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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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立足与融入城市生活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少数民族在交往紧密的同时，民族间的差异性、竞争性与矛盾有所增强，突出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就业、子女上学、医疗保障、居住条件等问题。1．就业与培训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外出工作是出于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在昆明的谷律地区，由于其距昆明较远，特别是团结镇最为边缘的乐苗村，村内无矿产或特色农业，因此外出打工，摆脱贫困生活成为此类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不二选择。外出务工者多为年轻人，据统计，全村1400人中，长期在外打工的有240人，主要从事建筑业、汽车修理和做小生意。打工地多集中在昆明；全村还有短期工和季节性打工者300多人，其中苗族有10多个人，从事的职业依然是建筑工人。从统计数据来看，除去老人和小孩，1400人中，有近550个年轻劳动力，几乎是全村所有的主力劳动在外打工，可见外出务工对民族流动人口的意义。但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始终是以技术含量低、收入低、工作量大而辛苦的工作为主，且这种工作具有非稳定性、随意性与低层次性的特点。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在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约了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及收入水平，他们是需要提供就业教育培训帮助的弱势群体。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没上过学的约占10%、小学文化水平约占20%、中学文化水平约占60%、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约占40%、大专文化以上约占10%。从现有的职业培训来看，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培训主要是技术含量低的手工技能培训，具有培训时间短、内容简单、见效快的特点，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快速实现非农就业。但是，这些低层次的技能培训无法真正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实际情况来看，昆明的船房社区曾举办过以“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电脑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妈妈学校”，在报名初期参与者的热情程度很高，但实际全程坚持的人寥寥无几。该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联系了西山区职业技校，针对青少年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三年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500元的生活补助，保证就业，结果发出去4000多份招生传单，只有两个人愿意去技校参加培训。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注重眼前利益，且生计繁重，参加培训和接受教育的时间有限，所以此类活动的效果不显著。2．婚姻与家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很少有人在本地选择配偶结婚。因为工作在异地，且生活在城市，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导致与汉族普遍通婚。在昆明团结镇谷律村，全村30余对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配偶几乎全是外地来的汉族。另外据昆明市民宗委2012年统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出现问题的相关数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情况开始变得普遍，这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由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使其在不同的家庭角色与关系中出现了因常年外出而产生的家庭矛盾问题。使本应该有利于民族关系的普遍通婚，与家庭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夫妻两地分居、家庭矛盾、夫妻感情平淡等问题不断出现，破坏了家庭的稳定。3．创业与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创业相对较少，最简单的创业形式就是常见的流动摊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普遍缺乏资金来源以及担保人脉，因而限制了其创业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自身的管理能力差，以及缺乏创业技能，也是导致其创业难的因素。

少数起步较早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从创业步入到了发展期，他们需求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大。例如回族作为具有丰富的经商意识和抱团取暖思想的民族，进入城市后的发展步伐以及在某一领域的掌控能力强于其他少数民族，昆明的牛羊屠宰市场、粮油加工市场、废旧物品收购市场、二手车市场基本都由回族掌握，他们需要的支持与发展就会体现在经营地点的选择与扩大、内部员工的管理等方面。4．交往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由于其选择的职业工作时间长且负荷重，下班后几乎没有过多空闲的时间，简单枯燥的业余生活使大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缺乏与外界沟通。（见表3）以上数据，说明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外界的交往不多，缺乏获得外界信息的能力。由于城中村拆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规模聚居的城市居住模式己被打破，其安全感变低，且主要居住在未改造的城中村、老旧小区、城郊结合地区。迫于收入，他们只能租住在环境相对较差、租金相对低廉的破旧小区，如位于昆明市北部二环一带的工厂家属区、佳园小区等。据统计，像佳园小区一类的社区，下岗工人在工厂资产的处置上和收入上一直有不满意的情绪，自身享受的公共服务资源又受到外来者的分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安全感、无归属感和缺乏认同感的情绪也存在，二者的矛盾或者情绪有同性，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困境，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潜在因素。

（二）城市建设超前性与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利益冲突问题城市的规划往往仅从城市自身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却常常忽略的是人的利益与发展空间。因此，个人的发展在城市发展面前往往是弱势的、是妥协与牺牲的。2010年昆明市区待改造的城中村多达233个，为城市建设而暂时妥协的民族流动人口，他们的城市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城市行政区划的改变也造成了“二元户籍”与失地农民问题的尴尬局面，同时城市世居民族对撤乡建镇所引发的强烈反弹对快速城市化建设时期的昆明城市民族关系提出挑战。1．“二元”户籍制度城市化进程中以城中村问题为背景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与“二元”户籍制度问题以及因城中村拆迁给城市民族关系造成矛盾的趋势不断增加。城中村的出现是由于昆明快速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政府仅给每户农民保留一定量的住宅用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后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但其户籍、土地权属、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特征等仍然保留原有农村形态。少数民族失地农民一方面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昆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沦为看客。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农民只能通过“种地”来维持生存，违法建私房屡禁不止。昆明呈贡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作为现代新昆明建设的突破口、主战场，出现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而呈贡新区拥有世居少数民族近1.4万人，占全区人口的7%。这里的世居少数民族在沦为失地农民后，出现了失业与再就业、二元户籍与生活保障之间的矛盾等等。可以说城市化使世居少数民族农民由农业生产者变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因失地外出打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成为二元户籍制度下的“黑户”，生活保障无从谈起。2．“撤乡建镇”“撤乡建镇”而引起的民族关系矛盾是伴随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一大事件。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谷律乡与团结乡的撤并。在这场撤并过程中，争论围绕着保留民族乡与直接撤乡建镇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世居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保留民族乡有利于向上级政府争取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扶持；党委政府则认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之所以仍然保留农业人口身份，就是因为城市化滞后造成的，撤乡建镇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结果党委政府的主张占了上风，团结镇于2005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团结镇的彝族群众认为建镇是强行推行的结果，弊大于利。白族群众则担心撤乡建镇后谁来扶持团结镇的少数民族。而苗族群众则认为撤并是好事，为国家节约开支。上述意见，无疑给撤并后团结镇的民族关系带来了考验。撤乡建镇后的团结镇，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原来的两个行政单位合为一个，这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以谷律地区与团结地区的合并为例，由于谷律地区的苗族没有矿砂资源，因此苗族被团结地区的彝族和白族排除在石英砂产业之外，苗族在该地区的民族交往中受到了显性或隐性的歧视。昆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管身处城市的中心区域，但实际是被城市生活边缘化的。由于就业层次低，且就业咨询多以“亲代亲，老乡带老乡”的模式，决定了其生活半径的有限性和单一性。民族交往尚未扩展到城市生活的大范围。长此以往会出现“微型民族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扎堆抱团”，加大了昆明城市民族问题突发事件的爆发机率。世居少数民族在面对身份转变时，出现情绪的波动。由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失地农民，由受政策照顾的民族地区群众转变为撤乡建镇后的普通地区群众等等一系列转变，使民族群众在心理上无法迅速接受。谁来照顾扶持撤乡建镇后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谁来管？诸多疑问深入世居少数民族的内心，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不适。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对新环境，求生存、谋发展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都很重，面对城乡差别往往心理失衡，遇事容易浮躁。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他们在享受农村医保和城市医保上出现尴尬局面，其子女求学考试方面的阻碍重重，诸因素易造成他们心理上较大的波动与不满。

（三）城市化水平不均衡与少数民族收入差距问题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制约了个体发展的水平与层次，直接体现在收入的差距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整个昆明的城市化水平不协调。其中昆明最发达的五华区2010年的生产总值是540.8亿元，最不发达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10年生产总值仅为32.62亿元，两者相差近17倍，而其中两者的第二产业更惊人的相差近38倍，城市化率相差近12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昆明城市少数民族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较昆明市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据2012年统计数据，昆明市年人均收入1.89万元，发展水平较高的盘龙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3万元；发展水平较低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45万元。两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0.58万元。另外从年收入水平统计区间来看，昆明城市少数民族年收入在1.8万以下的占41.8%；年收入在1.8万～2.4万之间的占34.8%；年收入在2.7万元的是以在昆明时间长且已经有一定事业的个体经营者为主。以上的数据说明了无论是世居少数民族的年收入，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年收入，较昆明市的平均水平都有差距，那么较昆明最发达的地区，则差距更加明显。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性不仅反映在民族地区与一般中心城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族地区内部。在合并后的团结镇各村镇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清晰可见。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团结镇发展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年农业生产总值2329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24074万元；团结镇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年农业生产总值仅为586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仅为350万元。发展水平最低的苗朵村委会和水平最高的龙潭村委会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1倍多，农业生产总值相差近4倍，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相差68倍。如此巨大的差距是昆明城市民族关系的问题和隐患。

（四）民族问题城市化与突发事件问题目前，国内出现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80%以上发生在城市，民族问题城市化的特点日趋突出。昆明市近几年所发生的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治安的大小事件，80%涉及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其中属于管理不当而引发事端的占20%，属于不服管理而引发事端的占47%，属于利益纠纷引发事端的占15%，属于社会治安及刑事犯罪的占8%，属于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引发事端的占7%，因新闻和文艺作品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事端的占3%。这些问题由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而且相互交织，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直接与间接影响并存。

二、和谐城市民族关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见，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的现实策略是解决城市民族问题和调处城市民族关系的途径。它既有自身的目标价值取向，又具有多位一体和不同层次的体系结构，是调控方式的综合运用。它是动态发展的，但又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在矛盾不断地变化发展中得到完善，使其适应民族关系调控过程的需要。民族关系调控体系建设的成败直接反映了政党的执政水平和科学的社会治理能力。

（一）不断提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水平在就业与发展方面，对于已经落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重点是积极引导他们就业，畅通就业渠道，建立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指导，鼓励和支持相关单位、学校、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举办单独面向他们的培训班，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求职能力，城市公益性岗位和国有企业，尽可能的划定比列、单设岗位、放宽条件招收他们。对于已经站稳并寻求发展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获得相关发展政策的支持、赢得尊重和融入社会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对招收一定比列的少数民族员工的企业按现行的优惠政策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优惠。在婚姻家庭与交往融入方面，昆明市目前已经建立“少数民族婚姻服务所”，开展婚姻关系维护、家庭沟通技巧、家庭教育理念培育等利于家庭建设的培训。同时，引导外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积极主动参与所居住社区各项工作和活动，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和社区意识，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城市社区的发展相协调。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各项资源，通过提供培训、教育、保障等项目的服务，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知识和法律意识，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和帮助。

（二）不断提高对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的保障与再就业平台建设着力解决城市民族失地人群、撤乡建镇地区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问题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必须站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角度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系统规划和统筹兼顾，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生存问题。要将其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建立少数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制度，继续对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完善各项补贴政策，将生活困难且没有就业的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和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要按照各级财政每年拨付一部分，街道、社区两级从征地补偿费、民族地区的各项扶持经费中拿出专项资金予以补助的方式，安排专项少数民族失地人群就业经费，加强其就业培训，建立创业基金，提高其就业率和创业率。要搭建发展平台，帮助撤乡建镇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利用自身资源投资或发展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失地人群与撤乡建镇地区世居少数民族的持续发展问题。

篇2

中图分类号：G647？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015-02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养任务主要是由各类民族院校来承担的，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大力扶持，加之近年来高校的大幅扩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非民族类高校学习。而非民族类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导致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对于非民族类高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做好其日常管理工作，使之能够与汉族学生融洽相处，已经成为非民族类高校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民族生的教育和管理不仅是人才培养的问题，更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是否落实。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将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状况

本文研究以西北大学为例，该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众多，现已达到500人以上，但却尚未形成一整套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与教育模式。该校是地处西部地区的综合类院校，在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地域与学科优势，因此承担着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重任。与此同时，也相继出现了少数民族学生纪律观念淡漠、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缺乏学习兴趣、学习成绩较差、违反校纪校规等负面现象。但由于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这就需要我们对此加以研究，探索出一套适应当前形势，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具体情况且行之有效的日常管理模式。为此，我们在该校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具体情况。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与座谈的调查研究方法，共发放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153份，对问卷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少数民族学生在生活状况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1.人际交往能力不断增强，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依然存在沟通问题。调查显示，在对“是否愿意与汉族同学同寝室居住”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80.21%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愿意”；同时，在对“在学校讲本民族语言”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51.64%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从不讲本民族语言”，由此可见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愿意与其他学生进行交流或沟通，且有一半学生一直使用普通话与其他学生进行沟通，可见，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此外，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中有73%的同学认为与汉族同学交谈偶尔或经常存在困难，可见，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受到他们语言沟通的约束。

2.小团体现象明显，缺乏集体意识。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对“是否经常参加本民族学生聚会”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64.48%的学生选择了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回答经常参加聚会的学生比例为98%。而对于“朋友都是本民族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3.5%的选择全部是本民族的朋友，有42.39%的选择大部分是本民族的朋友，而新疆、少数民族学生98%选择的是“全部是本民族朋友”或者“大部分是本民族朋友”，由此可见，有接近一半的少数民族学生喜欢结交本民族朋友，存在与本民族同学和睦相处的小团体现象，而这一现象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在我们日常的学生活动经验中也发现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有小团体现象，并不热心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

3.基础教育薄弱，学习成绩较差。据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学生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中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63%，同时，少数民族学生中有74.72%的来自于我国贫困的西部地区，这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在中学以前，不仅无法获得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没有条件得到更好的基础教育，加之，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存在，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基础教育薄弱的问题。

二、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管理现存问题

1.区域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带来学习状态的不适应。在历史、地域、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下，致使边疆少数民族同学家庭生活条件较差，基础教育、个人阅历都与内地高校的汉族学生存在一定差异。少数民族学生生活的边疆地区由于教育条件有限，而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薄弱，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知识面窄，自学能力较弱。因此，大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入校后都感到学习上不适应，压力大，课程难度高，难以跟上进度。

2.民族习惯的差异带来民族意识的强烈凸显。所谓民族意识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内地新疆学生从小生长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民族文化积淀下形成了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们来到内地大学就读，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族习惯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期待在融入学校环境的同时保持纯正的民族习惯，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也随之增强。甚至由于少数民族学生与同学、教师缺乏有效沟通和必要的理解与信任，使得他们在一些琐事上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容易产生一些过激的情绪或行为。

三、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管理问题的解决途径

1.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注重从少数民族学生中培养一批学生干部，使他们成为学校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和干部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民族意识等方面的优势更易亲近和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与心理，能更好地预测民族学生的行为趋势，能及时、有效地反映少数民族学生中的热点问题与民族问题。同时，通过这部分骨干可以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自我管理，如在学校成立由少数民族学生所组成的民工部、学生组织，以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检查少数民族学生的宿舍卫生等，组织少数民族学生活动为主要工作内容，让他们成为少数民族学生自我管理的重要力量，进而更方便管理少数民族学生。此外，还应该在平时注重对少数民族骨干进行思想素质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协助处理各项少数民族学生所遇到的问题。

2.关注学习，因材施教，切实解决学业困惑。高校应在今后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方面，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差、汉语水平低等问题做有针对性调整。在加大民族学生的基础课教学学时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实践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学好各类基础课程，打好坚实基础，并不断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在班级设置和教师配备上给予倾斜性照顾。任课教师和学生工作人员要明确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基础情况，对其基础差、底子薄的状况予以接受，多给予他们鼓励与帮助，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此外，还应组织综合素质全面的学生党员与少数民族学生结对进行“互帮互助活动”，同时还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帮助或举办各类活动，切实帮助他们提高语言的应用能力和水平。为了拓展少数民族教育渠道，也为培养更多少数民族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学校还应积极开设民族文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相关课程，加强对学生的民族文化教育。

3.提高学生工作人员处理民族事务工作的能力，增强工作前瞻性意识。学生工作人员应树立“民族工作无小事”的高度工作敏感性和责任心，注重积累处理各类问题的方式方法。学校要建立全方位的民族工作培训体系，将日常培训与分类培训相结合，通过讲座、授课、主题论坛等形式辅导学生工作人员学习民族知识、了解民族工作内涵，力求打造一支懂民族工作、热爱民族工作的学生工作队伍。

参考文献：

[1]普丽春.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调查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08，（06）.

[2]黄一诚，许海东.新时期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和谐发展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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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体育文化的特殊价值

传统体育文化的演变历程，是一个动态平衡发展的过程，它顺应了复杂的时代变化规律，不断吸收和总结历时的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时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才能在复杂的历史洪流中得以保留。传统体育文化的整理与传播，对宣扬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各民族间交流、增进各民族团结有着重大意义。并且从传统体育文化中能反映相应体育活动的起源形态和依据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所做出的相应改变。加强对体育文化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回顾历史，同时对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也有较高的指导意义，是一笔特殊的无形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各个民族在其特定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民族差异文化，在体育活动形式中能够展现本民族的风土人情，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强调和谐而多样，在基调一致的同时包容个别性。这与西方奥林匹克文化的强势与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奥林匹克文化已经走向全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文化应该平等交流，相互间取长补短、尊重文化个性和多元化，这对奥林匹克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策略

1.坚守自身价值准则

如今，我们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急需走出国门融入到世界体育文化的浪潮中。但是，在融入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时时警醒保持住自己的标准，不能急功近利，万不可图一时之方便而将自己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到西方体育文化的轨道中，更不能在融入中迷失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要在坚守自身价值标准的前提下寻求发展之路、创新之路。要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来，使我们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中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和深厚民族精神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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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必要性；路径探析

一、相关概念综述

1.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一直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说法。不同学者对政治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国内外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内涵与外延：

（1）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行为主体的主观心理层面，如态度、价值、信仰、情感等，是一种狭义的政治文化观。阿尔蒙德是政治文化概念研究的鼻祖，他认为政治文化应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内容，强调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罗金斯认为政治文化因国别而异，一国的政治文化应包含信念、价值等内容。可以说，“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

受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界定的影响，国内学者中从一个民族的主观心理层面出发来界定政治文化概念的主要有燕继荣、王浦劬等。燕继荣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内容主要包括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体系的情感、态度等方面。王浦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是人们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生活的感受、认知等，是政治关系在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反映。

（2）第二种观点则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政治文化，认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也属于政治文化的内容。美国学者穆迪认为政治文化不应只集中在思想和态度上，应该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关联中探讨政治文化，不能仅把它们看作为一套意见或价值观。亨廷顿认为政治文化的内容除了信仰与价值外还应包括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的其他取向。

我国的很多学者也从广义角度界定了政治文化。如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活动的主观认知，包括一系列的内容，如民族政治意识、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气质等等。孙正甲认为政治文化是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具体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行为这几个层面，每一层面又都含有丰富的内容。

总之，学者们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还存在许多争议，但综合国内外学者观点,我们可以从较为中性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做出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主体相一致,有团体性的和个体性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与一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是政治文化的对象；政治文化的内容则可包括政治认知、情感、态度、理想等等方面。

2.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特征

除去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特征，每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历史与现状密切相关。现将学者们的主流观点归纳如下：

（1）传统性: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各领域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相对封闭，社会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对民众的政治行为仍具有较大影响力，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为：“人们习惯于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具有浓厚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政治信任和政治宽容不足，容易结成各种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自主参与意识不强，疏远和逃避政治，易产生过激的政治行为等。”

（2）宗教性:众所周知，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群众性现象。有资料表明，在我国的55 个少数民族中，有50%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甚至有的民族全民都有宗教信仰，如藏族、回族等，使得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宗教烙印。王宗礼认为：“要了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不了解西部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则难见其真。宗教至今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大影响，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

（3）地域性: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地区分布差异密切相关。杜军林认为“: 少数民族地区大都交通闭塞、信息封闭、思想保守和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与发达地区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特点，使得不同民族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且政治文化在传播、维持和延续的方式和途径上，也不相同。

也有学者在以上几种主要特性基础上做了阐发，比如，丁志刚、韩作珍认为少数民主政治文化还具有回避政治、远离政治的疏离性特征；王肃元则认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迎合与服从主导型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刘海霞则认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具有逐渐向自主、开放的现代政治文化形态转变的变迁性特征等等。

二、研究内容综述

1.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

（1）目前学术界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民族地区是整个国家系统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可带来多方面的益处，比如：减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2）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是保证民族地区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谭卫国、邓薇等学者从此出发，提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可以为民族地区各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政治稳定基础，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工程。

（3）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李乐为、邓薇等学者则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存在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出发，指出：“政治文化的建设客观上有助于解决民族地区目前普遍存在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现实难题。”

此外，还有学者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民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和法制建设的角度，对加强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2.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现状

有很多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目前的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述，在这些观点中，学者杜军林的剖析最为系统、最具有代表性，他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1）政治认同角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政治认同如宗教认同、家族认同等在少数民族地区正慢慢消解,而现代政治认同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正在逐渐加强,少数民族公民的现代政治认同趋于成熟。

（2）政治态度角度：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及生产方式等影响,政治态度有明显的多层次性。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对政府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政府的认同度也由弱变强。

（3）政治人格角度：随着社会的转型,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政治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政治人格多重交织、相互影响，既有传统政治人格，也有现代政治人格。

（4）政治价值观角度：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法制观念有所增强,自觉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平等,依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公民逐渐形成了“依法治国”、“科教兴国”等基本政治共识。

3.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者们首先普遍从政治心理的角度指出了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指出民族地区的民众存在政治心理欠成熟, 政治情感易偏执的现象, 无法产生有效的政治参与, 带来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制约了政治文化的建设。

（2）也有学者以政治意识为视角研究该问题。如邓薇、谭卫国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等级观念和人治意识顽固，政治意识形态无法带来有效的权威，不重视民主与法治的建设。这些因素给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

（3）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环境封闭等因素，少数民族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相对滞后，许多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价值观念比较落后，政治思维相对保守，不发达的经济还使得民众的政治兴趣和热情不高；且政策价值取向无法与社会政治变化同步，导致了制度供给缺位和制度创新不足。

（4）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在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学者尹毅、杜军林认为: 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保持着较大的渗透力，传统政治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缺乏政治参与意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自然地理因素所导致的政治信息渠道失衡、宗教习俗的影响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的冲击等方面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4.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归纳总结：

（1）学术界普遍认为，坚定地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了民族政治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要改变这一现象，国家应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途径。”

（2）也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要强化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要做到这一点，“客观上要求对各族群众进行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把民族角色与公民角色有机地协调起来, 将民族意识从属于国家意识, 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民族团结高于一切的意识, 自觉地把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统一起来。”

（3）大力培养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把参与政治实践作为传播民主政治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众多学者所积极提倡的。民族地区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感知和了解政治是如何运作的, 还能获得所需的政治知识与信息。“在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地开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热情，增强政治使命感，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和本地区本民族的政治生活。”

（4）有学者认为，促使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的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其融合程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程度。因此，有学者认为要努力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因素与主流政治文化进行衔接与融合。还应“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民族政治文化交流, 在文化交流和冲突中”。

（5）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等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的功能，也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之一。李乐为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政治教育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应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和传播的实效性”；谭卫国认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普及率低、传播技术水平落后的实际状况, 应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大众传媒对传播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并加大资金设备的投入，加快发展和普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传媒, 提高对公民进行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传播的覆盖率,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6）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建设还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转型也有赖于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民族保护主义、经济本位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逐渐被淡化，因此，加强和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迫在眉睫了。学者们认为要“强化正确的国家观与平等的民族观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有的学者认为要“加大政治知识、政治信息的含量, 加强对公民民主法制的教育”。

学者们还从其他一些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如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促进民主法治建设意识的提高，“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向往和追求, 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 树立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和法制观,养成运用民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习惯”，等等。这些观点也丰富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研究。

三、评述

在各地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专著和论文的出版数量也在逐步增长。在学者们众多的研究中，比较完善的是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的成因等方面的剖析还有所不足。

在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相关理论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目前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研究总体上还相对薄弱,还未形成专门研究民族政治文化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对这一课题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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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是人们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而逐渐形成的。民族体育源自于民族竞技，其文化内容与民俗活动相结合，在节日中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随着中国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民族体育在民族节庆中呈现出来，不仅代表了民族性，同时也采用这种方式将极具民族色彩的体育文化传承发展。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日益加快，人们的观念意识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将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民族体育文化作为民俗节庆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就会对该文化以这种传承的形式加以保护，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演进。

一、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适应生存环境，且在生存环境中进行生产斗争而逐渐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仅发挥着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还为民族文化传承创造了载体。少数民族在民族节庆中，多会开展体育活动，无论是生产类的节庆，还是宗教祭祀类的民族节庆，都与民族体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1]。比如，纳西族、土家族的传统节日中，会举行各种体育赛事以作为节日庆祝活动，诸如飞石锁、打飞棒等等，而广为熟知的骑马、射箭等等则是许多少数民族在民俗节庆中必须要举行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运动都是从最原始的狩猎活动中演化而来。水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传承至今，则是源于渔文化。比如，京族在民俗节庆中会开展游水捉鸭活动；苗族的独木舟、傣族的赛龙舟都会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中举行；高山族在民族节庆中会举行顶壶竞走等等。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不仅仅是作为节日间的娱乐活动，更是将其作为民族文化。很显然，民族体育运动都与当地的生产活动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这些生产活动逐渐被技术更为先进且极具科技含量的工具来完成，于是，生产活动转化为体育活动[2]。比如，赫哲人的“狗拉雪橇”，西南独龙族人的溜索和天梯，原本早期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使用的民族交通工具，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运动项目，同时也将该种运动作为体育文化得以传承。

二、少数民族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特征

（一）民族体育运动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少数民族的节庆往往会与民俗相融合，形成了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体育就是民族节庆中的一道独居特色的文化风景。民族体育与社会意识存在着不解之缘，主要在于少数民族生存于特殊环境中，为了对自然现象有所控制而酝酿的各种行为方式成为了原始民族体育活动的萌芽。少数民族对于自然环境中的万事万物都赋予了精神色彩，如此而形成了信仰而扎根于意识深处。一些民族体育运动就源于这些信仰，因此会在民俗节庆中举行，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3]。伴随着文体活动在各民族的节日中展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的风土人情和道德规范相融合，成为了民族文化中一部分，由此而使得民族体育运动发挥着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

（二）民族体育运动实现了人文互动

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决定了生活方式，他们要不断地与大自然搏斗，才能够生存下去。如果对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狩猎活动，这是古老的生存来源。少数民族的祖先采用这种方式解决生存问题，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随着生存环境的稳定，也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定期举办的活动，信仰色彩浓重，将体育运动融入到这种民族节庆活动中，不仅为节庆增添了喜悦气氛，对于民族祖先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尊重和怀念。民族体育运动作为文化符号，促进了民族体育和民俗文化的水融[4]。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将体育运动融入其中，民族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节日与体育活动的互动，使得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三、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价值

节庆民俗中所开展的民族体育运动将各个民族的文化气息展示出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是不言而喻的。诸如，彝族在节庆中所举行的跳火绳运动、达斡尔族所举行的曲棍球运动、藏族的赛牦牛运动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特点，更是民族体育演变过程的诠释。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少数民族体育的延续，融合了各种时代性因素，经过体育文化的积淀而形成了文化结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有风格。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文化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处于传承的关键时期，鉴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本质上与体育存在着趋同性，虽然其在显性上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呈现，但是这种肢体活动是建立在教育文化的层次之上。特别是当民族体育运动被融入到民俗节庆活动中，就使得体育活动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也可以认为体育运动是以媒介的方式发挥教育功能[5]。

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带有浓重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互动效应，使得民俗节庆不再是单一的纪念性活动，而是更能够满足多种民族活动需求，使人们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还通过体育运动赋予了民族以更富于时代特点的新的涵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如果从民族的原生态的角度研究，其更具有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

结论：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节庆中的民族体育运动是民族社会文化的浓缩，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中，民族体育更能够体现人文性特征，在目前的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更为突出文化的传统型和传承性。在民族节庆中开展民族体育运用，是以节庆为载体传承体育文化的一种途径，以彰显民族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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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因素中国民族体育是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不断洗礼中,形成了具有“以和为贵,注重礼节”的儒家思想内涵。在民族体育活动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注重团结,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一种民族体育文化精神在发展中遵循了我国“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一度得到国人的推崇。文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体育文化的发展同样遵循自己的规律,但是并不代表不受外界文化的影响。首先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西方的奥林匹克体育文化和经济一样对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奥林匹克下的竞技体育宗旨提倡“更高、更强、更快,”的口号,主张冲破极限,不断挑战自我。这颠覆了我国注重团结意识,注重娱乐性质的民族体育文化,使得我国民族体育活动受到了“冷落”,失去了主要的参与对象。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的关注竞技体育比赛,参与竞技体育活动。这种文化的冲击对我国的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致命的,它严重阻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其次,经济的发展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城镇化速度加快,一方面经济发展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设施,更有利于各种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城镇化加剧,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更多的农村青壮年更愿意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让民族体育的主要活动组织者和传承人才逐渐消失。民族体育活动正慢慢濒临失传,民族体育文化即将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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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肃少数民族文化流失的原因分析

1.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变化使甘肃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不能满足甘肃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需求，或者说，甘肃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变化后的生活方式不适应。在这样的一种作用下，甘肃的少数民族人民就会选择抛弃和现有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的文化，接收或汲取适应现在生活方式的文化。在部分甘肃的少数民族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会出现偏离甚至消亡。

2.经济利益的驱使。从2008年到2013年，甘肃在全国的省市自治区中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处于后5名的位置，整个甘肃的经济落后使甘肃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处在堪忧的情况。2010年全省民族自治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5.9%，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3.9%，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74%。要想促进经济发展，就不得不以放弃一些本民族的文化。道路建设、农田改建，势必会拆掉一些古老破旧的村落宅子。拆掉它们，不仅能加速乡村现代化建设，还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村民看到收益效果，改变经济落后的状态。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学习一些汉语、英语和现代的技术，以便能够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立足（见表3）。

3.外来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必然造成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影响的加速。在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仅占全国总人口的8.49%，各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就可想而知，甘肃虽然是一个民族大省，也逃不过这个大趋势。人口占据少数的现实就必然预示着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不可能享有主流地位，这个问题对于甘肃的少数民族文化亦然。在现代文化处于强势的背景下，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的免疫力微乎其微，很容易向文化一元化的方向变迁。

4.保存、整理的困难。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民间的自然继承，还需要相应的文字记录。从大约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甘肃就留下了人类民族文化活动的踪影，在夏、商、周时期，甘肃的境内就有了西戎、氐、羌族人活动。这些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的生活，出现的文字作品就少，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了解，大都是根据当时汉族人的记录得知。但是留下的文字记录少之又少，被保存下来的更是寥寥无几，许多民间艺术也只是靠代代相传所保留。解放后，国家和当地政府提高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视，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由于甘肃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导致了记录、整理、保存、传承所必须配备的设施和专业人员的匮乏，可供查阅的资料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甘肃少数民族分布广而散，占据了甘肃大量的土地与其他资源，高原、山地、沟壑居多，穿插着部分沙漠、戈壁、草原，海拔最高可高达5000米以上，最低也在1000米左右。地势偏远、交通闭塞、气候恶劣，调查研究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与精力。语言不通需要昂贵的翻译费用，遥远的路途颠簸和艰苦的居住环境都增加了深入研究的难度，致使现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程度较浅等问题。

5.政策实施的不彻底。国家对于甘肃省的少数民族建设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一些优惠政策落实还不到位。比如，在资金补贴上，由于耗费资源巨大，对民族自治地区的资源支持力度不够；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配套资金没有完全免除；对民族企业的资金优惠政策不到位，企业贷款的利息补贴种类不全面，优惠企业范围也偏窄。由于资金的匮乏，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为了显示业绩，往往会对大地方、收益快的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更多的资源，而小地方、收益少的少数民族地区资源支持明显处于劣势。

三、甘肃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对策措施

1.以民族语言传承为核心内容。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是人类思想的直观表现。少数民族语言更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的使用关系着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也决定着他们参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它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承载着民族发展的未来。民族语言能否传承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延续[5]，因此，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极其重要。保护这些语言的重点在于将该民族语言的语法、词汇、句法以及一些民间文学形式完整记录下来，并增加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这一过程需要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的结合，鼓励更多人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使语言这个民族精神的基因能够传承下去。

2.以学校教育的培养为根本途径。从本质上看，文化传承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青少年和儿童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是民族文化基因的承载体，承担着民族文化血脉继承的责任。然而，目前甘肃的少数民族学校对于青少年的本民族教育情况令人担忧，双语教学政策没有得到广泛实施，双语类教师极缺，结构不合理；民族学校信息化设备奇缺；双语教材内容设置陈旧，错漏较多。民族大学调查的数据证明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基本接受的是普通话教学。面对这种现实，在今后的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推行双语教育，更多的是推行双文化教育。双文化教育就是在初级文化教育的课程中，不仅包含汉文化教育，还涉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比如民族语言、民族工艺、民族历史、民族音乐、民族体育等课程。可以设立民族文化陈列室，条件不足的乡村学校可在学校走廊厅堂陈列少数民族的服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民族手工艺制品等；利用校园广播播放一些民族歌曲。

3.以保护为有效手段。对于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离不开宗教这一途径。甘肃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据甘肃省少数民族青年现状调查，309名青年父母信仰藏传佛教的占65.1%，本人信仰藏传佛教的占74.7%。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占全省信教群众的58%。现有的大部分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与传播都是通过宗教实现的。因此尊重和保护甘肃少数民族群众的就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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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有学者理解为，当个人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努力通过改变个人所处环境或者自身，使个人与所处环境达到互相协调的能力①。国内对于民族适应性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本文的研究是立足于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问题，通过调研分析，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在我国高校的确立。

一、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研究

（一）调查目的和方法

1.研究目的和意义。一方面，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情况是不断加强高校思政工作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更好的丰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打造高素质高水准的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维持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重要基础。

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法，涉及学习适应性、心理适应性和人际交往适应性三个方面。调研自9月12日开始收集至9月26日止，共收回样本218份，有效样本215份，包含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占大部分，另有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学生参与问卷，涉及26所大学，本科在读学生占99.07%，专科学生占0.93%，性别比例为男性33.49%，女性66.51%，来自城市的有39.53%，来自乡村的有60.47%；家庭条件优越的占1.4%，困难的占38.14%；大学所在地是东南沿海的占54.88%，在西南地区的占44.19%，东北地区的占0.93%。

（二）调研结果分析

1.样本整体趋同性和个体差异性相伴。

少数民族学生群体适应性情况普遍不容乐观，适应性呈整体趋同性；同时，不同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也存在适应性方面的差异，就读高校的层次和来内地求学时间长短的不同也是造成适应性差异的一项原因。

2.样本群体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有着强烈的民族诉求。

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民族地区的宣传、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L俗的尊重有着较强烈的心理需要，对于开设民族课程、改善民族食堂、提供民族学生展示平台等有着现实的诉求。

3.样本有着强烈的上进意识，政治上敏锐，重视个人发展。

超过半数的少数民族学生都有强烈的入党意愿，并对当前的学习状态有着忧患意识，积极寻求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去，对未来发展有着长远的打算。

（三）归因分析

1.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是导致适应性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的带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学习后，要尝试接收内地高校的主流价值和文化，难免和长期以来从母体文化中吸收的价值和文化产生冲突。

2.近年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深层次原因。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大多是自然经济低水平简单再生产循环，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缺乏，制约教育发展速度和教学方式的改革，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也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和开发。

3.民族地区的不稳定是影响适应性的重要原因。

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在我国已经由来已久，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也影响着在内地高校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状态。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上歪曲和夸大民族地区现实情况，往往造成民族学生更强的防备和敌意。

二、增强高等教育教育的包容性：重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树立

起源于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能够平等和自由的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资源，保持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树立广阔的文化视角和包容的文化情感，对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于跨文化的学习生活的适应性有着重要意义。

（一）加深多元共生的理解，辩证看待“一元”与“多元”的民族关系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一元”与“多元”辩证统一，我们是华夏民族的一元整体，又是多个具体民族的多元单元，我们是汉族一元的主导和各少数民族的多元共享，增强高等教育的包容性需要正确看待我国民族关系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立足当前和长远，用更包容的民族概念理解一元与多元的和谐共生。

（二）从思政教育整体目标出发，不断增强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思政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有着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要作用，对国外成熟的教育理念，我国思政教育模式应有包容和借鉴之意，思政教师要有多元化的工作思路，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多方面的发展学生的认知、情感和修养，为学生营造平等充满活力的学校多元文化氛围，创造条件和加强引导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

（三）教育现代化和民族化结合，切实加强多元文化课程设计和教学

多元文化课程是提高跨文化适应性的有力保障。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必须同时满足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和民族化发展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通过现代高校专业的教育和培养，培育少数民族学生与主流文化对话和接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避免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被隔离和边缘化②；另一方面，尊重和保护民族文化，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加工，重新演绎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文化评价体系

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顺利实施需要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当下教育评价思想，破除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种种偏见和刻板印象，摒弃传统的文化教育中存在着测评的局限，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刻思考、重新测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的评价方法，评价体系要既能评价绝大部分学生的认知情况，更要能让学生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得到合理的评判，来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完整性。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传播担负着多元文化普及和传播的使命，是我国现代教育应有之义，只有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真正的融入我国教育体系各个环节当中，才能有效的促进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武之地的现代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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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2007803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民，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达70%，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哪个部门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没有任何组织直接代表农民参与政策制订、替农民说话办事，维护农民的利益。农民这一最大的社会群体始终缺乏相应的政治参与权，也缺乏强大的社会声音。目前，农民的低组织化水平已经影响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强贫困地区的农民组织化建设已非常迫切。

一、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化建设的必要性

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组织化建设相对滞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决策影响力更小，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已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治团体，因而无论是通过市场还是通过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因此，使农民成为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2]因此，解决贫困地区的“三农”问题，必须回应核心问题，即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改善其弱势地位，提高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利益表达的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贫困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征地补偿引起的矛盾、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偏差，以及部分党员干部腐败、乡村黑恶势力抬头等多种因素的干扰，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呈现激化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矛盾双方信息沟通不充分，矛盾将会升级甚至引发更大。因此，必须建立以农民组织为依托的社会对话机制，使双方在对话、交流中相互理解，从而保持社会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增强农民在阶层博弈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和谐，使贫困地区的农村更加和谐和进步。

贫困地区由于受交通、信息、技术及服务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产品科技含量低下，投入产出效益不高，市场销售不畅，农民迫切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自我服务组织，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通过农民组织，可以及时掌握生产技术和市场动态，组织和指导广大农民生产适销对路、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品种，形成规模化生产，产生规模效应，实现农民和市场的顺利对接。

二、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化现状及相关制约因素分析

（一）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化现状

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自组织应该是独立于国家政府的社会中的组织。在成员主体、加入方式、法律地位、组织目标、活动方式和控制手段上都有其规定性。而中国目前贫困地区的农民组织多数为“民办官助”。这种经济合作组织大多与地方党政，村委融为一体，它既有经济功能，又有政治功能。在大多数农民的心目中，这样的组织与其说是合作经济组织，还不如称其是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机构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混合体。这是因为，目前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错，也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部门之间的制约造成的，单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许多困难。

我国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落后与全国平均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从广西与浙江两省对比来看，2004年底，广西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867个，其中注册成为社会法人的1500个，尚不到全国的0.1%，而规模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仅有381个。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也差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同期为会员增收384元，而全国水平为500元。

同时，组织合作不够规范，组织与会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够紧密，没有明确的约束，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基本处于好则合、不好则散，有利则合，遇险则散的松散状态。组织化程度不高，服务水平低。服务基本停留在信息、技术咨询等层面上，提供加工、储运等配套服务能力较弱，吸引力、凝聚力不强，尚不能适应新时期农业升级发展要求。

从宏观环境看，中国目前有关合作社的相关法律尚不健全，贫困地区由于受经济文化因素影响，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处在初步发育阶段，整体实力不强，人员素质也不高，管理缺乏经验，发展还比较脆弱，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二）制约我国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

1.农民自身的制约因素

贫困地区农民一直以来受到政府的帮扶较多，而自身发展意识薄弱，等、靠、要的思想极为严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的资金与政府帮助上。同时对自身能力也缺乏信任。而对于政府出资建设的公共设施、提供的各项服务又缺乏爱护意识，由于自己没有做任何付出，即便是出问题了，也会由政府来管。这种普遍存在于贫困地区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同时也是贫困地区政府创立的农民合作组织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而且，农民一般不善于把眼光放在一项长远的计划上，他们更关注他们近期可以得到的利益上，这也是制约农民合作社发展一项严重因素。因为每个农业项目，具有较强的周期性，一般不能在短期内迅速见到效益，这就严重影响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且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们普遍热情不高，即使在参与村民自治时亦如此。这就使现在的自组织观念难以在农民心中树立起来。

2.贫困地区本身的制约因素

贫困地区多处于条件差的区域，主要在西北、西南，呈块状、片状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喀斯特等地区。这些地区或是干旱严重，降水量小又主要集中在夏季；或是地表水源不能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表多为石山，地表水渗透严重；或是高寒阴冷，有效积温严重不足，不适合第一产业农业的耕作；或是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繁。大多数地区除自然条件外，都较为偏僻，远离经济中心地区，交通受阻，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如果按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衡量，相当多地区都被认为是处于人类不适合生存的环境。恶劣的自然环境客观上限制了农民自组织的发展。

同时，贫困地区资源缺乏，基础设施薄弱，我国最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虽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2/3以上，但铁路里程还不到全国的1/4。云南每平方公里只有铁路4.5米，公路170米。广大边远贫困山区，尚有很多乡村不通公路，物资交流和商品输出十分困难。这对农民组织化建设和农业发展是个严峻的考验。

3.国家政策层面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与各级政府部门衍生出十分复杂的关系。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组织基本上都是在政府部门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下组建的，其中相当多的政府部门还存在着对政府角色定位不适当的问题。政府做事往往虎头蛇尾，组建起来就无暇顾及，使其自生自灭。或者政府决策太多，领导过分追求政绩。农民加入、退出也没有遵循自愿的原则，农民对组织活动缺乏积极性，处于松散状态，难以发挥作用。

并且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础投入严重不足。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还使用竹竿、木犁和简陋的铁制农具进行劳动、耕作，广种薄收，有些地方甚至仍然沿袭“刀耕火种”的古老生产方式。地方财政紧张，没有多余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发展也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三、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组织水平的路径探索

（一）政府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目前贫困地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最高的，他们希望有政府的倡导，所以政府在自组织前期工作中应扮演重要角色。并且由于是贫困地区，各方面发展薄弱，政府更应该对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给予更多的资金与政策帮扶。

1.政府应重视贫困人口的自组织能力建设。政府应转变角色从主导者，决策者变为农民自组织的积极倡导者，资金政策的支持者，宣传者和监督者。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相信农民、赋权给农民。政府应该逐渐从组织管理的过程中退出来，把决定权利交给农民，变主导型与服务型政府，给自组织不断的“能量”供给，并适时监督，注重贫困地区农民自身能力的提高。政府可通过树立典型做好宣传工作。借助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息，树立农民自组织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通过媒体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到农民能力的提高不是难事。

2.规范农民自组织相关规定

地方政府应该适时地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组织规则。最新颁布的《农民合作组织法》，体现了法律的规范性，使农民合作组织有法可依，但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因为一部法律可能很难考虑到所有地区的特点，而在法律条文里应有相关因地制宜的规定。如上级制定规则的人往往源自本地区特点，而该规定并不适合某地区的发展要求。这样就需要有一些灵活机动的处理办法，避免造成人力与财力的浪费。

3.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农民自组织的发展

贫困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资金不足，而对于初创阶段的农民自组织资金运转尤其困难。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制订必要的优惠政策。如，在利率管理上，规定农业贷款利率不上浮或少上浮；在资金上，对发放支农贷款资金不足的金融机构应给予扶持；对农民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生产的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这样可以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农民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组织是否有效，取决于组织是否具有实现组织最大化目标所需的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组织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作为贫困地区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主体的农民，必须改变思想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1.转变思想观念，消除对农民组织的心理阴影

对于大多数贫困地区文化水平不高，区域性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的农民来讲，对重提合作社是何意图不是很了解、对合作制的知识方面也比较缺乏，同时对自身能力又没有信心。作为现代农民首先应该有强烈的求知欲望，通过多途径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树立自信心。通过一些材料的学习，了解合作给农民带来的好处。

2.彻底改变等、靠、要的思想，树立独立自主的思想观念

贫苦地区农民一定要从观念上认识到贫困社区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要依靠自身力量，外部力量只是援助者，不是依靠者，也不是最终受益者。同时也应认识到，只有大家自己发动起来，才会受到外来力量的越来越大的关注，因而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相反，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外部援助上，那么所得到的帮助将越来越少。

3.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贫困地区农民的一大特点是：科学知识匾乏。农民应立足长远，农民应采取多种途径，增加村民与农村能手之间、村里与外界科研机构的沟通，积极寻找解决农村生产生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有效途径，提高自身综合素质。通过积极尝试各种新技术、新方法，摸索经验，信息掌握农业专业知识以及合作组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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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征

（1）季节性流动明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农区或牧区，农忙时返乡参加农业生产活动，农闲时回到城市进行其它经济活动。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而这种往返是与季节密切相关的。季节性流动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流动的无序性，这加大了城市管理者对于该群体状况的掌握难度。

（2）对本民族人群的依赖感强烈。流动人口是弱势群体，他们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首先要寻找归宿感，这种归宿感一般来自于同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其安全感的程度更低。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的差异、长相的特别，他们很容易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排斥。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为他们带来依靠的只有同族的人群，当遇到问题时，也往往倾向于向本民族的人诉说和寻求帮助。

（3）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方式。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并不集中，呈现出大分散的特点。但是由于生活习惯、、民族认同感等原因，初到城市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常会选择聚居，这种聚居大多以血缘、地缘和族缘为纽带。由此形成的民族社区也成为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大本营”，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根本。

（4）行业上民族特色突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这限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就业，决定了其行业特点。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餐饮业以及文艺演出等方面，其中批发零售业主要指销售民族土特产品，餐饮业主要指经营民族特色饮食，文艺演出主要指民族歌舞表演等。

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

2.1城市融入困难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聚居，形成了若干民族社区。这些民族社区相对独立，有着较为完善的社会系统，其成员可以在该系统内部正常生活和工作，而不必与外界发生过多的接触，拥有强烈的“边界意味”。一方面，民族社区起到了凝聚和保护民族成员、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它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其他人群的交往，不利于城市融入。

2.2容易受到歧视和排斥

由于语言、服饰、长相、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隔阂。加之发生在新疆、等地的恐怖暴力事件，使不少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了恐惧和偏见。这些歧视和排斥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使用歧视性语言，不尊重他们的和生活习惯，举止粗鲁；一些出租车司机不愿搭载少数民族乘客；一些酒店拒绝少数民族旅客入住；一些招工单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就业歧视，在招录过程中及工资待遇等方面与汉族员工分别实行两套标准等等。

2.3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缺失

首先，语言培训缺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普遍不高，在日常交流中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障碍，这限制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而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培训还远远不够。其次，宗教活动场所数量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的宗教活动场所面临着规模缩小甚至消失的状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活动要求得不到完全满足。再次，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户籍的限制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一些城市无法顺利入学，而在那些户籍制度较为宽松的地区，也往往面临着入学后教育衔接困难、受到本地学生及家长的抵制等问题。最后，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不到位。该工作主要针对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而对于企业、社区、个体等领域并没有积极开展。事实上，后者才是接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群体。

3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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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民族的精神和生活面貌，是民族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的重要体现。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考古学家在云南沧源的深山“帕典姆”崖壁上，发现了近千个原始土著人的图形，这些图形用褚红色颜料绘制而成，这些图形内容包括放牧、征战、狩猎、投掷、射箭等，这些内容反映的都是当时原始土著人的生活场景，描述了远古时期为了谋求发展与自然斗争的历史。该崖画制作时间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的摔跤、射箭、牧牛、骑马以及舞蹈的某些动作和祭祀神灵的仪式，与云南省少数民族先民代代相传的传统体育活动十分相似[4]。根据各民族体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体育活动的产生受环境、生存条件、生产方式和的影响，使得同一地域环境的不同民族都可能进行相似的活动。由此可见，云南少数民族先民远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当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最初表现形式。不同的地方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活动，包括体育活动也是一样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山地，这就决定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山地文化。由于云南省少数民族的先民生活的地方山高水险，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必须要有相对性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所以云南的少数民族先民们就具有了很强的奔跑、攀爬、跳跃、射击和投掷的能力，这些能力也是人们在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也是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云南省少数民族先民们就逐渐形成了摔跤、射弩、射箭、棍术、彝刀、追羊、赛马、赶牛、掷葫芦飞雷、飞石索、荡磨秋、绵羊拉绳、爬油杆、踩跷板、角力、顶头、舞狮、舞龙、高跷等等运动项目，这些项目的形成都与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山地行为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将源远流长，它的源起与传承和云南省少数民族人民所处的山地的生产生活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产生于原始宗教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这样一句话“：神是游戏的恋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游戏与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项目都是为了娱乐神灵才出现的，这句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体育与宗教的关系。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伴随着宗教活动而发展和形成的。在云南省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中，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都要举行相关的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开始于少数民族先民，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不够充分，对打雷、森林大火、洪涝灾害这些自然显现充满了畏惧，在人们的心中了神灵的存在。为了能让神灵保佑自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少数民族先民们就形成了独特的祭祀活动，来娱乐神灵，求得神佑的庇护。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民族先民们创造了很多具有很大难度和观赏价值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荡磨秋、响铃舞、爬油杆、虎舞、摔跤、斗牛等活动，都是云南少数民族人们在生活中与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很多民间神话传说，也包括文物史料都表明，某些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本民族的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还比较密切。例如云南黑彝他们居住在昆明西山区的谷律一带，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就举行祭祀仪式，这一祭祀仪式主要是祭星辰又称祭秋架，在这个时间，村里杀一头猪，然后给每家每户都分的一份，回家后煮熟了，要与酒一起，等月亮升起的时候，放到秋架下祭供，焚香磕头，感谢神灵。祭奠完成后，人们就要踏上秋千进行荡秋，这一活动与云南省彝族先民们对星辰的崇拜有关。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更加的准确，对神灵的依附心理不见淡薄，现在很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已经拜托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成为一种独特的体育文化现象。

3古代军事战争催生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也难免要经历战争，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就是一部记载彝族分支部落间相互倾轧和抵御外族进犯的流满刀光剑影的血泪史。彝族自命为虎族，“强悍”“、武勇”“、善战”是彝族人共同的心理品质。云南彝族村寨多在茂密的森林的，在打仗之前，也会有一个相应的祭祀仪式，来保佑族人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打仗获得了胜利，战后，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来感谢神灵的庇护。在这祭祀仪式上的很多是用身体语言来表达，最后就形成了彝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此同时，战争需要必要的队列、布阵等手段，还必须经常的参加格斗，掌握技击的本领，在云南少数民族人们的积极创造下，通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摔跤、马术、射箭、武术等项目，经过时间的发展，这些带有浓重军事色彩的项目，逐渐成为云南省少数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云南少数民族人民非常重视跟军事有关的技艺，并且有意识、有目的的进行相关的训练与教育，这就使得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对跟军事有关的运动项目得以传承，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的很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很多原本跟军事有关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更多的体现的是它的表演功能，原本的军事功能已经退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来源于军事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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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其中回族主要聚居在临夏州和张家川县，藏族主要聚居在甘南州和天祝县，东乡、保安、撒拉族主要分布在临夏州，裕固、蒙古、哈萨克族分别分布在河西走廊的肃南县、肃北县和阿克塞县。在很长的社会发展中，甘肃地区各少数民族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竞技、娱乐与健身活动项目。这些体育项目来源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融入到各民族群众的生活里，不仅成为了民族地区群众体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体育方面的重要体现。甘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多种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形成的。基于文化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可以更好地推动其发展。

1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

2014年，甘肃省少数民族人口达到241.0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43%。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世居甘肃的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蒙古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背景下，他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的民族传统体育及文化归类见（表1所示）。

1.1伊斯兰教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临夏州和张家川县是甘肃主要的回族聚居区，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是回族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场所，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经商活动。受伊斯兰教文化和农商文化的影响，回族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膜拜健身、赛走骡、打杈样、回族下方、打柳球、打抛、打梭儿、打石头、踢毛毽、打砖、掷子、滑冰车、回族摔跤、惯牛、弹腿、七势、十八肘、八门拳等项目充分表现出回族传统体育刚柔相济的内涵。受伊斯兰文化和农耕经济文化的影响，东乡族的打尕达、三连石击、皮筏竞渡，保安族的夺腰刀、抱腰拔腰、甩抛尕、马上扯旗，以及撒拉族的打缸、赛瓦、打蚂蚱、骑马劈刀、骑木划水等民族传统体育日益发展。阿克塞自治县的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从事草原畜牧业兼林副业经济活动，草原骑射、马上技艺、躺倒拔河成为他们的重要传统体育项目。

1.2藏传佛教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藏传佛教不仅成为甘南州、天祝县的藏族、肃北县的蒙古族、肃南县的裕固族和天祝县等地的土族等大多数群众的普遍信仰，而且对当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甘南高原、祁连山东段等地，香则合、跑纸马、罗罗舞、万人拔河、锅庄舞、赛牦牛、藏族赛马、骑射、角力、骑马点火枪、藏跤、藏棋、日则合、举皮袋、打炮石、果儿考儿、吉韧、俄尔多、打牛角、朵架、对歌等藏族传统体育项目，充分体现出藏传佛教文化较为强烈的归同感。肃北自治县的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如赛马、马术、蒙古族摔跤、射箭、蒙古族象棋、击石球、布木格、打唠唠球、踢牛嘎拉哈、蒙语说唱等，凝聚着草原游牧文化感情。祁连山麓的肃南裕固族从事半牧半农的经济活动，民族传统体育多与藏传佛教信仰有关，射箭、祭鄂博、赛马、赛骆驼、浩尔畏、拉爬牛、男女摔跤、顶杠子等传统体育活动得到不断发展。天祝等地的土族传统体育以轮子秋、腰带拔河、拉棍、打响鞭、拔腰、武术、射箭、赶猪、打岗为主，反映了土族群众融农牧业生产、娱乐、人际关系为一体的社会生活。

2甘肃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特征

甘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在历史上由于生存区域、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素质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种体育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它不断改变存在的具体的样式，呈现出多姿多态的特征。

2.1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文化多元

从现有资料来看，甘肃有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五个宗教。甘肃少数民族当中有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如回族、东乡族等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藏族、蒙古族等信仰藏传佛教。甘肃多宗教长期共处，特别是围绕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形成不同宗教文化群体，产生出宗教文化下的民族传统体育。体育与宗教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二者产生了相互渗透的现象，主要表现在：（1）祭神隐含着民族体育成分；（2）特定宗教观念影响着人们的体育活动。除了不同宗教文化以外，甘肃少数民族在音乐、舞蹈、文学、美术、衣、食、住、行等方面创造出丰富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体育也常常通过民族文化顽强地表现出来，体育文化也表现为多样性的特点。根据民族演进过•94•程，我们可以将甘肃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分为藏族体育文化、回族体育文化、蒙古族体育文化、哈萨克族体育文化、裕固族体育文化、东乡族体育文化等。此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诸如“风骨、气势、豪放、灵性、意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气、理、心、性、意、言、道”等等，强烈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渗透到民族传统体育之中，推动着甘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2.2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民族性较为复杂

民族性是对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最高层次的概括。甘肃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活动的地区。先秦时期主要是戎，秦汉时期主要有匈奴、羌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地区有匈奴、鲜卑、羌、氐、羯、乌桓等族的足迹，隋唐时期主要有突厥、党项和吐蕃族。经过民族分化、融合，逐步形成了“世居”甘肃的十多个少数民族。甘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特定的地域中产生出来，自然地形成了人种和族别，类聚于一定时空条件，并蕴涵着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精神形态。大量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变化，由不同的地域环境、历史因素、所形成，已经成为生理、心理、形态等特殊标志。比如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蒙古族、哈萨克等民族平日里体育活动大多离不开草原与马，培育了赛马、骑射等许多项目。而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和商品交换活动，在生产生活环境中产生了膜拜健身、击石、花儿等传统体育项目。这种不同地域内的生产生活赋予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色彩，它们既受到更大区域文化的影响，又保持着民族相对的独立性，在民族内部不断传承。

2.3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样

受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文化和多种经济文化的影响，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形态，主要有：（1）娱乐嬉戏类项目。该类项目是为满足民族群众精神的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创造，也表现为多样的民俗活动。如以民族棋艺为代表的智能类项目满足了人们挖掘自己潜能的渴望，采用各种器具踢打各种目标的踢打类项目展现出人们休闲的一种生活方式，源于长期与动物打交道产生的投掷类项目是狩猎生产的再现，以铜、铁、石等器具为媒介的托举类项目是一种身体表征与精神运动的展现。（2）竞技能力类项目。该类项目包含了竞赛体能、技能技巧、竞技心理等诸多体育文化元素，实现了人才选拔与技能训练的有机结合，一般分为体能类、竞速类、命中类、制胜类、角力类、技艺类。（3）节庆习俗类。该类项目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括动，透视出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全部文化活动的内涵。如宗教祭祀、新春伊始、婚恋郊游、农事生产类和节日狂欢类等体育活动，使得民族古老文化得以重现，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2.4民族传统体育体现出地域环境差异

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承与发展中，逐步体现出在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地域环境方面的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1）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大。甘肃民族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及其交汇处，地域辽阔、山河壮丽，高原、沙漠、丘陵、戈壁、山地、平原、河谷、绿洲、盆地等地貌各显异态，草原射骑、赛马叼羊、山地竞走等民族体育项目，无不打下不同地理环境的烙印。（2）社会经济环境差异较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甘肃少数民族形成了与其生产、生活方式有关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藏族的跑纸马、锅庄舞、赛牦牛、藏跤，蒙古族的赛马、马术、摔跤、射箭，体现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方式。以临夏州为代表回族，赛走骡、打砖、掷子、滑冰车、八门拳等传统体育活动，更多地体现了农商经济环境差异。

3推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甘肃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措施

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甘肃民族体育发展较慢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特点，进一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进一步发展。

3.1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传统体育持续发展

持续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可以提高民族威望，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增进各民族交往，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民族优秀文化是传统体育的本质，为此，我们要从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入手。（1）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我们应传承如下优秀文化：注重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追求精神境界，重视道德践履，强调刚健有为、见义勇为、奋发图强等。（2）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要弘扬宗教文化。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思想意识外化为物质、精神和行为方式的结果，为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各少数民族从事的畜牧业、农业、商业等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各民族自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应该体现民族文化的内涵。如东乡族的夺鞭杆的游戏，把柔韧性、协调性和对抗的激烈性融为一体，逐步演变成人们之间、村落之间比试智慧和力量的运动项目，激发了该民族的团结情感。

3.2依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发展民族体育旅游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民族经济发展能够产生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甘肃少数民族地区逐步脱离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冲破牧业经济、农耕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束缚，与区域外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内容大多与生产、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它以经济活动方式为基础，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如推动民族地区民族服饰、建设、民族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激活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娱乐等行业的兴起；发展民族体育用品市场，传播特色商品信息、扩大生产发展和商业需求。特别是，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历史、民族、宗教、人文等要素较多，形成了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我们应重点依托这些资源，积极发展民族体育旅游：（1）开展宗教寺庙文化旅游。除寺院建筑群外，寺院的宗教活动无不适视着民族体育的内涵。临夏的清真寺、甘南的拉卜楞寺、天祝的天堂寺等，它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民族文化的浓缩点，是发展宗教文化旅游的集中地。（2）开展喜庆时节类民族体育文化旅游。甘肃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庆典活动，透视出古老而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如蒙古族的“那达幕”，藏族的“晒佛节”，土、东乡、保安、撒拉族的“花儿会”等等，届时举行一系列的民族歌舞和民族体育旅游活动。（3）发展草原观光类民族体育旅游。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以草原为民族体育活动地，是开展赛马、马上技艺、赛耗牛、叼羊、姑娘追等草原观光为主的民族体育旅游的最好场所。（4）开展黄河风情类旅游。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经过甘南、临夏，沿线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创造了赛马、牛（羊）皮筏竞渡、游渡黄河、人牛泅渡等民族体育项目，日益成为人们体验黄河风情和民族体育情怀的旅游目的地。

3.3提升群众综合素质，大力弘扬民族体育精神

民族体育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而经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体育精神。民族体育精神是通过体育运动形成并为群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着民族智慧与进取意识，在实践中主要包含着公平竞争、合作精神和运动员风范。体育精神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内化为人类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无疑，更快、更高、更强、竞争、合作、公正、平等、团结等体育精神是民族体育发展的原动力，在规范人们行为、提升群众的综合素质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甘肃民族地区劳动者综合素质较差的现实，在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弘扬体育精神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以下素质：（1）增强竞争意识。竞技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以竞技的方式来达到选拔优秀者，同时也通过竞争来提高整个群体的素质。竞争过程中的成功体验能增强民族群众自尊心，激发了人们努力向上，积极进取，这正是现代社会要求现代人所必备的素质。（2）培养合作精神。民族传统体育中的集体项目是培养和发展社会成员中合作意识的最佳途径。体育活动中有许多项目需要同伴之间的协作配合。体育活动中的合作有助于提高群体的凝聚力，有助于培养民族群众的团结协作精神。（3）培育创新意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育创新和开拓能力上具有独特之处。许多项目的技术、战术从制定到执行都需要人的创新精神。创新开拓是灵魂，是获得成功的基础。弘扬民族体育精神对培养民族群众的创新意识有积极的作用。

3.4与学校体育相结合，加强传统体育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要有群众基础，需要群众的支持和广泛参与。甘肃民族地区各级中小学校是青少年最为集中的地方，应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一项体育教育内容，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使其代代相传。学校体育教师要充分考虑群众参与项目的情况，承担起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相结合开展教学的责任，同时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政府应大力扶持学校编写和使用体现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体育教材，形成传统体育统一的运动方式、训练手段和比赛规则等，从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参考文献：

[1]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郝苏民.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3]尕藏才旦，格桑木.青藏高原游牧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芦平生，熊振强.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

篇13

教师在课堂中起着主导作用，而教师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课堂语言来实现的。因此在各类课堂研究中，教师话语一直以来都是中心问题。教师话语“不仅对课堂教学的组织而且对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Nunan，1991）。由于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的相当部分时间都花在教师提问和学生回答这一环节上，因此课堂中教师提问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甚至决定课堂教学的成败。在初中汉语课堂中，师生互动第一步就是提问，其在有效启动交际、引起学生话语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初中汉语教学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通过话题去进行有效的课堂提问对于汉语教师来说也就变得更难了。

一、初中汉语课堂上进行有效可以提问的重要性分析

当前新疆地区大部分的初中汉语课堂学习环境是较差的，学生普遍性的缺少汉语习得的有效环境，所以为了对汉语语言学习环境所存在的不足进行有效的弥补，课堂教学就有了更多的责任，其中提问则是有效进行课堂提问的一种方式，也是进行课堂有效教学的核心，所以汉语课堂提问是否有效，是可以教学质量、汉语教学有效促进的关键。

二、新疆地区汉语课堂提问现状及问题

本研究的调研对象为新疆地区随机抽取的10所初中50名汉语教师，通过访谈的方式开展研究，对课堂是否预设问题、问题目标、问题内容有效性等进行了调研，具体的调研结果如下：

1.教师是否在n堂上进行问题的预设：在随机抽取出的50名教师当中，所有的教师都在新课导入、新课学习的阶段进行了问题的预设，而在课文运用、汉语交际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任何的预设，总体上来看，教师预设问题的数量并不多。

2.教师所预设的问题目标性并不强：所预设的问题并需要对学生身心发展充分的进行考虑，并且保证学生可以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其中，但是在访谈和课堂观察中笔者发现很多教师并未考虑到初中生的身心发展水平，所预设的问题无法有效的提高学生汉语思维水平。

3.教师所预设的问题内容有效性并不强：教师所预设的问题包括和一方面和教学目标有需要有很好的关联、另外一方面还需要对学生具有很很好的挑战性和启发性。但是通过调研笔者发现教师作预设的问题覆盖的面并不全、并且没有突出重点、对于学生汉语学习有效性是较差的。

4.教师课堂问题数量及问题的表述都不够理想：从课堂提问观察来看，教师课堂提问的数量是较多的，基本上每个两分钟就会有一个，过多的问题数量使得学生显然应付不来。

三、导致初中汉语课堂提问存在各种问题的原因分析

导致当前初中汉语课堂提问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教师自身观念对其不够重视，无法和当前的有效教学实现结合，而由于教师对其的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在备课的阶段是没有办法进行问题有效设计的，也没有办法做好后续的反思。第二，教师对汉语课程标准把握的还不够，没有办法建立起合适的教师观、教学观、学生观和评价观。第三，教师课堂提问策略不足，虽然教师的课堂疑问数量较多，但是却无法将手势、声调变化、面部表情等充分的运用起来去有效的提高疑问的有效性，这就说明了教师的教学策略相对较为单一，没有将多种教学策略充分的、灵活的运用起来，无法做到适时的、有效的提问。第四，学生汉语基础较差，汉语课堂提问中学生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而学生的汉语基础较差则直接导致了教师没有办法抓住机会和同伴进行汉语交流，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对汉语语言知识做到更好的掌握及汉语能力的有效提高。

四、提高初中汉语课堂提问有效性的措施

（一）通过改变教师观念提高教师对课堂提问的重视程度。

课堂提问是较为传统的一种教学手段，那么要想有效的提高汉语课堂效率，作为教师则需要首先去转变观念提高教师对课堂提问的重视程度，去自觉的提高提问能力和提问策略，使其能主动的去进行汉语知识的学习、更为的注重课题提问预设及课堂提问，实现提问提问策略知识的灵活运用。

（二）教师应该更为准确的去把握汉语课程标准。

当前新颁布的课程标准对汉语课程的地位、性质、总目标、理念等都给予了明确，并给出了实施的建议及措施，这对汉语教学中的课堂提问有着非常中铁的指导作用。所以作为汉语教师则应该尽快的将汉语课程标准吃透、吃准，并能够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教学指导方针，用其指导自己的汉语课堂提问教学。

（三）教师应提高自身课堂提问策略。

首先教师应所预设的问题的目的性要明确，作为教师则应该对问题能够为学生所带来的知识、思维能力等有足够的重视，从而去有效的唤起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那么所预设的问题就应该来源学生、来自文本、来自生活。第二，所设计的问题应该注重难易程度适宜，所以教师应该对教学重点、教学内容吃透，并以此作为基础开展有效的课堂提问。第三，教师还应该注重问题的梯度性，问题要做到由浅入深的呈现给学生，从而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体会到成功。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