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证券投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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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教育厅、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计划项目“上市公司证券投资的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研究"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主持人：吴战篪，编号：wym09050），并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暨南大学创新基金：A股市场估值的心理因素研究，课题编号：wym09050）”以及“暨南大学优秀本科推免研究生科研创新培育计划项目”的资助。

作者简介：吴战篪（1975―），男，暨南大学会计系(广州，510632)，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投融资与盈余管理。

李晓龙(1987―)，男，暨南大学会计系(广州，510632)，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与证券投资。

一、引 言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参与证券投资，就非金融类公司而言，2007年参与证券投资的有706家，2008年虽有金融危机，但参与的仍有697家，2009年为731家，2010年多达757家，近一半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参与了短期证券投资。上市公司对证券市场的投资如果出于资金管理或战略并购的需要，则是一种正常的投资理财，但过度投资于证券市场，则是一种非效率投资。因为从公司自身来看，非金融类上市司并不具备基金、证券等专业机构投资者所具有的资源优势。从市场总体来看，如果非金融类公司将从证券市场取得的资金再重复运用于证券投资，很可能导致虚拟经济膨胀而实体经济不足，不利于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和发挥其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监管机构一直高度重视上市公司对证券市场的投资，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设计了一系列控制措施遏制上市公司的过度证券投资。200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4号――证券投资》（以下简称“指引”）。该“指引”规定了上市公司不得利用新股募集资金或者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明确“上市公司证券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应在投资之前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证券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或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在投资之前除按照前款规定及时披露外，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应向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渠道进行投票”。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首先检验了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证券投资现象，发现在2007年至2010年间每年均存在100到200多家上市公司存在过度证券投资现象。其次为解释其形成原因，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变量与过度证券投资量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二者并无显著相关性；最后通过对投资者情绪与过度证券投资量的检验，发现过度证券投资与投资者情绪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的成因并非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而是投资者情绪的高涨。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由于有价证券可以转化为现金，詹姆斯（1971）［1］将企业短期有价证券组合分为备用现金、可控现金和自由现金三部分。若企业期初自由现金较多，企业在下一会计年度内会增加有价证券从而提高资金管理的收益。由于企业对其负债具有还本付息的压力，当企业负债较高时，证券投资的自由现金部分较少，而公司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能力对证券投资进行专业化经营。Myers(1977)［2］(147-175)认为低成长性企业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则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而投资一些短期高风险项目，因此当公司的销售增长率和资产收益率较低时，上市公司会选择证券投资来提高收益率。上述分析表明企业正常的证券投资量由公司的自由现金、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和公司的主业投资机会决定，为此本文借鉴Richardson( 2006)［3］(159-189)对过度投资的判定方法以及“指引”对过度证券投资的判断，认为若公司的实际投资量超过正常投资量，且达到“指引”提出的需进行信息披露的第一项标准，即证券投资总量超过1000万，则为过度证券投资。

由于“指引”试图通过公司治理机制来遏制过度证券投资，因此本文首先研究过度证券投资是否源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Jensen 和Meckling 指出股东与经理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4］(305-360)主要体现在管理层对待项目风险的态度和方式可能与股东不同。这种冲突反映在企业投资领域就是各种非效率投资行为，而过度证券投资显然是一种非效率的短期投资行为。管理者为什么会选择短期投资呢？Narayanan（1985）［5］(1469-1484)指出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不能完全确定其价值前，管理者会选择次优的短期项目，增长公司当前业绩，使自身获得更高薪酬。Lundstrum（2002）［6］(353-371)认为在经理人市场和股东根据投资项目的业绩推断经理能力的情况下，经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声望和将来的报酬，就可能过分追求短期结果。

依据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管理者可能从自身利益（提高薪酬，保留职位）的角度选择过度短期证券投资从而提高短期业绩、有损公司的长期价值。较好的公司治理则有助于抑制管理者“投资短视”。在公司治理激励机制中，较高的管理层持股有助于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利益挂钩，从而减少其对短期薪酬的关注；在公司约束机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比率和独立董事的数量越大，则对管理者的监督越强，降低了管理者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抑制管理者的短期投机动机；另外公司过高的管理费用意味着公司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较多，公司治理机制的效果存在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假设1：

上市公司的过度证券投资量与管理者持股、公司实际控制者持股比率、独立董事的数量、管理费用呈负相关关系。

传统财务理论假定企业的经理人与投资者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者, 尝试通过激励约束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使得公司管理人员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实际上，公司的投资者与管理者并不总是理性，“指引”寄望于通过公司治理机制遏制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可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行为财务理论从投资者非理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股权融资渠道模型”认为投资者情绪会影响企业的股权融资数量和成本，从而影响投资行为。Stein( 1996)［7］(429-455)的“市场时机选择模型”认为理性的管理者会通过选择市场时机来发行或回购股票，进而影响投资项目。Baker、Stein and Wurgler (2003)［8］(203-218)的研究表明投资水平与股价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股权融资依赖程度越高, 企业投资对股价波动就越敏感。Polk and Sapienza（2009)［9］(187-217)认为在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管理者可能增加（减少）投资以主动迎合投资者高涨（悲观）的情绪, 而迎合程度取决于股东的预期与企业的不透明程度。花贵如等（2010）［10］(49-55)以中国市场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 而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上述研究表明在投资者情绪高涨而管理者理性的假定下，管理者可能因股价高涨、融资成本较低而融入资金，这可能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即使管理者不融入股权资金，也可能出于迎合投资者非理性的需求来过度投资。由于短期证券投资对企业资金的敏感性，即使“指引”限制了利用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管理者也可能因为资金总量充足来加大投资证券市场。从迎合角度来看，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管理者可能因市场投资者情绪的高涨加大证券投资来提升短期业绩从而迎合短视的股东，这样的行为源于管理者可以利用现行会计准则对证券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吴战篪、罗绍德、王伟，2009）。［11］(42-49)如果放松管理者理性的假定，则结果更为确定，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非理性的管理者会受到市场投资情绪的感染，表现出类似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为此本文提出假设2：

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量与投资者情绪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论文首先借鉴Richardson (2006)研究企业过度投资的模型，依据模型(1)估算出上市公司正常证券投资水平，若模型的残差项为正，则表明过度投资，为负则投资不足。由于按该方法不存在投资正常的公司，为此本文认为若残差项为正的公司同时达到“指引”提出的证券投资总量超过1000万，才成为过度证券投资的公司。随后，用过度证券投资公司的回归残差（上市公司实际的证券投资减去估算的证券投资）作为因变量来考察过度证券投资。

ASItAssett-1=β0+β1Casht-1Assett-1+β2Levt-1+β31Assett-1+β4Inst-1〖〗Assett-1+β5Growtht-1+β6Roat-1+β7∑Industry+β8∑Year+ε(1)

其中：ASIt为t年的平均证券投资量，Casht-1、Levt-1、Assett-1、Inst-1、Growtht-1、Roat-1分别为上期年末的自有现金、资产负债率、总资产、证券投资量、销售增长率、资产收益率，Industry 、Year为行业和年份变量。

其次，本文采用模型2检验假说1，考察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对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模型如式(2)所示：

Overt(Undert)=β0+β1SR_SMt+β2SR_Accontrolt+β3RAEt+β4IdRt+β5Casht-1Assett-1+β6Levt-1+β7Inst-1Assett-1+β8Roat-1+β9∑Industry+β10∑Year+ε(2)

其中：Overt和Undert分别指代公司证券投资量过度和不足；SR_SMt为高管持股比率；SR_Accontrolt为实际控制者所占股权比例；RAEt为管理费用和营业总收入的比值；IdRt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根据模型(1)的研究，拟采用期初现金持有比率、资产负债率、上年证券投资量、资产收益率、行业和年份作为控制变量。

最后，本文采用模型3检验假说2，以考察投资者情绪对过度证券投资量的影响。本文借鉴Polk 和 Sapienza (2009)、花贵如（2010）等的研究，选用动量指标上市公司年累积收益率（CUReturn）、股票的市盈率（PE）和年份变量（Year）作为投资者情绪的指标。具体模型如(3)所示：

Overt(Undert)=β0+β1PEt+β2CUReturnt+β3∑Year+β4Casht-1Assett-1+β5Levt-1+β6Inst-1Assett-1+β7Roat-1+β8∑Industry+ε(3)

其中：Overt和Undert分别指代公司证券投资量过度和不足；PEt为市盈率，CUReturnt为股票的累积年收益率，Year为年份变量，用来衡量市场整体情绪对证券投资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与模型(2)类似。

四、检验结果和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全部来自CSMAR数据库、RESSET数据库，数据处理使用SAS 91和Excel 2007。在数据选取上，考虑到金融保险类行业特殊性，本文拟采用2007-2010年间在我国A股市场上的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关于证券投资量的计算，采用“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到期投资”三个科目数据之和。对于尚未使用新准则的2006年，采用“短期投资”科目的数据替代。在样本选取上，首先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金融类行业的样本剔除。其次，剔除ST和PT等存在特殊交易和变量缺失的数据，总共得到2666个样本。

（二）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检验

本文用模型(1)检验了是否存在过度证券投资，如表1所示，我国有接近50%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参与证券投资，且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证券投资。研究发现，公司证券投资量与公司期初现金显著正相关，而与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而公司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增长率对公司证券投资影响不明显。此外，信息技术业、房地产业等主业迅速增长的企业证券投资量较少；2007年的系数显著正相关，说明证券投资受到市场整体情况的影响。

（三）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证券投资的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表2列示了模型(2)的检验结果。本文除检验过度证券投资公司的过度证券投资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变量的关系外，还以非过度证券投资公司为参照。结果发现，过度证券投资量(Over)与所有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均不存在相关性，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的好坏不是过度证券投资的成因。非过度证券投资量（Under，残差的绝对值）仅与管理费用负相关，这表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能有效遏制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

（四）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证券投资的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3)的检验结果。本文除检验过度证券投资公司的过度证券投资量与投资者情绪的关系外，还以非过度证券投资公司为参照。结果发现，在过度投资样本中，公司的估值水平（PE）与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量不存在相关性，这表明“股权融资渠道”并不构成过度证券投资的动因，这可能是因为深交所的“指引”对募集资金用于证券投资进行了较严格地限制。而公司年累积收益率（CUReturn）与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量（Over）呈显著地正相关，这说明“迎合渠道”构成了过度证券投资的动因，管理者因公司投资者情绪的高涨进行短期证券投机以迎合部分投资者需求，而该项收益在现有会计准则下可以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提高公司的短期业绩，这满足了短视性股东的要求。而衡量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的年份变量Year中2007年（Yearl）的系数与过度投资量显著正相关，由于2007年是公认的大牛市，这表明上市公司管理者在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高涨时受到投资者情绪的感染，加大对证券市场的投资，管理者如同普通中小散户一样具有“羊群效应”。与之对应的是，在非过度投资样本中，公司投资者情绪的指标（CUReturn）与投资不足量（Under，残差的绝对值）负相关，说明公司投资者情绪越高，证券投资不足越少，投资者情绪对证券投资不足具有抑制作用；而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指标与投资不足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非过度证券投资公司中的管理者是理性的，恰好说明过度证券投资公司的管理者和投资者都存在非理性因素。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仿效辛清泉等( 2007)［12］(110-122)的稳健性测试, 将模型的残差按大小等分成三组，残差最大的一组为投资过度组，残差最小的一组为投资不足组，回归分析发现，过度证券投资的公司有889家，与投资者情绪、期初现金等显著正相关；而证券投资不足的公司有1103家，与期初现金、年份变量显著相关，而与投资者情绪不相关，支持前文论述。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参与证券投资，且存在一定的过度证券投资现象；（2）我国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的动因并非基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下管理者对股东利益的侵犯；（3）在公司投资者情绪高涨时，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存在对投资者情绪的“理性迎合”动机，这是过度证券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4）在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高涨时，管理者会受到投资者情绪的感染从而加大对证券市场的投资，是过度证券投资现象的另一重要成因。

过度证券投资是一种非效率性投资，不利于公司价值最大化和市场整体资源优化配置。正如Richardson(2006)所认为的那样，①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公司治理同过度证券投资的关系很小，而同投资者情绪的关系很大，这涉及到投资者和管理者非理性的问题。在管理者并非出于侵犯公司股东利益，而是迎合投资者情绪或受投资者情绪感染的情况下，仅通过公司治理机制来规范上市公司的证券投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指引”通过信息披露或者表决机制难以改变管理者的非理。必须加强投资者和管理者教育，使其认识到过度证券投资行为的危害或许是更有效的途径。

注 释：

①Richardson(2006)认为，同众多研究者的结论一样，公司治理结构同公司价值或公司决策的制定相关性较弱，在大样本的背景下，仅仅有一些公司的治理措施同过度投资相关，例如拥有较积极的股东和一定反收购条款的公司，其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很小。

主要参考文献：

［1］James M Stancill The Management of Working of Capital［ M］ Scranton,PA: Intext Educational Publisher，1971.

［2］Myers SC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es，1977, 5（2）.

［3］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11.

［4］Jensen M, Meckling W The theory of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

［5］Narayanan, MP Managerial incentives for short-run results ［J］ Journal of Finance, 1985,40.

［6］Len Lundstrum Corporate Investment Myopia：A Horse race of the Theorie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2，（8）.

［7］Stein, J Rational Capital Budgeting in an Irrational World Journal of Business, 199669.

［8］Baker，M，Stein，JC，and Wurgler，J When does the market matter? Stock prices and the investment of equity-dependent firm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3.

［9］Christopher Polk, Paola Sapienza The Stock Marke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A Test of Catering Theory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 2009, 2(1).

［10］花贵如，刘志远投资者情绪、企业投资行为与资源配置效率［J］会计研究，2010，11.

［11］吴战篪，罗绍德，王 伟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盈余管理研究［J］会计研究，2009(6).

［12］辛清泉，林 斌，王彦超 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07(8).

Corporate Governance, Investor Emotion and Over-investment on Securities

篇2

国内的文献从财务特征、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等角度分析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也有从股市收益波动、政府监管的角度分析。吴文莉（2011）发现股市收益波动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变化呈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牛市中更为显著，在国有企业以及监管行业企业中也更为显著。陈玖竹（2012）以我国制造类上市公司为例分析了经理人短视对证券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换手率和证券投资额呈显著正相关，大盘走势和证券投资额呈负相关。与吴小莉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陈玖竹认为熊市这种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吴文莉（2012）通过分析近年来上市公司可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与其现金流和货币资金变动的关系，发现非国有企业炒股的资金更多来源于经营现金流，而国有企业证券投资的资金与借款现金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吴战箎、李素银（2012）重点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者基于自身利益的短视行为，研究发现大量上市公司管理者存在投资短视行为，其中管理者的年龄、经营能力对这种行为影响较大，与管理者薪酬和持有比例不存在显著关系。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目前尚没有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投资与主营业务发展之间关系的全面研究。为了更好地形成对比，本文假设制造业上市公司如同前人对所有上市公司研究得出的结论，即会过度参与证券投资，探索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规模对主营业务产生的影响。

1.2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投资的分析

制造业是指对制造资源（物料、能源、设备、工具、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力等），按照市场要求，通过制造过程，转化为可供人们使用和利用的工业品与生活消费品的行业，包括扣除采掘业、公用业后的所有30个行业。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分和经济转型的基础。当前我国制造业正从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较低向现代化、环保化、管理的科学化方向转型。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尚不成熟，其突出表现就是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投资者的非理性程度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带来了大量的投机机会。近几年来，通常作为投资客体的上市公司也热衷于二级市场买卖股票。A股市场上不仅参与证券投资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投入资金也越来越大。2011年有40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参与证券投资，初始投资额由2010年的437.05亿元增加到727.53亿元，增幅为166.46%。以之相比较的是，这些上市公司201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降幅为12.64%。上市公司的投资动机从原来的闲置资金保值增值转变为倾向于主动投资，更有甚者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利用募集资金进行短期证券投资。上市公司参与证券投资可以获取短期收益，但会减少企业投入正常经营的资金，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而一旦投资亏损，会“吞噬”企业正常经营获得的收益。如兰州黄河，2011年公司亏损1459万元，而在2010年公司盈利为1.02亿元，造成业绩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股票投资亏损。

雅戈尔2011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为-20.49%，公司净利润为17.63亿元，仅投资收益14.43亿元，占比81.85%，2011年四季度共持有24家其他上市公司股权。制造业上市公司主要投资于实体经济，如果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热衷于短期证券投资行为，将可能对上市公司自身的主业经营发展战略及证券市场甚至国家经济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对此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投资也做了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7年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4号———证券投资》在以下三个方面限制上市公司炒股：不得炒作自己的股票；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炒股；不得使用银行贷款炒股。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9年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亦有如下规定：上市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是公司最近12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二是公司应承诺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后12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可见监管部门认为上市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属于高风险行为。本文正是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今年来该类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详细数据分析其投资现状，具有实际意义。

1.3主营业务发展与公司证券投资规模

理论指出，股东与经理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具体表现在两者对待项目投资风险的态度及处理的方式不同，由此就会导致企业存在无效率投资的行为。上市公司参与证券投资正是一种因投资短视而产生的无效率投资行为。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不遵循最佳投资政策，而选择那些能迅速回报但并不能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项目进行投资。管理者的投资短视行为使得企业追求短期收益，延迟甚至放弃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投资项目。自由现金流量理论认为，当公司主营业务成长性不佳时，通常也是公司处于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或衰退阶段，此时公司会拥有大量的自由现金。在我国制造业转型期间，公司往往缺乏长期价值投资项目，在没有完成产品结构调整战略时，在新的利润增长点尚未出现之前，上市公司有可能将过多的现金流投放到短期证券投资上以博取高风险的差价收益。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设认为制造业上市公司会因为前期主营业务成长性不佳而参与证券投资。

假设1：前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与当期证券投资规模之间负相关。另一方面，如果制造业上市公司过度利用富余资源投资于证券市场，可能会影响主营业务经营发展，诸如造成主营业务研发支出的不足，损害公司的长期发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投资与主营业务发展的影响。主营业务利润率是指企业一定时期主营业务利润同主营业务收入净额的比率。它表明企业每单位主营业务收入能带来多少主营业务利润，反映了企业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是评价企业经营效益的主要指标。主营业务利润率越高，说明企业主营业务市场竞争力强，发展潜力大，获利水平高。该指标反映公司的主营业务获利水平，主营业务突出，主营业务利润率高的上市公司应当专注于主营业务的稳定发展，回避证券投资这类高风险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率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程度。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资产扩张投资项目，表明企业长足的盈利能力能够有所增强，如果公司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必然会减少无效率的投资。因此本文选用主营业务利润率代表主营业务的获利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率反映公司在主营业务上的投入，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证券投资规模与当期主营业务利润率之间负相关。假设3：证券投资规模与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率之间负相关。假设4：证券投资规模与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之间负相关。

2研究设计与样本

2.1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时段为2008年到2011年，采用半年度数据，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样本中剔除了ST公司、B股公司、数据不全及异常数据的公司，最后得到1420个观测值。财务与市场数据来自聚源数据库与和讯网。本文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和作为上市公司证券投资支出总额。

2.2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借鉴吴文莉（2011）及吴战篪、李素银（2012）的模型，提出本文的回归分析模型。模型（1）中I为上市公司证券投资支出总额与当期总资产的比值，反映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规模。模型（2）中的L为反映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状况的三个指标，即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当期主营业务利润率和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率。

2.3描述性统计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投资占总资产的比率为2.1%，标准差为4.1%，可见不同上市公司参与证券投资的规模差异很大。2008-2011年样本中，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20.7%，但方差为55.2%，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之间主营业务成长性差异很大，对比上一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均值可以发现，整体来看，参与证券投资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普遍比去年同期要低。

3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利用SPSS16.0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均在1%的水平显著。此外，通过对VIF值的检验，多重共线性对本文的影响不大。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前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当期证券投资支出之间没有影响，假设1没有得到支持，说明整体来看，对于参与证券投资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来说，并没有证据表明上市公司是因为主营业务成长性不佳而参与证券投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与证券投资支出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参与证券投资对主营业务影响并不显著；主营业务利润率与证券投资支出之间在0.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即主营业务获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在证券上投入越多，这一现象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固定投资扩张率与证券投资支出之间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在增加固定资产投入时会减少证券投资规模。实证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入越大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会减少在证券市场上的投入，但主营业务盈利能力高的上市公司却增加证券投资，有不务正业的现象。

4结论及政策建议

篇3

一、营运资金管理的含义

从会计的角度看，营运资金的内容包括现金、证券、应收账款、存货等。现金和有价证券对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企业的现金闲置太多，那么资金的价值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企业可以把闲置的现金转换为有价证券投资，合理的投资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营运资金周转率和周转率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企业经营资金比例的应收账款所占比例较大，那么公司的经营风险会增加，公司资金周转量不足；存货周转速度缓慢，变现时间较长，影响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同时存货的储存还会导致相关管理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如果存货缺乏流动性，企业将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难以扩大业务，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把营运资金管理放在企业的关键位置上，处理好现金和有价证券的周转，建立完善的应收账款回收预警机制，合理的提高存货周转率，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二、营运资金管理的特点

一般来说营运资金管理具有如下特点：

（一）营运资金的来源具有灵活多样性

公司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收入营运资金，包括在银行等公办机构获得的贷款，在民办信贷公司获得的小额信贷；从营销对象处获得款项等。

（二）营运资金的数量具有波动性

很多企业营运资金数量的季节波动大，如一些旅游性质的企业，旺季的营运资金占全年的一半以上，淡季的营运资金周转缓慢，额度占全年营运资金比例低。

（三）营运资金的周转具有短期性

营运资金的周转周期不是固定的，各个行业、企业都会存在不同，这不同之处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企业要想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在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就要保证营运资金可以在短时间内周转，迅速投入产品一轮又一轮的生产，创造更多的价值。

（四）营运资金具有多变性

营运资金的表型形式有很多，并且各种表现形式可以在短时间内相互转化，现金和应收账款可以相互转化，存货可以转化成应收账款和现金。营运资金在什么时间处于什么形态就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决定了，如果营运资金长期处于一种形态，那么这一定会影响到资金的利用效率。

三、营运资金管理的内容

（一）现金管理

现金在企业的发展中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企业的根本所在，没有现金的企业根本无法运营管理。公司的现金发展情况，关系到企业的发展经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企业竞争的日益剧烈，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如何合理的提升企业的现金管理水平，发现并控制出现的经营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提高企业资金的发展利用率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短期有价证券投资管理

短期证券投资是指企业在进行证券投资时，并没有打算长期持有，要在短时间内转换为现金或是其他资产，通常表现为购买股票基金债券等。

一般来说，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利用资金，公司都会持有有价证券，进行有价证券投资。合理的投资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很多一部分有价证券风险不高，又有极高的变现能力，像一年以内的国债这类有价证券几乎不存在风险。企业在资金缺乏时，可以将短期国债和其他证券变现纳入企业的流通资金，并在资金充裕时买入短期投资证券，获得投资收入。一些公司的营运资金有较大的季节性，淡季时营运资金往往处于闲置状态，这时就可以进行有价证券投资。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可以得到大量的资金用于业务拓展，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因此，提高短期证券投资管理水平，是企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应收账款管理

应收账款指的是生产销售的商品在卖出时应该收回的款项，应收账款属于短期债务，属于流动资产。

企业只要有商业信贷行为的存在，它就会呈现在应收账款中，应收账款已成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可以为企业带来盈利，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但是，由于受销售对象营运状况以及大的经济环境的影响，并不是每一笔应收账款都是可以按期收回的，如果收取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经营单位的财务安全。因而，应依据自身状况树立和完善应收账款系统。在严格执行坏账准备政策的同时，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防备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

四、营运资金管理案例分析――以国美公司为例

国美公司在经营之初只是一个传统的小规模商铺，但现在它已成为家电行业巨头，国美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成为如今的商业巨头，其管理模式和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以国美公司为例分析营运资金管理方面的得失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存货周转率分析

存货周转率（数量）=货物的销售/平均库存余额，以及存货周转率（数）=营业收入/平均库存余额，主要用于盈利分析，这种方法。平均库存余额（=开始库存+期末库存）/ 2，库存周转天数=计算周期/库存周转率。

家电零售业库存周转天数一般为56天。国美电器公司的库存周转天数约为50，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表明国美的存货周转天数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库存周转速度快，存货转化为销售收入所需的时间短，相对成本低，经营业务成功，竞争能力强，这是国美能够成为“商业巨擘”的一大助力。然而，国美仍有改进库存管理的空间：国美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生产物美价廉的高质量商品，提高产品销量降低相对成本；可以通过市场调查，分析产品需求量生产适量的产品，降低产品的管理、运输费用。

（二）应收账款周转率分析

应收账款周转率=当期销售净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其中，应收账款平均余额=（期初应收账款余额 +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除以2，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0除以应收账款周转率。

近几年国美公司的应收账款率大致在285左右，这说明国美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时间短，变现能力强，可以说这是国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因素。国美在这方面的管理还是很成功的，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坏账风险的存在仍需引起国美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年国美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国美的应收账款风险正在加大，管理优势正在消逝。因此，国美应完善管理机制，加强对应收款项的关注，确保能够按时回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降低财务风险。

（三）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总资产周转率（次）=净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总资产周转率=销售额/总资产。总资产周转天数=360÷总资产周转率（次）。

国美2010-2014年的总资产周转率均值是1.43，家电零售业的总资产周转率是1.00，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总资产周转天数短，说明国美对固定资产的利用、管理的效率较高，销售能力强，这是国美竞争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资产管理仍是国美不能忽视的，只有不断完善自身，才能实现自身价值保持长久发展。因此，国美应该加强资产的利用效率，通过增加维护、保养支出提高其使用年限，提高生产能力。

总之，营运资金已经越来越引起企业管理层的重视，在企业的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对资产和负债的管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所在。管理得当，可以充分利用资金，加快企业发展速度和规模，管理不当，可能会出现财务危机，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

参考文献：

[1]刘姝婷.江西铜业营运资金管理案例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4.

[2]王竹泉，逄咏梅，孙建强.国内外营运资金管理的回顾与展望[J].会计研究，2007（02）.

篇4

一、引言

证券投资账户在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证券投资账户对于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是非常必要的。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差额在1997年之前都很小,在资本与金融账户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而1997年开始大幅上升。随着我国分别于2002年11月和2006年8月先后推出QFII和QDII制度,资本市场不断对外开放,不仅使得我国的资本市场得到了全球资本的空前关注,也为国内企业和个人购汇对外金融投资提供了规范的渠道。近年来,我国证券投资项目呈现两大特点: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特别是股本证券的投资快速增长；我国机构对外证券投资大幅增长。但是,我国国际收支中证券投资账户大多表现为逆差,尤其是2006年逆差达676亿美元,是上年的12.7倍。逆差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虽然证券投资逆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的资本账户顺差,但是越来越多的证券投资逆差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调节证券投资账户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要符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本文在解析中国证券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证券投资账户运行的动态规律以及各种关键因素对它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证券投资账户解释变量选取及数据整理

(一)解释变量的选取

总体来看,中国证券投资规模较小,管制较严,开放程度较低,因而影响的因素主要以政策及短期的冲击因素为主,另外还受一些长期的宏观影响因素的左右。从时间趋势来看,我国资本项目下证券投资的开放程度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说明我国对证券投资政策时紧时松,是渐渐放松的过程。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等政策出台和业务的开展,证券投资项目更加活跃。从证券投资项目的特征和规律来看,解释变量具有以下重要的作用:

1.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EOSM):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证券投资规模小、管制较严的证券投资账户十分重要。开放程度高,则证券投资较活跃,可扩大投资规模,从而扩大证券账户的余额。但我国传统上对证券开放程度的测量没有一种固定而有效的方法。笔者现以美国为参照,假定美国的开放程度为完全开放,则中国证券账户的投资规模同GDP的比例除以美国证券账户同美国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度的指标。

2.国内外的实际利差(ISRR):利率是资本的收益,同时也是资本的机会成本,一个国家国内外的利差,是驱动其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但是名义的利率并不能反映中国与外国利差的真实情况,真正驱动国际资金流动的是真实利差。笔者选取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利率,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反映两者的真实利差。

3.实际汇率(RFER):汇率是影响证券投资及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国际资金围绕汇率进行的套汇及投资行为对我国证券投资账户的影响同样十分重要。笔者认为,汇率的变动可能会影响我国证券投资规模的大小。

4.外汇储备(BFR):一国外汇储备,表明了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需要和能力的大小,外汇储备多,则以外国债券形式表示的外汇的数量就多,购买的能力也越大。而我国商业银行外汇头寸的调拨又在证券投资账户中起重要作用,因而可作为对证券投资账户的解释变量。

5.财政赤字:如果一国财政赤字严重,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和影响经济的发展,但它有一定的通胀预期。加上税收的关系,通常会引起包括通过证券投资方式在内的资本外逃。

6.汇率的预期:对汇率稳定的预期会减少证券投资活动的活跃程度,从而减少证券投资的余额规模；相反,对汇率变动的强烈预期是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会增加证券投资余额规模。1998年资本外逃现象的出现跟汇率贬值的预期有很大关系。近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也是证券投资账户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7.亚洲金融风暴:众所周知,1998年爆发了影响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很显然,这一因素对我国证券投资账户余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确定市场经济的方向,从1993年开始,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开始顺差,并逐年递增。我国在1998年之前证券投资账户余额还是顺差。但是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受到外资的冲击,资本大量外逃。1998年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出现大额逆差,针对这一影响因素,笔者选取了虚拟变量D2来度量这一影响因素,在1998年以前为0,在1998年及其之后为1。

8.QFII:它是影响我国证券投资账户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我国QFII启动较晚,2002年11月中国证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QFII制度进入试点,累计投资额度上限为40亿美元。2003年6月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和野村证券株式会社成为首批获得投资额度的QFII。直到2007年12月,QFII投资额度扩大至300亿美元,QFII的额度相对证券投资账户额来说较小。笔者采用虚拟变量D3来度量这一影响因素。以2003年第一支QFII进入中国为分界线,2003年之前为0,2003年及其之后为1。

9.经济增长率(GDPR):经济增速是反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直接的指标,他反映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增长率过低,预示着整体经济进入衰退期,如果出现持续降低,可能会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引发资本外逃；经济增长率高,可以增强投资者对该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吸引资本进入。所以经济增长率因素对证券投资账户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

证券投资账户余额PIB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1982-2007年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美两国利率分别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美国劳工部网站(bls.gov)。中美两国的物价水平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和美国劳工部。中美的汇率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中国1982-2007年的GDP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

三、实证部分

(一)平稳性检验

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如果两个变量存在时间趋势,即使两者不相关,也有可能出现较高的R2值。所以,如果两个序列非平稳,即使两个序列互相独立,在经济上也无任何相关关系,但用传统的回归方法及显著性检验时,仍可能会显示出两者在统计上有高度的相关关系,即出现所谓的“虚假回归”现象。此时,传统的统计变量如R2、t、F检验都不能用来判断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回归关系的依据。基于此,本文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鉴于实践中的运用,笔者采用ADF检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5.1软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PIB、ISRR、EOSM、GDP、BFR、RFERl六个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检验,表明这六个变量是非平稳的。对这六个变量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再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以上六个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这六个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因此这六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即均为I(1)过程。

(二)模型的建立

根据现代计量经济理论,当两个序列具有同阶单整,就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那么证券投资账户影响因素的待估计模型可以设定为:

PIB=β0+β1ISRR+β2EOSM+β3RFER+β4GDPR+β5BFR+β6D1+β7D2+β8D3+μ

其中β1,β2,β3,β4,β5,β6,β7,β8为各个影响因素的系数,β0为截距项,μ为随机误差项。

1.显著性检验

通过Eviews软件估计出各个系数的值,各个系数的显著性见表3。

从上面的结果来看,估计出来的方程式为:

PIB=24116.68624×ISRR-13229.64438×GDPR-12863.66009

×RFER-975335.5412×BFR-9401.280526×D1+17172.46207

×D2-3674.981025×D3-797208.3605×EOSM+60737.88391

从表3中可以看出,拟合出来的模型不十分理想。除ISRR、RFER、常数项的系数较为显著之外,其他的系数都不显著。从中可以推断出,虚拟变量D2的不显著,是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虚拟变量D1所表示的对将来汇率预期存在重复性,因为1998年金融风暴使得投资者产生了汇率预期。所以这里保留D1,剔除D2的影响。虚拟变量D3的不显著性是由于QFII的数量太小,所占证券投资账户额的比率太小导致的,也应给予剔除。

2.相关性检验

另外,通过对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个别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ISRR和GDPR的相关系数为0.627925,这两者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当一个国家处于高经济增长率的情形下,资本在高经济增长的国家投资收益将高,并且投资者对该国的经济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外资流入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为了防止经济的泡沫和经济过热,将会采取扩大利差的行为。因此可以只考虑ISRR的影响,而剔除掉GDPR的影响。

还可以看到,ISRR和BF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32356,这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较高的负相关性。在现实情况中,还可以了解到,我国通过外汇储备途径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当外汇储备增长越大时,通过这一途径投放的基础货币也越大,这将使得我国的利率下降,从而扩大利差。这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有理由剔除BFR因素的影响,而用ISRR来代替这种影响。

经过进一步分析,根据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和相关因素经济意义的考虑,剔除了重复影响的因素及作用不明显的因素,保留了ISRR、RFER、D1、EOSM这四个有明显影响力和不存在明显相关性的解释变量,笔者重新建立了回归模型:

PIB=β0+β1ISRR+β2EOSM+β3RFER+β4D1+μ

通过OLS方法得出回归结果:

PIB=41728.99504+14276.30835×ISRR-1072503.802×EOSM-7711.491137×RFER-9513.401765×D1

其中,统计量的特征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在重新设定了模型以后,各变量系数都是显著的,F检验的结果也显著。

3.自相关检验

这里运用布雷殊-戈弗雷(BG或LM)检验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的问题,应用于回归模型结果如表6。

从检验的结果表明不能拒绝无自相关的假设,即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的问题。

4.协整检验

进一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笔者对模型的残差数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表7所示。

结果表明,可以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平稳。这就表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具有一种稳定的长期关系。

从上面的实证结果可知,ISRR的系数为正,说明中美实际利差为正,就会吸引外国的资金向中国注入,从而导致证券投资账户出现顺差。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利差对证券投资账户余额的影响相对较小。EOSM的系数为负,表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更多的资金是向国外流动,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制度与政治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及国内企业存在许多缺陷及对外国股权投资的热衷所造成资金外逃的冲动有关。从结果可以看出,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对证券投资账户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RFER的系数为负,表明了真实汇率的变动方向与证券余额的方向相反,在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种贬值预期,从而导致资金流出,使证券账户出现逆差。D1系数的负号,表明在存在变动预期的情况下,证券投资余额有反相的变动。这表明,我国汇率总体来说可能存在一种升值的预期,从而导致了这种反向关系。最后,从模型的总体结果表明,该模型较好地解释了证券投资账户余额的情况,有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据格兰杰定理,从上面修正后的模型可以得出误差修正模型,模型方程如下:

PIB=β1ISRR+β2EOSM+β3D1+β4RFER+β5ECMt-1+μ

其中,PIB、ISRR、EOSM、D1、RFER分别表示PIB、ISRR、EOSM、D1、RFER的一阶差分,ECMt-1表示滞后一期的RESIDUAL。

(三)回归结果

通过Eviews软件估计出各个系数的值,见表8所示。

通过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短期证券投资余额方程为:

PIB=10605.26535×ISRR-1280469.588×EOSM-7724.709517×D1

+1665.057042×RFER-1.20313529×ECMt-1-709.3398396

误差修正模型为:

PIB=10605.26535×ISRR-1280469.588×EOSM-1.20313529×ECMt-1

T值1.422889-2.795078-5.394787

-7724.709517×DD1+1665.057042×DRFER-709.3398396

-1.3335750.231971-0.311071

R2=0.750453Durbin-Watson=2.0768145

其中误差修正项为:

ECMt-1=DPI-(41728.99504+14276.30835×ISRR-1072503.802×EOSM

-7711.491137×RFER-9513.401765×D1)

误差修正模型描述的是各个变量之间短期波动的相互影响,PIB证券账户余额在短期内时根据实际利差、证券账户开放程度、汇率预期、实际汇率和长期均衡关系失衡程度来调整。从表8中可以看出,误差修正模型很不理想,所以,笔者剔除不显著的几个变量,剔除了DD1和RFER,重新做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PIB=-1256751.029×EOSM-1.214702179×ECMt-1+11756.23137

-2.87-5.521.77

×ISRR589.5842432

-0.27

R2=0.687798Durbin-Watson=2.079531F-statistic=18.62446

经过剔除变量之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还是-1.2,说明虽然被解释变量趋于长期均衡的关系比较显著,但是在短期内确定性变量对我国证券投资账户余额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在偏离均衡值之后一段时间内,较难得到调整。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同、中美的实际利差、中美的实际汇率、人们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同国际证券投资账户的余额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一个逐渐开放的经济实体中,证券投资将在国际收支的金融项目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证券化融资以其收益高、风险小、流动性强、投资大众化以及管理专业化等特点,正在逐步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国际证券融资在今后我国吸引外资政策中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当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推进利率市场化,有效引导资金流向；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稳定人民币币值的预期；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促进其健康发展；完善我国QFII制度下证券监管法律体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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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2007.

[6]姜波克.国际金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篇5

一、证券交易所得环节课税的理论依据

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以买卖证券资产产生的增值所得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种税，属于资本利得税的范畴。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立法者就资本利得税制争论不休，焦点在于资本利得是否为所得，如为所得是否实行特殊税收待遇，是轻税、免税还是重税。

(一)主张对资本利得不征税　所持理由是：(1)根据“所得源泉说”的立法思想，所谓所得是指在来源上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的收入，而那些一次性或偶发性的收入因其既不能长久又无规律性则不能列为所得，证券资本利得就是其中的一种。弗里茨・纽马克将其表述为，只有从一个可以获得固定收入的永久性来源中取得的收入，才应被视为应税所得。根据这一学说，资本利得本身价值的增值是偶发性、不规则的收入，不具有循环发生的源泉性质，是一种不能预期的意外收益，不应作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时资本转让过程中的损失也不能扣减其他应税所得。(2)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之所以增值乃至产生利得，大多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对由此而产生的证券转让收益征税，将会导致对资本的侵蚀，不利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3)交易所得因其没有规律性，往往需要冒较大风险才能获得收益，盈亏难以预测与把握，因此可以将其视为风险收入。若对证券转让收益征税，而对亏损又不予退税，结果会导致投资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从而阻止了资本的流动，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二)主张对资本利得征税　其主要依据是：(1)根据“净资产增加说”的立法思想，所得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投资者净资产的增加额，而不论其来源是否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美国经济学家黑格和西蒙斯将所得定义为，一个人的消费加上或减去其财产价值的增减额。因此，所得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资本性资产收益。资本利得与普通所得相比，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差异，因为两者都会使投资者的净资产增加，如果对资本利得不征税，显然是厚此薄彼，有失公平。(2)资本利得属于非劳动所得，劳动所得一般都要纳税，非劳动所得更应纳入课税范围之内。(3)证券利得税的征收可以调节某些证券投资者的巨额利润，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主张对资本利得征税的观点中，还存在着具体税制设计上的分歧。(1)关于资本利得计税依据的分歧。按照“净资产增加说”理论，对证券资本利得应该征税，但净资产增加的形式有两种。因此，在关于资本利得税计税依据的选择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设计方法：一是以增值表现为基础的计税依据。所谓增值表现，是仅在账面上看到了净资产数值的增加，但该部分价值并未实现，即“虚拟利得”。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以增值表现为计税依据的理论认为，资本一旦产生，无论其价值是否已经实现，都表明投资者获得了相应的经济生产能力或经济购买能力。因此，只要资本利得发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二是以增值实现为基础的计税依据。所谓增值实现，即由于资产的出售或转让所得使净资产增值。建立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上的以增值实现为计税依据的理论认为，资产在尚未出售之前，账面上所反映出来的资产增值只是潜在的“虚拟利得”，需要投资者另外拿出一笔钱来交税，甚至有可能迫使投资者提前出售有价证券来筹集税款，从而改变投资结构影响资本构成。再者对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进行测算和评估也是件不容易的事，费时费力，其结果也不一定准确。因此，只有当资产被售出或转让，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能对其资本利得部分征收利得税。(2)关于资本利得税负担轻重的分歧。关于资本利得税的税负轻重问题上，存在相反的两种看法：第一，主张对资本利得采取轻税政策。持此观点的依据在于，对资本利得不征税有违税负公平原则，但又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实行轻税政策。一是资本利得与其他所得不完全等同，它是“纸上利润”(Paper Profit)，通常会再投资于其他证券，而不纳入正常家庭预算之内用于消费，即取之于投资，用之于投资。二是税负聚集的考虑。通常情况下，资本利得是多年积累形成的，若在其实现时一次按较高的累进税率课税。则其税负要比将资本利得按分期等量实现时的税负重的多。这将造成课税制度上的不公平，不利于从事长期投资。三是通货膨胀的因素。部分资本利得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反映，这种名义所得的增加，并没有增加投资者的实际购买力，假如课以重税，则无异于没收其部分资本。四是紧锁效应的考虑。在实现基础上，资产出售即发生利得税负，如果采用高税政策投资者为了节税或避税，可能不愿出售或延迟出售其资本资产，从而阻碍资产的正常流通，产生投资“锁定效应”。五是对风险性投资诱因的考虑。资本利得是一种风险较大的投资收益，盈利与风险并存。若对盈利征税而对亏损不予退税，会导致投资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为促使投资人从事收益高但风险大的产业给予优惠的税收，有利于发展风险投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第二，主张对资本利得采取重税政策。主张对资本利得课重税的理由是：一是不劳性。资本利得是因资产增值而发生的所得，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所得，而不劳所得应课以较辛勤劳动所得较重的税率。二是高所得阶层所占比例大。通常资本利得在高所得阶层所占的比例较高，如课轻税，无异于是对富人的所得课轻税，有损于税收的累进程度，从而使贫富更加悬殊。三是避免逃税。如对资本利得采取较一般所得较轻的课税措施，将可能诱使其他所得有意地转变为资本利得形式，以逃避税负。因此，是否对资本利得课税以及如何课税，见仁见智，各国一般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权衡利弊，从而决定各自的税收政策和相应的税收制度。

二、证券交易所得环节课税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证券交易所得环节的课税通过增减证券投资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规模和结构两方面影响证券市场的发展：

(一)影响证券市场规模的“收入效应” 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开征累进的证券交易所得税，具有自动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涨跌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如果证券价格上涨，投资者交易所得上升，随之而来的证券交易所得税负的上升使得投资者税负加重，从而导致证券市场规模缩小，抑制了证券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反之亦然，因此，在成熟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所得税是调节证券市场供求关系，平抑证券市场起落的有效杠杆。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会减少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收益，有抑制证券市场上涨或促使证券市场下挫的紧缩效应。国际上有些地区曾因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消息而引起证券市场狂跌。因此，何时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必须根据本国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来决定，不能盲目征收，否则必然会引起证券市场的动荡。

(二)影响证券市场结构的“替代效应” 首先，证券交易所得税能够影响证券投资的时期结构。若对证券持有期的长短不同的

所得课以不同的税负，如对持有期较长的证券交易所得课以较低的税或免税，而对持有期较短的所得课以较高的税，则能改变投资者持有证券时间的长短，起到抑制投机行为，鼓励人们从事长期投资的作用。其次，证券交易所得税能够影响证券投资的种类结构。根据投资收益取得的风险程度的不同，实行允许资本损失从增益中抵消的税收政策，则会起到鼓励风险性投资的作用。最后，证券交易所得税具有“投资锁定”效应。对证券交易所得征税，尤其是在适用高税政策时，投资者着眼于减轻或规避税负的考虑，可能会选择持有证券，而不是出售，这就把投资者锁定在现有的投资组合中，导致“投资锁定”效应的发生，不利于投资者依据经济情况变动来重新安排最优的投资组合，在客观上干扰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转。

三、海外证券交易所得环节课税的比较

证券交易所得是各国资本利得课税的重要对象。对证券交易所得课税，不仅涉及股票、债券等一般有价证券，有的国家还对认股证书(如日本)、投资股权(如西班牙)及其他证券财产权利的交易所得课税。伴随着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海外许多国家(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证券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在证券交易所得税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富有成效的探索。本文对海外交易所得课税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一)证券利得的课税方式与税率的比较　从各国(地区)课税情况看，证券交易所得的税务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免税。有三种选择：一是对一般利得都免税，因而证券利得也不征税。如香港税法规定对资本利得一般不征税，但如果投资者在短期内频繁炒作而获利，其所得可被香港税务当局裁定为经营性所得，并入其他所得计征薪俸税。二是对其他利得课税，但对证券利得免税。如我国台湾所得税法规定对证券交易所得免征所得税，但对证券交易损失也不允许从其他所得中扣除。三是对部分证券利得免税。如瑞士对个人从事期汇交易和金融期货实现的资本利得和出售或使用期权实现的利得是免税的。第二，作为普通所得并入综合所得课税。多数国家将证券买卖的价差收益视同普通所得，根据投资者是自然人或是法人，将其证券利得并入个人或公司综合所得中一起课征所得税。实行这种课税方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不区分利得与所得而同等课税的国家，如埃及、冰岛、印度尼西亚、挪威、俄罗斯、瑞典等。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股票投资的资本利得征税，并且从1921年开始，它们就适用于优惠的低税率。但考虑到所得税税率的大幅度降低和课税级距数的简化，美国在1986年税改法案中删除了资本利得和普通所得的差别，将过去资本利得的各项优惠予以取消，从1988年开始，所有变现的资本利得都视为普通所得纳税，最高税率定在28％。第三，对证券利得实行单独课税。即将证券交易所得从公司或个人所得中分离出来，不再计入综合课税所得而单独依率计征。有的适用特别税率(一般都是比例税率)，如巴西(15％)、法国(19.9％)、葡萄牙(10％)等；有的采用简易办法征税，即按出让价格的一定比例计征。例如，意大利对出让超过总股本一定比例的推定利得，按出让价格的1.05％课税(其他证券利得按净利得适用25％税率课税)。又如日本对于上市股票，把转让股票总价额的5％视为推定所得，对于可转换债券、认股证书，把售价的2.5％视为推定所得，分别按10％和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实际相当于转让总价的0.5％)进行源泉扣税。从税负看，除爱尔兰利得课税统一实行40％的高税率以外，其他国家对证券利得单独课税的一般都适用较低的税率。

(二)长期证券利得与短期证券利得的比较　区分长短期利得是资本利得不同于所得课税的重要表现之一，许多国家对资本资产拥有时间长的，实行低税甚至免税，相反则实行高税，以达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短线投机。如德国规定对投机性的资本利得扣除一定免征额后全部课税，对长期性资本利得免税。法国对公司资本利得分短期(两年以内)和长期(两年以上)，前者按33％征税。后者按15％征税。瑞典对长期证券利得超过免征额部分的60％给予免税，而对短期证券利得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全额课税。当然，也有国家不考虑证券持有期的长短，统一实行比例税率。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对长短期证券交易利得实行最高税率为28％的同等税收待遇。区分证券长短期利得的界线为1年的比较普遍，即持有证券1年以上的为长期利得，不足1年的为短期利得，如澳大利亚、奥地利、印度、土耳其、葡萄牙等。但区分界线也有长于1年的，如西班牙、法国、瑞典、挪威(同为2年)；丹麦(3年)；芬兰(5年)等。也有短于1年的，如德国、卢森堡(同为6个月)等。

(三)计税依据的比较　从各国(地区)课税情况看，证券交易所得的计税依据并不相同。第一，资本损失冲抵和结转的比较。基于证券投资的高风险性，为了体现公平原则和鼓励投资，各国根据其自身特点，在对证券利得征税的同时，分别规定了证券交易亏损的弥补政策，允许证券利亏在证券利得范围内冲抵和结转，因而各国的计税依据也不尽相同。英国对于资本损失只能在资本利得范围内扣除，可无限期后转。加拿大资本净损失的50％可从课税所得额中扣除，但以2000加元为限，不足抵扣者可前转一年和无限期后转。美国联邦税法对个人股票买卖的资本损失是否能一次性从资本利得中扣除有具体规定：投资者的资本损失(长期和短期)可从资本利得中扣除，并规定短期资本损失先扣除，长期资本损失后扣除。如资本损失超过资本利得，还可以投资者的通常收人(如工资收入)相抵，但不得超过3000美元，其余的资本损失则可带到下一年度再申报。也就是说，美国只对股票交易者的净利得征税。至于公司的资本损失，可以用资本利得冲抵，当年未冲减完的，可前转三年或后转五年冲减，如还不能冲减完了，则不得再冲减。第二，确定免征额。为了鼓励中小投资者，照顾低收入阶层，许多国家在对证券利得征税时做了关于免征额的规定。如法国对个人出售股票所取得的利得课税仅限于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加拿大规定公司的资本利得在并入一般所得课税时，可以先扣除50％，即减半征收。个人的资本利得在减半征收之前，可以先扣除每人的累积免征额10万加元。第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证券交易所得一般包括有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出售证券利得应区分名义所得和实际所得分别课税。为了使证券交易所得税更加合理，在课税时需要将名义所得按通货膨胀率调整为实际所得，大多采用指数化的调整方法，这就消除了因物价上涨而造成的虚假收益。如澳大利亚对居民不超过一年的股票收益，并入综合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超过一年的，则允许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计税额。美国考虑通货膨胀对交易利得的影响，采用“指数法”，以售价扣除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历史成本作为计税依据。如出售一项长期证券，售价为150万美元，原始买价为100万美元，持有期5年，同期平均通货膨胀率为8％，其应税利得为3.07万美元[150-10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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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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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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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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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用风险按来源分为三种,即银行自身信用风险、银行贷款信用风险和银行投资信用风险。在这三种信用风险中,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最大。

1.银行自身信用风险

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又称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清偿债务,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发放贷款或不能正常在金融市场上融资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它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二是银行负债的流动性。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资产在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迅速变现的能力。银行负债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的能力。如果银行不能筹集到资金,就不能满足提款和贷款的需要,就有可能造成挤兑风潮甚至导致银行倒闭。可见,银行自身信用的高低或流动性的大小,直接关系到银行自身的信誉,而流动性的大小主要是由资产负债结构状况决定的,所以,银行自身信用风险是银行信用风险的一种重要形式。

2.银行贷款信用风险

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是指银行发放的贷款,贷款人不按时归还本息或过期不归还而使银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银行发放的贷款因此而成为呆帐、坏帐,银行贷款信用风险包括赔本风险、赔息风险、赔利风险。银行贷款信用风险主要根源于借款人风险,这是信用风险最主要的形式。

3.银行投资信用风险

银行投资信用风险,是指银行进行证券投资所产生的信用风险,即由于证券发行人到期不能还本付息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种风险主要受证券发行人的经营能力、资本多少、事业的前途和事业的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政府债券信用风险小,而政府债券中,中央政府债券几乎不存在信用风险,地方政府的债券则次之。与政府债券相比,企业发行的债券信用风险一般要大些。企业规模大、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债券比小企业的债券信用风险要小些。

(二)银行信用风险的特点

1.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广泛性

银行信用风险是广泛存在的,因为只要是经济行为实施的过程中遇有其他的经济主体,无论与之交易、竞争或是合作,都有可能由于对方信用程度的变化而对自身的经营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直接与对方信用程度相挂钩的风险不仅在资产业务中有,在负债业务、中间业务中同样也可能有。不仅表内业务中普遍存在,表外业务中也十分突出。所以,银行信用风险涉及面很广,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2.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客观性

在银行业务活动中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为规避、防范银行信用风险,避免因信用风险的发生给银行经营带来经济损失,在开展每项业务时,必须对对方的信用程度加以评估判断。这不仅是银行业成功运作的经验之谈,也是金融市场激烈竞争,防范金融风险所迫。

3.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政策性

银行信用风险存在具有政策性倾向,因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调整会造成贷款呆滞、呆帐难以收回。例如,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能促使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兴起,同时也使一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关闭、停产或转产。所以,国家政策变化对银行信用风险影响很大。

(三)我国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原因

1.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性差,不良贷款比重大,并且有较大的隐蔽性。由于各种原因,有的银行机构不原过多暴漏自身的信贷风险问题,通常采用借新换旧的方法来掩盖,所以实际的不良贷款的比重比帐面上反映的要大的多。还有贷款投向结构不合理,资金主要投放于回报率低,亏损多的工农业传统产业和高风行的房地产业,加大了损失的可能性。

2.银行信贷资产流动性差,周转缓慢,资金被企业长期占用 。我国很多企业自有资金少,生产资金几乎完全靠银行贷款支持。信贷资金被企业长期占用,大部分转化为企业的铺底经营资金。从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来看,非金融企业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远高于其存款余额,反映出企业必然长期占用银行资金负债经营。

3.银行信贷资金赢利性差,筹资成本上升,经营亏损,发展能力不足。国有商业银行过度追求规模扩张,机构和人员总数不断增加,成本上升,经济效益相对下降。200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下调了利率,而且存贷款利差表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使银行的赢利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4.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低,防御金融风险能力弱,缺乏竞争力。银行资本金不足,直接影响到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能力,影响到在金融危机中的应变能力。其表现为,一方面银行过度追求贷款规模,金融资产增长快于实质经济增长可以支撑的水平,反映出金融虚假增长过快。另一方面,随着信贷资产业务的扩大,风险度增加了,而银行资本却未得到相应的扩充,在数量上和结构上都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

二、我国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策略

(一)银行贷款风险识别

现在我国银行推广实行五级分类管理的方法,其基本宗旨是以风险为依据对贷款进行分类。五级分类法的具体内容如下:

1.正常:借款人能够严格履行合同,有充分把握偿还本息。

2.关注:尽管目前借款人没有违约,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其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的主客观因素,如果这些因素继续存在,可能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产生影响。

3.次级: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了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的经营收入已无法保证足额偿还借款本息。

4.可疑: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即使执行抵押和担保,也当不住发生一定的损失。

5.损失: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程序之后,贷款仍无法收回。

五级分类法客观上要求银行经常地关注借款企业的经营情况,收集有关的财务信息并认真分析企业的现金流量,以便更多地介入企业的管理和监督。而且风险覆盖的是借款从发放到帐面消失的整个生命周期,无论贷款是否过期,都要监控,因此有预警的作用。五级分类法要求贷后管理制度化,一笔贷款,从发放之日起,就要连续监控,根据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变化将其划分为适当的档次,并且采取措施催收,在必要时停止向同一贷款人发放新的贷款。

(二)银行贷款风险的评估

1.标衡量法。这种方法主要包括银行类指标和企业类指标。银行类指标包括:有问题贷款与全部贷款比率,过期贷款与全部贷款比率,“两呆”贷款占全部贷款比率,这些比率越高,说明有问题的贷款越多,贷款风险越大。企业类指标的作用主要是对贷款企业经营风险程度、风险承担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进行测定。企业类指标主要包括:企业资产负债率,应收帐款周转率等,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测定,得出对该企业的综合评价,然后决定是否给该企业贷款或给贷多少款。

2.数学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不同贷款方案之间风险大小的比较,确定银行最优贷款方案。这种方案主要采用风险型决策,即各种备选方案所需条件不都是已知的,而且每一方案的执行都会出现几种不同的结果,各种结果的出现有一定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存在着风险,称为风险型决策。

(三)银行贷款风险防范策略

1.规避银行贷款风险。规避银行贷款风险是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拒绝或退出有风险的经营活动。规避银行贷款风险的主要策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避重就轻的投资选择原则,即在多种可供选择的信贷机会中权衡,择优选择风险较小的企业并与其他风险小的企业采取区别对待的措施,避免把贷款投入到高风险企业。另一方面对贷款申请人以理拒绝,当贷款业务风险较大时,只有拒绝才能避免风险。不过在面对客户时要讲究策略,使之明白高风险贷款不仅使客户自己的事业受到损失,也给国家、银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预防银行贷款风险。风险预防是处理贷款风险时一种最常用的方法。针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存在的问题,预防信贷风险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建立和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即建立资产监控预警系统,在已有资产监控指标考核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两大监控组织系统。一是由信贷、会计、稽核、人事、档案、法律及行政部门参与的监控组织系统,进行内部管理和监控。二是建立一套监控预警系统,实行动态监测,对有风险的贷款先列入风险预报再予受理。

第二,重点完善“三查”制度。“三查”即: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这是贷款发放的风险防范机制,它与贷款风险预警机制是紧密相连的,两者相辅相成,能很好的预防贷款风险的发生。

3.补偿银行贷款风险。银行要建立补偿贷款风险措施,一方面可以建立银行贷款风险准备金提留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建立风险联保基金,建立贷款投保机制,当发生信贷资产风险较大时,可以利用法律手段对造成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的法律责任者提出相应的措施。

4.分散银行贷款风险。对银行贷款采取分散策略是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其基本途径,一是实现资产结构多样化,即尽可能选择多种多样彼此相关系数极小的资产进行搭配,使风险降低。二是设法与客户有关的其他单位共同承担风险或者组织银团贷款,把本来由一家银行承担的风险分由几家或多家银行共同承担。

5.转移银行贷款风险。银行贷款风险转移就是指银行以某种方式将信贷风险转给他人承担。主要方法有:

第一,实行企业财产保险制。即贷款时要求企业对本企业所有财产投保,当企业倒闭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第二,向担保抵押单位转嫁。对所有贷款必须有信用好的单位作担保,当贷款出现风险时,由担保单位负责偿还。

第三,推行企业股份制向股东转嫁风险。也就是说,企业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资金,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另一部分可以发行股票向社会筹集资金,以降低风险。

(四)银行自身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

1.提高资本充足率,预防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发生。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使资本金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不仅有国家注资,而且还通过银行内部积累和银行外部筹集等途径增加资本金来提高资本充足率。银行通过外部筹集增加资本金的方法主要有发行股票、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

2.调整不合理的资产结构,防止银行自身信用风险的发生。这是指要使银行的资产负责结构符合规定的指标体系,以确保银行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赢利性三者均衡与协调。

(五)银行投资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

1.品种、质量、对象分散法。银行证券投资的主要品种是证券、政府债券、股票。而对质量较低收益较高的公司债券投资,则必须把债务人可能不按照约定偿还债务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多样化组合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投资对象选择上,应尽量避免与贷款业务重复,如银行购买本行供款户的债券或购买债券后企业经营不善不能按约偿债而向银行申请贷款,因而风险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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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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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银行信用风险的类型

（一）银行自身信用风险。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即指银行资金匮乏，无力清偿债务，缺乏足够的资金去发放贷款或不能正常在金融市场上融资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所以，又叫做流动性风险。主要包含两方面，第一，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资产在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迅速变现的能力。第二，银行负债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的能力。如银行筹集不到资金，就无法满足提款和贷款的需要，导致挤兑风潮的发生，更甚者导致银行倒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自身的信誉受其信用的高低或流动性的大小的影响很大，而流动性的大小主要是由资产负债结构状况决定的，所以，银行自身信用风险是银行信用风险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银行贷款信用风险。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是指银行发放的贷款，贷款人不按时归还本息或过期不归还而使银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银行发放的贷款因此而成为呆帐、坏帐，银行贷款信用风险包括赔本风险、赔息风险、赔利风险。银行贷款信用风险主要根源于借款人风险，这是信用风险最主要的形式。

（三）银行投资信用风险。银行投资信用风险，是指银行进行证券投资所产生的信用风险，即由于证券发行人到期不能还本付息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种风险主要受证券发行人的经营能力、资本多少、事业的前途和事业的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政府债券信用风险小，而政府债券中，中央政府债券几乎不存在信用风险，地方政府的债券则次之。与政府债券相比，企业发行的债券信用风险一般要大些。企业规模大、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债券比小企业的债券信用风险要小些。

二、我国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特点

（一）广泛性。在经济行为实施过程中，只要是和其它的经济主体产生交易、竞争或合作，都会因对方的信用程度的变化可能对银行本身的经营状况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所以，银行信用风险涉及方面大，是具广泛存在的。此风险是直接与对方信用程度密切关联的，不仅和资产业务相关联，和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也有关联。此外，表内外业务都是普遍存在的。

（二）客观性。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于银行业务活动之中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为规避、防范银行信用风险，避免因信用风险的发生给银行经营带来经济损失，在开展每项业务时，必须对对方的信用程度加以评估判断。这不仅是银行业成功运作的经验之谈，也是金融市场激烈竞争，防范金融风险所迫。

（三）政策性。银行信用风险存在具有政策性倾向，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调整会造成贷款呆滞、呆帐难以收回。国家产业如实行政策调整，可有助促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迅速崛起，同样也能使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倒闭。所以，国家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银行信用风险的大小。

三、我国银行信用风险存在的原因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存在不安全性，且不良贷款率高，隐蔽性较大。各种因素使得银行方面对自身的信贷风险问题不愿过多泄漏，通常使用一些方法来掩盖这些问题，最常用的方法使借新换旧，所以，实际的不良贷款率要比账面上体现的高的多。此外，贷款投向结构不合理，资金的投放多是回报率低，亏损多的工农业传统产业和高风行的房地产业，以上这些都加大了损失可能性。

（二）银行信贷资产流动性差，周转缓慢，资金被企业长期占用。我国很多企业自有资金少，生产资金几乎完全靠银行贷款支持。信贷资金被企业长期占用，大部分转化为企业的铺底经营资金。从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来看，非金融企业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远高于其存款余额，反映出企业必然长期占用银行资金负债经营。

（三）银行信贷资金赢利性差，筹资成本上升，经营亏损，发展能力不足。国有商业银行过度追求规模扩张，机构和人员总数不断增加，成本上升，经济效益相对下降。200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下调了利率，而且存贷款利差表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使银行的赢利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四）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低，防御金融风险能力弱，缺乏竞争力。银行资本金不足，直接影响到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能力，影响到在金融危机中的应变能力。其表现为，一方面银行过度追求贷款规模，金融资产增长快于实质经济增长可以支撑的水平，反映出金融虚假增长过快。另一方面，随着信贷资产业务的扩大，风险度增加了，而银行资本却未得到相应的扩充，在数量上和结构上都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

四、我国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策略

（一）银行贷款风险识别。现在我国银行推广实行五级分类管理的方法，其基本宗旨是以风险为依据对贷款进行分类。五级分类法的具体内容如下：（1）正常：借款人能够严格履行合同，有充分把握偿还本息。（2）关注：尽管目前借款人没有违约，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其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的主客观因素，如果这些因素继续存在，可能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产生影响。（3）次级：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了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的经营收入已无法保证足额偿还借款本息。（4）可疑：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即使执行抵押和担保，也当不住发生一定的损失。（5）损失：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程序之后，贷款仍无法收回。

五级分类法客观上要求银行经常地关注借款企业的经营情况，收集有关的财务信息并认真分析企业的现金流量，以便更多地介入企业的管理和监督。而且风险覆盖的是借款从发放到帐面消失的整个生命周期，无论贷款是否过期，都要监控，因此有预警的作用。五级分类法要求贷后管理制度化，一笔贷款，从发放之日起，就要连续监控，根据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变化将其划分为适当的档次，并且采取措施催收，在必要时停止向同一贷款人发放新的贷款。

（二）银行贷款风险的评估。银行贷款风险的评估分为两种方法，即标衡量法和数学分析法。第一，标衡量法。此方法包括银行类指标（问题贷款与全部贷款比率，过期贷款与全部贷款比率，“两呆”贷款占全部贷款比率）和企业类指标。银行类指标所包含的比率越高低，直接说明了贷款存在问题的多少和风险的大小。贷款企业经营的风险程度、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贷款偿还能力都是由企业类指标进行测定的。其主要包括：企业资产负债率，应收帐款周转率等，通对以上指标进行测定，就能得出该企业的综合评价，最后决定是否给该企业贷款或给贷多少款。第二，数学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不同贷款方案之间风险大小的比较，确定银行最优贷款方案。这种方案主要采用风险型决策，即各种备选方案所需条件不都是已知的，而且每一方案的执行都会出现几种不同的结果，各种结果的出现有一定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存在着风险，称为风险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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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市场基金的概念及作用

货币市场基金是一种典型的投资于货币市场上短期（一年以内，平均期限120天）有价证券的一种投资基金。该基金资产主要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如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企业债券等短期有价证券。货币基金只有一种分红方式――红利转投资。货币市场基金每份单位始终保持在1元，超过1元后的收益会按时自动转化为基金份额，拥有多少基金份额即拥有多少资产。而其他开放式基金是份额固定不变，单位净值累加的，投资者只能依靠基金每年的分红来实现收益。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推出我国的货币市场基金，这无疑是中国金融领域中的又一创新与进步。为了使货币市场基金这项新型金融产品能够起到各方所预期的作用，应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有关内容尤其是目前我国推出货币市场基金与发达市场所存在的条件差异予以正确认识。

货币市场基金是随着短期证券市场与共同基金制度的发展而产生和逐渐兴盛起来的一种投资基金类型。在当今全球经济日益市场化、货币化的条件下，货币市场作为资金融通与基准利率信号生成的渠道，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影响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因素

一是国内货币市场发展迟缓。国内外经验表明，货币市场基金必然出现货币市场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促进。所以，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受货币市场发育的影响，而我国目前的货币市场显然还难以满足货币市场基金的需要。

二是法律方面存在障碍。20世纪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最先在美国诞生，其最初目的就是规避银行存款利率及跨越分业经营的障碍。货币市场基金作为打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个工具，　所要面对的首先是国内业已形成的分业经营和管理体制。要使货币市场基金顺利推出，其立法仍需要获得加强。目前国内证券投资基金业监管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基金业发达的美国，对共同基金的规范和监管，不仅有证券法、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而且有基金行业的自律。而国内目前基金监管所依据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投资基金法》还没有出台，行业自律和基金管理人的自我监控尚处于探索之中。

三是货币市场基金本身存在一些缺陷。货币市场基金其较高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较稳定的收益是受人们欢迎的原因，但是这些优点并不能掩盖其本身存在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货币市场基金在我国的发展。

三、促进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发行货币基金具有相当程度的迫切性和可行性，也是我国货币基金市场迅速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市场基金，就必须注意并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重视目前设立货币市场基金的基础条件与发达市场所存在的差异性以及市场的约束性。货币市场基金既然是专门投资于货币市场的基金，货币市场的发展情况便是其最根本的基础与条件。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发展较快，他们所依存的是一个具备了下述四个条件的货币市场：其一，有着丰富的货币市场工具可供交易，尤其是商业票据的买卖；其二，利率是市场化与自由的；其三，有着不同类型的众多市场参与者；其四，有着优化的结构和层次，比如不同的信用级次与不同的税收优惠程度。

二是应选取少量基金管理公司发起设立货币市场基金，并与其它证券投资基金一样，纳入其业务经营管理之中，但必须与其它证券投资基金分开管理，相互之间不能有关联交易。

三是加强货币市场的组织机制建设，加大银行间债券市场与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连接的程度，尽快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全国性债券市场。建立和完善货币市场中介经纪与市场制度，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和买卖大公司的商业票据和参与二级市场交易，以促进商业票据市场的发展。

四是一定要加快法律法规的建设，并且建立完善的货币市场法律体系。从法律这一角度来看，必须对货币市场进行定位，对其监管进行立法，并从法规上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对货币市场组织体系进行监督管理，市场的进入和退出都应进行法律上的规范，降低货币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我国货币市场才能平稳、健康、快速的发展。

五是创新保护货币市场，并加以鼓励。这是货币市场保持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的重要条件。

六是必须有效运行市场经济。风险存在于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从货币市场的发展来看，其未来的发展空间会很大，尤其是企业债市的发展。其中防范风险是诚信服务的一个重要机制，有关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进入市场的交易主体的信用评价，建立完整的信用体系。

【参考文献】

［1］袁东.货币市场基金的功能、运作机制与发展政策［J］.上海财税，2007.（7）.

［2］志友，杨红.　货币市场基金发展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分析［J］.财贸经济，2006（4）.

［3］张文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思路.金融时报，2000.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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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融券业务,是指证券公司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卖入证券或出具证券供其卖出证券业务。由融资融券业务产生的证券交易称为融资融券交易,融资融券交易因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发生了资金和证券的借贷关系,所以称为信用交易,可以分为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两类,客户向证券公司接资金买证券叫融资交易,客户向证券借入证券卖出为融资。投资者需要事先以资金或证券自有资产向证券公司交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将融资买入证券和卖出的资金交给证券公司,与普通证券交易不同,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不能按时足额偿还资金和证券,证券公司可以强制平仓。试点将兼顾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证券公司,试点期间只允许证券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和自有证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与此同时,证监会将抓紧进行转融通业务的设计和准备。试点工作取得成效后,融资融券业务将会成为中国证券公司的常规业务。根据证监会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管理办法》的规定,并非所有投资者都可以参与融资融

    券的交易。

    一、融资融券的“利”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即将启动,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融资融券交易可以将更多信息融入证券价格。对资本市场而言,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有利于增强市场的内在稳定机制。

    二是融资融券交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资金和证券供求,增加市场的交易量,从而活跃证券市场,增加证券市场的流动性。

    三是融资融券交易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新的交易方式。融资业务使投资者可以在投资中借助杠杆效应,放大投资收益,而融券业务使投资者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也能实现盈利,从而改变了“单边市”状况,提供了规避市场风险的工具。

    四是融资融券可以拓宽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证券公司自有资金和自有证券的应用渠道,在实施转流通后可以增加其他资金和证券融通配置方式,提高金融资产运用效率。

    五是对a股市场长期利好。不过,由于初期的入市资金相当有限,对市场的直接影响很小。而由于信用资金在市场中交易频繁,成交会更趋活跃。

    对于有些人士担心的融券“做空”功能,业内人士预计,融资融券试点推出后,现阶段融资规模将远大于融券规模。这是因为在试点阶段,融资融券业务资金和证券的来源为证券公司的自有资金和自有证券,而目前在证券公司的资产结构当中,货币资产比例比较高,证券资产比例相对较少,可用作融券交易标的物的证券资产更少。这就意味着,市场出现大量卖空是不可能的,现阶段融资规模会远大于融券规模。而在成熟市场上,也是融资规模明显大于融券规模。更何况,融资融券业务在带来增量资金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增量股票,融券交易只是证券公司把手里现有的股票借给了投资者。

    二、融资融券的“弊”

    1.融资融券或加剧股市不公平

    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融资融券有可能会加剧股市的不公平,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更多的损害。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基本上无缘参与到融资融券中来,而能参与到融资融券中来的,基本上是机构投资者及少数资金量较大的大户。根据证监会2006年8月实施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公司在向客户融资、融券前,应当办理客户征信,了解客户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并以书面和电子方式予以记载、保存。对未按照要求提供有关情况、在本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足半年、交易结算资金未纳入第三方存管、证券投资经验不足、缺乏风险承担能力或者有重大违约记录的客户,以及本公司的股东、关联人,证券公司不得向其融资、融券。而作为中小投资者来说,不仅“客户征信”很难予以确认,而且中小投资者基本上可归结为“证券投资经验不足、缺乏风险承担能力”一类,因此中小投资者基本上很难参与到融资融券中来。特别是在试点阶段,只允许证券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和自有证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这样中小投资者更加不可能参与到融资融券之中来了。而能参与到融资融券中来的,基本上只有那些机构投资者以及少数资金量较大的大户。因此,融资融券业务,将进一步加剧中小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不公平。

    而且,从融资融券的标的股票设置来看,多以大盘股、权重股为主。而这类股票又多为机构投资者所持有。而至于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非权重股,肯定不会成为标的股票。而这种标的股票的设置,显然又使得机构投资者占有优势,大盘股、权重股受追捧,中小盘股受冷落。中小投资者因此失去获利的机会,甚至因此扩大投资损失。

    此外,在融资融券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融券做空的结果,只会是加大市场的抛压,从而加大股市的跌幅。而这种跌幅的加大,对于不能参与融资融券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只能是意味着投资损失的扩大。即同样是下跌,机构投资者因为融券做空而获得收益,而中小投资者却只能加剧亏损。

    2.杠杆交易方式可能扩大交易风险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了解一下融资融券的交易过程。融资融券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是融资交易,一个是融券交易。

    融资买入:

    例如:假设某投资者信用账户中有100元保证金可用余额,拟融资买入融资保证金比例为50%的证券b,则该投资者理论上可融资买入200元市值(100元保证金÷50%)的证券b。

    融券卖出:

    例如:某投资者信用账户中有100元保证金可用余额,拟融资卖出融券保证金比例为50%的证券c,则该投资者理论上可融券卖出200元市值(100元保证金÷50%)的证券c。

    3.亏多了要追加保证金

    在规定保证金比例的同时,深交所还规定了客户维持担保比例为130%。如果一个客户融资融券后,市值为1.5万元,如果某天其总市值减少到1.3万元以下时,券商就会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或者强制平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