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5 10: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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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最早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如火如荼。根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9月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8.17万亿元。从2011年9月末信托资产规模3.27万亿元至2016年9月末,信托资产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0.9%。但是从2013年起,信托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而行业内营业收入和权益报酬率的增速以及年化信托报酬率也在逐年回落。在经营环境和经营业绩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下,信托公司必须深刻认识当前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开创新型业务以提升经营业绩。
二、大资管时代信托业的新型信托业务方向
1.不良资产证券化
受到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将持续承压。而尚未见顶的不良率不断加大银行业的运营压力,因此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出表意愿十分迫切。当前,不良资产出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银行自主核销不良贷款,这不仅程序复杂,而且意味着不良资产的彻底损失;第二种是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但这种方法具有周期长,折扣高的特点,既要求银行贱价出售不良资产,放弃可能产生的后续收益,又难以满足特殊情况下不良资产紧急出表的要求;第三种是银行将不良资产与其他金融机构对接实现出表。这种方式简单的说,就是银行将不良资产名义上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起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作为不良资产的对价,但实际上银行又作为出资方以名义上投资于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将不良资产收益权回购,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即不良资产的现金回流,是银行减少的不良资产损失。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通道角色收取通道费用帮助银行粉饰报表。但是,2016年8月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将使不良资产名义转让的操作空间消失殆尽。不良资产的出表将会更多考虑资产证券化模式。
资产证券化一直被视作信托公司重要的转型方向之一,原因在于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将证券化的资产出售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以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是一个关键步骤。一般来说,SPV有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和有限合伙三种模式。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只有特殊目的信托模式才能真正实现破产隔离效应,实现减税减负的目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信托公司是目前最好的SPV。信托公司有望在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中,采取"大投行+SPV”的模式获取竞争优势。
2.家族信托
据统计,截至2015年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32万亿元人民币;高净值人群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49.7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金融资产超过600百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家庭约207万户,2013至20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6.1%。当积累的财富已经超过了富裕生活的日常所需时,愈来愈多的高净值人士开始考虑财富的保障和传承。根据贝恩公司《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财富保障和财富传承成为高净值人群首要和次要的财富目标,而对于超高净值人群而言,财富传承更为重要。超过一半的高净值人士尚未对财富传承做出安排,但是不少高净值人士担忧将大量财富过早而又没有规划地交予子女,将助长子女好逸恶劳的纨绔心态。这种现象催生了财富管理的需求,庞大的高净值群体也意味着财富管理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
作为长期以来定位高端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灵活的配资模式,具备抓住初具雏形的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机遇的良好基础,能够开展家族信托业务满足高净值人群的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相比国内另一针对高净值客户服务的金融部门―私人银行而言,家族信托以独有的风险隔离机制实现了财富保障目标的同时,具有独特的财富传承功能。通过设立家族信托,高净值人士可以有效地紧锁股权以避免委托人及受益人离婚或去世产生的财富分配问题和企业控制权纠纷问题,实现财产的安全隔离以避免企业各种风险导致的家庭财富缩水,合理的避税节税以避开高昂的遗产税,确立受益人的受益条件以传承家族理念和防止财富外流。
家族信托业务不仅能够满足高净值客户的需求,也给予了信托公司更多的业绩激励。以2013年平安信托推出的国内首?渭易逍磐小捌桨膊聘弧ず璩惺兰蚁盗小蔽?例,采用了"年费+超额管理费”的收费模式,年费率为信托资金的1%,年信托收益率高于4.5%以上的部分收取50%作为浮动管理费。对比当前信托公司的固定比率收费模式(主动管理型业务2%左右,被动管理型业务0.1%左右),家族信托业务给予信托公司更高的业绩激励。此外,家族信托能够为信托公司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解决集合资金信托期限短、成本高的缺陷,能把视角投向长期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方向。
当前,我国家族信托刚刚起步,限制家族信托的主要因素是法律制度不完善,股权不动产等资产暂时无法过户至信托名下,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和客户认知能力缺乏,以及金融机构能力欠缺。但是随着财富管理和传承的需求上升,和监管层对信托公司开创新型业务表示积极鼓励的态度,相关法律法规将不断完善,家族信托业务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而遗产税开征等预期将进一步加速家族信托业务的发展。
自2015年以来在经济增长乏力,国内收益率整体下跌和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多重因素影响下,资产荒开始蔓延。国内可投资资产的质量不断下降和兑付危机逐步增多,以及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的现象使投资者意识到分散降低投资风险和海外配资的重要性,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持续高涨。而在国内资产配置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资产管理机构纷纷将目光转向海外资产配置业务,境外投资的价值日益凸显。多家信托公司也开始尝试海外资产配置业务,通过申请QDII和QDIE业务资质、设立海外子公司、与境外资产管理机构合作等方式开展境外投资,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海外资产配置服务。截至2016年9月末,共有20家信托公司获得开展境外业务的相关资质,14家信托公司获批QDII额度,规模合计77.5亿美元。
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选择,只不过成功者善於把握机遇。林媛媛小姐就属於此类,她独立果敢,有着清晰的奋Y目标。
她毕业於西安西北大学经济系,K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後来到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深圳,从事金融相关工作,2003年起,她就经常往来香港,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非常向往。2011年,林媛媛小姐正式在香港定居,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以前就很喜欢香港,定居香港後就会想应该怎样更好地融入到新环境中。”
林媛媛小姐,喜欢香有的金融氛围:“香港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已连续22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日积月累,优势明显。其一,体现在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货币自由等;其二,有着背靠中国内地的优越地理位置,前景广阔;其三,香港有着健全的法制体系,和丰富的金融经验,其税制简单且低税率;其四,受西方思想影响,香港人做事情严谨认真的态度让我非常欣赏……凡此种种,皆为投资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些优势,对於本身就是学经济的她,令她在香港如鱼得水,就像一个表演者找到了理想的大舞台,跃跃欲试,期待着能有一场精彩的演出。
初来乍到,没有人脉、没有资源,她便下心来积累,在一家企业任秘书从事行政工作。期间,她接触到了以老为中心的精英圈子,从优秀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除了面对市场的智慧,还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但林媛媛小姐清楚,自己想要的舞台绝不限於此,她向往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於是她转做市场。“这几年的确经历了很多坎坷,挑战无处不在。”但正是这次选择,她遇到了现在的老,也是她事业上的贵人,把她带到了财务策划行业。
和大多数初入行的人一样,为了业绩,林媛媛小姐也会想“一天应该卖几张单出去”,跑了一段时间後,她开始思考,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从事理财工作,我的目标K不是一个普通的保险业务员。”於是她调整战略,将目光锁定在内地“高净值”人群身上,因为她发现:“这个群体主要以企业家为主,他们有意向,但他们对金融K不熟悉,因而在海外资产配置方面比例不高。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谈到企业家的需求时,她说:“这些企业家善於经营,收入可观,有一定抵R个人或家庭风险的能力,然而对财务保障很难引起兴趣,但他们对资产的保值s非常关心。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更关心如何将辛苦一辈子的所得安全传给下一代。所以企业家要分清家庭资产和企业资产,不但要懂得赚钱,更要懂得资产保护。”
接触群体的层次不同,林媛媛小姐也不断促使自己进步,她学会站在客户的角度,以一个企业家的思维去做财富管理,K把帮助到客户、实现客户的梦想,当作是自己的使命,尽心尽责。目前,她已为上百个家庭做过财务规划,管理资产超过几个亿,同时考虑到高端客户的需求,打造了全方位的财富管理平台。平台上有律师、会计师、财务策划师、私人银行家等精英成员,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投资移民、家族信、税务规划等全方位服务。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则得乎其下。”你对自己的要求高低,关M到你取得成绩的大小。林媛媛小姐,抱着“更上层楼”的心态,短短几年内,便找到了事业开拓的方向。
思长远,才能行更远
作为一名专业的国际理财规划师,林媛媛小姐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不同层次的人,也积累了丰富经验。通过调查研究,她发现:“中国人做海外资产配置的比例不高,目前仅为4%-5%左右,即使是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海外资产配置的比例也不高。然而世界上1%的顶尖富豪能蛞恢被累、传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做多元化的、全球性质的投资。如海外房地产、海外投资信、海外股市和美金保单等等。”
她认为,这也给到投资者一个启示――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丫滞蹲什品。当然这个观点K非空穴来风,她解释说:“改革开放的30多年Y,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时代影响,过去容易找到收益高且风险相对为零的投资出口,如房地产、私募股权、固定收益信等。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和体制改革正在全面进入转型阶段,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未来5至10年Y人民币将继续可控地、缓慢地贬值;另外,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在资源、科技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必然会降低。由此推测,未来10年中国私人财富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困境。”
以内地企业家为例,他们如果只会扩大经营,而不懂得财富规划的话,那麽市场经济发生变化时,将会面临很大风险。所以,从专业角度出发,林媛媛小姐建议,短期几年内不着急用的资本,可以分配到海外,以多元化的投资产品来对冲风险,规划国际化的资产。“海外资产配置是一个长远战略,是一个长期性的方向性决策。”
企业家辛苦打拼,苦心经营,如果s因一时的意外或环境的改变而让毕生积累的财富减少和贬值,是非常让人惋惜的,林媛媛小姐希望能通过专业帮助到他们。当时,她遇到了一个事业上的贵人,那是一个因患早期疾病而深刻了解到保险重要性的企业家。这位企业家曾到处J询,但是都被保险公司拒保,後来他找到了她。虽然知道投保的几率很小,但她还是倾尽全力协助对方,设法和公司洽谈,最终取到了投保机会。因此这位企业家非常感激她,後来还给她介绍了不少客户。
林媛媛小姐还曾经为一位相识多年的、在安徽从事矿业的企业家做过理财规划,帮助他对接在香港]册公司和开银行账户,因为这位企业家将来想移民,她还帮他对接专业人士,给到专业性意见。客户在内地的投资主要是股票和房地产,以及扩大厂房,考虑到让公司稳健的生存和发展,她建议说:“当有1000万现金时,则要考虑拿出100万放在保本型理财Y,锁定收益,其他资产再投资在生意上或高风险的投资上。这样才更安心。”经过几番沟通,她帮客户做了家族财富传承计划,包括医疗、养老、财产过户等,既规避了风险,又可把家族企业安全过户给下一代,避免将来产生财产纷。客户对她的服务非常满意,有了资产保障,做起生意特别安心!
“财富自由,不是你能赚多少钱,而是能留下多少钱。我们对於未来的思考更多的也应该是如何规避风险,考虑合理的海外资产配置是个不错的选择。每个家庭都有做好风险管理的必要,不断买入资产,减少负债,让现金流滚起来。”因为,思长远,才能行更远。
学无止境,化热情为动力
目前,林媛媛小姐的工作便是专职於海外资产配置、家族基金(财产保护、传承)、退休信(终身收入)、规划家庭资产与企业资产的风险及隔离、医疗服务、商业移民及海外升学等几个范畴。
工作的热情,源於内心的真正热爱。保险理财工作对她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成长的平台,开拓了她的人脉圈子,也让她不断提升自我。林媛媛小姐非常享受当下的工作,K且收获颇丰。
除了专业提升,林媛媛小姐也从这些企业家身上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学问,以及如何经营企业等。她认为这也有利於增长自己的心智,丰富自己的人生。
中国的跨国公司总体看有以下明显的弱点:
(1)跨国公司数量少。到2001年底,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数4000家左右,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数为6513家,而目前全球有65万家的跨国公司共计85万家海外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我国的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仅占全球跨国公司数的0.6%左右,海外分支机构数则占全球海外分支机构数的0.77%。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2002年中国GDP总值为1.2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中国的对外贸易2002年已上升到全球第5位,我国的制造业在世界排名第4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且中国的世界出口市场份额2000年为6.1%位居第4。这样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而却只有这么少的企业走向世界,去分享世界市场,显见,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展是滞后的。
(2)跨国公司规模小。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无论是公司外国雇员人数还是海外资产数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外国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计算有下表:
表1跨国公司雇员及海外资产的国际比较
外国雇员数(人)
海外资产(百万美元)
总数
平均人数
总额
平均
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
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
中国最大12家跨国公司
2,355,217a
245,718
20,000
98,134
9,829
1,667
1,410,771b
130,381
30,000
61337.87
5215.24
2500.00
此表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计算整理而得。
a.其中不包括排名第8位的日本ToyotaMotor的海外雇员数;
b.其中不包括排名第16位的德国DaimlerChrysler公司和排名第23位的德国E.On公司海外资产数。
中国目前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每家雇员数仅为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平均外国雇员人数的1.70%,即便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最大25家跨国公司而言,也只占其17.96%。跨国公司中外国雇员数的多少,除了说明其规模大小外,还反映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和管理模式及管理水平。就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数量来看,也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为发展中国家的25家最大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47.94%,而仅为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4.08%。显然,中国的跨国公司就海外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拥有量看都是小规模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
(3)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进行国际直接投资(FDI)水平低,生产销售能力差。中国跨国公司对外进行FDI的水平,无论是相对于我国的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还是相对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处于低水平,有如下资料:
表2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每家跨国公司
(家)(亿美元)FDI(亿美元)
全球(2001)
中国(2000)
中国(2001)
65000660001.0154
2620116.30.0447
2800790.0282
该表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等资料计算整理。表中中国跨国公司FDI是指协议中方投资数。
显然,2001年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水平仅为世界水平的2.8%左右,而同年,我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达到470亿美元(2000年为410亿美元),引进FDI与对外FDI之比,发达国家为1:1.33,发展中国家为1:0.19,中国为1:0.03。低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跨国公司规模小的主要原因,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能力:
表3跨国公司的销售能力
全球最大的25家跨发展中国家最大的25中国最大的12家
国公司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
销售总额(百万美元)
平均销售额(百万美元)
1141793157967*33000
45671.726581.962750.00
该表由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资料计算整理。
*其中不包括排名第22位的新加坡的Singtel公司。
中国跨国公司平均销售额水平仅占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6.02%,占发展中国家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41.78%。
从中国跨国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尽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跨国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能力差是其基本特点,在全球跨国公司大家庭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不利于中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使自己更有效的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就跨国公司的主流理论,还是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培养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急迫的任务,也具备了其基本客观条件。
1.经济的全球化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舞台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是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相互促进的事物,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动机如何,也是人类智慧的充分体现。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的客观要求,必然使各国走向国际市场,只是经济强国先走一步,多占一份市场份额,但这使得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由此形成,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它因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显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应该乘势而上,因为客观上已经具备了一个重要的成长和发展的条件。作为一般的规律,跨国公司是一国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自身经济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果、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吸收外资等方面已经显示中国经济深入地融人世界经济之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的公布,2000年中国出口世界市场所占分额已为6.1%,位居世界第四位,而在“1985-2000年根据出口市场的份额的获得成果的20个优胜经济体”中,中国遥遥领先而位居第一,达4.5%;同时在出口结构中,2001年,中国所有产业的出口中外国子公司所占份额为50%,在制造业中占44%;中国吸收FDI方面,2001年,在全球FDI流入量比上年下降51%的背景下,中国流入FDI达4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2002年,中国实际引入FDI计53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3%。2003年1至7月,我国实际引入FDI共33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客观上已经较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如何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主动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也面临极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各国的开放政策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经营条件。
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进行跨国经营,最关心的是进入的效率和经营的成本。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充分意识到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性,尤其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规则也要求成员国清除壁垒,加大开放力度。所以,各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政策更加宽松、透明,管制减少,而自由化程度提高。如下表:
表41998—2001年国家管制的改变
项目
1998199920002001
1.在其投资制度引进改变的国家数量
2.管制改变的数量
其中:
更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a
较少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b
60636071
145140150208
136131147194
99314
该表引自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
a包括目的在于加强市场职能以及增加激励措施的放宽的改变;
b包括目的在于增强控制以及减少激励措施的改变。
上表显示,2001年有71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律进行了208项修改,这其中90%以上(即194项)旨在使投资环境更加有利于流人FDI。此外,2001年还有多达97个国家参与缔结了158项双边投资条约,使得这类条约的数目达到2099项。显然,各国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的宽松透明的趋势,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使跨国公司的进入效率更高,经营成本也相应会更低。所以联合国贸发会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政策自由化是推动国际生产扩大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当然也是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3.国际直接投资的机会较好,形式多样,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行动的条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有多种,目前在世界经济全球性衰退,特别是北美、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股市下滑的背景下,给中国的企业对外进行FDI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关的国家需要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以振兴经济,也就需要外来的支持,相关的进人成本也就会降低,中国的企业乘机低成本地进行新建工厂、并购企业、合资控股等对外进行FDI,都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就近几年非常流行的FDI并购形式来分析,2001年全球跨国并购额已为5940亿美元,但较2000年下降了一半,并购的案例数也从2000年的7800件下降到2001年的6000件。其主要原因是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乏力,削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对投资的能力和意向。但在这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经济风景独好的形势下,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行联合或并购成本较低的时候,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较好时机。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虽然跨国并购数量和规模大幅下降,但仍然是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亚洲地区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新建投资转向以并购为主,2001年规模达到25亿美元,占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左右”。由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放异彩,这必然与引资国及其企业的合作带来机会,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的—个重要条件。
4.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状况,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也不断强大起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无疑起着支持和促进作用。
(1)国家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上升,是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和后盾。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起突破1亿万美元,2002年达到1.23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第6位;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098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6,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我国的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和电视等的产量是位居世界第一,农产品中的谷物、肉类、花生、水果等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不仅许多总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经济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引人瞩目。从1998年到2002年这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从1989年到2001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3%,比世界经济增长快6.1个百分点。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具有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
就国家竞争力而言,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在2002年的《世界竞争力年报》中的排位,中国国家竞争力位居世界31位(2001年为33位,2000年为30位,2002年后退的主要原因是新增加的两个国家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参与排名,这两个国家部分指标好于中国),如下表所示:
表5中、日、韩竞争力及相关指标
中国
日本
韩国
2001
2000
2001
2000
2001
2000
国际竞争力总排名
经济绩效
政府效率
商业绩效
基础设施
33
7
35
40
39
30
5
32
37
34
26
10
28
30
19
24
17
28
26
15
28
19
31
31
34
28
13
33
27
28
IMD:《200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基础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与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比较,竞争力的差距也在缩小。而从我国工业发展及竞争力状况,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力》的资料有:
表6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关指标排位
199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技术结构排位和技术含量比量①
199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集中度和出口集中度(括号中数字)排名
排位
中等技术含量产业份额
(%)
低技术和资
源型产业
(%)
所有经济排名
发展中国家排名
位次
占世界的
比重(%)
位次
所占比重
(%)
22
51
49
4
(7)
6.3
(3.9)
1
(1)
29.0
(17.0)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1/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6和表2.4整理。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表7我国制造业技术结构及R&D投入集中度排位
1998年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排位①
1995-1998企业R&D投入集中度排位②
技术比例(%)
所有经济捧名
发展中国家排名
排位
高技术
中技术
中高
技术
位次
所占比重
(%)
位次
所占比量
(%)
9
18.2
18.4
36.6
4
6.1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7和表A2.8整理。
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②中国在所有经济排位中没有进入前10位。
中国已经具有了较强大的综合国力,且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工业的行业竞争力处于中上水平,并且还在不断提高,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2)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币值坚挺,为中国跨国公司提供了投资条件。我国的外汇储备截止到200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额多达3465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2.7%。具体一点看,从2002年底到2003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从2800亿美元增长到3450多亿美元,仅半年时间就增加了600多亿美元,而且,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的外汇储备还将显著增加。理论上,外汇储备量与人民币汇率呈正线性相关关系(有研究表明,相关系数r=0.98),外汇储备量的增长会促使本币汇率上升,即货币对外升值,而表现为币值坚挺态势。另一方面,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需要支付款项和转移资本,即需要外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利伯的观点,国际直接投资通常会从汇率坚挺的国家流出,他证明了如果跨国投资企业拥有相对坚挺的货币,则在汇率上可获得所谓的通货溢价的额外收益。同时从经济整体看,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会影响国家的外贸出口规模。所以,从政策上,为了释放某些压力,防患一些风险,同时也为了充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应该允许企业自己保留更多的外汇,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去投资,进行跨国经营。显然,丰富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汇率对海外投资是一个有效的刺激。
(3)中国产业实力的提高,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依据。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按工业竞争力指数(CIP)的标准,中国工业竞争力排名世界第37位。
表8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家工业竞争力排行榜(部分)
国家或地区
排名
1998
1995
新加坡
1
6
瑞士
2
1
爱尔兰
3
15
日本
4
2
德国
5
3
美国
6
5
瑞典
7
4
芬兰
8
7
比利时
9
8
英国
10
12
中国
37
1
表9主要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统计表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国家和地区
世界总计
1990
2390.00
1999
4217.30
2000年
4630.00
1990年
70.5
2000年
74.9
美国
290.49
575.33
650.17
73.8
83.2
德国
375.65
465.34
458.72
89.2
83.2
日本
275.13
393.14
449.69
95.7
93.8
法国
161.31
238.54
244.99
74.5
82.2
英国
146.71
224.98
229.56
79.2
80.8
中国
44.31
172.06
219.86
71.4
88.2
意大利
148.08
208.46
209.87
87.0
88.3
中国香港
75.64
164.70
192.50
91.8
95.1
加拿大
73.31
159.03
175.64
57.4
63.5
资料来源:长城战略研究所《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
根据长城战略研究所的《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已达35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制造业产品达2.2亿美元。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C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生产能力迅速扩张。根据初步统计,我国有上百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产品占世界份额的50%以上。我国制造业中的部分企业将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只要以中国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在21世纪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全力以赴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条件,将中国制造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过渡到竞争优势,便能迅速成长起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企业要成长为具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还面临许多问题,毕竟中国经济的真正快速发展才仅仅20多年,且脱胎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世界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停止,一直在快速前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跨国公司,还必须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广泛深入地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必须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使其高效透明,必须扩大企业规模,壮大企业的实力。
参考资料:
[1]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R].2002—09—17.
[2]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5。
[3]司岩.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证与战略[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2.
距离基金组织正式评估SDR货币篮子仅剩四个月,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被纳入SDR已势在必得?SDR评估对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资本账户管制有怎样的影响?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如果今年人民币被纳入SDR,对资本流动、流动性和资产价格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加入SDR的意义和可能性
尽管特别提款权仅是各国央行所持有的一种名义上的储备货币,但加入SDR意味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获得正式认可,也被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
不过,我们认为,决策层主要是想通过SDR获取国内各方面对推进金融领域改革的支持,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在央行看来,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倒逼国内其他改革加速推进,而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
我们认为人民币有相当的可能性在今年或不久之后加入SDR。一种货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必须符合两个标准:1)该国在全球贸易中影响力大;2)该货币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且在外汇市场交易活跃,也即“可自由使用”。
中国显然已满足第一个标准,但是否满足第二条仍存在争议。
人民币是否能被纳入SDR最终需要获得IMF其他成员国的支持。扩大SDR货币篮子需要基金成员国70%以上的投票支持,因此美国没有一票否决权。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人民币是否被纳入SDR对其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支持中国则可能有助于其加强与中国的经合作、争取中国投资,因此它们投赞成票的可能性很大。IMF成员国中有多个国家对人民币兴趣较高,如设有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或被授予了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它们投赞成票的可能性更大。
即便今年人民币未被纳入SDR,估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可能设立一个短暂期限,一旦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等条件成熟,即可加入。 力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资本项目可兑换并非加入SDR的必要条件,但这无疑有助于达到货币“可自由使用” 这一关键标准。因此,中国计划使跨境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并修改《外汇管理条例》,从而在今年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
我们估计未来几个月可能出台的措施包括:扩大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额度;推进QDII2,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有价证券投资业务和实物资产。
据媒体报道,首批试点管理方法将很快;推进深港通,并在7月1日推出基金互认;放松海外借款、人民币跨境支付,及在上海自贸区开展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管制;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包括最终取消存款利率上限。
不过,我们认为央行仍将通过额度等措施对资本流动保留一定的控制。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和程度可能将取决于国内流动性、市场信心,以及国际金融环境。 最初资本流出规模可能更大
由于过去的资本账户管制主要是为了防出严于防进,一旦管控放松、国内居民可以更便捷地配置海外资产,初期资本外流规模可能会增加更多。当然,考虑到境内外利差仍然可观,如果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内机构也可能增加海外借款;海外投资者得以更便捷地购买国内资产,也可能带来一部分资本流入。
此外,人民币纳入SDR还会增加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和财富基金对人民币的需求。从总体看来,短期内资本流入和流出的规模,可能不会相差得太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过去两年中国逐渐放宽资本账户管制,资本双向流动规模已有所扩大、国内流动性的波动也有所加剧。
我们认为自3月份以来,受央行调整中间价的影响,市场汇率预期有所转变、资本外流规模明显缩减。另一方面,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回升、对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的溢价收窄,也反映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上流动性有所改善。 浮动区间可能扩大
在10月IMF评估SDR之前,我们预计央行将继续保持汇率稳定、对美元相对坚挺,而不会允许人民币贬值。保持人民币相对坚挺是为了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更有吸引力,也可以避免被主要贸易伙伴指责操纵汇率,并且也能稳定市场预期,避免引发更大规模资本流出和因此带来的流动性和金融市场波动。
不过,央行可能会不时根据外贸顺差规模或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调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央行有可能在SDR评估前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以体现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扩大浮动区间的时点可能选在汇率单向波动压力趋缓之际(比如现在),变动幅度也可能较温和,比如扩大至3%。鉴于升贬值压力相对均衡、且央行很可能会积极管理市场预期,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可能不会导致汇率大幅波动。
10月SDR评估结束之后,无论人民币是否被纳入SDR,央行调整汇率的空间都会更大。
如果美联储开始加息、美元随之升值,或中国出口依然乏力、且内需疲弱,那么人民币可能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小幅贬值。
不过,决策层意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且担忧贬值引发汇率进一步大幅波动,因此贬值幅度也应有限。总体来看,我们预计今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30、2016年底为6.40。 对资本市场总体利好
资本账户更加开放意味着海外投资者有更多渠道参与内地股票市场,同时国内投资者也有更多机会投资海外市场。
未来6个-12个月,如果央行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强势,套利资本外流可能消退,从而改善国内流动性条件、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利好A股市场。同时,资本账户开放推动国内投资者资本流出,首站一般就是香港,因此可能会利好H股市场。
长期来看,一旦人民币跻身于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列,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就将成为全球基金资产组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于A股和H股来说均为利好。
此外,随着国际机构投资者的逐渐加入,A股市场的投资风格也将改变,整体交易风格将偏向于大盘股,估值体系与国际标准靠拢。
在债券市场上,我们预计国外投资者将加快参与在岸债券市场的步伐。目前我国利率高于海外,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增加也会丰富债券市场;我国会继续扩大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资机构的开放,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可能推升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更快增长,便于外资通过RQFII或央行试点等渠道投资于在岸债券市场。
尽管目前中国财富管理快速发展,但是相对国外的发达市场,其形式与内容还不健全与成熟。国外的私人家族理财机构出现于19世纪中期,那是一些专门为在工业大革命时期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家族服务的私人银行和信托公司。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仅为一个家族服务的单一家族理财室、同时为几个家族理财的专业理财公司,以及同时为市场上许多高净值客户理财的商业化财富管理公司。随着国外越来越多的富人和财富管理公司的出现,财富管理公司也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行业呈现了整合的趋势。虽然这些国外理财公司的规模和经营方法各不相同,但为应对行业的竞争,这些公司不约而同的开始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以便能更好的帮助或客户进行理财。根据国外的一项统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理财公司开始提供对冲基金的管理、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母基金(FOF)投资、艺术品收藏和管理等产品和服务。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财富管理公司还可以提供财务数据处理、财富转移、慈善捐助、家庭成员的教育等服务。
相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私人财富管理服务,中国的私人财富管理的发展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现阶段国内本土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券商、基金、还是信托公司,所提供的仍是以客户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的咨询服务,主要是提供资产配置建议,其具体操作还是有客户自己决定。在这一方面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理财部发展尤为迅速,例如四大国有银行及招商银行等,同时一些类似国外为多个高净值客户理财的商业化财富管理公司如诺亚财寓、小村财富等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专业理财服务的财富管理公司也进入了大家的眼球。尽管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有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是相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来说,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发展还是偏慢,国人长久以来的形成的理财观念与文化传统是导致中国难以真正意义上开展财富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深入,金融领域的日益开放,以及罔内各个行业对资本投资不同程度地放开,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对国内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使得大家对财富的安全性与持续性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投资工具的创新,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认识到财富保值增值、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与复杂性。新闻上那些由于不了解理财产品而盲目投资最后损失惨重的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最近新闻上披露出的一些轻信理财产品销售人员,投资高盛超级复杂的金融产品合成担保债务凭证(cDO)而血本无归的事件等。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如何投资这些复杂的投资产品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就需要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理财团队,这些财富管理团队包括专业的理财规划师、律师、会计师等,他们会根据客户特有的情况,量身定做一个合适的理财方案,帮助客户达到资产保值和增值,提高生活水平和品质的目的。近年来中国高净值人士的暴增、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富裕阶层队伍的财富管理意识的觉醒也给专业的财富管理公司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中国财富管理的趋势
创造财富的过程是无比艰辛的,财富的保值增值也是一门学问。富裕人士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往往非常自信,在财富管理方面王按照过去自己的经验米做,也可能短期内会成功,但从长期来看大部分的人是不能够达到既定目的。财富的管理一定要由专业的人来做。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中理财公司就承担起了对大宗基金如养老基金和慈善基金的管理和经营,保险公司和各个金融机构也都提供理财服务,众多的咨询机构和专家也随时向客户提供现成的帮助。他们不仅帮助客户设计总体的战略规划,还对实现这些规划的具体步骤给予具体指导。
中国未来5到10年的财富管理的趋势主要包括:越来越趋向专业化管理、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加强、个人定制化的理财服务等。专业化的财富管理机构
市场中的专业人士嗅觉灵敏,当机遇来临时能够察觉到并迅速抓住机会实现财富的增值;专业人士灵活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来达到目的;专业的人士经验丰富,能准确把握市场的变化;投资机制的设立在投资的过程中能够有效避免相应的风险。这些都是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条件,因此从长远来看财富的管理还是要由专业人士来做。
随着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不断发展,市场中一定会出现一些本土优秀的财富管理机构。海外资产配置
信息的全球化拉近了各国间的距离,从而全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如:纽约的石油期货价格指导着全球市场的现货价格,伦敦的金属交易价格影响着世界各地金属的现货价格,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问题影响了其他国家股市交易等等。中国虽然实行外汇管制,资金不能自由进出,但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出口贸易的增加已经使得国内的资本有了走出去的冲动和可能,财经媒体频现一些明星企业“走出去”的新闻。
单一的市场已经让国内许多富裕人士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资产的海外配置也成为财富管理的重要的内容。当然对海外的房产、股票、债券、外汇等投资更需要通过专业机构做一些深入的了解和判断。定制化理财服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险偏好、家庭情况和兴趣爱好等,不能简单的用一种理财产品或方式解决所有人的需求。为单一客户提供定制化的理财管理也是未来财富管理市场重要内容之一,私人保险、私人基金、私人财税规划等都会涌现。海外的私人银行针对高端人士推出的专享医疗服务、至尊商务管理、品质生活定制、心灵文化之旅等深受客户的喜爱。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角色由边缘逐步走向核心,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轨道。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个人高端客户也把眼光转向国外,尝试资产的全球化配置。因此,跟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海外拓展足迹,支持其全球运营已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商业银行开展全球化服务的必要性
(一)契合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迫切需要与之配套的中国金融服务国际化。全球化的经济必须建立在国际化的金融服务基础之上,与中国经济全球化高速步伐相比起来,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步伐相对落后,目前还没有一家能够与汇丰、花旗全面抗衡国际性银行,五大国有银行的服务范围和收入来源基本来自国内市场。因此,中国商业银行拓展全球化经营服务既是契合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是实现自身战略转型的必由之路。
(二)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人民币国际化是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战略。从2009年7月,国务院批准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代表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自此启动,五年多来,跨境贸易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由2009年只有35.8亿元,到2014年前三季度已超过4.8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化是提高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国内银行的海外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中国商业银行提高全球化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带来了重大机遇。
(三)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要
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对外投资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主要的对外投资主体之一。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超过20%,近10年多来,增长了64倍。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仅需要资金支持日常贸易经营、固定投资、并购等活动,也需要具备全球化的财务管理能力,规避汇率利率等投资风险。满足客户海外发展的金融需求,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直接动力。
(四)满足个人客户全球化活动的需要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报告,投资移民正逐渐成为个人高端客户进行海外投资的首要选择,主要的投资方式有债券、股票、基金、商业项目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等。贝恩公司《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过去五年内,境外投资在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总量占比提升至20%左右。未来两年内,预计跨境多元化配置会进一步增加,其中固定收益类产品和房地产为主要投资类别。随和政策的逐步放开,个人海外直接投资将渐成趋势,以及中国公民全球旅游、购物消费额的不断上升,其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愈发强烈,为海外财富中国商业银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带来巨大潜力。
二、中国商业银行开展全球化经营状况分析
(一)海外布局初现成效
中国银行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已经搭建起了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其海外资产和创造利润已达集团的20%,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全球银行。跟随其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农业银行近些年来也大力拓展海外业务,加快海外布局,海外业务发展潜力非常巨大。
(二)与全球先进同业相比,中国商业银行全球化经营服务能力仍存在不小差距
尽管全球化经营服务已初见成效,但是中国商业银行海外资产和收入占比不高,尤其是与全球先进同业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外机构布局还未形成规模效应。除中行外,其余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机构的布局的广度和深度仍显不够,许多机构员工人数不多,业务量很小,特别随着国家对外发展战略加快,在新兴市场地区的机构布局凸显不足,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全球化金融服务能力体系。
二是业务基础仍显薄弱。中国商业银行海外业务发展最大的瓶颈是客户基础的薄弱,尤其是当地客户数量少。现有银行海外机构主要以跟随服务境内客户“走出去”为主,主要经营业务是联动业务,客户基本为境内在当地的窗口公司,真正的本地客户较少,客户数量和质量的薄弱难以支撑后续长远发展。而汇丰、花旗等全球性银行,其牢牢扎根当地,本地业务和客户为主流。
三是利润来源仍较为单一。中国商业银行海外业务利润来源集中于传统的利差收入,其中又以对公业务为主。零售业务、私人银行、投资银行、现金管理、托管以及清算等中间业务创收对利润的贡献度非常有限。对比同业,汇丰银行对公、零售以及资金业务收入各占1/3市场。
四是经验丰富的国际化人才缺乏。在全球化经营服务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是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特别是熟悉国外金融文化和法律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较为匮乏,尤其是本地化人才的选拔、培养以及管理机制不健全。
三、中国商业银行开展全球化经营服务的策略建议
针对全球化经营服务面临的各种机遇与挑战,中国商业银行在开展全球化经营服务上必须加强海外机构布局、制定海外市场细分策略、加强重点区域发展、加快海外零售业务拓展、提供全方面保障机制、逐步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
(一)完善海外机构布局
要根据市场重要性和业务经营的潜力对海外机构进行细分。一是以港澳、纽约、伦敦为代表的核心市场,要尽快做大做强;二是以欧元区国家、澳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重要市场,这些区域市场经济体量和发展潜力大、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利润成长性良好;三是观察类市场,这类市场相对饱和、竞争激烈、监管严苛;四是节点类市场,这类地区经济体量小,利润增长空间不大,但需要有一个支点去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开户、结算、存汇等基础业务,完善对客户的服务和支撑。根据明确的市场细分,资金、人才、技术资源倾向于前两类机构。对于后两类机构则采取动态管理,如果机构发展状况好,相应调高其分类类别,加大投资力度,反之则下调分类,甚至最终撤并。
(二)运用自设和并购两种方式加快发展
全球化经营中可采用开办分支机构的内生性增长模式,随着客户在海外发展日趋成熟、投资区域和范围更为多元化,对金融服务和网点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此时通过并购或参股方式进入市场,特别是在零售业务拓展方面,更有利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服务。
汇丰银行通过对海外银行多次进行低成本收购建立了全球化网络,实现了亚欧美均衡发展。基于此,未来中国商业银行在提升全球化经营服务能力上要积极采用内生性增长和并购(参股)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对于发展零售业务优先采用并购方式,从而迅速地获取市场份额、客户资源、销售渠道,并能快速完整地获取技术、品牌和国际团队。在并购进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国际银行的先进经验,灵活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在机会来临之时,利用海外并购(参股)的有效渠道,实现海外扩张的跨越式发展。
(三)通过产品创新迅速建立业务优势
通过产品创新,可迅速抢占市场,建立起业务优势,成为海外业务新的增长点。建议中国商业银行积极调动可总分行各项资源,配套相关考核激励政策措施,在重点海外市场(如:香港)设立产品创新中心,尽快建立起先发优势,积累成功经验后复制到其他海外新兴市场。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中国商业银行打造一流的全球化经营服务能力必须依托大量的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尤其是要培养具备出众业务能力、沟通组织协调能力以及跨文化适应协调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一方面是加大内部人才培养力度。实施内部海外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派往国外的高校学习培训,再进入当地金融机构或自己的驻外机构轮岗实习,建立起外派人才库,为外派人才做好充分储备。另一方面实施人才的本土化。可参考学习汇丰银行实行的“全球智慧、扎根本土”人才模式,即一个最高管理层背包到一个区域,其余都是当地员工,通过人才本土化,快速融入当地文化,迅速开拓市场。
一、竞争环境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各地企业竞争的环境。
首先,冷战结束推动全球市场的形成。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1989年11月至1991年12月,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冷战结束,两个对立的阵营不复存在,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扫除。自此,超越政治地理界限的全球统一市场开始形成。
其次,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支撑。从1995年开始,互联网开始广泛应用,移动电话逐渐普及。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使得全球联系空前加强,全球市场得以真正形成和运行。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使得全球公司的战略和管理能够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第三,金融资产全球自由流动开启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脱离布雷顿森林协议自由浮动成为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起点。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主要货币在全球逐步自由浮动和买卖,随后债券和股票也实现了全球自由买卖。外汇、债券和股票等流动金融资产在全球自由流动成为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浪潮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竞争规则。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和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跨国公司原有的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和经营理念均面临严峻考验。
二、经营战略的转变
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一批跨国公司开始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过去,发达国家市场是企业竞争的主战场;现在,新兴市场往往成为新产品急剧增长的市场。企业可以根据增长潜力而不是根据地理位置来细分消费者市场。
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全球任何地点,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繁华都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小镇,人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加工和处理信息,参与全球的创新活动。企业可以根据技能水平而不是地理位置配置、组合劳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功能配置资源和获取资源已经成为可能。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以来,许多跨国公司进行了全球战略调整,按照企业经营系统的功能重新配置资源,以适应全球市场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过去的多国发展战略调整为全球发展战略。全球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它们或者在全球最适宜的地点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开发中心、财务结算中心以及营销服务中心,从而完善全球产业链;或者把价值链的若干环节外包出去,充分利用其他企业、其他国家的资源;或者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或并购其他企业、吸纳整合全球最优资源,从而打造全球产业链和完善全球产业系统。
随着企业发展战略的转型,跨国公司的管理架构也做出了相应调整。
跨国公司管理结构的全球调整包括股权全球化,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为适应全球化而进行的调整。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是以金融资产全球自由流动为特征的,金融资产的自由流动必然导致企业股权的全球化。
股权的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公司吸纳资金的范围从以一国为主转向从全球吸纳资金,同时它也意味着跨国公司从为一个国家的股东负责转变为为全球股东负责。股东结构的变化显然是跨国公司管理、治理结构全球化的重要动因。
由于各国文化背景不同、企业发展历史各异,因此过去公司的治理模式和结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不少欧洲和亚洲企业在战略调整、业务重组和管理改革中学习和引进了许多美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如果说,当时学习和引进美国模式是一种治理、管理结构的趋同,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趋同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全球企业治理、管理结构的趋同与上世纪90年代有所不同,它不是向美国公司学习的单向趋同,而是各个公司在坚持自身治理、管理结构优点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学习其他公司的长处。这种双向甚至多向的治管结构的趋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企业治理管理结构改革的积极发展。
过去,跨国公司采取的是以母国为中心辐射若干国家子公司的中心辐射式的管理模式。在这一阶段,公司总部拥有绝对的决策控制权。如今,由于全球各个市场当地化经营的需要,过去单纯的纵向管理结构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全球各个地点经营条件的迅速变化。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市场的若干重点地区和国家设立地区总部,统一管理协调公司各个业务部门在当地的经营活动。地区总部代表公司总部协调和支持一个重点地区所有分支机构的经营业务。公司事业部在当地的业务分部和地区总部实行的是一种矩阵式管理结构。
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纵向的业务分部以及横向的地区总部使得这些公司形成了新的管理架构。这是一种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网络管理模式有利于全球公司对全球范围经营环境的变化更迅速地做出反应、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
为适应全球竞争与合作,跨国公司还调整了企业经营理念和文化。
过去,跨国公司往往以母国文化为中心整合各国雇员带来的不同的文化。现在,全球公司通过全球各地分支机构吸纳当地人才,从而接受了多种文化成果,形成能够包容多元文化的企业文化。全球化程度高的跨国公司出现了淡化国籍、强化全球性的趋势。
ABB称自己是“处处为家的全球公司”。在ABB公司看来,其建立在世界各地的企业或分支机构是当地经济的一个组成部
分。ABB是把企业所在地当作自己家园来经营的全球公司。
IBM公司认为,原有跨国公司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IBM公司给自己的定位是“全球整合企业”(Global hltegrat-ed Enterprise)
令人感兴趣的是,2006年以来,出现了一些著名德国企业转变为“欧洲公司”的现象。欧洲企业是比单一国家公司全球化程度更高的公司,是走向全球公司的一个过渡阶段。从2006年10月安联保险公司率先转变为欧洲公司之后,德国BASF公司在2007年11月15日也转变为欧洲公司。BASF新的欧洲执行委员会类似德国企业的监事会,这个委员会的23名成员来自欧洲12个国家。
在跨国公司淡化国籍、强化全球利益从而形成多元文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责任理念也得到提升。全球公司承担的责任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提升到强化包括股东、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公司责任体系。在现代工商文明新时期,它们不仅为公司股东负责,而且为企业所处的社会和环境负责;它们不仅为总部所在母国的社会和环境负责,而且也需要对海外子公司所处的社会和环境负责。全球公司承担了全球责任。
跨国公司关于公司社会环境责任与股东利益关系的论述表明,跨国公司强化公司责任不仅不是公司的负担,而且有助于增强它们的竞争力。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硬件竞争上升到软件竞争,从过去主要以技术、产品竞争上升到公司责任理念以及公司道德水准的竞争。先进的公司责任理念成为企业制胜的不可或缺的软竞争力。
吸纳多元文化和承担全球责任意味着全球公司理念和文化的革新,也标志着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完成。
三、全球公司的特点及其竞争力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战略、结构和理念三方面的调整,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发展战略、管理和治理结构以及理念文化与原来的跨国公司截然不同。
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不仅扩大了经营地域,而且从战略、结构到理念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全球化潮流中,跨国公司通过战略、管理架构和理念文化的调整完成了从跨国公司到全球公司的转型。这些本来就很强大的跨国公司在向全球公司转型过程中,依据其强大的软竞争力,通过并购和外包成为所在产业全球价值链中为数不多的系统集成者。它们通过整合全球价值链和建立全球经营网络放大了自己的竞争优势。
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幅提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近十年来,全球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幅提高。1995年,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41%,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4.5%。海外资产总额则从1995年的1.5879万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4.7280万亿美元,十年中增加了两倍。与此同时,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的比例也从46%上升到56.5%。海外雇员比例则从43%增加到53%。
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为提高,其跨国指数超过50%。当一个公司超过一半的资产在海外,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超过一半的雇员在海外就业时,这家公司的思维方式和经营模式就与一般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差异,海外经营成为这家公司的重心。其战略、管理结构和理念文化必然出现重心转移。对这些公司而言,海外经营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母国经营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公司的资源越来越多地向海外转移。这种情况在瑞士、荷兰、北欧一些小国的跨国公司中尤其明显。
全球公司通过全球战略、管理架构和理念文化的调整,成功地吸纳、整合了全球资源,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四、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
最近15年是全球公司迅速形成和发展壮大的时期,也是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期。全球公司把全球战略延伸到中国,它们在中国设立营销机构开发中国市场,在中国设立制造基地组装加工,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从事技术开发。中国成为全球公司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全球公司把全球管理网络覆盖到中国,它们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整合在华各项业务,从而成功实现了在华业务集团化管理。中国成为全球公司全球经营管理网络的一个重要结点。全球公司还把全球责任理念推进到中国,它们强化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责任体系,形成现代工商文明时期企业竞争的新规则。
(一)跨国公司把全球战略调整延伸到中国
它们根据中国市场的新变化和竞争环境的新情况,把经营市场全球化、经营业务服务化和经营资源外部化等战略具体落实到中国市场,从而确定了未来若干年在中国市场的战略规划。
(二)跨国公司把全球组织管理结构的调整延伸到中国。
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控股公司(投资性公司),在中国设立管理、服务和投资中心,将一部分母公司的职能转移到中国当地,从而大大增强对在华企业的管理。在华设立企业集团或控股公司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管理当地化和系统化程度大大加强。跨国公司有可能把在华投资与其全球战略相连接,把在华投资项目纳入其全球经营网络,从而增强竞争力。
(三)跨国公司在中国积极推进企业责任。
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最主要的途径是管理好自己在华投资的企业,在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方面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建立了一大批合资或独资企业。它们要求其在华企业承担股东责任,为跨国公司股东创造价值;要求其在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劳工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标准;要求其在华企业减少排放,保护环境。
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的第二个途径是管理好自己的供应商。过去,人们关注的是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成本以及交货期。现在,跨国公司把公司责任延伸到供应商,强化供应商及其采购工厂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五、引导全球公司融入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全球公司的形成以及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和竞争给我国宏观经济层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既为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为之创造了难得的机遇。面对全球公司的全面进入,应当限制、排斥它们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应当积极引导,让它们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其中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全球视野和未来意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人们对全球公司在中国的全面发展感到担心,其主要理由是:如果中国各个产业被跨国公
司/全球公司渗透甚至控制,那么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自力更生”和“自成体系”的经济更安全。其实,这是中国过去在被西方封锁时代形成的传统安全观。
在全球经济发展新时期,我们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念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经济安全观来看待今天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合作。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企业与各国企业的相互渗透与合作将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影响已经全面进入中国的全球公司的利益,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们应当学会在全球化时代,在股权相互渗透、资本全球流动、经济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事实上,由于与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全球公司在中国的利益越来越重要。为了自身利益,它们越来越关注和维护中国与西方各国和平稳定的关系。近三十年的经验表明,与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建立关联,让中国企业与这些企业相互依存,反而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定。
开放的系统能够不断从系统外部吸收能量,从而有效地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进而促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发展。一个国家也是一个系统,只有不断从外部吸收各种资源,把这些资源同自身资源整合才能使自身经济更加有序化,让结构不断优化。惟有如此,国家经济实力才会不断增强,经济才能腾飞。反之,则被边缘化。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大,同时也为各国获取经济资源带来了新的途径,即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自己的优势经济资源换取稀缺资源,与其他国家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不少人关注全球公司为国家经济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全球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并购中国当地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对对外开放战略乃至外资工作进行反思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对外资的担心和对跨国公司作用的质疑以及相应的政策诉求却倾向于被动防御,倾向于防范外来经济冲击,而不是探讨如何扩大开放,如何在开放中更主动地与跨国公司合作竞争,更充分地吸纳、整合全球资源,这样做反而是不恰当的。
被动防御和主动整合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两种不同的战略。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应当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从全球角度思维,更加主动地吸纳、整合全球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全球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特别是在我国还没有完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时期,这些企业有可能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因为它们的发展目标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全球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当然需要研究如何防范全球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更需要研究如何利用全球公司带来的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全球公司在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利大于弊。如果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如何防范、限制全球公司,而不是如何发挥全球公司的积极作用上,我们不仅不能防范全球公司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还会错失全球公司创造的机遇,错失我国面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今后与全球公司合作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应当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合作和竞争,积极吸纳、整合全球公司带来的资源。
我们的政策应当有利于全球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时把价值链的重要环节转移到中国,有利于全球公司在中国进行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从而促进我国企业在融入全球经济中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与此同时,我们的政策应当有利于包括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展开积极的竞争与合作,在竞争合作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发挥全球公司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桥梁――沟通作用
推动国外资源与中国资源的交换。全球公司通过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和在中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取得资源的同时,也把国际先进技术、设备、原材料甚至人才引进中国。全球公司是中国与世界开展资源交换的桥梁。
(二)标杆――示范作用
作为企业管理及企业理念方面的标杆,可以发挥示范作用。近年来,全球公司通过强化公司责任体系(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越来越重视对投资东道国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责任。它们既有明确的实施标准,也有一套实施措施。它们成为当地企业节能、降耗、减排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模范。
(三)关联――带动作用
带动上下游相关企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全球公司通过外包和采购在中国建立了颇具规模的供应链体系。即使是全球公司建立的独资企业也通过供应链的关联作用带动了数以千计的当地企业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承担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正是通过这样的关联作用,全球公司与中国当地企业一起,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工业基础,提升了中国当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四)竞争――激励作用
通过竞争淘汰落后、促进先进,从而激励中国当地企业奋发图强。全球公司进入中国给同行业企业带来冲击。那些能够尽快转变经营机制和经营观念的企业通过与外来竞争者合作竞争而成长、壮大,那些不能适应竞争的企业有可能被淘汰。企业间正常的竞争淘汰有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有利于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当然,我们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保障企业破产和兼并过程中员工的权益。
六、推进我国大企业集团走向全球
全球公司进入中国,一方面带来了激烈的竞争,给中国企业提出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与全球公司合作也给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带来了宝贵的机遇。
当全球公司吸纳和整合包括中国企业资源在内的全球资源来和中国企业竞争时,我们的不少企业缺乏全球视野和全球思维,它们或者仅仅考虑利用本土资源应对全球公司的挑战,或者把全球公司的冲击意识形态化,以寻求行政保护。它们的思路还停留在“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上。
现实情况是,很多“外国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转型为全球公司。这些全球公司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上吸纳和整合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产业链,发起全球竞争。而我们这些企业很少考虑全球化时代最新的变化,仅仅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全球公司的冲击,很少考虑如何利用全球资源来参加全球竞争,如何吸纳整合跨国公司的资源为我所用。实际上,这种被动消极的思路和做法不仅不能免于全球公司的冲击,而且往往丧失与全球公司合作的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涤荡世界,全球公司向全球市场全面
进军的时代,纯粹的“民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吸纳整合了全球资源的全球公司竞争。面对全球公司的竞争,我国企业必须像全球公司那样,学会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来参与全球竞争。换言之,中国企业也要迅速地从民族企业成长为全球公司。
阻碍中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管理体制,来自我们自己的狭隘观念。我们的企业应当从民族国家视野扩大到全球视野;应当从民族工业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思维,在全球范围吸纳整合资源。
面对全球公司的竞争,不能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企业与全球企业竞争。我们的企业应当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从全国性企业发展到国际性企业,从国际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那些领先的排头兵企业应当进一步从跨国公司上升到全球公司。中国企业应当像全球公司那样,实施全球战略,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来参与全球竞争。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在全球公司的时代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少产业都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与此同时,全球公司在全球范围加快整合产业链。各个产业都形成了一些主导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结果,许多产业中规模最大的部分落户中国,而主导产业发展的最主要的企业却在海外。在中国出现了大产业、弱企业的现象。
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外资并购和自主并购,加快产业重组。同时通过“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从而打造具有产业影响力的一批大企业集团。
我国各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的大型企业集团应当充当其所在产业的系统集成者,积极推进我国产业重组。当前特别应当加快钢铁、汽车、装备工业的重组,支持那些具有全球经营战略、完善的公司治理和管理结构以及全球责任理念的龙头企业跨地区、跨部门并购同产业的其他企业。与此同时,也应当允许来自国外的具有全球责任理念的全球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并购。通过外资企业并购促进竞争,使我国企业就近学习跨国并购,积累经验。
我们应当研究外资并购带来的风险,如某些行业出现市场集中度提高进而造成垄断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研究外资并购带来的机遇,探讨如何充分利用外资并购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外资并购有助于企业节能、降耗、减排,节省土地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促进企业重组,推动产业集中,提升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我国国内并购的金额少于于海外并购的金额,但二者的数量相差较大。且国内并购在2015年激增,总体呈现增长趋势,见图1;而2015年海外并购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也保持增长趋势,见图2。企业并购是实现企业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并购范围突破了所有制和地区限制,开始向多种所有制、跨地区方向发展,企业并购开始由以往的“政治任务”逐步转为以企业为主体,并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一、企业并购
(一)企业并购的概念
狭义的并购是指企业的合并、兼并或收购,广义的并购既包括企业的扩张、收缩,也包括企业中的资产重组以及所有权人结构的变化等。企业并购实际上是在企业控制权变动过程中,各方根据企业产权规定的制度安排而进行的一种权利让渡行为,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个企业获得其他企业经营决策控制权的产权交易活动。
(二)企业并购重要性
1、企业并购的原因
企业并购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并且对经济格局产生调整优化,形成规模经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持核心竞争力,并实现多元化经营,通过整合资源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提高企业价值,产生更多地现金流入,带来有效益的投资机会。
企业并购最终目标是获取竞争优势,最大化股东权益,扩大生产,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将竞争成本降到最低,通过收购转产,跨入其他行业。
2、企业并购对我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以并购的形式进行资源在配置,不仅能够弥补最初配置的纰漏,同时因为企业并购的投资期较短、更容易进入新的行业、易于重组企业产权结构等优势,可以在短期内促进我国产权结构、产业结构及组织结构的深入调整。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企业无论是寻求外部投入还是采取内部积攒,其所能够获得的资源都是不足的,相比之下通过企业并购的方式,以及利用现有资源则具有相当大潜力,这成为促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和壮大的一条高效路径。尤其是优秀的并购案例,不仅是一种资本扩张战略,也是一种品牌延伸和扩张的战略,是打破资源有限性,使其有效流动的手段之一,对我国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二、我国企业并购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企业并购的风险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财务风险、流动性风险、融资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运营风险、资产风险及市场风险等。而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我国并购面临以下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一)并购主体出现“双元化”,政府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
我国企业并购中的政府主导问题依旧存在,政府意图往往占有主导地位,存在着违背市场规律的过度干预现象,出现并购主体“双元化”。在我国,政府时常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通过出台优惠政策等手段鼓励或迫使企业进行并购,使企业并购难以形成自主进退、竞争选择的市场化机制,不仅限制规模还影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并购的开展,并且阻碍了市场自身调节作用的发挥。
(二)并购政策不完善,相关的法制不健全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政府考虑到要保证社会安定,通常要求被收购企业的员工由收购方接收,这会导致并购收到抑制,而且并购在合法性和过程程序上都存在问题,这将直接造成幕后并购、隐性并购及不合理的关联交易的发生。
(三)并购中介组织的匮乏
具有足够专业水平的并购中介组织在我国市场上是十分缺乏的,尽管市场上仍存在了一定的并购中介组织,但我国并购缺乏实践经验,不仅要达到规范标准,而且要存在一些适当放宽的政策,因此,这样看来我国的中介组织还没有真正承担起从媒介、投资策划到融资服务的并购顾问业务。
(四)缺少并购资金的源泉
企业并购需要耗费相当大金额的资金,并购方企业通常无法支付如此大额度的现金,极有可能向银行寻求信贷帮助。在我国当前商行的制度环境下,银行信贷的力度不足以满足对企业并购的需要,使得我国企业并购不得不依赖内源融资,一旦并购所产生的费用远超于并购前的预计,则可能带来极大的运营隐患。
(五)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
市场发育滞后,产权流动性低。尤其是未上市公司的许多非证券化产权缺乏便利、合法的交易场所,已有的交易中心开放时间不定,交易规模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参与并购的企业没有足够的“变现”、“退出”的渠道。另外,市场监管力度薄弱,规则不一致、不完善,尚不能完全达到“公开、公正、公平”的要求,经常会损失国有资产并损害股东权益。
三、企业并购的对策建议及其措施
(一)利用海外并购来开拓海外市场
中国的大多数市场出现竞争激烈的格局,行业市场和局不合理的原因是“创业多,整合少”,运营效率不高,企业欠缺创新研发的动力。而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极大的支持了对海外资产的购买,同时海外并购的机会也日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走向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可以把握机会,寻找优秀的国际合作企业,提高自身实力。
(二)发展中介机构,起引导作用
利用中介机构的影响,以产权为主要关联,形成资产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形成中介机构规范、健康的发展,使中介机构能够在发起并购、安排融资到确定价格等各环节都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更多地获取目标企业的各项信息,降低并购的风险
做好事前财务尽职调查对于并购的顺利进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直接影响到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及准确的判断。除关注资产分布、企业概况、发展趋势、人员、产业特点等,还要分析企业的或有事项,资产组成情况、有无财务风险,并客观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在并购中,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是并购企业的关键,降低并购风险的重要措施包括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发现许多公开信息之外且对企业有潜在重大影响的信息。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7-0013-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7.03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供给由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共同完成。中央银行主要是供应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在原始存款的基础上创造派生存款。因此,货币供给总量是一定的基础货币按照一定倍数或乘数扩张后的结果,即货币供给量总是表现为基础货币的一定倍数——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有广义(m2)与狭义(m1)之分,m1和m2分别针对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的M1和M2两个层次,等于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相除之商。其中广义货币乘数m2的公式为:
m2=■=■
上式中,B表示基础货币,c代表现金漏损率,r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t表示活期存款占定期存款的比率,e为超额准备金率。由于商业银行是货币创造的主体,货币乘数也表示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的派生扩张机制,因此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收益基础上的资产配置以及负债方式选择均会影响到货币乘数。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货币乘数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范式。一种范式是研究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如现金存款比率以及准备金率在货币供给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因素本身的决定,该范式从宏观金融数据出发,研究货币乘数时间序列本身的运动情况[1]。另一种范式是讨论在一定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和公众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认为货币当局的资产选择影响公众的货币资产选择,而公众的货币资产选择决定了货币乘数的变化。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角度分析货币乘数的时间序列特征及其与决定因素的相互关系。谢平,唐才旭(1996)指出我国渐近性变化的经济结构与金融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货币乘数会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2]。陈学彬(1998)研究了我国1993—1996年间货币乘数的变动态势以及货币乘数变动的影响因素[3]。陈涤非(2005)认为金融创新过程影响了货币乘数的变化,并使得货币乘数变得不可预测,同时也加大了货币当局控制货币总量的难度[4]。李治国(2006)对我国1994
—2006年间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结构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认为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结构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外净资产比重持续上升、商业银行再贷款比重不断下降及央行票据比重陡然上升为主要特征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导致我国基础货币过快增加和货币乘数持续上升[5]。陆前进,朱丽娜(2011)对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取决于两个效应的叠加[6]。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的经营模式实际上已日趋多元化。负债方面,除了传统的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还包括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同业拆入、卖出回购以及央行借款等其他负债方式;资产配置也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发放贷款,另外还通过有价证券投资、央行存款、存放同业、同业拆出、买入返售等多样化方式来运用资金以获得收益。鉴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上述结构性调整,本文的分析将基于货币乘数第二种研究范式展开,即探讨在一定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和公众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选择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商业银行通过资产业务将负债业务所吸收的资金加以运用,二者之间的利息差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长期变迁的轨迹来看,主要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存款在总负债中所占的比重下降,非存款负债或者主动负债占比上升;二是贷款在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下降,证券投资以及同业资产配置替代贷款。另外,商业银行“短存长贷”使得其经营过程一直面临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的问题。上述这些因素都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货币派生机制和货币乘数效应。
(一)同业往来对存款货币创造的影响
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来说,尽管银行之间同业往来的融入与融出将相互抵消,似乎不会对整个社会存款货币的创造有所影响。但事实上,同业往来市场的存在使资金盈余银行和资金短缺银行得到了融通,银行资金配置与周转的效率得到了提高,进而提高了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
(二)证券投资业务对存款货币创造的影响
商业银行证券投资对象主要包括各种债券和票据,特别是央行票据、记账式国债、政策银行债券,它们对商业银行货币创造有着不同的影响。商业银行购买央行票据会导致其超额准备减少,货币创造受到抑制。投资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国债导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存款货币创造的能力下降。虽然发行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国债所募集的资金最终还是会形成对各级政府的政策性项目贷款,最终转化为个人、企业的存款,因此从全社会的整体看,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未必减弱。总体而言,相对于贷款业务,商业银行进行有价证券投资,削弱了存款派生机制,货币乘数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小。
(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对货币创造的影响
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期限结构不匹配的突出表现是“短存长贷”,针对这一特征,商业银行建立久期缺口模型对存、贷款之间的期限错配进行不断地测度和管理,以确保商业银行到期贷款带来的资金供给能够满足储户支取存款等流动性的需求。存、贷款之间的久期缺口越大,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价格风险就越大。“久期失衡”困境是指商业银行面临负债久期缩短、资产久期变长的境况,负债久期缩短表明银行稳定资金来源减少。存款的稳定性越高,制约银行贷款业务的因素(如流动性约束、期限错配约束、管理成本约束等)就越小,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就越强。在“久期失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寻找替代存款的负债方式,另一方面需要增加同业资产和证券类资产的配置,降低贷款比重。
四、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与货币乘数分析
(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从表1可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金融脱媒”导致银行存款占所有负债比例出现一定趋势性下降。居民财富多元化和储蓄率下降减少了银行的存款资金来源。从“金融脱媒”来看,存款占比下降主要在于私营部门应对通胀走高的资产再配置行为。近年来我国“金融脱媒”的现象也已经开始显现:一方面,居民存款活期化趋势很明显;另一方面,居民单一以储蓄存款为意愿的资产配置行为出现了改变,这与金融创新、股票、基金及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相一致。从长期来看,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在可选投资范围增加时居民对于低收益的存款配置会下降,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因而受到抑制。
2.我国银行业纠正久期失衡困境导致贷款占比下降,同业资产和证券类资产配置增加。我国银行业的久期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由前文所述“金融脱媒”导致以居民储蓄存款为主的稳定中长期负债正经历系统性下降;另一方面,2008年后4万亿财政刺激的配套资金使得银行业中长期资产出现了“信贷固化”(如图1所示)。稳定存款占比目前仅在45%左右,而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已大幅上升至60%。从利率市场化趋势来看,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等部门等在存量资金获取方面存在竞争性,因此当居民储蓄存款下降,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紧张时,商业银行被迫降低中长期贷款比重,并将其资金配置在流动性较好的部分短期资产(如同业资产和债券类资产)上,因此削弱了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
3.持有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资产占比提高;央行调控使得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准备金占比一直处于高位,大多在15%以上;海外资产占比回落,从2006年的4.3%回落到目前1.5%左右。
总体来讲,金融、经济环境的变化,居民财富多元化、银行业资产配置多元化、商业银行纠正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的“久期失衡”是形成上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特征的主要原因。而且基于上述分析,我国金融环境的制度性变革导致居民对其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基金等货币资产组合进行调整,居民的资产组合调整必将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因而整个银行体系将不得不调整其资产结构,从而影响到货币乘数。
(二)货币乘数分析
图2反映了我国2001—2012年货币乘数的基本变动趋势。图中显示,狭义货币乘数m1的波动幅度比广义货币乘数m2平稳,从波动幅度来看,尽管趋势不明显,但仍可以发现m1从2007年1月至2008年末是下降的,随着2008年末货币政策的调整,m1开始逐步回升,一直持续到2010年,在央行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下m1才又开始下降。广义货币乘数m2的变动趋势比较明显。总体来看,m2自2007年至今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在2008年末,由于货币政策转向,m2开始进入上升通道,2009年中期又开始下跌。m2的变动趋势和m1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但是波动幅度远大于m1。
图3给出了M2与基础货币增长率以及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货币供应量的基本决定方程为M=m*B,所以M的走势取决于基础货币B以及货币乘数m的变动情况。从图3可看出,M2增长率与基础货币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2007年以后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特征。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期间,基础货币投放大幅增加,基础货币余额增长率基本都在30%以上,而M2在这一阶段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6%~18%之间,这说明我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同步增长。另外,广义货币乘数在此期间呈非常显著的下滑趋势,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基础货币的扩张效果。这一阶段实际上是我国股票市场自成立以来的空前繁荣时期,股票和基金产品市场的发展导致居民以储蓄存款为主要意愿的资产配置行为出现了改变,存款回流减弱,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向股票等金融市场,货币乘数出现系统性下降。2010年的货币供给情况与2007年类似:基础货币余额增长率大幅反弹、货币乘数及M2增长率反而呈下降趋势。上述分析表明:由于货币乘数系统性下降,我国央行基础货币粗放式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广义货币的供给相应增加,我国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政策效果。
五、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选择与货币乘数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年1月—2012年12月广义货币乘数m2、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法定准备金率以及流通中现金比例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货币供应量M2、基础货币、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数据与流通中现金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货币乘数由货币供给量M2和基础货币相除得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通过每一项资产和负债除以资产总额或负债总额得到。法定准备金率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本文实证分析的思路是选取影响11项货币乘数的因素指标,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每一类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指标)、商业银行资产结构(每一类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指标)和传统货币乘数影响因素指标。其中,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指标包括存款占比、储蓄存款占比、金融债券占比;商业银行资产结构指标包括贷款占比、短期贷款占比、中长期贷款占比、证券投资占比、信托和其他贷款占比以及国际金融资产占比;流通中现金、法定准备金率是传统货币乘数的两个重要变量。因为选取的变量较多,而且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各个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剔除相关变量,降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但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在剔除变量的过程中会失去部分有用的信息;二是解决的办法是利用因子分析,寻找出公共因子,然后用公共因子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替代原先的解释变量,从而实现降维。本文选择因子分析的方法,找出公共因子后再对公共因子与货币乘数做协整检验分析。
表2给出了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其中KMO系数为0.743,这个数据越接近1,说明数据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情况下,这个系数大于0.5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计量是3806.133,自由度为55,对应的P值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以本文数据适合使用因子分析。
1.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3货币乘数的主成分分析表格,选择大于1的特征值。在此表中所有的特征值都是按降序排列,前3个特征根的值为7.623、1.538、1.188,有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所以最后找出3个公共因子。从方差贡献来看,前3个因子能够解释94.086%的变动,解释效果良好。
2.因子分析。
如表4所示,货币乘数因子载荷矩阵反映出初始指标在各个公共因子上的体现程度,载荷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初始指标在相对应的公共因子上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同样,如果某一指标组合在公共因子上载荷绝对值之和越大,则表示该指标组合能够更好地反映在对应公共因子上。从表4可看出,存款及贷款等传统类业务指标在公因子F1上的载荷值最大;证券投资等非传统类业务指标在公因子F2上的载荷值最大;法定准备金率及流通中现金比率在F3上有最高载荷。
通过前面的分析找出3个公共因子,为了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初始指标的函数,还需计算因子得分系数。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可以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初始指标的线性函数。
3.货币乘数与公共因子的协整分析。在得到公共因子与初始指标的线性函数的基础上,还需检验公共因子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样本时间序列数据为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序列则不含单位根(由于样本数据包括较多个变量,所以ADF检验结果这里不再列出)。然后对货币乘数与公共因子做回归分析,并对回归分析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不含单位根,说明残差序列为一阶平稳序列。协整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货币乘数与公共因子协整检验结果来看,F1与货币乘数正相关,说明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方面,存款以及贷款占比越高则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越强。F3与货币乘数负相关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现金比率等传统的货币乘数因素依然发挥作用。F2与货币乘数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商业银行证券投资等非传统业务已经对货币创造过程产生影响,而且商业银行将越来越多的资产配置于债券以及票据融资削弱了其货币创造能力。
六、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日趋多元化的业务模式使得传统的货币乘数难以全面、综合地反映货币创造扩张的机制与过程。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商业银行证券投资等非传统的短期资产配置已经显著地影响到了货币乘数,非贷款类短期资产比例的上升对贷款形成替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货币乘数并削弱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经济金融的主客观环境正在发生一些制度性变革,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直接融资规模扩大、汇率双向波动等。金融环境变化下的资产再配置使得居民提高证券投资规模,对存款的配置会下降;从贷款的供给来看,“期限结构失衡”困境与存贷比考核将导致商业银行削减中长期贷款、提高短期票据融资和银行间债券头寸以更有利流动性管理;从贷款的需求来看,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减少了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需求。另外,随着人民币单边升值周期的结束,汇率波动机制改革将提升私人主体对海外资产的需求,商业银行持有海外净资产的比例亦会从当前低点趋势性上升。这些变化将使得我国货币乘数经历系统性的下降趋势,应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我国长期使用的法定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可能已并非最优选择,在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央行需要更多的采取利率等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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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石油企业;投资管理;可行性研究报告;DCF模型分析法
不断提高石油投资管理水平,已经成为现阶段石油企业开展自我管理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石油企业在投资管理工作中尚存在一定问题,阻碍了投资效率的正常发挥。本文简要分析现阶段石油企业投资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投资管理工作的策略,并对中海油海外收购活动进行简要分析,为企业降低成本、实现最大化收益提供依据。
一、石油企业投资管理现状概述
石油资源自身具有复杂性,在对其进行开发过程中,需要先进技术和大量资金作为支撑,因此具有较高的风险。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很多石油企业在投资管理上适当做了一些调整和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在企业逐渐拥有投资自的同时,企业投资管理水平虽有提升,但幅度不大。
二、石油企业投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思想观念滞后、认识水平有待提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很多石油企业未能充分认识到投资管理的重要性,而是将工程造价控制作为重点,因此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近年来,尽管一些石油企业开始重视投资管理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将资金“量”和“价”分离开来,导致投资活动未能全面覆盖投资管理中,进而未能真实的反映出投资估算。
2.运行机制尚不健全,约束机制难以落实由于现阶段我国很多石油企业未能在实际工作中建立完善的投资运行、约束机制,因此常常会出现“争项目”、“争投资”等不良现象。虽然很多石油企业实行法人责任制,但还是会出现权责不清,导致投资管理流于表面,进而出现严重的“三超”现象(“三超”是指“概算超过预算”、“预算超过决算”、“决算超过预算”)。
3.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方法不够完善现阶段石油企业在开展投资管理和投资决算时,基本上沿用传统管理方法,也就是将企业平均投资水平作为企业投资管理的基本指导方法。实际上,这种管理方法能够和生产型管理相契合,但是却属于比较粗放的管理方法,很难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制度对石油企业投资管理的新需要。
4.基本建设程序的执行力度不够现阶段,很多石油企业未能依据投资活动的主要规律来对投资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和控制,因此常常会在定项目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主观随意性,且超越基本建设程序或基建程序执行力度欠缺等现象时有发生。
5.投资管理的基础工作较为薄弱基础工作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指石油企业在专项规划研究方面比较薄弱,因而常常会给投资决策工作带来不良影响。二是投资管理前期工作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其自身欠缺深度。三是缺乏投资管理工作方面的专业人才,且相关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三、提高石油企业投资管理水平的策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需要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对与其相关的投资活动进行高效管理,能够加强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配置,进而为企业实现盈利目标。1.转变观念,实行投资决策责任制作为管理者,要充分重视投资管理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对投资管理的核心管理进行优化。工程投资的目的在于保证投出的资金能够安全收回,并且达到增值的目的。投资活动属于企业资金运作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管理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理论知识、专业素质及法律法规掌握程度,并树立投资回报观念。同时,建立投资项目决策的全面责任制,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将投资风险管理责任细化到个人,并与广大职工的自身利益相互挂钩,最大程度调动全员参与投资管理的热情。
2.完善内部投资管理运行机制石油企业属于大型联合企业,若不建立投资管理运行机制,则会导致内部各级单位之间不能开展良好合作,为了自身利益而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要想在企业内部实现良好的投资管理运行和约束机制,首先转变投资使用方式,即将投资活动的无偿使用逐渐转变为有偿使用,并根据企业固定资产种类上缴不同比例的占用费。例如,针对经营性项目,要对项目进行详细评估,并以国内外同业作为借鉴来计算投资回报率。
3.改进投资决策及投资管理方法经济评价过程中,资金是有限的,为了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必须价格经济效益作为首要关注对象。因此,在投资决策前,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投资活动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当方案较多时,要从中选择出最佳方案。实际工作经验表明,DCF模型分析法涵盖范围广泛,且角度更加全面,能够转变粗放管理方法,且将资金成本、获利成长、资金使用变数等内容考虑进去,以保证总投资不被超越。推行DCF模型分析法可对控制投资产生促进作用,并不断提高企业自身投资管理水平。但是,DCF模型分析法数据估算比较复杂,因此常常需要耗费较长时间,且其自身的准确性受到输入值的影响。
4.加强基本建设程序、投资全过程管理坚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开展投资管理工作,并通过专题研究来进一步深化和落实企业中长期投资活动。首先,收集工程地点、当地自然环境、地质条件、水文条件、社会环境、文化习俗、机械价格、材料市场行情、设备采购地点、类似工程项目等基础资料,为投资活动经济效益提供技术指导。其次,编制投资预算报告书,根据相关数据编制风险评估预警报告和投资预算报告,将风险因素控制到最低。同时,完善可行性分析报告,运用科学手段,对石油项目技术可靠性、投资盈利性进行充分论证。
5.夯实石油企业投资管理基础工作在开展投资管理工作时,首先要为企业做好中远期发展规划,进而从整体上为企业确定投资方向,并对投资结构进行优化。第二,要加强石油项目前期工作,针对勘探和开发的项目,要争取提前1-2年完成经济评价和方案制定工作,进而保证项目前期工作的质量,且不断提升投资决策水平。第三,不断对投资活动的定额标准进行完善,并对投资估算、概算、计划、预算、审批行为进行规范。第四,完善投资决策相关管理制度,进而对投资管理者的行为产生约束效果。最后,结合石油企业生产实际,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报告里,要清晰显示出项目对当地环境的影响评估、项目抗风险能力,项目经济效益及项目完工后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等,进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提供科学的依据。
四、案例分析
1.中海油海外收购尼克森中海油于2012年7月宣布,其正式与加拿大尼克森公司达成协议,出资151亿美元收购尼克森,且公司现有43亿美元的债务将继续维持。此次收购活动能够补充中海油现有资产,同时也增强了中海油的全球战略布局。在中海油内部中,重点设置专业会计部门负责对海外资产项目进行长期运作和跟踪调查。例如,设置技术部门开展资源评价,并对尼克森公司资源品质、安全性及主要成本进行详细分析。同时,成立并购、资本运营等重要部门,从项目操作层面来对投资活动进行估值和管理,聘请专业机构人员参与其中。很多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中海油在开展海外并购投资时,其自身在操作方面已经相当成熟、规范和理性,且与国际标准之间相比未出现本质上的区别。
2.中海油海外收购优尼科尽管中海油谨遵国际规则,始终积极做到合作,但是与收购尼克森的结果不同,中海油海外收购优尼科最终失败而归,但却为之后成功收购尼克森做出了有益是尝试。若探讨收购优尼科的原因,除了政治原因外,企业综合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因素也是导致此次海外收购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中海油在吸取这次失败教训后,对海外收购尼克森出价水平、聘请投资管理顾问及投资后战略调整等工作做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在投资工作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石油投资管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传统的石油投资管理方法单一落后,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因此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找到更多切实可用的方法,在确保石油企业工作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石油企业的投资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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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没有新鲜事。面对如此困局,不妨回溯到刚刚发生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无论是官、产、学研哪个阶层,恐怕都不会否认“制度解放”是造就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在后市场经济化进入所谓“深水区”之际,我们不妨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纹枰对弈的视角,来审视这场进入尾声的围棋棋局中,还有哪些处于攻坚态势的官子。我们相信,这些计划经济残余的制度崩解所带来的生产力释放,足以使下行中的中国经济安渡难关,再次绘出一条长周期的高增长曲线。
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采访了国内诸多领域的专家,共同梳理出四枚当下至关重要的“官子”,这些官子不仅涉及到纯粹的经济改革层面,更多地还牵连到千丝万缕的社会改革层面。
现在,是收官的时候了。
“官子”一词是明末造诣最深、名声最大的围棋国手过百龄的首创。号称一代棋总的过百龄在棋坛驰骋一生,继往开来,对明末至清乾隆时期围棋的飞速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过百龄著有《官子谱》、《三子谱》和《四子谱》等棋书。其中尤以《官子谱》价值最高,对收官问题做了全面透彻的论述,是中国第一部收官著作,并受到开创围棋现代化格局的日本棋界的高度重视。
所谓官子,是围棋比赛中三个阶段(布局、中盘、官子)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指双方经过中盘的战斗,地盘及死活已经大致确定之后,确立竞逐边界的阶段。而官子一词的定义也颇有争议,有研究者引用《荀子·解蔽》注说,“官,谓各当其任无差错也。”引申到围棋研究中,官子是指这步棋的“正着”。而更值得思考的一种见解是,官子之“官”是采用了它的“公有”之意。“官”是个多义词,“公有”是其中一个意思。如《汉书》卷七十七《盖宽饶传》:“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此处之“官”即公有之意。引申到围棋对局的最后阶段,双方所占地域大体确定,仅剩边缘部分空位,可视同公有之地,由双方次第收取。故此时所下之子,谓之“官子”。我们在此权且沿用“公
有”之意,来观察和分析当前的政府管制与市场化之间的边界确定问题。
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向来有多重分歧巨大的观点。比如据商务部统计,到去年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然而处于全球经济支配地位的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等仍未予以承认。当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国加入WT015年后,即2016年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如果单纯从数量上看,官方的统计声称,98%以上产品的价格已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从结构上看,金融、能源、大宗商品等要素配置领域,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前台挥舞,从未被市场力量所超越。至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降低摩擦系数”的大量中间专业服务领域,更是受制于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名目繁多的行政许可限制以及各类协会的“二政府”职能干扰等,始终不能成为真正起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底线”力量。
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又云,“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而西方也有所谓的“10%VS.90%”定律,即“一项计划的前90%需要90%的努力,后10%同样需要另一个90%的努力。”这些经验性的人间至理都在说明,收官阶段的艰巨与重要性。
官子一
人民币国际化与利率市场化
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早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如果采用国际通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甚至早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位居全球最大经济体。然而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所采用的计价工具——人民币,还是一个甚至不能称之为区域性货币的币种,这对于一个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贸易地位来说,实在是一种严重不匹配的尴尬境地。
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境外流通中要成为国际各大主要经济体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当前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货币竞争。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必然带来对其他货币替代性的增强,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及其相关的铸币税利益,而且也会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私人银行客户,一般是指资产净值比较高的富裕人士。2011年8月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理财销售管理办法》对私人银行客户的定义,指金融净资产达到6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商业银行客户,600万人民币即相当于100万美元(2011年9月30日,美元对人民币大约为6.36),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百万富翁。如果把定义门槛降低,私人银行客户的范围就相应扩大了,如《商业银行理财销售管理办法》也规定了高资产净值客户的定义(见表1)。
(二)基于人类需求理论对私人银行客户需求的探析
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这种“想”具有可实现性,就形成了需求。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狭义理解是指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顾问或投资银行机构等)帮助私人银行客户进行财富管理、人生财富规划等金融服务。近年来,随着金融机构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机构对私人银行客户的服务范围扩大,外延进行了扩展,内延进行了深化,很多业务超出了传统的金融服务,比如协助客户享受尊贵医疗服务、航空贵宾服务、子女留学规划等,即私人银行服务既能满足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也能满足客户的一些其他需求。
1.财富管理需求的目的
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是客户财富管理需求的最终目标。人的财富管理需求,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所以,财富管理需求,既是人的需求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人的需求的重要实现手段,在商品社会甚至是主要的实现手段。
2.财富管理需求满足的客体
有些人,特别是东方人,财富管理需求不完全是为了满足本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还有代际继承的需要,还要满足下一代亲属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东方人或者代际经济关系紧密群族在财富管理需求中,有很强的跨代储蓄和财富管理动因。
3.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私人银行客户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基于3个假设:一是人只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才能够用以影响其行为,满足了的需求不能充当激励人的工具。二是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生理,经安全、社交、尊重,到自我实现。三是当人的某一级的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依次上升,成为个人需求提升的内在动力。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生理需求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如衣、食、住、行。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尽力满足这类需求。私人银行客户是基本生活需求已满足的群体,财富是否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可以作为划分私人银行客户与一般客户的重要标准。
第二层次是安全需求。在安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人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种需求。安全需求表现为追求安全而稳定的工作,以及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退休福利等,希望在晚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希望自己的财富能得到保护,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受安全需求激励的人,财富管理需求往往偏向保守。如果客户对安全需求非常强烈时,银行就不能推荐高风险产品(如带金融杠杆的产品)或者流动性差的产品(比如艺术品等),这类客户往往倾向于购买保险类产品、保本类产品或希望将财富从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安全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层次是社会需求,即社交或情感的需求。当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社会需求就会突显,进而产生激励作用。当社会需求成为主要的激励源时,财富的累积被人们视为寻找和建立温馨和谐人际关系的机会。有些人增加财富的理由是为了慈善事业,有些人赚钱的目的是用于社交,用于感情投资、用于资助亲友,从而使人在感情中得到归宿。很多人希望将财富平稳地传承到下一代,就是一种情感需求,这种财富管理需求周期往往特别长。
第四层次是尊重需求。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他们关心的是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当他们得到这些时,不仅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同时其内心因对自我价值的满足而充满自信。如很多民营企业家,前三种需求都已经得到了满足,存量财富远远覆盖了其前三种需求,所以他们前进的动力、财富管理的动力转变为希望通过努力创造财富,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
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就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有成功感、成就感。寻求自我实现的特征是:成为工作的主要推动者、有自决权、期待成功、喜欢承担责任、主动而不是被动、体验自发性和独立性、希望能力获得他人认可。
(三)财富管理需求的方式选择
1.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包括活期存款等)。现金具有流动性好、安
全性高的特点,但持有收益增值很低。
2.贵金属或大宗商品。如黄金、白银等,不论在国内国际,这些物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财富管理的主要表现方式。
3.不动产。如住房,在东方社会一直是财富需求的主要形式。不动产可以产生租金收入,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升值潜力巨大。
4.金融资产。如固定收益型产品(包括政府债券、企
业债券、债券基金等)、上市或未上市的股票股权基金、保险产品(包括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投资连结险等)、金融衍生产品(如权证、商品期货等)。
5.物品性财富。如艺术品、书画等。这些财富的流动
性稍差,但是具有文化价值和心理价值,往往长期升值潜力巨大,如名人字画等,同时可以赏心悦目。
6.外汇资产。有些富裕阶层有跨境交易需求或者投资需求,必须经
常持有外汇资产。这类财富会受到汇率风险的影响。
(四)影响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需求的因素
1.社会储蓄水平。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储蓄率越高,需要投资增值的资产就越多,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就越强。
2.人口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特征对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有显著影响。比如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大量掌握在年龄较大的群体手中,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的需求就比较大。当然这种需求会偏保守,如欧美国家,保险销售量就比较大,买卖股票的人较少,而年轻的社会群体,财富管理的需求就比较激进。
3.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一般来说,社会分配越集中,财富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的需求就越强烈。当然,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需求增加的关键还是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否则,社会分配过度失衡会引起社会动荡,最后也会伤及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
4.社会稳定状况。社会稳定状况对财富管理需求的影响表现为两种趋势:一是社会环境不稳定,往往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需求就越强;社会环境非常稳定,政府社会福利保障越好,往往大家依赖心理越强,财富管理的需求就比较弱。二是财富倾向于从危险的地方转向安全的地方。比如很多战乱频发和社会动荡的国家,富裕人士往往倾向把本国赚取的财富转移到瑞士、新加坡等社会稳定、政治上相对中立的国家进行私人银行财富管理。
5.企业部门的投资利润率。企业的投资利润率越高,私人银行客户特别是企业主阶层就越倾向于自己投资实业,企业部门的投资利润率降低,私人银行客户就会越来越多寻求金融机构帮助进行财富管理。所以,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逐步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产业利润率下降,部分产业的进入门槛提高,所以很多企业主开始不再选择产业投资,逐渐变自己打理资产为选择金融机构帮助进行财富管理,同时享受各类增值服务,私人银行的财富管理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6.法律制度。国家法制健全、税制稳定对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具有重要影响,稳定健全的法制有利于吸收和留住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不稳定、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往往造成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流失。
二、中国私人银行客户需求的实践分析
(一)市场需求非常巨大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的市场需求非常巨大。根据胡润研究院2011年的《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统计,中国资产在1000万以上有96万人(其中40万人可以拿出1000万以上进行投资),10000万以上有6万人。
改革开放前,我国居民的安全需求较强,必须留存一定的财富以备不时之需,并且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所以国民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9月末的《2011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住户存款总额达到33.7万亿元。大量居民将财富简单存放于商业银行。根据银行业的“二八”法则和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中国少数富裕阶层拥有着社会大多数的财富,世界银行2010年的报告表明,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占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可见中国社会财富集中度较高,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需求空间非常广阔。
此外,由于中国的名义税率偏高,不少富人在原始创业初期存在不规范的行为,财产透明度不足,所以预计私人银行客户的实际数量非常大。
(二)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分类
私人银行客户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可以分为不同的子群体,各子群体客户的服务需求也都有一定的差异性。随着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金融机构对私人银行各户服务都在做进一步的市场细分。
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客户:
1.民营企业家群体。改革开放30多年,部分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抢占先机,在制造业、房地产业、服务业等领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自己及家族赚取了大量的财富。这部分人自创业以来,善于抓住市场机会,消费比较节俭,把大多数利润投入再生产,与商业银行的往来最多是业务的贷款和结算,近年来随着财富和阅历到达一定层次后,他们才考虑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此外,这类群体的财富隐蔽性也比较强。
2.高工资报酬阶层。这部分人也包括文体明星,他们的特征是新增收入较高,并且比较稳定,风险也比较小。这部分人的财富透明性好,自己并不善于管理投资,通常愿意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
3.财产继承性人群。随着第一代企业家逐渐步入老年,很多富裕阶层的财产逐渐让与下一代或配偶。这类人自主管理财富的愿望不强烈,但追求高层次的生活享受和消费,往往喜欢投资顾问提供投资建议或指导。
4.炒房、炒股或理财阶层。这部分人以理财投资为主要工作和生活来源,包括炒房、炒股、炒期货、炒金银、买基金及其收藏品投资等人群。这部分人的理财需求也比较大,但比较倾向于自己能够主导具体的投资行为。
(三)中国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特征
1.“富一代”投资能力强且偏爱海外投资
一是愿意自己直接操作财富投资,而不太愿意委托别人操作,“富一代”们往往个人投资能力很强,信息灵通,自己善于实业投资及房产投资,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只是补充。而且,“富一代”中很多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他们习惯于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混同,私人财产的透明性有待提高,此前往往有漏税等不规范行为。二是,偏爱海外投资。中国的私人银行客户资产投资于海外的比例较大,据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统计,三分之一的高净值人群拥有海外资产。历史原因。1840年后,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和政权更迭,许多富裕阶层担心自己的财富在中国大陆得不到保障,并且近年来社会仇富心态较强,很多富人纷纷寻求到海外保管财富。法制原因。中国关于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不够健全,并且稳定性不足,很多富一代的财产也有一定的不规范和历史问题,许多富裕阶层偏好将财富转移海外进行财富管理。税制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高收入阶层实行较高的边际税率,这些税法没有与时俱进进行修正,如月收入超过纳税基准(目前是3500元)80000元的,要缴纳45%的边际税率。这样高的边际税率容易引起财富通过各种形式外流。
2.私人银行客户的投资渠道单一
由于我国金融工具不够丰富,相当多的私人银行财富仍然是以存款或者现金形式存在。
中国的富裕阶层主要是第一代企业家或第一代创业者,他们习惯于高流动性资产习惯于把可以动用的经济资源用满用足,所以财富管理需求也比较短期化。
受“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思想影响,东方人对土地和房屋投资有很强偏好,加上近10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许多投资者购置了房屋作为主要的财富管理工具。
股票市场虽然近年来跌宕起伏,没有随经济一起成长,但是因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而吸引了众多投资者。中国富裕阶层也配置了较大比例的资产在股票市场。
债券性产品配置较少,由于前些年中国企业债券市场不够发达,一般的政府债券和准政府债券收益太低,故在富裕群体中很少有人配置债券产品。近年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兴起弥补了这一缺陷,绝大多数理财产品都是固定收益类产品,收益比较稳定且有吸引力。据统计,商业银行的表外理财已达到3.3万亿元。
3.个人财富的私密性较强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税收和财产公开及收入申报制度很不健全,许多富裕阶层非常低调,不愿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也不愿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机构来打理。因此,摆在银行面前很头痛的问题是在中国如何找可服务的客源。
4.需求群体较为年轻
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富裕阶层年龄结构较轻,据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统计,全国千万财富人群平均年龄为39岁。因此,中国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也必然具有很多年轻群体的特征。
5.私人财富管理代际需求较强。
由于受孔儒思想的长期影响,中国富裕阶层普遍重视子女教育和代际传承,一般会把财产传承给直系亲属。因此,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的代际需求较强,金融机构需要帮助客户做好长远规划,惠及子孙后代。
国内外形势以及银行业的自身发展,都呼吁银行业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
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目前世界经济复苏还待时日,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日本经济有复苏迹象。欧元区增长仍处于低位、经济依旧低迷,在未来3~5年内是否会实现复苏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国金融业在危机中遭到了极大冲击,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其运行主要依靠财政支持才得以维持;欧债问题迟迟未决,债务国与核心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仍保持较高增速,尤其是我国经济在应对经济危机中获得了较快发展。这一国际经济实力的变化正推动着国际经济格局调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益提升。
受危机冲击的欧美银行业为中国银行业跻身国际舞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是欧美银行纷纷收缩业务或退出海外市场,我国银行业可填补空缺,拓展业务空间与客户资源;二是金融危机下大量银行盈利水平下降、估值较低,为我国进行海外并购提供了基础;三是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大规模裁员,我国银行业可借此壮大队伍,充实国际化人才。
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贸易量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外汇储备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正在经历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蜕变,正逐步成为引领世界经济金融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2012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1.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8%,增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坚实基础,为银行业规模增长、业务创新和改革深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客观上增强了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实力。经济国际化要求银行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构建相适应的全球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实力上升、银行业得到长足发展。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金融行业大多受到影响,美国银行业破产数量持续增长,2012年,美国新增破产银行数量为51家,2007年以来累计破产银行数量已达500家左右。而中国金融业逆流而上,金融净资产位居世界第二,大型银行的盈利规模名列前茅,金融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英国《银行家》杂志2012年全球银行排名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几乎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在世界500家大银行排行榜中,中国银行业上榜数量达到104家,首次赶超日本,仅次于美国;我国四大银行均位居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2011年和2012年,中国银行两次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近年来,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低水平,资本较为充足、盈利能力强劲、品牌价值显著提升(如图1所示),为中国银行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国企业和居民纷纷加快“走出去”步伐。银行业是一个面向客户的服务型行业,客户到哪里,银行就应该到哪里。近年来,利率汇率逐步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大量增加,境内外经济的联系紧密度大增。我国企业纷纷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跨境经营活动日益蓬勃发展。2012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截至2012年末,直接投资存量达4500亿美元(如图2所示)。这提出对融资支持、运营支持、风险分析和信息支持等多重跨国金融服务需求,客观上要求中国银行业扩大经营边界和增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也为中国银行业拓展海外咨询、国际投融资、国际结算、全球资产管理等业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我国居民出境旅游探亲、留学经商也日趋频繁,迫切需要银行提供结算服务、融资支持、金融咨询、风险管理、汇兑等在内的跨国金融服务。这都要求我国银行业加快国际化发展,提供高效、优质、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满足我国企业和居民“走出去”后的金融服务需求。
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金融危机未来,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充分暴露出脆弱性和不合理性。以欧元区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以降低美元核心地位带来的不利影响。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规模快速增长,要求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应的国际货币地位。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未来人民币有望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和主要国际货币之一。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表现。自2009年7月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了关键步伐,人民币跨境结算额快速增长,截至2012年12月累计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达到55299.2亿元(如图3所示)。目前,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地区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区域化,全球已有一些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其储备货币篮子,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这必然带来人民币资产的全球性分布,将产生对人民币资产进行全球配置和管理的需要,对银行业国际化程度提高的需求大大增强。
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基本特点及问题
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探索迄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主动出击、把握机遇,稳步推进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海外机构快速增长。截至2012年底,不包括非营业机构(代表处除外)和非金融业机构在内,中国银行业海外机构数量已达到1037家(如表1所示),覆盖30多个国家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基本形成遍布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
网络布局更加合理。在中国银行业海外机构数目增加的同时,境外机构的布局也在不断优化完善。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中国银行业海外扩张步伐的加快,海外机构从以往的集中于欧美国际金融中心和亚太地区逐渐向非洲以及南美、东欧、中东等新兴市场扩展,网点布局更趋优化。
增长方式不断优化。银行业海外机构数量的增长方式主要有自设机构和并购,2006年以前中国银行业基本上以设立海外分行的方式实现海外扩张,2006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并购突然加速,使并购方式在海外扩展中的应用逐渐频繁。这一变化使我国海外机构迅速增长,银行业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服务能力逐步提升。随着海外资产规模的扩大,中国银行业服务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不断提升,在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取得了较好成绩,在港澳等地区甚至已经成为当地主要银行。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与国际领先银行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具体表现在:我国银行的海外业务规模小;客户群体单一,海外服务能力偏弱;资本运作能力不足;防控风险能力还有所欠缺;国际化管理手段落后等方面。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银行业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地、分阶段逐步推进。
规划并实施合理的区位布局。成熟市场竞争相对激烈但监管制度健全,可避免一些风险性因素;新兴市场发展空间较大但不稳定,风险相对较大。我国银行业短期可考虑以中资企业走出去聚集的亚太、拉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作为海外网络布局的重点区域,长期要逐步实现全球覆盖、建立良好的全球网络。
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式。银行业国际化有自设机构、联合、、合资、参股及收购等多种发展方式。我国银行业应充分考虑海外各市场的不同特点及法规。一般而言,银行机构海外扩张的初期,可优先考虑采取联合、、合资及参股等方式,中后期可采用自设网点或收购当地机构。
采取清晰的管理模式。纵观国际一流银行海外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区域管理与条线管理两种模式一直并存并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客户维护和业务拓展方面,条线管理模式具有较好的作用;在监管应对、集中管理等方面,区域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优势。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发展中,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一般而言,可考虑两种模式并存,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某一种模式为主的管理模式。无论何种模式,均应以市场化运作、集约化管理为原则,以服务客户、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目标。
建立坚实的客户基础。我国银行业在海外客户常以中资企业为主,因中资企业在海外拓展,有强劲的金融服务需求,有本国银行在当地服务会更有亲切感,资金出入与汇兑也较为便利。另外,个人业务方面,可锁定华人为主要客户群,华人时常活动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海外发展的重点区域。之后,再以渐进式的发展致力于本地化经营,银行应以国际企业为发展方向,试图在全球市场都占有一定市场份额,成为国际化的金融体系,经营本地市场,使本地客户数量及营业收入均增加。
有效的风险防控。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各国金融监管也处于改革和调整中,商业银行海外发展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在推进初期,更应注重风险管理:一是国别风险。应尽量选择政治稳定、风险较低的国家。二是市场风险。目前世界各国开放程度更高,利率、汇率波动幅度较大,作为跨国经营的商业银行,更要高度重视利率、汇率、商品等市场风险要素,注意降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带来的市场风险。三是文化风险。对于长期服务本土、相对封闭的国内银行而言,“走出去”过程中的文化融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应充分了解当地资讯和市场走势,入乡随俗,确定适合的经营模式。
政策建议
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银行业国际化的进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国际化。
从国家层面制订支持银行业“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要“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大型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未来可考虑选择少数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商业银行,支持其海外发展,力争在未来10年内成为全球化服务、多元化经营、具备稳健财务实力和较高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银行集团。
加强监管支持,助力银行业海外发展。监管机构可考虑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定期审定银行业相关监管规定,建立国家层面的国别风险监控、预警和防范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海外贷款拨备比、贷存比、资本比率等指标要求,引导银行业稳步推进海外发展。比如针对许多国家都对贷存比不做限制的实际,减弱或取消海外业务的相关限制。逐步扩大银行业综合经营的范围、规模,提升银行海外服务能力。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协调与联系,提升我国话语权,协助解决国外法律、监管争端,为我国银行业在当地开设机构、发展业务争取正当利益。
以人民币国际化契机建立我国银行“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与银行业“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应注意发挥我国银行的主渠道作用。规划人民币国际化时间表及路径时,应考虑银行业“走出去”的机构布局,发挥中资银行机构的优势,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