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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7 15: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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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

篇1

(一)财政政策性投融资的概念及其特点

所谓财政政策性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以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作为以财政信用方式取得资金,与常规的财政借贷没有什么区别,但又与常规的财政信用活动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财政金融活动。第一,常规财政信用,是为弥补国家预算赤字而实施的,为国家预算筹集资金,并同国家预算资金一道被无偿用掉,过后要靠增加税收来归还,而政策性投融资与预算是否有赤字无关,它是出于实施财政政策需要而进行的信用活动,所筹集的资金是以有偿形式来运用的,无须用未来时期税收归还。因此,财政筹集起来的这笔信用资金,并不是常规的国家预算资金,而是国家财政资金的特殊补充。第二,它一手以有偿方式借来资金,一手又以有偿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与社会一般融资活动相同,但它的运用目的并不是为了盈利,因此,它与一般社会金融活动又有根本性区别,它的使用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第三,它融金融性与财政性为一体,从而在宏观调控中,有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重功能,又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安全得多,加大投融资力度,扩张信用,可以起到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同作用,但又与一般信用扩张不同,不会带来在拉动经济同时,有引发通货膨胀之虞,也不会有引起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带来财政风险问题。它是一种安全性大的特种信用活动。

(二)建立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必要

正因为财政投融资,有以上所说那么多的特点和优点,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视,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其最为成功者,当首推日本。我国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尖锐,宏观调控能力很弱,而所面临的宏观调控任务又非常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1.它是填补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的有效手段。在我国财政宏观规模过低的条件下,面对大量的市场配置失效领域的存在,所导致的各个瓶颈产业急需投资的情况,通过健全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就可以借助社会资金来补充财政资金之不足,用以加快瓶颈产业建设,推动经济协调发展。日本在战后经济能迅速恢复和发展,是与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分不开的。二次大战后,日本财政十分困难,经济恢复与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十分紧缺,财政政策性投融资起了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日本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动员的资金规模是十分庞大的,截止1998年,其融资总额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1.3%。韩国在经济起飞中,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在补充政府财政资金方面的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在“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投融资贷款,占政府农林水利投资的25.8%,社会公共资本中占53.2%,70年代在公共基础设施及基础产业投资中占60 %, 1989年有90%财政投融资用于高速公路、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注:参见孙鲁军等:《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68—70页。)

2.诱导社会投资沿政府意图方向发展之必要。用日本人的话说,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可以对企业和银行起到带头羊作用,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现着政府意志,反映政府扶持重点产业的意图,凡能得到政府投融资支持的产业,表明这些产业很有发展前途,因此,财政投融资重点投入的产业,就会引起商业银行和私人资本关注,跟随其后进行投资,从而拉动社会资本投向与政府资源配置意图相一致,起到宏观调控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即将起飞阶段,加快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建设,以诱导社会财力投向,保持社会资源配置沿着优化方向发展,就更是必要的。

3.加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力度之必要。财政政策主要运用税收、补贴和预算支出等手段进行调节,它偏重于调整资金结构;货币政策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贴现与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进行调节,它偏重于控制货币供应总量,财政投融资却既有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能力,又有调节结构的能力,在宏观调控中,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者协调配合,方能发挥其最大作用。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具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重功能,因此,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插入一个政策投融资体系,就可以更好地使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当需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更需财政政策多出力时,通过财政投融资体系,可以更多地把社会储蓄吸引到结构调整方面来,从而将货币政策转化为结构调整手段,配合财政政策调节;当需要加大总量调节、扩大需求或供给时,更需要加大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作用时,通过财政投融资体系加大投融资规模,又可以有效的配合货币政策,提高拉动经济力度。

总之,无论从增强财政调控的物质基础来说,还是从更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及更好协调两者作用来看,在我国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二、日本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与运用

1.资金来源。日本财政投融资体系中资金来源,比起民间金融机构更有相对稳定的来源,主要由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资金和简易保险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政府保证债、政府担保借款等构成。其中资金运用部资金居主体地位,保证了财政投融资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运用上的政府权威性。(1)资金运用部资金。 日本的资金运用部是日本大藏省的一个直属机构,专门承担管理和运用民间及政府资金的一个机构。在《资金运用部资金法》中明文规定,邮政储蓄及政府特别会计的闲置资金必须存入该部。因此,资金运用部实际上受邮政存款、各种特别会计公积金的委托,把这部分资金融通给政府金融机构和公团等特殊法人、地方公共团体等,处于财政投融资的核心地位,其运用的资金约占财政投融资的80%。 资金运用部的前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大藏省存款部。 后根据1941年制定的资金运用部法,改成现在的资金运用部,同时在其资本运用方法等方面,也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形成了现行制度的基础。

1997年度末,资金运用部资金来源总额为455508亿日元,其构成内容25%以上是邮政储蓄,加上福利保健年金、国民年金等众多的小额资金,则占总额的85%。(注:日本《经济统计年鉴1998》,第537页。 )从期限类别来看,大部分委托金是七年以上长期性的。资金运用部吸收的资金均属托管性资金,资金运用部运用这些资金须支付利息。在资金运用上,须经资金运用审议会审查批准,在规定的范围内运用资金。运用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利益,其应用范围被限定在:对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的贷款或国债、地方债;向政府相关机构及公团等特别法人贷款或购买它们的债券;对电力资源开发股份公司贷款或购买该企业债;购买一定限度的金融债。(2)简易保险资金。 所谓简易保险资金(简称简保资金)是在“简易生命保险及邮政年金特别会计”结算中产生的剩余积累金。它作为政府资金综合管理的唯一例外由邮政大臣管理。从简保资金的结构来看,其大部分是简易生命保险的积累金。作为简保资金的运用对象,在资金运用部的对象范围基础上,允许对简易生命保险、邮政年金的契约者提供契约者贷款以及向民间保险和具有竞争力的高利率的电力、煤气、私营铁路事业债(每种都是由资本金在4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发行的)提供资金。在运用资金时,为和资金运用部资金形成一个整体,该项资金也纳入财政投融资计划,资金使用方针和运用条件也必须预先经过和资金运用部同样的资金运用审议会审议。(3 )产业投资特别会计。它是以进行重建经济、开发产业及振兴贸易为目的,承接1953年美国对日援助物资资金特别会计而创设的。作为每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的资金来源,1980年以前逐年扩大的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从一般会议筹措,但80年代以后,主要靠资金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收入来筹集。其资金运用方向,从设立到1955年度,主要是对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电力资源开发股份公司等骨干产业的扩充和贸易振兴提供所需要的资金。以后也以公库、公团、特殊公司等为投资对象,1980年以后停止了直接对公司法人贷款,专门行使投资特别会计的职能。(4)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国营公共事业企业、 公团等政府相关机构发行债券或从民间金融机构筹集长期资金时,其本金和利息的偿还,由政府担保的分别叫做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对于这些资金筹措,政府保证的限度需要在一般会计预算总则中,按机构类别规定并经国会决议通过。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之所以包括在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中,是因为各机构的借款虽然是民间资金,但最终是由政府保证还本付息的,特别是政府保证债,其发行数额、发行条件等均由政府和银团共同商定,是专门以财政政策为依据的资金,所以作为政府的资金来源处理是比较合适的。从1971年起,为适应将来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政府保证债和政府保证借款的发行、借款限额,每个机构都可以在当初50%的限额范围内增加一定数量,即所谓的“弹性条款”。其发行条件是政府保证债及政府保证借款利率,都作为长期利率的一部分,随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政府保证债应募者的利率在普通国债和公募地方债之间,政府保证借款利率属于长期优惠利率,两者比较起来在筹资成本上,政府保证债要低一些。因此,在以政府为保证的资金筹措中,政府保证债占90%以上。80年代以后,由于资金运用部资金有限,已不能满足财政投融资的需要,所以对政府保证债、政府保证借款的依赖性又有了增强。

2.资金运用。日本政府的财政投融资金运用,是依据每年制定的财政投融资计划综合运营的。财政投融资计划由“财政投融资资金计划”、“财政投融资原资推算”和“财政投融资用途别分类”三部分构成。其中,“财政投融资资金计划”是按投资对象机构来确定如何运用资金;而“财政投融资原资推算”和“财政投融资用途别分类”既是财政投融资计划的附表,也是财政投融资计划主要资金来源、以及资金用途分类的明细表。另外,在资金运用部资金和简易保险资金中,期限未满五年的短期运用,不列入财政投融资计划。

归纳起来,依财政投融资计划的资金运用方向,大体包括:住宅建设、改善生活环境、社会保健福利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农林渔业、国土保全、道路修建、运输通讯、区域开发、救灾重建、促进外贸与经济合作、及推进产业与技术发展等方向。其贷款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用途范围内的用款者,都可得到贷款,其中很多是经过公共金融机构贷出的,直接供款的主要是,国家各种公共事业特别会计贷款;对公营的企业事业团体贷款,公共金融机构供款。以及认购地方政府债券等等,其中对公共金融机构是基本贷款对象。

财政投融资活动是通过政府的金融机构实施的,日本公共金融机构,是由资金运用部为核心的,吸收存款的邮政局和发放贷款的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公库构成的,主要由两行十库构成,两行是“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十库是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医疗金融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公营企业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这些金融机构在行政上归大藏省监督和管理,业务上一般由大藏省及有关主管省厅共同领导。商业银行、专业金融机构及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的民间金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其经营活动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但必须服从于法律的制约。而政府金融机构是为贯彻国家政策而在不同领域内设立的机构,故又称为“政策金融机构”。它们在贷款中优先考虑政策目的,只对民间金融机构因资金不足、害怕风险和收益不大而不愿提供贷款的领域进行贷款,而且利率较低,期限较长。它们一般不办理存款业务。

三、改革中国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设想

(一)我国财政政策性投融资的现状和问题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它不是泛指财政一般性的投资和融资,而是专指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调节政策目标,而采用的有偿的投资融资手段。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并在后来得到不断发展,例如财政在50年代对国营企业实行的小型技术改造贷款,60年代建立的支农周转金,80年代末推行的基本建设资金“拨改贷”以及不少地方搞起来的“财政信用”等等。90年代政策性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政策性投融资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政策性投融资都为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真正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并没有形成,现有的政策性投融资不仅分散,而且规模过小,还常常是同财政一般性投融资混在一起实施。给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1.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投融资链条不完整。我国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靠财政注入,缺少借社会财力的手段。加之财政收支矛盾尖锐,财政不得不优先保证基本职能的需要,导致财政预算无法拿出更多的资金列入政策性投融资资金来源,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不足,同时,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低下,亏损问题严重,不仅上缴财政收入减少,而且一部分还要靠财政周转金和借款度日,财政对企业的投入不能产生效益,投资难以收回,导致政策性投融资链条断裂,难以为继。

2.形成不了统一的投融资体系,主要表现为缺乏总体管理机构,操作主体各自为战,且不说地方的财政信用管理上的五花八门,就是1994年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专司公共政策职能的银行,也是各自独立作战,缺少一个类似日本“资金运用部”这样一个统筹资金、协调行动的管理机构。当然,政策性银行要受中央银行监督管理,但中央银行的性质,决定它不能替融资体系的协调管理工作。在当前,正是因为政策性投融资没有形成体系,才使各政策性银行陷入资金短缺,影响其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

3.资金使用缺少严格法律规范,各类政策性资金的运用都没有同各项政策规划对接起来,致使资金运作中随意性较大,特别是有的地方财政信用和财政周转金的使用效率不高,要么是“蜻蜓点水式”的投放,发挥不了应有的政策效应,再不就是缺少可行性研究,盲目上马,造成资金投入有去无回,更有甚者,个别地方将财政信用投放于盈利性项目,搞一些税高利大“短、平、快”项目,形成和商业银行争利的局面。

4.体制定位不合理,至今依然把政策投融资,与国家预算拴在一起,看成是国家财政预算一种支出形式,所有的政策性投融资的形成,都主要依靠财政预算资金转化。这种体制定位,使各个政策资金运用机构,对国家财政依赖性过强,不仅造成财政不应有的过分负担,更造成政策投融资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因为,第一,财政的性质决定,财政资金的使用只能是无偿性的,搞有偿使用只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经济收支有结余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所以,规模庞大的政策性投融资的需要,主要靠财政供给是不可行的,这样做势必会由于财政收支矛盾的制约,使投融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使政策性投融资陷入困境。当前各个政策性银行资本金难以到位,以及融资渠道不畅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就是明显例证。第二,把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局限在财政预算资金转化上,就阻断了政策性投融资与社会资金之间的渠道。各国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实行宏观政策,仅靠财政资金不仅调控力度有限,而且使用过度,还会带来严重负面效应。如果借助社会财力,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常常还会发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现行的财政投融资,不仅还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融资的基本思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我国建设起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很有必要重塑我国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制度。

(二)投融资体系改革总思路的选择

当前可有两种思路供选择,一是着眼于现行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完善,在维持财政筹集和供给资金原有方式基础上,将现有的投融资渠道,集中统一由财政管理;二是着眼于投融资体系的重塑,以日本财政投融资制度为例,建立我国的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全有偿式的投融资体系。两种思路比较起来,应当推后种思路为先。因为如前分析,我国现行的投融资体系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管理分散的结果,更有其运行机制问题。不重塑投融资体系,机制就不能转换,现存的投融资体系运作中的问题,也就无从解决,政策性投融资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后一种改革思路,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现行投融资管理权分散所带来的诸多毛病,而且可以转换机制,更好的协调政策性投融资各方面的权责利关系,克服在融资来源上的、单纯依赖国家预算资金转换所造成的各种困难。

1.在投融资资金来源上,实行法定的委托制,可以使融资体系有一个比依靠国家预算资金转换,更为稳定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拥有稳定的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乃是政策性投融资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政策性投融资的投向投量,要以各个时期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为转移,而不能依资金来源多少而定,只能靠拥有充分资金来源,依各项政策目标所需的调控力度,投入与之相匹配的资金量,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运用,它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要以实现宏观政策为目标,因此,向资金使用者收费不能高,但政策性投融资又不能亏本经营,必须保本,这就要求政策性投融资所取得的资金成本低廉。所以,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就必须给投融资体系,设定一个稳定而又成本低的资金来源。仅靠财政预算拨款,虽然成本不高,但要遭受财政收支矛盾的制约。如果靠财政在金融市场上,依市场利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虽然资金来源充足,但又适应不了低成本的要求。而实行投融资的资金来源法定委托制,却可以克服这些矛盾,因为,实行法定委托制,将一些社会财力以法律形式,划定为投融资体系托管资金,诸如将社会保障体系积存资金、邮政储蓄、以及公共团体的某些基金存款等等,划为委托投融资体系资金,就可以使投融资体系的资金来源,有一个稳定而又规模可观的渠道。

2.建立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而又全有偿的投融资体系,财政作为资金管理者,则处于资金委托者与资金运用者之间的中介地位,只是投融资组织者,而不是资金实际供应者,一手受托、一手贷出,一手收回贷款、一手偿付委托者本息,这样既可以减轻负担,而又全面监督资金运作,保障资金安全和有效。

3.建立三分离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可以使资金运用机构不必担心资金来源的有无,能够全神贯注的、按照国家宏观政策意图,用好交给他的资金。从而解决现行体制下,各个政策性银行自筹资金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同时,也解决了商业银行,按法定利率认购政策性银行债券的负担,为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创造条件。

4.投融资的三分离体制,也使资金供、管、用之间丽权利界限分明。任何一环都不能无偿动用资金,这就形成一个相互制约关系,从而强化了监督机制,有利于克服现行投融资体制中,责任不清、约束无力所带来的诸多弊端。

(三)新投融资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篇2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地区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贸产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为推动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先后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重要文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推进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可见,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融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改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还将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融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促进区域金融理论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资的环境问题意义显得非常重大。

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效益而垫付资金或其它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融资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经济活动。投融资环境的含义从最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物质条件,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概言之,投融资环境是一定区域影响投融资行为的一切投融资条件与投融资效益的总和。一定时期的投融资环境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投融资环境的比较

(一)投融资主体结构的区别

从投融资主体的构成上看,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条件下,长时期内政府是唯一的投融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融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其投融资所占份额仍偏低。从目前投融资主体结构看,政府在投融资决策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领域,而且在许多竞争性投融资领域,政府投融资所占比重都很大,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参见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中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一项的比例是很大的,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经济建设的介入程度很深,它与西方政府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经济职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范围,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例如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没有经济建设费一项。即使把有关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资源与环保等项支出算作经济建设投融资,其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大大地低于中国30%的比例。

(二)融资方式的差异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起步,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又疲软。反映在投融资上,筹资的渠道不多,筹资成本偏高,投融资的宏微观调控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效应还十分有限。表2和图2是2006年各地区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区域的融资结构中,贷款占比最高,高达80%以上,债券和股票的比例很低,各区域中股票的融资又低于债券的融资。也就是说,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2009年全国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见表3所示),融资结构中的货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债券融资占比有14个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直接融资比重有所上升,这促进了部分省份融资结构的改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悠久,法律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发育,具有比较规范、高效的运行特征。反映在投融资上,表现为能为企业和居民及外国投融资者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便利、低成本的投融资资金来源,适应了现代企业向社会化、大规模、高技术方向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形成。另外,金融体制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它对投融资的调控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储蓄观与消费观的差异

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资料显示,1995年、1997年、2005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分别为42%、45%、51%,近几年的储蓄增长率几乎都在15%以上。而在2003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骆乐,2006)。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尤其是个人投融资的风险意识整体上看比较淡薄,在储蓄转化为投融资方面存在着某种因为文化与习惯而引起的障碍,这是我们在通过市场配置投融资资源时应该充分注意并加以引导的。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很高,但储蓄率却往往较低。人们的消费意识更强,西方国家政府,至少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十分注重培养国民的消费意识并重视刺激消费的效应,从而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投融资。由于投融资手段的多样化和投融资回报率高,因此,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融资的机制较为灵活有效,而且其它投融资资源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国际比较的借鉴和启示

(一)明晰投融资主体

我国应当根据目前投融资的基本状况,逐步改变现阶段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局面,同时,政府、企业和个人应该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并且,政府应该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对自己承担的项目应该独自承担投资经营风险;个人应根据“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操作实施的情况下,有偿使用或购买公共用品或设施服务。

(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般而言,各项具体的法规都是调整各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的某些法律和法规对外商投融资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商法、公司法等,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却还不够完善。在法律使用上做到严格和公平,会对外国投融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否则,将会影响外资的进入。

必须健全有关外商投融资的法律体系,要把给投融资者的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增强国内外投融资者的信心。从长远来看,健全各种与投融资环境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框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使投融资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

(三)优化间接融资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对政府而言,仅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经济建设的各项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可以缓解政府压力,大力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主动、融资成本更低。

参考文献:

篇3

基金项目:2013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规范发展研究”(编号:2013B291);2013年度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调研课题“我省建立和完善投融资体系,解决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筹资机制研究”(编号:SKL-2013-312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6日

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重要意义

(一)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弥补公共财政不足。地方政府不仅担负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且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职能和责任。1994 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向上级中央政府集中,事权层层下放,地方事权承担过多与财力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我国的《预算法》规定,各级政府必须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支出,地方政府不能够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地方政府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在此情况下,大量举债和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筹资的主要方式,政府的组织优势和银行的融资优势结合在一起,催生了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创立使政府能够利用市场化手段筹集资金,为地方经济建设输入了血液,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弥补公共财政不足、促进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二)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必然选择。中央提出要求要把推进城镇化进程作为我国现阶段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平稳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9.68%,2011年为51.27%,2012年已经达到52.57%,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要不断增加,也就需要将大量的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才能为城镇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在我国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能够解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进而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1995~2010年全国固定资产占 GDP比重从32.9%上升至69.0%,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中,地方投资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从72.7%提高至90.6%,体现了地方政府在全国的城镇化建设中的巨大能量。

(三)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保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可以较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政府利用其信用平台,提高政府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在竞争日趋激烈和贷款风险较大的背景下,银行也愿意贷款给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融资平台公司,以降低金融风险。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市场发育不足,法律制度不完善,合理的产权结构、市场结构缺损,社会性资本难以驱动,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力量的仍然是政府,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政府要主动推进市场建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投资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而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成为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还应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分析

(一)偿债风险。偿债风险是指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债务违约风险。据统计,近几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迅猛发展的同时,其负债率也在不断提高,很多投融资平台都出现了高出警戒线的情况,一旦到期的债务无法偿还,随之而来的便是相应的债务危机,政府信用相应受损,进而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借贷规模快速增长,而大多数投融资平台在融资中都依靠政府财政作担保,给地方政府带来了隐性债务负担。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大部分资金使用在了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项目上,这些项目大多数不具备自偿性、不能产生资金流,贷款偿还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项目收费和出让土地收入,很难有与债务偿还要求相适应的现金流,存在着较大的偿债风险。

(二)政策风险。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具有很强的政府背景,一旦国家的产业政策、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行业发展等政策调整变动,将可能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其面临很大的政策性风险。随着货币信贷、财政税收、房地产调控等一系列政策调控逐步到位,地方政府还贷压力将逐步加大,平台基于宏观政策转向而产生危机的概率大大增加。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期间银行资金集中投向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平台所投资项目大部分需要利用土地增值收益来偿还,土地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推高房价,挤占购房者其他消费,进而削弱其实际消费能力,这与国家当前调控房价,通过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进而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念完全不符,加剧了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失衡。除此之外,国务院、财政部、银监会等部门都出台加强监管和清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文件和政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面临愈来愈严峻的监管政策环境,将加大投融资平台的政策风险。

(三)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是指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由于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不能满足履行公共支出责任的需要,从而对政府的正常运转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地方政府财力指的是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资源,包括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以及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责任指的是地方财政承担的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与管理行政区域内教育、经济、科学、文化、卫生、城乡建设、体育等事业发展所需支出。据统计,截至2012年4月底,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总负债额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82.73%,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是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并提供财务担保,一旦投融资平台运营失败,所有未清偿债务必定由财政买单,转变为政府的直接债务,过度膨胀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债务使地方政府面临更沉重的债务负担,将使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急剧增长,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金融风险。银行贷款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主要筹资渠道,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过度负债将导致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体现为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受信人不能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使授信人的收益发生偏离的可能性,是金融风险的主要类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主要来自于金融机构,而其自身偿债能力不足,如果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土地增值收益减少,不能及时偿还到期债务,债务风险就会直接转嫁到金融系统。流动性风险指的是商业银行缺乏充足的现金来满足客户取款需要与不能满足客户合理的贷款需求以及其他即时的现金需求而引起的风险。利率风险是指因为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银行金融风险,是因为市场利率波动造成商业银行持有资产的资本损失和对银行收支的净差额产生影响的金融风险。

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管理

(一)增强风险意识。要增强地方政府的风险意识,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责任制度,明确投融资平台债务责任划分;要增强投融资平台的风险意识,探索建立比较完备的风险防控体系,重点监测企业长短期债务比例、收益项目与非收益项目的比例、土地出让金收益占还款比例等指标,防止过度融资;要增强银行的风险意识,银行应规范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授信操作,加强对投融资平台还款能力和贷款风险的评估与控制。

(二)建立健全投融资平台风险控制机构和相关制度。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应当按照政企分开、经营管理与监督约束相制衡的原则,建立投融资平台决策、管理、监督三位一体的法人治理架构与经营约束机制。投融资平台应当设立负责风险控制和内部监督审计的部门,建立起以监事会为领导机构、风险控制部门为支撑的风险控制监督机制。应建立健全地方投融资平台信息披露制度,应及时公开财政负债状况,将政府负债状况的隐蔽性向显性转变,应当及时向投融资平台的资金提供者披露投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状况、盈余亏损情况等内容,以提高其资金使用与管理效率。应当利用地方政府政务公开平台,披露投融资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相关信息,以此强化投融资项目的内外部监管。要发展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通过客观、综合评价地方政府以及投融资平台的情况,以确定相应信用等级来为资金提供方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从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

(三)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预警系统。地方政府应当建立投融资平台风险预警系统,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运行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跟踪、识别、评价、预测和监控,该体系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进行预警,并估计其风险程度,使地方政府能够尽早发现风险,有助于及时掌握风险动态,有利于在风险萌芽状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其遏制,避免重大风险给经济发展带来损失。预警系统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投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等因素,还应具体分析投融资平台债务产生的原因与发展趋势。投融资平台内部应当建立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平台公司的风险预警,随时关注投融资平台风险状态,及时警示风险隐患。还应在预警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应急机制,制定对突发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的处理方案,及时援助出现问题的投融资平台,以防止危机扩大冲击金融系统,造成更多不良影响。

(四)加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管理。应当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体制,明确地方政府对平台的责任,加强地方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管理。一是完善对地方政府投融平台债务管理的法律制度,对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区别对待。要建立严格的监控机制,严格债务资金的使用监督,明确并细化债务资金使用方向;二是完善债务偿还机制。要明确债务偿还主体,坚持“谁用款、谁还款”原则,逐级落实贷款风险责任,并建立相应的追偿与问责机制,要严格制定偿债计划,明确偿债的资金来源与还款计划;三是应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总量衡量与控制指标体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确认、识别与预测评价要包括平台债务规模与当地政府财力的匹配,以及相关联的资金来源、债务余额、偿债安排。具体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余额、平台平均负债额、债务依存度、债务负担率、借新还旧债务额占债务总额比重、债务偿债率、债务逾期率、平均还债年限等。

主要参考文献:

[1]文照明.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3.1.

篇4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按照我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业务工作,认真分析当前制约政府投融资管理职能的机构资源、制度资源、人才资源、知识资源等四项资源,深入查找政府投融资管理实践超前与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滞后的矛盾、融资规模的急剧扩大与政府债务风险急剧增加的矛盾等“两个矛盾”,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突出创新,突出特色,突出成果,努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开行贷款管理新体制机制,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全面助推我市“三大目标”、“五大任务”的实现。

二、存在的不足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围绕政府投融资管理、政府债务管理,市资金办结合两年多来的开行贷款管理工作实践,认真查找当前制约政府投融资管理职能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资源”缺少、“两个矛盾”:

当前制约政府投融资管理职能的“四个资源”缺少:

一是缺少政府融资管理的机构资源。现有的政府部门设置和职能配置都没有考虑政府的投融资管理问题。但政府的融资活动已经大范围的展开,仅我办监管的开行贷款规模已经达到400多亿元,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的资金规模,目前大的财政监管力量已近万人,而政府融资的监管力量仅有30几位,加上各区县开发区的兼职人员,也仅有百十余人,这种监管力量上的不匹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缺少政府融资管理的制度资源。制度也是资源,在现代社会的治理结构中,制度性资源是否丰富几乎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形成制度性资源需要时间、需要成本,从20*年以来,资金办结合开行贷款的监管实际,形成的制度已经成为*市全国一流银政合作模式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但这种资源还没有上升为政府层面的资源。

三是缺少政府融资管理的人才资源。政府的融资工作始于2005年,但当时政府对融资的监管借用了财政部门的力量,但隔行如隔山,财政监管与融资监管毕竟有较大的区别,财政部门本质上没有政府融资方面的人才储备。20*年资金办成立之后,进行积极的人才培养和人才转型,积累了一些人才,这是目前管理政府融资的有生力量。但人数太少,无法满足政府融资管理的需要。

四是缺少政府融资管理的知识资源。政府融资是伴随着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伴随着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府管理职能。所以总体上我们国家都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和知识资源。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资源,当政府融资活动被启动的时候,个方面的共识太少,执行起来交易成本非常昂贵。

当前影响政府投融资管理的“两大矛盾”:

一是政府投融资管理实践超前与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滞后的矛盾。目前,仅我办监管的开行贷款规模已经相当于政府财力的资金规模,且涵盖范围包括全市所有的区、县(市)、开发区,在市本级涉及交通、城建、土地、教育、卫生等多个主管部门。资金使用涉及财政、发改委、审计、人事等多个政府管理部门和省开行、省财政厅等外部单位。作为一个新的管理部门,资金办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也已经凸显,相对当前开行贷款资金管理规模和复杂程度,政府投融资管理领域专业人才资源短缺,虽然我办进行了积极的人才培养和人才转型,积极补充政府投融资管理的有生力量,但仍无法满足政府融资管理的需要。从融资规模到项目资金使用,我市政府投融资工作进展较快,而在投融资管理的职能配置、体系构建、人才资源、职能强化方面相对滞后。政府投融资管理实践超前与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滞后的矛盾相当突出。

二是融资规模的急剧扩大与政府债务风险急剧增加的矛盾。在全球经济危机大背景下,“保增长”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上半年,随着我市“保增长”工作的不断深入,全市对融资渠道不断拓宽,融资规模越来越大,上半年,我市开行贷款融资实际到位58.49亿元,同比增长200.88%,实际使用开行贷款资金44.09亿元,同比增长125.27%。由于开行贷款以政府信誉为担保,两级财政的偿还压力急剧增加,特别是从今年开始,我市进入还款高峰期,全年达到60.1亿元,是去年的2.14倍,仅三季度就需偿还25亿元。目前,*、*等区县偿债资金来源明显不足,如何平衡融资规模与政府债务风险,关系着全市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急需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如何化解“保增长”中的债务风险成为当务之急。

三、整改措施

以“保增长”为目标,以开发性金融为主要合作方式,以银政合作为主要运营模式,以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为重点,合理利用现有规则,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立足当前,就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以“保增长、保偿贷、强调度、强管理”的“两保、两强”为工作主线,不断发挥开发性金融合作对我市经济的促进作用;立足长远,加大开行贷款资金运筹力度,完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强化政府投融资管理和政府债务管理两大职能,建立一个安全、规范、高效的政府投融资管理大团队、大体制,实现政府投融资管理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一)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助推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职能、机构、法规、人才,强化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建设。

1、在政府投融资管理职能建设方面,适应全市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不断强化投融资管理这一政府全新职能,加大市本级、区县市、项目单位三个层次的投融资管理机构的充实、理顺,实现管理资源的配置与融资事业发展相匹配。主管领导:*责任处室:项目处整改时限:2009年10月

2、在政府投融资法规建设方面,要以我市已有的开行贷款投融资管理法规制度体系为基础,不断加以整合提炼、完善提高,形成我市投融资管理方面的法规制度性资源,并体现我市政府投融资管理的比较优势。主管领导:李忠信责任处室:政策信息处整改时限:2009年12月

3、在专业化人力资源提升上,本着大团队、大素质、大能力的方向,做好开行资金监管人力资源提升工作,更多地关注区县和项目单位的人力资源的配置,增量上加快人才选拔,存量上实现能力、素质提升优化,为政府融资职能的强化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保障。主管领导:李忠信责任处室:综合处整改时限:长期

以开发性金融合作为基础,围绕资金借入、使用,强化开行资金运行机制创新。

4、深入总结以开行贷款为主的开发性金融合作成功经验,着力解决运行机制上的问题,努力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区县监管、项目单位实施的开行贷款资金运行大机制,实现监管能力的提升。主管领导:李忠信责任处室:资金办各处室整改时限:长期

5、与省开行、各相关市直单位、区县政府建立多方工作协调机制,明晰管理内容、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建立开行贷款管理工作协调机制。主管领导:*责任处室:项目处整改时限:2009年9月

6、结合资金实际需求状况,建立资金提取、使用计划,对开行贷款资金提取和使用实行动态控制,规范计划调整程序,确保计划建立的准确、执行的严肃,强化开行贷款资金计划管理机制。主管领导:*责任处室:项目处整改时限:2009年10月

7、严格执行《开行贷款资金支付审核规范》,强化资金内审程序,改变资金审核、复核顺次进行为双向审核同时进行,保证支付审核工作质量,建立开行贷款资金平行审核机制。主管领导:*责任处室:项目处、统计处整改时限:2009年11月

8、明确审计内容、范围、程序,对已完工和开行贷款资金使用接近完毕项目,会同省开行、审计部门、专业审计机构开展项目结项审计工作,建立结项审计工作制度。主管领导:*、*责任处室:项目处、资金中心整改时限:2009年12月

9、以打造全国一流的开行贷款资金管理品牌为核心,按类别分别规范城建、交通、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和集团、上市公司、基层企业等多种类型的开行贷款会计核算制度,建立全市统一的开行贷款资金会计核算体系。主管领导:*责任处室:资金中心整改时限:2009年12月

10、扩大统计队伍,实行开行贷款资金运行信息制度,健立覆盖全市开行贷款项目的风险监测信息网络,完善统计分析预警机制。主管领导:*责任处室:统计处整改时限:2009年11月

11、结合科学发展观和机关文化建设,强化项目管理、资金运行、会计实务、债务管理等投融资专业领域知识的培训,加大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健全人才资源培养机制。主管领导:李忠信责任处室:综合处整改时限:2009年11月

(二)强化政府债务管理职能,防范债务风险,切实维护政府融资信誉和投融资环境。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维护政府融资信誉。

12、在项目前期立项上,要与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提前介入新项目,在立项评审阶段,重点预测偿还能力,落实偿还资金来源,全力控制政府债务风险。主管领导:*、*责任处室:项目处、偿贷处整改时限:2009年9月

13、在拓展偿还渠道上,对*、*、*、*、*等偿还困难的区县,要探索资本运营手段,加大指导力度,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通过激活增量、盘活存量、归垫返还、增加财政收入等多种方式扩大还款资金来源渠道,扩大偿债资金来源。主管领导:*责任处室:偿贷处整改时限:2009年9月

14、在创新还款运作方式上,加强对还款资金统筹调剂力度等措施,重点做好东药产业园项目5.55亿元偿贷资金的运作,提前偿还即将到期的开行贷款,降低贷款融资成本,确实保证我市今年的开行贷款本息偿还任务。主管领导:*责任处室:偿贷处整改时限:2009年10月

15、在强化预算管理上,要积极应对当前的还款压力,进一步加大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力度,尤其是强化执行力度,要会同市人大对预算落实情况做好联合检查,确保偿债预算落实到位、执行到位;要完善a类考核制度,发挥绩效考评的监督作用,提高区县政府的偿贷意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后续资金的不断注入提供良好的信誉保证,促进全市经济的全面发展。主管领导:*责任处室:偿贷处整改时限:2009年12月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素质,打造精英管理团队。

篇5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 西方发达国家 投融资环境 比较分析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地区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贸产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为推动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先后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重要文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推进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可见,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融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改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还将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融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促进区域金融理论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资的环境问题意义显得非常重大。

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效益而垫付资金或其它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融资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经济活动。投融资环境的含义从最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物质条件,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概言之,投融资环境是一定区域影响投融资行为的一切投融资条件与投融资效益的总和。一定时期的投融资环境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投融资环境的比较

(一)投融资主体结构的区别

从投融资主体的构成上看,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条件下,长时期内政府是唯一的投融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融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其投融资所占份额仍偏低。从目前投融资主体结构看,政府在投融资决策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领域,而且在许多竞争性投融资领域,政府投融资所占比重都很大,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参见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中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一项的比例是很大的,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经济建设的介入程度很深,它与西方政府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经济职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范围,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例如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没有经济建设费一项。即使把有关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资源与环保等项支出算作经济建设投融资,其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大大地低于中国30%的比例。

(二)融资方式的差异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起步,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又疲软。反映在投融资上,筹资的渠道不多,筹资成本偏高,投融资的宏微观调控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效应还十分有限。表2和图2是2006年各地区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区域的融资结构中,贷款占比最高,高达80%以上,债券和股票的比例很低,各区域中股票的融资又低于债券的融资。也就是说,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2009年全国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见表3所示),融资结构中的货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债券融资占比有14个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直接融资比重有所上升,这促进了部分省份融资结构的改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悠久,法律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发育,具有比较规范、高效的运行特征。反映在投融资上,表现为能为企业和居民及外国投融资者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便利、低成本的投融资资金来源,适应了现代企业向社会化、大规模、高技术方向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形成。另外,金融体制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它对投融资的调控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储蓄观与消费观的差异

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资料显示,1995年、1997年、2005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分别为42%、45%、51%,近几年的储蓄增长率几乎都在15%以上。而在2003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骆乐,2006)。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尤其是个人投融资的风险意识整体上看比较淡薄,在储蓄转化为投融资方面存在着某种因为文化与习惯而引起的障碍,这是我们在通过市场配置投融资资源时应该充分注意并加以引导的。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很高,但储蓄率却往往较低。人们的消费意识更强,西方国家政府,至少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十分注重培养国民的消费意识并重视刺激消费的效应,从而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投融资。由于投融资手段的多样化和投融资回报率高,因此,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融资的机制较为灵活有效,而且其它投融资资源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国际比较的借鉴和启示

(一)明晰投融资主体

我国应当根据目前投融资的基本状况,逐步改变现阶段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局面,同时,政府、企业和个人应该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并且,政府应该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对自己承担的项目应该独自承担投资经营风险;个人应根据“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操作实施的情况下,有偿使用或购买公共用品或设施服务。

(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般而言,各项具体的法规都是调整各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的某些法律和法规对外商投融资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商法、公司法等,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却还不够完善。在法律使用上做到严格和公平,会对外国投融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否则,将会影响外资的进入。

必须健全有关外商投融资的法律体系,要把给投融资者的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增强国内外投融资者的信心。从长远来看,健全各种与投融资环境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框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使投融资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

(三)优化间接融资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对政府而言,仅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经济建设的各项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可以缓解政府压力,大力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主动、融资成本更低。

对于政府支持和希望大力发展的行业以及发展前景良好的产业,鼓励和帮助这些产业发行企业债券,这些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将为企业债券的发行和偿还提供优异的经营业绩支持。因此这些企业债券融资具有巨大潜力,这为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融资机会。

参考文献:

1.付晓东,胡铁成.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M].商务印书馆,2005

2.张艳纯,葛小南.完善小城镇建设投融资机制的思考[J].社会科学家,2008(2)

3.张汉亚.投资环境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4.Samuel Fankhause,Lucia Lavric. The Investment Climate for Climate Investment:Joint ImPlement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Climate Poliey[J],vol.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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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项目大幅减少,面临“无米可炊”困境。由于受经济增速放缓等大环境影响,以及为迎接建市十周年刚刚进行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和现有财力,来宾市城市建设将进一步注重完善提升,有效控制规模,2014年全市财政投资项目将大幅度减少,主要依靠承接公建项目的市属各公司所承建项目也必将进一步减少,总体投资规模将呈下降态势。据调研了解,虽然目前全年公建项目任务还没有全部确定,但从各公司年度投资计划看,新建项目少,续建项目也不是很多,计划投资额与2013年相比均大幅度下降。公建项目的减少,相应的建设投资将进一步收缩,基本依靠代建项目收取管理费运行的市属公司面临生存困难。一方面导致投融资平台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指标的提升贡献降低,另一方面大多数公司面临可建项目少、无项目可建的“无米可炊”局面。

(二)自身“造血功能”不强,后续发展乏力。来宾市投融资平台公司主要承担公建项目的融资及建设职能,基本上都是按照政府安排实施项目,形成融资、投资、偿还三分离,公司在资金使用的效益性、资金本息的偿还等方面缺乏主动,制约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缺乏做大做强的自身发展资本基础和经营潜质。各公司主要通过政府注入土地、资产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进行项目建设。在对既有资本的运作上,经营手段单一,经营模式固化,并没有形成“以资养资、以项目养项目、以公司养公司”的生存机制。此外,各公司基本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自主持续的投资经营业务体系,今后融资必需的现金流量和经营收益也基本没有,自身“造血功能”薄弱。目前,虽然部分公司也正在积极谋划转型发展,加强兴办实业,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如城投的来安房地产公司,工投的水务公司,水投的石材工艺公司、桂投的鑫盾押运公司等,但由于资本、市场、经营规模以及发展时间短等因素,大部分子公司的收益目前并未能对市属公司自身提供更直接的发展支持,市属公司自身持续发展乏力。而一些转型困难、没有投资实业的公司,没有自主经营收入,生存都存在问题,做大做强更无从谈起。

(三)平台运营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影响资产保值升值。目前市属各公司主要是根据业务职能范畴,对应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相关的项目建设任务,由不同的市领导联系分管。如城司主要对应市住建委、工司主要对应市工管委,教司主要对应市教育局等。在“指挥部”等市级层面的工作协调机构中,涉及对各公司业务工作协调时往往也只是因为其所对应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推进情况有所牵涉,并没有专门对投融资平台公司运作、管理进行统一协调的机构和相应工作机制。由于缺乏工作推进协调和多方业务运作的有效沟通,各个公司在项目建设、资金筹集等各方面具体运作上出现各种制约发展的问题。比如:在融资和项目策划包装上容易产生不良竞争;发展规模差别大,规模最大的城司总资产近百亿元,规模最小的旅司资产不足亿元,10家公司中城投、工投、水投等3家公司总资产为150多亿元,占投融资平台公司总资产的92%,其余7个公司仅占8%;业务承担不均衡,以2012年为例,大的公司如城投、工投和水投均能完成投资超5亿元以上;而小的公司如交投、文投、农投完成投资均不足亿元,旅投全年甚至没有项目实施。这些问题,影响了有关公司的融资效率,注入资产的流转受到不同程度阻滞,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保值和升值。

(四)管理不规范,高端专业人才匮乏。作为市属公司,政府掌控最终投融资决策权,各公司都未能实现政企分开。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公司更多地表现出政府行政事业单位性征,没有进行独立的企业化经营管理,缺乏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治理架构,未建立起决策、管理、监督三位一体的法人治理架构和经营决策机制,监事会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此外,高端专业人才匮乏问题也较为突出,目前市属10大投融资平台公司中,大多数公司经营决策层中没有总经济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高管职务人员和具有较强操作能力的金融类人才,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大多由政府委派领导干部担任。一些领导干部直接从政工工作岗位转任企业领导者角色,没有受过系统的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培训,缺乏必要的专业投融资知识、经营管理经验和风险防范意识,投融资过程中,实际操作能力不强,解决经营技术难题能力低,同时也容易发生决策失误,直接影响发展效率。

(五)投融资平台实体多,可运营资本资源分散。目前来宾市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已达10家,由于来宾市属后发地区,财力有限,可注入运营的资本总量少,将有限的资本资源分划到10家之多的投融资公司中,对资本运营的综合协调能力变弱,运作推动资本升值的合力不强,各路资本没有发挥出协同效应。随着来宾市注重对城市建设的完善提升,有效控制建设规模,减少公建项目建设,投融资公司“僧多粥少”的现象越趋突出,对提高融资成功率和效率都产生不利影响。

二、做大做强来宾市投融资平台的对策建议

(一)增强平台公司实力,提高投融资能力。1.赋予部分公司一定的土地收储和开发经营权。将优质的土地资产注入公司,是当前增强公司实力,提高融资能力的最快捷办法。市政府可以在统筹城市土地资产情况下,适当有选择重点地给予实力相对雄厚、可持续发展潜力较强的公司赋予特定地块的土地收储开发权,并注入公司。如可考虑将桂中水城水系周边土地收储权、开发权、收益权赋予水司;将与市本级工业园区相关的企业商业地产收储和开发经营权赋予市工司等。同时,建立土地出让减持补充机制,政府投融资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出让后,根据需要及时补足等值的土地资产。2.盘点盘活现有可运营资产,加大对公司的注入。国资监管和有关部门在全市开展一次对现有闲置国有资产、经营性资产,以及政府性资源、设施经营权、股权等资产盘点核查,掌握可运营资产情况,补充注入相应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同时,进一步盘活、整合土地、房产、场馆、水厂、路桥、管网等各类有形资产,分类注入公司。通过上述加大对公司的资本注入,将有效提高公司资产实力。3.想方设法提高公司现金流,提高融资的资本信额。对各级各类政府投资项目,属市级项目或由市级统一实施的项目,按法定程序统一安排市属公司建设,在确保各级项目资金拨款专款专用的前提下,考虑采取改变拨款方式和调整建设主体的办法,增加公司现金流。另外,对一些能以合作开发建设的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菜篮子建设、可经营性物业等,要改无偿拨款为有偿投入,以市场方式来运作,由相应市属公司负责实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和多元化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壮大公司实力,有效扩大现金流。在调研中,一些公司对增加公司现金流建议,将财政拨款、补助资金、项目建设资金、BT回购款、土地及其他资产等,以注入资本金方式或补贴收入注入公司,增加公司注册资本金及现金流。如将乐滩灌区的项目建设资金可以通过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账户来转账、划拨等。

(二)整合优化平台建构,促使投融资效益最大化。1.设立专门协调机构,加强对平台运行的统一管理。成立由市领导担任组长的投融资平台工作领导小组并组建临时常设办公室,负责全面统筹全市投融资项目,具体加强对全市各投融资公司工作的协调、沟通和统一管理,以解决目前来宾市各投融资公司发展不均衡、投融资能力合成力低的问题。2.推动公司和资产重组、撤并,提高平台的投融资效率效益。进一步整合来宾市投融资平台有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可考虑对规模小、经营能力弱、对城市开发建设贡献小的公司进行重组、撤并,提高独体资产总量,提高平台的投融资效率效益。比如,目前是否可以考虑将文司和旅司进行重组、合并成文化旅游投融资公司,这既符合产业发展要求,又可盘活两家公司;另外,对一些发展成效不明显、对注入国有资产增值及多元化调动社会资金支持城市开发建设贡献不大的公司,建议进行撤并。3.进一步理顺权属关系,增强相应平台运行效应。进一步梳理各公司与对应职能部门的相关权属关系,对与政府职能部门职责有交叉重叠或业务矛盾冲突的,加强理顺。比如,进一步研究是否将工司具体业务职能纳入工管委总体工作职责要求内,明确工管委作为市委、市政府派出的议事办事机构,代表市委政府对园区事务进行决策和管理,将工司交由工管委管理,以解决目前园区工业建设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存在的管理脱节、推进不一致造成项目建设推进效果不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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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纵深发展,其融资机制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破解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瓶颈是我国文化理论界和业界普遍关注的话题。本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融资机制包含了融资主体、融资特点、融资结构、融资方式、融资环境等方面。本文从这些方面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机制进行深入分析,试图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文化创意产业融资主体探析

韩国文化产业资金来源渠道既有美、日、欧盟等国家的大量投资,又有政府和相关企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Choi YoungHo,2005)。罗华、方晓萍(2008)指出,在创意产业的起步阶段,国家和政府是创意产业的投资主体。欧培彬(2009)比较了发达国家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模式:(1)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模式;(2)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引导模式;(3)以韩国为代表的政府行政指导模式;(4)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支持方式。顾海峰(2010)认为金融资源的三次优化配置机制主要在间接与直接两个层面发生作用。

二、 国内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特征

众多的学者把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难原因归结为其产业发展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创意产品市场需求很难预测,消费者需求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如果创意者对市场情况没有很好的把握,就会导致创意产品失败(Faulkner & Andersen,1987)。Lampel,Lant和Shamsie(2000)的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这常常会使产业利益相关者困惑。凯夫斯引用了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合同理论诠释了创意产业中的具体经营行为,并论证了创意产品的市场需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创意性产品的特性、基调、风格“独立于购买者对产品质量评估之外”,(Caves,2000)。罗华、方晓萍(2008)强调了创意产业的融资是一种高风险的融资。刘登佐(201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难原因主要是创意的不成熟性决定了创意的高风险性。创意本身的风险来自于进行创意思维的主体的心理障碍;而创意产品化的风险形成来自于创意产品的价值创造和价值挖掘两个环节,以及创意产品的概念设计、市场研究和可行性分析三个方面。袁淏(2011)、田媛(2012)的研究表明创意产业的高风险主要存在于产业的不确定性。

三、 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结构

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是融资结构的主要形式。Oakey R.(2001)、Paul(2002)、Keuper等(2008)认为风险资本是创意产业外部融资的一种方式。Keuper等(2008)的研究表明创意公司主要的问题就是资本基础不充足,风险资本可以作为一个补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花建(2002)主张金融介入文化领域, 并指出拓宽文化投资的渠道和来源,应积极培育文化投资的两大形式,即产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卫兴华、孙咏梅(2005)指出文化产业要形成多渠道的投资格局。

陈清华(2008)指出当企业人力资本专用化程度低 ,模块化程度高时,内部融资可能是最优选择。而人力资本专用化程度低 ,模块化程度低,内部融资不足以提供企业所需的资金时,可以考虑高杠杆的债务融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2010)他在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模式进行案例性的解读和分析后,指出进一步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是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发展的重要方向。齐勇锋(2011)针对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融资的研究也支持了这种观点。

四、 文化创意产业融资方式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资产的新的产业门类,具有创新性高、知识密集性高、附加值高、产业集聚度高、不确定性高等特征,因而其融资模式也和其它产业有差异。Chris Higson, Oliver Rivers和Martin Deboo(2007)认为创意产业在内容、人力资本、商标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对于投资者来说,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创意产业需要创意的融资方式(Chris Higson, 2007)。高颖(2005)总结了包括无形资本融资策略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投融资方式和策略。吕庆华(2005)指出必须根据文化资源产业筹措投资资金需借助资本市场,。于婷(2008)实证研究了BOT、TOT、ABS和PPP四种投融资模式在安徽文化产业项目中的运用。

胡娜(2008)强调了通过风险资本进行创意产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性。袁淏(2011)指出:已经进入市场的创意产品应选择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手续简便的债权融资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融资模式。在创意产品/ 服务载体开发阶段,可以将企业其他产品相关的无形资产进行质押或申请担保贷款,同时在金融较为发达地区可以逐步率先在开发市场上进行公司债权和股权融资以及专项资金支持。作者认为创意产业未来的融资模式有两种:(1)按不同区域设立产业投资基金;(2)建立区域/园区互助式组团/打捆融资。郭淑娟,常京萍(2012)论证了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可行性,并指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融资方式。刘阳(2012)从产业集群的视角出发,在充分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地域根植性的特征和产业集群的融资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创新型关系融资的模式。田媛(2012)从微观角度论述了创意企业不同生产周期的融资模式:(1)包括自有资本、外界的捐助和天使基金在内的内源融资方式是原始阶段的主要融资方式(2)包括风险投资、专项扶持基金、社会赞助、申请政府优惠福利或与制造商合作生产的外源融资方式是企业成长阶段的主要融资方式;(3)成熟阶段可以选择上市融资、银行贷款、风险投资、专项基金、版权出售、私募基金。

五、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环境研究

1. 宏观方面的研究。谢耘耕(2004)、喻文益、向勇(2008) 、孙斌(2008) 分别对国内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资准入门槛、中国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 制约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进行了深度的剖析。

陈清华(2009)认为“投资准入区别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机制市场化”是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机制改革的方向。候燕(2010)从政府、资本市场等方面指出我国文化产业融资的主要问题。郭永航(2010)认为目前我国金融体制不适应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情况,迫切需要政府治理创新。林丽(2012)认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财政投入缺口大,引导性弱, 地方政府存在政绩性投资且投资手段单一等问题 。田媛(2012)的研究也佐证了上述观点。

2. 微观方面的研究。国家发改委传媒文化产业中心主任齐永峰(2011)指出文化产业投资风险高、融资渠道不畅、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缺乏专业化的文化投融资人才是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马树华,金昕(2011)认为企业当期或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具有“可观察性”和商业上的“可行性”是获得金融机构认可并提供融资支持的关键。当前文化产业获得金融支持的障碍在于文化产业的现金流运行规律难以与现行金融体系运行模式实现有效对接。王纲、 陈艳君(2012)从资本概念的基本规定出发,指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难的症结在于企业的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比重偏高而且难以价值化、证券化和资本化,难以与金融机构现有的信用评级制度相衔接。张京成(2010)总结了深圳市“四个模式”、青岛市的政府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模式、桂林市创意产业招商引资模式,

六、 简评

综上所述,目前理论界关于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发展障碍的原因主要是在资金供求方面存在矛盾。资金的需求方——文化产业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少、无形资产难以评估、创意产品市场需求的不确定等问题;而作为资金的供应方,由于我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期,投融资渠道单一,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金融业和国外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为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方面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还很有限;同时政府作为文化产业投融资利益相关者重要的一极,为解决文化产业投融资瓶颈问题,虽然采取了文化产业优惠、国家投融资基金、优惠政策、法律法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商业赞助等诸多举措,一定程度有效解决了文化产业投融资难的问题,但是金融制度创新还设计得不多,还远远未能满足广大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的迫切需求。

我国文化投资仍然过分依赖政府,这种机制使得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只讲投入不讲产出,同时还约束了民间资本与外资的活力,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长期的制度依赖造成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设立财政投入资金的额度取决于地区的经济实力和领导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程度,而没有考虑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此外,很多地方的文化创意产业财政投入政策实施后,只强调投入总额,忽视投入的政策效果,缺乏对财政投入政策的后期管理,不少财政资金投入到文化创意企业或机构后,既没有人监管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要求,更没有人评估财政资金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出现了财政资金投入后的"空白"(刘利成,2008)。

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结构要由政府直接拨款向市场融资方式转变,其间要求有一个剥除原有念、习俗、准则和思维,而适应新制度的学习、认同过程。诚信的商业环境等非正式制度代表了一种正的外部性,它给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方便和激励,给金融产品创新活动提供了平台。这需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诚信的文化氛围,尤其要求经贸部门、协会、商会尽快建立企业诚信体系,分门别类按照银监部门的要求,把当地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做一个征信参考提供给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让银行更多了解企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这是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体系健康发展的基础。

有些学者(欧培彬,2009)也提出了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观点,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必须进行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创新,建立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机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打破长期以来,以轻资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企业融资渠道不通的困境,有利于文化企业摆脱因为“制度依赖”(Path Dependence)而被“锁定”(Lock-in)在低效率的困境,从而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首要问题就是加快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建立公平、高效的投融资制度环境,也就是政府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要一视同仁。当务之急需积极落实2009年7月国务院颁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有关政策,降低文化创意产业准入门槛,落实国家关于非公有资本、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有关规定,根据文化产业不同类别,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途径,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参考文献:

1. Caves R.E.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2000.

2. Chris Higson,Oliver Rivers, Martin Deboo. Creative Financing,Business Strategy Review,2007, (36):98-106.

3. Faulkner R, Anderson A B. Short-Term Projects and Emergent Careers:Evidence from Hollywoo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4):879- 909.

4. 陈清华.创意产业投融资机制的演进:基于模块化与价值网络视角.现代经济探讨2008,(9):66-69.

5. 陈清华、李向民.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创意型企业融资行为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1):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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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海啸突然袭来,中国企业出口严重受挫,政府提出的4万亿产业振兴计划无疑是雪中送炭,支持振兴计划的资金主要是银行信贷资金,但是银行信贷主要倾向于十大振兴产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持续恶化更是不争的事实;从总体经济发展来看,为了支持经济走出泥沼,国家货币政策不断扩张,却伴随着通货膨胀威胁若隐若现。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必须有理性的扩张,长期趋势要保持协调、平衡。因此寅吃卯粮的现象会扭转,而且会以恰当的形式收缩。由于融资约束影响着企业投资活动实现程度,鉴于融资环境演化的趋势,从长期来看,国有企业、民营中小企业投资行为对信贷环境会更加敏感,尤其在信贷政策可能紧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面临严峻金融环境、要求提高投资效率时,以营运资金为代表的弹性财务资源,在缓解融资约束、破解流动性约束方面,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活动 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活动的关系,历经一波三折。早在二战结束后,以Meyer和EdvinKuh为代表的投资学研究者非常重视财务要素对商业投资活动的影响,财务活动在经济领域所起的作用获得广泛关注。然而到1960年代中期,纯粹的经济要素被隔离于企业实际决策框架之外。著名的Franco Modigllani和Merton Miller为财务无关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认为在完善的资本市场,公司财务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即包括内部流动性、财务杠杆、股利支付政策等等财务要素,都与股东价值或企业价值最大化无关。承认资本市场是非完善的,并引入不确定性预期之后,学者们认识到企业从外部融资的成本高于内部资金,进一步承认了财务结构必然与公司投资活动相关。如Greenwald等(1984)、Myers和Majluf(1984)最先运用资本市场当中的信息不对称为非完善的资本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建立了非完善市场下的融资优序理论。并认为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差异,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正相关。该研究引发了关于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内部资金既是成本较低廉的财务资源,更是稀缺资源。当它不足以提供投资所需时,相比较高昂的外部资金而言,其成本落差就构成来自融资方面的约束,导致投资不足,企业不能够实现最佳的投资规模,称之为“融资约束”现象。在理论与实证研究领域。围绕着现金流能否作为融资约束存在的证据,以Fazzad等(1988年)为代表的学者,与Kaplan等(1997)、Comes(2001)、Ahi(2003)等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实证研究证实:融资约束确实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融资约束如何影响投资决策方面,除了信息不对称现象引发的当期投资决策问题之外,还存在当期和远期投资需求、破产成本权衡方面的考虑。动态融资优序理论,或者称修正的“融资优序”理论,站在前瞻性战略决策高度,关注整个企业动态投资规划以及整体财务安全的高度,考察融资约束现象对企业投资行为可能产生的主要影响。

(二)修正的“融资优序”理论的对投资决策的理论贡献 融资优序理论强调“先内再外”、“先债权再股权融资”的先后顺序,但是实证研究经常发现相互纠结的现象。例如,Titman和Wessles(1988)、Rajan和Zingales(1995)、Fama和French(2002)研究发现公司财务杠杆与盈利能力呈反向变化关系,这一结论符合融资优序理论,但是违背负债融资的权衡理论。之后Hennessy和Whited(2004)andStrebulaev(2004)提出动态模型考虑了外生投资和高昂的权益发行成本,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财务杠杆与盈利能力反向的变化关系,是符合权衡理论的。尽管该结论能够解释财务杠杆和盈利能力之间的异常变化关系,却无法解释企业对权益资金的过度依赖,甚至超越内部资金和债权融资的优先次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早在1984年Myers和Majluf的研究,以及当年Myers都得出结论,认为“修正的融资优序理论”既考虑到了信息不对称成本,也考虑到了财务困境成本。Lemmon和Zender(2003)指出,在检验融资优序理论时,要考虑到为保障未来投资需求(非当下投资需求)以及避免可能遭遇的财务困境。公司必须保持一定的财务弹性。他们认识到,为了避免未来投资不足,降低预期破产成本,企业应当发行权益资金替代内部资金和对外举债,从而保持流动性、保存举债能力。修正的融资优序理论放松了使用负债满足每一单位外部筹资需求的严格要求,重塑权益筹资的重要地位。并且意识到,建立弹性财务资源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避免未来财务困境的重要性。

(三)弹性资源与流动性约束 其实释放流动性的能力,是一种弹性财务资源,它是特殊的弹性资源。能够在环境发生非连续的异变时,为了实现组织业绩目标,多元化或者重新配置内部资源;并促进企业改变和革新,藉以提升企业面临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关于弹性资源与企业业绩关系的功能定性,企业行为理论、资源约束理论以及成本理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毋庸置疑,弹性资源能发挥“冲击吸收器”作用,帮助企业应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当销售下降、毛利降低、信贷枯竭,公司的弹性资源越来越稀缺,更是弥足珍贵。因为环境突变很可能造成公司目前产品或市场陷入僵局,拥有弹性资源的企业能够寻求可替代资源,以产生新的利润增长点,安全度过危机时刻(ChangandKesne,1997)。企业的弹性资源包括很多种类,例如组织能力、科研能力、社会资源以及相关的财务资源等等。与其他弹性资源相比较,弹性财务资源具备可量化、确定性等优点。从内容上来讲,弹性财务资源涵盖的内容相当广阔,包括充沛的现金流、较低的负债率、高级别的信贷等级以及相对优势的市场估值水平等等。虽然财务资源并非绝无仅有或者独一无二,确实很多企业都有,但是弹性财务资源具备路径依赖,难以复制。另外,Sharfraan认为,环境变化的越快、变化越大,越需要更多的弹性财务资源。MartinezandArtz(2006)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弹性财务资源是面对不确定的环境,那些能够保证企业避免亏损的、突破流动性约束的能力。

(四)弹性财务资源、流动性约束与营运资金的平滑效应

所谓流动性约束(LiquidityConstraints),一般用来揭示在资本市场上,一种资产或预期支付索取权的变现能力受到的限制。在这里用来反映企业流动性对预期投资行为的影响。当企业经济环境出现负面因素、资金影子价格上升、现金流量下降时,公司遭受融资约束。要么无法承受高昂的外部融资成本,或者缺乏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而错失投资良机。无处不在的财务摩擦正如悬在公司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如何应对危机则是经营成败的关键。以营运资金为代表的流动性管理,则可能带来绝处逢生的转机。应对融资约束的消极行为会迫使公司削减投资规模;积极应对,直面外部约束造成的压力,将促使公司寻求能对其内部资源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方法。营运资金正是一种角色可以“反转”的资本,既能够消耗资金,也可以作为资金的来源,只要选择适当的营运资本投资水平即可助力于企业突破流动性约束、跨出逆境。营运资金之所具备以上“神奇”的魅力,实则在于它是一种弹性财务资源。具体而言,营运资金的构成是“流动资产一流动负债”,其中的流动负债是一项资金来源,而流动资产则构成资金占用。当发生财务困境之时,任何削减流动资产、争取流动负债的财务行为,均可以颠覆营运资金作为传统的、资金占用角色,而转变为资金供给者。例如,充足的短期有价证券一旦变现释放流动性,公司就可享受及时付款产生的高额现金折扣。Meltzer(1960年)研究报告指出,流动性恶劣的公司确实在遭受现金紧缩时,削减了应收帐款。而且企业们也将流动资产作为抵押获得短期债务,此举虽然增加流动负债减少了营运资金,但最关键的是提供了短期资金。因此,适当调整营运资本,就能借此吸收一大部分现金流波动带来的负面冲击,平滑外部冲击,避免错失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营运资金平滑外部冲击的效果,受制于公司流动性充足与否、资产负债的相对强弱状态。如果公司资产负债表强大、流动性充足,就可以平滑外部冲击造成的固定投资的波动而避免受制于融资约束;相反,如果公司流动性较弱,无法起到相应的平滑作用,投资将受制于外部负面冲击而严重下滑。因此当发生外部冲击时,流动性对企业固定投资、资本开支活动的制约,称为流动性约束。企业的流动性越强,流动性约束越弱,越能够平滑外部投资的资金需求。同时企业投资需求越旺盛,流动性将下降。以减少营运资金转化为对投资的实际资金供给。因此,流动性约束体现为营运资金对投资的负相关关系。再者,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或者重组风波可能削弱资产负债表,减弱资产流动性。因此衰退期投资对负面冲击会更加敏感,内部资金比之前减少更多,并引发恶性循环。这给一些商业循环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这些模型强调内部净值波动是使循环周期波动、漫延、放大、甚至诱发的关键因素。美国1990年至1991年的经济下滑可能就是“资产负债表不景气”造成的结果。

在我国实务界,能否有意识的发挥营运资金来有效平滑外部冲击对固定投资的影响,依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融资约束、流动性约束对投资影响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对于加强流动性管理,增加投融资匹配的意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致力于检验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流动性约束是否显著?增加了流动性约束前后,对于融资约束的显著性检验,是否有明显不同?其次,考察投资机会、现金流能否解释营运资金的变动。借以探索我国营运资金发挥平滑效应的现实,为投融资匹配的战略管理提供了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依据传统理论对于投资与融资关系的认识,从理论上,Q值与现金流都应当与投资变量呈现正的相关系数。反映随着投资机会增加企业扩大投资开支;当投资增加时,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增强。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托宾Q值与投资开支正相关

假设2:现金流与投资开支正相关

根据流动性约束假设,营运资金作为平滑因素,影响投资行为。由于分离出反向变化的营运资金要素,总现金流对投资的反映应当增强,其相关系数绝对值应当增加。而且随着投资增加,营运资本的角色发生反转,发挥了平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投资开支的资金需求。

假设3:营运资本与投资开支负相关

(二)研究样本 本文研究样本选择2002年至2007年、深沪两市197家机械行业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具体包括普通机械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细分行业,剔除上市时间较短或者信息披露不全的部分样本。2002―2007年是机械行业、包括汽车行业较大的两个波动周期,外部环境变动比较典型,这对于考察公司流动性约束问题,具备较强的代表性和研究的意义。另外考虑到不同规模企业的管理水平、融资渠道和投融资战略决策差别较大,以10亿元为标准,又将总体数据分为大、小两个样本分别考察。

(三)变量选取本 文的变量选取如下:(1)解释变量。第一,投资需求变量。在研究投资的融资约束时,如果单纯把内部资金作为企业投资需求的解释变量,忽视了营运资金发挥的资金供给作用,不考虑营运资金平滑固定投资,会低估内部资金对投资的影响。事实上,如果公司能够利用营运资本充分吸收现金流的负面波动的话,很可能在做固定投资回归时,现金流的相关系数是0。因此以往理论所考察的现金流的影响最好看成是“短期影响”,也就是当企业采取最大措施平滑现金流波动的影响。要考虑现金流对固定投资的长期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企业依赖内部资金成长时,应当控制平滑效应,也就是将营运资本分离出去,作为内生变量包括在模型里面。在解释变量选择方面,虽然许多学者质疑托宾Q值揭示的资本存量调节速度过于缓慢,而且似乎Q值对投资仅仅具备较小的边际影响,为了避免过分夸大现金流的作用,而且由于Q值洞察到企业投资的基本原则,即当不考虑税收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时,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只要每一单位额外资本的影子价格大于单位市场价格,企业都将持续投资。因此,仍以托宾Q值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来反映企业投资需求的变化。托宾Q值用如下公式计算:Tobin’sq=(V+B-N)/K。其中V是权益的市场价值,由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数量与上期均价得到,如果有优先股,则用优先股股利乘以优先股数得到;B是债务的价值,由公司长短期负债的帐面价值替代;N是存货的市价,由于存货包括在企业的市场价值里面但是不包括在固定资本存量中,所以要从企业市价里减去;计算结果与把存货市价加在固定资本存量里面没有显著的不同。由于存货的市价难以得到,用当期存货帐面价格乘以当期物价调整系数得到,即:Nt:Nt×J1其中,J1代表t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得到。第二,流动性约束变量。流动性约束指标选择企业当期的营运资本W1=当期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实证分析将从是否包含流动性约束角度,分别对企业投资开支进行线性回归,以反映流动性约束对投资开支是否具备显著性影响,并揭示该指标的特殊作用。具体分析时,以当期营运资本占资本总存量的变化率构造解释变量,

力求敏感反映流动性约束变化对投资开支产生的影响。因此,反映流动性约束的解释变量为W/K。第三,现金流变量。现金流(cE)对于投资的影响,尽管存有是否被夸大之嫌,但其对投资的重要影响不容质疑。也被引入模型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第四,资本存量。在反映投资总量因素方面,采用资本存量(K)概念,对所有指标进行了修正,用各个指标对资本存量的相对值来建立回归模型。具体而言,初期设定K值是按照市场价值调整后的企业的净值,之后每一期资本存量定义为:K1=[It+(Pt/Pt-1。)](1-1/LIFE)。其中,IT表企业的资本开支;Pt是t期非居民固定投资的价格通胀指数;LIFE是企业平均设备的服务期,本样本一律采纳行业平均设备服务期20年;因为企业固定资产实际采纳加速折旧法之后结果不会有明显区别,简单起见假设所有企业一律按照直线法折旧。(2)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选取企业资本开支要素IT即包括当期设备、厂房投资,又包括对外部的长期投资,力求较全面反映企业资本开支的总规模。因此定义资本开支:LT=当期长期投资净额+固定投资净额与在建工程、工程物资比上期增加额。

(四)模型建立 依据传统理论对于投资与融资关系的认识,从理论上,Q值与现金流都应当与投资变量呈现正的相关系数。反映随着投资机会增加企业扩大投资开支;当投资增加时,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增强。将样本总体按照资产总规模10亿元为标准分组,取各季度指标均值,构建如下回归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1/K)=γ1(Qi)+γ2(CF/K)1+u1(模型1)。如果考虑流动性约束,营运资金是否会作为平滑因素,影响我国机械制造业的投资行为。则需要将流动性约束要素与一般的现金要素相区分,作为内生变量,包含在模型里面单独度量。从资金占用转化为资金供给,随着投资增加,资金耗用增加,资金的供给下降,因此营运资金应当反映出与投资需求负的相关系数。由于分离出反向变化的营运资金要素,总现金流对投资的反映应当增强,其相关系数绝对值应当增加。建立回归方程:(1/K)t=γ1(Q1)+γ2(CF/K)1+γ3(W1/K)+ut(模型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传统融资约束检验 (表1)显示了传统融资约束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判断系数R2以及修正后R2说明模型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弱,尤其是资产规模较小的样本组,回归的效果非常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小样本组没有通过F检验,各个解释变量也没有通过T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机械制造业的现金流、Q值对于投资开支显示的相关性较弱。第二,大样本组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F检验,说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总体上是显著成立的;T检验的结果显示,托宾O值对投资开支的影响较显著。而现金流则没有通过T检验。因此得出结论:Q值对于投资行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机械制造行业没有反映出投资对内部资金较强烈的依赖性,融资约束没有反映出来。另外无论是资产规模如何,两个样本组的现金流均对投资呈现负的相关系数,说明当企业投资增长时,内部资金不升反降,这与假设不符合,也与一般的实证分析结论大相径庭,其原因尚未明晰。

(二)流动性约束检验 流动性约束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第一,在方程整体显著性方面,小样本组仍然未通过检验,说明Q值、现金流、营运资本对被解释变量投资开支基本没有影响,线性方程不适用于小样本组来解释投资变化;大样本组显著的通过了F检验,说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总体上是成立的。在变量显著性检验方面,Q值和W/K通过了T检验,而且相关系数显著不为零。另外,营运资本对投资变化的相关系数小于零,反映出支持流动性约束理论。即随着投资增加,营运资本的角色发生反转,发挥了平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投资开支的资金需求。第二,即使在引人营运资本变量之后,现金流依然呈现对投资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有所降低。由于未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本模型不能说明现金流与投资之间的线性关系。第三,无论是否引入流动性约束,资产规模对于投资的回归分析影响显著。小样本组在两次回归分析当中均没有通过T检验和F检验,而大样本组通过了F检验,Q值、流动性约束的相关系数也显著小于零。一方面说明,企业规模不同,财务管理的水平、投融资战略有明显的区别。大企业投资决策反映出对潜在投资机会的一定敏感性,而且随着投资需求增加,有意识的发挥了营运资本提供资金的平滑器作用,比小企业更有效率的挖掘出营运资本的潜力。为了反映投融资匹配的战略意识,进一步分析营运资本变化的影响因素很有必要,营运资本的变化是否随着企业投资需求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敏感性?能够说明在营运资本管理方面的政策倾向。

(三)流动性约束与投融资匹配政策倾向检验 以营运资本变化为被解释变量,选择O值、现金流为解释变量,以大样本组企业为对象,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

W/K=1.32472881+3.047177787*Q+0.2480867488*CF/K

(-0.534204)(8.818778) (0.04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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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对城市基础设施需求的日益扩大,建立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以政府财力直接投入为主导,行政配置资源为主体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已无法适应城市化进程的需要,迫切需要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打破公用行业市场垄断,开放城市基础设施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最终建立政府融资平台化、公用事业民营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投资主体化、运营主体企业化、融资渠道市场化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一、目前城建投融资平台的现状及问题

1.现有投融资平台脆弱,缺少实体支撑

按照“政府投资、国企运作”的模式,各地通常以无收益的公益性资产为资本组建国资总公司作为投融资平台,然后以政府信用为担保进行融资并负责项目实施。由于缺少实体支撑,几乎没有经营现金流入,其财务指标通常达不到基本的信用标准,必须依靠政府资源的支持,才能勉强维持平台资金周转。

2.债务问题突出,债务风险凸现

一是筹资渠道单一,城市建设债务主要表现为对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贷款,资金还贷压力大;二是债务结构不合理,多为中短期贷款,资金还贷期集中,可持续能力不强;三是净资产负债率高。城市建设项目基本上是公益性项目,投资回报少,必然造成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而资本金却未能与负债总额同步增长,造成了净资产负债率畸高。

3.项目管理机制混乱,损失浪费问题严重

目前,城建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一般由建设局、水利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成立国有独资子公司作为建设业主,各子公司的组织体制不健全,管理人员不专业,违规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一是招投标不规范,存在规避公开招投标,评标把关不严,业主擅自变更招投标结果等问题;二是项目超概算严重,很多项目实际投资超概算50%以上;三是项目建设和基建财务管理不规范,普遍存在变更设计施工、违规签证、提前支付或多付工程款等问题。

二、现行投融资体制运行中已暴露出的弊端

1.投资主体单一

目前,城建、市政、交通等领域的融资、投资、建设和运营主体均为各主管部门成立的国有独资子公司,呈现分散融资、单一建设、垄断经营、统一还贷的局面,这些公司拥有代行政府职能的天然业主地位,与政府往日成立指挥部直接参与投资和建设没有本质区别。

2.成本约束弹性化

现行模式其实就是“借贷主体是国资总公司,投资主体是各子公司,最终负债的还是政府”。这样,各子公司既不承担偿债风险,又缺少必要的约束机制,造成各种违规问题时有发生,普遍存在损失浪费资金的现象。

3.融资渠道狭隘化

现行的投融资体制,融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银行,不利于民间资金、企业资金和外资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事实上,许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有意向出资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缺少准入规则,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呈封闭式运行,使外界参与投资出现瓶颈效应,抑制了企业和个人参与经营性项目公平竞争的积极性,阻碍了政府财政之外的资金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三、对下一步城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建议

1.及时转变思想观念。长期以来,城市建设的传统体制使得人们对城市建设中公用行业的理解发生偏差,往往只注重它的社会公益性、福利性的一面,认为公用行业向社会提供服务应该是无偿的,即使收费,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实践证明,无视公用行业经济属性的观点,只能导致这一行业的不断萎缩和衰亡。今后必须真正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以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来运作城市建设,构建城建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2.拓宽城建投融资渠道,节约政府投资,解决制约城建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投融资时应注重直接融资,加快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步伐,建立科学的、合理的筹资渠道,完善筹资方式,形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筹集、使用和偿还过程的良性循环机制。主要是从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以及各种融资模式的组合方面进行研究,挖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营利点,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实现市场化的投融资格局。

3.盘活存量,搞活增量,推动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盘活存量资产、搞活增量资产和激活无形资产是经营城市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相辅相成,互为条件。通过经营城市,最终要使城市资本实现“投入——经营——增值——再投入”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

4.实行“政企分开,投、建、管分离”,提高运行效率。实行“政企分开,投、建、管分离”,可消除原有体制下严重的“等靠要”现象,政府可以把主要精力转向为投资者服务,为各类投资者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同时,政府应防止从统办统揽的职能定位极端走向全盘推向市场,由市场主宰的职能虚位极端,在整个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必须切实加强政府的监管、导向、调控作用。

5.加强对城建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1)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相关规范性文件,从制度上为强化建设资金管理提供保障,做到“二控制一加强”。

(2)加强审计监督。把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过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有机结合起来,包括对工程合同、支付凭证和工作量的审核,控制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确性,并严格审核项目用款,减少项目资金沉淀。

(3)配套进行项目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通过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设计施工总承包制以及项目制等方式,对项目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6.建立城建发展专项资金,完善偿债机制。建立稳定的城建发展专项资金和可靠的贷款偿还机制,是保持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姜笑琴.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投资环境[J].中国科技产业,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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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8-0026-04

从产业属性上看,文化传媒企业是内容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它们提供包括新闻、资讯、娱乐、文学、艺术、游戏、音乐、影视等丰富而广泛的内容产品。文化传媒企业除了需要将自己的产品开发成便于传播的形式产品之外,还必然地要综合地运用印刷媒介、电磁媒介和数字媒介这三大类媒介来传播其产品。和其它类型的企业一样,文化传媒业一头联着产品市场,一头联着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市场。但是,文化传媒业的基本属性却使其投融资的潜力和空间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

一、内容产品生产的基本属性使文化传媒业投融资区别于其它产业

随着消费者对文化传媒产品需求的日益高涨,文化传媒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上升,文化传媒业越来越面临着需求增长、国际竞争和技术变革等多方面的压力,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文化传媒业的自身属性使得投融资面临着特有的困境,这是文化传媒业投融资区别于其它产业的基本因素。文化传媒业的投资需求所发生的环节有所不同,融资渠道也各有不同,在此背景下,把握文化传媒业提供内容产品的基本属性,明晰内容产品属性给文化产业投融资带来的特有风险,对于有效地化解这一产业面临的投融资困境会有所裨益。

文化传媒产业为市场提供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内容,内容的生产本身是一个以创意为基础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过程,创意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提出是不确定的,创意的提出有什么规律,是不明确的;一种创意能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会为哪些消费者接受是难以预见的;创意出现后,以何种形式、经过何种媒体呈现给消费者其结果是非常不同的。在文化传媒业的内容形成(即创意提出)、表现形式的确定(即后期制作)、形式产品生产(以何种形式展现给消费者)和传播媒介选择过程中往往需要资金支持,需要进行投融资决策。从投融资的切入点看,注资于文化传媒业的切入点主要有内容运营、媒介和渠道的网络运营、广告运营、为媒介产业链中其他环节所提供的配套服务(包括技术服务、受众研究和管理咨询等)、以及文化传媒企业的资本运作。这五个主要的切入点是文化传媒业最有活力的发展极,也是投融资需求最大的环节。但是,文化传媒业所提供的内容产品从其创意开始直到消费的全过程都充满着不确定性,这使得在对文化传媒业投资的各个关键节点上都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容产品作为经验品的价值模糊性、个体差异性和价值判断的滞后性和知识产权保护难题给文化传媒业投资带来风险。文化传媒业向市场提供的内容产品的价值核心在于其精神价值或者信息价值,如果是精神价值,则天然地难以确定其价值,如果是信息价值,则取决于使用者对该信息的使用方式,所以内容产品本身的价值很难确定,受众反应难以把握,这里出现了当前文化传媒业线性的盈利模式和非线性的受众反应之间的不一致,使文化传媒业的投资收益也面临着不确定性,因为投资是由未来收益引导的。产品收益不确定,投资收益也自然难以确定。当内容产品被文化传媒企业加工成形式产品,并进入到传播环节呈现给它的受众之后,又会遇到知识产权保护难题,如盗版等非法复制难以禁绝,尤其是在数字传播条件下,这个困难更为典型。内容产品的这些特性使得文化传媒企业在内容形成、形式产品的生产、传播媒介的使用过程中面临独特的收益风险,正是因为难以形成确定的收益预期,使得文化传媒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时难以说服投资主体。

其次,文化传媒产业核心人力资源资本化程度较高,这给该产业的投融资带来困境。内容产品的生产依赖于核心的创意团队和经营团队的人力资源,内容生产收益的不确定性促使生产内容产品的团队的核心成员提出人力资源资本化的要求,由于文化传媒产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天然地大大高于其他行业,而且技术进步并不会使人力等生产成本降低,反而会使企业不断地提高文化传媒业人力资源投资。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其供给弹性小,因此容易获得很大的经济租金;如果需求方具有垄断地位的话,其边际工资又将获得更大的提高,因为有垄断地位的买家必然会引起人力资源价格的上升。-所以只有及时地、合理地将不断增长的人力成本中的核心人力资源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本,使核心人力资源的收益要求与最终产品在市场上的收益情况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缓解或解除成本刚性增长给文化传媒企业带来的压力。但是,内容产品生产经营的核心团队(创意、制作等)的人力资源,对于融资来说。是不可担保、不可抵押的,文化传媒企业人力资源资本化越强,其融资的自我担保能力越弱。

再次,文化传媒产业的纵向分工深化使得这个产业的投融资潜力发挥得不充分。文化传媒产业发展到今天,其产业内分工已经相当发达,内容产品、形式产品、延伸产品的生产和它们的传播往往分别由不同的企业承担。内容生产企业存在人力资本的自我担保困难,而形式产品生产企业的资产又往往并不直接生产内容产品。文化传媒业风险与收益出现在不同的环节上,风险主要在内容产品生产环节,而收益却要通过形式产品的销售和传播来实现。这种风险与收益分布在不同环节上的状况,使融资变得相对困难。设想,要以印刷厂的资产为小说家的创作提供投融资担保,困难不少,即使在同时提供内容产品和形式产品的企业中,要以形式产品的资产来为内容产品担保,也不容易。

文化传媒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整体,相对于其它产业来说。明显地呈现出相对更高的增长速度和收益率,但是每一项投融资决策都是投向一个具体的项目或企业的,将文化传媒企业作为个体而不是产业整体考虑时,它们那种以内容为核心产品的产业属性使得其在收益的风险性和资产的可抵押性两个方面都更弱一些,这是文化传媒产业投融资困境的根本原因。

二、当前文化传媒业投融资的几种基本模式及其风险特征

政府财政投资、传媒企业进行的股权和债权融资、风险投资等都是文化传媒业的资金来源,但是它们在文化传媒业投融资中的定位不同,资金的可获得性不同、与收益相权衡时的成本不同、资金投入之后对于文化传媒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不同,在文化传媒业投融资中形成不同组合、发挥不同作用。

政府或政党对文化传媒业进行投入有悠久的历

史,在中国,对文化传媒业的财政投入至今仍然在文化传媒业投资中占相当比重,2008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文化体育与传媒的财政投入达到898.64亿元。政府财政对文化传媒业的投入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是便于政府以股东(或债权人)的身份对文化传媒企业中的一些重要环节进行调控,在经营管理层面上便于对内容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基本思想方向输入公共目标;二是在产业结构上,便于政府有意识地对文化传媒业中的非盈利或者盈利能力不强、私人资金投入意愿不强的产业环节进行扶持,促进文化传媒业整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政府投入模式对于收益和资产的可抵押性的要求不太高,政府投入方式曾经为我国文化传媒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但是这种方式显然已经难以满足人们对于各种精神、文化、资讯等类型的内容产品需求的增长,整个产业发展完全依赖政府投入也不利于文化传媒业务市场主体的进一步发育成熟。我国政府对文化传媒业的投入当前正经历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由对文化传媒业各个投资环节全面投入转向向媒介和渠道环节投入集中,二是投入方式由股权投入向以产业引导基金和债权投入转换。

文化传媒企业为满足经营过程中资金需求时使用得最频繁的融资方式是向商业银行、合作伙伴等融入资金,这种融资方式手续相对简便、融资成本较低。通常要求文化传媒企业有较好的声誉、稳健的经营、较强的还本付息能力,而且通常还需要抵押或担保。但是这种融资方式对于以内容产品生产为主的文化传媒业来说面临着比其它产业更大的困难,因为内容产品难以抵押,也难以以产品本身获得担保。而且收益风险也相对要大许多。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文化传媒企业也在积极地运用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证券市场上文化传媒企业以债权和股权方式融资的好处在于可以满足文化传媒企业大规模的投融资需求。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这种融资模式已经相当成熟,目前,广播电视、文化传播、出版、信息传播服务等文化传媒业的17家上市公司,如果扩大一些文化传媒业的范围,加上旅游和科研服务业的22家上市公司,共有30多家相关公司通过以上市这种股权融资方式,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类企业也相当多。但是这种方式对文化传媒企业本身的基本条件要求严格,程序复杂,一般的文化传媒企业难以达到这些要求。而且,以股权为基础的融资方式对于文化传媒企业来说还要面临股东及其人的利益诉求,对传媒企业经营管理的巨大影响,这与文化传媒业的核心价值所依托的内容产品的“社会公器”性质难免会发生冲突,所以,文化传媒业上市融资从而成为公众公司,在许多方面受到政策限制。

风险投资也是文化传媒业的一种重要投融资模式,特别适合于处于发展初期、业务前景良好、风险典型、股权结构不太复杂的文化传媒企业。文化传媒产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其核心价值创造――内容产品的生产――依托人的精神创造力为基础,创新性是这个产业的内在属性,面临的风险也要高于其他行业,选择风险投资方式发展文化传媒业体现了文化与资本共担风险、共同发展的双赢价值诉求。随着中国文化传媒产业二、三十年市场化发展历程,中国政府对内容产品的监管日益成熟和规范,中国文化传媒产业的政策风险在减少;同时,随着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内容产品的消费将迎来一个迅速增长期,市场的高成长使市场风险在系统地减弱,这些因素使得文化传媒业成了风险投资迅速增长的一个领域。以吸纳风险投资公司的方式融资对于文化传媒企业的风险主要在于风投为了有效的管理投资风险,对于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要求较强,接受投资以后,文化传媒企业从战略发展方向到经营管理权都将受到风投的直接影响。

三、文化传媒业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基本逻辑

风险化解一般来说涉及到风险识别、风险测量和风险防范,而基于文化传媒业基本属性的投融资风险在这几方面都存在相当的困难,这是文化传媒业投融资困境的根本原因。文化传媒业无论采取何种投融资方式,都无法避免要面对投融资的一般风险和文化传媒业投融资所面临的特有风险。文化传媒业的投融资困境需要进行投融资模式创新,这种创新的基本逻辑在于引入新的利益相关者、改变与投融资相关的利益格局。

(一)改变文化传媒业内部利益结构,克服收益环节与融资环节不一致的情形,缓解资产相互担保难的问题。改变利益格局必须借助于文化传媒业当前的发展趋势因势而为,走集团化和跨媒介经营的道路。文化传媒业的发展趋势是多方面的,有全球化、社区化、娱乐化、集团化、综合化、集群化、跨媒介融合等。最为典型的文化传媒业发展趋势是集团化和跨媒介经营这两大趋势,这两大趋势强烈地影响了传媒业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对投融资的需求,同时也为投融资风险的化解开辟了途径。通常文化传媒企业会综合地运用印刷媒介、电磁媒介和数字媒介这三大类媒介,跨媒介经营成为趋势,一方面跨媒体经营可以将传播风险减少到最小,另一方面可以使范围经济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文化传媒业走集团化和跨媒介经营的道路既可以整合内容产品生产、传播各环节的风险,使一些风险内部化;也可以形成收入的相互补偿,以有效地降低投融资风险。同时,集团化还可以运用形成形式产品的巨大资产来为内容产品生产环节的投融资进行担保,可以形成巨大的受众群体,以消化受众对内容产品的非线性反应风险,还可以以巨大的内容产品生产团队的人力资本,为内容产品提供集体声誉担保。集团化和跨媒介经营还可以使文化传媒业各个不同环节相互担保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使得企业间融资、商业银行贷款等投融资模式的效率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产业整合之后,政府对这个产业的支持与投入的环节选择和支持方式也更容易确定。

(二)开发不同层次的金融产品,引入新的利益相关者,克服内容生产的资产难以担保的问题。引入新的利益相关者的逻辑是使受众――投资者直接分享内容产品的收益,也直接承担内容产品的风险。首先,要开发分别指向文化传媒业的产品(内容产品、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项目和文化传媒企业三个不同层次的金融产品,文化传媒业信托投资是文化传媒业投融资模式创新中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文化传媒业发展至今,市场主体的丰富化、竞争日益充分、已经有相当大的产值规模,这为在文化传媒业中引入投资基金奠定了基础。信托投资基金向分散的资金提供者募集信托投资基金,再提供给文化传媒企业。随着传媒业的发展,文化传媒业中和其它较多使用信托投资基金这种投融资方式的产业领域一样,也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大宗同质产品,例如2008年中国出版的图书就有近25万种、电视剧有14,500集之多,其它的如电影、教育培训产品、体育竞赛、文艺演出等产品的产量也已经成了规模,文化传媒业强劲的发展势头也使其内容产品的系统风险较小。而由于内容产品的内在属性,它的个别风险相对来说是较大的,这些内容产品的单件生产成本和市场价值都很大,所以文化传媒业是信托投资基金这种融资模式大有市场的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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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按照我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业务工作,认真分析当前制约政府投融资管理职能的机构资源、制度资源、人才资源、知识资源等四项资源,深入查找政府投融资管理实践超前与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滞后的矛盾、融资规模的急剧扩大与政府债务风险急剧增加的矛盾等“两个矛盾”,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突出创新,突出特色,突出成果,努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开行贷款管理新体制机制,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全面助推我市“三大目标”、“五大任务”的实现。

二、存在的不足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围绕政府投融资管理、政府债务管理,市资金办结合两年多来的开行贷款管理工作实践,认真查找当前制约政府投融资管理职能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资源”缺少、“两个矛盾”:

当前制约政府投融资管理职能的“四个资源”缺少:

一是缺少政府融资管理的机构资源。现有的政府部门设置和职能配置都没有考虑政府的投融资管理问题。但政府的融资活动已经大范围的展开,仅我办监管的开行贷款规模已经达到400多亿元,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的资金规模,目前大的财政监管力量已近万人,而政府融资的监管力量仅有30几位,加上各区县开发区的兼职人员,也仅有百十余人,这种监管力量上的不匹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缺少政府融资管理的制度资源。制度也是资源,在现代社会的治理结构中,制度性资源是否丰富几乎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形成制度性资源需要时间、需要成本,从2006年以来,资金办结合开行贷款的监管实际,形成的制度已经成为××市全国一流银政合作模式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但这种资源还没有上升为政府层面的资源。

三是缺少政府融资管理的人才资源。政府的融资工作始于2005年,但当时政府对融资的监管借用了财政部门的力量,但隔行如隔山,财政监管与融资监管毕竟有较大的区别,财政部门本质上没有政府融资方面的人才储备。2006年资金办成立之后,进行积极的人才培养和人才转型,积累了一些人才,这是目前管理政府融资的有生力量。但人数太少,无法满足政府融资管理的需要。

四是缺少政府融资管理的知识资源。政府融资是伴随着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伴随着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府管理职能。所以总体上我们国家都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和知识资源。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资源,当政府融资活动被启动的时候,个方面的共识太少,执行起来交易成本非常昂贵。

当前影响政府投融资管理的“两大矛盾”:

一是政府投融资管理实践超前与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滞后的矛盾。目前,仅我办监管的开行贷款规模已经相当于政府财力的资金规模,且涵盖范围包括全市所有的区、县(市)、开发区,在市本级涉及交通、城建、土地、教育、卫生等多个主管部门。资金使用涉及财政、发改委、审计、人事等多个政府管理部门和省开行、省财政厅等外部单位。作为一个新的管理部门,资金办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也已经凸显,相对当前开行贷款资金管理规模和复杂程度,政府投融资管理领域专业人才资源短缺,虽然我办进行了积极的人才培养和人才转型,积极补充政府投融资管理的有生力量,但仍无法满足政府融资管理的需要。从融资规模到项目资金使用,我市政府投融资工作进展较快,而在投融资管理的职能配置、体系构建、人才资源、职能强化方面相对滞后。政府投融资管理实践超前与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滞后的矛盾相当突出。

二是融资规模的急剧扩大与政府债务风险急剧增加的矛盾。在全球经济危机大背景下,“保增长”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上半年,随着我市“保增长”工作的不断深入,全市对融资渠道不断拓宽,融资规模越来越大,上半年,我市开行贷款融资实际到位58.49亿元,同比增长200.88%,实际使用开行贷款资金44.09亿元,同比增长125.27%。由于开行贷款以政府信誉为担保,两级财政的偿还压力急剧增加,特别是从今年开始,我市进入还款高峰期,全年达到60.1亿元,是去年的2.14倍,仅三季度就需偿还25亿元。目前,棋盘山、铁西等区县偿债资金来源明显不足,如何平衡融资规模与政府债务风险,关系着全市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急需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如何化解“保增长”中的债务风险成为当务之急。

三、整改措施

以“保增长”为目标,以开发性金融为主要合作方式,以银政合作为主要运营模式,以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为重点,合理利用现有规则,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立足当前,就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以“保增长、保偿贷、强调度、强管理”的“两保、两强”为工作主线,不断发挥开发性金融合作对我市经济的促进作用;立足长远,加大开行贷款资金运筹力度,完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强化政府投融资管理和政府债务管理两大职能,建立一个安全、规范、高效的政府投融资管理大团队、大体制,实现政府投融资管理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一)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助推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职能、机构、法规、人才,强化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建设。

1、在政府投融资管理职能建设方面,适应全市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不断强化投融资管理这一政府全新职能,加大市本级、区县市、项目单位三个层次的投融资管理机构的充实、理顺,实现管理资源的配置与融资事业发展相匹配。主管领导:刘莹光责任处室:项目处整改时限:2009年10月

2、在政府投融资法规建设方面,要以我市已有的开行贷款投融资管理法规制度体系为基础,不断加以整合提炼、完善提高,形成我市投融资管理方面的法规制度性资源,并体现我市政府投融资管理的比较优势。主管领导:李忠信责任处室:政策信息处整改时限:2009年12月

3、在专业化人力资源提升上,本着大团队、大素质、大能力的方向,做好开行资金监管人力资源提升工作,更多地关注区县和项目单位的人力资源的配置,增量上加快人才选拔,存量上实现能力、素质提升优化,为政府融资职能的强化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保障。主管领导:李忠信责任处室:综合处整改时限:长期

以开发性金融合作为基础,围绕资金借入、使用,强化开行资金运行机制创新。

4、深入总结以开行贷款为主的开发性金融合作成功经验,着力解决运行机制上的问题,努力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区县监管、项目单位实施的开行贷款资金运行大机制,实现监管能力的提升。主管领导:李忠信责任处室:资金办各处室整改时限:长期

5、与省开行、各相关市直单位、区县政府建立多方工作协调机制,明晰管理内容、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建立开行贷款管理工作协调机制。主管领导:刘莹光责任处室:项目处整改时限:2009年9月

6、结合资金实际需求状况,建立资金提取、使用计划,对开行贷款资金提取和使用实行动态控制,规范计划调整程序,确保计划建立的准确、执行的严肃,强化开行贷款资金计划管理机制。主管领导:刘莹光责任处室:项目处整改时限:2009年10月

7、严格执行《开行贷款资金支付审核规范》,强化资金内审程序,改变资金审核、复核顺次进行为双向审核同时进行,保证支付审核工作质量,建立开行贷款资金平行审核机制。主管领导:刘莹光责任处室:项目处、统计处整改时限:2009年11月

8、明确审计内容、范围、程序,对已完工和开行贷款资金使用接近完毕项目,会同省开行、审计部门、专业审计机构开展项目结项审计工作,建立结项审计工作制度。主管领导:刘莹光、李露萍责任处室:项目处、资金中心整改时限:2009年12月

9、以打造全国一流的开行贷款资金管理品牌为核心,按类别分别规范城建、交通、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和集团、上市公司、基层企业等多种类型的开行贷款会计核算制度,建立全市统一的开行贷款资金会计核算体系。主管领导:李露萍责任处室:资金中心整改时限:2009年12月

10、扩大统计队伍,实行开行贷款资金运行信息制度,健立覆盖全市开行贷款项目的风险监测信息网络,完善统计分析预警机制。主管领导:刘莹光责任处室:统计处整改时限:2009年11月

11、结合科学发展观和机关文化建设,强化项目管理、资金运行、会计实务、债务管理等投融资专业领域知识的培训,加大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健全人才资源培养机制。主管领导:李忠信责任处室:综合处整改时限:2009年11月

(二)强化政府债务管理职能,防范债务风险,切实维护政府融资信誉和投融资环境。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维护政府融资信誉。

12、在项目前期立项上,要与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提前介入新项目,在立项评审阶段,重点预测偿还能力,落实偿还资金来源,全力控制政府债务风险。主管领导:刘莹光、李露萍责任处室:项目处、偿贷处整改时限:2009年9月

13、在拓展偿还渠道上,对铁西、棋盘山、和平、康平、法库等偿还困难的区县,要探索资本运营手段,加大指导力度,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通过激活增量、盘活存量、归垫返还、增加财政收入等多种方式扩大还款资金来源渠道,扩大偿债资金来源。主管领导:李露萍责任处室:偿贷处整改时限:2009年9月

14、在创新还款运作方式上,加强对还款资金统筹调剂力度等措施,重点做好东药产业园项目5.55亿元偿贷资金的运作,提前偿还即将到期的开行贷款,降低贷款融资成本,确实保证我市今年的开行贷款本息偿还任务。主管领导:李露萍责任处室:偿贷处整改时限:2009年10月

15、在强化预算管理上,要积极应对当前的还款压力,进一步加大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力度,尤其是强化执行力度,要会同市人大对预算落实情况做好联合检查,确保偿债预算落实到位、执行到位;要完善a类考核制度,发挥绩效考评的监督作用,提高区县政府的偿贷意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后续资金的不断注入提供良好的信誉保证,促进全市经济的全面发展。主管领导:李露萍责任处室:偿贷处整改时限:2009年12月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素质,打造精英管理团队。

篇12

当前,随着对城市基础设施需求的日益扩大,建立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以政府财力直接投入为主导,行政配置资源为主体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已无法适应城市化进程的需要,迫切需要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打破公用行业市场垄断,开放城市基础设施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最终建立政府融资平台化、公用事业民营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投资主体化、运营主体企业化、融资渠道市场化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一、目前城建投融资平台的现状及问题

1.现有投融资平台脆弱,缺少实体支撑

按照“政府投资、国企运作”的模式,各地通常以无收益的公益性资产为资本组建国资总公司作为投融资平台,然后以政府信用为担保进行融资并负责项目实施。由于缺少实体支撑,几乎没有经营现金流入,其财务指标通常达不到基本的信用标准,必须依靠政府资源的支持,才能勉强维持平台资金周转。

2.债务问题突出,债务风险凸现

一是筹资渠道单一,城市建设债务主要表现为对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贷款,资金还贷压力大;二是债务结构不合理,多为中短期贷款,资金还贷期集中,可持续能力不强;三是净资产负债率高。城市建设项目基本上是公益性项目,投资回报少,必然造成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而资本金却未能与负债总额同步增长,造成了净资产负债率畸高。

3.项目管理机制混乱,损失浪费问题严重

目前,城建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一般由建设局、水利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成立国有独资子公司作为建设业主,各子公司的组织体制不健全,管理人员不专业,违规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一是招投标不规范,存在规避公开招投标,评标把关不严,业主擅自变更招投标结果等问题;二是项目超概算严重,很多项目实际投资超概算50%以上;三是项目建设和基建财务管理不规范,普遍存在变更设计施工、违规签证、提前支付或多付工程款等问题。

二、现行投融资体制运行中已暴露出的弊端

1.投资主体单一

目前,城建、市政、交通等领域的融资、投资、建设和运营主体均为各主管部门成立的国有独资子公司,呈现分散融资、单一建设、垄断经营、统一还贷的局面,这些公司拥有代行政府职能的天然业主地位,与政府往日成立指挥部直接参与投资和建设没有本质区别。

2.成本约束弹性化

现行模式其实就是“借贷主体是国资总公司,投资主体是各子公司,最终负债的还是政府”。这样,各子公司既不承担偿债风险,又缺少必要的约束机制,造成各种违规问题时有发生,普遍存在损失浪费资金的现象。

3.融资渠道狭隘化

现行的投融资体制,融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银行,不利于民间资金、企业资金和外资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事实上,许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有意向出资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缺少准入规则,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呈封闭式运行,使外界参与投资出现瓶颈效应,抑制了企业和个人参与经营性项目公平竞争的积极性,阻碍了政府财政之外的资金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三、对下一步城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建议

1.及时转变思想观念。长期以来,城市建设的传统体制使得人们对城市建设中公用行业的理解发生偏差,往往只注重它的社会公益性、福利性的一面,认为公用行业向社会提供服务应该是无偿的,即使收费,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实践证明,无视公用行业经济属性的观点,只能导致这一行业的不断萎缩和衰亡。今后必须真正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以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来运作城市建设,构建城建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2.拓宽城建投融资渠道,节约政府投资,解决制约城建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投融资时应注重直接融资,加快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步伐,建立科学的、合理的筹资渠道,完善筹资方式,形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筹集、使用和偿还过程的良性循环机制。主要是从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以及各种融资模式的组合方面进行研究,挖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营利点,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实现市场化的投融资格局。

3.盘活存量,搞活增量,推动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盘活存量资产、搞活增量资产和激活无形资产是经营城市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相辅相成,互为条件。通过经营城市,最终要使城市资本实现“投入――经营――增值――再投入”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

4.实行“政企分开,投、建、管分离”,提高运行效率。实行“政企分开,投、建、管分离”,可消除原有体制下严重的“等靠要”现象,政府可以把主要精力转向为投资者服务,为各类投资者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同时,政府应防止从统办统揽的职能定位极端走向全盘推向市场,由市场主宰的职能虚位极端,在整个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必须切实加强政府的监管、导向、调控作用。

5.加强对城建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1)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相关规范性文件,从制度上为强化建设资金管理提供保障,做到“二控制一加强”。

(2)加强审计监督。把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过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有机结合起来,包括对工程合同、支付凭证和工作量的审核,控制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确性,并严格审核项目用款,减少项目资金沉淀。

(3)配套进行项目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通过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设计施工总承包制以及项目制等方式,对项目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6.建立城建发展专项资金,完善偿债机制。建立稳定的城建发展专项资金和可靠的贷款偿还机制,是保持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姜笑琴.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投资环境[J].中国科技产业,2005,(5).

篇13

投融资平台存在的问题及形成机理、应对策略等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期为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投融

资平台的运行和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4―0121―04

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投融资体制创新,地方政

府投融资平台有利于扩大内需、弥补地方政府财

政赤字,并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撬动社会资本、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数量、规模激增及发展速度过快,带来了融资风

险、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

一、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问题的研究

(一)投资主体、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有限导

致融资风险高度集中

目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普遍面临投资主

体、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均有限的困境,导致融资

风险高度集中。在投资主体方面,主要局限于地

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银行,尚未形成以政府为主

导,投融资平台、银行和银团、企业、外商等结合的

多元投资主体格局。在融资渠道方面,投融资平

台资金来源有限,除财政拨款外,主要集中在银行

贷款和发行债券。我国政府投资项目主要分为经

营性和非经营性两大类,其中,非经营性投资项目

往往涉及金额大、还款时间长,且无法盈利或盈利

较少。对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面临的融资风险

形成机理,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李丽虹认

为,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以及地方发债功能受到抑

制等因素,导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

为主的单一融资渠道的形成。谈建军认为,融

资成本和收益均较高以及国家紧缩政策导致商业

银行信贷规模受到限制,进而导致地方政府投融

资平台融资渠道有限、融资结构不合理,并易诱发

融资风险。

(二)多层委托关系导致道德风险和逆

向选择问题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主要存在三层委托

关系:全民对政府的委托、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委

托、投融资平台对投资公司的委托。因此,地方政

府投融资平台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如,陈家洪认

为,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委托关系中,某

一方也会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在获取收益的同时,

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这主要因为投融资平台运作

机制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不足,政府、银行、公众等

都无法全面掌握其运营情况,致使投融资平台游

离于政府监管和公共监督之外。而在复杂的委托

链条中,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问题,从而损害政府、银行等相关主体的

利益。

(三)传统政绩观易给地方投融资平台埋下

政策风险隐患

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地方政府干部

晋升仍以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主要考核标准。

在这种政绩观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下达指导思

想、意见,通过投融资平台大量举债,盲目加大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投资力度,从而拉动经济

增长。如,赵嘉晓认为,由于贷款期限较长,导致

政府换届成为投融资平台的政策风险之一。地方

政府换届后,领导风格的不同易导致出台政策的

不尽相同。同时,新一届地方政府官员极有可能

产生新的投资冲动,从而产生债务衔接风险。如

果政策的延续性出现问题,投融资平台原有项目

就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再加上政府官员责任终身

追溯制的缺乏,导致无法对政府投资进行长期、有

效的控制,从而给地方投融资平台埋下政策风险

隐患。

(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管理问题突出

首先,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

构不完善。投融资平台的性质大多是国有企业或

事业单位,容易出现政企不分的问题,并极易受政

策影响。如,迟晓燕认为,投融资平台具有政府背

景和市场定位双重属性,在产权、管理权等方面普

遍存在政企不分问题。我国大部分投融资平台尚

未建立起现代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

法人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

机制。其次,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责任主体不

清晰。投融资平台主要由地方政府以国债资金、

土地储备、税收收入等形式注资设立,是地方政府

进行市场融资的直接工具。许多投融资平台由政

府独资成立,决策权自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政

府成为实际的运作者和管理者。地方政府与投融

资平台的责任主体不清晰,政府行为边界模糊,容

易导致政府的越位、缺位、错位行为,对投融资平

台运作过度干涉或涉入不当。最后,地方政府投

融资平台的运作程序不规范。部分投融资平台成

立时间短,相应的财务管理、运营管理、信息披露

等制度尚未完备,严重影响项目运行的效率和质

量.

(五)过度举债与还款能力弱的矛盾导致投

融资平台面临债务风险

投融资平台天然的软约束机制,使过度举债

情况比较普遍。第一,资本金不实、资本金不足、

“垫资”和抽逃资本金等问题,易诱发债务风险。

如,米璨认为,一些承担省市级建设任务的投融资

平台存在注入资产不实或滥竽充数、平台层级较

低等问题,致使自身负债率过高。第二,投资时

间长、投资回报率低、项目盈利能力弱等特征易引

发偿债风险。如,李丽虹认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自

偿能力低及平台公司缺乏主营业务是导致项目盈

利性风险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地方政府投融资

平台自身没有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弱,

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债务偿还过于依赖地方政

府,而地方政府还款主要依赖于土地批租和税收

收入,如果政府收入大幅下滑,地方政府作为地方

债务的第一还款源,也将丧失偿还能力。即使是

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如地铁、机场等公共盈利性

项目,也很难实现收益与债务的对冲和缓释。第

三,债务结构复杂及隐性债务等问题易引发债务

运作风险,而项目投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则会导

致隐形债务显性化。

(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易引发金融风险

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情况透明度

不够,导致银行无法全面、科学地分析和掌握其发

债和担保情况。由于信息不对称,有些地方政府

投融资平台的一个项目甚至可以从多家银行获得

信贷支持,造成“多头信贷、多头融资”现象的发

生。相对于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处于信息弱势地

位,难以掌控地方政府的债务总体水平、财务担保

情况和还款能力,导致信贷风险控制能力低。如,

张丽恒认为,如果地方政府无法偿还债务,则会转

嫁为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或转移为中央财政负

担,容易诱发银行信贷风险。李侠认为,地方政

府投融资平台的贷款一般采用政府担保或质押方

式,这种不透明的方式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易引

发信贷风险。同时,如果银行业出现大面积坏

账,还会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地震”,导致金融

系统性风险。如,王庆安、贺辉认为,地方政府以

土地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而担保抵押品的价格

下行可能带来金融系统性风险。

二、解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问题的对策研

(一)尽快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投

融资平台的法律约束

应尽快建立健全投融资平台的相关法律法

规,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各类投融资行为,加强投融

资平台法律约束,依法保护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

益,明确界定各方的权、责、利,实现公平、有序竞

争,实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化、市场化、

透明化。首先,应不断完善《预算法》、《担保法》

等现有法律法规。我国《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可见,《预算法》否定了地方

政府自主发债的合法性。对此,万莎认为,应修订

《预算法》,明确地方政府举债的合法性。王开

怀等认为,应不断完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中

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范围,使地方政府成为

独立的财政主体。其次,尽快出台《地方公债

法》、《财政收支划分法》等法律法规。如,张琦认

为,应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制订和出台一部《地

方公债法》,该法律涉及地方债发行的种类、规模

及债务管理和债务风险评估等内容。

(二)完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提升财

政能力

首先,应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

权和事权,适当上移地方政府部分事权,明确各级

政府财政支出范围,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其

次,适度下放税权、增加新税种。如,张琦提出增

加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地方政府拥有的比例,开

征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并将监管权交予地方

政府。张丽恒建议建立和完善财产税,使其成

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以此改变地方政府过度

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为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提供

新途径。

(三)理顺政府与投融资平台的关系

理顺政府与投融资平台的关系,有利于解决

长期以来政府与投融资平台之间的政企不分、政

资不分、政事不分等问题,消除预算软约束和“共

同池塘”的影响。如,吴亚平建议从合理确定投

融资平台的隶属关系、确保投融资平立法人

地位两个方面理顺政府与投融资平台的权责利关

系。迟晓燕认为,鉴于投融资平台与生俱来的

政府背景和市场定位的双重属性,要科学界定投

融资平台的经营职责和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

(四)促进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多元化

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多元化是解决投融资平

台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政府投融资

平台应打破单一投资主体的现状,转变为政府、投

资公司、企业、民间投资者、外商等多元化投资主

体的发展格局。李侠认为,应积极拓宽地方政府

及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探索多样化的融资模

式,提升融资能级,促进财政投资、发行债券、贷

款、项目融资、产业投资基金、集中推介招商、社会

捐赠等多种融资渠道的发展,保障财政投资、债券

融资、项目融资、信贷融资、股权融资、社会捐赠的

有效衔接和综合发展。同时,降低信贷融资比重,

调整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拓展融资渠道,通

过市场化方式募集资金。

(五)构建投融资平台风险预警机制

首先,应加强投融资平台风险评估,制定一套

完整的投融资平台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科学选

取和界定监控指标,实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如,陈伟和陈S提出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

系统,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收集各类地方政府

风险相关数据,构建风险指标体系,并建立风险评

估模型,加强风险监测和管理。其次,实行合理

的债务分类和区别管理。张丽恒认为,应区分不

同性质和类型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实现纯公

益性项目、准公共性项目、竞争性项目的分类管理

和核算。

(六)建立投融资平台的风险监管机制

首先,应树立公民监督意识,加强社会监督。

赵敏认为,应增强社会公众的监督意识,健全政府

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投融资平台资金运行情况的

透明度,从而避免由信息不公开引发的投融资平

台风险问题。其次,构建全面、科学的信用评级

体系和债务规模量化指标体系,完善投融资平台

的跟踪、识别、评价、预测和监控机制。张琦、赵敏

等学者认为,应将影响政府负债率的因素纳入当

前的信用评价体系中,从而不断完善我国的信用

评价体系。米璨认为,应建立投融资平台信

用评价制度,以改善投融资平台经营状况、提高内

控和盈利水平。张丽恒认为,地方政府应在了

解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参考国际标准,建立包

含负债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负债收入比和担

保债务比重等指标的地方债务规模量化指标体

系,实现债务总量控制。再次,建立专业监管机

构。张琦认为,应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以及时跟

踪、加强年审、严格和规范监管。此外,迟晓燕

和张晓曼认为,还应加强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以及金融机构等专业中介机构参与投融资平台的

风险监管。

(七)改进投融资平台治理结构和约束机制

首先,要逐步完善投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

许航敏等认为,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应由政

府独资注册向合伙制或股份制治理结构转变。投

融资平台建立决策、管理和监管三位一体的现代

企业制度,有利于提高投融资平台资金使用效率、

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和经验。其次,要加强投融

资平台市场化运作。李侠认为,地方政府投融资

平台的市场化运作应从坚持贷款审慎原则、遵循

市场化投资导向等方面入手。再次,要完善投

融资平台相关规范和约束制度。我国地方政府投

融资平台的制度建设应向纵深推进,项目公示制

度、专家评议制度、信息制度、投资监管制度

等的实施,可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和相关利益主

体的投融资行为。

三、结论

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诸多问题日益凸

显,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投融

资平台存在的风险、形成机理以及缓释对策开展

了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为政

府和投融资平台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

学者们大多全面地列举了投融资平台存在的诸多

问题,但未找到或指明投融资平台面临的最亟待

解决的问题。二是研究者们尚未提出导致地方政

府投融资平台诸多问题的首要原因或根源所在。

三是目前关于投融资平台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多以

定性研究为主,缺乏衡量投融资平台风险的数据

和定量分析。如,一些学者建议建立投融资平台

风险预警系统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评价体系,但

通过定量分析该问题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匮乏。四

是关于投融资平台问题的基础性研究较多,以某

一地区或某一投融资平台为对象的应用性研究和

个案研究较少。五是现有文献中的对策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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