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 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 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 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

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篇2

学的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统一又斗争，构成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本章的前三节中，我们基本上就是在阐述这一对矛盾范畴在经济实践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运动过程。同时政治经济学还将同生产力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称为经济基础，将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等制度称为上层建筑，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经典作家利用这一基本理论对上的所有社会现象进行剖析，最终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在这一理论构架中，经济法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它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一些著作中，经济体制往往被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是不对的。所谓经济体制是指一国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总称。在我国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的形式、经济运行调节机制、价格体制、劳动工资体制、商业体制、体制等。 我们认为，根据前述理论，经济体制实际上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因为所谓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产品分配形式。 可见，所谓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体制的总和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属于决定性因素，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上层建筑也必然或迟或早地随之变革，这一论断早已为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但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常常为某些理论家所无限夸大，从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量。实际上这一对矛盾范畴中，经济基础是抽象性因素，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它对于人类而言主要存在于认识论上的意义之中。我们的真正力量基本上体现在对上层建筑的改造上。对于这一点，经典作家也有所阐述，他们认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体制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我们所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应该是后者。当历经多年的摸索终于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着体制改革的话题，但是当我们要从纸上谈兵的理论层面进入细致现实的操作层面之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迷失了着力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可操作性意义上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是经济法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都应该在制度与法律的备忘录中印刻下足迹，否则散漫的创新激情在稚嫩的市场肌体上的肆虐很可能只是倍增市场的无序与理性的紊乱，从而导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实现不能。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解说

在讨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时，人们往往将结论落脚在西方的十八世纪的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端又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似乎一切的差距都起源于蒸汽机的发明这一偶然性因素。但是早在托勒密的埃及，人们就已经了解了水蒸汽的力量，但却仅仅被用于娱乐上。同样的蒸汽机，在市场经济的英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在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却归于岑寂。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工业革命不过是近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诺斯比较了西欧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经验后指出，十七世纪的荷兰尼德兰和英国英格兰最早进行了产权方面的变革，在要素和产品市场方面建立了一套更有效的私有权制度，从而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使这两个国家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他指出，“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制度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和创新活动之中，而在其他国家里，税收的绝对量和取得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刺激个人做相反的事情。”

篇3

式，并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在回答有关“现阶段改革的特征”的提问时，温总理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现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体制上，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封闭、半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政治体制上，扩大民主，完善法制，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这两方面的改革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后，当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会说，现阶段的改革是中国这个老而又新的国家,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将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改革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总结今年以来的改革进展，分析当前改革形势，研究下半年和明年改革工作。9月5～6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了部分省、区、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南方）。来自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发展改革委主管改革工作的负责同志和改革处处长参加了会议。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同志作了讲话。讲话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总结了今年以来的改革进展、分析了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布置了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改革工作。与会代表交流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200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和“2007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重点就当前发展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何做好当前和“十一五”时期的改革工作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取得积极进展

在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方面：

一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去年底，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正式设立。在加强制度建设和健全内部组织机构的基础上，开展了投资项目筛选等工作。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天津市发行30亿元企业债券，城投集团公司通过企业债券发行，筹资12亿元。

二是进行综合经营试点。在调研的基础上，正抓紧组建泰达国际投资控股公司。

三是整合设立金融机构。设立了天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公司、天津港财务公司，并开展业务。研究拟定了渤海证券公司等企业重组方案。

四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国家外汇改革试点，制定了14条改革实施细则。个人外汇投资香港资本市场试点已经启动，拓展了个人外汇投资渠道。

五是进一步改善金融环境。出台了《天津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财税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来津投资。天津市已与人民银行签署“促进信用体系建设备忘录”，将滨海新区作为征信体系建设的试点区域。组建国际金融仲裁中心，正在抓紧研究上报方案，尽快开展筹建工作。

在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一是东疆保税港区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取得新进展。制定了到2010年东疆保税港区发展改革规划。探索建立快速通关监管查验体制，拟定了东疆保税港区联合监管协调委员会工作制度和通关各环节监管模式方案，在保税港区实行信息化、封闭化、集约化管理，实现“一线”货物无纸通关、卡口“一站式”放行、区内货物“自由”流动。

二是加快服务外包基地建设。成立了全市服务外包工作办公室，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服务外包工作的指导性意见，首批建设开发区、新技术产业园区服务外包示范区工作已经展开。

三是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进一步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在举办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第二届会议并签署《天津宣言》的基础上，天津市正在积极向商务部申请举办东北亚经济论坛活动。

四是申请举办“亚洲协会年会”活动。目前已初步确定该活动将于明年在天津市举行。在制度改革方面，陆续出台了全市开发区产业布局指导性意见和利用外资综合评价办法，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水平。此外，天津市还进行了外贸进出口“三单合一”改革，取消外汇核销单。

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

一是完成滨海高新区建设总体思路研究和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目前3.6平方公里起步区已开始建设。

二是充分用好滨海高新区的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为此,进一步修订了《天津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并落实好各项政策，上半年通过认定的企业有666家。

三是增强国内外科技资源聚集。为此,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华能集团、深圳中兴通讯等,共同建设研发机构和高科技产品生产基地。建立了中意合作的中医药联合实验室，与德国福兰霍夫研究院合作建设的研发机构也正在进行。

四是推动民营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签署了博乐（中国）生命科技创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协议，基金采取非法人制，总额4亿元人民币。在开发区设立了天津滨海天使创业投资基金，资本总规模1亿元人民币，首期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天保成长创业投资基金进入签订投资协议阶段，基金资本总额1亿元人民币。

五是促进技术平台建设。组织编写了药物分析测试中心、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临床中心实验室和Ι期临床研究平台、工业发酵中试及生产试验平台、生物医学数据处理与信息服务中心等首批5个技术平台建设的实施方案。完成了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的体制机制设计，工作机构组建并运转。

六是召开全球生物经济大会。探讨国内外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战略、政策、生物技术产业投资、融资、产品市场准入、生物产品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开展生物技术产业技术贸易、交流意向洽谈。

七是实施人才和知识产权战略。天津市与国家信息产业部签署了部市《共同发展协议》，加快滨海新区信息产业发展。还与北京、上海、重庆、长春、深圳、杭州、西安、武汉等19个城市达成知识产权协作共识，共同加强专利联合行政执法协作，以及专利信息服务基础信息化应用系统开发建设的合作。

在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面：

一是开展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采取农民宅基地换房，推进新农村建设，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目前，两批村镇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二是建立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制度。制定了天津市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规定，明确了申请协调裁决的权利、程序和期限，使处理征地安置标准争议协调工作制度化。

三是启动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完成了全市13个乡镇、963宗、646平方公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试点工作，为全面开展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工作积累了经验。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

近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手研究建立了有利于强化统一领导，理顺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决定再次取消和调整186项行政审批项目。9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186项行政审批项目。会议认为，2001年10月以来，国务院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后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项，为合理界定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中的职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奠定了良好基础。会议决定，在此基础上，再取消和调整186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28项，调整行政审批项目58项。取消和调整这些审批项目，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创新。会议指出，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过滥的状况明显改变。但行政审批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重审批轻监管”、“以批代管”的现象依然存在。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对行政审批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加强对行政审批权的监督制约，不断规范审批行为，创新审批方式，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法治政府。

四、国有经济改革

《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9月8日，国务院该《意见》，决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意见》指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就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职责分工、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组织实施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其中，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8年开始实施，各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行时间、范围、步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决定。

五、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9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作为专门从事外汇资金投资业务的国有投资公司，其成立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

进一步促进公司债券发展。9月27日，为改善我国融资结构，促进债券市场协调发展，推动公司债券发展，人民银行专门公告，明确了公司债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交易流通和登记托管等有关事宜。

QDII投资额度突破300亿美元。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告，已于9月26日核准华夏基金增加境外证券投资额度25亿美元，同时批准嘉实基金经营外汇业务并核准其境外证券投资额度50亿美元。至此，境内机构获得的QDII投资额度,已经超过300亿美元。

六、建设“两型社会”的体制机制创新

开展生态补偿试点。为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环保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就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提出具体意见。《意见》明确了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对加快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出具体意见。

七、卫生体制改革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卫生部、财政部、中医药管理局下发《关于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指导意见》，以进一步规范新农合医疗基金管理，提高基金使用率和农民受益水平，推进新农合医疗制度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各地要根据合作医疗基金收支情况，合理确定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省（区、市）内各县（市、区）之间的补偿水平差异不宜过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和筹资水平相当的地区，补偿水平应相对统一。《指导意见》强调，当年筹集的合作医疗统筹基金结余一般应不超过15％。实行大病统筹加门诊家庭账户的地区，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建立大病统筹、门诊家庭账户和风险基金。实行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的地区，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建立住院统筹、门诊统筹和风险基金。实行大病统筹的地区，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建立大病统筹基金和风险基金。合作医疗基金不宜再单独设立其他基金。

八、涉外（对台）经济体制改革

《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出台。9月3日，海关总署出台该《暂行办法》。《暂行办法》明确，对保税港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除特殊规定之外，对从境外进入保税港区的货物予以保税。保税港区与区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区内企业或者区外收发货人应按照进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向保税港区主管海关办理申报手续。保税港区内货物可以自由流转，区内企业转让、转移货物的，双方企业应当及时向海关报送转让、转移货物的品名、数量、金额等电子数据信息。保税港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口岸港区和与之相连的特定区域内，具有口岸、物流、加工等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在部分对台小额贸易点试行更开放管理措施。9月5日，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出《关于在部分对台小额贸易点试行更开放管理措施的通知》，决定将在部分对台小额贸易点,试行更开放的管理措施。《通知》明确，对台小额贸易由大陆沿海地区指定口岸经核准的对台小额贸易公司与台湾地区公司或居民间进行。试点口岸对台小额贸易公司经营权,由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及三省内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向所在地海关等联检部门办理备案手续。试点口岸进出的对台小额贸易台湾船舶，放开船舶吨位和交易金额限制。试点口岸进出口的货物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进出口属于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等管理的货物，海关凭有关主管部门签发的相关证件征税验放。试点口岸分两批：第一批，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宁波象山石浦、福建福州马尾、泉州南安石井港、广东惠州港。第二批，福建福清南青屿、长乐松下、东山铜陵、晋江深沪、厦门大嶝、湛江长桥。

九、其他领域改革

新《物业管理条例》颁布。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改2003年6月8日颁布实施的原《条例》。新《条例》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新《条例》明确，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新《条例》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业主依法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由业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改革运动员聘用体制。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将运动员管理纳入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体系，将运动员保障纳入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坚持运动员聘用工作统一规范、分级管理。该《办法》从2007年9月开始实施。

强化环境监测管理。环保总局颁布实施了《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强化环境监测管理，推动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办法》共23条，分别明确了制定《办法》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规定了环境保护部门和环境监测机构的职责分工、标准规范的制定、环境信息、环境监测数据的法律效力、环境监测网的建设原则和管理主体、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要求、企业的环境监测责任和义务、环境监测机构资格认定等。

十、地方改革

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福建省近日完成对60个省级部门的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工作。经过全面清

理，共公布保留行政审批项目1008项，其中行政许可项目592项，非许可审批项目416项。据了解，该省自2000年以来，已累计取消、调整或下放了1100多项省级审批项目。

篇4

一、积极推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改革

“两会”后，总理答记者问时也谈到了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而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了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

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与强势企业“合谋”。为了打破这种“合谋”，为了以市场经济的发式来发展经济，政府职能、架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必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的一般原则是：

（一）把裁判员的职能和运动员的职能彻底分开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较大。然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又是平等进入、一视同仁，如果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就会妨碍公平政策的制定和公平有效的执行，甚至会形成行政性垄断。因此，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应当放在把裁判员的职能和运动员的职能彻底分开上，即政企分开。

（二）应该建立高效、廉洁的强政府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功能是宏观的、方向性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当定位准确，应当是能够稳健地驾驭市场经济，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经济走势，主要以法规的方式引导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高效廉洁、令行禁止的强政府。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期间，当代中国的政府更应该是强势的。因为“过渡”，意味着“变革”，就是要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会产生诸多的矛盾，需要政府强制性地推动。就政府改革而言，也需要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

（三）政府改革应该消除部门利益与垄断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个别政府部门形成了部门利益。如果这些部门还有管辖的企业，更形成了行政支持的垄断进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不满。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责，而不应该有部门的、独特的利益，更不应该以职权去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进一步改革，应当通过制度设计，消除部门利益，消除依靠行政力量的垄断。

（四）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使地方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改革，不仅包括对中央政府的职能和架构进行改革，而且还包括对地方政府职能、构架以及评价标准进行改革。

在我国，地方政府担当的任务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政府繁重得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使得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制度。但是我们还有诸多改进的空间：一是在官员的选拔过程中，让利益相关者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发言渠道。二是地方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多地去塑造经济发展的环境，指示和引导产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扮演投资主体的角色。三是要能够设计出反映经济社会协调，符合持续发展要求的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和方式。

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上半年一系列调整，经济有了初步回升迹象，通货膨胀压力也在缓解。在今年的调控中，各级政府更加注重调整结构和解决深层次问题，包括进一步打破垄断、让民营经济进入更多行业领域等，都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来自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跟本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量上来看，体现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从质上来看，公有经济应该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和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上，公有资产不仅要保持量的优势还要注重质的提高。为此，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总的原则是：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着力完善股本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二是继续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二）对产权的明确和保护，是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

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解决产权的问题。市场经济对产权的基本要求是产权的人格化。一旦产权明确，企业就称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决策的市场竞争主体。产权明确后，国家应该对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通过立法的途径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对侵犯产权的人进行严厉的打击，保护产权所有者的权力。使每个人认识到产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

（三）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尤其是近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逼近红线，给社会带了一些隐患。造成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根源是生产条件分配的不公，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产条件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构建收入分配的微观基础。一是在市场准入、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公共物品的使用等诸多的领域实行统一的制度安排，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二是打破垄断，消除市场分割，完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条件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三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四是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维护分配过程和机会的公平。

（四）建立创新的意识、机制和模式

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很大，但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很低。随着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益下降。为此，创新迫在眉睫。一是改革和提高教育水平。二是着力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的创新，改进商业环境的质量和流动性。三是企业的制度安排应该有利于创新。

（五）进一步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

一是完善财政体制。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二是完善税收制度。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调整和完善资源税。三是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步伐，不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制度，建立起规范的政府非税收入机制。

未来的改革任务艰巨且有风险，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攻克难关，建立与中国当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篇5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取代体制。取代体制，使农民部分获得了生产经营自、家庭自治权、产品享有权等，实现了生产经营过程中责、权、利的统一，劳动者能够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随时随地灵活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功能，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民的创造潜力，农业实现高速增长，农村生活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第二阶段（1985-1991年），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出现了卖粮难以及收购粮食“打白条”问题，被认为是“超常规发展”带来“低水平过剩”，导致了农产品统购与派购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是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走向市场的重大突破（郭书田，2008）。同时，国家决定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上，国家一方面积极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农民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活动和发展乡镇企业。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从传统的农业单一结构转向多部门的综合发展。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