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与经济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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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篇2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篇3

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件期盼已久的盛事，也必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欢庆之余，如何利用我国有限的财力举办一届符合奥运精神的廉洁、公正和民主的奥运也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一、北京奥运的财政支出预算分析

在申奥代表团的陈述中，在北京市政府发言人的谈话中，都明确提出了北京举办奥运在交通建设、环境治理、信息化发展和水电气热改造等方面存在大量的资金需求，七年总计1800亿元（见下表），平均每年250多亿元，相当于北京去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的73％。这样庞大的资金供给来自何处，如何运用？是申奥成功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奥运预算支出由三部分组成。其一、直接用于奥运比赛场馆和服务配套设施的投入，共计160亿。我们必须考虑到，奥运会是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京都不会再举办奥运会，因此，在场馆建设中，应当尽可能避免比赛场馆及其配套设施，在完成30天的使用期之后的闲置或低使用率所造成的投资浪费，给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其二、为了改善举办奥运城市的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而进行的投入，共计1350亿，这其中的总量和增量我们无从掌握。例如，为了改善北京市的环境，不仅需要在北京市进行环境治理工程，也需要在北京市周边地区，以及上游流域和沙尘暴源区进行相应的治理和投入，其支出具有不可预见性。这就为将来的财政预算的执行埋下了隐患。其三、举办奥运会的直接投入，共计290亿，包括开幕式、闭幕式，租用比赛场馆和配套服务设施，以及比赛期间的各种服务。如何呈现出富有新意的开幕式、闭幕式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不仅仅只是在高投入上下功夫，对于财力并不宽裕的我国来说更是急需思考的问题。如对于开幕式和闭幕式，关键在于有新意，突出我国的特色而不在于一定要多豪华。有必要在设计上多下工夫，而不是一味追求大投入。

二、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

《北京申办报告》第五主题“财政”中的相关内容中指出，北京奥运会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财力保证，这是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承诺。这些财政支持包括：①奥运会组委会如出现超支，将负责予以弥补；②在组委会的收入实现之前，将采取预支方式保证组委会的各项支出；③进行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举办奥运会的需要；④进行奥运会所需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建设。毫无疑问，以上的声明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办好奥运的信心。但同时这些声明的落实也将给我国正常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带来巨大的冲击。

首先，从预算的执行上分析。奥运会所蕴含的财政风险却不得不让人三思。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1976年第21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1970年该市决定申办时，市长德拉波（jean dra－peau）曾宣称：“我们承诺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我们将向世界推出一个真正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既简朴又有品位的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1.25亿美元，这个预算后来完全失去控制。组委会大兴土木，在城北地区开辟奥林匹克中心，新建大型主体育场、游泳馆泥行车场、奥运村等，这些豪华的基础设备耗费了巨额财政资金。据魁北克政府估计，这届奥运会实际开支为24亿美元，有1.6亿美元将直接由蒙特利尔市纳税者交纳奥运特别税负担。其余的债务5.12亿美元由魁北克政府财政负担。一个“简朴”的奥运会最后变为吞食巨额资金的无底洞，成为加拿大经济的“陷阱”。如何防止北京奥运成为新的一个“蒙特利尔陷阱”，给我国的落后的预算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次，从投资分析，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虹吸效应”，即承办奥运的城市将别的地方的投资吸引过来，从而导致“堤外的损失”。对此，中国西部城市最为担心。在西部人士看来，政府刚刚提出开发大西部，近两年投资开始向西部倾斜，现在北京办奥运，投资1800亿，等于说马上就又来了一个东部大开发，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注意力的转移（这意味着关注的降低），对西部大开发会不会有影响？何以体现对西部的倾斜？如果东西部同时倾斜的话，政府有这么大的财力吗？如果东西部不能同时倾斜，那么很显然，奥运是“国际大事”，是“硬缺口”，其投资将首先得到保证，将置西部于何处？第二，奥运会通过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大，在奥运投资周期结束时（通常是在奥运会闭幕之后），对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经济带来的冲击就越大。奥运投资的这一特性在国外被称作“低谷效应”。“低谷效应”曾经出现在许多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上届奥运会东道主悉尼现在就处于“低谷效应”的压力之中。这样的“低谷效应”会不会也出现在未来的北京呢？这也是我们在奥运投资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其三、从工程建设上分析，奥运会涉及近几百项大型工程，如体育场馆、道路等，留有的寻租机会和制度上的缝隙也相应增多。会有一些机会让拥有权力的人借此。腐败问题都是跟一定的公共工程和政府公共物品的采购相联系的，如果奥运会的公共工程项目成为导致腐败新记录产生的母体，将无疑是一种悲哀。对此，我们必须考虑当这么多公共工程、公共采购大量发生的时候，如何在政府采购制度上加以防范。

最后，从一些情况看，“兴奋劲”正在使一些人头脑发热，以为只要办好了奥运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或者以为只要为了办好奥运会，什么代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现在经常听见有人说，奥运会要多算政治帐，少算经济帐。其实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那有不算经济帐的！就象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不算经济帐，光算政治帐，如果那样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成为中国新的不良资产的开始，奥运过后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想一想我们过去的不良资产，我们怎么能不对奥运产生的财政负担平添几分担心呢？

三、可行性对策思考

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模式”的问题。奥运“模式”的选择犹如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奥运会的财政后果。要使奥运成为新的历史发展的起点而不是泡沫发展的最高点，关键就在于选择好奥运运作模式，而能够做到这些的唯一途径是采取市场经济的模式，决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的模式。

篇4

1.中职经济与政治教材的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德育课程在课改步伐的推动下，教材内容在不断更新。目前中职德育课程中的经济与政治知识教学主要使用了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经济政治与社会》，也有部分学校使用《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生活经济与就业创业》等教材进行课堂教学。无论哪种教材，隔一段时间就会修订一次，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在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主要内容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教材中更换最频繁的就是使用的案例和数据。

2.中职经济与政治新教材案例在教学过程中的取舍

国家规划新教材是根据教育部最新的德育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和部分大类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并经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经济政治与社会》为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供全国各级各类中等职业学校选用，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各地各级各类学校教师都需要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对新教材中的案例进行取舍，做到更加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生活。

2.1“舍远取近”使课堂教学贴近学生

《经济政治与社会》教材是面向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的教材，所选案例需兼顾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课堂教学中舍弃一些距离学生生活比较远的案例，选取或更换一些距离学生生活近的案例能更好地引发学生共鸣，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知识。

例如第二单元“投身经济建设”中第4课有一个名为“关于‘水’的思考”的案例，以“北京水价”为例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知识，江苏学生会感觉距离有点远，可以更换为江苏当地的商品举例讲解。然而第一单元“透视经济现象”中第3课“个人的收入与理财”以“江苏省华西村”的例子讲解我国的分配制度就让江苏的学生觉得距离很近，甚至有学生去华西村参观过，介绍得比教材详细丰富得多。第3课最后还有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小张参加了意外伤害保险，后来被车撞伤后获得了保险理赔的案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引入本校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理赔的案例，如我校学生校运会受伤理赔的例子，能够更加贴近学生。

2.2“舍旧取新”使课堂教学与时俱进

《经济政治与社会》教材2009年6月出版了第一版，经过两年的使用，一些教师对该书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2011年又修订了第二版，但现在距离第二版出版发行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为适应新的教学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对教材中部分案例做到“舍旧取新”，才能使课堂教学与时俱进。

整本教材中案例时间标注为2008年的有近10个，标注为2009年和2010年的也各有5个左右。第3课中关于华西村的案例所用的全村销售收入450亿元是2007年的数据，其他统计数据截止日期多在2010年之前。第11课的案例“中国载人航天——自主创新的典范”中有“2011年底，中国将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表述，而实际上“天宫一号”已于2011年9月29日成功发射；第7课关于我国伟大成就的图片中有一张“嫦娥一号”卫星发射的场景，然而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已成功送入太空。还有第8课“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中提到“近年新的法律出台”是以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和2008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为例的。这些案例在上课过程中虽然依然可以使用，但需要跟学生强调教材的编写时间，并且补充新的数据，跟上时代步伐，让学生养成关注时事新闻的习惯，这也是经济与政治知识教学的一大特色。

2.3“舍生取熟”使课堂教学贴近职业

《经济政治与社会》教材内容中每一章节都会有很多枝枝节节的内容，教师不可能在上课过程中全部展开讲解。对于通俗易懂学生又较为熟悉的案例，学生可以自己阅读。对于较为陌生的案例，教师可以适当取舍，尽量找寻贴近学生所学专业的案例进行更换。

比如第一单元第2课“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中关于“企业中的劳动者”部分内容共使用了王洪军、孔祥瑞、李斌三个模范人物的例子，学生都比较陌生，可以选择一两个详细介绍或者更换一个与学生所学专业有关的模范人物加以说明，做到更加贴近职业。

2.4“舍表取里”使课堂教学丰富多彩

《经济政治与社会》新教材为了精简文字，有许多案例只有一句话或一张图片，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补充许多相关材料，让学生深入了解案例所表达的具体内容。

篇5

体育经济是现代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属于交叉性新兴科学。体育经济类课程是体育经济问题的应用经济理论知识，这些课程是为了更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体育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人们经常把体育产业比喻为“绿色产业”，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突出，具备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的条件，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1.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资源为基础，以体育活动为载体，以向社会提供有关物质产品和服务为收入来源的经营性的各种行业的总和。体育产业类别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为体育本体产业，第二类为体育载体产业。体育本体产业包括：竞技体育观赏业、运动训练服务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科技信息服务业、职业体育业。体育载体产业包括：体育服装业、体育器械仪器制造业、体育饮品业、体育旅游业、体育彩票业、体育传媒及广告业[1]。目前，体育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

1.1体育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世界各国，体育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表现出极大的增长潜力。体育产业已成为全球性产业之一，其作为朝阳产业在我国未来几十年都将得到快速发展。2011年5月16日，体育总局的《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称，我国体育产业“十二五”期间增加值平均每年以超过15%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末期，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7%，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体育产业的具体发展目标。

1.2湖南省体育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

2008年湖南省体育及相关产业生产总值为63.83亿元，增加值为32.14亿元，占GDP比重为0.28%，提供就业岗位35379个。2009年湖南体育产业生产总值为80.92亿元，增加值为39.53亿元，占GDP比重为0.3%，提供就业岗位38216个[2]。据统计数据显示，至2010年一季度，湖南14个市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全部超过3000元，其中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000元，分别达到6756元、5957元和5041元[1]，说明湖南体育消费发展潜力大[3]，湖南体育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1.3我国政府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

从201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到2014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有关体育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增加了“体育产业”内容。2010年4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委联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指出“积极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有效的信贷投放力度；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等。因此，当前，我们需要抓住金融政策的突破契机，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在体育文化产业上的金融扶持措施，这将对于体育文化产业功能区的开发、建设大型体育产业项目、培育大型体育企业集团等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4]。

1.4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07年12月14日，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正式被国家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实施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促进中东西互动和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布局。“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涉及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人们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行政体制等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的改革。体育产业是绿色经济的典型代表：低碳、环保、符合时代特点，应是“两型社会建设”重点建设的新型产业。

目前，湖南省体育产业初具规模，蓄势待发。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超过3000美元以后，人们的娱乐休闲支出会大幅度提高，因此，长株潭城市群居民体育消费会明显提高，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健身休闲业前向消费拉动力强劲。长沙市曾定位为“休闲之都”，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休闲产业发展，有利于健康休闲业的发展”，长沙城区健身休闲市场已经形成多元化投资体系[5]。加强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促进体育经济与管理课程的纵深发展，培养高水平的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推动我省乃至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

2.湖南省体育经济类人才现状

2.1当前多数人对体育、体育产业和运动员存在认识的误区

目前，湖南省对体育经济与产业的认识落后于体育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大多数人认为体育一直都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包办所有的体育事务，不讲效益，一直强调竞技成绩的攀比，这种认识已经扎根于部分干部、体育教练员、运动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思想之中。人们常常将优秀运动员为国争光、为集体争光看做运动员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很少有人认为体育包含太多产业的成分、运动员本人和运动成绩是一种资本，具有商业价值[6]。

为了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需要，在体育领域，只靠政府一家投入已经远远不够，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成为时代需要，多元化投资体系势在必行，多元化的投资就必须有多元化的管理体制，政府对体育事业的管理模式必然发生变化，对于体育产业而言，政府逐步由主体地位转变为主导，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主要是负责对体育市场进行规划、培育和监管，制定政策和法规，宏观指导体育产业发展，引导全社会资源投入体育产业领域，体育市场的具体事务应交给社会力量办理，政府不宜过多地包办代替[3]。

2.2我省体育经济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我国的体育产业长时间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暴露出了体育产业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从湖南省的实际情况看，现有的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多是退役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一些由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员，这些人中有的运动技能不错，但文化知识、经营和管理经验缺乏；有的既不懂运动技能，文化知识、经营和管理经验又缺乏。真正既懂体育产业又懂经营管理，且具有高学历的体育管理人员很少。

2.3湖南体育产业集团和一些体育企业需要大量的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

目前，湖南省将体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纳入到全省“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将湖南体育产业集团纳入省属大型企业管理。湖南省率先在全国组建省级体育产业集团。目前，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注册资金3.2亿元，已发展为七家全资子公司，发展势头较好。湖南省政府作为产业集团的出资人，授权体育产业集团经营，省财政厅负责对体育产业集团国有资产进行监管。湖南省体育局负责整个体育产业集团的组建工作及下属子公司的改制，负责下属子公司的国有净资产经评估，评估后以增资形式进入集团公司的注册资金。目前，湖南体育产业集团积极运作并启动子公司体坛周报社改制上市，极力打造《体坛周报》体育产品品牌，同时着力于体育旅游、体育用品和体育赛事品牌的开发，体育产业集团在未来的发展中将需要大量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

3.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的优势

3.1国家教育部和我院的政策支持

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坚持“强优支重，以重带新，包容整合、互促共进”的学科建设思路；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文件精神及我校增设新专业的原则，结合湖南省两型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校自身发展条件和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素，特提出增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建设的思路，为我院体育经济专业的开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3.2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目前，湖南省体育产业初具规模，蓄势待发。实现湖南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需要一大批体育经济与管理的专门人才。我院是以财经和会计专业为主要特色的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突出，财经人才培养在全省具有良好声望。国内外体育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实践表明，财经类专业院校培养的体育经济与管理人才，在管理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更出色，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体育经济管理人才更多地得到市场的青睐。

3.3我院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学工作业绩突出

实现湖南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需要一大批体育经济与管理的专门人才和拔尖人才。我院是以财经和会计专业为主要特色的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突出，财经人才培养在全省具有良好声望。

3.4财经院校开设体育经济类专业或选修课程的成功经验

目前，全国有几十所高校开设了体育经济学专业或选修课程，如临近省份一些大学如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商学院、江西财经大学等相继开设了体育经济学专业。这些高校重视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紧紧把握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脉搏，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经济分析与预测能力、企业经营决策能力、市场开发能力、经济政策的解读与决断能力的综合培养，把握体育产业的发展变化规律，合理运用一般经济学的原理、方法与手段，并将“产、学、研”相结合，有效解决体育产业领域的实践问题。

根据体育经济类专业毕业生调查研究显示：44%的体育经济专业学生毕业2年后薪酬在2000元左右，26%的学生薪酬在3000元以上。按照十分制计算，体育经济专业毕业2年后的薪酬指数为3.84，与其他专业相比，薪酬属于中等偏上[7]。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经济类专业毕业生具有良好的就业前景。

3.5我院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为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和专业的开设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

2008年，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成立，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研究团队，主要研究领域有：体育经济与产业政策研究；湖南省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体育经济学专业建设及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等。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多次组织研究团队外出调研和学习，为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和专业的开设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先后承担省部级关于体育产业方面的课题20多项，为长沙、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南省的体育产业的发展服务。

3.6我省还没有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的高校

目前，湖南高校体育院系还没有开设专门针对体育经济、体育产业（市场）的专业，相近的社会体育专业与市场联系紧密的不多。快速发展的体育产业需要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目前，我国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给体育产业提供了发展机会；湖南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战略给体育产业带来繁荣。面对这些有利因素，需要大量的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而湖南省高校体育经济类专业培养几乎是空白。因此，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丛湖平.试论体育产业结构及产业化特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4）：154-158.

[2]唐志良.湖南省体育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N].中国价值网，2008，7，5.

[3]吴明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116-131.

[4]杨强.体育强国发展战略的思考：突破与不足――基于《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体育科学，2010，（9）：13-14.

[5]吴明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5月.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