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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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篇2

圈里圈外，若即若离

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发展，历经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宋迎昌的印象里，关于京津冀合作发展的呼声从未停止，甚至至今仍悬而不决。

1981年，就有一些官员和学者相继呼吁建立环京津经济协作区。1982年，北京市进行第一次城市规划时，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发展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6年，京津冀建立了第一个自发合作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会议形成相关协议的约束性并不强，因此当时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发展更多地限于探讨层面。“那时候，专家学者主要在规划层面探讨如何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问题，后来政府层面开始不定期召开会议。随着接触频率的增多，目前论坛这种形式已经成为彼此沟通的良好渠道，它吸引着众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前来积极献策。但是，从其发展进程来看，这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也不足，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京津冀地区合作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开展。”宋迎昌进一步解释说，“形成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探讨的多，实际操作的少。特别是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政府间的合作以及政府、企业间的合作均相对较少，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明显滞后。”

这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胶着状态，也使得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在此背景下，2004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正式启动。这个微小的变化，在宋迎昌看来却是京津冀区域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拐点。“此后在长达7年的漫长等待中，京津冀逐渐立足区域长期协调发展，研究各方利益的共同点，探寻可行的合作路径，并最终达成共识。2011年，突出北京核心地位的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开始出现。不久后，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概念。从这些变化中，不仅可以看到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日益凸显，更重要的是河北将4市14县纳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内，以构筑首都新型城市群。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都经济圈概念是以北京为核心向外拓展延伸，而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则从形成了对首都经济圈的对接。”宋迎昌表达道。

区域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近年来，“经济圈”、“经济带”、“都市圈”等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也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区域合作既不能“一圈了之”，也不能盲目地一窝蜂似的去跟这个“圈”那个“带”，而是要从维系经济圈的根本前提入手。

宋迎昌认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能否收到成效，关键在于经济的一体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产业互补性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相关园区的发展来打造环首都绿色经济圈。

要实现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宋迎昌指出必须要解决两大现实问题。从首都经济圈增强辐射力讲，北京应该在已初具规模的“两城两带、六高四新”的创新和产业发展空间格局下，突出产业分工和布局的协调性、衔接性，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加大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辐射程度，使其能够真正生根发芽。事实上，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街、CBD等成为高端制造业、服务业高地的情况下，河北周边的环首都市区（县）是完全可以借助联盟、授权、特许等形式，将自身与北京相关产业纳入其中。尽管如此，目前的情况却令宋迎昌感到担忧。他坦言说：“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受行政干预影响，政府对资源控制能力过强，使国有经济在首都经济圈中所占比重过高，其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京津冀之间因缺少互动性竞争而导致产业链分割、断裂现象明显。可见，核心城市要实现对周边城市的辐射，首先必须要清除行政干预这个最大障碍。”

从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对接看，二者目前的最大问题是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仍处于“对而不接、近而不通、通而不畅”的状态。宋迎昌说：“虽然河北算得上是国家资源性产业较为集中的地方，但是很大一部分产业仍是低端产业，短期内河北又无法培育出与首都经济相挂钩的产业，北京与河北在产业关联上脱钩的‘两张皮’现状只能使他们在洽谈层面打得火热，但实质性进展缓慢。”

走向经济一体化，绝不是一纸合作协议、将行政区划打破那么简单，而是让互动关系成为应有之义。宋迎昌表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可以利用地缘优势，围绕北京的人口外溢效应，通过人员流动实现要素、资金、投资、技术等层面的沟通。这样，未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才能水到渠成。

重新定位，春暖花自开

昏日。人海。尘雾。城市的快速膨胀，让北京不仅遭受着城市病带来的阵痛，还面临着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规划也变得更为迫切。此时，再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区域发展的问题，同时它还承载着疏解首都城市功能的需求，因此需要在更多、更大的层面上构想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未来的发展。

篇3

中原城市群是指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为副中心，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地区性城市为节点构成的紧密联系圈。发展城市群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自身的发展。中原城市群是我国中部地区城镇最为密集的地区，城市布局呈集聚型，构成中原城市群发展的最基本的空间优势。当然中原城市群发展的背景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1、 历史文化背景

1.1、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充分说明了河南的历史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1.2、河南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河南是龙的故乡，仓颉造字在河南，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制定规范书写“小篆”的李斯是河南上蔡人，著名的活字印刷术也发明于河南，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此外，河南自古以来是农业、商业、科技、思想文化、医学等起源、发展和弘扬地。

1.3、河南历史文化悠久，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城市起源早、曾经发展辉煌，拥有城市发展的根基和经验，因此中原城市群的发展也是具有历史和经验双方面的可行性。

2、经济社会背景

2.1、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河南拥有16.7万平方千米土地，全省常住人口为94023567人，居全国第三位（根据《河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0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2942.68亿元，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河南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

2.2、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优势

通过资料分析发现，中原城市群以40.2%的人口创造了全省一半以上的GDP，各项经济指标均优于其他区域。中原城市群凭借区位优势和要素集聚效应，不仅发展速度高于其他经济区，而且在产业升级、城市化等方面，具有继续领跑全省的实力和潜力。

3、区位背景

3.1、区域位置优势

中原城市群位于河南的北部，地处全国的经济地理中心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中枢地区，也是全国现代陆路交通和通信枢纽之一[1]。区域内部基本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一个半小时通达的交通网络，具备了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3.2、交通设施优势

交通便利，铁路、高速公路均呈网络状，郑州、洛阳机场是省内最重要的民用机场，其中郑州新郑机场是全国五大航空门站之一。因此，中原城市群铁路、公路、民航的交通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综合运输网络初具规模，这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

3.3、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

资源丰富，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铁矿石、铝土矿、钼矿等储量居全省前列，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建材、食品、轻纺等产业为支撑的工业格局和较为健全的商贸、金融、会展、物流、信息等第三产业体系，产业的互补性和集群效益逐渐显现。

3.4、科研技术优势

全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一些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聚集此地，拥有显著的科研技术力量支撑，保证中原城市群发展和创新过程将会有借高校、科研院的人才和科研之势的坚实基础。

4、理论背景

4.1、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但国内外对经济一体化尚无统一定义。有人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地缘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集团，为了获得最大利益，组合成为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其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断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城市群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需要城市群来作为依托。

4.2、 城市引力场理论

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引力场的定义是城市作为一个封闭型容器的本质功能是将各种社会成分集中起来，并为它们提供一个封闭的场所使之能最大限度地相互作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引力场，逐步的对周围的城市“磁化”，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自身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4.3、城市群理论

1961年，曾任牛津大学地理学学院主任的地理学家戈特曼在《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中第一次正面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这是对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的正式命名[2]。在中国，自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后，一些有条件的区域和省市开始规划和实施城市群的发展。地处中部的河南省在该理论的指导下于2003年7月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的战略构想。旨在通过该战略打造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形成以郑州为中心、产业集聚、城镇密集的大“十”字形基本构架，确立中原城市群核心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轮廓，进而拉动河南全省经济快速发展。

4.4、城市群的发展模式

从国内外各大城市群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主要有两大发展模式：一是核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发展模式；一是多中心齐头并进的城市群发展模式。

根据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现状，总体上应该采取不平衡发展模式，即核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发展模式，经济空间结构调控模式总体上为中心一模式。在中心区，培育以郑州市为中心，包括开封、洛阳、焦作、新乡、许昌、平顶山、漯河在内的中原城市群，使其对内发展成为全省具有强凝聚力和辐射力的经济增长极，同时对外发展成为河南省对外联系的平台，参与国内外竞争，成为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承接发达国家及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资源输出的枢纽和核心区域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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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旅游资源是以北京为首位城市，天津为次首位城市，青岛、大连、秦皇岛为此区域中心，丹东、营口等城市为补充的双核多中心多极网状拓扑结构。

1、环渤海区域旅游竞合模式的SWOT分析

1.1优势分析

（1）旅游资源优势。

环渤海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资源开发上各地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2）经济优势。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城市群、工业群、港口群最为密集的经济区域之一。外商投资较为密集，且分布着众多国家级的开发区和保税区，同时，东北亚区域合作开发开放的势头较猛。因此，该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3）区位及交通优势。

环渤海地区位于我国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域的结合部，内涵京津，外邻日韩，怀抱渤海，处在“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重要位置。

1.2劣势分析

（1）区域内城市旅游业发展不均衡。

环渤海区域内的城市旅游业发展首位度很大，北京作为这一地区的首位城市，旅游业发展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区域内旅游业发展极不均衡。

（2）市场通道不够顺畅。

环渤海地区市场观念相对落后，合作意识比较淡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阻碍了经济资源自由流动和跨地区合作。

（3）区域旅游产品单一，结构不合理。

环渤海地区凭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多年来形成了传统的华东观光线路和旅游产品，占该地区旅游市场的主要份额，但对“回游客”市场吸引力不足，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的简单组合将限制区域旅游合作的深化发展。

1.3机遇

（1）国家的政策扶持。“十一五”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进一步发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区域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标志着整个环渤海区域经济联合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也为环渤海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作为经济前沿地带的环渤海地区面临破壁互融、互动沟通的又一轮新发展，推进环渤海区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奥运经济的推动。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将为北京和区内其它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奥运经济将推动环渤海地区旅游、会展、物流、建筑、商贸、城市规划和建设等各领域的全面合作与发展。

1.4威胁

（1）行政体制的束缚。在高度集中的旧旅游管理体制下和以地方利益为前提的政策导向使雷同的旅游项目在区域内盲目重复建设，造成旅游资源和建设资金的极度浪费。

（2）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挑战。从长三角的旅游合作发展历程来看，从2003年开始，进入了区域旅游合作的融合阶段。而环渤海地区虽然从1985年召开的渤海湾经济圈协作研讨会就开始了旅游合作，但现阶段旅游合作仍处在一种较浅的层面，大范围的区域合作还没有形成，更多的是次区域合作。

2、环渤海区域旅游建立竞合模式与机制的建议

2.1强化合作意识，摆脱体制约束。

转变观念是区域旅游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为加快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进程，形成多方位、深层次、多形式的旅游合作，政府在其中必须发挥相应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引入全区域旅游效益最大化的概念，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域为主导模式的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和分割，促进旅游要素的无障碍流动，在规划协调、环境保护、交通配套、政策扶持等方面营造有利于合作和发展的软环境，消除障碍因素，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区域自由、开放、统一的大市场。

2.2加强优势互补，形成“规模效应”。

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异性导致了不同旅游地的差异性，而旅游者的流动正是在这种区域内差异的驱动下产生的。合作开发旅游产品不等于简单的产品组合，关键是要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开发多层次、全方位的旅游产品，力求创新，培育新型的消费热点，保持组合产品的持久生命力。

2.3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支持旅游企业跨市联合。

在区域旅游竞合过程中，应吸引国内民间资本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流向旅游开发领域；将现有旅游开发实体改制为股份制公司，积极创造条件上市，实现快速融资，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加大整合实力较弱的各地中小型旅行社的力度，按照股份制和连锁经营的方式组建大型旅游服务公司，形成有一定规模与数量，具备较强竞争力的旅游服务集团。

杨新春

参考文献

[1]潘文达.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初探[J].学习与探索，2005（3）.

[2]陈建华.奥运概念与环渤海经济的崛起[J].特区经济，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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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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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问题：新区域主义

近30年来，欧洲、美国、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纷纷出现区域经济整合的提议和协商，特别是有了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顺利运行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各种区域贸易协议(RegionalTrade Agreement，RTA)不断涌现。根据WTO统计，最近10年产生的区域贸易协议数量与在此之前的50年成立的区域组织数量相当，在整合程度和规模上也有了质的飞跃。所有的WTO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一体化协议，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被称为“新区域主义”。

与旧的区域主义相比，“新区域主义”范围更广，更加注重一体化的“纵深层次”，不仅涉及贸易领域，而且涉及金融和对外直接投资，并扩展到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区域经贸安排已突破传统的地缘概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洲和跨地区的自由贸易协议。此外，还出现了诸多新型合作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把更多的经济体纳入到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充分扩大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边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区域贸易协议作为其贸易政策的核心，并赋予区域贸易协议高于多边贸易的政策优先权。另外，区域贸易协议自身更加复杂化，其贸易管理框架大多超出多边达成的贸易规制。尽管是区域性质，区域贸易协议依然呈现出扩展和联合的发展态势。

此外，“新区域主义”的发展还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优惠协议的互惠性增强。在美国参加的4个区域贸易协议中，有3个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分别是墨西哥、智利和约旦。欧盟则把区域贸易协议视为对外经济发展援助战略的核心内容，其参加的50余个区域贸易协议中，有35个是与发展中国签订的，其中包括许多东欧国家。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非互惠性安排仍然存在，例如普遍优惠制(GSP)和包括《美国加勒比海经济复苏法案》(CBERA)、安第斯贸易特惠安排、欧盟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合作安排(ACP)、《科托努协定》等在内的特惠安排，但与互惠性的区域贸易协议相比，这些特惠贸易安排通常有期限的约束。与此同时，由于特惠贸易安排往往有利于传统低生产率部门的发展，因此可能抑制经济增长。Panagariya(2002)研究认为“欧盟的特惠安排实际上阻碍了可能促进经济更快发展的国内改革”。拉米(2002)则认为“非互惠性贸易安排导致经济活动向传统行业集中，从而阻碍工业化进程”。正由于此，欧盟愈发重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惠性贸易安排。

在“新区域主义”的背景下，学术研究面临着诸多理论难题和挑战。这包括“新区域主义”与“旧区域主义”在内容、深度、广度上的差别，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对“新区域主义”的研究框架，“新贸易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因的阐释等。

二、传统一体化理论对区域主义的研究框架

传统一体化理论对以“浅层次一体化”为特征的“区域主义”的经典研究主要依托H－O－S理论框架。20世纪由赫克歇尔(E，Heckscher)和俄林(B，Ohlin)等人开创的要素禀赋理论，经过萨缪尔森(P，Samuelson)等人的完善，形成了H－O－S理论框架。在勒纳(A.P.Lerner)和里昂惕夫(M.M.Leontief)，尤其是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下，比较优势理论在以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为边界约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得到了系统表达。这一取得现代形式的比较优势理论一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有统治地位，并且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分支。

从其现实意义看，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李嘉图基于国际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近30年来新贸易理论的崛起也没有取代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目前，它仍然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即使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也还是以其为基准的理论创新。但是因为这一理论采用了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因而很快发展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大量研究证实，在全球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根据比较优势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资源，促使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益改善，由此带来福利的增加。

传统一体化理论对“旧区域主义”的研究体系极为复杂，这是由其内在的“次优”分析方法决定的。在假设条件上，这种“次优”方法消除了区域贸易协议内部贸易关税，但却保留了国内税、补贴政策和非区域贸易协议关税等扭曲贸易的因素。“旧区域主义”的核心是“关税同盟”理论，凡纳(1950)、米德(1955)和Kemp(1976)均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该理论在方法上严格遵循了H—O—S框架下的标准一般均衡分析，研究结论认为区域贸易协议的静态福利影响由福利增进(包括贸易创造效果和贸易条件效果)和福利损害(贸易转移效果)两方面效果构成。然而，鉴于“次优”分析的性质，很难从单个成员或全球经济角度得出关于区域贸易协议效应的一般性结论。

三、新贸易理论对新区域主义的代表性研究

传统贸易理论侧重考察商品贸易和价格，而“新贸易理论”则探讨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以外的诸多其他因素，如贸易与生产率的联系(即“新增长理论”)、不完全竞争。动态比较优势和贸易需求增加带来的效率增加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贸易发展及贸易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单纯考虑区域贸易而忽略相应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不够的。另外，虽然区域贸易安排的效率提升效果非常显著，但这种效率的增加占国民产值的比重并不高，而且“在伴随许多国家贸易扩张的经济增长问题上的解释力也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所产生的“新贸易理论”，试图超越基于比较优势、资源重新配置和效率的传统分析框架，从寻租理论、政治经济学分析、博弈理论、产业组织(特别是不完全竞争理论)、规模经济、地缘理论、开放宏观经济学、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系等更广泛的视野内探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

(一)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

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不完全竞争、博弈论和产品差异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例如，Francois(1994)利用纳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fi，um，CGE)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影响。Wintera(1997)借助不完全竞争模型来分析区域贸易协议的贸易条件效果，认为“通过计算非成员国向成员方的进口变化来研究福利问题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他建立了一套理论模型来研究区域贸易协议对非成员福利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取决于贸易条件的变化、产量水平、企业数量、现存的贸易约束以及外资的影响。Winters and Chang(2000)则借助该理论模型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存在“伯川德”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条件效果。Winters and Chang(2000)考察了西班牙加入欧盟后，西班牙从主要OECD国家制成品进口价格的数据，发现优先出口商会提高含关税价格，而非成员则会降低含关税价格。

(二)政治经济学与利益集团理论

贸易政策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各方竞争的结果。Grossman和Helpman(1994)研究认为区域贸易一体化政策是一国政府的政治需要，也是域内各种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集团彼此较量的政治产物。由于区域贸易一体化带来的利益或竞争压力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一些利益集团，尤其是获益者将会尽最大努力游说政府决策者，以便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区域贸易协议或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

一般而言，受进口竞争压力的生产商通常易于形成一种利益一致的利益集团，而相反，出口商则较难形成一致的利益集团。从贸易壁垒保护的利益获得者分析，则进口替代产业生产商易形成反对进一步自由化协议的联盟，出口产业部门则显得相对弱小，很难影响政府决策。Grossman和Helpman(1995)在此前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由贸易谈判描述为“一个向各国利益集团提供充分平衡的过程”，“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是为了保证每个成员方都有足够多数量的出口商从贸易协议中获得利益，并给予政治上的支持。”

对生产商利益集团来说，区域一体化与单边非优惠贸易自由化比较则是具有吸引力的政策选择：因为，第一，它使国际竞争仅有限增加，其带来的竞争者有限，仅限于区域内的贸易伙伴，而不像单边非优惠贸易协议，不能带来最直接的利益。第二，通常区域协议是互惠的，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可以获得贸易伙伴市场的开放。而在区域贸易安排下，贸易伙伴市场却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市场是被保护起来的，这种贸易转向有利于生产商集团利益的增加。Grossman和Helpman研究认为“区域贸易协议的政治可行性需要可能与社会可取性相违背”，特别是当贸易转移效果带来出口增长，以至于区域贸易协议以牺牲广大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少数生产商集团的狭隘利益时，这种区域贸易协议是损害福利的。贸易转移效应增强了政治上的可行性，但有可能引发各国纷纷签署带有贸易转移效应的区域贸易协议的现象。

国内生产者和出口商形成的利益集团影响国家贸易政策，他们对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政策转变十分敏感。一旦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国内利益集团就会重新审视本国的贸易政策，加快推动本国同相关国家建立区域贸易集团或直接参加现有的区域贸易集团，激发区域贸易集团接连发生，并且导致分散的区域贸易集团向核心贸易集团靠拢，从而产生了“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Baldwin(1995)认为，集团的扩张取决于已有成员方允许外来者进入的意愿和集团外国家寻求进入的激励。他假设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贸易集团会面临“非经济(Non—Economic)”成本。而这种非经济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随后寻求进入集团的国家会要求越来越高的经济激励。Baldwin(1997)进一步研究指出，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会激发非成员的政治经济意愿和压力，“他们可以选择加人已有的贸易协议，或彼此之间签订新的贸易协议”。这种政治经济压力将导致贸易协议规模的扩大。由于被区域协议排斥在外的国家往往会发起更加强大的游说攻势，因而利益集团对区域协议的反应是“非对称”(Asymmetric)的。另外，被区域协议排斥在外的国家内部主张自由化的力量往往会增强，这一过程最终会促使各国纷纷降低双边贸易壁垒。

(三)发展战略理论与新增长模型：理论与实证

1　新区域主义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研究

“新区域主义”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机提供一个充分的研究框架。Ethier(1998)认为，20世纪90年代签署的区域贸易协议已超出了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维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趋势。首先，区域贸易协议往往表现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联合；其次，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协议后，往往会强化自身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包括贸易和宏观政策等领域的改革，例如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及墨西哥加入NAFFA后的国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证。最后，区域贸易协定很少单纯涉及贸易壁垒，大都不可避免地触及更深层次的经济整合。另外，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技术转移、知识外溢、市场扩大和规模经济等渠道提升规模效益，从而促进“分工细化”，进而刺激生产率增长。

根据Melo和Robinson(1992)提出的贸易生产率外部性(Trade Externality)理论，一个行业(或部门)的出口增长与该行业(或部门)总要素生产率(TFP)增长间存在着外部联系。从进口角度来看，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的进口与部门的总要素生产率紧密相连。从出口角度来看，出口总量的提高能够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本投入效率。Ethier(1998)对“新区域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深层次经济整合中的作用的论述中，突出强调了适当的“发展战略”对于发展国家的意义。Schiff和Winters(2003)围绕区域贸易协议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展开过详细论述。贸易扩大已成为成功的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对此学术界已形成了有限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试图探讨贸易量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出口，从相应的研究与开发活动(R&D)中获得了显著的“技术外溢”利益。他们估测，机器设备进口占GDP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会引起总要素生产率增加0.3个百分点。弗兰克和罗默(1999)则研究了98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发现贸易占GDP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会增加2个百分点。

然而，贸易或经济开放程度本身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仍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罗迪克等(2002)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最佳解释，其研究发现虽然贸易与有效的制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在剔除了制度和地缘因素后，贸易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Rodriguez和罗迪克(1999)则认为由于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加之实证方法存在诸多问题，实证研究往往夸大了经济开放度与收入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贸易的外部效应往往是基于经济变量与收入变量之间的宏观联系，Rodriguez和罗迪克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质疑。

2　区域贸易协议投资效应的探索

随着区域贸易协议或更高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市场壁垒降低，市场扩大，也增大了区域内外投资者投资面临的竞争压力。大量的实证分析和事实可以表明，区域贸易一体化形成后，由于区域外国家不能与区域内国家一样享受优惠关税，因而迫使其只能通过扩大在域内的投资来获得市场，或者被迫放弃该市场或采取其他次优的竞争策略，从而有利于域内成员吸引外资，亦即“投资创造效应”。当区域贸易协议成员间组成经贸规模可观的巨大市场时，区域外厂商可能通过对区域内某一成员的投资进入这一巨大市场，这必然为区域内成员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在“新区域主义”的框架内，作为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发展中国家与非成员国家竞争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从而产生“投资转移效应”。

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欧盟出现外资的大量流入。欧盟委员会于1998年“单一市场回顾”中指出，1982—1993年间，欧盟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人中的份额从28％上升为33％。在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增加其了成员国的外资流入，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吸引美国投资的存量从1993年的3.9％上升到1995年的4.4％，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的外资净流入均有明显的增长。由于贸易壁垒的取消和其他市场限制的放松，使区域贸易协议成员国在区域内仍然享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也诱使其对域内产业的投入增加，以便适应变化的竞争环境。因为区域贸易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产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内部成员公司间交易障碍的取消或减少，必然使其交易成本降低，增强对区域内部投资的信心，不仅有利于增加投资，更有利于增强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3　区域贸易协议强化各成员的贸易自由化：一种承诺机制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区域贸易协议也可有助于强化各成员国内的改革意识，因而其贸易自由化改革也成为政治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通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贸易发展历程中表现较为突出。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内部改革，为吸引外资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便引进全球先进技术和专业经验。当然，区域贸易协议的“投资效应”所带来的利益必须足够显著，才能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

一般而言，任何改革通常都有可能逆转，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改革亦不例外。而投资者对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持久性和信心对其投资行为影响巨大，在对改革的持久性缺乏信心时，通常其投资的愿望则大大降低。如果投资减少或无投资，则政府通常可能面临巨大的日益增加的改革压力。逃避这一陷阱通常需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以使投资者相信政府的改革决策，并将会锁定改革措施，即建立所谓的“承诺机制”，从制度安排上让投资者或工商界对政府政策放心。而区域一体化协议则是一种良好的“承诺机制”。

篇7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

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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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6-0056-02

1 京津冀雾霾污染现状

“雾霾污染”和大气环境、空气中容纳的水汽、人为排放的污染物都有关系。在大气环境处于稳定状态且气温较低的情况下，水汽被容纳的越来越少，相对湿度越来越高，污染物向外扩散的程度越来越低，这种集聚效应加剧了雾霾污染。“雾”本身是没有污染的，虽然雾的出现使能见度降低，但它只是由大量微小冰晶或水滴组成的悬浮体。相反，“霾”是由许多极微细的气溶胶粒子（烟尘、盐粒等）组成，它们均匀浮游于空气中，致使大气浑浊不透明。

目前，京津冀三地的雾霾污染现状堪忧。无论是从近期的新闻报道中来讲，还是笔者的亲身体会而言，深切的感受到雾霾污染对人民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2014年北京市除了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值达到国家标准外，PM2.5、PM10、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值都远远超过国家标准。2014年天津市的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值低于国家年平均浓度标准，但是PM2.5、PM10、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值都与国家标准相差甚远。河北省的情况更为严重，PM2.5、PM10的年平均浓度值相对京津地区更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

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三地面积为21.6万km2，仅占全国陆地面积的2.3%，但人口规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4%，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近10%，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中是重要的一极。京津冀已经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个最具活力的城市群。

1982年，在《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首都圈”的概念和内涵；1988年，北京与河北省6市组建环京经济协作区，并建立市长、专员联席会议等制度；在1996年之后北京所提出的首都经济圉构想发展战略和融合方式中，首都经济圉是“2+7”模式，即以京津为核心，包括河北省的7个市。2001年，大北京的治理思路，即大北京规划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提出，根据这一规划，大北京的范围包含了京津两地和河北省全省。这一规划为深度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了理论贡献。2004年达成的廊坊共识、连同商务部和京、津、冀、晋、内蒙古、鲁、辽7省区市达成的《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对于京津冀区域协作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05～2013年，除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得到国务院的批复外，“十一五”规划也把2006年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写了进去。在此期间，河北省分别与北京、天津签订了框架协议，以共同推动首都经济圈的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可谓坎坷，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存在诸多不同。其实，各方应该意识到京津冀一体化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赢。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京津冀三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规划的范围和三地的定位存在矛盾和分歧。同时，京津两地的积极性都不高，只有河北省对此情有独钟，根本原因是缺乏顶层设计，没有系统的规划和利益协调机制。此外，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和产业结构的滞后，也是造成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加快，一系列规划相继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蓝图终于即将实现，协同发展由过去的柔性约束变成刚性约束。交通发展、产业发展、创新发展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3 雾霾污染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3.1 雾霾污染逼迫京津冀必须走协同发展之路

雾霾污染的人为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以散烧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上不科学、不合理的煤炭利用方式所形成的煤烟型污染；二是以机动车为主要特性的城市生活型污染；三是基础设施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基本建设行为，形成大规范的区域性地表扰动和二次污染，交通、建筑、生活扬尘以及生物质能的焚烧。

这些雾霾污染源不仅影响当地，而且会随着空气和水的流动漂浮到其他地区。例如，北京地区的污染源来源中，外来传输污染源占比24.5%。治理雾霾污染，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独善其身，况且单单靠一个省份或一个市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要治理雾霾污染，需要区域间联防联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与升级。由于区域内行政地位的差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河北省大量人口涌向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给居住、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大城市的资源环境和市政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例如，涌入京津大城市的人口越多，每千人的小汽车拥有量越大，机动车对雾霾污染的贡献率越高。由于河北省和京津两市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河北省之前的优先目标仍然是发展经济，所以承接了很多来自京津的具有环境污染的产业，使得雾霾污染呈加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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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2(c)-0000-00

1辽宁省港口面临的机遇

中央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为推动东北地区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政策支持，为东北三省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辽宁省港口群的发展。中央关于把大连建设成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的决定，更是为辽宁省港口群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政策与决定所产生的直接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腹地经济前景广阔，为航运中心提供充足货源

国际航运中心分为腹地型、中转型、服务型、综合型。东北地区工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较高，大型企业较多，在我船舶、重大机器制造、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领域有着明显的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构筑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数十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厚重的制造业优势地位。此外，东北在农业、能源方面的重要地位无可替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已具备相当基础。

1.2国际产业向东北转移，推动国际航运中心转移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国际航运中心的转移总伴随着产业（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中心的转移而发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外重化工业的龙头企业就开始向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国外进一步加快了重化工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石化、汽车、机床制造和金属冶炼等行业增长势头十分迅猛。东北重化工业基础雄厚，为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打下了的良好基础。

1.3政策宽松，港口管理体制创新加快

港口行业从总体上看具有自然垄断产业的特征，港口管理体制创新是世界各国港口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经验研究表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太地区港口的民营化浪潮，对该地区港口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辽宁省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得益于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同时，也为港口与腹地的互动发展、港口与城市的良性循环，以及港口企业自身的改革发展找出“新出口、新机制、新制度和新方法”。

1.4港口资源整合面临新的契机

国际航运中心通常以港口群的形式出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还有利于东北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经过省内各港口城市间的功能相互补充，以突出重点产业，将产业链进行有效衔接，从而在货源和需求上避免资源浪费，推动港口协调发展。

2 辽宁省港口群资源整合体系

辽宁省港口资源整合的目标是：立足于辽宁，面向省内外航运市场，加速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通过整合辽宁省港口资源，调整港口结构，拓展港口功能，提高港口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使辽宁省港口布局更加合理，港口功能日益优化，港口企业从相互竞争竞争与合作并重。

2.1加强政府对港口资源的宏观管理与调控

一个具有地区影响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必然是以一个发达的港口群和腹地作为支撑，因此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是辽宁省所有港口、所有城市的机遇和任务，需要所有港口乃至整个东北腹地城市的参与。政府对港口资源的宏观管理主要采取以规划规范整合的原则，通过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相互协作，有序竞争，形成共赢。

2.2统筹规划省内港口布局，提高港口资源的使用价值

通过统筹规划辽宁省港口布局，整合港口资源，加强港口间的互相交流，使各港口企业协调发展，吸取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合作互补中引进新的文化、新的观念以及新的管理方法，提出适合自己特点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服务举措，有效地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同时，在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扩大市场份额、改善劳动组织管理、引进管理制度、减少或消除、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相关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在整合优势的过程中提高管理水平和员工队伍素质，为提高辽宁省港口的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2.3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形成现代组织结构

根据“公路水路交通十五发展计划”中确定的原则，港口政企分开是必经之路，但政企分开之后，管理体制应该步入市场化，加快体制改革，以适应货流的结构性变化和运输发展的新要求。在改善“硬”环境的同时，抓住“软”环境的根本，加强建设。在辽宁省港口群之间形成现代组织结构，不断调整港口的运作基础及基本形态（即作为正式组织结构的各港口），确保其与非正式组织、信息交流渠道的畅通，运作有效。正确处理非正式组织对基础运作的补充渠道，处理好信息交流渠道与结构的软硬关系、发展与协调关系、创新与改进的关系。

2.4 推进二次集聚，扩大优势产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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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四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其中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四次全球化浪潮具有新的特点。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其次,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再次,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以降低经营成本。最后,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二重性: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不利的一面;既是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提供了机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可能给我国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主要有:

第一,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和资本外投的机会。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吸引外资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外企的进入可有效地解决部份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第二,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的产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

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有些跨国公司的发展甚为迅速,已从贸易活动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并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第四,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然而经济全球化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导致我国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挑战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外资投入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好、回报利润率高的地区和项目,将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我国外贸出口主要是靠低价竞争和大量低附加值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点,却为之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和消耗宝贵矿产资源的沉重代价。外资垄断性并购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优势,极大地冲击了民族工业与农业。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的不利地位。

第二,世界经济一体化,我国更多承受非公平待遇。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远远大于我国。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继续拉大。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利益,有的还是在我国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从而使我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和巨大损失。

第三,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看,发达国家收益远远大于我国。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最大受益者。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这种不均衡的要素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和我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三、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策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和质变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及矛盾运动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第一,完善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为此,我们应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打破一系列国有垄断领域的垄断局面,全面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同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证券和投资等有关配套的法规和制度,强化工商、税务和技术监督等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构建一个体系完整、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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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的内涵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是第一个对文化定义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张佑林，2007）。这个定义包括了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也分别界定了文化的定义。克鲁伯和克鲁柯亨合著了《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列举了1871-1951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亦纷纷对文化概念展开研究。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金相郁，2004；双传学，2006），区域文化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和逐渐积淀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情况、社会生产模式、人文、历史进程和其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区域文化具有独特性、共享性、整合性、凝聚性、开放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并具有自身结构运动的矛盾性和自身发展规律。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互动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不可分割，二者是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区域经济支持区域文化的发展，以确定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级别、性质以及区域人民的社会时尚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内在动力，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加快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构成“经济文化力（陈依元，2001）、文化经济力”的重点，是提高区域发展活力和后劲、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有效途径。

在高收入国家.经济和文化有明显的收敛趋势，即经济与文化的融合。文化产业是区域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指从事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为这种生产和经营提供相关服务的产业（李秀金，2006）。文化产业的繁荣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在多个方面都显示出了积极作用。首先，经济贡献。文化产品价值和服务的消费、文化从业者的直接生产力、文化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业人员数量和结构的变化都促使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文化精神和观念。区域文化来源于长期的心理积淀，能够继承、转变、甚至重新塑造新的精神、价值观和观念，而文化精神和观念反过来又能够直接刺激和引导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兴趣偏好、消费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王安琪，2011），从而影响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如吴越文化中的创新、冒险精神成就了江浙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再次，联动作用。区域文化赋予了其它产业文化附加值，并促进了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联合发展，产生综合联动效应共同影响经济总量。如文化产业带动了农业、旅游业，广播影视业带动了音像、动漫游戏软件设计、家电、广告展览等产业及服务市场；最后，人力资本。区域文化的发展一来为区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就业人数，二来通过文化教育、文化培训、文化艺术活动提高了全体从业人员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

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

区域文化与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的动力源一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的需求，二是区域文化或经济单方面的需求，三是文化和经济双方的共同需求，动力源不同结果效应也是千差万别。结合我国实际，二者的互动是在区域文化与经济多重主体相互作用的内源性动力和上级政府的外源性推力共同作用下展开的。

（一）内源性动力

区域文化包含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中介组织、消费大众等多重内生主体，如图1所示，而这些主体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承载个体，区域文化和经济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推动二者互动发展的内源性动力。首先，文化企业、创意机构一方面将无形的文化转变为有形的商品、服务和衍生物，创造经济价值，提升文化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能级。另一方面把文化因素封装、融入到既有商品中，使产品实现更多的文化附加值（张曾芳等，2001）；其次，高校和科研机构利用高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办学经验和交流渠道，培养创新、创意人才，推动区域文化发展。高校和科研机构还可发挥各自的科研队伍、设备和基地优势、服务的网络，结合研究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再次，大众传媒和金融、咨询等行业中介机构的有效管理与服务也促进了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如传播互动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参与重大合作项目的咨询论证，提高文化与经济互动的运作效率和效益，为区域文化和经济的互动牵线搭桥等；最后，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是二者互动发展的“微观主体”。人们对精神文化越来越旺盛的消费需求、内生激情、无限的文化创造力、传播力和感染力，都成为了推动区域文化发展繁荣的源头活水。

（二）外源性推力

外源性动力则是由区域上级政府对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进行干预而产生的。中央政府具有助推区域文化与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的意愿和实力。就意愿而言，自然资源要素的禀赋差异造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区域文化的发展却形成了区域竞争的“软实力”。 政府制定和实施区域文化发展的战略与规划，对体系内各互动主体进行引导、规范和扶持。如党的十五大单独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首次专门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意见，明确了政府在文化领域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责任（李宁，2009）。党的十七大明确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战略（陈少峰，2007）。国内各区域在国家文化建设新思想的引导下也纷纷结合当地优势文化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各种区域文化发展战略。

从能力的角度看，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快速、稳定的增长有力促进了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仅为1132.3亿元，2011年则增加到了103740亿元，增长了将近92倍；另一方面，政府能为文化实力较弱的区域提供政府保护。如法国、芬兰等国家为自己文化产业的发展制定了很多保护政策，比如限制美国进入其国内市场或采取配额等方式。此外，欧美、韩、日等国家文化的繁荣和高速发展呈现出了很好的带动和示范效应，也对我国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机制体系

互动是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及作用的交往活动，或是交互主体对其他主体的行动与反应过程（周绍杰等，2010），互动发展机制是区域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为促进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必须建立互动机制，以增强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关联性，实现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优势互补与共同繁荣，主要包括市场机制、合作机制、扶持机制和治理机制。

健全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主导机制，是指遵循市场规律，推动区域文化市场和经济市场一体化发展，引导要素交流共享、企业合作和产业升级、产业链延伸，增强区域文化与经济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提高要素配置和利用的有效性，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但是，单一的市场机制并不能确保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尤其是区域文化发展弱势地区。因此，构建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机制体系时，既要把市场机制放在首位，又要和其他机制相互联系，避免出现“市场失灵”。

完善合作机制。合作机制是指区域文化和经济各个主体在互动发展过程中，遵循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基本原则，在材料供应、设备使用和技术支持、融资、信息共享、人才流动、资源勘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外部经济联系和贸易等方面，搭建文化与经济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关系，实现二者优势资源的互补、共享或叠加。同时，要注意通过制度保障来实现公平互动。

搞好扶持机制。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扶持机制适用于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低、自我发展能力弱，缺乏与区域经济主体参与合作的“对等”能力的区域。区域政府在发展规划过程中，应更多考虑区域文化因素的客观要求，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如：实施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税收留成、优惠贷款、贷款担保、提供信息服务和帮助培训人员等。改善外部互动环境，提高文化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文化与经济共赢发展的目标。

完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是指多个文化和经济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一个稳定的内生秩序，以保障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长效运转（覃成林，2011）。治理机制虽然不完全直接作用于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但往往通过其他三大机制对互动发展产生间接影响。治理机制的健全一方面可通过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促进各机制的相互融合；另一方面可由政府设立或民间自发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机构，共同搭建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制度化运行平台。

四个机制各有所长，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有机的整体（见图2）。

参考文献：

1.张佑林.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金相郁.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第三种解释[J].经济学动态，2004（3）

3.双传学.区域文化刍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6（6）

4.陈依元.新世纪经济文化力的竞争及对策[J].浙江学刊，2001（2）

5.李秀金.试谈区域文化的区域经济效果[J].求实，2006（2）

6.王安琪.文化产业与总体经济互动机制[J].商业时代，2011（13）

7.张曾芳，张龙平.产业链衍生：第五产业新说[J].江海学刊，2001（1）

8.李宁.国内区域文化发展战略比较[J].学海，2009（6）

9.陈少峰.发展文化产业的国际经验借鉴[J].人民论坛，2007（20-21）

10.周绍杰，王有强，殷存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能界定与机制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

11.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J].经济学家，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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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区域经济合作能力的竞争已逐步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新焦点，尤其是地缘等较接近地区合作密切性的竞争，因而加快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已成为区域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着力点。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同台湾在人缘、地缘、商缘等关系是其他省份无法比拟，加强闽台合作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成为福建避免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区域经济板块的“夹击”下被边缘化重要战略。而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服务体系的现代物流业则成为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的重要步骤。实际上，纵观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历程，高度发达的陆运交通网络体系、港口物流体系和现代物流产业体系，是其迅速崛起的重要依靠。有鉴于此，现阶段，闽台两地处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升级发展的重要时期，各自面临的难题可借助于两岸资源整合与产业互补，实现经济与贸易的共赢来缓解。在物流合作方面，闽台物流合作不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且合作的深化也已具备相应的现实基础。因此，探讨闽台物流发展现状，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策略，发展现代物流业，促进闽台经济的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1 区域经济对物流产业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

区域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具有严格的内涵：即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其中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和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要素。实际上，根据区域经济的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区域内部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各种生产要素合理的连续性自由流动和实现市场化配置，而物流产业作为一种由流通资源产业化而形成的聚合性产业，其包括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配送服务以及信息平台等资源整合手段，无疑成为承载区域内产业发展所需生产要素物理流通的重要载体。其一方面，对区域内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要素流通效率、流通成本和流通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明显的受制于区域经济的水平、规模、市场结构和产业形态，呈现出很强的依赖性，表现在：

1.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和衡量标准

首先，现代物流产业作为典型的现代服务业，其存在和发展要以生产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业创造的市场需求为基础，因而区域经济的规模往往决定了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区域经济规模越大的区域，其物流量往往也越大，大规模的生产制造业和商贸流通所带来的巨量区域内部、外部运输业务、配送业务和仓储服务等业务为区域内物流产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充分的空间。其次，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区域内市场结构和市场环境的建设也将得到逐步改善，尤其是具有较强区域竞争力的区域，其内部的市场机制、资源流动和配置水平均较为领先，可以为物流产业融入各行各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最后，区域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区域内交通、通讯、仓储等硬件条件投入和人才、管理、文化等软件条件的投入，而这只有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够逐步得到实现，一个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经济体，很难承担起建设成熟的物流产业链条的重任。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和衡量标准，任何物流产业的聚集和复合，都必须依托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1.2 区域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是区域物流产业发展的依托和运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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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外围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外围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