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理论危机，是经济金融基础理论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实质反映出了监管缺失是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风险，而金融监管的缺失又源于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的支持。回顾百年金融发展史，金融监管理论落后于金融监管实践的要求。截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从强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看，金融监管无一例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往往是危机后金融监管各种假说和流派相继出现，其滞后性显而易见。而分析既有的金融监管理论，无论是公共产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监管的“利益冲突论“”寻租理论“”道德风险论“”监管失灵论”等“监管捕获论“”成本论”也对政府的监管效应提出质疑。而在监管的完全性上，金融监管理论一直脱胎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经济学原理，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对金融活动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特殊性的研究，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活动本身的风险关注不够，比如对高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问题，混业经营趋势下对那些虽无银行之名，但却行银行之实的影子银行体系（克鲁格曼，2008）带来的风险如何监管，事实上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一直处于真空地带，也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交易工具虚拟链条无限延伸中，影子银行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上，如何化“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使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摆脱危机导向的轨道，逐渐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摆脱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才能获得前行的动力的魔咒，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是摆在金融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二、迅速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监管理念迷失”的陷阱 

凯恩斯在他的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部分写道：“无论祸福与否，世界始终由思想统治。”这句名言精辟地阐述了秉承什么样的经济金融学思想的重要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个人自利行为的合理性和自由放任的必要性，其核心理念是对市场机制的顶礼膜拜，迷信市场是万能的，可以自动实现均衡，不需要政府以任何方式的干预。在金融领域，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有效市场假说，即金融市场完全和正确地反映了所有与决定证券价格有关的信息。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在金融监管上主张和放任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所谓的创新产品不受监管的无度虚拟化，完全理性人基于完全市场信息能够无偏地反映市场价格，其无限套利行为使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第一，认为市场价格是正确的，可以依靠市场纪律来有效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第二，认为问题机构会遭受破产清算实现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第三，对金融创新不需要监管，市场机制自动淘汰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不会开发风险过高的产品，信息充分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对金融创新是否创造价值的判断，市场优越于监管当局，监管可能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 

然而，个人理性之和并不能导致集体理性之结果，萨缪尔森将其概括为“合成谬误”。而博弈论将其称为“囚徒困境”。纵观金融监管理论演进与金融监管实践发展的历史，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羁绊下，在稳定与效率的抉择中，金融监管一波三折，每当经济金融剧烈波动甚至发生金融危机之时，金融监管才被重提和加强，一旦经济金融回复平稳，金融监管就又被遗忘或弃之一旁。回顾左右金融监管与不监管的经济基础理论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放任经济自由主义一直都是西方世界指导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尽管中间穿插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其他的针对市场失灵而主张的政府干预理论，但主张市场可以自动平衡的完美市场经济假说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放松监管和不监管的理论基础。美国监管当局正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在意识观念上过度迷信自由市场是万能的，因而造成实际行动中有效的金融监管的缺失。 

反思金融危机，未来金融监管向何处去，是重蹈历史覆辙，回到市场原教旨主义那里去，还是居安思危，始终坚持适度监管不动摇，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三、探寻科学界定市场和政府干预边界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口 

值得肯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动摇了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学是运用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来分析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一门新兴的理论学科。该学科以真实市场中“正常”的投资者为理论基石代替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理性人”原则，结果表明现实市场不完美，有效市场假说不成立；现实市场中的投资者有限理性和有限套利，使证券价格达不到理性均衡水平，因而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 

第一，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中存在着欺诈，消费者可能购买了自己根本不理解的产品，比如迷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受其误导，表现出非理性行为，成为“庞氏骗局”中最后跟进的“傻子”。 

第二，从微观层面看单个金融机构是审慎理性行为，如果成为金融机构的一致行动，在宏观层面反而可能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比如混业经营模式下，单个金融机构来看是理性的风险分散行为，但如果很多金融机构采取相同的混业经营行动，类似的风险敞口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即个体理性不意味着集体理性。 

第三，市场纪律不一定能够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比如华尔街奖励短期财务业绩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鼓励冒险的高管薪酬制度，促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高管们铤而走险，进行过度的投机交易和追逐短期的高额利润，助长了高管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篇2

(l)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金融监管者需要利用会计准则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将会不断发展壮大金融市场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者必须借助会计准则来提高金融监管的力度。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上仅仅依靠金融监管是不够的是需要会计准则来约束企业的金融活动的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金融监管内容的制定是依靠会计准则来进行的，因为是先有会计准则接着才有金融监督和管理。所以说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2)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工具之一。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一种工具，比如说会计准则有对金融资产减值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于企业金融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计提都有着详细的规定那么企业在会计准则的要求下做好金融资产的减值计提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大量的减值准备，以抵御在经济衰退时资产价值降低带来的损失媛解金融风险。

(3)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相似性。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虽然有着不同的目标，有着不同的监管层次和内容，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产生的背景是相同的沛场经济的盲目性带来的市场混乱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正常运作就需要对市场上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就应运而生了。其次二者都有着政府管制的强制性这两者是以一定的法律规范而存在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再次启们的最终目的是相似的，虽然说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社会公平捉进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捉进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是市场经济健康运作的重要工具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快并且能够快速的发现金融风险并采取一定的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二、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l)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结合起来不是说要将二者合二为一而是让两者协调发展。首先就要充分肯定会计准则的地位肯定会计准则在金融市场上的监管地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是独立存在的。会计准则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它具有专业独立性。所以说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在企业的发展各个环节力求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捉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启是具有独立性的。

(2)发挥会计准则对金融监督的基石作用。从前文中可知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制定的理论依据，金融监管是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监管的，所以说要让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需要会计准则发挥基石作用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金融监管务必做到对金融市场上每一个细节的监督和管理，让金融监管能够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方面。在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客观性时要将所有涉及到的内容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制定出来能够将企业的经营活动都纳入到一定的监管体制中来。会计准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启是需要在市场经济中与时俱进的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所以说要看到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进行会计准则的更正完善。

(3)积极完善金融监督。会计准则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监管也是如此金融监管需要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庄要是从以下一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制度逐渐提高信息的透明度第二将金融监管与外部审计结合起来赴外部审计对金融监管进行监督捉进金融监管实施的到位和有效性第三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沛场经济的日新月异使得金融监管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并没有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兼顾所以需要及时的完善和创新。

(4)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督加强合作。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要加强合作从不同的方面实现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捉进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又有着高度的内在同一性所以有合作的基础两者从不同的方面逐渐提高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加强对市场的约束力，使得市场运转更加审慎，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捉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篇3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1-0042-04

一、农村金融监管的趋势与现状

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督和金融管制两层含义｡金融监督是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行为进行监督，使之合规合法；金融管制是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制定规则，以实现监管者的目标｡从逻辑上讲，应先有金融管制的规则，再按规则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以保证金融机构活动和金融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然而，金融监管理论到目前还未形成体系，所谓的监管理论一方面是用经济管制的一般理论来阐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从金融体系的特殊属性中探究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一般的管制经济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论、管制供求论、公共选择学派的管制学说等管制理论，其中，建立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论是支持金融管制的主要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趋向不公正和低效率；而公共管制正是对社会的公正和需求所做的无代价的、有效的和仁慈的反应｡因此，为纠正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这些理论为我国农村实施广泛的金融监管措施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具有人密度低、市场隔离、风险高和季节性因素导致的高交易成本、缺少传统的抵押品、收入波动较大、分散风险机会有限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农村金融市场不同于城市金融市场，亦使得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金融机构望而却步，纷纷脱离农村金融市场转而进入城市金融市场，甚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也不得不收缩机构，信贷业务逐渐转向城市｡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不能有效运行，存在普遍的市场失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先天发育不良，在放宽农村金融限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信贷分配方面容易产生失控或营私舞弊等现象，情况严重时会使许多金融机构丧失清偿能力并面临破产威胁｡因此，实施必要的金融监管非常必要｡

(一)农村金融监管工作日趋规范化

2003年4月份，我国成立了专门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成立银监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具体到河北省，截至2007年12月末，河北省辖区136县(市)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5919家，承担金融监管职责的县监管办事处为133家，专兼职人员为485人｡现阶段监管办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风险、合规性监督检查｡

银监会成立以后，人民银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但是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中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河北省人民银行加强对涉及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信贷投放的指导和监测｡通过支付结算系统、信贷登记系统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涉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加强监测，提高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投放效率｡此外，积极引导邮储机构与农村信用社按照商业化原则办理大额协议存款，促使农村资金回流；同时搞好旺季现金调拨和供应｡最大限度地保证春耕备耕的信贷需求，大力促进“三农”经济的发展，很好地发挥了窗指导作用｡

(二)证券、保险业监管薄弱

2007年河北省保监局集中开展了产险、寿险、中介、统计四项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了各种违法违规问题｡对银行保险、商业车险等开展了常规现场检查｡加大举报检查力度，监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县域地区的监管，则尚不尽如人意｡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许多保险公司均在县域设立支公司，大力拓展农村业务｡但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机构仅设在省级以上，地市及以下均未设立，监管在这些区域基本是空白｡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服务组织监管刚刚起步

目前，河北省非正规农村金融，即民间金融主要有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社、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这三种模式｡其中廊坊、张家、唐山、邯郸、石家庄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主要模式；承德、衡水以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为主要模式；保定以扶贫社为主要模式；沧州、秦皇岛、邢台目前尚未成立小额信贷组织｡

1.对廊坊霸州、三河小额贷款公司为例的管理｡目前，廊坊市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是由县一级成立的“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组成｡领导小组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认县内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方案和监管办法，并以领导小组的名义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进行批复｡而在实际上，领导小组只侧重准入监管，对其业务层面的管理，现阶段仅仅是当地人民银行对其进行一定的业务监测，而对其业务的合规性、利率执行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及处罚，目前尚未有机构介入进行｡

2.对保定扶贫社的管理｡主要靠其内部管理，外部监管缺失｡

3.对武邑、围场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的管理｡这类组织是由当地县扶贫办与财政局共同主办成立的｡由县政府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扶贫办，具体负责互助资金的执行与监管｡以围场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为例，2006年围场县扶贫办公室和财政局联合出台了《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建立了由主管县长为组长、扶贫办主任和财政局主管农财的局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和乡镇为成员的“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扶贫办主管主任具体负责、扶贫办计划股与县财政局农财股共同组织实施、监督和指导试点工作｡在县扶贫办公室成立了互助资金项目管理股，专门负责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管理｡

就金融层面的监管，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社以及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组织尚不完全具备合法地位，所以银监部门尚未对其实施相应监管｡

二、农村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主体自身缺陷

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应由三个系统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被监督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与社会监督体系｡仅就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看，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主体或自身存在缺陷或主体缺位｡首先，银行业的监管主体在县一级实际上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银监会的县监管办事处缺乏独立监管权，其大部分监管权上收，由地市以上监管局统一调配人员和组织专项检查，它对于本辖区出现的违规行为和风险隐患缺乏及时、有效排除的能力｡作为人民银行县支行，现阶段其监管权主要集中在存款准备金率管理、人民币管理、金融统计、贷款卡管理、国库经收、清算管理、反洗钱等领域｡但其监管权是残缺不全的，如有的仅保留检查监督权，而无处罚权(人民银行县支行仅在存款准备金、人民币、清算管理上有独立的处罚权)；有的则有检查权而无调查权｡再次，目前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在县域缺乏监管主体｡因缺乏监管，农村保险市场秩序甚为混乱｡河北省大部分县都存在非法保险机构，这些非法保险机构内部管理混乱、会计制度不健全，恶性竞争｡

除此之外，社会监督体系发展滞后，外部审计服务机构行为不规范，舆论监督、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也是农村金融机构监管的缺陷｡

(二)监管基础薄弱

完善的银行监管制度必须同时采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方法，而这需要一定精通监管理论和业务的监管人才来实施｡以银监会县监管办为例，其状况令人堪忧，仅有的3-4人的监管人员，尚难应付辖区内已有的银行类金融机构，更何况在农村金融准入门槛放宽后，诸如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再加上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经济合作社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设立，面对着数量庞大、地域分散的监管对象，县监管办将更加难以为继，监管效果与效率可想而知｡

(三)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监管合力

银、证、保三大监管机构从央行分离后，各监管机构的设置虽然有所调整，但明显缺乏整体性的监管政策框架，而且监管机构的职能和监管权限的界定也不清晰，各机构之间难以进行有效协调，监管信息也难以共享，监管措施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就清算管理而言，根据新修订的《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清算的行为监督检查，而对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的日常监管和处罚则由银监部门行使｡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清算管理和支付结算管理的概念难以界定，各监管主体对其监管职责的划分不甚明确，监管存在交叉｡如银行压票、压汇的违规行为就处于监管模糊地带｡

(四)监管理念落后

目前世界通行的金融监管理念早已越过行政管理和合规性监管，取而代之的是以风险管理为核心、涵盖从准入到退出的一整套完整的监管内容和体系，即预防性为核心的事前监管、金融稽查或检查、维护性的事后救助监管等完善的监管内容和体系｡而现阶段农村金融监管理念还基本上停留在机构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及经营的合规性，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后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注意得不够，金融检查或稽核也主要是一种合规性检查，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风险监管｡

三、加强农村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构建针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元监管体系

在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可探索建立多元监管体系｡一是加强金融监管主体独立监管权｡从维护金融稳定大局出发，应扩大人民银行县支行的监管职能，赋予其在相关领域的独立监管权；银监会应加强基层监管力量的建设｡对一些管辖地域广、人多且金融较为发达的县监管办，扩充编制，加强一线监管队伍建设；保监会、证监会按照分业监管原则，可采取延伸监管力量或委托其他机构代管方式，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二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类机构，强化对农村金融风险的控制和处置，构建完整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三是引入社会监督，增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有效抑制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质量｡可以通过加强公众金融法律法规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的宣传；还可以充分发挥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应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标准，以更好地反映银行风险｡

(二)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作体系

由于政府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机构应在各自分工负责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人民银行、银监会、存款保险机构、保监会、证监会共同参与的协作机制，尝试赋予省级政府对各监管机构的统一协调权，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协调解决各监管机构监管交叉和遗漏等问题，承担综合监管职责，达到信息共享、相互协作、密切配合，确保农村金融监管的畅通和有效｡

(三)改进金融监管方式

改进金融监管方式重点是要实现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的转变，时刻关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主要包括：监管机构应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事后化解”或者只注重特定时点上的资产状况的做法，逐步做到注重“事前防范”、随时化解风险；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其内部控制体系，消除经营中存在的违规、违纪现象，提高其防范风险的意识｡同时，提高员工的素质，尽快掌握现代化的监管技术和方法，提高整体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各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力｡

(四)针对民间金融，探索建立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

探索针对农村金融的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由于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大小、业务范围、市场定位、财务状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金融监管对不同区域的农村金融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有针对性地实行差别监管｡如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农户及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交易规模较小，参加者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方式较为传统｡根据情况，按交易金额、地域范围和参与人数等标准设置非正规金融交易的规模边界，对低于边界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交易实行自由登记制度，而超过边界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交易都必须实行登记制度，订立契约文书，以解决非正规金融交易因为规模扩大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者出现搭便车问题所导致的风险｡而在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规模已经较大，参与者的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资金的逐利目的明显，交易方式较为规范｡这类农村非正规金融已具备正规金融的主要特征，可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备案管理，在逐步规范后，纳为正规金融组织，接受金融监管｡

(五)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当前，金融监管法制建设应当紧紧围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做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和市场退出等立法研究和起草工作｡一是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要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以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真正解决当前金融监管过程中有法难依的问题｡二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重中之重是尽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此外，金融机构破产方式的立法也应当提上工作日程，尽早出台｡

参考文献：

[1]李伟、张乐柱.《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与治理对策》，《山东经济》，2007年第4期｡

[2]莫易娴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监管方式趋势》，《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史程.《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博弈分析》，《中国集体经济•下半月》，2007年第8期｡

[4]赵天荣.《农村金融监管的理论必然与现实制约――基于我国农村金融新格局的思考》，中国农经信息网，2007年11月7日｡

[5]《金融监管：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新知税收网，2005年9月2日｡

篇4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即：金融市场并非完美，金融市场的诸多缺陷使得市场机制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克服，从而必须依靠政府的金融监管以克服市场缺陷。从国外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实践来看,其大致经历了从严格的金融管制到放松管制，再加强管制到再放松管制的过程，并呈现出诸多引入注目的发展趋势。下文将对国外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进行介绍，以期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理念，对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国外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1.金融监管体制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过渡

近年来国外金融业纷纷实行混业经营，功能型监管思想也得以广泛传播，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呈现出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的趋势。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在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

2.金融监管法制日益趋同化

近年来，国外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的发展趋势，即：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就监管风格而言，世界上大致有两种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英国模式以行业自律为主，法治监管为辅；美国模式则以法治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英国模式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往往借助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等来达到目的；而美国模式的金融监管机构则往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规范监管。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治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

3.注重风险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

从监管内容看，国外金融监管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重大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过去监管当局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认为只要制定好市场游戏规则，并确保市场参与者遵照执行，就能实现监管目标。但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度较低,不能及时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因此,国际银行监管组织及一些国家的监管当局相继推出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利率风险管理原则》等,实现了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如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网上银行交易等创新业务,它们在增加收益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且更易扩散,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更加直接和猛烈。因此,只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的监管已经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只有“双管齐下”,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并重,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银行业的整体风险。

4.兼顾外部监管、内控机制和同业自律机制

金融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固然重要，但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控制却是有效实施外部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其监管效果往往事倍功半。近年来，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以及住友商社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均与其内控机制的缺陷或执行上的不力有着直接关系。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性监管组织开始对银行的内控机制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外，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学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

5.金融监管日益国际化

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和不断深化，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也不断加强，各种风险在各国之间相互转移、扩散，譬如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蔓延到了许多国家，使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很显然，金融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也随之国际化。因此，各国致力于国际银行联合监管，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与资本率标准。各种国际性监管组织也纷纷成立，并保持着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也趋于统一和规范。

二、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就目前而言，我国金融市场还很不健全，金融监管也存在诸多缺陷，毋庸置疑，上述国外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及其先进的监管理念对完善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提供了以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1.改分业监管为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相结合

我国当前实行的是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分业监管体制，这种监管体制曾经适应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状况，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分业经营的模式呈现出很多弊端，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项目过于集中、券商融资渠道不畅、保险资金投资效益低下。于是，管理层逐渐放松了管制，如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允许保险基金以购买投资基金形式进入股市以及允许券商股票质押贷款等，这表明我国金融业已呈现出混业经营的趋势。同时，一些金融机构开始仿效国外，以控股的方式实现业务的扩张，如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就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于一身。考虑到国外金融混业经营对我国金融业所带来的冲击，我认为，我国应对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适当改革，改分业监管为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相结合，以适应已经变化的金融形势。例如，成立国家金融监管局作为监管的权威机构，原专业监管机构仍然负责各自领域的监管，但国家金融监管局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以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全面监管，其主要任务是针对金融监管的真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划分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利益冲突以及划分监管归属等。

2.改进金融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

例如,将合规性监管与风险监管相结合,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风险监督为主,二者并重;建立银行信用评级制度,进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以强化银行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同时便于中央银行准确掌握银行经营状况,并根据银行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监管措施;加强银行创新业务的监管,如网络银行业务应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围,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制定网络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认证体系等;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注意不能扼杀和阻碍金融创新;运用现代科技对金融运行实施动态、实时、持续的风险监管,以便及时化解风险提高监管效率。

3.健全我国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

(1)合理设置内控机构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设立了内部稽核机构，但多数归各分支机构管辖，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足，应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对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审机构，以确保最高管理者可以随时关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2)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

稽核评价制度可以进一步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的完善，尤其在我国金融机构自我约束不力、内控意识不强、过分依赖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建立内控稽核评价制度显得更加重要。

(3)充实改善内控设施，建立高效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

利用计算机这一现代化工具，实现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传输的自动化，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建立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实现快速、准确、合理的预测和分析，提供内部控制的信息来源和最终决策支持。

4.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首先，要依据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新趋势以及人世后内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并轨的需要，及时做好法规的废、改、立工作。其次，必须强化对金融监管执法的监督，让非金融监管职能部门承担金融监管执法监管职能，如法律部门、内审部门等。毋庸置疑，只有在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得到法律的有力支撑，金融监管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胡维波:金融监管的理论综述.当代财经，2004年第3期

[2]王 璇 李 毅:金融监管理论演化进程及其趋势.华南金融研究，2001年第6期

[3]杨爱文 林丹红:金融监管理论:一个文献综述.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篇5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仅仅从宏观上来影响商业银行适应性的货币创造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微观监管，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为宏观调控奠定坚实的基础。从政府干预经济的本质看，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一种行政行为。事实上，任何一种宏观调控手段都必须存在相当的微观监管并与之相配套，否则再好的政策设计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 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目标和内容



关于政府对金融监管应达到什么目标，除了传统的“3S目标” 外，[1]国外的监管理论对此论述较多，其中以T.F.卡吉尔和J.G加西亚(1985)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们认为，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四个:第一，通过货币控制来实现物价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第二，保证存款机构特别是其负债起货币作用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第三，保护存款人;第四，改善金融体系中流动的效率。他们的观点与其说是金融监管的目标，还不如说是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而Mathias Dewatripont和Jean Tirole(1993)的分析更是简单明了，他们认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储蓄者和银行体系的有效运行。[2]

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保护，G. J. Stigler (1971)在《贝尔经济学杂志》春季号上发表的“经济管制理论”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凡是管制，照例都是首先为被管制的活动或行业的利益而设计和执行的”，[3]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护银行，将银行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宏观金融调控提供稳定可靠的微观金融基础，最终达到保护存款人和稳定宏观经济的目标。

由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和金融环境的不同，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可将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具体监管措施概括为以下几类:[4]

第一，市场结构控制:主要控制各地区金融机构的类别及开业的家数，保证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可得性，避免竞争加剧，同时监管当局又不愿看到在银行业中垄断现象的出现。

第二，业务种类控制:主要是监控银行从事监管当局批准的金融业务，一些国家禁止商业银行涉及非金融业务，在分业经营的国家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非本专业的金融业务。

第三，谨慎性控制:主要是限制商业银行风险过度集中和过度投机行为，如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单一客户的最高贷款限额，以及发放按揭贷款的最高成数限制等。

第四，保护性控制:主要是在银行破产倒闭时，如何保护相关行为人的利益，如对商业银行实行存款保险等。

二、 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制度分析



微观金融监管的制度是从金融安全网的角度来加以制订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二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三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林平(2002)将三者的特点概括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审慎监管主要侧重于事前预防，通过加强风险监管来维护银行安全;而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则主要侧重于事后监督管理，分别通过提供流动性援助和保护存款人来维护银行安全。下面结合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对上述监管制度的设计展开分析。[5]

1.审慎监管制度分析

审慎监管是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原则。在实践中尽管存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根据该原则制订和的一系列有关银行监管的指导性意见和原则，但由于各国对审慎程度的理解各不相同，各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力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最大的是对商业银行业务范围应该限制到什么程度才能控制其风险的形成、积聚和外化，以达到事前预防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

在各国的实践中，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型银行可以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号称金融百货公司(Financial Department)，其主要理论基础是范围经济和资产组合理论等;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门化金融机构(Financial Boutique)，在历史上其业务范围曾受到严格限制，其主要理论基础是风险隔离和比较优势理论等。尽管两者看不出明显的优劣之分，但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入和放松监管，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会不断扩大，全能化成为大势所趋。

叶辅靖认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风险具有三重性[6]: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共有的金融风险;二是产权不明晰和不正当权力引起的体制风险;三是金融不发达阶段的弱者风险。分业经营在防范我国的特有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现阶段要坚持分业经营。但加入WTO对金融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又相继放弃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这对我国的分业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实际上我国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也在处理混业经营问题时，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为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埋下了伏笔。

2.最后贷款人制度分析

最后贷款人(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一词最早出自于1873年英国著名记者Walter Bagehot (1826-1877)的“伦巴第街”一文中[7]。他提出英格兰银行在需要时发放贷款给那些流动性差但还有清偿能力的银行，成为他们最终的流动性来源。由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大多与再贴现(再贷款)的操作联系再一起，人们往往注意它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忘记了它的初衷是为危机中的银行提供最终的流动性来源，正如Frederic S. Mishkin所描述的，“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体系，就是针对1907年的银行恐慌而设立的。它设立的本意是作为银行危机时期的最后贷款人，也即当其他人无法向银行提供储备时，为了阻止银行倒闭，美联储应向银行提供储备”。[8]关于最后贷款人的制度设计存在下述争论:

篇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132-03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再次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是，金融危机往往更大程度上是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引发的，而并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所引起。然而，传统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金融机构行业准入、持续经营和行业退出的合规性监管，防范的是金融市场交易一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即目标是平衡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力量以达到均势和公平。但诸如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交易双方的非理易结果，需要的是对市场交易双方非理易行为的矫正。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往往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然而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和微观调控措施更能节约调控成本。因而，我们有必要结合金融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和监管内容、监管方式。

传统监管理论主要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出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所形成的市场不公平交易及不能反映真实交易信息的价格，没有系统提出对市场非理易价格的监管，即实际应是对交易双方的监管，对非违规行为的监管，或对个体和集体非理易行为的监管，也没有系统提出针对这种情形监管者能够采取的适当策略选择集。而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基于预期，即便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交易的主观性也很高，主观判断受到太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影响，很难做到理想的理性承担，因而金融市场的过度预期（包括过度乐观、过度悲观预期）条件下的非理易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也往往会因此通过传导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和更大范围的经济秩序不稳。这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并不是传统金融监管和调控的对象，但是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是现实的，并且通过具有时质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较高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使金融资产价格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机构新的重要监管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具体监管方式，通过微观调控措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降低调控成本。

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与市场失灵

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2007年起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17世纪荷兰郁金香事件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每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存在资产价格波动和价格泡沫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信用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与资产抵押信用相结合，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因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也成为众多金融学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及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产生机理，一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常态。最初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与投机行为（Diba & Grossman，1988；De Long，1990）。比如，当部分资产供给弹性有限时，其供给将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短缺，在理性预期驱使下其价格可能出现泡沫性上涨，甚至高于其替代资产价格（Blanchard & Fisher，1998）；理性预期相关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用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资者生命预期进行解释，如具有无限市场投资者和有限投资者生命预期条件下，资产价格存在理性泡沫的可能性（Tirole，1985；Weil，1989）。但是，我们发现理性泡沫的概念更多地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其对许多现象缺乏解释且实践中较难检验基础价格与价格泡沫的差异。非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则从新的视角考察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机理。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社会热点投资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情绪及其相互影响、激励（Summers，1986；Shiller，1990）；也可能源于噪声交易者对投资收益预期的过高估计（De Long & Shleifer，1991）；或者源于投资交易者“买涨不买跌、卖跌不卖涨”的资本市场价格正向反应交易特征（De Long J.B.，Shleifer A.，Summers L.H. & Waldmann R.J.，1990；Jones S.，Lee D. & Weis E.，1999）；或者源于“从众”交易决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Topol，1991；Lux，1995）；或者源于投资者对于收益预期过度乐观的传递作用（Scheinkman & Xiong，2003）。从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产生做出解释（Allen & Gorton，1993；Hong & Stein，2003）。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开始从协同论、突变论等角度分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Frankel & Froot，1986；Brock & Hommes，1998；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 & Laura Gardini，2006）。

通过上述关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问题研究的认识，我们发现，尽管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产生机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上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均认为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是一种常态，在不违反现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即现有交易规则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曾间断，但是金融危机仍然呈现周期性的现实。只要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消失的演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就不会引起金融、经济大范围的波动；但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得到较长时期和较大程度的积累被大幅度地放大，并且不能或没有得到有序释放，而是通过短时期、突发性的方式破灭，则会引起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波动。而且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灭无论源于理论或是非理性因素，都是金融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市场在控制泡沫产生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恰恰是金融监管介入的原因。

许多研究也提出了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所提出的这些应对措施多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进行治理，尚未见到明确、系统通过金融监管方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资产价格监管

金融监管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传统上对于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认识侧重于对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监督管制。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和监管方式，最早涉及金融监管领域的概念是“最后贷款人”（Thomton Herry，1802），强调通过中央银行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以避免挤兑和金融机构链式危机的发生而给经济造成大的影响。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支撑为公共选择和市场失灵。经济周期会引发信用危机，从而暴露出金融的脆弱性特征（H. Minsky，1985；Kindleberger，1985）；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中介职能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Friedman & Schwartz，1986；Diamond & Rajian，2001）；另外，危机还有在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传递的特点（Cagan，1965；Kaufman，1996）。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监管以弥补市场失灵（Fisher，1933；Stiglitz，1981；Varian，1996）。并且金融监管的介入在实践上发挥了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Anna Schwartz，1988；Zenta Nakajima & Hiroo Taguchi，1995）。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观点同样应用到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领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成为需要进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因，从而能够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Diamond & Dybvigr，1983；Stigliztz & Weniss，1981；Walsh，1995）。基于信息与博弈理论的分析强调需要通过信息披露监管以提高信息对称性，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当中所分析的那样，许多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泡沫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在信息方面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违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针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金融监管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而是将会具有更加广泛的职能。

尽管目前的许多研究在分析了金融监管介入金融交易过程的必要性之后赋予金融监管一些具体的职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均针对在信息披露、市场准入、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交易准则、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等方面违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违规的交易行为，尚未见到明确提出通过金融监管直接应对理性和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及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我们认为，传统金融监管关注违规监管，而完全非违规的理性与非理性价格泡沫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结果，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涉及监管机构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干预。这种监管没有较为明确地列入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范围，然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历次金融危机和现代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现出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在内整体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扩展原有金融监管的主要职能，实施针对金融资产价格的金融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变革的一个方向，并应明确列入金融监管范围、详细具体措施。

三、经济调控成本与微观经济调控机制

除了金融监管以外，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领域里，传统理论与实践都倾向于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波动风险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从而会贻误调控时机、增加调控的负面效应、提高调控成本；而通过金融监管的形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及时、有针对性和减少调控成本，因而有必要赋予金融监管以新的、更强的金融资产价格监管职责。

根据传统意义上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认识，只有资产价格大幅度和大范围偏离价格基础才能被认为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治理模式往往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或其形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时采取相应措施，并且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调控，采取提高利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等具体措施减少流动性。但是，货币政策措施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却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实施货币政策的时机往往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泡沫显现，错过了初期治理的时机，并且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也存在时滞，这都将会提高现实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影响资产价格，其覆盖面将远远超出政策目标范围，使得产业资金需求、创新资金需求都受到相应影响，波及较大范围正常运行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治理政策副作用，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治理难度。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赋予金融监管机构更大的职能责任，以金融监管的模式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微观调控则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优势；通过建立对于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等核心和主要金融、融资抵押物、金融相关资产价格监管体系，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预警系统，及时预测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根据泡沫发生程度、范围和趋势、发展速度做出分级预警（比如以绿、黄、橙、红等颜色由低至高进行程度预警），并采取不同的市场干预措施（比如风险提示、市场价格警示、交易限制措施、交易参与、价格限制措施等价格干预和影响）及时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威胁。

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对宏观经济形成威胁。如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控和治理，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能在泡沫产生初期发挥效力；另一方面，在泡沫演化成为宏观经济失衡时，则已经贻误早期防范的时机，增加了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因此，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监管和相应的微观调控机制，能够及早防范这一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威胁，降低经济调控成本。

参考文献：

[1] 李成，龚杰.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金融监管制度变迁解读[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2）.

[2] 刘凤元.资产价格泡沫研究综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 潘志刚，李忠民.西方金融监管理论演变文献综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6）.

[4] 文彬.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泡沫及在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问题，2007，（11）.

[5] 吴卫星，汪勇祥，梁衡义.过度自信、有限参与和资产价格泡沫[J].经济研究，2006，（4）.

[6] 杨爱文，林丹红.金融监管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2，（3）.

[7] 叶静雅.资产价格泡沫理论综述[J].皖西学院学报，2008，（4）.

[8] Allen，Franklin，Gorton and Gary.Churning Bubbl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60（4）:813-36.

[9] 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Laura Gardini.Asset Price and Wealth Dynamics in a Financial Market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06，30（9）:1755-1786.

[10] De Long J.B.，Shleifer A.，Summers L.H.，Waldmann R.J. Positive Feedback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Destabilizing Rational Expectations

[J].Journal of Finance， 1990，45（2）: 379－395.

[11] Jones S.，Lee D.，Weis E.Herding and Feedback Trading by Different Types of Inference on Cointegration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Demand

for Money[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9，52（2）:169－210.

[12] Jose A. Scheinkman， Wei Xiong. Overconfidence and Speculative Bubbl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1（6）:1183-1219.

[13] Kaufman，G. G， Bank Failures，Systemic Risk and Bank Regulation. CATO，Vo. 1996，（16）:17-45.

[14] Lux T.Herd Behavior，Bubbles and Crashes[J].The Economic Journal，1995，105（431）:881-896.

[15] Stiglitz J. E. and Andrew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3（3）:

393-410.

篇7

1.1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条件。会计准则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进而对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产生影响。金融监管对会计信息披露有很大的依赖性。尤其对于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行具有重要作用。证券监管的首要目标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首先就要提高会计准则和披露标准，使投资者获得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正确判断。为了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必须凭借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审计标准，对信息加以提供、审计和披露。推动证券市场规范化、国际化进程，需要建立高质量、国际化的会计准则。

1.2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标准，金融监管离不开会计准则。证券机构国际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推进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2000年证券监管机构积极动员成员国和跨国公司采用评估的国际会计准则。中国的证监会也将会计准则作为重要的监管标准，并希望运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来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1.3金融监管推动会计准则的发展。在金融经济发展繁荣期，各国金融监管者通过积极推动会计准则的发展及其国际化进程，来推动本国金融经济的发展。例如国际财务报表准则在全球的实施，有力地提高了资本在全球的配置效率。

1.4金融监管可减少会计准则实施产生的负面影响。金融监管者除了积极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还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会计准则实施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2004年欧盟在实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了新闻公报，以调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银行监管资本的影响，随后欧盟银行监管者委员会、英国金融服务局、香港金管局、中国银监会等世界主要银行监管者纷纷采取类似的监管措施。

2.差异性。

2.1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同。会计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责任的履行情况，已达到受托经济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有效统一。金融监管的目标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尽管金融监管也会考虑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实际上与会计准则的目标并不一致。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在信息披露内容和信息披露质量、谨慎性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的存在会导致会计准则相关金融监管问题的产生。

2.2资本的确认不同。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分为三级：一级资本即核心资本，包括股本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公开储备。二级资本是附属资本，包括未公开储备和次级长期债务等。三级资本是指最初发行期限2年以上的次级债券。从会计角度来看，资本主要是为了盈利而投入的，是资产减去负债后的净权益。从银行资本看，只要能够吸收损失均可称之为资本。

2.3公允价值运用不同。如果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目标一致，公允价值可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价值。但是在经济繁荣期和经济衰退期，由于顺周期效应，一旦公允价值未得到有效确认，就会给银行和经济埋下隐患。

3.统一性。

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都是源于解决市场失灵所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都是提高市场效率的重要手段。会计准则不仅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条件、重要基础，还是金融监管的一种重要工具。由于会计信息的公共性、外部性和供给的不充分性，容易导致会计市场的失灵。如果很好地发挥会计准则对金融监管的积极作用，就会避免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面对银行业对公允价值的质疑还有对金融机构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美国参众两院对救援法案中授权美国证监会暂停“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进行表决，最后通过。提高了应对危机的效率。在经济发展时期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在危机时刻，会计准则也是金融监管者恢复市场信心的重要手段。因此，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具有很高的统一性。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决定了二者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二、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一直以来，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协调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的会计问题，还未形成完整的协调理论体系。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必须解决的问题。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监管重要性的提高，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会计议题产生金融监管问题的可能性变大。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已经不是某个会计准则的问题，应该更深入地从理论层面分析二者的关系。强化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相互协调，不仅有助于提高会计准则的科学性，还有利于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两者存在的差异性所引发的监管问题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一方面，会计准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促进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金融监管者应该完善监管政策，充分利用会计准则加强金融监管。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会计准则的技术性和社会性决定会计准则的性质。会计准则的技术性是指对于具体账务处理的程序、方法进行的规范；会计准则的社会性指服务的目标或者经济后果，因为不同的准则就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会计准则的社会性决定着会计准则技术性的发展水平。最终，会计信息的服务目标决定了在处理某一具体的会计问题的技术和方法。

2.会计准则谨慎性需要金融监管的有效配合。会计准则根据谨慎性的原则，要求金融机构通过积极大量的准备，抵御经济衰退时资产质量下降带来的损失，来缓解金融机构的危机和压力，起到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

三、战略对策

1.针对会计准则完善金融监管的标准。企业会计的准则赋予会计人员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更增加了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为防止金融机构利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监管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明晰监管的标准，严格监管公允价值估值的行为。除了现今的监管办法核查，还应出台新的监管标准提取动态的减值准备。监管部门可以根据逆周期原理，规定浮动计提比例。

2.加强会计和监管部门的有效沟通。在新的会计准则的体系下，应加强监管部门之间、会计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沟通和信息共享。例如2004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表示委员会及其成员国计划与会计当局积极对话，尽量减少监管和会计标准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诸多修订案和报告的，都是为会计和监管的相互协作和合作提供依据。

3.强化会计准则的制定。财务信息的提供取决于会计准则的制定。金融机构提供会计信息，为金融监管服务。因此，在会计准则制定修改时，应考虑到金融监管的需要，以便监管部门使用。金融监管部门也可参与到会计准则的制定中，共同发挥会计准则的监管功能。

4.创新金融的监管方式。从目前的金融来看，在银行监管中，以会计信息为基础才能适应金融监管的需要。除了现场监管，还可以运用非现场监管。通过收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以及财务数据，运用计算机软件以及各种模型，研究分析金融机构的总体状况，再结合监管指标发现存在的问题。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要有效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规避金融危机的发生。

5.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业来说是一场技术革命。新技术在金融体系中的运用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也提高了业务的办事效率。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要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处理的能力。对于银行，要加大对银行临柜人员的培训，例如了解掌握支票影像交换技术和操作流程；对于企事业机关财务人员，可开办财会业务人员培训班，详细讲解新型的结算方式和新技术的优越性。从而更好地保障广大客户的利益，处理好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

篇8

一、引言

开放金融市场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也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大、更多的困难。如果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必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金融市场开放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几大挑战

1、混业经营模式成为发展趋势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快速转变。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两个方面。

（1）混业经营的国际竞争者大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2007年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对外资开放，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全面加入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在中国营业的所有银行机构都将获得许可，可以在全国的所有地方经营任何货币的业务。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54家营业机构。另据统计，目前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计67家，其中银行16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19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随着金融业开放的推进，在境外跨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压力下，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会越来越被动。

（2）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

金融市场开放后，我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国内金融机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展开的竞争中，由于国外金融机构的背景是综合性金融集团，大都采用混业经营模式，具有许多综合优势，而国内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相对而言几乎都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几乎都存在资本单薄、互相调度资金空间有限以及专业人才分割、知识面较窄的缺陷，在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因此，在国外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受到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影响，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已日趋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呈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例如中信集团拥有中信银行、信诚人寿 、中信证券、中信基金、中信信托等子公司，业务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金融监管当局依然遵循着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限制金融机构合并的金融管理理念。然而，在世界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国际上金融监管理念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单纯立足于安全的监管目标，发展到以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获取更高的利润，内外资金融机构将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开拓和经营非传统性的业务，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以金融安全为最终目标的金融管理理念已然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3、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内容来看，一般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法来看，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则主要运用金融稽核手段来进行。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造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环境发展滞后。虽然目前已出台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与法规，但条款比较概括、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等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挑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对完善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即在安全基础上，更注重效率与创新。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引入激励监管的观念，充分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首先，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以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为主，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则涉及不多。在金融机构发展初期，以合规性监管为主是必要的。但是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长期以来，金融监管机构习惯于设定一系列管理规定，进而据此检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而风险导向的监管更为强调动态性的监管，强调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程度明显降低，促使监管机构转向风险导向性。巴塞尔委员会据此也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和鼓励各国监管机构重视风险监管。

其次，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已有一定的发展，金融业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如果仍缺乏对金融机构发展中的风险预防、保护以及最后支持的基础，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的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的监管机构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完善风险监管。

第三，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在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努力提高监管水平，要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跟上国际金融业务和监管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科学的评级体系和实施综合并表监管，提高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审慎监管能力；规范监管工作，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和监管效率；建立国际监管组织的合作协议与机制，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监管。

2、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体系是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主要保障和归结点，把监管工作建立在严密、系统的法律法规之上，使监管工作依法进行，并以此保障监管行为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这既是金融监管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因此，面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政府应尽快适应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基础，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废除或完善相关条款，同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求变动增设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此外，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转贴于

3、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的结合，尤其应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即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外部监管控制同时，强化其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因此，我国在强化国家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内控自律管理体系。只有金融机构内部形成良好、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的金融监管才能发挥效能，这既是金融监管最基本的约束机制，也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很多金融机构的问题出在内部控制上。因此，监管机构要促进和督察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只有将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结合起来，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的运行。如果脱离了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再完善的外部监管也会成为便的缺乏基础，无法发挥效用。

4、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需要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以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发展为契机，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篇9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快速转变。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两个方面。

（1）混业经营的国际竞争者大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2007年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对外资开放，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全面加入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在中国营业的所有银行机构都将获得许可，可以在全国的所有地方经营任何货币的业务。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54家营业机构。另据统计，目前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计67家，其中银行16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19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随着金融业开放的推进，在境外跨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压力下，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会越来越被动。

（2）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

金融市场开放后，我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国内金融机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展开的竞争中，由于国外金融机构的背景是综合性金融集团，大都采用混业经营模式，具有许多综合优势，而国内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相对而言几乎都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几乎都存在资本单薄、互相调度资金空间有限以及专业人才分割、知识面较窄的缺陷，在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因此，在国外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受到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影响，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已日趋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呈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例如中信集团拥有中信银行、信诚人寿、中信证券、中信基金、中信信托等子公司，业务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金融监管当局依然遵循着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限制金融机构合并的金融管理理念。然而，在世界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国际上金融监管理念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单纯立足于安全的监管目标，发展到以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获取更高的利润，内外资金融机构将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开拓和经营非传统性的业务，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以金融安全为最终目标的金融管理理念已然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3、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内容来看，一般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法来看，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则主要运用金融稽核手段来进行。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造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环境发展滞后。虽然目前已出台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与法规，但条款比较概括、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等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挑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即在安全基础上，更注重效率与创新。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引入激励监管的观念，充分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首先，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以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为主，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则涉及不多。在金融机构发展初期，以合规性监管为主是必要的。但是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长期以来，金融监管机构习惯于设定一系列管理规定，进而据此检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而风险导向的监管更为强调动态性的监管，强调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程度明显降低，促使监管机构转向风险导向性。巴塞尔委员会据此也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和鼓励各国监管机构重视风险监管。

其次，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已有一定的发展，金融业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如果仍缺乏对金融机构发展中的风险预防、保护以及最后支持的基础，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的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的监管机构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完善风险监管。

第三，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在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努力提高监管水平，要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跟上国际金融业务和监管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科学的评级体系和实施综合并表监管，提高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审慎监管能力；规范监管工作，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和监管效率；建立国际监管组织的合作协议与机制，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监管。

2、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体系是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主要保障和归结点，把监管工作建立在严密、系统的法律法规之上，使监管工作依法进行，并以此保障监管行为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这既是金融监管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因此，面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政府应尽快适应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基础，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废除或完善相关条款，同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求变动增设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此外，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3、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的结合，尤其应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即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外部监管控制同时，强化其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因此，我国在强化国家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内控自律管理体系。只有金融机构内部形成良好、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的金融监管才能发挥效能，这既是金融监管最基本的约束机制，也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很多金融机构的问题出在内部控制上。因此，监管机构要促进和督察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只有将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结合起来，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的运行。如果脱离了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再完善的外部监管也会成为便的缺乏基础，无法发挥效用。

4、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需要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以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发展为契机，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一行三会成铁路警察金融监管各管一段》，2005年02月06日《中国经济周刊》。

2、何慧刚、张澍：《金融混业经营的冲击与对策研究》，《商业研究》2005年第02期

篇10

由于金融监管是政府的一项公共政策，是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治理理解为金融监管部门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标，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营造行使公共权力、制定和执行政策所依赖的良好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确保监管机构不受各种外界干扰，最终达到恰到好处的为其初始委托人――广大金融消费者提供最有效的保护。

(二)金融监管治理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安全成为一国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理论和实践证明。监管机构的良好治理对金融安全有重要影响。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监管当局监管不力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如Lindgren等人对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对监管过程的政治干预延迟了对危机严重程度的承认，进而延迟了行动加深了危机。

在实践中，金融监管者的行为并不必然会与既定监管目标一致，既存在着因监管者被“俘虏”导致监管宽容问题，也存在着监管人员利用监管权力寻租、设租导致监管腐败的问题，还可能有监管措施过于严厉、监管范围过宽的监管过度问题。因此，金融监管机构本身内部治理的完善程度对金融监管体制与机构能否真正发挥应有效能、提高监管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二、良好金融监管治理的衡量标准

1　Geraats的监管治理标准

Geraats(2004)通过对OECD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查，提出央行治理透明度的5个要素：(1)政治透明度；(2)经济透明度；(3)程度透明度；(4)操作透明度；(5)对实现政策目标程度的评估频率。

2　Marc Quintyn和Michael w.Taylor的监管治理标准

Mare Quintyn和Michael w.Taylor(2002)提出了金融监管治理的两维标准：第一，独立性标准，它细分为管制独立性、监管独立性、机构独立性、预算独立性四项独立性四维标准；第二，有效负责和尽职安排的九条标准。

3　Udaibir S.Das和Marc Quintyn监管治理标准

Udaibir S.Das和Marc Ouintyn(2002)在Marc Quintyn和Michaelw.Taylor报告基础上，提出了良好监管治理的4条标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负责和尽职性、透明度、监管人员的正直诚实品质，并就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的监管治理安排进行了区分。

2004年Udaibir s.Das和MarcQuintyn进一步论述了良好的监管治理，他们了提出良好的监管治理的框架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监管者的良好治理的要素(elements)：二是国际组织制定的金融系统标准和规则。

三、我国银行监管治理现状的初步分析

从198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金融监督管理职能，在近20年时间里，监管法律、机构设置等各方面都不断完善，银行监管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特别是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专司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职能，开启了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篇章。随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也相继出台，为保证银行监管独立性、提高监管有效性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努力，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治理已基本具备了良好监管治理的形式，但仍需完善。

(一)监管机构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监管机构能够独立自主地履行监管职责.不受政治层面和被监管机构的影响和干扰。江春、许立成(2005)在研究了世界80个国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比较了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研究表明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非常低，远远低于样本的平均值，虽然银监会成立后独立性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1　规制权独立性。目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赋予了中国银监会在法律框架下制定各种监管规则的权力，因此.与那些主要立法和次要立法都非常细致、没有为银行监管机构制定规则和条例留下任何空间的立法体系相比，我国银行监管机构享有一定的制定规章的权力空间。

2　监督独立性。我们一般将监督功能分为4个领域：银行牌照的颁发、监督、制裁、危机管理。我国虽然在法律法规上明确了如许可证的发放和吊销、强制性制裁和干预等权力，但现实中存在政治干预和行业俘获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性。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从属于计划体系，银行业中巨额的不良贷款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非理性政府行为干预所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独立性也无从谈起。从1998年以来，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等诸多措施，中央政府逐渐减少对银行的干预，逐步放松控制性监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管当局的独立性。但同时。股权改革并没有改变政府在银行股权结构中的垄断地位，政府仍然会保持着对银行的一定影响力。

3　机构独立性。机构独立性是指监管机构从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分离出来的状态。中国银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直接向国务院报告；采用集体决策机制，专家及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提供建议，但不参与决策，决策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

4　预算独立性。在我国，银监会从2004年起对被监管机构收取监管费，并将其全部上缴国库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银监会实施监管工作所需经费参照其他国家部委，按照部门预算的规范程序向财政部申请，由财政部通过部门预算予以核拨。实行监管收费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模式能增大监管当局节约监管资源、改善监管服务、提高监管效率的外部压力，但同时，这也使我国监管机构易受到政治干预，并且银行监管机构不能通过灵活的薪酬制度吸引人才。

(二)问责制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一国监管治理水平评判的标准，问责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有规范的机制，二是监管机构的管理层和监管人员有明确的问责制。

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2000年9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首建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3年6月初，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相关人员组成专门工作小组并起草了《合作的备忘录》，旨在进一步加强三家金融监管机构政策沟通与协调，提高监管效率；2003年9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但联席会议这种松散的沟通缺乏制度刚性。

从问责制的第二方面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金融监管人员问责制度，《银监法》中对监管人员的职责及处罚办法做出了规定。但是，实施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需要一整套制度和措施的支持，就我国现有法规而言，在其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不够细化、实施难等问题，使监管工作存在很大的弹性。

(三)透明度

金融监管的透明度指有关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公众。

银监会成立后，在加强监管透明度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政务公开等。但是，外部条件的不充分制约了透明度建设步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存在不足，目前银行业还没有实行国际通行会计标准，会计准则存在差异，影响了监管信息的准确性；二是缺乏高速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以及有效地机制来保证银行能够自觉根据监管当局公布的信息调整经营行为；三是广大社会公众和金融消费者的监管信息、金融信息获知意识不足。

(四)操守

操守是指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在监管活动中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具有正直诚实品质。近年来随着培训和引入力度加大，监管人员整体素质普遍有所提高，但对照新的监管理念和良好标准要求，兼管团队的整体素质还明显不足。同时，还存在操守不严现象，如人情监管、权力寻租等。2003年谢平、陆磊曾在全国范围对金融监管腐败情况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从被调查主体看，11.6％的被调查对象认为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程度高到不可容忍；25.9％的人认为监管腐败非常高，但是可以容忍；35.7％的人认为腐败比较高，但是在感觉上已经麻木了，这说明接近四分之三的公众认为金融腐败存在而且比较严重。

四、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治理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监管当局的内部控制制度

1　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个合理的监管组织架构是有效监管的基础。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体制结构来看，一方面层次太多，在几乎每县设立机构导致管理深度加大，另一方面，职能部门设置面临力量分散、信息不沟通的弊端。因此，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建立国家首席监督官制度，在全国性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设立，应当按照大的经济区域原则划分监管区域。设立区域监管官。

2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由于监管机构的业绩难以像一般企业那样进行量化分析和精确考核，因而，实践中要推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对监管机构即要有对责任书中列明的监管目标进行的量化打分，也要有从整体形象、内部管理、日常工作及效率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评价，还要征求被监管对象对执法情况的意见，对监管个人进行综合评价。并且，还要将考核与正面激励的结合，改革目前监管机构的组织人事与收入分配制度。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对监管人员的激励相容。

(二)改善银行监管治理的外部环境

篇11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与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为外资银行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

1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即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是指私人信贷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相关贷款者具有某种内在特性，即这些机构不断经历着危机和破产的周期性波动。这些金融机构的崩溃会传导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总体经济水平的下降。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on)提出，但人们公认系统地提出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理论的是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他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其他相关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引起信贷资金供求不平衡。这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使银行经历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另一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也从周期性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风险的孕育和发展。他认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积累是不同经济人非理性或非均衡行为的结果。

2　社会利益理论

社会利益理论亦被称为市场调节失效论。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政府通过金融监管来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并恢复公众对国家货币和金融机构的信心。社会利益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的结果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不能在竞争方式下运转即市场失灵时。必须有一种降低或消除同市场机制失灵相联系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管制。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具有市场缺陷。从金融市场看，其市场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银行业的不完全竞争性，即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其他行业一样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第二，银行的负外部性。银行的负外部性包括一家银行机构破产导致多家银行机构破产的连锁反应的系统失灵风险以及由于过度竞争造成一般贷款标准和利率的降低的传染效应。第三，信息不对称。一般说来，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在存款市场上，存款人难以了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资产组合状况，存款人在信息方面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劣势。二是在贷款市场上，由于借款人对其投资的项目拥有更多的信息。银行难以准确认定借款人具体投资项目风险的高低而相对借款人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分析

法律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追求。从法理上分析，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价值目标：

1　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通过对外资银行监管，加强外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来自政府管制、行业自律、市场约束等外在控制机制来维护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明确金融监管当局的组织体系、职责、运转程式等，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2　安全价值

安全价值是指法律能够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易活动比一般国内银行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的经营风险，必须通过监管立法保证其交易的安全性，从而保证外资银行资产和广大客户及存款人信用的安全。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固有的市场缺陷。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容易面临系统风险，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可能导致东道国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通过外资银行向东道国传递也会给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威胁。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自身经营安全对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各国为了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都要对外资银行进行法律监管，用法律手段调整跨国银行与其他社会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3　效益价值

效益价值是指法律能够使社会和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外资银行风险监管追求的效益价值主要是一种经济效益价值，同时强调社会效益价值。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益价值在于：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安排须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可操作性；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在运作过程中须注重成本―效益的比较，降低监管成本，引导外资银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社会效益价值在于：通过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经济的整体利益；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加强外资银行的信息披露，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

虽然各个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存在着差异，同时，一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有所不同，但秩序价值、安全价值、效益价值却是大多数国家金融监管立法的法律价值追求。

二、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实践意义

(一)巴塞尔体制主要内容

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跨国银行危机。加深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监管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1975年，西方“十国集团”在瑞士的巴塞尔聚会，正式成立了“银行规章条例及监管办法委员会”(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lSOry Practices)。简称“巴塞尔委员会”(现已更名为“银行监管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lon)。巴塞尔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国际银行监管合作的正式开始。巴塞尔体制主要确立了以下原则：

1　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原则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加强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协调东道国与母国各自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的责任是巴塞尔委员会的重要工作。1975年《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监管原则》规定：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对银行共同承担监管的责任，东道国有责任监督在其境内的外国银行；东道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国子行的清偿能力，母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和外国子行的流动性；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当局之间要相互交流信息并在银行检查方面密切合作。监管合作要克服银行保密法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总行直接对其国外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否则东道国监管当局可以代为检查。

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在1975年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银行“并表监管法”，并对母国与东道国职责进行了适当的划分。1 996年巴塞尔委员会的《跨国银行行业监管》，为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2　资本充足率原则

1988年《关于统一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也即《巴塞尔协议》，其基本精神是要求银行监管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照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建立风险加权制。该协议要求资本充足率，即银行总资本与总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应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比重不得低于4％。在2004年6月通过的《统一资本标准和资本框架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确立了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

3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弥补了母国统一监管原则和并表监管法的缺陷，制定了有效监管体系的25条基本原则，即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强调跨国银行业务应实行全球统一监管；应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

(二)巴赛尔协议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意义

我国是巴赛尔协议的签字国，但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情况和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我国政府宣布暂不执行巴赛尔协议，这是我国政府目前关于开放金融市场的正确选择。巴赛尔协议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立场考虑的结果。而且跨国银行的母行大多数设在巴赛尔成员国，因此，巴赛尔协议的一些原则更符合其成员国的利益。同时，巴赛尔协议成员国都具有非常成熟的跨国银行管理经验。但是，巴赛尔协议毕竟是目前跨国银行监管方面最有影响力、适用范围最广、最有成效的监管指标和原则，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逐渐地与巴赛尔协议的规范原则接近并吸收为本国的监管制度。在对待巴赛尔协议的立场上，我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内容予以取舍。

就我国目前的银行业来讲，无论是在管理体制方面，或是组织模式、资本状况、法律地位、经营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均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国不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统一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巴塞尔协议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同时，实施巴塞尔协议也是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推动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及其完善

我国的外资银行立法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外资银行的专门立法看，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国务院2006年1 1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及银监会同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30日的《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审计管理办法》，1999年5月6日的《外资银行外部审计指导意见》；银监会于2003年12月8日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2004年3月8日的《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等。除上述专门立法外，我国还相继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立法与专门立法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其中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适应了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新形势。

虽然我国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框架，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中。关于法律监管目标的规定不明确。第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层次较低，缺少高层次立法，对法的效力和执行有一定影响。第三，在现有的法律监管体制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三个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科学的界定。第四。外部审计的社会监督作用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挥和加强。

针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完善相关立法和相应机制，提高外资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进一步防范和控制外资银行的金融风险。

(一)明确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

明确金融监管目标是实现监管高效率和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就其他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目标都有明确的规定。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储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建立美国境内更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其具体目标为：一是维护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有竞争力的银行系统服务体系；三是保护消费者；四是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我国现行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条例》的第一条说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这种监管目标的缺失与模糊必然造成在监管中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利于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从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及其本质要求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所要达到的目标应是多层次的有机组成的体系。该体系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维护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营。该目标有助于维护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进而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存

款人的利益。第二，维护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社会公众在信息取得、资金规模、经济地位等各方面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保护，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立法关注的重点。第三，促进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内外资银行的公平竞争是外资银行稳建运营的重要保证。

(二)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体系及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机制

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存在诸多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WTO规则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台一些新的金融法律法规。二是完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o该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是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调整的专门立法。但有些内容尚缺乏操作性，例如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治理及交易关联等制度还需进一步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完善外资银行的相关立法，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银行保密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者制度、审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提供制度支持。四是在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应当提高立法技术。使各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相互衔接。以实现法制的统一性并便于执法者的操作。

我国目前尚未实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对金融业的监管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进行。而对外资银行而言，虽然其在中国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专门从事银行业务，但其母国总行多为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它可以通过从事不同业务的分支机构来实现混业经营。这就要求金融行业监管的协调合作。但我国现阶段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三大监管机构在具体监管业务上的分工和协作也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为了建立责任明确、分工合理、公正透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应该由国务院制定相关条例对现有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运作机制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三)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外部审计监督

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对金融机构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随着国内国际业务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外部审计师对银行公布的财务会计报表是否“真实而公正”地反映了银行的财务状况以及报表报告期的银行经营情况的审计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利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已经成为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一种发展趋势。198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审计委员会联合《银行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关系――关于审计的国际宣言》，对银行监管者的作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监管者与审计师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该宣言对于东道国与母国监管当局对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监管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篇12

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美国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监管、金融业务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突破性修改，将美国数量极为巨大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了统一规范，并在放弃“分业”走向“混业”的理念下，整合了美国已有金融法律，以成体系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还对某些内容作出了权威性表述，而且，对目前尚未解决的某些法律问题，提出了研究方向。

（二）美国为什么要修改已经实行了将近70年的《银行法》呢？

众所周知，1933年美国《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金融危机后产生的一部重大法律，该法为商业银行和证券业之间筑起一道严实的“防火墙”，目的在于控制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以保持金融秩序稳定，增强储户对银行的信心。由于当时美国金融业以间接金融为主体，银行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对保证整个金融业稳定至关重要，银行业危机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动荡。因此，巩固商业银行，隔离证券业是当时形势所要求。

从二战以后，尤其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乃至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资本市场迅速发展，资本商品和衍生商品日新月异，银行业也不得不进入这个多姿多态的新市场。加上保险业和名目繁多的投资基金兴起，资本市场在美国金融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而且为投资者和经营者提供了巨额回报。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信息科技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业国际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规模的扩大，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将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而改革本国监管体制。1989年英国开始了名曰“大爆炸”的金融改革，实施混业经营，合并监管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局，统管银行、证券、保险、货币外汇交易等各种金融交易。1994年日本学习英国做法，实行金融改革法，将原来大大小小40多部涉及金融的法律进行了全面修订。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界对金融监管的理念发生理论创新，从最初的监管为了安全目的，而后发展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又发展为增强国际竞争力，以适应“无疆界市场”和“无时空限制”的全球交易。

为此，第一，为适应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的现代化趋势，美国金融体制必须做出相应改革和调整，并建立新的法律框架；第二，为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增强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对过去的体制进行调整，并给予立法保障；第三，随着经济发展，美国金融业的发展也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的结构，为改进金融服务、强化金融企业实力，同时又要巩固和扶植中小金融机构，必须通过立法，做出详细规定；第四，金融业潜在风险很大，为防范风险，必须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并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

（三）美国新金融法的基本理论设计和立法主旨是什么呢？

第一，混业经营，全能银行。

二战以前和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美国金融业一直是遵循分业经营的基本理念运作的。这也是当时国际金融业的一般格局。但是，近20年来，金融技术迅速发展，金融业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经营方式在国际范围内形成新的热潮。银行业兼并之风盛行，银行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互相渗透，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银行持股公司出现，凡与“银行业务紧密相关”的业务活动，如投资咨询、信息服务、信用卡服务、商业银行票据、租赁、不动产评估等，并与证券业、保险业、房地产金融业、旅游业等开展合作经营。银行业实际上“突破”了分业经营的框限，已进入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但从立法上讲，这样的“突破”，并非“正道”，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另外，从组织构架看，美国虽是大银行制度，但与国际上兴起的“全能银行”相比，在资金调配运用、资产种类、成本控制、经营效益上并不占多大优势。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并在金融全球化稳执牛耳，美国自8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结构调整的立法。先后颁布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存款机构法》、《银行业平等竞争法》和《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放松存款利率管制，取消银行业务地域限制，突破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鼓励金融机构联合与竞争，最终走上了“混业经营”和向“全能银行”发展的新道路。美国新金融法，是对以上法律理念的“整合”的产物。

第二，以“效率与竞争”理念作为立法的理论基础。

自1933年美国《银行法》颁布以来的60多年间，国际上，各国对金融立法的理念出现了三次大变化，经历了从为了安全的目的，发展到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再发展到为了增强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的目的的过程。1933年美国《银行法》的立法理念，是明确地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一切为了维护金融市场安全而设计有关法律。这一理念一直根深蒂固地成为美国金融业监管和立法的基础，影响非常深远。但是，60多年来国际金融状况已发生划时代变化：（1）共同基金创立并吸纳巨大资金进入证券市场；（2）证券公司开办客户现金管理账户；（3）电子技术进一步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降低成本，复杂的衍生金融交易可使用电脑程序进行；（4）欧洲市场金融业务兼容性与竞争力加强。为此，美国从70年代就开始不断调整金融立法理念，通过采取逐步变通的司法解释和专项立法，调整了单纯为“安全”而立法，转向为“效率”而立法。进入80年代后，国际金融进入了新的竞争阶段。金融全球化趋势加快，加上电子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业国际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在新形势下，美国开始将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因此，鼓励和促进美国金融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成为理所当然的立法理念。美国新金融法的立法新理论就产生了。

第三，调整监管制度，实施功能监管。

由于金融业务范围的改变以及金融业经营目标的变化，过去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筑起的“防火墙”被撤除，金融业各机构业务发生交叉，实现了全面的混业经营，原先“分业监管”的办法已经无法适应新情况的需要，加上金融业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快，运作更为复杂多样，采取老的以机构为对象的“分业监管”办法，已经达不到监管的目的。而新形势下，对金融业监管不仅不能因业务范围的变动以及地缘限制的消除而削弱，而且监管力度，监管范围等方面还需强化，这也为几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实践所证明，因此，国际金融界提出了“功能监管”的理论。因为在混业经营、联合经营的金融体制下，不仅金融持股公司，即使是单个金融企业，也可能是各种金融业务交叉的，“被监管者”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原来采用的“部门对机构”的监管方式已不适用，必须实施“功能监管”。要求按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经营活动的性质，使其按“功能”，分别由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功能监管”实质是一种交叉监管。根据新金融法，为了避免监管机构互相间的矛盾，还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共享信息数据、遵守保密制度、相互协商制度以及各监管机构应负监管的主要职责等。但是，从内容看，美国新金融法的“功能监管”在实施中，还有许多探索空间。

篇13

这位学者型的政府官员在学术论坛上发表这种观点，可能有提醒经济学者的意味。但是，换位思考，政府官员在作出决策的时候，自己是如何听取公众意见的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强调金融宏观调控的突然性，防止少数金融投机者利用宏观调控信息兴风作浪。可是，这种少数人影响多数人的决策方式，是否违反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呢？

从法学的一般理论来看，没有制裁的法律规范就不是法律规范。我国颁布了数十部关于金融宏观调控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可是，没有一件法规具有可诉性，换句话说，受到金融宏观调控影响的企业或者个人，不能依照现行的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追求决策者的法律责任。这种不受约束的宏观调控，可能会比自由市场经济更令人感到担忧，因为决策者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我国金融宏观决策部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充满学术自信，他们在决策前很少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现在，终于有金融宏观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承认，学者的论述可能不得人心，这无疑为民主决策带来了福音。不过，假如没有科学的决策程序，那么，即使有尊重民意的良好意愿，恐怕也很难在决策中广纳善言。

综观世界各国金融决策的模式，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由金融行业建立独立于政府的金融决策机构承担决策责任。决策者在调控金融市场的时候，不受制于政府部门，但必须对市场负责。如果宏观决策导致市场异常波动，那么，决策者应当承担政治责任；第二种，由政府首脑直接承担金融决策责任。不过，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果政府官员的决策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政府官员必须辞职下台；第三种，由政府所属的金融宏观决策部门承担责任，决策者只对政府首长负责，不需要对民众和市场主体负责，当金融决策导致经济出现震荡时，可以通过层层追究责任的方式，减轻或者免除宏观决策部门负责人的法律责任。换句话说，在这样的决策体制下，政府金融决策部门的负责人，可以通过分摊责任，减轻自己的罪责。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的金融监管决策部门。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独立的金融主体，没有健康的金融市场，没有科学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那么，即使建立了独立的金融监管决策部门，也很难有效发挥作用。

当务之急，就是要把金融决策者的权力和义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这样，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在发表意见时才会有所顾忌，制定宏观决策方案的时候才会慎重从事。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热衷于在企业家之间周旋，热衷于用专业学术理论阐述复杂的金融关系。这种脱离民众监督的决策倾向值得社会各界高度注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府金融调控部门的决策如果失去了民意基础，那么，合法性就不复存在；如果政府金融调控部门的决策建构于少数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不是满足于金融市场主体的需求，那么，合理性也不复存在；如果金融决策者过于自信，瞧不起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听不进公众的建议，那么，中国的金融宏观调控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