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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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 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 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 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

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篇2

学的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统一又斗争，构成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本章的前三节中，我们基本上就是在阐述这一对矛盾范畴在经济实践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运动过程。同时政治经济学还将同生产力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称为经济基础，将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等制度称为上层建筑，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经典作家利用这一基本理论对上的所有社会现象进行剖析，最终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在这一理论构架中，经济法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它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一些著作中，经济体制往往被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是不对的。所谓经济体制是指一国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总称。在我国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的形式、经济运行调节机制、价格体制、劳动工资体制、商业体制、体制等。 我们认为，根据前述理论，经济体制实际上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因为所谓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产品分配形式。 可见，所谓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体制的总和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属于决定性因素，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上层建筑也必然或迟或早地随之变革，这一论断早已为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但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常常为某些理论家所无限夸大，从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量。实际上这一对矛盾范畴中，经济基础是抽象性因素，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它对于人类而言主要存在于认识论上的意义之中。我们的真正力量基本上体现在对上层建筑的改造上。对于这一点，经典作家也有所阐述，他们认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体制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我们所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应该是后者。当历经多年的摸索终于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着体制改革的话题，但是当我们要从纸上谈兵的理论层面进入细致现实的操作层面之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迷失了着力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可操作性意义上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是经济法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都应该在制度与法律的备忘录中印刻下足迹，否则散漫的创新激情在稚嫩的市场肌体上的肆虐很可能只是倍增市场的无序与理性的紊乱，从而导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实现不能。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解说

在讨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时，人们往往将结论落脚在西方的十八世纪的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端又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似乎一切的差距都起源于蒸汽机的发明这一偶然性因素。但是早在托勒密的埃及，人们就已经了解了水蒸汽的力量，但却仅仅被用于娱乐上。同样的蒸汽机，在市场经济的英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在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却归于岑寂。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工业革命不过是近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诺斯比较了西欧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经验后指出，十七世纪的荷兰尼德兰和英国英格兰最早进行了产权方面的变革，在要素和产品市场方面建立了一套更有效的私有权制度，从而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使这两个国家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他指出，“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制度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和创新活动之中，而在其他国家里，税收的绝对量和取得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刺激个人做相反的事情。”

篇3

式，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在回答有关“现阶段改革的特征”的提问时，温总理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现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体制上，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封闭、半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政治体制上，扩大民主，完善法制，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这两方面的改革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后，当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会说，现阶段的改革是中国这个老而又新的国家,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将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改革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总结今年以来的改革进展，分析当前改革形势，研究下半年和明年改革工作。9月5～6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了部分省、区、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南方）。来自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发展改革委主管改革工作的负责同志和改革处处长参加了会议。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同志作了讲话。讲话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总结了今年以来的改革进展、分析了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布置了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改革工作。与会代表交流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200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和“2007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重点就当前发展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何做好当前和“十一五”时期的改革工作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取得积极进展

在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方面：

一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去年底，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正式设立。在加强制度建设和健全内部组织机构的基础上，开展了投资项目筛选等工作。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天津市发行30亿元企业债券，城投集团公司通过企业债券发行，筹资12亿元。

二是进行综合经营试点。在调研的基础上，正抓紧组建泰达国际投资控股公司。

三是整合设立金融机构。设立了天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公司、天津港财务公司，并开展业务。研究拟定了渤海证券公司等企业重组方案。

四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国家外汇改革试点，制定了14条改革实施细则。个人外汇投资香港资本市场试点已经启动，拓展了个人外汇投资渠道。

五是进一步改善金融环境。出台了《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来津投资。天津市已与人民银行签署“促进信用体系建设备忘录”，将滨海新区作为征信体系建设的试点区域。组建国际金融仲裁中心，正在抓紧研究上报方案，尽快开展筹建工作。

在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一是东疆保税港区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取得新进展。制定了到2010年东疆保税港区发展改革规划。探索建立快速通关监管查验体制，拟定了东疆保税港区联合监管协调委员会工作制度和通关各环节监管模式方案，在保税港区实行信息化、封闭化、集约化管理，实现“一线”货物无纸通关、卡口“一站式”放行、区内货物“自由”流动。

二是加快服务外包基地建设。成立了全市服务外包工作办公室，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服务外包工作的指导性意见，首批建设开发区、新技术产业园区服务外包示范区工作已经展开。

三是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进一步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在举办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第二届会议并签署《天津宣言》的基础上，天津市正在积极向商务部申请举办东北亚经济论坛活动。

四是申请举办“亚洲协会年会”活动。目前已初步确定该活动将于明年在天津市举行。在制度改革方面，陆续出台了全市开发区产业布局指导性意见和利用外资综合评价办法，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水平。此外，天津市还进行了外贸进出口“三单合一”改革，取消外汇核销单。

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

一是完成滨海高新区建设总体思路研究和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目前3.6平方公里起步区已开始建设。

二是充分用好滨海高新区的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为此,进一步修订了《天津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并落实好各项政策，上半年通过认定的企业有666家。

三是增强国内外科技资源聚集。为此,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华能集团、深圳中兴通讯等,共同建设研发机构和高科技产品生产基地。建立了中意合作的中医药联合实验室，与德国福兰霍夫研究院合作建设的研发机构也正在进行。

四是推动民营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签署了博乐（中国）生命科技创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协议，基金采取非法人制，总额4亿元人民币。在开发区设立了天津滨海天使创业投资基金，资本总规模1亿元人民币，首期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天保成长创业投资基金进入签订投资协议阶段，基金资本总额1亿元人民币。

五是促进技术平台建设。组织编写了药物分析测试中心、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临床中心实验室和Ι期临床研究平台、工业发酵中试及生产试验平台、生物医学数据处理与信息服务中心等首批5个技术平台建设的实施方案。完成了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的体制机制设计，工作机构组建并运转。

六是召开全球生物经济大会。探讨国内外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战略、政策、生物技术产业投资、融资、产品市场准入、生物产品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开展生物技术产业技术贸易、交流意向洽谈。

七是实施人才和知识产权战略。天津市与国家信息产业部签署了部市《共同发展协议》，加快滨海新区信息产业发展。还与北京、上海、重庆、长春、深圳、杭州、西安、武汉等19个城市达成知识产权协作共识，共同加强专利联合行政执法协作，以及专利信息服务基础信息化应用系统开发建设的合作。

在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面：

一是开展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采取农民宅基地换房，推进新农村建设，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目前，两批村镇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二是建立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制度。制定了天津市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规定，明确了申请协调裁决的权利、程序和期限，使处理征地安置标准争议协调工作制度化。

三是启动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完成了全市13个乡镇、963宗、646平方公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试点工作，为全面开展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工作积累了经验。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

近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手研究建立了有利于强化统一领导，理顺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决定再次取消和调整186项行政审批项目。9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186项行政审批项目。会议认为，2001年10月以来，国务院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后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项，为合理界定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中的职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奠定了良好基础。会议决定，在此基础上，再取消和调整186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28项，调整行政审批项目58项。取消和调整这些审批项目，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创新。会议指出，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过滥的状况明显改变。但行政审批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重审批轻监管”、“以批代管”的现象依然存在。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对行政审批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加强对行政审批权的监督制约，不断规范审批行为，创新审批方式，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法治政府。

四、国有经济改革

《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9月8日，国务院该《意见》，决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意见》指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就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职责分工、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组织实施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其中，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8年开始实施，各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行时间、范围、步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决定。

五、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9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作为专门从事外汇资金投资业务的国有投资公司，其成立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

进一步促进公司债券发展。9月27日，为改善我国融资结构，促进债券市场协调发展，推动公司债券发展，人民银行专门公告，明确了公司债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交易流通和登记托管等有关事宜。

QDII投资额度突破300亿美元。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告，已于9月26日核准华夏基金增加境外证券投资额度25亿美元，同时批准嘉实基金经营外汇业务并核准其境外证券投资额度50亿美元。至此，境内机构获得的QDII投资额度,已经超过300亿美元。

六、建设“两型社会”的体制机制创新

开展生态补偿试点。为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环保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就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提出具体意见。《意见》明确了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对加快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出具体意见。

七、卫生体制改革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卫生部、财政部、中医药管理局下发《关于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指导意见》，以进一步规范新农合医疗基金管理，提高基金使用率和农民受益水平，推进新农合医疗制度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各地要根据合作医疗基金收支情况，合理确定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省（区、市）内各县（市、区）之间的补偿水平差异不宜过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和筹资水平相当的地区，补偿水平应相对统一。《指导意见》强调，当年筹集的合作医疗统筹基金结余一般应不超过15％。实行大病统筹加门诊家庭账户的地区，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建立大病统筹、门诊家庭账户和风险基金。实行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的地区，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建立住院统筹、门诊统筹和风险基金。实行大病统筹的地区，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建立大病统筹基金和风险基金。合作医疗基金不宜再单独设立其他基金。

八、涉外（对台）经济体制改革

《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出台。9月3日，海关总署出台该《暂行办法》。《暂行办法》明确，对保税港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除特殊规定之外，对从境外进入保税港区的货物予以保税。保税港区与区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区内企业或者区外收发货人应按照进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向保税港区主管海关办理申报手续。保税港区内货物可以自由流转，区内企业转让、转移货物的，双方企业应当及时向海关报送转让、转移货物的品名、数量、金额等电子数据信息。保税港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口岸港区和与之相连的特定区域内，具有口岸、物流、加工等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在部分对台小额贸易点试行更开放管理措施。9月5日，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出《关于在部分对台小额贸易点试行更开放管理措施的通知》，决定将在部分对台小额贸易点,试行更开放的管理措施。《通知》明确，对台小额贸易由大陆沿海地区指定口岸经核准的对台小额贸易公司与台湾地区公司或居民间进行。试点口岸对台小额贸易公司经营权,由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及三省内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向所在地海关等联检部门办理备案手续。试点口岸进出的对台小额贸易台湾船舶，放开船舶吨位和交易金额限制。试点口岸进出口的货物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进出口属于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等管理的货物，海关凭有关主管部门签发的相关证件征税验放。试点口岸分两批：第一批，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宁波象山石浦、福建福州马尾、泉州南安石井港、广东惠州港。第二批，福建福清南青屿、长乐松下、东山铜陵、晋江深沪、厦门大嶝、湛江长桥。

九、其他领域改革

新《物业管理条例》颁布。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改2003年6月8日颁布实施的原《条例》。新《条例》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新《条例》明确，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新《条例》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业主依法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由业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改革运动员聘用体制。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将运动员管理纳入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体系，将运动员保障纳入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坚持运动员聘用工作统一规范、分级管理。该《办法》从2007年9月开始实施。

强化环境监测管理。环保总局颁布实施了《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强化环境监测管理，推动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办法》共23条，分别明确了制定《办法》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规定了环境保护部门和环境监测机构的职责分工、标准规范的制定、环境信息、环境监测数据的法律效力、环境监测网的建设原则和管理主体、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要求、企业的环境监测责任和义务、环境监测机构资格认定等。

十、地方改革

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福建省近日完成对60个省级部门的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工作。经过全面清

理，共公布保留行政审批项目1008项，其中行政许可项目592项，非许可审批项目416项。据了解，该省自2000年以来，已累计取消、调整或下放了1100多项省级审批项目。

篇4

一、积极推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改革

“两会”后，总理答记者问时也谈到了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而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了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

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与强势企业“合谋”。为了打破这种“合谋”，为了以市场经济的发式来发展经济，政府职能、架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必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的一般原则是：

（一）把裁判员的职能和运动员的职能彻底分开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较大。然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又是平等进入、一视同仁，如果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就会妨碍公平政策的制定和公平有效的执行，甚至会形成行政性垄断。因此，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应当放在把裁判员的职能和运动员的职能彻底分开上，即政企分开。

（二）应该建立高效、廉洁的强政府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功能是宏观的、方向性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当定位准确，应当是能够稳健地驾驭市场经济，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经济走势，主要以法规的方式引导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高效廉洁、令行禁止的强政府。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期间，当代中国的政府更应该是强势的。因为“过渡”，意味着“变革”，就是要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会产生诸多的矛盾，需要政府强制性地推动。就政府改革而言，也需要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

（三）政府改革应该消除部门利益与垄断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个别政府部门形成了部门利益。如果这些部门还有管辖的企业，更形成了行政支持的垄断进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不满。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责，而不应该有部门的、独特的利益，更不应该以职权去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进一步改革，应当通过制度设计，消除部门利益，消除依靠行政力量的垄断。

（四）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使地方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改革，不仅包括对中央政府的职能和架构进行改革，而且还包括对地方政府职能、构架以及评价标准进行改革。

在我国，地方政府担当的任务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政府繁重得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使得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制度。但是我们还有诸多改进的空间：一是在官员的选拔过程中，让利益相关者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发言渠道。二是地方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多地去塑造经济发展的环境，指示和引导产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扮演投资主体的角色。三是要能够设计出反映经济社会协调，符合持续发展要求的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和方式。

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上半年一系列调整，经济有了初步回升迹象，通货膨胀压力也在缓解。在今年的调控中，各级政府更加注重调整结构和解决深层次问题，包括进一步打破垄断、让民营经济进入更多行业领域等，都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来自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跟本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量上来看，体现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从质上来看，公有经济应该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和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上，公有资产不仅要保持量的优势还要注重质的提高。为此，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总的原则是：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着力完善股本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二是继续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二）对产权的明确和保护，是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

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解决产权的问题。市场经济对产权的基本要求是产权的人格化。一旦产权明确，企业就称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决策的市场竞争主体。产权明确后，国家应该对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通过立法的途径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对侵犯产权的人进行严厉的打击，保护产权所有者的权力。使每个人认识到产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

（三）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尤其是近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逼近红线，给社会带了一些隐患。造成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根源是生产条件分配的不公，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产条件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构建收入分配的微观基础。一是在市场准入、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公共物品的使用等诸多的领域实行统一的制度安排，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二是打破垄断，消除市场分割，完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条件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三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四是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维护分配过程和机会的公平。

（四）建立创新的意识、机制和模式

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很大，但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很低。随着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益下降。为此，创新迫在眉睫。一是改革和提高教育水平。二是着力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的创新，改进商业环境的质量和流动性。三是企业的制度安排应该有利于创新。

（五）进一步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

一是完善财政体制。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二是完善税收制度。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调整和完善资源税。三是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步伐，不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制度，建立起规范的政府非税收入机制。

未来的改革任务艰巨且有风险，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攻克难关，建立与中国当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篇5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取代体制。取代体制，使农民部分获得了生产经营自、家庭自治权、产品享有权等，实现了生产经营过程中责、权、利的统一，劳动者能够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随时随地灵活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功能，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民的创造潜力，农业实现高速增长，农村生活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第二阶段（1985-1991年），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出现了卖粮难以及收购粮食“打白条”问题，被认为是“超常规发展”带来“低水平过剩”，导致了农产品统购与派购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是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走向市场的重大突破（郭书田，2008）。同时，国家决定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上，国家一方面积极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农民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活动和发展乡镇企业。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从传统的农业单一结构转向多部门的综合发展。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篇6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2-0043-08

一、改革金融压制体制已成为突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总关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运行逐步凸显出经济潜在增长率持续下滑、制造业泡沫化、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扩大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五大现象。这五大现象的持续发酵与叠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阶段：一是“增速新常态”，即未来五年内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8%～10%逐步下滑至6%～7.5%，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至次高速增长阶段；二是“改革新常态”，即为了维持保就业、守住社会安全底线的7%～7.5%的GDP增长率。事实上，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已经暴露出了需求层面管理和供给层面管理相割裂，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割裂，风险收益获得者与最终承担者相割裂，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运行需求相脱离等重大问题。陈道富：《应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经济纵横》2014年第2期。如果不对以上问题进行全面且深层次的改革，中国经济7%～7.5%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也将持续全面衰退。因此，中国到了必须以全面推进“改革新常态”来维持和推进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时期。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逐步达成共识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步回落的主导因素，既不是传统的总需求不足或外部需求波动，也不是传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社会与行政体制所蕴含的结构性扭曲因素来主导的。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现行的金融压制体制已经成为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的核心障碍因素之一。中国金融体系特殊的制度安排，如金融资源配置时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地区信贷配额制度、利率管制等，造成中国金融体系存在人为扭曲。Bai J.， “Evaluating Latent and Observed Factors in 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131， no.1， 2006，pp.507～537； Huang Yashe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Domestic Firm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4， no.4， 2003，pp.404～416.其中，张军等通过研究金融自由化与扭曲的关系发现，如果存在政府干预下的种种扭曲，那么金融自由化更易引起脆弱性与危机。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林毅夫提出“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即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决定了经济结构的不同，由于经济主体对资金需求规模不同，生产活动的风险特性也不同，与此同时，金融体系的各种制度安排在提供不同规模资金的交易费用和克服不同风险时各具优劣，因此，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即最优金融结构是不同的。林毅夫、姜烨：《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银行业结构：来自中国的经验》，《管理世界》2006年第1期。Allen和Carletti系统考察了实体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将重点放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体系结构的演变上，结果表明，金融体系结构随着企业的金融需要而发展变化，因而金融体系结构的变迁是由实体经济特征内在决定的。Allen， F. and Carletti， E.， “Credit Risk Transfer and Contag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3， no.1， 2006， pp.89～111.陈雨露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法律传统、政府治理及管理能力在金融体系结构和金融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并最终影响到金融业运行效率。陈雨露、马勇：《社会信用文化， 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业组织形式》，《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朱彤等的实证分析发现，除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等传统因素外，金融市场扭曲导致中国非国有企业面临严重融资约束，严重阻碍中国非国有企业发展，致使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组织严重稀缺。”朱彤、漆鑫、张亮：《金融扭曲导致FDI大量流入我国吗？――来自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杨龙等进一步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但其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门槛效应”。杨龙、胡晓珍：《金融发展规模、效率改善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2011年第1期。

现行金融体制对实体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掠夺效应”，造成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弱化。当前的金融体系事实上是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急剧扩张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这五大现象的核心因素。而且，当前金融压制体制已经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关联和冲突矛盾的重要载体。现行的金融压制体制不仅对经济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产生了极大的阻碍效应，它还成为引发下一轮中国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背景下金融压制体制形成的原因、对实体经济“掠夺之手”的传导机制以及相应的改革逻辑，从而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可能的借鉴。

二、中国金融压制特征形成的原因、传导机制与作用效应

1.中国金融压制体制的形成根源与表现

对于一国而言，金融体系的发展或深化必须切合一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求，衡量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不应过度强调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或者所谓金融结构的高度化，合理的逻辑是应注重考虑金融结构是否与该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特征以及金融生态环境相切合。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由于技术高度较低、劳动密集型、风险相对较低的产业占主导，银行体系能够低成本地处理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较高的金融配置效率；而发达国家以技术程度高、创新需求大、风险相对较高的产业为主导，这就要求应具备与高风险产业相配套的产业发展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相应要具备更高的金融配置效率。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依据这样的金融发展结构逻辑，中国正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形成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以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往往容易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或不恰当的控制，形成金融抑制或者压制体系。Shaw， E.S.，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tty Press， 1973，p.28； King，R.G.，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19， no.2， 1993，pp.513～542.

政府干预行为往往会导致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配置效率的扭曲，引致对实体经济的“掠夺之手”效应，从而使得金融压制成为阻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压制体制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政府过度干预信贷市场以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力超越市场的合理边界，是中国金融压制体制形成的主要动因。一方面，出于对金融改革中风险的过度担心以及外部金融冲击负面影响的考虑，中国对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一直处于谨慎推进进程中，这实质上形成了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过度谨慎监管原则，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具有明显的政府管制特征和垄断性质，主要表现为在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进入方面的严格控制、银行机构存贷利率的管制、银行信贷配给管制以及资本市场的严格管制等典型的金融抑制政策。另一方面，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以及以GDP增长为考核机制的地方官员竞争性晋升体制，加剧了各级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动机。在1997年以来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制度改革以及中国现行的以GDP增长作为地方各级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双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必然激励各级政府积极采取对微观经济的种种干预活动，来获得地方财政收入和本地GDP增长的优势条件，同时催生和强化政府对经济发展和企业投资的关键――金融体系控制和干预的内在动机，迫使中国陷入了“政府干预-信贷规模扩张-房地产拉动+出口依赖-粗放式GDP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次，中国现阶段政府干预和控制下的金融体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金融体系的内在需求，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金融体系“低端路径锁定”和“利益集团俘获”特征。随着一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对微观经济自主创新能力需求的增加，必然会推动该国金融体系出现由银行体系为主向以金融市场为主逐步转变的动态结构变化趋势。然而，这种动态变化过程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尤其在中国当前的发展背景下，已经受到三种类型的巨大阻力：一是出口依赖型发展路径的锁定效应。由于中国的出口优势主要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之上，长期的内需不足以及国外品牌产品对中国国内高端本土市场的占据，导致中国形成“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形态的外需依赖型发展模式。出口依赖型发展模式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国内与出口产业链相关的庞大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容易受到国外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冲击，导致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容易受到外部金融危机的频繁冲击，这就催生中国政府产生对国内金融体系进行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内生需求，强化了“国外金融冲击-出口波动-GDP增长波动-国内金融市场风险加大-政府干预”的外需影响型金融发展路径依赖特定模式；另一方面，依赖低成本、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中国企业出口代工模式，导致中国的产业部门并不能自我内生出对金融高端化发展的内在需求，低端的出口模式只需要低端的金融服务。因此，中国当前的这种低端出口依赖模式已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金融体系高端化的发展路径。二是房地产拉动依赖性发展模式的锁定效应。地方财政收入、地方官员寻租收入、金融机构收入以及投资投机者收入“四位一体”的激励相容机制下，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陷入了房地产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从而形成对“房地产投资需求+银行信贷扩张”依赖型的金融体系盈利与扩张模式。这种房地产依赖模式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的后果是：中国的各类金融体系均以房地产行业能够提供的贷款利率作为全社会的期望贷款利率，而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时期的平均净利润率可以达到30%～60%，造成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对其他行业比如制造业所索取的市场真实贷款利率不会低于20%，远远超过制造业自身正常净利润水平所能承担的借贷成本。实质上体现了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掠夺之手”效应。三是利益集团的俘获效应。现阶段不容忽略的是，地方政府及官员、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商及投机者这三大与房地产紧密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已经在中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会利用对土地要素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通过卖地收入来维持当地的财政收入。并且，各级地方官员会利用对房地产行业各个环节掌控的权力来进行寻租活动，满足个人私利；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房地产行业的各个环节来获取房地产行业的巨大利益剩余，维持超额的金融垄断利益；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房产投机投资者利用房地产的持续上涨，来获取额外的投资收益。这三大利益相关者以房地产行业的巨额利益为纽带“不自觉”地形成利益集团，已经“自发”地成为维护房地产泡沫的利益集团，从而固化了中国当前以房地产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房地产依赖型的金融压制体系。

其次，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能力的弱化。中国现阶段的“银行+房地产”式的金融体系发展模式，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三大错配――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导致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内生动力的弱化。具体表现在：（1）二元分割的金融压制体系导致银行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基础设施项目、土地开放项目、房地产相关行业等部门，而真正需要资金的新兴战略企业、高创新企业以及对调整经济结构具有决定作用的中小微企业部门却被排斥在正常的金融体系之外。导致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抑制效应，造成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的发生；（2）“货币空转”和“挤出效应”现象突现。2000年以来，中国逐步出现了制造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利润率差距分化加大的现象，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净利润率的差距由2000年的4%逐步扩大到2013年的8%以上，2013年金融部门的净利润率达到16%，远超制造业部门的8%。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获得。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重要背离现象是，中国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与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宏观经济产出持续下降以及实体经济部门普遍出现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现象，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背离。事实上，中国金融体系释放出来的货币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并没有对实体经济中的工业生产、制造业投资以及生产业发展形成支撑作用。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相反，而是在金融虚拟经济部门内形成了“空转”式循环，导致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的失效。而且，银行资金进入股市，信托公司、高利贷等机构，以及实体经济的“虚拟化”，这对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投资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造成了突出的 “挤出效应”；（3）导致货币产出效率和社会整体投资效率急剧下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超发”现象日趋严重与中国的货币-经济产出效率大幅下降有直接关系。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经济危机中急剧下降，由2008年的063急剧下降至2012年的051，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近20%，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因而货币扩张对经济产出的刺激效果下降。张茉楠：《中国经济新阶段需要创新经济治理框架――2013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未来政策取向》，《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始于1994年的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权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励了各级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体系信贷资源的控制动机以及土地财政依赖型的发展驱动模式，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的领域，导致全社会财政资源的严重错配和投资效率的大幅降低。

最后，加剧了经济运行风险和经济领域泡沫的膨胀。一方面，金融体系资金在房地产行业内部的循环，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乃至房地产泡沫形成的重要动力源之一。通过金融体系这个核心环节的联结和传递，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中已经形成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体系、地方官员权力寻租活动、金融机构谋求高额收益、房地产商赚取超额利润、社会投资投机者寻求快速财富积累的巨大利益集合体，成为支撑和催动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和泡沫形成的社会利益集团。“银行信贷、房地产投资拉动、地方财政收入、招商引资优惠条件”的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将房地产泡沫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体系风险紧密连在一起，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和解决的巨大风险来源。另一方面，金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循环，造成整体经济债务比率的持续上升以及银行隐性不良资产的高风险。实际上，中国金融体系的“金融空转”以及流动性自我循环与膨胀，均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持续较大幅度下行状态、面临通缩风险的概率加大或者受到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风险就可能会集中爆发，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

三、现阶段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与内在逻辑

基于以上分析，针对中国金融压制体制的基本特征以及造成的问题与风险，现阶段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应该是：（1）瞄准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关的内在需求；（2）瞄准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与创新型驱动发展国家战略实施相关的内在需求；（3）瞄准与服务中小微实体经济全程发展相关的内在需求；（4）瞄准与扶持居民消费能力合理稳步扩张相关的内在需求；（5）力主在全面改革中逐步控制和抑制房地产泡沫风险、地方债务风险与金融体系内在风险。曹凤岐主编：《金融市场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具体来看，中国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可能的内在逻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1.金融中介机构的改革思路与次序

第一步：适当调整准入门槛和监管机制，增加中小银行机构的供给数量，通过有针对性地扩大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银行贷款覆盖面，逐步解决融资难问题。中国现行的银行体系结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府干预与控制下的银行机构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分布和内在需求，存在严重的不配合现象：金融机构规模的不契合和融资内在需求的不切合。现行银行体系是以严格防范贷款风险和谋求商业利润为核心目标的，而谋求商业利润基本是以社会中能够提供最高贷款利率的房地产行业盈利水平作为参照利率。中国银行体系现行的严格要求与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并不切合：一方面，出口导向发展背景下的中国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本身就是处于微利状态，根本就没有能力支付15%以上的银行贷款利率；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形态多样的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的中小微企业，不能够满足银行机构按照零风险需要严格设计的抵押担保机制要求，因此，银行体系现行的严格监管机制以及绝对利益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合中国现阶段中小微企业的实际能力和运行模式。基于以上认识，提高中小银行机构数量与强化银行机构的适度竞争性是金融中介体系改革的第一步。

第二步：调整对银行业的风险管控机制，通过促进银行效率提升来降低银行体系的交易成本和贷款成本，解决融资贵问题。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当前增加中小银行机构以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体系索取的贷款利率水平超过中小微企业实际支付能力的内在矛盾。现阶段，与降低银行业的进入壁垒、增加中小银行机构数量相配合的银行业改革政策，是进一步合理规范银行特别是对中小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机制，通过激励银行业进行业务创新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来降低银行业的整体成本，从而为降低银行业贷款成本创造内部条件。

第三步：通过鼓励银行业以混业经营为主的制度创新，扩展中小银行机构的业务创新范围，以覆盖中小微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长期发展的全程需求。在中小微企业发展到一段阶段后，需要鼓励中小银行机构的业务创新和混业经营，通过中小银行机构向天使基金、担保机构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扩展与融合，来满足中小微企业的全程性发展需求。解决中小银行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风险控制和盈利难题，平衡贷款利率的高低和贷款收益。中小银行机构可以在中小微企业发展初期收取相对降低的贷款利率来扶持企业成长，而在中小微企业发展成为较大规模企业阶段收取相对较高贷款利率来弥补和平衡初期收益，同时通过全程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各种业务需求来实现银行总体盈利的动态长期均衡。

2.金融市场的改革思路与次序

第一步：规范企业制度、法制环境和监管机制。由于银行体系本质上是与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和技术特征相契合的，因此，现阶段金融市场发展并不是采取排斥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发展空间的策略，二者应是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金融市场扩张和改革的前提是金融外部的企业市场机制改革必须到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体制等一系列关系必须理顺。

第二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从现实来看，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核心是提高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主要途径包括：一是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券商、信托、期货、基金、PE等；二是发展信贷以外直接融资市场，包括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等；三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股票市场发展的重心将转移至创业板以及场外市场，逐渐形成“正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结构。

第三步：妥善考虑开放资本市场的时机。在当前金融扭曲以及金融压制体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后果很有可能是增大金融风险与危机爆发的概率。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后部分地区房地产泡沫破没产生的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利率市场化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等等还没有解决之前，这些因素就决定了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开放不可能是一步到位、完全彻底的开放格局。

3.金融监管的改革思路与次序

第一步：全面规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机制，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短期来看，适当降低和创新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贷款活动的保障资质机制和监管机制，减少和消除政府干预对金融体系的不合理作用，强化市场主体的法制建设，构建升级版的金融生态环境。

篇7

吴敬琏强调，发挥新动能的作用，就是要发挥市场的原力。只有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它才能发挥原力。而要建立这个市场体系，就需要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此外，对于收入问题，吴敬琏表示，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根本还是要提高效率。若只是硬性规定提高工资，那么企业就难以承受，一者会导致企业自动歇业，二者会导致资本外逃或投资移民。只有推进体制的完善，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进而才能维持有效率的增长，才能谈得上企业的繁荣、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厉以宁：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

12月10日，在第十八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寻找红利新源泉”的主题演讲中称，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技术的创新创业浪潮。

篇8

在当下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国有大银行似乎一枝独秀，殊不知，这背后是国有大银行的垄断以及中小银行的缺失。中小银行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经济失衡，首先是因为它们更愿意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但在大银行主导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很难改善。大银行的资金雄厚，追逐大型企业发放大型贷款不仅可以为它们带来稳定的收入，而且可以降低它们的贷款成本。缺少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后果是非法集资的频繁发生。非法集资扰乱金融市场，坑害百姓；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非法集资背后，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以及老百姓手中的大量闲置资金对实现其价值的渴望。

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金融市场的作用不仅仅是扮演投资中介的角色，它也是让普通百姓分享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收益的手段。在我国的GDP分配构成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而资本收入的比重在上升。改革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而且可以通过鼓励居民投资，提高资本收入中居民拥有的比重。此外，金融已经向外资开放，但却对国内民营资本设置了重重障碍，这是极不合理的。向民营资本开放当然会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但是，因噎废食更不可取。正确的选择是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据姚洋文)

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反而更不安?

在原来由亲情和友情实现的隐性养老、隐性经济互助、隐性意外事件互保以及其它人际利益交换被市场取代、被“钱化”之后，人们的收入是增加了，钱也多了。但是，如果各类品种的保险、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够发展到位，那么，在中国人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充满不安。道理很简单，原来大家都把注意力和经济收入投放在家庭、家族和朋友网络上，今天不记经济成本的互相帮助和相互援助，是对自己未来经济安全的投资，是在买人格化的保险，或是在放贷，这些为个人提供安全感。当这些经济活动被逐步市场化、“钱化”之后，人们在家族、朋友网内的这些投入会越来越少，亲情和友情更多的会以感情交流为主，而不是以经济利益交易为核心。那么，在这种时候，如果金融产品的丰富程度又有限，钱多了以后的中国人就会难以安排好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反而会对未来深感不安。这就好像在“打倒孔家店”后，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又没跟上，人们要么会惶惶不安，要么会重建“孔家店”。(据陈志武文)

不能任由市场调节投资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每一次发展，企业要投资的大多是已在发达国家发展成熟、技术相对稳定、产品市场已经存在的产业，后发优势使得它们得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相关产业发展历程的分析，很容易正确预知产业前景并达成共识。良好的社会共识引发经济中的资金、企业大量涌入某个行业，出现投资的“潮涌”。如果政府不对进行任何干预，完全靠市场调节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周期波动与经济危机。对中国这样已存在产能过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和社会应公开更多信息，包括大规模投资的大致流向、产能利用率的变化情况等重要因素，预防投资的“潮涌现象”。(据林毅夫文)

双周热评：删减鲁迅文章惹争议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再次被删减，保留下来的只剩下《拿来主义》、《祝福》和《记念刘和珍君》3篇。

观点一：语文课本最需要与时俱进，学生普遍认为鲁迅的文章生涩难懂，时下中学校园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观点二：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鲁迅精神是不是过时。鲁迅的成就永远都在；但是，语文课本呢?作改革状，把鲁迅文章删了，则其余的内容就与时俱进了?

点评：真正的问题远在“鲁迅该不该淡出教材”之外，而在于教材改革应有整体思路。

认识上的局限性减缓了改革的动力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候一批老革命家，他们在对民主、法治问题的理解上是有局限的。按照他们的理解，民主是我们共同享有的，我们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包括他们理解的法治就是社会要有秩序，要加强管理，不能像那样不搞发展生产，社会失去正常秩序。这是有局限性的，没有用一种现代的民主、法制来考量。现代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来治理国家，统治者要经过人民的同意；现代的法制法治，是用来管理、束缚政府的，不仅仅是用政府来管老百姓的。所以那代人虽然有改革的动力，但是也有他们局限性，这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据蔡定剑文)

共享正义的分配比分享改革成果更重要

解决老百姓权利贫困的现象，不要通过行政手段，应该更多的通过法治手段去解决。实际上，法治应该转化为一种公平分配正义的技术，让老百姓共享正义的分配，这比分享改革成果更重要。重点要做的是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现在的立法很多不科学，很多立法打架。比如，《物权法》出台了，但只有这部法律提物权，《宪法》没有提物权，《公司法》没有提物权，很多市场经济法律没有一部法律提物权，都提的是财产权。这使得法律的概念体系不一致或者很模糊。民主立法就更不用说，很多立法还都是政府部门在立法，其他的利益博弈体没有参与进来。比如，涉及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不知道；涉及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参与不进来：涉及其他市场主体的，一般都参与不进来，立法的公众参与度还较低。(据李曙光文)

谁来培训“富二代”

江苏“富二代”培训计划即将开课，包括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之子高晓东在内50名学员将在江苏省委党校等接受一周左右时间学习。江苏将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引领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这是江苏在“富二代”命题上的率先破局。

观点一：培养富二代中的后备人才，把他们真正培养成大型民营企业的接班人或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不仅仅是这些民营企业自身的需要，也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观点二：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选择把产业传承给子女，由政府牵头对这些后备人才进行培养是一个好的方式：但企业要打造成“百年老店”，最终还是要依靠职业经理人。

点评：中国民企的“守业难”和“后继乏人”问题早已存在，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有所作为，值得肯定。但关爱“富二代”的同时千万不要冷落“穷二代”。

电子信箱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

湖北省应城市市长信箱给网民回复“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谈”。据悉，宁波网民向鄞城区区长信箱反映居民出行难问题，6天收到回复为“已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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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新时期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迈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只有不断深化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新时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主要受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我国不断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已融入到世界经济环境中，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但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国加工贸易影响显著，西方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力，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西方国家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油价上涨都加大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引起通货膨胀，受世界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经济格局和增长模式都有将出现重新调整。

（二）从国内上看，工业增长条件充足，但结构调整难度很大，主导产业优势不明显，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财政和金融环境良好，但通胀预期逐渐显现，就业困难，失业率高，长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城乡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没有破解，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农村发展缓慢，新农村建设困难重重。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平，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制还未完善。我国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依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靠消耗自然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未建立。国内消费品市场拓展空间有限，国内投资增长潜力不强，消费困境暂时无法破解，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广大居民面临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根本就无力消费。

二、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又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一整套的经济发展体制还未建立，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经济发展面临不可预知风险加大，可持续发展挑战严峻，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已经过去，中国要使经济再迈新台阶，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任务非常艰巨。

（二）关注民生领域程度不够，没能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未树立，各级政府贯彻中央的政策不力，各项经济政策落实情况不好，对新时期所面对经济领域困难和问题认识不充分，准备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虽然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但是民生事业总体投入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

（三）社会建设和管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协调。医疗、教育、文化、就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诸多问题急需妥善解决，群众利益需要政府、社会高度关注，许多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尚未解决，制度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未建立，改革发展成果还未最大惠及全体人民。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的体制机制还未健全，更好协调国内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在改革和探索中。

三、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法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体制为保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市场、价格、财税、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公平合理的现代市场体系。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有效发挥财税调节作用，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更大程度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调整力度，继续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政企分开、引入竞争、依法监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利用好国外市场和资源，完善“引进来”与“走出去”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

（三）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深化民生事业改革，推出各项政策促进劳动者就业，分配制度上要重视初次分配，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抑制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间收入者比例。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基本养老制度、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教育文化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饶开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四川改革，2008（12）.

[2]杜少毅.新形势下经济改革新问题及政策探讨.当代经济，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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鲶鱼效应（Catfish Effect）最早是为挪威渔民所发现。挪威渔民每次返港后往沙丁鱼槽中放一条鲜活的鳃鱼，鳃鱼进入鱼槽后因环境陌生而四处乱游，挑起摩擦。沙丁鱼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异己分子”，自然也会紧张，使之巧妙地调动起来，加速游动，这样就可以保持沙丁鱼活蹦乱跳地运到渔港，从而达到保鲜的目的。管理学中把这一现象称之为“鲶鱼效应”。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中。“鲶鱼效应”的实质就是打破常规，加入一个有吸引力的因素使之“满盘皆活”。

2 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现存的问题和改革的必然性

2.1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现存的问题

政府过于重视金牌，导致资源配置过于倾向竞技体育，社会资源无法物尽其用。2008北京奥运会我们实现了金牌总数第一的突破，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国的竞技体育又取得了境外参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在现有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下，无论从获得金牌的大项分布还是小项的占有比例来看，我国要想拓展获奖面已经十分困难。是要继续在现有管理体制下举步不前，力求在2016年巴西奥运会创造另一个“境外参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还是痛下决心加快改革，从长远利益角度出发，放手市场，力求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答案肯定是后者。

机构设置繁琐，权责划分不明，导致不能在其位，谋其职。体制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对整体社会管理的调整，是重大利益的重新分配，其目的是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与结构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改革，也正是需要重新调整政府、企业、俱乐部等各方面利益关系，改变各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它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也正是因为利益的驱使，导致政府不愿“简政放权”，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俱乐部的利益分配，从而越来越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制约了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

运行机制的单一、死板制约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都面对一个“管”与“放”的问题，两者看似矛盾，但如果能正确运用机制这个“应变器”，就能很好地把握“管”与“放”之间的度，既不会越管越死，也不会越放越乱，两者就能很好的协调起来。

2.2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政治发展的需求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在我国，体育与政治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在国内政治中，体育管理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部分，体育发展战略和政治纲领要保持一致；在国际政治方面，体育披着民族主义的旗峡，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举国体制就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的精英体育的方法，是以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大多数人体育利益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因此，体育的发展目标的改变会导致体育体制的相应调整，体制变迁同样会体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逐步加大对体育的重视，鼓励全民健身，改革中国经济体育管理模式是大势所趋。

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原因。参加体育本身就是一种需要。体育自身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当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国家势必会对其进行管理和干预，会导致管理体制形态的变更。在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不再是仅仅停留在竞技体育方面，而是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共同发展，并且越来越向群众体育靠拢。体育是大众的体育、是全民的体育，而不是少数奥运冠军的体育，因此，体育自身的发展促进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

3 鲶鱼效应应用与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可行性分析

1）充分利用网球协会改革发展的先例这个“鲶鱼”。中国四大金花单飞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充分证明了市场在体育发展中占据决定性作用，要善于利用中国网球协会改革所造成的影响和积极效果，充分吸取其改革的精髓，针对各个项目的项目特点，有计划、有组织的实现从举国体制到市场主导的转变。

2）权责划分明确。改变错综复杂、各个管理层都要插一脚的竞技体育体制现状，使权责分明、管权分离，实现有责可明、有权可依、有法可循。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知人善用，在各个项目体育组织中积极发现能够使项目改革得以实现的“鲶鱼”，充分利用其才能，逐步实现各个竞技体育项目的改革。

3）积极放手市场这个大群体中，积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市场需求决定体育发展的方向，市场就是一个大群体，只有“鲶鱼”不断的发展、提升，才会带动整个市场的繁荣。只有不断地在市场中检验，才能得出是否成功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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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加紧迫而艰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顺利启动实施“十二五”规划、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意见》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明确了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责任，是推进今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问：《意见》为什么提出要处理好改革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处理好改革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既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大胆探索，又要有效运用法制手段规范改革程序、深化改革实践、巩固改革成果。对符合发展方向、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改革创新，要选择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局部试点，控制风险，稳妥推进。对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改革措施，要及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对已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律法规，要按照立法程序及时修订或废止。对个别地方出现一些以改革的名义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要依法坚决予以纠正。

问：在重点任务布置上，《意见》是如何考虑的？

答：《意见》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一是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二是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三是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深化改革，四是围绕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深化改革。此外，对一些近年来已取得阶段性进展、需要继续推进和深化的改革，也提出了工作要求。以上改革任务，既立足应对当前突出问题，又着眼解决长期矛盾，大多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会议和文件明确部署的重点改革工作，还有一些是适应当前改革发展形势需要提出的有关部门和行业的重点改革工作。同时，兼顾工作连续性和可操作性，提出了力争年内取得突破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并根据职能分工，对每一项任务提出了牵头或负责部门。

问：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改革发展的主线。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有效转变的根源。为此，《意见》提出今年要重点在资源性产品价格、税收制度、垄断行业、金融体制、涉外经济体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一是深化成品油、电力、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二是改革和完善资源税、增值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收制度。三是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稳步开展电力输配分开试点，推进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四是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五是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六是健全支持境外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问：《意见》将食品安全监管和完善境外投资政策列为今年的重点改革任务，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社会关注度很高。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着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为此，《意见》将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列为今年的重点改革任务，提出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加强监管基础能力建设和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加大行政执法和责任追究力度，完善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和程序。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由过去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进入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阶段。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一项重大举措。与境内投资相比，对外投资面临的经济政治环境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更多。特别是最近有关国家局势出现动荡以后，相关问题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正确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促进对外投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为此，《意见》将完善境外投资体制机制列为今年的改革重点，提出要加快完善境外投资法律法规制度，健全支持“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问：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意见》提出，要处理好发展社会事业和创新社会体制的关系，更加重视从制度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今年的主要任务是：一是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统筹推进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在基本医疗保障、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二是围绕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三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五是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问：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政府依法行使权力、有效履行职能的基础和前提。政府预算公开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意见》将完善政府预算公开机制作为今年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包括进一步细化公开中央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继续推进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公开“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情况、公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大力推进地方财政预决算公开等。此外，《意见》还提出了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开展省直管县（市）改革试点等其它改革任务。

问：围绕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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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1）扎根研究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2）案例研究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引用Elsbach的观点）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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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管理制度改革

我国现有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首当其冲的是体育道德问题，体育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使得每名冠军，都会得到丰厚的奖级。在这样的诱惑下，运动员、教练员、体育主管部门，都为了提高运动成绩而绞尽脑汁，采取各种非正常手段。第二就是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专业运动员选拔的淘汰率是极高的，平均每年的淘汰率都会达到40%左右，意味着目前我国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运动员面临着失业。第三是均衡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投放不均衡，导致各个项目发展不均衡。

这一系列问题都对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随着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我国运动健儿取得的骄人战绩，全国人民对于体育事业的关注在近年来达到了最高点，如何借助这样一个时机进行我国竞技体育的战略转型，如何通过体育体制的改革来完善我国现行体育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一、 政府的管理权限过于集中

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依靠行政手段集中办体育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中，政府一直在扮演着重要甚至是包办的作用，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改革，但是由于政府不重视社会竞技体育组织的利益，大大影响了社会与公众对竞技体育的参与热情。中国最初的全国体育领导机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一个半官方的社会体育组织。但是体总和后来成立的中国奥委会，包括它们下属的各个协会，在实际运行中基本上都被体育总局的各部门实际取代，不能发挥作用。

二、 资金来源过于依靠行政手段

竞技体育发展到现代，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具有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它的消耗惊人，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就根本谈不上竞技体育的发展。由于我国竞技体育管理模式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广泛采取国家统一兴办和管理的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成为了很多竞技体育项目的唯一资金来源。虽然从90年代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之后，社会办体育逐渐从口号提出后，社会和个人资金开始不断注入竞技体育当中。然而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资金对竞技体育的支持是非常弱小的。

三、 选拔体制过于被动

运动员的选拔与培养，是竞技体育发展最根本的载体。我国目前各运动队对于人才的选拔形式过于单一化，参与选拔者往往都是被动的，往往是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体校、专业运动队的挑选，而后进行长期的训练比赛，退役之后接受国家的统一安置。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限制，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热情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大量的家长不希望孩子吃尽苦头去做不稳定的工作，出于对子女前途的担忧，不希望他们从事吃苦淘汰率又极高的专业的竞技体育项目，孩子们在家长的引导下，一般也很难形成对竞技体育的参与热情。2009年各体育报纸网站报道的中国奥运足球适龄运动员只有不到50人的可怜境况，已经到了令人心痛的程度。

四、 运动员保障制度不完善

运动员是具有特殊身份和困难的公民群体，几乎所有中国竞技体育项目，运动员开始接受专业训练的时间，都集中在小学到初中阶段。运动员在长期的运动生涯当中无法接受系统的教育，他们除了专业体育技能以外，缺乏其它的生存技能。另外，很多运动员的伤病在退役之后仍然威胁着他们的正常生活。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些特殊情况对运动员有特殊照顾。在2006年，曾出台了《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但是这份文件，仅仅简单的指示将运动员按照属地原则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对运动员的医疗需求，也仅仅限于有条件的地区自行办理，对于运动员的退役之后的工作安排、补充教育和继续教育问题则完全没有涉及。并且，这份文件把数量众多的没有运动队编制的基层运动员排斥在外。应该说，这份文件的规定，对于建立完善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

五、市场不完善

近年来随着竞技体育进入职业化以来，体育本身也呈现出商业市场化的特性，如美国的职业篮球、棒球、橄榄球和冰球联盟，每年都有几百亿的市场收益，每届奥运会的门票销售和电视转播都会带来好几十亿的收入。近年来中国的某些体育项目进行了职业化、商业化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除足球、篮球、乒乓球等一些群众基础好、社会影响力大的项目已经进入市场以外，绝大多数竞技体育项目仍然运行于举国体制之下，沾不到一点市场经济的甜头。并且，部分竞技体育项目在职业化十多年之后，仍然没有形成健全的市场体系，各种功能也并不齐备。

六、 体育法制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体育管理制度法规不健全、法制化程度低，是影响我国竞技管理体制完善和发展的一个“硬伤”。在我国体育领域，当前可供利用的制度、法规较少。现有法规以《体育法》、《宪法》的相关条文为基础，配合有限的行业管理规章、制度、条例共同组成，但多为行政法范畴，处罚力度十分有限。由于法律规范的缺乏，体育管理部门的管理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也就缺乏权威性。很多出现的问题法制化环境未完全建立，依法办事还存在困难。

我国的竞技体育从90年代初就开始尝试各种改革，但是由于经验的欠缺、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保障不能到位，改革也一直没有明确的目标，反复的走了不少弯路。

纵观其他国家竞技体育改革的路径，我国的“举国体制”是完全效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各国的竞技体育模式，东欧转轨各国体育体制的转轨均实施“休克疗法”。主要特征是：按市场经济要求培育和开发体育市场，体育活动的财源不再主要依靠政府预算拨款，而是主要依靠社会自我筹集，彻底改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动训练和竞赛体制，变举国体制为全民体育体制，将体育服务推向社会，并尽最大限度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援助和合作。这种改革方式与我国现在的国情是不符的，我国的竞技体育担负着通过体育竞技在国际上树立民族以及大国形象的重要责任。

在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方面，美国无疑是世界各国中最成功最优秀的。美国的各项职业联盟都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并且以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作为载体发展的。而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技体育市场发育水平，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竞技体育依靠市场自我造血。如果将资金投入的任务完全寄托在社会投资上，必然导致在一段时间的经营亏损之后，投资方远离竞技体育，甚至使原本有意投资的企业和个人放弃投资。但从目前的客观事实上来说，经济水平决定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中国竞技体育还不具备相应的市场化条件。关于现有体制的改革，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资金来源社会化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事业上至国家，下至省、市、区，无一不是被财力有限的政府包办的，随着竞技体育水平不断的提高，对于各体育比赛奖牌的争夺就变成了各级政府沉重的财政包袱，但是优异的体育成绩无疑是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的。纵观近几届全运会的金牌榜各个省份的排序，基本上就是该年度全国各省GDP的排序。广东、福建等竞技发达的省份每年在体育事业上的财政支出都在4-5亿，不发达的省份的政府是没有能力拿出这么多资金去与发达省份进行金牌争夺的。有些省份即使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苗子，最终也会因为训练条件简陋和个人待遇微薄而流失到其他经济发达的省份。

据统计北京奥运会是史上最昂贵的一届奥运会，其总耗资也达到了2950亿元人民币，如果这笔费用像以往一样完全由政府负担，那政府绝对会吃不消的，但是这笔资金通过市场开发，由广大的赞助商和其他组织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除诸多赞助商的鼎力支持以外，与奥运相关的众多特许经营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电视转播权是其中非常丰厚的组成部分。在举办大型赛会方面，中国体育主管部门已经在实践中获得了利用和吸纳社会资金的成功经验。

（二）建立完善的运动员保障体系

中国竞技体育当初提出职业化改革方向的初衷就包含了提高运动员的收入、解决专业运动员的工作与生活等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通过职业化道路来解决这些矛盾，目前我国市场化的体育项目只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少数项目，一些冷门项目，如游泳、赛艇、柔道、射击、举重等项目根本与市场沾不上边，而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中市场化比较低的项目数量至少占到90%以上，这些项目的运动员在运动队期间，除参加大型比赛能够获得比赛奖金之外，平时的补助和津贴非常微薄。即使是从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篮球等项目的运动员，也并非都能够像体育明星那样拿到高额年薪和广告收入，作为一个体育大国，中国在运动员保障方面亏欠太多。长此以往，必将使竞技体育的参与人数减少、群众基础薄弱，体育成绩就更无从谈起。

（三）建立完善的体育法律体系

中国目前唯一的一部体育方面的法律诞生于1995年，该法只是简单规定了国家在体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并对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社团等方面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实际作用非常有限。体育法应该是民法、刑法等专门法在体育领域的体现，应该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法律体系。中国体育立法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应当是迅速借鉴民法的基本精神和有关规定，对职业化竞技体育项目各俱乐部的产权进行明确界定，对竞技体育参与主体的身份进行规范，从法律上明确竞技体育的准公共产品地位；调节运动员、教练员与俱乐部的劳资关系，保障职业俱乐部和运动员个人的经济利益。并且，针对运动员个人在劳资纠纷中的弱势地位，加强运动员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力争能够更全面、更积极地保障运动员合法权益。

（四）推动大学体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