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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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经济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归根到底都与经济有关，但是人们通常并不把这些犯罪都称之为经济犯罪。一般情况下，只是把某些与经济活动有关联和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行为称之为经济犯罪。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是在犯罪这一整体范畴中从经济角度或者层面对犯罪中部分范围的界定。

经济犯罪指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的最大的区别是经济犯罪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这一区别也是经济犯罪的独有特征。

近年来，我国走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偷税、盗窃公共财产、诈骗等经济犯罪相当猖獗，出现了严重化、复杂化的趋势，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经济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近年来，大案要案不断出现，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以上，甚至数百万、上千万元的大案时有发生。

2、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藏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

3、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这类犯罪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藏性等特点，导致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

二、市场经济及其法制特征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它吸收现代市场经济的精华，并把它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同其他现代市场经济一样，实质是法制经济，这是因为它有如下特征：

1、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既要求法律确认权利，保障权利，以要求法律规定权利主体的资格和范围；更要求法律规定人们行使权力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

2、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切交换活动乃至分配活动，几乎都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契约本身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也需法律确认和保障。

3、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无论是公有制企业或是私有制企业，无论是合资企业还是独资企业，有享有独立的产权、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经济意志，并享有按照自身利益做出生产和经营的决策权；同时，对经营结果承担风险和责任。那么来维护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主体的独立产权、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经济意志的职责只能由法律来担当。

4、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市场经济作为发达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必然要求开放方式，而且开放的范围和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因此，要加强涉外经济立法。

5、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有市场经济就有竞争，有竞争就要有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规则，并由它来规范各种交换和竞争行为，这些规则就是法律。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法制特征。但是，即便确立了完备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宜的法律，仍会出现不遵守法律即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严重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就是经济犯罪行为。

三、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

按照我们对经济犯罪所概括的定义，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了经济犯罪，主要是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中包括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和管理秩序罪等和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所有构成这些犯罪的行为对市场经济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经济犯罪对其危害，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侵犯经济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不仅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而且侵害了生产、销售合格商品和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金融诈骗罪同时侵害着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金融机构和提供资金的公众的合法权益；侵犯财产罪，则是规定了侵犯公司财产的犯罪构成。所有的这几类犯罪都使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在不同环节受到了这些经济犯罪行为不同方式的侵害。

2、扰乱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规定了扰乱市场秩序罪，这些犯罪是直接地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构成这些犯罪的行为严重扰乱着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另外，走私罪作为一类犯罪，其所走私货物进入市场后，势必会扰乱市场的正常运作，甚至还会给市场经济带来较长时期的负面影响。

3、妨碍国家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妨碍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规定了一系列妨碍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的犯罪，这些犯罪都直接地妨碍了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管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规定了一系列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税收征管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保障，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罪的行为同样地妨碍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4、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我国刑法专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其中规定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单位等十二种犯罪。这些犯罪不一定直接危害市场经济秩序，但是它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概括的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是从一个角度或者一个层面来分析的，事实上一个或者一类经济犯罪行为对市场经济危害往往是多方面的。我们看到了对市场经济的危害，就必须运用刑罚对经济犯罪给予惩罚。

四、对经济犯罪的抑制措施

既然经济犯罪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如何抑制这种危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我国刑法对如何惩治经济犯罪，规定了相应的刑罚，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了规定就能够自动适用或者是很准确地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款，怎样才能够减少、缩小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呢？

1、必须切实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严格执法。司法工作人员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门业务素质，是加强刑事司法工作的必要条件。经济犯罪的新特点，新情况对司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司法工作者执法清廉，不为不义钱财所动，对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其次，必须注意学习和掌握有关的经济管理法规和经济政策，并注意它们的变化发展。还要注意熟悉和精通有关的经济业务活动，以便掌握经济犯罪的活动规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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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企业经济管理能力的现实价值

1.强化企业经济管理能力，有效确保企业发展契合我国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形势

为了适应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企业的管理方式需要改变同时管理水平需要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需要。近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了经济管理方式革新的进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此可以看出，推进企业管理质量的提高能够短时高效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完善的经营管理体制能够保证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生产的效率，这样就能够保证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长远稳健的发展。

2.强化企业经济管理能力，有效确保我国企业及时完整的实现预期经济效益

提高企业的经济管理经营能力是完成我国预计经济效益的必要前提。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短时间内承办两次亚太经合会议，这些发展国家经济的契机都必须有强有力的生产企业作为后盾。我国各大中小型企业数量繁多，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生产力进行了革新实现了部分工作机械化运作。我们具有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但是欠缺的是管理。如何有效的将这些资源进行科学的合理的配置进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这是实现企业完善预计经济发展计划的重要方法。良好的经济管理方式，能够在原有企业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从而保证其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发展程度非常深，进出口贸易依赖于企业的生产水平，在劳动力资源和生产物资一定的前提下，优化管理模式，对两者进行优化配置是增加产量和提高效率以完成预计经济计划的重要举措。

3.强化企业经济管理能力，有效确保我国企业朝向知识型经济发展轨道迈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运用科学技术知识能够提高效率。要通过经济管理手段，促进企业发展的科学管理和技术知识化进程。提高企业文化危机意识，加强各个阶层工作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劳动力的技术含量以实现生产力的深度革新。工业3.0时代，基本实现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个部门的信息化进程，因此电子计算机操作水平已经是现阶段劳动者的从业基础。我国与德国建立了中德实验室，生产正在向这工业4.0时代迈进，其数字化生产流程更需要科技知识为基础，因此，必须提高企业的经济管理能力，将科学文化知识纳入到管理的重要内容行列，以适应即将到来的知识型经济发展大环境。

二、强化企业经济管理能力的建议

1.形成完备系统经济管理体系

要有优质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才能针对企业经济管理的各个制定子目标，，来确保经济管理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企业在经济管理过程中，要完善经济管理体系，明确并完善各个部门的职能，避免出现多个部门职能交叉或冲突的局面，从而为经济管理赢得时间和效率。

2.重视企业人力资源建设

保护企业发展的智力能量光有完善的管理系统还不够，企业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各种制度的贯彻，国家政策的落实，管理工作的动态运行都需要人力资源的参与。因此，企业应格外重视人力资源建设。毕竟，人力资源建设是企业发展的智能团。人力资源建设稳固，企业的执行力才能提升，企业的管理工作才不会有去无回，企业预期的管理效果才能呈现。

3.管理实现原则性与变通性的平衡

管理的有效性主要是有制度的实施程度来决定的，但是制度的制定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情况综合考虑确立的。但是事情是在发展变化的，制度却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现实的管理中，时常会出现既有制度和现实的矛盾，这对管理是个挑战，既不能愚守制度失了人心，也不能放弃原则降低管理效力。所以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条件就是遵守原则规则，杜绝违法违纪犯罪现象。在处理细节问题上，要学会在不违法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变通。

4.全面提升人员综合素质

现阶段企业的发展中，员工的综合素质是重要的保障。与以往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比，现在的企业正在朝着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方向发展。保证生产效果的不仅仅是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高，愿意为企业贡献所有力量，而是劳动者需要德技双馨，其技能水平对于工作效率有重要意义。因此企业要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来提高企业的生产力质量，其培训要有相关的技术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的业务素质，还要对企业文化进行培训，让员工认同企业文化，信息企业发展，这样才能提高其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三、结语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各个企业的人力资源和物资供应大体相同，竞争的核心是管理水平；并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企业经营面临着人才多样化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跨区域合作生生产问题，这就使得企业成为世界生产中的某一个重要组成环节，因此，当下企业管理能力强弱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所以，明确经济管理的管理要点和意义以及作用是现阶段的重要课题。上文所述，仅供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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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决定的经济形式。这种规定性是不同社会和经济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共性或普遍性;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体现为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性。我国目前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普遍特征外，它还有自己的特点:公有制是占主导地位，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国家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道德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行为的总和，直接反映了社会生产中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它与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伦理道德

特定的伦理道德只是某个时代基于特定民族精神的一种有关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规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伦理道德。不同民族伦理道德可能某种程度上不尽相同，并且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特定的伦理道德只能对应于特定的民族来解释，这有一种内在的民族的独特的个体性的自在价值。柏拉图主义倾向者认为:伦理道德是一种绝对理念，是一种存在于宇宙中的客观的一种绝对的善，一种人类行为，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必须遵守的唯一的善的标准，方式是比较唯一的。伦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哲学和政治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儒家伦理在中国的影响是最深刻的，重视探讨道德的本源。孔子一方面强调“天命”是道德的本源，另一方面也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也承认后天学习对个人道德品质形成的作用。虽然孟子也谈到“天命”，但他认为道德的起源主要是人性本善，试图从人与人的心理和生理方面找到道德的本质和起源。荀子拒绝“天命”的作用，并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并将道德视为人性邪恶的结果。人们认为，礼义道德是“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并将道德与人们的物质需求联系起来。后来，中庸将命运理论与孟和荀的抽象人性进行了融合，并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汉代以后，儒家继承人对道德本质和起源的讨论基本围绕着这些命题。重义轻利。儒家思想一直把“利益”视为个人的自身利益，与义相对立，强调道德原则和规范对人的行为的指导作用。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孟子更是只谈仁义，不谈利益。即使认为义与利是“人之两有”的荀子，也是强调义，认为“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强调正义才能使双方都受益，如果他们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失去双方。儒家主张“孔曰成仁”和“孟曰取义”，倡导奋斗精神和道德奉献精神。孔子仁爱的伦理体系包括孝道，忠诚和信仰等道德。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孔子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可以使人们理解羞耻，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孟轲提出由“不忍人之心”，发而为“不忍人之政”，“认为把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四端，“扩而充之”，就能实行仁政”。［1］在他看来，道德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础和基础。

三、伦理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运行

(一)伦理道德在中西方市场经济中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石，儒家伦理经过时代的演化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经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乏以儒学为范例的古代经济人的形象，其中以徽商为代表，以“贾而好儒”为主张，以“业儒入仕”为最终理想，以儒学的处世之道为其经营从商之道，体现出不为世俗、蝇头小利所困扰的价值追求。荀子提出“先义后利”为儒家经济活动的核心精神价值，在经济活动中，儒家对道德的基本要求都得以体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中“道”为精髓之所在，其道也就是“义”，“义”在精神层次比“诚”更具有道德要求，要想经济活动有效运转，对“义”的追求就是商业经济活动中运转的关键所在。义与诚相辅相成，使平等互利充分体现在经济商业活动中，经济人在进行经济活动中，都互相承担起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儒家伦理在推动经济文明进步发展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体现出了儒家伦理在现实时代经济演变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2］比较抽象地说，经济学是产生于人类对欲望的无限追求以及对稀缺性物品的选择所产生的学说，是以稀缺性和资产概念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伦理学是以善、正义、义务等人性道德概念为基础的研究，其实这两大学科是同源相通的。在现代经济《国富论》创立之前，经济中的伦理道德思考在一些西方哲学家以及神学家的著作中已经开始萌芽了。亚当斯密作为一名伦理学集大成者，他率先从哲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两个方向开始探究经济学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在他看来，六种自然动机产生的自爱、对自由的追求、正义感、劳动习惯以及交换倾向所推动的。［3］社会机制各方面的调试使利益相关系的双方在面对利益冲突时不至于出现明显的对立，从而在产生追求自身利益行为的同时，也能兼顾到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二)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作用

从关系来看，伦理道德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伦理道德即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又使得使公众在心态上得以平衡。当政府将市场经济发展定为快速发展目标时，就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以及社会团体的理解，使参与市场经济的每一个人都能以平和的心态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以保持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任何一个社会集体选择的经济制度，都需要伦理道德对其进行支撑，以理论作为基础，对当时的市场经济情况进行调试以及说明。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理论基础对其市场经济的支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建设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4］这其实也就告诉我们提供理论支撑是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内部要求，也就是说市场经济需要道德伦理为其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证明，这是以理性道德引导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放弃，同时我们也就要以科学的伦理道德思想理论作为基础，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基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都需要与其相符的机制进行调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实际内容来看基本依靠市场调节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政府进行辅助调节。在这种调节机制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机制也能起到调节作用，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习惯或道义调节，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伦理调节。这种调节方式是以伦理道德作为发力点来给予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支撑，即习惯来自于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为的基础是群体道义，而这种道义又为习惯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诺斯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之后指出，即使是在最成熟的经济体中我们也能看到经济个体在其体系中运动时，多数情况是按照体系内部的不成文的习惯在走，而不是已经规定好的文字章程。就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还有许多地方和层面是市场和政府调节覆盖不到的。比如说目前处于国民经济发展边缘地带的广大乡村地区，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仍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仍然未有充足长效的发展，因此政府的控制力不是那么强健，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原本就已经存在且极为根深蒂固的伦理关系来进行调节。不仅如此，即便是城市里面的经济活动也存在着大量伦理调节的空间，比如亲属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等等，这些个体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经济交易关系，自然也就不受市场和政府调节的影响。再者纯粹的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差距极化，这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为了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可以借助道德的力量对人们的收入进行调节。

四、市场经济需要伦理道德的引导是自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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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身是文化的内部构成部分，文化环境则成为文化的外在环境。这种文化“内”与“外”之分的着力点在于“人”，内涵于人的就是文化，外在于人但仍然与人发生紧密联系，构成文化成长、变革条件的就是文化环境。此外，两者的特性更能够将二者加以区分，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文化环境是具体的、当下的，是现实性概念；而文化是具体与抽象、历时和共时、结果和过程的统一。”这样看来，文化环境必定是某一阶段的文化环境，它一旦与历史时期相联系，就会呈现出固定性、常态性。文化则不同，它时刻处于变动过程中，其变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文化和文化环境的相互结合也体现在对于文化和文化环境特性的理解中。就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言，文化环境的当下性包含具体的文化环境，如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文化机制、文化体制、文化方式，这些文化环境因素通过“人”这个发力点，作用于其内部观念、认识等意识形态，从而构成文化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客观条件，最终培育出特定文化环境下的文化内容。

文化环境的作用力并不能影响文化影响力的发挥。文化环境是历史和现实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文化的历史支撑和岁月积淀是文化环境产生、发展和求变的首要前提条件，现阶段文化环境的特质是历史文化因素累积的结果，文化的内需力支撑文化环境的作用力。“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以及个人之间相处的关系，都会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反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文化环境的每一阶段都汲取、扬弃历史赋予的条件，历史的文化有可能在改变后成为现实的直接文化环境，也有可能为时代抛弃，为人们所遗忘。传统民间习俗、精神内涵、民艺民粹，在与现代化的对抗中，直接被重建到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必须重视的重要关系，在现实文化体系的建构中，认真研究文化发展的现状，深刻理解现实文化的逻辑内涵，建构与文化良性互动的文化环境体系，是现阶段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内涵

第一，从经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倡导“义利共生”。在中国传统封建小农经济文化中“义”是内涵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文讨论的“义”是作为传统社会中评价社会成员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价值取向，“义不容辞”、“见义勇为”、“舍身取义”反映了人们追求义的不同层次实践活动，他们为了取义，用行动代替言语，甚至以不惜放弃自我生命为代价，提倡对义的绝对追求。对于“利”的价值取向，人们普遍表示否定。对于“义”的无底线价值追求和对于“利”的全面否定的现状，在社会道德的弘扬过程中，虽然倡导了道德的纯粹性，无疑也忽视了人的合理性需求，遮蔽了人的现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倡导“义利共生”，对利和义作出了层次性划分，使之成为层次分明的极具现实基础的概念。学者光将道德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单纯的为己利己的自利行为,既不损人也不利人,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私自利，这是最低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即‘伦理底线’；第二层次是为己利人或利己利人的互利行为,这是最普遍的道德要求；第三层次是为人利人、无私奉献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倡导社会道德风尚相结合的方式，取代了绝对化的取“义”和舍“利”的行为，等级化的取“利”原则在守住道德底线、弘扬社会风尚的同时，也保证现实社会中个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诉求，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倡导的经济价值取向。

第二，就伦理价值取向的立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谋求“文理并存”。所谓“文理并存”，就是指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适度权衡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赋予科学理性以人文精神，形精神和理性精神紧密结合的局面。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科学与技术结合使人类社会推动经济生产发展、社会生活充实、人类素质提高。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过度迷信和绝对推崇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了“异化”问题。人类被自己所生产出的成果所控制，逐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丧失自我意识，成为科技的衍生物，对自然的绝对破坏危及到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所倡导的伦理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出路就在于“科学建制”和“科学气质”，“科学建制”既是推动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也是发现和消除谬误的严格程序。“科学气质”，按默顿的说法包括“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以及“有组织的怀疑”四方面要素，这是创新精神与求实精神、理性精神的具体体现”〔6〕。因此，应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宣传科学气质和精神，系统建立科学机制和组织，预设性防止人类异化，避免科学技术凌驾于人之上产生的恶果，保证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

第三，从作用机制建构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崇“法德并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德治经济，倡导法律规范力和契约的执行力，也注重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法律规范，用自身的道德力量和外在法律规范并驱的方式在经济活动中倡导公平竞争、合法经营、诚实守信，化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作用机制是法律和道德并驱的机制建构。道德和法律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两者对于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效应，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法律制定和运行主体的人为性，并不能保证法律本身的纯粹理性化，人类的非理性总会作用于法律，影响法律的公平性；就法律的效力而言，针对某个领域发挥作用的法律手段，着力的范围具有局限性，单纯依靠法制建设也会加重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德治的非强制性特点会减弱自身的效力，无法实现道德的作用，其本身的多元化也会混淆视听，加大执行难度，单纯依赖道德力量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明智之举。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内涵起源于“义利共生”的经济价值追求，它合理地提出了解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措施，成为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文理并存”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理念保证，不断调解异化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是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着力点。“法德并驱”的制度建构，在人与物之间建构起合理的桥梁，合理作用方式保障了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是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必备条件。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的建构

良性运转的文化环境是保证文化健康发展的外在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新自觉要求准确定位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合理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主要从文化理想、文化制度、文化方式方面出发，全面地建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文化环境。

（一）文化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目标。

文化理想孕育着文化最深层的底蕴，是建筑文化长城的基石，是体现文化灵魂的关键。“一种文化的独特魅力，首先表现在其特有的文化理想之中”〔7〕。文化理想的建构也不是脱离社会实践基础和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空洞的文化发展目标。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儒家学说提出“天下大同”社会理想基础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想；在革命年代“翻身求解放”社会理想下，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的文化理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传统观念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道德和文化面临重塑的境遇，社会的紊乱连带促动个体道德的倒塌、文化的徘徊及心理的迷惑。参透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文化深层的意蕴，必须首先领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理想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理想应该是“共同富裕”社会理想下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终极目标，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性文化理想，脱离共同富裕基础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缺乏凝聚力的空洞口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应该处理好多元文化的关系，用文化引领众多社会思潮，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尚；平衡文化公益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用文化产业带动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实现文化共享的新局面。

（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文化制度的引导，逻辑顺畅、组织紧凑的文化体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文化环境，文化体制是建立在文化制度方向性把控基础上的体制机理：“一般说来，制度比较原则，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体制比较具体，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体制是制度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存在形式，制度是体制的原则的或本质的规定。”〔8〕保障市场经济正确运行应该从文化制度入手。文化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必须反映出社会制度的特色，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文化制度的首要原则就是保障文化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形成脱离社会制度的文化制度。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文化制度理应保障人民群众公平、自由进出市场经济，维护其合法权益，避免不合法权益对其的侵害。建设先进文化的社会呼吁，暗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赋予文化制度的先进性特质。文化制度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其努力保障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更注重经济建设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文化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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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尤其激烈。一些人认为，自2004年以来，我国“国进民退”的趋势正在加剧，“国进民退”是政府主导下的新一轮国有经济大举扩张，是改革的倒退。典型的案例有中粮入驻蒙牛、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山西煤炭的重组事件、央企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政府四万亿注资大部分被国企分享。针对这些案例，有些人对“国进民退”目前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认为当前国有企业不仅仅在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行业拥有绝对垄断地位。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也正在挤出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

这次“国进民退”争论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对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如何定义的呢？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对国有经济改革做出要求：“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三、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优势

理论上，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国有经济只能存在于一些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而不能够在竞争性领域有所发展。事实上，国有经济除了在石油石化、铁路交通运输、电网电力以及公共服务等行业具有垄断优势以外，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如汽车、金融业、装备制造业、建筑、房地产等行业，国有企业同样具有竞争力。200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从2003年的6家增加到30家。

四、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竞争地位现状考察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大规模经营领域，无论是创新激励机制还是资源配置，国有经济都具有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与非公有制经济实力大体相当。因此，国有经济完全有资格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但是，由于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公有制在收入分配中的自由度缩小，导致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不合理的税收负担，造成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义务上的不平等。

（一）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根据国资委的《2009年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的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为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遵循法律、道德和商业伦理，自愿在运营全过程中对利益相关方和自然环境负责，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履行国家责任，切实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维护国家利益是国有企业的内生目标。

（二）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现代经济庞大的公共开支是由财政预算支付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国有经济是国家税收的纳税大户，国有企业交纳的税款在逐年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国有经济上缴税金突破2万亿大关。其中2002～2009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完成向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的市值为429.68亿元。国有企业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国有企业的税负却比非公有制经济重很多。

第一，国有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相比税负是不公平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研究国有企业税收问题，得出如下结论：2003～2008年，国有企业的税负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税负6年均值达到27.7%，是私有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是其他企业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因此，我国还需要深化财税改革，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第二，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纳税管理也有显著差别。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上缴税赋是国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偷税漏税的动机较小，并且国有企业核算正规，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工作一般比较容易执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偷税漏税的问题则比较普遍。民营企业的私有性质决定了这些企业主观上存在偷税漏税的动机，并且由于我国的民营经济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核算不正规，客观上存在征收管理上的难度。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手段还比较落后，税收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也给了民营企业可乘之机。

五、国有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仍存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国有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够创造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公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承担了不对等的社会责任和税收负担，竞争力受到限制。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努力消除这种不对等竞争现状。

第一，建立垄断国企与竞争国企分开管理的监管模式。国有资本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决定了对国有企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必须分开管理。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公用事业和军事工业等自然垄断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在这类企业中不具备完整的资本性质，应该由国家相关部门直接进行经营管理；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为政府参股或者相对控股的国有股份形式。这类企业满足《公司法》规定的企业独立法人性质，政府应该放手，按市场规律办事，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第二，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和法律建设。制定垄断领域和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标准。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因为其自身兼备社会公共服务性质，因而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它必须在可承受的亏损范围内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对于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要想保持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样的竞争实力，就不应当年复一年的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它应当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履行同样标准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履行也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需要通过修改所得税法来进一步充实和扩大其享有税负减免的实体权利，还要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信贷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来为这些企业享受权利提供程序上的方便。对于逃避社会责任的企业，主要采取宣传教育手段使这些企业认识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意义，倡导企业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但如果企业有诸如越轨运作、违规违法、拖欠工资、偷工减料、欺骗顾客、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则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惩罚。

第三，完善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完善我国税法建设。首先，加快“费改税”的改革进程。将国有企业的一些强制性收费项目转化为特殊的税种，如环境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等，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范税外负担；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切实为国有企业减负；再次，政府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减轻国有企业的“暗负”问题；最后，税收征管部门也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管理，加大对偷税漏税的处罚力度，加强纳税知识宣传，提高民营企业纳税意识。

第四，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和诚信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决定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企业诚信不仅关系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市场体系的正常秩序和运作效率。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