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1.1 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一方面霍桑试验以及人际关系学说的兴起，使得以对人的哲学关怀为主要特征的非理性哲学、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境遇进行反思的存在主义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价值、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又重新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另一方面，20世纪初以来，环境的恶化和各种社会问题所引起的矛盾的凸显，让人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越来越质疑打着科学主义旗帜的教育管理是否果真达到了它所宣称的那种客观的、“价值无涉”标准，抽离了价值来谈人和教育的发展，存在很明显的弊端。由此，一种新的教育管理观孕育而生。

1.2 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

1.2.1 康德哲学

18世纪80年代初期，康德就在《纯粹理性批判》一文中表述了人的认识能力及其范围和限度，认为事物既不是纯粹客观存在的，也不是纯粹观念的东西，而是被划分为“现象界”和“自在之物”世界。格林菲尔德根据康德的“自在之物”感染人的感官从而形成认识这一表述，提出了“组织的人类发明论”，强调组织依赖于个体，因个体的存在而存在，强调人在组织和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差异性和创造性。

1.2.2 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列宁说过“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费耶阿本德采纳了这种思想，并继承性阐释出他自己对于方法论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是阶段性的，而我们想要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未知的实体，因此要保留自己的选择权，不能刚开始就把自己装在一个理论的套子里。同时，他又认为任何的思想理论，都能够改善人类的知识维度，不管它是多么的荒谬和陈旧，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要去克服在此之前业已存在的“科学沙文主义”。

1.2.3 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马克思·韦伯认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并着重解释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成员各自不同的经验对于自己和他人的主观理解和判断。格林菲尔德借用此观点，直接否定了科学主义教育管理在认识社会科学上的理论依据，即研究教育管理现象尤其是研究学校管理上所采用的逻辑实证主义标准。主观主义的这种主张在强调注重研究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机和价值取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又忽视了教育管理领域存在的一些为人所共知的规律，显得失之偏颇。

2 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指导意义

2.1 理论意义

（1）宣扬人的价值的回归——丰富了教育管理研究对象的内涵。教育管理不仅研究成为教育管理问题或对象的事实问题，也研究价值问题。在对于“价值”这一命题上，文德尔班认为：“每一种价值首先意味着满足某种需要或者引起某种感情的东西，”其承载的主体是人。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有如中国女子缠小脚那样，通过压缩来残害人性的一切突出的成分，使一个人根本上迥异于理想中的教育理念。

格林菲尔德认为组织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无所谓组织，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出他把人即组织的成员放在了核心位置，克服了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长期以来只重（下转第43页）（上接第20页）视组织而漠视组织成员的严重弊端，重新肯定了需要通过组织成员解释各类事件来理解学校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关注学校里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学习状况以及对各种日常事务的认知和理解。这种人的价值的回归还体现在对人的非理性发展的重视，重新又把组织管理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所简单机械化的现状拉回到了实际上十分复杂的本来面目。对人和组织、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的重新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丰富了整个教育管理学科的理论体系。 转贴于

（2）重视质的方法的应用——扩展了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的视野。在高校管理方面，仅仅运用逻辑实证等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合理之处，这种局限性和不合理之处表现在对教职员工各自特点的忽视或“同质化”，对高校管理的组织复杂性和历史性欠缺足够的考虑。而“质”的研究更加的符合高校管理的特殊性要求，与单纯数量化、客观化的调查研究相比，“情景化的”、“主体间的”意义解释在面对特定背景下的教育管理对象和问题显得更为有效，尤其是在面对如此庞大的组织系统面前，也更具有人性化。

这种研究方法使得教育研究者们必须深入到学校组织系统中去，通过亲身与研究对象的交流与接触，收集原始资料，分析并进行意义的解释。它要求研究要与一种政治主张相结合，必须建立在“实践中的有效改变”这一信念之上，所有参与者必须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实现这一信念。这种研究方法改变了以往学校管理研究只重视“自上而下”的视角来分析教育管理产生的问题和现象，为学校管理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操作方法。

2.2 实践意义

强调领导的艺术性——提出了学校教育管理新的要求。高校领导者在实现学校这一庞大和复杂的组织目标上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稍微学过管理学的人都知道，梅奥的霍桑试验表明人不仅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理论运动和人力资源理论的普及为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更为准确的说，是一种领导的艺术。它将学校管理的所有活动理解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它更像是麦柯希所表述的那样，“学校是一种从事于对话的文本，这将为转换型的教育对话和实践创造出有利条件，形成一种相互鼓励和提升的关系。”这也是主观主义教育管理价值在高校教育领导实践上的具体要求：高校管理者必须关心教职员工，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培养学校组织成员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但是这在客观上对高校管理者提出了更高也是更为苛刻的要求，即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全面的个人素质，更要懂得根据被管理者不同的需要来实施领导。

参考文献

[1]孙绵涛，罗建河.西方当代教育管理理论流派[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3][美]保罗·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4]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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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一方面霍桑试验以及人际关系学说的兴起，使得以对人的哲学关怀为主要特征的非理性哲学、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境遇进行反思的存在主义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价值、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又重新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另一方面，20世纪初以来，环境的恶化和各种社会问题所引起的矛盾的凸显，让人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越来越质疑打着科学主义旗帜的教育管理是否果真达到了它所宣称的那种客观的、“价值无涉”标准，抽离了价值来谈人和教育的发展，存在很明显的弊端。由此，一种新的教育管理观孕育而生。

1.2 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

1.2.1 康德哲学

18世纪80年代初期，康德就在《纯粹理性批判》一文中表述了人的认识能力及其范围和限度，认为事物既不是纯粹客观存在的，也不是纯粹观念的东西，而是被划分为“现象界”和“自在之物”世界。格林菲尔德根据康德的“自在之物”感染人的感官从而形成认识这一表述，提出了“组织的人类发明论”，强调组织依赖于个体，因个体的存在而存在，强调人在组织和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差异性和创造性。

1.2.2 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列宁说过“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费耶阿本德采纳了这种思想，并继承性阐释出他自己对于方法论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是阶段性的，而我们想要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未知的实体，因此要保留自己的选择权，不能刚开始就把自己装在一个理论的套子里。同时，他又认为任何的思想理论，都能够改善人类的知识维度，不管它是多么的荒谬和陈旧，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要去克服在此之前业已存在的“科学沙文主义”。

1.2.3 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马克思·韦伯认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并着重解释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成员各自不同的经验对于自己和他人的主观理解和判断。格林菲尔德借用此观点，直接否定了科学主义教育管理在认识社会科学上的理论依据，即研究教育管理现象尤其是研究学校管理上所采用的逻辑实证主义标准。主观主义的这种主张在强调注重研究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机和价值取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又忽视了教育管理领域存在的一些为人所共知的规律，显得失之偏颇。

2 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指导意义

2.1 理论意义

（1）宣扬人的价值的回归——丰富了教育管理研究对象的内涵。教育管理不仅研究成为教育管理问题或对象的事实问题，也研究价值问题。在对于“价值”这一命题上，文德尔班认为：“每一种价值首先意味着满足某种需要或者引起某种感情的东西，”其承载的主体是人。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有如中国女子缠小脚那样，通过压缩来残害人性的一切突出的成分，使一个人根本上迥异于理想中的教育理念。

格林菲尔德认为组织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无所谓组织，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出他把人即组织的成员放在了核心位置，克服了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长期以来只重（下转第43页）（上接第20页）视组织而漠视组织成员的严重弊端，重新肯定了需要通过组织成员解释各类事件来理解学校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关注学校里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学习状况以及对各种日常事务的认知和理解。这种人的价值的回归还体现在对人的非理性发展的重视，重新又把组织管理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所简单机械化的现状拉回到了实际上十分复杂的本来面目。对人和组织、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的重新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丰富了整个教育管理学科的理论体系。

（2）重视质的方法的应用——扩展了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的视野。在高校管理方面，仅仅运用逻辑实证等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合理之处，这种局限性和不合理之处表现在对教职员工各自特点的忽视或“同质化”，对高校管理的组织复杂性和历史性欠缺足够的考虑。而“质”的研究更加的符合高校管理的特殊性要求，与单纯数量化、客观化的调查研究相比，“情景化的”、“主体间的”意义解释在面对特定背景下的教育管理对象和问题显得更为有效，尤其是在面对如此庞大的组织系统面前，也更具有人性化。

这种研究方法使得教育研究者们必须深入到学校组织系统中去，通过亲身与研究对象的交流与接触，收集原始资料，分析并进行意义的解释。它要求研究要与一种政治主张相结合，必须建立在“实践中的有效改变”这一信念之上，所有参与者必须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实现这一信念。这种研究方法改变了以往学校管理研究只重视“自上而下”的视角来分析教育管理产生的问题和现象，为学校管理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操作方法。

2.2 实践意义

强调领导的艺术性——提出了学校教育管理新的要求。高校领导者在实现学校这一庞大和复杂的组织目标上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稍微学过管理学的人都知道，梅奥的霍桑试验表明人不仅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理论运动和人力资源理论的普及为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更为准确的说，是一种领导的艺术。它将学校管理的所有活动理解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它更像是麦柯希所表述的那样，“学校是一种从事于对话的文本，这将为转换型的教育对话和实践创造出有利条件，形成一种相互鼓励和提升的关系。”这也是主观主义教育管理价值在高校教育领导实践上的具体要求：高校管理者必须关心教职员工，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培养学校组织成员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但是这在客观上对高校管理者提出了更高也是更为苛刻的要求，即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全面的个人素质，更要懂得根据被管理者不同的需要来实施领导。

参考文献

[1]孙绵涛,罗建河.西方当代教育管理理论流派[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3][美]保罗·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篇3

在教育管理活动中，控制主要是人对人的控制过程，换言之，教育管理的控制是以活动主体（人）之间信息的双向交流为基础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都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发出者，但是他们并非只是接收或者发出信息这种物质形态，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意识，这里便有一个双方如何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中所承载的意识的问题。理解必然需要一定的知识为基础，于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控制过程的运作机制，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教育管理控制的基础――信息传递。

一、信息传递的障碍分析

1.信息传递模型。人们传递信息，作用之一是让信息接收者了解原来所不知道的事情。描述这种信息传递过程的是一般信息传递模型，即：信源 发送机 信道接收机 接收者 。

如果重点描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而把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所依赖的所有媒介都看作信道，则得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模型，即：信息发出者的大脑 发信息器官（嘴手等）信道接收者的器官接收者的大脑。[1]

但是，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信息发出者的目的是通过传递信息来影响或控制信息接收者的行为。这时，信息发出者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单纯把信息传递出去，而是要根据信息接收者的反应不断地调整自己所发出信息的内容和形式，使信息接收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管理控制的目的。其信息传递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然而，根据我们前面对信息的理解，对于人来说，信息是与人的意识体验紧密相联的，对于信息发出者，他发出信息往往是因为其大脑中存在着某种意识；而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他接收到信息之后同样要产生一种意识体验。所以，我们认为教育管理控制过程中的信息传递主要是对意识的传输。这里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意识传输理论。

2.意识传输模型。在人与人之间，除了物质的变化运动之外什么也感知不到。所以，传输意识也就无法以裸的意识运动的方式实现，而必须借助某种物质运动的形式，即传输意识必须利用物质载体，这种载体就是信息。在教育管理控制过程中，管理者的意识以物质载体即信息的形式发出，被管理者把这些信息接收下来，把它在自己大脑中转化为的意识，据此，被管理者才能发出反馈信息（此时被管理者是信息的发出者）。如图2所示：

3.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偏差。从上图可看出，意识的传输者和意识的接收者，所产生的意识可能并不相同，即管理者想传输的意识与被管理者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而体验到的意识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因为，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接收者接收到信息后还需要一个把信息转化为意识的过程，即一个从信息中析出意识的过程。显然，意识的析出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信息接收者必须有与对方相对应的语言知识。假如信息的发出者用英语，信息的接收者却只懂汉语，接收者就无法从对方发出的信息中析出任何意识。其次，如果没有一定的逻辑思维知识，就难以推出所要求的结论性意识。最后，如果没有与对方相应的专业（行业或工作）基础知识，也难以析出相应的意识内容。例如，对出纳员讲化工产品的配料如何改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信息接收者要从信息发出者的信息中析出（客观）意识必须具备三种与对方相应的原意识：语言知识（知道如何解码和编码信息）、逻辑思维知识（知道如何推理）、对应的行业知识（为逻辑推理提高依据）。语言知识使接收者能够懂得对方所表达的语义，逻辑知识使接收者能够从前提意识推出结论意识，专业知识使接收者能够在本行业的特定活动内来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它与逻辑知识是不可分离的。[2]

二、信息传递障碍的解决途径

要解决两者意识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双方有共同的语言知识、逻辑知识和专业知识基础。

1．语言知识。从事教育管理活动的人在教育管理控制过程中是以语言（包括文字）为媒介来相互传达意识。语言交际是人和社会的重要的组织化机制,语言或者说言语既是个体的行为,也是社会的行为。语言交际必然要受社会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的制约,一个民族现有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民族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因此其语言表达也不尽相同。当使用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个体之间形成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时，这种对共同语言知识基础的要求就变得更为强烈了，原因十分明显：假设，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一方使用汉语，一方使用外国语（这种情况在当前国际合作办学中会时有发生），或者双方使用不同的地方方言（这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或者双方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地区办学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又或者一方使用普通话，而一方坚持使用地方方言（这在我国大力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也是常见的一种现象），双方之间不知道对方所使用的语言的每个基本发音指代的是什么、每个基本文字符号指代什么、每个基本发音和每个基本文章符号之间是如何联合起来表达意思的，那么他们之间是无法进行沟通的，正常的管理活动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所谓需要有共同的语言知识，就是表示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能够理解对方所使用的语音和文字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关系。用信息学的话来说就拥有对对方发出的信息进行解码和编码的知识。这里的语言知识主要指语音（知道对方所使用的语言的每个基本发音指代的是什么）、文字（知道对方所使用的每个基本文字语言指代什么）、词汇（知道每个基本发音、每个基本文章符号之间是如何联合起来表达意思的）、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基础知识。那么，这是否表明使用同种语言的个体之间就自然地具有了共同的语言知识基础呢？也不尽然，因为语言既受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的制约，又受个体表达的创造意愿的约束。个人的表达方式既是一个民族有史以来的语言经验的积累，也是一个人一生的语言经验的积累。所以，每个个体即使在表达相同的意思时，也会有各自不同的表达习惯，相互了解对方的语言表达习惯，也是对共同的语言知识基础的一种要求。

2．逻辑知识。语言的任何陈述、描述或者报道都是在完成一种行为，因此除了有关陈述的真假问题之外，言语还有是否恰当等问题，这便是一个是否合乎逻辑的问题。这里，我们首先用一个事例来说明逻辑知识基础的作用：一天，秘书送一份材料给领导参考，领导看后说：“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有水分。”（a）并问秘书：“你说是不是？”秘书想：统计数据是我到有关部门作过核对的，都有真凭实据，根本不存在“桌面上出世的”的估计数，何来水分？但又觉得，在领导面前说话还是婉转点好，于是作了如下回答：“我想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没有水分。”（b）秘书的用心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领导听了回话后，不自觉地置之一笑。领导为什么笑呢？这实质上涉及一个逻辑问题。因为（a）、（b）两种句式，在逻辑上称为“或然（可能）肯定判断”和“或然（可能）否定判断”，一般简写成：

（a）S可能是P（或然肯定判断）

（b）S可能非P（或然否定判断）

根据逻辑学原理，（a）（b）之间属于蕴涵关系。这就是说，当你说S可能是P时，S可能非P已经蕴涵其中，即S可能非P是S可能是P的应有之义；反之亦然。在上举实例中，当领导说“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有水分”时，也就同时寓示着“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没有水分”秘书以（b）作回答，除了重复领导所寓示的意义外，别无其他任何意义。也就是说，秘书反馈的有效信息量是零，这对管理者的控制活动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教育管理控制活动中要实现有效控制，关键是活动主体之间的语言理解问题。理解特别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理解必然需要逻辑分析和逻辑活动穿插其间，必然要深刻领会彼此的语言逻辑特征特点、规律规则以及相互间的逻辑差异与共同，即是说，在理解过程中，或多或少要涉及言语的逻辑问题。这是由任何语言都有其语音、句法、逻辑等规则所决定的。理解过程中不可能不需要逻辑思维的参与，从而逻辑知识也是不可少的。这种理解不仅是要求接收者理解原文或原话而且要求对包含的思想进行整理。这种思想的整理过程表面上是语言表达过程，深层次上就是接收者思想的逻辑处理过程，即首先感知原文的诸多零碎的思想（词义、句法、结构等，如果是外语还要考虑文化的问题。）然后将这些获得的零碎思想进行逻辑处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理解的过程也就必然要求活动主体双方有着相应的逻辑知识。而且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这种逻辑与特定的专业知识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在教育管理活动中，这种逻辑知识不仅是形式逻辑的知识更是辩证逻辑知识，是教育逻辑学的知识。[3]

3．专业知识。管理作为一种依附性的活动决定了管理者还需要有本体活动的相关知识，才能与从事本体活动的主体（被管理者）进行恰当的交流。所谓“外行”对“内行”的管理由于双方之间交流的困难终会对管理活动和本体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这种与本体活动相关的知识，我们就称之为专业知识。在教育管理活动中也就是要求教育管理者有相关的教育、教学知识。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校管理者和各级教育行政人员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特别是学校校长。关于教育管理人员专业化，相关研究者已经有很多的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三、解决途径的局限性

上面我们给出的意识析出具体图示依然是简化了意识析出的过程，更真实的意识析出不仅仅是三种知识基础在起作用而是信息接收者的整个主体认知图式在起作用。主体认知图式的组成部分包括：主体的观念、意志、个性、情感、动机、需要等，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主体认知图式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很难达到一致，这就导致两者的意识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经过双方相互之间信息的多次反复传递，两者的意识是有可能趋于相同的。这里我们应该遵循西蒙的满意原则，只需要两者的意识大体相同，能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就可以了，而不必强求完全相同；但是无论怎样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具有相应的知识基础对于提高整个教育管理活动的质量和效率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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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化，学者们发现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的，决定企业竞争绩效的关键因素是企业掌握的知识，知识基础观(KBV)由此形成。知识基础观认为，企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建立、应用、整合相关的知识，提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企业的优势存在于它们卓越的知识创造与能力获取中。拥有普通技术知识和一流市场能力的公司总是打败了拥有一流技术知识和只有普通市场能力的公司，营销能力的缺乏使企业无力获得丰厚的商业回报。因此，在理解企业间的绩效差异时，必须考虑企业的营销能力。

一、知识基础观与营销知识管理

企业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而存在，企业内的知识，尤其是一些默会知识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现有知识存量形成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发现机会、配置资源的方法。知识构成了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这种知识资源的异质性解释了企业间绩效的差异。1994年，企业知识基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野中郁次郎(Nonaka)提出了著名的SECI知识管理模型。SECI模型把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间的转化，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之间的转化概括在一个动态流程图下。他创造了知识创新的四种基本模式，这些模式形成一个“知识螺旋”，体现了企业的知识进化过程：知识从隐性到隐性的社会化模式、从隐性到显性的外显化模式、从显性到显性的组合化模式和从显性到隐性的内隐化模式。

如何定义和测量营销知识，目前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Moorman和Miner(1997)把营销知识定义为“通过信息获取、信息传播、信息解释和组织记忆而产生的市场信息”；Kohli和Jawors—ki(1990)从市场导向视角定义营销知识，主要包括市场知识的生成、传播和响应；Hanvanich、Droge和Calantone三位学者基于Srivastava和Bohn等学者的研究，将营销知识定义为对于内嵌于产品开发管理、供应链管理和顾客关系管理的营销过程的理解程度。以往的营销知识概念大多片面地强调与市场有关的信息，尤其是顾客知识和竞争者知识，而忽略了学术界所形成的市场营销理论和营销实践工作中积累的营销工作程序和惯例。营销知识是关于如何有效开展营销活动的理论、市场信息和营销程序与惯例的总和。基于上述营销知识的定义，我们将营销知识管理视为：是系统地规划营销知识的过程，是建立相应的组织，创造、传播和创新营销知识的一系列过程，其对象是企业从事市场营销活动所需要的各种隐性与显性知识，包括来自市场营销理论界的营销理论知识、来自市场环境中的市场知识以及来自企业内部的关于如何执行日常营销工作的程序和惯例。

二、营销能力的内涵与关键子能力

(一)营销能力的内涵。最早意识到营销能力重要性的学者是Buchele(1962)，他对营销能力的内涵和营销能力的质量进行了敏锐的思考。他认为营销能力是指企业将营销资产捆绑在一起的胶水，可促进营销资产在市场上的有效配置。Hooley等学者(1999)针对营销理论界对于营销能力的构成及它们所影响的层面仍存在混乱的问题，提出一个由营销文化、营销战略和营销操作构成的营销能力层级模型。他们认为营销能力是一个整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企业收集的知识、技能和资源应用于市场相关的需求，使企业为其产品和服务增加价值，并应对竞争的需要。总之，营销能力是在执行营销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对基础营销资源进行配置，营销能力正是在对基础营销资源不断的“试错”式的配置中得以提高；营销能力的形成以实现营销活动的目的为导向；营销能力是长期营销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组织和员工是营销能力的载体；营销能力是一种才能的存量，这意味着这种存量可以创造、增加，也会耗蚀。

(二)营销能力的关键子能力。营销能力包括三个关键子维度：市场感知能力、顾客联系能力和品牌建设能力。市场感知能力是企业在配置基础营销资源，感知市场趋势，做出相应决策和行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存储于组织和员工中的才能存量，包括两个维度：营销政策调整情况和新产品开发数量。顾客联系能力就是企业在配置基础营销资源以识别、建立、保持和提高与关键顾客关系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存储于组织和员工中的才能存量。衡量顾客联系能力的成效有：来自经济的维度，顾客保留率；来自感情的维度，顾客满意度。品牌建设能力就是企业在配置基础营销资源以建立、维持、提高和保护品牌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存储于组织和员工中的才能存量，包括三个维度：品牌的市场领导地位、品牌的稳定性和品牌的地理传播性。

三、营销知识管理与营销能力的整合机制

(一)基于KBV的营销知识的动态转化过程

1　组织自身知识与外部组织知识向内部员工Ⅰ型隐性知识的转化。组织通过历史积累，已存储了一定的显性营销知识(如营销理论、执行营销活动的书面化程序等)、隐性营销知识(如营销活动中员工自觉遵守的非书面化的工作惯例)和外部组织知识(如竞争者和供应商拥有的与需求、竞争有关的营销知识)。组织员工通过培训、学习及与外部组织沟通，便会吸收这些知识。此时员工的知识还未在工作流程中得到检验，只是员工头脑中所形成的一些初级的知识，我们称之为内部员工Ⅰ型隐性知识。

2　内部员工Ⅰ型隐性知识向Ⅱ型隐性知识的转化。在组织员工应用Ⅰ型隐性营销知识不断解决营销工作问题的过程中，内部员工间、内部与外部员工间频繁沟通和交流，逐渐积累起许多有关营销理论、市场信息和营销程序的新的理解，Ⅰ型隐性营销知识上升为包含应用心得的Ⅱ型隐性营销知识。

3　内部员工Ⅱ型隐性知识向内部员工显性知识的转化。具有营销知识管理意识的组织，会建立一种鼓励内部员工通过内省把自己所掌握的隐性知识书面化的激励机制，这样，可以防范因员工个人离开组织而带走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隐性知识。通过内省机制，组织的知识得以传播、延续和更新，实现了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惊险的一跃”。

4　内部员工显性知识向组织自身知识的转化和向外部组织的传播。经过内部员工内省并书面化而得到的知识是零碎的，知识管理部门对这些知识进行分类、汇总，整合成为系统的市场知识、工作程序和惯例。整合后的营销知识保存到组织的知识记忆库中，进入到新一轮的营销知识的转化循环。内部员工在与外部组织的接触中，将把自己的显性知识传播给外部组织，增加了外部组织关于企业的信息，也促进了企业的品牌形象提升。

篇5

按照世界经合组织的说法,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会计的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把握知识经济的特征,提供多样化的信息。由于管理环境的变化,要求管理会计系统提供管理过程的“长期战略”信息、提供“服务”、“交货时间”等信息;而这一切都需要传统管理会计目标发生转变,由原来以“成本”为中心,转变为以“增值”为中心,继而转变为以“核心能力”的培植为中心。 企业只有具备核心能力才能持续获得价值增值

二、要求现有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革新

1.合理计量智力资本

20世纪80年代,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8%,有形资产为62%;90年代,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为62%,有形资产为38%;21世纪,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为85%,有形资产为15%。

传统会计模式注重有形资产的计量,而知识经济下,知识等无形资产的贡献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其他实物资产,为了有效地管理企业的智力资本,同时也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价值,就必须对智力资本进行计量和报告,知识经济下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知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而人是知识的创造者,只有准确的计量了人力资本和其他无形资产的价值,才能正确计算企业的价值,做出正确的决策。

2.成本计算和管理方法要求随之改进

在管理会计中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必须作革命性的变革,以“产品”为中心的成本计算将被以 “作业”为中心的作业成本计算所代替。随着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领域的渗透,将会引发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和人工成本的显着降低,当前的管理会计方法已不能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如制造费用的分配,一直以来,对其主要是以直接人工工时为分配标准,而随着高新技术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工成本在产品成本的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少。因此,如果制造费用的分配仍以工时为标准,必然会使产品成本信息失真,企业据此做出的短期经营决策和业绩评价,就可能出现较大失误。

3 .要求存货管理模式的改变

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范围内的网络支付、网络采购等活动都可在网上进行,传统存货模式受到挑战,“零存货”的概念有可能成为现实。存货乃是一种资源的闲置,它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果,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应该务求“及时适量”生产,预防产生存货堆积的现象,以至于逼近零存货。传统管理会计中对存货的处理方法已不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

三、要求改变对现行投资方案的评价

目前的投资方案评价,主要是考虑企业的财务效益。目前管理会计所采用的决策评价标准主要是利益最大化(成本费用最小化)和现金净流量最大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投资主要以智力投资为主,随着企业投资的取向从物力投资向智力投资的转变,管理会计决策方案的评价标准也 将从单纯的以财务效益为重点转向财务效益和综合信息并重的评价标准体系。投资的评价和选优,应以方案可能产生的全方位效益为出发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产品价值的大小将主要由其具有的知识含量或技术含量决定,因而经营决策的重点应集中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如何通过适当地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使企业产品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值。

四、要求管理会计加强对非财务信息的重视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的非货币信息将充斥于社会经济的每一个角落,要求企业的管理会计人员及其他各个责任中心从中选择对本企业有用的信息,即利用管理会计所提供的非货币性和货币性信息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有时非财务信息的影响甚至超过财务信息。例如,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引进人才的未来效益、引进高级制造技术的长远利益等,都关系到企业全方位的效益。

五、知识经济要求管理会计着眼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而不是仅仅关注企业的生命周期

现行的管理会计仅考虑生产者所承受的成本,而不反映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者所承受的成本,不仅包括购买价,还可能包括与安装、运行、支持、维护、丢弃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应该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引起企业产品的设计者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