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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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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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现象和反垄断实践的复杂性在于：第一，资源自然分布不均衡会造成资本进入困难，形成难以避免的自然垄断，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发领域以及少数稀有产品的供给；第二，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政策同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对具体的垄断现象的界定遇到困难，陷入两难选择；第三，一般性经济垄断，也可以由一时技术的或投资起点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对各种知识产权范畴的技术专利，就需要加以保护，而某些领域由技术原因导致的过高的投资门坎，也很难加以拆除；第四，在复杂的竞争活动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主观意志的分歧，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是否构成市场垄断，在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法律界定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以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辩和诉讼之中；第五，行政执法部门在反垄断问题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扰，一以贯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洁和权威，历来也是公众关注、监督的焦点，从而常常是引发怀疑、争论和不满的诱因。这些情况常常给反垄断的立法、司法机构和行政主管机关，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麻烦。

垄断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其中，垄断行为的最典型之处是，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可以说，垄断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垄断势利历来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头号公敌。

在经济一体化、竞争国际化的新时期，近年来正出现以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信息通讯、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公司兼并潮，从而推动了垄断格局进一步升级。为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理论界、法律界和政府界争相放宽对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企业兼并的原有解释和限制，美国明确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励国际化兼并的政策。这是各国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必将对各国的以及国际的经济集中度、市场份额、市场结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这种经济集中度在国际范围内加速提高的新动向，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过去大规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易甚至比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数十个国家经营，并在每个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合并能轻而易举地在单个国家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因而呼吁尽快建立国际性的反垄断法，以阻止垄断行为国际化和大规模贸易战的进一步蔓延，认为“制定全球竞争法规必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下一轮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布赖恩．拉赛尔：《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规》，美国1997年7月31日《商业日报》）。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垄断现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国连续几年实现了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的相对稳定，这或许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成熟阶段，从而已经有能力在某种常态中解决深层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复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剧烈波动。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商品市场的基本供求状况也没有发生逆向变化。根据这种长时间、大面积、多品种“买方迹象”，似有理由认定，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常态”，市场机制及其竞争机制已经顺其自然地开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传统经济体制的那种国家垄断各个经济领域的局面已经基本改观。

这一历史性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提出了关注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现是，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不公平竞争现象日益突出，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行为急剧增加；不公平竞争中的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已对市场发育构成明显威胁，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现象也开始显现；多种现象同时并存、交织，使创建和维护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情况和巨大困难。对于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现象，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定将对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建设，构成极大威胁，并阻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直至发生“市场变异”，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伤害。

反垄断，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第一主题，以及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立法，在发达国家的争论、调整、修改和完善从未停止过。在以往的东西方经济学中，垄断被不约而同地解释为资本主义专有的制度现象。根据后来各国的经济实践，有理由确认，垄断作为竞争的伴生物，实属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现象，与市场和市场经济同属一个经济范畴。当然，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处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阶段，情况更为复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现象以外，又有明显的特殊表现。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状态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垄断现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对策思路，至于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和经济性垄断，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垄断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其由来。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属于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高度依赖政府机构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带有国有化趋势和国家垄断的强烈冲动。当中国决心改革这种僵化体制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场竞争开始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市场竞争相伴的经济垄断随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体制中颇具根基、盘根错节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开始寻找新的环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了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存在着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尚缺乏从公平竞争自然衍生垄断的普遍基础。在经济规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场合，能够导致垄断的，只有行政权力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中国的垄断主要不是凭借生产集中度，而是凭借行政权力。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也可归结为国家垄断，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经济领域。这种全面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趋势，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由此带来的垄断利润是“封着口”的或“全封闭”的，即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支配。“肉烂在锅里”，泄漏的机会不多。当时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以及各项配套政策、社会舆论、价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这一点，故染指垄断利润、化公为私、化国有为部门地区机关所有的可能性极小。

改革开放，实行放权让利以后，行政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垄断及其全封闭管理体系已经基本解体，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权让利多被各个主管部门和地方机关截留，并没到位。于是，在部门、地区权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经济市场化这个大舞台作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垄断种种“好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垄断利润所能够诱惑的，还主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格化的表现——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显表现为由条条块块权力格局所造就和维护的行政化垄断，也即超经济垄断或排斥他人进入的超经济独占。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表现。行政化垄断通常发生在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督环节的薄弱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以及某些资源的稀缺点。而扰乱市场秩序、限制公平竞争的行政化垄断具体表现则多种多样。一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机关，强化独占地位，热衷于“唯成份论”（国有经济）和“唯（本）系统论”，制造进入障碍和市场歧视，保护落后，阻止公平竞争；二是滥用权力，走私贩私。冲击市场；三是违规评比，欺骗舆论，制造混乱；四是政企虚假脱钩，牢牢控制人事权力，保持双重身份，维持“官商一体”，热衷权钱交易，破坏竞争秩序；五是公开“设租”，控制信息，从中渔利，排斥公平竞争；六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增加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造成了“费大于税”的混乱、失控局面；七是通过参与立法设计的机会“给自己授权”，将部门利益合法化（针对立法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和包办，社会各界多有异议）；八是行政化垄断善于自我修复、不断扩张，在已经被弱化的领域卷土重来，同时向以往不曾覆盖的领域“进军”；九是运用行政垄断控制资源、人为制造短缺，制造省区际的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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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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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此后，雷布津斯基、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形式完美。但这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现实的世界毕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实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对它关于国际贸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预测提出了疑问。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发达国家间（即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相似产品之间（即生产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等。对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及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的独到和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为大家所赞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格罗斯曼、克鲁格曼为此先后获得了克拉克奖。该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

二、新贸易理论的特点

（一）全新的理论假设前提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几点：（1）规模收益不变；（2）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3）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4）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即通常所称的2×2×2模型。这些假设前提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前提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符合社会经济生活主流的。然而，时过境迁，面对客观现实，新贸易理论者意识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已与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他们认为：

1.规模收益不再是不变的。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的，并且这些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商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两个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指公司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情况。这种外部效应原则上可以来自任何经济活动。比如说，日本电脑公司的生产率多半依赖于美国电脑业的大小——国际间的外部效应、日本半导体业的大小——产业间的效应以及日本本国电脑业的规模——国内产业的产出效应。但这些对公司间的经济行为影响并不大，因为各公司都同时和同等程度地享受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益处，公司间的竞争行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重要的是公司的内部效应，即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说，它能使用更专业化而更有效率的设备；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随着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现象就为大的规模提供优势。例如，体积和表面积不成比例增长的关系刺激着加工工业中的管道、储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它必然与一个允许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市场结构相联系。这就引出了新贸易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第二个不同假设前提。

2.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受行为（即边际成本定价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然而，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涉及到两个难点：一是具有市场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还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现实的回答是两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参与者之间是不合作的，一产业竞争的结果仍依赖于两种因素进行不合作游戏的战略变量及进入和退出该产业的条件。理论上游戏的战略变量有两个；一是产出——古诺假定，二是价格——伯兰特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理论一致的困难。新贸易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与无代价的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寡占（分进入限制使赚得利润以及自由进入使利润为零两种情况）；（3）垄断竞争（伯特兰假定与相异产品相结合，并分进入限制利润存在以及自由进入利润为零两种情况），并指出，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这也表明，即使没有一个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理论，形成一种存在规范经济的贸易理论也是可行的。

3.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2×2×2的模型虽然形式简洁明了，但却把事实过分简单化了，以至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况。新贸易理论则如实地把经济世界划分为J个国家、N个商品、M种要素（以后我们称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现商品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不确定的情况。

至此，我们知道，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几乎全新的假设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前提更贴切于当今的现实。

（二）全新的结论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需求偏好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决定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导出了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给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生产技术决定了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差异则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定了两国需求偏好与生产技术是相同的，得出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相对要素报酬的差异，又直接导出了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相对要素报酬差异和相对商品价格三者在解释贸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是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如果两国间不存在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间的贸易不存在。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就不能由要素价格差异直接得出，必须加入生产技术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规模的不同就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同，也就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轨迹为，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相对要素价格的差异和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差异（具体地说是产出水平的差异）共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因此，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国家大小决定的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面临的发达国家间存在大量贸易这一难题。

2.贸易的商品模式。传统的贸易理论根据2×2×2模型得出：一个国家将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该国相对丰饶和便宜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对稀缺和昂贵要素的产品。简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性，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相对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相对密集型商品，另一国则相反。新贸易理论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当贸易商品数量大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一国在一个生产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种商品，在另一个生产模式下则可能进口该商品。而生产模式却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如政府计划等。下面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甲、乙），两种要素（K和L），3种商品（X、Y、Z），解释这种可能情况。

设全世界总资源为K＝7，L＝9。X、Y、Z的生产函数分别为：X＝1K＋3L；Y＝2K＋2L；Z＝3K＋1L。考虑：（1）资源集中于一国，则可生产X＝2，Y＝1，Z＝1，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2）资源分布于两国甲国为K＝3，L＝5，乙国为K＝4，L＝4，则以下两种生产模式：①甲国（X，Y，Z）＝（1，0，1），乙国（X，Y，Z）＝（1，0，1）；②甲国（X，Y，Z）＝（1.5，0，0.5），乙国（X，Y，Z）＝（0.5，1，0.5）都能使两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即生产模式是不确定的。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国出口Y商品到乙国，第二种生产模式下，甲国从乙国进口Y商品。对一国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进口商品。即贸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确定的。

3.贸易的要素模式。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要素模式很简单，贸易中要素的净流动方向为：一国出口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即使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一国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净流入国。原因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同时，如果由于规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进入受到限制，则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为中存在着垄断利润（经济租），当这些产业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垄断利润将从国外获得。而两国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幅度（即垄断利润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时，一国就可以利用获得的垄断利润购买另一国商品，甚至可能达到进口所有要素的状况。这部分解释了当前世界贸易中初级产品生产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产业一般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程度，以美国为例，在原铝、电话电报器材、机动车、合成纤维等行业中，前四大公司的工业产量均占全行业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销售额竟超过了挪威、希腊、芬兰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凭借这些强大的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从初级产品生产国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资源。随着这种垄断趋势的加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4.贸易构成和贸易量。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必然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两国要素禀赋相对差异越大，贸易量越大。当两国要素禀赋无相对差异时，不存在相互贸易。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而且战后世界贸易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所谓相异产品是：我们确定了商品部门结构后，属于这一商品部门的不同种类的产品。譬如说，我们确定“石英表”为一商品部门，则精工牌、北极星牌、海达牌等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品牌的石英表均为“石英表”这一商品的相异产品（也称“变体”），不仅如此，有更多的变体可以潜在地生产出来，例如，一年后可能会出现“梦想牌”、“虚构牌”石英表，这些都属于新贸易理论相异产品的范畴。尤其重要的是，各种相异产品都能因其自身有价值（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喜好这种变体）而存在，并且，相异产品各类越多，消费者可选择余地越大，社会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由于规模的限制。变体的种类不可能很多，因为变体的数目越多，则生产规模越小，规模越小，规模经济效益受到限制。变体种类将保持在与规模经济权衡的水平上。开展贸易后，两国市场合一，两国分别生产几种变体，互不重合，但总数目大于贸易前任一国的数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费变体数目的增加将提高福利，两国互相进口对方的变体。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并且，就贸易量而言，存在相异产品的世界经济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国家相对规模对贸易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大小越相似，产业内贸易量越大。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5.贸易利益。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不考虑贸易产生的动态利益，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则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这不仅得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潜在得益：（1）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生产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家生产，使商品价格下降。（3）生产的合理化。贸易的开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减少了垄断利润，缓和了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优化。（4）产品多样性。贸易使世界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可选择的变体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贸易理论也指出，对一国而言，也存在着贸易受损的可能性。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这是因为本国生产效率低于国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败），而贸易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补偿这种收缩带来的规模经济损失和垄断利润损失（此时垄断利润由外国获得）时，贸易使本国受损，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视的是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贸易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称其为“新”并不为过。

三、新贸易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评价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鲁格曼则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但这一模型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响到了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在这一模型中，有一对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如生产很多种产品，则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反之亦然。市场竞争会调和这对冲突，找到一个均衡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则人们有更大的余地来平衡这对冲突。这一理论的直观意义是：美国经济规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长的潜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电视台两个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为例，美国2亿多人共用三四个全国电视网，而澳大利亚2000万人共用4个电视网，结果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电视台固定费用要高得多。将此引申，由于国际贸易会使世界市场的总规模扩大，所以国际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而且会减少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性，因而减少不可避免的垄断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高速公路费用也比美国高得多。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在保持国家的情况下，建立欧共体那样的生产要素较自由流动的经济共同体，就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规模经济和品种多样化这一对矛盾，促进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这似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找到了一个不损人利已的正当理由。

在贸易政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这种理论把政府的政策加进了传统的纳什对策问题，其政策意义是反当前自由化潮流的，也与台湾、香港的成功的非对策自由化贸易政策的经验相冲突。连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克鲁格曼也承认，对策贸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际商品中存在“经济租”（即垄断利润）的问题的提出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

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府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相对匮乏。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我国不应该大规模进行汽车工业的生产，而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轻工业品等。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很大，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汽车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赖进口，则会丧失国民经济的自。因而，保护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的理论上的依赖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幼稚产业如何选择；二是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因此，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根据新贸易理论，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两个弱点。首先，幼稚产业的选择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调整生产模式，使我们期望的保护对象得到充分发展。其次，要对这一对象进行保护，就不能单纯地采取传统高额关税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更多地是造成价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须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这一产业相对对集中，形成规模经济。我国12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经济租”存在的问题以上已有过一些理论上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政策意义。当没有对外贸易时，一国的“经济租”是生产者向消费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只是财富在一国不同的集团间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国际贸易行列，则牵涉到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由于各国都是国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护和封闭又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据新贸易理论，发达国家通过规模经济优势和垄断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这种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主要源自国家的大小和经济规模。根据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原则，国家大小不应成为一国侵占别国利益的依据。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有理由要求适当程度的关税保护，使发达国家的超额利益部分回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不得以自由贸易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的权利。

四、新贸易理论的地位和一点缺憾

首先，我们认为，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N×M模型的一个特例，事实上，传统的贸易理论仍能够解释一部分贸易现象。即使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将规模经济和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看成是“企业家才能”这种虚拟要素的报酬（这种假设不尽合理），那么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正确量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也就是说，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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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的度量指标

在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组织被定义为同一类商品的生产者在同一市场上的集合，以及这些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研究产业内企业间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效果以及公共政策等范畴构成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体系，产业组织影响产业结构的演变主要是通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效果等一系列机制。其中，决定产业组织的竞争性质的基本因素是市场结构。根据克拉克森的定义，市场结构是指：“市场或产业结构涉及影响竞争过程性质的那些市场属性，因此，市场结构包括企业的规模及规模的分布、壁垒和进入条件、产品差异以及企业成本结构和政府管制的程度”。市场结构一般用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度量。

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又称产业集中度，一般是用产业内最大的若干家厂商的销售额占全产业销售额的比重来衡量的。最常用衡量指标是“四家集中度”（CR4）和“八家集中度”（CR8），也就是行业内最大的四家或八家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

度量市场结构的指标，除了市场集中度之外，其他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指标还有贝恩指数、勒纳指数以及HI指数。贝恩指数实际上就是超额利润率，勒纳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厂商市场力量的大小，以垄断力量的强弱来判断市场结构。尽管贝恩指数与勒纳指数都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但是，这两个指数在实际运用中都存在一定的不足。HI指数考虑到了产业中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对市场份额大的企业赋予大的权数，使得计算结果更接近于实际数额。与其他指标相比较而言，HI指数更为理想，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可见，市场集中度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垄断程度和市场结构情况。市场集中度高，则产业的市场垄断程度也大。然而，仅用集中度作为划分市场结构标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其产业边界不一定明确，没有考虑替代品、地区因素以及边贸因素，结果往往会夸大市场垄断的程度。

产品差异

在产业经济学中，产品差异被定义为企业在形成该企业提供的产品实体的要素上，或在提品过程的诸条件上，造成足以区别于其它同类产品，以吸引买者的特殊性。一般来说，产品的差别越大，就越能吸引顾客，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促进市场集中度的上升。

市场上的商品几乎都是互有差别的，但是有差别的产品并不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因而相互之间又存在竞争。产品的替代性越强，表明厂商之间的竞争越充分；差别化越大，表明厂商对市场的垄断特征越明显。产品差异化通过同一市场的产品由于一些因素的构成，使得相同产品或相似产品之间有不完全的替代性。这些因素可以是客观存在的因素，也可以是消费者偏好方面的主观因素。

产品差异对不同的产业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别的。一般来说，产品差异化对于市场结构的影响在产品差别较高的市场上比较突出。贝恩曾根据美国经济中产品差异对不同行业部门影响程度大小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差异对从事消费资料生产经营的行业，尤其是从事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影响非常大，而对于生产资料各行业的影响则非常小。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品基本上都已经标准化了，这些标准不会因为生产者的不同而改变。

市场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指阻止新企业从“潜在性进入”变为“现实性进入”的因素。进入壁垒是市场不完全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进入壁垒的高低，意味着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难易。若市场中某个行业固定资产大，技术复杂，专有性强，则在位企业相对于新企业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市场集中度会很高，反之亦然。

一般来说，市场结构与进入壁垒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完全垄断市场进入壁垒相当大，其它企业基本上是不可能进入的；在寡头垄断市场进入壁垒比较大，进出市场有比较大的障碍；在垄断竞争市场进入壁垒比较小，进出市场比较容易和自由；而在完全竞争市场则没有进入壁垒。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市场进入壁垒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市场进入壁垒的突破

外资公司进入中国以后，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已经实现了中国市场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的突破。与此同时，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将越来越少，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所面临的政策性壁垒也会日益降低。

外国直接投资对绝对成本优势壁垒的突破 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研究大多表明，与市场的潜在进入者相比，市场上在位企业更具有绝对成本优势，也即市场上在位企业能比潜在进入企业以更低的单位成本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绝对成本优势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在位厂商拥有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垄断权，从而在生产技术上面具有优势；另一方面在于已有厂商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而新进入者却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投入要素价格。市场在位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位企业通过经验的积累和R＆D的投入，可以保持一种成本上的优势。由于生产经验的积累，市场在位企业比市场潜在进入企业早进入市场，那么在位企业就会享有成本优势。

与发达国家间的跨国投资不同，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进入，优势的配置刚好相反，在东道国直接投资参与市场竞争的跨国公司尽管是新进入厂商，但其资本实力往往比当地厂商更加雄厚，跨国公司的经营规模一般很容易达到最低效率规模，同时，跨国公司在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往往比当地企业拥有更大优势，为其突破发展中东道国的绝对成本优势壁垒提供了有利条件。

外国直接投资对规模经济壁垒的突破 规模经济壁垒主要表现为，在某一特定的行业中，由规模经济效应所导致的不同企业的生产成本差异，阻止一些新的竞争者进入。进入资本需要量壁垒与规模经济密切相关。在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最低的有效进入资本量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进入壁垒。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企业盲目地进入产业，进入壁垒在事实上失效。这种进入壁垒的失效主要表现为规模经济壁垒以及进入资本需要量壁垒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所起到的作用很小。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导致规模经济壁垒对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进入产业的抑制作用非常微弱；同时，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国大部分行业的企业经济规模都未达到一定的水平，没能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与中国企业不同，跨国投资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易受特定国家或地区市场容量的限制，它们的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大，分支机构也比较多，可以在多个国家市场内配置资源，更易达到或接近经济规模。总之，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克服规模经济壁垒和进入资本需要量壁垒的实力是比较充分的。

外国直接投资对产品差异壁垒的突破 产品差异是指由制造和销售过程中的质量、知名度、地点、时间、适用性等因素所形成的同类产品之间的差异。产品差异壁垒主要表现为已有厂商在产品市场中拥有新进入厂商所没有的消费者偏好优势。

一般来说，外资企业在中国拥有产品差异优势。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为了长期占领东道国目标产业的市场和维持市场中的领先地位，会以产品当地化为目标进行适应型研发和创新，对原有产品和工艺进行改造和提高，开发创新产品以消除产品差异化壁垒。此外，外资企业积极从事广告促销等活动，从事广告促销活动的频率相当高，用于广告方面的投入也非常大。外资企业还很重视品牌效应，积极在中国注册商标和低价或无偿受让中国已有的品牌。而中国大多数企业不具有保护商标和品牌竞争的意识，对于广告的投入力度也大大逊色于外资企业。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市场进入壁垒的重建

在外国直接投资突破中国市场进入壁垒之后，为确保自身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地位，这些外资企业会凭借其竞争优势在中国市场上重建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会采取一些列措施保持其在中国市场中所取得的主导地位，比如说加大投资力度和深度，同时利用其全球生产网络，扩大生产规模，进而提高中国市场的规模经济壁垒。这种做法在寡占市场表现得尤为普遍，在寡占的产品和行业中企业集中度一般比较高，跨国公司尽管数目不多，但是往往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这些公司有可能通过串谋、瓜分市场和操纵价格，以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

由于跨国公司往往拥有技术优势，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构筑技术壁垒强化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此外，跨国公司还可通过一系列手段提高在中国市场的绝对成本壁垒，比如说利用内部分工优势以及在供应资源上享有的价格优势进行垂直一体化投资。最后，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品牌控制、广告活动提高中国产品的差别化壁垒。跨国公司的品牌垄断战略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其品牌扩张往往透过资本进入、企业并购来完成。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的效应因东道国市场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如果东道国市场比较发达并且具有竞争性，外国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东道国的创新能力，主要途径是通过提高竞争来刺激东道国公司提高和改进生产方法来提高生产率，或者通过接管一些生产效率低下的公司对东道国经济产生有利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进入在初始阶段会增加东道国相关市场的企业数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集中度，加强东道国的市场竞争。

下面对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集中度的影响进程进行一下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跨国投资以新建投资为主要形式。跨国投资进入之初降低了中国的市场集中度，并促进了市场竞争。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的比例增加。此时，就外国直接投资整体而言，行业集中度和行业内的市场集中度比较高。从行业来看，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供应业、通信业和房地产业，尤其是集中在汽车、洗涤用品、通信设备等行业。中国产业市场中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现象同时存在。这种情形造成社会资源被浪费而且资源配置效益低下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大了我国产品差别化程度，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而且促使市场集中度呈现中快速提高的趋势。就目前而言，我国的产业市场虽已呈现集中的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总体而言，我国多数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是比较低的。一些拥有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的大型企业往往是通过政府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手段取得的。如此，外国直接投资将有可能成为我们改善市场机能、提高产业集中度可以利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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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并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涉及并购战略的制定、目标企业的评估、并购双方的协商和谈判、并购后的整合等一系列过程，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并购的失败。美国《商业周刊》的研究结果表明，75％的企业并购是完全失败的。而支付的价格过高，缺乏协同或协同效应有限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我国，由制度变迁和市场规律双重作用所形成的企业并购实力市场，使企业并购与新建投资相比，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均有一定的“低成本”操作空间，而政府的介人又往往使得并购价格更低。正是这种“低成本”的交易价格，往往导致企业盲目做出并购决策，给企业并购带来了一些负效应。实际上，只有能产生经营、管理、财务协调效应的并购，才能突破简单的资产重组，达到获得增值效果的目的。但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协同效应方面的研究是相对滞后的，因此，对协同效应进行系统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并购的相关理论

1　并购的概念

在国际上，并购通常被称为“M&A”，即兼并(Merger)和收购(Acquisition)的缩写。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兼并与收购的区别在于前者指一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为一体，而后者则并非合为一体，仅仅是一方对另一方居于控制地位而已，被控制公司并不丧失法人地位。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为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因此人们往往把二者合称为并购。

企业的并购可以定义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为了成功进入新的产品市场或新的区域市场，而获取其他企业控制权的产权交易活动。人们常把主并购企业称为并购企业、进攻企业、出价企业、标购企业或接管企业等，把被并购企业成为目标企业、标的企业、被标购企业、被出价企业或被接管企业等。

2　并购的类型

企业并购的种类很多，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不同的类型。

1)按被并购对象所在的行业部门来划分，可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这也是企业并购最基本的类型。

2)按并购的法律形式分为吸收合并、创立合并和控股合并。

3)按是否利用目标企业自身资产来支付并购资金划分，可分为杠杆并购和非杠杆并购。

4)按是否取得目标企业合作划分，可分为善意并购和敌意并购。

5)按并购企业的并购目的不同，可分为财务性并购和战略性并购。

3　并购的动因及其理论分析

根据新古典主义的企业理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宗旨，企业并购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也不例外。通过并购可以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这刚好满足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所以，企业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利用企业并购的途径获得更大的利润。以下是并购的几种原因及分析。

1)协同作用

协同作用(synergy)是指两个企业并购后，其实际价值得以增加，其依据是两个企业在并购后有可能在最优经济规模之下运作，从而受益于规模经济。企业并购后，在生产经营，行政管理、调查研究、原材料采购和产品推销等方面，都可以统一协调、组织，减少重复的固定成本，节约人财物的耗费。横向并购比纵向并购更可能获得规模经济，而混合并购更容易获得财务上的协同作用，因为当筹措资金的数额越大，作为单位交易成本一部分的新股发行成本将随之降低。因此，并购后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筹措大量资金更有利，而且，由于两个企业的现金流量在时间上不完全一致，使不能偿付债务的风险得以降低。

2)市场竞争的压力

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必须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打败对手。所以，企业希望通过借助于井购过程产生的生产、营销、研发和财务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来降低单位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加快产品开发，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一动因可以很好的解释企业横向并购。

3)交易费用理论

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也称为内部化理论，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兴起的，更多研究的是企业纵向并购的动因。内部化理论的奠基人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和企业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企业出现的理由在于，使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是要支付成本的，而运用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手段比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费用要低。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发生的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指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一般而言，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越大，当达到一定程度，市场交易的费用就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这时并购就会出现。

4)实现多元化经营

实现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进行混合并购的主要动因。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企业尽可能地利甩剩余资源，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同时还能为企业分散经营风险，增加企业现金流量的稳定性。而并购恰恰可以为企业获得生产多种产品所需的资源，为实现多元化开辟道路。

5)价值低估理论

目标企业价值低估是指由于某种原因目标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未能反映其真实价值或潜在价值，从而导致其股票价格低于其资产的重置成本。根据价值低估理论，当目标企业的价值被低估时，发生并购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成功率也很高。托宾把这一原理概括为托宾比率(Tobin Ratio)，即企业股票市场价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重置成本有时并不能反映目标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盈利能力，所以要客观评价目标企业对并购企业的价值必须考虑两个企业间资源和能力的互补性，以及合并后企业能力特别是核心能力的发展潜力。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使发生企业并购行为的还包括许多外在因素，如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周期性变化、政府的行政干预等。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并购的动因，激发企业并购行为的根本动因还是企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其他的动因都是利润最大化动因的外在表现形式。

协同效应的探讨

在现代西方并购理论中占主流的是效率理论，而效率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协同效应”。它既是企业并购的主要动机，又是企业并购作为一项投资活动的最终收益所在。能否准确地预测协同效应，进而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努力确保协同效应的实现是各种类型企业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

1　协同效应的内涵

协同效应是指并购后企业的总体效益大于并购前两个独立企业效益之和的部分，通常被表述为；“1+1>2”。用公式表示为；Vs=VAB-(VA+VB)，其中Vs代表协同效应，VAB代表并购后联合企业的价值，VA、VB分别代表假设不发生并购A企业和B企业应该有的价

值。协同效应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静态的协同效应包括：管理资源的整合，如并购后办公设备与人员的减少；利用彼此的营销和分销网络来增加收入；加强讨价还价的能力，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导致成本下降；避免重复进行生产、研发等其他活动。动态的协同效应涉及互补性资源和技能的配合，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对销售额、市场份额和利润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对于诸如汽车等竞争压力强、价格下降、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追求静态的协同效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技术变化迅速的行业和由创新驱动的行业，如信息技术制造业，动态的协同效应是至关重要的。

2　协同效应的来源研究

协同效应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在每一次成功的并购中各种不同的协同效应都同时发生着作用。企业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管理活动、生产活动和财务活动，本文也据此将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分为三类：管理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

1)管理协同效应

管理协同效应是指企业并购后，因管理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具体说就是两个管理能力具有差别的企业发生并购后，合并企业将受到具有较强管理能力企业的影响，表现出大于两个单独企业管理能力总和的现象，其本质上是一种合理配置管理资源的效应。

获得管理协同效应无论对并购企业还是被并购企业都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并购企业而言，可以恰当地转移过剩的管理资源。当一个企业的管理能力超出管理该企业的需要时，它是很难通过解聘形式来释放能量的，因为一种高质量的管理通常只能通过集体协作才能发挥作用。这时充分利用这种管理资源的最好途径就是并购那些缺乏管理人才且效率低下的企业，利用这支管理队伍提高整体效率水平而获得更多收益。而对于管理水平低下的被并购企业来说，依附与同行业中管理效率高的企业也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方法。

2)经营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是指并购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效率方面带来的变化及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收益。并购对企业最明显的经营协同效应，表现为它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益。规模经济的本质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化生产而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生产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两个层次。

要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需要存在一个理论前挹该行业确实存在规模经济，并且在并购之前没有在规模经济的水平上营运。如果这一前提不存在，规模经济就无从说起。同时，这一理论在解释混合并购时也显得苍白无力。混合并购是分属不同行业的数家企业合并，企业的管理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到某一水平，所以不易产生规模经济性。这时范围经济就能很好的对经营协同效应做出解释。范围经济是指企业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产生的节约。它的存在也需要一个前提，即必须存在可以为不同产品所共享的投人品。

3)财务协同效应

财务协同效应是指并购给企业财务方面带来的种种效益，这些效益的取得不是由于效率的提高，而是由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以及证券交易等内在规定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纯现金流量上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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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坚持发挥优势、依靠科技、外向带动、突出重点原则，实现技术升级、规模升级、效益升级。

（三）把形成支柱产业作为工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以重点企业和主导产品为龙头，以骨干项目为载体，着力培育、择优扶持优势产业。

（四）把发展规模经济作为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大力组建、完善企业集团，增强技术开发功能、市场开拓功能、资本营运功能和国际经营功能。

（五）把培育高新技术作为工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建立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发展一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科技战略产品，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加快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步伐。

（六）把减债增资、减员增效作为调整工业结构的关键，推进企业兼并、破产，优化资本结构，建立减人增效机制。

内容：从江苏南通的实际看，经济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结构调整尤其是工业结构调整上，以结构调整促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推动整体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不仅是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解决经济生活中突出矛盾的有效途径。

当前是调整工业结构的最好时机

其一，从工业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当前，南通市传统产业面临着市场竞争激烈、资金短缺、成本增加、工资增加以及负担加重的沉重压力；现行的产业结构是轻纺型，企业结构是中小型，产品结构是加工型，管理方式是粗放型。由此可见，一般性的结构调整已跟不上市场竞争的需要，一般性的转换经营机制已跟不上改革开放的需要，一般性的内部挖潜改造已跟不上发展规模经济的需要，必须实施战略性改组改造。

其二，从市场的发展层次来看，市场机制的形成，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按照经济规律，大凡在经济平稳增长时期，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得以充分暴露，企业出现两极分化。这说明，市场的力量已成为结构调整的客观动力。

其三，从世界工业发展国家发展进程来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美元之间是工业结构转型时期，即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阶段。年，该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元，按照这一规律，南通工业正处于结构转型阶段。

把握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

现阶段对工业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改造是深层次调整，必须着眼于整个地区和行业的全局。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客观要求，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存量资产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和重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整个工业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益，增强整体优势和竞争实力。为此，该市的工业结构调整必须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把握条原则，抓住个升级，实现个目标。

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是：发挥优势原则。依托区位、港口、航运、淡水等比较优势，发展电力、船舶、冶金、石化、材料工业，实现重大项目基础上的结构重型化。依靠科技原则。发展支柱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结构高级化。外向带动原则。根据国内外市场多层次需要，大力引进国外和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大力发展适销对路产品，提高工业产品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对应度，实现外向带动基础上的结构合理化。突出重点原则。发展支撑工业经济的大行业、大企业，形成工业经济的中流砥柱，实现在企业集团基础上的结构支柱化。

着重围绕技术升级、规模升级、效益升级的要求，实现个基本目标。即，支柱产业的主导产品形成明显优势，主导产品的年增长率为非主导产品的倍，支柱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左右；工业资产得到明显优化，优质资产扩张，劣质资产重组、转移、淘汰，工业资产增值率逐年递增个百分点，负债率逐年下降个百分点以上；工业技术贡献份额得到明显提高，达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递增个百分点以上；市场化经营机制基本建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能生能死的竞争局面；企业减员增效机制基本形成，形成职工能进能出的再就业环境。

形成支柱产业是工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支柱产业是一个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发展支柱产业应当成为工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内容。“八五”以来，该市的机械及汽车配套业、电子信息及电子元器件、

精细化工及制药、高档纺织及服装、新材料、船舶工业六个产业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经济规模、技术水平、综合实力的产业，并形成了一批竞争力强、市场覆盖面广的优势产品，涌现出一批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在全市工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年，六个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确定培育、发展壮大支柱产业，应以重点企业和主导产品为龙头，突出重点，择优扶强；以骨干项目为载体，增量资产带动存量优化；以加大财力、智力投入为手段，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到年，六大支柱产业的增加值要占全市的％以上，支柱产业的重点企业（集团）生产集中度达到％以上；技术进步对支柱产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以上；大中型企业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骨干企业水平。

发展规模经济是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近年来，该市已有工艺帽、衬市、钢球、集装箱、甲霜灵、数控机床、铝电解电容器等个产品进入全国销量前名，这为发展规模经济打下了基础。发展规模经济是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必须按照“生产集约化、资本规模化、技术现代化、管理科学化、经营国际化”的要求，以竞争优势的企业和品牌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推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聚集，组建企业集团，培养单体“小巨人”。

大力组建、完善市级重点企业集团。从已建的企业集团或已创省级以上名牌产品、有明显市场、技术、人才优势的企业中选择家企业（集团），重点培育，加快发展，使之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其中有—家超过亿元。同时，从年销售收入超亿元、主导产品具有明显优势的骨干企业中，培植一批单体“小巨人”。

加强企业集团功能建设。一要增加技术开发功能。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加大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力度，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优势品牌和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二要增强市场开拓功能。建立企业市场部，从长远的战略高度，研究产品的市场定位、营销策略以及现代营销方式，及时调整生产 经营策略，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和市场开拓的速度。三要增强资产营运功能。积极创造条件，进行资本经营，提高投融资能力。四要增强国际经营功能。在生产、贸易、资本等多元化经营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生产经营，为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

培育高新技术是工业结构调整的核心

工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促进技术升级，增加科技的贡献份额。没有高新技术的企业是不能保持竞争优势的企业；没有高新技术的经济结构是缺乏活力和动力的经济结构。培育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是优化工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加快沿江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南通区的建设。抓住江苏省全面启动沿江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契机，高起点建设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门新材料产业基地和海安水利高科技园，建立有利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建立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机制。同时建设好个技术中心、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个中试基地，组织实施项火炬、星火计划项目和成果推广项目，带动全市工业技术结构升级，形成整体优势。

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选择新材料、机电一体化、精细化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产业，进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培育一批技术水平高、生产规模大、市场前景广、带动作用强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力求形成富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同时，努力培植海洋、环保个高新技术新兴产业。还要积极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按照“提升老企业、培育新企业、塑造大企业”的要求，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推动作用，促进传统产业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大力培育一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科技战略产品。全市着重抓好江苏江山公司、申海公司、中天公司等个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到年，其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抓好活性碳纤维、超细旦涤锦复合纤维、高纯无水溴化锂、莫索尼啶等个高科技战略产品，到年，其年销售收入达到亿元。

减债增资、减员增效是工业结构调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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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09)06-0009-08

近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生产的现象日益普遍，在国际经济学界也激起了对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GlobalProduction Networks)的研究热潮。理论界对于生产过程在国际间分工协作的正式关注起始于Porter的价值链理论，后来Ernst和Gereffi等人分别使用“全球旗舰网络”(Global FlagshipNetworks)和“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Chains)的概念来具体反映这一现象，Henderson等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延伸，给出了更为明确而细致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概论，而关于对全球生产网络现象的理论解释则是从“生产分离理论”和“垂直专业化理论”等角度进行的，2002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则对全球生产网络的运行方式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总体上看，这些文献的分析侧重于对全球生产网络现象和组织特征的描述，但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过程、表现形式及其影响的研究仍缺乏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本文从国际分工和企业的性质角度探讨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基础、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宏观表现形式，从而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做出较为完整的理论解释。

一、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基础：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融合

社会分工是市场和企业产生的基础。市场和企业一经产生就互相依存，其动态的发展历程是企业间分工与企业内分工矛盾运动的体现。经过长期斗争，企业内分工逐渐成为主导社会分工的发展方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则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进入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球市场开放的结合，推动了企业的组织变迁，使其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其专业化生产体系。而与国际分工相伴生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则日益融合，并为这一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社会分工与市场互相依赖并共同成长

分工与交易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最早由斯密定理所揭示，而杨格的“经济进步”原理则深刻阐明了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共同成长的互动过程。分工的扩展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展，而市场的深化又推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正是分工背后的利益动态机制推动了分工与市场的良性循环，这也意味着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这是决定分工发展和深化的根本因素。而市场需求的相对独立性，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分工尤其是专业化水平的发展。

(二)企业内分工产生于社会分工并主导社会分工的格局

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为企业内分工的产生提供了基本原动力。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性归根结底表现为生产费用的节约，而实现这种节约的基本途径是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对于规模经济而言，达到最低效率规模是某一环节从生产链中独立出来的必要条件。不同的生产技术决定了不同的最低效率规模，但企业生产的最佳经济规模则取决于现有的需求水平。在技术与市场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技术变革可以增加或减少最低效率规模，而市场规模的变动则可以改变最佳经济规模的边界。

分工与专业化不仅具有生产技术的属性，还具有法律上的属性，前者是基本的生产操作在技术上的分离，后者则是市场主体法律地位的独立。这两种属性相互独立，各有特点，其发展也呈现出非同步性，表现在某种操作在技术上的分离并不必然带来该部门在法律上的独立，而某市场主体法律地位的非独立化并不代表其技术上的重新整合。但技术属性是衡量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基础，生产技术意义上的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度决定了制度意义上分工与专业化的广度。技术上的分离产生了新的最低效率规模和范围经济，从而具备了产生新的生产单位的可能性，从而为其法律地位的独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技术上的融合同样会改变原有若干操作部门的最低效率规模和范围经济的边界，从而打破这几个部门法律地位的独立性，要求重新建立新的法律主体与之相适应，随之必然带来企业“一体化”的进程。

企业的出现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内分工逐渐成长为社会分工的重要推动力量，进而主导了社会分工的格局。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间接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其促进了迂生产方式的发展――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发展，生产的迂程度不断加深，“在大部门工业领域中，在原料生产和最终产品的消费者之间所插入的专业化企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这种企业的网络逐渐延伸到社会生产的各个角落，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与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进而使企业内分工成长为社会分工的核心，最终企业内分工的发展趋势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方向。

(三)社会分工的矛盾运动决定贸易与投资的共生发展

企业内分工与企业间分工的矛盾运动，体现了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并促成一定的市场组织和市场制度的建立。企业为市场而生产，而企业将个别价值转变成社会价值的“惊险的一跃”，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产品的生产成本、市场需求和市场交易效率。其中，市场交易效率的高低最直接地体现在交易成本的大小上，交易成本的存在阻碍了企业将内部分工转化为外部分工。

在企业内分工与企业间分工的矛盾运动中，不平衡发展规律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着企业与市场的共同发展。这种不平衡首先表现在企业内分工与企业间分工深化的速度不同。当企业内分工发展更快时，企业内部产生新的部门问的联系和相互需求，但新的技术独立部门的发展尚未达到最佳规模的要求，从而使企业间的分工落后于企业内分工，此时企业必须以扩大整体生产规模的方式来保持部门间的平衡，而这时企业的成长就表现为企业间的一体化或自身规模的扩大。当企业间分工发展更快时，企业间的充分分工能够以更有规模效益的方式满足企业对某一部门的特殊需求，而企业内部分工中同一部类的生产相比之下并不经济，此时企业将放弃这一非核心生产环节转而向市场寻求供给，进而表现出企业的分解或非核心业务的剥离(即通常所讲的外包)。可见，企业选择自己生产还是

选择市场供给是由企业间分工与企业内分工的矛盾运动决定的，其背后的机制不仅有以交易成本为标志的交易效率的高低，更有生产成本的差异。其次，企业内分工的发展本身也是不平衡的，即企业内各部门或生产环节间发展速度不一致，这源于技术与市场的变动性。不同环节技术变革的发展及程度的差异使得最低效率规模的比率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而不同产品或零部件市场需求的变化促使最佳经济规模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就势必会造成某些生产部门的规模绝对地或相对地缩小或扩大，因此法律属性上的独立化与非独立化成为分工专业化发展中常见的现象。

由此，在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企业与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企业内部以资本为纽带，以投资生产的方式来保证企业内分工的组织性与合理性，而在市场的环境中企业则以贸易的方式来维系企业间分工的顺畅，从而使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和投资共同构成经济生活的基本面。

(四)国际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和投资的融合，并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为世界各国之间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国际分工将各国的市场和生产活动连接起来，为世界市场和世界生产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都无一例外地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新技术的应用通常表现为新设备、新工艺(或工序)、新的生产程序以及新能源的应用上，其结果促进了资本劳动比率的逐步提高。最低效率规模的提高要求有更大的市场需求与之相适应，而三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最佳规模的实现，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扩张。由此，企业的贸易和投资越出国界而溶入世界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技术和市场这两个决定分工深化的因素同时得以突破，从而使国际分工带动世界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的革命性变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强大的技术扩散效应，不仅加快了原有分工环节技术属性的分离，加速企业内分工以及产品内分工的细化，同时还促成多种领域以及多个生产环节技术的高度融合，使新的跨行业、跨部门的产业和产业组织不断涌现，从而使现代的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和多样化。而全球化则为新技术的应用和社会分工的深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

信息技术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不仅表现为信息产品部门的快速成长上，而且更突出地反映在信息技术及其产品的广泛应用加快了经济部门资本深化的速度，并极大地降低了交易和协调的成本。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日趋复杂化和大规模化，新技术的产生要求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资本的投入，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边际生产成本呈持续下降，低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全球性的市场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对企业来讲意义更为重大。世界市场的空前开放也为众多的已达到最低效率规模的生产环节实现最佳经济规模创造了全球性的需求条件，企业内分工的速度随之加快，不仅使生产的各种环节更易分离，而且使企业各种职能部门尤其是为生产服务的非制造部门日益独立。而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不仅使各环节、各部门之间的管理与协调更加容易，还加速了知识与技术跨部门的沟通与传播，进而使各分工环节更加明确化、细微化，同时不同环节之间的技术性融合也更加经常化、综合化，从而使企业组织变革不断向专门化、扁平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伴以需求结构的高级化，即人们对于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趋向于高质量化、无形化、个性化和多样化。高质量化要求企业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并扩大研发投资的强度。无形化更突出产品服务的价值而要求企业扩大市场服务的供给规模。个性化和多样性则极大地压缩了同一产品在同一地区市场的需求规模，从而迫使企业必须重视全球市场和范围经济的作用。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企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并存，日益增长的业务外包与大规模的经营一体化并存，产品生产的区域化与销售范围的全球化并存，生产环节的跨国化与企业服务的当地化并存。在世界宏观经济运行中，则集中体现为国际贸易的高涨和直接投资的繁荣并存。在新的世界生产格局中，大企业与小企业同台竞技，而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则是其创造与实现价值的共同手段。得益于低成本贸易的连接，直接投资的环节可以根据企业的战略意图和各国的要素禀赋而自由分离，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发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的膨胀。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而日益融合在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下。

二、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动力：模块化生产方式的产生

世界经济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段时期，而之前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经济国际化时代。科技革命及其推动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导力量。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模块化技术，而这一新的主导技术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应用又进一步催生了模块化生产方式，从而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

(一)模块化是分工深化的产物

虽然模块化作为生产原理具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全球化时代的模块化与古典理论中所涉及到的模块分工有显著的不同，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模块本身的复杂性，二是模块之间联系规则的进化发展，三是以个别模块的革新竞争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系统创新等新的层次。因此，与早期的以工序垂直分解和标准化为主要内容的封闭产品结构相比，全球化时代的模块化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更强调知识的分工，在其开放式的产品结构中每一个模块都具有主动性和智能性且都具有发展成为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的可能。模块化不仅仅是将系统进行分解的行为，它还是一个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如果将分工看成是系统分解的话，那么模块化就是在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各个细分部分按照功能原则重新聚合的过程。

模块化是分工深化的产物，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则推动了模块化的全球实现。模块化分工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是通过模块化构件而不是产品获得的，范围经济则是通过在不同的产品中反复使用模块化构件获得的。从目前世界各国模块化分工的发展来看，适宜采用模块化组织方式的行业一般有三个特征，即结构复杂、同步操作和不确定性。例如汽车、计算机生产等行业，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配件不仅都能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也都能作为一个子模块存在于整个系统中，每个配件的同步设计和生产又包含了创新的独立性，而且模块的分解化使得整个行业的风险得以分散。而子模块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和独立发展，以及模块系统风险分散化的实现，都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信息技术高度发展所推动的全球化，为模块化的全球实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事实也表明，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模块化”的大发展时期。

(二)模块化对价值链的扬弃引发了生产方式的变革

Porter的价值链理论认为，可以把企业创造

价值的过程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增值活动。相比之下，价值链与模块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图1所示)。首先，价值链与模块化都是把系统进行分解和整合的动态过程，而这一过程都是社会分工深化和细化的产物，没有社会分工深化和细化就没有价值链与模块化的存在。不同之处在于，价值链的分解表现为增值环节的增多，模块分解则表现为独立价值功能的子模块的增加。价值链的整合是把最优的不同增值环节进行重新联结而构成一个新的价值链，而模块整合则是根据某种界面标准整合具有不同价值功能的模块，进而构成一个复杂的新功能系统。其次，相对而言，价值链侧重于子系统之间顺序式的上下游关系，价值链通常划分为原材料、零部件、采购、生产、市场营销、批零、服务等前后相继的价值增值环节，而价值模块更关注子系统之间平行式的立体网状关系，模块之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前后相继的顺序关系，模块本身能够完成特定的功能，而其借助标准化的界面结构能够和系统或其他模块组成更复杂的系统，具有即插即用的特性。模块化可以超越生产工序的前后关系，把完成同一功能的一系列工序结合起来构成“功能模块”。因此，模块化实质上是社会分工基于价值链的发展，是对价值链分工的扬弃，但模块化更能适应高科技产业细微化和深度分工的趋势，通过模块化更容易建立一个弹性、动态的迅捷反应体系。

模块化分工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引发了生产方式的变革。相同模块的组合可以构成系统兼容的不同型号的产品，这种模块化设计的思想打破了以公司为主的垂直式组织结构，形成了以产业为主的水平式组织结构，进而将竞争由垂直领域的企业竞争扩张到水平领域的产业竞争。每一个水平分工的参与者都专门经营产业总体链条中的一个价值节点或子模块。由此，模块化分工打破了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流水线分工，生产系统的硬件、软件、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不可能再全部集中于一个企业内完成，这些不同的产业分散于不同的模块供应商，即模块部件由掌握专门技术的企业设计生产，最后再按照标准的界面进行产品的组装。因此，与大规模生产方式相比，模块化生产方式是一种柔性的生产方式。

(三)模块化生产方式形成全球分工体系

‘模块化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分割”生产流程，形成全球分工体系。据OECD的报告，跨国公司贸易以复杂制成品为最，尤其集中于交通设备、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和电动机械产品，这些复杂制成品的价值链主要是由控制系统、硬件、应用软件、服务、组装等环节构成，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其中控制系统是各产业的核心模块。由于各环节的特性、技术含量不同，对要素条件的需求存在差异性。因此，这些产业价值链的各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地点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采购、生产、营销，形成全球的生产网络。以计算机产业为例，美国是计算机的标准制定中心、研发设计中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主要是新产品和核心部件的生产中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一般元器件的生产基地和部分整机的组装基地。并且，具同步操作特点的模块化生产方式留有广阔的平行竞争的空间，因此在产业价值链的中端并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关键元器件的模块供应者，并且随着这些模块供应商竞争实力的增强，其位置正不断向上游产业发展。正是由于复杂制成品所具有的结构复杂和同步操作的特点扩展了模块生产的空间，复杂制成品行业成为了全球化程度最强的产业之一，其生产日益呈现出生产过程的国际分散化和生产组织的一体化相共存的发展格局。

三、全球生产网络的表现形式：貌离神合的“三位一体”

模块化生产方式的产生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化发展，进～步推动全球经济体向产品内分工、生产服务化和组织网络化方向发展，这不仅将改变一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运行方式，而且将对各国经济的关联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全球生产网络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产品内分工”、“生产服务业”和“网络化组织”这三个看似无关的现象，都无一例外地统一到全球生产网络这一体系之中，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

(一)产品内分工：主导专业化生产布局

模块化生产方式也可以理解为大规模定制，大规模定制是一种通过柔性和快速反应实现的多样化和定制的新管理体系和模式，即对定制产品和服务进行个别的大规模生产。因此，从根本上说，模块化是定制和大规模生产的结合，而全球化市场的空前扩张则成为两种生产方式有效结合的关键。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模块化生产扬弃了纵向一体化生产的弊端，不再把所有的生产工序都集中在一个企业内部，很多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并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即产品内分工主导了当代国际分工的发展格局。

在产品内分工这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国际分工形态中，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仍是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源泉。但模块化生产所催生的产品内分工，摆脱了一体化生产方式中只能依据个别关键生产环节的有效规模作为整个生产系统的设计规模的约束，从而使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的模块化生产的规模经济与传统的一体化生产的规模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通过产品内分工，有可能把对应不同有效规模的产出区段分离出来，安排到不同空间场合进行生产，从而达到节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目标。而这一分工过程的实现，实际上造成生产均衡的转移，即以前是由企业来调配和控制的内部生产均衡问题，变成了需要进行企业间调配和控制的外部均衡问题。由此，各国产业的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产业分工，产业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一系列环节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产业链的形成，从而使各国产业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日益加深。

(二)生产服务业：全球生产的黏合剂

在模块化生产方式中，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分离，由此所产生的不仅有生产外包的国际化，还有服务外包的国际化。实际上，正是通过国际服务外包，模块化的生产过程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现。

在模块化生产方式中，模块化设计是模块化生产的价值核心，也是企业的最大价值所在。而制造与设计分离，则为企业独立实现模块化设计的价值、避免增加制造成本，提供了极为现实的选择。实际上，在许多高新技术生产领域，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像制造部、财务部、人事部和客户服务部等所有不在企业核心价值链上的功能部门都被剥离，而企业的人力和财力则倾注于创造知识产权、设计和市场开发等功能上。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有不少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如苹果、HP、IBM等卖掉原有的制造工厂从而成为“没有工厂的制造业企业”，其完全放弃加工制造业务是为了专门从事产品

开发、品牌经营和市场营销等知识密集的生产服务业，而像思科、EMC、SUN等新建立的从事电子产品和设备供给的企业一开始就不从事加工制造而是委托供应商进行生产，他们都是模块化生产过程中制造模块与服务模块分离的典型例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为生产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与消费不同，生产业是市场化的非最终消费服务。作为其他产品或服务生产的中间投入的服务，生产作为一种软性生产资料正越来越多地进入生产领域，并对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生产部门乃是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作为全球生产过程的“黏合剂”，生产业正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牵引力和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

现代生产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它不仅改变了服务产品的内容、性质，并且扩大了其在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密集型的生产业，正在成为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货物商品竞争能力的关键投入，更是企业构成产品差异和决定产品增值的基本要素，而新型服务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部门，则构成国家竞争能力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由模块化所推动的生产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拓展，标志着国际服务业从全球经济增长的客观结果迅速转变为世界贸易扩张的前提条件。如今，在国际经济领域，不仅国际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而且国际服务贸易也成为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补充，与商品贸易一起构造了全球生产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而隶属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

(三)网络化组织：全球生产的微观主体

模块化生产打破了工业时代传统的原则和价值观念，重塑了生产的微观组织基础。在模块化生产中，编码化的设计知识成为生产的核心，而制造业规模、制造业地位的重要性明显弱化，从而使工业时代所创造的垂直一体化模式因不能提供市场所需要的灵活反应能力而受到极大的挑战。相比之下，模块化生产方式需要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合作伙伴、企业与顾客之间更有效的集成与团队精神，即需要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于是随着全球供应商和全球契约制造商的出现，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体系得以形成，进而催生了模块生产网络。在模块生产网络中，传统的组织边界正在消失和瓦解，企业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利润实体，而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企业在网络中的定位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

从本质上讲，模块化推动的专业化分工的演进，使以往处于企业内部的分工环节逐渐随市场范围扩大而独立为一个新的行业，它们之间必要的协作由内部控制性协调转入平等交易协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经济技术上原本存在的必然联系。同一价值网络上的企业尽管在法律上可以是独立的，但在它们之间的交易关系不是一个最终商品市场而是一个中间品市场。因此，国际企业问往往采取中长期契约来组织交易，而不是纯市场意义上的交易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下，企业间的直接协调和必要的直接信息沟通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在跨国公司所组织的全球模块生产网络内，企业之间的往来是紧密的、长期的、较多稳定性的、频繁的交易，而不是松散的、短期的、随机的、一次性的交易。在这种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组织呈现柔性化趋势，其定制化生产方式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建立在模块化基础上的大规模定制，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安排生产，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并以减少库存的灵活制造方式，不仅通过降低成本扩大需求，还通过网络式生产组合扩大供应，从而创造出比传统市场模式更大的市场容量。如果说亨利・福特因创办“福特流水线”而成为工业化时代大批量生产的楷模，戴尔无疑则是以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而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典范。虽然两者都以创建大企业而名载史册，但后者却以其庞大的全球分工体系，在跨国公司之间(在母国和东道国两个层次上)、跨国公司与母国的体系外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公司之间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分工合作网络，从而将全球经济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带领世界走向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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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8年中国第一部饭店星级评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涉外）饭店星级标准和评定星级的规定》出台以来，各地的高端酒店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全国饭店总数迅猛增长，供求关系发生改变，饭店业逐渐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国家先后于1997年、2003年和2010年三次修订了饭店星评标准，而2011年正式实施的新版《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4308-2010）》更是从星级饭店的必备项目、核心产品、绿色环保、应急管理、软件可衡量和特色经营六个方面，引导和规范我国饭店业的发展，使高端酒店在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必将引起上海高端酒店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方面的变化，因此有必要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并为上海高端酒店绩效改进提供建议。

二、SCP范式的理论综述

SCP范式是产业组织理论主流学派——哈佛学派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构造了一个既能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简称SCP分析框架）。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市场结构是指对市场内竞争程度及价格形成等产生战略性影响的市场组织特征，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是市场集中程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进入退出壁垒。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充分考虑市场的供求条件和其他企业关系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各种决策行为。具体包括企业确定价格的策略、产品与广告策略、研究开发和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等。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最终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主要有资源配置效率、利润率水平、销售费用的规模、技术进步状况以及产品的质量水准、款式、变换频度和多样性等方面。

三、基于SCP范式的上海高端酒店市场现状研究

1、上海高端酒店的市场结构

（1）市场集中度。市场集中度是用于表示在特定产业或市场中，卖者或买者具有怎样的相对规模结构的指标，市场集中度越高，越容易形成行业中的垄断势力，削弱市场竞争性。截至2010年底，上海共有五星级酒店44家，其营业收入总额为98.28亿元，结合表1所显示的10年上海营业收入前10名的收入金额，笔者运用计算市场集中度最常用的行业集中度指标，计算CR8指标：

CR8=（95556.35+61046.30+43374.10+41818.80+40795.00+

38334.00+35226.00+34237.07）/982800=39.72%

根据贝恩的市场结构划分法，以五星级酒店为代表的高端酒店市场属于竞争型（CR8

此外，2010年营业收入前10名的酒店几乎全部为外资品牌所占据，其中凯悦、万豪和喜达屋集团旗下各有两家酒店上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高端酒店市场外资品牌集中度高的现状，也是上海高端酒店市场品牌竞争在经营层面的反映。

（2）产品差异化。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企业在其提供给顾客的产品上，通过各种方法造成足以引发顾客偏好的特殊性，使顾客能够把它同其他竞争性企业提供的同类产品有效地区别开来，从而达到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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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地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用地扩张；辽宁省；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076-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12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张，成为近年来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土地利用变化形态。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为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有利于城市政府完善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城市政府通过实施低价土地政策招商引资，促进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但城市用地快速扩张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生态问题，如影响社会安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破坏生物多样性，从而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用地扩张的时空过程、驱动力、生态环境效应、管控政策等方面，关于经济增长与城市用地扩张的研究也多从前者是后者的驱动力、城市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者的动态关系等视角展开。经济增长包括数量与质量二个方面，且经济增长质量日益受到重视，仅从数量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具有片面性。本研究从质量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对于深化理解二者的关系，制定新型城市用地扩张管控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理论界在经济增长、人口增加是城市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如谈明洪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更能解释中国1984-2000年内城市用地的扩张[1]。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因素是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2]、辽宁省14市[3]、珠海市[4]、乌鲁木齐市[5]、天水市[6]等区域或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上述研究仅分析经济增长数量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质量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机理。对江苏省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效率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或负影响[7]。技术进步对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利用综合指数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对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结构的正向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8]。第一类农业技术进步（即劳动生产率提高型技术进步）将导致土地利用强度增加，第二类农业技术进步（即土地承载力增加型技术进步）会减轻土地利

用强度[9]，二者的共同作用会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也表明经济增长质量有利于控制城市用地的扩张[10]。此类研究从技术效率或技术进步角度分析经济增长质量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在影响机理方面的论证不够完善，缺乏系统性。本研究在前述研究基础上，重点考察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运用辽宁省14市市辖区2001-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包括多个维度，是一个复合概念，包括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状况、生态环境代价、创新能力等内容[11]。钞小静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4个维度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12]。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指生产率、增加值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来源于投入要素的“量”与“质”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是“质”的部分，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13]。沈利生认为增加值率从总体上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是一个经济体增长质量的指标[14]。更多文献[15-17]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较为成熟，用其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可，因此，本研究选取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

1.1 全要素生产率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

根据索洛模型，全要素生产率指扣除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余额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决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在投入要素数量保持不变条件下，产出水平越高，或在产出水平保持不变条件下，投入要素数量越少，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就越高。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高，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大，相同产出仅需投入较少的生产要素，有利于节约投入生产过程的土地数量。

假设研究期内，经济体保持规模报酬不变，且技术进步不改变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则地区生产方程如下：

其次，分析模型2。虽然理论认为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抑制城市用地向外扩张，但14市的实证检验并不支持该结论。模型中，技术效率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正影

响，但这种影响即使在10%显著性水平下也不显著，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抑制作用并非通过技术效率变化路径。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对城市用地扩

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推动城市用地向外扩张。

其次，分析模型7-9沿海经济带实证分析结果。模型7-9中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著。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显著的正影响，且这种影响显著区别于14市平均水平，也区别于沈阳经济区的实证分析结果。区别在于：一方面，模型7-9中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值均大于1，大于模型1-3（14市）与模型4-6（沈阳经济区）中城市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人口增长对沿海经济带的城市用地扩张作用非常明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城市用地扩张弹性系数低于全省及沈阳经济区水平，以模型7为例，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3，城市产值每增长1%，推动城市用地扩张0.13%。

综上，对于辽宁省14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每增加1%，有利于减少城市用地规模0.19%，技术进步状况每提升1%，能够抑制城市用地扩张0.27%，技术效率指数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经济增长质量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对城市用地扩张起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并不明显。对于沈阳经济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回归系数为-0.232 3，其绝对值略大于辽宁省14市模型中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技术进步状况每提升1%，有利于抑制城市用地扩张0.26%，技术效率指数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表明沈阳经济区内，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此研究结论与14市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对于沿海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城市用地扩张均有负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对沿海经济带的城市用地扩张并无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二变量在辽宁省14市、沈阳经济区、沿海经济带3个空间区域内对城市用地扩张都有显著的正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城市建设用地是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张，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用地扩张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理论上，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通过技术效率的改善与技术进步路径促进城市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即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有利于抑制城市用地的扩张。技术进步通过改变要素间的替代弹性、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和改变土地的利用结构对城市用地的扩张产生抑制作用，技术效率的改善通过规模经济效应、管理水平的提高、制定合理的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等途径抑制城市用地的扩张。

实证方面，辽宁省14市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沈阳经济区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对于沈阳经济区8城市而言，技术进步不仅利于地区经济发展，还能抑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因此，第一，该地区应制定和完善政策，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鼓励技术创新，积极实施技术引进；第二，该地区应充分利用经济区内高校与科研机构众多的优势，加强校府合作，减少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的时间，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步伐；第三，该地区应积极引导外资和民间资本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消除投资的制度，简化办事程序。对于沿海经济带，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城市用地扩张并没有影响，人口增加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力度较大。因此，第一，该地区应实施节地型的城市化战略，严格控制人均建设用地规模；第二，该地区应努力提高区域管理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促进土地市场化改革进程，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规模效应，提升技术效率水平；第三，该地区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提升技术进步水平。

上述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解决的问题。首先，研究测算辽宁省14市经济增长质量时的指标选取不够完善，应选取资本服务量表征资本要素，但因缺乏相关统计数据，且估算困难，因此最终选取资本存量指标测度。理论界在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价格指数选取、投资流量指标选取、折旧率等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导致研究结果迥异。其次，研究考察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而技术效率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围绕这二变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展开。最后，实证研究仅选取辽宁省14市作为研究对象，结论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城市、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与土地利用的相关关系，为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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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前期工程造价控制

项目建设前期,是指项目立项、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投资决策阶段。这一阶段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控制,在总体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建设厂址的选择、投资方案的选择以及项目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否可行,无一不对工程造价产生重大影响,决定着项目未来的命运。

2投资决策阶段工程造价控制

2. 1合理确定建设标准

建设项目标准, 应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出发, 区别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等级、不同功能, 合理确定。建设标准定得过高, 会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 增加造价, 浪费投资; 定得过低, 将会妨碍技术进步, 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2. 2合理选择建设地区

建设地区选择的合理与否, 不仅影响着项目投资的高低, 建设工期的长短, 建设质量的好坏, 还影响到项目建成后的经营状况。建设项目的选择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是靠近原料、燃料和消费地的原则。在项目建成投产后, 可避免原料、燃料和成品的长途运输, 减少费用, 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使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可缩短原料、燃料和消费产品的运输距离, 减少流通时间, 加快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 充分发挥资金的作用, 有利于企业产品在品种、质量等方面与消费者沟通, 随时调整企业的经营。

2. 3合理确定项目的经济规模

长期以来, 我国不少地方和企业, 不顾经济规模和布局的合理性, 重复引进, 重复建设, 使项目投资和资源严重浪费。在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中按照规模经济的原则组织生产和建设, 使生产力得到合理配置,资源得到综合利用, 真正把规模效益发挥出来。

2. 4选择先进适用和经济合理的可行工艺

对于拟定采用的工艺, 除了必须保证能用指定的原材料按时生产出符合数量、质量要求的产品外, 还要考虑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条件是否相适应, 特别要考虑到原有设备能否利用, 技术和管理水平能否跟上等。

2. 5合理选用设备

要尽量选用国产设备, 要注意进口设备之间以及国内外设备之间的衔接配合问题, 要注意进口设备与原有国产设备、厂房之间的配套问题, 要注意从国外引进专用技术、技术诀窍或专利权的许可证及各种技术资料。

3 设计阶段工程造价控制

设计阶段是控制工程造价很重要的阶段。有资料表明,在项目决策及设计阶段,影响工程造价的可能性为30 %～75 % ,而在施工阶段影响工程造价的可能性只有5 %～25 %。由此可见,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在于施工前的投资决策和设计阶段,而在项目决策后,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就在于设计。

3.1 整顿设计市场

当前设计市场较为混乱,一些不具备设计资质和设计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也搞起可行性研究和设计工作,通过分包、转包从事无资质或业余设计,扰乱了设计市场,因而一些工程设计质量得不到保证,造价控制更无从谈起。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禁止,通过立法,整顿规范设计市场,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推行工程设计招投标,这样才能有利于设计水平的提高和工程造价的控制。

3.2 实行设计奖惩制度,明确经济责任

长期以来,忽视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在设计中重技术轻经济的现象时有发生。工艺设计人员认为工程造价是概预算人员的事,与已无关。设计中即使做概算或预算,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为的干扰。技术上的创新能得到广泛认可,而工程造价控制却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反而要承担风险。这种现象应予纠正。

3.3 重视方案设计及方案的工程经济分析

方案设计是设计过程中控制投资的第一道关口。设计方案是否优化,直接影响工程投资和工程建设的综合效益。因此,必须把方案设计阶段的投资控制作为起点,采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加强经济论证。

实行限额设计

限额设计是在合理规划、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将投资按照工艺、土建、水、暖、电等专业分配在一定的限额内,各专业按分配的投资额控制设计,不突破所分配的限额。这就要求设计人员有强烈的工程造价控制意识,精心设计,进行多方案比较。限额设计并非盲目追求低造价,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优化设计,通过技术比较和经济分析,力求在技术先进条件下经济合理,达到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的目的。

4建设项目发包阶段工程造价控制

控制建设项目发包阶段工程造价的有效手段和积极推行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具体应做好以下几主要工作。

4. 1合理确定招标工程标底

标底是招标工程的预期价格, 是招标者对招标工程所需费用的自我测算和控制, 也是判断投标报价合理性的依据。标底价格应由成本、利润、税金等组成, 一般应控制在批准的总概算(或修正概算) 及投资包干的限额内。必须指出的是, 虽然目前我国招标工程的标底大多是在工程概算或施工图预算基础上作出的,但它不完全等同于工程概算或施工图预算。编制一个合理、可靠的标底还必须考虑工期、质量、材料差价、投标工程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招标工程范围等因素。

4. 2通过招标方式选择好施工队伍

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可以看出, 所谓“标”主要是招方与投方对工程项目的施工图预算。如果双方施工图预算是吻合或是很接近的, 则投标单位中标的可能性就大, 反之, 则中标的可能性就小。当前, 除了施工图预算之外, 施工单位的资质、信誉、管理水平等也是决定能否中标的重要因素。

4. 3严密工程承发包合同

通过招标投标选定了施工队伍, 既可签定建设工程承发包合同。合同的订立, 使得工程造价进一步明确、清晰, 投标书中已明确的合同条款在签定时不得更改, 合同价即为中标价。合同价应尽量一次包死, 不留活口。合同价若采用可调价格, 则应约定调整的范围。对于双方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承诺也应一并写进合同或补充合同条款中, 以免在承揽工程开工后反悔而互相扯皮, 从而影响工程进度和工程隐形造价(工程使用中的维修费用) 的提高。

4. 4对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设备实行科学的采购供应和管理

在工程造价中, 材料、设备费用所占的比重很大, 其采购供应和管理是否科学, 不仅直接影响工程质量, 而且影响着工程造价。

5 施工阶段工程造价控制

5.1 推行跟踪审计制度

由造价工程师对建设项目的投资进行施工全过程跟踪控制。首先按照预算确定投资控制目标,即投资支出预算,相当于施工预算。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对实际的投资支出与预算的投资进行比较,对出现的偏差进行分析,找出原因,予以修正。

5.2 制定先进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是保证工程施工顺利进行、确保工程质量、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的重要环节。要合理安排施工工序的交叉衔接,合理确定人工、材料、机械的组织方式,对各种施工方案进行技术上、经济上的分析对比,找出最佳方案,尽量降低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从而降低工程造价。

5.3 材料设备采购

建设投资中材料、设备费所占的比重很大,一般约占70 %左右。建筑材料的质量,如砖、瓦、灰、砂、石、三材等原材料及梁、板、柱等预制配构件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工程的质量,其价格也直接影响到工程造价。在施工阶段,对主材和设备的采购,应在了解市场行情的基础上,货比三家,进行采购。对价差大的大宗材料或价值大的设备,应尽量由建设单位自购,或由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共同确认后采购。

6 竣工结算阶段工程造价控制

工程结算将决定建设工程成本,最终确定工程造价。它关系到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切身利益。在工程结算中,既要防止施工单位高估冒算,也要防止建设单位片面压价,同时还要防止社会上一些工程预结算审查机构把关不严,导致国家建设资金损失浪费。

7 建设项目峻工后造价控制

竣工验收的项目在办理验收手续之前, 必须对所有的财产和物资进行清理, 搞好竣工决算。及时、准确地审核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是控制工程造价的最后一个环节。

7. 1搜集资料, 打好基础

由于在施工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变化, 如地质条件的变化, 材料的代换, 工程量的增减等, 使得在工程竣工决算时, 应付给施工企业的工程价款总额往往不等于施工图预算(或标底) 所确定的工程造价。因此, 为了有效地防止通过虚报、多报材料量、工程量、高套定额、重复计算等方式, 套取工程款, 加大工程造价, 建设单位应根据实际发生的变化, 及时将设计变更、工程签证、隐蔽工程验收等情况记入台帐, 为及时、准确地审核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打好基础。

7. 2做好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的审核工作

7.2.1 以图纸为主, 审查工程量计算是否准确

审查所报工程量是否与设计图纸、工程变更所要求的工程量一致, 超出设计图纸要求而无签证的工程量不予以认可; 对于多个施工单位的工程项目, 要审查有无几个施工单位同报一个工程项目进行结算的情况; 审查有无重复计算工程量的情况, 防止施工单位将同一分项工程分别混入其他工程进行决算; 审查工作量是否按定额规定的分部分项计算规则计算。

7.2.2 按定额规定, 审查单价套用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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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

Key words： center fishing port；fishery economy；industry cluster

中图分类号：F3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3-0019-03

0 引言

中心渔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渔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渔业生产的重要依托。渔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要以渔港的发展和渔业经济繁荣为先决条件，其内容涵盖三大产业，并且与旅游、交通、市场诉求与规模有紧密关系，核心的价值在于以中心渔港为主体的经济聚集体。中心渔港的建设在渔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把中心渔港的建设与整个渔业产业经济发展进行有机结合、有效规划，以利于渔业产业的集群；在中心渔港带给产业集群的效应，激发渔业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1 传统渔港

传统的渔港，依托码头满足渔轮进港卸货、补给、修整、出海捕捞生产，单一渔轮生产，同时设施不健全，规模普遍偏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综合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不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单一生产的传统渔港被拆迁的案例时有发生，对渔业产业经济发展、产业人员生产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2 中心渔港

21世纪初国家提出了中心渔港概念，并在全国主要沿海城市布局。中心渔港由传统的单一向多元综合的发展，在传统渔港功能基础上增加鱼货交易、活鱼暂养交易、深度加工、休闲渔业等功能。使中心渔港汇集了三个产业，形成集海上渔轮捕捞回港卸货、生产补给、修整维护、安全避风、活鱼暂养、产品仓储与交易、物流配送、休闲渔业、旅游餐饮等为一体产业集群平台，引领产业链延伸的相关产业集聚，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从而形成渔业产业经济圈。

3 中心渔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着力于中心渔港建设 针对传统渔港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设的现状，为加强中心渔港促进渔业产业的发展的作用，我国的渔港建设应该着力于中心渔港的建设，对于构建渔业产业化平台、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动渔业产业发展和渔业产业集群经济效益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加大对中心渔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基础功能；拓展渔港功能的多元化；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和产业集聚，发挥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效应，即以中心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渔业产业链为依托，集渔船避风、补给、水产品集散物流配送和深度加工、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以及产业链延伸企业的集聚，拉动渔业经济三大产业的发展，构建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经济圈。

3.2 中心渔港经济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中心渔港已发展为多元化的产业聚集，是集渔业捕捞、养殖、加工生产，补给与避风相结合，信息服务、休闲旅游、物流配送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渔港。其建设不是单一渔业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交通、物流、旅游等，多行业、多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工程。因此在中心渔港建设中，必须发挥中心渔港的带动效应，宏观调控，加强多主体的沟通协作，使中心渔港的建设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的建设配套体系融为一体，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融合、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相统一。

3.3 建设要致力于渔港经济发展 中心渔港的建设，除了应该完善其基础设施，与相关产业相协同，以此来提供给渔业生产更全面的服务保障；还必须注重对其经济功能的强化，加速渔港经济的发展。中心渔港是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渔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需求、渔业经济和渔港发展的必然；是渔业产业人员从事渔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涵盖渔业的一、二、三产业，涉及交通、旅游、城市建设等领域；集合了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要把中心渔港建成以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的经济、城市功能区。如：新兴建设中的天津中心渔港，将成为地区的地标、渔业产业经济的标杆，它所带来的产业经济集群效应在推动所在区域的城市发展、经济的繁荣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渔港经济发展：一是“以港兴渔”。以中心渔港的建设为依托，加速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以港兴业”。以中心渔港为依托，加速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包括海洋运输、渔机修造、渔船、餐饮旅馆、物流配送、中介服务等。三是“以港兴城”。合理利用港区周围的土地资源，推进渔区的城镇化建设，使群众性渔港的渔民逐步转到中心渔港港区并逐步向城镇转移，解决转产渔民的再创业、就业问题，从而加速渔区城镇化进程。

3.4 规划的文化性 在中心渔港的规划、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其经济效益的提高外，还要注重打造文化港口的观念，让文化在中心渔港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港口的建设的特色化和个性化能进一步促进渔港的建设和渔港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很强的辐射力和聚合力。在中心渔港建设过程中，融入我国丰富而悠久的海洋、渔业文化，将其发扬光大，将成为国内渔港建设上的重大突破。

3.5 规划的生态性 生态渔港是渔港建设的必然趋势，也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主题，在渔港规划设计上，必须遵循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注重“社会、自然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生态导向的作用，以长远的眼光规划中心渔港建设。

4 中心渔港的集群效应

产业集群是美国学者波特提出的，将其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实际上产业集群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运营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运营组织方式，是推动地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在中心渔港产业集群中涉及如下行业的企业：

捕捞业的渔具、设施、船舶制造与航修；渔获物的交易、物流配送、保鲜、等；养殖业的种苗，饲料、药业、物流等；加工业的加工保鲜技术、生物技术、包装业、仓储、物流配送；休闲渔业的旅游观光、餐饮业、购物，涉及电子、机械、化工、物流、旅游等领域的行业。中心渔港的建设奠定了渔业产业集群的基础，推动渔业产业及产业链延伸相关企业入驻集聚运营，促进运营的分工协作，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提高了生产、运营的效率，促进集群内部资源整合，提升了区域经济竞争力；在集群中的主体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临近性，中心点是渔港，其余集群内的各主体分布在这个中心周围；各个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集群内的资本、信息、基础设施等为各个企业所共享；集群内的科研机构、组织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汇集的优势使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发展中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

4.1 规模经济效应 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的集聚效应，聚集着大量相关且专业化的企业，同时吸引着产业链延伸的关联企业集聚，集聚的发展又产生了扩散效应，促进企业间运营的交流和传播，由此又推动了企业的入住经营。如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在进行了自我完善合理布局之后，进入内部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又将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向该集群集聚，伴随着关联企业的集聚，促使行业企业之间密切而广泛的双向关联关系；同时，由于剧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将更加重视运营、技术的创新，以此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扩大，带动产业链中其余相关环节的生产、运营。产品市场会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资本市场的资金运作更加灵活，企业从信息市场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成本更加低廉，集群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也会有显著提高等。在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内部，规模经济日趋合理、完善。专业化的生产、运营与专业化的分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应。

4.2 竞争效应 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中的各个主体，分享细化分工而带来的高效率，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降低了运营成本；核心骨干企业在集群内部获得资源高效整合平台与空间；创新能力高、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的核心骨干企业有机的联合在一起，提升了市场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利于集群企业对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及特性进行相互比较，形成了一定的标准，由此将给企业带来竞争效应。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取一席之地，必须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式来达到目的，或者通过提高本企业产品与其他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创新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产品的制定往往是依据市场需求，即用户接受程度而来；而同类企业面对的用户往往没有区别，因此，如果一个企业要在同类企业中获得市场认可，就必须生产出差异性产品。另外，经济集群的形成也给消费者带来利益，消费者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速的在众多产品中的寻求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市场接受程度高的产品激励着企业控制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提升整体竞争能力。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为企业创建了竞争的平台与空间，由此带来提升竞争效应，为集群中各个主体提供创新的条件，促进其发展。

4.3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中心渔港渔业经济的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与其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渔业产业链的整合和延伸离不开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渔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海洋新兴产业涉及种苗培育、水产品深度加工、海洋生物制药、信息服务等产业，集群内部的创新和细化分工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衍生新企业，从而带来集群结构优化效应；对于规模小、低水平生产与运营、结构简单布局不合理的主体，推动其转型升级或淘汰；促使集群的各个主体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生产与运营能力和水平、提高产业资金量和追求附加值最大化的经济；甚至更大跨度、更多范围整合产业资源，使产业链延伸更长。以中心渔港为平台，以渔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延伸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产业集群企业的集聚、市场的需求促成专业市场和服务型行业的形成。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会使渔业结构低附加值区提升到高附加值区，从单一化的渔业运营转变到多元化的综合性运营；另一方面，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效应提升渔业的经营利润和经营方式，传统渔港以扩大规模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逐渐转变为以提高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为主导的集约型运营。由此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结构合理。

由上所述，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产业的集群效应显而易见，集群效应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扩大，产业在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优化结构，引导企业规模、效益扩大及渔业产业经济规模扩大和持续发展。

5 结语

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产业集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渔港建设时要着力于中心渔港的建设；中心渔港的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统一；建设要致力于渔港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心渔港的规划、建设要注重我国的海洋、渔业文化性极其内涵，注重生态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的美丽。规划、建设好中心渔港，为渔业经济产业集群奠定好基础，在中心渔港带给渔业经济产业集群效应所带来了渔业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推进渔区的城镇化建设，使城乡一体化逐步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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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世纪初，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并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他特别强调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熊被特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三种理论，即技术推动说、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以及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毫无疑问，熊彼特的工作构成了现代创新研究的基础和起点。[1] 现代经济增长已从自然资源时代、资本时展到了创新时代，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产业的成长过程中，创新活动影响着产业的市场结构与技术结构的演进，而创新的模式与特点在不同的产业演进阶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分析研究创新与产业演进的作用机制，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2 创新推动产业市场结构的演进

2.1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企业的发展、行业的演化都伴随着市场结构的演进。根据克拉克森的定义，市场结构是指：“市场或产业结构涉及影响竞争过程性质的那些市场属性，因此，市场结构包括企业的规模及规模的分布、壁垒和进入条件、产品差异以及企业成本结构和政府管制的程度”。[2]

市场结构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整体性是指每个产业从整体上表现出区分于其他产业的竞争属性，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等就是指市场结构的整体性而言的。动态性是指产业是不断演化的，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演变，推动了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目前的技术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未来的市场竞争地位，所以可以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是导致市场结构变化的核心要素。[3]市场结构一般用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度量。产品差异主要是由企业造成的，所以一般主要探讨市场集中度以及进入和退出壁垒。

2.2创新与产业进入壁垒

最早系统地对进入壁垒进行分析和论证的是贝恩(J．Bain)，他首次把进入壁垒视为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贝恩将进入壁垒定义为：“允许市场上在位企业赚取超正常利润，而不受威胁的一切因素。”[4] 斯蒂格勒(G.J.Stigler)则从市场上在位企业与潜在进入企业成本不对称性的角度对进入壁垒做出了定义，他认为：进入壁垒是市场上在位企业相对于潜在进入企业的成本优势。

贝恩将进入壁垒的因素分为以下四种：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资本要求。[5]资本要求作为进入壁垒的要素，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对于许多市场潜在进入企业来说，融资问题可能并不构成进入市场的障碍。

绝对成本优势是指市场上在位企业能比潜在进入企业以较低的单位成本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贝恩将绝对成本优势的原因归结为在位企业具有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在位企业控制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来源。市场在位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经验的积累和R＆D的投入，使在位企业能够保持一种成本上的优势。由于生产经验的积累，干中学的成本优势依赖于企业的累计产量和时间，由于市场在位企业比市场潜在进入企业早进入市场，那么在位企业就会享有干中学的成本优势。

贝恩论证，如果最小经济规模是行业需求的重要部分，那么市场上只能维持少量企业的存在，这些企业能获取超常利润而不会引起新企业的进入。如果市场容量不变，在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力度越大，它实现规模经济的程度就越高，使新企业的进入也就越困难，那么进入壁垒也就越大。市场上同一行业的产品，都不会是完全可替代的，消费者对不同企业的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好，即表现出产品差异的特性。企业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必然也会表现在产品上，即通过技术创新产生差异化产品，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3创新与产业市场集中度

产业市场集中度反映产业市场集中状况，最常用产业主要企业集中比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竞争优势体现在产品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程度等方面。产业演进过程中，企业间相对竞争优势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引起产业内主导企业、竞争企业、跟随企业、补遗企业等市场地位的相对变化，主要企业市场份额的相对变化，以及产业在位企业的退出与新企业的加入。在创新过程中，产业市场集中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3 创新推动产业技术结构的演进

技术结构指各种技术在各产品生产和工程中的运用规模以及基本生产资源的相应分配。[6]技术结构是导致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的重要因素，创新是技术结构演进的根本动力。对应于不同的创新特点（渐进性创新与根本性创新），技术结构的演进将分别处于渐进状态与跳跃状态。在产业技术结构的演进过程中，特别是处于跳越式演进状态时，会引起产业市场结构的剧烈变动。

4 产业演进状态影响创新的模式与特点

4.1 模式与特点

美国哈佛大学的阿伯纳西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厄特拜克通过对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的考察，发现它们三者之间既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规律，又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在时间上的动态发展影响着产业的演化。通过引入主导设计概念，以产品创新为中心，提出了产业创新动态过程模型，简称A—U模型。其主要特点是引入了主导设计的概念，揭示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们把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及产业演化划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与特性阶段，认为产业的创新类型、创新程度和创新特征取决于产业的成长阶段。[7]厄特拜克以汽车行业为例进行了说明。福特汽车公司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先是新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从1905年到1909年，该公司先后生产出从2缸到6缸共5种不同的引擎，到1909年推出了主导设计——T型车，在以后的15年中，尽管企业生产规模不断地扩大，它们只有渐进性的创新。

A—U模型反映了许多产业成长的创新演化规律，也构成了产品生命周期的理论基础，然而A—U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产业的成长过程。程源等分析了美国、日本与中国电视机产业演化特点，认为A—U模型代表了一种发达国家产业演化中的创新规律。但是对于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后起直追国家，由于产业的发展必须从引进、消化吸收开始，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后才能开始进行产品创新，因此表现出工艺创新在前而产品创新在后的发展模式。就是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来说，也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市场集中度的状况和创新的侧重点和创新的水平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考察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和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的分析。[8]

4.2 影响创新模式的其它因素

产业由于处于不同的演进阶段会对创新模式与特点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具体产业自身特点对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其中主要是产业所处技术系统及产业所处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

4.2.1产业所处技术系统的影响

美国管理学家图西曼把产品从简单到复杂分成四类：非组装型产品、简单组装型产品、组装但系统封闭的产品与组装但系统开放的产品。不同产业处于不同的技术系统中，技术系统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方式，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发工业国家的追赶模式与发展模式。我国学者柳卸林按照产业所处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和与产业所处环境有关的技术范式的复杂性，把产业创新分为：传统的分包契约型、模块组装型、复杂产品型与以技术为基础型几类，并论述了不同技术系统对产业创新的影响。[9]

4.2.2产业所处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

不同创新环境中，创新资源的分布特点、创新主体地位及创新制度环境不同，使得创新的互动效果、创新主体、创新导入技术类别及创新的主动性有很大的区别。陈松举例说明了我国轻纺工业的技术导入以购买含新技术的关键设备(占17.8％)和成套设备(占17.4％)并结合技术培训(占16.3％)为主，原材料工业以技术培训(占22.3％)为主要技术导入形式，化学工业的技术导入以购买含新技术的图纸、技术手册和软件为主要方式(占70.4％)，机械工业导入技术的主要方式为购买含新技术的设计图纸和软件(占19.8％)、技术培训(占18.8％)、购买含新技术的关键设备(占18.0％)和购买R＆D成果(占15.8％)，电子工业主要采用技术培训(占33.5％)和购买R＆D成果(占22.3％)导入技术，供气供电行业主要通过购买关键设备(占28.9％)和成套设备(16.5％)以及技术培训(占14.9％)导入技术。[10]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创新与产业演进的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5 结论

创新是产业演进的核心动力。基于企业的微观创新行为，促成了产业壁垒的形成、市场集中度的变化、产业技术结构的调整，它们整体促进了产业的演进过程。不同的产业演进阶段、产业技术系统、产业市场结构及区域创新环境等因素，又制约和选择了不同的创新模式与特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