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268-01

“科学”一词的反面是“伪科学”，是“迷信”。所以在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价值的同时，当然的把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伪科学和迷信。在此二者对立的语境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历史上的文化形态，主观地将其中的一些捧上“宝座”，而将另一些打进“囚笼”，这种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否科学呢？这种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又是否科学呢？

科学不仅是我们认识到的知识，更是我们认识的态度和方法。“科学”一词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在中国古代虽然也用“科学”一词，但多指“科举之学”。中国古代与今天所称“科学”意思相近的是“格致”，《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今天一般认为科学是指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显示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内涵告诉我们如何认识科学，发现科学。科学的发展带给我们很多经验，这些经验是科学的哲学批判，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我们崇拜科学，追求科学而信奉科学的真理。无论古今、中西，又或是某个地域的人对自然和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和思维向度，这些认识融入到生活中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文化表现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如实的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也如实的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格致水平即科学水平，是他们追求科学精神的产物。

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即在于这些思想和认知以及由此而表现的文化形态对他的发现者和认知者的价值。而我们今天讨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只是我们今人对其认识后于自己，于当今时代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我们无法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出来时的时代环境，也无法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的心态和感悟。我们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应当是尊重，而且是无条件的尊重，无条件的尊重不是服从，尊重是不歪曲不自以为是！发现，探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当事人”的联系。并且，探讨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都应当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的关系入手，尤其是与“当事人”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这些“不了解的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不断传承到今天就在于人的力量，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大生命力的源泉，这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发现、认识和联系人自身、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巨大作用。

因为科学认知水平的有限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纠结不定的事例有很多，今天我们对待中医的观点就是最显著的一例。中医药具有科学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医药与现代自然科学之间，有着相当的差别，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中医药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很容易被其人文化的表现形式所掩盖，因此对中医药的科学性认识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甚至有人据此认为中医药是“技术”、“前科学”、“伪科学”，而不是科学。按照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观点，中医理论因不能被证伪而被认为不科学；按照库恩的观点，中医范式只是前科学范式或传统科学范式等。针对中医药的科学性问题，学者们从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等角度对中医药的学科特性、学术地位、科学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马晓彤认为，科学即规律之学，任何探讨事物存在与发展规律的活动均属于科学，判定是否科学的标准在于活动本身的内容与性质，而与具体的探讨对象和方法无关。从这一角度出发，完全可以做出中医是科学的肯定回答。董廷汉认为，中医不符合现代医学科学定义下的科学，但它必然符合未来医学科学定义下的科学。中医理论及其临床实践不能通过实验室和数字化处理，所以不能通过现代医学科学所接受，因而它不符合现代医学科学定义下的科学概念。但是科学在发展，实验手段在进步，科学的概念也不断变化，只要不懈努力，多发现和创造两者之间的结合点，相互理解和沟通，它必然被未来医学科学所接受。西方现代科学不是惟一的科学体系，也不是检验中医是不是科学的惟一评判标准。只有树立起中医学也是科学的认识，才能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正确的把握。①

篇2

这不仅反映了《世界遗产名录》已经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遗产保护的重要工作手段，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遗产的申报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申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涨。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产品供给”，《世界遗产名录》的价值只有在存在合适甚至高涨的需求时才会凸显出来。而另一方面，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对《世界遗产名录》产生高涨的需求，也正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游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

其实，将世界遗产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并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因恰恰是旅游者年复一年涌向这些遗产地的原因。该组织公布的一项数字显示，在1998年，全世界就有近5亿人游览了552个世界遗产地。国外学者对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32个遗产景点的研究发现，它们接待的游客量占所有游客量的84%以上。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9年实施的调查也证实了旅游与世界遗产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同能吸引游客的磁铁一般，世界遗产往往成为所在国（或地区）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事实上，除了国际援助和政府拨款外，国外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保护资金恰恰来自于旅游收入，比如埃及的金字塔、罗马尼亚的别尔坦和它的要塞教堂等。

世界文化遗产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除了这种基于市场层面的价值认识之外，国际上对待遗产还存在另一个层面，即对其内在的文化及自然价值基于精神层面的认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的住宅重建和新建，欧洲城市中的历史建筑迅速消失，历史环境被破坏，城镇历史联系被割断，特色在消失。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对待历史建筑态度上的错误，意识到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和文化遗产作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突出作用，人们不仅保护文物建筑，而且开始着手全面保护城市中的旧城区，希望通过保存一些成片的历史街区，以保留历史记忆、保持城镇历史的连续性。

篇3

以包公文化园为例，2015年5月27日，集中展示和弘扬包公清官文化的肇庆市包公文化园正式开园迎客。包公文化园是广东省纪委与肇庆市委、市政府共同建设的省反腐倡廉教育基地，集廉政教育、历史文化和旅游观光于一体，开园以来，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干部职工和广大游客接受廉政教育、感受古端州文化历史和休闲娱乐的文化新地标。

包公文化园是在原包公祠基础上扩建改造而成的，总占地面积100亩，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由包公祠、清心园、文化广场、宋文化街和观景平台5部分组成。园内复原展示了包公在端州的历史场景、记载有包公廉政事迹的古砚碑等文物实物，还展示了大量包公脸谱、戏服、影视作品、包公雕塑、包公砚等工艺藏品。园内陈展实物近1400件（套），包括480件（套）文物类实物。来自各单位及社会热心人士捐赠实物达120多件（套）。

《文化月刊》：深圳文博会为推动肇庆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上，肇庆展团将推出哪些招商项目？请介绍下重点招商项目的情况，并分别介绍下各自特点。

林洁：今年我市将继续编印《文化产业招商项目手册》，截至目前，我们共收到招商项目40个，包括七星岩玉屏道教文化园修复、高要区回龙镇槎塘古村养生休闲度假区、广宁县重建龙龛寺、封开县大豪岩红色革命和文化旅游等历史文化项目；中国・砚村、螺壳山风景区、高要区金渡镇西江羚羊峡度假区、金燕文化长廊、肇庆新区文化旅游城等文化旅游项目；电视连续剧《陈焕章》《岭南画子――黎雄才》《农运先驱――周其鉴》等影视制作项目；文化创意大厦、鼎湖山音乐节庆、国汇・南国玉都等文化创意项目，以及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网商大厦网巢工坊（端州区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项目等。

今年文博会招商项目特色明显，概括来说分以下几类：

一是我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如中国・砚村项目是我市“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在全市具有龙头示范带头作用，也是全国首个以端砚文化为核心，集文化交易、艺术交流、旅游休闲、美食购物于一体的具有岭南建筑风格特色的复合型旅游文化商业项目，先后被国家、省列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广东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被纳入《肇庆市建设文化强市规划大纲》（2011―2020年）。2015年11月，成功承办了“第36届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

二是文化体制改制项目。肇庆文化创意大厦是由原肇庆市电影公司改制而引进的一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是集文化、娱乐、商务办公于一体的文化地标性建筑。

三是特色文化产业项目。这类项目都是围绕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如怀集金燕文化长廊，有利于进一步弘扬金燕文化。

四是历史文化项目。如七星岩玉屏道教文化园修复、广宁县重建龙龛寺项目。

五是文化旅游项目。如螺壳山风景区、高要区金渡镇西江羚羊峡度假区项目，有利于促进当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六是切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题，如网商大厦网巢工坊（端州区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项目。

《文化月刊》：近几年，肇庆在招商引资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已落成的端砚文化村与文化创意大厦，四会市农民影视基地项目、台湾城商业综合体等10多个项目落户肇庆，为肇庆文化产业的发展增添了一笔新的筹码。从这些项目建设的成效来看，如何认识当前肇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环境，外界投资者对肇庆的评价如何？

林洁：肇庆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人文资源、旅游资源，在肇庆发展文化产业大有可为。对文化产业利好的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近年来，我市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来培育，根据中央和省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先后出台了《肇庆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若干政策》《肇庆市关于进一步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配套政策》《肇庆市重点文艺创作扶持奖励办法》《肇庆市建设文化强市规划大纲（2011―2020年）》《肇庆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肇庆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肇庆市关于把文化产业培植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肇庆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宣传文化等相关部门积极改变工作作风，全力做好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服务工作，受到各地客商的好评。我们积极推介肇庆的优秀文化资源，大力宣传招商优惠政策，坚持以诚招商，为外地投资者做好金牌保姆式的服务工作，使众多客商前来肇庆投资创业，如第五届文博会引进了深圳市德业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落户肇庆，分别投资4.5亿元和2亿元开发建设端砚文化村与文化创意大厦。第七届文博会引进北京厚格品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拍摄了国内首部以赛车为题材的时尚动作大戏《赛车传奇》，已于2011年12月2日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引进了英国全球商业联盟落户并设立肇庆全商联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适销对路的文化科技产品。

篇4

2 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

“古村落是一个功能复合的多文化空间，它承载着生产文化、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也传递着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是文化的历时性、共时性的统一，是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集合体，也是生产、生活节律活动的承载地”。著名的古村落保护专家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既有物质的部分，也有非物质的部分，古村落就是这种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综合体，它既包括了以物质形式凝固下来的“躯体”部分，也包含了大量靠人的言行传承下来的“灵魂”部分。例如，生活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节日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艺术，这些共同形成了一整套的地方风情。由此可见，古村落文化遗产既包含了具有显性化特征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了隐藏于物质文化遗产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浮梁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江西历史文化悠久，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而掩盖在江西景德镇陶瓷文化光环下的浮梁古村落群不太为人所知，它主要包括瑶里、东埠、勒功、沧溪、江村、严台、磻溪、桃墅村等这些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古村落。经过千年积淀的浮梁古村落文化遗产类型丰富，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是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

（1）最具原真性的景观价值。浮梁古村落历史悠久，数目众多。其中，瑶里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沧溪村和严台村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浮梁古村落大多位于四面环山的自然环境中，陆路交通不便，相对闭塞，而昌江及其支流又把古村落和外面的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多样而又统一的自然环境空间布局。浮梁古村落远离市区，原真性十足。众多村落选址都依山傍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村中一山一石、一桥一水都如同一幅幅山水画，成为美好的自然景观。瑶里古时盛产制瓷原料——瓷石和釉料。所以，瑶里人们早在唐代就开始制作瓷器。有“瓷都之源”美称的瑶里古镇自古以来以瓷为业，发展了制瓷胎釉原料生产、水道运输等产业，至今保留了明清时期兴起的古码头，既有便于人们生活之用的码头，也有供瓷业运输的码头，这些都已成为瑶里古镇的特色旅游风光。此外，浮梁茶文化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朝，至今仍是重要的产茶区。这些茶园和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完美融合，每到采茶之际，茶园都是茶农忙碌的情景，构筑了天人合一的完美景象。

（2）技艺高超的建筑文化价值。游览浮梁古村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独特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徽派建筑群。由于景德镇地处赣、皖二省交界处，明清时期与徽商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因此，浮梁古村落群深受徽派建筑的影响，至今遗留下来的明清时期徽派古建居多，具有马头墙、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特色。浮梁古村落现存有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一步岭”、“蜚英坊”等牌楼、“三贡坊”街亭和“严溪锁钥”、“朝水门楼”、“张水门楼”等门楼、理学祠、敦本堂、程氏宗祠、汪氏宗祠、张氏宗祠等公共宗祠。此外，民居建筑多是院落式建筑，建筑工艺精湛，雕刻技法更是娴熟。村落建筑中处处可以看到雕刻精美、具有传统吉祥文化寓意的砖雕、木雕和石雕等，装饰性强。这些珍贵的建筑遗存反映了浮梁独具地域性的建筑景观和历史风貌，成为浮梁古村落最具价值的旅游资源。

（3）丰厚的民俗文化价值。浮梁古村落内，许多居民仍过着朴素的农家生活，自给自足，多以茶叶为经济来源，为民俗、茶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可能。浮梁古村落文化底蕴丰厚，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颇多，包括优美的民间传说、保留完整的姓氏族谱、浓厚的景德镇地方语言、著名的瑶里山歌、采茶歌、婚嫁习俗和节庆风俗等。例如，严台村的村名就有一个传说。相传东汉名士庄光因远离政治，避光武帝名讳，改名为严子陵隐居于此，与山水为伴，过着耕读和富春桥垂钓的生活，古村因此得名严溪。严台村在古代是茶叶贸易的中心地段，在景德镇瓷器艺术土壤中产生的茶文化形成了本地特有的瓷茶文化。其中，“天祥”茶号工夫红茶曾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太平洋地方博览会上获“巴拿马金质奖章”和奖状，其制作技艺堪称一绝，这些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待深入挖掘。

（4）独特的茶文化价值。浮梁产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唐代，是中国名茶和贡茶的重要产地，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区。瑶里镇被誉为“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严台、桃墅和潘溪均也是茶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古村落，生产茶叶的茶园占地面积很大，村民仍在进行茶叶种植和经营。浮梁茶文化影响下的种茶、采茶、品茶等作为特色旅游资源，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2004至今，景德镇已在浮梁举办了九届“景德镇·浮梁茶文化旅游节”，以茶文化为契机，带动浮梁古村落当地的瓷文化、茶文化、民俗旅游项目的发展。古村落如同一 个博物馆，包容性强，旅游价值极高。因此，浮梁古村落的开发势在必行，目前，瑶里古镇已形成特色旅游景区。但是，开发的前提是保护，有形的物质文化遗存与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共同承载着古村落的历史记忆，我们只有在保护中适度开发，才能够保留这优越的自然风光和原真性的生活习俗为我旅游所用。

参考文献：

WALSH K.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Museums and

heritage in the post-modern world.London：Rout-

篇5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是中华名族几千年的文化核心，是整个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根基所在。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体育的发展迅速，已经跻身奥运体育强国。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它与每个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传统的体育文化遗产遭到肆意破坏甚至消失，一些技艺不能得以流传，具有独特中华文化内涵的民族体育文化正在慢慢消失。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巨大的价值，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财富。但是现代人们的认识和保护意识比较薄弱，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面临严重挑战。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现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群体或个人认为具有游戏、教育和竞技特点的运动技能或运动艺术，以及在实践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相关实物和空间场所等。我国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体育文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区域文化得以展示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观，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国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民族特色的技艺消失，发掘与保护困难重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发达的交通工具、先进的电子产品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手机和电脑，人们更注重的是享受生活。传统的体育与时代格格不入，许多技艺的传承人也被现实社会同化，面临传承人断代的危机。现代体育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较大的冲击，现代的人们更多的关注新兴的体育项目，如篮、排、足、乒、羽、网等比较热门的体育项目，忽视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学习。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利益存在矛盾，在相同的条件下，现代的人们更看重经济利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严重缺乏，好多传承人迫于生计，更多的放弃了自己父辈遗留下来的技能。民族地区保护的意识淡薄，大都重视申报和开发，开发后的保护管理得不到足够重视，得不到延续性，开发后如何长时间的保护又是一项难题。

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保护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发明创造出来，并被广泛运用的运动艺术和技能。经研究表明具有以下价值：（一）历史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出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二）体育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传统体育项目被现代人们广泛喜爱，具有健身休闲的功能，达到体育锻炼的目的。（三）文化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文化，与历史事件、阶段、人物紧密相关，是历史发展的证物，对研究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四）教育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有大量独特的艺术技能，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五）经济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少数民族项目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是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柱，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六）养生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类体育养生项目，具有延年益寿，增进健康的价值。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巨大的价值，需要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克服保护的种种难题。第一，加大宣传的力度，让人们深入了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保护意识；第二，重点加强区域性保护，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加强对民族特色遗产的保护；第三，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给予他们更好的社会保障，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第四，构建社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体系，融入到社区文化中，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第五，重视学校教育的传承，开设部分传统体育类养生课程；第六，开展全面普查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三、结语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存在形式多样，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价值，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机，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加强保护意识。重视普查、申报和开发工作，让更多的项目得到应用，得到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1] 崔晋静，中国体育非物质遗产的存留状况[J].体育史分会.

[2] 伍娟，林志军，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10月，第30卷第5期.

篇6

以反排木鼓舞、苗族古歌、多声部情歌、苗族刺绣、苗族银饰、独木龙舟等为代表的台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苗族在深厚的传统文化、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经岁月沧桑，保存、流传下来，反映着历史文化传统和文化变迁。这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的旅游价值。

审美价值。台江苗族文化保存较好，且特色鲜明，这是进行旅游开发的物质形态基础。其工艺品、表演艺术、民族服饰等，展示着苗族的生活风貌、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情趣。

历史价值。台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如民风民俗、方言习语、、节庆庙会等等。旅游者可以从中动态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

文化价值。台江保存了大部分中国苗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一片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种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等学科领域文化形式的土地，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个不可多得的苗学考察基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

科考价值。台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经过千百年的沉淀传承又相对完整地保留着，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剧作家提供了考察研究的范本。

经济价值。台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所以蕴涵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台江通过对民间艺术进行真实展演和对民俗文化进行旅游开发，已经有效、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启示二：要制定对台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措施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要制定措施加强保护，为红阳大草场、玉龙潭、翁密河漂流、中国苗疆银都――施洞及红阳、九摆民族旅游村寨等景区景点注入旅游生命力，达到民族文化与自然风光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科学开发效果，走一条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加强普查、主动申遗。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从而有效地保护其历史、科考、教育、文化、审美旅游价值，为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保存原貌、精心设计。正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民俗文化村、民族手工艺旅游纪念品和实景舞台剧等形式大力挖掘和提升苗族文化，有机地与旅游经济开发结合起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型自然景观资源实体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成功途径。

篇7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72-05

辽西，从人文地理学上的角度考察，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1]。从现有的行政区划考察，辽西地区是指辽河平原以西与河北省、接壤的辽宁省西部地区，共包括锦州、朝阳、阜新、盘锦、葫芦岛五市。因本文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区域文化特质，因此，这里的“辽西”采用的是人文地理学区域概念。

辽西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地域特色凸显，内涵丰富厚重等特征。这里有标志着物种发轫的“古生物化石群”①、具有人类非凡意义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标志着万年文明起步的查海文化遗址、有中华文明曙光之称的红山文化遗址。同时，较之辽海文化的其他区域，这里有着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数量大、品类多、高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辽西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对区域文化、社会发展、人文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遗存，且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独特价值。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深远而厚重

在4000年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辽河、大辽河流域居住的原始人群是汉族的先民，他们创造的红山文化奠定了辽西地区汉文化的底色。在随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辽西成为少数民族异常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里生存、争夺、迁徙，在创造本族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文化板块的结构和元素，使辽西成为民族融合特征明显、少数民族特质不断凸显的文化区域。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是辽西最为活跃的少数民族。山戎包括多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实体，史称“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史记》卷100，“匈奴列传”）。公元前7世纪，山戎被齐击败溃散，后返回原地，因这一部分山戎居住在匈奴东，被称为东胡，“山戎、东胡实为一族，时代不同，名称遂异”[2]。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两族自内蒙古草原东北部南下进入辽西地区。乌桓原为东胡的一部分，史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后汉书》卷120，“乌桓传”）它曾长期臣服于强大的匈奴，居住在大兴安岭南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战击溃匈奴后，乌桓摆脱了沉重的奴役和控制，南迁至辽西的老哈河流域。公元1世纪，随着乌桓的入塞，鲜卑的一支――东部鲜卑也大批南迁至辽西地区。西晋末年，鲜卑族进入空前活跃和繁盛时期，慕容鲜卑以辽西为基地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三燕政权以龙城（今朝阳地区）为都城或留都经营辽西地区，前后共计80年，创造了厚重的“三燕文化”。契丹隶属于宇文鲜卑部，公元4世纪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5世纪进入辽西腹地，为避高句丽和活动在漠北的柔然人之扰，部分契丹人入居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地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后以辽西为中心，以东北为基地，几度征伐，契丹统治者占领了北部中国，并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契丹文化。女真族的先人，曾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女真部落，长期为辽所控制。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并于1117年至1120年间，攻占了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及其腹地，将辽西纳入了其统治区域。至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辽西，女真人统治辽西近100年，进一步改变了该区域地域文化的诸多要素。蒙古族原居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山林地带。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后，四处征伐。1214年，木华黎率蒙古军队南下，于次年基本控制了辽西地区。由于上述政治及地缘因素，辽西成为蒙古族的重要生活区域，蒙古族人长期与汉、满、朝鲜、锡伯等民族杂居，不但发展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为辽西地区留下了诸多高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丰富性和融合性特征

辽西地域文化有着“走廊”和“熔炉”两个鲜明的特性，它既是联接东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廊道，也是民族迁徙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诸多民族在此流转和共存，并且在文化交流中不断的得到融合。辽西走廊既是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它不但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3]，也是堪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相比的重要历史――民族走廊。起源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古商族、孤竹、山戎、东胡、徒河、俞人、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存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粟末H、女真、蒙古、锡伯族等。且诸多民族长期同时并存，深度融合。隋唐时期，汉、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粟末H等民族在辽西混居。辽金元时期，在辽西杂居的民族有汉、契丹、库莫奚、女真、高句丽、蒙古等民族。辽西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少数民族之间的聚合。在历史上，这些民族最原始的碰撞状态是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战争，只有他们被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下时，才进入暂时的相对稳定期。这时，他们采取通好、通商、通婚等方式进行交流。暴力也好，温和也罢，无论何种方式，充盈其中的总是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二个层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聚合。在远古时期，辽西就有了汉文化的积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了少数民族和汉文化的交融。自夏、商起，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辽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碰撞中不断走向融合。在上述环境下产生并留存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量多，品类丰富，具有承接历史和民族融合的文化内蕴。

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丰富，主要有以下七类，一是古人类活动遗迹，包括山戎、东胡、徒河等游牧民族的徒河城、紫蒙城，乌桓、鲜卑民族的龙城、徒河新城、新昌黎、棘城等城址，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宜州、懿州、显州、广宁府、乾州、辽上京、辽中京遗址等城址，朝阳西三家辽代村落、喀左南公营子王爷府、赤峰的喀喇沁蒙古亲王府等遗址。二是陵墓等建筑遗产，包括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北票北燕宰相冯素弗夫妇墓、葫芦岛大卧铺辽金画像石墓、凌源石羊石虎辽代古墓遗址、建平辽墓、医巫闾山辽代皇陵墓群、阜新辽名将古墓群、辽代萧氏古墓群、喀喇沁蒙古右翼王陵、赤峰辽祖州、祖陵遗址等。三是寺庙，包括义县奉国寺、阜新瑞应寺、普安寺、阜蒙县佑安寺、德惠寺、彰武圣经寺、北票惠宁寺、凌源万祥寺、赤峰召庙、福慧寺、寺、龙泉寺等。四是摩崖造像，主要包括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彰武千佛山摩崖造像等。五是古塔，主要包括朝阳北塔、南塔、锦州广济寺塔、广胜寺塔、阜新闾州辽塔、东塔山塔、凌峰塔、葫芦岛前卫斜塔、大塔、塔子沟塔、赤峰中京大明塔等。六是出土实物，主要有朝阳出土的慕容鲜卑族的金步摇、梯形棺、鸭型玻璃注、七宝塔、龙凤罐、阜新出土的绿釉鸡冠壶、滑石狮、鎏金铜牌饰、白釉黑彩童子灯、钧釉碗、青花玉壶春瓶、各代的墓志铭等。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蒙古勒津乌力格尔、蒙古勒津婚礼、蒙古勒津安代、蒙古勒津好来宝、蒙古勒津刺绣、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瑞应寺庙会、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吉祥寺扎布、兴城满族秧歌、赤峰阿日奔苏木婚礼、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蒙古族服饰图案、敖汉传说故事等。

由于多民族频繁流徙承继，民族间不断融合，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出强烈的融合性特征。朝阳的北塔，在政权更替与历史传承中实现了佛教与各民族及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北塔的修建，经历了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历史时期。北塔所在的位置，是慕容鲜卑修建的和龙宫，北魏在和龙宫基础上创建了土木结构阁楼式塔――思燕佛图；隋代在思燕佛图的基础上修建了方形空洞式十五级密檐砖塔；唐代对此塔进行了装饰和修缮；辽代对北塔进行了两次重修，使其成为一座有着宽大台座、须弥座和塔身雕饰复杂的十三级叠涩密檐式密宗佛塔。今日的北塔，仅从结构上，就能领略到多重文化叠加的神韵，沿廊道可清晰地目睹雕有龙、虎、朱雀等图案的三燕时期的宫殿柱础石，北魏时期“思燕佛图”的夯土台基，隋塔遗迹，唐塔砖砌塔基和辽塔砖砌塔基，五朝遗迹并存一塔，堪称奇迹。朝阳周边隋唐时期的鲁善都墓等出土的“深目高鼻的胡商俑、满载行李的骆驼、昂首嘶鸣的战马、浓眉大眼面施粉彩的H俑”[4]，体现了契丹、库莫奚、H、汉族文化及异域文化的相互渗透及融合。位于赤峰宁城县的辽中京遗址，是辽鼎盛时期的标志。城市的整体规划、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在吸收汉族城市营建模式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契丹族的传统居住习俗和草原生活特点，被誉为“契丹族创造性的吸收汉文化的典范之作”[5]。号称藏传佛教国庙之一的瑞应寺，具有蒙、汉、藏、满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阜新、朝阳、赤峰地区的辽代契丹族古墓众多，古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是以中国图案画为特点的石雕艺术品。这些画像石采用的是汉族人的雕刻方法，画像石具备了中国画的特点，以线条作为主要表现手法，是装饰画和线雕、浮雕相结合的产物。画像石的题材是反映契丹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整体构图既表达了契丹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融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深刻体现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的影响和浸润。海棠山摩崖造像，是辽传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它是由活佛请来和当地的蒙古族能工巧匠，巧妙构思，精心雕刻而成的，是“藏传佛教美术与清代阜新地域蒙古民间艺术深刻融合的代表，充分显示出蒙古族工匠精湛高超的雕刻技艺及其强烈的民族审美取向”[6]。

三、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可辨识性特征

辽西诸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尽管是在文化传承、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中形成的，却丝毫无法遮蔽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它们有着强烈的可辨识性特征。

这些文化遗产，都渗透着各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包括价值取向、情感表达、审美情趣等。

三燕鲜卑遗存相对于三燕文化，契丹遗存相对于辽文化，蒙古勒津及藏传佛教遗存相对于辽西蒙古族文化，都是重要的辨识体和核心价值承载体。创造了三燕文化的慕容鲜卑是一个有着开拓、创造精神和艺术特质的民族。他们在公元3-4世纪首创了双马镫，后来通过高句丽人，慕容鲜卑的马具系统应用到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使骑射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越，对骑兵的发展和战争的作用十分巨大。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两件木芯包鎏金铜皮的马镫以及铁马甲等马具[7]，北票房身北沟八号墓、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朝阳十二台乡砖厂一号墓等出土的包括衔镳、鞍、镫等主要构件的马具[8]，就是这一创造的明证。冯素弗墓出土的梯形棺，前大后小，前宽后窄，前高后低。梯形棺为慕容鲜卑人最先使用，并逐渐影响中原，到唐代，在全国流行。朝阳多处鲜卑墓出土的金步摇冠饰，“在双塔区他拉皋镇的木营子鲜卑墓、朝阳县柳城乡袁台子三号墓、王坟山一号墓、西营子乡田草沟一号墓、北票市章营子乡房身二号墓、八家子乡喇嘛洞三燕墓、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都出土金步摇冠饰”[9]。形制各异，设计精巧，结构繁复，纹饰美轮美奂。此外还有冠饰、金牌饰、金扣、金钗、银钗、金戒指、指环、手镯等饰品。三燕的马具同样制作精良，在工艺和装饰上流行铜鎏金、镂孔技术，鎏金包片正面多錾刻各种纹饰，如龟背纹、三肢纹、蟠龙纹、兴龙纹、舞龙纹、单凤纹、对凤纹、鹿首凤纹、羊首凤纹、人首凤纹等。这些华贵的饰品和马具体现了慕容鲜卑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质。鲜卑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承继者，他们的艺术承接了匈奴人的造型风格，融入了自身的宗教观和艺术观，极力推崇外部自然力，崇拜神兽。同时，纹饰中龙纹的大量出现，也表明慕容鲜卑的审美观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开放、流动、进取、兼容并蓄，是辽文化的基本特征，崇山自由、奔放，是契丹人的民族性格，粗犷豪放、稚拙朴素，是辽代的重要美学特征。上述种种，在辽西的契丹族文化遗存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鸡冠壶是契丹的特色器物，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瑰丽奇葩，鸡冠壶的形制和纹样多次发生变化，由扁身单孔式，到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壶身的纹饰、色彩等多次发生变化，鸡冠壶的产生和演变，是辽代陶瓷精美化的一部分，折射出契丹族因时而动，吸收时代精神与异质文化，充实本民族文化，发展新文化的进取、开放情怀。契丹人钟情于绿草、清水、蓝天、白云，喜爱各种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在以藏于阜新市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为代表的三彩器上，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多应用了水波、葵花、、牡丹、蝴蝶等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充分体现了契丹人崇尚自然和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契丹人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如鸡冠壶压印的线条粗犷、跳脱，体现着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赤峰、朝阳、阜新等地墓葬遗存的壁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早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的《放牧图》和《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以及喀喇沁旗娄子店辽墓中的《游牧生活图》等[10]多以契丹游牧生活为题材，用笔简约，线条明快，色彩简单，格调清新，这是契丹文化青春期的主基调。中、晚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中的《宴饮图》等[11]，多以契丹贵族的宴饮、出行、归来为题材，在人物和动物造型上更趋写实和准确，构图略显繁复，色彩较之早期更显鲜艳和绚丽，这既有处于繁盛期及衰退期的契丹文化心态的反映，也有汉文化影响的印记。尽管早期和中、晚期题材、风格有异，但在辽墓壁画中，契丹民族豪放、质朴的美学追求却贯穿始终。

勇猛善战、刚毅劲健、崇尚自然、适度内敛，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蒙古族的性格特质。他们的审美观充满着杂糅性，即糅合着阳光崇高和宁静和谐的审美因子，阳光崇高是蒙古族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经过藏传佛教的改造，蒙古族的精神世界开始趋向宁静和谐。以蒙古勒津文化和藏传佛教遗址为核心的辽西地区蒙古族文化遗存群，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投射点。辽西的蒙古族，源自多个部落，尤以聚居阜新的蒙古勒津部发展最为强劲，他们在狩猎、游牧和农耕生活中，创造了东蒙短调民歌、胡仁乌力格尔、安代、好来宝、民间器乐曲等非物质文化。东蒙短调民歌利用四胡、马头琴、扬琴、管、竹笛、笙、九音锣等乐器伴奏，节拍鲜明，曲调流畅，旋律风格多样，或微风拂柳，或万马奔腾，或深沉委婉，或情趣横生。歌中常出现虎豹、骏马、雄鹰、羊羔、苍松翠柏等体现蒙古族精神的元素。安代是把歌、舞、踏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装饰、造型均体现出热情奔放、朴实刚劲、节奏明快的特点。蒙古勒津民间器乐曲，既有蒙古族固有的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风格，也有着清邈、肃穆、庄重的宗教韵味。作为蒙古族聚居区，阜新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内联东北各地，外通蒙古族其他聚居区，而被选为藏传佛教东传的基地。一时间，阜新庙宇林立，建于1699年的瑞应寺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寺庙，民间有“喇嘛寺（即瑞应寺）有名喇嘛三千六，无名喇嘛赛牛毛”之说，“瑞应寺成为当时东蒙地区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的中心”[12]。瑞应寺所包含的文化体系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习俗、礼仪、典章制度、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唐卡佛画等外部文化表现，还有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医学、逻辑、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等。如其中的“查玛舞”、“经箱乐”、“哲理论辩”等传承至今，成为融合了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传统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个文化体系的最高价值理念是教育喇嘛实现人生慈悲利众精神，倡导破除自私欲望，为众生效劳、谋福，才能成就佛果。这种理念所寄寓的宗教情怀联通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瑞应寺所承载的文化与理念，就是那个时代蒙古族民众的灵魂主宰和精神归宿，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特色浓郁的辽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今人及来者，均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挖掘这些文化遗存，以及人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主客体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历史文化认知、艺术濡染、精神提升及助推经济发展等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地强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认为“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遗迹、遗物和文化承载体，它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印记，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人们，先人是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生存的困境，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中创造着历史，发展着自身，改变着世界。这些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与各阶段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不断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二是丰富时代的艺术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

辽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种类繁多、价值丰厚的艺术作品，主要有建筑、石窟、壁画、陶瓷艺术、摩崖造像、装饰、音乐、舞蹈等。通过对上述艺术品的发掘、保护、展示和艺术性阐释，会不断地丰富着时代的艺术世界。除了具有审美、愉悦、欣赏和史料价值外，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14]。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价值。

三是参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建构，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和景区游览服务是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与文化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因此，充分保护、整合和开发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发挥它的游览、观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它的文化价值，联通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表演、旅游商品制销等产业，能够有效地参与地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建构。同时，上述产业的繁盛，还会带动餐饮、交通、旅店业、娱乐等相关行业的繁荣，有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崔向东.论辽西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2]佟冬.中国东北史（一）[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161.

[3].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4]林声，彭定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2.

[5]潘照东.赤峰在内蒙古草原文化中的区域特色与地位[J].实践，2009，7.

[6]王秋义.辽宁地域文化通览・阜新卷[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207.

[7]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文物，1973，3.

[8]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A].徐基.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袁台子壁画墓[J].文物，1984，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J].文物，1979，11.

[9]牛驰.辽宁地域文化通览・朝阳传[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207.

[10]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石棺画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期；项春松.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11]项春松.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篇8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45-0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已被社会所重视，它即是本民族的传承，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中国历史文明的一部分，它不仅记录着民族历史的繁衍变迁，也融合了强大的民族精神。因此，对于我国非遗的保护及传承问题至关重要，它关乎我国民族文化对外的发扬，也可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保障。许多国家接受的是我国现代化文明及发展，却并不了解我国为之坚守保护的一些传统文化，或者根本没有途径接触到这些。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对于抢救这些古老文明显得尤为重要。

近几年，中央电视台创作并播出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例如纪录片《中国记忆》，它是针对中国濒危的非遗项目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寻和整合，以纪录片的形式重新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该片精心挑选出30个非遗项目，以尊重原貌为宗旨，对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濒危状况等进行跟踪拍摄。而《舌尖上的中国》更是以独特的视觉切入，配以精美的画面，带给观众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国外观众很自然地对一些传统的制作工艺产生兴趣，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初步了解。这些优秀的非遗纪录片不仅向本国受众传播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同时也肩负起了对外传播其文化内涵的重任。

一、立体回视中国历史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要围绕我国故宫的稀世珍宝展开，然而每一件稀世珍宝又与历史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反映出中国过去与现在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的状况。例如该片在讲述陶瓷组修复唐三彩马的片段中，观众得知唐三彩马作为陪葬品在唐代非常盛行，从而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朝文化的绚丽多彩；木器组修复的木雕佛像经千年岁月的冲刷洗礼，金漆虽已剥落，木胎肌理，然而辽金时期的宗教文化可由此窥见一斑。通过对器物的修复和手工艺人的描绘，当下的文物修复者与上一任修复者之间，凭借流传下来的修复技艺得到有效对话，贯穿古今，展现了我国辉煌鼎盛的历史。

二、多角度体现国家形象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是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李西科・古兹曼的名言，其形象地道明了纪录片在国家、民族历史上的地位。[1]也正因如此，纪录片可以最直观地表现出一个国家的形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发展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国家形象构成要素的丰富性，与纪录片题材内容的丰富多样性相一致，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塑造及传播国家形象的前提与基础。当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对应的中国文化也就在国际上得到了理解，因而形成文化认同。导演陈晓卿曾说：“《舌尖上的中国》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舌尖上的感动，另一部分是正在变化中的中国，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我们希望观众从中国人对美食的热爱里读到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从中国人对生活热爱里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和发展。”[2]《舌尖上的中国》虽描绘了众多平凡老百姓的厨房故事，却也代表着劳动者的伟大和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诸多的细节共同刻画了博大渊源的中华文化和包容稳重的国家形象。

三、国际化的文化通融

中国文化是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化，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文化来源并不知晓。当前我国谋求和平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有利于我国和平外交，也是中国文化输向世界的良好窗口。

“共同”是文化间的桥梁。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创作中，纪录片导演们既明白中国传统的文化该用何种方式巧妙展现，也能够把握国际化的一种接受审视方式。《留住手艺》是央视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纪录片，其中有一集名为《神奇的万载花炮》，讲述了江西万载有一种濒临失传的制作花炮的古老技艺，让观众了解了花炮的起源与发展。花炮兴起于唐朝，后传至日本、朝r乃至全世界，其生产过程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烟花的发明，人们把鞭炮和烟花统称为“花炮”。如今许多国家仍然会燃放花炮。该纪录片不但将古老中国的形象展现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而且也在现代化的生活中找寻到了与之呼应、能与国际范围内受众进行文化交流的契机。

参考文献：

[1]张桐，朱涵天.浅析纪录片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关系--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J].速读（中旬），2015，（6）：317.

篇9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拥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拥有十分丰富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分类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的决议，界定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含义，基本上沿用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义。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详细地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括的范围。至此，作为一个特定的专业术语――“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从国内学术界主流的观点看，基本认可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界定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2005年我国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文化、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这里的“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各种口头表述，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包括传统戏曲、音乐、歌舞以及宗教和民间信仰意识等表现形式；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包括重要的节庆、游戏、运动和重要集会等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包括时空观、宇宙观，对宇宙和宗教的信仰，关于天文和气象的知识和预言，农耕活动和知识等；传统的手工技能和文化创造形式，包括传统的冶炼、医药知识和实践，书法和传统绘画，食品和烹饪技艺等；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中可以看出，一般把其划分为上述六类。但在我国目前的实践中，大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10大类基础上调整为13大类，即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曲艺；杂技；传统武术、体育与竞技；传统美术、工艺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及其他工艺技术；传统医学和药学；民俗和文化空间等。这是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基础上，借鉴国际规范，提出的目前分类体系，也是一个动态的分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及特征

资源价值及特征是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本质特征，是资源价值评价的核心和基础，具体归纳为六类。一是历史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带有特定时代的历史特点，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道德习俗。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从而达到真实还原历史的目的。二是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文化活化石。其文化价值有三个特点：其独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反映该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具有不可重复性；累积性，是指在该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文化；多样性，是指非物质文化内容的丰富和创新发展。三是精神价值。是指文化遗产自身所深深蕴藏着的、在长期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的、积极向上的、有凝聚力号召力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包含了发展的经验、生存的智慧，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在内的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和核心。四是科学价值。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含有相当程度的科学因素和成分，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为我们提供了积极丰富的具有学术价值的史料，比如我国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医学药学等就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五是审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生活风貌、审美情趣和艺术创造力；比如很多传统艺术品在形象、色彩、意境、风情及艺术、哲学、宗教等方面带给人们精神上或情绪上的审美感染力，即使在今天也值得大家欣赏和研究。六是时代价值。包括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大量的各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就构成了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即教育价值；经济价值指的是在做好抢救和保护的前提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资源合理开发，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利用与旅游开发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和特征我们可以发现，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将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既可以作为独具特色的旅游吸引物，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又可以作为保护和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旅游资源。许多精品的旅游线路和产品都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价值中提炼出来的。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独特性使其可能成为稀有的旅游资源。这种稀有的旅游资源极大地满足了旅游者追新求异的好奇心，所以可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独特性开发出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多样性为旅游产品的多元化的开发提供了基础。目前我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了13大类，不同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分类开发成不同的旅游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旅游产品的内容和形式，能够满足各种文化背景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旅游者的旅游需求。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要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积极发掘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促进因素，注意回避其不良影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旅游的发展能够相得益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

1、比较成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是收藏和展示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也是以记录、录像的形式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其特点是主要按照固态形式展出。从实践来看，该模式虽然展示内容齐全，但表现形式不生动。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模式。即一种以展现非遗为主题，以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休闲娱乐为目的，建立极强参与性和知识性的主题景区。其中民俗文化类的主题公园占有很大比例，民俗度假村属于原生自然浓缩式的具体形式。其特点是主体突出，综合性强，有一定的参与度，但投资周期长，风险大。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旅游节庆模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最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节庆模式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通过民俗或庙会的形式展示。一类是民俗节日旅游，即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开发成一种观光和参与相结合的旅游活动。另一类是民俗活动旅游，即以传统的民俗节庆活动为主题，举办专门的文化旅游活动，是在现代旅游发展过程中专门开发的节日活动。但无论哪类节庆模式，都有很强的时效性。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化表演模式。将适宜开发利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搬上舞台，通过表演形式展示给游客。舞台化可以提高效率，符合旅游者滞留时间短的特征。舞台化给游客以轻松的感觉，其唯美性满足了游客放飞心情。但其产品形式单一，有时过于商业化。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开发模式。这类模式是对静态博物馆模式的改造，弥补了静态博物馆在满足旅游者参与体验方面的不足，通常表现为民族文化村（寨）形式，也称为生态博物馆。主要是针对那些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古风貌保存相对完好的民族村寨，依托该村寨特有的民居建筑、民俗风情、民族手工艺开展文化遗产旅游。六是手工艺制作模式。民族工艺是各族劳动为适应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就地取材，以手工或半机械方式制作的工艺品及生产过程。由于各地的历史风俗、地理环境、审美观点的不同，民族工艺各具特色。民族工艺历史悠久，构思巧妙，技艺高超，制作过程多系手工操作，观赏性、收藏性强，特别能激发游客的兴趣和购买欲望。让手工艺人用传统的工艺方法现场进行制作，将制作过程完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游客既可以购买产品，更亲眼观赏制作过程，还可以亲手制作，亲身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模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成旅游纪念品等形式进行展示，可制作旅游纪念品、旅游用品、旅游食品、旅游书籍音响等，出售给游客，增加旅游的附加值。

2、评价及建议

对于上述七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结合旅游的特点，通过综合分析，本文建议如下：一是在旅游开发中综合运用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或者非遗旅游和传统旅游整合开发。这七种开发模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单种模式作为一条旅游线路就显得单一，因而可以在一条旅游线路上融合几种模式，将其优点发挥最大；同时也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和传统的旅游线路结合起来推广，这样旅游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游客的反映效果会更好。二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模式中，除博物馆模式外，其他模式开发时都可以增加游客体验环节。增加游客体验是目前旅游市场发展的需要，让游客实际感知旅游产品或服务的品质或性能，可以满足游客的参与意愿，充分地调动游客的积极性。三是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时，可以充分地运用目前的一些最新科技，让旅游产品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体现当代的时代感，与时俱进。非物质文化旅游产品也只有坚持不断的发展创新才能保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满足日新月异的旅游需求，这样的旅游产品既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又能提升非遗旅游的附加值。

四、结论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是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合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选择合适的开发模式，既有效丰富旅游项目的内容，激发游客的兴趣，使旅游业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又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

（注：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1B776）。）

【参考文献】

[1] 艾琳、卢欣石：草原生态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0（1）.

[2] 杨森、张仲谋：2001―200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3]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篇1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4-50（8）

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和万里长城一样，是古代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和永远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大运河是一条积淀丰厚的文化遗产长廊，沿线文化遗存众多，沿岸风光无限，景观独具魅力，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切实保护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不仅具有丰硕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已有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阐述，本文拟从突出普遍价值的角度来分析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1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大运河文化遗产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四条标准，其突出普遍价值（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简称OUV）可以从特点和内涵两个角度来理解。

1.1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特点

1.1.1 巨型的文化线路

作为巨型文化线路的大运河遗产是为了漕运而由中国历代中央政府修筑的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特点是线路漫长，体量庞大，内容广泛，串联点多，跨越区域众多，影响范围广大。大运河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挺立不屈的脊梁，那么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则是民族流动不息的血脉。[1]

1.1.2 类别丰富的多元遗产

大运河水路总体上是为了特定目的――漕运而开凿的一项有预定计划的由政府负责实施的工程体系，除了工程本身由于跨越广阔而不同的自然区域十分庞杂外，运河工程的日常维护管理和行政管理也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并设有专门负责的国家政府部门，加上历代变迁，大运河遗产的内容十分复杂，但正因如此也就呈现出了今日运河遗产类型包括水工遗存、附属遗存和相关遗产这样丰富而多元的特质。

1.1.3 继往开来的活态遗产

在中国大运河的十个代表性河段中，至今仍有800公里发挥着航运的功能。淮扬运河段的历史河道基本保持着原有线路走向，延续着大运河的航运功能，而里运河也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主要输水线路。江南运河段是运河中形成最早、自然条件最好、连续运用时间最长的河段。浙东运河在用河道基本保持了历史上原有的线位，至今发挥着重要的航运、水利作用（图1）。

1.2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内涵

1.2.1 农业社会土木工程的最高成就

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水利水运工程的杰作，中国历代运河的修建者、维护者、利用者在复杂多变的水文环境、错综复杂的地貌与地质结构等困难条件下，巧妙利用沿线江河湖泊等多样的水资源条件，经过持续的建设和不断地适应与改造自然，实现了世界上最早、最惊人的水资源时空调度，它显示了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代表了人类农业文明时期的技术巅峰（图2）。

1.2.2 维系封建王朝安危的国之命脉

漕运是大运河修建和维护的动因，大运河是漕运的载体。大运河沿线的现存的河道、水工设施、配套设施是漕运这一已消逝的文化传统的最有力见证；而围绕漕运而产生的文化交流、族群融合、商业繁荣，也在大运河相关遗产中得到呈现。大运河为建构帝国文明的框架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一提供了支撑。

1.2.3 沟通南北的母亲河

大运河穿越城市时成为城市水道的一部分，并且催生、孕育了一批因运河而繁衍生息的城镇和众多村庄，形成了运河两岸的土地利用和人类聚居格局，成为推动沿线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因。同时，洛阳、苏州、扬州、杭州这些重要的枢纽城市凭借与大运河的密切关联又发挥出巨大的辐射作用，使得大运河成为真正沟通南北的母亲河（图3）。

1.2.4 大一统思想的巨制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始终遵循着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而大运河正是中国自古以来大一统政治哲学思想的印证，并成为中国人共有的大一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纽带，经由历史的积淀而最终形成中国人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母体记忆。

2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现状分析

2.1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存现状分析

2.1.1 历史格局基本完整

现存的大运河遗产从春秋至清代的历史格局基本上是完整的。大运河主线河道（含遗址）的留存比例约为 85%。大运河作为巨型系列遗产，包括了所有表现其突出普遍价值的必要因素，并完整地表现出运河遗产的发展和演进过程，在遗产构成方面具有高度完整性。[2]

2.1.2 遗产属性与价值功能完备

虽然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水源自然条件区别很大，开凿时间和历史沿革不同，技术各有特色，每个河段现存的各段河道和沿线遗产的保存和使用现状也不尽然一致。但作为系列遗产整体而呈现的杰出品质，代表了大运河随着区域文明形态发展、演变的时空特征，能够支撑、展现该遗产蕴含的突出普遍价值。传统运河工程的创造性和技术体系在今天依然富有典范性；运河对中国或区域文明始终具有持续的、意义重大的影响――包括历史上大运河的用途和功能、以及延续至今的贡献。以大运河以上属性为基础，大运河的水工遗存、附属遗存、相关遗产的价值功能都依然完备。

2.1.3 遗产要素保存完整

根据对列入大运河申报范围的85处遗产要素单体保存现状进行评估，共71处基本保存完好，其中18处要素作为考古遗址，价值特征得以良好保存。14处要素遗存主体保存完好，局部存在轻微残损。

2.1.4 部分遗产要素保护现状堪忧

在历史格局基本完整、遗产属性与价值功能完备的前提下，大运河的保护现状也存在不少问题。

近年来运河北方河段长期断流，致使河道萎缩、工程设施严重破坏，部分河道、滩区被占用，或沦为容纳污水的场所；济宁以南通航的水道，与古运河逐渐分离，遗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河道成为区域水利工程，原运河的工程设施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多数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河道被占用，闸坝废弃。河道萎缩和水利功能蜕化后，运河遗产很快遭到破坏，更使运河行洪能力削弱甚至消失，使河道和周边区域生态和景观环境恶化。而且由于一直以来缺乏前沿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随着工程建设、航道整治等重大工程的相继开展，部分运河工程和沿线留存的水柜、运河河道逐渐废弃，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工程遭受破坏。

同时，由于大运河流经的是中国中东部最发达的区域，目前仍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经历着迅速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使大运河面临着一定的城乡建设压力和水利航运建设压力。

2.2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法规和制度保护现状分析

2.2.1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现状分析

国务院于2006年将京杭大运河整体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又将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遗产整体纳入大运河项目，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基于法律保护和规划保护，大运河所有遗产要素和遗产各组成部分在法规上得到了不同层面的保护。文化部于2012年通过了部门规章《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大运河沿线各城市也于2012年9月在扬州举办的运博会暨世界运河名城大会上共同制定并签署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关于保护大运河遗产的联合协定》。大运河遗产保护总体性规划经国务院同意，由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公布实施，省市段保护规划也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当然，支持突出普遍价值的保护体系虽已建立，但基于不同利用管理目标下的法规体系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中呈现出矛盾和冲突，大运河遗产点和河段涉及大量在用水工设施、运河河道等仍然承担着重要的防洪、灌溉、生态等水利功能。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保护与河道、在用的水利设施的管理要求之间存在着以下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单位强调时间坐标，倾向于“静止”状态的保护[3]。而大运河仍然发挥着重要的防洪、灌溉、供水、生态和航运等功能，面临着发展的要求，比如防洪要求、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要求、航道升级要求等。因此，现有的法律法规仍然有较重的文保单位管理模式而难以适应大运河这样一个巨型活态的庞大遗产保护管理的实际需要。大运河全段性的专项立法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一致认同，因而未能实行。而由各省市分别立法的设想，因为时间关系也只有山东省、扬州市等部分省市完成立法或规范性文件制订，大多数省、市只是以一份政府的通知代替（表1）。

2.2.2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管理机制及机构现状分析

目前，基于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各遗产要素由国家文物部门，水利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城市机构以及其它部门负责具体管理工作。这种由分属于多个行业、多个行政区域的管理机构分别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的模式，符合大运河遗产构成要素类型多样、规模宏大的特点，有利于大运河价值的维护和延续的保护管理，尤其是针对在用河道、湖泊和水工设施、历史文化街区等具有与传统的文物古迹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需求的遗产要素，能够有效地发挥专业优势、利用地方行政资源[4]

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与协调机制已获得省部际会商小组的全部21个成员单位的认可、并纳入了国家级总体保护规划和专项法规，意味着行业领域之间、地区之间已达成共识。其中，国家部委和省级政府层面的协调机制、以及省、市内部的协同管理机制已落实并在过去几年的保护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体现了有效性和合理性。

当然，为有效保护大运河的突出普遍价值，部分日常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尚需提高，利益相关者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尚需进一步加强，部分省、市内部的协同管理机制应在具体层面进一步完善。

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增加了大运河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在国内，不同的功能对应着不同的政府管理主体，也就意味着管辖范围的重合和管理手段的冲突等。多年来，部分运河处于多部门管理且又难以有效管理的境地。大运河跨越8省（市）、流经35个城市，涉及文物、水利、航运、交通、城建、环保、发改委、国土资源等10多个管理部门。目前，在国家宏观层面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运河管理机构，而是根据功能，被分散在水利部、建设部、国土部、交通部、文物局等部门；在各省市，基本上由各地的相对应部门管理。管理职能交叉，保护及管理状况复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涉及多个省市，各地、各部门的保护观念也存在差距，具体保护措施难以统一，发生破坏行为时责任也难以界定和追究。

2.3 大运河文化遗产利用现状分析

除原始的航运、水利功能存续外，目前，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和旅游开发仍为利用的主要形式。

2.3.1 展示

在大运河遗产要素中以遗产展示为主要功能的包括25处。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展示方式来看，遗址展示、博物馆、陈列馆展示、多媒体展示等方式仅在个别遗产地运用，如山东聊城的运河文化博物馆和杭州的中国京杭运河博物馆，对于运河文化遗产的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实景展示、标识与解说展示、运河遗产小道展示、艺术展示等方式用在运河遗产展示的时间尚短、经验不足，目前并未真正广泛应用。从具有展示功能的遗产要素的价值阐释的有效性来看，少数以遗产展示为主要功能的遗产要素的展示效果较好。部分水工遗存虽然具有景观展示功能，也向公众开放，但缺乏明确的展示主题，或展示主题与大运河遗产价值的关联度较低。此外，还有部分遗产要素未采取展示措施。

2.3.2 旅游

旅游开发是大运河遗产利用的另一主要形式，大运河沿线拥有众多的旅游资源，有运河沿岸各种文化节庆及带来的品牌符号，有各地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天津的杨柳青、嘉兴的灶头文化等；中国的“唐诗之路”就是基于隋唐大运河背景之下的文化之路。[5]在千余年的历史演进中，大运河孕育出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景观，且不说其漫长的河道、无数的码头、船闸、桥梁、堤坝以及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庙宇和驿站，就是那些厚重的精神产品，如文学、艺术、民俗、史学等等不同领域的精神镜像，也都可以为大运河旅游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源、灵感与思路（图4）。

随着大运河申遗步伐的加快，从国家到地方都越来越重视京杭大运河的旅游开发。2013年，国家旅游局委托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院设计的《京杭大运河旅游总体规划》出台。在江苏省编制的旅游发展规划中，也正式提出了“一圈三沿一轴”的旅游发展布局，而其中的“一轴”就是以沿河风貌为轴的古运河旅游线。无锡市确定了“古今对话，中西结合，演绎历史长河，再现人与水共生的繁荣景象”的古运河开发主题。苏州市着力打造“吴文化重镇”，已建成了城水相依的环古城运河旅游风貌区，进入了运河整治的第三期工程。扬州市则依托古运河两岸人文古迹、水利工程和都市风貌，包装“古运河水乡之旅”， 提出将古运河沿线打造成“东方的莱茵河”，打出“中国运河 ”、“中国漕运”的城市招牌。杭州市紧紧围绕“江河湖溪四水共绕的山水城市”目标，要将古运河打造成能与巴黎塞纳河媲美的世界级旅游品牌。绍兴市按照“天人合一”、“古今同源”理念，打造古运河历史文化风景线（图5）。

然而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大运河文化遗产分布范围宏大，目前尚未形成专门的旅游项目和独立的游线。当下被纳入旅游规划的项目，一是较长的线性的河道遗存中，部分有水路游线和沿河的遗产小道，二是相对短的河道遗存和其他遗产要素，通常是根据其景观特点和各自独立的地区层面的文化价值被纳入城市、区域旅游项目。

大运河沿线的旅游成熟度也表现出不均衡现象：少数位于城区、景观良好的遗产地的旅游设施比较完善、游客管理较规范、形成较好的游客与遗产景观互动的局面（如杭州），游客量相应也很高（图6）；而大部分遗产地旅游成熟度都非常低，也缺乏旅游设施和游客管理制度以及构成旅游价值的其他方面元素。最为关键的是，目前缺乏针对“中国大运河”突出普遍价值的展示和旅游计划。

在当前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不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动力冲击下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目前，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进行环境整治、发展经济，对运河古道进行大肆绿化、美化、固化，用混凝土或水泥砌砖作为衬砌与防护材料，并截弯取直，在美观的同时却也破坏了河流水系与土地及其生物环境间的物质能量循环，降低了运河的自净能力；有些城市为了建设所谓的运河文化旅游区，将运河古道进行景观化改造后，对原运河管理设施或附属建筑等进行整修，并在其周围建设了仿古街区，形成购物、休闲、美食、古玩店、艺术创作等一条龙的步行街。这种“孤岛化”的文物保护策略破坏了遗产原本的生存环境背景，使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大大受损。在一些地方，已经是非常脆弱的原生态的大运河文化遗产被撕成碎片，各种利益群体就可能各取所需，在分享运河遗产之羹时将再度破坏其原有之风貌，损害其文脉。在现代文明和过度开发的冲击下，大运河独有的文化景观正在迅速流失，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正面临消亡的危险。所以，当大运河进入申遗时代，面对残存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笔者认为必须实施强制性保护措施，抵制对大运河文化的“开发”和“利用”。

3 申遗背景下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对于情系大运河的无数运河儿女，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也许，在大运河的实用逐渐淡化，文化价值充分显现的时代，使其进入全球视野，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遗产”就是最好的回报方式。不过，感动于大运河的恩泽，回报其成为“世界遗产”只能说是特定时期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最有价值的回报应当是使运河得到长期的、可持续的保护，使其永续长流。

3.1 基于其突出普遍价值的保护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很明确，即真实完整地保存、保护大运河的突出普遍价值，延续、增进大运河的生机和活力，加强对遗产价值的认知、维护和传播，使之发挥促进遗产地文化、社会、经济与生态和谐演进的重要作用；从而不断提高保护与维护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能力，促进实现大运河遗产的整体保护。因此，如何进行整体保护并贯彻保存和延续全部遗产要素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是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推动大运河遗产保护和永续利用并重，将文化遗产作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同时，发挥各部门优势，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保护大运河遗产价值的共识，统筹大运河遗产本体与相关文化资源的融合，推动大运河遗产综合保护与展示体系的构建，促进大运河遗产地的和谐发展。

3.1.1 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大运河遗产要素按照其各自的功能和用途、类型、状态，分别属不同的行业管理，依据文物、水利、交通、建设等不同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进行保护。因此，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是一项跨行业、多领域的工作，涉及文物、交通、水利、环保、国土、建设等各领域相关机构和众多利益相关者。目前，国内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无法涵盖大运河保护、管理、利用所面临的问题。《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更适用于古迹、遗址类遗产，而对跨地域、跨行业的大型线性遗产大运河来说并不完全适用。

从国外经验来看，以运河著称的国家多数都制定了运河法，如1912年的 《巴拿马运河法》，1896年日本的《河川法》（后逐渐延伸出《运河法》），法国的《公共水域及运河条例》等。而中国大运河的保护、管理与利用缺乏一部专项行政法规。《长城保护条例》已于2006年12月 起 施 行，其中“国家对长城实行整体保护、分段管理”，这一点对运河来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对大运河的保护管理应当制定专门的法规性文件，可以参照制定 《大运河保护条例》，对大运河保护的基本指导思想、原则、主要内容、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审批程序、专项保护资金的设立、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推动大运河的保护与管理工作走上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轨道。

3.1.2 进一步强化协调机制

长期以来大运河的保护和整治，存在条块分割、多头并管的局面，缺乏整体保护规划和统一的管理协调机制。这成为制约大运河保护和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管理活动的影响来看，由于大运河遗产是个开放性的遗产，不是封闭的一个建筑群或风景区，大运河分属不同行业的机构管辖，存在一种多部门管理的特殊性。大运河作为一条河段，主要管理部门是水利部门；而在市级层面运河的水文情况则是由水文局负责管理。作为一条黄金航道，交通航运部门也是大运河的管理部门，在江苏省的江南运河段，管理运河的是各市的交通部门，而在苏北地区，管理运河航运的则是一个省交通厅直属的苏北运河航道管理处。以大运河扬州段为例，境内的大运河航道并不属扬州市的交通部门管理，大运河水质的监测管理部门则是环境保护部门，河堤的用地管理部门是国土部门，河堤上防护林又由农林部门负责管理。

因此，大运河遗产的保护管理应建立健全多部门协调合作、共同管理机制，在适当时机，可参照对长江、黄河、淮河等河流管理模式，设立一体化的运河专职管理机构，也可由文物主管部门作为牵头单位，各相关部门为主要配合机构，建立多部门协调合作、共同管理机制。各部门以职能为基础，密切配合，明确并承担大运河遗产保护中的相关责任，做到职权责统一。相对来说，这种安排涉及的部门利益分割较少，比较可行。也可以借鉴长城管理模式，实行“整体保护、分段管理”。固化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建立一个规范的长期性行使保护职能的保护机构。同样，在省、市、县三级也成立相应的管理部门来协调大运河保护的事宜。在此基础上，将大运河的保护工作作为一项全面而系统的工程，聚集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健全大运河立体保护的长效机制（图7）。

3.1.3 进一步完善保护措施

一是设计保护标识并沿保护界线设置界桩。各地应根据遗产现状和遗产区范围，设置遗产区界桩和缓冲区界桩，作为遗产保护的依据，并按要求对遗产区和缓冲区严格保护。

二要健全档案系统。结合大运河遗产研究的历史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完善大运河遗产档案。全面采集现存实物信息，落实信息记录、管理和研究，使现存历史信息获得真实、全面的永久保存。同时，实现各遗产地档案与大运河遗产监测与档案系统总平台的数据交换。

三要搞好保护工程。包括历史环境保护、建设环境整治、污染防治。历史环境保护是指保护与大运河遗产密切相关的山形水系、古树名木、历史植被，结合展示需求对局部环境进行重点修复。建设环境整治是指对不利于本体保存、有损遗产价值的、破坏遗址景观和谐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进行迁移、改造，满足保障遗存安全、维护遗址景观协调和生态安全的要求。污染防治是指遗产区和缓冲区内应杜绝垃圾污染、防治水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四要加强监测管理。大运河作为线性活态的文化遗产，覆盖了8个省（直辖市）、35座城市，各地的遗产类型、保存状况不一，带来了遗产监测的多样性。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共同研讨，在扬州段平台指标的基础上，兼顾全段情况，制订出大运河遗产监测通用指标体系。各地在监测预警工作中，应充分运用这一套通用指标体系。

3.2 保护前提下的的利用

如何在传承与保护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运河文化资源，以其促进城市繁荣、提升文化软实力，目前已成为各界人士热议的话题。有的专家提出，若想提高运河经济效益，最佳途径便是深度开发沿岸旅游资源，建设世界一流的优秀旅游城市。也有专家提出要发展运河文化创意产业。我们认为，申遗仅仅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运河的保护与发展，除了航运、调水、灌溉、防洪等原始功能之外，大运河遗产具有丰厚的历史、科学、艺术、经济等价值，因此吸引了沿线地区对运河的开发利用热情，但如何以科学的眼光去做好保护与利用工作，值得深入探讨。比如，一谈到保护，人们往往就以为是要重新开凿古运河，要重建漕运总署，重建运河枢纽工程及附属设施等，这些都是很严重的误区。

大运河遗产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合理利用运河，正是为了留给中华民族子孙后代一条真实的运河，一条可以看见就能追根溯源的运河。重要的是让大运河文化遗产以可以感受的文化价值呈现在世人面前，彰显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的普世价值，我们需要利用大运河，利用这条母亲河来唤醒所有民众的母体记忆，来激活大众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让世人感知到中华文明的渊源博大。

3.2.1 对于运河功能的发展利用

管理保护运河的目标之一当然就是让大运河的持续在用的遗产要素能继续发挥其功能，按照遗产三类要素各自具有的价值特征及其对遗产整体的价值贡献进行有效的保护利用，以保护大运河延续至今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为目标，维护当前功能，合理配置有利于价值阐释的展示、游憩功能。

对在用河道能继续保有其航运功能。维护、发挥好高等级航道的货运功能，充分发挥内河航运所具有的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小的优势。维持货运功能弱化或取消的航道的通航条件，积极发展客运及旅游航运。

在大运河的水利功能方面，重点保障南水北调通道和重要防洪通道的水利功能，实现跨流域的水资源合理配置。发挥其他河道的防洪、供水等功能，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生态、景观、游憩功能方面，不断提升所有在用河道的生态、景观功能，在符合航运和水利要求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游憩功能。对沿线湖泊要保护、优化湖泊的景观游憩功能。

在用水工设施方面要保护和维护在用的桥、堤坝、码头的交通、水利功能，使传统运河工程的科学技术价值得以延续。在历史文化街区方面要保存、延续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和传统，根据街区的使用特点和保护要求有限度合理安排展示和旅游。

对于中止了原始功能的遗产要素，以促进其开放性和公益性为目标，利用功能以遗产保护与展示为主，允许与遗产价值相容的、适度的再利用。这里的“再利用”，主要是强化重新利用为景观河道的河道遗址的价值阐释作用。例如，杭州的富义仓遗址，作为运河的附属遗存，在经营项目上可以思考如何与大运河的普世价值有直接关联。扬州的卢绍绪盐商住宅在利用为餐饮场所，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体验到维扬菜肴的风味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强化其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关联的阐释空间。对现状未利用的水工设施和管理设施，应通过展示，发挥遗产的社会效益。[6]

3.2.2 对于运河文化价值的挖掘和提炼

就大运河文化而言，是一种“活态的、线性的文化遗产”，它具有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千余年来大运河是因其不断的创新变化而成就了运河沿岸的文明，因而我们在继承前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之时，同时也有责任为后人留下经过我们创新的“文化遗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申遗只是过程，保护和发展才是目的”的价值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大运河焕发生机，创造出新的文化形象和符号。基于此，在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尚不足以完全保证大运河文化永世传承的前提下，聚合大运河的文化元素发展相关的运河文化产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静态保护、循旧守成终究不是文化延展的方向所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要不断使这种世代相传的“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创造和共享文化遗产的人们有着历史感和认同感，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所以，创新文化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国内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管理与利用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故的罗哲文先生提出将中国大运河的研究工作提升到“运河学”高度来认识的，建立一门全新的“运河学”学科。在中国，敦煌学、长城学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系统研究都呈现出新气象。但从文化遗产角度对运河进行挖掘和提炼还比较薄弱。而运河本身是鲜活的，它涉及文物、遗产、历史、景观、艺术、文学、建筑、规划、管理、考古、经济等众多领域，“运河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做出进一步的挖掘和提炼，同时，这也将成为一门理论性、实践性、管理性和经营性多方面兼顾的学科。

3.2.3 对运河遗产产业的再认识

遗产产业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提供遗产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遗产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也就是生产遗产产品和提供遗产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体的总和。从行业门类上分，包括遗产旅游、遗产信息服务、遗产教育、遗产娱乐、遗产产品创意设计、遗产广告咨询、遗产鉴定修复以及遗产复制与公众展示等。

大运河遗产的产业功能本身并不是其本质属性，而是由其初始功能 （ 收藏、保存、保护、修复、研究、展示、教育等） 衍生出来的。运河遗产既然具有休闲游憩、发展经济功能，而广大人民又迫切需要，就应该进行合理疏导，做好遗产产业开发工作。

当然，必须明确的是，“保护”优先是推进运河文化产业进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前提。鉴于目前文化建设的浪潮风起云涌，但又没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设计来保证传统的文化遗产不发生变异的现状，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必要的。因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很容易出现急功近利导致的盲目、过度的“产业化”开发，从而把运河文化产业带入到一个无序混乱的境地，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作家冯骥才认为，文化可以有产业，但不可以“产业化”，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化一旦产生了就必须按商业规律来运作，这一定会伤害文化的自身原则和追求。所以，这就有必要谨慎思考在“优先”保护原则下的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的方略。[7]

随着运河文化产业的科学化建立，一系列项目也能应运而生，比如研究项目、宣传推广项目、公众参与项目、教育项目、展示和旅游项目等，以此来进一步完善基于突出普遍价值的运河文化，促进、鼓励对遗产价值的高度公众意识。

参考文献：

[1] 童明康.丝绸之路：走向世界遗产的历史旅途[J].建筑与文化，200，（12）：56.

[2]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R]. 北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13：328.

[3] 闫卫平，应晓萍.大运河申遗现存问题及未来展望[N].中国文化报，2012-12-20.

[4] 楼舒，林轶扬.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改造若干问题的探索[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3，（50）：173.

篇11

根据《2015-202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分析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亟待新的文化元素形成“新生态”从而抵御外力侵蚀，由此，一个新的文化维度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渐渐走进公众视野；如何发挥其与当代主流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耦合效应的载体价值，进而怎样对当代大学生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共识课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生存现状与价值定位

遗产保护起源于欧洲。始于1790年法国。与国外相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保护尚处于发展期。以西安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组织了近千人次“非遗”传承人走进了20多所高校，开展了40多场活动，受众总计达10万多人次。然而5年来10万学子中没有一人主动提出学艺……另据西安有关业内人士指出，从近几年“非遗”保护工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在认识上比以前提高了。但是，重申报轻挖掘的情况愈演愈烈，一些申报者奔着经济利益而来；而对于大学生来讲，某种意义上无法真正靠近，因为“非遗”短时内很难跟他们的生活、学业产生关联……[1]

现状显示，作为传统优秀文化组成部分的活态的、民间的“非遗”在当下学界的讨论盛宴中较少被涉及，这源于研究者多将优秀传统文化聚焦为圣贤语录、经典文献和精英表述，而忽视了“非遗”的载人育人“活化石”价值――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敬业、友善”等信条在“非遗”中均可以触摸甚至感受到直观的价值内涵和文化理念。而对于“非遗”的价值定位，给出了科学诠释：“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思想维度“边缘化”因素分析

1、当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非主流思潮冲击

时下一度泛滥的“”思潮，对主流价值观百般挑剔、丑化，再借助当下自媒体手段应用，复制以大量碎片化信息误导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表现在文化上则体现出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其中虚无主义的文化主要否认人生和世界意义等；技术主义的文化则是借助于传媒技术，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虚拟化――即人被技术所制造的虚拟世界控制了；而享乐主义的文化则成了消费最直接的产品形态，甚至有的超出一般的享乐主义范畴，一度成为某些腐化、低俗甚至假丑恶意念的培植“温床”……

一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能没有敬畏和信仰，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指出的“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3]当前对“非遗”的思想维度认识，体现了事实上的文化基因和归属意识，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非遗”都是唯一性，完全可以印载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应附载于更多的思想底蕴和内涵，特别是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思想有机切合，发挥出特殊的育人、载人效果，形成新的“思想生态”功能。

2、大学生受众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解的思维局限

大学生作为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和主创体，责任艰巨。以西安为例，西安市“非遗”博物馆内，有40000多件“非遗”和民间工艺实物，600多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的艺术档案。目前西安有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如何能在青年一代手中把这些文化遗产完好地保存下去，真正走进大学生的意识理念中显得尤为迫切。当前“非遗”进入高校的方式虽也呈现出多元化，如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举办“非遗”专题展览等，但由于缺乏创新思维，过多的传统手段使学生直觉的认为“非遗”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艺术形式，对如何传承和感知其思想维度则无从下手。因此我们应该以“动态继承”的理念对“非遗”进行整合，不断挖掘和提炼“非遗”的思想内涵价值，更好的发挥其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意识理念的作用。[4]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主流价值观的当下耦合效应不足

篇12

关键词：ICOMOS；跨文化；误读；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乐黛云，200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在全球进行的世界遗产申报与评估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联合国专家对申报国遗产的一些误读，其中对文化遗产的误读更加常见，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误读尤为突出。这种误读，使得负责世界文化遗产评估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产生认识偏差和不足，从而使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被低估，申报成功机率降低。为此，笔者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和评估材料为范本，从跨文化角度对这种误读进行分析，提出产生误读的四大原因，希望能引起人们对此类问题的深思。

一、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估与申报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确认的具有非同寻常的普泛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以及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4类。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能否列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录》，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遴选标准。根据2005年2月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的第77节规定，凡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须至少符合下列1项标准(见表1)，并同时符合真实性和完整性标准。

每年一度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审批，主要是由ICOMOS根据各国递交的申报文本和ICOMOS专家的实际考察，出具评估报告(Advisory Body Evaluation)，由世界遗产委员会最后审批确定。报告一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申报国陈述(Justification by the State Party)，第二部分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价(Evaluation by ICOMOS)，其中有品质(Qualities)、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e)、ICOMOS对未来行动的建议(ICOMO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action)、简要描述(Brief Description)、建议(Recommendations)等。ICOMOS专家对我国历年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看法在这些评估报告中得以集中体现，同时他们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误读也在此反映出来，本文对这些误读进行的跨文化解析就是建立在分析这些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的。

二、误读产生的原因

1. 东西方审美观的差异

西方人崇尚人工美、形式美，强调整齐、对称、均衡，推崇圆和正方形等构图形式，注重个性与秩序，试图用程式化和规范化的模式来确定艺术美的标准与尺度，这种美学思想长时期左右着西方的建筑、雕刻、舞蹈和戏剧等艺术。中国人崇尚自然美、情趣美，注重意境、神韵的营造，“不求形似求生韵”(徐渭语)，追求以形写神，追求主观情感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的艺术效果。东西方审美观的差异使得西方人很难理解、认同、欣赏中国的许多文化遗产，由此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产生一些误读。

ICOMOS专家对1997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园林的误读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评估报告中，ICOMOS对苏州园林的总体评述如下：

苏州古典园林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和营构建筑，创造出容天纳地的山水写意园。苏州园林依据老子和庄子的玄奥理论，模仿自然景色布局，以满足中国人理智与情感上的需求。园林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创造出迷宫般复杂的布局和一连串的视觉刺激。

这种描述反映的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人眼里的苏州园林，只看到苏州园林的形式美(labyrinthine layouts)，看到园林“悦目”(visual surprises)的一面。而苏州园林所隐含的“意境”――即一切要素洒脱自如，既不追求对称，也没有任何规矩可寻，相反却山水环抱，曲折婉蜒，不仅花草树木任自然之原貌，即使人工建筑也尽量顺应自然而参差错落，力求与自然相融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真正意境，ICOMOS的评价中却只字未提，即看不到其“赏心”的一面。这种误读就是由于东西方审美观的差异造成的。

2. 东西方言语表达方式的差异

汉语语言由于受到中国人直觉、模糊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表达方式上具有流散、疏放、重意合不重形合的特点。这种言语表达方式的特点使得中方世界遗产的申报材料里充斥了不求精确、模糊华丽的词藻，而非具体、精确、有特征的描述。频繁使用“大概、差不多”等模糊概念的字眼，随意使用“天下第一”、“无以伦比”等夸张的言语，大量使用形容词和各种修辞手法，极力渲染。但是，华丽的文风和词藻由于体现不出地方特色，所以对于偏好逻辑性、精确性思维的西方读者，这样的申报材料令他们觉得“过于浮夸、空洞无物”，显得罗嗦、累赘，“美”不忍睹。1996年申报的丽江古城中方的申报材料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申报材料是这样描述丽江的：

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较高综合价值和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它集中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风情，体现了当时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风格统一的建筑群体，尺度适宜的居住建筑，亲切宜人的空间环境以及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内容等，使其有别于中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建设祟自然，求实效，尚率直，善兼容的可贵特质更体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城镇建筑中所特有的人类创造精神和进步意义。它的存在为人类城市建设史的研究、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一种空洞无物、模糊不清、茫然不知所云的陈述，难怪ICOMOS专家在未来行动的建议(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action)中这样说：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上古城的众多数量，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建议中国方面提供一份中国历史名城的比较分析，简要地说明预备清单上的那些古城被选上的原因以及提议将其申报为世界遗产所依据的标准。

3. 中国深层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

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看，文化的结构有3个层次：表层文化、中介文化和深层文化。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属于表层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属于中介文化，而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观、道德伦理、等属于深层文化。这3个层次的文化中，表层文化最易把握，一般误读的情况比较少，中介文化次之，而深层文化是最难把握的，出现误读的时候比较多。中国文化，由于本身更注重深层文化的发展，加之5000年的积累与沉淀，尤其精深、博大。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深层文化复杂载体的中国文化遗产，自然也难以解读。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都感到难以把握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层内涵，对ICOMOS专家来说更是勉为其难，所以，ICOMOS专家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误读就不足为怪了。

ICOMOS专家对我国1997年申报的平遥古城不能准确解读也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ICOMOS对平遥古城的总体描述是：

平遥古城建于14世纪，是保存完好的中国汉民族城市的杰出范例，它的城市结构展示了汉帝国五个多世纪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的演化过程。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与银行业有关的雄伟建筑，与这些建筑相关联的是平遥是19、20世纪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

ICOMOS专家看出了平遥古城在古代的商业地位，也看出了“平遥古城建于14世纪，是保存完好的中国汉民族城市的杰出范例”，但无法把握更深层次的东西。实际上，平遥古城的意义绝非仅止于此。其价值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平遥古城是依据汉族传统“礼制”规划建设起来的，无论是建设选址、建筑风格，还是殿堂配置都是儒家文化思想在建筑上的集中反映。平遥古城区是由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蚰蜒巷构成的，街巷格局中轴对称，经纬交织，井井有条，主次有序，反映出儒家的等级制度思想。左以文庙及魁星楼为首的文系建筑，右以武庙为首的武系建筑，体现了“左文右武”的儒家崇文重礼思想。以城内南大街为轴，上首城隍庙，下首平遥县衙，东西相对称，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城墙上的3000个垛口，72座敌楼，象征着孔子三千弟子及七十二贤人。 (2) 平遥古城的总体布局是仿照古人康乐永寿的图腾吉祥物神龟设计的。平遥号称“龟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乌龟乃长生、神灵之物，象征长寿、财富，以及神力，这种仿生布局凝聚着古人对平遥城坚如磐石、安然无恙、永世长存的希冀。

这种隐藏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背后的深层文化含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好把握了，对于西方人，更是难上加难。

再比如ICOMOS对我国2000年申报的皖南古村落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

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保存完备的拥有复杂供水系统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

可以看出，ICOMOS专家看到了皖南古村落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 也认识到中国的村落也是文化遗存的重要场所，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意义：“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保存完备的拥有复杂供水系统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

但是，西递和宏村两个村落建筑的价值远不止这些，宏村的“牛”形仿生规划反映出的中国古人图腾崇拜，西递村的船形布局反映出的中国民间风水文化，对于西方专家来说根本无法理解。而这恰恰是我方提出皖南古村落符合标准Ⅱ的根本原因所在，标准Ⅱ强调的是在一定区域内，对城镇规划景观设计产生的影响。实际上，皖南古村落的仿生景观设计和风水模式布局，对后来的村落布局、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ICOMOS专家对中国图腾崇拜和风水文化缺乏了解，使得皖南古村落的文化价值没有被全面认识到，而判定皖南古村落不符合标准Ⅱ。这种误读给我们留下很多遗憾。

4. 中国人民对某遗产所怀有的特殊情感

一个民族对自己本族的遗产往往怀有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本族集团成员对它很容易理解，另一民族文化集团的人们却不易察觉，误读就容易产生。 以长城为例，长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抵御异邦入侵、众志成城的象征，西方人常常无法理解这一点。美国灵智广告公司为飞利浦精英移动电话设计中国市场商业广告时，以中国长城为背景，以一位精英人士“坐”在长城上，用飞利浦移动电话通话为创意。此创意也被做成户外广告，在中国投放。然而不久，此广告就受到中国人的不满，最后被中国政府下令撤销。该广告的失败之处在于外国人没有充分理解长城作为一个象征性文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和地位，中国人对长城所怀有的特殊情感，因而就未能预见“坐”在长城的画面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而受到抵制。

ICOMOS对长城是这样评价的：

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1368~1644)，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它在建筑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ICOMOS专家看到了长城的军事、历史和建筑艺术价值，却忽略了中国人民对长城所怀有的特殊情感。长城绵延万里、巍峨壮观、气势磅礴，充分展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中国人民坚强意志和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的象征，是民族心灵的寄托和归属，“你知道长城有多长? 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表达了中国人对长城的深厚情感。这是ICOMOS专家所无法体会和明白的，因此误读的产生就在所难免了。

三、结论

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凯恩斯决定》的修改草案，规定自2006年起《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每年只可申报两项世界遗产，其中至少要有1项是自然遗产，这意味着今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难度显著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分析ICOMOS专家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存在的误读以及误读产生的原因，从而减少误读，提高申报成功机率，实现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跨文化认同，促使更多的遗产申报成功就成为一件意义重大而紧迫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乐黛云.跨文化之桥[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3] 晓勤.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规划保护方案保护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世杰等译.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 冲突与多元并存[R].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Advisory Bodyvaluation[EB/OL].http：///archive/advisorybodyevaluation／437／438／440／441／705／778／779／812／911／1001／1002/1004/1039/pdf.2004-09-19.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ICOMOS Experts’ Misreading of Chines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s

XIONG Guan，FEI Xuejun，YAO Baorong (School of Tourism，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篇13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3-0071-02

文化遗产是指由先人创造并保留至今的一切文化遗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经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文化遗产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智慧，沉淀了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资源和物质财富，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基础。本文通过对三个代表性国家文化遗产的法律界定、分类与分级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与整理，希望有助于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做到知彼知己，同时，也希望对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的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有所参考与借鉴。

一、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日本是以法律的形式对无形文化遗产实行保护最早的国家，也是最早提出无形文化遗产概念的国家。1950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于同年8月29日开始实施，在总则的第二条为文化财所下的定义中，其内容包括了五个方面：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及传统建筑群落；其中“无形文化财”是指那些具有较高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传统戏剧、音乐、工艺技术及其他无形文化载体。因为无形文化财所具有的“无形性”特征给指定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因此，人们在指定无形文化财时也常常将这些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表演艺术家或工艺美术家们一并指定。但他们本身并不叫“无形文化财”。另外，在保护有形民俗文化财的同时也对具有重要价值的生产生活习俗、信仰、节日和民俗艺术等无形的民俗财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

《文化财保护法》规定，对被指定的无形文化财进行保存和实施记录整理，以及对传承者进行培养等经费的支出，要由公费负担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还建立起了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技能保持者”制度，即所谓的“人间国宝”制度。对拥有这些重要无形文化财技能的个人或团体（技能保持者）也同时给予认定，即认定为前述的所谓“人间国宝”。关于认定的程序：一般是先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文化厅在咨询文化财专门调查会成员的基础上筛选出认定名单，提交文化审议会审议，经审议通过后，由文部科学大臣最终批准并颁发认定书。文化厅长官负责监督被认定的“人间国宝”，人间国宝在传承绝技时，要进行记录、保存并公开，使他们实现艺术价值。

在具体操作上，认定分为三种形式：对具有高度技能的个人进行认定，称为“个项认定”；对两人以上成为一体共同表现的技能保持者进行认定，称为“综合认定”；对技艺表现上缺少个人特征，且属多人共同表现从而形成一体感的整体技能保持者进行认定，称为“保持者团体认定”。这些“人间国宝”每年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200万日元补助金，以鼓励他们不断提高技艺和悉心培养后继传承者，但须向政府报告该款项的用途。同时，文化厅还对技能保持者（人间国宝）所属团体，或技能保持团体培养后继传承的事业，也进行资金补贴。

《文化财保护法》尽管只是一部日本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对后来整个国际社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的制定、对于人们观念的更新，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事实也证明，这部法律对日本乃之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今天教科文组织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借鉴于这部法律。日本的保护实践也表明，政府的重视和法律制度的健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日本之所以能够比较好地保存传统文化的秘诀之一。

二、法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国家。1840年，法国颁布了《历史性建筑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保护文物的法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法律法规上还体现得不那么充分。但是它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欧洲对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法国的“文化遗产日”规定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所有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公立博物馆免门票，像卢浮宫、凯旋门等著名博物馆和历史古迹也在免费开放之列。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它们可以得到税收优惠。“文化遗产日”的前几天，法国文化部和各省的文化机构都会向公众推荐参观名录，全国的参观点达一万多个。“文化遗产日”那天，人们扶老携幼，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了法国民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

在法国“文化遗产日”活动的影响下，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也蓬勃地开展了起来。1991年，欧洲理事会确立了“欧洲文化遗产日”，同年欧洲其他数十个国家陆续举办这项活动，有了第一个“欧洲文化遗产日”。从此，“文化遗产日”成为全欧洲的活动。现在，40多个欧洲国家每年都在9月的第三个周末举办“文化遗产日”活动。可见，法国设立的“文化遗产日”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社会乃至世界在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意大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意大利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国内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化的国家。意大利具有较为完备的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它除了在1889年制定《文学艺术版权法》外，还制定了关于文化遗产及传统手工业保护的法律。意大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的保护制度之主要特点体现在：民间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享受无限期。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而使用民间文化的，不仅要征得文化行政部门的许可，还要缴纳一定的使用费，把收来的使用费以基金的形式进行管理。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提出了“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的理念。规定历史文化中心区90%的原住居民必须留下来，保护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的原有生活状态，实现“同样的人住同样的地方”。像建于公元一世纪的阿雷纳露天剧场这样的历史文化遗迹至今保存完好，每年在这里举办歌剧节，意大利的音乐文化，吸引着五六十万游客。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旅游的兴旺，也是本国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亮点。生态博物馆就是把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遗产如传统的磨坊、酿酒坊、打铁作坊、甚至过去烧炭的土窑等，和浓郁的乡村节庆、传统歌舞、服饰等传统文化习俗、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体化地、整体互动地保护起来，展示给外来的旅人，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整体性保护，又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