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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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纵观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庄子的“大道为美”说，还是钟嵘《诗品》中的“诗唯性情”论、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以及后来的“妙悟”说、“意境”说等，都是围绕着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的。其中的“意境”说、“神韵”说、“风骨”说、“妙悟”说等，都属于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学范畴，体现了我国古典美学中自然主义与人格主义的两大品格。在这种美学思想引导下的文艺创作，充满了对人的情感精神的关注和人之生命价值的肯定。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发人的情绪，体察民情民意，抒发其怨愤之情。其诗论始终围绕着人的情绪，所以他编定的《诗三百》将人的感情的抒发放在了首位，这种情感也构成了该诗集的精华部分，充分体现了其艺术价值。此外，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孟子的“冲实之谓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乐”说等范畴和命题对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深远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文艺审美教化作用的审美原则。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和命题，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齐物我”等思想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例，他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以人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庄子论美也是以人为核心，其“重生”、“养生”、“保身”等思想影响下的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突出的人本精神。庄子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乐”的美论主张，即美是从“道”的范畴中衍生出来的，因而“道”与美密切相关。在庄子看来“道”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应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禄所累，不应为物所奴役，而应成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贵贱、穷达、祸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对的东西，从而追求一种心灵精神的绝对无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美”。

在《逍遥游》中庄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人”的形象:在形体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着绝对的自由和广大无边的神力，而这种“神人”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人格化。同时，在庄子的审美思想中也论及了审美主体的自由心态。在《田方子》中，庄子描绘了一个“真画者”在画图时的独特的自由行动和神态:“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敌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在这里旨在说明真正的画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创作，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个性。庄子的这种审美态度使其美学思想带有了鲜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学思想中，真与美密切相关，提出了“法天贵真”的审美命题。此“真”乃一种出于主体心灵的纯真之情，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天然感性的东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在庄子的“法天贵真”思想中强调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庄子对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了其对人之生命的热切关注.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的《诗品》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莫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诗品》以诗人个人的风格为品评对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诗为一品，“为建安之杰”。在艺术手法上.进一步解释了“兴”为言已尽而意无穷，把审美范畴扩展到诗文以外。用诗的风格立品，是自觉的美学追求的开始。(诗品)所体现出的美学观的核心便是“诗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影响，使人的性情发生波动，便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正如《诗品·序》所写:“嘉汇寄诗以亲，离群托时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歌的创作无不与社会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关。

唐代.禅宗兴盛.形成一种新的美学思想。禅宗是从印度佛学发展起来而又能充分表现中华民族思想与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脱人世烦恼、达到心灵绝对自由的境界。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否定个体生命价值，不主张完全脱离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过个体心灵、直觉、顿悟，达到这种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禅宗重视主体的内心体验.尊重其内心思考的权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条的束缚.开拓了个性解放的天地。这种思想理论围绕着人、人的生活.让人看到生命的本质.且将主体心灵的体验放在首位.强调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灵的实在性.从人的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中去追求美、寻找美，在一种心灵自由的境界中去获得审美满足。这种思想无意中激发了当时的诗人及理论家们的思维方式，促使禅思转化为艺术思维、艺术机趣，禅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诗歌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作之中。特别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由盛转衰.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当时的士大夫们的审美兴趣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创作理论上.皎然独标性情，引发哲理思考。他在诗论专著《诗式》中说道:“级者尝与诸公论康乐(谢灵运号)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又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与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可见其仍不脱离性情说。所谓“性情”指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乐。他强调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引发人性的率直真情，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顾词彩，从而达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这种诗学观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禅宗“离言”的发挥。司空图则综合儒释道三家学说，撰《二十四诗品)，论述诗歌的风格美.分为雄浑、冲淡、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韵语形象地描述了每种风格的特征.从而表达了中国人独有的民族审美观，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确，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独有的一种民族审美风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诗之“韵味”说。这种“韵味美”的营构.不仅需要创作主体的“妙造”，还需通过作品审美主体—鉴赏者的阅读、接受、想象和认同。从这时候的诗歌创作来看，士大夫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宁静。其中自然适宜、浑然天成乃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们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领略着人生的哲理.并把这些融化在心灵深处。其中王维的诗歌创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旧(《鸟鸣涧))诗很短，但禅意充盈。王维深得禅意、禅趣，故营造了独特的淡远含蓄、玲珑澄澈之意蕴。他说:“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这便是其禅悟心态的表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粤。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芙蓉花自开自落，物态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乱”使许多士大夫都经历了一段惨痛的生活，对王维的心灵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从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门”。“独坐悲双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无生”.在这里指代佛门“真谛”。涅架境界无生无灭，简称“无生”。可见，由于社会的变动以及禅宗思想的影响渗透，使文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审美个体心灵的宁静旷达与超然适意上，使其逐渐悟得在短暂的生命中获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途径。

宋代是文字禅的时代。由于时局的动荡.禅与文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宜的人生态度和超凡脱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内向封闭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禅的广泛渗透，改变了文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心态.促进了文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禅家“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思想.使宋代文人产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态.使宋代词风多以冷清、平淡为美.追求空灵、疏淡的意境。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静初。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又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鸿、人互见，语语相关，营造了一种幽缈、清冷、安谧的意境。苏轼吸收庄子齐物论的哲学观而形成旷达的人生态度.反映在其文艺创作中是一种通达不执的审美理想。而且，由于苏轼一生中的坎坷经历，使其在创作中，在思维方式上常常融进禅思佛理，形成一种清幽空灵的艺术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由个体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时空的无极之壮，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风等景物，暗含着佛禅思想，抒发遗世独立的旷达之情，阐明事物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表达了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忘怀得失、处之坦然的人生态度，启迪人们要在体悟人与宇宙冥合的境界中获得一种宁静、淡泊的乐趣。其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其中浸透着禅思理趣，暗含着人生哲理、人生的价值意义，融会着人本主义的思想。

在文艺创作理论中，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论诗，其见解更丰富，更有启发性，创立了“妙悟”说、“兴趣”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揭示了古典诗歌的含蓄之美。

篇2

其次，中医学有四大特征。5000年以来的中医学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大体上以2300-2400年前左右（战国中前期）为分水岭，之前可称之为原始中医，之后则是传统中医。之所以以此为转折点，是因为传统中医的四个基本特征或者说四大基石在这个阶段形成，直到今天没有太大变化。

第一个特征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本理念。商代出现阴阳观念，西周用阴阳来解释自然，同时出现五行观念。春秋时期又出现了五行生克说，及至战国，通过阴阳家和道家的努力，形成较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当时这一先进的哲学思想，被医者运用来重新构建和统率整个中医学知识体系，使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个特征是以经络和脏腑学说为生理基础。经络脏腑学说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尚难知晓，春秋时期的文献里只能看到关于经络和脏腑的零星描述，但战国时期已基本定型。第三个特征是以“望闻问切”为基本诊断手段，以“虚实寒热”等一整套病症概念为基本诊断标准。从现有资料看，它们也应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第四个特征是以动植矿物为基本药物，加之以针灸、正骨、按摩和养生等基本治疗手段。这些药物和治疗方法多有长久的历史渊源，但在这一时期则有了相当显著的发展，并且与以上三个特征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总的来说，此后2000多年来中医学虽然仍在不断发展，但是以上四个特征一脉相承，直到当下也仍然处于战国时期确立的框架内。

再次，传统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要有所区别。

讨论中医药发展，不能不关注中医上述四大基石。传统中医学的四大基石中最容易为现代科学证明和利用，并且能较快见到成效的，是治疗手段——药物、针灸、正骨以及各种养生术。这方面出成果的希望非常大，青蒿素的发现就是最典型的事例。这在传统中医学中属于技术的、形而下的层面，却是当前应该首先着力的地方。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与之类似。中医学的虚实寒热和经络脏腑学说，进入到相对理论化和形而上的层面，在中医学理论中是自洽的，用于治疗实践也往往有效，可是多数现代科学还没法很好解释和说明。然而中医的魅力恰恰就在于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知识和文化多样性的特殊构成之一，这个层次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应该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用现代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甚至量子理论等来研究它，应该大有可为，甚至可能有一些原创理论出现。中医学的最高层面是其根本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不可否认即使在今天它也包含有合理因素，如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天人相应思维等。但阴阳五行说建立在原始思维的基础上，按照象征律的逻辑，把万事万物按照阴阳五行分门别类加以安置，比如以五行配五方、五季、五色、五脏以及天干地支等等，然后根据五行的生克制化等来推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固然有自己的逻辑和推理，但是这样一种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定位和描述无疑是很荒唐的。建立在传统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古代方技巫术，如算命、堪舆、占星望气等全都被证伪和否定了，唯一还没被推翻的就是中医学领域。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理念去重新解释和发展中医学，形成新的中医学理论体系。阴阳五行说的合理因素应该继承，但其中的糟粕必须摒弃。中医学如果还停留在阴阳五行说的水平上，要实现现代化将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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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中医学的发展史，看辩病证治的重要性

1.1 中医学虽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但临床上从来就存在着“辩病施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候的概念尚未从疾病中分化出来，就是以“病”作为辩析目标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施行。如《内经》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多以具体疾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辩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辩病思维。如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绦虫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辩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辩病思维与辩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而综合运用的[1]。

1.2 中医学从诞生便开始了辨病与辩证的结合。早在《黄帝内经》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它往往是先定病，然后再辩证。比如《咳论篇》、《痿论篇》等章，都是先说这种病，然后再去辩证。之后，在《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等书，无不先言某病，再言某症，病、症、脉、证合参而治。以《金匮要略》各篇之题最能说明，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都是病名。

1.3 中医辨病论治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未终止。兹举俩例最能说明。其一，清初温病大家余师愚在其《疫疹一得》书中，仅论及清瘟败毒饮一个方子，以一方治一病，药即中病，鲜有罔效，典型辨病而治，其重复性不言而喻。其二，清初临床大家程国彭，在其《医学心悟》一书中，运用大量篇幅讲述如何辩证伤寒。在太阳经症条下，直言麻黄汤与桂枝汤辩证之繁琐，疗效之有限，辩证少有失误则灾害险生。乃自创加味香苏散一方，说：今以此方代前二方（指麻黄汤、桂枝汤）之用，药稳而效，亦医门之良法也。不论冬月正伤寒，及春、夏、秋三时感冒，皆可取效。其也是实现了从辩证论治到辨病论治的一次飞跃。这是中医走循证医学道路的肇始。

1.4 又如中医在与疾病“非典”的抗争中，充分发挥了辩证论治的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了辩证论治的优越，而在于对“非典”疾病的认知随着辩证论治的进程而不断深化，这同时也是“辩病”的认知过程。我们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我们的认知就愈趋深刻，我们的治疗就更趋完善。

2 辩病用药的优势

2.1 在辩病用药方面，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病理特点。因此，每一种疾病也意味其基本的治疗原则或治疗大法。除证选用不同的药物外，头痛可适当地配合应用川芎、白芷等止痛药物；癃闭病按照“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应着于通利为主；遗尿应按照“固摄止遗”的原则去配伍组方。如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如肺痨虽有肺阴亏损、阴虚火旺、气阴耗损等不同病证，但感染痨虫是其共同病因，补虚杀虫是治疗肺痨的根本原则，在抗痨杀虫的基础上再结合辩证，分别予以滋阴润肺、滋阴降火、益气养阴诸法，辩病与辩证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2.2 在脏腑辩证中：肺系病证主要按肺气失于宣发肃降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脾系病证主要按中焦气机升降失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脾主运化、升清降浊的生理功能。心系病证应按血脉运行障碍和神明失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论治，还要结合心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肝系病证主要按肝气疏泄不畅、肝阳升发太过、肝风内动等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肝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肝主疏泄、臧血濡筋等生理功能。肾系病证主要按肾阴、肾阳不足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肾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骨、生髓等生理功能。

3 辩病论治与辩证论治的关系

3.1 关于辩证论治与辩病论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笔者以为，辩证论治的主要着眼点是放在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病理层次的本质的认识上的。一个病理层次就是一个证候，一个汤证是一个证候辩证论治的结果。辩病是对疾病的辩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辩病论治则是着眼于对疾病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抓住疾病中最具本质的联系，把这个疾病和其他疾病区别开来，进而针对各种病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治疗。一般说来，辩病论治从对疾病的初期考察，到确定“这一个”而非“另一个”，从一般性对症治疗到确立针对性极强的治疗，是对疾病的认知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后，辩病论治才有了基础，换句话说，辩病论治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知基础之上的。

3.2 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没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其局限性。辩证论治虽然不能达到对疾病的特殊性具有深刻认知的层面上，因而缺乏特殊治疗的方药。然而，辩证论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病理层次本质联系的认识却远比辩病论治要深刻。从而，在针对疾病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治疗上，更能抓住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辩病论治“优越”。辩证论治的又一个优势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包括对人类尚未认识的疾病，这在人类认识和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其意义不言而喻。

3.3 由此可知，“中医内科临证时既要辩证，亦要辩病。其中辩病论治，是认识和解决某一疾病过程中基本矛盾的手段，[2]”…“是对中医辩证的必要和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对疾病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发展、转归[2]”。

总之，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只有相互为用，相互结合，才能不断深化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和提高治疗疾病的能力。中医学是辨病论治和辩证论治的完美结合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

因此要发扬中医学的辩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要提高中医的诊疗水平，提高辩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辩病与辩证相结合的诊疗思路。运用辩病思维来确定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辩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辩析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理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辩病为先，以辩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证，可发挥辩证思维的优势，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辩出证候，随证施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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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01-0110-02

器官移植是将器官整体或局部从供体移植到受体，以重建病变器官生理功能的治疗方法。它改变了传统内科疾病主要依靠药物的治疗途径，已成为临床治疗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手段。但随之而来的新生医学难题也一直困扰着医学界，如自身排斥反应及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等，现代医学尚无有效解决方法。中医辨证论治一定程度上可有效解决上述难题，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将中医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医学发展紧密联系，研究和解决器官移植相关领域的难题，能够发挥自身优势。

1 器官移植技术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关系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器官移植设想的记载。《列子・汤问》云：“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即悟，如初，二人辞归。”由此可知，器官移植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即有萌芽。《灵枢・本神》云：“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天年》又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指出在中医理论体系下的人体各脏腑器官，均受之于父母媾精结胎成形。而对于外源性器官的来源及性质问题，中医经典古籍无相关记载，更未对外源器官功能异常的病因病机进行相关分析[1]。

器官移植在中医体系里无相关理论阐述的重要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中西医自然观、方法论的本质差异[2]。中医学体系建立在“元气论”的基础上，采用“象思维”模式，决定了中医学重整体、强调辨证论治的基本特征；而西方医学体系建立在原子论、还原论的基础上，决定了西医学重视局部、强调解剖的基本特征。因中医所认识的生理、病理并非建立在解剖

结构上，所以，不可能把本来不属于解剖结构的生理、病理套用到以解剖结构为基础的理论上去。在以往中医临床实践过程中，往往将供体器官视为自身器官，但因患者本身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体质，以及移植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的不良反应，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病机特点。所以，从中医重视功能的角度分析，根据临床证候学特点，应将移入的器官与正常器官在功能差异上进行对比，可能会对相关理论的创新有所指导。

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可以成为探究中医藏象、经络理论与实体器官相关性的有力工具。有观点认为，从经络理论入手可以探讨器官移植后人体的生理病理改变[3]；亦有报道通过自体干细胞移植技术反向探讨了“心肾相交”的关系[4]，以及通过排异反应研究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生理病理机制[5]。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及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复杂性科学对中医的研究日趋兴起，会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注入新活力，而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反过来也将有力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

2 辨证论治

2.1 肾移植术后

脏腑虚损，肾气衰微，浊毒瘀血内停，加之手术耗损气血、损伤络脉，而术后应用大剂量免疫抑制剂更加重了气血损伤，故肾移植术后基本病机以肾气亏虚为本，瘀血内阻为标。对此可从下列证型辨治。

2.1.1 气虚血瘀证 患者素体肾气衰微，加之手术更耗伤正气，术后气虚无力行血，故而成瘀，证见发热、腰酸腹痛、下腹坠胀、少尿、面黑、舌质紫黯、脉弦涩等。血瘀发热予桃仁承气汤或血府逐瘀汤；瘀血少尿予益气养血、化瘀利尿通淋之剂，药用丹参、当归、赤芍、益母草、马鞭草、刘寄奴、小蓟、白茅根、生地黄、牡丹皮、黄柏、当归、大黄、瞿麦、石韦、甘草梢等。

2.1.2 脾肾两虚证 因供体肾本身非己所有，加之长期免疫抑制剂毒性作用，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失养，耗损脾气，使脾肾两虚，证见肢冷、少尿浮肿、恶心呕吐、舌苔白腻、脉沉细乏力。可予温胆汤治其标，真武汤、加味寿胎丸治其本。

2.1.3 气血亏虚证 肾病日久终致脾肾同衰，气血生化无源；久病耗伤气血，食欲不振则气血更虚，证见面色萎黄、神疲乏力、纳差、腹胀、足膝无力，舌质淡白、苔薄白，脉细。方以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加减。

2.2 肝移植术后

肝移植术前肝失调达与疏泄，横犯脾胃，复因手术损伤经络，肝郁血瘀，或邪毒留恋而致毒瘀壅滞，肝郁不疏，克于脾土，故肝血瘀阻、脾虚气滞为肝移植术后的基本病机特点[6]。对此可分以下证型辨治。

2.2.1 肝胆湿热，瘀血内阻证 肝移植术后，湿热毒邪内生，迫及肝胆，损伤胆络，煎熬胆液，化生腐浊泥沙，阻塞胆络，证见黄疸、全身浮肿、腹大如鼓、大便油黑、舌苔黄厚腻、脉细数。治疗上，前期以清热利湿、解毒化浊、疏泄肝胆为主，药用茵陈、生地黄、秦艽、车前草、甘草、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黄芩、黄连、黄柏、生大黄等；后期以活血化瘀、疏利肝胆为法，药用陈皮、法半夏、茯苓、甘草、芥子、桃仁、红花、丹参、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丝瓜络、柴胡、黄芪等。

2.2.2 脾虚气滞，肝脾不调证 术前肝病迁延，久病必虚，加之手术损伤，机体衰弱，尤以脾气亏虚明显，证见面色萎黄、消瘦、乏力倦怠、舟状腹、纳差、脘腹胀闷、便溏不爽、胁肋胀满疼痛、情志抑郁不舒、或喜叹息、或心烦急躁易怒、面色晦黯等。治以疏肝实脾，重用柴胡、白芍、黄芪、党参、太子参、麸炒白术、薏苡仁、山药、鸡内金等以调和肝脾、化湿助运，少佐清热解毒之品。

2.3 抗排斥药物不良反应

抗排斥药物在抑制机体免疫系统对移植器官排斥作用的同时，也会导致诸如免疫功能低下、肾毒性、感染、诱发肿瘤等不良反应。中药具有免疫双向调节作用，使供受体两者相适应，纠正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不良反应，以建立新稳态。近年来，运用中药配合免疫抑制剂综合治疗在临床已取得一定效果。如免疫抑制剂对骨髓造血功能的抑制，中医学认为其病因病机为药毒损伤人体气血津液，伤及五脏六腑，毒邪内蕴，肝肾亏损所致，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中医“虚劳”范畴。遵“虚则补之”“治病求本”原则，可用黄芪、当归、太子参、白术、补骨脂、鹿角胶等。

肾移植术后患者因长期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自身免疫力低下，体质较为虚弱，故邪毒极易入侵。肾藏精，为封藏为本，肾虚则封藏失职，湿停热郁而化浊，故有些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尿、蛋白尿。对此，可采用补肾化浊之法，药用黄芪、山萸肉、杜仲、黄柏等。

3 小结

器官移植能有效解决终末期器质性病变的难题，但对器官移植术后器官功能不全、排异反应等功能性疾病的治疗不甚理想。中医具有重视整体和功能的特点，在器官移植相关疾病的有效运用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器官移植给中医带来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中医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继承创新提供了机遇。总之，中医理论要发展，需要冲破西医认为生理病理都建立在解剖结构上这一狭隘观点的桎梏，从实际出发，在现代医学不断发展背景下，以更宽广的视野拓展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 何金森，刘若兰，卢莎，等.肾移植角度质疑肾为先天之本[J].中西医结合研究，2011，3（4）：214-215.

[2] 陈小平.元气论与原子论的差异及其对中西医学发展的影响[M]//张宗明.自然辩证法概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33-34.

[3] 陈新淦.对器官移植者中医经络研究的思考[J].中医杂志，2006， 47（8）：571-572.

[4] 徐志伟，张进，张明.从心肾相关探讨干细胞移植治疗冠心病心衰的中医理论内涵[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9，32（5）：1-4.

[5] 严兴科，王宇，张广全，等.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与研究进展[J].陕西中医，2003，24（4）：378-380.

篇5

中图分类号：R22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1）04-0010-03

1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中医现代化进程中，深刻理解中医思维方式是关键，而中医意象思维是最为独特的中医思维方式。中医意象思维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源，从中国传统思维入手，厘清中医意象思维发生发展的脉络，对于中医现代化具有十分深远的学术价值与迫切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医思维方式的研究，从来都不应仅仅局限在医学的范畴之内，而应将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思维方式的演变共同纳入研究范围［1］。

中国哲学往往使用形象性的符号与概念及直觉类比的方式来认识和表达对象世界的意义，形成了最具代表意义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整体思维、直觉思维，变易思维，借此基础，中医发展出意象思维，它包含着医家基于传统思维方式对人体生理、病理、病因和病机等认识［2］。

1.1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整体思维 “天人合一”是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所谓天人合一，指的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相类似、相通并且统一。《易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整体思维的初期表现。

儒家在确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上，充分体现了思维结构整体性的倾向，孔子把“仁”当作一个整体的道德目标与原则，并长期坚持不懈的追求与实践。比如，“予欲无言”，“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孔子这里就是以天象告诫人们的行为要依循天道。再比如，“苟志于仁，无恶也”（《论语•里仁》），体现出儒家的思维是以“仁”为本的整体性的统一。

道家在确立宇宙的本源与自然运动变化规律上更清晰现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倾向，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家代表作《老子》中就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也是认为天地人本身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局部与细节无不体现着整体，比如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甚至在“蝼蚁”、“秭稗”等。

1.2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人在认识事物时，既不执着于语言概念与判断，更不完全依赖于西方人崇尚的逻辑推理，而是采用“心悟”“顿悟”的直觉思维。

儒家哲学主要探讨的领域为人的道德及其境界，儒家提出了一种认知方式：反观。思孟学派就提出了“反身而诚”的思维方式。想要认知“诚”这个“天之道”，不能从外在世界入手，必须从认识外在世界的主体――自我入手去体认“诚”；再有，荀子也提出了“虚壹而静”的静观认知方式，静观就是保持内心的清静虚明的认识方法，这是获得灵感直觉的保障，即在认识过程中去除杂念，保持专心致志的心理状态，这样就能使心灵处于清明状态，从而映出天道。

道家主张体认大道，那么，老子认为应如何去认识“道”呢?他认为，人们须经过“涤除玄览”（《老子》第10章）的方法，即只有清除杂念，反观内照，让心灵虚空，才能以更明了的目光去观察大千世界，而如何“涤除玄览”呢？就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12章》）。

庄子认为，只要保持虚静空明状态，就能反映万物，而这种静明的直觉叫做“心斋”。庄子还提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认为头脑的意识范围是有限的，要认知大道、与道合一需“心斋”“坐忘”，通过此直觉思维方式而臻于大道。

1.3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变易思维 中国古人观察世界的习惯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动态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传统的变易思维方式。所谓变易思维是从运动变化的观点考察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各个学派的哲学家们都把宇宙看成变动不止的过程，孔子就曾说过：“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他把自然界的变化看成是一个如江河之水流动的连续过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而《易传》更是明确的把宇宙规定为一个运动变化的大过程。《周易•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认为变性是宇宙的本质，天地万物都随时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

道家的创始者老子也认为，“道”作为宇宙的本源，其内部总是包含着阴阳对立的两种势力，正是这两种对立力量的推动，产生了万事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老子还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观点，说明了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是其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BT(3+1]2 中医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生命上的推演[BT)]

在古代，东西方的哲学家，都倾向于借助形象的比喻来阐述深奥的哲学道理，用“象征”的方法表达人生宇宙的根本原理，比如老子以“婴儿”来比喻道的境界，《易•系辞》也说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立象以尽意”“托象以明义”，不仅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把阴阳当成描述、解释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模型方法［3］。

那么，为什么古老的类比、象征的方法，在中国演变成了中医意象思维，完好地保留了古老的形象思维？是因为传统哲学中的思维方式渗透到中医里去观察生命现象与疾病现象，其认知结果自然产生，使中医意象思维成为中医学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其核心概念“气”、“阴阳”只能用“心悟”来把握，而无法用逻辑分析来推理证明，其相关的重要概念例如：五行、气血、脏腑、经络、三焦等概念等都是意象概念。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整套与西医学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象思维，包括意象思维、应象思维、法象思维和表象思维［4］。

整体观是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和治疗等所有的领域中。其中，《内经》正是以天地人三才为经，五行为纬，论述天、地、人诸事物的类属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建立了藏象、脉象、舌象、神之象等理论学说并长期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以“象思维”为核心，利用图像，构建理论框架，展现治法精妙［5］。

取象比类的中医意象思维体现了直觉体悟的认知方法。由取象比类所建立的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其中，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之“象”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

中医用于类比之“象”是动态、变易之象，中医用变易思维说明人体生命运动变化过程。比如，《素问•玉版论要》说：“道之至数……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中医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过程中，大量运用了变易思维的原则，使主观认识符合生命运动的客观变易过程。

随着世界整体医学观和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世界新技术成就、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等会在未来的医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医要现代化，必须时刻注意把相关域外学科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并能做到较好的融合［6］。中医学的发展不在抛弃其中国哲学的内核以及建立在此内核之上的取象比类而走向现代自然科学，而在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更加精致化［7］。中医意象思维正是以根源于统一整体的、直觉感悟的及动态变易的传统思维方式，以类比、象征的方法为中介，同时以“意”为灵机，把握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其往往倾向于对生命现象、疾病现象、诊治、养生进行整体、动态的思考，重视心智的悟解，忽略逻辑的推理，是中医最为独特也是最具学术探讨价值的思维方式之一；而开展中医思维方法的研究，以继承、移植、创新为指导，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方法论体系，是中医学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关键［8］。

参考文献：

［1］王乐，谢晴宇，孟庆刚.中国古代哲学影响下的中医思维方式［C］.2009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中医内科临床科学研究专题研讨会论文汇编，2009：46~49.

［2］曹美莹，王 东.略论“医者，意也”［J］.光明中医，2001，16（4）：13~15.

［3］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6.

［4］吕爱平.论应象思维在构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作用［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5（8）：1573~1574.

［5］聂伟.小议取类比象思维方法在认识重要功效中的应用［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3（3）：28.

［6］刘亮.“现代中医”――中医现代化的实现者［J］.医学与哲学，2007，28（10）：61.

篇6

《周易》理论的基石是象。所谓象是指：①具体的物象。即自然界存在的各种可为人感知的事物现象；②意象。即从事物现象中提取出现的，代表一类事理的符号或表象。如《易传》在解释象时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拟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于是故谓之象。”象也者，像也。”《周易》认为，因为象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结果，所以其中“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能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通过对象的推演可以把握认识事物的规律。这种以“德”和“情”为桥梁，将万物之中之同类者相互联系的方法，就是《周易》通过象来认识和推测事物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强调任何事物只要具有相类

的“情”和“德”，就具有共同的类别归属，换言之，任何“德”情”相通的事物，都反映同样的规律，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和影响。

中医学的理论大厦虽然与古代的解剖知识有一定关系，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以后，中医学的解剖学内容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充实’，反而逐渐萎缩了。保留下来的也已不是纯粹解剖意义上的内容，而是与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相统一，又能反映阴阳五行规律的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医学所特有的以阴阳五行为主要方法和桥梁的思维方式。而这一思维方式，又是与《周易》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的。

五行学说中的木、火、土、金、水本质上也是一种象。很明显，“木曰曲直”进乙木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自然界“树木”的不完全抽象得到的；它具有双重特点：一是直观性。在某种程度上，“木曰曲直”可以说是对“木”性柔和，能曲能伸的直接描述；二是抽象性。即“木曰曲直”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然界树木的．特性，也是对所有具有“曲直”特性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曲直”是木行事物的“德”和“情”。这样，在中医学建立其理论体系和具体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时，通过“曲”直，”这一木行的“情”和“德”形成的有关肝胆功能的认识，就与人体解剖实体的肝胆功能具有了本质的差别。

二、“木曰曲直”与中医学对肝胆的认识

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强调人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这种联系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脏与腑之间，在脏与其所属的组织、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这种整体联系的基础，就是五行的“德”和“情”。

前巳述及，象具有直观和抽象双重特征。要通过象来了解同类事物，就必须发挥联想，通过象的“德”和“情”来引伸、推演。木行的“曲直”特点，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象“德”，五行学说作为古人权用采认识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思维工具，是通过对每一行之“德”的推演引伸才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据此，“曲”可引申为“入”或“关”等，“直”可引伸为“出”或“开”等等。因此，凡人体兼司出入、开合或柔刚者，都具“曲直”之性，故皆可归于“木”行范围。由于中医学的五脏很大程度上是与五行相应韵五大系统，所以，这些部位从理论上讲，都可属于“肝胆”所主的范围。

1.“木曰曲直”与中医学对肝胆部位的认识

藏象学说中有关肝胆部位的认识，历史上不同的医家观点不尽相同。《内经)从人体的解剖实体出发，明确提出“其治在右”的认识。同时《内经》还从“人与天地相参”和“左右者，阴阳之道路”角度，提出了“肝生于左”的观点，实际上《内经》及后世医家的认识还远不止泪口当。

胆主半表半里。在《伤寒论》中，少阳胆的部位在半表半里。这与“开、合、枢”理论有关。所谓开、合、枢，是指经脉生理功能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层次。开主表，合主里，枢主转运，即“太阳主开，阳明主合，少阳主枢”。枢即转运之义。由于半表半里是人体之气内外出入的必经之路，因此具兼司表里之功，恰与木之“曲直”特性相合，故中医学有“胆主半表半里之说。

胆主咽、喉、口唇、眼，女子胞。《内经》云：“咽者，胆之说也”。《伤寒论》少阳病提纲中也强调胆与咽的密切关系，认为，“少阳病，口苦，咽干、目舷是也。”咽之所以被称为“胆之使”，多数医家认为，是由于咽部为足少阳胆经所过之处的缘故。这纵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嚼乃人体水谷出入的门户，是食物由口进入食道和整个胃肠道的必经之路，是人体内外交换的枢纽，与“曲直”之性相通，所以才与胆有关，同样，作为人体内外之气出入的主要门户，喉也是一个兼司出入的场所，故也与“曲直”相类，从而从属于胆．《内经》所讲的。堠主天气，咽主地气”所盲就是咽和喉的这种兼司出入的作用。

口唇主要由脾所主，但这种认识实际是以口唇是一个主要由肌肉构成的组织为出发点的。若从口唇的运动特点言，则与胆(肝)有关，一方面，口唇的开合运动与“曲直”相通，另—方面，主司人体运动的主要还是由肝(胆)所主的筋脉。故口唇与胆也有密切联系。

中医学认为，肝开窍于月。对其机理的一般解释是，肝经上连目系。但从经络循行来看，到达目睛部位的绝不止肝经这一条经脉。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其与肝的联系呢?除了实际观察到的肝的病变最易在眼睛上面表现出来以外，恐怕与眼睛的闭合作用不无关系。虽然在五轮学说中，眼睑为肉轮，由脾所主，但就眼的开合运动讲，则应该说，还是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其原因就在于，眼的开合运动在“德”上与“曲直”是相类的。

女子胞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主持月经，二是主持胎儿的孕育。经血来源于冲任，但其排泄却必须经过子宫。在这层意义上，女子胞也是一个兼司出入的部位。与肝胆是相通相关的．故肝失疏泄时，月经往往表现为提前或拖后，量或多或少的情况。多少不调，前后不均，很容易使人将其与“曲直”失常联系在一起。在《金匮要略》中，治疗热结血室(即子宫)用小柴胡汤这一治疗少阳病的主方，就是一个明证。

此外，象这样的部位，也可说与肝胆密切相关。故肝气异常时，常见捧便的功能异常，表现为大便或稠或稀，便秘与泻泄交替出现等症状。

当然，用“木曰曲直”与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相比较得到的结论，只是中医学对肝胆所主部位认识的一个侧面毒事实上粤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中医学对肝胆所主部位的认识结果也不一样。但就五行学说的应用而言，这无疑是中压学最富特点的尸种认识。

2.“木曰曲直”与肝胆的功能特点

在生理上，肝主藏血，主疏泄，为刚木之脏而性善升发；在病理上，肝之血性柔而易亏，肝之气性阳而易亢，故有肝“体防而用阳”之说。从体用的基本内涵分析，体指根本，用指派生。从人体五脏的物质基本及其功能表现来说，任何一个脏器都应是体阴而甩阳的，为什么偏偏强调肝的体阴而用阳呢？这是因为，与其他脏器相比，肝之阳气方面易于甚发，阳性极强，而肝之阴血为了制约肝气，伤止其升发过度，其阴柔之性就必须突出。这样，肝之阴阳两方面都具有较之其他脏器阴阳更加显著的特点。换言之?肝本身就只有刚柔两个方面。此也可看作“木曰曲直”在肝脏功能活动上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肝体阴而用阳”的提法，实际上是对“木曰曲直”的另一种概括。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胆者，中正之官”。中正；不偏不倚之谓。由于胆主决断，故言此。而中正本身，实际也具有兼司两头，能曲能伸之意。所以与“本曰曲直”是并行不悖的。在藏象学说中，胆既为六腑，也是奇恒之腑之一。这样的一种划分是否还蕴含更深刻的意义呢?；笔者认为，这还是受“木曰曲直”影响的必然结果。其解释是：六腑与五脏互为表里，六腑为阳，主运化水谷；五脏属阴，主储藏精气，奇恒之脏，形态上中空似腑，功能上主藏精气似脏，恰介于二者之间，或者说为脏腑之半表半里，故胆既属六腑，又为奇恒之腑之一。由此可见，胆之所以同时归属奇恒之腑，正是胆为中正之官，兼司表里之故。

三、“木曰曲直”与肝胆病的治疗特点

肝胆既具曲直之性，兼司表里、出入和开合，那么在治疗肝胆病变时，就要从“曲”和“直”两方面出发，兼顾表里、出入和开合。

以肝病为例，由于肝“体阴而用阳”，肝疏泄朱职，总与肝之气血两方面有

关。故肝病的治疗，多从养肝体和达肝用两方面同时进行。多以臼芍之酸敛养肝阴(血)，柴胡之辛寒疏肝用。二者的配伍，恰是“木曰曲直”在肝病抬疗中的意义。当然，二者量的变化，随着病变特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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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的基本特征

我们先来看一下木、火、土、金、水的基本特性。

木即树木，色青，从发芽到长成，不断地生长、发展，枝条舒展开来，所以木有生发舒展之性。

火色红，给人以热的感觉，火的燃烧是向上的，所以火具有炎热、向上的特点。

土色黄，土壤中能够长养出庄稼，金、银、铜、铁等也自土中变化而出，所以长养、生化是土的特点。

金指金属，色白（金属反射出来的光），刀剑等兵器由金属制成，所以清肃（肃杀）、刚坚、质重是其特性。

水色黑（深水之色），有寒冷、阴暗、滋润、向下流动等特点。

五行学说将万事万物按照以上五行的特点进行归类。

凡是符合木的特点的事物现象都可以归为木行，东方、春季、青色、风等皆属于木，因其为日升之方位、生长之季节、植物之常色、动摇不定的外象都符合木的特点。

又如，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就将人分成“木型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水形之人”5种类型，并对每一种人的外形特征进行了描述。

可见，在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已经脱离了字面所指的具体物质现象的含义，而表示5种属性。

对于一般事物的五行属性划分见表1。

对于人体脏腑、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五行属性划分见表2。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中医学中，常常用五行的配属关系，来推导病位、发病特点、药物作用的部位等。

面色发青或黄疸（巩膜、皮肤呈黄绿色）、心情抑郁、胸闷（气郁不能舒展）、抽筋、震颤、头晕（如风吹树木而摆动不定）等，均与木的特性相符，认为病在肝；面色发黑（如长期失眠引起的黑眼圈）、年老以后的耳郭干枯色黯（失去水的滋润）、小便异常等，均与水的特性相符，认为病在肾；面唇红赤或红肿热痛（颜面丹毒）、烦躁失眠或噩梦颠倒、口腔溃疡（火热上扰头面）等，均与火的特性相符，认为病在心。

春天多肝病，如肝炎春天好发，人们在春天更容易出现头晕的症状，特别是中医辨证为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患者，往往在这个季节症状加重。

长夏（农历六月）多脾胃病，即指在阳历的七八月间人们容易得腹泻一类的疾病，因为这时湿气盛，脾胃最易受伤，所以医院也常在这个季节增设肠道门诊。

秋天多肺病，因秋季燥邪当令，入秋以后人们常会感觉鼻干、咽干（鼻与咽均为肺之门户），又因天气转凉，咳嗽等肺部疾病增多，而大自然此时也恩赐给人类梨、甘蔗、橘子等润肺化痰止咳之品。

黑色的食品，如黑豆、黑木耳等入肾经，可以治疗肾的病，现代研究也发现黑木耳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老年人（肾中阴阳已不足）宜常食。

白色的食品，如百合、白木耳等人肺经，都有润肺止咳的作用等。

红色的食品，如赤小豆人心经，可用于治疗热毒疮疡，而古人认为“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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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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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2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

篇10

人们追求防老抗衰、延长寿命是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医学在防老抗衰的悠久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法方药体系。例如，这个体系中的“延缓衰老的思想”究竟是指什么？有的人认为补肾、补脾、或补肾与补脾相结合的延缓衰老的思想，有的人认为服食某一种药物的延缓衰老的思想等等，观点不一，确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体现人们零散地记载延缓衰老的内容，确有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整理的必要性。

探究“中医学延缓衰老体系”理论的基本模式，是统一“延缓衰老的思想”的关键之处,具有指引人们健康发展方向的作用，形成系统化延缓衰老的理论。

2探究“中医学延缓衰老体系"理论的基本模式

2.1“体系”一词的含义、分类、辨证关系

依据我国《现代汉语词典》表明“体系”一词，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将“体系”划分为整体的体系和局部的体系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体系理论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唯物辩证关系。

2.1.1中医学的“整体的体系”理论  人们公认中医学具有独特的中医理论体军，从体系而言，这个“整体的体系”理论，包括阴阳理论、五行理论等。

2.1.2中医学的“局部的体系”理论  在“整体的体系”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划分了诸多的“局部的体系”理论，例如中医学的“心脏”是“局部的体系”理论之一，存在专项的“理、法、方、药”的情况，在这个“局部的体系”理论中存在心阴、心阳、心属火，表明了在阴阳理论、五行理论等指导下的阐述的理论情况，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唯物辩证关系。正因为古人在当时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在医疗实践中创造了“整体的体系”理论和“局部的体系”理论，使今人清楚地看到这个体系理论的伟大成果。

2.2“中医学延缓衰老的体系”理论起源于《黄帝内经》，是“局部的体系”理论

2.2.1起源于《黄帝内经》  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公认《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发展基础，随之，历代人士丰富、发展之，前人处在科技设备底下的社会环境中，以实践经验为主，为人类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衰老是人类生命的必然规律，概括地分为两类：生理性衰老与病理性衰老。这两类衰老互相影响，形成一系列复杂变化。《内经》记载了“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及“四十岁……腠理始疏，荣华颓落……”，表明人四十岁开始衰变、出现的现象、人的寿命理论等。

2.2.2人们对衰老的系统抡述是从金元以后开始的，是“局部的体系”理论  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对衰老的具体的系统论述的资料，按照年限归类之，其数量与详细的内容是以金元以后居多，记载了在预防和治疗方面抗衰防老的一些有效的具体方法和具体途径。可见，人们处在年代的因素、积累经验、发现具有延缓衰老作用的具体药物的漫长的时间中，产生零散地记载了有效的延缓衰老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局部的理法方药体系。

2.3概述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中，经现代科技设备研究、证明对人确有延缓衰老作用的“中医学延缓衰老的体系”理论，重点突出“延缓衰老的思想”

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中，经现代科技设备研究、证明对人确有延缓衰老作用的“中医学延缓衰老的体系”理论比较多，例如，对某个方剂的研究情况，对某个中草药的研究情况，对某个中医理论的研究情况，在本文中不能完整地表述之，只能概述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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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54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10（a）-0073-04

Study 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CM syndrome types and syndrome elements distribution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ZHU Lixia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ujiang Hospital， South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28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cestigate the TCM syndrome element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and syndrome type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Methods The informations of CHD patients from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treated in Zhujiang Hospital， South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5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TCM syndrome types and syndrome elements， the syndrome types and syndrome elements distribution were carried out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blood stasis syndrome and phlegm heart vessel syndrome was 31.13% and 17.13% respectively， which occupi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CHD patients of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Yin cold stagnation syndrome and heart and kidney yin deficiency were extremely rare. Syndrome elements analysis results also supported the results.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yndrome types and syndrome elements in CHD patients i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area clinical path and standardized treatment programme， and it also can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yndrome types； Syndrome element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冠心病属中医“胸痹”“心痛”范畴[1]，中医认为寒邪内侵、饮食不当、情志失调以及年老体虚等因素可引发冠心病[2]。临床上较为常见、典型、证名规范的证，可称为证型[3-4]，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病证结合治疗冠心病取得了满意疗效。随着时代变迁，冠心病证型分布也有一定变化[5]。王永炎院士提出的“证候要素与应证组合理论”为中医辨证规范化标准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与方法[6-7]。

证素是构成证名的基本要素，具有基本特征[8]，通过对证候的辨识而确定的病位和病性，建立了基本理论体系[9-13]。辨证过程就是根据证候（病理信息）辨别证素（确定病变本质）组合成证名（辨证诊断）的思维认识过程[14-15]。证素间的联系组合构成了完整的证名。通过把复杂证候分解为简单的证候要素，进而通过证候要素之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的组合，建立多维多阶的辨证方法新体系[16]。陈洪晶等[17]综述了证素分析法进行冠心病研究概况。

目前岭南地区冠心病证型多为文献个案的回顾性和整理性研究，研究对象的取舍及证型判断标准不一，少有临床大规模的统计分析报道。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在国内较早进行冠心病介入治疗，对于冠心病的治疗水平居国内前列。本文以我院门诊和住院的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大样本的临床调查揭示岭南地区冠心病证型及证素的分布特征，以期为临床借鉴，提升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2015年12月就诊于我院心内科及中医科住院及门诊患者，遵循无偏性、随机性和有效性原则，符合条件即纳入，共纳入有效样本800例。

1.2 诊断及辨证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18] 参照1980年国际心脏病学会与世界卫生组织临床命名标准化联合专题组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诊断标准》。

1.2.2 冠心病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9]（2002年版），分为心血瘀阻证、气虚血瘀证、气滞血瘀证、痰阻心脉证、阴寒凝滞证、气阴两虚证、心肾阴虚证、阳气虚衰证八种证型，并进行症状体征分级量化。在证候诊断上，具有胸痛、胸闷主症之一，其他症状具有2项及舌脉支持者，即可诊断。

1.2.3 冠心病中医证素辨证标准 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学会1991年修订的《冠心病中医辨证标准》[20]，分为气虚、阴虚、阳虚、阳脱、血瘀、痰浊、气滞、寒凝8个证素类型。

1.2.4 病例纳入标准 符合冠心病诊断标准，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经过肝肾等项目检查无其他生化和器质性疾病的入选；年龄在50～70岁之间；完成证候、证素信息采集者。

1.2.5病例排除标准 经检查证实为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及其他心脏疾病、重度神经官能症、更年期症候群、甲亢、颈椎病、胆心病、胃及食管反流等所致胸痛等；合并重度高血压，重度心肺功能不全，重度心律失常，肝、肾、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过敏体质及对多种药物过敏者。

1.3 研究方法

为避免不同人员对辨证分型的主观性差异，本研究由作者一人完成全部辨证、信息采集工作。通过作者对冠心病患者逐一进行临床诊察和访谈，采集基本信息、证候表现、四诊信息等，作为有效样本纳入本研究中，并建立ACCESS数据库。

2 结果

对主要症状、证型及证素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百分比（%）形式列出各证型、证素所占比例。

证型分析结果表明岭南地区冠心病证型中心血瘀阻证、痰阻心脉证、气虚血瘀证占主导地位，证型分布排序为：心血瘀阻证>痰阻心脉证>气虚血瘀证>气滞血瘀证>气阴两虚证>阳气虚衰证>阴寒凝滞证>心肾阴虚证。

证素分析结果表明实证略多于虚证，证素分布排序为：血瘀>气虚>痰浊>气滞>阴虚>阳虚>阳脱>寒凝。由于一个冠心病患者可能兼有两个以上证素，则证素比例结果可超过100%。

3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人类疾病谱在不断变迁，冠心病证型及证素分布特征并非一成不变，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动态演变，及时追踪并更心病证型分布特征对冠心病治疗具有临床意义。

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是生活方式、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中医很早就认识到地理环境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人易患痈疡，西方之人其病生于内，……中央之人易病疾厥寒热。”中医学针对疾病发生的地域差异，提出了“同病异治、三因制宜”的观点。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饮食习惯、气候特征、地理环境、文化秉性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理念，人和自然构成复杂相互作用的生态圈，不同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奠定了影响冠心病证型分布的物质基础，不同地区冠心病证型及证素分布特征理论上存在地域性差别。田松等[21]研究证实冠心病证型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我国岭南地区经济发达，冠心病患者口基数大，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气候、习俗、体质禀赋、饮食用药习惯等相似，构成了我国特殊的地理单元，冠心病证型及证素分布可能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亦有可能形成相对封闭的证型分布特征。本文通过临床大样本抽样，提取了我院冠心病患者证型及证素分布特征。我院为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三甲教学医院，在华南地区率先开展逆行导丝CTO PCI手术和左主干PCI手术，在全国冠脉介入业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其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效果在患者中享有较高声誉，吸引了岭南地区大批患者慕名就诊，冠心病住院收治患者位居华南地区前列。本研究涉及患者来自以广东省为主的岭南地区，通过随机抽样确保样本来源具有代表性，通过作者本人的实地调查，确保辨证分型标准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而使结果具有良好可信度。

中医学认为冠心病病位为心，但与肝、脾、肾三脏密切相关，主要病机变化是在心、肝、脾、肾气血阴阳失调的基础上，兼有痰浊、血瘀、气滞、寒凝等病变，从而产生不通则痛或不荣则痛的表现。冠心病患者既有临床症状的个体差异，同时在特定地域范围内部分患者证候具有趋同性。通过对岭南地区冠心病中医证候分布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本区域与全国整体比较既有共性又有地域性特点。

《岭南卫生方》曰：“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上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岭南地区经济发达，近年来饮食结构发生改变，鱼虾等高蛋白食品摄入过多，且炎热潮湿气候易耗气、伤脾，根据天人相应的中医理念和机体对外界的适应性反应，可解释阴寒凝滞证及心肾阴虚证较少，证素分析结果同样支撑了此结论。

挖掘冠心病的主要证候特征、分布规律，有利于构建本地区冠心病中医临床路径和标准化治疗方案，建立适应本区域内冠心病患者中医证候的精准辨证体系。在冠心病患者中医辨证的基础上，结合具有“整体观”特征的代谢组学、脂质组学等系统生物学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证型的冠心病患者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分析，揭示冠心病证候分布地域性特征的时空要素、病理生理学物质基础，进而发现具有潜在临床价值和诊断意义的生物标志物，使之成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辨证指标，能够实现冠心病中医证型的精确判断、客观分型，可有效克服医师辨证的差异性、主观性，更加“稳、准”地进行冠心病病证结合治疗。

冠心病证型分布具有地域性、变迁性特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工作节奏、社会压力的变化，心理、情感、精神等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冠心病发生发展。如以冠心病证型分布百分比对证型绘图可构建证型分布曲线，通过曲线可直观提取证型迁延变化规律及相对分布特征。

挖掘岭南地区冠心病证素组合规律，通过单证素、两证素、多证素等证素组合[22]研究能化繁为简，使对证候的研究更细致、更科学，可以更充分凝练岭南地区冠心病患者证候特征，用聚类分析及对应相关分析可揭示证素组合中证素与证素的密切联系，以期为冠心病治疗提供充分的依据。

本研究病例全部来自同一家医院，由于患者就医习惯、费用考虑等诸多因素影响，在病例获取上可能存在偶然性、偏差性，今后在统一规范冠心病诊断及辨证标准前提下，积极开展前瞻性、回顾性的岭南地区多中心、大样本的冠心病证候学临床调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技术，进一步揭示岭南地区冠心病的地域性特征，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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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相传，在神农时代，人口碑渐多，炎帝就教人种植五谷，以充腹饥。据说那时有一只周身通红的鸟，衔一株九穗谷飞过天空，谷粒坠落在地，炎帝拣起种在五谷台边土地里，后来便长出高大肥硕的谷子。炎帝把谷粒分为五种，分别起名为稻、黍、稷、麦、菽。谷粒味美可口，天下人争相种之。后来神农还曾亲尝百草，发明草药，为人治病，被尊为祖国医药的创始者。《纲鉴易如录》记载：“民有疾，未有药石，炎帝以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 ，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传说炎帝还有一条神鞭，名叫赭鞭，鞭打各种药草，就能显示药草有无毒性，功效如何，寒性还是热性，据此取有用的药草为人治病。到了汉代，汉人托名神农著成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书中收载药品3065种，系统地总结了汉代及汉以前药物学理论知识。该书根据养生、治疗和有毒无毒，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根据功效分为寒、凉、温、热四性及酸、苦、甘、辛、咸五味，并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的“七情和合”等药物配伍理论，为后世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的药物以及相关理论知识都是先辈们不断探索而来，更是大自然的馈赠。

大自然是神奇诡异的，威力无穷的，其千姿百态，千变万化，都无不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乃至于灵感。许多中医学知识正是古人通过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长期观察而逐渐地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其中不乏在实践中向自然学习、效法自然的结晶。比如《内经》中提到的：“提携天地，把握阴阳”；“法则天地”；“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春气之应，养生之道”，“夏气之应，养长之道”，“秋气之应，养收之道”，“冬气之应，养藏之道”；“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等观点每一个与自然都有着莫大的联系，是中医效法自然的体现。

《内经》中还把天地、上下、阴阳、气血、左右、水火等，统统包容在一起来论述人的生理、病理，并据此来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它把人体的任何一个“藏”（比如肝），都已经融入到了整个的自然界，而成了其中的一份子。因此它说： “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又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背之。”这个“得道”的“道”，就是自然法则和规律，是《内经》主张我们应当遵循和效法的。孙思邈也说过“太上畏道”，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有敬畏自然，你才会去模仿自然，效法自然。这些无不在告诉我们中医与大自然密不可分。

篇13

1藏象学说概述

藏象学说作为中医学的核心内容，一直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和实践，在中医学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说是医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解剖，病理生理，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中医的藏象学说却越来越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关于五脏的现代研究也发现：中医的五藏的确不同于现代五脏的五个解剖器官。中医的五藏虽然与现代五脏有相同的名称，而且有相同的解剖学部位，而且外形也与现代五脏的医学认识大致相符合，但是，在功能上却相差万里。是不是中医对五藏的认识是错误的？要不要抛弃中医的五藏或藏象学说用现代五脏的知识取代它？怎样认识中医五藏的本质？这些问题事实上成了能否正确认识中医或能否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几千年来，中医的藏象学说确确实实作为一种在临床上行之有效的理论而存在着，并指导着中医的临床与实践，而现代科学的功能子系统概念为理解这种存在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大量事实也证明：可以明确地将五藏理解为人体的五种功能子系统[1]。

现代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的研究认为，人体是典型的的功能系统，也就是说，人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都是功能性的，人是作为一种功能系统而存在着。那么，什么是功能子系统呢？系统科学指出，对于"系统"的理解，要从根本上冲破机械论把系统仅仅理解为"硬邦邦"实体性结构的观点，充分认识和理解"软"（功能性）系统的客观存在，这种系统不但要素之间是相互关系的"软"（功能性）的，而且参与相互作用的要素也是"软"（非实体性）的。其结构和要素都是功能性的，是不具有实体（解剖）形态的。人的功能子系统是指人体内由若干功能项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子系统。它作为人体内的一个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的的整体，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它又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或解剖单位，不能用解剖的方式从人体中分割出来或"抽取"出来，只能在其功能活动过程中，从概念上把它作为一个单元来对待，在系统论中把它称为"概念性单元"。这种子系统所包含的要素几乎全是功能性的，每一个要素往往只是一个功能项，各功能项相互作用形成了子系统的结构，结构当然也是功能性的。可以这样理解：结构是为功能而存在的。

事实上，藏象学说本来就是把五藏作为功能上的五个整体而提出的。不可否认，早期的解剖学知识曾对藏象学说的形成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现存最早的记载藏象学说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来看，它并没有对五藏的形态结构进行详细论述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论述，而是对五藏的功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是当时的医家没有对五藏的解剖学结构进行仔细的观察吗？回答是否定的。《黄帝内经》中说："其死可剖而视之，其藏之尖脆，府之大小……皆有大数""心居肺管之下，膈膜之上，附着背之第五椎……"。而《灵枢・肠胃论》更是详细论述了胃肠的形态结构，甚至对肠的各个弯曲也进行了详细描述，得出食管与肠道比约为1/35，这些足以说明当时的医家对脏腑的观察是非常精确的。虽然后来的《难经》对五藏的形态结构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但是，在"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下，还是把五藏的解剖学结构抛弃了[2]，而功能成了藏象学说的核心。

2中医五藏具有功能子系统的特点

从现代系统论功能性原理来看，中医五藏具有功能子系统的四大特点：

2.1具有纯功能的特点 它是由相互作用的功能项联系起来形成的结构，以功能为基础的"功能-时间-空间"结构，虽然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特征，但功能性是其基本特征，带有纯功能性的特点。功能过程一停止，结构就消失了。五藏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比如说肺就是由主气，司呼吸，朝百脉，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等的各个功能项联系起来形成的结构。一旦这些功能丧失了，肺也就不是中医的肺藏了。

2.2形成功能子系统的要素是功能项，不是解剖实体，其结构不具有解剖形态学那样的特征，即不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稳定地积聚物质能量，不具有独立占位性，虽然在功能上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但不是一个独立的解剖实体，用解剖学的观点和方法无法研究和认识它。现代医学中的脾切除手术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中医的脾藏，作为人体的一个功能子系统，它只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不是解剖学的实体结构-脾脏。如果把脾藏等同与脾脏，脾切除了，脾的主运化，主统血，主肌肉、四肢的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人的生命怎样维持呢？

2.3功能子系统所包含的功能要素往往是某个解剖单元多项功能中的一项，多个解剖单元各以其多种功能项中的一项或几项参与同一个功能子系统，一个解剖单元的多项功能可以分别参与多个功能子系统。这在藏象学说中也有很好的体现。"血"作为人体的一个功能子系统，是由肝、心、脾、肺等功能子系统的肝藏血，脾统血，心主血脉，肺朝白脉的功能项共同参与的。

2.4它在整体上形成特定的独立功能，这种功能是整体性的，是该子系统的系统质，它不是系统内各功能项的代数和，也不同于相关任何一个解剖单元的功能或相关的各解剖单元的功能之和。肾藏作为一个功能子系统，分别参与藏精，生长，生殖发育，主水的功能。但是，象肾脏一样，分成肾小球的主要功能是滤过，肾小管的主要功能是重吸收，把肾藏分成几部分是不可能的。

同时，现代医学的各种研究成果也证实了五藏是作为人体的功能子系统而存在的。如，肾藏的研究显示：肾藏的虚实变化与肾脏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主要的，其主体性内容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相关；脾藏功能与脾脏相去甚远，它包括了以消化系统为主要功能，并涉及自主神经、内分泌、免疫、血液、代谢等多方面功能的综合单位：肝藏是人体内调节物质流动和分布的功能系统……。这些研究更证实了五藏具有人体功能子系统的特点。

3讨论

以功能为核心的藏象学说中的五藏，不同于西医解剖、生理学上的五脏，五藏系统具有比五脏更复杂的内涵和外延，中医脏腑的生理是指五藏系统的综合功能而言[3]。它抛弃了实际脏器的解剖，重功能而轻实质，重整体而轻实质，把五藏作为人体的功能子系统去理解和应用，是中医学对医学的一大贡献。不明白这些，就会对五藏的理解误入歧途，对藏象学说产生怀疑，甚至对中医的发展失去信心。也就是说，认识五藏的本质是人体的功能子系统，是发展中医，振兴中医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