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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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立足与融入城市生活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少数民族在交往紧密的同时，民族间的差异性、竞争性与矛盾有所增强，突出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就业、子女上学、医疗保障、居住条件等问题。1．就业与培训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外出工作是出于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在昆明的谷律地区，由于其距昆明较远，特别是团结镇最为边缘的乐苗村，村内无矿产或特色农业，因此外出打工，摆脱贫困生活成为此类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不二选择。外出务工者多为年轻人，据统计，全村1400人中，长期在外打工的有240人，主要从事建筑业、汽车修理和做小生意。打工地多集中在昆明；全村还有短期工和季节性打工者300多人，其中苗族有10多个人，从事的职业依然是建筑工人。从统计数据来看，除去老人和小孩，1400人中，有近550个年轻劳动力，几乎是全村所有的主力劳动在外打工，可见外出务工对民族流动人口的意义。但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始终是以技术含量低、收入低、工作量大而辛苦的工作为主，且这种工作具有非稳定性、随意性与低层次性的特点。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在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约了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及收入水平，他们是需要提供就业教育培训帮助的弱势群体。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没上过学的约占10%、小学文化水平约占20%、中学文化水平约占60%、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约占40%、大专文化以上约占10%。从现有的职业培训来看，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培训主要是技术含量低的手工技能培训，具有培训时间短、内容简单、见效快的特点，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快速实现非农就业。但是，这些低层次的技能培训无法真正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实际情况来看，昆明的船房社区曾举办过以“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电脑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妈妈学校”，在报名初期参与者的热情程度很高，但实际全程坚持的人寥寥无几。该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联系了西山区职业技校，针对青少年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三年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500元的生活补助，保证就业，结果发出去4000多份招生传单，只有两个人愿意去技校参加培训。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注重眼前利益，且生计繁重，参加培训和接受教育的时间有限，所以此类活动的效果不显著。2．婚姻与家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少有人在本地选择配偶结婚。因为工作在异地，且生活在城市，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导致与汉族普遍通婚。在昆明团结镇谷律村，全村30余对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配偶几乎全是外地来的汉族。另外据昆明市民宗委2012年统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出现问题的相关数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情况开始变得普遍，这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由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使其在不同的家庭角色与关系中出现了因常年外出而产生的家庭矛盾问题。使本应该有利于民族关系的普遍通婚，与家庭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夫妻两地分居、家庭矛盾、夫妻感情平淡等问题不断出现，破坏了家庭的稳定。3．创业与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创业相对较少，最简单的创业形式就是常见的流动摊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普遍缺乏资金来源以及担保人脉，因而限制了其创业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自身的管理能力差，以及缺乏创业技能，也是导致其创业难的因素。

少数起步较早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从创业步入到了发展期，他们需求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大。例如回族作为具有丰富的经商意识和抱团取暖思想的民族，进入城市后的发展步伐以及在某一领域的掌控能力强于其他少数民族，昆明的牛羊屠宰市场、粮油加工市场、废旧物品收购市场、二手车市场基本都由回族掌握，他们需要的支持与发展就会体现在经营地点的选择与扩大、内部员工的管理等方面。4．交往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由于其选择的职业工作时间长且负荷重，下班后几乎没有过多空闲的时间，简单枯燥的业余生活使大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缺乏与外界沟通。（见表3）以上数据，说明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外界的交往不多，缺乏获得外界信息的能力。由于城中村拆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规模聚居的城市居住模式己被打破，其安全感变低，且主要居住在未改造的城中村、老旧小区、城郊结合地区。迫于收入，他们只能租住在环境相对较差、租金相对低廉的破旧小区，如位于昆明市北部二环一带的工厂家属区、佳园小区等。据统计，像佳园小区一类的社区，下岗工人在工厂资产的处置上和收入上一直有不满意的情绪，自身享受的公共服务资源又受到外来者的分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安全感、无归属感和缺乏认同感的情绪也存在，二者的矛盾或者情绪有同性，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困境，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潜在因素。

（二）城市建设超前性与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利益冲突问题城市的规划往往仅从城市自身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却常常忽略的是人的利益与发展空间。因此，个人的发展在城市发展面前往往是弱势的、是妥协与牺牲的。2010年昆明市区待改造的城中村多达233个，为城市建设而暂时妥协的民族流动人口，他们的城市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城市行政区划的改变也造成了“二元户籍”与失地农民问题的尴尬局面，同时城市世居民族对撤乡建镇所引发的强烈反弹对快速城市化建设时期的昆明城市民族关系提出挑战。1．“二元”户籍制度城市化进程中以城中村问题为背景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与“二元”户籍制度问题以及因城中村拆迁给城市民族关系造成矛盾的趋势不断增加。城中村的出现是由于昆明快速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政府仅给每户农民保留一定量的住宅用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后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但其户籍、土地权属、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特征等仍然保留原有农村形态。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一方面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昆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沦为看客。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农民只能通过“种地”来维持生存，违法建私房屡禁不止。昆明呈贡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作为现代新昆明建设的突破口、主战场，出现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而呈贡新区拥有世居少数民族近1.4万人，占全区人口的7%。这里的世居少数民族在沦为失地农民后，出现了失业与再就业、二元户籍与生活保障之间的矛盾等等。可以说城市化使世居少数民族农民由农业生产者变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因失地外出打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成为二元户籍制度下的“黑户”，生活保障无从谈起。2．“撤乡建镇”“撤乡建镇”而引起的民族关系矛盾是伴随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一大事件。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谷律乡与团结乡的撤并。在这场撤并过程中，争论围绕着保留民族乡与直接撤乡建镇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世居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保留民族乡有利于向上级政府争取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扶持；党委政府则认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之所以仍然保留农业人口身份，就是因为城市化滞后造成的，撤乡建镇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结果党委政府的主张占了上风，团结镇于2005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团结镇的彝族群众认为建镇是强行推行的结果，弊大于利。白族群众则担心撤乡建镇后谁来扶持团结镇的少数民族。而苗族群众则认为撤并是好事，为国家节约开支。上述意见，无疑给撤并后团结镇的民族关系带来了考验。撤乡建镇后的团结镇，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原来的两个行政单位合为一个，这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以谷律地区与团结地区的合并为例，由于谷律地区的苗族没有矿砂资源，因此苗族被团结地区的彝族和白族排除在石英砂产业之外，苗族在该地区的民族交往中受到了显性或隐性的歧视。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管身处城市的中心区域，但实际是被城市生活边缘化的。由于就业层次低，且就业咨询多以“亲代亲，老乡带老乡”的模式，决定了其生活半径的有限性和单一性。民族交往尚未扩展到城市生活的大范围。长此以往会出现“微型民族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扎堆抱团”，加大了昆明城市民族问题突发事件的爆发机率。世居少数民族在面对身份转变时，出现情绪的波动。由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失地农民，由受政策照顾的民族地区群众转变为撤乡建镇后的普通地区群众等等一系列转变，使民族群众在心理上无法迅速接受。谁来照顾扶持撤乡建镇后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谁来管？诸多疑问深入世居少数民族的内心，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不适。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对新环境，求生存、谋发展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都很重，面对城乡差别往往心理失衡，遇事容易浮躁。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他们在享受农村医保和城市医保上出现尴尬局面，其子女求学考试方面的阻碍重重，诸因素易造成他们心理上较大的波动与不满。

（三）城市化水平不均衡与少数民族收入差距问题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制约了个体发展的水平与层次，直接体现在收入的差距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整个昆明的城市化水平不协调。其中昆明最发达的五华区2010年的生产总值是540.8亿元，最不发达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10年生产总值仅为32.62亿元，两者相差近17倍，而其中两者的第二产业更惊人的相差近38倍，城市化率相差近12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昆明城市少数民族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较昆明市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市年人均收入1.89万元，发展水平较高的盘龙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3万元；发展水平较低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45万元。两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0.58万元。另外从年收入水平统计区间来看，昆明城市少数民族年收入在1.8万以下的占41.8%；年收入在1.8万～2.4万之间的占34.8%；年收入在2.7万元的是以在昆明时间长且已经有一定事业的个体经营者为主。以上的数据说明了无论是世居少数民族的年收入，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年收入，较昆明市的平均水平都有差距，那么较昆明最发达的地区，则差距更加明显。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性不仅反映在民族地区与一般中心城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族地区内部。在合并后的团结镇各村镇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清晰可见。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团结镇发展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年农业生产总值2329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24074万元；团结镇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年农业生产总值仅为586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仅为350万元。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委会和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委会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1倍多，农业生产总值相差近4倍，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相差68倍。如此巨大的差距是昆明城市民族关系的问题和隐患。

（四）民族问题城市化与突发事件问题目前，国内出现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80%以上发生在城市，民族问题城市化的特点日趋突出。昆明市近几年所发生的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治安的大小事件，80%涉及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其中属于管理不当而引发事端的占20%，属于不服管理而引发事端的占47%，属于利益纠纷引发事端的占15%，属于社会治安及刑事犯罪的占8%，属于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引发事端的占7%，因新闻和文艺作品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事端的占3%。这些问题由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而且相互交织，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直接与间接影响并存。

二、和谐城市民族关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见，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的现实策略是解决城市民族问题和调处城市民族关系的途径。它既有自身的目标价值取向，又具有多位一体和不同层次的体系结构，是调控方式的综合运用。它是动态发展的，但又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在矛盾不断地变化发展中得到完善，使其适应民族关系调控过程的需要。民族关系调控体系建设的成败直接反映了政党的执政水平和科学的社会治理能力。

（一）不断提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水平在就业与发展方面，对于已经落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重点是积极引导他们就业，畅通就业渠道，建立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指导，鼓励和支持相关单位、学校、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举办单独面向他们的培训班，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求职能力，城市公益性岗位和国有企业，尽可能的划定比列、单设岗位、放宽条件招收他们。对于已经站稳并寻求发展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获得相关发展政策的支持、赢得尊重和融入社会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对招收一定比列的少数民族员工的企业按现行的优惠政策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优惠。在婚姻家庭与交往融入方面，昆明市目前已经建立“少数民族婚姻服务所”，开展婚姻关系维护、家庭沟通技巧、家庭教育理念培育等利于家庭建设的培训。同时，引导外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积极主动参与所居住社区各项工作和活动，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和社区意识，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城市社区的发展相协调。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各项资源，通过提供培训、教育、保障等项目的服务，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知识和法律意识，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和帮助。

（二）不断提高对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保障与再就业平台建设着力解决城市民族失地人群、撤乡建镇地区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问题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必须站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角度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系统规划和统筹兼顾，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生存问题。要将其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建立少数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制度，继续对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完善各项补贴政策，将生活困难且没有就业的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和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要按照各级财政每年拨付一部分，街道、社区两级从征地补偿费、民族地区的各项扶持经费中拿出专项资金予以补助的方式，安排专项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就业经费，加强其就业培训，建立创业基金，提高其就业率和创业率。要搭建发展平台，帮助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利用自身资源投资或发展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

篇2

中图分类号：G647？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015-02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养任务主要是由各类民族院校来承担的，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大力扶持，加之近年来高校的大幅扩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非民族类高校学习。而非民族类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导致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对于非民族类高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做好其日常管理工作，使之能够与汉族学生融洽相处，已经成为非民族类高校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民族生的教育和管理不仅是人才培养的问题，更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是否落实。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将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状况

本文研究以西北大学为例，该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众多，现已达到500人以上，但却尚未形成一整套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与教育模式。该校是地处西部地区的综合类院校，在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地域与学科优势，因此承担着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重任。与此同时，也相继出现了少数民族学生纪律观念淡漠、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缺乏学习兴趣、学习成绩较差、违反校纪校规等负面现象。但由于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这就需要我们对此加以研究，探索出一套适应当前形势，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具体情况且行之有效的日常管理模式。为此，我们在该校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具体情况。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与座谈的调查研究方法，共发放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153份，对问卷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少数民族学生在生活状况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1.人际交往能力不断增强，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依然存在沟通问题。调查显示，在对“是否愿意与汉族同学同寝室居住”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80.21%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愿意”；同时，在对“在学校讲本民族语言”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51.64%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从不讲本民族语言”，由此可见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愿意与其他学生进行交流或沟通，且有一半学生一直使用普通话与其他学生进行沟通，可见，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此外，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中有73%的同学认为与汉族同学交谈偶尔或经常存在困难，可见，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受到他们语言沟通的约束。

2.小团体现象明显，缺乏集体意识。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对“是否经常参加本民族学生聚会”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64.48%的学生选择了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回答经常参加聚会的学生比例为98%。而对于“朋友都是本民族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3.5%的选择全部是本民族的朋友，有42.39%的选择大部分是本民族的朋友，而新疆、少数民族学生98%选择的是“全部是本民族朋友”或者“大部分是本民族朋友”，由此可见，有接近一半的少数民族学生喜欢结交本民族朋友，存在与本民族同学和睦相处的小团体现象，而这一现象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在我们日常的学生活动经验中也发现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有小团体现象，并不热心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

3.基础教育薄弱，学习成绩较差。据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学生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中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63%，同时，少数民族学生中有74.72%的来自于我国贫困的西部地区，这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在中学以前，不仅无法获得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没有条件得到更好的基础教育，加之，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存在，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基础教育薄弱的问题。

二、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管理现存问题

1.区域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带来学习状态的不适应。在历史、地域、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下，致使边疆少数民族同学家庭生活条件较差，基础教育、个人阅历都与内地高校的汉族学生存在一定差异。少数民族学生生活的边疆地区由于教育条件有限，而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薄弱，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知识面窄，自学能力较弱。因此，大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入校后都感到学习上不适应，压力大，课程难度高，难以跟上进度。

2.民族习惯的差异带来民族意识的强烈凸显。所谓民族意识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内地新疆学生从小生长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民族文化积淀下形成了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们来到内地大学就读，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族习惯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期待在融入学校环境的同时保持纯正的民族习惯，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也随之增强。甚至由于少数民族学生与同学、教师缺乏有效沟通和必要的理解与信任，使得他们在一些琐事上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容易产生一些过激的情绪或行为。

三、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管理问题的解决途径

1.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注重从少数民族学生中培养一批学生干部，使他们成为学校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和干部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民族意识等方面的优势更易亲近和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与心理，能更好地预测民族学生的行为趋势，能及时、有效地反映少数民族学生中的热点问题与民族问题。同时，通过这部分骨干可以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自我管理，如在学校成立由少数民族学生所组成的民工部、学生组织，以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检查少数民族学生的宿舍卫生等，组织少数民族学生活动为主要工作内容，让他们成为少数民族学生自我管理的重要力量，进而更方便管理少数民族学生。此外，还应该在平时注重对少数民族骨干进行思想素质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协助处理各项少数民族学生所遇到的问题。

2.关注学习，因材施教，切实解决学业困惑。高校应在今后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方面，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差、汉语水平低等问题做有针对性调整。在加大民族学生的基础课教学学时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实践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学好各类基础课程，打好坚实基础，并不断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在班级设置和教师配备上给予倾斜性照顾。任课教师和学生工作人员要明确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基础情况，对其基础差、底子薄的状况予以接受，多给予他们鼓励与帮助，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此外，还应组织综合素质全面的学生党员与少数民族学生结对进行“互帮互助活动”，同时还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帮助或举办各类活动，切实帮助他们提高语言的应用能力和水平。为了拓展少数民族教育渠道，也为培养更多少数民族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学校还应积极开设民族文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相关课程，加强对学生的民族文化教育。

3.提高学生工作人员处理民族事务工作的能力，增强工作前瞻性意识。学生工作人员应树立“民族工作无小事”的高度工作敏感性和责任心，注重积累处理各类问题的方式方法。学校要建立全方位的民族工作培训体系，将日常培训与分类培训相结合，通过讲座、授课、主题论坛等形式辅导学生工作人员学习民族知识、了解民族工作内涵，力求打造一支懂民族工作、热爱民族工作的学生工作队伍。

参考文献：

[1]普丽春.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调查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08，（06）.

[2]黄一诚，许海东.新时期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和谐发展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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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体育文化的特殊价值

传统体育文化的演变历程，是一个动态平衡发展的过程，它顺应了复杂的时代变化规律，不断吸收和总结历时的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时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才能在复杂的历史洪流中得以保留。传统体育文化的整理与传播，对宣扬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各民族间交流、增进各民族团结有着重大意义。并且从传统体育文化中能反映相应体育活动的起源形态和依据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所做出的相应改变。加强对体育文化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回顾历史，同时对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也有较高的指导意义，是一笔特殊的无形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各个民族在其特定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民族差异文化，在体育活动形式中能够展现本民族的风土人情，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强调和谐而多样，在基调一致的同时包容个别性。这与西方奥林匹克文化的强势与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奥林匹克文化已经走向全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文化应该平等交流，相互间取长补短、尊重文化个性和多元化，这对奥林匹克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策略

1.坚守自身价值准则

如今，我们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急需走出国门融入到世界体育文化的浪潮中。但是，在融入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时时警醒保持住自己的标准，不能急功近利，万不可图一时之方便而将自己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到西方体育文化的轨道中，更不能在融入中迷失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要在坚守自身价值标准的前提下寻求发展之路、创新之路。要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来，使我们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中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和深厚民族精神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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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必要性；路径探析

一、相关概念综述

1.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一直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说法。不同学者对政治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国内外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内涵与外延：

（1）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行为主体的主观心理层面，如态度、价值、信仰、情感等，是一种狭义的政治文化观。阿尔蒙德是政治文化概念研究的鼻祖，他认为政治文化应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内容，强调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罗金斯认为政治文化因国别而异，一国的政治文化应包含信念、价值等内容。可以说，“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

受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界定的影响，国内学者中从一个民族的主观心理层面出发来界定政治文化概念的主要有燕继荣、王浦劬等。燕继荣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内容主要包括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体系的情感、态度等方面。王浦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是人们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生活的感受、认知等，是政治关系在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反映。

（2）第二种观点则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政治文化，认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也属于政治文化的内容。美国学者穆迪认为政治文化不应只集中在思想和态度上，应该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关联中探讨政治文化，不能仅把它们看作为一套意见或价值观。亨廷顿认为政治文化的内容除了信仰与价值外还应包括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的其他取向。

我国的很多学者也从广义角度界定了政治文化。如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活动的主观认知，包括一系列的内容，如民族政治意识、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气质等等。孙正甲认为政治文化是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具体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行为这几个层面，每一层面又都含有丰富的内容。

总之，学者们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还存在许多争议，但综合国内外学者观点,我们可以从较为中性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做出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主体相一致,有团体性的和个体性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与一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是政治文化的对象；政治文化的内容则可包括政治认知、情感、态度、理想等等方面。

2.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特征

除去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特征，每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历史与现状密切相关。现将学者们的主流观点归纳如下：

（1）传统性: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各领域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相对封闭，社会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对民众的政治行为仍具有较大影响力，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为：“人们习惯于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具有浓厚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政治信任和政治宽容不足，容易结成各种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自主参与意识不强，疏远和逃避政治，易产生过激的政治行为等。”

（2）宗教性:众所周知，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群众性现象。有资料表明，在我国的55 个少数民族中，有50%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甚至有的民族全民都有宗教信仰，如藏族、回族等，使得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宗教烙印。王宗礼认为：“要了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不了解西部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则难见其真。宗教至今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大影响，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

（3）地域性: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地区分布差异密切相关。杜军林认为“: 少数民族地区大都交通闭塞、信息封闭、思想保守和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与发达地区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特点，使得不同民族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且政治文化在传播、维持和延续的方式和途径上，也不相同。

也有学者在以上几种主要特性基础上做了阐发，比如，丁志刚、韩作珍认为少数民主政治文化还具有回避政治、远离政治的疏离性特征；王肃元则认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迎合与服从主导型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刘海霞则认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具有逐渐向自主、开放的现代政治文化形态转变的变迁性特征等等。

二、研究内容综述

1.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

（1）目前学术界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民族地区是整个国家系统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可带来多方面的益处，比如：减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2）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是保证民族地区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谭卫国、邓薇等学者从此出发，提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可以为民族地区各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政治稳定基础，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工程。

（3）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李乐为、邓薇等学者则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存在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出发，指出：“政治文化的建设客观上有助于解决民族地区目前普遍存在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现实难题。”

此外，还有学者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民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和法制建设的角度，对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2.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现状

有很多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目前的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述，在这些观点中，学者杜军林的剖析最为系统、最具有代表性，他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1）政治认同角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政治认同如宗教认同、家族认同等在少数民族地区正慢慢消解,而现代政治认同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正在逐渐加强,少数民族公民的现代政治认同趋于成熟。

（2）政治态度角度：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及生产方式等影响,政治态度有明显的多层次性。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对政府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政府的认同度也由弱变强。

（3）政治人格角度：随着社会的转型,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政治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政治人格多重交织、相互影响，既有传统政治人格，也有现代政治人格。

（4）政治价值观角度：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法制观念有所增强,自觉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平等,依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公民逐渐形成了“依法治国”、“科教兴国”等基本政治共识。

3.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者们首先普遍从政治心理的角度指出了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指出民族地区的民众存在政治心理欠成熟, 政治情感易偏执的现象, 无法产生有效的政治参与, 带来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制约了政治文化的建设。

（2）也有学者以政治意识为视角研究该问题。如邓薇、谭卫国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等级观念和人治意识顽固，政治意识形态无法带来有效的权威，不重视民主与法治的建设。这些因素给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

（3）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环境封闭等因素，少数民族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相对滞后，许多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价值观念比较落后，政治思维相对保守，不发达的经济还使得民众的政治兴趣和热情不高；且政策价值取向无法与社会政治变化同步，导致了制度供给缺位和制度创新不足。

（4）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在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学者尹毅、杜军林认为: 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保持着较大的渗透力，传统政治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缺乏政治参与意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自然地理因素所导致的政治信息渠道失衡、宗教习俗的影响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的冲击等方面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4.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归纳总结：

（1）学术界普遍认为，坚定地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了民族政治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要改变这一现象，国家应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途径。”

（2）也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要强化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要做到这一点，“客观上要求对各族群众进行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把民族角色与公民角色有机地协调起来, 将民族意识从属于国家意识, 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民族团结高于一切的意识, 自觉地把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统一起来。”

（3）大力培养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把参与政治实践作为传播民主政治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众多学者所积极提倡的。民族地区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感知和了解政治是如何运作的, 还能获得所需的政治知识与信息。“在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地开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热情，增强政治使命感，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和本地区本民族的政治生活。”

（4）有学者认为，促使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的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其融合程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程度。因此，有学者认为要努力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因素与主流政治文化进行衔接与融合。还应“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民族政治文化交流, 在文化交流和冲突中”。

（5）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等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的功能，也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之一。李乐为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政治教育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应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和传播的实效性”；谭卫国认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普及率低、传播技术水平落后的实际状况, 应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大众传媒对传播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并加大资金设备的投入，加快发展和普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传媒, 提高对公民进行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传播的覆盖率,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6）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建设还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转型也有赖于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民族保护主义、经济本位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逐渐被淡化，因此，加强和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迫在眉睫了。学者们认为要“强化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有的学者认为要“加大政治知识、政治信息的含量, 加强对公民民主法制的教育”。

学者们还从其他一些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如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促进民主法治建设意识的提高，“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向往和追求, 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 树立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和法制观,养成运用民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习惯”，等等。这些观点也丰富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研究。

三、评述

在各地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专著和论文的出版数量也在逐步增长。在学者们众多的研究中，比较完善的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的成因等方面的剖析还有所不足。

在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相关理论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目前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研究总体上还相对薄弱,还未形成专门研究民族政治文化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对这一课题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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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是人们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而逐渐形成的。民族体育源自于民族竞技，其文化内容与民俗活动相结合，在节日中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随着中国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民族体育在民族节庆中呈现出来，不仅代表了民族性，同时也采用这种方式将极具民族色彩的体育文化传承发展。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日益加快，人们的观念意识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将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民族体育文化作为民俗节庆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就会对该文化以这种传承的形式加以保护，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演进。

一、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适应生存环境，且在生存环境中进行生产斗争而逐渐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仅发挥着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还为民族文化传承创造了载体。少数民族在民族节庆中，多会开展体育活动，无论是生产类的节庆，还是宗教祭祀类的民族节庆，都与民族体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1]。比如，纳西族、土家族的传统节日中，会举行各种体育赛事以作为节日庆祝活动，诸如飞石锁、打飞棒等等，而广为熟知的骑马、射箭等等则是许多少数民族在民俗节庆中必须要举行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运动都是从最原始的狩猎活动中演化而来。水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传承至今，则是源于渔文化。比如，京族在民俗节庆中会开展游水捉鸭活动；苗族的独木舟、傣族的赛龙舟都会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中举行；高山族在民族节庆中会举行顶壶竞走等等。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不仅仅是作为节日间的娱乐活动，更是将其作为民族文化。很显然，民族体育运动都与当地的生产活动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这些生产活动逐渐被技术更为先进且极具科技含量的工具来完成，于是，生产活动转化为体育活动[2]。比如，赫哲人的“狗拉雪橇”，西南独龙族人的溜索和天梯，原本早期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使用的民族交通工具，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运动项目，同时也将该种运动作为体育文化得以传承。

二、少数民族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特征

（一）民族体育运动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少数民族的节庆往往会与民俗相融合，形成了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体育就是民族节庆中的一道独居特色的文化风景。民族体育与社会意识存在着不解之缘，主要在于少数民族生存于特殊环境中，为了对自然现象有所控制而酝酿的各种行为方式成为了原始民族体育活动的萌芽。少数民族对于自然环境中的万事万物都赋予了精神色彩，如此而形成了信仰而扎根于意识深处。一些民族体育运动就源于这些信仰，因此会在民俗节庆中举行，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3]。伴随着文体活动在各民族的节日中展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的风土人情和道德规范相融合，成为了民族文化中一部分，由此而使得民族体育运动发挥着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

（二）民族体育运动实现了人文互动

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决定了生活方式，他们要不断地与大自然搏斗，才能够生存下去。如果对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狩猎活动，这是古老的生存来源。少数民族的祖先采用这种方式解决生存问题，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随着生存环境的稳定，也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定期举办的活动，信仰色彩浓重，将体育运动融入到这种民族节庆活动中，不仅为节庆增添了喜悦气氛，对于民族祖先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尊重和怀念。民族体育运动作为文化符号，促进了民族体育和民俗文化的水融[4]。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将体育运动融入其中，民族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节日与体育活动的互动，使得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三、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价值

节庆民俗中所开展的民族体育运动将各个民族的文化气息展示出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是不言而喻的。诸如，彝族在节庆中所举行的跳火绳运动、达斡尔族所举行的曲棍球运动、藏族的赛牦牛运动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特点，更是民族体育演变过程的诠释。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少数民族体育的延续，融合了各种时代性因素，经过体育文化的积淀而形成了文化结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有风格。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文化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处于传承的关键时期，鉴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本质上与体育存在着趋同性，虽然其在显性上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呈现，但是这种肢体活动是建立在教育文化的层次之上。特别是当民族体育运动被融入到民俗节庆活动中，就使得体育活动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也可以认为体育运动是以媒介的方式发挥教育功能[5]。

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带有浓重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互动效应，使得民俗节庆不再是单一的纪念性活动，而是更能够满足多种民族活动需求，使人们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还通过体育运动赋予了民族以更富于时代特点的新的涵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如果从民族的原生态的角度研究，其更具有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

结论：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节庆中的民族体育运动是民族社会文化的浓缩，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中，民族体育更能够体现人文性特征，在目前的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更为突出文化的传统型和传承性。在民族节庆中开展民族体育运用，是以节庆为载体传承体育文化的一种途径，以彰显民族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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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军.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庆中民俗体育的文化特征及价值[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37（0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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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因素中国民族体育是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不断洗礼中,形成了具有“以和为贵,注重礼节”的儒家思想内涵。在民族体育活动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注重团结,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一种民族体育文化精神在发展中遵循了我国“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一度得到国人的推崇。文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体育文化的发展同样遵循自己的规律,但是并不代表不受外界文化的影响。首先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西方的奥林匹克体育文化和经济一样对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奥林匹克下的竞技体育宗旨提倡“更高、更强、更快,”的口号,主张冲破极限,不断挑战自我。这颠覆了我国注重团结意识,注重娱乐性质的民族体育文化,使得我国民族体育活动受到了“冷落”,失去了主要的参与对象。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的关注竞技体育比赛,参与竞技体育活动。这种文化的冲击对我国的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致命的,它严重阻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其次,经济的发展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城镇化速度加快,一方面经济发展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设施,更有利于各种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城镇化加剧,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更多的农村青壮年更愿意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让民族体育的主要活动组织者和传承人才逐渐消失。民族体育活动正慢慢濒临失传,民族体育文化即将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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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平市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现状

叶赫满族镇位于吉林省四平市，是满族聚居区之一。叶赫镇距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地。

（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满族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叶赫镇始终保留着满族生活习俗。餐桌上经常出现满族碗，住宿上还习惯于土磕楞热炕，旗装、满绣等文化遗产众多，传统的萨满宗教也延续至今。此外，叶赫镇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随着叶赫镇众多古代遗址文物被挖掘珍藏，遗址游逐渐成为旅游热门项目。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叶赫地区共有242处历史遗迹，距今约为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最先在此被挖掘。

（二）优美的人文旅游景观

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度假区是当前叶赫满族镇两大主要景区。叶赫那拉城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三面环水，一面临山，主要景点有叶赫驿站、议事堂、公主楼、皇后馆、慈禧太后展厅、努尔哈赤展馆、城隍庙、祭神殿、观音堂、三圣殿、南城楼、五角亭等。转山湖风景区作为娱乐度假区，夏季是天然滑草场，冬季则成为冰雪天堂，将古城与山水相结合，浑然一体。

（三）合理的旅游区域规划

从2009年举办第一届“中国•叶赫满族民俗旅游节”开始，四平市加大了对民族文化活动的重视。2009年编写的《叶赫满族镇旅游发展规划》指出，要将叶赫镇打造成“一带、一核、二区、十二景”格局，即，叶赫河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作为一个旅游带，满族风情小镇作为“一核”，叶赫那拉湖生态休闲度假区、现代农业观光区作为“二区”，内设叶赫“十二景”，将叶赫镇旅游区进行区域整合，形成较为完整的旅游景区。

二、四平市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满族文化特点模糊，对满族文化的认知度较低

少数民族文化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民族文化具有异质性。各民族都有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但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经常出现将“本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概念混淆的情况，认为只要具有少数民族特征的文化就是本民族的文化，使得各民族文化特点模糊。例如在满族文化区内所见到的挂饰，在其他民族文化区内也比比皆是，有些商贩甚至将带有其他民族文字的挂饰说成是满族饰品，过于迫切地将民族文化纪念品商业化，追求经济利益，使得满族文化步步式微。此外，叶赫镇旅游景区中多数景点都是基于经济效益而建，满族文化特征体现并不明显，没有专门介绍叶赫满族文化的场所，使得游客对叶赫镇旅游主题模糊，对满族文化更是知之甚少。例如，叶赫镇曾举办过多次民族文化活动，但是活动多以舞台性和商业性为主，过于追求商业价值，而叶赫满族自身的特色文化没有体现出来。

（二）缺少线路规划，产品整合度较低

当前许多民族地区打着“民族文化旅游”的旗号进行“观光旅游”和“遗址旅游”活动，虽然投入少、效益大，但是这种方式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使得后续产品开发薄弱，游客不能体会到当地的民族文脉，丧失了民族文化旅游的最初意图。叶赫镇景点多以观光旅游为主要形式，旅游景点空间跨度较大，没有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产品。由于缺少完整的线路，多数游客在叶赫镇停留时间有限，且景区内具有一定规模的酒店十分稀少，只有当地村民的民宿，而且卫生条件较差，无安全保障，多数游客都选择返回四平市内住宿，极不方便。旅游产品整合薄弱导致酒店业等其他相关产业无法享受到旅游带来的乘数效应，盈利能力较低。

（三）旅游纪念品开发层次低，管理松散

满族文化源远流长，特色工艺品居多。诸如，萨满文化中的嬷嬷神等神偶，体现了浓郁的满族宗教文化；满族剪纸作为传统满族文化，具有很好的纪念意义；萨满轧染等世代相传的传统满族绣艺，体现了满族人民的智慧；龙江陶瓷储物罐等传统器具物件，充分展示了满族历史，体现了满族文化。如此多的文化产品却无法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旅游纪念品开发层次较低，质量较差，使得景区内纪念品辨识度较低，未能将传统工艺延续传承下来，极大地削弱了顾客对纪念品的购买欲。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产品应该强调文化的传承性，并通过多种文化活动实现对民族文化的真实再现。只有将民族地区旅游真正上升到民族文化旅游，才能增强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形成系统的旅游文化品牌。

（四）地区知名度不高，缺乏针对性宣传

叶赫镇作为三代皇后的故乡,文化历史十分悠久。然而，叶赫镇的知名度却远远低于其他满族文化地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宣传。叶赫镇位于重要交通枢纽四平市，但是在四平市的各大重要枢纽地却几乎没有宣传叶赫满族镇的广告牌，导致多数游客对于叶赫镇这一个充满满族文化的小镇缺乏了解，旅游形象十分模糊。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习惯于以网络形式查找景区相关信息,制定旅游攻略。但是由于叶赫镇没有专门的旅游网站，网络上关于叶赫镇的专业旅游信息介绍少之又少,且多数信息长时间没有进行更新。叶赫镇长期以来单纯依靠电视媒体进行宣传，只具有短期时效性，且游客遗忘度较高。由此可见，宣传力度较弱使得叶赫镇知名度不高，成为制约其客源市场的一大重要弊端。

三、四平市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对策

（一）建立博物馆及生态馆，突出民族文化特点

民族地区历史博物馆作为保护民族文化的社会机构，不仅是参观游览的景点，同时也肩负着保护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作用。叶赫镇作为吉林省满族聚居区，却没有一个真正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博物馆来收藏叶赫满族历史，要想发展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必须建立民族博物馆，将叶赫镇内的古文物系统分类收藏，使游客到访叶赫镇，首先能从博物馆中了解叶赫镇的满族历史文化，不但从理论上加深对满族文化的理解，同时又能以这种方式将叶赫镇的满族文化传承下去。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不仅需要从静态文物了解民族文化，还越来越强调知识性与体验性的有机结合，因此，生态博物馆应运而生。在叶赫镇内建立叶赫镇生态馆，将叶赫镇的传统习俗、民间技艺、萨满文化等传统满族文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展示，增加游客体验项目，可以使游客在参观之余还能体验到“叶赫沙书”、满族刺绣等传统民间技艺的制作过程。此外，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叶赫古城的原始风貌，可以将叶赫古城、驿站、烽火台等遗址按照比例进行沙盘复原，通过现代技术对叶赫满族历史文化进行展示和体验，既能够保护原始遗址不会遭到破坏，又能够使游客真实感受到叶赫镇的满族传统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二）推介主题旅游路线，整合相关产业

根据叶赫镇所具备的满族文化资源，可以建立满族历史文化游和满族文化风情游两大精品线路：第一条线路，历史文化游：叶赫那拉城(皇后馆-努尔哈赤展馆-琬香阁-议事堂-观音堂-财神殿-慈禧太后展厅-五角亭)-伽蓝寺-五棵松-东城-叶赫驿站-西城-青铜石器遗址。第二条线路，满族文化风情游：转山湖水库(双龟锁背)-环湖路-叶赫满族一条街。通过推介主题旅游线路，将景区游览与满族文化相融合，提供多种方案满足不同游客的旅游需求，提高线路完整性，使叶赫镇满族文化旅游能尽快融入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之中。此外，还可以进行必要的产品整合，将满族文化与现代旅游相结合，将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打造具有满族特色的产品。如在景区内建立满族主题酒店，将满族传统土炕作为酒店的床型，在房间内摆设满族特色工艺品，让游客时刻体验到满族特色；建立满族饮食主题餐厅，将满族碗等传统饮食加以改良，让游客能品尝到地道的满族饮食；充分利用满族文化街，在步行街两侧设置文字牌或利用LED屏幕播放叶赫镇满族风情视频，实现文化街店铺精简化、实用化、主题化，多层次展现满族文化生活，让游客在游览购物之余能够清晰感受满族文化。

（三）提高纪念品开发层次，加强市场管理

旅游纪念品是拉动旅游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加强纪念品制作工艺，提高管理水平，突出纪念品特色，以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求，成为叶赫镇纪念品发展的根本。纪念品在制作时不能仅仅依靠文化特色，还需要提高制作工艺，选用优良的制作材料，采用统一渠道加工销售并进行推广。如在满族人偶纪念品的设计上，服饰要尽可能选择旗装样式，使人偶充分还原其特色，在加工过程中，粘贴缝制人偶时要尽量做到细化，提高质量。此外，旅游经念品在景区内应尽量采用统一品牌进行销售，便于形成品牌效应。再好的旅游纪念品如果没有专业的管理与保护，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也会日益消退，变得愈发商业化。叶赫镇旅游相关管理部门要承担起管理与保护的责任，将不同主题的店铺统一规划在一个购物中心内，建立统一的纪念品销售中心，对景区内纪念品进行统一管理。将满族文化纪念品集中管理，一方面便于保护满族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容易形成统一销售点，降低管理成本，从而提升景区纪念品竞争力。

（四）多角度宣传满族文化旅游，提高地区知名度

叶赫满族镇作为四平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其知名度却远低于其他景区，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旅游宣传模式亟待丰富。具体方式如下：首先，利用传统宣传媒介，印制图片画册、旅游攻略手册、地图，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介对叶赫镇满族文化旅游形象进行推介，吸引纸媒关注者的兴趣。其次，借助电视媒体进行宣传，制作叶赫镇景区宣传片、叶赫满族生活纪录片，使大众对叶赫镇满族文化旅游形成初步认识，达到软传播效果。再次，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在微博、旅游网站等软件上提供旅游资讯，实时更新最新动态，建立电子商务网站，实现在线预订酒店、景点门票等，为游客旅游提供便利。最后，借助名人效应进行宣传。可以利用“三朝皇后故乡”这一重要资源进行深度宣传，也可以利用叶赫镇著名的历史事件进行宣传，举行庆典、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游客从人文视角了解叶赫镇的满族文化及历史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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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有学者理解为，当个人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努力通过改变个人所处环境或者自身，使个人与所处环境达到互相协调的能力①。国内对于民族适应性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本文的研究是立足于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问题，通过调研分析，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在我国高校的确立。

一、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研究

（一）调查目的和方法

1.研究目的和意义。一方面，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情况是不断加强高校思政工作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更好的丰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打造高素质高水准的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维持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重要基础。

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法，涉及学习适应性、心理适应性和人际交往适应性三个方面。调研自9月12日开始收集至9月26日止，共收回样本218份，有效样本215份，包含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占大部分，另有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学生参与问卷，涉及26所大学，本科在读学生占99.07%，专科学生占0.93%，性别比例为男性33.49%，女性66.51%，来自城市的有39.53%，来自乡村的有60.47%；家庭条件优越的占1.4%，困难的占38.14%；大学所在地是东南沿海的占54.88%，在西南地区的占44.19%，东北地区的占0.93%。

（二）调研结果分析

1.样本整体趋同性和个体差异性相伴。

少数民族学生群体适应性情况普遍不容乐观，适应性呈整体趋同性；同时，不同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也存在适应性方面的差异，就读高校的层次和来内地求学时间长短的不同也是造成适应性差异的一项原因。

2.样本群体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有着强烈的民族诉求。

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民族地区的宣传、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L俗的尊重有着较强烈的心理需要，对于开设民族课程、改善民族食堂、提供民族学生展示平台等有着现实的诉求。

3.样本有着强烈的上进意识，政治上敏锐，重视个人发展。

超过半数的少数民族学生都有强烈的入党意愿，并对当前的学习状态有着忧患意识，积极寻求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去，对未来发展有着长远的打算。

（三）归因分析

1.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是导致适应性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的带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学习后，要尝试接收内地高校的主流价值和文化，难免和长期以来从母体文化中吸收的价值和文化产生冲突。

2.近年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深层次原因。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大多是自然经济低水平简单再生产循环，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缺乏，制约教育发展速度和教学方式的改革，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也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和开发。

3.民族地区的不稳定是影响适应性的重要原因。

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在我国已经由来已久，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也影响着在内地高校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状态。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上歪曲和夸大民族地区现实情况，往往造成民族学生更强的防备和敌意。

二、增强高等教育教育的包容性：重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树立

起源于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能够平等和自由的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资源，保持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树立广阔的文化视角和包容的文化情感，对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于跨文化的学习生活的适应性有着重要意义。

（一）加深多元共生的理解，辩证看待“一元”与“多元”的民族关系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一元”与“多元”辩证统一，我们是华夏民族的一元整体，又是多个具体民族的多元单元，我们是汉族一元的主导和各少数民族的多元共享，增强高等教育的包容性需要正确看待我国民族关系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立足当前和长远，用更包容的民族概念理解一元与多元的和谐共生。

（二）从思政教育整体目标出发，不断增强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思政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有着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要作用，对国外成熟的教育理念，我国思政教育模式应有包容和借鉴之意，思政教师要有多元化的工作思路，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多方面的发展学生的认知、情感和修养，为学生营造平等充满活力的学校多元文化氛围，创造条件和加强引导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

（三）教育现代化和民族化结合，切实加强多元文化课程设计和教学

多元文化课程是提高跨文化适应性的有力保障。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必须同时满足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和民族化发展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通过现代高校专业的教育和培养，培育少数民族学生与主流文化对话和接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避免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被隔离和边缘化②；另一方面，尊重和保护民族文化，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加工，重新演绎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文化评价体系

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顺利实施需要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当下教育评价思想，破除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种种偏见和刻板印象，摒弃传统的文化教育中存在着测评的局限，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刻思考、重新测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的评价方法，评价体系要既能评价绝大部分学生的认知情况，更要能让学生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得到合理的评判，来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完整性。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传播担负着多元文化普及和传播的使命，是我国现代教育应有之义，只有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真正的融入我国教育体系各个环节当中，才能有效的促进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武之地的现代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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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是一个国家对科学技术发展制定的准则与规范，科技政策的制定不仅能为科技进步提供必要的动力，更能有效的保证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作为少数民族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少数民族区域科技政策的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的科技发展长期落后于其它地区，影响了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上升。而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与科技创新意识、科技资金的投入、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发展制度的运行机制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即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落后，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

（一）科技创新意识的薄弱

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位于我国内陆，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严重的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外部的交流。而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文化倾向和社会习俗均有别于发达地区，这使得本来就地处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上、创新的意识上都得不到良好的改观，而这一点和科技的发展需要有超前意识的思想是柑障的。

（二）科技资金投入的缺乏

科技资金的投入，是保障科技可持续发展的“血液”，没有了科技资金，科技研究就没有了动力之源。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区域由于自身的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国家对地区科技发展支持又不足，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科技发展速度至今落后于全国的步伐。以科技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为例，如下表1所示，从2005年到2010年，全国R&D经费支出以每年几乎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增长，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增长速度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表2和表3所示，少数民族各省份每年的经费支出也不足100亿元，占全国科技R&D经费相当低的比例。相比于发达省份的经费支出，如京、沪、浙等地区的经费支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支出不仅数量上差距很大，即使在比例上也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相比于西部省份的陕西，在资金投入上也远远落后。从中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费投入远远不够，是需要得到明显改善的地方。

（三）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失

科技人才是科技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做为保障，发展科技便无从谈起。少数民族地区人才不足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存量不足，少数民族区域由于地方高等院校数量少、分布不均衡等特点，致使科技人才的数量难以满足当地的需要，同时，在外省培养的人才，不愿意回到本地区工作，造成本地区的人才流失。根据国家科技部统计公报显示，到2010年，五个少数民族省份总共有科技人员8，09万人，只占全国科技人员的3，17%。二是专业结构、行业分布不均，少数民族的科技人员大部分留在了高校和政府，只有少数人才留在了企业。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少数民族区域科技人才的供不应求。

（四）科技发展机制的滞后

科技发展机制是与科技发展有关的各方面因素互相作用构成一定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政策与法律等还不完善、高等院校的数量少等因素的影响，科技投入机制、科技管理机制、科技评审机制等运行不通畅，相互作用因素构成的科技结构组织比较松散；同时，民族地区科技创新意识比较薄弱，在科技发展机制上表现为科技发展缺乏动力源，造成科技发展机制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相比于其他区域，少数民族地区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二、少数民族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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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征

（1）季节性流动明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农区或牧区，农忙时返乡参加农业生产活动，农闲时回到城市进行其它经济活动。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而这种往返是与季节密切相关的。季节性流动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流动的无序性，这加大了城市管理者对于该群体状况的掌握难度。

（2）对本民族人群的依赖感强烈。流动人口是弱势群体，他们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首先要寻找归宿感，这种归宿感一般来自于同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其安全感的程度更低。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的差异、长相的特别，他们很容易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排斥。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为他们带来依靠的只有同族的人群，当遇到问题时，也往往倾向于向本民族的人诉说和寻求帮助。

（3）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方式。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并不集中，呈现出大分散的特点。但是由于生活习惯、、民族认同感等原因，初到城市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常会选择聚居，这种聚居大多以血缘、地缘和族缘为纽带。由此形成的民族社区也成为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大本营”，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根本。

（4）行业上民族特色突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这限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就业，决定了其行业特点。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餐饮业以及文艺演出等方面，其中批发零售业主要指销售民族土特产品，餐饮业主要指经营民族特色饮食，文艺演出主要指民族歌舞表演等。

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

2.1城市融入困难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聚居，形成了若干民族社区。这些民族社区相对独立，有着较为完善的社会系统，其成员可以在该系统内部正常生活和工作，而不必与外界发生过多的接触，拥有强烈的“边界意味”。一方面，民族社区起到了凝聚和保护民族成员、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它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其他人群的交往，不利于城市融入。

2.2容易受到歧视和排斥

由于语言、服饰、长相、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隔阂。加之发生在新疆、等地的恐怖暴力事件，使不少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了恐惧和偏见。这些歧视和排斥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使用歧视性语言，不尊重他们的和生活习惯，举止粗鲁；一些出租车司机不愿搭载少数民族乘客；一些酒店拒绝少数民族旅客入住；一些招工单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就业歧视，在招录过程中及工资待遇等方面与汉族员工分别实行两套标准等等。

2.3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缺失

首先，语言培训缺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普遍不高，在日常交流中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障碍，这限制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而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培训还远远不够。其次，宗教活动场所数量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的宗教活动场所面临着规模缩小甚至消失的状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活动要求得不到完全满足。再次，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户籍的限制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一些城市无法顺利入学，而在那些户籍制度较为宽松的地区，也往往面临着入学后教育衔接困难、受到本地学生及家长的抵制等问题。最后，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不到位。该工作主要针对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而对于企业、社区、个体等领域并没有积极开展。事实上，后者才是接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群体。

3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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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民族的精神和生活面貌，是民族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的重要体现。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考古学家在云南沧源的深山“帕典姆”崖壁上，发现了近千个原始土著人的图形，这些图形用褚红色颜料绘制而成，这些图形内容包括放牧、征战、狩猎、投掷、射箭等，这些内容反映的都是当时原始土著人的生活场景，描述了远古时期为了谋求发展与自然斗争的历史。该崖画制作时间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的摔跤、射箭、牧牛、骑马以及舞蹈的某些动作和祭祀神灵的仪式，与云南省少数民族先民代代相传的传统体育活动十分相似[4]。根据各民族体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体育活动的产生受环境、生存条件、生产方式和的影响，使得同一地域环境的不同民族都可能进行相似的活动。由此可见，云南少数民族先民远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当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最初表现形式。不同的地方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活动，包括体育活动也是一样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山地，这就决定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山地文化。由于云南省少数民族的先民生活的地方山高水险，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必须要有相对性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所以云南的少数民族先民们就具有了很强的奔跑、攀爬、跳跃、射击和投掷的能力，这些能力也是人们在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也是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云南省少数民族先民们就逐渐形成了摔跤、射弩、射箭、棍术、彝刀、追羊、赛马、赶牛、掷葫芦飞雷、飞石索、荡磨秋、绵羊拉绳、爬油杆、踩跷板、角力、顶头、舞狮、舞龙、高跷等等运动项目，这些项目的形成都与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山地行为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将源远流长，它的源起与传承和云南省少数民族人民所处的山地的生产生活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产生于原始宗教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这样一句话“：神是游戏的恋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游戏与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项目都是为了娱乐神灵才出现的，这句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体育与宗教的关系。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伴随着宗教活动而发展和形成的。在云南省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中，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都要举行相关的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开始于少数民族先民，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不够充分，对打雷、森林大火、洪涝灾害这些自然显现充满了畏惧，在人们的心中了神灵的存在。为了能让神灵保佑自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少数民族先民们就形成了独特的祭祀活动，来娱乐神灵，求得神佑的庇护。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民族先民们创造了很多具有很大难度和观赏价值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荡磨秋、响铃舞、爬油杆、虎舞、摔跤、斗牛等活动，都是云南少数民族人们在生活中与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很多民间神话传说，也包括文物史料都表明，某些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本民族的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还比较密切。例如云南黑彝他们居住在昆明西山区的谷律一带，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就举行祭祀仪式，这一祭祀仪式主要是祭星辰又称祭秋架，在这个时间，村里杀一头猪，然后给每家每户都分的一份，回家后煮熟了，要与酒一起，等月亮升起的时候，放到秋架下祭供，焚香磕头，感谢神灵。祭奠完成后，人们就要踏上秋千进行荡秋，这一活动与云南省彝族先民们对星辰的崇拜有关。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更加的准确，对神灵的依附心理不见淡薄，现在很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已经拜托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成为一种独特的体育文化现象。

3古代军事战争催生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也难免要经历战争，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就是一部记载彝族分支部落间相互倾轧和抵御外族进犯的流满刀光剑影的血泪史。彝族自命为虎族，“强悍”“、武勇”“、善战”是彝族人共同的心理品质。云南彝族村寨多在茂密的森林的，在打仗之前，也会有一个相应的祭祀仪式，来保佑族人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打仗获得了胜利，战后，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来感谢神灵的庇护。在这祭祀仪式上的很多是用身体语言来表达，最后就形成了彝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此同时，战争需要必要的队列、布阵等手段，还必须经常的参加格斗，掌握技击的本领，在云南少数民族人们的积极创造下，通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摔跤、马术、射箭、武术等项目，经过时间的发展，这些带有浓重军事色彩的项目，逐渐成为云南省少数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云南少数民族人民非常重视跟军事有关的技艺，并且有意识、有目的的进行相关的训练与教育，这就使得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对跟军事有关的运动项目得以传承，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的很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很多原本跟军事有关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更多的体现的是它的表演功能，原本的军事功能已经退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来源于军事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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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其中回族主要聚居在临夏州和张家川县，藏族主要聚居在甘南州和天祝县，东乡、保安、撒拉族主要分布在临夏州，裕固、蒙古、哈萨克族分别分布在河西走廊的肃南县、肃北县和阿克塞县。在很长的社会发展中，甘肃地区各少数民族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竞技、娱乐与健身活动项目。这些体育项目来源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融入到各民族群众的生活里，不仅成为了民族地区群众体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体育方面的重要体现。甘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多种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形成的。基于文化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可以更好地推动其发展。

1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

2014年，甘肃省少数民族人口达到241.0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43%。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世居甘肃的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蒙古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背景下，他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的民族传统体育及文化归类见（表1所示）。

1.1伊斯兰教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临夏州和张家川县是甘肃主要的回族聚居区，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是回族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场所，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经商活动。受伊斯兰教文化和农商文化的影响，回族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膜拜健身、赛走骡、打杈样、回族下方、打柳球、打抛、打梭儿、打石头、踢毛毽、打砖、掷子、滑冰车、回族摔跤、惯牛、弹腿、七势、十八肘、八门拳等项目充分表现出回族传统体育刚柔相济的内涵。受伊斯兰文化和农耕经济文化的影响，东乡族的打尕达、三连石击、皮筏竞渡，保安族的夺腰刀、抱腰拔腰、甩抛尕、马上扯旗，以及撒拉族的打缸、赛瓦、打蚂蚱、骑马劈刀、骑木划水等民族传统体育日益发展。阿克塞自治县的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从事草原畜牧业兼林副业经济活动，草原骑射、马上技艺、躺倒拔河成为他们的重要传统体育项目。

1.2藏传佛教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藏传佛教不仅成为甘南州、天祝县的藏族、肃北县的蒙古族、肃南县的裕固族和天祝县等地的土族等大多数群众的普遍信仰，而且对当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甘南高原、祁连山东段等地，香则合、跑纸马、罗罗舞、万人拔河、锅庄舞、赛牦牛、藏族赛马、骑射、角力、骑马点火枪、藏跤、藏棋、日则合、举皮袋、打炮石、果儿考儿、吉韧、俄尔多、打牛角、朵架、对歌等藏族传统体育项目，充分体现出藏传佛教文化较为强烈的归同感。肃北自治县的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如赛马、马术、蒙古族摔跤、射箭、蒙古族象棋、击石球、布木格、打唠唠球、踢牛嘎拉哈、蒙语说唱等，凝聚着草原游牧文化感情。祁连山麓的肃南裕固族从事半牧半农的经济活动，民族传统体育多与藏传佛教信仰有关，射箭、祭鄂博、赛马、赛骆驼、浩尔畏、拉爬牛、男女摔跤、顶杠子等传统体育活动得到不断发展。天祝等地的土族传统体育以轮子秋、腰带拔河、拉棍、打响鞭、拔腰、武术、射箭、赶猪、打岗为主，反映了土族群众融农牧业生产、娱乐、人际关系为一体的社会生活。

2甘肃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特征

甘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在历史上由于生存区域、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素质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种体育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它不断改变存在的具体的样式，呈现出多姿多态的特征。

2.1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文化多元

从现有资料来看，甘肃有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五个宗教。甘肃少数民族当中有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如回族、东乡族等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藏族、蒙古族等信仰藏传佛教。甘肃多宗教长期共处，特别是围绕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形成不同宗教文化群体，产生出宗教文化下的民族传统体育。体育与宗教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二者产生了相互渗透的现象，主要表现在：（1）祭神隐含着民族体育成分；（2）特定宗教观念影响着人们的体育活动。除了不同宗教文化以外，甘肃少数民族在音乐、舞蹈、文学、美术、衣、食、住、行等方面创造出丰富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体育也常常通过民族文化顽强地表现出来，体育文化也表现为多样性的特点。根据民族演进过•94•程，我们可以将甘肃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分为藏族体育文化、回族体育文化、蒙古族体育文化、哈萨克族体育文化、裕固族体育文化、东乡族体育文化等。此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诸如“风骨、气势、豪放、灵性、意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气、理、心、性、意、言、道”等等，强烈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渗透到民族传统体育之中，推动着甘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2.2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民族性较为复杂

民族性是对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最高层次的概括。甘肃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活动的地区。先秦时期主要是戎，秦汉时期主要有匈奴、羌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地区有匈奴、鲜卑、羌、氐、羯、乌桓等族的足迹，隋唐时期主要有突厥、党项和吐蕃族。经过民族分化、融合，逐步形成了“世居”甘肃的十多个少数民族。甘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特定的地域中产生出来，自然地形成了人种和族别，类聚于一定时空条件，并蕴涵着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精神形态。大量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变化，由不同的地域环境、历史因素、所形成，已经成为生理、心理、形态等特殊标志。比如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蒙古族、哈萨克等民族平日里体育活动大多离不开草原与马，培育了赛马、骑射等许多项目。而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和商品交换活动，在生产生活环境中产生了膜拜健身、击石、花儿等传统体育项目。这种不同地域内的生产生活赋予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色彩，它们既受到更大区域文化的影响，又保持着民族相对的独立性，在民族内部不断传承。

2.3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样

受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文化和多种经济文化的影响，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形态，主要有：（1）娱乐嬉戏类项目。该类项目是为满足民族群众精神的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创造，也表现为多样的民俗活动。如以民族棋艺为代表的智能类项目满足了人们挖掘自己潜能的渴望，采用各种器具踢打各种目标的踢打类项目展现出人们休闲的一种生活方式，源于长期与动物打交道产生的投掷类项目是狩猎生产的再现，以铜、铁、石等器具为媒介的托举类项目是一种身体表征与精神运动的展现。（2）竞技能力类项目。该类项目包含了竞赛体能、技能技巧、竞技心理等诸多体育文化元素，实现了人才选拔与技能训练的有机结合，一般分为体能类、竞速类、命中类、制胜类、角力类、技艺类。（3）节庆习俗类。该类项目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括动，透视出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全部文化活动的内涵。如宗教祭祀、新春伊始、婚恋郊游、农事生产类和节日狂欢类等体育活动，使得民族古老文化得以重现，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2.4民族传统体育体现出地域环境差异

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承与发展中，逐步体现出在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地域环境方面的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1）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大。甘肃民族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及其交汇处，地域辽阔、山河壮丽，高原、沙漠、丘陵、戈壁、山地、平原、河谷、绿洲、盆地等地貌各显异态，草原射骑、赛马叼羊、山地竞走等民族体育项目，无不打下不同地理环境的烙印。（2）社会经济环境差异较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甘肃少数民族形成了与其生产、生活方式有关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藏族的跑纸马、锅庄舞、赛牦牛、藏跤，蒙古族的赛马、马术、摔跤、射箭，体现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方式。以临夏州为代表回族，赛走骡、打砖、掷子、滑冰车、八门拳等传统体育活动，更多地体现了农商经济环境差异。

3推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措施

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甘肃民族体育发展较慢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特点，进一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进一步发展。

3.1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传统体育持续发展

持续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可以提高民族威望，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增进各民族交往，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民族优秀文化是传统体育的本质，为此，我们要从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入手。（1）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我们应传承如下优秀文化：注重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追求精神境界，重视道德践履，强调刚健有为、见义勇为、奋发图强等。（2）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要弘扬宗教文化。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思想意识外化为物质、精神和行为方式的结果，为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各少数民族从事的畜牧业、农业、商业等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各民族自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应该体现民族文化的内涵。如东乡族的夺鞭杆的游戏，把柔韧性、协调性和对抗的激烈性融为一体，逐步演变成人们之间、村落之间比试智慧和力量的运动项目，激发了该民族的团结情感。

3.2依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发展民族体育旅游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民族经济发展能够产生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甘肃少数民族地区逐步脱离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冲破牧业经济、农耕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束缚，与区域外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内容大多与生产、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它以经济活动方式为基础，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如推动民族地区民族服饰、建设、民族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激活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娱乐等行业的兴起；发展民族体育用品市场，传播特色商品信息、扩大生产发展和商业需求。特别是，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历史、民族、宗教、人文等要素较多，形成了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我们应重点依托这些资源，积极发展民族体育旅游：（1）开展宗教寺庙文化旅游。除寺院建筑群外，寺院的宗教活动无不适视着民族体育的内涵。临夏的清真寺、甘南的拉卜楞寺、天祝的天堂寺等，它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民族文化的浓缩点，是发展宗教文化旅游的集中地。（2）开展喜庆时节类民族体育文化旅游。甘肃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庆典活动，透视出古老而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如蒙古族的“那达幕”，藏族的“晒佛节”，土、东乡、保安、撒拉族的“花儿会”等等，届时举行一系列的民族歌舞和民族体育旅游活动。（3）发展草原观光类民族体育旅游。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以草原为民族体育活动地，是开展赛马、马上技艺、赛耗牛、叼羊、姑娘追等草原观光为主的民族体育旅游的最好场所。（4）开展黄河风情类旅游。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经过甘南、临夏，沿线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创造了赛马、牛（羊）皮筏竞渡、游渡黄河、人牛泅渡等民族体育项目，日益成为人们体验黄河风情和民族体育情怀的旅游目的地。

3.3提升群众综合素质，大力弘扬民族体育精神

民族体育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而经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体育精神。民族体育精神是通过体育运动形成并为群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着民族智慧与进取意识，在实践中主要包含着公平竞争、合作精神和运动员风范。体育精神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内化为人类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无疑，更快、更高、更强、竞争、合作、公正、平等、团结等体育精神是民族体育发展的原动力，在规范人们行为、提升群众的综合素质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甘肃民族地区劳动者综合素质较差的现实，在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弘扬体育精神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以下素质：（1）增强竞争意识。竞技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以竞技的方式来达到选拔优秀者，同时也通过竞争来提高整个群体的素质。竞争过程中的成功体验能增强民族群众自尊心，激发了人们努力向上，积极进取，这正是现代社会要求现代人所必备的素质。（2）培养合作精神。民族传统体育中的集体项目是培养和发展社会成员中合作意识的最佳途径。体育活动中有许多项目需要同伴之间的协作配合。体育活动中的合作有助于提高群体的凝聚力，有助于培养民族群众的团结协作精神。（3）培育创新意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育创新和开拓能力上具有独特之处。许多项目的技术、战术从制定到执行都需要人的创新精神。创新开拓是灵魂，是获得成功的基础。弘扬民族体育精神对培养民族群众的创新意识有积极的作用。

3.4与学校体育相结合，加强传统体育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要有群众基础，需要群众的支持和广泛参与。甘肃民族地区各级中小学校是青少年最为集中的地方，应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一项体育教育内容，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使其代代相传。学校体育教师要充分考虑群众参与项目的情况，承担起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相结合开展教学的责任，同时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政府应大力扶持学校编写和使用体现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体育教材，形成传统体育统一的运动方式、训练手段和比赛规则等，从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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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

2.1民族传统体育的“走出去”与“引进来”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世界是一个一体化的地方，处在有限但却强有力的文化元素的猛攻之下[3]。在全球文化的融合背景下，一些优秀的与传播较快的文化往往占据国际文化的主导地位，引导文化的发展。而一些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与传播的文化，就会出于劣势地位。失去竞争力出于文化的边缘区。因此民族传统体育要想得到很好的发展就必须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把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不断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力。同时借鉴其他西方民族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经验，在学习中不断创新发展，更好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2.2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一体”与“去粗取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中的数十个少数兄弟族，是不同层次的民族共同体辩证统一的民族结构[4]。”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它既有特色的中国文化风格，又有在这统一的民族实体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同时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过程中去除封建落后的迷信色彩，最大化地保护民族文化的精华内容，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放在发展的首位，创造性地吸收、消化、传承传统的民俗项目，使民族传统体育在继承与发展中得到更好地提升。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空间

3.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加法与减法民族传统体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非一陈不变。只有用变化发展的眼光对待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才能其不断完善。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化，民族传统体育产生至今不断的推陈出新各种项目。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萌芽于生产劳动，人们为了采集与狩猎进行了各种尝试。比如一些投掷石球，弓箭，垂钓，游水等。在部落的战争期间，人们为了获取水源，领地，开始对战斗人员进行身体与军事技能的训练，蹴鞠最早便是为了训练将士的。以弓箭为例，原始人是通过桑拓一类树木的弹力而制成弓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汉族内部为争夺地盘、战事不断，北方多游牧民族骑马作战，弓箭始终成为战争的主要武器，射箭成为主要的军事技艺之一。春秋以来，射箭逐渐从军事训练项目分化出来朝竞技、表演方向发展。宋元明清时期，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都以畜牧狩猎为生，牧放、狩猎离不开骑射，射箭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技能。为了推动其发展，辽金元朝都设有专门的骑射节日。时至今日，射箭已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射击并列入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具有广泛的传播意义。经过不断发展创新逐步完善并进行推广这种历史渊源的发展即可以称为“加法”，它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在适应时展的同时能够保留自己文化特色。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给许多民族传统体育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又如：民族传统体育中的花样跳绳、龙舟竞渡、放风筝、踢毽球、脚斗士等项目由单一无趣地体育项目经过创新改变转化为人们喜爱的健身娱乐活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民族传统体育中，并不只有加法，有时也存在减法。所谓的“减法”就是在历史过程被理智与道德逐渐减掉或删去的项目。它在产生与发展，有时也会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直至消失。沿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兴盛、繁荣、完善、转型及发展这一条整体的脉络来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在不断适应人们生活的各种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一些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今天只能透过文字的记载去了解。比如怒族的“盖房舞”、郝哲族的“叉草球”、祭祀中的舞蹈等。“加法”就是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都是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中不断适应的结果。当现代化在各种生活领域以“新”获得理所应当时，“野蛮”或“迷信的”就只能作为“旧”，民族传统体育只有最大化的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精髓，科学有效地纠正其不合理的地方，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3.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函化与叠合“多重时空的层叠整合”是文化变迁的规律，主要表现为：一个地区的由于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变异的积累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旧文化现象并不以消亡于破产为基本特征，而是经过选择、转换、与重新解释以后，依然被一层层的重叠与整合在新的文化结构[5]。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是一条双轨路线方向，一方面有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叠，另一方面又有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叠。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6]。追溯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越往史前时期，人们的文化交流就越是融聚为一体。德国哲学家卡希尔认为：简单文化中的思维在空间上一切事物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在时间上“现在，过去，将来彼此混成一团而没有任何明确的分界线。”而民族传统体育正处于这样的局面。长期以来多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环境，多种文化共存于同一社会环境里。不同民族通过共同的劳动，共同生活，为文化提供了函化的平台。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又高于生活，人们经过不同形式的表达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融合与交流。它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样代表着人们的某种信仰习俗。一个真正能够传承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一定具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文化的传播便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文化像树根一样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心理，即使时空的推移转变，它仍然可以在厚重的历史、文化、娱乐，包括艺术中展现出来。在不断地渗透，融合到各个领域为别人所接受。它所具备的文化传统特征将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融合共进。

3.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传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关系。现代的民族传统体育存在多样的地域性，个性的民族心理，不同的文化特征，以及多彩的表现形式。追溯历史的长河，道德与信仰使民族传统体育带有鲜明的民族烙印。它身后的文化底蕴，是在个性文化的形式上所传达出的几代人拥有其共同的信仰与文化习俗的特征。这也成为当代社会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面临困境的根结。我们既要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要融合当今全球文化共享下各民族共同发展，不断融合的潮流，在保持个性的同时融合多民族的共性，只有这样，民族传统体育才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演变，文化的整合而被人们淡化、失真或遗忘[7]。将“个性张力”变“共性张力”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求大同，存小异是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民族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只有将民族文化的特色真正的走进人们的生活，走进人们的视野，才能得到更好的认同与普及。一些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文化底蕴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在消失或已消失。民族传统体育正面临传统项目趋向于竞技化，民族项目的日益减少，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的种种困境。民族传统体育在今天的发展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如果不加以重视，势必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大损失，历史文化中的一大遗憾。要想得到很好地发展就应该注重将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和世界性特征融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