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发展历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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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指商业银行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需求的能力。流动性是银行的生命线，一旦一家银行发生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就可能导致银行破产倒闭。流动性不仅直接决定着单个银行的安危存亡，对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国家甚至全球的经济稳定都至关重要。

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都发生了流动性危机，迫使大批银行倒闭清算，以致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由此可见，流动性风险对商业银行的生存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金融经济稳定威胁极大，必须加以重视，加强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二、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演变与发展

流动性在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流动性管理被商业银行视为资产负债管理和金融风险管理中的重点。早期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主要侧重于资产的流动性管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管理又逐渐过渡到负债的流动性管理、平衡流动性管理等几个阶段。

1.资产流动性管理阶段

(1)商业贷款理论

商业贷款理论是最早的流动性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商业银行在分配资金时应着重考虑保持高度的流动性。由于银行资金的来源多为短期资金，所以银行的业务应集中于短期的、自偿性的贷款。商业贷款理论提出了满足银行流动性与进行资金配置时应考虑资金来源的性质与结构，但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是银行资金配置过多的集中在盈利性较低的短期贷款上，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二是没有考虑短期贷款的偿还能力也是相对的，一旦遇到严重的经济衰退，即使是短期贷款也可能无法收回。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大量银行就是由于存户挤提和贷款无法收回而倒闭。

(2)资产转换理论

1930年代大萧条后，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资产转换理论开始流行。这种理论强调银行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中保持一定的具有流动性的非现金资产为流动性需求做准备。当银行的流动性需求超过银行所持现金时，可将这部分资产迅速变现以保证其偿付能力。资产转换理论突破了商业贷款理论对银行资金运用的限制，在保持流动性的同时增加了盈利性。但也有其缺陷：一是持有过多的流动性资产不利于银行盈利能力的发挥；二是变现流动资产的能力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最终也可能影响到流动性预期目标的实现。

(3)预期收入理论

二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复苏发展,产生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长期性资金需求，在此背景下，出现了预期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借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取决于其预期收入，而非贷款期限的长短，银行据此开发了中长期分期还本付息贷款。预期收入理论深化了对贷款清偿的认识，促进了银行业务多样化，但也增加了银行潜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尤其在整个市场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会大大增加银行的风险。

综上，资产的流动性管理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是和当时所处的经济金融环境相关联的。资产流动性管理战略是一种较保守的战略，规模较小的银行通常实施的是这种管理方式。

2.负债流动性管理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出现，给商业银行传统稳定的资金来源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一巨大的筹资压力背景下，商业银行开始改变以往的以资产管理为主的流动性资金配置策略，而转向以负债管理为主的策略。负债流动性管理策略强调银行在市场上购买流动性，其核心是商业银行由被动负债转变为主动负债，积极从事金融工具的创新开发，开拓资金来源，通过借入资金来满足流动性需求，减少流动性资产的储备量，将资金更多的运用于盈利性较高的资产，从而提高其盈利水平。

负债流动性管理策略提高了银行筹集资金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增加了银行的收益，但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较大的潜在风险：一是负债流动性管理所依托的是货币市场，而货币市场对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十分敏感，一旦市场出现振荡波动，银行可能无法在市场上筹借到资金；二是货币市场对筹资者的财务和经营状况的变化也极为敏感，当银行陷入财务危机并因此对资金的需求最为迫切时，市场却可能不再愿向困境中的银行提供流动性了，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就可能演化成流动性危机。

3.平衡流动性管理

从上述资产流动性管理策略和负债流动性管理策略的分析中可看出，前者储备流动性具有较高的成本，而后者依赖借入的流动性又具有较大的风险，因此，1980年代出现了一种折中的平衡流动性管理策略。平衡流动性管理策略吸收了前两种管理策略的精华，又克服了其缺陷，从资产负债平衡的角度去协调银行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之间的矛盾，使银行经营管理更科学。平衡流动性管理是一种相机抉择的资金管理方式，要求商业银行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通过对银行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的协调管理，达到银行经营目标的要求。其基本思路是将未来的流动性需求划分为预期的流动性需求和突发的流动性需求两部分。对预期的流动性需求，一部分以资产方式储备，一部分可通过与往来银行或其他资金供给者事先达成的信用安排来解决；对突发性的流动性需求，则由短期借款来满足。期限远一些的流动性需求须加以规划，在需要时，可通过将部分资产变现来满足流动性，也可通过主动负债，如创新存款工具等方法来满足。

随着社会经济与金融制度、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银行业务的开拓、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流动性管理的方式还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力求找到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在确保安全性和流动性基础上增加盈利能力的、更加符合现代经营理念的管理方式。流动性管理已经成为实现金融经济平稳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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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35－04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中国银行业进入后WTO时代，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境内不受地域和客户的限制开展人民币业务，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将在同一环境和条件下公平竞争。但是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外资银行的强大实力和多年全球化运作经验面前，中资银行短期内不可能获得绝对占据上风的竞争优势。双方虽然在同一环境内，但是并不在同一个起点上。同时，作为国内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国政府的协助和支持。其多年在本土经营的网络和理念根深蒂固，是中国民众长期信赖和依靠的银行。显然在此方面，双方也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相当明显，究竟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中资银行又该在这样的对垒中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是否能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对于中资银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合理地应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入侵和挑战，不仅能使在国内市场上垄断经营多年的中资银行在“鲶鱼效应”作用下开始关注更高效、更合理的发展途径，而且理智的应对思路和方案也有利于中资银行在未来合作与竞争共存的中国银行业市场上保持优势，站稳脚跟，也更有利于中资银行实施内部改革，提升内在竞争力，加速规模化，尽快走向世界，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集团。

此外双方和谐相处，还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足发展和中国金融安全的稳定。能否处理好双方关系，将双方的优势发挥出来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也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在全球的影响力。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双方关系的问题，学界大致有两种理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资银行兵临城下，中资银行大敌当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制定有效的竞争策略，坚决地固守阵地。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银行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阻挡，合作已成为必然，不如干脆摆出合作的架势，与外资银行一道重新洗牌，将目前国内的银行业市场重新分割，会使中资银行的实力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升，扩大其市场份额。两种观点，一种是“主战”，另一种是“主和”，但无论哪种观点，其本质都在于如何使中资银行在面对外资银行挑战的情形下，尽快提升自身实力，维护中资银行利益。然而两种观点都对如何处理中外资银行关系考虑得过于片面，没有从外资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特殊形式来分析其发展趋势，从而正确把握中资银行在处理对待外资银行的关系上究竟选择是合作还是竞争。

单纯的正面竞争是不明智的选择，那么如果选择全面合作又如何呢？双方的确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自己竞争所必需的优势，但是又有面临丧失各自固有优势的危险。并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双方在合作上也不会选择全面推进。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呢？

三、问题分析

（一）基于收益成本比较模型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模式分析

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保证风险最小化，因此分析跨国公司选择合资或合作还是独资市场进入模式，一般从成本和收益方面来考察。美国学者康垂克特（F.J.Contractor）和罗润积（P.Lorange）,1991年提出了收益成本比较模式，全面地考察了决定合资或合作与独资选择的若干因素，其具体形式如下：

当[(R1+R2)+(C1+C2)]-[(R3+R4)+(C3+C4)]>(1-a)Π时，采用合资或合作方式；反之则采用独资方式。其中，R1、R2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增加的直接与间接收益，R3、R4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减少的直接与间接收益，C1、C2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减少的直接与间接成本，C3、C4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增加的直接与间接成本。(1-a)Π为合资或合作对方的利润分成。该模型表明，当合资或合作方式相对于独资方式所带来的净收益大于合资或合作对方的利润分成时，合资或合作方式优于独资方式，跨国公司获利，反之，实行独资方式对跨国公司更有利。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东道国企业对本土政策环境比较了解，跨国公司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关于东道国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竞争对手、产品的分销渠道以及原材料供应等信息，加上合资或合作方与当地政府比较熟悉，跨国公司就可以减少与政府间的行政摩擦，相对于独资企业来说，这些都是合资或合作企业所拥有的额外收益，即R1、R2。另一方面，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或合作，看中的就是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管理经验、国际性知名品牌以及其独特的产品，这些无形资产是跨国公司取得高额利润的优势所在，若采取合资或合作形式，东道国企业就可以通过边干边学、搭便车等形式逐渐掌握这些无形资产，因此可以说这些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减少的直接和间接收益，也即R3、R4。C1、C2可以看成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降低的风险成本。因为文化差异和东道国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进行投资的风险，采取合资或合作就可以减少这种风险，而独资的风险成本则很大。C3、C4可以认为是跨国公司采取合资或合作所提高的合作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合资或合作双方进行谈判所花的时间和金钱、管理上的冲突与摩擦、决策上的不一致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决策、生产、销售。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和东道国本身环境的变化，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模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例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经验越丰富，对东道国的市场越了解，R1、R2就会减少，合资或合作的优势就会削弱；当跨国公司改变其生产结构，生产更具特色、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时，采取独资或控股对其更有利。根据经验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欧美发达国家时，一般直接采用独资方式，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大体相似，且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比较熟悉；而他们进入发展中国家时，一般采用合资或合作――控股――独资这一逐步过渡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这些国家的市场环境不十分了解。模型中的R1、R2、R3、R4、C1、C2、C3、C4，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跨国公司在市场内发展过程中动态变化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模式数据分析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三种模式――合资、合作、独资方式的比重不断变化。中外合资实际投资比例经历了一个波动的过程，从1979年的15.57％到1987年的69.73%,再下降到2004年的27.89％。中外合作实际投资比例从1979年的84.2%一直下降到2004年的3.0％。独资实际投资比例从1979年的0.24％上升到69.11％。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模式逐渐倾向于独资。事实说明，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时间越长其独资化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所拥有的可以使其独资化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也验证了收益成本模型的适用性。

（三）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战略历程及趋势

从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历程看，其发展战略一般为四步：

第一步，与中国企业建立贸易关系。通过国际贸易一方面加深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另一方面开始试探性的投资，为以后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产品与市场基础。

第二步，建立生产基地。在中国通过独资建立分支机构或通过合作、合资、兼并收购等方式，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生产基地。充分利用中国欲融入世界经济的愿望、良好的投资环境，将其技术、管理、资金等优势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等资源相结合，大幅度低成本生产从而适应其全球化战略。

第三步，建立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充分利用其在中国的生产基础，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将中国作为其全球营销策略的一部分，其合作主要集中在销售渠道上，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增加其在中国市场中的份额。

第四步，主导垄断。不断使用其创新产品及营销手段，将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进而试图垄断或主导其所在行业的市场，形成垄断优势。

按投资方式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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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 年1月-11 月）

目前多数跨国公司的战略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步，将中国从“世界工厂”的观念转变到“世界市场”，充分认识到了中国13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和中国的经济实力。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说明其欲加强对在华投资的控制权和在中国市场占领行业市场主导地位的意图。独资化倾向已证明跨国公司有足够的资源和经验独立经营。只有当其市场占有量达到了一定的份额时跨国公司才可能有信心独立经营，将各种优势从合资合作企业中收回，并入到独资企业中，这就证明了其处于第三阶段的后期，并将逐步向第四阶段即主导垄断阶段过渡。

（四）外资银行在华发展趋势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模式变化验证了收益成本比较模型的适用性与正确性，外资银行是提供以货币为载体的并提供金融服务的跨国金融百货公司，属于服务型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必然会体现在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上。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要经历建立贸易关系――建立生产基地――建立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主导垄断市场的战略历程，但外资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这种特殊的服务性跨国公司，其金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是不可分离的，因而其进入中国的策略历程不可能从贸易开始，而是跳越一般跨国公司的前两个策略阶段，直接进入扩大市场份额的阶段。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从跨国公司发展的策略历程来看，其必然期望进入主导垄断市场的策略阶段，因而其在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上也必然要体现出跨国公司发展模式的特征，即合作、合资、参股等模式发展到控股、独资的模式上。从模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合资、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外资银行增加R1、R2，减少C1、C2，其合资或合作获得的收益将远小于模型中不等号左边的部分，收益成本模型[(R1+R2)+(C1+C2)]-[(R3+R4)+(C3+C4)]>(1-a)Π成立，所以外资银行选择合资合作是必然的。但与跨国公司发展一样，外资银行的R1、R2、R3、R4、C1、C2、C3、C4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合作一定会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使外资银行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即R3、R4增加。而当中资银行的实力不断增强，其谈判能力也会显著提高，合资与合作中的摩擦也会逐渐增多，C3、C4会增加。模型中不等号左边的部分会逐步缩小，合资、合作对外资银行来说就不再是必要手段了。

四、中资银行现阶段应采取的具体策略

以上的分析已经能充分说明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策略过程，中资银行应充分认识到采取阶段性的措施来应对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扩张，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基础上与其竞争。长期来看，中资银行应该选择阶段性而不是从一而终的策略，首先选择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策略，在合作中保持竞争意识和观念，防止最终变成外资银行的傀儡和入侵中国金融市场的工具。随后在成熟的时机选择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策略。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以合作为主才能真正从外资银行那里学到国际化的理念来培养自身竞争力，为后期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状态做好充足的准备。

（一）与外资银行建立审慎的战略联盟

通过战略联盟,中资银行可以获得先进的管理和经营理念,有助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但中资银行在与外资银行合作时,不能因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盲目决定,而要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应该看欲参股的外资银行战略目标是否与自己一致;其次,要注意外资银行的性质,由于境外商业银行、境外投资银行和国际政策性银行的性质和战略目标存在差异,中资银行应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的外资银行;再次,对于合作双方由于国情不同而出现的非原则性问题,应本着的原则,但对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要求应予以拒绝,不可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而降低标准、放弃原则。中资银行要明确战略合作的目的是最终实现长远的自我提升与飞跃，不是仅仅获得当前合作所得的利益而放弃后期的发展。

（二）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金融业开放的主要障碍在于银行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能否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既关系到中资银行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开放金融服务后国内银行能否应对国外银行的竞争问题。“中资银行应加强内部监管和制约机制、强化贷款评估、审查和监督机制,以保障贷款的安全,减少不良贷款发生的比例。在不良资产方面与外资银行的合作要利用其成熟的处理方法，充分改善中资银行的资产结构。” 要在风险控制、财务管理、人事激励、业务流程、信息科技等方面进行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与此同时,组织有条件的银行尽快上市。2001年,中国银行成功地重组了香港中银集团。2003年底,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促其进行股份制改造。2004年9月21日建行股份挂牌, 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内地和香港同时“A+H”上市，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中，中资银行要充分借鉴其混业经营和海外分支机构庞大的优势，顺利实现在海外上市与实力扩张。

（三）加强市场营销

中资银行营销战略的现实选择是: 以“精致”营销取代“粗放”营销;以“动态”营销取代“静态”营销; 以市场开发取代市场占有。首先,从各个角度进行市场细分,根据经济发展、客户需求、自身实力等因素选定和培育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其次,保住重点客户,在我国20%的人群占有约80%的银行储蓄,所以重点客户对银行的利润非常关键。在巩固国内客户的基础上，需要充分发挥外资银行海外机构众多的优势，将中资银行的营销触角渗透到海外市场，借助外资银行的实力建立在海外市场的经营网络。

（四）推动金融创新,实现银行经营多元化

能否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及根据客户的需求开发具有个性化产品的能力,是衡量一家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差距所在。中资银行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积极开发零售业务;适时开展金融创新,推出市场需要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商品。

（五）提高信息技术在银行业中的运用

21世纪的金融业要求金融业务与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中资银行已经在电子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国际金融行业新技术在不断更新发展,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技术方面还存在着巨大差距，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中资银行要在合作中谋求外资银行的技术优势，协助自身提高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加快信息技术的运用,形成以电子技术和信息为支撑的电子化银行系统,从而实现业务处理自动化、综合管理信息化和银行业务网络化。

总之，中外资银行选择合作或者竞争的根本出发点是自身利益，即无论选择合作或者是竞争，都要获取最大化利益，这也是任何一家企业都必须考虑的最基本问题。但是中资银行必须明确，合作的目的是学习、吸收外资银行积累的专业技术及银行业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在未来的20年，合作性竞争的局面将从目前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格局，逐渐转变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状态。中资银行在抓住机遇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合作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外资银行参与合作只是其次佳选择，最终还是要争夺市场主导地位。作为中资银行应逐步提升自身实力，锻造有价值的核心竞争力，有次序地先后以合作与竞争为重心，合理地选择合作或竞争策略才是最明智的战略决策。

参考文献：

[1]蔡兴.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述评[J].上海商学院学报,2006,(3).

[2]李文瑛.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独资化发展历程、影响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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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手机银行业务发展中最大的特点是：推动该业务的主体是移动运营商，不是银行，银行是配合连接支付。移动运营商利用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整合终端厂商和设备提供商的资源，联合银行提供手机银行业务。在日本，手机银行的安全管理受到高度重视，终端可以直接使用Java和SSL，交易的信号经过了多重加密，再加上与各银行间使用专线网，因此，银行业和消费者对这一业务的信赖程度十分高。同时，移动运营商把移动支付作为重点业务予以积极推进，目前手机银行在日本已经成为主流支付方式。

韩国手机银行业务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几乎所有韩国的零售银行都能提供手机银行业务。韩国人在购买新手机时，会选择具备特殊记忆卡的插槽，用以储存银行交易资料，并进行交易时的信息加密。在韩国有几万家餐馆和商店拥有能从手机通过红外线读取信用卡信息的终端，使顾客能够通过手机进行消费支付。韩国手机银行业务飞速发展的关键在于韩国银行业对手机银行业务的高度重视，积极推进。银行期盼客户使用手机银行，因为这将为银行节省大量柜面操作成本，从而使银行员工可以集中精力于其他具有更高价值的活动，同时也可使客户享受到现代支付的便捷和实惠。

美国手机银行市场近年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9年Nielsen公司统计美国手机银行用户达到1300万，其中约三分之二仍在使用SMS模式的手机银行。而据comScore公司的分析报告，至2011年6月份，美国约有13.9%的移动通讯用户，即3200万人曾经使用过手机银行，比2010年第四季度增长了21%，其中仅客户端应用形式的手机银行用户就有1200万，相比2010年第四季度增长了45%。

我国手机用户发展潜力不容小觑。自1999 年中国移动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合作推出最早的手机银行业务，工商银行等几家银行几乎同时于2000年5月推出基于SIM卡的手机银行业务。2003-2004年期间，随着短信应用的普及，各家银行先后推出基于短信的手机银行业务。2005-2008年出现了JAVA、WAP技术为主的多样化手机银行。截至2011年11月末，工、农、中、建行手机银行客户约1亿户，交易量达27144亿元。这与我国10亿多手机用户相比，占比不足10%，其发展潜力不容小觑。所以，各大银行均在积极开展手机银行业务，“抢滩登陆”，以期在信息化变革中分得“一杯羹”。

二、手机银行技术发展历程

手机银行随手机技术突破渐次发展。每一次的技术突破都使手机银行上一新台阶。纵观手机银行采用的技术经历，主要有STK、SMS、USSD、BREW、WAP、JAVA移动客户端应用等方式。

基于短消息（SMS）的手机银行由手机、GSM短信中心和银行系统构成。在手机银行的操作过程中，客户通过SIM卡上的菜单对银行发出指令后，SIM卡根据客户指令生成规定格式的短信并加密，通过GSM网络发出短信给相应的银行系统，银行处理客户的请求，并把结果转换成短信格式发给客户。

基于STK卡的短消息方式是将银行服务的菜单写入特制的STK卡，从而便于客户的菜单式操作，同时，STK卡本身有比较完善的身份认证机制，能有效保障交易安全。其缺陷是：STK卡的容量有限，通常只能在卡里写入一家银行的应用程序，而且不能更改，OTA空中下载技术虽可以更新STK卡里的内容，对服务进行升级，但仍然比较麻烦；短信的存储转发机制会使交易在网络运营商的服务器那里留下记录；业务和商业模式存在缺陷，尽管可以将换卡手续改在银行柜台办理，但这需要银行与网络运营商的更深层次的合作。

USSD即非结构化补充数据业务，是一种基于GSM网络的新型交互式数据业务。USSD消息通过7号信令通道传输，可与各种应用业务保持对话。USSD将现有GSM网络作为一个透明的承载实体，可自行制定符合本地客户需求的相应业务，对原有的通讯系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USSD方式的优势在于：客户群体不需要换卡，适用大多数型号的GSM手机；实时在线，一笔交易仅需一次接入。其局限则是：不同类型的手机的界面显示有较大差异；从银行端到手机端的下行信息无法实现端到端的加密。目前该业务在国内尚未普及。

WAP为无线应用协议的简称，是开发移动网络上类似互联网应用的一系列规范的组合。它使新一代无线通信设备能够可靠地接入Internet。由于无线网络系统和固定网络系统不一样，加上移动终端的屏幕和键盘都很小，所以WAP不适于采用HTML（超文本标识语言），而需采用专门的WML（无线标记语言）。WAP2.0采用TLS作为端到端加密的算法。WAP方式的优势在于：开发量很小，仅需在网上银行的基础上开发WML的版本即可；字符内容浏览，实时交易；GPRS的出现，改善了浏览速度。其局限在于：客户手机需要支持WAP协议；只能处理文字，可交互性差，界面简单。

BREW（无线二进制运行环境）是一种基于CDMA网络的技术。客户可以通过下载应用软件到手机上运行，从而实现各种功能。BREW位于芯片软件系统层和应用软件层之间，提供了通用的中间件，直接集成在芯片上，不必通过中间代码就可以直接执行。运营商也可以通过无线方式为客户下载、升级软件。BREW支持各种加密算法。BREW在安全性和终端表现的一致性上要优于Java方式，但因是高通公司的专利技术，开放性不如Java。

最新的智能手机一般专门定制手机银行客户端应用程序。比如Andriod手机采用J2ME平台，可以按照需要使用Java技术开发、下载、运行新的应用。J2ME的配置和框架使得应用程序安装的灵活性得到很大提高。其优势在于：能实时在线交互式对话；图形化界面，操作友好；采用1024位的RSA认证加密技术和128位的三重DES加解密技术，安全性相对较高。IPhone手机银行客户端虽然用不同的开发工具和运行环境，但底层同样是基于移动通讯的分组交换网络。

与网上银行相比，手机银行以移动通讯运营商的专用网络承载接入，在安全保密性上更胜一筹，而网上银行以开放的因特网为载体，易受各种黑客、病毒侵入，安全性一直广受关注。手机银行的弱项是客户终端功能偏弱，无线接口的数据传输速率较慢。但随着移动3G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应用普及，这些瓶颈已被逐渐克服，手机银行面临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手机银行风险控制

手机银行业务风险主要表现为操作风险、声誉风险和法律风险。因信息科技风险在操作风险中占比高，特提出来单独讨论。

1.信息科技风险

由于金融科技领域发展迅速，信息科技监管首先应把握技术方向，控制主要风险，辅之以对技术细节的关注。

手机银行的特殊运行环境要求银行必须选择特定技术解决方案。技术方案在设计上潜在的缺陷或漏洞，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都会使银行和客户面临实际风险，不仅会给客户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还会给银行及相关机构带来经济上和声誉上的伤害。

手机银行系统应当配备适当的安全措施如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监控系统和快速恢复机制保证数据安全。手机银行系统的完整性保护机制应当能够对系统、文件编码进行完整性检测，以禁止所有未经授权的软件和硬件篡改。

黑客攻击手机银行的主要手段有：手机克隆、会话劫持、恶意代码、中间人攻击、网络钓鱼、通讯重定向、IP欺骗和社会工程等。为防止黑客利用手机安全漏洞来拦截客户信息，采用端对端的应用层加密可以提高传送信息的安全性。这种安全机制，用来保证敏感信息从输入设备开始到接收端为止的全程数据安全加密；且敏感信息不能在网络系统、服务器、网关和其他传输通道中使用明码。

当手机银行客户需要输入密码和个人身份号码时，数据应该立即被加密编码，同时必须保证机密信息传输的单向性。在这一过程中，敏感信息不能在手机终端上被显示，用以防止密码被其他人看到。为了保证加密和身份鉴定通讯过程中的数据完整，当手机通讯线路传输特性突变或通讯过程被阻断时，系统应重复进行身份鉴定过程。

手机银行的灾难恢复包括数据灾难恢复和系统灾难恢复。数据灾难恢复是面对自然灾害、计算机系统遭受误操作、病毒侵袭、硬件故障、系统攻击等事件后，将客户数据从无法读取的存储设备中拯救出来，让系统重新投入运行，从而将损失减低到最小。系统灾难恢复是建立必要的系统备份，保证系统的可恢复性和高可靠性，将系统故障所造成的服务中断风险降低到最小。

客户每次业务操作信息均应由客户的私人密钥进行数字签名，所有信息的数字签名就如同客户实际的签名和印签一样，可以作为客户操作的证据。客户在操作过程中的各种数据信息，如移动公司的通讯记录信息，也可作为确认客户身份的辅助手段。

2.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主要是指客户在进行手机银行业务操作时不熟悉相关知识和对手机银行业务操作方式不熟悉所导致的风险，或者是银行内部人员对手机银行业务操作失误致使客户遭受损失的风险。

在银行内控方面，防范操作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定尽可能详细的业务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使内控制度建设与业务发展同步，并提高制度执行力。针对手机银行业务是银行新开展的一项新业务，银行应制定详细的业务规章制度，及时发现并弥补制度设计和执行上的缺陷，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体系。银行要切实强化风险责任的追究机制，加大对责任人员的查处力度，并强化教育，提高银行员工综合素质。同时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手机银行业务监管，对手机银行进行适当的监管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

技术外包是指商业银行将银行信息系统的部分或全部委托给外部机构进行处理的开发方式。在这种商业模式中，银行通过利用外部专业化资源降低成本，提高开发效率。但一方面银行信息部门对外部技术的认知和掌握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外部公司由于自身并非专门的金融机构，对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认识不足，并且外部公司的专业化水平、资质等参差不齐，因此，银行在采用外包技术时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由于商业银行对整个手机银行服务流程的宏观考虑不全面，或是缺乏对涉及的外部合作机构的有效控制也会造成操作风险。据闽东日报报道，2011年5月福建宁德某用户的手机无故无法使用，后发现其银行账户上少了九千多元，经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通过使用假的身份证到移动营业厅补办被害人的手机卡号，随后通过手机银行将其存款转账到事先开设好的账户。在此事件中，移动营业厅负有责任：犯罪嫌疑人伪造的被害人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地址、有效期都与原件不符；按规定，若本人没来办理，委托办理者也要向移动营业厅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而当警方前来调查时，移动营业厅提供不出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此事例说明银行在开展手机银行业务时必须对合作方的有关操作流程及管控措施有所了解，并且制定自身相应的风险应对预案。

客户行为疏于防范也构成手机银行操作风险的一部分。银行应该对客户进行指导并普及手机银行使用知识，降低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过程中存在的操作风险。比如教育客户如何识别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如何保护手机密码。此外，当使用手机浏览网页或访问移动应用程序时，应提醒客户采取和在PC上面操作时相同的预防措施，如安装手机安全软件；注意软件高级权限的变化；尽量通过官方网站下载软件；购物时使用安全的超文本传输协议在网站上输入敏感的付款数据，而不是基本的超文本传输协议。

3.声誉风险

所谓声誉风险，是由于银行的负面公众舆论引发的银行客户严重流失的风险。声誉风险包括使公众对银行整体运行产生持续负面印象的行为，这些行为严重地损害了银行建立和维持客户关系的能力。如果公众对银行处理临界问题的能力丧失信心，也会引发声誉风险。对开展手机银行服务的银行来说，若不能持续地提供安全、准确和及时有效的手机金融服务，银行的信誉将受到损害。

防范声誉风险的重点是防范利用手机银行进行金融欺诈的行为，以及加强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控制，采取必要措施有效地识别、评估、监测、控制及缓释操作风险。应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操作规范和严格的内部制约机制，执行职责分离、关键岗位轮岗、强制性休假和离岗审计制度。任何进入系统的操作必须在系统运行记录中记载。防范利用手机银行进行金融欺诈，应适时对登录手机银行的重点客户加强监控，尤其应对大额资金进出的背景进行监控。按照巴塞尔协议监管核心原则和《关于洗钱、扣押、没收犯罪所得公约》等国际条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手机银行应进行交易跟踪，并通过数据挖掘软件，对可疑资金交易进行分析，防范利用手机银行进行非法资金交易。

银行应将手机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纳入公司治理及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主动、有效地防范声誉风险，建立相关的声誉事件分类分级管理和应急处理机制，提高对手机银行引发的声誉事件的应对能力。

4.法律风险

手机银行的法律风险来自违反法律、法规的可能性及有关交易各方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不明确性。目前，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对手机银行运作的适用性还不明确，并且客户通过电子媒介所达成协议的有效性也具有不确定性，这些都会引发手机银行法律风险。在客户信息披露和隐私权保护方面，手机银行也面临着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第三人侵权和违法犯罪行为引发的法律风险，主要是犯罪分子未经客户授权进行手机银行交易，表现为手机银行客户的密码或电子签名被冒用；二是未适当执行手机指令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客户通过银行的电子签名验证后，发出了正确的交易指令，但由于手机银行交易系统故障等原因没有及时、正确执行交易指令，从而给客户造成损失，也有些情况是客户发出了指令但发出的指令无效，银行继续执行，造成客户损失；三是风险揭示不充分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客户被犯罪分子欺诈后，以银行对手机银行法律风险没有充分揭示为由，要求银行承担责任，此类情况主要是客户欠缺自我保护意识，疏于防范，造成账户信息泄露。

上述法律风险归纳为一点，就是手机支付的安全问题。来自艾瑞市场调研的一组数据也验证了此项事实，由于网络欺诈、网络“钓鱼”等现象的持续泛滥，近六成智能手机用户表示担心手机支付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手机银行业务的推广。

若因担心风险防范问题，就使手机银行业务踯躅不前，甚至断然放弃此项业务，当然是不对的，甚至是片面的。最好的策略无疑是在保持手机银行业务较好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做好法律风险防范。这就需要银行、社会、消费者三个层面共同努力来实现。

首先，就银行而言，要建立统一的手机银行风险控制平台，对手机银行交易进行实时监控，出现问题及时处理；进一步完善手机银行合同文本，区分客户与银行的责任，防范法律风险；加强手机银行业务的全流程管理，尤其是手机银行开立，手机银行规章制度的执行和操作风险管理、媒体舆情监测等方面；加强与银行同业、银联、公安部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在发生手机银行风险案件时，及时通报信息，实现信息共享，联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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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投机性泡沫进程的心理因素

推进投机性泡沫进程的心理因素主要有羊群效应、过度自信和博傻心理

1.羊群效应.金融市场中的“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②。在巨大的财富效应的示范作用和人们的非理性预期下，极易产生“羊群效应”。投机性泡沫产生的基础是羊群效应，因为它刺激利好消息在群体中不断扩散，投资者通过加入群体，个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相对安全感，对于风险表示愿意承担比以前更大的风险。当大量理性投资者根据羊群行为投机时，加大了金融市场上基础价值与资产价格的偏离，加快了投机性泡沫的膨胀。

2.过度自信和博傻心理。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市场上所有投资者都存在着过度自信。过度自信就是与其他交易者的信息相比，认为自己的信息准确度更高，市场投资者对资产的基础价格都有着相当的自信程度，致使价格脱离了基础价值，投机性泡沫不断扩大。当价格上升的时候，投资者通常因为过度自信会忽略微小的不利消息，充分信任自己得到的利好消息。投机者过度自信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低估了风险，正式由于投机者在买卖金融资产时对自己信息的掌握过于自信使得他们忽略了风险，投入大量的资金推高价格后使其偏离其基本价值，推大了泡沫的形成。在中国的并不成熟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心偏好更是突出。

博傻心理是指金融市场上尤其是股票市场上，投资者购买金融资产但是并不重视其基础价值，购买的唯一原因是以后价格还会上涨，这样未来会有更傻的人以更高的价格来接手。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保持理性是一件痛苦又艰难的事情，与热衷投机的人相比，保持冷静和理智反倒显得比较傻，跟不上潮流，尤其发现身边的人都因为投机得到了好处，这种诱惑使得投资者心理发生变化。投资者所关心的并不是其基础价值，而是在群众心理支配下市场对其估价。由于普遍存在的博傻心理，投机者很容易侥幸的推高价格，使得泡沫越堆越高。

3.反馈环理论。反馈环理论是指开始的价格上涨导致不断的价格上涨，这是由于投资者需求的增加，初始的价格上涨的结果被反馈到了更高的价格中，投资者心理的预期通过价格上升被进一步强化，形成了自我增强的反馈机制。在羊群行为和过度自信的基础上，金融市场中的正反馈环效应导致投机性泡沫膨胀，并不断撑大泡沫。但是投机性泡沫可以不断扩大，却不可能永远持续，一旦市场上因为某种原因比如需求停止时资产价格下跌，就很快会出现泡沫收缩的正反馈震荡，下跌的价格进一步导致投资者抛售手中的金融资产，这是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就会出现跳水式的暴跌，先前促使价格飞涨的羊群效应以及过度自信会促使价格进一步下跌。反馈环理论将投机性泡沫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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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模型最早是由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提出的实证经验模型，两国间的贸易与两国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形式与牛顿万有引力公式近似，因此被称为传统引力模型。他们认为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反映了其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则反映了其潜在的需求能力，国家间的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吸引带动了国际化分工下专业化生产的产品的流动，而两国的空间距离则代表了双边贸易最主要的阻力因素。

在该模型中，两国间的距离即为模型中双边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Tinbergen（1962）中选取了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计量检验结果显示两国的贸易空间距离对双边贸易额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可以解释75%的名义双边贸易额。Poyhonen（1963）对1958年的欧洲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采用截面数据和投入产出矩阵的结构模型，双边贸易空间距离采用国家间货物贸易运输距离这一观测值，同时引进运输成本因素。

Linnemann（1966）对标准引力模型进行了重要扩展，引入了内生变量国家人口和虚拟变量贸易协定这两个解释变量，其中实证检验得到人口与双边贸易额的负相关关系。而后，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拓展主要局限在增加解释变量上，包括人均收入、运输成本因子、非关税覆盖率指数、双边汇率、人口资本密集度、语言文化、消费者价格指数、领土接壤等等，同时引力模型的研究对象也从货物贸易流动增加到移民流动、净资产流动以及FDI流动等。

一直到70年代末，引力模型的发展仍为跳出传统经验模型的框架，虽然不断增多的解释变量更好的完善了该经验模型，但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仍是该模型的一大软肋。到80年代，较为完善的引力理论模型逐渐形成，目前主要分为三种方向：

1、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CGE），代表有Anderson（1979）、Bergstrand（1985）、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2004）等；

2、基于国际贸易理论模型，其中有要素禀赋理论模型（Factor Endowments Models），即赫克歇尔-俄林及其拓展模型，代表有Bergstrand（1989，1990）、Deardorff（1998）等，有李嘉图贸易模型（Ricardian Trade Model），代表有Eaton和Kortum（2002），有规模报酬递增模型（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IRS），代表有Helpman和Krugman（1985）、Evenett和Keller（2002）；

3、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Heterogeneous Firms Models），代表有Chaney（2008）、Melitz和Ottaviano（2008）等。

一、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Anderson（1979）提出了引力模型的一种理论解释，该理论根据贸易品及非贸易品的支出方程推导出简易的引力模型，其中支出方程中使用常数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来得到贸易与产出的关系，且假设各地区的需求函数都一致，且各地区生产一种完全分工的产品，也就是阿明顿假设（Armington Assumption），文中还将该模型推广到多国多贸易品以及存在关税和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并且提出了双边贸易受到两个地区与他们所有的贸易伙伴平均贸易壁垒的影响。

而后的Bergstrand（1985）认为“价格仅仅是为了调节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这一观点在贸易流量分析中是不合理的，其实在Anderson（1979）中就已经发现价格在多边贸易函数中的重要性。Bergstrand（1985）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静态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来推导引力模型，该模型将贸易商品价格作为重要的要素分析，沿用了Anderson（1979）中的CES效用函数并提出了常数转换弹性（CET）生产函数来构造局部均衡模型，得出的一般化引力模型形式较为复杂，经过几个假设得到简约的引力模型。

但是，Bergstrand（1985）将贸易成本包含的进出口商品价格之中，并没有对贸易成本作进一步的分析，而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2004）将贸易成本因子从商品价格中分离出来，并分析贸易成本因子的主要构成，包括两国距离、自由贸易协定等，加以合理的假设得到了最为接近实证引力模型的结果。模型推导中仍然采用阿明顿假设和CES效用函数，分析了一般均衡中存在贸易成本的情况，以及各种贸易成本对双边以及多变贸易的影响。文中还提出了非理论项“遥远度（Remoteness）”，以及“多边阻力项（Multilateral Resistance）”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革新，就是在两国贸易模型推广到多国贸易时，考虑的应该是各国两两间的比较贸易壁垒且是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

二、基于国际贸易理论模型

在Bergstrand（1985）提出了单一要素的进出口供需方程组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基础之后，引力模型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主要是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中增加了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将新贸易理论纳入到引力模型的框架之中，给出了更多的贸易分工以及对差异化产品需求的原因。

最早是Bergstrand（1989）将引力模型纳入到了国际贸易要素分配理论中，放弃了一般均衡模型中单一要素假设、阿明顿假设以及相似偏好假设，而是基于两种要素、两个产业及N个国家的赫克歇尔-俄林-张伯伦-林德模型（Heckscher-Ohlin-Chamberlin-Linder Model）进行分析，其中出口国的总收入及人均收入可以分别看作为国内资本总量的产出以及国内人均资本量（资本劳动禀赋比率）的产出，而进口国的总收入及人均收入的差异可以看作进口国的总消费能力和消费偏好的差异。

在该模型下可以看到引力模型与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的新贸易理论推导结果是一致的，在计量分析中，发现引力模型可以解释SITC一分位跨国贸易流量变化中的40%到80%。我们可以看出Bergstrand（1989）成功地引入了贸易要素分配国际贸易理论，运用要素禀赋理论阐述引力模型一般均衡分析中部分假设的合理性，也就是国际贸易中各产业的全球化分工，同时还检验了决定双边贸易中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的因素，为引力模型的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Deardorff（1998）认为引力模型可以直接基于国际贸易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进行推导，也就是说就算没有非完全竞争市场或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贸易也会因为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增加。根据有相似偏好假设的无贸易阻力模型得到了无阻力简单引力模型，考虑在该模型世界经济中，每一个国家产品k的产量占该国总产量的比值可能与该产品总产量占世界产量比值不同（pkxik /Yi = αik ≶ αk = pkxkW/YW），而且某国产品k的相对需求也可能与该产品的世界相对需求不同（pkcjk /Yj = βjk ≶ βk = pkckW/YW），Deardorff认为如果αik和βjk是正相关（负相关），那么i和j两国的贸易就就高于（低于）无贸易阻力简单引力模型中的两国贸易。那么对于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倾向于消费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且由HO定理可知，该国为资本密集型国家并倾向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那么根据Deardorff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两国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结构相似时会相对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量，也就是资本密集型国家倾向于与同类型国家贸易，那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价格更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贸易额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合理的正相关关系。

同样地，Eaton和Kortum（2003）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下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并且从贸易品供给的角度分析，模型中任意两国间的贸易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由于技术上的差异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进一步形成国际分工加深两国贸易，另一个是两国间的贸易阻力，包括运输成本，关税配额等。

三、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

Paul Krugman（1980）年提出，在同质性企业的模型中，产品的替代弹性越高则贸易流动受到贸易阻力的影响就越大，但Chaney（2008）基于异质性企业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替代弹性能够削减贸易流动受到贸易阻力的影响，而不是增加。Chaney在一般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引入了企业的异质性以及商品出口的固定成本，且异质性企业的生产力分布为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那么当运输成本发生变化时，变化的不仅仅是每一个出口商出口的商品数目，还有出口商自身数目，前者称为密集型边际（Intensive Margin），后者称为外放型边际（Extensive Margin），可以发现替代弹性对于以上两种边际的影响效应是相反的，更高的替代弹性会使密集型边际对贸易阻力的变化更敏感，但同样会使外放型边际则对贸易阻力的变化变得不太敏感。Melitz（2003）中首先引入了异质性企业一般均衡贸易模型，Chaney（2008）对Melitz模型进行了扩展，考虑了非对称国家以及非对称贸易阻力，以及贸易阻力对贸易带来的密集型和外放型边际综合效应，从微观企业层次的数据给出了贸易阻力对两国贸易的实际作用。

Melitz和Ottaviano（2008）同样采用了异质性企业模型，与Chaney（2008）不同的是，新生企业在进入市场时会面临一个固定的进入成本，也就是沉没成本，但新生企业进入市场后出口时只会有变动贸易成本，而没有固定的出口成本，这也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假设类似。Melitz和Ottaviano（2008）模型是基于非CES效用函数，其中将差价利润内生化，该差价利润受到市场竞争强度的影响，越大的市场以及越多的竞争者则该差价利润越低。那么已经进入市场中的企业可以根据出口的竞争强度随意选择出口还是不出口，从企业层面给出了国际贸易所受的贸易阻力对企业的微观选择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引力模型的理论框架，是最基本的理论模型中的假设不断放松的过程，从开始的阿明顿假设、相似效用和生产函数、同质性企业，国内外产品的完全替代性等假设不断的放宽，到完全竞争以及非完全竞争市场、非相似偏好、异质性企业、差异化产品、差异化禀赋和技术等，该模型的进步以及理论的更新其实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如出一辙，也将贸易实证分析从宏观贸易数据细化到微观企业层次数据，为研究区域以及国际贸易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更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Anderson,James E.,1979.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 (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