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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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纵观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庄子的“大道为美”说，还是钟嵘《诗品》中的“诗唯性情”论、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以及后来的“妙悟”说、“意境”说等，都是围绕着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的。其中的“意境”说、“神韵”说、“风骨”说、“妙悟”说等，都属于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学范畴，体现了我国古典美学中自然主义与人格主义的两大品格。在这种美学思想引导下的文艺创作，充满了对人的情感精神的关注和人之生命价值的肯定。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发人的情绪，体察民情民意，抒发其怨愤之情。其诗论始终围绕着人的情绪，所以他编定的《诗三百》将人的感情的抒发放在了首位，这种情感也构成了该诗集的精华部分，充分体现了其艺术价值。此外，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孟子的“冲实之谓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乐”说等范畴和命题对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深远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文艺审美教化作用的审美原则。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和命题，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齐物我”等思想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例，他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以人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庄子论美也是以人为核心，其“重生”、“养生”、“保身”等思想影响下的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突出的人本精神。庄子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乐”的美论主张，即美是从“道”的范畴中衍生出来的，因而“道”与美密切相关。在庄子看来“道”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应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禄所累，不应为物所奴役，而应成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贵贱、穷达、祸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对的东西，从而追求一种心灵精神的绝对无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美”。

在《逍遥游》中庄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人”的形象:在形体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着绝对的自由和广大无边的神力，而这种“神人”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人格化。同时，在庄子的审美思想中也论及了审美主体的自由心态。在《田方子》中，庄子描绘了一个“真画者”在画图时的独特的自由行动和神态:“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敌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在这里旨在说明真正的画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创作，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个性。庄子的这种审美态度使其美学思想带有了鲜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学思想中，真与美密切相关，提出了“法天贵真”的审美命题。此“真”乃一种出于主体心灵的纯真之情，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天然感性的东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在庄子的“法天贵真”思想中强调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庄子对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了其对人之生命的热切关注.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的《诗品》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莫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诗品》以诗人个人的风格为品评对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诗为一品，“为建安之杰”。在艺术手法上.进一步解释了“兴”为言已尽而意无穷，把审美范畴扩展到诗文以外。用诗的风格立品，是自觉的美学追求的开始。(诗品)所体现出的美学观的核心便是“诗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影响，使人的性情发生波动，便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正如《诗品·序》所写:“嘉汇寄诗以亲，离群托时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歌的创作无不与社会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关。

唐代.禅宗兴盛.形成一种新的美学思想。禅宗是从印度佛学发展起来而又能充分表现中华民族思想与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脱人世烦恼、达到心灵绝对自由的境界。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否定个体生命价值，不主张完全脱离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过个体心灵、直觉、顿悟，达到这种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禅宗重视主体的内心体验.尊重其内心思考的权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条的束缚.开拓了个性解放的天地。这种思想理论围绕着人、人的生活.让人看到生命的本质.且将主体心灵的体验放在首位.强调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灵的实在性.从人的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中去追求美、寻找美，在一种心灵自由的境界中去获得审美满足。这种思想无意中激发了当时的诗人及理论家们的思维方式，促使禅思转化为艺术思维、艺术机趣，禅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诗歌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作之中。特别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由盛转衰.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当时的士大夫们的审美兴趣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创作理论上.皎然独标性情，引发哲理思考。他在诗论专著《诗式》中说道:“级者尝与诸公论康乐(谢灵运号)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又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与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可见其仍不脱离性情说。所谓“性情”指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乐。他强调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引发人性的率直真情，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顾词彩，从而达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这种诗学观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禅宗“离言”的发挥。司空图则综合儒释道三家学说，撰《二十四诗品)，论述诗歌的风格美.分为雄浑、冲淡、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韵语形象地描述了每种风格的特征.从而表达了中国人独有的民族审美观，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确，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独有的一种民族审美风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诗之“韵味”说。这种“韵味美”的营构.不仅需要创作主体的“妙造”，还需通过作品审美主体—鉴赏者的阅读、接受、想象和认同。从这时候的诗歌创作来看，士大夫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宁静。其中自然适宜、浑然天成乃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们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领略着人生的哲理.并把这些融化在心灵深处。其中王维的诗歌创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旧(《鸟鸣涧))诗很短，但禅意充盈。王维深得禅意、禅趣，故营造了独特的淡远含蓄、玲珑澄澈之意蕴。他说:“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这便是其禅悟心态的表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粤。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芙蓉花自开自落，物态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乱”使许多士大夫都经历了一段惨痛的生活，对王维的心灵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从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门”。“独坐悲双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无生”.在这里指代佛门“真谛”。涅架境界无生无灭，简称“无生”。可见，由于社会的变动以及禅宗思想的影响渗透，使文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审美个体心灵的宁静旷达与超然适意上，使其逐渐悟得在短暂的生命中获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途径。

宋代是文字禅的时代。由于时局的动荡.禅与文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宜的人生态度和超凡脱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内向封闭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禅的广泛渗透，改变了文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心态.促进了文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禅家“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思想.使宋代文人产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态.使宋代词风多以冷清、平淡为美.追求空灵、疏淡的意境。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静初。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又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鸿、人互见，语语相关，营造了一种幽缈、清冷、安谧的意境。苏轼吸收庄子齐物论的哲学观而形成旷达的人生态度.反映在其文艺创作中是一种通达不执的审美理想。而且，由于苏轼一生中的坎坷经历，使其在创作中，在思维方式上常常融进禅思佛理，形成一种清幽空灵的艺术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由个体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时空的无极之壮，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风等景物，暗含着佛禅思想，抒发遗世独立的旷达之情，阐明事物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表达了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忘怀得失、处之坦然的人生态度，启迪人们要在体悟人与宇宙冥合的境界中获得一种宁静、淡泊的乐趣。其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其中浸透着禅思理趣，暗含着人生哲理、人生的价值意义，融会着人本主义的思想。

在文艺创作理论中，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论诗，其见解更丰富，更有启发性，创立了“妙悟”说、“兴趣”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揭示了古典诗歌的含蓄之美。

篇2

其次，中医学有四大特征。5000年以来的中医学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大体上以2300-2400年前左右（战国中前期）为分水岭，之前可称之为原始中医，之后则是传统中医。之所以以此为转折点，是因为传统中医的四个基本特征或者说四大基石在这个阶段形成，直到今天没有太大变化。

第一个特征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本理念。商代出现阴阳观念，西周用阴阳来解释自然，同时出现五行观念。春秋时期又出现了五行生克说，及至战国，通过阴阳家和道家的努力，形成较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当时这一先进的哲学思想，被医者运用来重新构建和统率整个中医学知识体系，使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个特征是以经络和脏腑学说为生理基础。经络脏腑学说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尚难知晓，春秋时期的文献里只能看到关于经络和脏腑的零星描述，但战国时期已基本定型。第三个特征是以“望闻问切”为基本诊断手段，以“虚实寒热”等一整套病症概念为基本诊断标准。从现有资料看，它们也应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第四个特征是以动植矿物为基本药物，加之以针灸、正骨、按摩和养生等基本治疗手段。这些药物和治疗方法多有长久的历史渊源，但在这一时期则有了相当显著的发展，并且与以上三个特征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总的来说，此后2000多年来中医学虽然仍在不断发展，但是以上四个特征一脉相承，直到当下也仍然处于战国时期确立的框架内。

再次，传统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要有所区别。

讨论中医药发展，不能不关注中医上述四大基石。传统中医学的四大基石中最容易为现代科学证明和利用，并且能较快见到成效的，是治疗手段——药物、针灸、正骨以及各种养生术。这方面出成果的希望非常大，青蒿素的发现就是最典型的事例。这在传统中医学中属于技术的、形而下的层面，却是当前应该首先着力的地方。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与之类似。中医学的虚实寒热和经络脏腑学说，进入到相对理论化和形而上的层面，在中医学理论中是自洽的，用于治疗实践也往往有效，可是多数现代科学还没法很好解释和说明。然而中医的魅力恰恰就在于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知识和文化多样性的特殊构成之一，这个层次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应该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用现代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甚至量子理论等来研究它，应该大有可为，甚至可能有一些原创理论出现。中医学的最高层面是其根本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不可否认即使在今天它也包含有合理因素，如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天人相应思维等。但阴阳五行说建立在原始思维的基础上，按照象征律的逻辑，把万事万物按照阴阳五行分门别类加以安置，比如以五行配五方、五季、五色、五脏以及天干地支等等，然后根据五行的生克制化等来推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固然有自己的逻辑和推理，但是这样一种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定位和描述无疑是很荒唐的。建立在传统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古代方技巫术，如算命、堪舆、占星望气等全都被证伪和否定了，唯一还没被推翻的就是中医学领域。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理念去重新解释和发展中医学，形成新的中医学理论体系。阴阳五行说的合理因素应该继承，但其中的糟粕必须摒弃。中医学如果还停留在阴阳五行说的水平上，要实现现代化将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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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中医学的发展史，看辩病证治的重要性

1.1 中医学虽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但临床上从来就存在着“辩病施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候的概念尚未从疾病中分化出来，就是以“病”作为辩析目标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施行。如《内经》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多以具体疾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辩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辩病思维。如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绦虫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辩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辩病思维与辩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而综合运用的[1]。

1.2 中医学从诞生便开始了辨病与辩证的结合。早在《黄帝内经》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它往往是先定病，然后再辩证。比如《咳论篇》、《痿论篇》等章，都是先说这种病，然后再去辩证。之后，在《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等书，无不先言某病，再言某症，病、症、脉、证合参而治。以《金匮要略》各篇之题最能说明，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都是病名。

1.3 中医辨病论治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未终止。兹举俩例最能说明。其一，清初温病大家余师愚在其《疫疹一得》书中，仅论及清瘟败毒饮一个方子，以一方治一病，药即中病，鲜有罔效，典型辨病而治，其重复性不言而喻。其二，清初临床大家程国彭，在其《医学心悟》一书中，运用大量篇幅讲述如何辩证伤寒。在太阳经症条下，直言麻黄汤与桂枝汤辩证之繁琐，疗效之有限，辩证少有失误则灾害险生。乃自创加味香苏散一方，说：今以此方代前二方（指麻黄汤、桂枝汤）之用，药稳而效，亦医门之良法也。不论冬月正伤寒，及春、夏、秋三时感冒，皆可取效。其也是实现了从辩证论治到辨病论治的一次飞跃。这是中医走循证医学道路的肇始。

1.4 又如中医在与疾病“非典”的抗争中，充分发挥了辩证论治的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了辩证论治的优越，而在于对“非典”疾病的认知随着辩证论治的进程而不断深化，这同时也是“辩病”的认知过程。我们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我们的认知就愈趋深刻，我们的治疗就更趋完善。

2 辩病用药的优势

2.1 在辩病用药方面，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病理特点。因此，每一种疾病也意味其基本的治疗原则或治疗大法。除证选用不同的药物外，头痛可适当地配合应用川芎、白芷等止痛药物；癃闭病按照“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应着于通利为主；遗尿应按照“固摄止遗”的原则去配伍组方。如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如肺痨虽有肺阴亏损、阴虚火旺、气阴耗损等不同病证，但感染痨虫是其共同病因，补虚杀虫是治疗肺痨的根本原则，在抗痨杀虫的基础上再结合辩证，分别予以滋阴润肺、滋阴降火、益气养阴诸法，辩病与辩证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2.2 在脏腑辩证中：肺系病证主要按肺气失于宣发肃降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脾系病证主要按中焦气机升降失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脾主运化、升清降浊的生理功能。心系病证应按血脉运行障碍和神明失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论治，还要结合心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肝系病证主要按肝气疏泄不畅、肝阳升发太过、肝风内动等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肝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肝主疏泄、臧血濡筋等生理功能。肾系病证主要按肾阴、肾阳不足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肾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骨、生髓等生理功能。

3 辩病论治与辩证论治的关系

3.1 关于辩证论治与辩病论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笔者以为，辩证论治的主要着眼点是放在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病理层次的本质的认识上的。一个病理层次就是一个证候，一个汤证是一个证候辩证论治的结果。辩病是对疾病的辩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辩病论治则是着眼于对疾病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抓住疾病中最具本质的联系，把这个疾病和其他疾病区别开来，进而针对各种病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治疗。一般说来，辩病论治从对疾病的初期考察，到确定“这一个”而非“另一个”，从一般性对症治疗到确立针对性极强的治疗，是对疾病的认知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后，辩病论治才有了基础，换句话说，辩病论治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知基础之上的。

3.2 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没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其局限性。辩证论治虽然不能达到对疾病的特殊性具有深刻认知的层面上，因而缺乏特殊治疗的方药。然而，辩证论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病理层次本质联系的认识却远比辩病论治要深刻。从而，在针对疾病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治疗上，更能抓住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辩病论治“优越”。辩证论治的又一个优势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包括对人类尚未认识的疾病，这在人类认识和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其意义不言而喻。

3.3 由此可知，“中医内科临证时既要辩证，亦要辩病。其中辩病论治，是认识和解决某一疾病过程中基本矛盾的手段，[2]”…“是对中医辩证的必要和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对疾病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发展、转归[2]”。

总之，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只有相互为用，相互结合，才能不断深化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和提高治疗疾病的能力。中医学是辨病论治和辩证论治的完美结合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

因此要发扬中医学的辩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要提高中医的诊疗水平，提高辩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辩病与辩证相结合的诊疗思路。运用辩病思维来确定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辩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辩析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理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辩病为先，以辩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证，可发挥辩证思维的优势，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辩出证候，随证施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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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01-0110-02

器官移植是将器官整体或局部从供体移植到受体，以重建病变器官生理功能的治疗方法。它改变了传统内科疾病主要依靠药物的治疗途径，已成为临床治疗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手段。但随之而来的新生医学难题也一直困扰着医学界，如自身排斥反应及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等，现代医学尚无有效解决方法。中医辨证论治一定程度上可有效解决上述难题，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将中医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医学发展紧密联系，研究和解决器官移植相关领域的难题，能够发挥自身优势。

1 器官移植技术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关系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器官移植设想的记载。《列子・汤问》云：“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即悟，如初，二人辞归。”由此可知，器官移植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即有萌芽。《灵枢・本神》云：“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天年》又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指出在中医理论体系下的人体各脏腑器官，均受之于父母媾精结胎成形。而对于外源性器官的来源及性质问题，中医经典古籍无相关记载，更未对外源器官功能异常的病因病机进行相关分析[1]。

器官移植在中医体系里无相关理论阐述的重要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中西医自然观、方法论的本质差异[2]。中医学体系建立在“元气论”的基础上，采用“象思维”模式，决定了中医学重整体、强调辨证论治的基本特征；而西方医学体系建立在原子论、还原论的基础上，决定了西医学重视局部、强调解剖的基本特征。因中医所认识的生理、病理并非建立在解剖

结构上，所以，不可能把本来不属于解剖结构的生理、病理套用到以解剖结构为基础的理论上去。在以往中医临床实践过程中，往往将供体器官视为自身器官，但因患者本身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体质，以及移植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的不良反应，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病机特点。所以，从中医重视功能的角度分析，根据临床证候学特点，应将移入的器官与正常器官在功能差异上进行对比，可能会对相关理论的创新有所指导。

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可以成为探究中医藏象、经络理论与实体器官相关性的有力工具。有观点认为，从经络理论入手可以探讨器官移植后人体的生理病理改变[3]；亦有报道通过自体干细胞移植技术反向探讨了“心肾相交”的关系[4]，以及通过排异反应研究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生理病理机制[5]。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及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复杂性科学对中医的研究日趋兴起，会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注入新活力，而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反过来也将有力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

2 辨证论治

2.1 肾移植术后

脏腑虚损，肾气衰微，浊毒瘀血内停，加之手术耗损气血、损伤络脉，而术后应用大剂量免疫抑制剂更加重了气血损伤，故肾移植术后基本病机以肾气亏虚为本，瘀血内阻为标。对此可从下列证型辨治。

2.1.1 气虚血瘀证 患者素体肾气衰微，加之手术更耗伤正气，术后气虚无力行血，故而成瘀，证见发热、腰酸腹痛、下腹坠胀、少尿、面黑、舌质紫黯、脉弦涩等。血瘀发热予桃仁承气汤或血府逐瘀汤；瘀血少尿予益气养血、化瘀利尿通淋之剂，药用丹参、当归、赤芍、益母草、马鞭草、刘寄奴、小蓟、白茅根、生地黄、牡丹皮、黄柏、当归、大黄、瞿麦、石韦、甘草梢等。

2.1.2 脾肾两虚证 因供体肾本身非己所有，加之长期免疫抑制剂毒性作用，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失养，耗损脾气，使脾肾两虚，证见肢冷、少尿浮肿、恶心呕吐、舌苔白腻、脉沉细乏力。可予温胆汤治其标，真武汤、加味寿胎丸治其本。

2.1.3 气血亏虚证 肾病日久终致脾肾同衰，气血生化无源；久病耗伤气血，食欲不振则气血更虚，证见面色萎黄、神疲乏力、纳差、腹胀、足膝无力，舌质淡白、苔薄白，脉细。方以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加减。

2.2 肝移植术后

肝移植术前肝失调达与疏泄，横犯脾胃，复因手术损伤经络，肝郁血瘀，或邪毒留恋而致毒瘀壅滞，肝郁不疏，克于脾土，故肝血瘀阻、脾虚气滞为肝移植术后的基本病机特点[6]。对此可分以下证型辨治。

2.2.1 肝胆湿热，瘀血内阻证 肝移植术后，湿热毒邪内生，迫及肝胆，损伤胆络，煎熬胆液，化生腐浊泥沙，阻塞胆络，证见黄疸、全身浮肿、腹大如鼓、大便油黑、舌苔黄厚腻、脉细数。治疗上，前期以清热利湿、解毒化浊、疏泄肝胆为主，药用茵陈、生地黄、秦艽、车前草、甘草、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黄芩、黄连、黄柏、生大黄等；后期以活血化瘀、疏利肝胆为法，药用陈皮、法半夏、茯苓、甘草、芥子、桃仁、红花、丹参、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丝瓜络、柴胡、黄芪等。

2.2.2 脾虚气滞，肝脾不调证 术前肝病迁延，久病必虚，加之手术损伤，机体衰弱，尤以脾气亏虚明显，证见面色萎黄、消瘦、乏力倦怠、舟状腹、纳差、脘腹胀闷、便溏不爽、胁肋胀满疼痛、情志抑郁不舒、或喜叹息、或心烦急躁易怒、面色晦黯等。治以疏肝实脾，重用柴胡、白芍、黄芪、党参、太子参、麸炒白术、薏苡仁、山药、鸡内金等以调和肝脾、化湿助运，少佐清热解毒之品。

2.3 抗排斥药物不良反应

抗排斥药物在抑制机体免疫系统对移植器官排斥作用的同时，也会导致诸如免疫功能低下、肾毒性、感染、诱发肿瘤等不良反应。中药具有免疫双向调节作用，使供受体两者相适应，纠正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不良反应，以建立新稳态。近年来，运用中药配合免疫抑制剂综合治疗在临床已取得一定效果。如免疫抑制剂对骨髓造血功能的抑制，中医学认为其病因病机为药毒损伤人体气血津液，伤及五脏六腑，毒邪内蕴，肝肾亏损所致，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中医“虚劳”范畴。遵“虚则补之”“治病求本”原则，可用黄芪、当归、太子参、白术、补骨脂、鹿角胶等。

肾移植术后患者因长期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自身免疫力低下，体质较为虚弱，故邪毒极易入侵。肾藏精，为封藏为本，肾虚则封藏失职，湿停热郁而化浊，故有些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尿、蛋白尿。对此，可采用补肾化浊之法，药用黄芪、山萸肉、杜仲、黄柏等。

3 小结

器官移植能有效解决终末期器质性病变的难题，但对器官移植术后器官功能不全、排异反应等功能性疾病的治疗不甚理想。中医具有重视整体和功能的特点，在器官移植相关疾病的有效运用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器官移植给中医带来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中医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继承创新提供了机遇。总之，中医理论要发展，需要冲破西医认为生理病理都建立在解剖结构上这一狭隘观点的桎梏，从实际出发，在现代医学不断发展背景下，以更宽广的视野拓展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 何金森，刘若兰，卢莎，等.肾移植角度质疑肾为先天之本[J].中西医结合研究，2011，3（4）：214-215.

[2] 陈小平.元气论与原子论的差异及其对中西医学发展的影响[M]//张宗明.自然辩证法概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33-34.

[3] 陈新淦.对器官移植者中医经络研究的思考[J].中医杂志，2006， 47（8）：571-572.

[4] 徐志伟，张进，张明.从心肾相关探讨干细胞移植治疗冠心病心衰的中医理论内涵[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9，32（5）：1-4.

[5] 严兴科，王宇，张广全，等.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与研究进展[J].陕西中医，2003，24（4）：378-380.

篇5

中图分类号：R22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1）04-0010-03

1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中医现代化进程中，深刻理解中医思维方式是关键，而中医意象思维是最为独特的中医思维方式。中医意象思维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源，从中国传统思维入手，厘清中医意象思维发生发展的脉络，对于中医现代化具有十分深远的学术价值与迫切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医思维方式的研究，从来都不应仅仅局限在医学的范畴之内，而应将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思维方式的演变共同纳入研究范围［1］。

中国哲学往往使用形象性的符号与概念及直觉类比的方式来认识和表达对象世界的意义，形成了最具代表意义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整体思维、直觉思维，变易思维，借此基础，中医发展出意象思维，它包含着医家基于传统思维方式对人体生理、病理、病因和病机等认识［2］。

1.1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整体思维 “天人合一”是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所谓天人合一，指的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相类似、相通并且统一。《易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整体思维的初期表现。

儒家在确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上，充分体现了思维结构整体性的倾向，孔子把“仁”当作一个整体的道德目标与原则，并长期坚持不懈的追求与实践。比如，“予欲无言”，“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孔子这里就是以天象告诫人们的行为要依循天道。再比如，“苟志于仁，无恶也”（《论语•里仁》），体现出儒家的思维是以“仁”为本的整体性的统一。

道家在确立宇宙的本源与自然运动变化规律上更清晰现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倾向，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家代表作《老子》中就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也是认为天地人本身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局部与细节无不体现着整体，比如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甚至在“蝼蚁”、“秭稗”等。

1.2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人在认识事物时，既不执着于语言概念与判断，更不完全依赖于西方人崇尚的逻辑推理，而是采用“心悟”“顿悟”的直觉思维。

儒家哲学主要探讨的领域为人的道德及其境界，儒家提出了一种认知方式：反观。思孟学派就提出了“反身而诚”的思维方式。想要认知“诚”这个“天之道”，不能从外在世界入手，必须从认识外在世界的主体――自我入手去体认“诚”；再有，荀子也提出了“虚壹而静”的静观认知方式，静观就是保持内心的清静虚明的认识方法，这是获得灵感直觉的保障，即在认识过程中去除杂念，保持专心致志的心理状态，这样就能使心灵处于清明状态，从而映出天道。

道家主张体认大道，那么，老子认为应如何去认识“道”呢?他认为，人们须经过“涤除玄览”（《老子》第10章）的方法，即只有清除杂念，反观内照，让心灵虚空，才能以更明了的目光去观察大千世界，而如何“涤除玄览”呢？就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12章》）。

庄子认为，只要保持虚静空明状态，就能反映万物，而这种静明的直觉叫做“心斋”。庄子还提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认为头脑的意识范围是有限的，要认知大道、与道合一需“心斋”“坐忘”，通过此直觉思维方式而臻于大道。

1.3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变易思维 中国古人观察世界的习惯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动态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传统的变易思维方式。所谓变易思维是从运动变化的观点考察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各个学派的哲学家们都把宇宙看成变动不止的过程，孔子就曾说过：“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他把自然界的变化看成是一个如江河之水流动的连续过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而《易传》更是明确的把宇宙规定为一个运动变化的大过程。《周易•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认为变性是宇宙的本质，天地万物都随时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

道家的创始者老子也认为，“道”作为宇宙的本源，其内部总是包含着阴阳对立的两种势力，正是这两种对立力量的推动，产生了万事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老子还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观点，说明了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是其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BT(3+1]2 中医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生命上的推演[BT)]

在古代，东西方的哲学家，都倾向于借助形象的比喻来阐述深奥的哲学道理，用“象征”的方法表达人生宇宙的根本原理，比如老子以“婴儿”来比喻道的境界，《易•系辞》也说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立象以尽意”“托象以明义”，不仅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把阴阳当成描述、解释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模型方法［3］。

那么，为什么古老的类比、象征的方法，在中国演变成了中医意象思维，完好地保留了古老的形象思维？是因为传统哲学中的思维方式渗透到中医里去观察生命现象与疾病现象，其认知结果自然产生，使中医意象思维成为中医学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其核心概念“气”、“阴阳”只能用“心悟”来把握，而无法用逻辑分析来推理证明，其相关的重要概念例如：五行、气血、脏腑、经络、三焦等概念等都是意象概念。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整套与西医学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象思维，包括意象思维、应象思维、法象思维和表象思维［4］。

整体观是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和治疗等所有的领域中。其中，《内经》正是以天地人三才为经，五行为纬，论述天、地、人诸事物的类属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建立了藏象、脉象、舌象、神之象等理论学说并长期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以“象思维”为核心，利用图像，构建理论框架，展现治法精妙［5］。

取象比类的中医意象思维体现了直觉体悟的认知方法。由取象比类所建立的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其中，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之“象”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

中医用于类比之“象”是动态、变易之象，中医用变易思维说明人体生命运动变化过程。比如，《素问•玉版论要》说：“道之至数……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中医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过程中，大量运用了变易思维的原则，使主观认识符合生命运动的客观变易过程。

随着世界整体医学观和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世界新技术成就、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等会在未来的医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医要现代化，必须时刻注意把相关域外学科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并能做到较好的融合［6］。中医学的发展不在抛弃其中国哲学的内核以及建立在此内核之上的取象比类而走向现代自然科学，而在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更加精致化［7］。中医意象思维正是以根源于统一整体的、直觉感悟的及动态变易的传统思维方式，以类比、象征的方法为中介，同时以“意”为灵机，把握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其往往倾向于对生命现象、疾病现象、诊治、养生进行整体、动态的思考，重视心智的悟解，忽略逻辑的推理，是中医最为独特也是最具学术探讨价值的思维方式之一；而开展中医思维方法的研究，以继承、移植、创新为指导，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方法论体系，是中医学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关键［8］。

参考文献：

［1］王乐，谢晴宇，孟庆刚.中国古代哲学影响下的中医思维方式［C］.2009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中医内科临床科学研究专题研讨会论文汇编，2009：46~49.

［2］曹美莹，王 东.略论“医者，意也”［J］.光明中医，2001，16（4）：13~15.

［3］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6.

［4］吕爱平.论应象思维在构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作用［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5（8）：1573~1574.

［5］聂伟.小议取类比象思维方法在认识重要功效中的应用［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3（3）：28.

［6］刘亮.“现代中医”――中医现代化的实现者［J］.医学与哲学，2007，28（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