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辩证法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政治哲学辩证法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1 典型病例

患者，女，34岁，2009年6月19日初诊。既往有慢性肾功能衰竭病史7年余，高血压病史20年，服四消丸4年余，透析3年余。主诉：低热10月余，呈间断发热，2日一作，用抗生素无效。现寒热往来，无汗，身热不扬，午后热甚，体温38.5 ℃左右，头晕，胸闷不饥，面色萎黄，口渴不欲饮，便干，舌黯，苔腻，脉濡。中医诊断为湿温，证属湿邪弥漫三焦，气机不畅。因病属虚实夹杂，既有脾肾两虚，又有湿、毒、瘀内蕴，易与外邪相合而发湿温。湿遏肺卫，腠理开合失常，则寒热往来无汗；湿邪袭表，卫阳郁而化热，但热处湿中，热为湿遏，故身热不扬；午后阳气较盛，与体内邪气相加，则午后热甚；湿邪弥漫，易阻气机，而使气机升降失常，则见头晕、胸闷不饥、口渴不欲饮；舌苔、脉象均为湿热阻滞气机之象。湿热阻滞三焦，少阳枢机不利。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以清化湿热、宣畅气机、和解少阳。方用三仁汤合小柴胡汤加减：杏仁15 g，白豆蔻15 g，薏苡仁30 g，滑石40 g，通草10 g，制半夏15 g，厚朴15 g，柴胡15 g，黄芩15 g，党参15 g，金银花20 g，连翘15 g，野15 g，薄菏10 g，砂仁10 g，炙甘草15 g。以姜、枣为引，4剂，每日1剂，水煎，分2次饭后服用。嘱饮食清淡，忌食生冷、腥辣之品。

6月24日二诊：患者服上方，曾有2日未发热，前天发热到39 ℃，昨日透析至今未发热，神可，微汗出，大便干，舌黯，苔薄腻，脉沉。湿热日久，且患者已到透析阶段，病及血分，伤阴耗津。上方去通草、厚朴、薄菏、野，加水牛角15 g、牡丹皮15 g、玄参15 g、青蒿15 g、生地黄15 g，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润燥，气血两清，表里同治。继服3剂。

6月26日三诊：患者昨日透析后发热(38 ℃)，无畏寒，大便调，舌黯，苔薄腻，脉沉缓。病邪未尽，二诊方去玄参、生地黄，加秦艽15 g、白薇15 g。继服4剂。

7月1日四诊：劳累后发热2次，体温37.5 ℃左右，背痛，舌黯，苔薄腻，脉沉缓。患者本已体弱，又劳累，耗伤气阴。首诊方去通草、野、薄荷、砂仁，加胡黄连15 g、葛根20 g。继服3剂。

7月3日五诊：发热未作，舌黯，苔白，脉濡滑。四诊方去疏散风热之连翘，加茯苓30 g，继服6剂。

篇2

中国哲学以“和”这个范畴,表达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状态,被称之为“和谐辩证法”。“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今乃弃矣。”意思是在对立和差异中寻求统一,才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则;没有差别和斗争的同一,则不能使事物正常发展。结合许多不同的东西在一起而使他们达到统一,就叫“和”,所以能使事物成长起来、丰盛起来,而产生出新的东西。假如一定要使相同的事物组合堆砌起来,就是同,事物的正常发展就不存在了。

二、“和”的特征

(一)“和”首先标志着事物之间的区别和差异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人与人之间要保持正常的关系(君子关系),就是意见看法有所区别,互相指出对方的缺点,才有利于共同进步和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在什么事情上意见都完全一致,那就是“臭味相投”或者谄媚取悦,这种关系就是不正常的了。“和”的前提就是事物之间的区别、差异,没有区别和差异,就没有相互作用的动力,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就失去了正常的状态,事物本身就不存在了。

(二)“和”反映了事物发展由对立到统一的过程

“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和”是事物正常发展的整体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一方面是不同事物、事物内部不同因素相互连接而变化出新的事物;同时,作为不同事物和事物的不同因素,能够在一起而发生变化,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对立和斗争是在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前提下展开的。

(三)“和”的价值取向是和谐一致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和”所表达的事物发展的过程,最终的取向是和谐一致,而不是区别、差异。“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是说五味调和是为了产生可口的食物,锻炼刚健的四肢是为了造成身体的健康,不同音律的协调是为了形成悦耳的乐曲。“和”表达的事物发展过程,并不突出对立斗争,其落脚点在于追求一种和谐美满的结果;不仅仅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更是被赋予了人类追求和谐一致(而非斗争冲突)的价值学意义。

三、和谐辩证法思想在中学哲学教育中的价值

和谐辩证法追求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差异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和”所代表的价值观,对于中学哲学教育的改革,对于学生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态度化解、中正和谐的人生品性培养等,都有重要价值。

(一)与中学哲学教材中的矛盾辩证法互为补充

中学哲学教材讲的辩证发展观,用“矛盾”范畴,解释了事物发展的动力、过程和源泉。但是“矛盾”很容易被仅仅看作对立、差异、斗争的代名词,而忽视了矛盾关系中的统一、和谐、一致,造成价值观上的误导。学生受此思维模式影响,容易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地看成对立和斗争的关系,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还有合作、和谐与和睦。因此,这样的哲学教育在价值观上存在缺憾。

和谐辩证法所表达的辩证发展观,既包含对立、斗争、差异,又包含统一、和谐、一致,而且总的价值取向是和谐一致。这既能体现哲学的辩证发展观,又体现了人类所向往的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人类世界的和平安宁的价值取向。因此,把和谐辩证法引入哲学教育,是对矛盾辩证法的有益补充。

(二)为中学哲学教育融入名族化的成份

现行中学哲学教材中讲述的哲学源于西方,它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上,与中国本土文化有所差异,与民族文化的的血液传承有所疏离。哲学在中国传播了一个世纪,但很难说融入了普通民众的心理。这恐怕就是学生难以从内心亲近哲学、总觉得哲学“面面目可憎”的原因了。

转贴于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可以找到许多能使哲学在本土文化扎根的诸如和谐辩证法之类的“营养基”,如“易变”、“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可以作为向中学生阐释哲学的、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的绝好凭借。既使民族文化的瑰宝被赋予现代意义,也使中学哲学教育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增强中学生对哲学的亲近感、认同感。

(三)化解学生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态度

当今的中学生受西方工具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要鼓噪下产生的表面化生活方式的影响,缺乏一种安身立命的的平和心态。在荣誉与挫折面前容易大起大落;在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道路上,不愿做踏踏实实的奋斗;在是与非之间不能形成选择的可控心理机制。表现出来就是“要么破罐破摔、要么轰轰烈烈”的极端主义人生态度。和谐辩证法思想正包含着人生和谐的丰富智慧之思,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焉”,“极高明而道中庸”等。这些智慧之辩,都沁透着“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现实”的“和谐主义”精神,对今天的年轻人的安身立命来说,不失为一种绝佳引导。

(四)培养学生中正和谐的人生品性

人生品性的的丰腴和完美,有赖于中正和谐的知识、阅历对其进行柔化。和谐辩证法所追求的和谐完美的价值取向,弥补了矛盾辩证法的价值学缺憾,暗示出为人处事的另一种价值选择——中正、和谐与完美,而非斗争、分歧与残缺。“他以暴、我以仁”,“他以诈、我以信”的人生操守,“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人生信条,都是和谐辩证法的生动体现。若能在中学哲学教学中予以贯穿,必能熏陶化育学生中正和谐的人生品性,对学生未来个人幸福、社会的整体安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篇3

DOI：10.14163/ki.11-5547/r.2015.19.145

甲减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或生理效应不足而引起的一种全身性内分泌疾病， 表现为全身代谢功能紊乱、多脏器功能受损。近年来临床研究发现， 甲减患者血心肌酶浓度升高和血脂代谢紊乱等[1]。

临床甲减的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逐级增高， 特别在女性中， 发病率逐年升高。在诊疗过程中， 伴有血脂异常、心肌酶谱升高的甲减患者， 常被误诊为冠心病、心肌梗死、心肌炎等。对本院近4年在内分泌门诊就诊及病区住院治疗的56例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治疗前后血心肌酶谱变化及血脂变化情况系统的进行回顾性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2010年3月～2014年12月在本院门诊及病区住院治疗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56例， 诊断符合2008年中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2]， 其中男10例， 女46例， 年龄40～60岁， 平均（45.8±5.9）岁， 病程3月～5年。原发性甲减38例，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经131I治疗后10例， 甲亢经外科手术治疗后8例。56例均为首次发现并且未进行过任何治疗。患者既往均无高血压、糖尿病、结缔组织疾病及肾病史， 近半年未服用任何降脂药物及影响心肌酶谱的药物， 近半年未进行过任何手术。

1. 2 方法 入选病例诊断明确， 经过抽血检测后， 给予口服左旋甲状腺素片替代治疗， 开始剂量12.5～25 μg/d， 依据年龄、心脏功能、甲状腺功能情况及临床表现调整左旋甲状腺素片剂量， 每周增加12.5～25.0 μg， 12周甲状腺功能达到或接近正常水平， 左旋甲状腺素最终维持量为50～150 μg/d。

1. 3 观察指标 56例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后4、12周清晨空腹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脂（TC、TG、 LDL、HDL）、心肌酶（CK、CKMB、AST、LDH）。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5.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口服药物治疗后4、12周心肌酶指标比治疗前水平明显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2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口服药物治疗后4、12周TC、TG和LDL水平显著下降（P

3 讨论

成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病情发展缓慢， 无特异性临床表现， 可涉及多个系统， 出现贫血、无力、高胡萝卜血症。近年来， 甲状腺功能减退者患者因心肌酶异常升高常被误诊为心血管疾病。

甲减导致心肌酶谱异常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可能与诸多原因有关：①心脏是甲状腺激素[主要是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主要的靶器官， 当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时， 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酸性粘多糖及粘蛋白沉积在全身组织， 尤其是心肌细胞， 造成心肌张力减退、假性肥大、心肌间质粘液性水肿、变形， 严重者心肌纤维变性坏死， 导致肌酶自细胞中溢出， 从而使患者血清心肌酶升高。②由于多种肌酶同时存在于骨骼肌中， 甲减时可引起骨骼肌容积增加， 肌肉出现水肿肥大， 肌纤维断裂致使心肌酶释放入血， 本临床观察提示， 与治疗前相比较， 甲减患者治疗后CK、CKMB、AST、和LDH水平下降（P

近年来临床研究证实[3]，甲减可引起血脂异常变化， 与动脉粥样硬性心脑血管疾病相关， 备受关注。甲状腺激素能影响血清中血脂的产生和降解。一方面促进TC的合成；另一方面促进血脂及其代谢物经过胆汁排泄。但其降解TC的作用更为显著。当甲状腺激素不足时， 虽然TC合成减少， 但TC降解和排泄速度更缓慢， 因此使血清中TC水平显著升高。同时， 还可增加组织对其他脂解激素的敏感性， 减少TG的合成， 促进TG代谢清除， 所以甲减患者体TG合成则相对增多， 故血清TG升高。此外， 甲减时继发血脂异常与肝细胞表面的LDL受体表达下降和LDL颗粒氧化有关， 最终导致LDL在循环中就被氧化， 形成修饰性LDL， 而修饰性的LDL不能被LDL受体识别， 导致血清LDL颗粒清除延长， LDL水平升高， 继而胆固醇在细胞内积聚[4]。此次研究结果提示， 与治疗前， 甲减患者口服药物治疗后TC、TG和LDL水平显著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 激素替代能够显著降低甲减患者心肌酶谱和血脂水平， 利于防止甲减患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唐诗玲， 李新胜， 张金成.甲状腺激素机能减退症患者减少替代治疗对血脂及心肌酶学的影响.中国误诊学杂志， 2009， 9（25）：6077-6078.

[2] 单中艳. 《中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导读.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08， 28（4）：260-261.

篇4

[中图分类号] R26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1673-7210（2009）05（b）-099-02

辨证配膳对疾病治疗非常重要，特别是遭遇腹部手术患者通过中医饮食治疗，可以加强营养，扶正祛本，促进食欲恢复，改善机体的一般情况[1-3]。笔者对117例腹部手术患者，进行中医分型后按时辰辨证配膳，并与对照组比较，探讨两组之间营养学和肠功能指标变化的一般规律性。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5年1月～2007年5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外科住院治疗的择期腹部手术患者219例。入选标准：①术后愿意接受中医按时辰辨证配膳治疗；②肝肾功能正常。排除标准：①术后出现严重合并症患者；②合并内分泌代谢疾病患者；③无明显恶病质。符合上述纳入标准并除外全部排除条件后，实际入选择期腹部手术患者117例，男79例，女38例；年龄31～68岁，平均（57.29±13.40）岁。对照组选择同期住院腹部手术患者，但未接受辨证配膳治疗。全部对象均符合辨证配膳组的全部排除条件和纳入标准中的②，对照组入选68例，男41例，女27例；年龄39～71岁，平均（58.17±12.83）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分布接近，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腹部手术患者的中医辨证标准中医辨证标准：参照1993年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所确定的辨证标准，初步拟设以下3个证型，A：气血失和、气血两虚；B：脾胃失和、阴虚内热；C：内热炽盛、热盛津枯。中医辨证诊断需经两名中医师进行辨证，并获得一致结论后入选，辨证诊断时间在术后1 d内。

1.2.2营养状况指标选择及测试选择如下数据作为营养状况评估指标：①体质量指数（BMI）：体质量（%）＝实际质量/理想体质量×100%。②理想体质量百分比（IBW%）。③三头肌皮皱厚度（TSF）。④上臂围（MAC）。营养状况评估时间选在手术后1 d和出院前1周。

1.2.3按时辰辨证配膳方法见表1。两组患者术后均给予腹部手术后常规治疗，配膳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按时辰辨证配膳。

1.2.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0.0分析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计量指标测试结果用（x±s）表示，用t检验进行组间显著性测定。

2结果

2.1 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营养学指标比较

表2为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营养学指标比较，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手术后1 d，营养学指标BMI、IBW%、TSF和MAC分布接近（P均>0.05），而出院前1周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明显优于手术后1 d测量值，同时辨证配膳组的上述指标又都明显优于对照组（P均

表2 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营养学指标比较（x±s）

与对照组比较， aP

2.2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肠功能及疗效指标比较

表3为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肠功能及疗效指标比较，结果表明辨证配膳患者的切口愈合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胃管留置时间、早期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P均

表3 辨证配膳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肠功能及疗效指标比较（x±s）

3 讨论

腹部手术术前禁食、禁饮，如禁食时间较长，加上麻醉、手术牵拉、术中暴露、体力消耗、术后继续禁食水、切口疼痛和活动受限等原因导致肠蠕动较慢，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正常进食，因此这些患者围术期间常常存在营养不良和负氮平衡状态，后者可导致切口延期愈合，各种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增高[4-6]。腹部手术患者术后都有一段暂时性麻痹状态，并表现为胃肠蠕动减弱、消失而致腹胀、停止排气和排便，中医认为上述表现是脾气亏虚，肠腹淤滞内结，气机失利，通降失常。同时手术经过又类似金刃外伤，客于人体，一可损伤人体，经脉气血受滞，不通则痛，引起经脉所行之处疼痛，气血失和；二则削伐脾胃，损伤正气，而又术中亡血伤津，阴津不足，久卧伤气，术后易造成气血两虚，气虚则固摄失职，气不敛汗，则动辄汗出，亡血则伤津，阴津受损则阴虚内热，甚则热盛津枯，大便秘结。术后便秘可归为热盛津枯，或气虚推动无力，血虚肠道失荣。一些学者将术后常见的辨证分型主要分为以下3类：气血失和、气血两虚；脾胃失和、阴虚内热；热盛津枯，大便秘结。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术后调补当以扶正为首，首先要调理脾胃。本组病例结果表明运用中医辨证配膳对腹部手术患者进行合理的饮食调整，可促进患者的脾胃消化功能近早恢复，食欲有效改善，营养增加，促进疾病早愈和体力恢复，本文中辨证配膳患者治疗后的各类营养学指标和切口愈合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胃管留置时间、早期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这表明中医辨证配膳对各证型腹部手术患者均有较好疗效。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外科手术治疗后营养支持意义重大，近些年来常采用静脉营养支持（TPN），但长时间禁食易引起肠黏膜萎缩、肠道黏膜屏障功能损害及菌群失调，也有一些 TPN后导致败血症和代谢紊乱的报道[7]。一般认为腹部手术患者术前胃肠道功能正常，术后胃肠道功能吸收和消化功能也会很快恢复，因此采用中医辨证配膳方法，对各证型腹部手术患者分别给予不同食疗方案，增加和恢复患者的食欲非常必要。对于气血失和、气血两虚证型患者给予益气养血食物，对脾胃失和、阴虚内热患者进行滋阴生津和胃膳补，对热盛津枯、大便秘结患者给予滋阴生津饮食。这些方法的疗效都在笔者的实践中得以验证。

中医时辰治疗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从整体上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节律的周期性，并指导临床治疗、预防和养生。它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研究时间本身，而是探索人体活动节奏随时间(时辰)周期性系列节律的变化。本组辨证配膳还结合了中医时辰医学理论，采用时辰或择时膳补，使疗效进一步优化和提高。祖国传统医学认为在患者某经脉处于功能活动的“旺时”，是其驱除本脏腑外邪最有利及最有效之时，此时膳补最有效。本组研究按时辰辨证配膳方法依据为：卯时（ 5:00～7:00 ）大肠经旺，有利于排泄；辰时（ 7:00～9:00 ）胃经旺，有利于消化；巳时（9:00～11:00 ）脾经旺，有利于吸收营养、生血；午时（11:00～13:00）心经旺，有利于周身血液循环，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未时（13:00～15:00）小肠经旺，有利于吸收营养；申时（15:00～17:00）膀胱经旺，有利于泻掉小肠下注的水液及周身的“火气”；酉时（17:00～19:00）肾经旺，有利于贮藏一日的脏腑之精华；戌时（19:00～21:00）心包经旺，再一次增强心的力量，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结果证明，经按时辰辨证配膳患者治疗后的各类腹部手术患者营养学和肠功能指标均明显好于对照组。中医学理论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的生活习惯应该符合前者规律，把人的脏腑在12个时辰中的兴衰联系起来看，环环相扣，十分有序。辨证配膳方法应根据中医的时间医学理论结合实际的住院条件和脏腑在一天内的兴衰规律合理安排膳补，才能从营养学和生理学规律上达到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任泽强.腹部手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临床应用[J].徐州医学院学报,2003,23(6):583.

[2]王先平,刘舒.自拟胃肠舒对107例腹部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观察[J].安徽中医临床杂志,2001,13(3):184-185.

[3]杨林,鲜其福,刘继东.对107例腹部术后服用胃肠舒促进胃肠功能恢复的观察[J].中国药业,2001,20(4):288-289.

[4]Phillips ML, Lewis MC, Chew V, et al. The early effects of weight loss surgery on regional adiposity[J]. Obes Surg, 2005,15(10):1449-1455.

[5]Kawanishi H, Watanabe H, Moriishi M, et al. Successful surgical manage-ment of encapsulating peritoneal sclerosis[J]. Perit Dial Int,2005,25(Suppl 4):39-47.

篇5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Yiqi Fuzheng method on the changes of serum nuclear factor-kappa B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sepsis.Method：Sixty patients with sepsis diagnosed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from November 2014 to July 2016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regimen，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edical therapy，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bination Yiqi Fuzheng method.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serum IL-6，IL-10，TNF-α，PCT and WBC of two groups were measured by ELISA.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erum nuclear factor-κB activ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After treatment 7 days，the clinical efficacy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3% obvious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After treatment 7 days，the levels of IL-6，TNF-α，NF-κB and CRP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the levels of IL-10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Yiqi Fuzheng method； Sepsis； Therapeutic effect； Serum nuclear factor-κB； Inflammatory response

First-author’s address：Guangzhou Zengche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Guangzhou 5113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7.01.019

脓毒症是由感染因素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发病后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将会引起机体器官功能障碍，严重者甚至引起循环衰竭。数据报道显示，全国每年有2000～3000万尿毒症患者，并以每年8%～15%速度增长，严重影响患者健康[1]。相关研究显示，脓毒症与炎症反应关系密切，它是机体自身对感染产生的一种免疫应答[2]。正常人体对感染的反应首先是识别感染并控制其扩散，从而进一步限制炎症反应[3]。但是，炎症反应发生的同时会伴有炎症因子的释放，是引起脓毒症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临床上制定合理的炎症反应调理方法，选择合适的药物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益夥稣法在部分脓毒症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4]。为了探讨益气扶正法在脓毒症患者中的治疗效果及对血清核因子-κB活性变化的影响，选取2014年11月-2016年7月本院诊治的脓毒症患者60例，现报道如下。

1 Y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1月-2016年7月本院诊治的脓毒症患者60例，根据治疗方案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30例。对照组男16例，女14例；年龄49～76岁，平均（66.0±15.7）岁；APACHEⅡ评分13～24分，平均（19.0±6.3）分；

17例肺部感染，5例腹部感染，5例血液感染，

2例泌尿道感染，1例其他。观察组男18例，女12例；年龄50～77岁，平均（65.8±14.9）岁；APACHEⅡ评分14～23分，平均（18.9±6.1）分；15例肺部感染，6例腹部感染，6例血液感染，1例泌尿道感染，2例其他。入选患者均符合2001年华盛顿“国际脓毒症定义会议”推荐的标准，参考国内2007年脓毒症的定义、诊断标准、中医症候诊断要点及说明的草案[5]。本次临床诊断试验均经患者、家属同意，试验通过医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西药治疗方法：参考《2004年国际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管理指南》对患者进行治疗，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加强氧供、合理氧疗、纠正低血氧症，必要时给予患者通气治疗，给予患者血管活性药物及抗感染治疗[6]。观察组联合益气扶正法治疗方法：（1）气阴两虚：静脉滴注50 mL参麦注射液混合250 mL浓度为5%葡萄糖注射液，1次/d，连续使用7 d。将15 g西洋参炖服，2次/d，200 mL/次，连续使用7 d。（2）气虚阳脱：静脉滴注50 mL参附注射液混合250 mL浓度为5%葡萄糖注射液，1次/d，连续使用7 d。将15 g红参炖服，2次/d，200 mL/次，连续使用7 d。

1.2.2 检测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7 d采集血标本，离心10 min，速度3000 r/min。采用ELISA试剂盒检测血清IL-6、IL-10、TNF-α、PCT及WBC水平，相关操作步骤必须严格遵循试剂盒及仪器操作进行[7]。

1.3 疗效评定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对患者疗效进行评定[8]，显效：症状消失，积分改善90.0%以上；好转：症状得到改善，积分改善在30.0%～70.0%；无效：症状变化不明显或病情加重。总疗效=显效+好转。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连续治疗7 d临床疗效率，治疗前后7 d血清IL-6、IL-10、TNF-α、NF-κB及CRP水平。

1.5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连续治疗7 d临床疗效率比较 连续治疗7 d，观察组临床疗效率为93.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6.7%，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6.48，P

2.2 两组治疗前后7 d血清各指标的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前血清各指标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7 d后血清IL-6、TNF-α、NF-κB及CRP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IL-10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脓毒症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为引起危重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患者发病后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将会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脓毒症病理过程中，促进炎症、抗炎反应、凝血纤溶反应及免疫系统的进一步激活和抑制等能形成一个相对复杂的网络系统，该系统中不同的因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导致疾病进一步加剧[9-10]。

细胞因子从大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并且患者发病过程中多与炎症级联反应有关，并且在促炎和抗炎反应中相互交替、制约。从中医角度来说[11-12]：脓毒症是一个正邪斗争的消长盛衰过程，治疗时主要以扶助正气、祛除邪气为主。近年来，益气扶正法在脓毒症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中，治疗7 d后观察组临床疗效率为93.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6.7%（P

综上所述，与常规西药治疗相比，脓毒症患者联合益气扶正法治疗效果更理想，能改善血清核因子-κB活性，抑制过度炎症反应，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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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 . 马尔库塞的“否定的辩证法” 

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是一部力求通过研究黑格尔哲学，来为社会批判理论寻找哲学基础的学术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他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去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也就是说，马尔库塞完全是用“否定”这一单一的色彩来妆扮黑格尔的，在他看来：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 [1] 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黑格尔的“逻辑学”主要是一种批判的手段。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否定的特征，否定构成了辩证理性的本质，趋向理性的真正概念的第一步。“在实在运动的过程中，否定是必然的。否定揭示出，特定的形式中没有什么是真的。”因而，否定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一事物的实在的质料部分是由这一事物的否定所构成的，是由它所排斥和扬弃的作为其对立面的东西所构成的。” [2] 否定是本质，它迫使其自身对存在状态的超越。存在在变化的过程中 分解，存在的无限统一是一个否定的统一体，它包含着所有的质和量的规定的否定。每一个规定的性质都是与自身相对立的，因而无论是自在的存在，还是自为的存在，都不是存在于 世界中任何一个地方的质和量的统一体，而是所有规定的否定。 

因此，所谓统一体“似乎由于一个过程而是这样的统一体，在这个过程中，事物否定了一切单纯的外在性和他性，并把它们和能动的自我联系起来。”所以，实际上统一体只不过是“否定的整体” [3] 。 

马尔库塞紧紧抓住黑格尔“过程”思想，指出统一或同一是一个过程，即统一或同一不是一个永恒的和孤立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事物都与其固有矛盾相抗争，并展示作为抗争结果的自身。也就是说，“同一包含着事物的对立和差别，表明了自我矛盾和一个与矛盾相伴随的统一。每一存在都使自身陷入否定，并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才达到它所是的东西。它把状态和关系的多样性分割成无数其它的事物，这些其它的事物对于它来说完全是外在的，但当它们被本质的影响所征服时，这些事物则变成综合真正自身的部分。统一因此也就是‘否定的整体’，它被表明是实在的结构，它也是‘本质’。” [4] 

在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考察中，马尔库塞提出：在现代社会中，各个个体是分立的， 社会无法使他们统一起来，一切为了个体的完善而展开的自觉活动都不可能发生。自由与个 体无缘，个体的存在成了自由的否定形态。因为，个体是处在被束缚的地位上的，他们自身并不能作为自身的过程去选择自由。因而，个体若要获得自由，首先要成为主体，占有自由意志，把自由视作自己的本质。然而，自由意志是两个方面或两种活动的统一体：一方面，“个体能够从每个特殊条件中抽象出来，并经过否定，回归到纯粹自我的绝对自由中”；另 一方面“个体的自由是适应一个具体条件的活动，自由地、肯定地作为特殊个体的存在活动，又限定了自我”。 [5] 马尔库塞显然是赞赏自由意志的前一个方面的，因为 , 它不断地对每一 个特定的条件进行抽象、不断地进行否定，这所意味着的是不断拒绝所有已建立的社会和政治形式。 

当然，马尔库塞必然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个体的自由意志仅仅属于个体时，能否对所有已建立的社会和政治形式加以拒绝？马尔库塞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从黑格尔体系的根源中去寻找，即从否定概念中去寻找。马尔库塞说，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所固有的历史矛盾，决定了他没能够根据自己的否定原则为个体的充分发展安置一个空间。社会批判理论正是要在黑格尔停步的地方继续走下去，突出黑格尔哲学中否定的意义，使黑格尔哲学彻底化。 

同样，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马尔库塞要求发现被黑格尔揭示出来的“那些使历史成为理性的整体的规律和趋势”。马尔库塞复述黑格尔的思想说：“向更高的历史水平的前进首先要求存在于所有实在中的内在的否定力量占上风。但是更高的水平终究将达到；在实现自由道路上的所有障碍都将被克服；最终取得拥有自我意识的人类的成就。” [6] 历史理性经历东方阶段、古希腊罗马阶段和德国基督教阶段，每一更高阶段对前一阶段的超越都证明了世界精神在否定中向着自我意识实现的方向进步。 

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写于 1941 年，这时，社会批判理论尚未获得哲学论证。马尔库塞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中的否定观对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但却未把否定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然而，在阿多尔诺 1966 年发表的《否定的辩证法》中，否定范畴就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 . 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部试图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全面系统的哲学论证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阿多尔诺提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是不够的，认为必须在“ 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作为普遍解释原则决不能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客观实在决定了在辩证法的同一性规定中起作用的整体力量就是对同一的否定，从而证明同一是不真实的。因为，未被思维调和的实在整体是属于矛盾的，即只能在矛盾中思维的整体。现实中的矛盾本身就是反对现实的矛盾，哪怕在最简单的意义上，现实中的矛盾都是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在起作用的。 既使在哲学中，运用同一性范畴去肯定事物的作法，一旦在概念的体系中进行分解和综合的推理时，也就会陷入否定它所思考的总体这样一种自相矛盾中。而且，运用概念去命名或概括事物的行为本身就是否定事物的活动。 

在近代社会，商品的可交换性表明：不同商品具有同一的质。但不同商品之间的同一性是由特定的社会模式决定的。同样道理，哲学中的同一性原则也是传统哲学模式的要求。就是说，传统哲学是在不同的事物中抽象出了同一的质，从而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总体，哲学体系则成了与这个总体相对立的思维总体。同一性是一个虚假的哲学原则。但哲学概念却把这个虚假的原则实在化了，并在虚拟的实在之上建构总体。所以，在传统哲学那里，同一性是总体性的基础，正是因为哲学建立起了同一性的观念，才出现了世界的总体性。当同一性被证明仅仅是思维的原则时，总体性也就被证明是非统一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对于否定的辩证法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 [7] 

因此，在阿多尔诺看来，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就在于从同一性向非同一性的哲学转向。对于辩证法来说，唯一的信仰就是否定。既使在黑格尔那里，“早在写《精神现 象学》的导言时，黑格尔就接触到了他正在阐释的辩证逻辑的否定性意义。” [8] 当然，对于黑格尔通过同一性达到对同一性的否定这一点，阿多尔诺是不能同意的，所以他并不把黑 格尔的辩证法视作真正的否定的辩证法。不过，他认为，黑格尔由于把概念看作是内在地处于运动之中，从而部分地摆脱了同一性的强制性，达到了从前辩证法向辩证法的转换阶段。 

显然，阿多尔诺是容不得任何肯定性的，他把那种由黑格尔所发现的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看作是前辩证法的遗迹。他批评黑格尔用同一性来平息辩证矛盾、平息不能解决的非同一物的做法，是向纯粹推论的复归。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 [9] 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 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 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黑格尔体系结构必然解体的命运恰恰说明，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看作肯定”的做法是违背辩证法的原则的。当黑格尔体系反映了同一性的总体性要 求时，它是反辩证法的；而当它抵制同一性的总体性的压力时，它又是辩证法的。 

无论黑格尔哲学是怎样的反辩证法，却开始了从前辩证法向辩证法的转变。因为，他虽然要求实现肯定的目的，但他通向肯定的道路却是否定的过程。因而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抹杀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相反，否定的辩证法正是把辩证法彻底化，即在一切哲学范畴中发现其否定性内涵。 

比如，就本质范畴而言，它就是一个被继承了的而被保持在否定的辩证法之中的概念。但是，与传统哲学的理解不同，本质不再是事物中稳定的因素，不是事物存在的同一性和肯定，也不是许多事物中的共同性和一般性；否定的辩证法是从“事物所是的样子和它们应是的样子之间的矛盾” [10] 中来理解本质的。本质所表明的是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是事物的否定性。正是由于这种否定性，世界才不是它应是的样子，而是它实际的样子，同时，它实际的样子又是永不停息地遭受着本质的否定的。 

阿多尔诺说，最能证明概念否定性的是主体与客体范畴，主体与客体“这两个概念是作为结果而产生的反思范畴，是表示一种不可调和性的公式。它们不是肯定的、原始的事实陈述，而是彻底否定的且只表达非同一性。” [11] 作为结果的反思范畴，主体与客体已经远离了事物而对事物的个别性作出确定无疑的否定。另一方面，主体与客体这两个范畴各自都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对主体和客体作出绝对的理解。主体不完全是主体，客体也不完全是客体。主体包含着否定自己的客观因素，而客体也包含着否定自己的主观因素。而且在主体和客体总是不确定的这一意义上，它们各自的否定性恰恰是它们的本质。 

阿多尔诺以自由问题为例，指出， 17 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对自由问题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试图为自由找到坚实的基础。然而，哲学只去探讨抽象的自由，生活的自由、经验的个 人却越来越远离于它。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完全失去保护，因而他就象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自由。人们自愿地服从统治，在自我异化中堕入同一性的桎梏。这样一来，“整个时代、整个社会不仅缺乏自由的概念，也缺乏自由的事情。” [12] 所以，他认为，自由成了哲学的谵妄，是对这个世界的邪恶和不自由的否定。如果从“反映”的意义上来看的话，那么，在“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出现之前来谈论自由，不管把自由说成是一种现实还是说成是一种要求 都是不合时代的错误。” [13] 在阿多尔诺看来：“自由只能按不自由的具体形式在确定的否定中来把握。在肯定性上它就成了一种‘仿佛’。” [14] 

对于否定的辩证法来说，关于自由的探讨只是它的众多实例分析中的一个。阿多尔诺所要说明的是：对自由的否证恰恰是渴求自由的一种“否定的”表现。可见，阿多尔诺为社会批判理论制定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完全的、绝对的否定观。他的口号是：否定的辩证法决不思 索规律，也决不遵从任何戒律，它对一切与自身倾向相反的东西作永不停息的批判。在《否定的辩证法》的序言中，阿多尔诺宣布：“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它从柏拉图一来的辩证法传统中清除一切肯定的因素。无论对于实存的社会历史还是对于思想体系，否定的辩证法都深入其中，从内部去破除一切内在性的关联。否定的辩证法就是一种批判的力量，适用于这种力量的还是黑格尔的格言：辩证法吸收了对手的力量并使之转而反对自身；不仅在辩证的个别中如此，而且最终在整体上也如此。” [15] 

列宁说过：真理超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否定的辩证法”正说明了这一点。辩证法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范畴都不应被突出到凌架于这个体系之上的位置。否则，辩证法就会变成反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为了强化它 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极力强调辩证法的否定观，这不仅不能真正地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反而由于践踏了辩证法而失去了哲学基础。使社会批判理论成了充满激愤的、牢骚满篇的谩骂和诅咒。这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单就理论而言，否定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对辩证法的否定。

注 : 

篇7

认为，物质是万物的本原，自然界是由一切物质所构成的巨大的系统整体、自然界、人、科学技术，社会这四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中，我们只有通过对概念的认识，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深入了解，进一步解读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等多重知识结构的层次的构建，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一、自然辩证法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表徵

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学说。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作为的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等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也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我们知道，自辩法诞生于19世纪中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发展冲击着人们原有的自然图景和思维方式，为其创立提供了客观基础。表现如下：一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类生产活动的高度社会化，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交往，改变着人们旧有保守的、静止和孤立的思维习惯和方法；二是自然科学的一系列伟大发现展现了自辩法发展的本性和规律，冲击着人们业已形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自然观的革命有了理论指导。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诸多因素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一场伟大的理论革命。自然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等，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观点等，诸多体现具有划时代的变革。

二、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诸学科关系的文献综述

恩格斯结合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成果，对这种自然哲学进行了多方面理论变革，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关于自然的学说，这就是的自然辩证法。首先，他改造扩展了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改造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再次摒弃了自然哲学的唯心论等基础，成功的实现了自然哲学和科技哲学的基础构建。自然辩证法和自然哲学都从整体上研究自然界并提供自然界的总图景。

科学哲学是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推理的程序、科学发展的模式等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问题，而明显忽视对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存在一些属于本体论的问题。

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它是与自然辩证法紧密相关的一门学科，着重研究社会诸方面与科学的关系，也就是研究科学体制“外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三、从自然辩证法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是对科学技术观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科学技术不仅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具有主导作用，同时对其他要素也起着渗透作用，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已融合、扩散到生产力诸要素之中，从而促进了生产力要素的全面飞跃，推动了生产力系统的发展。

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这个一般规律也正是哲学研究区别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之处。自然辩证法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体表现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又是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哲学概括。

四、科技哲学视角下的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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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对马克思的体系辩证法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新辩证法学派对马克思的体系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1)体系辩证法的叙事方法并不是纯粹的逻辑方法,具有自身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前提;(2)体系辩证法强调表达方法与研究对象的不可分离性,为了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不能把研究对象各种要素孤立起来进行叙述;(3)在阐释研究对象时,概念的展开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4)从简单到复杂的概念展开过程中,简单与复杂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①新辩证法学派对马克思视域中辩证法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列宁曾经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这也是肯定马克思体系辩证法的比较早的重要论断。《资本论》的展开遵循了从抽象到具体的体系逻辑。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哲学逻辑是从特殊到一般,他本人的辩证法逻辑是强调从一般到具体,拒绝抽象的普遍性,坚持构建多重规定的具体实在性。马克思晚年放下《资本论》的写作,研究东方社会,也是为了把握东方社会形态的具体性,寻找其具体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普遍规律。马克思反复告诫人们,不要轻易宣布掌握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资本论》写作期间,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的重心从理论发现转向理论表达,致力于探索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反复思考如何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恰当完美的方式表达出来,如何把实际的历史运动理论化。这时,马克思又重新研读《逻辑学》,并且在辩证法的理解上获得新的突破,通过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把历史的矛盾运动翻译为概念的矛盾运动,刻画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新辩证法学派通过对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的双重解读,重构马克思视域中的体系辩证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新辩证法学派的解释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化了,奥尔曼对此做过严厉批评,认为体系辩证法学派想把还原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但是缺失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高瞻远瞩的批判维度与革命维度,由于这些缺失,“这种科学就不能被充分理解”②。二是新辩证法学派把历史辩证法从马克思的视域中排除出去,把体系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对立起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断言历史辩证法属于恩格思视域中的辩证法,这是他们的又一重要缺陷。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是一致的,都认为辩证法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区别是,恩格斯从本体论上阐释辩证法,马克思是从认识论上阐释辩证法③。三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黑格尔化了,对体系辩证法解释的黑格尔味道太浓厚。尽管他们对《资本论》的建构方法提出诸多新见解,但是对辩证法的性质的解释存在一些误区,特别是过于注重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联系,模糊了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马克思建构体系的方法和黑格尔的体系方法具有本质区别,虽然双方的体系都是通过概念的矛盾运动来展开,但是哲学基础不同。马克思曾说过:“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④四是新辩证法学派某些成员误读马克思,把体系辩证法建构逻辑描绘成“先验构造”方法,这不符合马克思的立场。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先验构造”提出了严厉批判,这些批判抓住了黑格尔体系辩证法的要害。对马克思来说,体系辩证法的表达方法,不是把已有的辩证逻辑应用于研究领域,而是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严格缜密的研究,探索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辨析其中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关注的对象是生产方式的生成与结构,通过严密的概念运动方式,再现生产方式再生产的决定性要素与最基本的运动逻辑。

    历史辩证法的解释新辩证法学派对辩证法的解释

    自然受到历史辩证法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体系学派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化了,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解释方法,还具有其阐释历史的维度。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目标就是在迷雾重重、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辩证理性揭示历史内在的发展逻辑。①那么,什么是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英美左翼学者对此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詹姆逊对历史辩证法进行了长期思考,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理解历史变迁与时代变化的历史理论,历史辩证法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思考,思考历史必然性之中的偶然性、极限性、最终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以及未来的不可能性。詹姆逊强调,对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总体性把握,就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内容。詹姆逊对辩证法的看法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他发展了卢卡奇“如果抛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理解了”②的观点,认为辩证法是理解历史发展变化的钥匙。历史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与对抗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辩证法是从历史偶然性中寻找历史必然性的方法,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向度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马克思把一切社会现象彻底地转化为历史问题,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具体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开花结果”。批判实在论的重要成员约瑟夫也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是揭示社会构成、结构转化、发展机制和内在规律的理论。然而,约瑟夫不同意卢卡奇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解释。他认为,历史辩证法不是主体辩证法,也不是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而是关于实在的辩证法。批判实在论明确拒绝把哲学化的倾向,他们批评卢卡奇、葛兰西等实践学派的者把看作哲学或世界观,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对批判实在论来说,哲学不等于科学,是科学不是哲学,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批判实在论指出,实践学派的理论家把看作是主体(工人阶级)的理论表达,而不是客观(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知识,结果是作为科学的遭到拒绝,以便迎合作为哲学的。③奥尔曼不赞同批判实在论学派对辩证法历史维度的解释。他认为,把还原为社会科学,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缺失了对马克思的历史双向抽象过程的解释。奥尔曼把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看作是“哲学舞蹈”,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内在关系哲学是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奥尔曼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并不是按照手推磨、蒸汽机的发展顺序进行研究,而是应用“前提与结果”的双向辩证运动考察历史进程,“具体来说,前提和结果是一种双重运动,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过程不断发展着,既成为结果,又成为对方结果的制造者”④。奥尔曼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概括来自马克思的如下论述:“社会生存过程的任何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而它的任何结果同时又表现为前提。因此,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条件,同时也是它的产物。”①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指向历史变迁中的必然性方面,马克思强调人类创造了历史,但是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人类自己不能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英国学者莫瑞概括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复杂而又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是他相信,可以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图绘出来。莫瑞把历史变迁必然性区分为五个方面:(1)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存方式的转换;(2)特定社会形态与特定生产方式的结合机制;(3)伴随着主导性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走向成熟,新的必然性形式的产生;(4)对某一生产方式的破坏以及推动其解体的矛盾趋势;(5)围绕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斗争,斗争的主体由拥护与反对这一生产方式的群体构成。②从总体上看,尽管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存在差异与分歧,但是历史辩证法学派的主要立场基本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是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辩证法,是研究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的辩证法,这些观点也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构想。马克思一直坚持生产方式的概念是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生产方式的发展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笔者认为,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解释,阿尔都塞的观点值得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的科学,我们可以更具体把其定义为生产方式的科学,生产方式的具体结构,生产方式构造,生产方式的功能,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转换方式。《资本论》就是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论。”③阿尔都塞指出,辩证法反映事物的转化规律、现实过程的发展规律(包括自然过程,社会过程和知识过程)。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历史辩证法就是研究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与转化规律的学说,是研究关于建立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有机总体性的科学。综上所述,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分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深层逻辑展开的方法,其理论任务是阐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本质,历史规律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包括生产方式更迭的必然性;特定社会形态与特定生产方式联系的必然性;新的生产方式诞生的必然性;生产方式矛盾性引起的社会冲突与对抗的必然性和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必然性。总之,强调对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总体性把握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内容。

    自由辩证法的解释

    对马克思自由辩证法的系统研究始于如下问题:历史辩证法强调必然性是否排除了人对自由的追求?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如何解决?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是怎样?对辩证法自由维度的思考始于黑格尔,黑格尔应用辩证法思考必然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推崇必然性不会压制自由,必然性是自由产生的条件,必然与自由虽然相互冲突、自相矛盾,但是离开必然性自由就变得不可理解。叶秀山认为,“康德赋予‘辩证法’以‘必然’(但消极)的意义,黑格尔赋予辩证法以自由(但积极)的意义”④。这一观点非常准确,因为黑格尔确实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内在统一性问题。黑格尔认为:“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实体的真理就是概念。”⑤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塞耶斯在其新着《马克思与异化》(2011)中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包括黑格尔,劳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人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基本组成部分。”⑥当劳动成为人类生命的第一需要时,劳动就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人实现自由的途径①,这就涉及马克思自由辩证法思想的当代重构。巴斯卡认为,马克思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自由的最高形态,实现这一自由的途径是把马克思的去异化辩证法拓展为解放的辩证法,解放辩证法的目标就是清除“主人与奴隶”的总体性关系。巴斯卡认为,解放就是摆脱受压迫状态,解放的目标是普遍的人类解放,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富足与安康(free-domaswellbeing)是自由的基础,其目的是满足人充分发展的需要,这是自由与解放的价值取向;通过充分满足人自我实现的各种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flourishing),最终达到普遍的人类自由发展(universalhumanflourishing)。②这是自由的最高层次,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真正实现了自由的美好社会。自由的实现必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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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021-04

一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一样，也是一门古老而常新的学科。虽然两者共同作为人类认识和思考的方式来辅助人类的发展，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之间却一直上演着“恩怨情仇”的纠葛，甚至有时一方要取消另一方的存在，从而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为了廓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也是由来已久，几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亚里士多德便对两者进行了一些区分，形式逻辑（在亚氏那里主要指三段论）是一种科学认知的方式，人们通过推理和证明来获取知识，它要求前提的真实性和推理过程的有效性，是“真理”的逻辑：而辩证法（在亚氏那里主要指修辞论证，也有人直接称其为“辩证推理”）则是思考伦理道德和法律政治的思维方法，与形式逻辑迥异的是，它不要求前提的真实性，只要求论辩双方的认可。但遗憾的是，亚氏的这一观点并未引起后世的充分注意。

可以说，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一直是两千年西方哲学史中的重要课题。至今依然没有完成。在我国当前的学术界，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两者的关系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知道，辩证法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哲学认识和思考的基本方法，而形式逻辑也在塑造人的思维素质。提高思维辨析能力方面不可或缺。因此对于两者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依然有着十分重大意义。笔者拟立足于我们时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和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立场，对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进行一种新的解读。只是由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不同，不同的哲学家对其理解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在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进行比较时，主要立足于马克思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比较分析，毕竟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我们最为普遍接受的一种思维方式。

笔者认为我们之所以在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关系上出现许多偏差，甚至提出要用辩证法取代形式逻辑，或者用形式逻辑取代辩证法的极端观点，主要是在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之间缺乏边界意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是两种有重大区别、异质的思维方式，它们遵守不同的“逻辑”路径，辩证法是一种“人”的逻辑。主要用于对人以及与人密不可分的伦理道德、法律政治及社会历史等问题的思考；而形式逻辑则与此不同，主要是一种“物”的逻辑，用于思考“物”，主要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包括各种实体的自然物等，这些“物”中缺乏人的意志。

其实，辩证法和形式逻辑“逻辑”路径的不同，在两者最初产生的动机上就有明显体现，只是由于某些原因被后人忽略了。

一般认为，苏格拉底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他的“问答法”或者“精神助产术”影响深远。苏格拉底除了作为一只“牛虻”。不断地“叮咬”雅典的城邦制度，希望保持城邦机体的健康外，整个哲学思想立足点就是“人，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不断地奔跑在整个雅典的大街和广场上，利用“精神助产术”与人辩论的目的，就是要重建雅典的伦理道德，以期为他的同胞找到通向幸福的道路。因此，苏格拉底与以前的哲学家不同，他的哲学前辈主要关心的是自然和宇宙，眼睛“盯着”的是浩瀚星空，而苏格拉底则主要关注于“人事”，“他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把它安置在城市中，引进家家户户，使它成为探究生活和道德、善与恶所必需。”因此，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主要是一种关于“人事”的解释原则和思考方式。

马克思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把辩证作为认识人及人类社会的根本思维方式，尤其发挥了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就是对“旧世界”进行批判的武器。马克思运用他的辩证法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先后批判了“宗教的异化”、“政治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的异化”等，其实这些“异化”本质上都是人自身的“异化”。马克思通过他有力的批判，为“新世界”的建立做了准备性工作。

亚里士多德则是形式逻辑名副其实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如前所述，亚氏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进行了区分，形式逻辑的使命和宗旨就是获取知识，主要是人类关于外界的认识成果。真理要求人的认识与外界事物相符合。对此，亚氏有明确的界定：“凡以不是为是、以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因此这种真理只能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人对外在事物的认识。与此相应，形式逻辑便是对“物”的认识，是科学认知的工具。这种逻辑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极具工具色彩，这也许就是后人在编辑亚氏的逻辑论文时选用《工具论》这个名称的原因。

在当前的学术界。由于对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异质性缺乏注意。在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之间缺乏边界意识，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一，就是辩证法的“异化”，沦落为“变戏法”。辩证法超越其应有的界限，成为关于世界的普适性工具，仿佛它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是一把万能的钥匙，自然科学真理也必须在辩证法的“照耀”之下，接受辩证法的检验和指导。辩证法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批判，唯独它自身可以免于批判，拥有一种超级的话语霸权。此种情况下。“辩证法退化为一种形式主义的教条，”失去了本来的解释和评价能力。其二，形式逻辑的抽象思维导致人的异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便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由于形式逻辑思维的绝对性和确定性，窒息了人的“自由自觉”本性，把人看成了“死”的东西。尤其现代逻辑的超形式主义，在其中，人被抽象为一个个“冷冰冰”的符号，失去了本来丰富多彩的规定性。因此，把辩证法推广到物上，就是“变戏法”，成为充满任意性和偶然性的东西：把形式逻辑运用到人身上就是把人“物化”，使人失却了本来的自由性和高贵性。

二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在认识和思考对象上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立于不同的基点之上。辩证法在观察和思考时采取“动态”的方式，对人以一种“生存性”的方式来把握；而形式逻辑在观察和思考事物时采取“静止”的方式，对事物采取一种“现成性”的方式来把握。之所以会有此根本区别，主要在于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

按照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理解，人不是摆在那里的“现成性”存在者，而是呈现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存过程。人之为人就在于他不是“现成性”的，他要不断地否定自我，超越自身，从而达到“今日之我”不同于“昨日之我”。人不是“死”的东西，没有固定的规定性，他的生命活动、生产劳动都在不断地赋予自身全新的性质。对于人的生存本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着详细的论述，在其中，他说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者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人的生命本质在于“生存性”，他的生产实践把他和各种其它事物包括动物都区分开来，因为在生产实践中他能不断地否定和生成自身。具有超越性。这种存在遵循的是可能性法则，而非必然性法则，内含其它物种所不具备的自由本性。其它物种一旦存在，其不能增加自己的内涵。比如一块石头。即使存放亿万年，它依然不能丰富自己的内涵，唯一可能的是由于外力作用发生一些外貌的改变。但这种改变不是出自生命的本质，与内在无染。而人不同，他由于自己的生产实践不断地发生改变，不断地否定自我，超越既有的东西，所以辩证法才会要求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

其它物种，包括动物都是以一种“现成性”方式存在的。各种无机物本身就是以一种“死”的样态存在的，不存在否定，更谈不上发展，它的本性决定无机物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因此。我们可以采取概念化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对其的认识任务就是通过“拨开”现象的迷雾，去把握背后的本质。一旦获得了正确的认识，就必然如此，永远如此、绝对如此。这就是人类自然科学的存在依据。科学就要求确定性。偶然性和可能性是科学的反面。动物与无机物虽然有别。它有生命。但动物的全部生命活动都是规定好了的，是自然赋予的，具有前定的性质，它不能进行否定和超越，没有这种自由和能力。

对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有着深刻的认识，那就是：“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动物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生存性”和“现成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维度，彰显着“人”和“物”的根本区别。“生存性”意味着存在者不断地自身否定和超越，向世界敞开自己，同时面向未来敞开；它“放逐”“永恒性”和“必然性”，终结先验的本质规定，在未来的“可能性”中得到“自由”。而“现成性”则意味着存在者将自身封闭于先验的本质和固有的规定中，坚守抽象的“自身同一”；它拒绝可能性，追求利用概念的方式去把握“永恒”。

因此，对于“生存性”的“人”和“现成性”的“物”必须配以不同的解释原则和理解方式，也就是不同的“逻辑”。对于人以及与人的生存相关的伦理道德等只能采取辩证法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辩证法“是对生存实践和以生存实践为生存方式的人的存在的自我理解学说，因而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诠释学’”。形式逻辑对于把握“人”则无能为力。形式逻辑的本质就是抽掉具体事物丰富的规定性，只保留形式，采用外延的思考方式，是一种形式性、单调性的思维，只能把握“死”的“物”。

三

由于辩证法和形式逻辑观察和理解对象时立于不同的基点，也就产生了在解释和理解对象时采取不同的原则。逻辑思维原则的不同是导致两种逻辑殊异的重要原因所在。

（一）自我呈现原则和对象化原则

辩证法在把握人的生存时，对人的“生存性”的诠释采取的是一种自我呈现原则，也就是去对象化原则。如前所述，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在其生存过程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超越自身，他向世界展示，向未来敞开。人没有一个“完成性”的定义，甚至对人根本无法定义，一旦对人进行了定义，人就变成了一个现成的存在者，和“物”一样了。人的性质就体现在他的生产生活中，他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他就是怎样的。因此对人不能采取对象化的思维方式，不能用概念去把握，只能采取自我呈现的方式，这一点和现象学有相通之处。因此对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我们不能问“是什么”，只能问“怎样”和“如何”，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本性。

形式逻辑在认识和理解“物”时，总是采取对象化的原则。毕竟事物是外在于人的，我们可以把“物”放在我们的对立面，采取主客体二分及反映主义的态度来把握事物，事物是外在于我的对象。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两者分别两重化，主体两重化为感性和理性，客体两重化为现象与本质，其中感性把握现象，理性却把握本质，只有关于本质的认识才是知识。以亚里士多德为传统的逻辑一直被称为“同项逻辑”，主词揭示把握的对象，宾词赋予对象以性质，因此，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提问方式是“是什么”。西方哲学传统基本上就是奠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之上的，以逻辑的分析来把握事物，所以“是”才能成为西方哲学的阿基米德支点，由此演绎出本体论、存在论哲学。

（二）辩证原则和知性原则

辩证原则是自我呈现原则的派生原则。既然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不是“现成性”的存在，而是去“生存”。他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身，面向未来敞开。生产活动构成了人的本源性存在方式，生产什么，怎样去生产就是人本身的规定。那么，人就没有终极和永恒的规定，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历史也是一样。马克思告诫人们：“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无数先哲力图对人的存在给出一种本质的、永恒的说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正如学者贺来所言：“人犹如一个调皮的精灵。总是躲闪着对他的把握，当哲人们殚精竭虑，自以为达到了对人的一劳永逸的理解时。人马上又露出他的另一幅面孔，证明了这所谓“一劳永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觉。”辩证原则是内在于辩证法的，如果对人的思考放弃了辩证原则，“人”就会有沦落为“物”的危险。人类曾经为此犯过错误，奴隶就曾被视为“物”，可以用来交易，那是人类对自己的“贬低”和“放逐”。

知性原则是形式逻辑的应有之义，所以形式逻辑有时也被称为知性逻辑。既然形式逻辑在观察和理解事物采取对象化的原则，就必然会走上知性化的道路。把外在事物作为一种认识对象来看待，那么这种看待和把握就被归结为“知识”，一种外在事物的知识。而知识的本性之一就是采取概念化的方式，上升为概念，只有达到了概念才能被称为“真理”，被人们所“崇拜”。

（三）自由原则和本质原则

自由原则有时也称作可能性原则。根据马克思哲学的观点，“人”永远都是一个“未完成式”，他不断通过否定自我和超越自身来生成一个又一个“自我”，在生存筹划中面向未来，通过敞开自我，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本质规定性。“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人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必然，他有“自由”。辩证法正契合了人的这种自由性，因为它有自由原则作保证。“辩证法的根本目标都在于推动‘人的自由’与‘社会的发展’，因此，‘自由’和‘发展’是辩证法作为实践理性的重要价值。”未来的哲学应该摆脱科学思维方式（形式逻辑）的纠缠，放弃必然性，追求可能性，哲学是“自由”的事业，那么哲学就要服务人的可能性、人的自由性。对此，我国学者张志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哲学的未来·人的未来》一文中提到：“人类之所以可以有未来。乃是因为可能性之开放为人类打开了未来之门。从这种可能性的思维方式出发，才谈得上展望哲学的未来。”“理想性乃是哲学的本性。以往人们把哲学的理想性解释成了必然性，而未来的哲学应该把这种理想性理解为可能性。”

本质原则也就是必然性原则。形式逻辑作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它所追求的知识，并不是关于表层、关于现象的认识，它是一种事物“本质”的认识，它通过“去伪存真”，最终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形式逻辑的这一原则就是知识论原则，知识论认为只有关于事物本质的认识才是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可靠的知识、必然的知识，只有这样的知识才能放人真理的“海洋”。由此决定我们的认识必须去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最终形成一种关于本质的必然性认识。

四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别立于“人”的“生存性”和“物”的“现成性”来进行观察和思考，并且在理解和诠释对象时遵循不同的原则，这也就导致了两种思维方式各有自身特点，不同的特点同时也反过来揭示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是不同的“逻辑”。

（一）开放性与封闭性

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他不是“现成性”的存在者，而是“生存性”的存在者。他通过生产生活实践标示自己的“生存”。正是通过生产实践，人得以不断地否定自我，取得全新的自我；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定在，寻求一次又一次突破。人的存在不是一个封闭的规定，而是面向未来和世界敞开自身。开放性就是人这种存在者的一种规定，人生存于“世”，总是离不开他人，更离不开社会，与他者处于“因缘关系”之中，保持开放性，就是不断超越自身的可能。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只要个体还有生命存在，还能进行生产实践，他就不是“完成式”，他的性质就是开放的，未来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一个人生命的终结，也就意味着生产实践的终结，此时他就不再是一个本真意义上的特殊存在者，不再是一个本真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物”，只有此时他才向世界和未来“关闭”自己的“出路”。人的这种特性就是辩证法的特性，两者相“辉映”。

形式逻辑作为一种“物”的逻辑，遵循“物”的特性。那就是封闭性。无机物的性质是自其存在之时就规定好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就是如此。比如水是一种无机物，亿万年前的水和现在的水一样，其本质都是H2O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动物的存在也是封闭性的，当它来到世上时，它的生命活动都是已经规定好的，是一种“自然”赋予的“前定和谐”性质，它不具有自我否定的能力，不能超越自身的既有规定。与此相应，形式逻辑追求自身的融贯性和一致性，要求自身是自足和充分的，它拒绝向自身之外“借入”“要素”。“完备性”是形式逻辑的“美德”。

（二）矛盾性和无矛盾性

人的开放性以及不断否定自我性都来源于人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者，他的生存充满着矛盾。人的存在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在人自身上，存在着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自在与自为、自我和他我、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对子，可见人自身充满着矛盾。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也是矛盾重重，人与自然，与他人都不是圆融的和谐状态，充满着征服与依存等。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不断克服矛盾的过程，正是在克服矛盾的过程中，人得以不断地否定自我。超越自身。与此相应，辩证法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式”。因此，辩证法在思考和理解“人”自身时坚守矛盾的观点，矛盾的观点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由于物的存在和其种的规定性保持抽象的“同一”。遵守“同一性原则”，个体完全就反应种的规定性，两者保持“一体性”。与此相适应，“物”的逻辑也坚持“同一”原则，反对矛盾的存在，不矛盾律就是形式逻辑最重要的基本规律。如果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中出现矛盾，就意味着它的崩溃，因为矛盾就意味着可以推出一切，也就意味着系统的无用。

篇10

学生在运用这一观点分析问题时，首先遇到的困扰是辩证唯物论包括哪些观点？一些学生将这一概念理解为辩证法加唯物论的有关内容，于是，分析问题时用联系、发展、矛盾的有关观点分析材料，笔者与学生交流为什么这样分析问题时，学生的理由是辩证唯物论就应该既包括辩证法的内容，又包括唯物论的内容，更有学生就理解为辩证法的内容。这说明学生理解这些概念时仅从字面上而未实质上理解。

辩证唯物论要说明的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中心内容是唯物论。学生问：“既然中心内容是唯物论，那为什么在唯物论前面要加上‘辩证’二字呢？”这要从哲学点基本特征说起，在哲学产生之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往往是分离的，形而上学限制着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唯心主义那里受到窒息。然而，客观世界既是唯物的，又是辨证的。哲学在实践基础上克服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点分离，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的唯物主义是在包含了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用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问题，不但要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还要承认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作用，强调从二者的相互联系中把握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不但要承认规律是客观的，还要承认人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规律，这同样承认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联系的普遍性。所以，的辨证唯物论是包含了辩证法思想的唯物论，中心内容是唯物论，而不是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简单相加。这有别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以，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有关材料时，首先应找出材料中体现唯物论思想的相关内容，然后运用辨证唯物论思想结合材料分析。如果运用辩证法思想分析，就会犯“张冠李带”的错误。

困扰之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问题时的误区

学生在运用这一观点分析问题时，常用唯物论加辩证法思想分析问题。将唯物辩证法理解为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的相加。

如前所述，的辩证法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中心内容是辩证法思想。唯物辩证法要说明的是物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中。唯物辩证法思想认为，世界是处于联系之中的，又是处于变化发展之中的，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包含的矛盾，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复杂事物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简单事物矛盾有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事物发展的状态有量变和质变，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发展的道路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而这一系列思想都是建立在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的辩证法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中心内容是辩证法，而不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简单相加。所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有关材料时，首先应找出材料中体现辩证法思想的相关内容，然后运用唯物辨证法思想结合材料分析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困扰之三：用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分析有关问题时的误区

学生在回答这一类型的问题时常用辨证唯物主义有关内容分析问题，而忽视历史观的要求。这说明学生对辨证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还比较模糊。历史观是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表现。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社会意识也就不存在，因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能动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正确遇见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人民群众进行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辨证唯物主义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或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领域不仅包括社会领域，还包括自然领域、人的思维领域。可见，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并非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观的简单相加，中心内容是建立在辨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观。所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有关材料时，首先应找出材料中体现历史观思想的相关内容，然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材料分析才不至于偏题。

篇11

当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潮流的时候，学术话语也几乎被捏造成权力话语。在这一背景下，姜耕玉先生的《艺术辩证法――中国艺术智慧形式》(简称《艺术辩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再版)，以考据与论理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来彰显艺术哲学的民族性，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窥一斑可见全豹。通过对该著民族性问题的透析，或许可以获得世界哲学话语的真实意义。

一、对于现代民主国家来说，民族性就是世界性，而且是颠覆权力话语的世界性。

在现代资本主义走向终结的年代，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和艺术都经历了历史的挑战与选择。然而，当“全球化”带着以“权力”为内涵走上学术研究舞台的时候，“民族性”则面临着一种新的危机。那些富有伟大艺术宝藏和文化历史的民族，将以经济技术的落后。而被视为“世界历史”的“最后之人”。“全球化”可以凭借经济、技术的暂时领先和自由主义的漂亮旗帜，数落伊士兰文明和儒家思想，并使之成为西方政治秩序的先声策略。因此，彰显伟大民族艺术哲学的民主性，即是证明艺术哲学民族性的伟大传统与世界意义，也同时是对学术研究与政治霸权的强有力的颠覆。在《艺术辩证法>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学理研究，一种真正的自由、民主与文明的学术精神。

《艺术辩证法》以一个民族――中华民族艺术学的深厚底蕴和思想资源为依据，以平等对话与比较研究的方式探究艺术哲学的辩证内涵与自由秩序，以纯粹的学术品质展示出艺术辩正法的民族性的世界意义。该著体大思精，在宏大的学术含量中展示出中华民族艺术辩证法的个性及其与西方艺术哲学相互融通的学术品质。作为艺术学中辩证统一的哲学范畴来说，常常是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比如，“一”与“多”、“文”与“质”之类体现艺术总体品质的哲学范畴，相对并存的哲学话语，易于体现出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融通的品性。对于中国和西方艺术来说，“一”都表示“整体”、“存在”和本质的意义。中国文论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乘一总万”，“一乃文之真宰”，“万取一收”，“以小见大”，“化一而成氤氲”，“大浑而为一”；“以至一艺一术，必极圆而后登峰造极”。“妙悟圆觉”。“一落笔圆，通首皆圆”，“触物圆览”，“返虚入浑”等。《艺术辩证法》第五章、第六章中深入阐述了中国艺术创造的“一”论与“三圆”论，并达成与西方美学的“一”既作为个体又作为个体构成的整体的吻合，具有现代艺术创造的普遍意义。可见，在中国的艺术辩证法的哲学范畴中，是通过艺术本质与内在广阔的思想空间体现出民族性的东西，常常越是具有普遍意义。艺术辩证法以其自身的民族性体现出真正的世界性。

二、对于现代艺术哲学来说，民族性就是现代性，而且是超越了工具理性限制的现代性。人们批判民族性，常常把它和传统性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是一种误判。这是因为，即便是传统性也不断地派生出现代性，而且对于艺术哲学来说，民族性其实就是现代性的确证。不仅如此，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还不是劣迹斑斑的作为现状的恶果的形态的现代性，而是作为近代思想家原初设计的富有理想和活力的，以科学、民主、自由为目标的现代性，而不是伴随着工具理性和霸权意识形态的暴力的现代性。现代性应当成为面向未来的追求权力平等和个性自由的哲学话语。《艺术辩证法》正是以此为根基，展示出民族性的审美意识形态。

了解中国艺术创作与哲学理论的人，都会倾情于中国艺术“虚实相生”、“形神合一”的所展示出来的独特的民主品质。中国艺术讲究虚拟、空灵，而且空胜于有，虚胜于实。这是因为“空本难图，神无可绘，真景逼而神境生”，是所谓“虚实相生”。西方艺术也讲“虚”与“幻”。朗格说，绘画艺术创造的幻象是一种虚构的景致，是一种感性空间。阿恩海姆则认为，“人的眼睛倾向于把任何一个刺激式样看成已积压条件所允许达到的简单的形状”，“当某体艺术品被誉为具有简化性时，人们总是指这种作品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一结构中”。显然，西方艺术的“虚”是基于人的视觉心理功能的艺术构造，注重的是心理感觉；中国艺术则不然，“虚”与“实”共同创造艺术的生命。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正是以虚拟相生来构筑水天的寥廓苍茫，进而显现出艺术主体清冷孤独的心境、清峻高洁的胸怀和坚强独特的生命力。中国艺术的“虚”与“实”，更强调整体的观照方式，更强调心灵的感悟和生命的创造。

“形神论”也是一种富有民族特性的哲学话语。中国艺术的形神论强调“神制形从”、“以形学神”和“形神合一”。无论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还是“观文者披文以入情”，都必须体现这一美学原则。用王夫之话说就是：“两间生物之妙，正以形神合一，得神于形，而形无外神者。”西方艺术的“形神论”则不然。西方也曾有人强调形神合一，甚至重视精神而轻视形式。别林斯基说：“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思想必须具体地和形式融合在一起，就是说，必须和它构成一体，消逝、消失在它里面，整个儿渗透在它里面。”康定斯基还认为，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形式问题，无论是物象还是抽象的形式，而是内容，或者说是精神或内在的音响。西方的“神”与中国的“神”是不太一样的。西方重静态的客观存在，而中国则重视心灵的创造力。

事实上，“形”在西方艺术史上始终对于“神”具有优先权。早在古希腊时代，体积、数与比例就在艺术创造中具有显赫的位置。十八世纪德国，席勒则在《美育书简》中认为，形式是活性的，甚至可以包括形象。到了现代西方，无论是结构主义、欧美新批评，还是俄国形式主义，都格外凸显结构、语言等形式要素对于精神和思想的意义。它们或者主张结构大于形式，或者认为形式可以把观念吸取在自身之中。或者在艺术的创新理论中追求语言的“陌生化”。相对于中国乃至东方艺术而言，西方艺术哲学中的“形神论”也有它自身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品性，人类艺术哲学才能拥有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资源。《艺术辩证法》正是以纯粹的考据占有力的论述中，展示人类艺术哲学的思想资源的。

波德莱尔说得好，所有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美，所以可以断言我们也必然具有我们自身的美。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艺术的民族性，它们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它们的一切特殊的情形、一切多样的状态中，才能真正闪耀着慰藉人类心灵的哲学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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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1-0191-01

1 关于本文的一些基本入门知识

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同属于唯物主义阵营，都认同物质的第一性，承认存在决定思维、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

纵观哲学发展的历史，我们除了看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外，还可以看到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但是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来说，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具有从属的意义。这主要因为各种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总是附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哲学史上，没有游离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独立派别。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要么与唯物主义结合，要么与唯心主义结合。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不只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例如，中国古代，老子的朴素辩证法；19世纪初，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就是运用辩证法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可以体现不同的世界观、可以体现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 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含义

2.1 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永远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唯物主义肯定世界的物质性，世界上的千差万别，形形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种种表现形态。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1]而且，世界上一切事物又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它内部的矛盾性。每种物质形态都有其特殊的属性和结构，而与别的物质形态相区别，所以，世界的统一是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任何物质的特殊结构、属性和形态都不能成为物质的唯一不变的属性。"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存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根本属性，物质的任何一种形态都存在于运动中。物质世界的一切；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中。整个宇宙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无一不在运动着，无时不在变化着。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物质不能脱离运动而存在；运动也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不能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也不能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辩证唯物主义肯定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但不否认物质世界中有着某种静止状态。静止状态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只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承认静止状态，并不否认物质运动的绝对性。一切物质的运动，发展过程又都是有某种一定不变的基本秩序，这就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政党中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和主大革命人民科学地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2.2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物体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物质的最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原子的某些物理学的属性--如延伸性，不可入性，具有一定的质量等，是物质唯一不变的根本属性。认为这些属性，结构或形态是永远不变的；而把物质的运动看作只是外力所引起的物体的位置移动和数量增减。并且把这种简单变动的时空特性看作是一成不变到处都是一样的。否认物质运动所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历史上不断发展中的物质世界。它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人的意识、意见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表现了它的创始人对客观世界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源于其创立初期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那时的科学成就，还远不能给世界发展的全貌提供出一幅完整的图画。以认识世界的总体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在那时虽然也力图利用每一个时代科学是最大成就 ；但终究不能完全依靠科学的成果来完成它的任务，总的来说，这样的哲学体系终究经不起科学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的考验。它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的实质。这是以前一切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共同的弱点。

3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

唯物辩证法主张事物的客观性，主张事物之间的发展、变化和联系，要求站在全局的立场上全面地看问题。它要求人们在观察和分析各种问题时，都要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内外部作用入手，不能把事物看作是一个个孤立存在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要把事物的现状与它的过去和将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既要看到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更要看到事物在内在基本质量上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表现为渐进和突变式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在分析事物发展的原因时，要着重抓住影响事物发展的内部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又不能忽视外部因素对影响事物发展变化所起的不可获缺的重大影响。

形而上学基于它对世界的理解，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不能说明物质自身运动的源泉，就给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留下了地盘。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曾经严重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宗教，但是由于它不能对世界作出完全合乎科学的解释，因而不能够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和宗教。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的焦点和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矛盾，是否承认矛盾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4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典型观点

4.1 辩证法。

⑴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问题。

⑵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

①对立统一规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辩证法主张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详细内容见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第九课）。

②量变与质变的规律。量变与质变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基本形式。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详细内容见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65、66页）。

③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身的否定，即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世界发展过程的基本轨迹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否定，既不是简单地肯定一切，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而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克服的是旧事物中过时的消极的内容，保留的是旧事物中积极合理的因素。

4.2 形而上学。

⑴形而上学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忽视事物之间的联系。

⑵形而上学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认为绝对静止的存在。

⑶形而上学用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看不到事物的整体联系。

⑷形而上学只看到事物的量变，看不到事物的质变。

⑸形而上学只看到外因的作用，看不到内因的作用。

⑹形而上学用只看到事物的现状，不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⑺形而上学否认事物是矛盾统一体，否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与辩证法根本对立。

篇13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087-02

由于波普尔对历史观构成重要拮难，因此，国内波普尔思想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取得了众多的学术成果。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这些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从资料分析的角度看，论者们过多地重复引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相关内容，而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研究相当欠缺;而就研究内容而言，其中绝大部分研究成果是针对反马克思的内容，而对于波普尔对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攻击几乎无人专门做过研究[1]。本文就试图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主要文本，解读波普尔对黑格尔批判的逻辑思路，揭示出波普尔对辩证法误读。

一

相对于历史主义的其他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波普尔对黑格尔的评价非常之低，“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没有什么东西在他之前不被说得更好。在他的辩解方法中，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借自他的辩解祖先那里。”[2]他将黑格尔的成功标志着“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的时代”的开始，而黑格尔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那些宁愿立刻直观到这个世界的深层秘密，而不愿意去花力气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人造成的，毕竟这些科学技术研究不具有揭示所有秘密的力量，只会使他们失望。他很快就发现，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取代了‘贫乏的形式逻辑’的神秘方法以外，没有什么能够如此闲适，同时又如此令人难忘（尽管是表面上的）困难以及如此迅速、如此肯定但却又骗人的成就适用于一切难题;没有什么能够用起来如此廉价，用不着半点科学知识训练;没有什么能够提供一种如此壮观的科学气氛。”[2]

在波普尔看来，黑格尔理论十分荒谬，尤其是他的自然科学哲学错误百出，本来不值得一驳，然而，波普尔认为，由于普鲁士政府支持等原因，黑格尔的理论对开放社会构成了极大威胁：从理论上而言，黑格尔是历史主义者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他在近代复兴了这些哲学家的观念，使在文艺复兴中遭到瓦解的极权主义理论复活，“即他代表了柏拉图与现代极权主义形式之间的‘缺环’”[2];同时在现实中，黑格尔理论广泛传播，很多历史哲学家、政治哲学家都受到他理论的支配，极权主义者的观念虽然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但他们自己并没有直接受惠于柏拉图，而自觉接受和崇拜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者尤其如此。因此，波普尔认为，鉴于黑格尔的巨大负面影响，有必要对黑格尔理论进行批判，而批判的重点直指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波普尔意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黑格尔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其理论的核心，他的历史主义和道德实证主义都是以辩证法为基础，只要揭示了辩证法荒谬性，其他理论就不攻自破了，而且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也正是波普尔所批判的辩证法的重要来源，驳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能为他批判奠定基础。

二

波普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从其概念入手，即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波普尔并没有立即给出清晰明确的答案，而是追溯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渊源，然后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把赫拉克利特的这两个观念――对立面的战争和它们的统一或同一――描述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主要观念。”[2]在这里，很显然，波普尔从形式逻辑的立场出发，机械地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对立的统一”的割裂为两个方面：矛盾与同一哲学，称之为“黑格尔主义的两大支柱”[2]，然后就矛盾与同一哲学分别进行批判。

关于第一个方面，波普尔认为矛盾与他的试错法有相似的地方，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三段式也是一种对科学思维进步方式的描述。然而，波普尔认为，在科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家应尽一切努力去消除和避免矛盾，而黑格尔却主张“矛盾不仅是允许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2]这一主张会导致“必然要毁灭所有的论证和进步。因为，如果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那么，就不需要消除它们，这样，所有的进步就必然会完结”[2]。从波普尔的这个推论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将自己意思强加给了黑格尔，矛盾的不可避免与矛盾的不需要消除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联系。正好相反，黑格尔认为，在社会历史中，正是矛盾不可避免地存在，所以要不断推进矛盾发展，消除具体矛盾从而实现社会历史的进步。波普尔在《辩证法是什么？》一文中提到“辩证法家说，矛盾富有成效、丰富多彩、导致进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承认这是真的。但是，只有当我们决心不容忍矛盾、决心改变任何包含矛盾的理论时，这才是真的;换句话说，千万不要认可一种矛盾。仅仅由于我们的这种决心，批判即揭示矛盾才会促使我们变革我们的理论并由此得到进步。”[2]波普尔没有意识到，他在这里反驳辩证法的说法却正好是黑格尔的本意。黑格尔认为，矛盾之所以必要，正在于它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努力克服它，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决心不承认它是真的时，它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任其存在，不去解决矛盾，那么矛盾的存在就没有必要。所以，当波普尔说“我们必须告诉辩证法家，二者不可兼得。他要么由于矛盾富有成效而爱好矛盾，因而决不能接受矛盾;要么准备接受矛盾，那矛盾将变得毫无成效，并且一切理性批判、讨论和智力进步都将成为不可能。”[3]事实上，这并不是辩证法家的困境，真正的辩证法家可以两者兼得，接受矛盾，并使矛盾富有成效，而且也只有真正接受矛盾，矛盾也才能富有成效。波普尔固守形式逻辑的立场使他无法对矛盾做辩证的理解，他认为“他（即黑格尔）希望承认矛盾的原因在于，他想终止合理的论证，并从而终止科学和理智的进步。”[2]这完全是对黑格尔子虚乌有的指责，在黑格尔看来，矛盾并不会使论证无法进行，矛盾正是合理论证基础或原因，消除了矛盾，事物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科学和理性的进步就无法实现。

三

关于第二方面即“同一哲学”，波普尔把将其理解为“理性和现实同一样的哲学”的简称，认为“同一哲学就是用来为现存秩序辩护的。”[2]。他把批判的着力点集中于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波普尔认为黑格尔从柏拉图那里吸取了理念=实在的公式，又吸收了康德中理念=理性的思想，从而将公式变为：实在=理性，从而：“这使得黑格尔认为，一切合理的都是实在的，一切实在的必然是合理的，而实在的发展与理性的发展是同一回事。既然存在中不存在有比理性和理念的最高发展更高的标准，那么，一切现在是实在的或现实的事物就必然存在，必然是合理的和善的。”这就是“现实存在着的普鲁士国家。”[2]显然，对黑格尔这一命题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黑格尔的在《法哲学原理》中首先提出了“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后来在《小逻辑》中又有发挥和论述。对于黑格尔这一著名命题，直到今天还引起人们的争议。

其实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黑格尔这一命题已做出明确的解释，即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不等于“现存的”，“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4]，这种现实性可能并不一定当下现存着，但在历史中会必然地实现出来的。从而，“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4]这种对现实的理解完全符合黑格尔的原意。说到国家与现实性的关系时，黑格尔提出来，“国家是现实的”[5]，它的现实性在于其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形成两者的统一，而“如果这种统一不存在，那种东西就不是现实的，即使它达到实存也好。”因此，并不是当下所有的国家因为实存而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现存的国家并不一定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黑格尔说得非常明确“一个坏的国家是一个仅仅实存着的国家，――但它没有真实的实在性”[5]。所以，这个命题并不是波普尔所认为的是为普鲁士专制政府辩护，正好相反，因为合理性是一个历史范畴，现存的东西未必一直是合乎理性的，会慢慢丧失自己的必然性和存在的权力，而合乎理性的东西虽然现在看起来与现存的矛盾，但由于其合理性，有丰富的生命力，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在未来注定会成为现实，从而代替现存的东西，推进历史发展，这也就是辩证法革命性的一面，所以，恩格斯认为，“按照黑格尔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是变成了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4]恩格斯以法国为例提出，在18世纪，虽然法国的君主制力量十分强大，但正是由于其失去了现实性，以至于不再合理，被1789年革命，同时他提出“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4]。由此可见，黑格尔自己也是十分清楚自己这一命题的革命性，只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他考虑，没有说破。但恩格斯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命题的深层含义，也将这一深刻的内容揭示出来。相比而言，波普尔虽然在提到黑格尔辩证法时总是把思想歪曲为自己的对立面，并在讨论黑格尔思想自由、科学的独立性、平等之类观念时，将黑格尔的字面意思抛开，认为其背后总是要表达与此相反的内容，事实上是要反对科学自由平等的实现，但在对这个命题的理解上，他却没有深入思考字面背后的含义，而是以十分肯定的语气提出，“我敢断言，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被设计来歪曲1789年的观念的”[2]，得出来与恩格斯完全不同的结论，既不符合黑格尔理论的本意，也进一步显示了他对辩证法的无知。

总体来看，波普尔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十分轻视，也没有花多少篇幅来讨论，在他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属于抽象理论，无非是玩弄词句，分析这种理论是“令人厌倦的工作”[2]，不值得花太多时间。但我们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这一分析，就会发现波普尔对黑格尔的理解是非常表面化的，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波普尔缺乏对历史反思性的辩证理解，即没有“把历史当作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来理解，当作人的自由的创造活动、对象化活动（包括异化活动），即作辩证过程来理解。而缺乏这种理解，正是波普尔的致命的思想残疾。”[6]波普尔带着这一残疾出发对黑格尔进行的批判是如此苍白，而这一苍白也始终贯穿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之中。

参考文献：

[1]谭扬芳.我国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述评[J].甘肃社会科学，2005（5）：20.

[2][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M].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