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语言艺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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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简介]林明贤，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华文系讲师，硕士，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9―0159―04

董君君，本名黄秀琪，是菲律宾著名华文女作家。她祖籍福建省泉州市，1939年生于马尼拉，曾就学于马尼拉培元中学和中正学院师专，获过菲律宾“王国栋文艺基金会”小说首奖、“菲华文经总会”小说奖、“联合日报柯俊智文教基金会”小说奖等。董君君的小说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讲述“故乡旧事”，如长篇小说《家》、短篇小说《五块大洋》《巧搭祖厝》等；二是反映马尼拉市井小民的生存状况，如《拉雾的故事》《黑豹与哈巴狗》等。她的小说“故事无甚稀奇，却亲切感人”，不甚经营细节，却另有别致。之所以“亲切感人”，之所以“另有别致”，这与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董君君的小说语言艺术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浓郁的闽南乡土特色

董君君自幼旅居菲律宾，但对于祖籍地的大陆原乡却思恋至深。读她的作品，我们听到的是不绝于耳的乡音，感受到的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情。菲律宾华文作家林忠民对董君君的小说语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董君君的故事固很动人，但最特出之处，还是在文中正确地保存闽南方言，不论雅俗，兼收并蓄，可谓巧夺文功。这应是很好的历史见证。如果她不是独树一帜，亦少有同样的作品。”董君君善于运用闽南方言词语、俗语及歌谣等来刻画当地华人和菲人的生活，是菲华文坛“乡土语言派”的代表。如《肚脐眼的橘树》：“……有我阿爸阿母活得这么苦的，也有阿姨阿妈那样的‘上国人’，千户百门没得选的‘番客婶婆’、‘番客子(九王)’荫他们手足不沾水，穿金戴银，连牙齿都镶金的，找遍五乡八镇唯有这家‘好命人’。”这段文字真实表达了一个螟蛉子的切身感受。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不少闽南方言词语，如：“阿爸”(父亲)、“阿母”(母亲)、“阿妈”(奶奶)、“番客婶婆”(华侨妇女)、“番客子(九王)”(儿子丈夫都是华侨)、“好命人”(命很好的人)等。这些方言词语出自主人公―一个生于闽南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之口，读来让人觉得亲切、自然。我们知道，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中，有90％左右的人祖籍在福建的泉州、厦门、漳州等闽南沿海地区。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不会讲普通话，但几乎人人都会讲闽南话。闽南地区的方言及民间习俗对菲律宾的华侨华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董君君自觉地将乡音乡语融科作品中，使其作品更加贴近菲律宾华侨华人的生活，更加为当地的读者所喜闻乐道。

除了吸收闽南方言词语外，董君君对于闽南方言俗语和民谣的运用也极为娴熟，常常是信手拈来。在《肚脐眼的橘树》中，作者引用了“一窝鸡难免有一只癞痢头”、“好儿好七桃(好玩儿)，歹儿不如无”、“万金买不到亲生子”等十多条闽南地方俗语以及“天黑黑，要下雨，海龙王，要娶妻，猪吹箫，狗打鼓……”等三首闽南歌谣。这些俗语和歌谣，真实地反映了闽南人的传统思想与观念，同时也折射出闽南地区的文化风貌。又如《黑豹与哈巴狗》：“上帝创造大地万物各从其类。菲谚语有句话说‘仙突树不会结芒果’，而中国有句俗话说‘劣竹出好笋’――卑微的父母养出‘出类拔萃’的儿女多的是。”在这段话中，作者引用了菲律宾谚语和闽南俗语。仙突树和芒果树都是菲律宾常见的果树，仙突树的果子是酸的，而芒果是甜的。以“仙突树不会结芒果”这句谚语为喻，是为了说明“龙生龙，凤生凤”的道理。“劣竹出好笋”是闽南的一句俗语，意为卑微的父母也能培养出优秀的子女，这正好与菲谚语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以“劣竹出好笋”这句闽南俗语来反衬“虎父犬子”的亚冷与依利这对父子，具有讽刺意味。这些闽南方言俗语与歌谣的运用，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与感染力。

作家能否在创作中使用方言?董君君的作品为我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只要在吸收方言时注意以通俗、明了、恰当、传神为准则，就能使方言成为大众接受的语言。这正如新加坡著名华文作家赵戎所说：“作家对于方言的吸收，是有积极作用的，他要使那些有用的方言成为能够通行各地的大众语。那么，所谓方言，其实经过洗炼，已成大众语了。”

二、鲜明的菲律宾本土色彩

对祖籍地的大陆原乡，董君君怀有一种血缘上的亲近感，而对于孕育她成长的菲律宾，董君君更是充满了挚爱。她说：“我生于千岛，长于千岛，懂事于千岛，所以我写熟悉的千岛――千岛的人和事。”董君君不仅仅满足于写“千岛的人和事”，她巧妙地将千岛所特有的物产与自然景观化为具有某些象征意义的文学意象，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特色。在《她又来了》中，作者这样写道：“她来了，满头白发蓬松，一支发夹随便挽个髻堕在脑后，多皱的脸上，老人斑像菲律宾地图上的千岛浮现海面。”菲律宾素有“千岛之国”的美称，作者以“千岛”来形容菲妇“沓寿太太”脸上的老人斑之多，既生动直观，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卷发兄弟》中：“马莉亚……搂着椰树干似的两个儿子，嘴里一叠声说道……”我们知道，椰树是菲律宾最常见的经济树种。这里用“椰树干”作喻体，突出了“卷发兄弟”高大强健的体魄。《神蓝》里有这么一段描写：“在花丛中打滚的子建发现了一朵小小的茉莉花，那么洁白，那么清芬，叫他的眼睛发亮，怦怦心跳，虽是那么惊鸿一瞥，却挥也挥不掉，忘也忘不了，这一朵小小的茉莉花开在谁家篱间却无从知悉。”茉莉花是菲律宾的国花，遍布菲律宾城乡的每个角落，深受菲律宾人民的喜爱。作者将主人公“庄子建”偶然遇到的心仪女子比喻为洁白清香的茉莉花，十分贴切，同时也契合菲律宾人民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

地震、台风和雷电是菲律宾人最熟悉不过的自然现象，因而也成为董君君小说中最常用的文学意象。《警?匪》中：“可比里茨特十级地震的菲律宾绑票勒赎，不断发生，使千岛之国天摇地动。”把频繁发生的绑架勒赎事件与“里茨特大地震”作类比，强调它给社会治安带来的严重危害。《黑豹与哈叭狗》：“一席话‘龙卷风’似飓得黑巷飞沙走石，蝇虫不敢附在我们明亮的玻璃橱上。”《五块大洋》：“董安当机立断，转头对身后的乡里人说：‘退到十尺之外去，速退!’话如强风刮起，把夏蟆、银来等一伙人刮退十尺外。”分别以“龙卷风”和“强风”为喻，突出了“L警官”和“董安”话语的威慑力。《铺板上的生命》：“扛猪仪式像股小龙卷风，刮得全村大人伸头，小孩跟着，嘻嘻哇哇的……”则借“龙卷风”来形容扛猪仪式在村里引起的轰动效

应。《酗酒者的儿女》：“小弟小妹就在这水深火热的夹缝中，相继来到这不时刮龙卷风的家，被吓大的。”这里的“龙卷风”暗喻家庭的暴力――父亲对母亲的殴打与斥骂。“砰的一声巨响，门被台风刮开似的，父亲大着舌头，咕噜咕噜胡言乱语着，时而鬼叫一声，接着椅子被掀倒的声音雷似的炸开。”门像“被台风刮开似的”，强调父亲撞门的力量之大，而“雷似的炸开”，强调声音之大。通过“台风”和“雷声”这两个意象，表达了少年的“我”对嗜酒如命的“父亲”的恐惧与憎恨。《墙外枝桠》：“电话铃声像闪电似的割破水淹的空间，琼琼立刻抓起电话聆听。”将电话铃声比喻为“闪电”，则烘托出一种突如其来的紧张气氛，令人顿生惊悸之感。

董君君善于抓住菲律宾各种物产和自然景观的特点，或用来刻划人物，或用来渲染氛围，既形象又贴切。有意识地运用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学意象，这是董君君对文学语言本土化的大胆尝试。实践证明，这种尝试是十分成功的。

三、通俗易懂、文言一致

董君君的小说多用口语句式和朴素的语言，具有通俗易懂、文言一致的特点。如《拉雾的故事》：“贫民窟里，流鼻涕、光屁股、鼓着大肚子、脸有饥色的孩子密密麻麻的。烤箱似的破屋里，挤满了差距一岁的萝卜头，白天在泥泞途中活动，或过早地在垃圾堆里捡拾讨生活。常见一辆小板车，哥哥们推车，半裸的年幼的弟妹坐在车中，和那些空铁罐、碎玻璃、废纸、塑胶废料脏成一堆。这些东西从垃圾堆里捡来，可以换钱买东西吃，就这样能活就活下去，能长大就长大罢。”这段文字没有一个冷僻的词，都是常用的字词。作者仅是用一些浅显的词语和口语化的短句，就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菲律宾贫民儿童的生活场景，让人读后不禁为这些孩子恶劣的生存条件与渺茫的前途深感担忧。

众所周知，文学语言是在大众口头语的基础上产生的。大众口头语来自于生活，是丰富的、新鲜的，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但它也包含着粗糙、不明确的成分。因此作家在创作时，不能单纯记录或完全照搬大众口头语，而必须对它进行提炼和加工，才能成为优美的文学语言。董君君的语言非常大众化、口语化，但却能时时焕发出“智慧和艺术”的光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她善于运用通俗的比喻。如《六无》：“我和爱娥的婚姻，像灶上壶里的冷水，时日是柴火，日温，夜温，温出了感情。”用逐渐升温的壶中水来形容日久生情的婚姻，既通俗又形象。《呼叫――七五，七五》：“华人如围栏里被狼偷袭的羊群，骚动着，挨挤在一起，吁吁哀叫，今天一只被狼爪拖走，后天再一只被衔去……”将深受绑架勒赎之苦的华人比作被狼偷袭的羊群，非常贴切，同时也表达出作者的辛酸悲愤之感。《做老婊的女人》：“几十年来她只是一个陀螺，命运是抽她的绳子，她不得不转……不得不转……”用绳子带动陀螺不停地旋转，这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一种游戏，作者以此来比拟主人公无力自控的命运，实在令人称绝!中国现当代作家孙梨曾说过：“质朴的形象，大都是用人民生活里习惯的认识、比喻，使大家能理解领会，能立刻感到那描写的好处和趣味。”董君君使用的正是“人民生活里习惯的比喻”。她作品里的比喻非常之多。这些喻体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却十分生动和形象。它们不仅使人形物状活灵活现，而且起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四、幽默风趣、俏语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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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明威是美国历史上二十世纪著名的小说作家，其一生写作了大量的小说，其中很多部作品影响十分广泛，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读者在阅读其作品时均有这样的感慨，海明威小说的语言是简单、凝练和含蓄的，其中没有冗繁的语言，人们称海明威作品是“冰山风格”。与当时流行的繁冗文风相比，海明威的作品风格则是清新简约，这种独特的风格艺术形式后期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赞扬，并有一批学者对其语言风格进行了研究，但是笔者纵观文献发展，后期针对海明威小说语言风格进行研究的理论文献均没有分析这种风格产生的原因，而风格特色概括也不全面。

二、海明威小说中的语言特色

（一）简约的语言富含深刻的情感

海明威小说的语言是简约的，这种独特的“冰山风格”语言形式实际上是集众多优秀小说家语言特长而形成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形成具有自我语言特色的艺术风格。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很多事物和场景都是现实生活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十分简单的，很多画面是最为普通不过的画面，可贵的是小说家正是对这些画面和情节进行真实的体现和展示，并在描述中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因素，语言简练但不简单。小说家的情感往往又采用了隐藏式的处理手法，将更多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让读者发挥自我想象力，体验作品中凝聚的故事核心思想以及丰富的思想精髓，从而使读者形成一种文字简单但情感深邃的艺术宣传效果。同样海明威在事物勾画和描述中，也主要是通过事物的简单的外在描述，但赋予事物更多的思想情感，形成事物与情感的统一，这有利于与读者产生共鸣，艺术感染力得到有效增强。

（二）精炼的口语化语言赋予事物情节的生动与逼真，增强读者情感体验

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其语言形式是十分口语化的，即使对于深厚思想情感的表达，海明威也是运用了十分精简的语言，而不是采用华丽、细腻的文字进行修饰。这种口语化的语言给读者的感觉往往是清新的，但是其语言艺术效果更加浓重。这是因为海明威小说语言尽管平实，但是却是小说家精选和提炼的，小说写作中他经常采用省略手法，对一些选择性词语进行筛除，例如在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中，绝大多数小说家均是通过点名的方式进行划分，但是海明威并不需要这种繁琐的方式，对于复杂的人物关系他则是将其关系隐藏于口语化的对白中，日常的口语对白即使没有点名道姓，读者也清晰地了解其中的人物关系，这种理解又需要细细地阅读，严格有逻辑，即使忽略了最简单的一句对白，也有可能就会出现人物关系的混乱。

海明威正是利用这种口语化的对白，借用省略的手法，使小说语言简单但不减缩，在口语化的语言中，一些复杂的关系得到梳理，内容更加清晰，人物关系更加有序，读者阅读起来情节感觉十分生动有趣，现场是逼真的，由于自己就在对话当中，读者的体验式情感增强。

（三）象征手法和简约含蓄的语言赋予普通事物深刻的思想内涵

海明威在写作中，常常借用一些简单的事物来象征复杂的情感，这些事物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作者正是利用象征的手法赋予了普通事物的深刻思想，从而使小说形成独特的语言艺术效果。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为例，其中就是运用了多处象征。《老人与海》讲述的是老人与鲨鱼搏斗的故事，在整篇小说描述中，海明威所运用的语言都是朴素、简单的，但是故事却不失生动性。这是因为小说家在其中运用了象征手法，大海无疑是当时整个社会背景，尽管具有美丽的一面，但是也存在黑暗凶险的一面；老人与海进行搏斗，象征着正义力量与旧势力的战斗；突出老人的勇敢，实际上象征着对正义力量的赞扬。由此可见，小说家正是通过这一微小的故事折射其强大的思想精髓，赋予了这一平凡事物深刻的思想，这正是小说家语言的独特魅力。

（四）内心独白的语言艺术手法突出了小说的主体思想

海明威的小说中，往往对人物内心的活动描述十分细致，突出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内心独白的写作手法十分常见，这种手法的运用不是小说家故意的行为，而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行动，内部独白手法的运用，往往使小说的主体思想更加突出。例如在《永别了，武器》中，多处描绘了“她死了，怎么办？”这一内心独白，虽然多处运用但是并不显得重复嗦，正是通过这一内心独白，描述出了主人公内心的焦躁不安。读者通过这一句又一句内心独白的灌输，产生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小说的中心主题更加明确和突出，艺术效果更加明显。

（五）可视化语言艺术，增强读者感悟和思考

海明威不是一个哲学家，因此其小说写作中没有沉淀对生活的思考，也不能像哲学家那样提出哲理性的语言；海明威也不是一个艺术学家，不能像艺术家那样对生活的抽象进行描述，因此在形成自我语言艺术风格中，他利用简约的语言，通过可视化的场景来勾勒自我的情感，他不对读者进行直接教育和指导，而是利用简单的事物和故事带给读者以启迪，引发读者自觉的感悟和思考，让读者自我去体会。因此海明威小说中对事物的描述就是客观的，可视的，其语言的经典即使用电视画面都没法表达其震撼效果。

三、海明威小说语言特色的形成

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海明威小说语言艺术是独特的，其用简约的语言赋予了事物和情节深刻的思想情感，阐明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海明威小说语言特色形成是在前人优秀语言技巧基础上进行提炼，并凝聚自我生活背景的沉淀。

（一）吸收前人优秀语言技巧，提炼成为自我独特的语言形式

海明威独特的语言艺术与前人优秀的语言技巧运用分不开，他在借鉴众多语言大师的成果之上，对其优秀的语言成分进行把握和提炼，形成了自我独特的语言形式，因此，海明威的语言凝聚了自我的心血，也吸收了前人优秀的语言成分。

尽管海明威对前人语言技巧进行了借鉴，但是他并没有一味地模仿，而是不断地学习和提炼，运用自己扎实的语言功底，形成其小说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使其与其他的小说家的语言风格分开，海明威的小说语言艺术不仅造就了语言丰富多彩，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产生了情感共鸣，其简约的语言形式还被后来大量的小说家所模仿和借鉴。

（二）语言艺术是其生活时代背景的体验和沉淀

语言艺术来源于生活，海明威小说语言艺术的形成与其生活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海明威生活的年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生活赋予了他更多的故事原型，对其小说创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铺垫作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在欺骗性语言引导下参与了战争，他经历了彷徨，心理有各种无奈。然而正是这一欺骗性的语言使海明威认识到了语言艺术的魅力，他将语言的运用技巧用于写作中，用象征、隐晦式描法展示现实的事物。小说家的生活经历为其创造进行了良好的环境渲染，时代赋予了他小说语言运用的技巧，给海明威的语言艺术转化提供了灵感，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形式。

（三）对小说语言的不断锤炼造就了其独特的语言魅力

任何一种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作者生活的背景都分不开，更与小说家自身的努力分不开。在长久的写作生涯中，海明威深刻认识到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不需要奢华的语言，不需要刻画浮夸的外表，通过简约的语言来表现普通事物的深刻思想内涵是根本，简约并不代表简单，语言的运用更需要自我的提炼，只有运用自己的语言功底不断对语言艺术进行锤炼，向人们传递最真实的画面和故事，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海明威小说创造中对语言的运用要求也是较高的，熟练的，在不断的发展中其作品风格得以成型。语

参考文献

[1]王宁.试论海明威小说创作[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2-4.

[2]陈红.海明威《在异乡》的叙事艺术和文体风格[J].广西社会科学，2013（11）：12-14.

[3]邓海燕.海明威小说的艺术借鉴问题探析[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1）：3-5.

[4]骆贤凤.弗洛伊德主义对海明威文学创作的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6）：67-68.

[5]沈美娟.论海明威小说的艺术风格[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4）：34-36.

[6]沈美娟.浅论海明威小说的艺术风格[J].远程教育杂志，2014（02）：23-25.

[7]邹群燕.“冰山理论”――海明威小说创作的独特艺术[J].滁州学院学报，2014（0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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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树作品所用到的辞格十分丰富，主要有比喻、夸张、降格、叠字、借代、仿拟、引用等等。这些修辞格的运用，使得小说语言亲切质朴，风趣轻快，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

（一）比喻

比喻，也作“譬喻”“打比方”。李建树作品中的比喻辞格用得很多，在喻体的选择上，多选用平常生活中的事物。小说中最常见的喻体是儿童熟悉的富有生活气息的平常之物，如“电车、黑披风、酒瓶底和麻秆”等。通过比喻的运用，化抽象为具体，变深奥为浅显。例如：

（1）笑声中，原先心中的壁垒都土崩瓦解了，达达从未感到这么舒心过。（《李建树儿童文学作品选》）

（2）女生很奇怪的，在小学时看起来一个个都像是黄毛丫头，说话声音尖尖的，人也像是没长开，僵果一样。（《校园明星孙天达》）

（3）如果说黄和熵是肢体发达头脑简单，那么这位洪天齐可是恰恰相反，人瘦得像根麻秆，可小脑瓜里有的是主意。（《校园明星孙天达》）

以上三例分别用“壁垒、僵果和麻秆”作为喻体来形容“隔阂、女生和洪天齐”，富有生活气息，以平常熟悉事物将本体形象化。例（1）将赵金珍与继母关系的紧张比作达达心中的壁垒，生动地描绘孙天达为缓解两人间的隔阂所作的努力和成功后的欢喜。例（2）将“女生”比作“僵果”，体现了主人公对女生的戏谑之感，也表现出孙天达对林爱娜的复杂心情。同样，以“麻秆”来形容洪天齐，将其“身体瘦弱，脑袋机灵”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夸张

夸张，也叫“夸饰”，即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把事物的本质特征夸大或缩小，以取得强烈的表达效果。通过夸张的运用，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趣味，形象也更为生动。例如：

（4）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她一弓腰，然后抬起右肩使劲将饭桌一扛，一时间犹如地动山摇，所有的碗筷瓢盆全从倾斜的桌面上乒零乓啷地往下滚。（《李建树儿童文学作品选》）

（5）但蔡老师那双做盆景的大手比铁钳子还硬，谁也别想在他的手底上鞋底抹油――溜号。（《李建树儿童文学作品选》）

例（4）对愤怒情绪作夸张描写，情感更为充沛，形象更为生动。例（5）以孩子的视角来写蔡老师强有力的手，夸张式手法增添了作品的幽默感。

（三）降格

降格，就是“大词小用”。李建树的作品常常故意将范围大、程度深的词语用在与所述事物内涵有极大差异的事物上，从而造成语义关系搭配的“陌生化”，形成滑稽失衡之趣。例如：

（6）且说孙天达的姐姐上学以后，渐渐懂事了，知道了自己身世后，大哭了一场，并有一段时间决心永远不理她那个“十恶不赦”的爸爸。（《校园明星孙天达》）

（7）那位与歌星林忆莲同名的女将甚至连“不采纳孙天达意见的人肯定是‘卖班贼’”这样吓人的帽子都甩了出来。（《校园明星孙天达》）

例（6）“十恶不赦”用作定语，滑稽诙谐，写出赵金珍因母亲的难产离世，对父亲的不理解和“恨意”，也为下文拿户口本改姓作了铺垫。父女间的情感经过这个“大词小用”的语义关系搭配，立即蒙上了孩童般的天真气息，赵金珍对母亲的思念与感情借助这些“陌生化”的成语跃然纸上。例（7）“卖班贼”写出了孩子们的主人翁精神和对集体的归属感、荣誉感，充满了童趣。同时也是由“卖国贼”的仿拟而来，有着双重修辞效果。

（四）叠字

叠字，又称“叠音”。叠字辞格的运用使李建树的小说语言产生了韵律之美，又增强了文字形象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一种极强的审美功效。例如：

（8）他去牵它，它会主动走上来，用头颅蹭蹭他的身体，用舌头舔舔它的手掌。（《蓝军越过防线》）

（9）邮递员每天上午九点来，所以第二节课一下，郑之圣总是急吼吼地往收发室跑。（《蓝军越过防线》）

（10）没关系，你大胆上，我记性臭，但胆子大，可以给你助助威。（《校园明星孙天达》）

例（8）中“蹭蹭”“舔舔”音节更为整齐匀称，在表现牛对小主人依恋之情方面也更为细致贴切。如果只是单音节“蹭”“舔”，则无法传达文字形象的艺术感染力。例（9）中将“吼”叠用收到的效果是多元的，显得夸张又滑稽。在表现郑之圣急切心情的同时，读者仿佛也听到着急奔跑后的喘气声之大，显得形象生动。例（10）“助助威”是黄和熵的话语，相较“助威”，语气变得更为舒缓，既起到强调作用，也更为亲切自然。

（五）借代

借代即“换名”，借代辞格的运用，使小说作品在刻画人物时形象更加突出，特点更为鲜明。因而读来特别亲切，最易赢得读者们的共鸣。例如：

（11）爸爸妈妈离婚后，妈妈为了出国，所以想嫁给一个外国人，所以就拼死也不肯带一个“拖油瓶”。（《蓝军越过防线》）

（12）一听到“催命鬼”的喊声，孙天达哪怕是刚端起饭碗，也会一扔筷子背上书包，哒哒哒地往楼下跑。（《校园明星孙天达》）

（13）喏，你说神经不？楼下四只眼姑娘穿了件什么兔羊毛衫驴羊毛衫的衣裳，她也想要。三十来块呢！（《李建树儿童文学作品选》）

例（11）的“拖油瓶”代指再嫁妇女带到夫家的儿女，表现出“妈妈”嫌弃、厌恶的情感色彩。例（12）“催命鬼”指李小亮，与文中小亮有口吃毛病，说话简洁，及经常找孙天达等行为特点相呼应。例（13）“四只眼”指有视力缺陷的人，因戴上眼镜所以戏称之，也隐含鄙夷的情感色彩。

（六）仿拟

仿拟，也叫“点化”，是模仿前人现成的语句形式，临时造出相似的语句。运用“仿拟”辞格可以使小说具有推陈出新、幽默风趣和新鲜活泼的特点。例如：

（14） 败下去又不甘心，于是就在人前人后一遍遍地唱：世人都晓人间好，晚娘面孔忘不了。世人都晓人间好，晚娘面孔忘不了。（《校园明星孙天达》）

（15）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分数之间也。（《蓝军越过防线》）

例（14）仿拟了《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反映出男生们因为矛盾不愉快，借歌谣来羞辱对方的行为，也使得洪天齐“小捣蛋”形象更深入人心。例（15）仿拟了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显示了这些少年随着学识的增长，喜欢“引经据典”，也使小说读起来风趣幽默，新鲜有味。

（七）引用

引用一些名言经典、诗文佳句或俗语，增强文章的表现力，从而更好地表达和抒发自己的情感。李建树小说中也通过引用这一辞格来表情达意，增添了作品的表达效果，而且使作品显得形象生动、风趣幽默。例如：

（16）她一天到晚最担心的事就是害怕她爸真会给她姐弟俩找一个晚娘来，谁知天要下雨娘要嫁，不该来的偏要来。（《校园明星孙天达》）

（17）要我说呀，咱们得来个蝎子的尾巴――毒（独）一份，就穿着李宁运动服上台，像参加运动会开幕式似的，多精神！（《校园明星孙天达》）

（18）放学后你跟着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来个跟踪追击，谁也别想逃出我的手心。（《李建树儿童文学作品选》）

引用辞格的运用，使得平常的描述变得形象生动，妙趣横生，起到了言简意赅、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李建树小说语言的特点与修辞

李建树小说关注少年儿童的成长，多以孩子式的认知模式来叙述世界，语言风格往往是诙谐中带着风趣，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并且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也体现出鲜明的年龄与时代特征。

（一）文风的诙谐风趣

作品所用到的辞格形式十分丰富，大量运用比喻、夸张、降格、仿拟、借代等辞格，使得小说语言风趣轻快，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形象性，增强了诙谐风趣的表达效果。例如：

（19）孙天达他爸爸封建思想极为严重，有了女儿还想要儿子，于是就成了“超生游击队”的一个成员。（《校园明星孙天达》）

（20）偏偏班长李玲玲有一副天生的尖嗓子，说话像是铁榔头敲钉子，一记是一记。（《校园明星孙天达》）

（21）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分数之间也。（《蓝军越过防线》）

“超生游击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到处躲藏的情境；而把“尖嗓子说话”比喻成“铁榔头敲钉子”，生动形象，诙谐风趣。多种辞格的兼用，使小说语言变得活泼明快、幽默诙谐。

（二）鲜明的年龄特征

李建树小说中的孩子天真烂漫，洋溢着青春气息，人物的语言极富少年式的明快活泼，多表现为以短句为主，长句适度运用。此外，影视、体育、音乐等流行语元素，夹杂着英语术语共同构建起少年儿童的言语世界。例如：

（22）黄毛丫头赵金珍你听、听着。今日由本司令指、指挥渡江作战（啪！）孙天达他不听你的（啪！） （《快乐大院的故事》）

（23）一看围了十多个人，顿时灵感大发，学着电影上英雄人物的样子：“连……长，我……没……完成任务，”右手摸摸口袋，“替、替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蓝军越过防线》）

（24）算啦，套一句周星驰的话：I服了YOU（我服了你）！（《真情少年》）

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可看出少年们的心理特点及对事物的喜好与评判，既爱幻想、表现自我，又充满着机智与自信，折射出人物的各种性格和内心思考。

（三）浓郁的生活气息

通俗浅近，生活气息浓厚的语言更贴近现实。口语化句子和口语词的运用，与民俗、生活相结合，激活了李建树小说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

（25）娘进来说：“立夏，快去吃茶叶蛋、脚骨笋，今天是立夏呢！”（《蓝军越过防线》）

篇4

[关键词] 家语言戏剧化艺术风格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品，特别是第一部《家》，有着永恒的艺术价值。作品描述了一方面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垂死的封建统治力量疯狂地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深为革命潮流所吸引的青年一代开始了觉醒、挣扎与斗争的悲壮历程的这样一股生活的激流。小说所展示的如火如泉的创作热情，喷涌而出的真诚热烈，以及酣畅流利的艺术风格，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群体。

戏剧化的艺术风格是《家》创作语言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所谓戏剧化，就是说小说的语言具有了某些戏剧这一文学艺术体裁的表达风格和创作特点，从而显现出某些戏剧创作独特的表达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在《家》这部小说中，语言的戏剧化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人物语言的戏剧化、人物动作行为的戏剧化和描写叙述语言的戏剧化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带有突出的戏剧化的特点。戏剧这种文学形式是为了集中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而产生的，又因为受篇幅和演出时间的限制，剧情中反映的现实生活必须凝缩在适合舞台演出的矛盾冲突中，因此人物的语言往往带有夸张、深刻、激情、凝练、尖锐的特点。在小说的开头觉民和觉慧兄弟有这样的一段对白：

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二哥，我懂得了！”觉民惊讶地看他一眼，问道：“什么事情？你这样高兴！”

“二哥，我现在才晓得演戏的奥妙了，”觉慧带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说。“我想着，仿佛我自己就是‘黑狗’一样，于是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并不要我费力思索。”

“对的，演戏正是要这样，”觉民微笑地说。“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你一定会成功的。”

两人的对话较日常口语更书面、更正式，又更适合于舞台演出的表达，有一种深层的热情和戏剧的效果。

其次，人物动作行为的描述也有着戏剧化的特点。戏剧将动作作为了表现人物的基本手段，把人物的动作在舞台上直接再现，而动作又是表演的基础，因此戏剧需要演员的动作丰富而猛烈，来推动剧情的发展。鸣凤死后，作家对觉慧在湖边的一段动作行为进行了细致地描述：

他不能够再说下去。他急促地呼吸着，他觉得全身发热，热得快要燃烧了，他的心里似乎还有更多的话要倾吐出来，可是他的咽喉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他觉得他的心也颤抖起来。他挣脱了觉民的手，接连用拳头打自己的胸膛。觉民把他的手紧紧地捏住。他疯狂地跟觉民挣扎，他简直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他的脑子里什么都不存在了。他被一种激情支配着，在跟一种压迫他的力量斗争。他已经不再记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他所爱的哥哥了。他的力气这个时候增加了许多，觉民几乎对付不了他，但是最后觉民终于把他推在路旁一株梅树旁边。他颓丧地靠着树干，张开口喘气。

这一段描述了一个情感失控、不能自制、悲痛欲绝的人物形象，动作丰富而激烈，虽然必不可少地有着自身处于情感制高点导致情绪宣泄爆发的因素的影响，但还是让人感觉过于激情和猛烈，有着一种夸张尖锐的艺术效果。

最后，作家的叙述描写性语言也有着戏剧化的特点。下面一段是对觉民对情绪激动的觉慧进行开导安抚后觉慧表现的描述：

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他一把抓住觉民的右手，注视着哥哥的脸。从这友爱的握手中，从这坚定的眼光中，觉民知道了弟弟心里想说的话。他也翻过手来还答觉慧的紧握。他们现在又互相了解了。

这一段的描写尤为夸张和富有戏剧性，更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挣扎的痛苦，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

除此之外，小说语言的其他方面也有着戏剧化表达的痕迹，在此不一一列举。那么，小说语言的这种戏剧化的艺术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巴金自己曾说：“我的生活里，我的作品里都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是那样的剧烈，以致变成生与死的考验和出走与毁灭的人生抉择。而戏剧就总是由一个冲突的提出、发展和解决而得到完成的。戏剧冲突的成功与否是戏剧的关键，所谓戏剧性正是由于戏剧冲突解决得独特、新颖、有丰富内涵而形成的。戏剧正是为了集中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而产生的，所以说，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剧。“我对大家庭怀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又爱又恨的心情。”这是巴金创作《家》时的心态，体现在作品中，就变成人物的焦虑不安和矢志反抗。这种心态贯穿始终，是因为：“我的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恨的冲突，这些组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始终不能冲破矛盾的网。”面对这些矛盾，他的人生态度是：“我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矛盾。”所以，于作家这种矛盾的创作心态支配下的创作成果具有戏剧化的特点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只有用这种激烈的、冲突的、夸张的语言去记述，才是作家矛盾心理与情绪的最好释放。

其次，作家所受到的深刻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是造成其语言戏剧化特点的原因之一。巴金曾自述：“在中国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在巴金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家》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影响依然可辨。屠格涅夫擅长塑造一些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的“多余的人”的性格。而高觉新与阿Q、哈姆雷特、唐?吉可德一样，是“世界级的不朽悲剧典型”，充满了现实和理想的尖锐冲突，造就了人物性格两重性，这对于巴金小说语言的戏剧化有一定影响。

最后，小说语言的戏剧化特点也是塑造典型性格和典型人物形象的必要和要求。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戏剧化的语言动作以及叙述描写大都作用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的觉慧。觉慧的形象是活生生的，具有真实感的，他身上的那些长处和短处都是那个时代的先进青年所特有的。觉慧这一形象，大胆叛逆而又满怀热情，追求自由而又天真幼稚。尽管他对于反抗封建、解放个性的立场十分坚定，但内心还是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这就集中体现在他对鸣凤的爱情上，他一直犹豫不决，最后在关键时刻恰恰忘掉了自己先前的承诺，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此外，虽然离开意志坚决，他的内心仍存在着对于家人的温情和眷恋。这些都是造成其性格的冲动果敢、行为的激情夸张的原因。作家以此种形式的刻画更突出了人物的典型性格。

总之，巴金小说《家》语言的戏剧化特点有其形成的深刻主客观原因，而其造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达效果，更为《家》这部经典在思想内涵之外增添了耐人寻味、感人至深的审美价值，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参考文献：

[1] 王瑞华.焦虑：巴金作品的人物心态和写作心态[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2] 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篇5

《老老恒言》云：五脏之精气，上注于目，坐时灯光照耀，即闭目亦似红纱罩之。心因目动，遂致淆乱神明，须置隐灯……若灭灯而坐更妥……坐久腹空，似可进食，亦勿辄食，以扰胃气。《内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或略进汤食以暖之。酒更不可饮，气血入夜而伏，酒性动散，两相妨也。夜不食姜亦此意。

《老老恒言》说：中医认为，眼睛是五脏精气聚集的地方，对外界环境比较敏感，如果晚上静坐的时候灯光过于明亮，即使闭上眼睛，也会感到像蒙着纱帐的灯光，心神会因为目有所见而胡思乱想。此时宜设置一盏隐灯，也就是光线很弱的灯，灯光就不会直接照射到眼睛上。《楞严经》讲：睁开眼睛看见光明，叫见外；闭上眼睛所见的只是黑暗，叫见内。这里提倡的就是见内。见内则心静，心静则养神。当然，如果能做到熄灯静坐，对身体就更有益了。

坐久了会感觉到饥饿，但也不宜马上进食，否则会扰乱胃气。《内经》中有：胃不和则卧不安。老年人晚上是不宜吃太多食物的，可以稍微喝点汤，暖暖胃。但千万不要饮酒，因为气血到了晚上就静了下来，而饮酒使人兴奋、心跳加快，所以不要饮酒。

生姜也是热性发散之物，所以晚上也不要食姜。

近年随着养生热，生姜成了人们的又一个新宠，“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生姜确实是个好东西，中国人对此早有认识，苏轼在《东坡杂记》中记载：杭州钱塘净慈寺有一位80多岁的老和尚，面色童相，“自言服生姜40年，故不老云”。生姜可温中止呕、解表散寒、杀菌，而且生姜中的姜辣素能刺激胃液分泌，有促进消化的作用，还含有较多的挥发油，能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防止肝脏和血清胆固醇的蓄积，等等。但生姜何时吃是有讲究的：

①一日之内，夜不食姜。民间有句话：早上吃姜，胜过喝参汤；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话虽说得有些过头，但晚上吃姜确实不宜，因为生姜中的挥发油可加快血液循环、兴奋神经，晚上吃生姜容易兴奋，影响睡眠。

②一年之内，秋不食姜。因为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如再吃辛辣的生姜，容易伤肺，所以秋天不宜多食姜。

③阴虚火旺的人不宜多吃姜。因为生姜性属微温，过量食用会伤阴助阳。

④千万不要食用腐烂的生姜，其中含有有毒物质黄樟素，可诱发肝癌、食管癌等。

说成语，悟养生——生吞活剥：煮熟的肉类易消化

文/王凤岐

生吞活剥，意思是说生硬地吞咽下去，活生生地剥开，用来比喻学习别人的东西不能消化吸收，只知生硬地接受或机械地搬用。

在古代，猎人打到猎物后，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吃生食的现象很普遍，这使得他们身强力壮，足够和自然界里的猛兽们作战，并且成为胜利者。

篇6

一、北京韵味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一位文学家都是通过语言这个工具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不同的生活阅历和兴趣爱好，形成了作家各自不同的语言习惯；不同的文化熏陶和时代环境也影响着作家的语言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从事创作的一位作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以北京为背景，例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这些作品的语言都富有浓郁的北京特色，犹如鲁迅的作品语言富有绍兴特色，沈从文的作品富有湘西特色，赵树理的作品语言富有山西特色一样。任何人读老舍的作品，都会感到语言富有北京韵味。老舍作品语言的北京韵味，有赖于老舍的作品取材于北京下层市民生活。他自幼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这样就为运用北京语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老舍一向注重从市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当然，老舍创作时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北京的地方语言，而是经过选择提炼和加工改造，然后再恰如其分的运用到作品中去。

《骆驼祥子》的一大成功，就凸显了老舍先生作品的京味儿。骆驼祥子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描写被置于一个老舍所熟悉的北平下层社会中。从开篇对于北平洋车夫门派的引言，到虎妞筹办婚礼的民俗的交代，从对于北平景物的情景交融的描写到骆驼祥子拉车路线的详细叙述，都使小说透出北平特有的地方色彩。小说写祥子在混乱的军营中顺手牵走几匹骆驼，买得了一些钱而后走到北平城郊的时候，对故都那种平和、静谧的景物描写，很好的衬托了祥子此时的心情。在烈日与暴雨下拉车的祥子，对瞬间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的感受，既切合北平的自然地理情况，又与祥子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相一致，表现出作者对故乡了如指掌的熟谙和驾轻就熟的描写技巧。

二、通俗明白

老舍的语言艺术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和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的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

老舍在语言运用上有着自己的一贯追求，他多次表示这种观点：“我不论写什么，我总希望能够信赖大白话；即使是说明比较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的用术语与名词。”“我还保持着我的‘俗’与‘白’。”老舍致力于“俗白”，所谓“俗白”就是语言通俗浅易，朴实无华。自然，老舍的“俗白”并不是粗俗浅露，而是精炼含蓄、耐人寻味。

《骆驼祥子》中的人物语言，都是个性化了的。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多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既不夹杂文言词汇，也不采用欧化句法，长短句的精心配置与灵活调度，增加了语言的音乐感，在老舍手里，俗白、清浅的北京口语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光彩。作品在情节交代和人物介绍时，笔墨俭省，表现力强。在写到刘四这个流氓无赖的经历和性格时，小说里叙述道：“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债”，“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以结构相似而长短不一的句式，每句话里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又都极为平易俗白，不加雕饰，为人物勾画出一幅精彩的画像。

客观叙述与主观剖白的水融，使《骆驼祥子》在平静的外界景物衬托下写活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心理波澜。与虎妞结婚以后的祥子，渐渐的连拉车也厌恶了：“原先，他以为拉车是他最理想的事，由拉车他可以成家立业。现在他暗暗摇头了。不怪虎妞欺侮他，他原来不过是连个小水桶也不如的人。”像是作者的叙述，又像是祥子心中的思量，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小说中那段关于烈日和暴雨的描写，也同样可以说就是祥子心中的感受。虎妞的人物描写也是闻其声如见其人，虎妞这个车厂女儿的泼辣、粗俗而又工于心计的性格跃然纸上。

三、幽默诙谐

幽默诙谐是老舍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的语言艺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语言艺术的一个突出标记。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

老舍的幽默是具有稳定风格的多元化幽默。

短篇小说《一天》里，讲主人公“我”忙忙碌碌，一天都被别人侵占的这个过程。

“晚饭后，吃了两个梨，为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刚吃完梨，老牛同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忙，也不管你的脸长到什么尺寸，他要是谈起来，便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不过，今天是和新妇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坐那么大的功夫。牛夫人的好处，恰巧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八点半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我的方法都使尽了：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钟弦，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看手表…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十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一个很烦人的生活细节，被老舍写得意趣盎然。当事人很烦，可读者读起来很有趣，觉得并不烦。

《离婚》中的主人公老李，对自己的乡下妻子不满意，总想找一个富有“诗意”的爱人。而张大哥在劝说老李时便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来：“她也许不是你理想中的人儿，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你那些《聊斋志异》！”我们知道，《聊斋志异》是一部以传说中的花妖狐魅、幽冥世界为题材，想象丰富奇特，故幻离奇的浪漫主义小说集，可用在这里并不使人觉得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巧妙的喻代了老李的那种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思想状态，含义深刻，意味无穷。

作为语言鲜活色彩的幽默，它往往还要借助于其他修辞手法和语言要素的综合运用，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老舍小说经常运用夸张、比拟、讽喻、反语、谐音、曲解等修辞手法来构成幽默的情境。可以这样说，老舍是一个幽默的语言艺术家，他的幽默才华闪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

《四世同堂》中的语言同样如此。像那几个被讽刺的人物冠晓荷、大赤包，包括祁家老二。老二是靠家里生活的人，他对他大哥说：“大哥，你可得养着我，谁让你是我大哥呢？”这话说得多好，一个典型的家中老二的口气。还有冠晓荷的，他的闺女当了日本特务，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以此来吓唬别人：“我们家招弟，那是大红大紫的特务。”这台词太深刻了，把一个人能到什么程度写得入木三分。

老舍的幽默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对于正直善良的人是温和的，对坏人采取的是夸张的漫画式的手法来戳穿他。

总之，作为人民艺术家，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的语言恰似一坛老酒，历久弥醇、芳香四溢，其独特艺术魅力持久不衰，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诊视他，学习他，研究他。

【参考文献】

[1]冯健飞.老舍叙事作品悲剧品格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

篇7

读过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的人都会有这一种感觉：这篇小说语言质朴、明快、活泼、风趣，段落清晰，情节引人入胜，行云流水，可以一气读完，毫不累人，就如作者一气呵成一样，真个爽心！这正是由赵树理小说的“可读效果”给读者带来的美的享受。

《小二黑结婚》描写的是抗战时期农村民主政权建立不久，一对追求自由幸福的青年男女恋爱结婚的故事。作品中所写的二诸葛和三仙姑的思想转变，表现了农村小生产者在社会变革中的进步，同时也表明了人民政府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二黑和小芹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金旺的斗争，不仅仅是追求自由恋爱和个人幸福的斗争，而且是联系着社会的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因此，他们的胜利就是农村中民主思想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斗争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是个人争取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新的时代和新的民主政府。作者不是歌颂自由恋爱，而是歌颂新的时代里农民敢于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的精神，反映的是新题材，表达的新主题。对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封建旧社会里的农民们来说，新题材反映的新思想给他们极大的鼓舞，《小二黑结婚》的问世无疑给他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种环境，这种时代背景，决定了《小二黑结婚》的可读效果和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说时代第一个造就了它的可读效果。

除了时代造就以外，阅读效果还是小说家修辞中所必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小说家必须通过有效的修辞努力，扫除读者在阅读理解上的不必要的障碍，正像T.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正是我们读起来不费力的文学，才可能最容易和最不知不觉的影响着我们。”也正是读起来不费力的可读性效果，使小说成为“能够影响最多数作者的文学样式”。梁启超也认为人们之所以“嗜他书不如嗜小说”，是因为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而在别林斯基看来，能否被读者接受，乃是影响文学生存的重要因素：“获得公众支持，文学作品能被社会所注意，所接受，这构成文学存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中国小说的经验模式里，可读效果也是关于小说写作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问题。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绿天馆主人）中明确指出，小说的其他效果，都决定于小说是否“能俗”，能否满足大多数普通读者的阅读要求。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中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这上半句强调的也是小说作品应该具有能为普通人所接受的“可读性”；孙犁先生说这两句话“是当时的说书人，小说作家的座右铭吧……也该是我们的座右铭了。我觉得这是中国小说很宝贵的传统”。

这一传统在赵树理手中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

作为语言艺术大师，他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的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和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质朴、明快、活泼、风趣，深受大众读者喜爱，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喜爱。

那么这种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我们怎样细细品味它的独特之处呢？笔者将通过对《小二黑结婚》语言的剖析来将赵树理语言的可读性呈现给大家。

篇8

海明威小说中语言的直观是指作者在表达内容时并没有进行隐晦的设计和复杂的表述，而是尽可能通过语言来真实再现当时的场景和主人公的活动。当作者读到这些文字时，能够第一时间在脑海中浮现出作者所要表达的场景，并且自己就化身为小说中的文字，亲自去经历小说中的坎坷，亲自去感受小说中的情感。直观化的语言给了读者更多体验的空间，也给了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如在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桑提亚哥回忆从前和一位黑人掰手腕掰了一宿的情景时写道：“整整一天一夜，他们把手肘放在桌子上一条由粉笔画成的线上双手紧紧相握胳膊被拉直向上……他和黑人的指甲缝里渗出血来却仍然直勾勾地盯着对方的眼睛以至于忽略了屋子进进出出来观战的赌徒。”整个句子一气呵成，中间没有一句标点符号，当读者一口气地读完这些文字时，其中的紧张、刺激甚至疲惫都能感同身受，直观化的语言省掉了作者描写比赛气氛、选手心理等文字，而更加突出了读者的思考与体验。直观化的语言并非一定要使用长句子，如《老人与海》中描写老人捕到的大马林鱼拖着自己和小船游了一天一夜时写道：“他一次又一次想把它拉回来，但每次都失败，也许这一次能成功，拉呀，手不听使唤了，勉强站稳后，继续坚持。腿啊，为了我继续坚持下去吧，头啊，为了我继续坚持下去吧，你从没晕倒过，这一次我一定要把鱼抓过来。”简短精炼的句子真实地再现了老人与大鱼搏斗一昼夜后，筋疲力尽却坚忍不拔的情境。读者读完这段文字后无不激动得手心出汗，因为直观化的语言使读者如同和老人一样，经历了一昼夜的战斗。再如上文提到的《白象似的群山》在描写姑娘为了让男青年不要再说的时候竟然接连用了7个“求求你”，姑娘的忐忑和厌烦跃然纸上，比任何修饰都起作用。海明威通过直观化的语言，将复杂的心理变化处理得清晰、细致，在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的同时，也为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添了浓重的一笔。

口语化的语言艺术

毫无疑问，从语言的发展角度来看，先有口语，然后才出现了书面语，后经过发展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系统。虽然书面语在行文上更加规范、规律，但正是由于其统一性和规范性，使得读者在读了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思想的僵化，失去兴趣。而口语由于更加贴近人们思维表达的方式，所以更能刺激大脑中的语言细胞，使人更易兴奋。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看一本学术著作比看电视更容易疲倦和困乏的现象。海明威的小说对美国口语进行了加工，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语言艺术。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很难看到类似一个学问家的长篇大论、旁征博引，而是以清新、简洁、具有人物性格特点的口语来完成对故事的真实再现。这一则因为海明威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口语化的语言更贴近人物的真实生活；二则在海明威眼中，清晰、直接的口语比繁琐冗长的书面语更能贴近人们的思想。所以，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一方面能够看到如上文所述的通过单词“and”所连接的长句，另一方面便是不受拘束地使用一些人们口语中常用的粗话。如在他的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当妻子回来后，麦康伯问妻子去哪里了，妻子欺骗他说去外面透透气时，麦康伯脱口而出“你干的好事，真该死”。一句简单的口语将男主人公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读者在体会到男主人公的愤怒和暴躁之后能够发出会心的一笑，写得太贴近生活了，太亲切了。这就是口语的魅力。在表现人们说话的感情力量时，口语的优势是书面语无法企及的。类似这种口语化的表达在海明威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本文在此不再一一举例。

可视化的语言艺术

正如前文所述，海明威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艺术家，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如同哲学家一样对生活的深刻思考，也看不到如同艺术家一样对生活的抽象表达，而是看到关于对生活最准确的表达和对事情最精细的刻画。正因为如此，海明威的小说才被人们推崇为是可视化的语言艺术。无可争议，小说是一种文学艺术，通过小说，作者向读者传达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但对于如何传达这种思考和感悟，不同的文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对生活入木三分的深刻剖析，也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对生活天马行空的描绘。但这些作品在带给读者启迪和教育的同时，也限制了读者的思考和感悟。而海明威的小说却淡化了对读者的教育和指导，将他所要表达的思考和感悟化作一幅幅可视化的场景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在读完之后自己去感悟，去体会，去思考。人们对情感的获得是通过感官对外部事物的感知，并经过思考而获得的。虽然有些经验和感觉可以通过别人的直接传递来获得，但其效果就弱很多。所以人们常说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自尝一尝。海明威的小说最大限度地对客观事物进行了描绘，而且语言精准，从而给读者真实、强烈的视觉冲击，以至于很多经典的片段都无法用电影手段完整、真实地再现到荧屏上。如在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上》中，一棵含羞树的树荫里面有一个男人正躺在一张帆布床上，他抬头投过树荫向阳光照耀的平原望去，看到了三只大鸟慵懒地蜷伏着，转过来看到另外一些鸟在天空中展翅翱翔，急速掠过时投下了疾速异动的影子。这样一段文字即使单独地拿出来看也是一幅宁静的田园画面。而放在整个小说中，读者可以更加连贯地在脑海中闪过故事的画面。至于其中的感觉，海明威从来不会告诉读者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而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就像一个高超的烹饪大师，他不需要夸耀自己所做菜肴的优点，而只需要用心做好，将菜端到消费者的面前。再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雨中的猫》中写道：“由青铜器铸成的纪念碑，在雨中闪闪发光。天空下着雨。雨水打在棕榈树上滴了下来。石子铺的路面上积聚着一滩滩的积水。夹杂着雨水的海水汹涌地冲了过来，又顺着海滩滑了回去，稍过一会儿便再一次滚滚而来。”这段描写中的纪念碑、棕榈树、积水和雨水、海水动静结合组成了鲜明、丰富的景物色彩。而这段描写也从此被封为小说中经典的描写雨中海滨的文字之一。这些看似简单的描写实际上是作者高超语言驾驭能力的体现，海滨的雨景我们随处可见，但能形成文字并让人读过之后如同身临其境的并不多，能让人回味无穷的更是只有海明威级别的语言大师才能完成的壮举。

含蓄的语言艺术

篇9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阿城是一位创作数量不多，然而质量很高，影响很深的作家。从1984年处女作《棋王》发表以来，曾引起广泛关注，一时间掀起了一股“阿城热”的研究热潮。

在阿城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评论界对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及批评也主要集中于其代表作“三王”和六部短篇小说《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和《迷路》。尤其是“三王”系列，一直是评论界乐此不疲的话题。对于阿城小说的评论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的。

一.传统文化角度

1984年，阿城携《棋王》初登文坛，便以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寻与思考，赢得了“文化小说”的美称，并被称为寻根小说的“发轫之作”。阿城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浓厚的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精神，历来是评论界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从传统文化角度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而展开：阿城小说体现的是儒家还是道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还是糟粕？

《棋王》刚刚发表，纵多批评家就认为《棋王》体现了道家风范，认定阿城所揭示的是道家学说的精神内涵。最先从道学角度对阿城小说进行评价是苏丁和仲呈祥，他们认为：“讲究造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

从此以后，围绕着阿城小说的道学文化精神，很多批评家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罗强烈的《关于阿城小说的三点思考》、蔡翔的《早熟的挑战》、袁文杰的《论“寻根文学”的审美特征》等。

他们充分肯定了阿城小说所体现的一种超然物外、淡泊名利、超脱世俗、恬淡无为的道家神韵、道家风范，并从文化寻根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阿城小说对寻根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影响，认为阿城小说是对传统儒道精神的探寻，对民族传统文化持一种肯定态度，并且努力发掘和张扬其所认为的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是文化寻根的创作实践。

然而，也有不少批评家对此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比如陈炎在《弱者的哲学——由阿城小说引起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认为，阿城所标榜的，其实就是一个“忍”字，阿城小说所体现的只是“弱者的哲学”。李文田在《阿城小说及文化回归意识的消极倾向》一文中认为，阿城小说不仅反映了道家学说，也有儒家学说，而且是两家学说中的糟粕部分。甚至还有人认为，阿城所反映的并非道学精神，例如菲律宾黄凤祝的《试论棋王》、荒甸《悖离现代意识的抉择和追求—也论阿城》等。

而针对阿城小说中表现的到底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精神文化内涵，又有学者认为：“道”只是其外表，其实质则为“儒”。例如雷达认为“王一生所体现的，是‘人的自觉’、‘人的发现’和人的胜利的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是‘道’的外表，‘儒’的真髓。”

以上可以看做是阿城小说批评的最初阶段，主要集中在80、9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对阿城小说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内涵而展开的，这也正好顺应了当时“文化寻根”的思想潮流。这一阶段的评论对于阿城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把握还是很到位也很中肯的，评论界以其迅速敏锐的眼光，最先发掘了阿城小说的文化价值，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对阿城小说中所体现的儒、道思想之争，也使作品原有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了。总体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水准还是相当高的，对阿城小说的精神文化、哲学内涵、传统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无论是“质”与“量”，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但是，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广度上拓展还不够，评思的空间有待向全方位拓展。儒道思想在阿城的小说中是相互渗透、互补的统一体，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思想，对阿城的影响都是很深的，不能孤立的认为阿城小说只体现了儒家或是道家的思想文化内涵，而后来的研究中对这一点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深化了，尤其是新世纪以后的批评，大多都把两种思想结合起来研究阿城的小说创作，在宏观的把握上力度有所加强。

近几年来，又有论者论及了阿城小说中所体现的游侠精神和侠义文化。认为阿城的小说蕴含的文化意蕴不仅仅表现在儒道互渗的统一体中，同时在潜层次上还表现为一种世俗文化中游侠的精神，一种与传统道德规范相冲突的精神，一种与寻根文学相联系的精神。

在此后的批评研究中，真正有意义的是从其他角度来展开的批评研究。

二.叙事角度

80年代，对阿城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意蕴上，很少涉及其它角度的研究，最先对阿城小说的叙述艺术进行研究的是季红真，“阿城讲述的全部故事，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便是他的作品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明显地带着作者自己影子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作者艺术化了的自我形象”

90年代后，逐渐有了一些对阿城小说的叙事艺术的研究，如陈旭光的《阿城小说创作论——兼及对一种批评现象的批评》、邱景华的《阿城的叙述学分析》等。邱景华从小说叙述者的角度，探讨了《棋王》将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化过程中的得与失，认为作者于其中设定了三种叙述者：有限知觉叙述者；悟道叙述者；反语叙述者。

新世纪以后，从叙事学角度对阿城小说进行的批评研究就逐渐增多了，出现了对各种叙述视角的研究，如第一人称的叙述、知青身份的叙事分析；以及顺序、倒叙、插叙等叙事时间顺序的分析；还有“欲望叙述”、“虚实相生”等叙述策略的分析研究。

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年轻一代的硕士、博士，虽然年轻，但是他们从各种角度拓宽了阿城小说的研究路径，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也为阿城小说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丰富了阿城小说的研究。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时期对阿城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大多是从其成名作《棋王》来讨论的，较少涉及其它作品的批评研究。

三.语言角度

对阿城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在阿城小说研究的最初阶段，就已有不少论者触及到，但是还只是零星的涉及到，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专题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邓杰，柳宏的《神奇 腐朽 神奇——试论阿城小说的语言艺术》、罗强烈的《关于阿城小说的三点思考》等。

对于文学语言，阿城自己认为：“语言是什么？当然是文化。”因此，不少研究者也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阿城的小说语言。如王彩萍的《阿城：语言节制与汉语写作之美——儒家美学对当代作家影响的个案研究》认为：“阿城的语言有内在的骨气，而且具有无限的生发性，这些与儒家语言审美也相吻合，阿城小说的语言具有儒家美学的积淀。”从语言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有文责良的《阿城的短句》等。

四.比较研究

80年代来，学术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视野不断开阔。以往那种对文学现象孤立把握的状况逐步被打破，许多研究者自觉地把研究对象置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的比较研究，为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

阿城小说的比较研究，较早的是苏丁和陈伯君的《黎明的躁动与黄昏的宁静——从张承志、阿城的生命悲剧意识看中西文化在当代文坛上的交汇》一文，对张承志与阿城的生命悲剧意识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张承志在作品中，张扬了一种征服一切、蔑视现实的西方文化精神，具体体现为对生命本体两级的扩张和对生命存在形式的强调；而阿城则营造了一个超然与超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体现为对生命本体两级的收缩和对生命存在形式的淡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意识，在当代文坛上进行了交汇和碰撞。

此类研究还有王玲玲的《中西方文化在当代文坛上的交汇——张承志与阿城的生命悲剧意识的比较》、胡河清的《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的沿革》、齐亚敏的《“吃”出来的文化——〈棋王〉、〈绿化树〉文化意蕴比较谈》等。

另外，金天月的《海峡两岸二棋王——张系国、阿城同名小说比较》对台湾作家张系国和阿城的同名小说《棋王》进行比较，通过对比海峡两岸二棋王，探讨民族传统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及意义。

篇10

一、《老人与海》的语言艺术风格

（一）小说人物语言描写的个性化海明威在《老人与海》的小说中极力塑造一个真实并且勇敢、果断的老渔夫形象。作者运用精练的话语使得桑提亚哥具有了果断、坚强、有毅力的性格特点。老人在第84天再次出海时，他还是想着能捕到鱼，即使是在过去的83天里没有一丝收获；也就是说，老人的信心和希望一直都在，并没有消失过。84天的坚持，不能说老人是一个没有主意、盲目生活的人，从故事中读者可以体会得到，老人其实已经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就等着鱼儿上钩了。可是在老人捕到大马林鱼返回的途中，遇到了大鲨鱼，老人、大马林鱼以及大鲨鱼三者又进行了激烈的殊死搏斗。这似乎在告诉读者：我们应该得到什么，并且还要有一定的忍耐力，痛苦在硬汉身上是一种考验和激励，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可以被打败。这是读者能在小说中体会到的，更能让读者感受到海明威的坚强、勇敢、机智和不屈不挠的性格。海明威生性好强，从小跟随父亲外出打猎，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实际工作中他注重创新、探索新事物，这也为他以后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实生活中，海明威是一个执着的探索者；同时，在艺术上也与生活中一样；海明威总是尝试那些之前从未有人涉足或做过的事，他的一生都奉献在艺术探索过程中。通过不断的艺术探索，《老人与海》成为他人生中研究美和真在创作实践的精华，凸显了海明威小说的艺术特点和叙述方式。（二）小说中突出的心理描写在《老人与海》的语言艺术风格上，海明威大量地使用白描的写法，叙述条理清晰，词汇应用生动形象，句子简洁易懂。在小说中，有一段描写鲨鱼出现时的紧张气氛，作者没有使用任何的形容词，没有一句话使用比喻修辞格，就是通过近乎模拟真实的场景，仅仅是应用了几个动词：蹿、冲、沉等就生动地展现了鲨鱼来袭时形势危急以及凶猛的场景。还有一段描写的是老人击杀鲨鱼时运用一系列的动词：揍、举、砍等，这些动词运用几个修饰词：用劲、狠狠地等，生动形象，使人身临其境，将老人面对鲨鱼时的英勇无惧、坚持不懈以及全力反击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在描写人的动作时，一般都是反复运用那几个动作描写：揍、打，反复地使用反而凸显了作者的匠心，这种动作几乎是任何人在面对来袭时的最直接反应；再者，作者通过反复地应用这些动作的词或者短语更加凸显出了老人与鲨鱼搏斗过程的惊险程度。（三）《老人与海》描写过程中的内心独白在该部小说中，海明威通过巧妙的写作手法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老人的内心世界，作者对内心独白的描写几乎采用的都是简练的句式，却展现了老人丰富的内心情感，给读者印象深刻。例如，小说中描写老人的孤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老人孤身一人自言自语，只有坚强的毅力、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以及对生的渴望才能支撑他活下去。在空旷的大海上，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下去，作者只是应用简洁的描写，这样更能给读者展示老人内心世界的强大，没有人可以知道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老人只有坚持与忍耐，在各种危险出现之前尽可能做好准备，全力以赴地去迎接挑战。在返回的途中，大马林鱼最终还是被大鲨鱼吃掉，老人并没有抱怨，这就给读者深刻的启示：此刻的得失并不重要，是否成功也不能用得失来评判，唯一的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的毅力以及对前途的乐观态度。这也正是老人面对困难时的解决妙方，虽然孤寂，但是内心深处有坚强的信念和精神支撑着，他就永远不可能被打倒。（四）《老人与海》中象征语言的应用大量地使用象征主义的写作手法是《老人与海》在语言艺术上的特点，伴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有很多作家认为海明威是象征主义的作家，他非常善于根据写作内容将象征手法运用其中，并且能有效地凸显重点。在老人同大马林鱼的殊死搏斗中，老人的手受了伤，被鱼线划得血迹斑斑，通过描写这种情形反映了老人生活的辛酸。同时，也反映了老人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在捕捉大马林鱼返回的途中，面对鲨鱼的突然来袭，老人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但是，老人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同鲨鱼搏斗。故事的结尾给人留下丰富的联想，并且画面透出极其深刻的寓意：老人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小屋睡着了，在睡梦中，老人梦见了狮子，这就象征着他同狮子一样凶猛、勇敢以及无所畏惧。在整部小说中，作者的核心思想是毅力、热爱、尊重、忍耐、坚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海明威借老人的形象凸显读者熟知的“硬汉形象”。老人孤身一人出海打鱼，在此后的故事发展情节上为小说深刻的寓意以及象征手法的应用起了铺垫作用，正是《老人与海》采用了这种写作手法，才将作者要表达的主题真实地凸显出来，再通过老人、大马林鱼以及大鲨鱼三者的对比更加鲜明。有时作者为了凸显和对比事件的发展和进程，语言艺术风格也会做一些变化。

二、结语

从以上对海明威作品《老人与海》的语言艺术风格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的写作风格、写作形式。海明威在写作过程中凸显的写作风格：非常重视现实生活的事物，一切源于生活，需要实实在在的领悟。写作形式：文字语言简练、简洁、直截了当，不过多地使用拟人、比喻、夸张等修辞格。总而言之，海明威对世界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文学形式影响了很多人，给读者带来真正意义上的震撼。

作者：王涛 李婷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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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庸小说的结构艺术，大有大的宏伟，小有小的玲珑，大小均宜。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有一个固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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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驾驭课堂教学的语言呢？笔者认为应注意运用四种艺术：

一、导入艺术

一堂课的开讲导入就好比歌唱家开口歌唱前的定调，第一个音调准了，第一句唱好了，就为歌唱定了基调。导入设计得好，就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象磁石一样把学生吸引住，后面的教学也就会很顺利。导入的方法很多，或设置悬念，或铺陈渲染，或寓于哲理，也可以旧带新。不论用哪一种形式，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一开始就把学生的兴趣、注意力尽可能地调动起来，为整堂课的教学奠定基础。

如在执教《琵琶行》时，运用形象的铺陈渲染方法，来诱发学生的想象。我在黑板上写了题目后问："白居易这位唐代著名诗人，可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曾记否，小学时，他曾赞颂过小草的顽强生命力；初中时，我们一起游览早春季节的钱塘江；今天，这位老朋友来了。（请同学们朗读课文最后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洲司马青衫湿。）同学们，这位才华横溢的江洲司马，为什么伤感落泪以至‘青衫湿''呢？"这种回答式导入，双方参与进行、声情并茂。学生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仿佛见其人、临其境，沉浸在作品意境之中，加深了对作者印象。开讲配合朗读，披文入情，设置悬念，激发求知欲，为完成本课教学任务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情景氛围。

二、处理课堂结构转接艺术

一般来说，每篇课文均由若干结构组成。某一章节（片段）在课堂上讲完、练完或读完之后，教师或点评、或小结、或转入新的学习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从生理角度分析，生理学研究表明：大脑接受的信息是有频率的。在外界信息输入的过程中，大脑也要"张"、"弛"，不能长时间处于同一水平的兴奋状态之中，否则，大脑会处于一种自我催眠状态或自我保护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就会恹恹欲睡，对接受外来同等水平信息失去兴趣。课上到此时，学生已处于一种"疲劳"。但也正是完成教学任务的关键时候。用"设置小"的方法，能收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把学生的学习兴趣推上一个新的。在讲授鲁迅小说《祝福》时，经过一节半课时的紧张教学，学生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形象、主题等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教学的难点尚未突破，而学生却无意中流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这时，我设置了一个小："同学们，我们分析理解祥林嫂的三次哭诉（婆家抢人时，被迫再嫁时，儿子阿毛被狼吃后），充分揭示了旧中国农村妇女在封建制度残酷迫害下的悲惨命运。可是，鲁迅先生在小说中还描写了祥林嫂的三次‘笑''。试从文中找出来并思考一下，‘笑''也能表现出‘哭''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吗？"一经启发，本来沉寂的课堂，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大家议论纷纷，气氛浓厚了，学习兴趣被推向了一个。当最后明确了："三笑"与"三哭"，是作者从不同侧面塑造人物形象，共同表达小说主题时，同学们不由惊叹鲁迅先生一代文豪的神来之笔，更得到了求知的满足感。

三、形象艺术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教师的语言愈是生动、形象，愈把要传授的知识化为立体的感觉。输入学生信息仓库中，这种"多媒体"信息的刺激程度，决定了学生记忆深度。这种生动、形象的把握水平决定教师的思想理论水平，把学生引入文章特定意境，不但能以理晓人，亦能以情动人，而不流于庸俗，让学生在健康的美的语言熏陶中学到知识，提高语文水平。在教《拿来主义》一文时，分析完课文之后，联系学生实际进行思想教育时，我意味深长而幽默地启发："同学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各种文化相继出现，香花和毒草混杂，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呢？考一下自己的眼光，实行拿来主义吧。但各位头脑要清醒，嗅觉要灵敏，鸦片也有香味，别把鸦片和姨太太都拿来了！"引来学生会心的笑，学习《拿来主义》的现实意义自然就深入大家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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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庆邦；《神木》

自1978年在《郑州文艺》上发表处女作《棉纱白生生》始，刘庆邦已经在文坛上慢慢耕耘了30多个年头。他以中短篇小说享誉文坛，被评论界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其作品不做作、不晦涩，凭其独特的题材和风格吸引着读者，也吸引着评论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解读。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底层文学”的兴起，评论界重新掀起了一场刘庆邦研究热潮，对刘氏小说的叙述手法与审美风格方面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剖析。对这些研究的重新梳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刘庆邦作品的深层内涵和杰出魅力。

叙述手法研究述评

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作品并不新鲜，80年代以来作家们尝试了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也从客观上同步促进了叙事学角度的文学批评方法。刘庆邦是一个执着于底层和民间叙述的作家，他的叙述方式自然要也贴近民间，贴近现实。因此，对于刘氏小说的叙事研究并不困难复杂，相关成果也比较多。就总体而言，研究者对于刘庆邦小说中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叙述视角和叙述语言这两个课题上。

（1）、叙述视角

刘庆邦小说创作以传统的第一和第三人称为主，坚持平民视角和底层立场的叙述方式，这一结论基本上可以说是对刘氏小说的一种定论。可贵的是，学者们在研究叙述视角时，并不仅仅满足于得出一个文学史的结论，往往还要追根溯源，考察这种叙述策略的背后原因。如焦会生在《刘庆邦小说论》中就认为这是与刘庆邦“自己的人生经历、艺术传承和艺术态度所决定的。”①余志平补充提出这种底层叙事策略源于作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情怀”。②当然，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其创作本身是开放的，是不能用任何定论来套用的，比如在许多具体的作品解读中，研究者就发现了刘氏小说中其实也存在着多种叙述视角，比如李杰在分析《家道》中就发现其“叙述视角不是固定的，是一个由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为主导的多重视角组成的系统。”③理清丽在分析《中间人物》也注意到了其中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以及“元叙述”特征等等。总之，对于叙述视角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拓余地，比如最近兴起的对于刘庆邦小说中“儿童视角”的研究即使如此。

（2）、叙述语言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刘庆邦比较重视语言，努力探寻打磨自己的语言风格，这可以说是作家的一个自觉的追求。早在90年代，张颐武就撰文专门讨论刘庆邦的语言艺术。尽管这篇文章理论与文本阐释比较生硬，而且是就刘庆邦早期作品而言的，但是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刘庆邦小说展现的是一个“本土性的语言世界”④，这无疑是正确的。焦会生提出刘庆邦的叙述话语具有“贴近现实”和“本色化”的特点，发展了张颐武的“本土说”并注意到了其中明显的作家本人的风格特色。余志平亦曾专门发表专门文章讨论语言问题并提出刘氏“亦俗亦雅的个性化语言风格”⑤，将语言艺术和审美风格统一起来，对刘氏语言予以高度评价。李红艳的观点可以是前三者的一个综合，她将刘庆邦的语言特点归纳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⑥可以看作是对刘庆邦语言特色的比较全面的概括。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刘庆邦小说中的语言艺术固然值得称赞，但是也不免有一些问题存在，如有些话语过于生硬，口语书面语的矛盾，俗与雅的问题处理不当等等。对这些不足研究者尚未形成关注和共识，还有待今后的更加深入的探讨。

审美风格研究述评

（1）、温情诗意之美

研究者普遍认为刘庆邦的柔美风格是直接师承于沈从文、汪曾祺一脉，作家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刘庆邦毕竟是一个有自身独特审美取向的作家，他的“田园牧歌式”小说较之于沈、汪自然也不完全等同。用张延国的话来说，是“少了几分文人制造味，多了几分乡土的色彩和生活的气息，生活化和现实感进一步加强。”⑦杨建兵认为这种诗意是一种“底层的诗意”，是一种在实实在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温馨”⑧。翟苏民认为这种诗美是“从素朴中生发出诗美”，“这种素朴体现在他小说笔触的温和与热情上。”⑨总之，刘邦庆的柔美小说继承了沈、汪的淡雅、优美、含蓄的审美品格，同时又更多了一种现实感，底层感，朴素感，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温情诗意”的美学风格。

（2）、酷烈诗意之美

除了柔美小说之外，刘庆邦的一些作品中还透出了某些酷烈的风格，这类小说就数量上来说并不是很多，但是却非常深刻，给人留下了更加过目难忘的印象。早在1990年，孙郁就曾评论《神木》的审美风格：“其间的残酷之色，与刘恒的灰色之影庶几近之。”“以往纤细的牧歌式的小调被山崩式的轰鸣代替了。”⑩研究者发现刘氏酷烈小说中所表现的审美风格并不像柔美小说那么单一化，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有递进性的特征：它首先是一种强悍的美，“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惊心动魄的力量。”“溢着的强悍恐肆的人生态度”B11。继而由强悍引发出一种悲凉的美——“悲凉的底色”，最后由悲凉再上升到一种生命诗意之美：“他对人生苦难的偏爱并非爱苦难本身，而是爱它所蕴藏的生命的诗意—从苦难之中生长发育出的美好人性，经由苦难而升华的人类所独有的精神追求与情感渴望”。B12由此可见，酷烈诗意所产生的美学风格是直指人的灵魂的，是更高一层次的美，对它的研究也预示了对刘庆邦小说审美风格研究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审美定势局限

一直以来，研究者对于刘庆邦小说的审美风格研究一般按照“柔美”和“酷烈”两个方向不断推进，几乎形成了一个审美研究的定势，似乎刘氏小说仅存在这两种风格，并且还皆然对立。可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陈思和指出：“两种不同风格真的的截然对立吗？我读其书想其人，柔美与酷烈都是人性的极致，应该是有机地统一在他的风格里。”B12的确，水至清则无鱼，刘庆邦的小说是建构在一个浑浊的民间立场上的，其柔美和酷烈本身不可能完全对立，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设置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审美模式，于现实不符，同时也有碍于研究的深入。实际上，雷达在《季风与地火》中就已经论及了两种不同审美品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是看起来对立的两级，其实都暗含了作家的“精神理想和审美情趣”，这才是它们“一以贯之的血脉”B14。因此，在研究刘庆邦小说中的两种审美风格上面，既要看到“异”，更要看到“同”；既要看到单一，又要看到多样，这才能更加完整准确的把握问题的实质。

总之，刘庆邦是当代文坛中风头正劲的一位作家，他坚守现实主义传统，贴近底层关注民生，其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和精神感染力。对于刘庆邦小说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分析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于人道主义精神和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意识的传承过程。学者们应当秉着这样一种精神来继续研究，这是学术应当具备的功利性，也可以说是研究刘庆邦小说真正意义之所在。（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安忆，《什么是故事》，《文学角》，1989年02期。

[2]雷达，《季风与地火—刘庆邦小说面面观》，《文学评论》，1992年06期。

[3]魏家骏，《圣洁的爱和古典的美—读刘庆邦的小说》，《名作欣赏》，2002年05期。

[4]谭光辉，《真情世界的困守和无情世界的飘零—读刘庆邦与徐坤》，《名作欣赏》，2002年06期。

[5]方学武，《论刘庆邦的成长主题小说》，《山东文学》，2006年第07期。

[6]柯贵文，《论刘庆邦的成长小说》，《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04期。

[7]杨静，祁宏超，《苦难是人生的成人仪式—刘庆邦成长小说仪式考》，《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04期。

注解：

①引自焦会生，《刘庆邦小说论》，《当代文坛》，2005年04期。

②引自余志平，《吹响民间底层生命的唢呐——底层叙事视野中的刘庆邦小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③引自李杰，《刘庆邦小说的叙事特征》，《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2006年01期。

④引自张颐武，《话语记忆叙事—读刘庆邦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05期。

⑤引自余志平，《论刘庆邦小说语言的俗与雅》，《文学理论与批评》，2007年04期。

⑥引自李红艳，《论刘庆邦乡村题材小说的语言特色》，《作家》，2011年10期。

⑦引自张延国，《九十年代的田园牧歌—刘庆邦柔美小说论》，《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⑧引自杨建兵，《对底层的诗意抒写—论刘庆邦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09年03期。

⑨引自翟苏民，《朴素生发出的诗美》，《小说评论》，2005年05期。

⑩引自孙郁，《在温情与冷意之间》，《北京观察》，2004年05期。

B11引自何志云，《强悍而悸动不宁的灵魂—读刘庆邦的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