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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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演进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研究经济行为演化的学科，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关于存在的学科（贾根良，1999）。演进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当代高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处于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创新变迁状态，主流经济学无力解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实践的变迁势态；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认知科学、生物基因科学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理论、非平衡系统热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的革命性进展，为一门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以及分析工具。演进经济学由此出现和成熟。

沿着schumpeter（1912）开辟的研究方向，15近几年来演进经济学在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制度变迁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比主流经济学，演进经济学还缺乏精致和清晰的数学推演以及严整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同样可以归纳出其独具一格的研究范式。

演进经济学的内核可概括为：社会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动态非均衡的演进状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时间不可逆。演进作为一种过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流逝的时间本质上是不可逆的，是单向的，是无法重复与试验的。时间不可逆决定了经济系统演进的路径依赖特征；（2）非最优与多样性。在各种高度不确定的随机因素扰动下，经济演进过程是非均衡状态，演进过程无法实现最优解。另外，路径依赖以及随机因素扰动决定了系统中个体之间的期望、偏好、能力、知识存量和认知模式等都将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别，从而出现个体行为的多样性；（3）群体协同演进（coevolution）。生物学新的研究发展表明，施加选择压力并被生物所适应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概念，既包括变化着的非生命方面，也包括变化着的生命方面。生物个体及与之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都是其环境的一部分，相互作用的生物之间“协同演进”并彼此适应而非“生存竞争”，是生物世界的普遍现象。经济学家对演进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但生态系统协同演进观是生物学类比的演进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与内核相对应，演进经济学的保护带包括：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备且非对称分布。这里的不确定性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才有了非均衡的演进状态的持续存在；这里的有限理性意味着对最优解的否定，意味着多样化世界的本貌；这里的信息不完备与非对称分布表明了个体的异质性以及信息（知识）分布的差异性，意味着经济个体获利机会的不同。

演进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决定了演进经济学对知识的应有关注及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实际上，演进经济学的最初发展是寓于schumpeter（1912）的创新理论之中的，演进经济学的成熟是与创新（本质上指的是知识创新）理论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新古典范式中被忽略或被内在排斥的关于知识的一些重要命题和原理，如知识创新、知识演进等问题在演进范式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二）演进经济学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遵循演进范式，经济学家们对知识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首先是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1. 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与系统性。知识要素的复杂性、知识配置的特殊性以及知识作用于经济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知识创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中，这个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在schumpeter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就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16与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世界直接对应的必然是认知主体的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知识是主体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和主观反映，知识创新是知识主体对不断演进、变迁的自然界和社会经济机体的认识深化。

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不确定的知识创新属含着高风险性和高成本。知识创新的持续、顺利推进需要一种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分摊机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这样，就需要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各相关经济主体、各契约组织之间的有机协调、配套以及紧密合作，充分发挥系统效应。由此，才有了freeman（1987）、lundavall（1992）、nelson（1993）等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形成。同时，创新知识的应用、传播、扩散与检验也必须依托于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体系。总之，知识创新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也即知识创新具有系统性，而且，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与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知识的不可逆性。这里所谓的知识的不可逆，是指知识所有者对某种特定知识的学习、获取、体验、应用必须在而且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时空状态下进行，不同的时空状态（这里所说的不同时空状态是种区间意义上的时空，是可鲜明地予以辨认和区分的）决定着不同的知识积累与知识存量，也决定着不同知识应用的不同效果。换句话说，知识的不可逆性是指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的实验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产生于知识主体对知识体验的时空性。这既包括同一知识主体在不同时空中形成的知识的异质性，又包括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异质性。

知识的不可逆性表明了企业知识的异质性。不同的企业知识，依托于不同的知识所有者以及不同的契约组织载体身上，具有实验意义上的时空性，也就是不可逆性，由此形成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之间知识的异质性框定了不同企业相应的竞争行为以及战略取向，进而决定了企业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竞争优势以及利润获取上的差别（刘刚，2002：第66页）。正是因为知识的不可逆性，nelson & winter（1982）、penrose（1959）、prahalad & hamel（1990）等才把企业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行为的基础以及利润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各自的经济理论研究。

3. 知识的难言性。因为语言的抽象性和局限性，知识具有难言性。任何知识都含有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的成分，我们可以明晰说明的知识仅仅是人的知识当中可用语言交流的那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知识是难言的，这种难言的知识也称为隐性知识（polanyi，1962）。研究知识难言性的重要意义在于：（1）个体或组织的隐性知识是一种高度专用性的、难以转移的且难以模仿和替代的非竞争性要素，这意味着经济个体和组织具有是异质性；（2）知识的很大一部分是难言的，如何把隐性知识转化为可以表述的、规范的显性知识而加以利用就显得相当重要；（3）隐性知识是难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计量定价的，需要一种特别的定价机制。

（三）演进经济学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

对知识性质的上述判断、理解与解释，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知识演进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演进经济学家眼里，知识演进机制就是知识创新机制，而关于“怎么做的知识”的技术的创新与知识的创新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演进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技术创新来展开的。在现有的文献中，有关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创新的动力源研究。schumpeter（1912）是最早研究知识创新动力源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认为，不论是在经济组织外部，还是在企业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技术，都是创新的源头，进而提出了“科技推动说”。 schmookler（1966）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创新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也是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要受市场需求的引导和制约。换言之，在刺激科技创新方面，需求比科技进步更重要，由此形成了“需求拉动说”。mowery & rosenberg（1979）则指出，供给和需求都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只是在不同产业中以及在创新的不同阶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区别，但是，无论如何，技术和市场都是创新成功的基本因素。对于创新而言，科技推动与需求拉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交互作用、缺一不可，这就是创新的“双因素说”。

2. 创新的契约载体研究。marshall（1890）指出，知识是生产中最有力的发动机，而组织则有助于知识的形成。penrose（1959）则直接把企业的本质理解为在知识积累过程中不断扩展其生产领域的机制，也即“企业是知识创新体”。在penrose看来，企业新知识的积累，就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把关联的和正式的知识转化为非正式程序化的富有针对性的隐性知识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逐渐形成了程序化的决策机制，从而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才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在penrose的基础上，nonaka（1994）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知识创造螺旋的动态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知识创新与知识积累过程被具体描述为四个知识转化模式，即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显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组合以及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等，这四个模式互为一体、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企业组织知识创新与积累的机制。

知识拥有状况框定了企业知识创新与积累的几率，进而决定了企业的成长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内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17其中，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起关键作用的知识和能力被prahalad & hamel（1990）称为核心能力，企业正是通过其特有的核心能力的积累及由此所决定的竞争行为或战略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nelson & winter（1982）的企业演进理论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企业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表现为组织“惯例”，惯例框定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行动方式，决定了企业的竞争策略及其后果。同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样，表现为惯例的知识也是高度隐性、难以模仿和替代的。nelson & winter同时指出，惯例象生物进化理论中的基因，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惯例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惯例才具有生命力。

另外，teece、pisano and shuen（1990）的动态能力理论则从演进的视点具体分析了企业核心能力的更新等组织发展问题，这引起人们关于如何运用已有知识去开发新知识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组织学习理论就是对此的发展和深化。组织学习理论的基本命题是：（1）企业知识创新的方向并不是随机的；（2）企业内部学习的功能在于实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顺利互动转化，这与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3）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高的创新技术而言，企业的外部学习也是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4）当代市场经济中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以经济网络为运营平台的。

3. 创新的生态系统研究。考察创新理论发展史，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创新过程，大多数学者认为：（1）创新的过程遵循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这样一种线性的过程，研究与开发、生产与销售之间以及与创新相关联的各类组织之间的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不是一种互动循环；（2）整个创新过程都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企业是唯一的创新主体；（3）创新与扩散过程是可以明确加以区分的。随着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nelson and winter（1982）较早认识到，创新过程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创新不是一种由发明到扩散的简单线性模式，创新能力也不是仅限于企业组织。1987年freeman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后经lundvall（1992）、nelson（1993）等人的努力发展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交互的学习过程，是不同主体和组织相互作用的产物；创新主体是一个系统，是企业、科研机构、教育部门、中介服务机构、供应商和客户等所组成的复合体，企业创新离不开其他经济主体的协作；创新活动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反馈的非线性过程；创新是一种连续性的过程，创新与扩散是交织在一起的，扩散过程存在增量创新，而创新过程本身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扩散。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研究了创新的生态系统性，但并没有进一步研究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创新优势的机理问题。这则是当前颇为盛行的集群理论研究所关注的重点。saxenian（1994）、钱颖一（1999）、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 、marguerite gong hancock & henery s. rowen（2000）等学者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生态系统，成功的创新需要一系列的环境条件。硅谷作为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如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互动、不断促进创新的风险投资机构、鼓励创业的氛围、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等。这些要素之间构成了某种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演进关系。williamson（1975）、dunning（1997）、porter（1998）、bresson（1999）等认为，产业集聚所形成的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交易费用的机制、互补性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强了整个集群的竞争优势，由此形成了企业与集群网络共进的产业经济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遵循演进经济学范式，人们对知识性质以及知识创新有了更为透底的认识，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由此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六、知识经济学范式：一个结论

经济学家们对于知识的研究是依托于严谨的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同时也是随着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上文我们是以范式演进的角度来梳理既有的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的，从中，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极有意义的经济学范畴——知识范式。

之所以能够形成和提出知识范式范畴，理由有三：

第一，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是极其鲜明地附着于、渗透于、深化于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之中的。从古典经济学范式到当前的演进经济学范式，都在不同的角度、层面与视点注入了关于知识以及知识经济分析的理论传统与纲领启迪。知识的经济学分析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学范式进行高度综合与概括。综合出创新，概括出新意，知识范式的提出，其要义即在此。

第二，从本质上讲，知识范式是从属于演进范式的，但又是可以从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一般地讲，演进范式可以解释一切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行为所依附的经济运行机制动态变化的根本内涵与本质特征，它所关注的对象与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层面的，同时又是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鉴于知识作为当代经济运行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生产要素的身份，有必要对知识配置、知识创新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等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青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需要一个独立的范式。

第三，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知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不成熟，还大有探索的空间。提出知识范式范畴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生命力。

笔者认为，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是古典范式保护带以及演进范式保护带的自然延伸。具体包括：生产方式变迁的内生性、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完备性。

与保护带相适应，知识范式的内核可概括为：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耗散系统。这包括如下两层含义：（1）它是一个经济系统。一方面，知识分工以及知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知识要素配置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另一方面，在各类生产要素中，只有知识才是一种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最为真实、最为内在的要素，而劳动者又是经济运行系统各个层面的全方位的参与者。因此，知识配置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知识要素是根植于经济运行系统的基本因子，渗透在经济运行的所有层面。研究知识配置，就必须研究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2）这个经济系统是个耗散结构。18经济耗散系统指的是在开放的、非均衡的条件下，通过非线性机制、正反馈机制和有规律性地波动涨落而最终形成的一种自组织和自适应系统。耗散结构的意思表明，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在远离均衡态的非线性区内，一个非常小的随机扰动或涨落就会通过以上机制的作用而放大发展为一个整体宏观的巨大涨落，使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达到一定阀值后又通过自组织再上升到一个新的有序状态，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螺旋上升的有序结构。我们认为，经济耗散系统深邃地揭示了知识配置的内在属性，也是对知识本质的准确概括。

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表明，一种经济理论是否完美与慎密，取决于该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一个规范、成熟、严谨的研究范式具有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与广阔的理论拓展空间。某种既定的范式（尤其是其内核）在一段时间内往往是确定的，甚至是刚性的，但建立在此范式基础上的某个经济理论却具有相当的弹性与柔韧性，可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拓伸。同样道理，知识范式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学术界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一定的理论积累，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们对以知识为对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规范的讨论框架。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知识范式，循着前人的研究成果，直面当代知识经济社会的新势态、新景象，作出更新、更广、更深的知识理论的开拓。这当中，笔者认为，如何全面透析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深刻理解知识的本质与特征，从知识及其知识配置的内在运行机理等层面来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再生产方式，以及如何深刻领会知识范式内核，准确剖析知识利用、传递、学习与创新等问题，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而现有的文献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尤其是在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契约制度分析方面，现有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当中大有可为之处。作个大胆的假设，笔者甚至认为，把关注的目光与重心聚焦于此，或许会成为知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关于知识经济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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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发展历程

实证分析是指超越一切价值判断，从某个可以证实的前提出发，来分析人的经济活动。是对事实的客观反映，不加入价值判断。实证分析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是指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某些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标准。规范分析就是对经济现象做出自己的评价，加入了价值判断，它研究“事物的本质应该是什么”。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

关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论述的第一人是大卫・休谟，他在《人性论》中写道，“人们从‘是’推断出‘应该’的命题。”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到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问题，他认为事实领域与评价领域两者之间存在着合乎逻辑的区别。而西尼尔则从经济学家职责的角度阐述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差别。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争论一直存在，两者也在争论中不断发展完善。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是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写道，“规范的或规制的科学，则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判别事物可取性的标准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本相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作为实证分析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实证科学的目的是要发展出“理论”或假说，“理论应该它对其希望‘解释’的一系列的预测能力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而且他认为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包括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都属于实证分析。而规范分析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托伦斯・哈奇森发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定》，他认为经济学也必须“用经验总结来检验理论”。事实上，如马克思、凯恩斯等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坚持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二者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邹东涛说：“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从未截然分开过。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在民族经济学中的体现

民族经济作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即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在其主体确定之后，对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矛盾、概念和现象进行的描述和解释，这属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分析。

民族经济学的是为了更好地梳理我国民族经济结构，理解好经济运行规律，最终让我国民族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提升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民族经济学要解决如何从顶层设计、国家政策、制度改革等方面使得民族经济健康、合理、持续的发展问题，这属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规范分析。

三、对待民族经济学中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态度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分析解决了民族经济学“是什么”的问题，对民族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规范分析解释了民族经济学“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民族经济学家向人们描述和揭示了什么样的顶层设计、经济政策、制度改革是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经济学研究以民族经济为主体，在主体明确的前提下，利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这一基本方法，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例如，经济合理性与文化适应性的问题;民族地区要素禀赋、积累、流动存在的问题;民族经济结构等问题。

对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作为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实证调研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的，而民族经济学所解释的经济现象时利用的规范分析是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的。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二者不是对立、割裂的关系，而是相互存在、相互吸收、相互利用的关系。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民族经济学发展应当与时俱进，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应偏重于经济学研究。因此，利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也会促进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会加大民族经济学在当今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篇3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 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 （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 因为他认为， 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 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 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 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 （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 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 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 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 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 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 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 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 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 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 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就是因为在它看来， 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 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 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 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 也没有贯彻到底， 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 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 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 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 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 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 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 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 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 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 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 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 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 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 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 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 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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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5

人类的经济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环境的约束，经济增长也从来没有摆脱环境的制约，环境可持续发展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学过度重视了经济增长问题，但是，经济学从来没有漠视环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和国家社会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从追求增长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现代经济学理论也承继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环境问题。

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环境问题分析的简要回顾

在所有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包括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的理论，都有关于经济增长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论述[1]。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忽视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经说，“在某种程度上，仅有两种产品，即自然界与人类。人类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处的境况，其中自然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一国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劳动和资本每年所能够生产的净产品总量是既定的’”[2]。这段论述表明，马歇尔把自然界和自然资源视为生产的根本性因素。在马歇尔之后，皮古在福利经济学中论述了环境对福利的影响，阿尔文•费雪在对资本做出各种定义时，将湖泊、河流等自然禀赋视为资本。郝特林在解释“后代需求”时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在凯恩斯那里被用来解释“永久性收入”,即可持续性收入[3]。诚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只强调经济增长问题，如哈罗德、多马、索洛、萨缪尔森等假设产出是由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决定的，并假设自然条件给定，将自然环境排除在生产函数之外，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只是强调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与劳动替代率等因素[4]。但是，对自然环境因素的排除并未维持太久。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模型越来越重视自然资源稀缺性问题，如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Karl-Goran Maeler、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加拿大皇后大学的John Hartwick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Robert Solow等[5]。

二、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其一，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内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低的利率和低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紧财政-松货币政策”。

其二，压缩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左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货币-松财政政策”。

其三，在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的同时，压缩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财政-紧货币政策”。

第二种情况是IS-LM模型均衡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水平没有超出了环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见图3。

图3显示，由于环境成本相对宽松，国民收入水平可以从Y0增长到YH，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扩大经济规模。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政策方式中的任一政策方式达到：

其一，降低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外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高的利率和高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松财政-紧货币政策”。

其二，增加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右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货币-紧财政政策”。

其三，在降低税收和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增大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财政-松货币政策”。

四、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

在标准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总供给曲线（AS）是综合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因素和价格变化因素而推导出的一条曲线。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将改变总供给曲线。这里为简便起见，只考虑在总需求分析中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对商品市场的影响。见图4。

图4a)中，L表示劳动力，在资本（K）和技术（T）不变条件下，国民收入方程为Y=Y(L)，这是不考虑环境约束的标准经济分析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后，国民收入方程为Y=Ye(L)。如果LF表示充分就业，那么，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为LN，也就是说，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低于充分就业水平。

不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工资为wF，充分就业水平为LF，国民产出水平为YF，如果此时的商品市场均衡价格为PF，则名义工资水平为WF。图4d)显示了均衡价格为PF、均衡国民产出为YF的总供给曲线ASF。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存在名义工资下降的刚性，那么总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表示为ASF的曲线部分；超过曲线部分的ASF则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明价格水平提高，名义工资水平提高，但总产出YF不变。

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国民总产出水平将由YF降低到PH。相应地，劳动力需求由D降低到De，因此，实际工资水平为wH。由于名义工资具有下降刚性，出现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价格水平由PF上升到PH。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总供给曲线为ASH。这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出现了失业LF-LN。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以下两种选择：

其一，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这样的结果是总供给曲线ASH向右移动到ASF。

其二，增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移动到Se，这样，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五、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

凯恩斯的收入-支出一般均衡模型是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基础,见图5。

在国民产出模型中引入环境成本约束。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名义工资是富有弹性的，因此AS曲线便是一条产出最大化点上的垂直线。图5d)中的AD线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均衡状态，相应地又与图5b)中不同的总支出水平相联系，即当总支出E0(P0)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0，与总支出水平EF(PF)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F，P0>PF。

假设国民经济的初始均衡为总支出（E）与总收入（Y）之间的均衡，均衡点为E0。国民总产出水平为Y0，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为w0，此时的失业水平较高，为LF-L0。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使支出线由E0移动到FF，从而达到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总产出YF。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同时也会增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曲线D0向DF移动，实际工资也随之由w0提高到wF。

上述模型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凯恩斯总支出-总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则总支出线无法超越Eh(Ph)，那么，国民总产出也就只能够限于Yh。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工资水平为wh，失业水平为LF-Lh。

过去，一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刚性和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影响[7]。现在看来，环境成本约束无疑也消减了经济刺激措施的效果。面对环境成本约束，政府消除失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选择是：

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

压低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将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外移动到Se。

六、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政策路径的简要归结

通过构建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IS-LM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和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引入环境约束的分析，不难得出在环境约束下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下，不同的经济增长政策路径可以作以下简单的归纳。见表1。

[参考文献]

[1]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201-202.

[2]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2nd Edition,Volume I,London:Macmillan,1891:199-300.

[3] Keynes J.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M].London:Macmillan,1936: 88.

[4] Samuelson P A,Nordhaus W.Economics[M].New York:McGraw-Hill,1990:76-77.

[5]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10-11.

[6] Todaro M P.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Addison Wesley,2000:86-87.

[7] Daly H E,Cobb J B.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s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M].Boston:Beacon Press,1989:66-67.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acro-economics

YANG Pe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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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实行，对高中数学立体几何教学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已经不能满足新课改的要求，为此教师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创新。翻转课堂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教师在高中数学立体几何教学过程中可以应用这种教学模式。

一、翻转课堂的概念

翻转课堂主要指学生在课堂之外对教师制作的相关视频进行重复观看，对学过的知识进行回顾。这种教学模式是对传统模式的改进，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并且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增多，课堂氛围比较活跃，使学生对数学更加感兴趣，进而提高高中数学的教学效果。

二、翻转课堂如何更好地在高中数学立体几何教学中进行应用

1.制作微视频

教师制作的微视频是否合理对翻转课堂能否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数学教师在课前需要根据讲述的立体几何知识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制成微视频，在课上使用多媒体设备播放给学生看，让学生直观地对立体几何进行观看和学习，对相关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例如，高中数学教师在讲述“立体几何中的向量方法”时根据相关内容需要制作如下几个微视频：其一，使用空间向量对空间中的点、平面和直线进行表示；其二，使用空间向量对空间中的点、平面和直线之间的位置关系进行演示；其三，使用空间向量空间角和距离进行表示；其四，如何使用向量方法去解决立体几何问题；在课前数学教师将基本的概念和知识向学生进行详细的讲述，让学生对立体几何向量方法的知识有所了解，之后教师使用多媒体设备将课前制作的微视频播放给学生看，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建立一个QQ群或者共享平台，将制作的微视频进行上传，让学生在课下或者回家自行观看。使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能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并且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设置多样化的教学活动

在高中数学立体几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使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并且根据教学内容设置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从而调动学生对立体几何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讲述“立体几何三视图”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将全班32名学生平均分成8组，每个小组4人，将相同的立体几何分发给不同的小组，让学生在小组内对其三视图进行观察，并且将其三视图画出，小组内的学生将各自的答案进行讨论研究确定唯一的答案，之后教师让学生对自己的三视图进行展示和说明，在8个小组说明完成后教师需要对其进行总结和分析，将正确的三视图在黑板上画出，这样会使学生形成比较深刻的印象，使其对于立体几何的三视图相关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此同时，数学教师需要对回答正确的学生给予一定夸赞或者奖励，让学生积极地参加到教学活动中，为小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数学教师为学生设置相应的课前问题

为了使翻转课堂在高中数学立体几何教学过程中取得较好的效果，数学教师需要让学生在课下对下节课的相关内容进行预习，并且设置一些课前问题，让学生在课下预习过程中寻找答案。例如，教师在讲述“立体几何的面积和体积”相关知识时让学生在课下进行提前预习，并且为学生设置“不同立体几何的面积和体积公式是什么？”的问题，在课前教师对学生进行提问，让学生复述相关公式，为这节课程的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进而提高高中数学立体几何的教学效果。

4.创设开放性的学习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对高中数学立体几何的教学效果有一定的影响，为此教师需要创设开放性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课上对相关知识进行讨论和研究，通过研究对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并且学生之间可以取长补短，达到共同进步的目标。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将学生当作课堂的主体，在课堂上增加提问的次数，并且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让学生将自己的答案和观点进行讲述，在学生回答正确后教师及时进行总结和评价，使课堂氛围具有轻松和和谐的特点，进而使学生更好地学习。

上文就如何更好地在高中数学立体几何教学过程中使用翻转课堂提出了制作微视频、设置多样化的教学活动、数学教师为学生设置相应的课前问题以及创设开放性的学习环境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等措施，希望高中学校可以借鉴文中内容对现有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调整，提高高中数学立体几何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