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与经济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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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篇2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篇3

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件期盼已久的盛事，也必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欢庆之余，如何利用我国有限的财力举办一届符合奥运精神的廉洁、公正和民主的奥运也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一、北京奥运的财政支出预算分析

在申奥代表团的陈述中，在北京市政府发言人的谈话中，都明确提出了北京举办奥运在交通建设、环境治理、信息化发展和水电气热改造等方面存在大量的资金需求，七年总计1800亿元（见下表），平均每年250多亿元，相当于北京去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的73％。这样庞大的资金供给来自何处，如何运用？是申奥成功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奥运预算支出由三部分组成。其一、直接用于奥运比赛场馆和服务配套设施的投入，共计160亿。我们必须考虑到，奥运会是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京都不会再举办奥运会，因此，在场馆建设中，应当尽可能避免比赛场馆及其配套设施，在完成30天的使用期之后的闲置或低使用率所造成的投资浪费，给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其二、为了改善举办奥运城市的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而进行的投入，共计1350亿，这其中的总量和增量我们无从掌握。例如，为了改善北京市的环境，不仅需要在北京市进行环境治理工程，也需要在北京市周边地区，以及上游流域和沙尘暴源区进行相应的治理和投入，其支出具有不可预见性。这就为将来的财政预算的执行埋下了隐患。其三、举办奥运会的直接投入，共计290亿，包括开幕式、闭幕式，租用比赛场馆和配套服务设施，以及比赛期间的各种服务。如何呈现出富有新意的开幕式、闭幕式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不仅仅只是在高投入上下功夫，对于财力并不宽裕的我国来说更是急需思考的问题。如对于开幕式和闭幕式，关键在于有新意，突出我国的特色而不在于一定要多豪华。有必要在设计上多下工夫，而不是一味追求大投入。

二、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

《北京申办报告》第五主题“财政”中的相关内容中指出，北京奥运会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财力保证，这是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承诺。这些财政支持包括：①奥运会组委会如出现超支，将负责予以弥补；②在组委会的收入实现之前，将采取预支方式保证组委会的各项支出；③进行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举办奥运会的需要；④进行奥运会所需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建设。毫无疑问，以上的声明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办好奥运的信心。但同时这些声明的落实也将给我国正常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带来巨大的冲击。

首先，从预算的执行上分析。奥运会所蕴含的财政风险却不得不让人三思。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1976年第21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1970年该市决定申办时，市长德拉波（jean dra－peau）曾宣称：“我们承诺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我们将向世界推出一个真正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既简朴又有品位的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1.25亿美元，这个预算后来完全失去控制。组委会大兴土木，在城北地区开辟奥林匹克中心，新建大型主体育场、游泳馆泥行车场、奥运村等，这些豪华的基础设备耗费了巨额财政资金。据魁北克政府估计，这届奥运会实际开支为24亿美元，有1.6亿美元将直接由蒙特利尔市纳税者交纳奥运特别税负担。其余的债务5.12亿美元由魁北克政府财政负担。一个“简朴”的奥运会最后变为吞食巨额资金的无底洞，成为加拿大经济的“陷阱”。如何防止北京奥运成为新的一个“蒙特利尔陷阱”，给我国的落后的预算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次，从投资分析，申奥成功对我国财政管理的冲击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虹吸效应”，即承办奥运的城市将别的地方的投资吸引过来，从而导致“堤外的损失”。对此，中国西部城市最为担心。在西部人士看来，政府刚刚提出开发大西部，近两年投资开始向西部倾斜，现在北京办奥运，投资1800亿，等于说马上就又来了一个东部大开发，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注意力的转移（这意味着关注的降低），对西部大开发会不会有影响？何以体现对西部的倾斜？如果东西部同时倾斜的话，政府有这么大的财力吗？如果东西部不能同时倾斜，那么很显然，奥运是“国际大事”，是“硬缺口”，其投资将首先得到保证，将置西部于何处？第二，奥运会通过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大，在奥运投资周期结束时（通常是在奥运会闭幕之后），对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经济带来的冲击就越大。奥运投资的这一特性在国外被称作“低谷效应”。“低谷效应”曾经出现在许多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上届奥运会东道主悉尼现在就处于“低谷效应”的压力之中。这样的“低谷效应”会不会也出现在未来的北京呢？这也是我们在奥运投资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其三、从工程建设上分析，奥运会涉及近几百项大型工程，如体育场馆、道路等，留有的寻租机会和制度上的缝隙也相应增多。会有一些机会让拥有权力的人借此。腐败问题都是跟一定的公共工程和政府公共物品的采购相联系的，如果奥运会的公共工程项目成为导致腐败新记录产生的母体，将无疑是一种悲哀。对此，我们必须考虑当这么多公共工程、公共采购大量发生的时候，如何在政府采购制度上加以防范。

最后，从一些情况看，“兴奋劲”正在使一些人头脑发热，以为只要办好了奥运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或者以为只要为了办好奥运会，什么代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现在经常听见有人说，奥运会要多算政治帐，少算经济帐。其实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那有不算经济帐的！就象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不算经济帐，光算政治帐，如果那样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成为中国新的不良资产的开始，奥运过后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想一想我们过去的不良资产，我们怎么能不对奥运产生的财政负担平添几分担心呢？

三、可行性对策思考

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模式”的问题。奥运“模式”的选择犹如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奥运会的财政后果。要使奥运成为新的历史发展的起点而不是泡沫发展的最高点，关键就在于选择好奥运运作模式，而能够做到这些的唯一途径是采取市场经济的模式，决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的模式。

篇4

1.中职经济与政治教材的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德育课程在课改步伐的推动下，教材内容在不断更新。目前中职德育课程中的经济与政治知识教学主要使用了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经济政治与社会》，也有部分学校使用《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生活经济与就业创业》等教材进行课堂教学。无论哪种教材，隔一段时间就会修订一次，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在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主要内容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教材中更换最频繁的就是使用的案例和数据。

2.中职经济与政治新教材案例在教学过程中的取舍

国家规划新教材是根据教育部最新的德育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和部分大类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并经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经济政治与社会》为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供全国各级各类中等职业学校选用，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各地各级各类学校教师都需要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对新教材中的案例进行取舍，做到更加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生活。

2.1“舍远取近”使课堂教学贴近学生

《经济政治与社会》教材是面向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的教材，所选案例需兼顾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课堂教学中舍弃一些距离学生生活比较远的案例，选取或更换一些距离学生生活近的案例能更好地引发学生共鸣，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知识。

例如第二单元“投身经济建设”中第4课有一个名为“关于‘水’的思考”的案例，以“北京水价”为例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知识，江苏学生会感觉距离有点远，可以更换为江苏当地的商品举例讲解。然而第一单元“透视经济现象”中第3课“个人的收入与理财”以“江苏省华西村”的例子讲解我国的分配制度就让江苏的学生觉得距离很近，甚至有学生去华西村参观过，介绍得比教材详细丰富得多。第3课最后还有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小张参加了意外伤害保险，后来被车撞伤后获得了保险理赔的案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引入本校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理赔的案例，如我校学生校运会受伤理赔的例子，能够更加贴近学生。

2.2“舍旧取新”使课堂教学与时俱进

《经济政治与社会》教材2009年6月出版了第一版，经过两年的使用，一些教师对该书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2011年又修订了第二版，但现在距离第二版出版发行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为适应新的教学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对教材中部分案例做到“舍旧取新”，才能使课堂教学与时俱进。

整本教材中案例时间标注为2008年的有近10个，标注为2009年和2010年的也各有5个左右。第3课中关于华西村的案例所用的全村销售收入450亿元是2007年的数据，其他统计数据截止日期多在2010年之前。第11课的案例“中国载人航天——自主创新的典范”中有“2011年底，中国将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表述，而实际上“天宫一号”已于2011年9月29日成功发射；第7课关于我国伟大成就的图片中有一张“嫦娥一号”卫星发射的场景，然而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已成功送入太空。还有第8课“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中提到“近年新的法律出台”是以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和2008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为例的。这些案例在上课过程中虽然依然可以使用，但需要跟学生强调教材的编写时间，并且补充新的数据，跟上时代步伐，让学生养成关注时事新闻的习惯，这也是经济与政治知识教学的一大特色。

2.3“舍生取熟”使课堂教学贴近职业

《经济政治与社会》教材内容中每一章节都会有很多枝枝节节的内容，教师不可能在上课过程中全部展开讲解。对于通俗易懂学生又较为熟悉的案例，学生可以自己阅读。对于较为陌生的案例，教师可以适当取舍，尽量找寻贴近学生所学专业的案例进行更换。

比如第一单元第2课“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中关于“企业中的劳动者”部分内容共使用了王洪军、孔祥瑞、李斌三个模范人物的例子，学生都比较陌生，可以选择一两个详细介绍或者更换一个与学生所学专业有关的模范人物加以说明，做到更加贴近职业。

2.4“舍表取里”使课堂教学丰富多彩

《经济政治与社会》新教材为了精简文字，有许多案例只有一句话或一张图片，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补充许多相关材料，让学生深入了解案例所表达的具体内容。

篇5

体育经济是现代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属于交叉性新兴科学。体育经济类课程是体育经济问题的应用经济理论知识，这些课程是为了更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体育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人们经常把体育产业比喻为“绿色产业”，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突出，具备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的条件，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1.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资源为基础，以体育活动为载体，以向社会提供有关物质产品和服务为收入来源的经营性的各种行业的总和。体育产业类别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为体育本体产业，第二类为体育载体产业。体育本体产业包括：竞技体育观赏业、运动训练服务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科技信息服务业、职业体育业。体育载体产业包括：体育服装业、体育器械仪器制造业、体育饮品业、体育旅游业、体育彩票业、体育传媒及广告业[1]。目前，体育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

1.1体育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世界各国，体育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表现出极大的增长潜力。体育产业已成为全球性产业之一，其作为朝阳产业在我国未来几十年都将得到快速发展。2011年5月16日，体育总局的《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称，我国体育产业“十二五”期间增加值平均每年以超过15%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末期，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7%，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体育产业的具体发展目标。

1.2湖南省体育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

2008年湖南省体育及相关产业生产总值为63.83亿元，增加值为32.14亿元，占GDP比重为0.28%，提供就业岗位35379个。2009年湖南体育产业生产总值为80.92亿元，增加值为39.53亿元，占GDP比重为0.3%，提供就业岗位38216个[2]。据统计数据显示，至2010年一季度，湖南14个市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全部超过3000元，其中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000元，分别达到6756元、5957元和5041元[1]，说明湖南体育消费发展潜力大[3]，湖南体育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1.3我国政府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

从201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到2014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有关体育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增加了“体育产业”内容。2010年4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委联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指出“积极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有效的信贷投放力度；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等。因此，当前，我们需要抓住金融政策的突破契机，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在体育文化产业上的金融扶持措施，这将对于体育文化产业功能区的开发、建设大型体育产业项目、培育大型体育企业集团等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4]。

1.4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07年12月14日，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正式被国家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实施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促进中东西互动和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布局。“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涉及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人们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行政体制等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的改革。体育产业是绿色经济的典型代表：低碳、环保、符合时代特点，应是“两型社会建设”重点建设的新型产业。

目前，湖南省体育产业初具规模，蓄势待发。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超过3000美元以后，人们的娱乐休闲支出会大幅度提高，因此，长株潭城市群居民体育消费会明显提高，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健身休闲业前向消费拉动力强劲。长沙市曾定位为“休闲之都”，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休闲产业发展，有利于健康休闲业的发展”，长沙城区健身休闲市场已经形成多元化投资体系[5]。加强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促进体育经济与管理课程的纵深发展，培养高水平的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推动我省乃至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

2.湖南省体育经济类人才现状

2.1当前多数人对体育、体育产业和运动员存在认识的误区

目前，湖南省对体育经济与产业的认识落后于体育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大多数人认为体育一直都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包办所有的体育事务，不讲效益，一直强调竞技成绩的攀比，这种认识已经扎根于部分干部、体育教练员、运动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思想之中。人们常常将优秀运动员为国争光、为集体争光看做运动员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很少有人认为体育包含太多产业的成分、运动员本人和运动成绩是一种资本，具有商业价值[6]。

为了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需要，在体育领域，只靠政府一家投入已经远远不够，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成为时代需要，多元化投资体系势在必行，多元化的投资就必须有多元化的管理体制，政府对体育事业的管理模式必然发生变化，对于体育产业而言，政府逐步由主体地位转变为主导，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主要是负责对体育市场进行规划、培育和监管，制定政策和法规，宏观指导体育产业发展，引导全社会资源投入体育产业领域，体育市场的具体事务应交给社会力量办理，政府不宜过多地包办代替[3]。

2.2我省体育经济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我国的体育产业长时间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暴露出了体育产业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从湖南省的实际情况看，现有的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多是退役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一些由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员，这些人中有的运动技能不错，但文化知识、经营和管理经验缺乏；有的既不懂运动技能，文化知识、经营和管理经验又缺乏。真正既懂体育产业又懂经营管理，且具有高学历的体育管理人员很少。

2.3湖南体育产业集团和一些体育企业需要大量的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

目前，湖南省将体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纳入到全省“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将湖南体育产业集团纳入省属大型企业管理。湖南省率先在全国组建省级体育产业集团。目前，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注册资金3.2亿元，已发展为七家全资子公司，发展势头较好。湖南省政府作为产业集团的出资人，授权体育产业集团经营，省财政厅负责对体育产业集团国有资产进行监管。湖南省体育局负责整个体育产业集团的组建工作及下属子公司的改制，负责下属子公司的国有净资产经评估，评估后以增资形式进入集团公司的注册资金。目前，湖南体育产业集团积极运作并启动子公司体坛周报社改制上市，极力打造《体坛周报》体育产品品牌，同时着力于体育旅游、体育用品和体育赛事品牌的开发，体育产业集团在未来的发展中将需要大量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

3.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的优势

3.1国家教育部和我院的政策支持

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坚持“强优支重，以重带新，包容整合、互促共进”的学科建设思路；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文件精神及我校增设新专业的原则，结合湖南省两型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校自身发展条件和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素，特提出增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建设的思路，为我院体育经济专业的开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3.2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目前，湖南省体育产业初具规模，蓄势待发。实现湖南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需要一大批体育经济与管理的专门人才。我院是以财经和会计专业为主要特色的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突出，财经人才培养在全省具有良好声望。国内外体育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实践表明，财经类专业院校培养的体育经济与管理人才，在管理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更出色，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体育经济管理人才更多地得到市场的青睐。

3.3我院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学工作业绩突出

实现湖南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需要一大批体育经济与管理的专门人才和拔尖人才。我院是以财经和会计专业为主要特色的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教育教学工作业绩突出，财经人才培养在全省具有良好声望。

3.4财经院校开设体育经济类专业或选修课程的成功经验

目前，全国有几十所高校开设了体育经济学专业或选修课程，如临近省份一些大学如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商学院、江西财经大学等相继开设了体育经济学专业。这些高校重视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紧紧把握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脉搏，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经济分析与预测能力、企业经营决策能力、市场开发能力、经济政策的解读与决断能力的综合培养，把握体育产业的发展变化规律，合理运用一般经济学的原理、方法与手段，并将“产、学、研”相结合，有效解决体育产业领域的实践问题。

根据体育经济类专业毕业生调查研究显示：44%的体育经济专业学生毕业2年后薪酬在2000元左右，26%的学生薪酬在3000元以上。按照十分制计算，体育经济专业毕业2年后的薪酬指数为3.84，与其他专业相比，薪酬属于中等偏上[7]。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经济类专业毕业生具有良好的就业前景。

3.5我院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为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和专业的开设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

2008年，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成立，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研究团队，主要研究领域有：体育经济与产业政策研究；湖南省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体育经济学专业建设及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等。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多次组织研究团队外出调研和学习，为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和专业的开设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体育经济与产业研究所先后承担省部级关于体育产业方面的课题20多项，为长沙、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南省的体育产业的发展服务。

3.6我省还没有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的高校

目前，湖南高校体育院系还没有开设专门针对体育经济、体育产业（市场）的专业，相近的社会体育专业与市场联系紧密的不多。快速发展的体育产业需要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目前，我国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给体育产业提供了发展机会；湖南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战略给体育产业带来繁荣。面对这些有利因素，需要大量的体育经济类专业人才，而湖南省高校体育经济类专业培养几乎是空白。因此，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开设体育经济类选修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丛湖平.试论体育产业结构及产业化特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4）：154-158.

[2]唐志良.湖南省体育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N].中国价值网，2008，7，5.

[3]吴明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116-131.

[4]杨强.体育强国发展战略的思考：突破与不足――基于《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体育科学，2010，（9）：13-14.

[5]吴明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5月.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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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22（2015）03-0091-02

收稿日期：2015-01-24

作者简介：傅 冬（1988-），女，广东省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助理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子商务、会计。（广东 揭阳/515559）

一、会计专业现状分析

以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为例，会计专业共三个班级，每班平均44人，考取相应专业的资格证书是获取毕业证书的必备条件。揭阳市现阶段每年有两次报名参加考试的机会，考试一共三门，实行三科联考，即三门科目同时通过才算合格，而《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以下简称《财经法规》）就是其中一门，它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和较强的应试性，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教材分析

财经法规的教材采用广东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该书分为五个章节，可以说每一章皆重点、皆考点，不仅理论性极强，法律条文较多，同时还具有实践性，如汇票、支票、本票的填写，计算相关税的应纳税额等，对学生来说，理解起来有不小的难度。

（二）考情分析

要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必须通过考试，考试一共三门（《会计基础》、《财经法规》和《初级电算化》），实行三科联考，每科时间各为一小时，三门同时通过才算合格。对于技校学生而言，一学期同时学习三门专业课较难，所以，根据我校的课程设置，学生在校期间实际考试机会不是四次，而是只有三次，也就是从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算起。学生第一次考试，教师带着一起学习，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时的学习气氛比较浓厚，但若第一次没有通过，对学生的打击较大，丧失了自信心，这时又有第二学年的课程要学习，所以考试压力会更大，部分学生在这时就已经自我放弃了。

（三）学生现状分析

技校学生底子薄，学习能力稍弱，对自身缺乏信心，再加上会计学科专业性较强，对刚初中毕业的孩子来说，初始确实比较难于接受，很多学生在第一学期学习《基础会计》的时候，像听“天书”，根本不懂。若没有及时树立好正确的学习观，很容易自暴自弃，那对后续的学习势必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财经法规课程教学

（一）教材学习

1.通读

通读教材，概括体会，《财经法规》试题共计70小题，涉及考点众多，难度增大，学生只能全面学习。

2.精读

根据考试大纲，对于教材里面的重点难点内容必须精读，加深理解。只有掌握这些，即常考点，才可能通过考试。

3.理解加记忆

《财经法规》并不是完全的死记硬背，但又离不开记忆知识。比如税法部分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消费税不同税目的税率，这些考题中会给出，不需记忆。但是，不同税种的征税对象、企业所得税的免税收入等内容则需要记忆。采用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加强记忆，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做题方法

1.要数量

光看书死记硬背是不得要领的，一定要通过做一定数量的习题 ，把握考点的命题形式、摸清出题陷阱、掌握应试技巧。

2.要质量

题目不是做得越多就越好，“题海战术”的时代已经过去。每做一题应有效果，要分析，总结考点，查漏补缺，举一反三，不要被题目奴役，为了做题而去做题。因为做题只是掌握知识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3.不要“偏难怪”

不要去做偏题、难题、怪题，应跟着考试大纲走，从业考试阶段，考点范围大但不难，只要掌握基本层面的知识点已足够，不要去深抠，钻“牛角尖”。

三、教学思考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是进入会计行业的“门槛”，考取“上岗证”，对于毕业及就业两方面来说意义重大。从应试的角度考虑，帮助学生最大限度的通过考试，提高通过率是必要的。从教学目的、培养目标考虑，要学生掌握经济法律法规，分清合法与非法，遵循基本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指导日后的会计工作，也是必要的。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不但要找到好的学习方法，而且要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丰富课堂，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首堂课的必要性

学生兴趣的建立与教师第一堂课的好坏密不可分，首堂课的重点不是在于讲授多少知识，而是要做到足够的引入。教师要整体把握《财经法规》这门课程，举事例说明遵纪守法在会计行业的重要性，学好该门课程对考取会计上岗证的必要性，帮助学生明确会计职业发展的轨迹和要求，为他们进入会计知识的海洋做好铺垫，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的积极性。

（二）端正学习态度

部分学生看到《财经法规》满是文字的教材时，就已经“头大”了，还没有开始学习就产生了抵触的心理。还有学生认为，这门课只需要考前死记硬背，碰运气也许能通过，不用费什么大功夫。针对这些想法，笔者都要提前“打预防针”。只有端正好学习态度，才可以提高学习效率，扎实掌握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为了应试，更是为了以后职业生涯的发展，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

（三）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由于该课程课时安排有限，且内容较多，既要照顾到学生的学习水平，又要完成相应的进度安排，为了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经过思考后，笔者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比如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让学生完成从感知到理解再到提高的过程。

例如，在讲授会计职业道德这一章时，搜集选用实际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小组讨论，最后教师总结点评。当看到违反法律法规的严重后果，学生自然认识到遵守职业道德的必要性，深刻理解了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又如，在讲授会计专业职务时，可以让同学们畅想作为会计专业的学生，如何规划自己的会计生涯，需要考取哪些资格证书，成为会计员的任职条件有哪些，要想进一步提升，又需要什么条件。这个任务贴近学生，易激发学习兴趣，引导他们自主阅读书本。然后请同学们发言说说自己的设计之路，从普通的会计员，到助理会计师，再到会计师，最后到高级会计师，既给他们信心，又给予鞭策。再如，在讲授会计人员的工作交接时，设置交接情景，给学生分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会计员等角色，体验经济活动中的会计工作，在情境中完成知识的学习。在平时，为了让学生适应考试气氛，消除紧张感，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笔者会定期严格按照考证要求进行模拟考试，一方面考察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另一方面使得学生能灵活应对考证。

（四）多方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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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为例，依据创业教育的体系内容及基本要求，针对目前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中存在的实践环节薄弱问题，提出了通过政产学研联合，共同构建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模式，并对建立该模式的意义、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实施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政产学研联合构建的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模式已在实际运行中得到了检验，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期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并逐渐加以推广应用。

[

关键词] 大学生；创业教育；政产学研模式；实践基地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5)04?0099?03

创新创业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为基本内容，注重实践，其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在本质上仍属于素质教育范畴。所谓创业，是指创建某一个经济组织并对其进行科学管理，以实现创业者个人的发展目标。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是在创业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包括其思维方法、知识和经验、智慧和技能、品格和胆识等。“创业教育”(enterprise education)，从广义上说，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开拓性的个人。创业教育注重培养个人的首创和冒险精神、创业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包括技术、社交和管理技能等[1,2]。创新创业是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大学生不仅要学习和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勇于实践，在创新创业中不断成长。

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大学生有创业热情，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经验欠缺、实践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创业的成功率偏低。这是由于大学生基本生活在相对简单封闭的校园环境，长期接受应试教育，虽然在某些技术专长上可能占有优势，但由于对社会缺乏深度了解，不熟悉经营的“游戏规则”，在企业运营、组织协调和风险意识等方面的能力还不够强，经常由于事先估计不足而导致整个创业计划失败。因此，大学生在创业前应积极参加创业训练、积累创业知识，去企业实习(实践)积累相关管理和营销经验，以提高创业成功率。

高等学校作为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应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素质和能力培养的转变，使学生的“知识、素质、能力”协调发展。通过深入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树立创新创业意识，掌握基本创业技能，提升创新创业能力[3]。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如何有效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目前创业教育模式及创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与单纯的知识和技能教育有所不同，创新创业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等为目的[2]，它更加注重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对创新性意识和创造性观念的培养。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校为促进大学生创业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受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大学生创业的整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这是由于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面临着较多的知识和经验、技术与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此外，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实践环节等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4]。相关外部条件的缺乏和自身条件的限制，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与水平，使大学生创新创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现阶段，国内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将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于学校的整个教学体系中，导致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分离[5]。此外，国内创业教育目标设定的功利性、对创业教育理解的片面性、创业教育支撑体系的局限性以及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单一性，都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1]。因此，高校必须在创业课程设置与创业指导等方面做进一步努力，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探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积极引导，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业知识水平。大学生应在认真学习相关创新创业知识基础上，通过参加各种实习实践，积累宝贵的创业经验，不断完善和提升创业技能。各高校通过不断探索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目前已形成了三种比较典型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学科导向型模式、实践导向型模式和综合型模式[4]。

与创业教育的理论知识学习相比，创业教育的实践环节显得更为重要，这就需要有适合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实践的载体。在工业生产中，按照目前的管理体制机制及其运行模式，大型企业在技术上比较成熟，其生产工艺过程及产品质量保障体系较为完善，学生在实习或实践过程中能学到一些知识，但总体上学生的参与度不够。这是因为大型企业现有的生产及管理体系，可保证其产品生产过程安全高效，但流水线的现代化生产，使参加生产实践的大学生对企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及产品质量监控体系难以提出更多的意见或建议，或者说由于自身原因如专业知识水平掌握还不够系统等，导致学生在实习(实践)过程中大多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学习，并不能完全主动参与其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技能难以充分发挥；相比较而言，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但限于企业的生产规模较小，加上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条件限制，或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一味追求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增加企业利润，造成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不够规范，或由于观念上的认识或思想上的重视程度不够，使中小型企业在学生实习实践安全方面的保障投入不如大型企业。此外，由于企业的生产规模小，单个企业一次性能够容纳学生实践的人数不多，直接导致创业教育实践的成本增加。

二、高校创业教育的改革探索和实践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应选择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教育路径作为突破口，为学生的创新创业提供指导和服务，教学过程应以学生的创业体验和创业实践为主，其核心是改革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获取知识，由培养知识型人才向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转变。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文献[1]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构建了具有特色的“一核心、三平台、九模块”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形成了集“创业教学、创业模拟、创业实战三位一体”的多层次、立体化的创新创业教育长效运行机制。文献[5]在分析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创业操盘实践项目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途径。山东农业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学科优势，整合教育资源，总结出“双创四驱”教育模式，并建立了长效工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对于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2]。

实践表明，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是有效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现实情况是，高校、企业和政府之间还没有形成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构架体系。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普遍比较缺乏，大多数企业基于自身的生产考虑，不太愿意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实践机会，使学生难以真正学到实际的企业管理和经营知识[4]。因此，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相对于大型企业，选择中小型企业，大学生在实习实践过程中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企业整个生产过程及企业管理和产品销售过程。这是由于多数中小型企业在生产上还不够规范(或未完全定型)，技术上可能还不够成熟，使学生在亲身实践过程中有机会参与到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以及产品质量体系认证等，能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或措施，可能直接被企业采纳；另一方面，企业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或市场竞争所致，需要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在生产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虽然学生由于专业知识掌握不够或实践经验不足，在自身已有知识体系下可能还不足以解决这些技术问题，但大学生背后依托所在高校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平台(实验条件)，有望解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使企业与高校之间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也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提供保障和途径。

鉴于单个中小型企业的规模小，一次性可容纳学生创业实践的人数较少问题，如果能按照建立产业集群(或行业协会)的思路，将大学生分散到多个与其所学专业相关联的企业实习，这样一方面便于实习带队教师的指导及宏观上的管理，确保整个实践(创业教育)过程安全有效实施；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学生的实习(实践)过程顺利进行，基于政产学研联合，共同构建创业教育实践基地，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式和途径。协调处理好“政府—企业—学校”之间的关系，明确三者之间的责、权、利，以政府为依托，选择地方政府所辖区域内安全条件和生产环境较好、注重技术创新的若干个相关联企业，建立产业集群，政府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负有监管责任，政府和企业共同携手构建，提供安全、高效的实习实践环境和条件；学校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学生实习实践提供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上的指导，在技术上提供保障和支撑，确保学生在整个实践过程中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高素质人才。

三、政产学研联合构建创业教育实践基地

高校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更应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强化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活动环节，使大学生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创业。高校应积极探索建设多种形式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例如，创建大学科技产业园、创业示范基地和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等，校企联合开展实践教学，实现产学研相结合[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拥有一批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等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大学生在企业进行创业教育实践，有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大力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为了进一步深入落实高校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全面合作意向，充分发挥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优势和企业工程实践优势，促进学校与镇区企业在人才培养、科技攻关、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全面合作，2014 年7 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与丹阳市吕城镇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共建大学生实践(创业)基地协议，双方就大学生实习实践(创业)基地建设达成共识，《丹阳日报》头版进行了专题报道。镇区企业可为大学生提供了解企业创新发展和新产品开发的鲜活教材，也为南航材料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提供了紧密结合实际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根据协议，南航材料学院选派了首批20 余名本科生来到吕城镇所属10 余家相关企业进行实践(实习)。大学生到企业进行生产实践，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传播先进的文化和思想理念，同时大学生真正走进生产第一线，了解企业产品的生产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今后的学习目标和研究方向，有利于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学生在生产实践中了解企业在新产品研发和技术改造升级等方面的技术需求，可以为企业的发展规划制定和技术难题解决牵线搭桥，并提供实际指导和帮助；此外，发展中的镇区企业迫切需要招聘引进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学生通过在企业实践中的深切感受，有利于他们了解企业对科技和人才的需求，真正感到有用武之地，吸引优秀大学生到实践(实习)企业创新创业，同时也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此次政产学研联合，校企共建大学生实践(创业)基地，打造产学研合作新模式，使政府—企业—高校之间达到合作双赢。

生产实习(实践)是大学生进行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在此次进行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过程中，大学生们的学习实践成果丰硕。例如，有一位同学在生产电热合金丝的企业中，亲身感受了产品生产工艺的全过程：选料熔炼开坯锻造退火酸洗拉拔光亮退火成品检验等。其中就合金配方设计和酸洗热处理等工序还提出了合适的改进措施，能简化工序，节约成本，保证产品质量。另有一位同学针对小家电生产中，其核心部件加热器耐腐蚀性较差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改进措施，解决了企业多年在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受到了实践企业的好评。生产实践使创新创业的思想和意识不断深入大学生心中。已有的实践表明，通过政产学研相结合，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开展，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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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语专业学生就业现状

2010年度本科专业失业量排行榜中，英语专业1.57万人的失业量排在第一位。与此同时，在麦可思研究院起草、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里，英语专业被列为“红牌专业”，即全国失业率前十名的高失业风险专业。这显示了当今英语专业的尴尬之处：“广泛适应性”使得英语专业成为众多高校普遍开设的专业之一，从而导致了结构性需求饱和的局面。

1.英语专业学生就业方向分布

调查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研究生及高等院校为英语专业毕业生流向中的主要方向，三者消化了超过40%的毕业生。反映了当今考研、教师、大型企业成为多数英语专业毕业生主流选择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分布行业部门比较广，从科研单位到三资企业都有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身影，这显示出英语专业学生适应性强，适用行业广的特点，良好的英语功底是其提高就业竞争力的有力支持。与此同时，出国留学的学生也在快速上升，从2007年以来1.7%左右直飙升到2010年的7.84%。

2. 英语专业毕业生薪资状况分析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报告，英语专业毕业生毕业三年后在平均月薪最多专业中排名第十五，收入情况十分可观。同时，在“2010年度本科毕业生从事的毕业三年后月薪较高的职业（前20位）”排行榜中翻译员排名18位，月薪达到5595。英语翻译对口就业率达到80%。高素质英语专业学生的市场前景十可观。

对比之前失业率数据，更凸显出英语专业结构性需求失调的特点，即毕业生人数虽多，高水平毕业生数量十分有限，而社会对这部分精英人才又有较大的需求。

英语专业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离职率达到34%，相当一部分的毕业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工作稳定性有限。这部分也是因为英语专业本身适应行业范围较广，职业选择较多，专业对口率有限。

二、英语专业培养模式现状探讨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才需求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英语教学与相关培训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据统计，超过80%的高校均开设了英语这一专业，这暴露近年来不少高校片面追求学科门类齐全，盲目上规模、上档次的“虚荣”弊病。不少学校是在办学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开设并大量招生的，这一方面使得学习氛围和人才培养质量受影响，另一方面造成英语专业人才大量过剩，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总体竞争力，在根本上为就业埋下了隐患。

实际上，由于经济发展、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差异，大量英语人才纷纷涌向了北上广地区，造成这些地区的供给过剩，专业人才之间竞争激烈，就业门槛越来越低，工作待遇缩水，失业风险大增，而中西部一些地区反而因为人才外流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困境。

英语专业学生中，选择英语专业为高考第一志愿的考生正逐渐降低，英语专业已从过去的热门专业慢慢冷却，严峻的就业形势也让考生在选择英语专业上再三思量。

很多英语专业学生缺乏对自己专业水平能力的认知的及对提高自身素质的渴望，因为英语专业的特殊性，个人英语能力的提高与期末考试等测验并无百分之百的直接联系，因而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很多学生只是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或者努力不够，以至于在4年的专业学习之后，英语能力水平并无质的提高，仍停留在一般水平。英语能力的提高，不是在课堂上，而是课下的反复积累与练习，而很多学生缺乏这种自觉性，离开教室就完全脱离英语环境。

缺乏知识储备，鲜读英语原著、报刊杂志，这势必会对学生的英语文学素养及兴趣培养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翻译专业的学生，文学素养是其综合素质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基础知识的缺失无疑已成了现在英语专业学生的常态。

三、对于英语专业培养模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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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我国目前在学前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相对不足，使得“入园难、入园贵”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切实加快全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我国迫切需要了解和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以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学前教育财政支持。所以，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经合组织[1]成员国便成了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

一、OECD学前教育财政支持的经验

OECD 1999年的教育政策分析指出:“发展学前教育是向终身学习的第一笔投资，是为满足每个家庭更加广泛的经济及社会需要的一项意义远大的政策援助。”各发达国家在认识到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后，都纷纷把学前教育作为本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项目。如德国、美国，已经把学前教育视为民族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制定详细的教育大纲、标准，政府也编列了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划。英国在布莱尔首相时期，已经启动了学前教育变成义务教育的工作；日本也开始着手推动学前教育免费化的进程等等。可见，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它不仅有助于促进个人的成才和家庭的发展，更会为社会带来巨大利润。

1、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投入大

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投入是指由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拨款中，给予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专项资金。[2]图1 是OECD国家对ECEC 项目公共经费投入占GDP比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丹麦在0-6岁ECEC项目上投入的比重是最大的，占GDP的2%；瑞士和芬兰投入分别占GDP的1.7%和1.3%，除此之外这三个国家对6-7岁的儿童另外投入0.3%GDP。由此可见，它们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虽然英国和美国的投入只占GDP的0.5%和0.47%，但由于英美两国数额巨大的GDP，这一投入足以保障本国学前教育事业稳步的发展。英美两国的学前教育十分发达，以美国为例，美国把发展学前教育放在全美教育目标之首，并以联邦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这在美国教育立法中尚属首次。除此之外，还不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资额度，从1965年批准的拨款9600多万美元幼儿教育论文，到2003年修订案中的拨款68．7亿美元，38年时间财政投入增长了70多倍。[3]充足的财政投入一直都是一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而国家的高度重视则是财政投入的坚强后盾。OECD的成员国中学前教育发达的，基本上都具备这两点。

图1 为OECD国家对ECEC[4]项目公共经费投入占GDP比例[5]

2、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

随着各国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不断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逐步将O一6岁幼儿的保教责任由私人责任转为公共责任，并通过公共财政不断强化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责任。最典型的便是英国，英国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并采取学前教育有关预算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单列的方式，以保障公共财政稳定投入。除此之外，英国政府实施了重大的幼儿福利改革“确保开端”项目，提出了对3岁以上幼儿提供免费教育，并加大了对幼儿照看机构的公共投资力度。英国学前教育之所以能在较短时期内发展的如此迅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此。

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是OECD的成员国又一大共性之处。从OECD成员国2005年学前教育拨款情况来看，瑞典学前教育的预算占总教育预算的8.5%，显然没有匈牙利（15.3%）和西班牙（13.1%）这些国家占的比重大，但是它的公费却占学前教育总花费的100%，即在瑞典不论父母的就业和收入情况如何,学前教育都是免费的。但这样的情况是少数的，大多数的国家仍是采用公共财政支持和根据家庭收入交费并行的方式，但公费的比重大多高于60%，而家庭所支付的部分一般不多于30%。[6]（如图2所示）。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学前教育能大大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从根本上保障了学前教育的顺利开展。

图2为OECD成员国2005年学前教育拨款情况[7]

3、依法治教，为学前教育投入提供立法保障

通过上述分析，充足的财政投入可以保障学前教育事业的基本发展，但要想保障充足的学前教育投入最有效的做法却是立法，即“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美国联邦政府为保障本国教育投入和发展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学前教育快速健康的发展，美国先后通过了《提前开始法》（Head Start Act）、《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Block Grant Act）及《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等法律，这些立法明确规定并有效地保障了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各项拨款，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8]而当今世界另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了学前教育的发展也先后出台了多部法律，如：《1988年教育改革法》、《1998年学校标准与框架法》、《2002年教育法》、《2004年儿童法》和《2006年儿童保育法》等，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中的职责，从而保障了学前教育充足的财政投入核心期刊目录。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不足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各教育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职责。

4、实施补偿性援助，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虽然OECD的成员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学前教育的发展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却都把学前教育视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并具有很强的福利性。与此同时，它们还把为弱势群体提供科学的学前教育，作为其消除贫困、缩小社会差异的治本良策。所以，各国除了重视学前教育的公平之外，更要求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对困难家庭实施一些补偿性援助。以英国为例，英国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把消除贫困儿童、增加教育投资,特别是发展学前教育、保护弱势幼儿群体等,作为布莱尔政府教育改革的中心议题。英国《拨款法》更是明确列出了“借助儿童基金帮助弱势儿童与青少年及其家庭,应对儿童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以打破机会剥夺与弱势地位的恶性循环”的专项拨款，并且这专项拨款逐年增加。[9]可以说，幼儿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教育这不仅是教育最严重的“排斥”，也是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支持学前教育,让每个适龄儿童都能上学，不仅可以保障幼儿健康的成长，从而促进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更可以缓和一些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二、我国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完OECD国家的学前教育后，回头看看我国的学前教育发展现状。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0-6岁的儿童多达 1.3 亿，是世界同龄儿童的五分之一。而我国学前教育经费长期以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1.2-1.3%，且十年来徘徊不前。这个比例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很低的，与 1.3 亿的学前儿童规模极不相称，从根本上就很难支撑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10]

一直以来，学前教育就被人们所忽视，是我国各类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但好在有企事业单位支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事业单位逐步分离，我国的学前教育成为“灰色地带”，幼儿园的数量和质量急速下滑，使得大部分地区上幼儿园的费用超过了上中小学的费用，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天价”幼儿园。虽然近年来经过国家的调整，我国某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学前教育的质量和入园率较高，如：上海市2005 年，3-6岁在园儿童为28.70万人，入园率达95%。[11]但这只是极少数的幼儿教育论文，整体情况不容乐观。据2006的数据显示，全国学前教育适龄儿童有6000多万，但入园就读只有2179万人，入园率仅为36.3%。而同一数据，西班牙、比利时的为121%，日本为86%，美国相对低一点，但也有62%。（如表3所示）。为了促进我国学前教育更好的发展，对中国学前教育的现状进行分析，我认为中国学前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国 家

毛入学率

国 家

毛入学率

国 家

毛入学率

西班牙

121

澳大利亚

104

日 本

86

比利时

121

韩 国

101

葡萄牙

79

法 国

116

瑞 士

99

英 国

72

捷 克

114

瑞 典

99

希 腊

69

墨西哥

106

丹 麦

95

加拿大

68

德 国

106

新西兰

92

芬 兰

62

意大利

104

荷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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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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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篇12

在高等院校内，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不仅财政专业的学生要学，非财政专业的学生也要学。虽然《财政学》在教学中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财政学的教学并没有做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讲授。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时仅在教学内容和课时上有所区别，使用的教材、内容体系基本一致。由于非财政专业很难按照财政专业的课程体系来开设相应的学科，在学习中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做铺垫，这就加大了非财政专业的学生学习财政学的难度。因此，如何根据非财政专业学生的特点，设计出适应他们学习和教师教授的《财政学》课程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

一、非财政专业财政学教学的特点

(一)非财政专业学生的特点

在高等院校里，专业的设置基于学科的研究领域。我们大致可以将非财政专业的学生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除财政学外)；第二类是管理学专业的学生。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一般都能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相关的专业知识，知识面较宽，具有向经济学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他们开设财政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形成比较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结构，开阔学生的视野，让他们能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相关的经济学问题。管理学既研究企业管理也研究公共管理，政府机构的活动可被归纳到公共管理的范畴。另外，由于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十分强的学科，它要求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因此管理学专业的学生学习财政学主要目的是了解财政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强化之前所学的相关内容。

(二)《财政学》课程的特点

除了专业设置外，《财政学》这门课程本身也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首先，财政学本身具有跨学科的属性。道尔顿(Dalton，1922)在《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作为一个经济范畴，财政研究的是政府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它所关注的问题以研究社会资源配置为对象的经济学基本一致。这就决定了财政学会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微观及宏观经济学方法研究财政问题。作为一个政治范畴，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财政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实现财政的决策过程。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会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财政可以被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还是管理学问题。其次，财政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财政学发源于西方经济学，它非常注重对现实政府的财政活动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作为一门实务课程，《财政学》的操作性相对较弱。再次，财政学是一门与时俱进学科。财政学研究的内容涉及到现实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和体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二、非财政专业财政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编写缺乏统一的标准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学科的体系也得到了完善，但《财政学》教材的编写却始终缺乏统一的标准。各高校纷纷按照自己的要求来编写、征订自己认为较为满意的教材进行授课，很少同其他院校进行交流。不同版本的财政学教材所涵盖的内容往往并不相同，尤其是比较注重吸收西方财政学内容的一些高校编写和使用的教材同其他财政学教材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一定区别。如上海财经大学的《财政学》很多问题都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思路来分析解释的，特别是帕累托最优理论的运用，这同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编写的《财政学》就很不一样。教材多样化一方面满足了教学方式和内容多样的需求，也导致财政学教材编写缺乏统一的标准，教材难以通用，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二)教材内容通用化，缺少针对性

一般而言，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财政学的要求与侧重点有所不同。对非财政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应掌握财政学的基本知识和一般原理，他们不必对财政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但在现行的教材中几乎没有针对非财政专业编写的教材。例如，陈共教授主编的《财政学》是现行比较通用的版本，该教材在编写说明中就已指出，该教材适用于财政学专业、经济学专业、各财经类专业和工商管理专业。不同的学生使用同一教材，既无法突出专业特色也无法做到因材施教。

(三)课程设置不合理

如前所述，要学好财政学需要其他相关学科知识做铺垫，非财政专业的课程很难按照财政专业的课程体系来开设相应的学科，教师在讲解财政学中部分内容时会存在障碍。例如在讲解有关税收、公债等内容时，只介绍一些基本知识点根本就收不到什么效果，若将教学内容展开则又会由于学生缺少必要的基础知识而无法消化。经济、管理类的学生在学习完财政学后，接下来的课程中几乎没有与财政学相关的课程，这就导致学生认为学习财政学对今后的学习以及就业都没有实际的帮助，大部分学生对于这样一门孤立的课程很难产生主动的需求。

(四)教学内容多，授课时间相对较少

财政学教学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还表现在课程内容的博大精深与教学课时的相对有限。在大部分院校财政学教学课时有48学时、51学时、60学时和64学时等几种主要的配置模式，《财政学》的教学内容多部分内容难度较大，现有的教学课时很难将教学内容充分展开。以“税收”为例，财政学中“税收”部分包含“税收原理”、“税收制度”和“国际税收关系”三大块内容。这三大块内容多、难度大，在教学中需要安排较多的课时进行讲解，有限的课时又不允许教师和学生“细嚼慢咽”，这难免让人有应付之嫌。

(五)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单一

现阶段，财政学的教学是以教师在黑板上讲，学生记笔记的方式为主，既浪费了大量时间，也不利于师生间的互动。被动的教学方式，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在听课时常感到枯燥乏味。多媒体教学可以把授课内容通过图片、声音、动画等技术进行更为形象的展示，但没有对财政学的教学起到实质上的促进。如何对现在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是广大财政学教师非常关注的焦点。

三、完善非财政专业财政学教学的思考

(一)规范教材编写，优化教材内容

不规范的教材编写状况浪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也影响了教学质量。针对这一现象，教育部应组织知名的财政学专家编写《财政学》教学大纲统一编写标准，根据非财政专业学生的特点编写出适合他们学习的教材。至于各院校编写的《财政学》教材则应由专家审核后进行择优选择。这样既能促进教材编写

的规范化，又能满足不同院校的偏好。教师在授课时也应根据具体的专业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例如，会计专业的学生，他们的侧重点应是税收实务；金融学专业应侧重于公债、宏观财政理论与政策的知识：管理学专业的学生则要求重点掌握与企业、单位、个人分配关系较密切的内容。

(二)完善课程设置

财政学是一门跨多学科、专业化强的课程，要让学生学好财政学，就一定要完善课程设置。非财政专业的课程开设不需要也不可能向财政专业的课程靠拢，但是与财政学密切相关，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普遍需要开设的课程就必须开设，如西方经济学、税收原理、货币银行学等，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全面掌握相关知识，为学好财政学打下基础，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改进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

要想学生学好《财政学》除了有合适的教材外，制定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积极性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作为教师，应该在课余时间多了解学生的需要。有条件的教师还可在网络上设置教学网页与学生进行交流。在教学方法上，应该改变传统被动的“填鸭”式教学，联系实际引导他们学会观察身边的财政现象，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是很好的方法，以生活中的财政现象为线索逐步引导学生进入问题，引起同学们对相关内容的关注。在课堂上鼓励同学们对不同思想、观点进行争论。通过辩论加深对问题的理解，这既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活跃了学生的思维。除此之外，准备适当的课时让同学和老师进行角色对换，为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也是激发学习热情的途径之一。

(四)改变单一的考核方式

大多数情况下，考试是考察学生学习情况最主要的方式，考试可以检验学生的记忆情况，不能说明学生真的学到了知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采用其他方式作为对现行考核方式的补充。例如，在课程学习期间布置几次作业，让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

参考文献

[1]姚凤鸣，适应不同专业特点要求建立不同层次的，《财政学》，课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2)。

[2]倪秋菊，非财税专业的财政学教学心得与改进设想[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2)。

[3]熊冬洋，对财政学教学内容合理选择的思考[J].黑龙江教育，2010(8)。

篇13

一、财政学的基本概述

财政主要指的是国家财政，其主体是国家。政府部门通过收支活动，将一部分社会资源进行集中，对一些社会公共需求进行满足。财政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筹集和使用资金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过程中，提供科学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理论基础。根据不同的财政分配主体，财政学主要可以分为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为对象的资本主义财政学、社会主义财政学。此外，还包括比较研究和分析各个国家不同财政制度的比较财政制度学。如果根据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背景来进行划分，则主要可以分为市场财政学、计划财政学等［1］。在财政学当中，融合了经济学、行政学、理财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二、财政学的理论基础

对于国家来说，财政是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基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对于现代财政学来说，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国家学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作为一种历史和经济性的概念，财政与国家之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财政职能是由国家职能所决定的。基于不同的国家性质、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实施政策等，各个国家为了更好的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秩序，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也是不同的。国家为了更好的实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需要对财政调节功能进行强化［2］。在财政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当中，需要有选择性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内容和经验，学习一些较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理论基础。尤其是对于能够反映出市场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内容，更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注意不能一味的照搬和挪用这些经验，应当充分认识到财政学理论自身的基础，掌握其实际的应用条件和产生背景。此外，在借鉴经验的过程中，还要充分的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协调性和适应性。

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一)科学定位财政学

在对财政学进行科学定位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财政学具体的学科范围。在传统的经济学当中，认为政府具有消极的作用，因此对廉价政府和自由竞争较为推崇，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财政学范围较为狭小。而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对于市场中存在的缺陷比较明确，认识到纯粹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以及公共品的提供等职能，应当进行强化，从而使财政学的范围得到了扩大［3］。其中，政府职能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出口退税、公共经济、关税壁垒、财政补贴，以及治理污染、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保障、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在政府职能的不断强化中，财政学理论体系也逐渐朝着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方向转变。

(二)借鉴先进财政学经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中，由于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在财政学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相似于西方财政学的观点和理念。随着对我国现代财政学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对西方一些较为先进的财政学内容和经验进行吸收和借鉴。对西方财政学经验的吸收和借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应当进行妥善的处理。其中难免会涉及到世界观、思想认识等方面的问题。例如边际分析方法关系的处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理论的处理、马克思理论再生产理论处理等问题，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此外，对于实践当中面临的问题，以及不同制度背景、历史条件下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不断探索良好的解决方法，从而使这些财政学经验能够真正的为我所用。

四、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

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客观因素主要为市场缺陷，其核心概念使公共商品。在此背景下，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主要具有稳定经济、分配收入、配置资源等职能和作用。与之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微观财政学。

在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当中，微观财政学主要面对的是收入分配职能、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等方面的内容，在确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受到财政收支组织结构的影响。针对我国当前的具体发展态势来看，在微观财政学当中，应当全面阐述经济效率、收入分配、资产管理等问题，基于社会主义市场条件，分析社会保障理论［4］。对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论、地区差别等，应当加以注重。同时要细致的分析税制结构、纳税原则等方面的发展趋势。

(二)宏观财政学。

在宏观财政学当中，主要是基于微观财政学，阐述分析国家在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国家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从而更好的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和生产能力稳定，进而积极的影响经济增长。其中主要包括了财政杠杆的衡量标准、实际作用、概念定义等。同时，关于财政政策方面，对于其运用选择时效和内在适应性效用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此外，还着重分析了在开放条件之下，财政政策的外向适应性问题，以及财政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的配合与比较问题。

(三)财政学职能。

在财政学职能当中，基于财政职能，对财政学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同时分析了形成财政职能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府通过行使财政职能，对公共商品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经济良好的发展秩序［5］。同时，对于稳定经济、分配收入、配置资源等职能的发挥，应当明确不同政府级别之间的行政划分。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进一步明确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从而更好的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