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5 10: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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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精神;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研究
在扩招的大背景下,当前的大学教育逐渐忽视了原有的大学精神,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力也逐渐弱化。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对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积极发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在教学中的作用,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当前大学教育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一、大学精神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
大学精神作为大学的灵魂,贯穿大学发展的始终,是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长期积淀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共同性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是大学价值的体现,也是大学历史和文化的精髓。大学精神蕴含着价值观、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道德水平等内容,对大学生成人成才起着引导和塑造作用。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指的是在新时代的要求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采取各种教育方法,为了达到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对教育对象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力。用“力”来形容这一词语就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力也同物理上的力一样,具有大小和方向等力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简单说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的大小指的是为达成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采取的教育方法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力的大小。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的方向则指的是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所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受教育者的行为导向或是价值观、世界观所能产生引导作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的“力”的构成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的知识力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的知识力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老师自身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能力,首先思想政治老师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这门课程形成自己系统的知识体系并熟练掌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里的各种相关知识,同时对其它学科的知识也能够广泛的了解,并在教学中灵活运用,不仅能提升教学质量,还能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培养具有现代大学精神的学生。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的创新力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必须在不断地教学中积极寻找和探索新的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并以学生为基础提出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案,这种力就可以被称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的创新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这种创新力,不仅会提高教学质量,更好的实现教学的目的,还能将这种创新力作用于学生,让学生在以后的生活、学习中。不局限于陈旧的规则,更好的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的人格力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的人格力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教育者在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本身就作为一种典范,具有模范的作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平时的生活和教学中,要养成高尚的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形成自身的人格魅力,在日常的教学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俗语“言传身教”指的就是这个道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实际的教学中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让学生对自己形成良好的印象,并以老师为学习的榜样,自然就激发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这门课程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健全高尚的道德观形成。
三、以大学精神为指引,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
(一)树立大学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共同发展的理念
大学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灵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大学精神的载体,二者相互促进和融合。大学精神必须落实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同时思想政治工作是大学精神的重要载体,二者共同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整体素质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力能否发挥作用,发挥多少以及朝何种方向发挥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为了保证基于大学精神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能够在学生的教育中发挥重大作用,就必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在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者具备上述的三种力之外,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其它的综合素质。在教学中能发挥自己的各种知识,并重视在教学中与学生的交流,深入实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帮助学生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三)将利益与思想相结合,使二者获得双赢
在如今的经济社会之下,大多数人认为,物质利益与思想政治二者不能并存,但是,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在实际的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与物质利益挂钩,才能激发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学热情,满足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物质文化需要,让思想政治教育者全身心的投入到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工作中去,在教学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力,并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物质观,对物质利益形成正确的认识,为以后学生踏入社会形成正确的金钱观做好铺垫。
(四)综合各种教育资源,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力
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局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在日常的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应将各种教学资源相结合。在这些资源的综合作用下,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辐射力,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的。
四、结语
在遵循当代大学精神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实现最终的思想教育目的,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有利于学生更好的适应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陈立民.高校辅导员理论与实务[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2]董秀华.专业市场准入与高校专业认证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9-0045-02
一、现代传媒的内涵与发展概述
传媒,就是向外部散播消息的一个媒体。媒体在教育教学和教学信息中架起了重要的桥梁,提供了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学习环境。利用现代传媒的特点,可以有效传递教学信息,不仅让学生的学习效率有所提高,也可以从现代媒体丰富的资源中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众所周知,媒体发展和人类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分割。人们对现代传媒的使用,才使科技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人类文明最早的传播方式是通过肢体某个部位进行交流,后来逐渐发展为通过图形符号进行交流。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变革,现在的传播媒体逐渐形成,并以独特的传播方式对教育教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媒体从个人领域走入企业、学校等应用领域,不仅带来了技术上的领先,同时也标志着现代传媒步入了新的发展历程。
二、现代传媒的主要特点
(一)现代传媒具有广泛性和开放性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变革,现代传媒的传播方式更具有广泛性和开放性。一方面,现代传媒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传播信息,让人们获取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现代传媒让原本受限的信息得以传播,向大众开放,成为人们的共享资源。这是传统媒体所比不了的。
(二)现代传媒蕴含的内容具有丰富性
现代传媒的开放性和广泛性让传播内容有了一定的上升空间,使现代传媒蕴含的内容更为丰富。现代传媒依托多媒体技术和网络等工具,实现资源共享,满足人们所需要的信息种类,然而现代传媒传播的信息性质不同,甚至有暴力、消极内容的存在,因此现代传媒在控制信息上要做出一定的表率。
(三)现代传媒的传播速度具有及时性
与传统媒体相比,由于依托多媒体技术,现代传媒传播的速度相对较快,可以让人们及时有效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在这个方面,传统媒体无法企及。其次,现代传媒通过多媒体技术,让各种信息得以散播,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重复播放,让传播内容变得更具有实效性和真实性。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社会在不断变化,人们的认知要求越来越高,对此,思想教育工作者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需要多加注意,既要调整人们的思想与心理,又要考虑到他们自身的感受。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就是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对那些不满足社会现状以及不同层次的问题进行区分,从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解决根本问题。每个人都有物质或者是精神追求,然而人们总是习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面前,我们必须明确界限。简单来说,思想教育无非就是解决思想问题,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然而强调人的价值是建立在社会价值基础之上的。总的来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要体现出个人魅力,也要满足社会的需求,只有这样,个人的才能才会有所展现,社会才会飞速发展。
四、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特点及变化
当前大学生是社会的骨干和文化传承的传递者,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时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角色,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社会实践与其他社会群体大不相同。在他们的世界里,思想是纯粹的,不掺一丝杂念,然而在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受到社会和外界环境熏染,大学生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针对政治观念而言,大多数学生都持以拥护的观念,支持党、政府的工作,拥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大学生并不能真正理解政治这一概念,他们只是沉浸在校园的环境里,没有社会经历,在新环境下,他们都会有一份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他们希望自己成为重要的一员。从心理上来讲,他们更是幼稚不成熟的。所以,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政治素质,也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五、现代传媒与思想政治相结合,正确引导大学生
(一)更新传统的思想理念
准确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思想有所转变,满足于社会需求,这与教育工作者是紧密联系的。在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利用多媒体技术,让人们的思想以及思维有所转变。与此同时,必须培养一批具有专业政治素养的教育工作者,让现代传媒在大学生思想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掌握现代传媒的传播技巧
现代传媒的传播就是指将有效的策略方法传播出去,为人们提供便捷的服务。通过特殊的传播方式将有效资源信息传给大学生,运用传播技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时代,要灵活运用多媒体的优势,不断深入研究教育的实际效果,学习更多思想政治所渗透的知识,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
六、现代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有着深远的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现代传媒在社会上具有强大的传播优势,也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现代传媒不仅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思想道德等丰富的资源信息,同时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有着深远意义。当代大学生是社会群体的一种,就现在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与挑战,这恰好符合现代传媒自由性与开放性的特点。让现代传媒为当代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成为现代传媒的忠实粉丝。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为大学生提供平台,让大学生可以自由地交流学习,借鉴其他信息,分享自己的心得与感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同时也帮助大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七、现代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以及途径
(一)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社会不断进步,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现代传媒的多媒体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并逐渐走进大学生生活领域,让现代传媒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手段。现代传媒不仅以它独特的传播方式传播了丰富的资源信息,新媒体的出现也让传统教育发生了改变,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现代传媒以它资源丰富性的特点,让传统媒体一些受限的信息可以向大众开放,实现了资源共享。通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让大学生有效地获取资源,满足自觉需求,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有了进一步理解,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有所改变
随着信息时代的变革,信息资源也越来越丰富,积极信息不断出现的同时,负面信息也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破坏了大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首先,现代传媒传播的信息要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传播理念,自觉抵制那些不良信息,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鉴别能力,培养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由于新媒体的出现,大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扩大,可以表达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学生们可以借助多媒体这个平台,针对一些社会关注的难点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发表各自的意见。教育工作者能够了解大学生最真实的想法,针对大学生暴露的一些消极情绪、不良问题,可以采取正确的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因此,现代传媒可以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八、结语
现代传媒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影响我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现代传媒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学习资料,它以独特的传播方式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信息,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便利。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大学生更容易接受,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新媒体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其凭借资源丰富的特点,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为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做好了铺垫,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了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历史观,同时也提高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极大地吸引了当代大学生,提高了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了健全的人格魅力,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李文静,刘鹏.试析现代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J].青年文学家,2013,(33).
[2]于小婷.现代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J].学理论,2014,(18).
[3]叶海.利用现代传媒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1,(6).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顾名思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的是宏观传播显现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媒介政治经济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宏观的研究层次、广泛的理论范畴、散见的理论成果等使得这个学派的学者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2]。传播政治经济学从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起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机构化(structuration)”[3],这样的三个起点背后都是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四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 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4],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内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语境 (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Praxis/Intervening)”[2]。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站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于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2]。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
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奠基开创作用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1]。
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的发源地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之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到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研究发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31,32.
[2]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M].刘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511~53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强调科学抽象力的学科,要求培养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大学本科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中,学生们特别是理科背景的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困惑和压力。要做到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增强学生们在学习过程的收获感,则需要“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①。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合理运用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成果,无疑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简单和通俗”,进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趣味性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实现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教转化”,实现“以研促教”,重难点是在确切把握相关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适度性、实用性的原则,通过对数理模型相关理论成果的甄选、转化、引入和运用,明晰知识点的难易层次和教学对象的层次,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体系。
一、现有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分析
在数理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吴易风、丁堡骏、白暴力、张忠任、陈恕祥、冯金华、马艳、张衔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类数理模型来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②。其中,吴易风、张忠任、马艳等学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的构建(见表1.1)。
表1.1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
著作作者体系内容体系特点
《数理政治经济学》(2006)张忠任商品、价值和货币;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资本运行的具体形式;国际经济过程;几个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以国内两本优秀《政治经济学》教材为参考底本,推进了从“研”到“教”的转化工作;强调对相关理论谬误的甄别和批判,强调数理表述对原意的遵循;内容覆盖面广,对国外相关理论热点和争鸣把握全面和准确。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2011)马艳价值理论模型;剩余价值理论模型;价值转型理论模型;平均利润率变动规律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地租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失业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再生产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数理分析广泛使用了几何学、矩阵翻书、微积分、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工具;运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强调对当代现实经济活动的重新抽象,来加强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现代性建设。
《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2012)吴易风商品和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工资;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信用;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突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强调数学模型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具性和适度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以主干性专题来搭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体系基本框架。
这些代表性体系的构建,无疑都是对政治经济学数理研究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回应了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诘难,而且从数理分析出发进一步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同时,由于这些学术体系的理论性、科研性很强,具体组成内容在模型的复杂程度、数学工具的选取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使得难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难度较大的内容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另外,学术热点与教学要点并非完全对应。一些重要的学术热点,并非是本科《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需充分细致讲授的教学要点,比如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转型问题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需要我们基于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构建本科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数理模型体系。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体系构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文字叙述与数理分析的主次关系
正如吴易风教授所说,数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也能够解决一些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③。比如,在地租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教材常提到“土地的价格与地租额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这一知识点如果不结合数理分析将很难理解。
但是,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思维方法,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抽象法。在现实中,数学方法和语言文字一样,也不能解决所有经济学问题,模型分析容易趋于理想化状态而丧失科学性。而且,数理分析的过度还会使得教学目标异化,使得授课内容“为了数量化而数量化”。因此,具体到教学过程中,我们依旧要将文字叙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知识点讲授的主要形式,而数理分析则是次要形式。
(二)数理分析内容的难易差异
数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而言理论性和科研性都比较强。由于研究热点本身的深度,以及构建模型和数学工具选取的难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成果已经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和范围,难以作为教学内容转化的来源。比如“转形问题”,以及相关的狭义或广义动态转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虚拟价值模型,在资本循环中的产业资本职能形式数学模型等等。
(三)结合文理背景的分层教学
对于理科出身的学生而言,《政治经济学》容易给这些学生带来“学不到东西”、“没有太多收获”等感受,使得他们学习兴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加入数理分析的内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们特别是理科出身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分析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分层教学操作,对数理分析内容进行划分。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与地价”的数理分析既适合文科学生学习,又适合理科学生学习。但是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难度和对数学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转化为面向理科学生的授课内容。在此过程中,结合授课对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层教学格局。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初探
我们基于《政治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总体讲授框架,参考政治经济学数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代表性学术体系,兼顾数理模型运用应注意的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进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价值。涉及交换价值的计算;劳动生产率的计算;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的数学表达;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
(二)货币与货币流通量。涉及四种价值形式的数学表达;价值价格的数量关系;货币流通的数量模型;修正的货币流通量公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涉及剩余价值率的分类讨论;剩余价值生产中的“西尼耳谬论”和批判;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四)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涉及产业资本三种循环形式;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测度;总周转公式的引申;可变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量的影响;保本点的计算。
(五)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与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联系;实现条件推导中的若干数理分析;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
(六)资本主义的分配。涉及资本主义工资,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数理表达,实际工资增长悖论,工资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平均利润和平均价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参与分配后的平均利润率测度;土地价格理论模型,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理论模型。
(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涉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数理分析。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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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性教学在国内外大学中得以深入展开,且已取得明显成效。从研究性教学在课程中的实施来看,研究性教学主要集中于工科类课程当中,且主要以开放实验室、开设设计型和综合型的实验等形式来进行。对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如何在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这类研究和实践显得较为薄弱。在对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研究性教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后,笔者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
1、学科地位日益边缘化。《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教学内容主要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为以后开设其他专业课奠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然而,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日益边缘化。诚如邱海平所指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已经是严重下降了,甚至是过度下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并且仍然处在进一步被边缘化之中。《政治经济学》不再纯粹是一门学术课程,更多的成为了一门意识形态课程。大部分高校不断减少《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甚至部分高校的经管类专业课程设置上还剔除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陷入了“上面重视、基层轻视”“表面重视、实质轻视”的困境。2、课程内容的现实解释力趋弱。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灭亡并且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经济规律。然而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不断发展,与此相反,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经济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如何正确回答当今的经济社会实践是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基于上述原因,要稳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一方面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另一方面,需要在高等院校大力推进研究性教学。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性教学的尝试
1、教学内容的取舍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运动规律、表现形式及局限性,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从教学目标来看,要求学生能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与问题。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卫兴华、张宇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逢锦聚教授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版刘树成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这些教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性教学内容。但是对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上述国家规划教材主要是研究型大学编写的适用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使用,存在层次过高、理论性太强等缺陷,为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我们遵循一个原则,紧扣现实经济问题和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一是改变以前课程只讲述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两大内容的模式,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部分内容的讲述。在以往的教学中,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只开设52学时,课时较少,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只讲述商品和货币理论及资本主义经济部分的内容,对社会主义经济部分不予讲述。开展研究性教学后,我们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部分内容的讲述。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纳入讲述的重中之重。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失败。作为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受到人们的怀疑。因此中国在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及其所形成的一整套经济方面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最新经验就是该一问题最好的回答。因此针对当前青年大学生重点讲述这一问题,鲜活的事实无疑将是最佳的注脚。三是增加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的探讨。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等新的经济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也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因此加强这方面内容的讲述无疑有助于青年大学生辩证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2、研究性教学方法上,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法、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研究性教学的本质在于在教学过程中体现研究性能力的训练特征,让学生学会研究式学习,学会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会创新知识的能力。研究性教学方法主要是培养学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学习,不仅学知识,重在学习探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第一,案例教学法要体现本土性和实用性。案例教学法是指为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识和系统掌握,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以案例为素材,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从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教师选编案例宜使用发生国内的、身边的一些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热点或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经济现象。如价值理论中有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教学,就可以学生自已上大学与不上大学为例进行比较分析;讲授价值规律时可选择常德地区的土特产石门柑桔的价格变化为案例。在进行案例讨论时宜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要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为主,教师点评为辅。第二,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是由于大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指导教师根据课程的内容、性质和要求,帮助学生共同确定研究课题,组建研究团队,查找和分析课题资料,构架论文结构,指导写作等。指导教师一定要进行多形式地跟踪检查,以确保课题研究质量,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我们根据课程内容和要求研究了以下研究课题:利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即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如何转变;(2)利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生产过程;(3)利用马克思的商品货币流通理论,分析常德物流企业的经济活动;(4)利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分析当前我国的分配方式是否合理,有什么好的改进策略;(5)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6)利用马克思的对外贸易理论,分析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增多的原因,我国应如何调整对外贸易增长战略。3、更多地构建校内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诚如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所说,“旨在引导学生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诸多经济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门课程不再过多地对现有制度和现行政策进行论证和宣传,而是立足实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进行分析,使学生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情况有基本了解。”事实胜于雄辩。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应如此。这就需要在研究性教学中要更多地构建校内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我们的做法一是邀请相关专家、企业家、政府工作人员深入课堂,结合某一具体课题为学生举办报告会,直接与学生互动,当场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二是通过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等形式,有目的地开展实地调研。利用寒暑假时间针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研,从而了解这些经济现象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并运用所学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提升学生的能力。
三、结语
为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其现实解释力,极有必要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通过教学内容的调整,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实践的强化等,让学生身体力行,自我探究,从而增进教学效果,提升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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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是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类核心课程,它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将人们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经济规律的一门学科。其性质属理论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先行必修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要与时俱进,紧扣时展主题,积极进行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必须从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摒弃过去教材的“大而全”现象,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模式、考核方式的改革,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鉴于此,需要重新设计教学内容体系,对于一些不符合当今时展的理论进行修改、完善和丰富,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所以,该课程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影响学生学习兴趣。在高中阶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政治课的一部分内容来讲授的,使得大学生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政治课程,造成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较低。经过几次课程改革后,原来独立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原理》的部分内容。这样,《基本原理》课与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就有相当部分重复,而这两门课程有时会安排在同一学期上,学生重复听课,自然会有厌倦感,学习热情很难提高。由于教学时间紧、教材老化死板、缺乏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等原因,内容缺乏针对性,影响学生学习兴趣,案例分析普遍偏少,使得学生学习积极性差,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规律和精髓。
(二)知识体系相对固化,缺乏针对性,教学内容陈旧。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教材结构基本固定,教材编写未能推陈出新,对现实经济现象及规律解释力不足。一些学者教条地对待政治经济学,面对我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局限于在经典著作中寻求现成的答案;不是根据经济社会实践去创新和发展现有理论,而是通过曲解政治经济学的办法,使之被动地迎合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因此,需要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到现有教材中,使得马克思经济学更好地分析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从而增强说服力。
(三)教学地位已处于极度边缘化的境地。西方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政治经济学教学,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地位日益边缘化和不被重视,目前,高校的应用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学科普遍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學,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课时也大幅度减少,一些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些高校理论经济学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时也大量减少,原来作为经济学专业必开的《资本论》课程大多退出了本科课堂;相当部分高校经济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考试,只留下了西方经济学考试。可见,今天政治经济学教学地位已处于极度边缘化的岌岌可危的境地。这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时间投入,使得大学生消极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直接导致学生上课出勤率低,注意力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只是应付考试,教学效果差。
(四)教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经常是以老师传授知识为主、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形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思维定势,.教学方式、考核方式未能与时俱进。尽管多媒体教学已经在课堂教学中广为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学方式和手段,但却造成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课件,毕竟,多媒体课件只是教学工具,只是教学手段,并不能完全代替教材。在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的调查中,63%的学生认为教师很少或有时能够“理论联系实践”,高达83%的学生认为教师应该增加“理论联系实践”的频率;78%的学生认为教师很少或有时运用“探究式”教学方法,并有63%的学生认为教师应该增加“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频率。经过多年的学习,大学生群体已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渴望在更高层次水平上学习,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不仅在教学中注重内容传授的全面和准确,更要适度增加内容深度和广度,特别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显然,现有的教学模式还不能充分满足,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二、新时代下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一)重构课程理论体系,变革和丰富教学内容
1.课程理论体系的重构。内容上,笔者在坚持讲授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克服教条主义,结合其他经济学科的科学原理和有用理论进行课程理论体系的重构,对于一些不符合当今时展的理论进行修改、完善和丰富。比如在适当的地方穿插一些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原理等后续课程的知识点,结合讲授,帮助学生将《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联系在一起。在具体内容框架安排上,根据教学时间、教学任务以及教学目标的要求,进行重新设计,摒弃过去教材的“大而全”现象,根据专业不同,重点讲授部分知识点,将不符合时展的理论和观点留给学生课后自行思考,批判性继承。尽量吸纳社会新发展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形成政治经济学的全新理论体系,设计一些案例分析题,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2.课程内容的变革和丰富。建立教学视频、图片库,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一是结合时代的发展,创新课程内容体系。改变教材内容陈旧、僵化的问题,将最新的中外经济发展实践引入课程教学内容之中,特别是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纳入教学内容当中,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解释最新的经济状况,避免脱离实际的空谈。二是选择最新、最热点的典型案例,放入教学内容中。现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和中国国内的经济现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需要新的典型案例来阐释和学习政治经济学。
3.理论联系实际,优化教学内容。要科学地确定教学内容,必须搞好调查研究。一要了解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程度;二要搞清楚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经济问题。三要让学生明白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我们必须坚持和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坚持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必须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其次,要坚持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又必须在总结、继承、批判和吸收马克思经典的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更为强调以创新的精神来发展经济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把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起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应用的基本经济理论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培养学生接触现实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
1.案例教学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以现实中的典型案例作为素材,让学生通过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由老师进行相应的点评。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学生应用所学知识从分析现象入手,最后发现事物的本质。而要使案例教学法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要精选案例、介绍或者指导学生阅读案例、设计问题、分析案例、总结归纳,形成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知识体系,最终让学生通过案例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点。
2.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这样理论性强、逻辑性强、时代性强的专业基础课程,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必须引入互动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与学生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
3.探究式教学模式。探究式教学模式是依据皮亚杰和布鲁纳的建构主义理论发展出来的一种教学方式,它主张教师从学科领域与经济现实中选择相关主题,创设类似于问题探讨的学习情境,同时鼓励学生独立寻找答案,通过实验、操作、调查、收集与整理信息、逻辑推理等活动来实现获取专业知识、培养探索能力以及发展合作素养等教学目标。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我们尝试把课程的核心内容加以梳理,分别归纳到商品经济理论、劳动价值论、资本循环、社会再生产、剩余价值瓜分等几大板块之中;然后,针对各大板块的中心理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寻找与之匹配的研究主题,让学生在探究性的自主学习中实现课程理论与客观现实的有效融合。
4.实践教学法。这种方法主要是让学生深入实践,从实践中感知生活,印证理论,加深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从理论上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从理论上解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发展趋势。具体来说,一是充分利用寒暑假充裕的实践,要求学生深入生活,就现实生活的一些热点问题撰写调查报告。如农产品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中国农村是否存在级差地租、学生居住地的房屋价格、农民的消费状况等问题展开调查并撰写相应的调查报告,从而将所学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使所学知识得到升华。二是请企业家或者学者作报告,介绍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运作机制或者学术动态,增强学生对理论的感性认识。三是实地参观。如组织学生到现代企业去参观,實地感受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到证券交易所去参观,现场感知股市的潮起潮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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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是一个始终在决裂也不断在创新的哲学家,他认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但他不是考察社会生产关系,也不是从社会物质生产的层面去考察劳动产品,而是从消费的意义层面上对作为符号的商品加以考察,对现达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活动的意义结构加以考察。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分析,对理论的发展补充,对消费和符号等领域独特的见解,都激励着理论工作者对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思想不断思考和研究。
一、消费社会现象与符号价值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技术革命的到来,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形态已由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二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通过生产驱动力作为创造社会财富、激活社会运转。而后者则是通过刺激民众的消费行为,用购买力来拉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鲍德里亚发现了隐含在消费社会内部的资本控制逻辑,他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已经不再是通过购买商品获取其中的使用价值,马克思使用价值的基础性地位在消费社会中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号价值,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购买商品不再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性需求,而是通过购买获取一种符号,而这种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鲍德里亚认为,只有揭示出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价值,我们才能从本质上找到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控制真正的操盘手。商品的符号价值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民众接受的呢?在这里,鲍德里亚进行了详细的推演:当民众置身于卖场挑选形形的商品的时候,看似是根据自己内心的想法在进行着商品筛选,消费过程只存在于自己买不买或觉得适不适合,但实则在消费主体和消费品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大众媒介在影响着民众的消费倾向。资本主义正是把大众媒介当做生产、传播符号价值的主要工具去影响个人的行为,影响群体的心理,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因此,在消费社会这一背景下,我们的行为依赖于大众媒介,大众媒介生产符号,把符号体系附加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上,诸如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广告、代言,人们看到广告所描绘的美丽图景,内心就会产生如果我能拥有这个商品,我也会成为广告里的那个人。
可以说,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揭示是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主要理论武器。我们发现,鲍德里亚的批判主体看似是走向经济哲学的道路,但实际上是在通过经济概念来进行的社会文化批判,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看到他和他的导师――列斐伏尔在批判道路上的继承关系。而鲍德里亚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工具则是更多的借鉴了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通过对能指――所指等符号学概念同消费行为之间进行嫁接使用,实现了社会文化批判的符号化转向。
二、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评析
不可否认,鲍德里亚是站在时代背景的角度对马克思传统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评估。符号价值的提出不仅对以生产作为资本运行逻辑的核心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颠覆,更是了使用价值的基础性地位,可鲍德里亚在对符号价值进行肢解时又继续延续着马克思的资本运行逻辑,甚至我们可以从符号价值产生的理论表述中看到了异化理论的影子。而且,鲍德里亚在后期多次运用的批判逻辑与观察视角也为后现代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域,把经济、文化、社会与艺术联系在了一起。鲍德里亚在这些方面是有他独自的理论贡献和历史价值的。
而且,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当下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意义也是不可磨灭的。其一,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外部世界,而不是固步自封,更何况,与时俱进是者基本的学术素养,通过研究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变,资产阶级进行疯狂资本积累的本质没有变,只是手段变得更加隐蔽了。其二,为我们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遇到的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我们利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这一路取得的成就不但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增强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可我们发现,对符号的追逐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看到些类似的影子,养生热、追星族等一系列跟风现象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我们的自主选择。可以说,对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可以为我们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平衡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宽的思维视野。
总之,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思想虽然面对和探讨的是全新的社会现象,却并不是单纯的思想礼花,他对当代的社会生活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挑战,并拓宽了崭新的研究领域,构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面对和思考他对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观点理解存在的误区,这要求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持续地思考甄别。也许我们欣赏鲍德里亚不是因为他“为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而是因为他拓展了我们关于斗争的想像力,使人体会到了斗争所带来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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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历史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溯观念发生的谱系关系的批判,在历史的隧道中,马克思发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为后人提供了历史哲学最具解释力的原理与方法论。其注重从范畴史批判过渡到对历史偏斜运动背后的自由本质的澄明,深刻追问了历史偏斜运动的社会存在论,揭示和批判了资本运动引发的物化和异化本质。
它不是用一种经济学去批判另一种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历史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哲学的深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规律空间中,察审特定时代经济结构产生及运行的过程,用现代最好的历史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的现象。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经济学范畴的追问,都会汇集到更高的历史整体性,都会显现其流变性和过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当经济价值的公式符合世界历史进化的公式时,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进入到经济学批判,又回溯到了历史大尺度审视中,经济价值的理论逻辑做出了对实践的科学解释与指导,经济现象成为局部问题,“资本永恒”等资本主义教条符咒都将被证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上升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坐标指向下,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了事件内在的矛盾本质。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而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劳动范畴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单纯的范畴,但它具有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算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它们只有基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渡到了对一种历史哲学思辨,从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素质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导致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辩证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生成”范畴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过程”,“生成”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通常马克思在三种情况下使用辩证的“生成”范畴:一是充满着历史内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觉反思的逻辑运动;二是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实践生长点的绵延与集聚;三是具有人类感性的、实践的因素等驱动的人与自然进化关系的哲学力量。运用辩证的“生成”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特征,生成贯通着资本的生命周期,意味着过程与目的性的连结,是辩证逻辑上升运动,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构成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环环相扣,它的发展贯穿着繁荣、危机直至衰亡的铁律。同时,在《资本论》中认为经济思想史认识的过程极为复杂和曲折,是从关于现象的外部方面知识到关于内在本质知识的运动,详细察审了剩余价值起源和历史认识图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马克思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在思维行程中,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充分表明:我们要把思维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用思维来掌握具体,不应当从感性出发揭示资本世界的深层本质,应当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开始,政治经济学才会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经济范畴的错误教条,揭示了历史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回答了货币生存世界的资本座驾问题,回答了现代性历史遭遇的深层社会存在论问题,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从何处来,应往何处去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的先进学说
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伟大使命,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历史规律如何行动的价值判断,是追求“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通过批判,进行了再颠倒,破解了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带来的神力,指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把非科学的、被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给推翻。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具有高度科学性和真理性,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