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价值观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科学技术价值观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对于当前社会的现实，其实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历史发展、文化气息特点等哲理体系因素密不可分，更与在那长时间处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科技科研都十分匮乏的现实社会落后息息相关。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其怎样改朝换代，孔孟之儒，老庄之道，诸子百家的哲理与思想贯穿其中，影响至今。尤以儒理之风更盛。囊括概之，中国哲学思想我认为更贴近于入世之说。在那个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在相对缺少物资的农耕经济社会时代，普通大众更加注重于人伦与世务，在哲人世贤的思想与价值体系中关注更多的是社会而非宇宙。人们谈得更多的是政治，讲得更多的是道德，行得更多的是仁义礼智信。普通平凡之人热心于人伦日用，文达贤士更多倾注于礼义尧贤。古时的国人他们顺应自然，遵从自然，人们更多的是停留于现象的总结，而缺少深入的系统研究。人们沉于其自然淳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相对西方而言）。

在古时的中国曾经也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甚至更优于且领先于西方，但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不是受到鼓励，使这些创造发明推而广之，反而认为与世俗相悖，被认为是有违于人伦，被当成是异端邪说，从而导致在应用过程中受到阻挠甚至处罚。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庸思想又致使古人缺少西方那种敢于用科学与宗教神治进行抗争的精神。因而在那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科学技术发展非常缓慢，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形态，以致于物资的相对稀少而平均。当然也受制于君臣之礼，王宫达贵们的物欲横流为世人之遥不可及。所以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所以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完备的制度体系，绝大多数人们都能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守纲常，更守得住道德的约束与底线，都能有良知的自我坚守与反省。中国近代，受制于自身千年封建思想桎梏，闭关自守，思想僵化，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一片空白，技术发展与经济状况都十分落后，导致备受西方的，屈于邻国的滋扰和欺侮。人们为了日常的生活，基本的生存，他们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甘愿奴役，无心抗争。在一段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甚至出现了君臣不分，夫妻可以反目，父子可以结仇等诸多违古之纲常今之道德的不正常社会形态，这种对知识的不尊重，对科技的不重视，对社会的无纲无常之世风，对整个中华民族和每个国人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对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带来极其巨大的冲击，于至今天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有深刻的影响。

近三十年来，随着国门的打开，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不懈的执行，特别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不断发展，使中国经济步入调整发展和扩张阶段，空前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随着信息互联时代的来临和知识经济蓬勃发展，使国人压抑多年的创新创造激情和对财富的渴望爆发与追求，使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的突然来到，使人们始料不及，让人们对价值三观与财富认知受到了无比巨大的冲击。这种过度的财富聚集与过快过热的经济发展让曾经饱受落后与苦难的民族与国人无所释从。导致人们的价值观与认知过度市场化、经济化、功利化，面对倒在路边的老人、摔倒的小孩，有无动于衷的，有担心做了好事被讹的，因此出现了没人敢扶，没人敢施于援手，即使扶了、救了也要寻找证人证实自己的行为是救人而非肇事者，这些事例在各个城市中早已屡见不鲜。这是经济快速发展之下，人们对财富过度狂热和过快积聚而导致道德的沦丧，甚至人性的的泯灭。科学与技术发展催使了经济的大发展，但与之配套滞后的社会制度、保障体系、监督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使人们的价值认知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良知的丧失，信仰、诚与信的缺失造成了人们心态与思想的道德盲区。很多人为了成功，他们可以没有原则，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没有底线。社会形态的不健康，人性的扭曲这总让人感受到莫名失落与无奈。好在我们已开始有所觉解，正在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反思当下社会之形态，反省当下人们之作为。唤不再牺牲环境、呼不再浪费资源，根除盲目大搞形象工程，打破GDP片面崇拜，倡导绿色经济，低碳发展。建立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过去，科学更多地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总结与归纳。时至今日，科学更多地去探索现象，去发现事物本质与内在的规律，更不断加大对未知领域的研究与探索，以至于最终的是开发与利用。科技的发展与运用揭示了自然内部与外部大宇宙的本质，用实践与行为诠释真理。当前科技的综合研究与开发利用前所未有，用科技去创造财富已是势在必行，更是势不可挡，而同时科技为我们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提供依据。财富或许让人心智有所变化，科技却能使人回归自然。人们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去创造无限的财富，也可以拥有与支配的绝对权力。但真正使用的时间与精力总是有限的，没有了科学与技术，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或停滞，在科学与技术不仅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更让我们看到事物的本身，也使人明德知事，使我们的内心更加光明，使我们的认知与价值真正回归人性的自然。在当今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当今这个大数据应用时代，对于当下的中国面对这样一个突然突显的特殊阶段，是用文理引之？或以法律束之？给我们有太多的思考。王守仁在一段话中提到：人心是天渊，无所不赅，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科技发现事物本质，本质使人了然于心。一个明德明世明了之人既觉解于已，更觉解于社会，其认知与价值观必将超越自我，必然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

作者：周世海 单位：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篇2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激发并指向一定的目的的，《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的编排与制定也必然受到一定的学习动机的影响。《国家数学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即《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是针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教育制定的。《标准》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宗旨，明确数学课程的性质和地位，阐述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提出数学课程目标与内容标准，并对课程实施（教学、评价、教材编写）提出建议。那么，学习动机及其理论对《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究竟有哪些指导意义，《标准》中又是如何体现这些的呢？

一、学习动机对编制《标准》的指导意义

学习动机是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致使个体的学习活动朝向一定的学习目标的一种内部起动机制。［1］学习动机包含两个基本成分：学习需要和学习期待。学习需要是指个体在学习活动中感到某种欠缺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状态。它的主观体验形式是学习者的学习愿望或学习意向。这种愿望或意向是驱使个体进行学习的根本动力，它包括学习的兴趣、爱好和学习的信念等。学习期待是个体对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目标的主观估计，诱因是能激起有机的定向行为，并能满足某种需要的外部条件或刺激，如食物、水、名誉和地位等。学习期待是静态的，而诱因是动态的，它将静态的期待转换成为目标。所以，学习期待就其作用来说就是学习的诱因。在学习动机的两个基本成分中，学习需要是个体从事学习活动的最根本动力，所以在学习动机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而学习期待指向学习需要的满足，促使主体去达到学习目标，因此，学习期待也是学习动机结构的必不可少的成分。

课程实施涉及到具体的教学行为，在直接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根据动机理论采取一定的策略进行教学。课程实施把计划变为行为，所以课程实施的过程也是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过程。即在一定的教学情境下，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形成的学习需要由潜在状态变为活动状态，形成学习的积极性。那么，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之中，教师应该如何利用动机理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呢？

1.创设具体的问题情境

教师能够将直观、现实的情境引入课堂，或者将学生带到这种情境中去，必定会吸引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例如，在学习“估算”之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如下游戏。

师：我给大家带来了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背后贴着价格标签158元），一共五个，我们做一个“猜价格游戏”，猜一猜它们值多少元钱？

生：200元。

师：大了。

生：150元。

师：小了。

生：160元。

师：大了。

……

通过以上游戏，枯燥的数学“估算问题”就变得生动形象了，而且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合理进行评价

我们可以采取奖赏、表扬、评分和竞赛等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奖励比批评、指责更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因为前者能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而后者恰好相反。当然，奖励如果使用过多或者不当也会产生消极作用。因此，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教师要在恰当的时候进行适当的奖励与惩罚。评分与竞赛在激发学习动机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竞赛过于频繁，就会对学习动机起到消极作用，对团结协作与合作交流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教学中应该慎用，而适当地进行竞赛反而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学生产生一种激励作用。

二、《标准》的编制如何体现学习动机及其理论

《标准》全面考虑了九年的课程内容，具体划分为三个学段：第一学段（1―3年级）、第二学段（4―6年级）、第三学段（7―9年级），包括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和实施建议四个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对学习动机理论都有所体现。

在课程“基本理念”之中，总体概括了《标准》的各个部分，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学习动机激发的重要性；在“课程目标”部分，总体目标除了包含“知识与技能”、“数学思考”与“解决问题”以外，还强调了“情感与态度”、“能积极参与数学学习活动，对数学有好奇心与求知欲”。［1］在“内容标准”中，除了“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还包括“实践与综合应用”，这与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第四部分“课程实施建议”中更是充分体现了学习动机的思想，“课程实施建议”是按照三个学段进行阐述的，但三个学段之间大同小异，下面将对该部分具体进行阐述。

在“教学建议”中，教师的教学要“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以及学好数学的愿望”。其中第一条建议是“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数学”，《标准》中具体阐述为：“教师应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设计生动有趣、直观形象的数学教学活动，如运用讲故事、做游戏、直观演示、模拟表演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理解和认识数学知识。”［2］以上建议就是在强调创设情境的重要性，这点建议在《标准》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合理，能够利用有关学习动机的思想指导广大教育工作者，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在“评价建议”中，《标准》主张：“注意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的评价。”“考查学生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数学学习活动，是否乐意与同伴进行交流和合作，是否具有学习数学的兴趣。”［2］过程性评价更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师生之间及学生之间的交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标准》还主张“在第一学段评价结果以定性描述的方式呈现”，“在第二学段评价结果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以定性描述为主”，［2］评语一般更多关注学生已经掌握了什么，获得了哪些进步，具备了什么能力，使评价结果有利于树立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心，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的发展。由于各学段学生年龄差别比较大，评价的方式也会不同。奥苏伯尔提出：“成就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驱力组成，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1］学生在不同学段会显现出不同的内驱力，所以，在儿童早期，附属内驱力突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内驱力和自我提高内驱力会增强。因此，在第一学段一般以鼓励性的语言评价为主，而到后两个学段逐渐应以鼓励为主，批评指正为辅，这样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而《标准》中一味强调鼓励的一面，有时非但不能正确体现真实情况，反而容易滋生学生的骄傲的情绪。

学习动机及其理论与《标准》的编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学习动机为《标准》的编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使《标准》的编制更加具有科学性；《标准》的编制充分体现了动机理论的有关观点。当然，由于《标准》仍需我们通过实践进一步加以改进，使之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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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越来越需要基础扎实、能力强、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有志之士提出给文科大学生开设高等数学课程，培养文科大学生的数学素质。但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课程的开设首先、甚至唯一关注知识的传授。这种误解导致一部分人或将数学知识的传授作为数学教学的目的，或认为在有限的课时内传授不了多少数学知识而否定在文科开设高等数学课程。还有在教材建设方面，到现在为止虽然陆续出版了一些教材，但由于我国各高等院校院系结构、学科布局的千差万别，办学层次与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教育理念、教学目标模糊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各种地缘因素引起的诸多差异，使得其使用效果还并不十分理想。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文科高等数学的课程价值以及教材。

一、数学教育对提高文科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塑造文科学生的科学精神

数学的特征，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广泛的应用性和结论的精确性。数学的功能，是社会、科学、认识、教育和文化功能。数学方法的运用，能够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运用文献资料的方法。数学本质、特征、功能和方法的运用，可以为高校文科学生提供量化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弥补直观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不足，训练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思维；可以提供模型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数学试验仿真方法等有效的数学思想方法，以及高度简洁、统一、和谐的美学方法；可以提供定量的符号化、形式化的表述，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整理自然、整理社会，还有助于“整理他们的头脑”； 可以提高文科学生智能素质和文化素质，使之形成严谨、细腻、坚毅、务实、追求真理等优秀品格和陶冶崇尚善美的情趣；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可见，在高校文科开设高等数学课，是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2.处理和解决人文学科中普遍存在的数量化问题与逻辑推理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的数量化甚至数学化趋势使大学文科专业所设置的课程越来越需要数学的支撑，虽然眼下还没有达到类似数学在理工科中的重要程度，但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前沿领域则已经发展到不懂数学的人望尘莫及的阶段，这是近年来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普遍感受到的发展趋势，一些与数学关系密切的学科分支与方向如:数理语言学、计量史学、教育信息处理学等研究热点的蓬勃兴起也无疑有力地说明了数学工具与思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生机和活力。对于有意进入相关研究领域的大学文科毕业生来说，在本科阶段就掌握必备的数学工具并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数学思想方法和应用意识，无疑会对他们今后的良好发展铺垫更好的基础。但是在有限的教学学时不可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但可以通过文科高等数学的学习为学生将来的学习打好基础，有利于终生学习。

二、提高文科高等数学课程教材质量，实现文科高等数学课程价值

1.文科高等数学课程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

首先，文科高等数学教材和文科融合不够。作为课程建设重要一环的教材建设， 虽然已经有许多版本的教材，这些教材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突破， 具有文理结合的特点。但是大都受到工科高等数学的影响， 局限于工科高等数学内容的删繁就简，还是停留在传统理工科高等数学的基本套路里。使用这样的教材， 难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更谈不上培养学生掌握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这与开设文科高等数学的初衷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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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材中对数学史的安排缺乏合理性。现行数学教材中仅有少量的数学史知识，一般还作为附加成分单独用方框圈起来，有的与所在课本内容有一点联系，而更多的则没有联系，仅仅是课外读物。老师课上不讲，课后也不要求学生读。因为考试不考，学生也就不去理会，形同虚设。还有部分现代数学史的内容对文科学生来说过于抽象，学生根本不能理解。

最后，文科高等数学教材与高中教材的衔接不够。高中的教学内容在进行了多年的教学改革后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现在高等数学中许多知识点已经被放在高中课本中。另一方面，许多原来的内容已被删掉。这直接影响学生下一步的学习，但现在的教材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2.以素质教育为目标，合理安排文科高等数学课程内容

首先，文科高等数学教育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 其追求的目标不应只是传授数学知识， 而更应是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 塑造文科学生的科学精神。微积分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应用，是许多课程的基础。微积分应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极限、连续、导数、微分和积分为主要知识点。微积分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与极限思想有关的，因此极限的数学定义必须给学生解释清楚。现在大部分文科高等数学对于极限的分析定义只字不提是非常不可取的，当然这个定义是比较难懂，但是这个定义恰恰最能体现微积分的思想，锻炼学生抽象思维。此外， 应适当强调现代数学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应适当突出有关数学理论的思想性和某些具体方法的启发性，特别是具体问题的分析与解答过程，应写得尽量地详细，以适应一般文科学生的数学思维特征，使文科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数学基础对其今后发展的意义。

其次，应重视在数学知识教育过程中， 贯穿数学史、数学思想方法教育。通过数学史的教育， 培养文科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应有的客观态度；通过数学思想方法的教育， 培养文科学生思考的逻辑性和科研的严谨态度。但要注意不能搞史料罗列照本宣科，而要与课本中的数学知识有机结合起到引导辅助学习的作用。数学教材中不但要有具体的数学史料更要注意数学精神的宣传，注意整个数学成果的产生及其背景的介绍，使学生了解探索数学观念的历程，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例如数学一贯被认为是严密精细的科学。学生也从来不怀疑所学知识是否存在问题。但数学的严密性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目前仍存在对巩固数学基础、探索数学意义等问题还有争论，数学是发明还是发现等热点。让学生了解这些，从而少一些盲从多一点探索，对启发思维培养创新是有好处的。

总之，高校文科数学教育急需发展， 特别是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 教材建设及理论框架的建设都急需改进， 必须吸收一批有能力、数学造诣高且知识面宽的数学教育工作者投身于文科数学教育改革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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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感染是血管舒张性休克最常见的原因[1],在美国每年有20万因感染而导致血管舒张性休克的病人。

2.2氮和一氧化碳中毒[2,3]

2.3各种原因所致严重休克的晚期

2.4严重心衰用左心辅助装置[4]

2.5长时间体外循环[5]

2.6糖尿病病人服用二甲双胍导致严重乳酸酸中毒后

2.7某些线立体疾病、氰化物中毒[6,7]

2血管舒张性休克的发病机制

在血管舒张性休克病人的血浆中,儿茶酚胺含量增加[8],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被激活[9]。这说明血管舒张和低血压的原因是血管平滑肌收缩功能的失调。由于感染中毒性休克在临床中的普遍性、重要性,人们对它研究的最多,虽然不同原因导致的血管舒张性休克可能有不同的机制,如CO中毒引起的舒张性休克不仅有组织缺氧而且同时有鸟甘酸环化酶的激活[10]。但血管舒张性休克的发生机制仍有其共性,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a血管平滑肌细胞膜上ATP敏感K通道的激活和开放bNO合成的增加c血浆中血管加压素的减少。

2.1血管平滑肌细胞膜上ATP敏感K通道的激活

足够的血管收缩需要血管紧张素Ⅱ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体液因子结合并激活血管平滑肌细胞膜上的受体,通过第二信使增加细胞内钙离子的浓度,一是细胞内贮存钙离子的释放,二是细胞外钙离子通过电压依赖性钙通道的内流。在高浓度状态下,钙离子与调钙蛋白形成复合体,复合体激活磷酸肌酸激酶调节肌球蛋白轻链,磷酸化的肌球蛋白浓度增加,血管平滑肌收缩。相反,血管扩张剂心房钠肽素和一氧化氮激活肌球蛋白磷酸酯酶,使肌球蛋白去磷酸化引起血管平滑肌的舒张[11]。

最近的研究发现,血管平滑肌细胞膜的静息电位在调节血管张力的作用上起着关键的作用。血管平滑肌细胞膜上的静息电位在-30至-60mV之间,细胞膜的去极化使电压依赖性钙通道开放,细胞浆内钙离子浓度增加,血管收缩[12]。相反,细胞膜的超级化使电压依赖性钙通道关闭,细胞浆内钙离子浓度减少,血管舒张。另外,持续的血管收缩需要细胞外钙离子进入细胞内,细胞膜超级化可阻止血管的收缩,在各种不同的离子通道中,钾离子通道对细胞膜静息电位影响最大,目前已知在血管平滑肌细胞膜上有四种钾离子通道[13],其中对ATP敏感钾通道的研究较为广泛和深入。

ATP敏感钾通道的开放导致细胞内钾离子外流,细胞膜超级化,阻止细胞外钙离子的内流。这是二氮嗪等ATP敏感钾通道激动剂能够抑制儿茶酚胺和血管紧张素II所致的血管收缩的原因。

正常生理状态下ATP敏感钾通道是关闭的,在组织中毒、细胞缺氧的情况下,细胞内ATP、氢离子、乳酸浓度增加,激活ATP敏感钾通道,血管舒张[14]。在感染中毒、内毒素血症、出血性和心源性休克晚期都有可能因ATP敏感钾通道的激活出现血管舒张性休克。

体内一些神经体液因子如心房钠肽素、腺苷等也能激活ATP敏感钾通道,感染性休克、出血性休克和心源性休克时血浆内此类因子明显增加[15],另外血浆内NO的增加通过cGMP激活ATP敏感钾通道[16]。

2.2NO合成的增加

NO即血管内皮细胞舒张因子,不仅能导致低血压而且使机体对缩血管药产生耐药性。在感染中毒性休克病人的血浆中,NO的浓度明显增加[17],感染中毒性休克、出血性休克失代偿期NO诱导型合成酶过度表达,这在血管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中表现尤为明显,目前NO诱导型合成酶的表达机制不十分清楚,可能跟L-6、L-1、和肿瘤坏死因子等细胞因子有关[18,19]。NO合成酶抑制剂可以使感染中毒性休克和出血性休克失代偿期病人血压升高[20,21]。

在血管舒张性休克的病人,NO可能是激活了肌球蛋白磷酸酯酶。另外,它能激活钙敏感钾通道[22]。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儿茶酚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作用于血管平滑肌上的受体,钙离子大量内流,血管收缩。同时,钙敏感钾通道开放,细胞膜超级化。防止血管平滑肌过度收缩。NO通过两种机制激活钙敏感钾通道:1直接使通道亚硝基化2激活cGMP依赖蛋白激酶。

2.3血管加压素的减少

血管加压素的作用主要是调节体内水平衡,同时参与心血管系统的功能调节,在压力感受器调控下分泌,收缩血管平滑肌,肾脏集合管调节血管加压素的浓度范围在1-7pg/ml之间,在高浓度的情况下(10-200pg/ml)才能发挥缩血管效应。正常生理状态下,血管加压素对动脉血压的调控作用很小。但在低血压状态,如出血或感染中毒性休克时[23,24],垂体后叶大量分泌血管加压素,血浆浓度明显增加,在休克初始阶段,血管加压素与其它缩血管物质一起维持血压,随着休克的进一步恶化,最初在血浆中的高浓度的血管加压素逐渐减少[25,26],在狗的出血性休克的的研究中发现,休克初期血管加压素平均血浆浓度超过300pg/ml,而正常情况下为5pg/ml,在持续一个小时的低血压状态后,血管加压素浓度下降到28pg/ml。同样,在在感染中毒性休克[27]、出血性休克晚期,在体外循环手术和安装左心辅助装置后引起的血管舒张性休克的病人[28],其血浆中的血管加压素浓度比休克初期都有下降。

二血管加压素在治疗中的应用

血管加压素用于治疗尿崩症已超过半个世纪,但它在心血管方面的作用一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最近,血管加压素的抗休克作用及它对心跳骤停的治疗作用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

1血管加压素的合成和释放

血管加压素是一种九肽,在下丘脑的视上核和室旁核巨细胞神经原合成。它的生成依赖于血管加压素染色体的转录。在机体血浆高渗状态、低血压和低血容量时,巨细胞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钙离子内流,导致血管加压素神经内分泌颗粒的释放。酸中毒、疼痛、组织缺氧、高碳酸血症和呕吐也能刺激血管加压素的合成和释放[29]。

血管加压素的贮存够数天的消耗,长时间的休克状态可使血管加压素耗竭。无论是动物或者人类在休克初期血中血管加压素显着上升,但随着休克状态的持续,血中血管加压素的浓度明显减少。其原因可能有三,首先是神经垂体贮存的血管加压素的耗竭,其次是自主神经调节失常或是高浓度的去甲肾上腺素对血管加压素释放的抑制[30,31],最后是NO抑制血管加压素的合成[32]。

抗利尿激素在肝脏和肾脏被迅速代谢,其半衰期为10—35分钟[33]。在夜间,人的血管加压素水平在0.5—5pg/ml[34,35],脱水状态下,血浆晶体渗透压上升,血管加压素可达到10pg/ml[36],急性休克状态下,最高可升至1000pg/ml[37-39]。在长时间的感染中毒性休克时,血管加压素可下降到3.1pg/ml[27]。

2血管加压素在感染中毒性休克病人的应用

1997年,Landry[40]首先提出感染中毒性休克病人的低血压状态是由于血浆中血管加压素的浓度减少引起的,并指出外源性血管加压素的应用有可能对休克病人带来益处。1999年,Malay[41]在一项小样本安慰剂对照研究中证实,外源性血管加压素的应用能增加感染中毒引起的血管舒张性休克病人的动脉血压和外周血管阻力。基于以上最初的研究,近年来对于血管加压素的应用又有了很多的临床研究。

Tsuneyoshi[42]在一个包括16个病人的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对于高浓度儿茶酚胺呈低反应性的感染中毒血管舒张性休克的病人,静脉持续输注0.04U/min的血管加压素,明显增加外周血管阻力、增加尿量。与此同时,血浆中的心钠素、醛固酮、血管紧张素II、和肾素的浓度前后没有变化。

Holmes[43]在50例感染中毒性休克病人的回顾性研究中发现,输注(0.01-0.6U/min)平均0.05U/min的血管加压素,可使病人的平均动脉压上升18%,尿量增加79%,同时明显减少儿茶酚胺的用量,而肺动脉收缩压没有变化,心脏指数下降。

Dunser[44]在60例血管舒张性休克病人(其中感染中毒35,体外循环术后25)的回顾性研究中发现,持续输注血管加压素(平均时间31小时,剂量4-6U/h)。使平均动脉压上升29%,外周血管阻力上升56%,同时心率下降24%,肺动脉平均压下降11%。而病人对去甲肾上腺素的需求明显下降。

Brien[45]应用长效血管加压素1-2mg单剂量注射,可使血管舒张性休克病人的血压明显增加并维持5个小时左右。

3体外循环术后血管舒张性休克病人的应用

从1997年,血管加压素用于心脏术后和左心辅助装置术后血管舒张性休克开始有了报道,Morales[46]回顾性研究了50例心脏术后血管舒张性休克的病人,2-6U/min的血管加压素不仅能提高病人的平均动脉压和外周血管阻力,减慢病人的心率,同时能明显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的应用剂量(从11.7减至7.9ug/min)。在Dünser[47]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报道。

4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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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包括评价标准制定、评价组织实施和评价总结与反馈。评价后期数据处理与应用是评价活动的最后阶段，也是课堂教学质量总体情况的把握与升华阶段，它体现着评价的目的和效果。其主要任务包括：评价数据的处理；综合分析评判教师的达标程度；做出综合评价结论；向有关方面反馈相关信息，便于指导和改进今后的评价工作。

近些年，各学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践证明，这些改进措施对开展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对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评价工作的深入，在评价后期的数据处理与应用上，原有的简单计算、统计排序、提交报告、反馈教师的程序受到质疑。为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本人基于本校开展评价的实践平台，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和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查找影响数据统计的关键因素，提出了评价后期数据处理与应用的新模式。

一、评价数据处理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开展问卷调查、评价数据分析，结合评价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存在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在学生评教打分方面：不同性质的课程评价分值与课程难易、兴趣强弱、接受程度有关系；不同年级的学生对教师评价分值有明显影响等，在数据处理时应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第二，在评价结果统计方面：原始数据处理过程中，没有考虑参评学生的心理因素，对个别有意打低分的学生评价数据未做处理。第三，在评价结果反馈方面：指出不应将学生评价结果作为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应综合领导评价、督导评价、同行评价及毕业生评价等方面的结果考核教师教学工作完成的质量并适时进行反馈。第四，教师希望得到可信服的评价结果，希望得到学生和学校的认可，愿意通过教学质量评价来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能力。

上述问题均是评价后期数据处理程序不够合理造成的，基于此，笔者在原有评价时间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和研究，提出了评价后期数据处理与应用的新模式。

二、评价后期数据处理新模式

在学生评价数据处理中，采用了标准差计算公式对评价分数进行初始化处理；选用了线性标准分的计算方法，确定了课程类型分数的差异化处理方案，基于上述的研究和论证，提出了学生评价数据统计的计算公式。在督导（同行）领导评价信息处理中，提出以分值统计和定性描述相结合，重在验证和改进。

1.学生评价数据处理

（1）引用标准差对评价分数进行初始化处理

以往对评价结果进行计算时，是将所有参评学生的分值加合计算，这样的统计忽略了两个因素对总分值的影响，一是个别学生对教师有意见而在打分时故意压低分数，二是由于学生认可度的不同而造成打分的差异性。

为了确保评价数据的真实性又便于统计人员的操作，通过汇总问卷调查表，确定了去掉5%最高分和最低分和去掉10%最低分两种方法，然后运用标准差计算方法对原有评价数据进行分析，最终确定了“去掉10%最低分”的数据处理方案。

标准差计算公式：

s=■

标准差S也称均方差，指各数据偏离平均数的距离（离均差）的平均数，它是离差平方和平均后的方根，用σ表示。标准差能反映一个数据集的离散程度。

表1 同一门课程两种标准差的计算结果（部分数据）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去掉每门课程评价的10%的最低分数记录的标准差小于去掉每门课程评价的前后5%的分数记录的标准差，即去掉每门课程评价的10%的最低分数记录离散程度小，结果更为合理。

（2）选用线性标准分对课程类型分数的差异化处理

在指标体系设计时，确定了不同课程属性的评价指标，由此，在数据处理时就会出现不同属性课程评价分值的平衡问题，事实上，通过分析不同课程类型的评价分值，的确存在着分值的差异。如果只是简单地整体排序肯定会影响全校教师评价名次。这就要求我们在统计数据时，对不同的课程类型求得一个平衡。在实际处理过程中，选用了线性标准分的计算方法：

即：Z=（X mean）/s，T=500+100Z

其中X是原始分，mean是各类课程的平均分，s是各类课程分数的标准差，Z是标准化分数，而T是最后计算出的供使用的标准分。

表2某年第二学期原始分和标准分对排前10的影响

上述表格表明，化为标准分后对排名次序有所影响，结果更为合理。

（3）学生评价数据统计方法的确定

基于上述的研究和论证，我们将评价的数据统计方法作了调整，调整后每位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计算公式为：

公式一：X=∑？茁xi

其中：xi表示同一门课程去掉评价的10%的最低分数记录后的每一评价项每位学生给教师分数的平均值，i取值范围为：i=1，2，…10。

？茁为每一评价项的权重值。

X为同一门课程各评价项加合后的总分值，也称为原始分。

公式二：T=500+100Z，Z=（X-mean）/s

其中：X是原始分，mean是各类课程的平均分，s是各类课程分数的标准差，Z是标准化分数，而T是最后计算出的供使用的标准分。

公式三：A=αT

其中：α为调整系数（加权值），是受评价学生年级、评价学生人数等因素影响的变量值，每学期根据评价的结果确定加权值。每学期通过加权的方法对评价数据进行后期调整，得到最终的评价结果A。

2.督导（同行）领导评价信息处理

督导（同行）领导评价比较具体、涉及面不是很广，主要是以评价为手段，重点是验证和改进，因此信息处理以分值统计和定性描述相结合，这里不再赘述。

三、构建可持续改进的评价反馈机制

1.评价结果的统计汇总

由于学生评价人数多，样本量大，代表性强，督导听课的次数有限，不可能对所有授课教师进行评价；而领导和同行听课也具有针对性，而且打的分数基本相同，可比性较差。因此，在进行评价结果汇总时以学生评价的结果为评价基础和主要依据，督导、领导、同行评价不再作为量化标准，而作为指导、检查和促进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手段，以教师自评作为自查问题并改进自身教学方法的参考和补充。

2.从多角度得出综合评价报告

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将分类评价的结果进行汇总，对整体评价进行数量上的综合评价和文字上的综合描述，写出综合评价报告。做结论时，要注意各指标项之间的差异比较，便于发现问题，找出差距，有针对性的指出努力方向。还要注意各教学单位之间的比较，便于各单位从本部门与总体水平上找差距，便于本部门整体教学能力和质量的提高。

3.四个渠道做好评价结果反馈

为了发挥评价的指导作用，保证评价具有发展性的功能，评价结果的信息要及时反馈给有关方面。信息反馈主要通过四个渠道完成：第一，将全校评价结果报告校领导，便于校领导及时了解教师整体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为改进教学管理提供参考；第二，将各单位的评价进行总体课堂教学情况分析并反馈给各单位负责人，便于各教学单位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作为改进教学管理、教学建设、教学改革的依据；第三，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教师本人，教师可以查看评价结果，结合自评，肯定成绩，查找不足，不断改进；第四，课堂教学优秀教师的示范与经验推广。通过这个过程，肯定先进，带动后进，整体教学质量得到提升。

4.需要把握的关键内容

在信息反馈过程中，第一，对结论的解释要慎重。因为任何评价结论都不可能绝对客观准确，要及时加以引导和调控。允许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教师提出申述。第二，要把反馈的重点放在持续改进上。一方面，引导教师从关注评价结果向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使评价结果成为督导开展传帮带活动和指导检查课堂教学的依据。第三，注重评价的实效性。建立一种全新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反馈模式，即以学生评教作为改进和完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主要依据，而督导评价结果则重在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持续改进；领导评价可以作为检查课堂教学质量的一种手段；同行评价作为相互交流、学习、研讨教学的一种方式，逐步形成可持续改进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建立评价后期数据处理与应用的新模式，改变了原有几种分值简单求和给出一个结果的反馈模式，使统计数据更趋合理，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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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何晓蓉.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问题与对策研究.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2]李光耀，肖红，刘承栋.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与设计.高等建筑教育，2009（2）.

[3]周志钧，周效凰.试论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

[4]林仁炳.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数学模型分析.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

篇6

活动的前几天，就由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陈婷联系省科技馆的陈主任，此后召开活动前的准备会议，对参加活动的人员进行部署安排，并对他们说此次活动应当注意的一些事项。

活动中，同学们尽心尽力，以自己的热情为每一个游客服务，他们周到的服务得到了科技馆工作人员的一致好评，也给游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活动中，同学们不忘尽最大努力地宣传我们福建工程学院法学系。

2、活动意义：

① 此次活动让同学们的社会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由于此次活动是在人流量较大的科技馆内进行，同学们不免要和社会上的陌生人见面、交谈，因而使得同学们的社会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

② 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由于科技馆是需要门票，而此次活动又可以免除门票，故可以让同学们在科技馆内学到一些课本上没有的科学知识，正所谓寓教于乐，同学们在玩乐和服务的同时，学到了一定的科学知识。

③ 增强了同学们的社会服务意识;此次活动的服务时间较长，约8个小时左右，同学们却自始至终以微笑服务。

3、活动不足：

① 活动时间太长;此次活动的持续时间相对太长，达8个小时，使得同学们到活动的后期显得不够积极，导致活动质量有所下降，虽说提高了同学们的社会服务意识，但活动时间还是显得相对较长。

篇7

当前，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杀手仍是心脑血管疾病，随着冠脉介入治疗的普遍开展，使得更多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接受了冠脉支架置入术，使冠脉血管重建，降低再住院率、死亡率，改善预后。但冠脉置入支架后患者就安全了么，介入术后医生更关注担心的是支架内血栓形成，支架内血栓形成一旦发生随时可能夺取患者的生命。下面就我院自2008年～2015年之间明确诊断支架血栓形成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所选病例为本院2008年1月～2015年1月住院资料较完整的接受支架治疗的ACS患者合并2型糖尿病共87例，均植入1～3枚国产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Firebird支架），心功能稳定，术后30d～2年再发胸闷、胸痛入院及无症状复查冠脉造影明确支架内血栓患者共计15例。晚期支架血栓10例，极晚期支架血栓5例。随访常规治疗43例为对照组，男性30例，女性13例，年龄39～80岁，平均年龄59岁。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二甲双胍治疗，为观察组44例，男性27例，女性20例，年龄36～78岁，平均年龄（11.0）岁，随访日期（24.0）个月。

1.2诊断标准 支架血栓形成分类遵循美国学术研究协会分类标准：明确的支架血栓-造影或病理证实的支架内血栓闭塞；极有可能的支架血栓-支架植入术后30d内发生的无法解释的死亡或支架植入术后任何时间发生的支架植入血管供血区域的心肌梗死；可能的支架血栓-支架植入术30d后发生的难以解释的死亡；急性支架血栓-介入术中或24h内；亚急性支架血栓-介入术后24h～30d内；晚期支架血栓-介入术后30d～1年；极晚期支架血栓-介入术后1年以上[1]。

2 治疗

2.1基础治疗 对照组及观察组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不吸烟或已戒烟，严格做到冠心病的二级预防。血压控制在130/80mmHg以下、糖化血红蛋白6.5%～7%。

2.2干预方法 观察组加用盐酸二甲双胍片（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7020561，0.25g*48片*1盒 ）口服0.25g 2次/d。

2.3检测指标 入选患者均由美国GE公司的INOVA2000血管造影机完成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冠脉支架植入术后30d复查冠状动脉造影，明确诊断支架内血栓形成，本研究所使用冠脉血管造影机。

2.4 手术过程和抗血小板治疗 所有介入操作均按照目前标准指南进行。术后由术者决定是否应用血小板IIb/IIIa受体拮抗剂，术前给予阿司匹林300mg、氯吡格雷600mg负荷剂量，然后氯吡格雷75mg/d、术后持续6～15个月，术后常规给予阿司匹林300mg/d持续1w后改为100mg/d，此后长期服用，术后继续使用低分子肝素5～7d，长期服用常规剂量的他汀类调脂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2]。

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计量资料应用成组设计的t检验，计数资料应用χ2检验，P

4 结果

患者年龄、性别在对照组及观察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加用二甲双胍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发生晚期极晚期支架血栓形成的发生率比对照组低，见表2。

5讨论

心血管医生目前谈论最多的就是支架内血栓，最棘手的仍旧是支架血栓，同道们都很好的研究和总结了支架血栓形成的因素，支架血栓形成与患者基础疾病、病变特点、支架类型、操作技巧、抗栓治疗、患者依从性等诸多因素有关[4]。介入医生在努力研究手术方法、操作技巧的同时，用好药物是基石是持久战。大家都知道防治支架内血栓关键：持续有效的抗血小板[5]、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病协会（ACC/AHA）冠脉介入指南2007年更新版推荐（I类，证据水平B级 ）药物洗脱支架术后如无出血风险氯吡格雷应至少服用1年，其中某些患者存在对氯吡格雷药物抵抗或过敏，需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或替换[6]。我们在很好的指导和督促介入术后患者用药，但仍有支架血栓发生，尤其是合并糖尿病的介入术后患者。本研究分析了二甲双胍的非降糖作用、心血管保护方面的作用。二甲双胍对心脏保护性作用机制体现在改善胰岛素抵抗、改善脂代谢、改善高凝状态、改善内皮功能[7]。冠脉介入术后患者服用二甲双胍的治疗时间延长发生支架血栓几率呈下降趋势，二甲双胍是治疗2型糖尿病一线首选药物，其具有可靠地短期和长期降糖疗效。二甲双胍是目前唯一被糖尿病指南推荐为有明确心血管获益证据的降糖药物[8]。通过对我院小样本的支架患者加用二甲双胍治疗的随访观察对预防支架血栓有一定疗效。但仍需在以后的临床治疗过程中进一步评价二甲双胍在降低支架血栓方面的效果。

参考文献：

[1]Cutlip DE，Windecker S，Mehran R，et al.Clinical end points in coronary stent trials：a case for standardized definitions[J].Circlation，2007，115：2344-2351.

[2]韩雅玲，梁明，荆全民，等.52例冠状动脉支架内血栓形成患者的临床特点及介入治疗[J].中华心血管杂志，2006，34（11）：977-978.

[3]张丽，蒋廷波.影响支架内血栓形成因素的临床研究[J].临床荟萃，2009，24（2）：142-143.

[4] Siller-Matula C，Francesconi M，Dechant C. The net clinical benefit of personalized antiplatelet therap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J].Clinical science（London，England：1979），2015，128（2）：121-130.

[5] Gurbel PA，DiChiara J，Tantry US.Antiplatelet therapy after implantation of drug-eluting stents：duration，resistance，alternatives，and management of surgical patiens[J].Am J Cardiol，2007，100：18M-25M.

[6] Luscher TF，Steffel J，Eberli FR，et al.Drug-eluting stent and coronary thrombosis：biological mechanism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J].Circulation，2007，115：1051-1058.

[7] 赵丽英.冠心病患者行冠状动脉介入术后采用二甲双胍治疗降低心血管事件及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的影响[J].中国实用医药，2014，（33）：128-129.

[8] Sanon S，Patel R，Eshelbrenner C.Acute coronary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perspectives of an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ist[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2012，110（9 Supl）：13B-23B.

[9] Van Veen JJ，Makris M.Management of peri-operative anti-thrombotic therapy[J].Ansesthesia，2015，70 Suppl 158-67，e21-3.

[10] Kern MJ.Thinking about stent thrombosis：how does angiographic flow relate to outcome？[J].Catheterization and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s：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ardiac Angiography &Interventions，2015，85（1）：23-24.

篇8

二是树立“有为有位”意识，构建“五型”社区。坚持将“和谐社区”的创建，与当前创建“全国生态市”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创建“平安型社区”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创建“绿色社区”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创建“省级和谐社区”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在社区党建、社区环境、社区平安、社区民生、社区管理、社区文明等方面出新招、亮实招、促实效。特别是，要根据社区各项工作增多、外来人口比较密集，管理难度相对增加等特点，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加大“人性化管理”、“亲情化管理”的力度，使他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为和谐社区建设多作贡献。

三是树立“和睦亲善”意识，构建“人文”社区。必须充分发挥好社区领导班子一班人的作用，坚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身体力行科学发展观，率先垂范“和谐社区”创建，凝心聚力凸显人格魅力。充分调动好社区党员骨干、积极分子的创建积极性，躬身实践、深入调研、体察民情、善解民意、为民务实、树好形象。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好社区志愿者队伍、“爷爷奶奶学校”、“家长学校”、“社区文化娱乐阵地”等作用，切实抓好居民之间的和睦相处教育、社区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结对帮扶”教育等。通过优化创建活动载体，量化创建活动考核，展示创建活动成效，进一步完善“人际和睦”的“联系链”，凸显社区居民道德新风尚。

四是树立“不断创新”意识，构建“和谐”社区。始终坚持创新、求实、进取、高效的创建理念，找准“和谐社区”创建的结合点，提升“民生工程”的渗透力，将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贯穿于“和谐社区”创建的始终，将发挥社区功能、整合社区资源、优化社区管理贯穿于社区发展的始终。就东山社区而言，必须充分发挥好“混合型社区”的潜在活力，切实加强对“东山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科学管理，放大现有资产效应，确保资产保值增值，使广大股民共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祉。同时，进一步深化“生态社区”创建等活动，在创建内容、方法举措、运作机制等方面，下苦功、创新路、出实效。通过上级的关心指导、驻区单位的大力支持、社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将“和谐社区”创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构建和谐社区，还必须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构建和谐社区，以人为本是核心

坚持以人为本，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利为民所谋，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居民，依靠居民，要以社区群众“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出发和落脚点。要坚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养老保险，再就业弱失医疗卫生救助等民生的基本问题。

第二、构建和谐社区，社区文化是基础

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区基础，社区文化水平高低，居民素质好坏是体现社区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城市形象具体体现。社区和谐文化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如健身体，书画展、社区读书室，小区卫生文明、楼台、院坝卫生文明评比等创建活动、不断提升社会文化精神品位。按照构建和谐社区的要求，加强正面先进典型，好人好事、人性美好的舆论宣传力度，教育市民讲科学，反邪、防邪，唱响和谐文化主旋律，为和谐社区建设和居民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传播服务。

第三、构建和谐社区，共建共享是前提

篇9

一、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纳

转制的科研机构，从1999年7月1日起，单位和个人按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分别以1999年7月的工资总额和个人缴费工资为基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1999年7月1日前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不再补缴养老保险费。

二、养老保险待遇的支付

（一）转制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原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对有事业费的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所在城市1999年7月企业人均养老金标准支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与原待遇标准的差额部分由原单位用事业费或自有资金支付；没有事业费的单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标准支付养老金。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按企业的办法执行，所需费用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

（二）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按照企业的办法执行。为保证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在5年过渡期内，按照企业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如低于按原事业单位退休金计发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其差额部分（以下称待遇差），采用加发补贴的办法解决，所需费用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其中，1999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90％；2000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70％；2001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50％；2002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30％；2003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10％；2004年7月1日后退休的，不再发给该项补贴。有条件的单位可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过渡期内退休的人员，核定补贴标准时，企业平均基本养老金按所在城市1999年7月的标准计算；事业单位离退休金以1999年7月本人缴费工资为基数计算，一次核定后不再变动。

（三）转制后参加工作的人员，按照规定执行当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三、组织实施及管理

（一）科研机构转制后的养老保险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经贸委、科委、财政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密切配合，加强协调，使转制科研机构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工作平稳过渡，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

篇10

各市科技局，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各有关单位：

现将《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学和应用研究”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21〕131号）、《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信息光子技术”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21〕133号）、《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型显示与战略性电子材料”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21〕137号）、《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生物重要性状形成与环境适应性基础研究”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21〕140号）、《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系研究”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21〕144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科技部《通知》要求抓紧做好相关重点专项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

请各单位按照要求时间完成项目预申报书的网上填报，省科技厅组织对项目申报材料审核把关后，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报送。

联系人：

基础研究与科技奖励处  王积成   0551-62659625

高新技术处           刘王莲   0551-62674421

农村科技处           许应媛   0551-62658791

社会发展科技处       秦  岷   0551-62678552

             王孝文   0551-62678552

资源配置与管理处      张  蕾   0551-62615369

 

附件：1.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学和应用研究”

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service.most.gov.cn/kjjh_tztg_all/#

2.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信息光子技术”

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

知service.most.gov.cn/kjjh_tztg_all/#

3.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型显示与战略

性电子材料”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

报指南的通知service.most.gov.cn/kjjh_t

ztg_all/#

4.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生物重要性

状形成与环境适应性基础研究”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service.most.gov.cn/kjjh_tztg_all/#

5. 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病原学与防疫技术体

系研究”等“十四五”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

知 service.most.gov.cn/kjjh_tztg_all/#

 

 

篇11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篇12

一、自然的力量与先进的科学技术

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在自然观和科技观方面存在不同。浅层生态学认为人和自然是分离对立的;而深层生态学则主张整体主义,坚持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影片中导演并没有否认自然界的力量是强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认同了深层生态学。当山崩地裂的时候,人类在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无助和无奈。人类连同其所创造的文明以及原先生存的一切全被淹没摧毁:黄石公园成了超级火山口;“天使之城”洛杉矶在强震中化为人间地狱;梵蒂冈被夷为平地;洪水淹没过喜马拉雅山;等等。这种消亡是不分种族和国家的,在大自然排山倒海的力量面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或者黄种人,全部灰飞烟灭。在影片中,如此强大的自然被塑造成人类的敌人,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和人类分离开。当席卷着超级航母的惊涛骇浪向白宫翻滚而去,摧毁了这座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国家核心的象征物的时候,这无疑是对人类自身文明的绝妙的讽刺,也是对大自然锐不可当的强大力量的隐喻:航空母舰作为目前人类发明的尖端武器,是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自认为最强大的保障武器之一,但终究要臣服于大自然。

影片在叙述大自然的力量的同时,更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影片中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反映了浅层生态学的科技理念。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至今,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深层生态学认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显著,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依靠科学技术。而浅层生态学认为,“科学技术能够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不断完善科学技术。”[2]233影片《2012》中,对人类先进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的影响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关注。相反地,影片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首先,如果不是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协助,科学家们无法探测到地球内部结构的变化,更不可能预知地球行将毁灭的命运。而正是依靠人类文明制造出来的先进的汽车、飞机,主人公才得以躲过各种毁灭性的自然灾难。同时,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创造了巨大的可以用来拯救人类及人类文明的方舟。方舟的制造对于影片来说至关重要,它是人类利用自身掌握的科学技术来拯救自身的有力的武器,可以帮助一部分人躲避灭亡的厄运,拯救整个物种,保全人类文明,为人类在灾难过后重建整个文明提供基石。因而可以说,影片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宣扬了先进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在大自然的生态浩劫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拯救人类,只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就会有未来。

在影片中,科技的强大力量仿若神话。然而从本质上来看,科学技术只是人类社会获取利益的有效工具。在现实环境中,隐藏在科学技术发展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西方现代工业畸形的社会生态模式。[3]56正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引导的西方现代工业的发展加剧了人类利用科技对于自然的开发掠夺,才会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关系到所有生命和整个地球的生死存亡。”[4]15总体上来说,影片《2012》反映的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浅层生态主义自然观和科技观,缺乏对科学技术与生态自然关系整体的深层次的探讨。

二、个人价值考量与个人英雄主义的整体化转向

在人类社会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是需要一定经济支持的。影片里方舟的建造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来源,这也就为拥有雄厚资本的特权阶级和金融大亨们提供了使用财富来获得特权的机会。由于提供了资金,这些人享有了能进入方舟生存下去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浅层生态的社会等级观念:“人类社会天生就是等级社会”[2]231,似乎物质财富成了考量个人价值的尺度,可以用来衡量人的价值地位。同时,面对全球性自然灾害的到来,各国提出的“保存人类精英”的拯救计划是出于对人类种族与文明的整体延续发展需要来考虑的,是按照人类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考量。整个拯救掌握在少数的权威专家。只有少数的所谓的精英才了解计划,就连方舟的最终启动权也是掌握在少数政治家的手中。“最终我们必须把环境决定权交给最合适的专家:接受科学家建议的政治家”[3]234。显而易见,除了上面提到的社会财富,影片中对于“人类的精英”被定义为对人类前途有益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能为人类种族和文明保全提供支持的人。人类及其文明的发展延续的利益成了个人价值考量的准则。人类的救赎排在了第一位,保全人类的价值是整个拯救计划的基本准则。

在这样的价值尺度前,普通的非“人类精英”们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更别谈能拥有登陆方舟得到拯救的权力,基本都被遗弃在这一场末日浩劫中自生自灭,没有几个人能像男主角杰克逊•柯蒂斯那样有勇有谋地闯出一条生存通道。影片最后,面对方舟外那些没有登上方舟的人的恐慌和祈求,各国都凭着“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的生存机会”的理念,打开大门,为那些原先没有登上方舟的人提供了获得拯救的机会,但是这并没有能消磨掉影片中所反映的这种社会等级的浅层生态主义价值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好莱坞灾难片中,通常倡导的是一种美国为主导的单边主义,而这种单边主义在《2012》被尽可能地摈弃。在自然灾害面前,影片更多地展示各国通力合作的国际性的多边主义:面对地球生态毁灭的危机,从八国峰会到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为了拯救人类种族和人类文明,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整个拯救计划,既有政治家的策划,也有商业人士的资助,又有科学家的确保,更有普通百姓的奉献。正如影片中那位藏族老妇人所说的:“我们都是地球的子民。”同时,影片还部分地摆脱了以往好莱坞灾难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影片中,仅靠男主人杰克逊•柯蒂斯一人的力量,人是得不到拯救。《2012》塑造了许许多多舍生取义的悲剧性的英雄人物,从发现地壳异常的印度科学家吉米•仁波切,摩根•弗里曼饰演的黑人美国总统、俄罗斯大亨的保镖萨沙到建造方舟的中国工人群体等。这些英雄人物都具有大无畏的奉献精神。面对自然灾难,他们摆脱了自私的人性弱点,放弃了个人价值,跨越了以往单一的个人英雄主义,展现了人类整体主义的价值理念:面对全球性的自然灾害,只有全人类一起共同努力,团结协作,人类才有可能得到救赎。

而遗憾的是,影片到最后没有进一步拓展道德关怀的对象,将整体主义的道德关怀对象拓展到其他生命形式。虽然影片也安排了拯救动物的场景,但只是蜻蜓点水,对于动物的拯救只是作为保存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缺乏生态平等主义的考量。尽管如此,“解决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而是需要在世界观上来一次根本的转变”[5]241。总的看来,《2012》虽有浅层生态的价值理念,但能不乏生态学方面的警示价值。面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对于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不可能一次性或者是在短时间里就转变过来,价值观的改革应该是有序的逐步的。

三、结 语

电影《2012》取材于玛雅人的末日预言:按照玛雅文明的预言,世界将在2012年12月31日走向灭亡。基于这样的预言,罗兰•艾默里奇为观众导演了一出旷世浩劫。影片中过硬的特技效果震撼着每个观影人的视觉。虽然影片注重的是人类在自然生态浩劫中如何保存人类种族与人类文明,缺乏对生态危机背后的深层文化根源的挖掘,但是不能彻底地否定影片在生态学方面的警示作用。环顾周遭,不难发现影片中的各种自然灾难在现实生活中都有相应的映照: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2009年英国的特大洪水以及近些年来全球各国的频发的暴雪等。虽然影片中自然灾害被归结于太阳中微子的大爆发,但生活当中的这些灾难则更多的是人类自身的原因,与人类活动的加剧有直接的关联,与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密不可分。

灾难片所传递的是一种忧患意识,强调人类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种意识一旦消失,真正的灾难或许就真要来临了。在自然的面前,人类始终是渺小的。如果继续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肆意妄为地掠夺地球资源,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来对待大自然的话,那么也许《2012》中所叙述的灾难很快就会降临到人类的头上。只有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观念来对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有可能有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 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3] 高莉敏.“灾难片”引发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J].电影文学, 2007(10).

篇13

从历史上看，当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时，日本列岛才组合成最初的群落；当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时，日本才开始滋生出奴隶制的萌芽；当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登文坛，竞相争鸣的时候，在日本列岛上却还过着采集果实于森林，捞鱼贝于海河，猎鹿、猪兔于山野的从文化上看，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巨人。

不同的文化结构与相对位置：

实体与中空；"内核"与"外缘

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内容和体系。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实体以它所具有的强大同化力和辐射力，把它周边的国家都囊括于其中，形成了以本国为中心并为世界所公认的东方文化圈。因此，中国文化完全是一个实体文化和"内核"型文化。

当时在文化与历史上都相对落后的日本，除了其固有的"神道教"文化以外，本身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原创性的内涵，就连日本人曾经推崇的"和魂洋才"中之所谓的"和魂"也只是一个"空壳"("和魂"在英语里意指"消化"，在日语里意指"容器")，本身不具有真实的内在含义。对于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承认，他们说"和魂"是"日本人心中的空心结构"，是日本文化中空结构的表型象征和外在表现。这种文化历史与结构再加上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处于中西方文化辐射、传播的交接位置)，使得日本文化成为一种中空的"外缘"型文化。

不同的对外文化价值观：

崇内鄙外和鄙内崇外

上述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与结构，自然使得两国在对外国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认识态度上出现了差异。中国持有的是在"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指导下的崇内鄙外的对外文化价值观，而日本却在鄙内崇外意识作用下拥有"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

中国崇内鄙外的对外文化价值观在近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一，当英国使节于1783年提出与中国通商并互派使节时，清政府却认为，西洋"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与西方进行往来。当英国再次于1816年要求通商贸易时，清政府也"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

其二，关于是否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或"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或以"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试图通过对西方科技的百般诋毁来横加阻挠。正是受到这种对外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雍正帝下令驱除西方传教，开始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

日本自知自己是一个孤立岛国，落后贫穷，时刻产生出一种危机感。他们认识到，岛国的宿命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在此影响下，日本民族形成了"认同外来文明的尊崇价值观"和"功利现实的拿来主义价值观"。

这种对外文化价值观使得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只有依附于中国才能生存。然而，中国在两次中的失败，给日本人的心理意识以很大打击，迫使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对外文化价值观。日本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对中西科技文化的比较研究，彻底从原来面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鄙内崇外"转向面对西方文化的"鄙内崇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魂洋才"的对外文化价值观。

“和魂洋才"的特点在于："和魂"内容主要指"神国主义思想"，"洋才"则主要指的是西方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这充分反映出日本人的普遍愿望，即既"保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下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自己的家庭结构，而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具有可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力量的近代国家"。

不同的科技转移方式：

注重输出与注重输入

不同的对外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两国各自的科技转移方式，即中国注重对外输出，而不注重向内引进，而日本却与中国完全相反，注重向内引进而几乎不向外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