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篇2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篇3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22-04

一､引言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国际资本流动逐渐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便捷的融资环境,加快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有效配置｡然而,任何事物都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20世纪末几次大的金融危机均从不同程度反映出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及破坏性,为此,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问题日渐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从研究文献上看,马克思（1867）是这一研究问题的最初涉猎者｡马克思通过对黄金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研究揭示出“资本流出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到了一个加速器的作用”,为今后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广泛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Krugman（1979） ､Flood and Garber（1986）提出了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指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导致危机和资本逆转的必然性;M.Obstfeld(1994,1995)在国际收支危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危机预期模型,认为投资者基于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进而实施的投机行为是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从而也是国际资本流动逆转的原因之一;Diamond and Dybvig(1983)表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会加剧资本逆转的程度从而加深危机的破坏性;Radelet and Sachs (1998)从实证角度证实了Diamond and Dybvig的研究结论;Krugman(1998)､Dooley(2000)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新兴国家资本流动的逆转原因,并认定新兴国家严重的道德风险是国际资本流动突发逆转及金融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在国内,不少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丁楠(2002)､邓小巧(2002)､王元龙(2003)等学者分别从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我国资本流动的构成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上述研究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推进了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研究进程｡与此同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尚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从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角度进行分析,关于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直接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关于我国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研究往往是从资本流动的构成角度进行逐一分析,且多为定性分析,缺乏整体的量化分析｡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测算体系,通过测算把握资本流动的安全状况,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监管提供必要的现实依据｡本文依据经济安全研究中常用的概率分析法,运用目前国内外通用的资本流动预警指标对近十年来我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程度进行整体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资本流动的潜在安全问题｡

二､中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测算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界定与数值划分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将国际资本流动运行的金融安全态势定义为以下四种:安全､基本安全､风险和危机｡安全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存在较低的金融风险;基本安全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存在金融风险,但在合理控制范围之内;风险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的金融风险日益累积､未得到化解;危机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的金融风险恶化以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后两种状态是广义上的国际资本流动金融不安全,其中风险状态是潜在金融不安全,危机状态为实际金融不安全｡此外,为了后文定量分析的需要｡我们赋予上述四种状态以A､B､C､D四种安全等级,并划分不同数值范围(数值越高表示安全度越好),具体如表1所示｡

(二)测算指标的选取与量化分析

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莫里斯・戈尔茨曾提出七项经济预警指标,其中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有: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经常项目差额占GDP之比和资本流入结构｡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对金融危机预测也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此外,姜洪､焦津强(1999),姜旭朝､孟艳(2000),闻岳春､严谷军(2000),冯文伟(2002),王元龙(2003)等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资本流动的开放情况,选择如下指标作为衡量现阶段我国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的主要依据｡

偿债率II｡传统意义上的偿债率是指当前外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出口收汇的比率,它是衡量外债规模和一国偿债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但是,这种偿债率仅考虑了经常项目对一国偿债能力的影响,与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现实相差甚远,准确性并不很强｡因此,我们在此选择的是修正偿债率,其计算公式为:偿债率II=当年还本付息额/当年外汇储备｡由于外汇储备来源于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在短期内可以提供偿债保证,用它作分母能够反映一国国际收支状况对还本付息的承受能力,其考察范围比单独考察出口一项更为全面｡一般认为,偿债率不超过30%-50%是安全的,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上､下增减10%作为警戒线｡

负债率｡它是指一国当年外债余额占当年GDP之比,表明一国经济发展对外债的依赖程度,是衡量一国负债能力和风险的主要指标｡国际上公认的最高限度为40%,将此值作为“基本安全”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10%得出警戒线｡

外汇储备/外债余额｡外汇储备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作为举债的保证和清偿的手段｡该指标是反映一国偿还能力的重要指标｡其国际警戒线区间为:30%-50%,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上､下增减10%作为警戒线｡

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这一指标是衡量一国快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一国外汇储备越多,越可增强债权人对债务国偿还债款的信心｡该指标的国际警戒线为不小于100%,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的上限,上､下增减100%作为警戒线｡此外,一般认为当外汇储备超过短期外债余额的5倍时,将会因大量的资源闲置而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当外汇储备/短期外债>500%时,我们将认为金融运行状态又回落为“风险”状态｡

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是用于衡量一国资本流入结构是否合理的指标,该指标的快速上升往往被认为是债务危机的征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值为25%,将此值作为“基本安全”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10%得出警戒线｡

经常项目差额/GDP｡该指标主要反映一国对外经济部门的竞争能力,如果逆差占GDP的比重持续过大,说明其创汇部门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外贸收支严重失衡｡持续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构成影响一国经济对外均衡的主要因素｡对于汇率相对固定的国家而言,为了达到新的均衡,其汇率可能会在某一因素的触发下突然间大幅贬值,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上一般认为不超过5%是安全的,在此将其作为“基本安全”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1%作为警戒线｡

外汇储备/M2｡该指标是基于供求平衡原则下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一个指标｡由于目前国际上关于广义货币统计的口径不同,所以该指标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根据我国多年的经验,选择12%作为“基本安全” 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3%作为警戒线｡

(FDI+经常项目差额)/GDP｡资本流动的构成及一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成为一国对外经济部门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用外商直接投资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还是用易于外逃的证券投资来弥补将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越高,接受投资国就越不会因为资本突然的外逃而遭受损失｡国际上公认的合理区间为-2.5%-5%,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上､下增减1%作为警戒线｡

(三)数据处理

在进行具体的测算之前,我们还应把测算指标在各个年度的实际值转化为分数值,即进行指标值到分数值的映射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1)当指标值越大越安全时,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Si=分数下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2)当指标值越小越安全时,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Si=分数上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3）当指标某点最安全,离开该区间越远越不安全时,又分以下三种情况:

①指标处于“安全”状态时:

Si=100-2指标值-(警戒上限+警戒下限)/2×(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②指标越大越安全时:

Si=分数下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③指标越小越安全时：

Si=分数上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四)具体测算

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为测算数据的主要来源,并选取1995-2004年作为基本测算年度｡首先,根据数据来源中的原始数据整理计算出我国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测算指标的实际值(见表3);其次,采用前述数据处理方法对此实际值进行分数映射,并运用公式(1)进行测算,求得资本流动的综合安全指数T;最后,根据求得的综合安全指数T对照表1进行安全状况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

T=∑ Si/i (1)

其中,Si表示第i个指标的分数,i表示指标个数;T∈[0,100],i=1,2…8｡

由表4可以看出,在参加测算的10个基本年度里,我国资本流动有4年(1996､1997､1998､2001)显示为“安全”,6年(1995､1999､2000､2002､2003､2004)显示为“基本安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是较好的｡然而,如果从综合安全指数T的走势及个别指标角度看,上述结论是不太全面的｡我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还存在如下潜在问题:

1.综合安全指数走势不平稳,具体表现为“两起两落”｡我国资本流动综合安全指数的走势存在着一定波动性,具有明显的两起两落现象:1997年我国综合安全指数T达到最高值82.59分,随后一路下跌至2000年的75.29分｡2001年恢复到81.04分,但此后又呈现出下降趋势｡近两年来该指标一直位于76分以下｡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安全｡因此应注意维持安全态势的平稳运行｡

2.综合安全指数测算结果中存在覆盖效应,具体表现为:指标3对指标4形成了较强的覆盖效应｡从表4反映的测算结果看,指标3(外汇储备/外债余额)的分数值均为100分,而指标4(外汇储备/短期外债)的分数值在整个测算指标系里是较低的｡因此,在综合安全指数T的测算过程中,指标3难免会对指标4产生覆盖效应,即高分值的指标3缓和了低分值的指标4对综合指数T的稀释作用｡指标3和指标4均是反映一国偿债能力的指标,除了侧重点不同外,在指标取值方面还存在重大的差别｡指标3在取值方面并未规定储备过多的警戒值,为此我们将该指标分数值>100分的均以100分计算｡实际上外汇储备过多也是不适宜的,这会因资金的低效使用而造成经济损失｡与指标3不同的是,指标4规定了这一警戒值:认为外汇储备/短期外债>5为“风险” 状态｡如上所述,指标3因缺乏储备过多的警戒值而构成了对指标4的覆盖效应｡在此我们将指标3剔除,得到如表5所示的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剔除指标3后的综合安全指数较之先前平均降低了3分左右,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为“基本安全”｡

3.个别指标的转化存在突变现象｡观察表4可以发现,指标4和指标5在个别年度里呈现出突变现象｡这里的“突变”是指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不是渐进的而是跳越式的｡如从“安全”状态直接跳跃至“危机”状态,中间没有经过连续的过渡状态｡2001年指标4的分数值为90.80分,属于“安全”状态;而2002年该指标降为49.22分,直接落入“风险” 状态｡类似现象指标5在2000-2001年中也有发生｡金融安全状态的突变会使监管当局措手不及,容易造成监管失效｡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短期外债风险较大｡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对我国近年来的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可以进行如下评价: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比较好,状态界定为“基本安全”;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运行中也存在潜在的金融安全问题:综合安全指数走势不平稳且存在一定的覆盖效应,个别指标的转化存在突变现象,短期外债风险较大｡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往往侧重于资本的引入,我国亦是如此｡尽管资本的大量流入会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用资金,但是如果资本流动监管缺位或不当,很容易使得资本引入国发生偿债困难甚至金融危机,20世纪末的墨西哥､泰国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我国在资本流动基本安全的状态下,应密切关注资本流动中金融风险的类型与程度,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尤其是严格控制资本流入的期限结构,合理使用短期外债,确保资本流动中金融安全的可维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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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12-0073-04

资本账户开放是金融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相继开放了本国的资本账户,对本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此后发展中国家在纷纷效仿发达国家开放本国的资本账户时,效果却不尽相同。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巴西货币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以及最近越南金融危机都伴随着危机之前危机发生国资本账户的大幅开放,因此很多人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由此提出应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甚至提倡采取较严格的资本控制来避免危机的发生。因此,对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进行分析。

一、资本账户开放

资本账户开放也叫做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将过去封闭的资本账户制度变为开放的资本账户体制的政府决策和过程,这种决策和过程使原先资本不能自由进出国境而变成资本的自由进出。它是金融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而自由化是一个过程,取决于内外均衡的实现特征。因此,资本账户自由化实际上就是内外均衡和资本账户管制放松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正反馈机制。一般说来,资本账户开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决策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带来分配效率。有关资本账户开放所产生的分配效率可以从索洛(Solow,1956)开拓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得到预期。在新古典模型中,开放资本账户可以更有效地推动资源在国际间分配,并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利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使资源由资本相对丰富的但收益较低的发达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缺乏但收益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降低了他们的资金成本,推动了投资的暂时性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最终永久地提升了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Fischer,1998,2003;Obstfeld,1998;Rogoff,1999;Summer,2000)。这种以获得分配效率预期收益为动机的经济政策,在过去的20年间被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第二种观点则相反,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会产生分配效率预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不考虑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资源分配效率的预期也只能在经济没有扭曲的情况下才能存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许多其他的扭曲,怀疑者认为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预期与资本账户政策的真实性之间是完全不同的。Rodrik在其代表性文章《谁需要资本账户开放?》(Rodrik,1998)中指出,实证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与投资和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关系。如果开放资本账户的收益存在,它也不会真实体现出来,但是,它的成本却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成本引发了新兴市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Eichengreen(2001)继续了Rodrik(1998)的调查研究后指出,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不明显的。Bhagwhati(1998)和Stiglitz(2000)也认为,资本自由化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它却可能导致投资热钱的流入,这些热钱与投资、产出及其他改善经济福利的实际变量无关,但提高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Edison等人(2002)发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一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国民素质、经济基础和法制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他们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实际情况,表现为不确定性。

二、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风险

资本账户开放使得资本在一国和他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这包括金融市场的自由交易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从实际情况来看,资本账户开放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带来了极高的风险。

根据利率平价原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套利资本的流动会消除一切套利机会,用不同货币表示的同质金融资产在经过风险调整后应该具有相同的收益率。但是,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国内金融资产与国外金融资产不能完全替代,两者的收益率将不一致,表明资本不完全流动。发展中国家由于较长时期实行资本管制,金融市场的竞争不完全、不充分,所以银行的利差较大,并且高于国家金融市场利率。此外,发展中国家对银行存在或明或暗的政府担保和补贴,促使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资本账户开放时向国际资本市场过度借贷。所以,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和其他金融改革增强了套利资本的套利机会,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出现问题,就会使流入的国际资本突然逆转,导致短期内国际套利资本流动性增强,这种较强的资本流动性对制度不健全且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来说就是一种资本流动风险,它影响了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

Edwards和Khan(1985)在利率平价检验法的基础上,吸收了总量规模法和F-H相关系数的合理成分,提出了一套检验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方法。Helmut和Yeches(1993)对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这一模型中,国内和世界的资本供求状况都会影响国内的利率,国内名义的市场出清利率(i)是世界利率经汇率调整后的值(i*)和资本账户完全封闭的国内市场的出清利率(i′)的加权平均:

参数是反映一国资本流动程度的指标,当?兹=1时,国内市场利率完全是由世界市场利率决定,表明资本完全流动;当?兹=0时,国内市场利率完全由国内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决定,表明资本完全不流动。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是介于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之间,即是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国家,?兹值介于0和1之间。?兹值越接近1,则资本流动性越强,它可能具有的资本流动风险就越大。所以,只要估计了?兹值的大小,就可以定量地描述一国资本的流动程度,也可以判定其资本账户开放风险的高低。

国内外许多学者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Kalman滤波模型对东亚国家和中国表示资本流动性的?兹值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金融风险,如表1所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2-2004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资本流动性最高,泰国略低,韩国资本流动性较低。这一结果和各个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密不可分。印度尼西亚从1970年开始资本账户开放,1971年就对资本流动几乎放弃了全部的资本控制,而资本流入管制逐步放松。泰国资本账户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开放资本账户,并且对资本流出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韩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金融改革,但是始终采取谨慎的措施开放对外资流动的管制,严格管制中长期外债,直到1994年为了加入经合组织,才加快了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另外,我们从表1中还可以发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泰国,也包括中国,资本流动性在2004年以前比1997年前有较大程度的降低,其中韩国降低最多。这表明1997年以后资本流动性有所下降,这个结果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亚洲国家放慢资本账户步伐,甚至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相吻合。Lijian Sun(2002)的分析也显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资本流动性值达到了0.9左右,资本控制有效性只有0.1左右,以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表明,伴随东亚新兴国家1997年以前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加快,导致了资本流动

性增加,也使得资本控制的有效性降低,增强了金融风险,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三、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危机

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金融风险加之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之成为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和极端形式。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大量私人资本的流入,导致国内信贷膨胀,市场违约风险,私人金融机构到期不能还款;大量私人资本的流入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本币高估。如果本国汇率制度遭到投机资本的攻击,大量流入的私人资本又会大量出逃,从而引发金融市场恐慌,爆发货币危机。

对于亚洲金融危机,Radelet和Sachs(1998)认为“核心是在20世纪90年代被吸引到该地区的大量的资本流动”。世界银行(1997)和Calvo(1989)的有关研究讨论了由外资导致的金融危机。资本账户开放与外资的流入在导致金融中介信用扩张、资产泡沫化以及产生和放大商业周期中起了关键作用。外资流入潜在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持续性,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外,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发育本身欠完善,银行体系薄弱,金融部门的脆弱和政策缺陷,加上政府在资金配置中,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背景下,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世界银行研究了1980年代以来27例发展中国家私人非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与危机发生的相关性,认为大量私人非直接投资流入后,大部分国家出现了银行业危机、货币危机或孪生危机。

IMF调查回顾了35个经济体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以及与经济危机的关联情况。该项调查显示,在24个发生了金融危机的经济体中,有13个在危机发生前的5年内完成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该项调查也显示:对14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进行考察,在其中9次金融危机中,私人的净资本流入在危机前的2年~4年或者在危机过程中大幅上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3%的关口。另外,这些资金流入在危机期间又发生了逆转,比危机前2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35个百分点还要多。另一份实证研究涵盖了自20世纪70年代初20个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历程,该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关外部危机、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部门一体化之间关系的相关结果。虽然在20世纪70年生了26次货币危机,但这一时期的银行危机却只有3次,这可以反映出当时趋紧的金融市场管理制度。然而,虽然所考察国家的货币危机发生频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只是稍有上升(每年由2.6次上升到3.1次),但银行危机发生的频率却呈现出4倍的增长速度。

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金融风险

由于资本账户开放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放缓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这些都给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了警示,尤其2008年5月份开始的越南金融危机。越南这次金融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相似,同样是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低外汇储备、资本账户自由化和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综合症。据统计,2008年5月份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5.2%,成为越南盾贬值的基础。目前12个月的远期外汇交易显示,市场认为越南盾兑美元1年内跌幅超过30%。经常账户逆差前5个月已经累计了144亿美元。越南股市从2003年10月到2007年3月,涨幅高达780%,全球首屈一指,房价也疯涨。但是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初,大量资本外逃导致胡志明股票指数下跌了60%,房地产与股市如出一辙,胡志明市的房价已经跌了近一半。面对越南的金融危机,虽然中国与越南的情况还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应该以此为镜,关注我们自己的问题,未雨绸缪,堵塞可能的漏洞。

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像越南过早的开放资本账户,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进行的。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又重新加强了资本管制,但总体来说是逐步开放的。这就使得在有些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金融风险会随着开放的进程的扩大而增加。雷达、赵勇(2008)利用利率平价扩展模型得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风险值,如图1所示。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从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以后,面对国际资本大量流动以及中国加入WTO的承诺,资本账户逐渐开放,使得中国资本的流动性逐步增加。经历了1997年的资本管制重新加强,使资本流动性下降。1999年之后取值均在0.5以上,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006年甚至高达0.8。这表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加快,从而导致资本流动性增加,金融风险加大。

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中存在的金融风险,从长期来看,应加强制度建设,以求如宏观经济稳定、金融机构具有竞争力、金融监管完善等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为中国资本账户全面开放进行制度上的准备。从短期来看,面对资本流动性增强、大量热钱涌入、双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的现实,在诸如QDII的机制下放松对境外证券投资的管制,从而减轻资本净流入对人民币汇率和货币供应的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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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Risk Analysi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Jiao Chenghuan1, He Xiaoyin2

(1. Social Sciences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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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范围内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稳定影响研究情况

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以及金融影响效应得到了学术界以及实践操作人士的广泛关注，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资本的国际间转移与金融危机的爆发间存在助力作用的观点，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国际间流动效应研究认为国际资本在某个国家的过度流入会使得资本流入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动荡，若一国的开放金融体系造成其金融机构的超常借债与过度投资，则这种信用的扩张会很快地造成其金融市场的泡沫形成与扩大，脆弱的金融体系会被加速摧毁。此外，由于过度的投资，一国的金融资产也会造成价值与价格的严重偏离，一旦泡沫破裂，其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就会造成严重动荡的情况，威胁金融安全。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证实了学术界关于投资者对于货币贬值预期而造成的资本投机行为会导致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观点，短期外债巨额囤积形成的投资恐慌和“羊群效应”的存在使得这种资本的国际间流动被加速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其破坏性也大为增强。当然，这也在一定的角度印实了巨额、过量的短期资本流动相对于长期资本流动的巨大破坏与危机效应，其中，在众多的资本流动形式中，金融机构贷款的波动与危机效应最强，国际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回流效应则弱于金融机构贷款。

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金融开放水平不高以及国家对于金融业的监管能力不足等情况的客观存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利用效率低下、国际证券投资的管理欠缺以及外国信贷的增加等方面都会对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造成潜在冲击因素，因此，开展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多样形式与其对金融系统的影响的理论及实践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等核心利益。

二、国际资本流动对于金融稳定影响的传导路径

目前情况下，FDI、FII以及国际借贷是构成资本国际间长期流动的三种基本形式，而银行资本转移、投机性资本活动以及国际贸易收支等流动性较高的资本则构成了国际间的短期资本流动与转移。

1.在国际资本的长期流动中，国际借贷通常会造成资本流入国的资金过度充裕，若没有或欠缺相应的金融监管，则金融机构往往会肆意扩大信贷规模，此时便会产生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因为一旦投机性资本发生国际转移，这些国家便会顷刻间陷入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漩涡，例如，在上世纪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印尼和南韩等国都把持了相对于其外汇储备数倍规模的外债，也正是过高的外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性，另一方面，债权国往往还会因为某个债务国的金融恶劣情况而对其他本运作良好的债务国推而广之，出于规避风险的动机而大量的抽逃资本，使得危机不断加深和循环。

2.在国际资本流动为FDI时，短期投资行为会被触发，FDI若得到合理利用，则资本流入国的国际收支情况能够得到有效改善，但是一旦FDI过量，短时间内大量资本的流入会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约束降低，道德风险问题发生，而在过量的资金流入房市和股市后，经济泡沫也就开始形成。此外，当FDI流向实体产业经济后，生产过剩情况会紧接着发生，企业效益低下，而出口下降带来的外汇储备减少会使得国家失去危机发生时的偿债能力，长期内，FDI的撤出会使得流入国经济陷入资金危机。当然，FDI投资方的利润汇回本国行为也会给东道国造成冲击，本国金融机构与外国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直接加剧了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3.在国际资本流动为FII时，资本流入国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同样对泡沫具有“吹大”作用，而且外资流入会对国内的资本有带动和示范作用，即国内资本同样挤压泡沫部门，双倍吹大泡沫，若一旦发生国内投资环境看跌以及投机资本预期金融资产价格贴水，则资本在金融市场的迅速撤出和对国内资本的带动效应往往会对一国的证券市场造成灾难性效应，这同样可以在已过去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得到验证，有数据显示，在危机爆发前夕，仅仅泰国的证券资本流入额在五年间就由五亿美元激增到了四十多亿美元，而南韩更是创纪录的由负向流入额狂升至超过一百亿美元，这也是直接造成危机发生的助燃剂，此外，同FDI和国际借贷类似，FII也具有债权国“同化债务国”效应，导致危机的债务国间传播。

4.当国际资本流动为短期资本转移时，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会被迅速逼升，国内利率下调，进而导致投资的增加，此时国内经济就有过热与通胀风险；而短期资本的迅速撤出造成货币供应量的下降也会使得实体经济受到威胁，国家中央银行难以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短期资本由于其自身的输出入灵活的特点以及借助电子转账和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会使得大量游离资金短时间内迅速集中在和抽离出某个国家的金融证券市场，造成资本流入国的股市非正常大起大落，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这种短期资本的迅速集中和离去造成的虚假繁荣和破坏效应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目前情况下，国际上公认的资本流入指标（短期外债／外债总额）的合理比例为低于25％，而目前我国的这一比例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比例，虽然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使得这一比例的偏离暂时不会造成支付危机，但是结合我国的对外资本流入及流出规模来看，资本流动的安全性也不容乐观，一旦短期资本大量流出，国际收支危机难以避免。

1.国际直接投资利用率低下影响我国的金融稳定。由于目前FDI构成了我国资本流入的主体，在其具体的落实工作中，直接责任方往往忽视整体协同效应，表现为地方责任政府相互争夺利益，造成外资的无形损耗；另一方面，FDI资金大多形成了储备资产，实际利用率非常低，且有效投入方向大部分都集中向了房地产领域，带来的跟风效应也直接造成了国内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2.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外资流入的挑战。为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央行需要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来吸收流入的外币，并协同采取冲销政策来缓解通胀压力，这样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操作空间就受到挤压，而随着更多的外资银行和QFII进入我国，由于政策约束的放松使得它们的地位上升，进而加大央行调控金融系统的复杂性。

3.资本流出造成的金融监管挑战。由于我国金融控制手段的缺乏和不成熟，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对外投资的损失非常大，而我国银行业由于其特殊的国家担保关系，这些损失实际上最终是由国家买单的，因此，若银行业集中爆发亏损，疏松的金融监管难辞其咎，在目前世界金融市场持续低迷、经济增速陷于停滞以及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大背景下，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金融资本监管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破坏性触发都会对我国的金融稳定造成深远而难以估计的影响。

四、稳定我国金融安全的国际资本流动建议

1.金融业改革深化，通过金融深化以及金融制度的创新稳步推进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规范，提高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适度缩小FDI比例，降低经济增长对于出口的依赖，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建立金融机构自我约束机制，规范风险准备。

2.制定有效的金融危机应对方案，重新梳理现有外汇管理政策，央行采取多样措施对汇率进行干预，适度提高国内利率，防止资本外流过度造成的人民币汇率下跌，可以适度采取行政手段对来自外部的恶意做空等行为进行反制，使我国抵御外来资本冲击的能力增强。

3.构建金融安全监控体系，及时预防和反制可能出现的危机，健全对外商的投资资格审定机制，防止恶意做空基金的进入，对外资银行实行监管评级，防止境内金融机构与外资银行进行的非法交易行为，对个人结售汇进行现场监管指标考核。

4.积极提升我国在世界金融领域里的话语权与对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发挥地区性大国在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本币币值稳定方面的作用。提倡IMF进行组织改革，促进以“巴塞尔协议”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合作，落实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规范，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参考文献：

[1 ]罗斯丹. 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9（1）: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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