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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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产品和劳动交换场所、以市场供求变化来调节和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体系。现代市场经济存在错综复杂、 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影响的矛盾体系, 这些矛盾体系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矛盾体系,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影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矛盾体系,这些矛盾互相联系、 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 共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真正认识这些矛盾体系, 才能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现代市场经济矛盾体系的内容包括: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产权的矛盾;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有制结构的矛盾;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矛盾,等。产权矛盾和所有制矛盾属体制性矛盾,在体制没有突破的情况下, 研究这些矛盾缺乏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只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分析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现代市场经济运动中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探讨经济管理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

二、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分析

(一)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内在矛盾

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 资源配置存在此多彼少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特点在于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 内有追求利润的动力,外有竞争的压力, 并在优胜劣汰中形成一种社会强制。这种特点必然产生社会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资源配置目标这两对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内在矛盾。

1 、政府和市场的矛盾

政府和市场的矛盾是社会资源配置手段的矛盾。政府按计划配置资源, 市场经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矛盾具体表现在: 一是市场和计划双轨制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资源的计划性配置仍很多, 旧的计划经济烙印很深, 政府迷恋权力并习惯于计划调控, 对以市场调控经济的方式、 方法不认识或者认识不够, 甚至有时是有意识拒绝由市场调控经济的运行。市场调控就意味着政府权力的丧失,中国在加入 WTO 的过程中, 反对最强烈的是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 因为一旦加入 WTO,就必须按照WTO 规则和市场规则办事, 社会资源配置就应以市场配置为主, 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就没有计划的特权。这一例子充分说明市场和计划之间矛盾的严重性; 二是市场与现行政策的矛盾。市场的调控是即时的, 而现行政策是根据制定政策时的实际状况制定的, 不可能完全反映现时的市场状况, 无法像市场那样即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当然市场调控也有局限性, 也会产生“外部不经济”，“ 看不见的手”也不是万能的, 当“市场失灵”时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三是市场规律和现行政策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中,支配市场的是市场规律, 市场规律是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发挥作用的,而政府在制定现行政策时,考虑最多的是社会的整体需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执行现行政策和抓住发展机遇的矛盾。作为经济行为主体, 其经济行为必须受到政府政策法规的制约,而市场经济中又有很多商机与现行政策的利益取向不相一致。

2、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社会资源配置目标的矛盾,资源配置目标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为了兼顾公平。市场经济存在竞争规律, 经济行为主体都是竞争的参与者, 竞争规律遵循优胜劣汰,才能体现效率和发展生产力。公平是每个人的天生要求,任何人都要求在任何方面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只有公平, 社会才会稳定, 效率才有保证, 经济发展也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显然,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所要求的效率第一, 与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平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二) 经济运行过程的内在矛盾

市场经济中,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内在矛盾,主要有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市场变动周期与市场主体的矛盾。

1、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总量上的均衡与失衡、 结构上的均衡与失衡之间的矛盾。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时,总量上和结构上处于均衡状态,国民经济就能平衡发展, 不会出现“大起大落”，“通缩或通胀”等经济发展局面, 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相对的、 暂时的, 不平衡才是绝对的, 只有当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时, 经济才会出现波动, 成为经济萧条或膨胀的根源。无论是哪种情况, 作为经济运行管理部门的政府都要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运行, 以达到经济的平衡发展或朝政府所需要的目标运行。

2、市场变动周期与市场主体的矛盾市场的运作和变动是有周期性的, 有高峰有低谷。市场变动瞬息万变,信息的流进流出、 供求关系的变化、 商品价格的升降、 消费者偏爱的改变、 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在随时随地发生变动,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也影响市场的变动, 这些变动使市场变动呈现周期性。市场变动周期与市场主体之间一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另一方面市场变动周期要求市场主体的素质相应地即时发生变化,而市场主体素质的变化需要一个缓慢式、 长期式的学习积累过程, 市场主体素质的改变相对于市场变动是滞后的,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三、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管理

资源优化配置指的是能够带来高效率的资源使用，其着眼点在于“优化”，它既包括企业内部的人、财、 物、科技、信息等资源的使用和安排的优化,也包括社会范围内人、财、物等资源配置的优化。 资源配置是否优化，其标准主要是看资源的使用是否带来了生产的高效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的破产倒闭。一般说来，那些在同行业中科技水平不高，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的劣势企业，会因其产品和服务缺乏市场竞争力而遭淘汰。因此，从资源使用这个角度看，归根到底是看有没有实现生产的高效率、高效益。

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靠的是市场途径，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发性的特点和优点，它能够自发地实现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优胜劣汰的选择，促使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现内部的优化配置，调节社会资源向优化配置的企业集中，进而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

由于市场调节作用的有限性使市场调节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因此，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供求的总量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共环境等，必然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实现。而在企业内部，部门或地区资源的合理使用，则主要是由市场途径来实现的。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同时，也促进企业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优化资产结构，形成合理的创新机制，从而在微观的企业，部门或地区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以合理配置为前提，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前提的。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就是运用资源，实现资源配置的过程。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投入到某种产品生产的资源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投入到其他产品生产的这种资源的减少，因此，人们被迫在多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使用方式中，选择较优一种，以达到社会的最高效率和消费者，企业及社会利益的最大满足。从这个意义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不断追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争取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历程。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部门之间大体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的调节，国家宏观调控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的规划及总量控制，重大结构和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方面的作用，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有限的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四、意义与启示

1、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通过对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诸多矛盾的研究, 使我们掌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中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各种矛盾关系和各种矛盾的运行规律, 这对于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具有关键的作用。

2、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做实践指导

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诸多矛盾是围绕资源配置展开的, 解决好这些矛盾的有效方法是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抓住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中资源配置这一中心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正视市场的各种矛盾, 辩证分析各种矛盾,遵循矛盾的发展规律, 掌握好解决矛盾的方法和解决矛盾的关键, 及时调整矛盾双方, 使矛盾双方协调统一发展。这种方法对于指导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Hume, D. , THN, Book Ⅲ, PartⅡ, Sect . Ⅴ. 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 , 1890. 287-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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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永明. 市场经济与产权改革.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99

［10］胡正旭.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J],甘肃社会科学，1995.5

作者简介：

郑玲敏，女，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新西路支行客户部经理，经济师

篇2

 

效率价值体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一)阻止了垄断现象的发生

 

垄断对市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通过破坏价格竞争机制实现对社会资源的绝对支配，由于市场价格完全被垄断企业控制，价格不再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价格杠杆也丧失了调控社会资源的功能。在垄断情形下，整个市场运作的效率极其低下，这时必须由经济法对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维护经济效率。

 

(二)解决了经济的外部性问题

 

经济的外部性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是指企业或个人的活动对其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很难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现代经济学原理表明，经济外部性会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或使资源配置远离最优状态，例如经济活动产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当存在这种经济外部性时，仅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就需要通过政府进行适度干预，制定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来限制和调整类似的行为。

 

(三)实现了公共产品的提供

 

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如义务教育、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说，公共产品对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必不可少，但是因其缺少排他性和竞争性，获取的收益不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们往往不愿意提供此类产品。这时，就可以通过制定税收、福利等经济法律政策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鼓励他们生产公共产品。

 

(四)解决了市场交易的不公平

 

在市场交易中，生产者和销售者往往占据有利地位，他们对产品的情况了如指掌，与此相对的是消费者很难掌握产品的真实情况。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市场运作的低效率。交易双方缺乏互相的了解和信任，为了获取更多交易信息，势必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这很不利于市场运行和社会资源流通。对此，最好的办法的就是通过经济立法保护弱势一方。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反不正当竞争法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价格法规定商品必须明码标价等，都旨在扭转交易不公平，促进社会资源的高效流通。

 

二、效率价值的局限性

 

(一)过分追求效率的外部局限性

 

尽管经济法追求效率价值，但这种追求必须是有限度的，否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许多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法律制度时面临两难选择，究竟是先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还是先提高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长期的投资，短时间难见收益，但是提高社会效率的好处却是立竿见影。因此，传统理论发展往往追求“效率优先”。在效率至上的意识支配下，一国制定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必然以效率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追求，即只要能够提高社会效率，即使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是合理、合法的。财富的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垄断、两极贫富差距等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损害社会公平。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就是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同时，追求效率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资源锐减、环境破坏、生态污染等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先发展后治理”的过程，然而治理环境污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代价巨大，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发展收益甚至都不足以弥补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从全局看，追求效率的行为甚至可能反过来阻碍效率的提高。

 

(二)效率价值的内部局限性

 

经济法的效率价值内部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实现效率的分配多种多样，但是对于哪种分配方法最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并无定论。前文中提及，效率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就是“有人因此变好，没人因此变坏”。然而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给不同的人带来影响，有人因此受益，有人因此受损。不存在绝对的能使所有人都受益的经济政策。例如，某城市为发展经济引进外商投资企业，该企业投入生产以后，不仅当地总体经济水平得到提升，还增加了不少就业岗位，企业生产的产品也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大多数人都因此受益。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与该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当地企业却因此受到很大冲击，销量降低，利益受损。那么，引进外资这一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则最终取决于大多数人的福利是否因此得到改善。当实施某一经济政策所获取的总的利益大于它所带来的损失，这个经济政策就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具体到个人获得的福利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很难进行比较。对个人来说，有的人追求经济利益，金钱是其衡量福利的标准;有的人追求精神享受，认为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其获得福利的标准。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人来说，生活环境的改善并没有让他获得想要的利益;而对于追求精神享受的人来说，获取金钱也不等同于获利。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追求的是实现社会整体效率，但对社会整体的各个成员来说，效率的实现必然是对一部分人的不公平，这种内部的不公平是不可避免的。

 

三、结语

 

通过上文不难看出，经济法对效率价值的追求有不少好处，而其局限性最主要就是与公平的冲突。对效率与公平谁应该居于首要位置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国从一开始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如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理念转变也说明了我国在发展道路上的阶段性选择。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决是不一概而论的事。当社会整体经济水平落后的时候，鼓励效率优先，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无可厚非;然而等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我们就必须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效率与公平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效率与公平不总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正确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使二者相互促进，形成正的相关关系。

 

篇3

运用《经济生活》中的相关知识，说明图中所列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为什么对产业发展十分重要。

思 维点拨

本题以培育优势产业这个热点为话题，考查不同的生产要素对产业的重要性，实际考查的就是资源配置问题，要求回答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本题应从两个方面回答：一是所列生产要素对产业发展的作用――自然资源的作用在于它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劳动力要素的作用在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技术要素的作用在于技术能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竞争力，从而推动产业升级。二是市场需求（消费需求）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应联系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要注意表述全面。

答 案

①自然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其素质的提高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产业发展；技术进步是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②消费需求是市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对生产有反作用，能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发展。消费所形成的新的需要，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起导向作用，能带动一个产业出现和成长。消费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劳动力，能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总 结与反思

不少考生看到此题后，可能感觉有话可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或者是始终答不到关键点上，这主要是由于考生对资源主线把握不全面。

高考对资源及资源配置的考查一般有三种形式：（1）考查资源配置的重要性；（2）考查如何实现资源配置；（3）考查资源配置与其他知识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学习中，我们始终要注意各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意义，如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宏观调控对资源配置的意义。二是要注意资源配置的必要性，可从市场调节的缺陷、我国国情或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规律等角度进行分析。三是注意几种资源的重要性，如科技、劳动力、土地、文化、海洋等资源的重要性。

为了调动这些知识，我们必须对《经济生活》中涉及资源的内容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进行知识发散。

一 、几种资源的重要性

二、资源配置的重要性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要求必须合理配置资源，只有合理配置资源，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人类的需求。

三、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市场与计划

1.市场

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是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实现的。市场能够通过价格变化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传递供求信息，实现资源配置。下图展示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流程：

（1）市场价格与资源配置：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获利增大，就会吸引人们增加这种商品的资源投入；反之，则减少资源投入。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盲目性和自发性。

（2）企业生产与资源配置：在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状态下,企业要想把商品卖掉，尽量保本或减少亏损，就必须从企业的经营战略、企业自主创新、企业技术和管理、企业经济效益、企业的信誉和形象等多个方面着手，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通过兼并、破产或强强联合等多个途径，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资源的效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市场原则与资源配置：制定市场规则，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防范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分配到社会最需要的部门和生产单位，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社会真正需要的产品，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4）国际市场与资源配置：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在范围上的延伸。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国际分工水平提高，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1）经济手段：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包括：①经济计划：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等。②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③经济杠杆：价格、利率、税率等。

（2）法律手段：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①经济立法：规范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②经济司法：保证各项经济政策的执行、经济合同的履行，打击各种经济违法犯罪行为。

（3）行政手段：国家依靠行政机构，采取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

四、社会再生产与资源配置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四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与资源配置有密切的联系。

变 式训练

篇4

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普遍已形成两大偏好，即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在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较快，表明经济发展呈现出好的发展态势，否则，就表明经济运行出了问题，政府应设法扭转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下滑的局面。笔者认为，判断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与坏，应根据国内的实际状况予以确定，特别应依据国内需求、资源和环境的状况而确定，不宜简单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决定。

一、经济增长偏好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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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普遍已形成两大偏好，即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在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较快，表明经济发展呈现出好的发展态势，否则，就表明经济运行出了问题，政府应设法扭转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下滑的局面。笔者认为，判断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与坏，应根据国内的实际状况予以确定，特别应依据国内需求、资源和环境的状况而确定，不宜简单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决定。

一、经济增长偏好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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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学校办学而言，要处理好“制器”和“育人”的关系。财经类高校主要培养面向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学生首先应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知识，唯此才能在初次就业中具备求职优势。但是，基于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学校会过度强化专业技能训练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不重视专门从事校本素质教育师资力量的引进和培训，对长期坚守素质教育一线教学的优秀教师缺少激励措施，素质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逐步被淡化。教育学专家高宝认为，“院校的职业人文教育，要注意校内资源和多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为此，财经类高校应放眼未来，认真处理好“制器”和“育人”的辩证关系，把素质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的育人价值同等对待，重视校内外两种教学资源的整合，科学规划核心素质教育课程目录，打造一批校内外专兼职相结合的素质教育名师大师，完善素质教育课程的学习考核评价机制，提升财经类高校人才培养的品位和软实力。   

其次，对教师教学而言，要处理好学校教育“有限性”和终身教育“无限性”的关系。在当前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环境中，知名跨国公司纷纷把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标准化高度，为了应对这种趋势，浙江工商大学商学院易开刚教授呼吁:“跨国公司将人文色彩浓厚的道德行为衍变成为市场经济强有力的竞争工具，因此财经类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将教育形式由‘技能培养型’转向‘职业素养提升型”’。在一定意义上，财经类高校素质教育的主讲教师承担着文化育人的历史责任，应该改变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方式，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在学生有限的学校教育期间增加一定比例的课堂对话交流时间，重视学生对社会功利主义和市场商业文化的个体体验反省训练，重点塑造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要的诚信素养、人格品质和社会责任能力，适应学生日后在职自主学习、培训、进修等方面的“无限性”终身教育诉求，提升学生职场的可持续竞争力和生活幸福感。   

再次，对学生而言，要处理好“智商”和“情商”的关系。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提出“冰山素质模型理论”，浮出水面的冰山相当于一个人的知识技能，跟智商(IQ)的关联度密切;隐藏在水面以下的冰山部分则相当于一个人内在的情绪、品格、意志和人际关系，跟情商((EQ)的关联度密切。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智商只起到20%的作用，剩下的80%则来自情商。财经类专业与社会真实工作情景对接的实践教学条件较为薄弱，无法像医学类、工科类专业学生那样直接获取可以被实验验证的专业技能。正因为如此，财经类高校应该鼓励学生养成正确的课程学习观，要深刻领悟“冰山素质模型理论”对个体学习的方向指引性，不要把精力全部放在专业技能学习和追捧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试上，而要充分重视素质教育课程对培养个人“情商”的潜移默化作用，在物质主义追求和功利主义抬头的商业化社会现实中，注重人格、品格和内心精神的塑造，具备对人生境界进行哲学理性的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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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131-01

2008年汶川8.0级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对灾区进行救援活动。但在灾后救援以及目前仍在进行的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 社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新出现的概念,它把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形象地比喻为一种可以给个人或群体带来收益的“资本”。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布迪厄(Bourdieu)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D.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影响较大,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强大的地震可以将街道、财产毁灭,但人际关系网络却是毁灭不了的,社会资本就诞生并且体现于这一民众交往网络之中。无论是在应对地震的救援期间还是恢复重建期,一定范围内的人们之间形成的人际网络,以及由此形成的信任、规范、共同的行为准则等,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便是社区社会资本在应对突发灾害时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张力。社区社会资本存在于一定的社区结构中,并为社区居民的行动提供社会资源,包括社区规范、社区信任以及社区网络等。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2 社区社会资本在汶川地震救援期的作用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受天气恶劣,交通、通信中断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救援部队要两天甚至两天后才能到达,最佳的72小时黄金救灾时间已经过半,紧急救援难以收到最理想的效果。在汶川地震发生初期,亲友间铺天盖地的手机短信传递求救信息,便是人们在灾害发生后通过个人或群体的人际交往网络传递信息,以期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的表现。这样一种非官方的信息传播渠道便是社会资本的典型应用。林南认为,在灾害发生后,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网络来调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嵌入性资源,为自己摆脱灾害影响、恢复正常生活提供条件。在地震灾害中,社区内亲人、邻里的守望相助、互帮互救正是社区居民通过人际网络获取援助资源的方式。这时候,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已经内化为一种可以给个人或群体带来益处的社会资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规范、伦理道德规范、各种习惯、风俗等,它们本身可以被看做社会资本,同时也可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

此外,从众多地震经历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地震发生后人们会首先搜救自己的亲属、朋友、邻居、同学等。个人被救的概率与有无相熟的搜救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这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在灾后的搜救行动中成为了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我们可以用强关系和弱关系来解释被救概率与有无相熟搜救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关系的强度指人际关系的时间长度、情感亲密度、熟悉、信任程度。关系持续时间越长、越亲密、熟悉、信任,则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相熟的人会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互相搜救,这是强关系的表现；弱关系指的就是接触较少或彼此互不相识的联系。对于一个社区来说,如果社区居民平时有高信任度、高参与度,社区组织规范健全,那么社区内居民自然会相熟而产生社区凝聚力,易形成强关系网络,在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的被搜救率会显著提高。这也再次证明了社区社会资本在应急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当然,社会资本并不是没有消极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谣言涌现,宣称某城市某时间将发生地震,这些谣言正是通过亲友、熟人间口头流传、手机短信等形式沿着人际关系网络传递,并且个别城市也出现了社区内居民集中在社区广场或空地“等地震”以避免受到伤害的情况。社会资本在这里出现了负面的作用,抑制了社区发展。

3 社区社会资本在汶川地震恢复重建期的作用

灾害带来的损失远不止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之类的有形破坏,更有社会资本的无形损耗。社区内人与人之间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地震中受到了损耗,尤其是由于受灾面积较为集中,“强关系”在地震中破坏严重,急需重建关系网络以得到社会支持。而基于社区内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的行为规范也受到冲击。地震后,一些受灾群众迁移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人们的社会关系、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导致社区面貌、社会结构的突变。因此,震后重建中,在活动板房形成的社区范围内,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增长构成了整个震后复兴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这个过程中人际关系的不断增进和累积,同时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和社区的恢复效果。

毫无疑问,社区结构的变化使原来建立在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半径被扩大了,扩大了的社会资本半径将更多的成员纳入进来,参与社区活动,扩大了网络规模,建立了新的互惠规则,信任的半径也随之扩大,突破了“熟人”的范围。原来社区内较高水平的熟人信任,扩展到陌生人和制度的信任层次,并且人们在灾后容易激发“利他性”行为,这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整个社区居民能更好地支持、配合民间组织以及政府的灾后重建工作,从而使社区能够在灾后恢复重建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但社会资本不是万能的,在灾后恢复重建的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它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因素,对那些高度依赖强网络关系的弱势群体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强关系半径范围内的成员一般与受灾者本人在资源拥有状况、社会地位等方面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如果受灾者本人个人能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都比较弱势,那么强关系半径范围内的成员很可能也是同样的境况,他们组成了一个弱势群体网络,很难通过非正式支持寻求到需要的资源,社会资本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他们受灾后则只能主要依靠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正式支持来获取社会资源,恢复生产生活。

4 结 论

汶川地震的实例证明,在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时,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体制并不是万能的,往往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补充和完善。在作为基层组织的社区,社会资本正是一种隐形的社会力量,它嵌入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在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中,社会资本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使组织内的成员以更合作的态度相处,从而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收益,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这恰好可以弥补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不足,为政府救灾减缓压力。因此,政府应将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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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004-02

一、问题的提出

“凡对相对人产生设定或确认权利或法律上重大利益的行政处分，皆属授益处分。” 据此，在给付行政逐渐成为政府主要职能的今天，授益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所作的，能够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直接利益的所有行政行为。

著名的行政法学泰斗罗豪才认为，公域之治为什么需要行政法？一个高度浓缩的答案是“政府是必要的恶”。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之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真实性。只有个人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一个集体或社会从来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行为，社会仅仅是无数个个人的集合，它本身不存在任何独立于个人的价值、目标和行为。由此得出那么政府也是由个人组成，政府的利益实质是政府背后的个人利益的外部表现，归根结底政府利益是代表政府的多个个人利益的集合。那么在个人和政府之间始终是有种不可化解的矛盾存在着。假定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一定的，那么分享给社会某些特定个体的利益多，那么政府的利益就会少。而这显然不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从政府的角度讲，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所当然地希望有更多负担行政的规定，那么为什么授益行政还会存在，并且现在还大力倡导建设福利社会或者给付行政呢？

二、授益行政行为存在的法经济学原理

波斯纳认为，所有的法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诉讼等）和全部法律制度（私法制度、公法制度、审判制度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 授益行政行为存在的经济学原理必须从政府权力的获得说起。根据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人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能对个人行为的收益成本进行精确的比较分析，他们是在既定法律和制度约束下的自立的、理性的和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政府权力的获得实质是社会个体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易或者合作行为。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社会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难免造成其他个体所获利益的减少，此时有限资源该如何分配呢？为避免竞争和矛盾造成两败俱伤，政府作为有限社会资源的分配者为其存在和进行行政管理找到了合理的理由。个体决定把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期望政府能够作为公正的代言，给自己争取最大的权利，同时政府也能从中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从而达到两方的双赢。那么社会个体怎样才能放心地信赖政府呢?这就需要政府有所表现以体现其交易的诚意，这就是行政法存在的缘由——限制和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

波斯纳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中提出了“信号传递—合作模型”。对政府授意行政的分析亦可运用此模型。在这场合作的过程中，社会个体和政府都有自己的考虑：若社会个体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政府保证自己权利得到一定限度的保障；若不让渡权利给政府，则个体利益在争取有限社会资源的竞争中可能面临一无所获的风险，因此权衡利弊个体以期通过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来争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争取最小的损失。而政府作为在政治权力争夺中的胜利者，它也希望通过这场与社会个体的合作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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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培养学生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造就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显然，高等工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作为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是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工科实验室建设在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地方本科院校工科专业的主要任务在于实施应用性教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大批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不过分要求专业知识的深厚，而是着重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最佳结合［1］。在培养“厚基础、强实践、求创新、高素养、重责任”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过程中，建设条件完善、设备性能先进的工科实验室是一个关键环节。

二、地方本科院校工科实验室建设现状

由于地方本科院校的投资主体多为地方政府，缺乏长期稳定的投资机制等因素，造成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不够之间的矛盾，设备资源的有限性和非优质性，致使地方院校工科实验室建设存在以下普遍问题，严重影响了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2］。

（1）经费短缺导致实验设备数量少且整体水平先进性较差；

（2）验证性实验项目占主流，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综合型、设计型和创新型实验数量偏少；

（3）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专业实验师资队伍缺乏，实验教学和技术水平偏低。

三、多种途径加强工科实验室建设

1.整体规划，科学管理，挖掘现有实验室潜力

一是通过调查研究，在充分了解服务区域真实的社会需求前提下，依据自己的优势以实现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为出发点，科研处、设备管理处和各系部等相关部门要统筹规划，把学科建设与实验室发展规划结合在一起，把握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方向［3］。二是从学校层面加强对实验教学人员的重视和政策倾斜，制定量化的考核指标和激励机制，更新实验教学人员的知识结构，提高实验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一支思想稳定、业务水平较高的实验队伍。三是对实验教学过程及实验技能创新方面制定相应考核指标，减少验证性实验，挖掘现有实验设备的潜力，增大综合型、设计型和创新型实验的比例。

2.校企合作共建实验室，产学相互借势

对于工科专业来说，校企合作已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在设备、人员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采取校企合作共建实验室，是地方本科院校工科专业的明智选择［4］。立足地方经济发展，认真研究本地区行业需求，通过双方积极开展横向课题研究等方式来扩充实验室教学科研设备，实现资源共享，应该列为实验室建设的长期规划。

近年来，已有地方院校成功地采取了“筑巢引凤”、“借鸡生蛋”等校企合作方式，实现了“人、财、物的双向流动”。通过企业深度参与，为学校提供实验实训设备，利用学校场地与学校共建实验室和实训车间，既供企业培训员工和客户，也供学生学习实训使用。学校也可将实验室建在企业，将实验教学延伸到企业，缓解学校教学经费不足、实验设施不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实际困难。学校的教师和企业的师傅二者合一，既提高了实验室师资队伍能力和水平，又利于培养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双方在深度融合中，还可以自动加大合作范围，通过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共同解决企业生产与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难点、疑点问题，开发研制出新颖、可靠、实用的科技产品，把技术力量转化为生产力，“互利互惠、谋求双赢”，创建校企联合提升产学研水平的良好局面。

3.依托地方优势，借助社会资源，扩充实验室设备

地方本科院校的经费现状和地域环境，促使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思考和探索与地方相关团体的合作，依托高职院校、科研机构、相关质检部门等社会力量，在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和推动下，借助社会资源，加强对实验室的建设力度。在这种合作过程中，需要社会对地方院校的认同，需要地方政府的审时度势和政策引导，需要学校和社会团体相互间的真诚合作。学校要舍得拿出一定的实验经费投入到合作单位，作为设备耗损和实验指导的补偿，既解决了地方本科院校自身设备不足而又无条件投入的难题，又实现了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4.缓解经费压力，培养师生能力，自主研制实验设备

在技术发展迅猛的今天，学校的经费投入无法满足工科专业实验设备的更新换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相关专业老师改变以往仅仅依靠购买充实设备资源的习惯，自己动手制作，不但满足了实验教学需要，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为学校节省大量资金。除了相关专业教师之外，还可以吸收一部分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参与进来，在研究、开发、制作的过程中，师生的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会得到极大地提高。我校自2010年开始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工科专业自制实验仪器设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机电系师生自制的《PLC控制实验台》、《单片机控制实验箱》、《通用电力、电子、电气控制实验台》，紧跟新技术的发展，吸收了老师最新科研成果，结合行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需求，在机电类专业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验室建设在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中的重要作用，促使我们必须正视现状，在实现现有资源利用的最优化的前提下，出思路，想办法，寻求多种途径来加大对实验室的建设力度，加强学生实验等各种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潘懋元，车如山.做强地方本科院校――地方本科院校的定位与特征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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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强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概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往往会向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此，笔者比较赞同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观点。李强社会分层理论是基于经济收入来划分的。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方法，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发现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又拥有众多人数的巨大群体。该群体内部的社会状况高度一致，即为倒丁字的那一横。同时，中国还拥有人数不多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多层化的一系列的群体，累叠起来即为倒丁字的那一竖。这无疑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危险的社会结构。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会结构中，极少数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顶层者在极力维护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大自己的利益。随着上位者的利益扩大，使得基层的下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处于中层的社会成员及处于基层的人数众多的下位贫困者为了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则会想尽办法往金字塔顶端钻。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越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会越大。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尖锐的“倒丁字”结构，巨大的社会经济底层人数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存在明显的潜在危机，更易发生难以调节的社会冲突。“金字塔”结构或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典型负面影响是使大部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成员中极少数人的手上。直接导致不同社会成员因其所在的社会层面不同，所拥有的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长时间的积累不仅使得社会分层化愈来愈重，即从“金字塔”社会结构发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会结构。而且，随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劣势者的生活状况会愈来愈差，从而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2.“纺锤形”社会结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相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纺锤形”则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支拥有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群体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性不大，同时亦可以满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员之间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强。相较于下位者，中位者拥有一个较为满足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维护意识。所以，在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普遍持有保守态度，会更倾向于理性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当这一阶层变为社会的主体时，发生矛盾冲突的概率会变得特别低，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极具有积极作用。无疑是我国当今社会形式向“纺锤形”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下畸形的社会结构正常化应具备的条件

现下国内无法办到使下层等级的人群对于他们目前的地位特征达到认同的程度，而直接导致上层阶层成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对不安于现状的下层人群强力镇压，其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方法。这无疑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僵硬，最终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向科学合理的“纺锤形”发展。要使中国社会结构往“纺锤形”方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向“纺锤形”转换是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针对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功转化为“纺锤形”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至少要满足三点。

第一，积极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下这种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矛盾愈发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只有使社会总体资源得到保证，使得人均所得的社会资源普遍升高，从而下层者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实现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还能实现下层者向中层流动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状态。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行为对于整体的影响是必须由强硬的社会制度和规定来规范的。社会的稳定性关乎国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国家的成员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前提。这两点也是政府管理部门所负责的首要任务。

第三，为保证利益可以往下流动，利益的向下流动是实现“纺锤形”社会结构的核心步骤。在社会资源充沛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利益向下流动只能使上层者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下层者还是保持着糟糕的生活状态，下层者的“仇恨”心理只会更加严重，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实现利益的向下流动才能保证下层社会成员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中层发展，减少下层贫困社会成员的数量，使人们渐渐向中层涌动，最终达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也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纺锤形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功能

如何使社会下层人群接受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上层人积极配合社会结构向正确方向改变的工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团结安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一，通过上文所述，不难看出稳定下层人群的情绪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第一目标。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会下层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不及极少上层人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由于中国现如今的总体社会资源不足，引出了下层人群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即为下层社会成员难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长此以来，大量存在的贫困人群会大大消减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的消极态度所致，难免会发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难以统一管理。所以当务之急即为建设完善的健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在满足他们基础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为该群体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农村扶贫脱困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等保障条例。实现让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向中层人群靠拢，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兴奋感，安抚他们的消极情绪，达到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增大社会稳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证下层群众安定的同时，也要动员他们积极争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下层群众思想达到积极争取的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们了解上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引导下层群众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和现在所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保证上层群众与下层群众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层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凝聚弱势社会阶层内部思想，提高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从而为争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础。召集此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集体向执政团体发出呼吁，引起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视。此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要让该阶层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动员这一阶层人民接受教育，通过提到自身的素质修养，丰富思考角度来提高自身的价值。以知识为武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质的改变。着重强调争取途径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层群众通过不理性的争取途径而导致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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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一词来源于佛教用语，意为无高下浅深之别。如今，平等作为一种生活理念，已经成为人类公正地共外于同一社会的基本伦理（靳海山，2005），即每个人不论贫富贵贱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能力与动机去追求更美满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强势群体往往凭借其既有的利益资源优势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形成对其利益表达途径的垄断（瞿伟亮，2009），这不但产生了社会弱势群体，还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实现。所以，社会工作关注的主题和重点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其伦理价值也更加注重社会平等与公平。

二、社会工作中的平等及其伦理困境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各种关于平等问题的伦理困境，而且由于对伦理困境的不恰当处理，又很容易造成新的不平等，所以，处理好伦理困境显得尤为重要。

1、不同案主间的平等及其伦理困境

当社会工作者面对需要同一资源的两个不同案主时，就很可能由于自己的个人偏好及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不平等现象和伦理困境的出现。例如，针对一笔无特别指向的善款，是捐给孤儿院还是养老院，如果社会工作者认为孩子比老人更有价值，他就很可能将这批善款用在孩子身上，那么，老人就真的没有价值吗？这对于老人来说是不是就是不公平的呢？一方面案主有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又对工作者有专业价值要求，这时社会工作者就很可能会出现伦理上的困境。

在社会工作过程中，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宝贵的资源。在分配社会工作者个人的工作时间时，如果按照所有的案主都应该平均分配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时间这一标准，有一些案主由于特殊需要，他们的时间可能会不够，其他人还可能会有剩余，但如果我们顾及到他们的特殊情况，给他们多分配一些时间时，那么对于其他案主来说是不是也是不公平的呢？

2、案主与机构之间的平等及其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者脱离不了组织和机构，如医院社会工作者脱离不了医院，工厂社会工作者脱离不了工厂，作为这些机构的雇员，社会工作者必须为雇主尽义务，维护雇主的权益。但同时，作为为某一案主直接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又必须对其案主尽义务，保护案主的利益。当这种双重或多重角色在同一案例中出现，且他们之间又存在矛盾时，社会工作者就很容易陷入矛盾之中，不知道到底应该忠于谁（焦金波等，2005）。

例如，作为一名医院社会工作者，当面临医患之间矛盾或处理医疗过失时，是维护案主的利益，还是维护医生与医院的名誉？又如，作为一名工厂社会工作者，由于加班现象严重，工人开始用罢工的方式来宣泄不满情绪，工厂要求你安抚工人情绪使他们继续上工，而原有加班时间不变，这时，你是捍卫工人的工作权益还是维护厂方的经济利益，社会工作者同样面临着困境。

在以上的问题中，当案主个人与权威或机构发生矛盾冲突时，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讲究人情、面子、组织；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专业伦理平等，这就成为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伦理难题之一。

3、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平等及其伦理困境

在一个重视等级和身份地位的社会中，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被当作是权威；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自身由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把自己当成是权威，替案主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这就造成了案主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不平等。同样，由于这种权威性，案主往往要求社会工作者替他们做出决定，但如果你坚持让案主自决，案主会认为你不是真心为他们服务，会感到失望或无所适从等等。

三、社会工作中出现平等伦理困境的原因

1、资源有限性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绝不会有足够的资源来做任何应该做的事。再者，在政府的主导下，某些可以用在根除贫困、消灭歧视和改善医疗补助制度等社会福利方面的资源被用到其他地方了，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反恐、军事始终处于优先位置，这样社会工作者可以获取的资源就更加有限了。

2、社会工作本土化出现的问题

作为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理念来说，它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产物，与东方文明存在着冲突。西方社会更注重个人主义、基督意义上的博爱和人文主义的平等观念，而在中国，虽然有助人观念，却缺乏尊重人格的前提和真实的平等（姚振强，2009），传统社会更强调血缘和亲情，依据对方与自己的亲情关系远近而承担强度不同的道德义务。

3、社会工作者本身的特殊性

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单元，是社会资源的获取者，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但同时，社会工作者也是有血有肉的社会个体，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处事原则及个人偏好，而服务对象同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有着独特的生活背景（王君婷，2012），这样，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就可能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

再者，社会工作者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容易在工作时顾及人情、面子等，难以摆脱传统的束缚，而社会工作伦理又要求社会工作者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同样，也容易出现关于平等的伦理困境。

四、如何处理关于平等的伦理困境

1、针对资源的有限性带来的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们需要进行权益倡导，呼吁政府把更多的资源应用到社会福利方面。

除权益倡导外，社会工作者在进行资源分配时还应注意差别平等原则：在社会工作者面对伦理困境时，可以把“差别平等”原则作为参考的标准之一，即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更加弱势的案主，用这种表面上的不平等来获取深层次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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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矿山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发展自身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容易带来环境破坏和生态影响。因此，在生产经营时需要考虑环境发展的因素，特别是在进行财务管理时应考虑环境的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兼顾企业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提供了可能性，绿色财务管理的实施，有利于帮助企业立足全局，促进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绿色财务管理具备传统财务管理所不具备的优势，有利于促进企业长期目标的实现。

绿色财务管理是指在进行企业管理时，充分考虑企业盈利性、资源有限性、环境保护性、社会效益性的协调发展，促进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方式。绿色财务管理主要是要合理组织企业资金，建立以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基础的财务关系，以促进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一致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企业效益统一发展。

二、矿山企业进行绿色财务管理的意义

（一）绿色财务管理是企业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

矿山企业本身对于环境的影响导致其在国际上存在着竞争门槛，主要表现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影响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为了获得国际上认可的贸易ISO14000证书，企业必须大力发展重要内容之一为绿色财务管理的绿色管理，促进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相一致。同时，现代社会日益发展，人们对于企业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企业投入和生产要素投资均会考虑环境和资源因素，因此企业在进行产品生产和营销管理时，应综合考虑对于环境和资源的保护，这也需要企业进行绿色财务管理，以加强内部绿色经济管理。

（二）绿色财务管理是企业实现战略性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绿色财务管理在促进财务管理可持续性发展的同时，可促进企业本身可持续性发展，是企业实现长期战略性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主要体现在：

绿色财务管理符合我国现阶段政策要求。结合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国家已制订相应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政策措施。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元素，企业也有执行国家现行政策的义务，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循环发展也是矿山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采取绿色财务管理也是执行国家政策的表现之一。企业采用绿色财务管理方式，有利于获得政府和社会对企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取得相关的税收优惠措施，为企业不断发展提供财务支持，帮助企业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同时，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同时促进企业的顺利发展。

绿色财务管理本身符合企业长期发展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矿山企业主要生产经营内容为矿产品开采和生产，因此容易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甚至造成塌陷土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恶劣后果，即便短期内可能获利，但从长期看可能导致企业形成短视心态、过度依赖资源，导致企业难以长期发展。绿色财务管理兼顾企业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综合考虑企业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公平计算企业成本和利润，促进企业将环境资源因素、社会效益与企业目标相结合，兼顾企业发展和国家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企业协调社会关系，树立社会形象，帮助企业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促进企业、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促进企业长期发展，促进企业战略目标实现。

（三）绿色财务管理是促进国家持续性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目标，体现之一为加强生态建议，促进社会平衡。可持续性发展是绿色财务管理的重要前提，企业进行绿色财务管理是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容之一。绿色财务管理揭示了企业对于环境和资源的社会责任，将企业置于国家和社会监督之中，帮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国家持续性发展。另外，国家可持续性发展能将企业绿色财务管理指标纳入对企业的衡量之中，综合协调企业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做出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有利决策。

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绿色财务管理

（一）树立绿色财务观念，强化风险意识

企业应将绿色财务观念融合在企业文化中。企业文化体现了企业长期生产经营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观念。应建立绿色企业文化，将和谐的生态观、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及企业和社会利益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现其中，全面树立企业绿色财务观，树立全方位的绿色管理思想。在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中，从筹资、投资、生产到资金回收和分配等过程均应贯穿绿色财务观念。企业可借鉴国外一些优良的做法，由公司负责人直接负责产品环保事宜，成立专门的绿色财务部门，制订绿色财务目标和战略，进行绿色投资，将绿色财务观念融入产品生产全过程。

应帮助企业员工树立绿色财务意识，通过培训等方式帮助企业员工认识到生态平衡和企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树立绿色财务意识，帮助他们全面接受绿色财务管理观念。尤其应加强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关于绿色意识的宣传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识，以及绿色财务对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

应强化企业风险意识，在树立绿色财务观念的同时，企业应正视在矿产品生产中造成环境破坏等的不良后果，判断企业面临的社会责任风险和环境风险，加强责任管理，强化风险控制，重视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综合协调，兼顾社会和企业的共同利益，获得社会和企业效益。

（二）以绿色财务管理为指导，制定经营策略

财务管理直接关系到企业发展水平，因此企业在制定企业经营策略时，应兼顾生态平衡和资源环境，综合考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以绿色财务管理为指导，尽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出长远的发展规划，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社会效益等问题。企业应考虑与企业发展相关的各个经济利益主体，既保证其效益不受影响，同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满足安全生产、污染治理、生态恢复、清洁生产、地质灾害防治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加强管理，依法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使企业、社会资源、生态诸方面协调发展。

（三）充分考虑资源环境因素，进行绿色投资

确定投资方案的可行性时，除了盈利这一根本目的之外，还要分析方案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把未来生产经营过程需支出的与资源环境有关的成本费用定为绿色成本，并纳入投资方案的成本费用中，以盈利为基础分析此投资方案的可行性，这正是绿色财务管理对投资活动分析的目的。为此，需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投资方案生产的产品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环境污染多缘于人类无节制的经济活动，保证投资方案的未来产品对生态没有破坏，正是断污染之源的治本之策。要使投资方案在未来投产时，能够尽量利用废弃物。对资源充分再利用不仅减缓了自然资源有限性与人类需求无限度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能通过综合治理和循环利用，有效改善生态环境的现状。

在对投资风险分析时，要考虑投资方案的实施给资源环境是否带来破坏的绿色风险的分析。贴现率是决定投资是否可行的另一重要因素。绿色财务管理理论中对贴现率的确定与传统财务管理理论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投资风险的分析。由于绿色风险使风险程度加大，贴现率相应增加，因此，应用绿色财务管理分析的投资方案未来盈利的大小是不同的。在对投资方案分析时，有时需要考虑机会成本。绿色财务管理要求人类必须充分考虑和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企业对于某一投资方案的机会成本，应与资源的充分利用程度成反比关系。

四、结论

矿山企业在发展经济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给周边地区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作为企业管理核心之一的财务管理必须要从现实角度出发，将资源的有限性、社会效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中来，构建绿色财务管理模式，采取强有力的绿色财务管理措施，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矿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卫华.浅谈矿山企业对财务风险的防范及规范管理[J].现代商业.2012（02）.

[2]李少杰.浅谈矿山施工企业的市场风险及防范策略[J].中国水泥.2010（04）.

[3]李昭卫.对现阶段冶金矿山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思考[J].冶金财会.2005（11）.

[4].实施绿色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0（02）.

[5]王晓琳，姬长生，任海兵.我国矿业循环经济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问题研究[J].中国矿业.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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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 贫困 反贫困

key word: Social capital impoverished 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简介：周治勇（1975―），男，贵州毕节人，贵州省毕节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与反贫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无时无刻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大众的和谐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步，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重要任务。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和现实追求，他们解决与消除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与反馈，这种回应和反馈又指导和影响了反贫困的实践。学术界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可参考与借鉴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对贫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经历了从物质资本范式到人力资本范式，再到社会资本范式的渐进认识过程。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贫困者的物质缺乏状态。从物质资本范式出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被视为消除贫困的不二法门。但实践证明，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反贫与减贫效果却收效甚微。贫困群体未消减，反而呈现扩大化的态势，并出现一些新的贫困形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困者获取收入机会的匮乏，造成贫困群体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致使贫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扩大化趋势。这一扩散效应的具体化就是每一位贫困者、贫困家庭、贫困社区的就业机会匮乏、就业质量低下，难以维系个人、家庭、社区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出现集体返贫现象。

随着对反贫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对贫困群体自身的状况关注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一时期盛行的人力资本概念启发了研究者，使他们的研究转向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通过对贫困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贫困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弃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缺少，即便某些人能就业，但收入的低廉也难以维持其生活。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训与教育成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印证了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由个体与所属群体、组织、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和个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组成。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必然会对其内部的个人行为施加影响和产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证明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青年人创业、就业中发挥了作用。 特别是民间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国家社会资本在消除与减轻贫困状态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在减轻、消解贫困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贫困研究中导入社会资本范式必然会对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社会资本缺乏与贫困的关系

既然社会资本与贫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探讨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度，必然会对分析贫困工作有所启示。

（一）社会资本缺乏产生贫困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社会结构资源，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而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密度。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镶嵌在其身上的社会资本质与量就越大，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与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或群体大量占有和使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大大减少，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关系贫困，关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占有资源的权利，而资源的缺失必然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群体自身社会资本的单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贫困。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者创收能力和机会的缺失。当一个社会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极低的时候，那么其在市场上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一个社会成员没有社会资本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给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业境地或极少的收入状态。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贫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会资本缺乏加剧贫困

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优劣、高低、等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时空位置差异导致的。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能力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其拥有的先赋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他们因而容易借助社会资源获得特定利益与达成行动目标。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量少或缺失社会资源，限制了社会行动能力，无法借助社会资源获得利益与实现行动目标，致使其现有境况更加恶化。而社会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正是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缺乏。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现更加贫困的“马太效应”局面。

（三）社会资本缺乏能再生产和固化贫困

贫困具有再生产和固化的倾向。社会资本缺乏对于贫困的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贫困文化的形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长时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经过无数代人口传身授的强化，成为贫困地区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与心理状态；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极易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和再生产，并固化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策略

社会资本的匮乏是贫困者丧失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原因，波茨认为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通常具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主要关注使社会处于良好运转中的社会规则的执行；（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3）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较多地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1]这一理论论断为社会资本与反贫困工作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底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末端，从而导致在实施改变自身状态行动上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下，我们发现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体或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层面外的诸多社会资本的普遍匮乏。比如物质、教育、发展机会、权利等。而这种社会资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贫困者及家庭施行计划与行动的能力。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上来。根据贫困者及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有针对性的给予贫困家庭相关帮助和社会资源的提供。其次，贫困个体和家庭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中去，加强与社区、个人、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的联系。实现了彼此的认同与理解、合作与发展。

国家、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注。修复了贫困者原已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缓解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二）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排斥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贫困群体由于被排除在许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从而被剥夺和丧失了摆脱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社会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越加严重。因此，消除有关社会排斥的机制对于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累积乃至摆脱贫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实际。社会政策既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也可以再造贫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等)。 [2]因此，政府应该提高消除具有社会排斥作用的社会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等。

其次，应警惕和减少社会富人集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提升其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减少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的情况发生[3]。强势群体应积极主动的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建构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

贫困群体的个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或者贫苦的生活状态时，不可能获得社会结构系统以及社区的有效帮助与扶持，进而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加速了他们掉出社会安全网外的概率与可能性。所以必须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为贫困者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协作配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一方面可以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全体成员来说，频繁而积极的成员互动可以增强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与成员间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系统内部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维系社会组织自身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并且，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安全网络的一种形式，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贫困群体的规模有所增大，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怎样有效地治理贫困、消除贫困，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贫困产生机制和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