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区域经济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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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区域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的加快哲学观指出，矛盾具有特殊性。而我国地大物博，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每个不同地区都具有自身的天然地理特征和自然区位优势以及自然资源优势，也不例外的都具有各自的区域短板和发展局限性。于是区域合作便应运而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迅速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提高经济总量。并以此为引导实现区域间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交流。

1.2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交通通讯是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建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是区域协调发展和优势互补的血脉联接。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展提供了便捷之路。截止到目前根据资料显示，我国高铁里程达到世界总里程的一半，高速公路里程居世界第一，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50%，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1.3政府政策的支持除了近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以及长江经济带以外，我国三十年来发展成熟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等国家级特区，上海浦东、重庆两江、甘肃兰州等国家级新区，武汉两型社会建设、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国家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1.4人口的跨区域性流动人口流动是自古以来都有的“天然”现象，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科技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样化和频繁，而人口流动也越来越容易和便捷，尤其是农民群体在城乡间的往来流动占绝大多数。这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人力支持，为较落后地区带来了思想变革的先兆。

2我国区域一体化及法律治理中的问题

国内经济一体化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性支持和调控，例如逐步取消和打破阻隔各地区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等等。同时根据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特点和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人口、资源等问题，但是仅仅依靠政府是无法圆满地从彻底上解决问题的，除了政策性支持和引导之外，政府应寻求和积极力促各地区间的更普遍和更深层次上的互补双赢与合作，建立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律治理模式，但是我国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治理中存在许多问题。

2.1缺乏统一遵守的合作协议或章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没有根据各地方的利益诉求去建立各地共同遵守的区域合作协议或章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个区域的政府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并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但在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各地政府为了各自政绩而忽略区域全局的建设，强化各地方的资源配置和重复建设，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市场分割的盛行，由此可见利益分配问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发展问题[2]。我国当前区域合作主要通过区域合作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基本上是单一领域的合作协议，缺乏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协议约定，因此难以形成真正有效并可持续性的区域合作机制，最终难以实现共同利益。

2.2缺乏区域政府间的长期合作机制我国部分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主要通过制定行政协议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虽然引导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措施代表的只是发展的方向与发展的具体内容，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可持续性的、长期制度化的机制，更遑论符合法律精神的违约责任认定机制和解决纠纷机制[3]。如果缺乏区域间争议解决机制，会严重限制政府间的合作。

2.3限制了社会公权力的作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忽视了公民参与治理的作用，区域一体化的建设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与民众息息相关，公开是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的重要要求。法律治理的公开机制能够有效地保证各区域之间政策运行的透明度，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促使各地区之间及时获取信息，学习实践经验，形成合作和互动。通过发展区域中多元素和多主体的参与，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管理体，充分发挥社会公共权力的作用。

3法律治理模式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有利于实现区域合作效益的最大化，而法律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法律治理模式指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治理是行政管理中的新型沟通合作理性，在权利运行方面，治理是关系到上下、水平方向的互动管理过程，各地方政府进行协商与合作，制定共同目标，共同实施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与职责[5]。每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离不开与之相对应的法律结构，法律治理模式中主要分为三种模式。

3.1硬法治模式区域治理中的硬法治模式指的是确定的、可预期的法律，能够保障社会的秩序和基本价值观念，从而满足社会法治化的需求[6]。但在区域法律治理的过程中不能完全运用硬法，也没有必要进行全面的硬法治理。在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中硬法很多时候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3.2软法治模式区域治理中的软法治模式指的是由区域各地方成员协商一致，共同制定发展经济的规章制度，软法律虽然不具备强制力，但是各个地方成员必须遵守，具有约束力[7]。软法律模式的缺陷就是过于理想化，在当下社会无法真正实现民主与法治，各个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如果一方不遵守协议，会造成其他损失。

3.3混合治理模式混合治理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软法和硬法的优势，能够充分实现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硬法和软法的有效结合使法律治理更具多元化和有机化，软法有利于回应社会对公平、法制的需求，硬法能够确保区域中各个地方的遵守程度，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法律治理的重要手段。

4构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法律治理

4.1法律治理的实践轨迹区域行政协议和区域性组织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初期的法律治理机制，其中行政协议指的是各个政府机关之间缔结的协议，行政协议不仅用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其内容也逐渐向合作和发展转变，逐渐成为重要的法律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是进行统一市场、优化产业结构的改革，破除各地方立法，因此我国在改革法律治理的过程中对地性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和协同立法，并采取区域行政规划和区域行政指导的领导方式，在不断地实践中形成了区域行政协议、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协作立法、区域行政规划和区域行政指导等五种法律治理方式。

4.2法律治理中的政府首先要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体系，借鉴国际上欧盟的成功经验，注重基础条约的重要保障作用，并广泛运用于我国区域中各地方内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法律制度进行引导，各个区域内的各地方是公平、平等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及中央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立法进程，明确各个地方政府在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职责，避免地方保护主义。通过立法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促进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要建立有效的区域一体化领导组织机构，加强各区域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各区域的领导集体组织，并形成长期的合作机制。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应要相互协调，逐步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导协调机构，并制定符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逐渐形成本区域长期的发展模式。最后要不断完善司法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地化解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各项矛盾，如果无法有效地确定责任的承担主体就会阻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司法纠纷解决机制中建立有效的司法纠纷化解机制，及时解决各地方政府、公民与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矛盾与纠纷，促进矛盾的有效解决。

4.3法律治理中的公权关系法律的制定在于反映民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应充分体现社会公权关系，充分体现民主协商性在法律治理中的作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主题更加多元化，公民能够代表公共自治区的广泛民意，与此同时，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应更加开放，向社会与公民的各项利益诉求开放，最终法律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商谈、合作，注重与各个地方的沟通与对话，强调共同的认同和共识，促进区域各个地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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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迈入和谐小康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但由于我国地域宽广，地理条件复杂，在改革开放后，因为资源禀赋和国家投资倾斜的重点不同，致使我国区域间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将严重制约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因素和发展对策，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我国现时期的重大经济发展目标，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十分具有其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背景分析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的国际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现象，同时，如何攻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研究中最热烈的课题之一。我国由于地域状况及经济制度的特殊性，研究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就变得更为重要。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便成为制约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时至今日，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在呈现出逐渐加大的趋势。基于此，国家提出了平衡二元经济的战略，以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现象。在现今经济爆炸的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经济发展在适应世界经济的大前提下，更要扭转被动局面化为主动，建立适应现今经济的区域经济体系，早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一体化。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很巨大，获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在自然条件、历史背景、社会发展程度等种种自身因素的限制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大。具体体现在：

（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转变，再度扩大了建国后已经缩小了的区域经济差异，并且越来越大。

（2）社会发展与城市文化水平的差异

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大，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小城镇建设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随着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西部与东部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并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所有制结构导致的差异

根据1993年的数据资料统计表明，西部10个省区除新疆外，其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收入水平平均数以下，最低的贵州仅为全国平均数的46.2%，而上海的人均GDP竟高达贵州的9.5倍。

东部地区非国有化的比重大，而西部地区是国有制经济比重大。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无论是在发展时间还是发展数量上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制度因素

我国现在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研究表明，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取决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而当一个地区的只有在非国有化程度越高的时候，经济市场化的程度才能越高，经济发展也才能更快。

（二）政策因素与人力资本因素

由于原来中央集权体制的影响，中央政府的偏好完全可以决定我国资金的投入。把内地作为投资重点，片面追求中央目的，忽视地方局部利益，而地区间收入差异却没有因为这种投资分配政策而缩小。改革开放后出台的措施，采取了先沿海、后内地的推进方式，抑制内地的发展，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了明显的发展优势。因此，政策因素可以说是作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区域间劳动者素质差异情况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所以说劳动者的素质也是影响所在区域内生产率高低的一个直接因素。

（三）区位因素

沿海地区，临近日韩、港澳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又有北京、上海等多个大城市作为依托，区域经济发展迅速，而西部地区却并不具备这样优势的发展条件，区域经济缓慢。我国市场发育水平和出口依赖度，东部地区均远远高于西部地区。

（四）历史条件和经济结构

构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现实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差异，而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区域经济结构。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占全国工业比重超过百分之五的地区共有七个，其中，东部地区占6个，仅有一个分布在中部地区；比重不足百分之一的地区分布在中西部的有七个，东部仅有一个。

（四）区域文化和市场化程度

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化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也将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两极化现象相当严重，东西部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差距也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近年来，国家制定了各项经济改革措施，并且对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充分发挥单位、企业、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政策，以提升各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重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互动，以东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飞跃。

四、总结

综合种种，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度差异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但过大的经济发展差异却会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因素和发展对策，有效降低区域经济差异，才能保证区域经济的长期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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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含义及分类

所谓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对一定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特征、经济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的高度概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可分出众多的类型。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政府、市场及资本三个因素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从政府管理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分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成计划经济型、政府主导市场型和自由市场型。我国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计划经济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经济领域中逐步退出。政府对经济不再是过去的行政式的绝对控制，但目前在经济生活中仍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仍在扮演领导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因此，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便属于政府主导市场型。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趋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将会逐步让位于市场，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最终转变为自由市场型或市场主导型。

从资本的所有权来分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公有资本推动型、民营资本推动型和外来资本推动型等。其中，公有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已经并将逐渐减少，但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仍具有重大的影响。而民营资本推动型和外来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央政府对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成分的放松放活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典型模式有民营资本推动的温州模式、外资推动的珠江模式等等。

二、三大成功模式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

(一)苏南模式：政府推动型+公有资本推动型

苏南模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并出资办企业。政府具有生产者和投资者等多重的职能和角色。所以苏南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和公有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苏南模式形成的时期，苏南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苏南模式在政府推动下取得的经济辉煌的背后也深藏着以下一些严重的问题：

政府不甚合理的集体所有制偏好造成经济成分的单一和市场发育的滞后。苏南模式下的企业主要为单一的政府支持兴办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受到地方政府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压制，结果造成区域经济成分单一，抗风险能力差。而且由于经济的主体是不完全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乡镇企业，又造成区域内市场及市场机制发育滞后。

政府片面的政绩取向。尽管苏南地区在2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GDP增长率。但城镇与农民人均收入以及就业率的增长速度要远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更专注于GDP的增长，而不是更专注于关系民生的人均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导致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官员腐败。地方政府将企业生产经营的部分利润用来建学校、养老院等，平均主义严重。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公有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导致了苏南不少地区腐败严重和官富民穷的、问题。

(二)温州模式：市场主导型+民营资本推动型

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在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是一种“无为而治”的角色。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主要得益于民间私人资本的推动和运作。因此它是一种市场主导型和民营资本推动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结构。

温州模式的影响范围不仅仅限于温州地区，浙江省大部分地区都具有和温州模式相似的特点，因此有人主张将其扩大为“浙江模式”。温州模式和浙江模式具有非常多的共同点，所以笔者在此采用浙江经济发展的数据来对温州模式的经济绩效进行更大范围的分析。

浙江模式形成过程中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年至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突出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2002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达2000美元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倍。在最近几年。浙江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一直遥遥领先。

(三)珠江模式：外资推动造就经济的巨大辉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及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很快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模式”，简称为“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使得广东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经过20多年的强劲发展，广东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从一个较为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而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年均增长超过13％，在国内实为罕见，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陆地面积只占全国1.85％的广东，贡献了占全国1/9的经济总量、1/7的财税收入、1/4的外资总额、1/3的对外贸易金额。

但珠江模式存在以下的一些问题和缺陷：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对偏大；产业层次较低、企业规模偏小、资源消耗较大；存在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隐忧。珠江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属于外资推动型。但随着该地区土地供应接近枯竭以及低工资优势的逐渐丧失。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使外资将产业和资金转向其它低工资、低地价的区域，从而使本地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隐忧。

三、三种成功模式对我国其它区域经济发晨的适用与借鉴意义

(一)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制度创新

在苏南模式形成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为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在当时单纯依靠企业个体的力量难以解决的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制约。从而使其利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空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但在现时新的经济条件下，由于其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致命缺陷，已不再具有适用性，苏

南模式面临改革和创新。政府应改变以前那种对企业的超强干预，从经济领域中逐步退出。着力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苏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在中国的国情下，政府对经济适度而合理的行政干预和管理有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并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重视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公正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

温州模式的形成完全归功于个体私营企业及民间资本的推动。它的成功证明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温州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是一致的。温州模式下的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相比具有产权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分明、经营灵活、市场反应快、经济效率高等突出优点。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重视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公正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合理利用外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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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依照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国家经济发展逐步实现现代资源的综合开发，多种社会发展资源优化配配置，另一方面，发挥区域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现现代社会区域性稳定发展，为促进我国经济综合开发与应用提供保障。

1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是指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经济开发与资源三市经济协同发展，从呼包鄂经济一体化的地理资源角度进行分析，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省的首府[1]，具有相对完善的经济发展商业圈，而包头是内蒙古经济发展中的第二城市，以工业发发展作为主要的动力，拥有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鄂尔多斯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纺织业也是其发展的主要产业之一。实施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是促进现代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多方面协同运行的主要发展趋势，实现现代呼包鄂经济的全面性探索。例如：新时期，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2]，已经逐步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结构逐步优化，客运、铁路运输等形式逐步建立起发展的网络群体，为内蒙古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发展新空间。

2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效益分析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了我国内陆经济发展协同一致的经济发展规划策略，为了进一步发挥呼包鄂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遇到的经济阻力进行分析，总结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并分析其劣势，实现现代社会整体发展系统发挥其主要的作用。

2.1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交通运输发展中阻力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是现代内陆经济发展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是区域经济逐步优化完善的重要部分，但呼包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无法脱离区域固有的环境发展。从现代企业经营的分析来看，呼包鄂的交通发展的经济投资比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3]，截止目前为止，呼包鄂地区的交通建设依旧落后与国家区域交通建设的基本标准，呼包鄂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枢纽中转建立不完善，无法实现现代呼包鄂区域经济合理对接，对呼包鄂的资源应用带来了巨大的发展阻碍；其次，呼包鄂地处内陆地区，城市建设发展，主要以单一城市发展为主要的经济发展形式，使企业的经济资源运输发展整体对接连贯性低，同时内陆经济发展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比，在城市发展的内动力，城市发展的人流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发展不足，使呼包鄂的经济一体化交通发展内在动力性较低，对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挑战；最后，呼包鄂交通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呼包鄂地区的客运主要以短途运输为主要形式，客运在长途运输中的发展还处于空白状态，客运分布结构资源短缺性较为严重，航空运输也尚未开发，铁路运输在津京唐等地的资运输铁路形式相对发展，但我国南方地域经济的运输发展依旧存在着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对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阻力。

2.2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优势

基于以上对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在交通与运输发展中存在的阻力，以及呼包鄂地域交通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分析，为未来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地域交通发展的主要动力突破口。另一方面，呼包鄂一体化对区域交通发展，也带来了较大的发展优势，其一，我国实施呼包鄂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内蒙古交通运输开发上，提出了一系列呼包鄂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策略，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4]、《内蒙古以呼包鄂为核心沿黄河沿交通干线经济带重点产业发展规划（2010-2020年）》等相关文件，为呼包鄂区地域交通运输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交通发展的指导理念，为促进现代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指导理念；其二，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推进内蒙古城市建设发展的发展资源综合应用率得到全面开发，呼包鄂区域经济资源的综合开发，可以提升区域资源开发技术逐步创新，而交通枢纽作为呼包鄂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自然也会随着呼包鄂地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优化，促进呼包鄂区域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例如：现代呼包鄂城市间的交通枢纽对接结构逐步形成，呼包鄂三市的资源运输铁路网络也逐步完善，从而大大增加了现代内蒙经济运行结构体系得到逐步拓展与优化，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在现代内蒙古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影响性；其三，现代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也为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发展的技术支，新型网络营销模式，将呼包鄂地区资源优势[5]，通过线上线下的资源管理对接，逐步建立起物流资源输送系统，从而带动区域多种交通运输形式得到发展，逐步优化现代物流资源综合管理效率性，实现铁路运输维为主，航空，短途运输为辅的新型物流运输结构网络，不仅是保障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现代区域焦勇运输发展的主要发展新趋势。

3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未来发展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内陆经济发展结构逐步优化发展的主要部分，对实现我国中部，东部，南部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随着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逐步扩展，内蒙古地域交通发展也逐步实现新的发展探索空间，一方面，呼包鄂经济区域内部交通运输形式逐步完善，逐步建立起区域内部交通运输网络结构，发挥呼包鄂三市地域资源优势，结合我国指导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相关政策[6]，完善区域内部交通网络的构建；另一方面，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在区域交通运输发展中的作用，也要加强呼包鄂地区与东部，南部以及北部交通枢纽之间的关联，积极探索航空，铁路等交通发展的新形势，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大呼包鄂地域人力资源，城市发展的作用，促进内蒙古经济发展。

4 结束语

呼包鄂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地域经济开发管理的主要技术形式，也是发挥现代社会资源综合利用率的重要途径，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保障作用，促进我国社会资源的综合开发，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宏伟.呼包鄂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效益分析[J].中国科技投资，2012（26）：18.

[2]晁呈亮，宋彬.浅谈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交通运输一体化[J].交通与运输（学术版），2009（02）：97-100.

[3]陈扎拉嘎呼.呼包鄂城市群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集群培育[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

[4]张喜成.区域综合交通发展规划的若干关键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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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课堂中现代媒体教学资源和学习资源利用不充分中原地区现代媒体教学资源和其他学习资源在课堂外的使用状况不容乐观。现代媒体教学资源，如无线电广播、电视、互联网等都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英语学习资源，这些学习资源涵盖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等各项实践应用技能，但大部分学生只热衷于英语电影、英语文学作品、英文歌曲等趣味学习资源的欣赏上，更多的学生沉浸在故事情节和音乐节奏上。而现代媒体提供的其他教学、学习资源，例如英文聊天室、英语美文赏析及录音、中英文化差异、跨文化知识等多种有利于学生学习英语的资源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利用。

（三）学生对于多种资源的学习意识和主动性培养不到位由于中原地区人口众多，学生的学习压力、升学压力较大，进而导致传统的学校英语教育更多趋向应试教育。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认识还停留在对教材的学习和对习题的练习这一初级阶段，学习目标集中体现在通过课程考试及获得相应的外语等级或资格证书等外部层面上。因此，学生主动学习英语的意识不强烈，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造成多种学习资源闲置或浪费。

（四）教师在英语课程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完全中原地区传统的英语应试教育导致英语教师无法从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中走出来，教师没有真正理解课程标准所倡导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中缺乏创新精神，不能开展研究性教学。虽然在课堂上，大多数教师都能用双语或全英组织教学，安排学生进行跟读、分析文章结构及主题、分组讨论、个体发言等互动环节提高学生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机会，但由于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英语表达缺乏自信，或者在表达过程中多次遇到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老师的帮助，进而失去了学习兴趣。在课外，教师的主要工作是为学生辅导答疑、批改作业等。虽然学生通过这些环节的练习，巩固了所学知识，但大部分学生却没有相应的环境实现课本的理论知识向实际的交际能力的转化。

二、创建良好英语环境的举措

随着我国大力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这一重要战略任务的落实，中原地区建设成熟、多元化的英语环境迫在眉睫。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经济特性。②因此，以语言经济学为指导，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以满足经济及市场需求为目标，建设中原经济区多元化的英语环境，既能保障英语资源的充分利用，又能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

第一，从宏观与微观，即社会和学校方面创建良好的英语环境。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的宏观经济价值是指“语言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实际使用地位、频率、语言变化、人们对语言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政策”。③因此，作为宏观层面的社会在创建良好的英语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社会可以多向学生提供一些接触英语的机会，输入大量的英语语音信息。比如转播英文广播、英文电视节目、开放社区英文图书馆、举办地域性外联活动等，积极营造英语氛围。政府也可以设立专门的培训中心，使有就业需求的学习者通过专业学习获得各类英语职业资格证书。微观方面，主要从学校的培养角度出发。首先学校作为连接社会与学生的桥梁，尤其是高校，应该转变教学理念，促进学校这一学习场所成为外语教学的市场主体。结合中原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和学生发展志愿，设置不同层次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完善英语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形成特有的英语人才培养品牌，最终使创建英语环境的内部效益和外部效益，如学制、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师培训、教学内容与方法等微观方面与英语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创建良好英语环境的政策评价与规划等宏观方面实现英语环境资本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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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推行一带一路的宏观政策有助于促进协作，确保在与他国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升国内的综合经济水准。因此可以得知，一带一路密切连接了各区域的港口城市，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构建海上的互联互通。在形成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带的同时，一带一路构想也体现了明显的辐射效应，因此在本质上符合了开放与合作的基本宗旨[1]。进入新时期后，各个行业的进步与发展都不能缺少沟通与协作，这种现状更加突显了区域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各区域具体在推进自身经济进步的过程中，有必要密切结合一带一路的新时期战略，有序把握机会并且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机遇

受到一带一路的带动与推进作用，各区域经济都迎来了珍贵的机遇。通过完善现阶段的基础设施，对于各区域的内需进行了有效拉动。面对一带一路的新背景，西部地区构成了新时期的交通枢纽，这种现状有助于西部获得更强大的基本政策支撑，具体在建设各项基础设施时也能获得更多资金。由此可见，施行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健全基础设施[2]。

此外，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行也有助于优化产能并且调整各区域的经济结构。面对新时期的背景，东北很多重工业基地都在致力于全面转型，而广大西部也因此得到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利用当地充沛的自然能源，可以构建新型的清洁能源产业，这样做有助于带动新型产业的逐步强大。

二、面对挑战的对策与措施

首先是重新定位地方经济。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下，各区域经济如果要维持长期性的强劲态势，那么关键在于保持独特的区域优势，针对地方经济也有必要构建全新的定位。各区域既要保持独有的特色，同时又要致力于体现新特色，在此基础上避免过于频繁的经济波动。只有重新定位，才能把一带一路与区域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

其次是科学划分区域职能。从现状来看，区域经济逐步融入了国际化，针对区域本身的职能也要予以重新界定。解决产能过剩，基本措施就在于协同发展，在优势互补的前提下确保有效衔接下游与上游的关联产业。作为各地区的有关部门，应当克服自身的资源瓶颈，致力于修补脆弱的地域生态。各个地区经过全方位的优化与再造，就能遵照科学规律来划分职能，进而全面提升各区域的生产力[3]。

第三是快速建成配套服务。区域经济的长期进步不能缺少配套服务作为保障，对此需要快速建成配套性的服务行业。针对第三产业来讲，应当推进全程性的动态调节，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逐步满足日益旺盛的服务行业需求。在服务行业中，典型就在于运输服务，对此应当构建一体化的互联互通模式。与此同时，各区域也应当着手建设全方位的交通枢纽，对于关税改革予以深化，确保海上货运符合实效性与安全性的基本要求。

三、结语

受到区位要素影响，较长时期以淼亩酝饪放程度并没有真正达到完善。从整体来看，东部表现为相对较快的区域发展速度，而内陆与西部则体现了较弱的区域经济形势。推行一带一路的综合性战略，有利于在根源上拓宽覆盖范围，在此前提下密切结合了国外与国内的各个领域经济。由此可见，一带一路与一体两翼的基本构想密切结合在一起，进而也助推了区域经济的整体升级和优化。未来在实践中，各区域应当把握好一带一路给本地区带来的珍贵机遇，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措施来推行开放政策，确保提升本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准。

参考文献：

[1]周凌云.试论“一带一路”对西部地区发展的机遇及挑战[J].中国集体经济，2016（07）：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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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服务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中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金融服务创新过程中需要坚持金融法规和政策，按照行业发展的特点制定正确的措施。国有商业银行需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进行业务创新，整合银行的优质资源，分层次推动金融服务自主创新工作不断前进。促使区域经济和银行收益能够形成良性互动。金融服务创新需要正确定位，一方面的微观金融服务创新，另一方面的宏观金融制度创新。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推动金融工作不断前进。

（二）金融服务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机制金融服务创新需要建立适合中小企业要求的信贷管理办法，积极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当前需要发挥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实现金融服务创新，为优质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银行当前要不断拓展信贷投入渠道，培育新的经济效益增长点，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结构，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营企业需要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过程中需要坚持便捷化原则，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制定金融服务战略，形成良好金融互动机制，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服务创新过程中需要积极发展个人资产业务，全面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需要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启动国内市场的各项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消费，全面控制金融风险，实现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金融服务过程中需要整合客户信息，全面做好客户信息的细分工作，在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以客户为中心，对跨部门、跨产品、跨系统的个人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制定符合客户信息发展要求的业务规则，保证客户信息形成关联，全面提升资源信息共享水平。金融机构需要加大网店建设力度，根据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建立合适的网店。保证客户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在标准化业务分流中，全面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全面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益。

金融服务与区域经济相互发展的举措

加强银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发展。信用社是县级机构的主力军，垄断着农村金融信贷市场，发挥着信贷支农主力军的作用。但农村信用社受科技落后、汇路不通、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制约，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国有银行要利用产品和科技资源优势，多方位加强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共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一）推广信贷新品种一是瞄准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积极寻求上级行支持，加快有条件承诺函的办理速度。二是对已经成熟的建设项目，灵活运用项目储备贷款和流资搭桥贷款及时跟进。三是对银行重点支持的客户，进一步推广长期贷款分期偿还、整贷零还、循环贷款等新品种，大力推介非回购保理、法人账户透支、委托贷款等新业务，支持发展壮大。四是积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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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3―0063―05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的相互渗透、紧密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以区域一体化为导向，努力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京津冀北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对区域一体化的要求

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是制约京津冀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其中，冀北地区在生态功能上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可持续的开发方式、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造成冀北24县形成面积达数万km2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180多万。脱贫的强烈愿望，驱使着当地居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从而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作为中国少有的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四重耦合区域，环京津贫困带发展的关键在于挣脱“忽视环境一导致贫困―挣扎自给一竭泽而渔”贫困循环链的束缚，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也是京津冀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区域分割的管理体制与生态系统的一体化要求相悖

京津冀北包含多个独立的行政地域单元，各地方政府对辖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人地系统的一体性与经济、行政区域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生态环境等外溢性基础设施无人愿意提供和维护，形成“公共地的悲剧”。1980年以来，冀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生态治理，大多是以国家出资并组织生态建设工程的形式进行的。这些工程为净化京津水源、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效应，显示出中央政府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方面的组织优势。然而，单纯依赖最上层的整合力量，缺乏市场力量的参与及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使得生态工程的后效不尽理想。由国家投资的工程，普遍存在重工程建设安排、轻工程管护的倾向，管护费用落实不到位，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难以保证绿色屏障工程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由于京津两个直辖市与周边的地级市在行政地位上并不平等，这在观念和政策上妨碍了平等协商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目前京津与冀北资源环境关系仍是靠行政调控和行政命令，水资源的非市场化分配给冀北地区带来巨大的水资源使用权损失。1980年之后，为确保京津两大城市用水，河北无偿让给京津供水指标19.6亿m3。冀北地区作为京津两市的主要水源地，需遵守严格的环保政策及产业布局规定，从而限制了其产业选择，造成巨大的发展权损失。近十年来，为保证北京市用水质量，河北省张家口市先后关闭污染企业600多家、停产治理280多家，放弃了20多个效益好而污染大的项目；在承德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元。张承两市为保护资源环境做出的贡献和蒙受的损失基本未得到补偿，少有的一些补偿多属临时性的动议，补偿标准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区际生态补偿不足，使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无法调动起上游从事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生态治理的统一进行。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24县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今天二者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4年，冀北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县均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财政实力的差距导致京津与冀北地区在水利建设、环境绿化等方面政府资助力度相差迥异。封山禁牧规定增加了畜牧业投入和运行成本，北京远郊山区通过由政府出资进行技术扶植、增加护林员、对养殖户进行补贴等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增收与保护还林还草成果的现实问题。而冀北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为封受损失农民进行补偿，禁牧后农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很大，个别地方已经出现“弃草种粮”现象。张家口市单位水量产出粮食平均只有0.67kg／m3，大大低于北京市的2.0kg／m3，主要原因是灌区基本设施改造、节水灌溉的推广所需成本和风险超出了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承受能力。

可以看出，冀北地区居民无论在机会选择还是结果占有上，都未能享有与京津地区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面临着生态与生计的尖锐矛盾。而京津居民既然享受了“护城河”和“后花园”生态好转所带来的利益，就有责任和义务为此付费；并且，下游受益地区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无论是由用水户直接向水源地进行补偿，还是由财政预算支出，都不会损害其既有的福利水平。显然，张承两市生态建设所带来的正外部性，需要在经济圈之中实现内部化。只有在区域一体化基础上进行生态治理，才有望解决冀北生态功能区定位与脱贫致富之间的矛盾，以及生态服务一地供应与多地消费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及收益

1980年官厅水库丧失饮用水源功能以及连续几年沙尘暴的肆虐，使得生态安全成为京津冀关注的热点，围绕生态建设而展开的区域合作也迅即启动。1995年和1997年，北京市两次向张家口市及赤城县捐助200万元，用于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水环境治理；20M年北京市给予赤城县“调水”补偿款666万元；1995～2004年，北京市向承德市潮河流域的丰宁、滦平两县提供水源保护资金累计达2 000万元以上，2006年又宣布每年安排落实2 000万元帮助河北省治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地区水环境。2006年10月签署的《北京市与河北省政府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决定，由北京市按照每公顷30.015元(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密云水库上游“稻改旱”损失补偿。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扶持周边贫困地区工作设想中提出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建立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承德则提出“以水联利”的供水新思路，张家口、天津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出，基于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地政府的共识。 京津两市给予冀北地区的“支持”和“捐助”，虽是零碎的、非制度化的，但昭示了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路径。京津张承各市间天然形成的生态联系，使它们具有合作的可能性，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态偏好强度的提高，这一生态联系将更加牢固，共同的生

态利益将成为区域一体化强有力的“助推器”。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

京津冀北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单元和经济一体化区域，在生态环境整治、资源和资金积累及产品市场拓展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统筹规划，进行全方位的联合与合作，真正成为“生态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其中的突破口在于从修复和改善冀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人手，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转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一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一)生态治理的成本共担

生态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立成本共享、保护环境的观念和制度。就京津冀北地区来说，关键是建立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水资源转让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功能区凭借其提供的生态服务获得合理的收益。

1　应借“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之机，进行跨区域水权的初次分配，明确同一河流上下游区域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有效减少争议。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简单地以各市土地面积和人口为基础确定水资源配置基准比例，没有施行向水源保护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原则，这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鉴于冀北二市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和为京津用水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应赋予其取水优先权，使其能在二级市场上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京津发达地市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2　建立准市场运作的跨区域水权市场。博弈分析表明，一条河流的上中下游地区，在没有严格约束之前，各地区任意取水和任意排污是最优战略，结果是下游来水量越来越少，水质不断下降。假定存在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各地区的实际取水量和排污量将充分考虑到水权价格和排污权价格等因素，实现合作均衡。因此，建立水权市场和排污权市场，通过水市场的作用来达到上下游共同投入、保证水质的目的，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水权交易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主要表现在：交易双方囿于水资源分布的天然限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跨区域水权交易不是“大数市场”，难以形成充分竞争；同时，居民生活用水、生态用水等是不能被剥夺或任意侵占的。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化的水权交易不足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可行的方案是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流域民主协商、准市场运作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运行模式。

3　建立水源涵养保护区和调出区的政策补偿机制。水价是水资源的价值体现，如果实现了资源环境的全成本定价(包含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三项)，就可使资源富集地在生态交换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环境价值。在界定了水权之后，冀北向京津“无偿调水”就要变为“有偿用水”，供水价格要达到河北从山东购买黄河水的价格，水价提高部分返还给水源涵养地和供应地。即便如此，冀北供应每吨水的成本较之南水北调的价格仍然低得多，京津用水户是可以承受的。除水市场收入外，还可从京津冀三省市财政收入中提取0.5％以建立水土保持基金，以补助在城市上游建设风沙源防护区、水资源涵养区等生态屏障建设和维护工作经费支出。

总之，对上游来水按质按量给予一定补偿，确保上游用户和政府不因节水治污行为而产生经济损失，才能确保京津冀优质水源在将来得到持续不断的供应，这是生态经济一体化的必经之路。

(二)生态型产业支撑体系的培育

贫困地区要实现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构建生态・经济双优耦合系统，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自然资源组合优势，其产业发展方向在于形成由节水型种植业、商品性畜牧业和防护性林果业构成的生态农业框架，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为特征的新型工业，构建以绿色商贸物流业为主体，生态文化旅游业和生态管护业为两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生态产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先进的知识，而这是贫困地区内部所难以解决的。因此，要通过有力的投资诱导政策和技术扶贫政策，鼓励京津的清洁技术和生态型产业转移扩散到冀北地区并植根。对于冀北现有产业向节水、生态、环保型转变所造成的发展权损失，要由京津两市给予一定补偿。

造林绿化是生态治理的基础工程。欲将环京津贫困带打造成环京津生态圈，就必须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进行制度创新，明晰产权，吸引区内外民间资本投入，通过生态产业的集聚实现劳动就业和区域收入的提高。考虑到生态建设的公益性和外部性特征，可尝试以政府生态购买等形式，大量增加护林员名额，建立一支由国家供养的生态管护队伍，解决国家生态工程管护不力的问题。按照《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规划(2001～2010年)》，到2010年张承两市生态移民将达到8万人。可结合资源开发，由京津有关企业吸收部分劳动力，或将生态移民安排为护林员或生态护库员，促使农业劳动力向生态服务业(主要是生态林草管护)转移。

农业必须改变以粮为主的传统模式，用退耕增产和退耕圈养增收来改善农牧区的生态环境，并以此为依托开发有竞争力的生态农产品。其一，为保护好已有的生态治理及退耕还林成果，当务之急是解决退牧、舍饲、退耕后当地农民经济生活遇到的实际困难。要由京津政府予以支持和补助，除了土地使用权损失补偿之外，还要给予充足的生态管护补偿，提供买奶牛的贷款，提供优种羊用于繁殖，以形成长效生态建设和巩固机制。其二，围绕建成“京津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加快区域农业产业化进程。冀北要在京津农副产品市场上进一步拓展份额，必须改变分散的市场供应结构，依托龙头企业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农业产业化链条，同时提高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开发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以供应京津高端市场。北京华都食品肉鸡产业化扶贫项目，北京三元集团与河北怀安大规模的金融扶贫合作，正在积极推进中，这表明企业已经走到了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台，产业基地模式将在今后成为京津冀北“城乡生态互联经济”的主体。

生态旅游是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的捷径之一。北京市帮助滦平县作旅游规划，组织市民进行“饮水思源”生态游，带动了滦平旅游业发展，富裕了的农民则主动维持生态环境的改善，这是很好的模式。京津冀应该启动旅游规划联合工程，共同打造生态旅游，使旅游成为冀北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京津冀北生态合作的组织机制

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过程和状态，本质特征是集体或联合决策，在现行体制下必须是市场、行政和法律方式相结合的。刚性的行政壁垒构成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体制障碍，而行政区划调整将伴生高昂的社会成本。要在现行的行政区划框架内减少“邻避”行为，实现总体利益的协调，就需要政府治理形态的嬗变――从原来的行政区行政模式转变为区域公共管理模式。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机制是单一的科层制，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

权威中心，管理导向指向区域内部的公共事务。而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它以分散的、多元的权威中心来进行“多中心”治理，在传统的科层制之外，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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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2-092-02

山西省是中部六省之一，在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之后，中央吹响了“中部崛起”的时代号角，国家政策终于开始向中部地区倾斜了，中部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迎来了自己的时代。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十一五”期间，中部地区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由下降转变为上升，“V”形反转的态势已经形成，被誉为“中国经济脊梁”的中部地区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中部六省紧抓这一难得机遇，在新一轮发展中好好利用累积的后发优势，必将强势崛起。在中部六省迅猛发展势头下，山西省也策马扬鞭，山西省于2009年申请了“综改区”和2011年申请了“大学城”，均获审批，可见中央对山西省的重视与支持。山西省充分把握了这一难得发展机遇，积极转变发展思路，努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实现跨越发展，建设全国新型能源基地和新型工业基地，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大踏步迈进。而山西大学城的建设，则是山西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关键一环，是推进综改试验区建设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太原都市圈核心太榆同城化的点睛之笔。系统地梳理山西大学城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山西大学城概况

山西大学城是经过省政府多次研究而决定建设的山西省高校教育园区，位于晋中市北部新城北侧，一期规划占地9900亩，总建筑面积360万平方米，总投资90至100亿元，拟入住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太原师范学院、晋中学院、山西传媒艺术学院、山西中医学院、山西煤炭学院、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山西职工医学院10所高校。山西大学城已于2011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2013年投入使用。大学城建成后，容纳师生总量将达到15万人左右。大学城突出“儒雅大学、秀美河湾、拙朴晋韵、时代风景”的规划设计理念，力求通过近10年的规划建设，把山西大学城打造成中部地区一流的“智慧谷”。大学城西距太榆路1.6公里，北距太旧高速公路2公里，与晋中市榆次区环城东路相接，四通八达，满足师生出行要求。新城内待建的汇通大厦、晋中市博物馆、图书馆、城市规划馆、青少年科技中心，连同雅乐公园等，将把山西大学城打造成一座功能齐全、服务齐全的现代化高教新区。大学城建成后，将成为山西省中部商务新中心、旅游集散地、职业教育和创意文化中心、地方企业商务与研发基地。

二、山西大学城对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1.山西大学城是太榆同城化的点睛之笔。为充分发挥省城太原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山西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太原都市圈的战略决策。而太原和榆次作为太原都市圈的“核心圈”，太榆同城化将成为太原都市圈建设的突破口。太榆同城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两地的具体体现。然而，与中部地区其他五大都市圈相比，太原都市圈一直发展滞后。因种种原因，作为太原都市圈核心层面的太榆同城化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多年来举步维艰。

然而，自2011年4月15日山西大学城开工奠基始，太榆同城化即全面加速，在省、市、区三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太榆同城化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山西大学城正好连接了晋中北部新城和太原南部新城，从而真正实现了太榆地理空间上的同城。但山西大学城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此，而在于经济社会上将两市连接。太榆同城化的实质也正在于经济社会的全面一体化，而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毗邻。山西大学城的建设与发展恰恰可促成两市经济社会的全面一体化。山西大学城以理工、医科院校和综合性研究院校为主，整合了太原晋中两市高校现有的优势。山西大学城依托晋中北部新城建设居住区和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上依托城市轨道交通、衔接城市路网，将太榆紧紧相连，促成两市多年来的同城夙愿。

2.山西大学城是推进综改试验区建设的重大举措。山西省作为煤炭大省，多年来为全国输送了巨多的能源和原材料，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全国。由于持续大规模高强度的煤炭等资源的开采，导致山西省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资源几近枯竭，许多市镇已成“空城”，已不宜人居。

在全国大力提倡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山西省积极转变发展思路，探索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路子，摒弃以往粗放单一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多元化迈进。实践上已取得了可喜成绩，比如：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态环境的建设，民生事业的加快建设等。2009年下半年山西省向国家申请“综改区”，中央对于山西省的积极探索，特别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时隔仅一年余，便给予批复。在2010年12月1日，国家发改委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足见中央对山西省的重视与支持。

综改试验区对山西省提出了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要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代表，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全国具有重大示范意义，每一步尝试，都极具标本价值，能给全国的资源生产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山西省具备其他省份难以复制的资源优势，要尽快把资源要素资本化，乃至市场化，而这需要大量的各类人才，因此在这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山西大学城可以称得上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因为只有它，可以为山西省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所需人才。

3.山西大学城是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全国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同其他省份一样，山西省也面临着高校发展空间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建筑老化、校区分散、管理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为优化山西省高等教育布局，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更好地满足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省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建设山西大学城，且已列入2011年山西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大学城既能满足高校外延式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大学城不同于传统大学，它是多所高校的集聚，为各高校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创新体制机制，创造了机会，提供了平台，可极大地促进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山西名校走向全国打下了基础。

三、山西大学城对周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1.改善硬件设施。建设大学城，山西省政府在硬件设施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目前已开通太原至山西大学城902、903路公交，并且按照太原市交通建设规划，太原5号线会延伸至大学城，并设置两个轨道站。整个大学城内设立至少15处公交站点，以满足师生的公交出行需求。同时，这也大大便利了当地居民，拉近了当地与省城的距离。长期以来，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当地一直无法发挥临近省城的独特优势。大学城建设带来了当地交通条件的改善，增加了当地对省城的吸引力，加上当地土地、矿产、旅游等资源较为丰富，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并且其毗邻省城的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城市基准地价便宜，发展空间较大，成为了太原城市扩展、产业转移的首选方向，这将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2.提升土地价值。大学城的建设将极大地提升周边土地价值，促进当地教育地产的兴起，繁荣当地的房地产业。同时，当地农民可进行房屋的出租，盘活土地资源，在获得传统农业收入的同时，也可增加额外的商业收益，耕地、经商两不误。失地农民可合理利用征地补偿款，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利用区位优势、政策优惠等条件发展各种经济。而各种经济的发展比如：房地产、商业、劳务、租赁等也可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了，从而可以为当地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3.拓展消费市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的增长必然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政府的规划，山西大学城建成后，师生总量将达到15万人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而且，大学城本身的消费市场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市场。每个大学生都要在这里生活四年，有的甚至七年或者更长时间。大学城的学生总数按照15万来计算，每个学生平均每年开支5000元，一年学生消费开支总数就是7.5亿元。当然还有一些家长或者亲朋好友的来访，此外还有高校的教职员工的开支，无疑会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群体，将大大促进该地区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壮大。

4.发展旅游产业。旅游业在目前已经发展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朝气蓬勃的产业。大学城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山西大学城就坐落在历史悠久的晋中市。晋中位于山西腹地，气候宜人，是晋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全市可开发利用的各类资源100多处，特别是名城、名院、名山、名村更是名贯全省，如平遥古城、介休绵山、榆次乌金山、常家庄园、大寨虎头山森林公园和左权龙泉森林公园等。这些自然与人文景观虽然有很大的旅游价值，但“藏在深山人未识”，目前并未得到充分地开发利用。因为，发展旅游业既是一项产业工程，更是一项社会工程，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繁荣一方经济，但也深受周边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受到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功能的严重制约。而山西大学城的建设，将极大地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当地的城镇化步伐，且随着大量师生的进驻，将加强信息的扩散与传播，从而大大优化当地的旅游环境，提升当地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和旅游业的文化品位。

5.发展高科技产业。根据平台经济学理论，大学城是构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良好平台，在这一平台强大吸引力的作用下，高新技术企业在大学城周边地区集聚，由此而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群，并在这个平台的作用下逐渐发展壮大。山西大学城整合了太原晋中两市高校现有的优势，以理工、医科院校和综合性研究院校为主，形成涵盖文、理、工、医、建筑、交通等多学科门类的院校聚集地，成为山西省科教人才资源库和新技术、新成果孵化基地。大学城采用企业出资的办学模式，实行“校企共建，学校为主，各校合作”的运行机制。建立管委会，由投资方、校方、经营方组成，履行管理、协调、监督、服务的功能。大学城从资金投入、基本建设到经营管理、后勤服务都采用了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而大学城的市场化运作，更能促进当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汇融通，促进当地教育、科研与产业的一体化。

[基金项目：该论文是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山西大学城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研究”（201204103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曾晓真.大学城建设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以福州地区大学城为例[J].台湾农业探索，2007（06）：65～68.

2.胡海建.大学城文化力对新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推动作用[J].商业时代，2010（34）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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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所得税和财产税属于直接税，商品课税属于间接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由于采用累进税率，可以很好地贯彻税收公平的原则。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但不利于实现税收的公平原则。下文考察韩国宏观税负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并探讨其对我国的启示。

所得税能够很好地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不同地区的人民收入发生变化，购买力就会发生变化，也就会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收入效应来说明税收的这种作用。这里的税制结构是指税收制度中税种的构成及各税种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主要是指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关系。以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进行划分，即凡是税负能够转嫁的税种，归属于间接税，凡是税负不能转嫁的税种，归属于直接税。

韩国税收负担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

（一）韩国直接税和间接税分析

首先是韩国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例。从图1可以看出韩国的直接税所占比例大于间接税所占的比例，且呈增加的趋势。直接税具有不易转嫁的特点，具有良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

其次，分析韩国企业所得税情况。图2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韩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首尔厅的税收收入优势明显，然后是中部厅、大丘厅和釜山厅，大田厅和光州厅最差。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首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厅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厅所在的大丘地区和庆北地区；釜山厅所在的釜山地区、蔚山和庆南地区。最差的就是大田厅所在的忠清道地区和光州厅所在的全罗到地区。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且韩国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税率，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再看韩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图3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韩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情况，从图3可以看出，首尔厅的税收收入优势明显，然后是中部厅、大丘厅和釜山厅，大田厅和光州厅最差。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首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厅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厅所在的大丘地区和庆北地区；釜山厅所在的釜山地区、蔚山和庆南地区。最差的就是大田厅所在的忠清道地区和光州厅所在的全罗到地区。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且韩国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税率，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最后，分析韩国的增值税情况。图4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增值税的纳税情况，从图4可以看出，除了首尔厅的收入相对明显外，其他地区的增值税收入基本都差不多。因为韩国的增值税是消费型的增值税，且增值税是间接税，调节收入的作用不明显。

图5表明了2004年韩国分道（省）和广域市（直辖市）的企业所得税纳税情况，也是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韩国的地方税主要是由财产税制组成的，属于直接税，也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如图6所示。

（二）韩国企业所得税分收入规模纳税情况分析

表1表明了韩国企业所得税分收入规模纳税情况，把韩国的企业按照收入分类，分析一下到底是高收入的企业群缴纳税收多，还是低收入的企业群缴纳税收多。

从图7可以看出收入高的企业群缴纳的税收明显高于收入低的企业群。

本文依照收入规模进行分类，以100亿韩元为标准，分为以上部分和以下部分，分析是高收入的企业群纳税多，还是低收入的企业群纳税多。结果发现，1000亿以上法人企业纳税总额占全部纳税额的79%，1000亿以下法人企业纳税总额占全部纳税额的21%。高收入的企业群多纳税，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1000亿以上法人纳税人数却只占总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数的1%，而1000亿以下法人纳税人数却占总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数的99%，少数富裕的企业群缴纳了大部分的税收，说明韩国的企业所得税起到了很好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进而也能起到调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优化税收制度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增值税方面，目前我国所实行的是不分地区经济差异、统一税率的生产型“增值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税负远远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的重要原材料基地，主要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大中型企业，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严重制约了西部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改造，导致粗放经营，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乏力。另外，以农产品初级加工和资源开发为主的西部地区，增值税税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在西部地区客观上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如果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西部地区能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抵扣，也符合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

参考文献：

1.吴朝霞.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的优化及策略[J].经济师，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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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和竞争也在逐渐增强。将各国贸易纳入全球贸易这个大环境之中，各国之间竞争激烈，研究当前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对推动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新形势下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价值

(一)是当前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科技、政策等其他因素的综合推动。国家的竞争力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还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综合国力。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将企业纳入世界版图之中，科技所带来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曾经，我国是世界工厂，进行大量的代加工，是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剥削”的。但是，现如今，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实现自身的发展，切实提升企业的科技含量，从而促进贸易产品的更新。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与贸易，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外部市场以及先进的技术支撑，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可以说，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间接性推动了我国的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我国应该从当前新形势的特点出发，寻找自身发展优势，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只有对其利弊有着清晰的认知，才能够在新形势下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占据有利地势，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以及世界话语权。总之，把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才能够实现自身长足的发展，推动国际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二)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科技是其中又一影响因素。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竞争过程中，需要的是强大的科技力量作为支撑，才能够迎接来自世界的竞争。因此，科技和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国际经济与贸易过程中，除了表面的经济贸易外，还会带来经济背后科技的交流，使得科学技术进一步提升，推动科技产品的优化升级。对于各国经济贸易发展来说，需要不仅仅是加强经济贸易，还应该主动抓住贸易背后各方面的优势，大力引进陷阱技术，加强自身科技研发，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推动科技创新，一方面是迫于当前世界市场竞争压力，而另一方面是来自世界科技交流的产物。因此，在新形势下，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需要把握好这一机遇和挑战，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科研投入，才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实力以及文化软实力，把握好国际竞争与贸易这一机遇。

(三)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并不是简单某一个国家处于优势或劣势，提高了多少经济总量，而是推动了一个企业、整个行业以及国际分工格局。因此，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渐下降，将各国企业纳入巨大的市场之中，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压力。迫于这种压力，企业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便从侧面推动了企业的优化升级，推动企业的战略转型，搭建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不再是“闭门造车”，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更好地迎接“世界贸易的风雨”。因此，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能够主动推动企业将自身的眼界放到世界之中，树立良好的竞争意识，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另外，企业自身树立良好的竞争意识，对于规范市场经济的竞争模式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使各企业处于良性的竞争之中，不断推动行业发展。

二、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贸易的多元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了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提升。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的经济带有鲜明的个性化标签。比如，中国互联网、通信领域的慢慢崛起，改变了当前世界互联网格局。毕竟，经济发展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只有永不止步的前进者。时代的快速发展，让贸易的形式变得多样化，当前国际贸易和信息技术的巧妙结合，打破了传统贸易限制，拓展新渠道的同时，拓展了各国贸易信息渠道，实现了教育、商业、农业等多方面的发展。基于这一发展趋势，不同的企业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世界这一个大市场开始新的分工，让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实现了下降，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多元化的趋势，带来的是全方位的交流和竞争，也是当前中国在新形势下所要采取积极主动地策略，夯实自身经济基础，搭建多样化发展格局，在国家经济与贸易中崭露头角，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二)科技含量逐渐增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国际经济与贸易过程中，科技占据着重要地位，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科技化趋势已经成为各国不可忽视的一大方面。首先，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实现了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对于提升本国的科技实力具有重要价值。其次，便是科技竞争力影响着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充分展现自身的科技优势，将服务行业外包，实现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绝对的话语权。但是，近些年，美国科技实力略有下降，虽然说仍旧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是美国一些高新企业其竞争力却略有下降。因此，从当前国际经济贸易与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化竞争仍旧是国际竞争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各国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中地位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科研实力，实现自身国际经济与贸易良性、快速发展，进一步规范国际经济与贸易，不断提升竞争力。

(三)自由贸易趋势扩大在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快速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贸易秩序。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对稳定贸易平衡会被逐步打破，实现在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前提下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能够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满足各个贸易国的实际需求，从而提升经济效益。虽然自由贸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的局面，打破原本的贸易稳定的状态。但是，就长期而言，自由贸易能够实现各个贸易国的自身需求，实现“优胜劣汰”，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也需要看到自由贸易背后带来的挑战，每一个贸易国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伙伴，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对一些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应该增加科研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以便更好地承受“自由贸易”下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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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现行的公路等级技术标准，一级公路为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可根据需要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一级公路一般能适应按各种汽车（包括摩托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昼夜交通量为10000～25000辆，为连接重要政治、经济中心，通往重点工矿区、港口、机场，专供汽车分道行驶并部分控制出入的公路。

国道G107（京深线）是中国第一条并入亚洲公路网的公路，是“7918网”的7条首都放射线其中之一，是国家纵贯南北的一条国家级主干线。G107新乡段的一部分，起于黄河北大堤，终于马村互通立交，境内全长83公里，是河南省会郑州连接豫北重镇之间的咽喉要道，也是连接豫北地区与中原、豫南等地区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010年对G107新乡市卫辉段进行加宽改造（俗称二升一），至此G107新乡段全线均达到一级公路标准。G107新乡段改造成功后，交通流量逐步增大，不仅在节约运输成本、减少运输时间、降低交通事故等方面创造了直接经济效益，更为完善新乡市以及河南省的区域运输网络、提升综合运输能力、促进新乡市的经济发展和贸易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新乡市打造“中原城市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沿线区域的发展增添了三大优势：交通便利优势、经济聚合优势和经济载体优势。

1 交通经济优势

G107新乡段2009年的年均交通量已达到22326辆/日，卫辉至新乡市段2008年的交通量也达到了14338辆/日。由于交通量增长速度迅猛，重型车比例不断增加，加上道路街道化程度高，混合交通量大，导致路面破损严重，阻碍了通行能力，交通堵塞频发，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这不仅造成冷极大的资源浪费，而且成为影响沿线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改善的瓶颈。

G107新乡段的改造使得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一是汽车的通行能力大大提高，车辆通行速度由原来的66公里/小时提高到86～100公里/小时，与此同时，车辆油耗费用大大降低，提高了运输成本降低的效益；二是由于行车条件改善，横向干扰减少，汽车换挡次数减少，使得车辆本身零部件磨损程度降低，车辆使用年限寿命增加，由于车辆保养的费用减少，也带来了相应的经济效益。三是车辆通行速度加快，明显节约运输时间，增加了旅客时间节约效益；此外，路况的改善还减轻了司机和乘客的疲劳，提高了行车舒适感，有助于交通事故的减少。

2 促进沿线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

G107新乡段所经主要县市有卫辉市、新乡市、新乡县、原阳县，此路段技术等级的提高也对沿线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横向经济联合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进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2.1 促进沿线产业带的形成，加快产业集聚和工业园区的发展 与高速公路适应长距离、跨省区的过境交通不同，一级公路适应城镇之间的区域交通，不仅能满通的通行要求，而且能满足方便的需求，对实现公路运输门到门的服务提供了可能。G107的改造极大地改善了沿线地区的交通条件和企业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有利于沿线区域发展的区位优势。这种区位优势势必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引力，吸引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向该地区聚集，从而为沿线产业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在若干“点”上形成一定的区域经济中心。这些区域经济中心就像物理学里的磁场，在形成其强大聚集效应的同时，沿G107轴线向周围辐射。G107新乡段对沿线区域经济的推动效应，正体现在沿线各点的聚集与扩散力，最终形成了“点-轴型结合”的经济区域。G107新乡段沿线有三个大型工业园区，这些都是黄金节点，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工业园区成为了促进沿线区域发展的强有力的加速器，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土地集约化经营、产业链式化延伸、企业集群式组合，成为扩大就业的新渠道。在工业园区的强劲推动下，沿线的县市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格局从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转变。

2.2 促进农业经济和乡镇企业 高速沿线对公路带来的产业利益极不均衡，互通立交出入口附近与中间区段差距很大，产业基本只在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附近形成集聚，而一级公路沿线更容易接受公路带来的产业利益，企业在一级公路沿线分布比较均匀。G107新乡段沿线农业逐步从传统农业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效益型、都市型现代农业方向发展，工业逐步向深加工、精加工、高附加值和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整体效益和水平不断提高。

由于交通条件便利，使农业商品化率以及多种经营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果菜种植、畜产、水产和禽蛋养殖业等近郊农业的范围不断扩大，2010年新乡市蔬菜增产4.0%，油料增产2.8%，水产养殖增产6.5%，而粮食作物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2010年全年粮食产量仅增加0.6%。G107改造后进一步缩短了沿线地区农产品运输时间，加速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从而促进沿线乡镇高效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生产。改造后的G107新乡段全线为一级公路，交通通行能力扩大，促使沿线的卫辉市、原阳县和新乡县的保鲜蔬菜、水果、肉禽及水产等高附加值产品得以迅速运往城镇，加速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G107改造后还为沿线乡镇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交通条件，卫辉市唐庄镇、新乡县七里营镇、原阳县桥北乡建立了以乡镇为中心的医药、造纸、机械、化工、建材工业园区，带动了各县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带动附近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发展。

2.3 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新乡市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2处；有国家级名胜风景区比干庙、潞王陵、国家森林公园白云寺、国家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4处，省级名胜风景区百泉、万仙山、八里沟、京华园等54处。G107的改造加强了新乡市及南北区域之间的旅游景点的联系，充分利用已形成的旅游热线优势，形成新的精品旅游通道，更加有利于加强区域旅游事业，带动其他旅游业的发展，成为沿线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G107的改造还拓宽了城市半径，为新乡市“3010”民生工程（30分钟通行圈，10分钟生活圈和10分钟生态圈）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并带动了商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良好的交通条件使沿线区域的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引起沿线区域投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随着一批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和工业园区的建立，金融、保险、商业、饮食、医疗、娱乐等服务业也形成聚集，从而带动了沿线区域第三产业的发展。

3 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G107横穿位于黄河北岸的平原新区，作为豫北地区联系郑州的重要节点和郑州辐射豫北的“桥头堡”，平原新区能够加快中原城市群之一的新乡市与郑州的“融城”步伐。G107改造成一级公路后使平原新区与豫北城市和省会郑州的联系更加便捷，从而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投资吸引力日益增加。从2010年至今，在建和建成了的总投资37亿元的河南科研机构生产试验基地、投资12亿元的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并计划建设总投资50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园、总投资70亿元的新能源动力汽车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吗，能够极大地提升新乡市的经济地理位置，提高城市扩散功能，从而提升区域为优势，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总之，G107新乡段改造成一级公路是新乡市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而且改造后极大的促进了新乡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交通行业本身，有着更为广泛的区域经济效益。因此，要想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修建和改造公路交通，多关注位于高速公路和农村二、三级公路两个“大头”之间的一级公路的建设，在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实施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多元化发展，为地区经济的腾飞提供畅通可靠的交通运输系统。

参考文献：

[1]王庆祝、王宁辉.公路投资对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特区经济，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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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0-0090-02

技术转移理论最初作为解决南北问题的重要战略,提出于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技术转移是指“关于制造产品、应用生产方法或提供服务的系统知识的转移,但不包括货物的单纯买卖或租赁”。普遍意义上,技术转移指的是技术知识在国家、地区、行业内部或之间以及技术自身系统内输出与输入的活动过程,包括技术成果、信息、能力的转让、移植、引进、交流和推广普及。

但在早期,技术转移还是无意识行为,是发达国家打破南北僵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策略工具。而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低碳发展趋势的到来,实施环境友好型技术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增强；伴随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步伐,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应用,需要通过有效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来发挥其巨大作用。技术转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研究机构及政府都关注并参与的战略性选择。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通过促进技术转移来催化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也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势和主流之一。因此,充分认识技术转移的国际新特点和新趋势,对有效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国际技术转移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科技经济进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以来,国际技术转移不断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

（1）随着国际技术转移的速度逐步加快,规模逐渐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其发展趋势已由梯度式发展进入到跳跃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技术贸易额平均每十年翻两番,已接近世界贸易总额的1/2,其增长速度之快为一般商品贸易所望尘莫及。

（2）国际技术转移的结构正在快速升级。技术转移载体趋向软件化、技术转移内容趋向信息化、技术转移传播趋向网络化、技术转移渠道趋向多元化、技术转移形式趋向多样化。形式由单一的国际间技术转移,向包括有技术含量的国际商品进出口贸易、国际技术转让(或称许可证制度)、外商直接投资、合资企业在内的正式市场媒介模式；及包括企业联盟、分包、反工程、出口、通过人力资源的流动实现的技术转移、技术援助在内的非正式的市场媒介模式转换，日益形成当前知识形态技术和技能形态技术两大类别的软技术转移以及人才引进和技术培训为主要形式的技术转移模式。

（3）技术来源的多极化趋势加强,国际技术转移由单向性向双向性发展。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日益成为国际技术转移的两大主要方向。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具有长期工业发展经验的发展中国家,也日益成为当今南北技术转移的桥梁。

（4）技术转移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高技术产品成为世界贸易发展的主导力量。以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为贸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扩展,以技术服务和信息交换为内容的国际技术服务贸易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世界贸易结构变化的基础。

（5）科学技术全球一体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技术摩擦加剧,各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和合作趋势同在。

（6）技术转移受到越来越多的法规、法律的管制,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准则逐步完善、趋向成熟,产权对象日臻完备、范围不断扩大,产权保护趋向广泛、严格和国际化。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问题,世界各国很早就制定自己的《专利法》或类似法规,这使技术的转移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对技术转移的干预比对普通商品贸易的干预程度更大。政治和外交因素对技术转移的影响正在加强,技术转移与技术外交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

2 国际技术知识转移与流动呈现的新特征

国际技术知识的转移与流动是国际技术转移的关键环节,近些年来也不断呈现新的特征。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加强自主开发能力建设的同时,也日益注重国际技术知识网络的构建,国际技术知识的转移和流动的数量快速膨胀、质量也有所提升。在技术知识,特别是产业技术在日益走向综合化和集成化的同时,产业技术本身发生了演变和分化,出现了核心技术知识和一般技术知识。另一个现象是,创新主体在日益推进核心技术知识向精深方向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注重核心技术知识的体系化建设,并以体系技术构筑新的技术壁垒。但由于体系化和标准化的核心技术知识具有较大的粘滞性,不仅成为拥有者极力保护和封锁的对象,也由于较高的掌握和逾越难度而具有较大的流动阻力。

当前归纳起来,国际技术知识转移与流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国际转移主体将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技术转移客体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亚太地区将成为国际转移的新兴市场；技术反向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技术转移对东道国影响日益增强；国际技术转移由单纯技术转移向研究开发的战略转变；技术输出国对核心技术的控制有增强趋势；互联网对国际技术转移产生了深刻影响。

3 新时期技术转移的贡献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脱离科技创新和技术提升来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技术转移作为科研和技术成果转化的途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态势。分析国际技术转移的新特征、新趋势,结合国内的工作实践,技术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了各国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随着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光电子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的兴起和日益成熟,新科技革命已经摆脱了资源禀赋的制约,各国科技优势在国际分工中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技术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转移,加速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国际技术转移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各国和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技术的提供方还是接受方都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技术转移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2)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通过技术转移能够大大提高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产业的整体水平,推动产业的起飞与转换。通过对主导产业、优势产业进行优先技术转移,可以使主导产业真正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头作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通过技术转移实现改造,从而使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3)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转移可以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企业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技术转移可使企业掌握并应用高技术,进而使企业建立起自主开发的技术与人才储备,从而增强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延长了技术的生命周期。实践证明,通过技术转移还可延长技术的生命周期。随着技术生命周期日益缩短,发达国家将在本国的已处于成熟期的技术转移到需要这些技术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发挥这些技术的作用,使供需双方都能从中得到益处,收回的成本还可继续投入新技术的研发,带动了全球的技术进步和升级。

4 结 论

长期以来,技术转移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缺乏良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成为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障碍。近些年来,为了加强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积极发展技术市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从2007年开始实施“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2008年启动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试点工作,各地纷纷建立省级示范机构。技术转移已经逐步成为推动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已成为我国加速区域经济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动力和源泉。目前,我国的技术转移工作已经形成由政府推动、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及科研院所与科技中介组织多方积极参与的发展形态。紧跟国际技术转移发展的新动态,准确把握新特点,在大力倡导和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同时,重视和加强地区技术转移工作,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后我国在制定区域技术转移战略时,也应积极建立区域间工作联系机制,搭建区域间工作合作平台。政府应积极组织推动,建立区域技术转移联盟、产学研办公室、技术转移合作中心等。区域间技术转移,还应联合调研重点技术项目,相互了解技术需求,从而制定区域间技术转移计划。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