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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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篇2

中图分类号：F0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6-0014-08

一、 马克思经济学的地租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租理论是其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无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资本主义地租由于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不同，可以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两种基本形式。此外，地租还有城市建设地段地租、垄断地租和矿山地租形式。

1. 级差地租

（1）级差地租的形成

级差地租是由农产品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构成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成的地租。土地因肥力不同和地理位置不同，从而形成优、中、劣三种不同的等级差别。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只经营或耕种优中等地产生的农产品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必须要投资劣等地，因而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必须由劣等地的生产条件决定的。而投资于优、中等地的农业资本家，由于其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便可获得超额利润，将这部分超额利润缴纳给土地所有者便是级差地租。由此可见，级差地租形成的条件或基础是土地质量优劣程度的差别。

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权的垄断。土地经营权的垄断决定了农业资本家经营土地的等级不一，租种优、中等地的农业资本家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有相对有优势的生产条件，从而能够长期稳定地取得超额利润。

级差地租的来源是农业雇佣工人的超额剩余劳动。表面看来级差地租似乎来自于土地这个自然条件，实际是耕种优等地和中等地的农业工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可在同一时间内可比耕种劣等地的农业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2）级差地租的形态

级差地租根据形成条件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即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

1）级差地租Ⅰ，它是个别资本投入不同地块具有不同生产率的结果。根据形成原因不同又可分为由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形成的级差地租Ⅰ和由土地的地理位置差所形成的级差地租Ⅰ。土地位置好坏可由土地与市场的距离来表示，市场距离最近为优等地。

2）级差地租Ⅱ，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的资本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主要是进行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改进生产技术等方式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

2. 绝对地租

（1）绝对地租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农业资本家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缴纳的地租就是绝对地租。

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由于租种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必须获得平均利润，农产品的出售价格就必须高于社会生产价格，这就要求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使等量农业资本可以比等量的工业资本推动更多的活劳动，从而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条件下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阻碍、排斥和限制了资本向农业部门的转移，使农业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不参与社会利润的平均过程，从而使农产品能够按照高于社会生产价格的价值出售。

绝对地租的来源依然是农业雇佣工人的超额剩余劳动。绝对地租是农产品价值中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它依旧是农业工人创造的，体现着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对农业雇佣工人的剥削。

（2）农业有机构成赶上工业有机构成条件下绝对地租的来源

马克思指出一旦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条件不存在了，由超额利润转化而成的绝对地租就消失了。但只要土地私有制没有消灭，土地私有权垄断依然存在，绝对地租就依然存在。但这时的地租与之前分析的绝对地租的来源有所不同，这时的地租“只能来自市场价格超过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余额，即来自于产品的垄断价格”[1]。

3. 城市建筑地段地租、垄断地租和矿山地租

（1）城市建筑地段地租

城市建设地段地租是建筑资本家为取得用地使用权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但城市建筑地段地租是为了获得生产场所而支付，土地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到产品的形成中。此外，城市建筑地段地租还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在建筑业中的土地位置对级差地租Ⅰ起决定性的作用，越是接近市中心的地租就越高；其次，城市建筑地段地租的主要形式是级差地租Ⅱ；再次，城市建筑地段地租最终是由建筑物的使用者来支付的；最后，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垄断性地租较为突出。

（2）垄断地租

垄断地租不是任何土地都能产生的，它只产生于具有某种独特自然条件的土地。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葡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说来只能进行比较少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于这个垄断价格（它超过产品价值的余额，只决定于高贵的饮酒者的财富和嗜好），葡萄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这种由垄断价格产生的超额利润，因土地所有者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土地的所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便是垄断地租”[2]。

（3）矿山地租

矿山地租是指工业资本家为采掘矿藏向矿山土地所有者租用矿山所支付的地租。它反映了土地所有者和采掘工业资本家共同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矿山地租也具有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三种形式。

4. 土地的价格

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土地是私有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得地租，因而土地就能够以一定的价格买卖。但是土地价格并不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土地的买卖实际上是地租的资本化。就是说一定面积和丰度的土地价格相当于这样一笔货币资本：把这笔货币存入银行所获得的利息，等于这块土地出租所获得的地租。因此，决定土地价格的因素是地租额和利息率，土地价格与地租额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3]

二、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

1. 主流经济学的地租理论

（1）租金、准租金与经济租

租金，就是指任何具有固定供给特征的要素（譬如有些人天生的好嗓子即天赋才能）服务价格。后来，租金泛指是指一般资源或要素的服务价格，而不管该资源或要素的供给如何。资源或要素从整体上来讲是一种绝对性的固定供给，从个体上来讲则是存在相对的固定供给。这种生产要素的服务价格与租金十分相似，被称为“准租金”。准租金就是指供给量暂时固定的生产要素的支付，即固定资产在短期内所得到的收入或固定生产要素的收益。进一步地说，放宽供给固定的条件，提供一定数量的要素，生产要素实际得到的报酬与使该要素被供给出来所必须支付的报酬之间的差额就是“经济租”，即要素的实际收入超过其“机会成本”的余额。

如图1，在以横轴表示要素数量，纵轴表示要素价格的坐标系中，要素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分别为曲线S和曲线D，二者相交的均衡点为E，决定了要素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R0和Q0要素的全部收入为OR0EQ0，根据要素供给曲线，要素所有者所愿意接受的最低要素收入为OAEQ0。因此，在要素的供给曲线以上，要素的均衡价格R0以下的区域AER0为经济租。该部分即使去掉也不会影响要素的供给量。

显然，经济租的大小取决于要素供给曲线的形状，供给曲线越是陡峭，经济租部分就越大。特别地，当要素的供给曲线是垂直时，要素的全部收入就都变成经济租的部分。可见，“租金”实际上是特殊的“经济租金”。

（2）土地的价格和地租的决定

西方经济学中认为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一样，土地所有者赚取的收入就是他向土地使用者收取的地租。

按照均衡价格理论，地租是由土地市场上的土地供给曲线和土地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的。就一个整体经济而言，供给量是固定的，土地供给无弹性，其市场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这里假定土地没有自用价值），即图2中的S线，土地总供给量始终为Q0。这样，决定地租的唯一因素便是土地的需求。土地的需求曲线D如同其它要素的需求曲线一样向右下方倾斜。在图中将土地的需求曲线D与供给曲线S综合在一个坐标系中，其交点E就是均衡点，OR0为地租水平，OQ0是土地的数量。

上述地租理论还可给出一个关于地租产生的解释。如图3所示，土地供给量固定不变为Q0，供给曲线为S曲线。假设开始时对土地的需求为D0，从而地租为零；由于人口增加使粮食需求增加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或是由于技术进步使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土地的需求曲线开始向右上方移动至D1，从而地租开始出现为OR1。由此可见，地租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稀少，供给无法增加；如果给定了不变的土地供给，则地租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土地需求曲线的右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市场上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土地需求曲线由D1向右上方移动至D2，地租水平由OR1上升到OR2，地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4]。

（3）级差地租

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它的边际收益产品，因此土地的边际收益产品（MRP）的差异便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地租出现了差异即产生级差地租。根据MRP=MPP（要素的边际物质产品）×MR（要素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边际收益） ，故导致MRP差异的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MR的差异，特定商品的需求越大MR越大。二是MPP的差异，对于工业而言，土地的地理位置不同就会导致土地的生产率不同；对于农业而言，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导致土地的生产率不同。由MPP的差异即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导致的生产力不同所产生的地租便是级差地租。

图4优等地和劣等地的地租比较

具体来看，边际生产力理论对于解释级差地租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假定是凹性的生产曲线，它反映了“成本递增法则”，同时假定只有土地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5]

如图4所示，左边表示优等地的地租，工人的工资水平是OW，工人的数量为OQ，边际生产力曲线为FH，因此，雇佣工人的工资总额为OWHQ所围成的矩形面积，此时地租为WFH所围成的扇形面积。右边所示为劣等地的地租，同样的工资水平OW工人人数减少为OQ1，边际生产力曲线为F1H1，此时，雇佣工人的工资总额为OWH1Q1所围成的矩形面积，地租为WF1H1所围成的扇形面积。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优等地的地租明显大于劣等地的地租，说明优等地的边际生产力高，因此地租多，两者之间的差额FF1H1H所围成的扇环面积即为级差地租。[6]

2. 西方经济学中其他学派的地租理论

（1） 杜能的地租理论

杜能假定一个孤立的城市，城内各种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劳动生产力相等，对任何一种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生产成本也相同。土地归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存在自发的竞争。

杜能指出某种产品的产地价格等于中心市场价格与产地至中心市场之间运费的差额，这个运费实际上就是位置地租。农民的竞争最终会使地租呈梯度状分布，依中心市场远近形成同一产品水准的均等价格区域，亦即区位地租分布的圈层。[7]

（2）阿隆索的地租理论

阿隆索（Alonso）在《区位和土地利用》中提出了竞价曲线（bid price curve），发展了杜能的地租理论，并进一步将其引入城市地租的分析，从而在统一的框架内说明了城市和农业土地利用，级差地租形成的原因以及地租的分布状态。[8]

如图5a，图的上半部分是达到均衡时三种农作物的竞租曲线，表示在任一距离上农民愿意支付的地租。实线是竞价曲线的包络线，它决定了地租的梯度。沿着实线的任一段，该种农作物的种植者都愿意比其他种植者付出更高的地租。这样农产品生产就成同心圆的形式，越靠近同心圆的圆心，地租越高。图的右下部分给出了该同心圆的1/4。图5 b所示的城市中，上半部分是达到均衡时城市不同功能区的竞价曲线，表示在距离市中心的任一距离上，使用者愿意支付的地租。越靠近同心圆的圆心，地租越高，而越的同心圆所表示的地租越低。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

地租理论比较分析 通过上述对马克思地租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阐述，我们看到两者对于地租理论的研究既有一些共性，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1.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共性

（1）在来源上，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都源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摈弃了其中庸俗的成分，借鉴和吸收了其中合理和科学的成分，深入阐述了地租的来源、形成条件等。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则在亚当・斯密及李嘉图的思想之上，由克拉格的边际理论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

（2）在研究对象及其认识上，两者都是阐述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土地的使用及其要素收益的分配问题，并认为地租是土地的所有者的报酬。马克思指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西方经济学认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向土地使用者收取而赚得的收入。

（3）在内容上，二者都有对地理位置不同，土地肥力不同而导致的级差地租的分析，以及对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增加而导致对土地需求的增加甚至连劣等地都不得不利用过程的分析。

2.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区别

（1）地租主要形式区别

马克思经济学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条件下从产权以及人们之间相互经济关系角度科学、全面地考察什么是地租以及地租的形式[9]。马克思在探索地租理论前已经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成本理论等进行了充分的研究，通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利润率转化成平均利润率并形成平均利润的基础上深入说明了地租的实质及其各种具体形式。马克思认为地租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种基本形式，还有城市建筑地段地租、垄断地租和矿山地租形式的地租。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则回避地租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撇开所有制来分析地租，将地租定义为地主将其所有的土地租给他人使用所获得的报酬。于是资本家占有和支配土地生产要素并获得报酬就是理所应当的，从而巧妙地掩盖掉了资产阶级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地租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绝对地租的考察。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对建筑资本家、垄断资本家以及工业资本家为取得有关土地使用权而向土地所有者所缴纳的地租分别做了考察。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由于回避所有制关系，自然也不会有如此详细的划分和研究。比较可见，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分析更为深刻，为雇佣劳动者利益呐喊，西方经济学则是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立场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服务。

（2）级差地租的区别

马克思经济学的地租主要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两种基本形式，其中级差地租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两种形态，即考虑到了在同一块土地上因连续追加投资的资本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Ⅱ。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主流西方经济学还是其他流派都只有对于级差地租Ⅰ的分析和解释，主流经济学主要是从边际产品收益的角度，用边际生产力的理论解释级差地租。空间经济学家以竞价曲线（bid price curve）从空间地理位的角度来考察地租，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级差地租Ⅰ。说马克思经济学在分析地租时充分考虑到了技术水平，不同劳动者劳动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差别所引起的地租的差异，而西方经济学则缺少对这一部分的考虑与研究。

（3）地租产生原因和形成条件的区别

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与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农业资本家与其他资本家一起对整个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着共同的瓜分。认为绝对地租的产生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存在，级差地租产生的根本原因则是土地经营权的垄断。绝对地租产生的形成条件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土地等级的差别是级差地租的形成条件或基础。从而深刻地揭示资产阶级的剥削性和对雇佣劳动者的压迫。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采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从成本的角度，以供需平衡的理念，采用具体的图形来直观阐释地租的形成。其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分别对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产生原因和形成条件的分析，只是笼统地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角度来说明。认为地租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资源稀少，而土地的供给却不能增加所导致的。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土地的整个需求的增加，即土地的需求曲线的整体右移导致。

（4）土地价格问题的区别

马克思经济学假设人是社会的人，其地租理论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然土地没有价值，但其有使用价值，表现在地租上即土地收益的资本化。土地的价格并不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一定面积和丰度的土地的价格相当于这样一笔货币资本：把这笔货币存入银行所获得的利息，等于这块土地出租所获得的地租。地租额和利息率是决定土地价格的因素，土地价格与前者成正比；与后者成反比。西方经济学假设人是经济人，地租理论以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效用理论认为能够带来高效用的商品就具有较高的价值，土地也是如此。所以，地租的价格也是由土地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均衡点或者说由土地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来决定的。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从不同的假设和理论基础出发，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土地的租金和价格进行了考察，通过比较分析，能够更为深入地把握二者在范围、划分、成因及构成等的本质差异。

此外，我国城镇化进程在悄然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各类开发建设涉及到的对农民征地问题，以及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的收益分配的矛盾与收益分配不公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但国家与农民在土地收益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土地收益分配也存在着诸多矛盾与不公。对于解决目前现实存在的土地收益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为指导，汲取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同时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和现实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与建议：

首先，国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应收取绝对地租。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实现价值增值的形式。它是一个经济范畴，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无论什么形式的地租都是土地的所有者凭借其土地的所有权从土地的使用者收益中收取的一部分利润。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土地私有权已不存在，但土地的所有权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向通过开发、利用而从土地上获得利润的任何土地使用者收取一定数额的绝对地租是合理的，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据此，建议中央政府依据一定时期各地区、各城市实际用地的有效水平制定总的租金水平，以保持国家总的土地租金收入。

其次，级差地租Ⅰ应当归地方政府所有。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根据相关市政规划，开发了土地，改善了周边的投资环境，从而使得原先的农业用地转变成适合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的城市工商业或住宅用地，一方面使得更改用途后的土地生产率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不同土地便利程度与地理位置的差异。依据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级差地租Ⅰ是由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和土地的地理位置的差别而形成的地租，它是个别资本投入不同地块具有不同生产率的结果。因此，这种由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而使得土地使用者投资周边环境及地理位置条件较好的土地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Ⅰ应该归地方政府所有。

再次，级差地租Ⅱ应当归属于农民。级差地租Ⅱ是由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的资本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农民作为农地的使用者，采取新技术，采用先进的生产机械，耕种更为优良的农产品品种，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或是增加对土地不断投入使土地肥力的增强等方式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由以上原因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Ⅱ应该归农民所有。目前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农地征收面积一再扩大，在土地征收后政府通过拍卖、挂牌等方式将土地流转给新的土地使用者，农民却因此失去了原本的生存依靠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应该规定流转后的土地使用者与受益者按土地流转前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和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实际耕作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农民自己建造的宅基地同样也是农民的投资和劳动创造，由其产生的有关收益也应当归农民所有，在征地补偿时应该考虑到在征地前农民本应获得的这部分级差地租而给予相应的补偿。

最后，不同地区需根据土地供需情况区别对待。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有助于我们具体、形象地分析和解释有关土地问题。我国国土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在土地政策上不能搞 “一刀切”。要综合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用市场供需机制来引导和调节地租，促进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例如上海城市每公顷土地的地租与新疆西北部地区每公顷土地的地租相比何者较高？显而易见是前者，为什么会如此？西方经济学中级差地租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同时也为此类问题的解决和有关政策的制定以启示和指导。

如上图，由于和新疆西北部地区相比，上海市的土地边际生产力明显较高（比如可建造高级写字楼），因此上海市区的土地需求曲线DA相比新疆郊区的土地需求曲线DB处在较高的位置。与此同时，上海市由于土地数量有限，土地供给曲线SA较靠近纵轴，土地供给数量为QA；而新疆西北部的土地则相对比较充裕，因此，土地供给曲线SB较远离纵轴，土地供给数量为QB。在需求和供给曲线的共同作用下，上海市的地租水平远远高于新疆西北部地区的地租水平。简言之，上海市中心地段的土地边际生产力较高，这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讲的，从供给的角度来分析则是由于和新疆西北部地区相比，上海市土地的数量极其有限。[10]

总之，在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收益分配问题及土地合理利用等问题时应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为指导和理论依据，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分析方法与合理成分。国家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市场机制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以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来引导地租和土地价格水平，促进土地合理利用，保护土地资源。我国的土地政策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为指导思想，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则是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和曲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片面和扭曲会对我国土地收益分配及土地利用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对此，我们应科学合理地解读和评价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按照研究方法，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与我国土地收益分配及土地利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租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解决我国的现实土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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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着严密的逻辑，对于这样一个系统体系，其创新发展绝不是简单的逻辑堆砌，要从整体入手，结合经济建设实践，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第一，方法论。《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是俄国早期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其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元史观，即生产力决定。这一观点虽然受到了很大肯定，但是依然有争论。如，历史学家不能用生产力解释历史事件，如果用生产力去解释肯定会失败。对于一元史观，要从两个层次理解，即生产力向前发展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判断人类进步的标尺；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一元史观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方向。综合以上两点内容，就可以清楚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带有历史必然性。

第二，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一生心血都汇聚在《资本论》上，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础。如果否认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绝不是者。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上两条是理解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关键，但是在当代中国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有一个比较全面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它不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也推动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理论向前发展，即社会主义可以建立自市场经济基础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理论的扬弃，符合中国国情，这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只是缺少相关的理论总结。

以上三个方面是理解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三条主线，只要对以上三条主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就可以把政治经济学理论融汇贯通，这对该理论的创新发展思考有重大作用。

二、比较是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

在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中，除了理解前文提及的三条主线，掌握其内在逻辑联系外，还要明确比较是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应在比较中发现问题，在分析与解决问题中进行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比较

通过理论学习可以得到一些已经成形的成果，对实践形成一定理性认识，但是实践并不一定与理论吻合，这就会使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很尖锐的矛盾，驱动理论去创新发展。如，《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等著作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下产生的。根据《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内容，政治经济学认为按劳分配要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而个人能力是天赋特权。基于这一理论启示，结合实践就诞生了一个新概念，即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由此可见，很多理论成果都是在理论与实践比较过程中而形成的，如果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就要发展理论，再用实践加以评判，而这一过程将产生巨大的创新发展动力。如，《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就很好的诠释了理论与实践比较当中产生新理论的观点。

（二）实践与实践的比较

在实践与实践的比较中也可以产生一些创新发展成果，如中国特色等。中国特色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的相对比，产生出来的不同东西就是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特色是比较出来的。关于中国特色，其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概括，但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去了解它，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在多年的实践发展中，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起着一些特殊作用，而这些是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没有的，是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抓住中国特色，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规律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地方、特色产生的原因、总结成功经验与教训等，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结果。

（三）理论与理论的对比

同一个经济现实，研究的出发点、观念、方法等方面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不同。目前，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主要是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比较。由于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这里做全面的比较，仅将政治经济学与科斯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比较已经很久了，很多学者全盘否定科斯企业理论，这种做法显然不科学。在否定前，应当探索是否能从科斯企业理论中得到启示、借鉴，科斯企业理论是否存在一些合理成分等。先弄清楚这些问题，再进行评断，才是科学合理的做法。科斯企业理论提出两种概念，其一是将市场与科层等级制分开，其二是交易成本概念。科斯提出的第一种概念使我们对的企业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资本论》中，其中提到了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这两种分工其实就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科层制度，但是由于抽象程度不够，并没有明确提出科层概念。同时，马克思认为工场内部分工是有计划的、有序的，市场内部分工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分工，所以他指出工场内部分工优于市场内部分工。后来经大量实践证明，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制度，其中的一个不能否定另一个的存在，这对理论创新发展有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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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篇5

一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经济人思想的人，他在下面这段关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著名论述里面，也提出和论证了经济人思想：“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43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看不见的手”原理是颂扬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经济人是其核心思想。所谓经济人，就是追求自己的安乐和利益的人，在此后关于经济人的所有界定中，经济人的这一自利特点都是最基本的规定。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经济人的性质，斯密是基于什么根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关于经济人“自私自利”（selfishess）、“利己主义”（egoism）、“自我为中心”（self－centred）的解释，都把经济人归结为人性使然，是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者。即使斯密是基于人性论和伦理学提出经济人概念，人们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人，这也是有着经济领域的根据。斯密在上面的论述里面，已经给出了这种根据，即“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斯密是不是从人性的角度解释经济人的自利动机。

“斯密问题”存在表明斯密并不是从人性论和伦理学出发提出经济人思想的。所谓“斯密问题”，是指斯密的两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们分别以“同情心”和“利己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如果斯密是从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的话，那么两部著作之间就存在矛盾和不一致性。

《道德情操论》是探讨人类的道德伦理问题的，斯密以利他的“同情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说明斯密的伦理学并不是利己主义的。斯密从人们对“他人情感和行为”以及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两种角度提出“同情心”概念。在对“他人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人类有站在他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进行想象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们在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快乐时，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对他人的情感和行为作出评判。在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如果我们不离开自己的地位，并以一定的距离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就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全面的评述，也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任何判断。而我们只有通过努力以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或像他人可能持有的看法那样来看待它们，才能做到这些。”（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因此，“我们假定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旁观者，并且用这种眼光来尽力想象这种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行为合宜性的唯一的镜子。”（同上，第139页）综合上述两点，斯密认为道德的起源不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某种不变的人性，而是产生于人与人关系中的同情心，斯密的伦理学是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

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分析人所会产生的行为和动机，这是斯密分析方法的特点，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的分析方法仍然具有这种特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在于有些个人拥有一定量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人的行为和动机就是斯密所说的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因而经济人抽象的根据在于个人拥有资本，这些资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够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斯密的经济人抽象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意思。不论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还是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都不是人的本性使然，而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和条件决定了人们具有怎样的行为和动机。

斯密经济人抽象的根据被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具体化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假设条件。斯密所说的资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些具有稀缺性的生产资源，这些生产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可以产出不同种类和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自发作用下，每种生产资源都能配置到最佳用途上去，生产出最符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和服务。

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边际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边际分析方法为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开辟了道路。应用数学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理论的科学化也使经济人具有了更为明确、成熟和系统的形式。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涵盖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经济人有多种具体形态，既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也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且然他们各自利益的表现形式不同，但行为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力图在市场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因此，经济人抽象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作出统一解释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借助边际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例如，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消费者在收入和价格的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所购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等等。从而将动机与效果结合了起来，至少在理论上为组织资源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赋予经济人的“理性”以一个明确的经济学含义，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权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选择。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抽象的最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人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是对斯密经济人抽象的继承和发展，除保持了斯密所提出的根据以外，新古典经济学又加进了新的内涵。关于稀缺性的生产资源，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限制性假设条件：生产者的技术水平不变和消费者的偏好是稳定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社会使用所有的生产资源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就是可知的。作为生产者，他清楚每种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作为消费者，他知道每种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等等。因此，经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确定要达到的目标，并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

二

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不是根据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出来的，这是其科学性的方面，而忽视人尤其是现实的人，又是其局限性。他们的经济人概念只是根据经济人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提出来的，而没有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不管在历史上对人有过多少抽象，但只要是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抽象，是决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的，这种假设只能从人之外的某种根据提出来。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并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

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在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基础上，使现实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得到了更好地理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很有解释力的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分支，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

现实人的认知能力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所以，从现实人出发，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完全理性假设首先受到怀疑和批评。西蒙指出：“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设，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带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在这方面，近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了疑问，怀疑那些假说是否与人类行为的事实相距过远，以至根据那些假说所得出的理论同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了。”（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前言，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说来代替完全理性假设，迈出理解现实经济人行为和动机的第一步。

由于现实人具有有限理性，他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到所需要的经济信息，因而市场交易不可能是即时完成、没有任何费用的，在买者和卖者、雇员和雇主、委托人和人等市场参与者之间必然存在讨价还价、监督合同或契约履行的费用。例如买者因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而尽量低估，只愿低价购买；卖者则利用买者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这一点尽量虚夸，索取高价；商品购买以后也存在一个维修保养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市场交易必然存在交易费用，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零交易费用假设的非现实性。英国经济学家科思首先发现了这一问题，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里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此后，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进入科斯所开拓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现在已形成了由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理论、团队生产理论以及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所组成的庞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学科体系，这对于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产生的过渡经济学很有借鉴意义。

从信息方面看，所谓有限理性，是指经济人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经济人所掌握和利用的信息必然是不完全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设没有现实性。信息不完全，就会制约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微观信息经济学分析了经济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会有的行为和动机，因此，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人的分析更加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

单就经济人抽象来说，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经济人缺乏现实人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则在现实人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因此，后者关于经济人的抽象更为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也就比主流学派更为接近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已经使主流学派的现实性越来越少了，主流学派之所以还能居于现在的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意识形态色彩，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形式化、数学化和科学化的外观。让那些具有科学主义信念的经济学家放弃主流学派，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三

在实际应用方面，经济人抽象的主要问题表现在那种不加分析地将经济人模式无限泛化的倾向。每一种科学概念都有其产生的根据，但人类认识的形式理性主义倾向使人们常常无视其根据而把它作为一般的分析工具运用到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中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在经济人抽象的应用方面，有如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篇6

腐败现象是古而有之，国际上有之，关于腐败的成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下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

1.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我们知道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假设条件：一是理性人假设条件；二是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合乎理性的人被称为“经济人”，“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是有需求的动物，其需求取决于他所要得到的东西，只有尚未满足的需求才能影响行动；人的需求是无穷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一旦某种需求得到满足，又会出现另一种需要满足的需求。相对于无穷的需求而言，每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或资源是有限的，这种需求的无限性与手段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就是腐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即腐败的最基本动力来源于无限需求与有限手段的矛盾。

2.从商品的等价交换出发：如果把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也看成是一种商品的话，那么“权钱交易”是一种不公平交易，不公平表现在：首先权力价值被低价交换给行贿者，行贿者得到权力价值的效用大于行贿者付出的代价，而政府官员满足这种交易的原因在于他手中的权力来自于政府机关所任命官员的权力影响力。组织正式授予政府官员一定的职位，从而使政府官员占据权势地位和支配地位，使其有权对下属发号施令。这种权力价值有时是无法估量的，而获得这种权力可能是由于机遇而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或者仅仅牺牲了一部分个人利益，但这种付出价值远远低于手中权力的价值。正是由于“权钱交易”的不平等性才使腐败行为更容易发生。

3.从经济社会的现行体制出发：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在现实经济社会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看不见的手”定理并不能完全成立，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不能完全实现。换句话说，现实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并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如提供公共物品，投资基础设施，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秩序等等）。这就使得权力与资源的结合在这一体制背景下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我们知道，当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时，其欲望的满足只能凭借个人所能独立支配的私有资源（如劳动能力，当然也能通过偷盗等其他非法形式来满足）。相反，政府权力的客观存在就为掌权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也就是说，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行为产生的体制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腐败行为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以上三条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

4.从腐败总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出发：腐败行为能否发生不仅取决于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还依赖于它产生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只是证明了腐败产生的潜在可能性，充分条件依赖于当权者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当权者是否腐败取决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当权者的需求偏好、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法律法规、权力制衡机制等等。以下借助一个经济模型来分析腐败的产生原因及时机，文字表达如下：如果说当权者搞腐败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那么，突破上述种种约束的努力就构成其腐败活动的成本。具体而言，腐败成本由如下几方面构成，其一，当权者在做出腐败决策时，首先就需要突破来自其自身的种种心理障碍，他必须改变其道德观念，放弃循规守法的操行，面对社会舆论的谴责等等，这些都构成腐败的心理成本。其二，由于种种体制、法规的存在，腐败行为一旦暴光，将会受到相应的政纪法规处罚，这是任何一个理性当权者在决定腐败时所必须考虑的，这种由于腐败行为败露而招致的惩罚，可称其为惩罚成本(C[,pe])。其三，当权者在位时拥有较高的收入和种种“制度特权”（如小车、住房、移动电话等等），另外还存在一些灰色收入如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等，如一旦腐败行为东窗事发，则以上利益就会丧失殆尽，这种风险构成其腐败决策的机会成本(C[,o])。总结以上论述，可见，腐败行为既会带来腐败收益，也会产生腐败成本，其中，我们把腐败的心理成本、惩罚成本和机会成本相加称之为腐败总成本。

当权者也是人，他在进行腐败决策时必然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假设当权者对腐败行为不能被暴光的概率估计p[,1]，所获得的收益为R；而对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估计为p[,2]，所得到的处罚损失为L，那么他应该得到的期望损益值为：  

E=p[,1]×R+p[,2]×L

当期望损益值大于或远远大于腐败总成本时，当权者才会实施腐败。

  二、腐败危害的经济学分析

1.从不平等的交换分析。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权钱交易”是一种不平等的特殊商品的交易。我们知道有效运作的市场机制自动地配置社会资源，而这种不平等的交易不仅损害国家及公众的利益，而且会造成社会资源配置得不合理，使大量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向效率低下的企业和个人流动，使稀缺资源的分布更不合理。公平和效率是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问题。短短20年，中国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选择了“效率优先”、“先发展后分配”的发展战略，经济领域的改革成绩显著，而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步履缓慢，从而导致权力的市场化。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社会成员各自依据其在社会组织中占据的不同地位进行着一场极不平等的财富积累大赛。这种不平等的市场运作机制既丧失了公平，也不可能得到效率的提高。腐败行为的这种不平等性最终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原则。

2.从社会总效用来分析。“权钱交易”的双方都从国家及公众的利益中攫取了大量的好处，使社会分配更加趋向于不合理，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已高于国际上公认的警戒标准，而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权力介入市场造成的，私营非法收入、政府官员的非法收入对于全社会总的收入分配差别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如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对于富人来说，它的边际效用是不大的，而且随着富人财富的增加，它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一个单位的财富对于穷人来说，它的边际效用是很大的。因此，如何降低富人财富的增长速度，提高穷人财富的增长速度，就是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经济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社会所有成员的财富均衡，才能使整个社会的总效用达到最大。

3.从社会总效率来分析。腐败行为严重地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表明，权力垄断社会资源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性垄断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每一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智力优势及技术专长，健全的社会经济秩序会促使每个人尽力发挥自己的特长，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而当今社会腐败行为的盛行，严重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因为一个人靠勤劳、智慧致富，而另一个人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除去金钱来源的道德判断外，这两者却是等值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劣币和良币等值，只要现行体制不能惩罚手持劣币者，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整天想着歪门邪道、不务正业。这种现象长此以往的存在势必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社会总效率降低的关键因素。

  三、腐败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既然腐败的产生与现行社会的市场机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人类在追求经济效率、社会公正方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既然腐败是政治权力的衍生物，只要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动消亡，那么，我们的反腐败目标就不应是幻想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定为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利用最小治理成本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及扩大。分析近期发生的大量腐败案例，我们发现大量腐败分子在为党工作的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好的，而在腐败的初期也仅仅是接受小恩小惠或谋求很小的私利，而在后期，他们的私欲急剧膨胀，大量贪污受贿，甚至是走私贩私、出卖国家的利益。如果把腐败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用L表示，那么L对于时间T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腐败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时间图

在t[,1]以前它比较平坦，在t[,1]以后它逐步上升，斜率越来越大。因此，腐败治理最好在时间点t[,1]以前进行，这时治理腐败的成本为最小，即在出现腐败的苗头时制止腐败行为的发生与扩大。在这一时期要加强政府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曾说过“权力弊端的根源，它的实质存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恶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只有靠个人的觉悟和自我克制”。而个人的觉悟和自我克制能力可通过思想教育来提高。

2.建立权力行为的制衡机制，抑制腐败的频繁发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必须设计一套较为完备的对腐败行为的制衡机制，抬高腐败的各种成本，使腐败的实际总成本无限接近于腐败的理论总成本，从而降低腐败的总收益，使当权者感到腐败行为不划算，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首先，加强新闻监督，实现新闻监督的法制化，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的作用，以增加腐败分子的心理成本。在西方发达国家，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体的新闻媒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新闻工作者被称为“无冕之王”，他们成为监督当权者、遏制腐败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也即加大了腐败分子在腐败决策时的惩罚成本。对于腐败分子不仅要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而且还要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痛心疾首.第三，适当提高当权者的工资收入和“制度特权”可增加腐败决策的机会成本。我们不能保证“高薪”一定能够“养廉”，但是，一定程度的“高薪”确实能大大降低腐败发生的概率。只有当以上三种成本的提高使其腐败的总成本接近甚至超过腐败的总收益，才能使当权者感到腐败的预期收益很小，风险很大，抑制当权者腐败行为的萌发。

3.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考虑，确定最小的反腐败成本。政府反腐败行动的总成本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抓获腐败分子的成本C[,e]，二是执行关于腐败的法律惩罚条款F的成本C[,f]，从而总的单位成本就是C[,g]=C[,e]+C[,f]。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腐败分子的收益R是“外生的”的常量，对于给定的F，为了达到有效惩罚水平P=P×F=R，政府只要支付足够的努力来保持所必须的破获腐败案件的概率p就可以了，而太高的概率p将大大增加破获罪犯所支付的成本，也就是说，抓获罪犯的成本C[,e]随所要求的破获概率的增加而上升。另一方面，由于给定了有效惩罚水平P，破获概率越高，则所需的罚款F就越低，也就是说，执行惩罚条款的成本C[,f]随概率p的增加而下降，如图2所示。政府反腐败行动的总成本C由C[,e]和C[,f]组成，由图2可知，总成本曲线呈U型，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概率p*使得反腐败行动的总成本达到最小值。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p*点可作为政府权衡C[,e]和C[,f]的依据。

附图

  图2  反腐败行动的成本分解

二十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世人瞩目，但转轨时期的种种体制缺陷也助长了腐败行为发生的频数和规模，腐败只耗费社会资源，而不创造社会财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腐败是对市场经济所遵循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公然挑战。遏制腐败需要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多方面入手，对任何一方面的忽视都会对反腐败的综合成效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腐败成因及反腐败的措施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反腐败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01-11-08

【参考文献】

篇7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7-0048-01

“批判实在论”是一门源于英国、发扬于欧洲的科学哲学。“批判实在论”这个术语是巴斯卡提出的“先验实在论”与“批判自然主义”这两种思想的结合表达,其思想的主体是通过历史的自我意识和辩证法消除反理性主义和归纳论的理性主义。

1 批判实在论的兴起背景――实证主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便是实证主义,其以休谟、康德为代表的因果律为理论核心,认为规律取决于原子式的事件或事态的恒常联系。实证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争论,主要围绕于所谓的波普尔――亨普尔模型:社会科学必须追求科学方法上的统一,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实证主义观点),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最为重要的是:解释和预测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能对现象进行完整的解释,则必然能预测到现象的发展。

实证主义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到学界的猛烈攻击。主要是来自后现代思潮的批判,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则另辟蹊径,不仅对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错误理解进行批判,也对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反实在论观点进行批判。

2 批判实在论的哲学基本思想构建

2.1 批判实在论的立论基础――先验实在论

巴斯卡于《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1975)中提出了其先验实在论思想。柯利尔认为所谓的先验论证所指的是“从一个已经发生的现象,推出一个持久性的结构的论证,也可理解为是从一个实际事物,推导出一个更基本的、更深层的使该事物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某种事物的论证形式”。而巴斯卡认为其先验论证是一种反证的论证,即从一个现象的描述,追溯到产生此现象的某一事物的描述,或是从一个现象的描述追溯到促成此现象的某一条件的描述的一种论证。此处的先验论证并不是以科学家掌握的研究成果为前提,而是科学家的实验活动。科学实验不仅是先验论证的前提,也是参与论战的各方都接受的根本前提。

“先验实在论认为科学知识的对象是那些产生现象背后的结构和机制,及科学所需的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知识。这些对象既不是经验主义认为的单纯的现象,也不是唯心主义者认为的是我们理性所建构出来并强加在现象之上的,而是一种更为持久的实在的结构,它不但独立于我们的认识、经验之外而存在,同时也独立于我们获得它的条件之外。”真正的实在论符合如下条件:第一,客观性:事物的真实存在不是由它们是否具有可被认识的实际存在而决定的;第二,可错性:认为上述超越实际之后的存在,并不是绝对无误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被我们后来的新知识所修正的可能性。第三,超现象性:指我们能够认识到的还包括存在于实际表象之后的看不到的结构的知识;第四,反现象性:认为我们对这些深层结构的认识,不仅仅是超越实际并能够解释表象,其有可能是和实际表象相矛盾的。

由此,可以总结出批判实在论具有以下特点:(1)它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把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产品;(2)它认识到科学知识的客体的独立存在;(3)由于以上两个条件得到认可,它就把科学实验和发现解释为同时发生的物质和社会行为。

2.2 批判实在论的哲学取向――批判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主张的科学的首要目标是科学的解释与预测,也就是解释项的先行条件和普遍定律与被解释项的描述的经验事件的逻辑关系。解释是从已知结果去逆推其原因,而预测则是从已知的原因去推定其结果。认定这种因果关系是在一种普遍的关系的基础上,进而在定律的性质、理论的作用、解释的模型、以及预测的模型等层面上,提出一系列的特定主张。

批判实在论选择的折中道路首先判定先行条件与机制两种观念的因果关系,从而认定唯有机制观念的因果关系,才能通用于自然世界或社会世界这样的开放系统中,以此作为方法论的基础进而在定律的性质、理论的作用、解释的模型、以及预测的模型等层面上,提出另一系列的特定主张。批判实在论利用了介于形而上学体系和实证主义之问的第三条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世界的突现特性。所谓突现(emergent),意谓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质聚合在一起时,有全新的物质产生,这种新物质具有它自己独特的机构与机制,不能被还原为组成它的各个成分。

(2)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实证主义将休谟式的因果律作为理论核心,认为科学规律即原子式的事件的恒常联系,即事件x总是伴随着事件Y的发生。故我们要以先验实在论所提出的深度本体论作为基础来理解社会科学这个开放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即将因果关系视为一种机制。

3 批判实在论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批判实在论和非主流经济学都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集中于具体理论有很大不同,批判实在论是从经济学学科的性质人手的。劳森认为,只有经济学家们放弃演绎主义的方法,认识到本体论推理及其对经济解释所产生的约束的重要性,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批判经济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虽然经济学界对方法论问题已经掀起过一阵研究热潮,但大多数人接受的仍属实证主义阵营的波普经济学方法论。批判实在论的提出为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另辟蹊径。

其次,这将有助于学术研究多元化的格局。许多人在谈到现代经济学时把已有很大发展的非主流经济学排除在外,这与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流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非主流经济学为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前沿问题。实证主义是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深人研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批判实在论,将为我们更多地引入非主流经济学提供更大的空间。

再次,它为非主流经济学的综合和迅速发展提供了统一的科学哲学基础。与其他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批判实在论利用了许多学派的许多见解,并使之更加明确和一致,这有助于推动这些学派之间的交流和综合,形成替代主流经济学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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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y Bhaskar.The possibl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nman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ge Third edition,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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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为实证分析法。那么，教学时，怎样引导学生运用实证法去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呢？

（1）课堂教学时，要从经济学的理论层面切入，引导学生弄清楚经济变量的科学定义。

比如：何为经济学？答案是：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某种社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合理利用稀有缺资源的学科。上述对经济学的简单定义，却蕴含着多层含义：A.因为资源稀缺而引发经济问题，如果资源丰富，经济学则没有产生的土壤；B.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C.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D.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和科学利用稀缺资源的学科，学生一旦了解了经济学的上述基本定义，就会激发其了解经济学产生、发展、演变等过程的欲望。

（2）教学时，注意设置假设条件。

假设是理论产生的土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假设，理论就不可能成立，至少不能完全成立。在此前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大都习惯于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满足于记忆现成的答案，却茫然不知假设的重要性。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教师在教授经济学课程之前，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因为这是小学生都能迅速准确回答的问题，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大学教师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深感迷惑，因而往往不敢直接回答，而是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

（3）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对于经济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三、改造教材

目前，高等职业学院现有的教材，既要构建经济学基础理论，又要借鉴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马克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这便要求我们适当改造原有的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学者们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

（1）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从多个层面研究和写作政治经济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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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课程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在分析的时候要通过数学公式、图表和曲线等工具，而且部分理论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在分析的时候需要借助大量的数理实证和图形，这就要求学生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但实际上，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却恰恰相反，人文知识比较丰富，而数学的基础却很薄弱，导致了学生更倾向于学习经济学的定性分析，而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却不感冒，不愿意深入研究定量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不习惯利用数学公式、图表和曲线等工具来分析经济学课程中涉及到的概念、原理以及理论。因此很多经济学学生在学习方面觉得有难度，认为经济学课程枯燥、抽象，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不高。[1]

1.2因为国内外差别，学生学用脱节

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以及发展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国的历史背景相差很大，与我国的国情也有很大的差别，很多经济学理论以及观点如果站在中国，根据中国的国情去分析的话，很难理解透彻。因此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常常出现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的现象，学习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无法运用到社会经济实践之中。往往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对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一些经济问题没有办法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这即是所谓的学用脱节，也是目前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2]

1.3学生的经济学素养不足

高校本科的经济学课程一般都是在大一下学期或者大二上学期开设，学生还处在本科的低年级，由于进入高校的时间并不长，应试教育的影响还并未完全消除，因此在学习上还处在一个较被动的地位，而且高等院校的学生也没有工作经验，对企业和社会的了解也比较少，因此经济学的素养不足，对很多经济学知识点的理解都不透彻。即使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课，掌握了书本上的知识点，但是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也没有感性的认识，甚至存在一些经济学的学生，对国家的基本经济方针都不了解或者只是掌握一些皮毛。

2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进行创新教学的对策

2.1应用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方式是课堂教学效果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经济学老师应当对课堂教学方式不断进行创新，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从而提高经济学的教学效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有如下几种：（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比较广泛，很多门学科都运用这种教学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经济学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案例教学法来对学生进行教学。经济学老师根据经济法教学课程的内容和教学目的，通过引用一些典型的经济案例，来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在思考的基础上，分析研究案例中的材料和问题，然后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通过判断给出决策，学生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了运用教材知识或者所掌握知识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在讲经济学中某一个基本原理的时候，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学生通过分析案例，加强了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3]（2）讨论教学法。学生是课堂上的主体，尤其是高校本科的学生，更应该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主体地位，作为课堂上的指导者，经济学老师也应当不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上尊重学生，坚持以人文本的教学理念，在经济学课堂上开展经济学活动，并且不断鼓励学生参加和谈论，学生之间的观点不同，这些观点相互补充和修正，强化了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并且还能指导学生去发现和探讨经济学教材中知识的规律，深化研究的力度，思维得到了开发。在讨论交流活动的最后环节，经济学老师可以就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加强学生的理解以及加深学生的记忆。（3）综合案例讨论教学。知识点相互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因此经济学老师在经济学的讲学过程中，也不能只对某一个单一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可以通过巩固和复习前面的知识点，来引进新的知识点。

2.2良好把握课程教学的核心

高校的经济学课程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微观经济学，还有一个是宏观经济学。前者重视资源的配置问题，“价格理论”是主要的核心理论。而后者重视资源的利用问题，“国民收入”是主要的核心理论。很多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将两者区别开来，导致学习吃力。[4]针对这方面的问题，经济学老师应当为学生分别理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主线，让学生在掌握这两条主线的基础上再将全部的经济学内容串联起来，继而全面掌握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例如宏观经济学含有较多的理论派系，经济学老师可以根据经济学中的三大模型，给学生详细阐述各个模型的内涵，并且让学生在深刻理解模型内涵的基础上掌握模型与模型之间的联系。

2.3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培养出学生的创新欲望，学生也就有了巨大的学习动力，会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之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经济学老师首先要有课程意识，并且要有开放的课程资源观念和教材观念，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之中要充分考虑到课程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并将其完全结合起来。在学生的培养模式制定上，要根据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将其与学生的素养紧密结合起来，再确定培养目标和教学手段，经济学老师要做到因材施教，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积极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经济学老师要通过多种手段，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对经济学产生创新欲望，情感得到培养，思维得到激活，在此基础上，经济学老师除了要有课程意识，还要有目标意识，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教育效益三个方面充分结合起来，缺一不可，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到教育效益，不能急功近利，要根据经济学专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条件，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主动能力。[5]

2.4全面结合我国国情

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以及发展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的国情相差很大，如果从中国的国情角度去分析的话，很难做到透彻理解，经济理论脱离了生活实际，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如今本科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撰写背景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为主，而我国的经济生活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国可以利用“洋为中用”这一方式，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借鉴国外的经济学课程和案例，将中国的实际经济和系统教学有效结合起来。[6]例如经济学教材中在分析三大货币政策时，主要强调与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相比，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取得最佳的效果，一般来说使用较少。但是在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次数就比较多，其目的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威胁以及抑制经济的过热现象，这样与国外的行情则大不相同，中国学生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疑问，经济学的老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结合当前开放的经济背景，从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金融环境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来给学生解释。

2.5落实技能培训

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是一门理论课程，并且是纯理论，除了介绍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就是介绍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点，但是经济学的教学则不一样，如果经济学老师仅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忽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那么学生的专业化能力得不到培养和提高，也就没有办法将经济学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之中，对于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经济问题也就没有办法进行解决，这样的经济学课程教学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经济学老师不仅要指导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点，还要落实学生的技能培训，让学生在实践生活中应用到专业化能力，并且经济学老师要掌握当前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了解到当前社会经济行业的规范和需求，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变为实用技能，对感性认识进行深入研究，将感性知识转变为理性知识。[7]

3结论

综上所述，高校本科的经济学课程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化需求，培养经济型人才，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当前高校本科经济学课程中还存在的诸多问题，经济学老师应当结合我国国情，运用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并且在给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复合型经济人才。

作者:唐丽君 单位:辽东学院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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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晓静,刘京丽.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探索[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中旬),2012(1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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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者的相互关系

(一)二者的相同点

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都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都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运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二者都有同样的理论基础。二者都巧妙的将公平正义与效益理论相结合。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效益,这正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其对法律的研究以效益为核心,强调使公正观念等价于效益观念。法经济学家科斯和波斯纳都对“经济效益”在法经济学中的具体定义有所论述。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阐述了经济效益的本质,他通过普通法中规定的妨害问题指出:1、当交易成本为零时,社会资源不会受到有无赔偿责任的影响;2、当存在交易成本时,经济制度运行会受到是否规定了合法权利的影响。总体而言,科斯认为要将社会的整体效果考虑到赋予法律相应权利时,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多的回报。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了效益的含义,效益作为根本标准用来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是否适当,更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价值最大化的具体实现”。效益理念在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观点之中都有所体现并贯穿其中。从古至今,人们对法律价值的基本判断就是法律应符合公平正义,而法经济学开辟了新领域,把效益加入到法律价值体系,认为法律除了将正义作为目标以为还应当注重效益,效益与正义一样都可以作为分析和评价法律问题的原则。其主张无论是在立法过程还是司法过程中,都不可忽略法律制定、法律执行和法律实施中蕴涵的经济效益。研究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应将效益作为法律制度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并最终使法律朝着促进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所有法律制度的制定废止和法律活动的进行,都应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尽量将社会财富增加到最大限额。

经济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法学的价值观念,即公平和正义,其研究的目标是在经济法上实现公平正义,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理论体系,但这一观念似乎与效益思想相矛盾。但是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应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公平代表着社会分配绝对公平,即个人收入实现均等化;另一方面则是公平具有的普遍含义,即效益。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资源是有限的,对资源的浪费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正如波斯纳的理论认为,将能否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增加的目标作为判断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善恶的最高标准应该是是否追求效益。总之,对于波斯纳而言,效益作为判断行为和制度好坏与否的标准,其目的是追求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财富最大化,即是最高的公正。显然,波斯纳将效益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替代了传统公平正义的法律概念。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包括效益原则,也就提供了明确的经济价值,即要在经济性的基础上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公正必须考虑其本身价格,放弃不具有经济性的公正。因此,应当将效益作为选择和评价法律制度的首要标准,如何确定法律责任和分配权利义务,都应当成为实现效益的重要考虑因素。从而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的领域向生产效益高的领域转移,赋予经济发展足够的空间,使其在更高层面和长远意义上实现公平和正义,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说,效益与公平是可以协调的。

(二)二者的不同点

1、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法律的形成、体系和运作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法律学科,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的理论研究认为,法经济学是“把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统运用到法律体系分析”的学科。由此,笔者认为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论述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的理论法学学科。法经济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又包括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几乎所以法律部门。经济法学是研究探讨经济法理论问题以及经济法规律的部门法学,其主要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它着重于运用法律原理和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研究对象是特定经济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调整和规制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时产生的经济关系,不调整其他经济关系或非经济关系。经济法的目的是使国家干预经济在适度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因而通过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的进行规制。因此,通常认为它区别于行政法,行政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虽然经济领域或者具有经济性内容在行政管理中有所涉及,但其本身是一种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它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有本质差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并且在原有法律体系中没有部门法与之相适应,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进行调整。

2、研究方法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释法律概念、法律体系和法律运行等具体法律问题,对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进行经济分析,因其研究方法独特,从而形成独立的法学流派。经济法学是通过规范性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判例和法学学说为研究来源,运用法学理论方法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其研究方法并没有特殊之处。虽然二者都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边缘学科,但是其运用的理论基础与原理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用到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由于法经济学的特殊性,使其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法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成为独立的法学分支。而经济法学属于一般部门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区别。

3、研究目的不同。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在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边缘性、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和法学流派,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完善和变革经济法体制甚至整个法律制度。法经济学服务于对法律的经济分析,运用经济原理和分析方法思考法律相关问题。经济法学是以具有经济法性质和基本特征的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部门法体系,其主要以解释经济法现象并发现运行规律为研究目的,是对经济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进行调整。经济法学着眼于运用法律制度规范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有效规制国家的行为,保护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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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批判重商主义，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并不断应用于实际。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及演进规律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各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典贸易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对利益的追逐产生物品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劳动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种物品的生产都趋向专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行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绝对优势学说的创立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它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即各国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使各国对同种商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绝对成本，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驱使国家间贸易的产生；第二，它指明国际贸易能给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带来比自给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开展国际贸易，即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学说更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因为比较优势学说表明，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为现实中的此类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贸易能为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这样，比较优势学说就从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优势只对国家间贸易的分析是静态的，它只能总结某一时点上国家间贸易的优势所在，无法分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变化。二是比较优势理论只以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为依据，忽视了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可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较优势没有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以什么样的比例分配贸易利益。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199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俄林在书中的分析选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他选用了自然要素禀赋而非生产商品的时间，从新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产生的原因。生产要他在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中各个国家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各种商品的生产所需要各种要素的比例也不一样，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通过生产以本国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为要素的商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以获取贸易利益。原因在于，以相对丰富的资源为生产要素必然使得该国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生产的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利用价格优势获取比国内市场的贸易中更多的利益。显然，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模型在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俄林模型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相对优势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两地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产生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差异，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俄林不仅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作出分析，而且从资本、技术等要素出发在宏观层面上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三，俄林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由于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使用丰裕生产要素的资源并获得高于国内市场的利益，必然使得该种要素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升。反之，需要使用本国相对缺少的资源生产的商品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从而使该类商品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近而使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会从此类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三、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迅速，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赫尔普曼等经济学家不断尝试把新的理论应用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逐渐形成新贸易理论。其中，对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不衰。与俄林选择自然资源禀赋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克鲁格曼改变了对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他假定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仇递增的，并以此为依据得出使市场实现均衡的两个条件。首先，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选择在边际利润为零的点上进行生产，在该点上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边际利润为零。其次，厂商可自由进入或推出一个行业的生产，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时，进入生产的厂商数量等于退出生产的厂商数量，即生产规模实现均衡。新贸易理论通过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瓶颈而把贸易理论的发展推向前进。新贸易理论相比新古典贸易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现实适用性的提高，它能够揭示经济中更普遍的现象，并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难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国际贸易的大部分没有发生在要素禀赋相差极大的国家之间。在新贸易理论中，由于商品的多样性及其随经济、科技、市场需求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种类的商品，所以国际间的贸易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至于在生产商品的分工中哪个国家生产哪些商品则由资源占有状况和生产条件等因素确定。新贸易理论当然也是不尽完善的，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厂商的要求过于严格，严格假设所有的厂商完全相同，忽略了各个厂商之间所存在的领导者才能、资本及技术条件的差异，无法解释行业中厂商数量及规模的变动，或者一些企业在竞争中步步为营，规模和收益不断提高，成为行业中的主导者，而另一些厂商却在竞争中被淘汰，退出竞争。对前人无法解释的难题做出解答是新的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新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里昂惕夫之谜及相关难题，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不相吻合。针对这一问题，新贸易理提出了贸易障碍这一概念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变量或参数在模型中做具体的分析，因此这一问题至此并没有得出系统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理论的局限之处都会成为新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基于对这一难题的解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得到了拓展。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创立者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经济中的每个个体都即使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于每个个人、厂商或者国家都不能囊括所有商品的生产，因此生产者之间存在分工，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进行贸易所需花费的交易成本时，贸易产生。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该论证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同样适用。由于该理论对分工的论证主要基于内生优势，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被成为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分工是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时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人都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也会在后天的分工选择中形成各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分工促使贸易的产生，贸易的成本形成交易费用，当交易成本大于分工经济的时候贸易产生的条件消失，各国又会发展封闭式经济，取消国际贸易。所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是贸易产生的必须条件，二者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在不断提高，交易所需的成本不断下降，分工经济的优势更加突出，又会返而促进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越活跃，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从而使福利水平提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杨小凯教授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深层次完善和补充。他从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即贸易的产生出发，对贸易的起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对在此基础发生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及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运行做详尽的阐述，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同时在围观和宏观层面上对贸易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总结。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依托，与古典贸易理论的外生比较优势形成对比，但又以之为基础。相比静态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对贸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产品和市场的相关问题做了动态分析。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静态分析却只能描述在某一时点上经济的状态。因此，为了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需要对经济的动态运行进行分析，内生优势的变化就是动态分析的主要因素。动态分析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增加了对现实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其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现实化的理论，它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为衡量标准现实经济的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管理者对贸易选择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指导，以在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点，使经济的运行更加稳定和高效。而且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经济分工的均衡状态，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再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做了统一分析。认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时，贸易就符合人类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因此自然产生。它突破了新贸易理论的局限，即虽然说明国际贸易的益处，却无法论证为什么国际贸易要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而不是在贸易产生的时候就被所有的国家所承认并采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起源的统一是该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不仅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把经济运行的本质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来，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认知和解释深度，因此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性指导意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无法指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依据什么原则选择出口和进口商品。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进口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举均能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生产商品的比较成本的高低来确定要出口或进口哪些商品。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对贸易模式问题也给出了明确说明，一国应出口较多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较多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获得更多利益。在新兴国际国际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指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是国内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无法对具体应选择哪些产品用于出口或哪些产品需要进口做出具体说明。只能说明一国应出口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可以带来更多交易利益的商品，同时需要进口那些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弱，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的商品。至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三大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对现实经济解释力的欠缺。该理论追求形式上的全面性，而无法顾及对经济运行细节的说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宏观的框架，而不致力于对细微现象的解释。为了构建严密的逻辑框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且该理论中所涉及的数据无法从现有资料中获取，从而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或运用这一理论对现实状况进行预测。此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更适用于解释长期中的经济现象，而对短期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所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之处极其有限，它在理论上对以往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以后贸易理论的启示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它对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解释和对经济发展的预示。即理论意义大于其现实意义。

作者：于彩凤 单位：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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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框架的经济哲学基础。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给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形式化证明:以利己行为动机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帕累托意义下的)最优———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然而，现实经济中更普遍的情况是，经济环境与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型完全不一样。此时，结果还会是帕累托最优吗?195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执行微观经济政策尽可能弥补现实经济和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条件之间的差距，因而能使经济达到或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195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次优理论”(TheoryofSecondBest)证明，在不能全部满足完全竞争模型所要求的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即使微观经济政策成功地弥补了现实和假设条件之间的差异，政策的执行也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1956年，经济学家李普西(R．G．Lipsey)和兰卡斯特(K．Lancaster)总结前人的理论分析，创立了次优理论。简单地说，次优理论包含的内容是:“如果在一般均衡体系中存在着某些情况，使得帕累托最优的某个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即使其它所有帕累托最优条件得到满足，结果也未见得是令人满意的，换句话说，假设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一系列条件中有某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在清除了所有这些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之后才能达到。”次优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说明。曲线PP表示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曲线Ⅰ、Ⅱ表示社会无差异曲线。如果经济是完全经济市场，则福利最大化均衡点在E点。假定经济系统中存在一个约束条件(由直线AB表示)，使得经济难以达到直线AB右上方的商品组合，最优点E也无法取得。因此，社会最优化问题是在AB线的约束下争取(由无差异曲线表示的)福利最大化。显然，约束条件下最优点在F点，即无差异曲线Ⅰ代表的效用水平。从最初均衡点E点满足的条件程度来看，A、B两点都优于F———前两点位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生产是有效的。但是，点F明显地比技术上有效的点A与B更优。这显然否定了这样的论点，即如果帕累托最优的所有条件不能全部满足，则满足某一部分就是最好的政策。次优理论的一般意义可以用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E．Meade)所讲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设想一个人，他想登上群山的最高点。在朝着最高点行进的途中，他将不得不先爬上一些较低的山峰，然后再下山。因此，下面的说法并不正确，即为了达到最高点，这个人应该始终向山上爬。再者，由于最高的那座山被不同高度的群山环绕着，因此，当他爬到一座山后，很可能要攀登的是另一座较低的山。所以，任何朝着最高点移动，一定都会把这个人带到更高的位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最优均衡结果的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那么结果和最优之间的差距并非与条件满足的程度成反比关系。因此，如果最优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最优化问题将是不同于原来的另一个问题，需要重新求解，而不是原来问题的“简化”。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次优理论分析

本研究的目标定位为:以现有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为背景，研究针对非计量经济学理论专业学生的教学目的及其规律，最终在教学内容比重和方法上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经济理论中的“次优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方法论上进行整理，重点在于区分计量经济学逻辑框架中的原理部分和应用部分，并主要以例证的方式论证理论应用和理论原理的发展采取专业化与分工形式更具有效率;第二部分将采用实证方法分析非计量经济理论专业研究人员应用计量经济学进行分析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论知识，调查具备计量分析能力学生和研究人员相关知识获得的方式;第三部分在前面两部分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基于“次优”思路，对现行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调整，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教学思路。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当“最优”的某些条件不具备时，其他条件同样必须按照“次优”标准取值，而不能继续采取“最优”结果所要求的标准，否则效率会更差。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三)计量经济学教学次优原理

当学生不可能在一定的学时内完全掌握基本原理并熟练应用时，应该以应用能力为基本目标，对以数学推导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原理做语言介绍。换个角度讲就是将计量分析能力获取的真正方式(即模仿实际案例)引入到教学中，使其更有效率。

二、实证分析: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策略

(一)教学目标的设定关于计量经济学教学目标的设定

通常会有理论和应用之争。任何一门学科，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充分理解原理的来龙去脉基础上熟练运用并进行发展。但是，理论的证明和发展往往需要坚实的理论根基，研究者个体需要很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在现代科学高度分工化的背景下，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有着明确的分工。计量经济学更是如此，对于本科经济学专业学生来讲，其学科基础结构以及学时有限，不可能进行大量的理论学习。因此，应该以熟练的应用为首要目标。尽管从逻辑结构来看，现代科学理论都是在基本原理正确的情况下才可以正常使用，即原理是应用的基础，但从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来看，熟练的认知和运用对于学习和掌握一套理论工具的原理更有帮助，反过来却更为困难一些。因此，在本科阶段，经济学专业学生应该在操作层次上掌握计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在思想层次上了解计量经济学的原理。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及优劣排序就逻辑结构而言

计量经济学课程可以分为基本方法、软件应用、经济学原理、数理统计原理等基本部分。为了达到按照次优原理制定的教学目标，必须对上述学习和教学当中的内容进行选择和排序。计量经济分析对计算工具的依赖性很强，在某种程度上，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发展都依赖于计算方法和技术的进步。现代计算机的产生与升级，使得计量经济分析基本上采取各种专业软件完成，比如AMOS，AUTOBOX，DATADESK，SPSS，EVIEWS，MATLAB，GAUSS，STATVIEW等。因此，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和学习必须依赖其中一种软件进行。国内大部分教科书都以EVIEWS作为演示逻辑过程的软件，其界面操作是教学过程必须包括的内容。但是，利用软件操作的计量经济分析过程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计量经济分析基本方法之上的。无论是经典还是现代计量经济学，基本的计算步骤都包括回归方法、统计检验、计量检验及修正四部分。因此，基本方法的教学应该是首要的内容，依据它进行软件的应用，一方面练习基本步骤，另一方面掌握分析的基本技能。计量经济学不是统计学，因此上述两方面的纯技术内容需要在经济学原理的规定下实施。任何参数都要符合经济学原理和常识。与此同时，经济学原理的学习可以通过其他专业课程进行教学，参数的经济学意义可以通过很短时间的介绍使学生掌握。因此，经济原理需要放在前面两项内容之后，学生可以在更高层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进行学习。数理统计原理是整个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性“技术基础”，进行复杂计量经济分析以及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必须熟练掌握这部分内容。在本科阶段，没有必要进行全面严格的数理统计知识训练。计量经济学现行教学方式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上述内容没有做出恰当的选择和排序，而是按照尽量满足“最优条件”的方式，对于数理统计原理过于强调，往往放在教学最重要的位置。结果在每一个阶段学生都不能掌握基本的内容，往往是重复学习基本方法、软件应用等，效果很差。因此，对于上述内容必须按照“次优原理”做出排序，并在不同阶段选择教学重点。基本的排序应该是，首先是基本方法，务必使学生能熟记(例如各种条件、参数范围等)，其次是软件的应用，接下来依次是经济学原理和数理统计原理。本科阶段一定要解决基本方法和软件的使用问题，避免重复学习。

(三)教学方法和其他经管类课程类似

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分为理论讲授、实验和课程论文三个部分。理论讲授应该着重解决分析方法的问题，以介绍的方式使学生了解计量经济分析的数理统计原理;实验对应软件的应用，通过大量的软件操作和结果分析，使学生对于实际的分析步骤能够熟练进行;课程论文则对应经济学原理部分，通过对实际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训练学生针对具体经济现象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具有对计量结果进行经济学解释的能力。课程阶段的时间有限，应该以学生掌握工具使用为目标，至于其经济学内涵以及分析技巧，应该放在学生自身的学习和研究计划之中安排。因此，课程阶段内的教学方法应该以前两者为主，课程论文方式可以放在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阶段实施。

(四)教学手段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使得多媒体和案例教学已经成为目前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基本手段。在计量经济学教学当中，应该更有针对性地使内容与教学手段对应。计量经济学中存在不少数学推导，例题演示，讲解时需要大量的数据及其处理的演示。如果采取原始的黑板书写，则必然浪费课堂时间，因而多媒体教学应该在计量经济学中大力推广。另一方面，多媒体教学由于省略了实际的操作过程，尽管有利于教师提高逻辑推进速度，但也增加了学生思维的强度和负担，导致学生无法及时理解教学内容，减弱学生对课堂学习内容的印象。因此，多媒体教学更适宜介绍性的内容，比如上述数理统计原理等。案例教学被很多学者作为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学生兴趣的重要方式，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分析手段的掌握，而不是分析技巧的培养。因此，案例教学的中心应该放在分析过程，而不是建模和经济分析阶段———尽管这两者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方面效果突出。

篇13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