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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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宝库。认真总结、分析并有选择性的吸收古代先贤为我们留下的历史财富，对于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当然也不例外。在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内涵

（一）“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关于“天人合一”，季羡林先生的解释是：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周易，传说中伏羲氏作八卦，八卦中的各卦都是不同的卦体，每个卦体由三个线段组成，每个线段有一个象征意义：上象征天，下象征地，中间象征人，称为天、地、人“三才”。“天人合一”思想被我国古代多数思想家所推崇和发展，是我国传统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仁”的思想就包含着“天人合一”的内涵。孔子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1]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对仁的解释在其著作中出现过多次，他在《论语・雍也》中解释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2]教育人们要勇挑重担，而不计较收获的多少，这样才能算作是有仁心的人。也就是说要敢于进行自我牺牲，要带着责任感主动承担利他行为，勇于担任道德主体的角色。孔子还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3]有仁德的人待人接物都会恭谨慎重，不会把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施加给别人，对于国事也好，家事也好，都不会怨天尤人。总之，有仁德的人要有大爱，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并且，孔子将这种仁爱之心由对人扩展到了对自然界，他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4]，体现了孔子对动物的仁爱之心。

孟子的思想更加强调民本和责任感，他一再劝诫君王实施仁政，使社会内部形成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和谐、温馨氛围。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5]要求人们在养育自己的孩子和赡养自己的老人的同时也要关爱到别人的孩子和老人，这样才能实现国泰民安。孟子更进一步把这种博爱精神扩展到自然领域，他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6]可见，在几千年前，孟子就已经告诫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适度，要顺应其生长规律，根据具体的节气时令耕种、捕捞、砍伐，这样百姓就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满了。

儒家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的观点也饱含“仁”与“天人合一”的融合。荀子认为[7]，草木开花长大的时候，斧头不进山林砍伐，这是为了不让植物的生命夭折。鼋鼍、鱼鳖、鳅@怀孕、生育的时候，渔网、毒药不入湖泽，这是不断绝它们的生长。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储藏，一年四季不耽误时节，百姓就有多余的粮食了。池塘、水潭、河流、湖泊，严格遵守每个季节的禁令，百姓就有多余的资财了。树木的砍伐、培育养护不耽误时节，百姓就有了多余的木材。所以还是要顺应自然，以爱护的角度适当索取，才能实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平衡发展。

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着循环观点，老子认为万物都有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而人们就应该遵从规律，顺应自然，而不要轻举妄动，就可以达到与自然的统一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8]老子通过观察指出，世间万物都会经历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然后回归它们的根本，从而达到永恒，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就会成功，不懂得循环规律的人就会有灾祸。老子又说，“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9]刮风刮不了一早晨，大雨下不了一整天，这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连自然现象都不能长久更何况是人呢？所以老子认为，遵循自然循环规律的人就能顺应自然，从而实现自身，所以人们要修养德行，尊重自然。

（二）“天人相分”思想

荀子是“天人相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谓“天人相分”并不是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是说人可以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达到发展自身的目的。荀子在《王制》[10]中指出，水火虽然有气但没有生命，草木虽然有生命但没有知觉，动物虽然有知觉，但不懂礼义。而人跟某些动物相比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强健，但可以集群并相互协调，从而合理利用四季节气，使天下收益，所以人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荀子在继承前辈们“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后又具体解释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依据是要以人们自身的需要为尺度，而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正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权利。他说：“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 [11]是说人们要会利用人以外的其他事物来供养自己，顺应人的需要去做就是福，违背人的需要去做就是祸。这样人们就可以实现“天地官而万物役”恰到好处地役使万物了。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肯定过科技的重要性，他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12]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正是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探索出自然的奥秘，从而产生了科学，人们进而创造出了技术来应对灾难，让自己摆脱困境，这些依靠的都是人类对能动性的合理发挥。

道家学说虽一直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人类对自然的依附和顺应，但并不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要人们适可而止，审时度势地合理发挥能动性，控制自己的行为，避免走极端，以实现长久发展。“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 [13]伟大的成就好像有缺陷，但它的作用永不凋敝；盈满的杯子好像中间有虚空，但它的作用无穷无尽。最刚直的东西仿佛是弯曲的，最灵巧的人仿佛笨手笨脚，最雄辩的人好像不善言辞。所以老子的本意只是告诫人们拥有了这些技能也应谦虚谨慎，保持一颗平常心，切不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

（三）尊重自然界内在价值

生态学家奈斯指出：“地球上的非人类生命的美拥有自在的价值。这种价值独立于它对人类的有限目的的工具意义上的有用性。” [14]

我国古代思想家们也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过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15]意思是说自然界虽不言不语，一年四季却运行不息，世间万物也生生不已，这种默然的存在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子贡在反驳叔孙武叔对仲尼的诋毁时也以日月为例说：“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16]在子贡看来，人类自身的损益对自然界来讲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日月星辰的运行不会因为人们的极端行为而有任何变化，人类在自然面前是看似微小的。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是在《天论》中明确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17]自然界的运行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即使是世间再伟大的英雄也无从改变，如果顺应其规律，人类就会有所发展，如果违背规律，就会遭殃。而后他又进一步具体说明：“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18]既然天地不会因人的喜好而改变自身规律，那么人也应依照自己的原则来做事。

道家学说以中庸、无为、善柔为特点，更是强调自然界的独立性和先在性。老子把[19]自然法则的玄妙程度视作高于人类语言表达能力的范畴，认为世间万物都源于规律，源于自然，都有一个产生、强大、衰落、此消彼长的过程，而事物运行的具体规律是人类难以参透的。他进而又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0]意思是说世间伟大的东西有四种，而君王仅排第四，人取法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自然，自然才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尺度。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更是以其“万物一齐”的思想为核心要求人们尊重世间万物。庄子认为，那些试图把一己成见假托给客观事物而不愿顺应规律的人最终只是在做无用功；而真正有智慧的人会广博、豁达地生活在均衡而又自然的境界里，不强求、不急躁，从容地接受和应对身边的事物，因为他们早已领悟到万物终将归为一体，以平和的心态应对生活才最有益自己身心的健康。他在《齐物论》中对天籁的描述是“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 [21]天籁虽然有万般不同，但使它们发生和停息的都是自身，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操控。所以世界是浑然一体的，万物终将殊途同归。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中孕育产生的，是根植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一种前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对于当代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而言，缺乏时代性和前瞻性的要素。放眼世界历史，文明古国创造的伟大文明几近衰落、消失，唯有中华文明独存，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的智慧，是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古人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尊重自然”等生态文明思想值得我们今天牢固地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所吸收和借鉴。

中国古代传统生态文明思想要求人们把从自然中获得的平常心、安全感应用到人际关系中去，以关爱、诚恳、谦虚、信任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社会成员，从而实现人类社会自身的协调。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一思想对我国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转变社会风气，转变人们价值观也会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逐年恶化，很多人把环境破坏归咎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实际上，问题不在于经济和科技本身，而在于人们对科学技术应用的方法和目的，古代先哲们告诫我们，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本身是自然赋予人类的能力，我们应该充分应用我们的能力来了解自然、研究自然，从而找到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方法。但对改造自然方面能力的发挥要坚持适度原则，不能因在对抗自然中的短暂胜利或对自然开发过程中所得到的短期利益而忘乎所以地对自然界进行无限度的索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为满足工业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早已远不及农业文明时期强烈，对自然规律的重视程度也在日益消减，以致污染、浪费、过度开发等现象甚嚣尘上。因此，传统思想中对自然环境内在价值的高度认同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颇具时效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2

[2]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8

[3]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47

[4]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4

[5]孟子.孟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6

[6]孟子.孟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0

[7]荀况.荀子[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47

[8]老聃.老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38

[9]老聃.老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52

[10]荀况.荀子[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46

[11]荀况.荀子[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110

[12]孟子.孟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24

[13]老聃.老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98

[14]Arne Naess， “A Defence of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Environmental Ethics （Fall 1984）

[15]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86

[16]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23

[17]荀况.荀子[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109

[18]荀况.荀子[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111

[19]老聃.老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8

篇2

一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1］［4］姜岩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8

［2］［12］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3］吴国盛.何为科学精神［J］百科知识，1998.2

［5］吴国盛20世纪的科技展示了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回顾百年科技

［J］国际经济评论，1999.Z2

［6］［11］陶渝苏论作为科学精神生长点的西方思维模式［J］贵州大学学报，1998.1

［7］梅萨罗维，等人类处于转折点［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48

［8］吴国盛.反思科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3-24

篇3

中图分类号：J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150-02

黎族传统舞蹈具有古拙、质朴的风格和娱乐健身等特性，并带有丰富的传统祭祀与节日文化色彩，极具民族特色。它凝聚着黎族人民的劳动智慧，体现了黎族同胞百折不饶的顽强意志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民族性格。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故事》以歌伴舞、以诗为画，以黎族人民特有的图腾崇拜和宗教文化观念展现了海南黎族先民渡海迁徙、追根溯源的传奇故事，呈现出一幅祖先们开天辟地、繁衍生息的历史长卷。该剧叙述了黎族祖先数千年寻求文明的辛勤、智慧以及薪火相传的艰辛历程。《黎族故事》还汇聚了大量黎族最原始的传统文化元素，如黎族的竹木器乐“鼻箫”等打击乐器、黎族民间歌谣“摇篮曲”和“舂米谣”等、黎族民间舞蹈、黎锦纺织与树皮衣等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彩纷呈地展现了黎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一副海南黎族传统文化与人文风情的全景展示。

一、《黎族故事》体现了海南黎族传统文化内涵

《黎族故事》分为序幕、《黎之源》、《黎之魂》、《黎之韵》、《黎之情》及尾声六个篇章。以“力神开天”拉开了表现黎族祖先“迁徙”和“恩山”的帷幕。剧中有表现黎族同胞天涯相认的“根山”；有开垦家园、祈求风调雨顺的“耕魂”和先民钻木取火、祈求光明的“取火”；有表现黎族特有的吹奏方式如山兰之灵的“鼻箫”；还有表现黎族民俗纺织、巧取树皮做衣的“树皮衣”和“黎锦”艺术等等，都体现了黎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特别是从纺线、织锦到“黎锦”的出现，更是凸显了黎族文化的灿烂与神奇。如在“黎锦”一幕中，一群黎族少女编织出一幅幅色泽斑斓、粗犷夸张的黎锦图案，仿佛从天堂飘下的云彩，象征着黎族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海南岛流传着许多美好的民间故事传说，在《黎族故事》中都有一定体现。如“大力神”“甘工鸟”“鹿回头”“夫妻树”等等，都是黎族同胞祭祀、劳动、娱乐与爱情等生活场景的体现，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也是黎族人民征服自然、生生不息的民族写真。剧中“力神”象征着黎族同胞的保护神；唯美梦幻的“甘弓鸟”让观众领略到前所未有的奇幻色彩和别样风味；“鹿回头”尽情展示着黎族男女之间纯真美好、热情奔放的爱情；“夫妻树”则表现两位黎族老人同甘共苦的美好愿望以及生死与共的情感共鸣。还有“船形屋”等原生态文化元素无不透露出浓郁的黎族风情，给观众呈现出一个个奇异的情感世界，将黎族古老、神秘、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黎族故事》演绎黎族传统舞蹈的起源

黎族是我国岭南民族之一，是海南岛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它有着四千年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也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主要环绕五指山居住。五指山是黎族最早的发祥地，五指山地区号称“中国第一热带雨林”，有其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特点。黎族传统舞蹈就是黎族同胞在这个特定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下，经过漫长的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积淀而成的，它是黎族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在三亚、东方、乐东、陵水、昌江一带的黎族村寨，黎族祖先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魂，都有吉、凶、祸、福。其灵魂既可保护家人又可作祟于家人。因此，黎族舞蹈受到黎族人民的、生活习俗、社交娱乐及生产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反映祭祀祖宗、祈安求福的“宗教祭祀舞蹈”，如“捉鬼舞”“五凤舞”等，祈求祖先的神灵庇佑；有反映风俗习惯的，如建屋迁宅、结婚生子的“生活习俗舞蹈”，如“祝福舞”“平安舞”等，祈求全寨黎民平安顺利、人丁兴旺；有反映农闲娱乐、鸣锣庆丰收的“娱乐喜庆舞蹈”，如“打柴舞”“猴子舞”等，模仿各种动物形态，是黎族人民最喜闻乐见及适合娱乐健身的群众性舞蹈；还有反映生产劳动和收获季节、模仿人们劳动场景的“生产劳动舞蹈”如“舂米舞”“钱串舞”等，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及反映黎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政权和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英勇斗争舞蹈”如“双刀钱铃舞”“打曲舞”等等。勤劳智慧的黎族人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黎族传统舞蹈文化并世代相传。

三、《黎族故事》传承黎族传统舞蹈文化

《黎族故事》是由海南省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的一部大型原创舞蹈诗。在编创手法上，在保留黎族民间传统舞蹈原有风格特征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并借鉴了现当代舞的表现手法，结合其他民族、其他舞种的风格特点，突出了舞蹈的民族性与时代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该剧编导将传统的原生态舞蹈艺术和现代优美动听的音乐相融合，运用LED灯光艺术科技给舞台营造出绚丽的3D立体画面效果，再结合真实布景呈现出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剧中融合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以及传统手工技艺等原始道具为一体，传统的黎族民族服饰绚丽多彩，结合唯美动人的舞技，加上梦幻灵动的舞台空间，仿佛把观众带到了五指山下、回到先民生活的时代，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黎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黎族故事》无论是“序幕”还是“源”、“魂”、“风”、“情”直到“尾声”，每一幕都令观众叹为观止，黎族同胞表达情感的人文情怀得到了尽情诠释。

四、让黎族传统文化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象征

海南岛在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中，以文化建设为基础和核心。而黎族文化就是海南独有的原生态传统文化、也是海南文化的魅力。因此，在提升国际旅游岛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应大力弘扬黎族传统文化，打造民族文化旅游精品，为国际岛打造美好的文化形象。记得曾经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团队打造的《印象海南岛》，虽然作品也清晰地呈现了大海、阳光、沙滩、椰树等海南元素，其中的《红色娘子军》也是享誉海内外的红色经典文化。但如果作品中没有突出“红色娘子军”和“椰树”则可以看作是“印象青岛”“印象北海”等任何一座海滨城市。因此，《印象海南岛》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海南印象，却留给人们太多遗憾！这充分说明其缺少海南的本土文化特征。如果能够融入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如：黎锦、鼻箫、黎族纹身和“鹿回头”“夫妻树”的爱情故事传说，再加上黎族“椰壳舞”“打柴舞”等等，方能凸显海南民族文化的厚重并由此产生情感共鸣。像《印象刘三姐》《云南印象》那样成为贵州和云南的标志，让人过目不忘。但愿《印象海南岛》在海南国际岛文化建设中重新崛起、再创辉煌。让黎族文化成为国际旅游岛的名片，让全世界对海南岛留下最深刻的记忆和最美好的印象！

五、结束语

黎族传统舞蹈是海南中国舞蹈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黎族故事”不仅让广大黎族同胞更加了解自己的民族、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引以为豪，还让更多不熟悉黎族文化的观众也能了解海南黎族社会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随着海南经济文化与民族旅游的发展，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的加快，黎族传统文化越来越成为海南文化的象征。让黎族古老而悠久的传统文化走出五指山，让黎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得以传承和光大，实现旅游和文化的深度融合及良性循环，文化魅力独特。

篇4

怒族是生活在怒江流域的古老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怒族神歌是怒族于古苏在主持祭祀活动时所唱的祭词，是怒族先民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媒介，幻想凭借神歌向祖先、神灵致意求助，渴望借助神力驱邪除魔”神歌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节日祭词、神灵祭词和鬼魂祭词等、”怒族人民没有自己的文字，怒族神歌属于口传文学，是怒族先民在自己的文化生境中建构的地方性知识”它反映了怒族先民在探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基本认识，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和谐思想”怒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怒族、傈僳族、白族、独龙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和谐是怒江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关怀的永恒主题，和谐是怒江地区各兄弟民族共同的理想追求”在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中，研究和挖掘怒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怒族神歌中和谐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人与社会的和谐

怒族神歌是怒族先民与神灵沟通的魔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怒族神歌其实是怒族先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透过神歌中怒族人与各种神灵和谐共处的神秘外衣，我们可以看到怒族神歌中蕴含着人与社会相互和谐的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万物和谐，贵在人和”。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是人自身和谐观念的培养，和谐观念的培养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从神歌神祭词里我们可以知道：怒族先民崇尚和谐，重视对族人自身修养的教育，重视对怒族和谐观念的培养；怒族人在小时候，父母长辈就会教他们少生气，多谦让，要待人宽厚。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

怒族神歌中还蕴含着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和谐思想”怒族先民基于对高山峡谷与人类社会的认识，形成了万物有灵、图腾崇拜信仰”在他们看来，人与神灵、妖魔是同源共祖，人与动物同源共祖”寨子周边的高山、岩石、古树、河流等自然物上都有鬼灵居住，皆须敬重、善待”怒族先民散居在高山密林，刀耕火种，食尽迁移，怒族先民对山神、雨神、谷神充满了虔诚的敬畏之心，山神祭词里描述说，山神是管护森林的山神，它能让人发病，它能捉人的灵魂，它会藏人的灵魂，如果有人触怒山神，山神就会使人发疯生病”怒族先民对山神、树神充满了敬畏之情，怒族先民到山上狩猎或砍伐树木，这是怒族先民对和谐幸福生活的歌颂和向往，是怒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形象表达”。

二、感恩自然、回报自然的生态伦理

怒族先民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的伦理关系，是自然神灵帮助怒人获得丰收，是自然神灵庇佑了怒人，给予他们平安幸福，自然万物有恩于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神灵给予的恩惠、帮助，怒族先民自然抱着感恩的、敬仰的情怀，并以献祭、仪式、神歌以及舞蹈等不同方式表达心中对自然神灵的感激之情。当祭品摆好之后，主持者便开 始祭祀猎神，并领猎队共唱《猎神歌》羚牛被怒族怒苏人视为猎神的化身，当猎人把猎获的羚牛背回家，在跨进家门槛前，必须先用门槛压死一只鸡，以作为敬送猎神的礼品。之后要把羚牛的头悬挂在屋子里专门栓挂猎物头 颅或犄角的神柱上，进行祭拜，表达感谢之情。

三、怒族神歌中和谐思想的生态伦理

怒族神歌是怒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在怒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谐是怒族神歌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怒族神歌也是怒族人民精神价值的重要体现”

怒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怒族是一个人口较少民族，怒族神歌中民族和谐的思想，有利于怒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和睦相处，有利于怒江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有利于怒江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保护怒江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怒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怒族先民以神歌的形式表达了对山神、猎神、树神等神灵的敬畏和崇拜”直到怒族神歌中的生态智慧是怒族先民建构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因为地方性知识是特定民族在世代调适与积累中发育起来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因此，这些怒族及其先民世代积累下来的、具有本土实践经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观念，有利于保护怒江地区的生态自然环境，有利于怒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神歌作为怒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了怒族人民的生态智慧，具有调适生态 环境的功能。怒族自古生息、繁衍在怒江峡谷地 区，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遵循生态维系 的自然规律，爱护自然、崇拜自然，并以神歌祭祀 的形式表达了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形成了 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朴素的生态伦理文化。虽然当前怒族人民的很多神歌和祭祀仪式随着怒江地区社会的发展离人们越来越远。但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念早已深入到怒族 人民的灵魂深处，成为了一种生态伦理信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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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为公民环境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宣传、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和培养生态意识的中坚力量，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无疑是公民环境教育持续长远发展的关键。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进行公民环境教育，可利用学校这一阵地，通过完善学校的环境教育体系来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首先，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加强幼儿环境教育。对幼儿环境教育，我们必须明白“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①，必须尊重幼儿学习的规律，重视兴趣的培养和直接的体验。其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强化中小学环境教育。遵照教育部《中小学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的精神，中小学环境教育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再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抓好高校环境教育。大学生是将来“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高校环境教育是学校环境教育的关键。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也离不开合理、科学的教材。要进行公民环境教育，须加大学术研究，组织编写更多条理清晰、实践性强，更接近大众的、内容生动而思想深刻的教材。产学研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是把教育、研究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学术教学和研究，只有当它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两型”产业，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希冀于纯粹的给学生灌输关于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就能为构建“两型社会”培养出生态公民，是欠成熟的考虑。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可以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学生队伍直接服务于低碳经济所倡导的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等，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的深入研究提供物质基础，并为广大学生提供实践生态理念的最佳平台。可见，产学研相结合开创的是一种多赢的局面，绿色产业因此而获得了促进发展的生产力，环境科学因此而获得了保障研究的后盾，环境教育因此而获得了联系实践的桥梁。

企业责任

培养企业责任意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保证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成效，“对企业而言，它要求负责任的企业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以一种实现责任的精神，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向导，在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都无害以后，才去从事追求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②具备了环境污染防治的责任感和“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企业将在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获得一种道德资本———一种“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③。由企业自觉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积淀的道德资本不仅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转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要环节。节能减排与我们常说的“低碳”联系紧密，企业主要应在这样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开发运用绿色能源。二是积极推进低碳化、生态化的绿色生产。要培养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引导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对企业进行的环境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有影响力的企业在行业和社会中的权威，对其它企业和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发挥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的作用。企业的节能减排是对前瞻性责任意识实践，也是企业道德资本的积累，它不仅可以直接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其榜样作用还为深入开展公民环境教育，实现“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

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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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是现代文化的基石。 为什么要学古诗词，为什么要学国学，那些早就过了时的文字，它的价值在哪里？ 其中凝练着作者的思想、心境，融合了那个时代的特质，是智慧的结晶。 其中蕴含之丰富，千百年后仍值得细细品味。

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特点决定了在语文教学中学生须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传统文化智慧。 面对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集体观念淡薄，盲目崇拜洋文化，缺失民族自豪感的学生，在语文教学中强化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与语文课堂有效高效结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现在很多城市孩子学国学，小国学堂正悄然流行，这表明发扬传统文化，要从小抓起。 的确，小学生年龄小，最易在灵魂深处夯筑起民族传统文化殿堂的基础。 语文是民族文化的基石，是中华民族的根，小学语文教师应倡导学生学习、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那么，怎样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才更行之有效呢？

一、在氛围中感受文化

传统文化对于小学生来说， 年代久远， 平时除了古诗词外，其他内容接触较少，理解起来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 而且内容不生动，缺乏趣味性和吸引力。 部分学生单纯为了应对考试而学古诗，一知半解，不置入情感。 如果在实际教学中营造浓浓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 那么能否使学生从心理和思想上产生学习的愿望和激情呢？

1.教师的潜移默化

我们要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感兴趣， 首先自己必须感兴趣。 教师应该热爱传统文化，并有一定传统文化知识积淀，用自己的知识和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传统文化除了是一门知识外， 它能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而响彻中外，更多的是它的文化内涵对人行为的影响。

2.利用班级文化布置

充分利用班级文化布置。 平日，我在班级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极力将其设定为我班的特色教育。 例如，定期让学生合作制作传统文化知识小报，将自己所学到的、所了解到的传统知识加以整合、内化。可以通过文字，也可以通过图画的形式。然后我将他们的劳动成果张贴上墙，作为班级文化布置。 学生就被班级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萦绕。

二、在课堂中回归文化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 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教科书并不回避对小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输血”和激发小学生探索古文化的现实。 可能因为传统文化知识和学生的距离感太远，学生缺乏新鲜感，所以不是很感兴趣。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精华， 如何将传统文化知识上得生动有趣，培养学生对我国古文化的好奇和责任感呢？

案例一：以我所教的二年级学生为例，在平日的教学中，我有意引导孩子积累了一定的古诗文和名言警句。 发现这样的问题，孩子记住了，但每天摇头晃脑读的时候，不知所云。 他们只是机械性地了解， 却没有从内心深处产生兴趣。长此以往，学生很快就会没有兴趣。

教学生字，尤其是形声字时，可以渗透传统文化。

例如在教学“孝”字时，可以从分析字形入手：“孝”是一个会意字，是一个“老”字加一个儿子的“子”字，合在一起就成了“孝”字。 老是指上一代，子是指下一代，上一代跟下一代融成一体就叫“孝”。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代代相传。上一代总是想着培养好下一代，而下一应承担奉养父母的责任，孝顺父母，让父母更快乐，生活更幸福。 这样不仅让学生高效地学习了生字，还得到了德的培养。

案例二：在苏教版第四册语文识字一中，涉及中国的传统节日。 学生对传统节日知之甚少，更不要提了解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了。 反观“洋节日”学生说得头头是道，意犹未尽，我在感到悲哀之余更敲响了警钟。中国传统节日众多，许多诗词歌赋中均有反映我国民俗节日的来历及有关情景。 适逢民俗节日，可向学生介绍有关诗词，吟咏背诵，借以了解民俗节日的情况，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春节前，可向学生介绍春节的由来，抄录王安石的《元日》；清明节可以让学生摘录杜牧的《清明》，感受诗人的情感；五月初五端午节向学生介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九月九日重阳节，向学生介绍重阳节的来历及有关习俗：登高、赏菊、饮酒、插茱萸等，吟诵王维的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

三、在生活中内化文化

有人会质疑， 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在现今社会还有多少可行性，或者还存在多少价值。 的确，在这个充斥强烈的竞争，文化多元的社会中，似乎传统文化已经微不足道了。 但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一味让“洋文化”恣意横行，就辱没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在生活中内化其中涵盖的仁义道德，处世之法。 因它是民族文化的基石。

结语：我们要充分利用语文课堂，竭力引导学生在感受、感悟传统文化底蕴的过程中，受到心灵的感动、人格的感化，使学生在与传统文化文本对话的过程中，通过静心阅读，与作者相逢于案前灯下。 帮助学生真正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全面提升人文素养。小学是传承传统文化的第一站， 小学教师肩负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我们应努力将传统文化植根学生的心中，开在学生的心间，滋润学生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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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显然决定了人类社会是科学地、可持续地永续发展，还是在未来的某一时点戛然中断。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具有中国特色生态经济智慧，关于这一点的印证可以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找到。在《道德经》中，“道法自然”一语道出了生态经济学的终极真谛与终极智慧。与道家不谋而合的是，在我国的儒家思想中，也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推人而及万物”，将自然纳于仁爱的范畴之中。儒家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倡导对自然生态“用而有护、取之有度”。在我国传统的生态思想中，将整个自然生态当作人文关怀的广义对象，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与我国传统的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智慧相比，当下的生态经济现状令人堪忧，不仅存在着生态与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且还存在着经济的盲目发展以及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严重矛盾。同时，导致了生态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益倒挂的显著反比趋势。从具体的表现来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黄河母亲河的断流与污染已经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甚至就连东海海区亦呈现出亚健康状态，经长江及其支流的各入海口所排放的悬浮物每年以数十万吨计。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生态的舒缓能力并非是无限的，在达到一定的极限之后，生态反过来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远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扭曲行为，最终反过来必然是要自食其果。从生态经济中不断汲取智慧，改善正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新时期生态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关乎可持续发展现状与未来的人文道德沦落的现状令人担忧，更有甚者，这种现状持续劣化。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客观上而言，是需要政府具备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生态经济的卓识与远见。科学发展观早已具足生态智慧，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的宏伟目标。“经济”一词在其诞生地希腊的原始本意是以最小化的人财物力获取最大化的有益物质，生态经济则强调在付出同等经济条件下最大化的生态效益优先，而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则更加符合“顺乎天道，道法自然”的原则。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更是资源消耗与资源人均较为匮乏的大国，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压力与冷酷的生态经济现实已经摆在面前。中国特色生态经济提倡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联系起来，使之与经济发展举措同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时刻不忘生态效益优先，以生态效益衡量经济发展的功过得失。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建设，对于整个世界的生态经济的现状改善与未来期许意义重大。中国特色生态经济要求每一位中国人不仅要做基于生物人的经济人，更要做符合生态经济学的理性人与人文视角下的道德人。

二、制约平衡：指向片面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

（一）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中的生态法则制衡

生态经济学中的生态揭示了人类以何种方式对待自然生态，自然生态就会以何种方式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相生相依、相辅相成的紧密共生关系。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改造生态的同时，生态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后势与后劲。从我国改革开放的数十年历程来看，过度砍伐、开采森林树木，就必然会引发泥石流、旱涝灾害等次生自然灾害；过度挖掘、过度钻探、过度破坏岩层的基本架构就必然会引发严重的地质次生灾害，肆意地破坏生态环境，就必然会造成气候的不正常变化。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学更加关注自然生态，使得经济运转在符合自然法则与人文规范的可控范围之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园林艺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西方发达国家的欧式园林虽然以其宏大气势与整体布局赢得了世界的赞誉，但是，当那些世界首屈一指的园林大师们来到中国，并观赏了中式园林之后，他们无不纷纷为中国点赞。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经济过度强调人对生态的改造，而以中式园林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则更倾向于自然元素的依托、代入、活用、融合。深究生态经济的本质，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经济过度关注与纠结于物质，而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在其本质上更加注重的是师法自然，更加注重人类的精神元素。孰优孰劣，在其本质上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别。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中的生态法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制衡关系，无疑更具智慧。

（二）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中的人文法则制衡

生态法则制衡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精神元素的重要价值。此外，针对生态经济，还可以采取人文法则制衡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经济关系。后工业化时代对于自然的索取几乎已经达到了自然生态所能容忍的极限，自然生态的消纳转化能力也已经逼近底线。如果人类继续保持目前无视自然生态的行为方式，那么，生态危机将成为人类所要面临的最大难题。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应以生态经济为出发点，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生态经济赋予中国特色的人文特质。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和谐思想融入生态经济学应用之中，从而增强全民族的生态经济意识。人文法则制衡下的普世价值对于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学而言愈加重要，普世的生态价值观与中国式的人文生态观都揭示了一种更加符合人类长远发展的生态逻辑。从西方的生态观来看，单纯满足视觉的宏大的几何构图偏重的是针对人类感官的刺激，由此必然会对自然生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与改造，对自然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人们应当遵循的生态规律是“先顺天，后宜人”，这是一个万古不变的师法自然的人文法则。在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学所体现的人文法则制衡下，应当跳出“肆意违反生态经济—自然惩罚—大力治理生态环境”的怪圈。

（三）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中的效益法则制衡

中国特色的生态效益的生态与经济有偿加协调的方式，与经济效益的资本加劳动力的方式大相径庭。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生态效益的达成不仅需要资本加劳动力，还必须具有智慧与远见。我国的新一代执政者早已认识到，单纯依靠过度发展的房地产经济的大兴土木，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因为钢筋、水泥等现代建材不仅无法与周边生态系统形成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反而会对周边生态系统造成生态链与经济链的阻断，同时还会产生其他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与经济发展事与愿违的是，房地产经济越发达，房地产业周边的生态效益就越差，投入的越大所获得的实际生态效益反而越小，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普通城市中较少兴建高楼大厦的根本考量。中国特色生态经济有创见地将资源、科技、产业、文化、消费、制度等一体化囊括到生态经济效益的综合制衡中来。中国特色生态经济与传统式生态经济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更加关注生态经济的整个生态链、经济链与产业链，同时深入研究各链条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从中剔除掉有违生态经济法则的因素，坚决抵制有违生态经济的暴力式发展部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制衡还反映在生态文化建设的强有力支撑上，全局式的生态经济效益考核将对生态经济起制衡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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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阻碍，但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则将其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来。本文对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对西方美学走出困境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一、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念

自然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最基本的精髓，对“人”和“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人类来源于自然；人类应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是相同的；人和天应协调和谐共存。“天人合一”的思想存在于中国的道家、儒家、佛家思想中，是较为宏观的人和宇宙万物关系的理念，和谐则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含义。

按照不同的理论可以将美学分为智慧美学、知识美学、趣味美学。智慧美学是人类超越了知识的范围，提高到审美智慧的方面。知识美学则是对审美规律的概念范畴和知识谱系进行重视。趣味美学则是对人的感性审美趣味和经验进行重视。智慧高于知识，庄子的思想认为最高层次的智慧应该是将自我和天地万物进行遗忘，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自身，旷然无累，自我和天地万物和谐统一。所以当自我和人、自然和社会做到了和谐，则宇宙万物和人类生命之间将不存在界限。

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念是一种生命美学的体现，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极大热情进行了凸显。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应做到和谐，对和谐的生命精神进行了提倡，并对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自我的相交和谐、共同创化进行了重视。

二、 西方美学的困境分析

在西方美学观念中缺乏对宇宙万物生命的思想，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所缺乏的思想却被宗教所利用，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从而对万能的上帝进行崇拜和赞美。

在西方美学的观念中没有对事物进行结合思考，只是一味的在所谓的科学体系中和学科门类中存在自身的立足点，认为只需要一看分门别类的分析和研究便可以促进学科性、科学性美学的形成。

对立的二元论是西方美学的思维方式，通常将事物一分为二来进行思考，使两方面处于对立位置。并且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进行协调的，人类必须对自然进行征服才可以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类也必须遵循弱肉强食的生存理念才能和自然的发展规律相符合，这样的思想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使自然成为了人们掠夺、奴役、支配的对象，也使得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无端战争和激烈竞争的现象。

总而言之，二元论思维和理性分析备受西方美学的推崇，将构建相应的知识谱系作为理论研究的根本目标，并且想以此作为西方美学能够走出困境的新方法。但是西方文化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代开始，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便对人类的科学意识进行了自觉性的培养，对人的理性分析精神进行了极度发扬，并将世界划分为分门别类的学科开展探索研究，曾一度获得了丰厚的成果。从此，人类辩证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渐的自我膨胀，促使了人类是宇宙万物主宰这一思想观念的形成，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西方美学则始终被这一思想所困，无法得到长远的发展。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虽然进行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创造，但是却无法对安康、幸福的生存进行享受，反而因为严重的破坏了生态系统，使环境恶化，对人类的生存和精神方面产生了危害，引起了西方美学家的反思。

三、 中国“天人合一”观念对西方美学的启示

由于西方美学中存在的漠视生命、背离自然思想，使西方美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为了能摆脱这一困境，西方美学可以从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中借鉴一下几点策略：

西方美学应摒除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要树立以生态为中心的观念。由于西方美学中，以人类为中心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提出“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所以，所有的动物都是大阻燃为了人类生存而创造出来的。”等观念，这些观念的存在为人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思想提供了力量和理由，使西方人类和环境、文明、自然之间的恶化关系愈演愈烈。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中以生态为中心的思想形成的较早，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生存。老子的思想中认为人来源于自然，与苍宇相比，人就如高山中的一株树、一棵草而已。老庄思想也认为人要回到人类本身之中，要慎重的对到生存和存在，防止人类出现自我膨胀的观念，对人们追求和谐生存的观念进行了引导。以生态为中心的科学性观念通过生态学的丰富和发展得到了体现，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则是古典的生态美学中的一种，凝练了古代生态美学的思想观念。所以西方美学应从中国“天人合一”美学观念中进行养分的汲取，是走出困境的明智选择。

西方美学中的二元论思想使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对立，并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和统治的事物。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观念中则是对和谐生命精神进行提倡，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交和谐关系进行重视，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观，生命和宇宙的和谐观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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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末文化名人辜鸿铭是儒家经典英译史上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打破了儒家经典英译这一领域长期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垄断的局面。他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逆流而上，推崇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辩护。他完整地翻译了《论语》和《中庸》，他的译本广为流传，获得众多的西方读者，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的《中庸》译本由英国《东方智慧丛书》分别在1908、1912年和1913年三次重版印行，销路极佳、风靡一时。

对于辜译《中庸》学者专家褒贬不一，王国维在《书辜汤生英译后》一文中指出其大弊两条，小弊若干……对辜译《中庸》基本持全盘否定态度；林语堂则对辜氏《中庸》大加赞赏、推崇至极，他认为辜氏《中庸》是“如此的卓越聪明，同时又是如此的正确和明白”，“它使得现代人易于懂得”（黄兴涛，1995：97）。近些年，随着翻译界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从多种角度、运用各种理论在各种层面来解析辜译《中庸》，但是从翻译生态学视角对辜译《中庸》的研究尚未出现。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解读辜译《中庸》。

二、“生态翻译学”的内涵

生态翻译学是译学界新出现的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翻译理论，它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其最早于2001年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理为基石，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为依归。随后，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适应”、“译者选择”、“求存择优”“共生互动”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生态翻译学理论”逐渐丰盈成形（胡庚申，2008：11）。

生态翻译学以“译者为中心”，强调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主导作用，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在翻译生态学中，翻译即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胡庚申，2008：13）。

三、辜鸿铭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辜鸿铭英译《中庸》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制约着其英译《中庸》的适应性选择，我们有必要分析辜鸿铭英译《中庸》所处翻译生态环境，从他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适应、对译者角色的适应以及对受众期待的适应三个方面看他对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一）精通英汉学贯中西――适应译者角色

辜鸿铭，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有十一年的西方留学生活。多年的西方留学生活为辜氏了解西方语言和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辜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语言天分突出，通晓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尤其精通英语。林语堂先生认为在中国人中，辜氏的“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黄兴涛，1995：6）。

辜氏不仅语言方面造诣高深，对西方文学和宗教也有颇有研究。他饱读不少西方作家的著作和思想，了解西方的社会民情、政治、历史、教育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他师从浪漫主义杰出代表卡莱尔，也受到浪漫主义代表阿诺德、爱默生、罗斯金、华兹华斯等人的影响。浪漫主义思想在他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构成了他思想中的西方来源。在他日后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对这些浪漫主义大师的引用比比皆是。

到1880年，辜从欧洲回到出生地，并到新加坡殖民任职，三年后辞职。在此之前，他所知道和欣赏过的唯一的中国文学作品只是翟里斯所译的《聊斋志异》（黄兴涛，1995：18）。1882年后，辜氏留居香港，他继续学习中文，攻读汉籍，通过阅读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来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威妥玛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理雅各英译的儒家经典，以及巴尔福、翟里斯、卫三畏等人的各种著作（黄兴涛，1995：33）。在此期间，辜氏的汉语水平有了些许提高，但是汉语基础还是比较薄弱。1885年，辜氏回归祖国，在张之洞幕府以后，张之洞对辜氏诲以师道，亲自教他读《论语》和查中国字典，后逐渐扩大所学范围，“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览”（黄兴涛，1995：37），有了相当的汉语水准和传统文化修养。

翻译实践告诉我们，翻译的成功与否，译品的质量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译者本身的素质问题（胡庚申，2014：32）。辜氏通晓汉英两种语言结构、了解英汉两种社会文化、能在西学体系下认识了解传统文化，这是辜氏时期普通文人士大夫不具备的优越条件。辜氏学贯中西的素质使他能够顺利适应《中庸》英译的译者角色需求，使成功的英译《中庸》成为可能。

（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适应社会文化

辜氏对英译《中庸》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适应是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上文中提到辜氏在欧洲留学十一载，深谙西方语言和文学，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者重视心灵道德，否定和评判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卡莱尔和爱默生为典型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想家赞赏和推崇东方和中国文明。“英雄崇拜论”卡莱尔强调贤者和英雄，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君王至上，贤人政治的理想极为相契。这对辜鸿铭日后回国迅速接受和崇信中国统治的政治伦理秩序、人治方法，产生了直接影响。辜一生反复提及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并认为这里的“英雄”即“真正智慧的人”，就是中国的“君子”（黄兴涛，1995：24）。爱默生对中国文明的赞美更是热烈，他曾认真学习中国四书的全部译本，以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说“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黄兴涛，1995：26）。这些点燃了辜氏对中国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向往，对他回归祖国服膺儒家传统文化起到了导向作用。

虽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辜氏回国之前思想并未完全确立，在进入张之洞幕府后，才开始真正认识、理解、最终归服儒家文化、彻底确立文化保守立场。辜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张之洞及其幕府起到了定型的作用。晚清重臣张之洞自身就是一个国学造诣深厚的学者兼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的幕府里聚集着不少旧式保守的学者和文人，在张之洞幕府的二十年期间使得辜氏有机缘同中国最有修养的人一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儒家文化精髓的理解有了飞跃的发展。

辜氏文化保守立场得以确立，时值甲午以后至戊戌时期，此时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压迫、军事侵略、民族和文化的歧视。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和思想界逐渐形成一种要求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追逐西方、改革中国（黄兴涛，1995：75）。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着辜氏对中西社会、政治、文明进行思考对比。辜氏把这一切的根源归结于：西方人尤其是英国民族的傲慢，看不起中国人，而所以看不起中国人，又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有真正的道德文明的缘故（黄兴涛，1995：151）。他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逆流而上，为中国传统和中国文明而辩，他赞美儒家文化，抨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西人展示真正的中国文明。

为了解除西方人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偏见，辜鸿铭以英文写作抨击西方汉学和汉学家，并尝试英译儒家经典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以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是辜氏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所做出的选择性适应。

（三）英译儒家经典著作――适应读者期待

汉学是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重要途径。辜氏在《中国学》中对汉学做了阶段划分，并评论了几部颇具价值的汉学著作。他批评了西方汉学家傲慢自大、总体水平低、研究方法不当、“没有把一个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黄兴涛，1995：47）。其中，理雅各是西方汉学界颇有声望的汉学家之一，他英g的《中国经典》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翻译的儒经以严谨、系统、完整、忠实著称，至今仍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标本作品。

尽管如此，理雅各并没有逃脱辜氏激烈的指责。辜氏认为理雅各的英译儒经不能满足大多数英国读者的期望，他在《论语》译序中明确指出理雅各“缺乏文学训练，全无判断力和文学敏锐性，不过是一个对中国经典具有死知识的权威而已……其所译中国经书中展示的中国人的知识和道德面貌和一般英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的衣着和外貌一样陌生、怪诞”（Ku， 1898，Preface viii）。”辜氏对理氏译本的内容和风格都不满意，他指责理氏“过度使用术语以至于译文粗糙、僵硬、不适当，有些地方仅就形式而言，不合乎语言习惯……无论在他的注释中还是论述中，他都没有标明他将孔子教义视为一个哲学整体来看待（Ku，1998：116）”。完全陌生的东方儒家文化，过多的专有名称、不符合思维英语思维的表达方式这些都会给西方读者造成陌生感，给他们理解儒家经典造成障碍。

四、结语

在英译《中庸》时，辜曾在《中庸》的译序结尾中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中国旧学的小书能够帮助欧美人，特别是在华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加强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遵从道德律令，放弃欧洲‘炮舰’与‘武力’文明的傲慢与跋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待之以道，则我多年研究，翻译此书的努力就没有白费”（Ku， 1908：xi-xii）。我们可以看出辜氏英译儒经有强烈的读者意识，有明确的读者――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欧美人。如果说辜氏对理雅各以及汉学家的不满是辜氏英译儒经的直接原因，那么纠正被西方汉学家所扭曲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儒家文化和中国文明、消除偏见是辜氏英译儒经的深层原因。怀着清晰的翻译目的和明确的意向读者，辜鸿铭必定会选择特定的翻译策略来适应和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2]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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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材料的可持续性体现在原生态材料在室内设计中的广泛应用，也是“中国式雅致生活”的体现。“中国式雅致生活”是指中国人所特有的以智慧、闲适和觉醒为主要特征的艺术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对“乡土中国”的追忆、对农耕时代田园牧歌生活的精神向往、对抱朴守真心灵生活的崇尚回归。“中国式雅致生活”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一种古典生活方式，是现阶段室内绿色环保设计的刚性需求，体现在原生态装修材料的应用上。原生态材料的应用更能体现室内设计的可持续性，首先从材质上，原生态材料属天然材料，如木材：各种植物的枝、干、茎、根、花、叶、果实等；如石材：各种质地、密度、纹理的山石、沙土等；如动物材料：各种动物的毛皮、骨、角、牙等，甚至一些标本类生物的枯体；如漆与胶：天然大漆、树漆、生漆、腰果漆、松香、樟脑油（樟树油）、桐油、茶油、麻油、虫胶、骨胶、橡胶等；如金属材料：铁、铜、锡、金、银、钢、铝、钴、铅等，虽然表面看不属于天然材料，其实是某种天然材料的粹取。其次，原生态材料寄托着人对自然的崇尚与敬仰，是自然与文化环境的依托，更能体现“中国式雅致生活”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原生态材料是中国文明发展史的承载体，从中可以学到先人的智慧。在中国古代没有大工业时代的集成材料、合成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化工材料，但每一个物件都寄托着文化，是古人利用自然的伟大智慧的体现，这也是“中国式雅致生活”的根源所在。秦朝时的一块砖现在仍可使用，甚至有使用之外的更多价值。第三，原生态材料作为传统艺术与传统工艺的物质载体，是文明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有五行物质观，认为大自然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它们相生相克、轮回不息，也是物质持续性轮回使用的表现。金、木、水、土四种物质是自然界所有物质的根本，而火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力量，水生木（有水木生），木生火（木是五行中唯一可燃的），火生土（燃烧殆尽回归尘土），土生金（金属是土中矿物质的沉淀），金生水（金属是冷的，容易在上面凝结成冰）。与五行学说相对应的，中国有很多传统的、针对物质自然属性衍生而来的工艺手段，是人类在自然生活中智慧的结晶。

二、现代室内设计应注重传统工艺的继承与发展

自然界中的五行物质和人类文明，以及针对五行学说所传承下来的工艺手段，正是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是“天人合一”的终极体现。木工（木匠）中中式的榫卯工艺和针对木质材料产生的各种样式与结构，以及雕刻工艺，都是人类智慧结晶，可谓巧夺天工。金工（针对金、银、铜铁、锡等金属进行加工制作），早期的青铜器、金银器皿，以及后来的铜铁锡等制品都是不可多得的上等工艺品。日本的铁壶至今还是各国收藏界的宠儿，韩国的锡制品食器不仅仅是工艺品、艺术品，更代表着一种文化和对文化的态度，也是文明的传承手段。陶工（针对各种不同土质、釉料及窑火烧制成绝美的瓷器、陶物），中国制陶历史几千年，陶瓷艺术品举世闻名，“瓷器”的英文“China”与“中国”相同。陶瓷是五行之器，集金、木、水、火、土于一身，是人类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产物，因此，陶瓷制品应属“神器”。漆工（利用天然植物的果实、汁液等提炼出油或漆，涂于器物表面，起到保护与装饰作用），中国传统漆器美不胜收，春秋战国达到鼎盛，漆是最早的饰面材料，被誉为“神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生漆生产国，占世界生漆总产量70%以上，但生漆很少应用于当前的装饰材料中。这些传统工艺使室内空间设计熠熠生辉，室内设计对于承载传统工艺复兴，具有无法取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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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88

1 生态人格内涵及大学生生态人格的缺失

1.1 “生态人格”内涵

“人格”一词在生活中有多种含义。在心理学上，人格即“个性”，是指个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在道德意义上，人格是指一个人的品德和操守；在法律意义上，人格是指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笔者认为，无论哪种意义上的人格，它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秉性，人格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就会塑造出不同的人格特征。因此，人格塑造或曰人格教育应该顺应时势、与时俱进。党的十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根基，体现了更为全面的价值取向和更为深刻的生态伦理。在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在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的关键时期，塑造一种新型的人格――生态人格，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生态人格是适应生态文明发展需要而塑造的人格，是一种顺应时展潮流的人格范式，它是基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对自然价值的深刻体悟而形成的作为生态主体的心理、品质、尊严和责任的集合体。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人格、道德人格、法权人格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是从生态维度对心理人格、道德人格与法权人格的重新诠释，是心理、法权和道德人格的整体生态化转型。

1.2 当代大学生生态人格的缺失

随着社会文明的转型，关于生态人格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大学生人格发展状况和关于生态人格的教育水平还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甚至还滞留在工业文明时代，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思想泛滥。在功利主义思想的笼罩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单一化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人类生存的现实是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对“物”的占有。“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之中，在我与我所拥有的东西之间没有活的关系。我所有的和我都变成了物，我之所以拥有这些东西，因为我有这种可能性将其据为己有。可是，反过来说关系也是这样，物也占有我，因为我的自我感觉和心理健康状态取决于对物的占有，而且是尽可能多的占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死的，没有生命力的。”[1]在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中，人与自然的联系变成一种纯粹的物质联系而非精神联系，自然万物和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逐渐变成一种客观冰冷的存在。

其次，“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泛滥。在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而忽视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和自然界，只关心自己能够从社会和自然界中索取到什么，却从不关心自己为社会和自然界奉献了什么。在这种狭隘的视野下，人们很难真正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也很难从生态整体的视野中审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同样存在于当代大学生身上，在其人格方面表现为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的冷漠，缺少对大自然的道德关怀和审美情怀。在现实中表现为破坏环境、随意浪费、过度消费的现象屡见不鲜。我国著名学者懋元教授曾指出：许多严重破坏环境的事例，应负主要责任者很多是我们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2]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栋梁和决策者，担负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重担。因此，有针对性地培育大学生的生态人格，既是大学生人格完善的内在需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需求。

2 大学生生态人格教育的目标

生态人格教育是生态文明时代道德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它涉及到大学生对自身生存的意义、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以及对所有生命形态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哲学认识与价值评判。具体说来，大学生生态人格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育大学生“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道德以及“诗意栖居”的审美情怀。

2.1 培育大学生“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求真”是大学生生态人格形成的首要元素，是培育生态道德和审美情怀的前提。让大学生在掌握丰富的关于自然生态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深刻领悟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统一性，并在大学生的内心升华为一种哲学智慧，那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自古有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天人合一”体现了一种生态整体智慧，它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的，因此，人类不应该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只知道从自然中贪婪地掠夺和利用，作为生物金字塔最顶端的物种，我们有义务保护大自然，把它看作朋友和谐共处。同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关注的不仅是整个人类的利益，还有大自然的利益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并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正如利奥波德所说：“当一切事情趋向于保持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3]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态人格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使大学生充分领会“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人格，形成博大的生态整体胸怀。

2.2 培育大学生“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道德关怀

仅仅有“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还不够，生态人格的培育还需有一种“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道德关怀，这是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境界有四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自然境界（顺着本能或习惯做事）、功利境界（从利己出发为自己做事而不损害别人）、道德境界（具有道德意义的为社会的利益做事）、天地境界（为包括人与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的利益做事）。“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表达了人的实然存在状态，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表达的是人的应然存在状态。天地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蕴含着“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道德关怀。处在这种境界的人将道德关怀的视野从人类拓展到了整个自然界，从而消除了自然的他者性，不再将自然当成人之外的甚至是与人相对立的存在，而是将其看作与人同生息、共繁荣的存在。处在这种境界的人对大自然有一种强烈的敬畏之情和热爱之情，并视“为整个宇宙做事”为一种最高的善。在对大学生进行生态人格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地激发大学生热爱自然、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道德情感，提高大学生的人生境界，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道德实践，这是构成当代大学生生态人格的核心内容。

2.3 培育大学生“诗意栖居”的审美情怀

生态人格要求人们不仅具有生态智慧和生态道德，还要具有感受自然生态之美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具有“诗意栖居”的审美情怀。有学者称这种审美为“生态审美”。“所谓生态审美，是以生态观念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审美意识，它既是对审美现象和规律的再认识，又是以人的生态和生态系统为对象的美学观照。它以人对生命活动的审视为逻辑起点，以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为轴线而展开，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4]生态审美是在深刻体验自然美的基础上，将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人的尊严与自然的尊严融为一体，它不仅肯定人的生命精神和价值存在，也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认同。生态审美是生态智慧和生态道德在人格中的进一步升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格化状态，也是生态人格教育的最高价值实现[5]。大学生生态人格教育最终目的应着眼于培育大学生“诗意栖居”的审美情怀。

3 大学生生态人格教育的基本路径

大学生生态人格教育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注重生态文化的熏陶、在教学中加强生态教育、开展生态实践活动。

3.1 注重生态文化的熏陶

生态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形态，它区别于以自然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和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本文化。它旨在启迪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觉悟、提高人的生态素养，从而自觉地维护生态环境[6]。生态人格的养成离不开生态文化的熏陶。首先，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智慧，为现代生态人格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儒家推崇“天人合一”，倡导“民胞物与”；道家提出“道法自然”，提倡“自然无为”；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主张“泛爱万物”。在大学生的生态人格教育中，通过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精髓，唤起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和回归自然的生态体验。其次，积极建设校园生态文化。校园生态文化对大学生有着直接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塑造大学生的人格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7]。学校应当尽一切可能将校园建设成为合乎生态和谐理念的绿色校园， 并促使大学生自觉地参与到校园的绿化行动中来，以激发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为大学生生态人格的培育营造优美的校园生态环境。同时，学校应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和需要，聘请校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定期开展以生态教育为主题的系列讲座，为大学生人格塑造营造一种具有浓厚生态韵味的精神文化氛围。

3.2 在教学中加强生态教育

对大学生的生态人格教育离不开“教学”这块主阵地。然而，目前我国高校的课程体系中还缺乏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生态教育的内容。有鉴于此，学校可以针对不同的专业，开设《大学生生态道德修养》、《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选修课，或者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平台，进行渗透性的生态教育。在教育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生态知识，还要设置情境，让学生在生态体验中升华道德情感，同时辅之于讲座、讨论、聊天等形式，对学生答疑解惑，使大学生不断提高生态道德意识、增强生态道德信念，进而促使大学生自觉养成尊重自然、崇尚生命、节约资源的生态道德行为习惯，从而塑造大学生健康的生态人格。

3.3 开展生态实践活动

任何人格都是意识和行为的统一体。生态人格内在地包含着实践的要素，反过来说，生态人格的塑造也离不开生态实践的锤炼。因此，大学生生态人格的培育不能停留在课堂教学中， 也不能局限于生态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上，还要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大学生开展生态实践活动。首先，在校内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态文化活动，如倡导光盘行动、举行环保知识竞赛、开展以环保为主题的演讲等等，以此激发大学生参与生态道德实践活动的热情。其次，还要带领学生走出校园，通过生态旅游、生态调研等生态体验活动，激发大学生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道德情感。再次，引导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摒弃乱丢垃圾、践踏草地等破坏环境的行为，倡导低碳、环保、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实践中提升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识和生态道德情感， 从而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习惯，促成大学生人格的完善，塑造大学生健康的生态人格。

参考文献：

[1]（美）埃里希・弗洛姆著，关山译.占有还是生存[M].上海三联书店，1988：83.

[2]邱占勇.试论大学生生态环境道德教育机制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4）.

[3]利奥波德著，侯文惠译.沙乡年鉴[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28.

[4]曾建.寻归绿色――环境道德教育[M].人民出版社，2004：7.

篇1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保护传统文化与乡村道德文明过程中，乡村们是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文化对他们具有约束和维系的作用，同时，文化可以保持着乡村凝聚力和认同感，具有稳定社会生产生活和心态的作用。这些有形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是乡村的文明之魂，是独特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方式。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我们农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这样具有浓厚乡土特色文化项目，也得到了相应的传承与培育。如：“贵定音寨布依第一村”、“布依九板十三腔十八调”、“苗族巫舞雷公舞”、海葩苗“芦笙长鼓舞”、布依“三棒鼓”等就得到了保护并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同时，在保护与利用中，对一些古村落和古建筑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不到有效保护，仍然有一些遗产在村庄整治或者搬迁中遗失，比如，优良的文化传统、独特的风俗民情、精彩的传统技艺等没有得到完整的保护，尤其是农村搬迁后，农村的文化生活就变得格外的单调无趣，农民的精神家园也多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一、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是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

传承与繁荣民族传统文化是非遗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共同目标。这方面贵定音寨布依第一村的建设即是成功的一例。音寨人对其“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民歌的文化价值开展了搜集、整理、出版、传教、普及等活动，进行了切实有效的保护。就是因为音寨民众的这种“文化自觉”，才使得音寨拥有美丽的灵魂。从它们成功的实例中，我们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当文化的拥有者真正认识到了文化遗产的价值，才有可能对文化遗产做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因此“文化自觉”是建设美丽乡村以及使乡村民众不迷失精神家园最根本、长期的、内在的、可持续的机制和动力。非遗作为能够集中体现传统民族文化价值的载体，也是普通民众在内的培养形成的文化的最好资源和平台。

对于“美丽乡村”的建设，不要只要求物理空间的建设，更要讲究文化的空间，特别是在文化空间建设中处理得恰当，那么将可以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同时，乡村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比如，把乡村中的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等历史文化遗迹遗存给充分的发掘和保护，把丰富的文化思想——人居文化、农耕文化和山水文化等不断的挖掘和弘扬出来，以此培育和建设出一批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地方文化项目，这样一来，不仅把乡村的人居、生态等环境优化美化，还能真正的把“美丽乡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

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形或者无形的储存这多种文化，这些都是乡村的文明之魂，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学术及审美的价值，都疑结着乡村人民的一种精神价值，并且还是民族精神独有的文化。有了这些因素与精神的支柱，“美丽乡村”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不断的促进文化生态系统组成统一，并逐步的完善。

二、非遗本质是活态的，蕴含着文化的价值观念

“美丽乡村”文化在传承与保护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以乡村社会为基点进行的保护，而不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乡村社会中分割出去进行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自发形成的智慧。总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乡土民众的精神家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长的乡村社会紧紧连在一起进行建设和保护，才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这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最有效途径和方式。有专家认为，很多的文化我们不能就单独把它的生存环境或者背景中分离出来，要尊重非遗特有的形状和适应环境的结构性，不要只关注或者保护其静态的环境，要从其活态的存在方式和过程来保护。如果不这样做，就只能使原本活态的文化遗产变成毫无生命力的遗产标本。

三、“美丽乡村”建设保护并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为了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需求而产生的，是劳动人民群众通过多年的生活生产中积聚的智慧结晶。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和道德有特殊的启蒙与教化作用；保持乡村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社会稳定；调节调节乡村社会生活和心态的作用。

乡村历史的创造者是广大农民群众，同时也是乡村文化的享有者。广大农民群众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也是非遗的享有主体和保护主体。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美丽乡村”建设或者是非遗保护，都起主导和推动的作用，最终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实践。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和非遗保护中，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识到民间和群众的底气就是非遗最原始禀赋，要充分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因此，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不但可以引导广大乡村人民在新环境中传承文化，同时也是在享受了传统文化的成果。在乡村文化保护中，要充分的发挥其人民群众的才智，光靠政府的措施也不能完全做到的，但是政府在这保护和传承上也应该多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加上建立一个良性的传承机制，这样才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重视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是我们现在“美丽乡村” 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必要需求；在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从静态的改善和建设，还需要从活态中唤起乡村人民对自己家园的记忆和认同，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得到复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