分来揭示社会利益问题的。
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庞德(RoscoePound)根据耶林的学说,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③。19世纪末,德国学者纽曼将利益分为“主观的利益”和“客观的利益”之后,20世纪末,又有德国学者进一步把利益分为“主观的事实性利益”和“客观确定的现实利益”两种④。我国学者郭道辉将利益划分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群体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五种⑤;孙笑侠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四种,他还特别指出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社会利益相混淆是错误的[2]267;王保树将利益分为个别主体的利益(包括公民和法人)、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3]377-390。上述对利益的划分虽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层面加深对利益的认识,但是这些划分方法至少在形式逻辑上是有瑕疵的,因为其在论述时大多存在多标准划分的缺陷。
笔者认为,单就形式逻辑而言,最简单也最科学的划分方式是从归属主体的角度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社会利益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从而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整体性的利益,例如经济法学对于反垄断问题的研究是为了“实现以公平竞争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研究是为了“实现以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4]149,但社会利益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团体利益(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最大的团体)。
不过考虑到社会利益对现实生活的重大价值以及尊重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笔者在此同意将社会利益从团体利益中抽离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种形态。对于此种划分,笔者进一步阐释如下。
首先,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划分全面反映了利益所处的三种状态,能够较好地概括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众多利益形态。
比较而言,个人利益是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利益形态,而后两种利益形态本质上都来源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是人作为单独的个体所享有的利益,这是研究利益问题的逻辑起点。团体利益是由一部分人所组成的团体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它不仅意味着个人利益在一定层面和范围内的整合,是个人利益的一种实现形式,同时也意味着是对个人利益的一种超越。诚如格老秀斯(HugoGrotius)所言,“人的特性中有一种对社会的强烈欲求,亦即对社会生活的欲求”[5]44,因此,将团体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应当是可以成立的。社会利益是使全体社会成员得以维系下去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利益,因此可以看成是一种最大的团体利益,在社会这个团体中,它是对所有个人利益和普通团体利益的超越,它是基于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需要而存在的利益形态。
其次,无论个人利益、团体利益,还是社会利益,其最终的落足点均是个人而非其他主体。
必须指出,对于社会利益来说,并不存在“社会”这样一个对应主体,其对应主体应当是全社会所有的个体。实际上,哈耶克早就指出把社会拟人化或人格化的倾向所隐藏的危险后果,所以明确指出“不存在‘对社会的价值’”[6]134。例如,作为经济法核心组成部分的市场规制法,其基本价值就在于通过确认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来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此处的受益人并非“市场”这个主体,而最终要落实到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身上。又如,经济法对消费者、劳动者这样一些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的重点关注显然是希望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对建立在传统私法上的市场失衡状况进行矫正,以消解社会矛盾、缓和市场冲突,由此而实现市场和谐的社会利益当然为全社会所有成员所共享。
再次,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非两种独立的利益形态,而只是在不同语境下对同一客体的表述。
许多学者都强调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同⑥。然而在笔者看来,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社会利益之外的国家利益,通常我们所说的国家利益,不过是社会利益在公法领域的体现。强行将两者割裂开来只会增加理论上的困扰(谁能说清楚经济法中关于金融安全的规定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还是基于社会利益的考量)。通常我们谈及政治、外交、国防等问题时,更习惯于称其为国家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而当我们在说到市场秩序、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利益的概念。一般而言,我们是在一国范围内来谈社会利益的;但在谈论国家利益时,既可能在一国范围内进行,也可能在国际范围进行。如果我们出于特殊的考虑要使用国家利益概念时,那么也必须明确使用的语境。还要指出的是,在经济法中,社会利益的代表者通常但不必然是国家(这里指中央政府),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般将国家看做社会利益的最终代表者。
二对经济法社会利益观的解读与评析
(一)对经济法社会利益观的解读
在经济法学者看来,经济法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民商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商法和经济法存在着利益观上的重大差异。在传统的民商法理论中,由于受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均被视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只要充分保障市场主体自由追逐利润的行为,市场机制会自动引导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利益观在现代受到了重大的挑战。随着市场经济运行的推进和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市场机制本身所具有的诸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自然垄断等缺陷,已经证明了萨缪尔森所说的“对个人来说是妥善的行为,有时对整个国家来说却是愚蠢的事情”。据此,有经济法学者认为,“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在充分尊重私人利益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并由此产生了不同于民法、商法的法域,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动因及其社会性的需要”[7]。进而言之,“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8]。如今西方相当多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他们国家实行的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⑦。
(二)对经济法社会利益观的评析
应当承认,将维护社会利益作为其本位,意味着经济法学界多年来为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法学体系的努力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这种努力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的认可,这种努力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贵的。但是,在笔者看来,上述从社会利益角度出发构建经济法的努力还不完善,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出回答。
1·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基点的法律部门不是只有经济法
其实,诸如环境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一直都被认为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因而被有些学者将具有此种特征的法律统称为社会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法也应当属于社会法的范畴。这些部门同经济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维护的具体社会利益的性质不同,单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证明经济法独立地位的做法至少在理由上是不充分的。将经济法定位于维护社会利益之法,固然表面上将经济法与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传统民商法区分开来,有助于回答来自于民商法学者的指责,但是又与环境法、社会保障法等同样具有社会公共性的法律部门相混淆,在理论建构上仍然存在缺陷。
2·将经济法定位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回应业已出现的民商法、行政法的现代转型
有学者指出,“现代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和应付经济社会化而带来的各种问题的”[9]。如果说,将传统民商法概括为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尚有其历史根据的话,那么我们也应当看到,现代社会的民商法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梁慧星指出,现代民法已经从以“抽象的人格”、“私的所有”、“私法自治”、“自己责任”为特征的近代民法模式过渡到以“具体的人格”、“私的所有的社会制约”、“受规制的竞争”、“社会责任”为特征的现代民法模式[1]4-5。不仅如此,邱本指出,在行政法领域,“特别是随着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新自由主义成为时代的基调,人们重新定位行政干预,其趋势是从行政化到社会化”,“行政的社会化,必然在行政法上有其表现,这就是行政法的社会化”。行政法的社会化具体表现在:“第一,从行政命令服从发展出行政协商指导”,“第二,从行政统治发展出行政合同”,“第三,从行政公法发展出行政私法”[10]212-215。可见,不论是民商法还是行政法,都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转型,这个转型就是要反映时代的变迁,在其原有的制度理念中逐渐融入社会的因素。
当然,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很多经济法学者认为,这种转变尚未从根本上动摇其根本的私法或公法属性,尚不能说这些典型的私法和公法都已经“社会化”了。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不单是民商法、行政法面临着社会化的问题,实际上整个法学领域都将要面对这个问题,所有的法律部门都要给出自己的回答。经济法如果要将社会利益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至少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合理的回应而不能敷衍了事,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现有经济法社会利益观论者谈论得不多。
3·经济法所强调的社会利益与国家的经济职能难以区分
或许是出于对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生活的本能性排斥,又或许是面对来自民商法学界和行政法学界的指责,避免陷入经济行政法的窠臼,经济法学者(特别是提倡经济法社会利益观的学者)近年对国家的问题总是不肯多谈,多数学者在指出市场机制存在缺陷或者出现市场失灵因而需要国家干预经济(当然他们指出这种干预必须是适当的、依法进行的)之后就止步不前。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虽然没有错(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还很不够,因为国家应当是经济法中的一个核心命题,不把国家的问题谈清楚,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经济法的社会利益观也就失去了立论的前提。
笔者认为,经济法研究必须重视国家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国家是社会利益的一般代表,这种代表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国家的职能(特别是经济职能)也决定了由国家出面代表并维护社会利益具有可行性。
三国家与经济法的独立性
我们应当将国家作为研究经济法独立性的逻辑起点。“国家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它不同于古典的古代或中世纪的作为城邦、帝国或领主国等意义上的政治集合体”[11]3。因此我们这里考察的国家主要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从政治哲学角度考察,国家始终是政治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而西方政治哲学的代表思潮———自由主义———也历来将国家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点早在霍布斯、洛克、斯密等早期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就已经体现出来。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国家观念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自由主义虽然不否定国家的必要性,但却将国家角色定位于保障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等有限的领域,进言之,国家的职能主要限于国防、司法、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在此种认识看来,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国家应当是一种弱国家而非强国家。然而,曼与豪等人的社会学研究揭示,“自由主义的国家与弱国家并不是同义语。自由主义国家可能是强有力的国家,而依赖专断进行统治的国家却可能是软弱无能的国家”⑧。不仅如此,还有学者指出,这种自由主义下的国家应该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与统一;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法律与秩序;也不应当拒斥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财富实现再分配,从而实现某种社会正义的职能[12]42-43。
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们对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也不相同。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奉行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国家不主动地干预经济,扮演的是一种“守夜人”的角色。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转向于干预经济的政策,扮演的是一个“看得见的手”的角色。在这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并不能完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问题,因此又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回潮的现象⑨。但是无论如何,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完全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因为这本来就是国家的经济职能所要求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国家自身也面临着困境。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Bell)注意到“国家政府已变得‘太小而无法应对大问题’,如全球经济竞争的影响或世界环境的破坏等”。同时,“这些政府又变得太大而无法应对那些影响某些城市或地区的问题。例如,政府没有多少权力干预作为全球经济主要参与者的大型商业公司”[13]409。但是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可能有很多,充分重视并发挥国家的职能(特别是经济职能)无疑是一种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途径。有学者指出,“国家的职能从本质上说,除了消极地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使公民获得私人利益外,还应积极地拓展范围,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利益”。“国家除了给个人提供消极权利,即因国家的无所作为得到的利益外,还应为个人提供积极的权利,即由于国家的积极作为而得到的利益”[14]85。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国家“积极作为”当然包括国家对经济的适当干预,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由于在现代社会,国家对经济的最终也最权威的干预形式是通过法律表现出来的,那么这些法律自然也分享共同的特点———即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性,所有这些法律的总和就是经济法。这样,从国家的经济职能出发,我们当然可以得出经济法具有独立性的结论。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经济法学界已经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进路,就是从国家(主要是指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出发来认识经济法。例如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5]41,杨紫烜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6]24。虽然学者们的阐述不尽相同,但却存在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出发来阐释经济法的。
四几点结论
首先,我们不能满足于从社会利益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法的内涵,强调社会利益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说,经济法主张社会利益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并实现个人利益。
经济法的独立性并不在于现实生活存在什么独立的社会利益需要经济法去调整,对建基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利益的调整本来就是整个法律部门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经济法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独揽其于身。经济法的独立性源自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而关键性的职能,只要承认国家的经济职能存在以及该职能在现代社会主要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经济法的独立性也就不言而喻。由此看来,说经济法属于公法并不为过。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正视并重视国家经济职能对于经济法的关键意义,理直气壮地承认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是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应当指出,揭示国家问题对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绝非要经济法回到那种完全以行政命令取代企业自由决策、以集体决议否定个人自由选择的时代,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那种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低效率与不公正;也不是否认国家干预本身也可能出现经济学上所说的政府失灵现象;更不是主张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干预。实际上,国家干预不仅要受到宪法、行政法等法律的限制,同时也要受到经济法自身对干预效果的目标约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干预要求其社会净效果是正的,也即实现帕累托改进)。因此,承认经济法的公法本性,说到底是要求我们真正认识到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充分发挥国家(特别是政府)在调节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三者关系时不可取代的地位,以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1 艺术
1.1 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浓缩化或者夸张化的生活。通过创造出新的东西,艺术便可以宣泄人们内心的情绪或者欲望,从而满足人们的主观情感需求。实际上,生活中一切能够表达美的事物和行为都可以称之为艺术,像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电影和戏剧等等。
1.2 艺术的价值
艺术普遍存在,其内容丰富而复杂,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并在社会产品中逐渐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艺术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价值,通过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最终达到调节、改善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的欣赏过程,可以促使人们能够体验到不同人的生活,从而能够达到换位思考,从而促使人们能够互相理解。这就是艺术的价值体现所在。
1.3 艺术的分类
艺术形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首先,根据艺术不同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空间艺术、时间艺术和时空艺术;其次,根据艺术各自的审美方式,则可以分为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再次,根据艺术存在的物化形式,可以分为静态艺术和动态艺术;最后,根据艺术的美学原则,则可以分为表演艺术、语言艺术、造型艺术、实用艺术和综合艺术。依据不同的标准而形成的不同分类之间有相互的重合性,像美学,它是一种空间艺术,又是一种视觉艺术,还是一种静态艺术,最后,它还是一种造型艺术。
2 艺术管理
艺术管理是通过一定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而实施的一种有计划的管理活动,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艺术的有效性传播。一般情况下,艺术的管理者一般有政府、企事业机构和行业机构,他们一般通过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艺术家群体、艺术商品、艺术金融、艺术机构和相关的艺术信息等进行管理。艺术管理的重点是要能够适度掌握作品、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协调关系。艺术管理对于管理者有很高的要求,除了要懂得什么是艺术,知道如何去欣赏艺术,如果判断艺术的价值,此外还要懂得什么是管理,能够把握艺术管理的重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艺术价值的判断,这样的能力是MBA这一类的教育也无法培养出来的。
3 艺术管理对艺术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艺术对于人们如此之重要,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的趋势,文化产品逐步脱离边缘产业而进入主导产业,成为未来我国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撑点,保障艺术的高效快速健康发展,是我们的必修课题。要发展艺术,就必须要做好艺术管理,只有有了良好的艺术管理,艺术产业才会规范运行,才能有效发展,那么,艺术管理者要如何能够让艺术管理促进艺术的发展呢?艺术管理对于艺术发展的重要性又要如何体现呢?接下来,我们将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艺术管理促使艺术综合人才的发展
首先,可以促使艺术管理者的发展。如前面所说,艺术管理对于艺术管理者提出很高的要求。在我国,现有的艺术管理者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凭借自己的感觉对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但是不会管理;另外一类就刚好相反,知道什么是管理,但是却不懂什么是艺术。这两种艺术管理者都有缺陷,无法对艺术进行有效的艺术管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两者之间很好的结合点。所以,要能够促使艺术有效的发展,艺术管理者首先就必须要自我提升,不管是对艺术的领悟还是对于管理技能的提升,都必须要掌握,这样才能促使自己全面综合发展。其次,艺术管理有利于艺术行业其他专业人才的发展。艺术发展需要艺术创作、制作、包装、宣传和推广以及后续服务等等不同环节的人才。艺术管理者如果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将艺术发展的各个岗位设置完备,同时安排相应的素质人员对应相应的工作岗位,人尽其用,设定相应的工作职责,让大家各司其职并相互监督相互学习,最终能够促使让特定的专业人才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进一步自我学习自我完善。
3.2 艺术管理有利于艺术市场的开拓
有市场才会有发展,只有市场开拓了,以市场才能带动艺术的长期发展。但是,艺术行业在我国起步晚,发展缓慢,市场主要集中于高层人物,而这一部分消费者主要集中于艺术品的收藏,作为一种权利和富有的自我展现,而对艺术行业的其他存在形式尚没有很好的理解。而艺术管理就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促使艺术市场的广泛开拓。那么,艺术管理对于艺术市场的开拓的促进作用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艺术管理作为促进艺术发展的一种手段,涉及到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对于艺术市场的开拓,就必须要能够充分分析了解艺术市场。首先是要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分析,了解自己的产品特性,有什么独特性,有哪些表现形式,什么样的形式比较容易被接受,让人刻骨铭心。其次,要分析行业特性,了解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和自己竞争对手的境况,从而能够了解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劣势,发展自己的特有艺术。最后,要分析自己的消费者情况,确定不同阶段的消费者适合什么样的艺术,随后,通过结合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对某种艺术产品记性完备规范性的生产和包装,让艺术产品变成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文化,并通过相关的宣传管理手段,采用不同的宣传方式将这种文化进行广泛的宣传,让大家能够理解并接受这样的文化。通过这样的管理,最终才能够掌握到艺术家、艺术作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协调基础,最终促使三者的协调发展,逐步开拓艺术市场。
3.3 艺术管理帮助优化艺术行业的结构调整
艺术管理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三大手段,通过这三大手段,可以对艺术行业的企业进行优胜劣汰,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
通过政治手段,可以给予艺术发展相关的政治引导,将艺术的概念合理区分,让大家能够把艺术作为一个行业去发展;同时,也可以辅助相关艺术管理专业学校的发展或者是在一些学校设立相关的课程,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给予艺术行业整体一个发展机会。与此同时,可以打开国际市场,促使国内艺术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提升自己,淘汰那些不规范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经济手段,可以给予相关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对于部分艺术品,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让这种文化可以让大家都能享受到其中的乐趣;也可以对于部分艺术家给予相关的经济补助,让其能够更好地去发展艺术去创造艺术。这样可以给予大家发展的资金优惠,防止垄断的出现。
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制止艺术市场的不合理竞争,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进行竞争的给予严惩,以保证艺术市场的公平合理。
3.4 艺术管理保证艺术行业的规范运行
保证艺术行业的规范运行,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辅之以经济和政治手段。对于艺术行业的整体规范,应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定,规定什么样的企业可以进入这个行业,为艺术行业制定标准的入行准则。同时,入行后必须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定,比如说,艺术产品生产的标准和品质保证,市场价格的合理化,以及销售过程中竞争的公平性等等。艺术管理通过相应的手段进行调节进行完善,才能够让艺术行业的运行逐步规范化。
4 总结
艺术管理对于艺术发展至关重要,不管是艺术发展的人才要求,又或者是艺术行业市场拓展是结构调整,还是未来艺术发展的规范化运行,艺术管理都可以起来相应的作用。所以,做好艺术管理,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于地方经济、人力资源以及重视度的不够,现阶段基层医院药事管理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医改的形式下,基层医院需要不断的完善自身的问题,在追求药品经济效益的同时,做好药事管理,从而实现在保障患者安全治愈的基础上,实现基层医院资源的最合理化的使用。
1 基层医院药事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药事管理的功能单一 由于部分基层医院对药品的经济效益过于重视,而忽略了药事管理工作,使得基层医院药事管理的功能变得单一,只能满足日常配发药品的简单工作。
1.2 缺乏药学专业技术人员 一方面,由于基层医院中由于人数有限,出现不少基层医院的医生、护士身兼数职的现象。然而,医生、护士对于药品的采购、调配、养护等知识与技能与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导致基层医院在对药品资源的不合理运用。另一方面,基层医院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很好的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以及再培训,从而造成基层医院管理水平的落后。
1.3 药品供应与管理水平落后 基层医院对药事管理的落后主要表现在药品的采购、入库管理以及药物效期管理的过程中。在药品采购时缺乏计划性,不能根据当地的需求、药物的效期以及医院的资金周转状况进行采购,从而为医院的药事管理带来不必要的困难;在对于采购回来的药品不能进行及时完善的入库管理,未建立对特殊药物管理的专帐,从而导致账物不符等现象,也为药品安全带来隐患;由于采购过于随意,药品效期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从而导致药品失效以及产品积压的情况,对医院患者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2 医改形势下基层医院药事管理的措施
2.1 强化法规意识,完善药事管理功能。药事管理是基层医院的重要工作,是保障群众利益的前提。我们应该根据《药品管理法》,结合基层医院的具体情况,制定并完善药物采购、库存、供应和临床药学检测等各项工作制度。并定期依据《药品管理法》对基层医院工作人员进行法规教育,从而完善药事管理的功能,使基层医院在重视药事管理的基础上,追求经济利益[1]。
2.2 加强药学队伍建设,提高药师技能。首先,基层医院需要根据《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来引进药学专业人才,保证医院药学队伍的基本素质应制定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计划,组织参加药学继续教育和学术交流活动,从而提高专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打造一流的医疗服务品牌,提升医院的整体形象[2]。其次,要调整医院的用人政策,以事业、情感、待遇等营造留得住人才的工作环境与氛围。最后,建立专门的培训体系,对人才进行再培训。规范临床药师制度,开展临床药师的继续教育,改革现有医院药学部门的体制,提高临床药师专业水平和基本素质,针对现有基层医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逐步完善。
2.3 提高药品供应及管理水平 首先,在采购方面要合理的调整药品结构,加强采购管理。药品采购要有计划性,基层医院在采购之前,应对药品的外部环境进行简单的调查了解,然后,决定采购药品的结构以及数量。
其次,实行岗位责任制。基层医疗医院可以实行岗位责任制,将药事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个人,并签订目标责任书,以负责排班和分配组员工作,监督各岗位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协调科室内外工作等。这样,将医院利益与小组及个人的利益挂钩,相关人员在进行药事管理时,责任感和积极性也就被充分的调动出来,从而从侧面保障了药品质量的安全。
再次,做好入库验收检查。库管员必须依据有关质量标准、发货凭证、药品采购计划逐项检查合格后,方可放入货位。验收内容包括实物的品种和数量是否正确,药品内、外包装是否完整、清洁、无渗漏等,核对标签和说明书,特殊管理药品、外用药品、非处方药品应用标识,进口药品应有中文标识等[3]。在检查合格后,认真填写入库验收记录表,内容包括来货日期,药品名称,规格、剂型、是否挂网,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有效期,储存条件,批准文号,进口药品相关证件是否齐全,有无票据,包装外观检查及验收结论,验收人,复核人,入库日期,紧缺药品、新药当日通知药房或临床情况,以及备注等[4]。
最后,做好药品的期效管理。基层医院的药剂科需正视药品的期效管理,建立并完善药品期效管理制度。从药品采购直至调配发放各个环节都要做好监控。并对各种药品的生产日期、有效期、生产厂家以及生产批号发进行统计,并定时的进行抽样检查,保证药品的期效安全。
3 医改形势下基层医院加强药事管理的意义
3.1 降低基层医院药品的成本 规范医疗单位药事管理,对确保药品质量,健全药事管理工作制度,落实职责,开展药学知识培训,检查合理用药情况,以及制定医院用药目录等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医改的形势下基层医院进行药事管理,能够在对外部环境进行了解的基础上对药品进行采购,减少了药品的积压以及失效的情况,从而减少了医院的经济负担。
3.2 规范基层医院医疗行为 在基层医院中,以药养药的现象特别多见。通过医院的药事管理从而规范基层医院的医疗行为,促进合理用药,保证用药安全,杜绝以药养药的现象。
3.3 保障患者的治疗安全 患者在基层医院接受治疗时,由于药品失效使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从而导致患者病情的加重,甚至死亡,这种现象在基层医院屡屡发生。通过医改,加强对医院药事管理,对医院的药品进行有效控制,保障药品在效期内使用,从而保障患者治疗安全。
总之,现阶段基层医院药事管理在制度及人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医改的形式下,基层医院需要通过对药事管理制度的健全、加强人才技能的培训等方式,实现在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合理的使用基层医院的资源。
参 考 文 献
[1] 蒲延容.医改形势下基层医院药事管理的发展.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4(15):229204.
前言
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商务活动日益增多,企业为了得到合作伙伴的信任和客户的认可,都在努力的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传统的礼仪、礼节自然被引入企业的商务活动交往中,从而形成商务礼仪。商务礼仪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商务礼仪与一般的礼仪有所不同,在商务活动的各个环节,如待客、洽谈、推销、商业仪式等,都有一定的礼仪、礼节,遵守这些礼仪、礼节,企业员工按照礼仪礼节去进行商务活动,即可以彰显高素质个人形象,又可以树立企业优秀的形象特征,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一、在企业发展中商务礼仪的建立有利于企业规范行为
礼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规范各种行为。在商务活动的环节中使用规范的行为是商务活动能够取得较好效果的保障,著名礼仪专家金正昆教授说“礼是尊重别人,仪是尊重的形式。”在商务活动中按照礼仪的行为规范来做事,能够更好地 展示企业的文明程度、道德水准。如果企业能够掌握一定的商务礼仪规范,并且能够按照礼仪的规范去进行商务活动,长期坚持下去,企业必定能够获得顾客对企业的诚信度和满意度,最终达到展示企业的文明程度,提高企业社会效益的目的。
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相互尊重”,礼仪的本质也就是“尊重”。商务礼仪是企业在规范的行为准则下,体现出平等互利、公平公正、相互尊重。良好的商务礼节能营造良好的商务交流气氛,为企业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相反,可能会给企业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带来巨大的损失。
在商务活动中,商务礼仪的规范行为能够促进商务谈判与合作,双方人员彬彬有礼的言谈举止,渊博的知识,得体的礼遇,都会给对 方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对对方企业产生好感从而促进合作的成功。在企业的商务活动中,人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合作,如果不遵循一定的规范,双方就缺乏协作的基础。在众多的商务规范中,礼仪规范可以使人明白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有利于确定自我形象,尊重他人,赢得友谊。
二、在企业发展中商务礼仪的建立有利于企业提高
企业软核心竞争力
软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长期运作中形成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特征的经营管理方面的能力。软核心竞争力更加无形化,更难识别与模仿,更具长程性。软核心竞争力的内容首先是通过管理提高人的素质,企业在人的管理中加强礼仪的培养,不仅可以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还可以升华企业的整体形象,为客户留下美好的印象。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赢得客户信任是企业继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企业在市场中能否成为中流砥柱,这都取决于员工的综合素质。礼仪的建立和培养不单可以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还可以培养员工待人接物的处事能力和化解危机的能力,这是企业提高人才素质,提高企业软核心竞争力所必须要加强的。
企业提高软核心竞争力,成功的经营管理模式离不开人性化管理。人性化管理模式采用民主管理、自主管理、“情感沟通”等方法,在人性化管理中,员工能够充分享受物质和精神的激励。能让员工形成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增强归属感。人性化管理包含对人的尊重,礼仪的核心就是“尊重人”,所以,礼仪渗透在人性化管理中,员工得到了企业的尊重,才可能更好的接受礼仪的理念,用礼仪的规范来要求自己。这样,企业就会大大提高它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企业才会处于不败竞争地位。例如:IBM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采用的“沃森哲学”对公司的成功所贡献的力量就是无可估量的,沃森哲学主要包括:l.必须尊重个人。2.必须尽可能给予顾客最好的服务。3.必须追求优异的工作表现。“沃森哲学”的管理理念就是利用礼仪的理念,加强公司对内和对外的管理,使公司以强有力品牌形象支撑、带有浓厚IBM企业文化色彩的全球化经营能力就是一个极典型的软性核心竞争力。
三、在企业发展中商务礼仪的建立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树立
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首先要打造企业员工的形象,在商务活动中,商务人员的个人形象不但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为之工作的企业。其精神风貌、服务态度、业务水平、装束仪表,都是企业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塑造员工形象,就是塑造企业的组织形象,员工素质代表企业的凝聚力和企业的经营理念。
在商务场合中,商务人员的仪容、仪表、仪态、言行举止都很重要。每个员工的良好形象,在商务交流对象眼里都是企业的良好形象,而任何一个员工的不良形象,都会破坏整个企业的良好形象,使企业的竞争处于不利之地。在商务活动中,比尔?盖茨讲“企业竞争,是员工素质的竞争”。掌握优势乃成功之道,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商机蓬勃,位处中国的商务人员若能掌握国际商务礼仪之知识,对企业形象也是一个很好的昭示与提升,成为企业成长的助推力。
结束语
一个人讲究礼仪,就会在众人面前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一个组织的成员讲究礼仪,就会为自己的组织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公众的赞省。现代市场竞争除了产品竞争外,更体现在形象竞争。一个具有良好信誉和形象的公司或企业,就容易获得社会各方的信任和支持,就可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所以,商务人员时刻注重礼仪,既是个人和企业良好素质的体现,也是树立和巩固企业良好形象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田静,张婷婷.基于企业成长视角的商务礼仪探究[J].商场现代化,2012,11.
1.1对象
为2004年9月至2009年9月我院医学心理科会诊的住院患者共534例,均有详细的会诊记录,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申请科室、申请科室疾病的诊断情况、申请会诊理由、躯体与神经系统和精神检查的详细情况、心理科诊断以及处理等。其中男254例,女280例,年龄15~100岁,平均(55.6±18.3)岁。
1.2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对会诊病例按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进行再诊断。
1.3统计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会诊科室
各科室均有会诊病例。见表1。
2.2急会诊与普通会诊精神症状比较
534例会诊患者中,急会诊195例(占36.5%),其中以意识障碍、谵妄、幻觉、妄想、兴奋、冲动等精神症状而请会诊者为多。这些症状亦显著多于普通会诊患者;普通会诊339例(占63.5%),其中因躯体化症状、焦虑、失眠、抑郁、消极等症状而请会诊者较多,并显著多于急会诊者,言行怪异及原有精神疾病而请会诊者则两组相仿。见表2。
2.3精神科诊断
经会诊后,精神科诊断以脑器质性和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神经症为多,其次为心境障碍、应激相关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见表3。
2.4会诊后医学心理科的处理以及随访情况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马勒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
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存在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在不同的阶段,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某一方面主导、另一方面趋淡的状态,并与其对立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此,正如李醒民对整个科学史的论证,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开拓前行。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内涵主要体现为政府实行恰当的出口促进和进口保护政策,选择那些在国际竞争中最有可能获胜的产业或产业中的某些产品进行有针对性地、有区别地扶持,通过影响产业规模和结构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该产业在外部经济的作用下逐步成长和壮大,从而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战略性贸易理论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欧洲各国政府为合作开发飞机生产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努力,希望能够发展本国的飞机制造业,以便与美国企业竞争。一次是英法共同开发协和型超音速飞机,两国政府为此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该项目虽然在商业上收效不大,但对欧洲共同生产飞机(即“空中客车”)产生了技术外溢。另一次是欧洲各国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大型客机直接与美国飞机竞争,公司的资本费用和其他成本由成员国政府补贴。这是世界上最大、最典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例证。空中客车公司成功地生产出商业上可行的飞机,成为商用飞机市场上唯一能与美国波音公司抗衡的大型飞机制造商。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重点逐渐转向高技术产业,其中,最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对半导体工业的支持。半导体芯片和硅芯片显微集成电路是许多新产品的核心元件,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制造此类芯片的技术仍然被美国垄断,日本为进入这一产业作了各方面的努力。其中,政府支持联合研究项目,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并在开始阶段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本在随机存储器市场上成功地获得了大部分份额。 20世纪90年代,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成为指导克林顿政府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美国出台了国家出口战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经济、政治、立法、外交和国内外服务等各种措施,系统地、全方位地为企业扩大出口提供一切便利。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从1992年到2002年的10年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翻了一番,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6.1%提高到2000年的10%,并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信息通信、生命科学和光电技术等领域保持了巨额的贸易顺差,确立了在全球高技术产品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这表明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促进了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有利于提高一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该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进该国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的科技兴贸战略重视从研发补贴、技术改造、出口退税等方面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体现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95-200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由1080.5亿元人民币增长至9645.5亿元人民币,年均增幅达22%;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8%提高到4.6%,提高了2.8个百分点。出货值由1125.2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3328.8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达到31.7%。
但从总体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发改委2006年对1000家企业的问卷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企业拥有的发明专利中,属于国际领先水平的仅占16%,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仅占27%。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分析,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6.2%,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和11.7个百分点。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领域,增加值率仅为22%,比美国等发达国家低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依靠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生产能力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起来的组装加工工业,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
这种现象说明科技兴贸战略对提升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科技、产业与贸易的发展未能形成良好的契合和对接。具体表现在:
(一)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系统分离,技术转化能力低
我国科技与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始终是在各自的系统内部进行,没有形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合理支持机制,造成技术供给和需求脱节。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为30%,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为5%,而发达国家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保持在60-80%和20%以上的水平。国家发改委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从企业研发成果所处阶段看,处于实验室阶段的占30.2%,小试、中试阶段的占30%,小批量生产的占20%,大批量生产的占10%。绝大多数发明专利仍停留在研究开发阶段,企业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不足15%,许多发明专利产业化处于有产品无产能的状况。我国虽已建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行业共性技术基地或平台等近千家,但由于存在部门分割,追求数量攀比和疏于管理等情况,对整个行业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支撑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计划与支持工程技术创新的计划缺乏关联,产学研合作的成效不高或缺乏连续性。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我国对应用开发阶段的支持力度较小,产品原型到规模化生产阶段,也较少得到重视和支持。科研院所在获得技术成果后,不再承担科技成果推向市场的相关工作;而企业由于资金、人才和技术方面的局限,无法有效地进行中试。由于国家缺少相应的制度安排,导致一方面我国在科研方面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另一方面,仍有大量的关键技术设备依赖进口。
(二)对外开放的关联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从理论上看,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实现良性互动的可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对外开放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对外开放对产业和技
术进步也能够产生反向的推动作用,但从目前情况看,对外开放的关联效应尚未在我国经济和外贸发展中得到充分发挥。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出口贸易已经产生了技术扩散效应,但是扩散效应较弱,出口部门所具有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没有显著地对非出口部门产生正的外部性。长期以来实行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靠良好的环境建设促进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尚未形成新的有效路径。究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外资企业出于保持自身竞争力的需求,对技术转移和溢出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控制;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人才及知识产权等环境建设相对滞后,也导致我国不能很好地与外资企业形成对接。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仍然是以资源、能源获取型和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为主,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和并购案例并不多,这表明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技术和销售渠道,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加速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还不强。
(三)财政金融支持的力度和角度有待调整
从财政支持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每年都安排大量的资金用于支持科技进步和产业及贸易发展,但其效果不够理想:一是财政科技投入的方向仍主要集中在科研机构和大学,较少投向企业,目前所占比例仅为10%左右。二是在资金使用上,对企业的财政支持主要用于厂房及设备的改造,扩大产能,用于支持新产品和新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资金相对较少。三是在支持对象上,针对具体企业的较多,对科技基础设施、科技服务体系和公共技术平台建设的支持有待加强。四是在支持手段上,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设计不符合企业自主创新的需求,研发投入成本(尤其是研发人员薪酬)不能抵扣、折旧率偏低等均影响了研发资金的积累。因此,支持手段和方式仍有待进一步创新。
从金融支撑体系的角度看,目前,我国的金融支持主要以银行为主,尚未建立起灵活的创投体制,支持手段比较单一。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渠道仍比较狭窄,不利于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潜在动力。具体而言:一是我国的风险投资虽有一定发展,但仍处于初期阶段,规模较小,80%的风险投资都由政府出资,民间投入较少,运营机制也不够完善。二是我国的产权交易体系尚未完善,难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特别是二板市场的发展缺位,制约着企业融资渠道的良性循环。三是缺乏完善的中介组织,难以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服务,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
三、政策建议
有鉴于此,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的过程中,科技兴贸战略仍需不断深化和发展。吸收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思想,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外贸发展的实际,在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的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培育战略性产业,积极引导创新活动的方向,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在“科技兴贸”的同时,加大力度积极推动“贸兴科技”、“贸兴产业”,促进各环节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建立科技、产业和贸易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
(一)鼓励战略性创新活动
根据对国际市场上高新技术产品需求变化趋势的判断,结合国家科技和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内容,开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活动。逐步确立和完善高新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布局战略,组织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及时引导我国自主创新活动的战略导向。
1.加大对战略性领域的科技投入力度。
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引导社会资金向战略性研究领域倾斜,提高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加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优化政府科技计划体系,整合政府资金,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明确支持方向,重点解决国家、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
2.鼓励掌握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
结合国际市场竞争趋势的变化及产业特点,编制并定期应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目录,并在专利申请、标准制定、国际贸易和合作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
3.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是战略性创新活动的升级和重要内容。应积极引导产学研联合研制技术标准,并支持重要技术标准的研究,促使标准与科研、开发、设计、制造及国际贸易相结合。支持企业、社团自主制定和参与制定国际技术标准,鼓励和推动我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4.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对在国外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给予适当补助。对涉及国家利益并具有重要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并购、技术出口等活动进行监督或调查,避免自主知识产权流失和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也要建立科学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防止滥用知识产权制约创新。
(二)加快培育战略性产业
战略性产业的选择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够成功实施的重要基础。由于各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战略性产业的选择与界定也不相同。一般来说,国际竞争中的“优胜者”最有可能出现在别国所没有或发展尚不成熟的产业或产品中。处于成长期的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一般是:飞机制造、半导体、电子通讯、计算机、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开发等,从其产业门类的分布看,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总体类别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培育战略性产业意味着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因此,政府必须在财政、金融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1.继续完善鼓励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税收政策。
应对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进口规定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用品,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科技计划重点项目、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究开发项目和重大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的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原材料及零部件等,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我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优势、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出口,从出口退税等各个环节给予倾斜。
2.努力创新财政手段。
在现有的技改贴息和研发资助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
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政府财政支持的着力点和手段。提高政府财政支持的集中度,形成以重大专项或共性技术研发为载体的财政支持体系,提高财政支持的效率。
3.加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支持体系建设。
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等提供贷款,给予重点支持。在政府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战略性创新活动与产业化。鼓励商业银行对高新技术项目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和优先安排,及时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4.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
对国内企业或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试制品和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并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应给予重点扶持,加大对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加快形成区域增长集群
在经济全球化势头日益增强、国内外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前提下,我国必须对地区经济资源进行重新整合,走集聚化、规模化、综合性的发展道路,加强现有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地区之间的协调合作,促进其形成合理的竞争关系,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1.依托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建设,加快形成区域增长集群。
以科技兴贸创新基地的建设为契机,依托现有的产业优势,在我国具有技术优势的产业领域和区域,构建和不断延伸产业链,逐步增强产业竞争力。通过不断加强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建设,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若干个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外部经济作用,形成“小核心、大网络”的多层次的发展体系。
2.实施差别化发展战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和贸易发展的合理布局。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应鼓励各地区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立本地区的战略性出口产业,形成差别化的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大力促进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鼓励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开拓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领域,逐步形成东、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品进出口的合理布局。
(四)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平台
加强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建设,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的支持和导向作用,形成良性发展机制。
1.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
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重视公益性行业科研能力建设,建立对公益性行业科研的稳定支持机制。依托具有较强研究开发和技术辐射能力的转制科研机构或大企业,集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力量,面向国际市场,在重点领域推动一批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的建设,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逐步完善国家科研基地和科研基础设施向企业和社会开放共享的机制和制度。
2.加强科研成果市场化平台建设。
促进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有机结合,鼓励企业充分利用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成果和智力资源,对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企业进行定向研究优先安排科研经费。促进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按照产业发展方向和企业需求进行适当的专业设置及研究课题的调整。对于二者联合进行的研发项目优先给予扶持。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其在科技与产业、贸易发展之间桥梁和纽带作用,着力解决我国贸易与产业互动中的瓶颈问题。
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革命浪潮的冲击,使得测绘行业逐渐转向自动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数字测图取代模拟测图已成为必然。目前数字测图主要采用数字测记模式:野外测记,内业成图。一般使用的仪器是全站仪,测量时全站仪直接记录点号和三维坐标,但是不能记录点间连接方式,同时配画标注测点点号的人工草图,到室内将坐标直接从全站仪传入计算机,然后根据草图采用人机交式编辑成图。这种方法成本交低,且精度交高,被普遍采用。下面就数字成图中的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介绍。
1、全站仪的测图
1.1全站仪测图的工作过程
全站仪测图的工作过程主要有: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图形编辑和图形输出。数据采集是获取数字化成图所必需的数据信息,包括描述地图实体的空间位置和属性信息。外业采集有两种工作方式:1)在野外用全站仪采集数据,将数据存入与仪器相连的掌上电脑或全站仪内存中,然后再将测量数据传入计算机供进一步处理。2)在野外直接将全站仪与计算机(便携机)连接在一起,测量数据实时传入计算机,现场加入地理属性和连接关系后直接成图。
1.2全站仪测图方法
(1)平面控制坐标系的建立。在测量之前,首先确立平面坐标系。通常都是选择大地坐标系,以方便使用测区范围内的国家三角点或各等级的GPS点。在测图范围内若没有可利用的已知控制点时,则可建立测区独立的平面直角坐标系,起始方位角可考虑以地球正磁北为零度。图根控制测量的目的是在高级地形控制测量的基础上再加密一些直接供测图使用的控制点,以满足用于测绘地物地貌的测站点的需要。由于采用全站仪,测站点到特征点的距离即使在500米以内也能保证测量精度。控制测量主要使用导线测量,观测结果(方向值、竖角、距离、仪器高目标高、点号等)自动或手工输入电子手簿采用平差软件进行平差计算,各项限差应在允许范围之内,如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应进行补测或重测。
(2)数据采集。数字测图中,碎部测量的主要方法为极坐标法,在实测得多数碎部点的坐标后,可利用软件中的方向交会、距离交会、十字尺测量法或量算定点等方法来取得其余各点的坐标,再辅以软件中的偏移、拷贝、延伸等功能,得到最后的图形。在点号的编码方式中,当在外业完成各点的编号(编码)后,回到室内就可以把传输到计算机的各点在计算机屏幕上以展绘编码的方式出来,再根据跑尺人员自己所走过的线路,辅以这些点号编码,则可比较方便地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或者通过编制编码引导文件,实现自动连线。当完成这项工作后,再把这些图拿到实地对照,量取实地没有测到的各种数据,再在计算机上进行交互编缉,从而得最终的地形图。
1.3 内业绘图处理
数字测图系统的内业主要是计算机屏幕操作,一般采用人机交互图形编辑技术,我们主要使用南方测绘仪器公司CASS数字测图软件。
1.3.1数据传输、数据处理
(1) CASS数字测图软件的草图法数字测图
将外业采集数据按一定的格式传输入计算机内,并将数据格式转换成图形编辑系统要求的格式(生成内部码),即可展绘点号点位,然后根据测量草图对外业数据进行分幅处理、绘制平面图,再进行等高线处理,即自动建立数字地面模型(DTN)、自动生成等高线等。经过数据处理后,未经整饰的地形图即可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
(2)CASS数字测图软件的电子平板法
数字测图电子平板数字测图的作业流程:通讯电缆安装了CASS数字测图软件的笔记本电脑与测站上安置的全站仪连接,全站仪测得的碎部点坐标自动传输到笔记本电脑并展绘在绘图区。
要完成图形的绘制与编辑工作,主要与有关的菜单、对话框及文件打交道。绘图人员根据测量的点以及勘丈的距离和绘制的草图对数据处理后所生成的图形数据文件进行编辑、整理。要想得到一幅规范的地形图,除要对数据处理后生成的“原始”图形进行修改、整理外,还需要加上汉字注记、高程注记,进行图幅和图廓整饰,并填充各种面状地物符号等,最后编辑后的成果即为我们所需要的地形图。
2、体会
2.1 对简码测图的体会
在很多成图软件中,其地物都有一一对应的编码,其中一个是系统编码,还有一个是用户码也称简码,平常我们查询地物显示的是系统编码,其都是好几位的数字组成,为了在野外采集便捷,软件为用户编制了以系统码相对应的用户码,其是可以随意更改,但不能重码,一般1到2位的编码是足够对应软件中的地物,这样也便于记忆和输入编码。为了记忆,我们常常按照地物拼音的开头字母做编码,如:房屋―F;围墙―W;阳台―Y;路灯―LD。以上是地物编码,对于线状地物那是还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连接编码,很多软件常常设定为-/+。有了这些编码,我们就可以运用编码进行展点自动连线,可以省去画草图的麻烦,当然其自动连线不能百分之百的连线,其连线的成功率还需要看测手和跑镜达成一定默契。
2.2 高程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体会
在1∶500地形地籍图中,高程点的密度正常在间隔20米左右,当然还有些特征地物是特殊的,比如重要的独立地物是尽可能的保留住高程值,如电杆这类地物,还有一些线状地物的转弯处也是尽可保留,比如正规路的拐点,那么我们在采集高程数据时就应该尽可能根据以上情况取舍,这样可以剩去内业很多工作,其对工作的效率和高程的精度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是怎么进行对高程的取舍呢?我们可以通过镜高明显反差来区分,对于舍去的高程点我们可以设镜高为999,那样正常情况下,其高程值是负数的,然后通过EXCEL排序来处理,很容易除去这些负高程的坐标等数据,然后另存,最后打开该文本文件,因为其数据格式已有所变化,可以运用工具里的替换功能很容易纠正,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也是不长,如果精通编程,可以编一个程序来处理那是更佳了。
参考文献:
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1962),该模型预言两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流是两国经济规模和国家距离的函数,对数表达形式为:
Feenstra(2004)通过理论研究发现引力模型由于没有考虑相对价格导致了估计的遗漏变量偏误。Anderson (2003)指出双边贸易量不仅取决于双边贸易成本,同时以GDP比重加权的“多变抵抗因子”也会对贸易造成影响,因为它反应了进口国进口竞争产品价格与出口国的出口机会。
引力模型假设国家对之间的贸易流是对称的,即国家之间贸易每一种产品。但是有学者研究贸易数据发现这个假设与数据不相符,即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之间的贸易量为零。
传统上解决零贸易问题的两种方法―忽略所有双边贸易量为零的国家对以及给零贸易数据加上一个非常小的正数后将它们一起放入模型估计―都存在缺陷。Linders and De Groot(2006)改变样本数据是武断的,且没有理论和经验的支持。
一、Tobit模型以及样本选择模型
当某个范围内的结果无法观测、实际结果无法反应需要的结果(实际贸易不能为零)或衡量的不准确性(如四舍五入)时用TOBIT模型更合适。该模型由James Tobin(1958)提出,用来描述非负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假设有一个潜变量(无法观测的变量)。该潜变量通过参数来决定其与的线性关系。当潜变量大于零时,因变量等于潜变量,否则等于零:
由于TOBIT模型强行给样本加入一个审计限值(censoring limit)后损失了被截数据包含的信息,因此其分析结果存在偏误。
有学者指出零贸易流来源于二步决策而不是审计过程(censoring),因此合适的方法是模拟产生零观测值的决策过程而不是机械的使用TOBIT模型。利用PROBIT模型可以模拟是否进行贸易的决策过程。决策的结果决定了是否观察样本中的实际贸易流或者贸易是否为零,而潜在贸易规模由引力模型决定。因此样本选择模型由选择方程和回归方程构成。
样本选择模型将零贸易量作为贸易者独立决策的结果,并允许对其分开解释,充分考虑了零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但是样本选择模型要求随机干扰项严格服从的正态分布,且第二步回归是要找到一个影响贸易缺失但是与贸易量无关的工具变量,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
二、 泊松模型及扩展的泊松模型族
假定双边贸易量是自变量的指数函数,将引力模型设定为泊松形式,即国家间可观测的贸易量服从泊松分布:
其中, 为自变量向量; 分别为进、出口国固定效应。泊松模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 ,即的条件均值恒等于条件方差。从式(1)可以看出,对进行估计无需对数转换,有学者证明了存在异方差的情形下,泊松极大似然估计是一致而合理有效的。
使用泊松模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条件均值恒等于条件方差,但大多数情况下方差大于均值,即因变量过度分散。过度分散源于未观测到的个体异质性(均值不等于方差),若不予以修正将导致对因变量一致却无效的估计。扩展泊松模型族中的负二项分布模型通过设定方差为均值和分布参数的函数,将未观测的异质性纳入条件均值中,常用于解决过度分散问题。然而泊松模型和NB模型却无法解决观测到的零计数过多现象。
零胀泊松(ZIP)和零胀负二项分布(ZINB)模型考虑总体中包含两组贸易量为零的国家:从不贸易的国家与目前无贸易但未来有可能进行贸易的国家,因此将贸易发生概率为零的国家对、在某给定年份无贸易但贸易发生概率不为零的国家对,与目前存在贸易的国家对区分开来。ZINB模型的设定形式为:
其中,是未发生过贸易的国家对之间贸易量始终为零的概率,由一个Logit或Probit模型决定。为影响贸易量的因素, 分别为进、出口国固定效应。式(2-1)测度国家对之间贸易量为零的概率,由未发生贸易的国家对贸易量为零的概率和存在贸易关系但贸易量为零的概率构成,式(2-2)测度国家对之间贸易量不为零的概率。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零胀模型不仅将零贸易数据纳入分析的范围,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能够单独分析影响零贸易量的因素,并将其与正贸易量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使分析结论更具说服力。因此,学者在利用引力模型分析问题时,应该综合考虑所分析的对象以及样本数据的特征,选择最合适的模型,保证分析结论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医院管理;职业化;培训
医院管理人员的的职业化培养已经收到我国的政府和相关卫生部门的强烈重视,并颁布了相关的文件,主要宗旨就在于培养卫生人才队伍,加强医院管理人员的职业化建设,尤其是在培训管理这一方面,更是要抓紧落实政策,对医院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化的指导和培训,无论是在医护专业方面,还是在管理专业方面都要共同努力,将二者相结合,对于医院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更是要明确落实。这种精神,为医院的建设专业管理人员指出了方向。也就是说,医院的管理人才是需要经过系统的培训,尤其是在职业化方向上的培训,更是要做到细致认真,并且在医院的管理人员的选择上,还要进行系统的考核,并且根据不同的职位进行不同的培训,这样才能将医院管理的具体方针落实下来。
1.医院管理人员职业化建设的必要性
1.1医院管理人员职业化是医院管理的需要
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医疗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医疗技术也随之而不断的改革和提升,目前,医疗技术和医疗水平相比较过去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而且也能满足目前人们的需要,但是医院管理的水平还是相对于落后,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并未达到先进的要求,医院的管理人员还是按照原始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并未有多大的改变,但是对于现如今的社会需要,这已经不能满足了,所以医院的管理人员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系统的、职业化的培训,因为只有医院的管理人员职业化,才能够将医院管理做的更专业,医疗服务也更加到位,目前很多医院,无论大小,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服务态度不够亲切,会诊医生不够认真负责等等,这些情况的造成,就是因为医院的管理不够到位,所以,医院管理者不仅仅是需要专业化的医疗技能,而且还需要学会怎样做一个单纯的管理者。这就需要对医院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职业化不再仅仅包括医疗技能和水平,还应该包括怎样做好管理,管理的水平等,只有将两者相结合,才能满足目前的医院管理的需要。
1.2提高管理者的职业化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社会上的医院数量越来越多,除了一些公立性的医院,越来越多的私营医院也是比比皆是,以至于,现在的医院之间也存在竞争的关系,医院与医院之间比拼的就是医疗技术、医疗水平和医疗服务,而这些都离不开医院的管理,只有有效的对医院的各个部门、每个人的职责进行管理,才能够将医院的一些有条不紊的运作起来,而医院的相关服务和水平自然就会提升,所以,就要首先提高管理者的职业化水平,管理者的职业化水平的提升就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1.3医院管理人员职业化发展是时代需求
医院管理者的职业化程度将决定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走向国际化的步伐的速度。从一些国外医院管理的角度来看,医院管理,实现专业人才的建设,在本质上是医院的管理活动和学术发展独立的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医疗市场的逐步开放,主动接受市场的考验,对医院的管理和生存的重要手段有一定的影响,医院管理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2.医院管理者实施职业化建设
2.1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专业的管理团队,医院的文化培养是当务之急,因此,应先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并在媒体上广泛宣传。把它放到一个战略层面,特别是与政府人事部门需要设计和实施,选择专业化管理人员的标准,以提高医院管理的专家队伍,管理标准提高,这也是医院管理队伍的专业化进程加速的前提。
2.2落实政策、完善制度
建立一个管理系统,治疗的专业技术职称相应增加,达到稳定的医院管理团队,改善医院管理人员的治疗的目的。在申报和推广过程中,充分考虑在医院管理中的管理工作者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平。同时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将管理渗透到医院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的思想中,鼓励有志青年加入管理团队。为了加快管理系统的进程,要为建设一个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医院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一,我国的医院管理者的薪资问题可以向国际制度借鉴。管理人员的年薪可分为基本工资和绩效奖金两部分。保证基本工资是医院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劳动报酬,根据医院大小和责任大小,既定不同层次的基本工资。绩效奖金是根据经营管理的贡献,也就是管理者的风险回报值,一般是计划内的目标值中的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结果。总之,要确保专职做职业管理者的收入要符合相应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专业的医院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第二,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的心理刺激。根据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在不同级别的医院管理者的贡献,选择和奖项荣誉,确保适当的社会地位和荣誉,以满足管理者的成就感的精神需求。
2.4医院管理者的职业化人格
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国经济在不断的转型,医院管理人员,是改革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紧张的工作,在新旧观念,新旧体制的矛盾碰撞中心,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是专业医院管理者的生长机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医院的管理者需要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但是良好的工作环境并不是容易获得的,也是受到我国的传统医疗体制的影响,医院管理人员除了对医院进行管理之外,还要处理外界的诸多事宜,所以管理者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而此时,就需要医院管理者保持自己的本心,坚持自己的职业化人格。(作者单位:1.赣南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2.赣南医学院)
参考文献:
你的这一反问,把孩子画画的兴趣搞得顿时全无。作为家长,你关注的是孩子能否考到高分数,能否上名牌大学,而对孩子显示出喜爱艺术的天分和迹象,会表现出莫名的反感和厌恶。对于你不太重视的兴趣和爱好,你的孩子却表现出高昂的热情和独特的技能。
你常常觉得如果没有你的督促和干预,孩子的学业就不能长进;你认为孩子取得成就与否,与你所做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孩子违背你为他的人生所作的精心设计“方案”,你就会感到很失望,会认为孩子不争气,那是不可容忍的。
时下,很多家长“望子成龙”,不惜一切代价地拔苗助长。于是,让两岁的孩子鹦鹉学舌地背唐诗,强制学龄前的孩子提前学习小学课程,看到别人孩子参加音乐训练班,自己也心痒痒地买架电子琴或钢琴,把每天放学回家的孩子锁在屋子里练琴……家长一厢情愿地决定孩子的“志向”,却全然不顾孩子的情绪和身心健康会如何。让家长没有想到的是,家长们的“努力”,常常会枉费心机:小小的孩子背诵唐诗,并没有背出个诗人的前途来;手指本来就粗笨的孩子,成天把他拴在琴键上,也没有培养出音乐家来;没有次次考第一“天资”的孩子,过重地施压,不仅不会培养出文理科状元来,有的还适得其反,把孩子带入了人生的歧途。
最令人伤心的莫过于呕心沥血的家长了:他们将自己情感世界中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说相当大的一部分,倾注在孩子身上,可孩子通常并不领情,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在行动上和家长不“合拍”,甚至“决裂”,唱对台戏,让家长们伤心至极。
作为家长大可不必一味地责备孩子的“不懂事”,我们很有必要首先反问一下自己:孩子的“叛逆”行为是否是我们给孩子的压力太大,或者不符合孩子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