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17: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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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年10月8日)
按照__局长在总局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有关要求,水务局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了7月26日总理在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完善政策,明确任务,狠抓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的讲话精神,并及时与省发改委、水利厅、水利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探讨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投资走向,结合垦区水利基本建设实际,认真分析了宏观调控政策对垦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大中型项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垦区水利基本建设进展情况
经过五十多年的开发建设,目前,垦区水利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64.8亿元,建成堤防2828.53公里,水库153座,建筑物7.3万座,排灌站173处,机电井54222眼,万亩以上灌区43处,治理涝区99处,拥有喷灌机8943台。实现堤防保护耕地74.7万公顷,水库总库容10.3亿立方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24.3万公顷,涝区除涝面积13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4万公顷,喷灌设计面积14.9万公顷。已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涝、灌溉和水保四大工程体系,提高了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垦区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垦区目前正在建设的国家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有三江平原治理工程,松、嫩、黑干流防洪工程,国境界河防护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等。其中,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已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全线达到20年一遇标准。垦区已完成了太平湖、西江、青石岭、南阳河、双峰5座大中型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清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实施中。目前正在建设的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有新建的绥滨、八五九灌区工程,兴凯湖、查哈阳、江川三座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其中新建的绥滨、八五九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3163万元和8999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47.7和14.3。兴凯湖、查哈阳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5657万元和10503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12.4和39.9,江川灌区20__年刚刚列入国家计划。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已完成投资3044万元,解决8.5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占垦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人口的12.6。垦区当前各项水利基本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
垦区目前正在积极争取有望近期列项实施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是“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工程”和以“三江平原‘两江一湖’沿岸大中型灌区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地表水灌区工程。“三江平原”地区全省规划骨干工程总投资36.17亿元,其中梧桐河、嘟噜河、挠力河、七星河、倭肯河、穆棱河以及同抚大堤防洪工程投资6.15亿元,垦区约2亿元;续建大中型涝区22处,投资12.19亿元,垦区约8亿元;灌区工程7处和排蓄灌工程56处,投资10.3亿元,垦区约4.48亿元;试验站网投资0.73亿元,垦区约0.25亿元。垦区地表水灌溉项目共拟新建、续建大型灌区17处,尚需骨干工程概算投资73.64亿元。其中呼声很高的“两江一湖”灌区9处,骨干工程投资57.63亿元。这些工程完成后,可达成设计灌溉面积1204.2万亩,其中新增水田面积562.8万亩,旱田喷灌面积44.3万亩;改善水田面积591.6万亩,旱田喷灌面积5.5万亩。灌区建成后,预计年可增产粮食55亿斤,同时还可在非灌溉期为210万亩湿地及保护区进行生态补水,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均十分显著。
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精神
九洪水以后,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国债资金的支持,全国的水利基本建设投入增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垦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先后建设完成了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太平湖等5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一大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也取得了快速进展。20__年,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走势,将实行多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对水利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的地位不会改变,但中央水利年度投资规模已经减少,水利投资的重点更加集中到南水北调等一些国家大型项目上。
这次总理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讲话精神,主要解决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此文若不是在文秘站 站出现,那均为抄袭。欢迎举报]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但预计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不会因此而大规模削减,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第一条就是要继续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抓好秋粮生产,力争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要想做到这些是离不开水利基础设施支撑的。但是,目前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要恢复到“十五”时期前三年的水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水利部矫勇副部长今年来垦区检查工作时提到,这几年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投入年年在减,“十五”时期后两年比前三年平均每年减少了83亿元。根据水利“十一五”规划需求和现有的中央投资规模测算,中央水利投资比“十五”期间每年将减少近100亿元。除了人畜饮水项目投入可能有一定增加外,明年其它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可能还要再减少一点。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对垦区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
(一)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解决“三农”问题,为垦区水利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垦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重视粮食安全,增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对于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垦区水利建设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保障。
(二)国家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减缓了垦区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一是水利基本建设投入难以满足垦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垦区当前处在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经济快速发展,职工安居乐业,粮食总产已突破了200亿斤大关,正在向300亿斤迈进。按照垦区现有的土地面积和耕作水平,要实现粮食总产300亿斤的目标,增产的主要措施就要靠大型地表水灌溉工程的实施。大型灌区建设的投入大,必须依靠国家的扶持和投入,而按照目前国家的投入水平,要完成垦区大型灌区的建设目标是遥不可及的。
二是自筹资金筹集困难,一定程度影响了工程的顺利实施。目前国家实行的投资模式是骨干工程中央和地方按照1:1的比例投入,即国家投入1元钱,地方就需要自筹1元钱进行匹配,共同完成骨干工程建设,配套工程则全部由地方自筹资金完成,即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1:2的投入比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规模大、投入高,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仅仅依靠收益农场是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资金筹集任务的。目前的状况是上项目要钱时,硬挺着拍胸脯,可是要干活时配套资金却难有着落,影响了工程工期,造成了工程款的拖欠,上级验收难以过关。自筹资金困难已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垦区水利工程的实施和垦区在上级机关的信誉。
(三)水利投资体制政出多门,难以完全协调一致。
国家现行的投资体制中,大量的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包含在农业综合开发、标准良田、扶贫、土地整理等项目中,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由于各部门对项目立项、设计、施工等环节的要求不一、标准不一,形成有些项目管理粗放及与水利总体规划不符或重复建设的问题,影响了资金效益的正常发挥。
四、针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做好前期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面对国家当前的投资形势和垦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们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的前提下,[此篇范文为文秘站 作者呕心呖血之作()-未经过文秘站网站同意转载此文均为抄袭后果自负]更加重要的是把水利勘测设计的前期工作做好。目前,我们已组织完成了《黑龙江垦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期实施规划》、《垦区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规划》,协调省水利设计院、农垦设计院开展了《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可行性研究报告》、《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规划》、等前期工作,为垦区有更多的工程在国家立项做了充分的准备。近期要重点做好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争取能够早日立项实施,增加国家对垦区的投入力度。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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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从2008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资实体经济,以期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拉动经济,提升总需求,从而确保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然而,这些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亦包含着某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亦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加速物价水平上升。
就业与通胀控制,历来是宏观经济中的一道两难题目,特别是当前经济危机仍未过去,欧洲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市场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将引起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加以重视,笔者以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高度进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胀和失业的内在联系,从而确保将两项指标控制在可接受区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拉动社会总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二、当前通胀与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力求扭转或减轻经济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保就业、保增长。然而,随着最初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效果过去,各国却不约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现通胀与失业率“双高”的现象,陷于被动局面。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虽然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业,忽略对通胀的治理
危机发生后,各国面对经济衰退,生产下滑的局面,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经济、保障就业的政策,对于通胀的控制有所忽略,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就是时至今日,63.4%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 2% 的经济缓慢增长与 6% 的高通胀水平、9% 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双高”局面。这一方面说明由于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大,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偏重于解决就业问题,放松对通胀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国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
2.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抑制了总需求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社会总需求的前提条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不难观察到,但凡具备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社会的需求总量仍然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不明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公众的支出计划变化幅度较大。这是因为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标,忽视长期发展
针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见效快的模式,这一现象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近期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显现无疑:为了获取足够的票数,取得竞选与连任的胜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团更加倾向于采用见效快、时间短的经济政策,从而忽略了长期的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造成数年之后,政策的负面影响浮出水面的恶果。
三、协调通胀与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从长期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经济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的结构组成,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而当前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为来保障就业,从而导致在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困境。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科学决策,将通胀和失业率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通胀与一定程度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剂,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数据的真实含意: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失业率则是一项指标,用于衡量就业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彻底的消灭或者长时间的压制都是不现实的,宏观政策的制定目标应当是将这两项数据控制在可控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3.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公众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也将影响公众的支出计划,因此,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释放公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即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的境进,或者处于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两高”局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公众依然敢于消费,从而推高了社会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新的就业岗位的诞生。因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从数据层面难以表明其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但由于它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已经同时指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往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的时候,显然都是要突出速度的,我们曾经用过又快又好,又好又快,最近几年用的是平稳较快,谈到宏观经济政策,都难免一个快字。这一次用的是健康、持续这样的经济增长,这显然标志着几层意思,一层意思,大家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起码中国将由高速转入中速,特别是个位数的增长,在这点上已经大致形成共识。
其次,大家对于这场危机的长期化和持续化也已经形成共识。比如世界经济将低速增长,何时走出危机,目前难以预测,这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的话。
第三,用健康持续这四个字作为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并且给出了几个可以测的标准,比如说没有水分,实实在在,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等等,这是一个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还把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持续发展并列起来,这表明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了高度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在各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锐的背景条件下,要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健康发展,显然要求一个特别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时指向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往我们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顶多是反周期的作用,这次除了逆周期调节这个表述之外,还提到要推动结构调整,同时把两个作用同时并列起来,显然也有深层次的考量。
比如,当谈到世界经济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这样一种态势的时候,实际隐含着对这场危机的最深刻原因的一种判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一种表述,世界经济已经从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转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这场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出了问题,紧接着判断是,中国也好,世界也罢,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它是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要反危机,要使经济步入复苏的轨道,必须转方式,必须调结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同时界定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作用,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2008、2009年的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惟一的,就是保增长,后来又加上了控物价,再后来到了去年,又加上了转方式调结构,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同时指向五个,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又加上一个防风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当目标是单一的时候,你可以全力去追求,当目标变成多元化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分散精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目标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方向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像过去那样,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实现稳增长或保增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是在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条件下所做出的适当的选择。
一、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y)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经济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做出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宏观经济短期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波动,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平抑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首要目标相关的其他三个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回顾及效果分析
1.1994年-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回顾
1994年-1997年,面对我国由经济转轨而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我国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双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1998年-2003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财政政策适度的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2004年-2007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达到了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2008年-2012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刺激经济复苏。
2. 1994年-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由上图可知,财政收入、M2增速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呈现“微笑曲线”分布。这说明无论对于财政收入还是M2增速来说,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阈值之后,两者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向促进,而在未超过阈值时这一影响为负向。这体现了财政收入和货币M2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欲对GDP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此外,由FR2系数值较M22相比更大来说,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财政政策在1994-2011年间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更大。
三、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总结过去的2013年,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还是不错的。去年上半年整体经济下滑的压力较大,而在下半年经济有所回暖。展望2014年,我们还需从多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1.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2014年,我国应该继续采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固增长。财政政策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继续严控“三公”支出,同时保证与民生相关的支出如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等平稳增长。而货币政策方面同样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综合运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工具组合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以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2.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全国两会强调“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是2014年需要把握好的原则和政策取向之首。当前我国仍然存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经济体制机制的弊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自然资源的流逝,环境污染的隐患,资源分配不均,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等。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自身调节相结合,才有可能把这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好,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足于国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及国内市场和资源受到限制等宏观经济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亦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的提高:通过“走出去”战略,我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在获得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外投资和引资的相互配合,能够促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逐渐扭转我国“世界工厂”的加工地位,进而优化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这都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层次与水平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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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我们知道,现代财务管理是现代高校教育管理的重点内容,现代财务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受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市场环境,采用适当的现代财务管理手段加强高校教育的财务管理,能够促进高校教育的顺利开展,从而使高校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因此,在宏观经济的影响下,做好现代财务管理工作,对高校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1.宏观经济政策和现代财务管理的概念
1.1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严格地说,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而跟高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
1.2现代财务管理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财务理念及财务管理体系也都在不断更新。
我们知道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根据财经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的原则,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延伸到现代财务管理则是指运用时代经济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手段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2]。
2.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现代财务管理对提高高校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2.1现代财务管理能够保证高校教育的顺利进行
高等学校教育资源是高校发展的基础,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是通过资金的持续投入来实现的。在现阶段,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表现在高校教育上一方面,财政对高校教育资金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科研经费拨款在科研收入占比也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高校由于扩招导致高校规模迅速扩大,为了缓解资金压力,高校的贷款规模也迅速扩大,稳健的货币政策无疑也缓解了高校发展的贷款成本。一个高校,其经费使用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开支,不利于高校教育的开拓与发展,会对高校日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削减高校资金的有效性。因此高校在取得上述财政资金和贷款资金的同时,能否加强现代现代财务管理,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在高校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保障高校教育资金的有效运行,保证高校教育的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3]。
2.2能够提升高校教育的质量,为高校教育提供优质服务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新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校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高校要发展,必须优化资源配置。高校作为一种非盈利性组织,主要是为社会培养人才,高校如果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社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提高教育质量,改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且要高效配置资源,面对这种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发挥高校财务管理的杠杆作用,可以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效地促进高校的发展和办学水平的提高,为高校教育提供优质服务[4]。
2.3现代财务管理是高校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财务管理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下,高校逐步趋向于独立自主办学,多方面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在这种情况下,确立了高校的法人实体地位,因此,高校的财务管理由过去的被动核算变为主动核算。由于我国高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因而,高校的财务管理任务也就变为多方面筹集资金并有效使用资源配置,优化教育资源,从而完成高校培养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的总目标。
由此可见,高校现代财务管理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手段,其总体目标是为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资金优势。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的大影响下加强现代财务管理对高校教育服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有效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势下,加强现代财务管理不仅能够保证高校教育的顺利进行,还能够提升高校教育的质量,此外加强现代财务管理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重要方法手段。因此,宏观经济的大影响下一定要加强现代财务管理以期更好的为高校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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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关键词: 宏观经济政策;股票市场;VEC模型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stock market;VEC model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017-03
0 引言
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形态之一。当股票市场的运行出现异常的现象时,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股价的波动?如果能,又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影响股票市场?这个问题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而目前我国对股票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处于调整与适应中。因此,笔者认为对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影响股票市场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1 理论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通过对投资者信心与股票价格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股票市场,本文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1.1 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基本手段,通过财政税收、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国债政策等手段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
若政府对个人减税,相对于增加了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收入,投资者信心增强,会增加对股票的投资,股票市场会走强。若政府对企业减税,会提高企业的盈利,使得企业股票价格出现上涨。因此,改变税收会影响股价的波动方向。
1.2 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中经常通过调整基准利率改变市场利率以及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手段改变货币供应量来调控货币市场,从而对股票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增加,或者利率下降,资金面变宽松,流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增多,引起对股票需求的增加,促使股价上升。同时,银根宽松,有助于企业融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企业盈利增强,股价进一步上升。
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较为复杂。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上市公司为了股东利益不受损,有可能会提高股息收益率,从而引起股价上升。而通货膨胀率过高又会引起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股价下跌。总的来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对股票市场有正向作用,不在这一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将会引起股市低迷。
1.3 对外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对外经济政策包括出口补贴、进口限额、汇率波动等。以汇率为例,若人民币汇率上升,将对出口企业有利,不利于进口。一方面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盈利,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将会上升;另一方面,贸易差额增大,社会总需求增加,股票市场走强。
1.4 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会改变整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产出水平提高,将会增强投资者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信心,从而提高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投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同时经济景气的预期会提高企业的产量,企业盈利增加,进一步促进股票市场走强。
2 实证分析
2.1 建立VEC模型 本文选取1996年1月至2013年2月各月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银行间7天内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R,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S,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指数X以及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综合指数月平均指数SH,SZ时间序列的对数值进行分析。为了对沪市与深市进行对比分析,把数据分为样本1与样本2。
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所有序列的1 阶差分形式全是平稳序列。采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1、样本2都各自存在一个协整向量,都应在各自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的误差修正模型即VEC 模型。
2.2 脉冲响应分析 以建立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图1-图5给出了时间为40个月,沪深两个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一单位(1%)正向冲击的响应曲线。图中实线代表沪市的脉冲响应曲线,虚线代表深市,横轴代表响应时间。
从图1,2可以分别看出当宏观经济政策引起通货膨胀增加或货币供给量M2增加后,沪深两市的股票都有上涨的趋势;两者对沪深两市的瞬时作用都在第5个月左右达到最大;之后,两者瞬时作用开始减弱;但长期来看,对沪深两市都有持续的正向作用。比较来看,通货膨胀,货币供给量对沪深两市的冲击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但对深市的整体冲击更大,而通货膨胀对沪深两市的冲击作用在数量上大于货币供给量M2,在当月反映来说,沪深两市对货币供给量的响应更迅速。
由图3可得,利率增加后,沪深两市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很小幅的增长;之后很快就开始大幅的下降,利率增加变为较大的负向作用,说明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从长期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增加的冲击的响应没有减弱,而是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冲击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对深市的长期冲击更大。
图4说明在汇率上升后,沪深两市在短期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降;之后开始大幅的上涨,汇率上升的作用由负向转为正向,反映了汇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长期来说,汇率上升的正向作用没有减弱,最终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深市的反应时滞更长更强,而最后的正向作用较弱。
图5中的LNSH,LNSZ对LNX冲击的响应曲线可以替代反映产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当产出增加后,沪深两市有一个很微弱的正向反应,之后开始走低,并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反应基本一致,但深市长期反应更强。
综上,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基本符合理论分析,不同的是,实证中可以发现一些政策如利率,汇率等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同时,不同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本文中,深市就比沪市更为敏感与剧烈。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产出对股票市场的长期影响并不完全符合理论分析,可能与我国金融制度,金融系统传导机制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方差分解 表1与表2分别列示了货币政策、各宏观经济变量与上证综指,深证综指的方差分解结果。通过方差分解,不仅可以进一步掌握各考察变量被自身及其它变量的解释程度,还可以考察不同变量对沪深两市变动的贡献度。
由方差分解表可见,LNM2对上证综指对数值LNSH,深证综指对数值LNSZ的方差的贡献度在短期与其他变量的贡献度相比变得十分微小;LNCPI的贡献度较大。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而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因子的贡献度出现了变化,产出变量对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变量的影响。
3 结论
从理论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波动具有一定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产出水平都会在一定水平上引起股价变化,股价变动方向与政策调整方向有关。
从实证研究中可以基本印证理论分析。从协整分析中看,各政策变量与股票市场指数变动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从脉冲响应函数中看,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与理论分析中股价变动方向基本一致,但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从方差分解来看,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通货膨胀作用较大,但从长期来看,产出变量贡献最大。对比沪深两市分析可得,不同地区股票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趋势相同,但程度存在差异,本文中深市的敏感性强于沪市。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变量产生影响的显著程度并不相同,与股票市场对政策变量的敏感度,时滞现象,观测时间长短以及市场自身波动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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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面对50年或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采取较大力度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事后的情况表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相当明显,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强劲回升,四季度经济增长再次回升到10%,而且基本持续到现在。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面对2008年中国经济的调整,我们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真的做到了对症下药;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合,对调结构、转方式是促进还是抑制,其负效应有多大?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2008年底至2009年采取的两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存在过度刺激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症下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定义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数量标准,货币供应量(M1、M2)及贷款的增长率在15%至18%为适度宽松的范围,18%至25%是宽松,25%以上为极度宽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稳健的货币政策,12%以下才是紧缩。
按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90%的年份都是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持续时间很短。二是2009年(严格地说是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至2010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宽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适度宽松型的,2009年是极度宽松,M1、M2和贷款的增长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则属于宽松型,M1、M2和贷款增长率均超过18%。
是不是对症下药,问题要复杂一些。主要是大家怎么看待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形势判断不同,特别是对2008年经济明显下滑的原因认识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调控政策建议。对2008年中国经济调整的原因分析当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主流观点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年初的南方雪灾、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2007年至2008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重要原因。特别是对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采取的宏观紧缩政策,许多人仍耿耿于怀。笔者的观点与主流观点十分不同,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原因是周期性调整和各种结构矛盾的爆发,是内在的调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是外在因素和次要因素。
做出此判断,依据有两条:一是从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规律上讲,特别是对经济周期做细致的分析后不难发现,2008年是一个经济周期的“拐点”,而且不是一般的“拐点”,是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的交汇“拐点”,经济下滑是内在周期因素驱动的。二是在金融危机冲击性影响之前的3个季度中国经济已明显调整,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调整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因此,把经济增长下滑主要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明显不当的。调整的最大动力是房地产步入周期性调整,2008年一季度住房销售量同比零增长,二季度下降10%,三季度下降30%,接着是房价的调整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的明显下滑。
总之,2008年中国经济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失衡引起的,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并不大,或者是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这一调整,使其出现过度性的调整。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抵消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调整的过度冲击。但当时的学界多数学者一口咬定我国经济仍处于高增长状态(否认内在的调整规律),是金融危机把中国经济拉下了水,因此,采取简单的凯恩斯式总量扩张政策让其恢复到10%以上就是主要的政策建议。
发展模式的问题
2008年中国经济既遇到了三重周期叠加的影响,也遇到了长期结构矛盾的集中爆发的影响,根本上讲是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在适度保增长的同时,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过去流行的看法是发展方式落后、结构调整严重滞后,这没有错,但导致落后的发展方式难以改变、结构调整严重滞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宏观上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宏观领域的问题不解决,希望微观、中微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喊了无数年的要转变发展方式但总也不见多少成效的根本原因。
那么宏观上的发展模式问题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两个过度依赖”问题,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扩大出口、过度依赖于房地产扩大内需,这一模式的根本缺陷是有长期高增长但却没有长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或产业竞争力提高的速度严重偏慢于经济增长,同时伴随许多经济失衡问题:高增长低就业、高工业化低城市化、高投资低消费、高经济低社会、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高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因此,要避免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就必须下决心转变发展模式。由“两个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转为“两个依靠”的发展模式,即依靠扩大消费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或产业的全面升级)。
而2009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转换存在相当大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政策强化了过去的发展模式,使调结构、转方式更加困难。在促进需求增长的政策上,应该是减弱对投资的依赖、增强对消费的依赖。中国在需求上的问题与美国完全相反,美国是储蓄不足、投资不足、消费过度,中国则是储蓄过度、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再加上美国的问题是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接近崩溃,而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危机。但我们实际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强化,并对前期出口政策的合理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此,从中长期看,将会进一步加剧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供给过度增长而最终需求明显不足。在产业发展上,重点是刺激房地产发展(尽管铁公基的投资规模较大、影响较大,但远不及房地产投资的作用),而不是放在产业调整升级、提升竞争力上。在发展机制上,流行的观点是政府万能而市场无能,因此,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干预作用过度膨胀,而市场调节的作用被严重忽视或抑制。
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上,我国是市场化不到位,政府对市场仍存在较过度的干预问题,而美国相反,它是市场作用过度,华尔街权力过度膨胀,政府监管不到位,宏观政策强化市场的缺陷而不是纠正市场的缺陷。所以,我们在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选择上,反映在宏观经济政策应是加强市场的作用,抑制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从政策导向上看,中央强调保增长与调结构并重,但实际政策执行中,是保增长绝对优先,调结构处于从属地位。总之,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传统的发展模式,从而使结构问题进一步积累,发展方式转变进展缓慢。
巨大的负效应
双重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上成绩很大,但由于其与长期的发展模式(或方式)转变存在较大冲击,其负面影响也较为明显,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其主要的负面影响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强化了“3个第一”的发展定式。即增长第一,投资第一,房地产第一。这3个“第一”已经成为过去10年经济繁荣的定式,金融危机后我国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使“3个第一”的意识更加强化。
二是代价过大。2009年我国新增信贷9.6万亿元,而新增的GDP仅2.5万亿元,4个信贷换1个GDP,而在之前的8年,我国新增信贷20万亿元,同期增加GDP也是20万亿元,即1个信贷换1个GDP,因此,2009年为保增长,货币效率过低,所付出的代价过大。
三是潜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严重后果是“房价”暴涨,将为未来经济爆发“大调整”埋下巨大隐患。因过量的货币供给和过度信贷投放,2009年全国平均房价一年增长达50%左右。而高房价正在产生一系列失衡问题,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构成明显的威胁,因为泡沫是不能长久的,总有一天会破灭,到时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高房价还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四是经济结构问题更加严重,推进结构调整升级更加困难。在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形下,维持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落后,使结构调整过程过慢;特别是在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增长仍然是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推动,这既增加了节能减排的压力,也使结构问题更加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房地产投资的低风险高收益使人们酿成了普遍性投机暴富心理,全民炒房,优秀的企业家不愿在实业上投资,从而产业升级严重受阻。
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很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要使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最根本的选择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整及深化改革,改变发展模式,使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与发展模式转变方向一致。
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发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
目的:战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运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引起了各种问题,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国际贸易等方面涉及国民收入及全社会消费、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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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从微观经营机制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其中主要的手段是放权让利使政府的计划权力削弱和分解,国家财力向企业和家庭部门转移,经济增长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逐步形成,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经济改革进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矛盾。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问题无法解决,银行治理结构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社会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还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体制转轨不完全和市场规则不完全的制约,经济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
我国经济的冷热和“活乱”循环,表面上看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内在体制性症结。反经济周期性的宏观调控具有短期性、周期性特征,只能解决经济总量平衡等问题,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1].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既是市场经济运行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条件。由于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体制特别是投融资体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特征,一些投资没有产权约束,货币政策很难调节市场机制,影响消费和投资,维持经济自主增长。货币政策很难确保我国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积极财政政策会放松国有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强化国有企业和银行依赖国家承担风险的意识;强制性控制财政支出、强制性控制信贷投放和强制性压制非国有经济的扩张会导致旧体制的复归。如果不解决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和“活乱”循环难以避免。
二、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和宏观调控改进的关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在改革国有企业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政府先后采取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股份制等措施,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目标不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不正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只能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必须承担国家政策性负担,不可能成为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2].
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职能应集中在提供纯公共产品、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上[3].政府履行上述经济职能,有些需要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普遍现象。就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也特别注重建立并经营一定数量的服务于国家经济职能和实现宏观经济政" 策目标的国有企业。显然,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应注重也更容易建立并经营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实现国家经济职能。政府应当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不仅要经营有关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更要经营私人不愿进入或无力进入的社会公益、国防工业和高新技术等行业。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具有财政化功能。
1.国有企业具有生产公共物品的功能。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使私人厂商不愿意生产。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动机,企图使用他人可能会生产的公共物品。因此,国防、灯塔、市政建设、道路养护、街道照明、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直至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的社会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政府建立经营国有企业直接生产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另外,在自然垄断产业中建立经营国有企业,将垄断收入收归国有,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提高社会效益。
2.国有企业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国有企业是以国家财政为后盾的,因而它们有能力承担一些有巨大风险的投资,并通过这些投资消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瓶颈,例如,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国有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国际经济中那些难以进入的领域,可以迅速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3.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宏观经济的功能。政府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来增加社会总需求,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强制国有企业增加投资,安排更多人员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可以要求国有企业放弃利润,限制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降低产品价格以降低物价水平;强制国有企业在不同地区布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强制国有企业停产和转产,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为保证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拍卖、租赁、国家所有权债权化等方式将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国家可以集中有限的财政资金搞好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使其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
三、国有企业改革、企业信贷硬约束与国家宏观调控改进
财政收入水平决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大小,也决定了国家创办经营国有企业的数量。按照这一原则,我国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的数量必须大大减少,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必须民营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成功。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后,银行与企业成为拥有独立财产的法人实体,就会自动地在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互利互惠、诚实守信的基础上进行借贷活动,建立起真正的信用制度,产生真正的金融市场[5].政府不必也不能够通过信贷计划强制银行提供企业的资金,“杀贫济富”的银行经营原则会形成企业信贷硬约束;政府也不必为了企业的生存对借贷的价格即利率进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利率可以由资金供求关系来决定。
一个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可以使货币政策发挥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我们在今后宏观调控中少用行政手段,主要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货币政策可以很好地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银行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借款,由此影响到总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资产组合的改变和基础货币或银行储备的需求,进而影响物价稳定;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实际工资或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劳动就业;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进出口价格和外国货币资产的需求,进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利率市场化是国家宏观调控改进的核心和经济运行最终摆脱“活乱”循环的关键。利率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资金的价格,既是由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同时又调节着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作为一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杠杆,具有反应灵敏、制约力强、作用面大的特点,它既是连接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桥梁,又是联系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纽带,它通过调节储蓄、消费和投资的流向、流量,达到以资金流引导实物流,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利率市场化可以加速我国金融深化,逐步消除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抑制,建立一个能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服务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利率市场化也可以为非国有企业提供一个宽松的投融资环境,解决我国非国有企业资金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问题,非国有企业可以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技术改革,可以继续发挥非国有经济部门支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以后,那些成本过高或净生产率大大低于平均利润率的低效率企业将会在均衡利率水平下将被逐步淘汰而自动退出市场,而只有那些净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高效率企业才有能力在均衡利率水平下获得更多的资源以不断扩大生产或投资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益。凡是利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利率水平能够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经济运行较容易调控,经济发展也较平稳;而利率由政府严格管制、利率水平不能够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经济运行较难调控,经济发展总会出现大起大落。
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后,可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能够充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决定了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传导机制的性质和可能影响的" 程度,进一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实际效果。这套制度包括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制度、税率税种和税收征管制度、货币发行和中央银行制度、金融体系的内在组织结构、基本的会计统计制度、政府的财政金融监督制度等等。如果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很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变量之间就会有稳定的统计相关性,可以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选择的科学性,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具有如下特点:政府财力有限和机构膨胀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财力在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流失十分严重,削弱了政府调控经济可以运用的财力;负责宏观调控的中央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策职能的建设严重滞后,加上缺乏互相之间的监督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选择错过了很多最好的时机,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财政金融政策仍然不能摆脱过度集中和缺乏法治的倾向,特别是在金融监管的问题上,很多政策出台背离市场经济的原则,用的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干的是拍脑袋的事,结果损害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稳定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可以解决货币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选择失当、政策出发点同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背离、决策过程的时滞太长、政府官员渎职和滥用职权等等问题,改进国家宏观调控改进,使经济运行最终摆脱“活乱”循环。
参考文献:
[2]刘振彪。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