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回报及退出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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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IPO成全球翘楚

清科研究中心近日的《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企业上市研究报告》显示：在清科研究中心关注的境外13个市场和境内3个市场上，2010年上半年全球IPO市场已从经济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步履虽然依旧蹒跚，但不乏亮点，前六个月共有332家企业上市，融资670.30亿美元，两项指标均超过去年整年数据。其中，中国企业多达212家，占比63.9％，中国企业上市融资总额达349.96亿美元，占全球融资总额的52.2％，平均每家企业融资1.65亿美元。

在市场的分布上，212家中国上市企业中有37家企业在海外市场挂牌融资33.96亿美元，上市数量同比增加21家，融资额同比增加40.6％；境内资本市场光彩夺目，吸引了创纪录的175家企业上市，融资额为316.00亿美元。

2010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IPO上市地点保持集中。37家中国企业集中于香港主板、新加坡主板、NASDAQ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等上市，香港仍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首选。具体来看，19家企业落户香港主板，合计融资24.09亿美元，分别占二季度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总数的51.4％和融资总额的71.0％。NASDAQ、纽约证券交易和新加坡主板所作为中国企业习惯的上市地点，二季度也均有中国企业IPO成功首演。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韩国创业板中国企业上市数量相对较少，融资额也相对低调。

行业分布方面，上半年上市企业与季度趋势一致，行业分布非常分散，能源及矿产、建筑工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汽车和房地产分别占据融资额前五，14家上市企业吸引到19.30亿美元投资，占据总融资额的56.8％。能源及矿产行业的3家上市企业吸引的5.21亿美元投资，占据融资总额的1513％；建筑工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汽车和房地产分别有2家、5家、1家和3家上市企业，融资额度相对平均；其中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贡献最多的上市企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的关注。而汽车行业虽然仅有中升集团一家企业上市，但融资金额为3.69亿美元，占总融资比例为10.9％，表现出色。

2010年上半年共有82家有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支持的中国企业在境内外市场上市，合计融资137.49亿美元。与处于低谷的2009年同期相比，二季度VC／PE支持的上市企业数量增加75家，融资额增加6.25倍‘即使与井喷的2009年下半年相比，也毫不逊色，上市公司增加12家融资金额也小幅增长，这些迹象表明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机构整体已经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提前走出，退出相当活跃。

82家VC／PE支持的上市企业为其带来了12.40倍的平均投资回报，其中境内上市的企业为VC／PE带来的平均投资回报倍数为14.90倍，海外上市的企业为投资者带来的平均投资回报倍数为4.05倍。从具体的市场来看，深圳创业板平均投资回报为15,48倍，深圳中小企业板也达到14.89倍；海外市场中新加坡主板上市企业平均投资回报大幅领先为9.94倍，其余几个市场为投资机构带来的平均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均低于5倍。

PE新募资金大幅增长

清科研究中心近日的《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新募基金个数方面回升到了2007年的历史高点，共有32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环比与同比分别上涨68.4％和190.9％。新增资本量方面增长更为强势，上半年共募集190.26亿美元，环比上涨84.6％，同比上涨616.9％，并超出去年全年募资总额，这主要受益于两支大额基金――黑石V1和上海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完成募集。

2009年，人民币基金首次在基金数量以及金额方面超越外币基金，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这股募集热潮也延续到了2010年。截止至7月1日，共有26支新人民币基金完成募集，环比及同比涨幅分别达到73.3％和333.3％。

2010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75起，投资总额22.17亿美元。案例数量方面较上年同期的43起上涨74.4％，投资活跃度大幅回升。投资金额方面较去年同期回落62.3％，一方面由于去年上半年有较大金额PIPE(投资上市公司)案例出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投资者对于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仍持谨慎保守态度，单笔交易投资规模尚未恢复。

2010年上半年生物技术、医疗健康领域共发生投资案例11起，居各行业案例数量排名首位，占所有投资案例总数的14.7％，当中所涉及二级行业主要集中在医药与医疗设备。今年互联网行业再次成为资本追逐焦点之一，共有9家企业获得2.27亿美元投资，案例数量及投资金额分别位列行业排名第二与第四位，二级行业分布在电子商务B2C、网络视频及电子支付。案例数量与金额均排在第三位的为食品饮料行业，上半年共发生投资交易6起，交易金额2.67亿美元，涉及二级行业集中在食品加工及酒制造等。

上半年中国大陆私募股权投资案例分布于18个省市，北京地区投资案例数量及金额均领先其他地区，共有24家企业获投近5.91亿美元。该地区最受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青睐的当属互联网行业，共有7家企业获得投资，投资金额达2.16亿美元，所涉及子行业集中在电子商务B2C以及网络视频。

2010年上半年共有41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投资项目退出，其中通过IPO实现退出的案例共有39笔，另外2笔为股权转让方式退出。退出企业的行业分布方面，上半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案例共涉及一级行业15个，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机械制造、食品与饮料行业，合计占所有退出案例的48.8％，其他行业退出案例分布较平均。

从IPO市场的选择方面看，境外市场仍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地点的首选，其中香港主板依旧位居榜首，占所有退出案例25.6％。境内市场方面，2009年10月深圳创业板开闸，第四季度即有11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支持的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今年以来，创业板热潮有所减退，上半年共有4笔创业板退出案例，环比减少63.6％。反观深圳中小板，上半年共有7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退出案例，超过2006至2009年各年该板块PE退出案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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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095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3

1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概述

1.1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的意义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PE）活动的具体运作包括四个环节：第一，投资项目筛选；第二，权益性投资；第三，管理投资企业；第四，资本增值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出售投资企业，收回投资并获取利润，从而进入下一个投资周期。因此，作为最后一个环节，资本退出是私募股权基金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步，它直接关系到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投资企业的后续持续发展。

1.2 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几种方式比较

1.2.1 IPO退出

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是首次公开发行，指未上市企业通过证券市场首次向公众发行股份以取得融资的行为，分为主板上市和二板上市。IPO退出的优点在于投资者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而企业也能获得独立的决策权；不足之处是公开上市的门槛较高，周期也较长，并需要良好的资本市场条件才能够进行这一退出方式。

1.2.2 并购退出

并购退出，是指私募股权基金者通过另一家企业兼并或收购受资企业从而使私募股权基金退出，这种退出方式一般出现在同行业之间。相对于IPO而言，并购退出的优点是周期较短、成本较低、门槛也较低，并且能同时增加企业竞争力，不足之处是收益没有IPO高。

1.2.3 回购退出

回购是经过一段投资期限后，企业方或创始股东反向收购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股权，从而使私募股权投资退出的方式。股份回购对受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有较高的要求，并且退出收益较低。优点在于：①受限制少，退出周期短；②产权关系明晰，操作简便易行；③能够保持受资企业的独立性。

1.2.4 清算退出

清算退出是指私募股权基金在目标公司濒临破产时被迫采取的一种退出方式，是最不理想的退出方式。在清算退出中，目标公司会对其所有资产进行清理和处置使私募股权投资实现退出。

1.3 并购退出的意义

虽然大多数研究观点认为IPO是私募股权投资最佳的退出策略，但是随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日益庞大，拥有较高门槛且周期较长的IPO退出已经不能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强烈的退出需求。因此，研究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并购退出策略可以拓展我国目前的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渠道，满足市场的需求。

同时，并购退出在成熟的欧美市场早就占有较大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也逐步走向成熟，加上国内并购市场的日趋活跃和国家对并购重组的政策支持，并购退出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策略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目前国内大部分文献以研究IPO退出为主，对并购退出的研究不足，本文的实证研究能为私募股权投资脱离退出指明新的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和模型假设

根据前人的研究，影响并购退出的因素主要有投资产业的类别、投资期限、市场条件和地区发展水平，本文将依据这几个因素进行文献回顾。

2.1 投资产业和并购退出的回报

Annamalai和Deshmukh（2011）对印度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投资产业类型的不同能显著影响私募股权基金对退出模式的选择。Cumming和Macintosh（2003）研究表明，如果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是具有严重信息不对称的企业，并且是高科技产业，这时候私募股权基金更倾向于选择并购退出市场。这是因为如果企业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那么并购退出带来的收益会更高。

H1：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的私募股权基金选择并购退出所带来的回报高于投资于其他产业的私募股权基金。

2.2 投资期限与并购退出的回报

Ni和Sun（2008）在研究中发现，投资时间越短，投资回报率将越高。Compers和Lerner（1996）的研究指出大部分私募股权基金只有一次投资和退出的机会。因此，在项目投资期限较短的情况下，私募股权基金会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以确保资本的利用程度。然而，Fleming（2004）的实证研究发现收益和投资期限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市场中不存在显著关系。

H2：投资期限和并购退出的回报是负相关的。

2.3 股票市场的条件和并购退出的回报

市场条件是影响私募股权退出的重要因素之一。Dheeraj（2011）研究表明，市场条件对于私募股权基金选择何种退出方式具有显著性影响。除此之外，Cumming（2005）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和并购市场之间有强烈的关联，私募股权基金在决定并购退出之前会考虑当下股市的状况。IPO作为一种高回报的退出方式，深受私募股权基金的青睐。在股市处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IPO将会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时候并购退出的回报率要足够高才能吸引私募股权基金选择这种退出方式。因此，股市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私募股权基金对并购退出的必要收益率。

H3：市场条件和并购退出的回报是正相关的。

2.4 地区发展水平和并购退出的回报

Kaplan和Stromberg（2004）对23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分别作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发达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退出市场时拥有更高的回报率。Qian和Zhang（2007）研究表明上海和深圳作为中国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这两个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退出市场获得的回报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正是因为发达地区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优势使私募股权基金更倾向于选择来自发达地区的企业进行退出。并购市场和证券市场有紧密的联系，一般来说，地区的发达程度越高，资本市场就越活跃，并购退出所能带来的回报率就越高。

H4：地区的发展水平越高，私募股权基金并购退出的回报就越高。

3 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基于CV数据库对于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层次的收益进行研究分析。

3.1 研究样本

CVSource数据库中含有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在境内外中国企业上市或并购等方式退出案例的数据库，其中包括了退出企业的名称、退出的回报倍数、行业类别和地区信息。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退出回报倍数是账面收益，并非实际收益，账面收益根据所投项目兼并公司的报价统计得出。账面收益指的是假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所投的企业上市首日发行售出全部股份进行退出从而获得的收益。一般来说，内部收益率是发达国家进行评估私募股权基金绩效最常用的依据，但是我国仍然采用投资倍数来评估，这种投资倍数的统计方法参考自Stowell （2010）的研究。

这里的TRturn指的是全部投资收益，也就是基金退出时的价值；Invt指的是初始投资的数额，也就是基金进入时的价值。

3.2 样本描述

本文将选取2003年至2015年我国所有私募股权基金并购退出的案例，其中有些案例缺乏退出的回报倍数、行业类别和地区等完整信息，将其剔除后共有289个样本数据用于本文的研究。下面对数据进行简要的描述性分析。

3.2.1 变量的定义

如表1所示，本文进行研究的变量有回报率、投资时间、产业类别、所属地区、IPO的发行量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类别。其中，行业类别、所属地区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类别属于类别变量，用“1”和“0”来进行区分；回报率、投资时间和IPO发行量属于数字变量。要指出的是，为了减少样本差异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本文在做实证研究时将PE类型当成一个控制变量，其他的都是解释变量。

3.2.2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3.2.2.1 回报率

如表2所示，并购退出所带来的投资回报倍数为3.706 7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并没有剔除并购退出失败的案例。因此，在实际情况中，并购退出所带来的投资回报倍数可能会高于这个数值。为证实数据的可信度，本文查阅了Zero2IPO的行业报告，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间私募股权基金并购退出的投资回报倍数都非常接近，因此本数据不影响本文的研究。

3.2.2.2 投资的时间

在本文选取的289个案例中，最长投资时间大约为12年，最短投资时间不足一个月，平均投资时间约为2.93年。Cumming和Macintosh研究发现：在美国，选择并购退出的私募股权基金的平均投资时间为5.16年；在加拿大，平均投资时间为6.94年。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私募基金并购退出的投资时间明显短于美国和加拿大。根据Qian和Zhang的研究，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大部分的私募股权基金都缺乏投资经验导致。

3.2.2.3 IPO的发行量

根据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5年之间，IPO的平均年度发行量大约为196。2009年，中国创业板首次上市，IPO的发行量在2010年达到了457的峰值。然而IPO的发行在2012年被要求暂停，IPO的数量急剧下滑至169，因此本文研究样本中IPO的数据呈现出较大的标准差。

3.2.2.4 地区、产业类别和私募股权基金类别

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并购退出的所有私募股权基金公司中，处在发达城市的占42.9%，处在不发达城市的占57.1%。同时，通过并购退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占52.2%，比重明显大于其他产业。此外，在选择并购退出的所有私募股权基金中，国内企业占本文样本的57.8%。

3.3 实证分析和结果解释

3.3.1 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以账面回报倍数为因变量，逐步对投资期限、IPO的发行量、地区、行业类别与私募股权基金类别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退出收益和投资期限以及IPO的发行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多幂次相关关系，回归中采用了对数化处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5个回归模型F值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本方程的数据拟合程度高并且5个回归模型都能较好地预测并购退出的收益，但可决系数R2的值都比较低，模型还有改善的空间。在5个回归模型中，除了IPO的发行量，其他4个因素包括投资期限、地区、行业类别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类型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4个因素对并购退出收益具有显著的影响。

3.3.2 结果解释

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假设H1和H4成立，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的私募股权基金选择并购退出所带来的回报高于其他产业，同时，投资地区发展程度越高，私募股权基金并购退出的回报就越高；假设H2和H3不成立，投资期限和并购退出的回报成正相关的关系，投资期限越高，并购退出的回报就越高；市场条件和退出回报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3.3.2.1 投资期限越长，私募股权基金并购退出的回报就越高

本文的实证结果与Zheng的研究相一致，但大部分关于私募股权基金退出回报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投资期限与退出回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或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在不同的退出方式下，投资期限和退出回报呈现不一样相关性。在并购退出的情况下，投资期限越长，退出回报就越高。因为大部分的高科技企业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期限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利润优势，这就导致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的私募股权基金都需要更长的投资期限来寻找最佳的退出时机以获得最大的退出回报。

3.3.2.2 地区的发展水平越高，私募股权基金并购退出的回报就越高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北京、上海、深圳作为我国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这些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并购退出时的回报会更高，这与Kaplan和Stromber、Qian和Zhang以及Ni和Sun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在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投资环境比较乐观，并且政策比较完善，客观环境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私募股权并购退出的回报。

3.3.2.3 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的私募股权基金选择并购退出时所获得回报更高

高科技产业作为当今时代的新兴产业深受私募股权基金的青睐。近年来，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市场表现活跃。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的私募股权基金选择并购退出所带来的回报高于其他产业，这跟Das和Jagannathan的实证研究结果相契合，但跟Ni和Sun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Ni和Sun进行实证研究时所采用的样本不充足且数据较久远，仅搜集了66个处在1997年至2005年的样本数据。而从2009年开始，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而投资的风向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改变。

3.3.2.4 国外的私募股权基金比国内的所获的退出回报将更高

本文在做实证研究时将私募股权基金的类别当成控制变量来解释因变量并购退出的回报，私募股权基金被分为“国外的”和“国内的”两种类型。对我国而言，国外的私募股权基金相比较国内的拥有更丰富的经验，更雄厚的资本以及更专业的投资者，因此，在并购退出市场时，国外的私募股权基金获得的回报可能更高，而这一结论与Cumming的研究结果一致，经验越丰富的私募股权基金获得的退出回报越高。

3.3.2.5 股票市场的条件和并购退出回报没有显著相关性

本文将IPO的发行量用于表示股票市场的条件，实证结果表明IPO的发行量和并购退出回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即股票市场的条件与并购退出回报没有显著相关性。然而，根据Cumming的研究，股票市场和并购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这并不代表并购退出所带来的回报一定会受股市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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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J Cumming，JG Macintosh.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Full and Partial Venture Capital Exits[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3（3）.

[3]TR Annamalai，A Deshmukh. Venture Capital and Private Equity in India： An Analysis of Investments and Exits[J].Journal of Indian Business Research，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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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倪正东，孙力强.中国创业投资退出回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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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蹇非易.影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IPO退出的因素分析[J].陕西农业科学，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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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风险投资担保的内涵。

    风险投资担保是指投资担保人将风险资本投资于初始成立、极具前景或科技前瞻性的新兴企业或项目;在承担很大风险的基础上,为融资人提供股权投资或间接债权式投资的增值服务;培育企业快速成长,数年后再通过上市、兼并或其他股权转让方式退出投资,取得高额投资担保回报的一种融资服务方式。其中,风险资本是一种过渡式权益资本,其含义是:向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期所投资创业企业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再获得资本增值收益。风险投资担保是由资本、技术、管理、专业人才、反担保措施和市场机会等要素组成的系统活动综合;一般要对应结合项目的种子期、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等四个过程来设计或考量。

    (二)风险投资担保的构成要素。

    一般而言,风险投资担保主要由风险资本、风险投资担保人、投资对象、投资期限、投资目的和投资方式等六要素构成。风险资本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给快速成长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企业或项目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投资拥有股权、提供借贷资本(以股权质押)、提供信用担保贷款授信(以股权质押作为反担保措施)或既投资拥有股权又提供借贷资本(或提供信用担保贷款授信)等方式投入风险企业或项目对象。风险投资担保人一般由风险投资公司(或风险资本家及个人、产业附属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和担保公司等机构组成。风险投资对象主要涉及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文化等领域。就投资期限而言,风险资本从投入企业起到撤出投资为止,所间隔的时间长短被称为风险投资期限。投资期限依据投资规模、产品科技含量、社会化认同程度、产品替代度等多重因素决定,它是投资项目的管理、技术与运作合成。投资目的是通过投资担保使其达到规模经济,并适时提供其增信和增值服务,进而把企业做大做强;然后通过公开上市、兼并收购或股权转让等方式退出,获得超额投资回报。从投资的性质来判断,风险投资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直接投资即股权式风险投资;二是提供借贷资本或者予以贷款授信担保,这就为担保公司介入风险投资业务提供了一个契机或平台;三是提供一部分借贷资本或者贷款授信担保,同时又投入一部分风险资本拥有被投资企业的股权。不不论采取哪种投资方式,风险投资人一般都附带提供增信和增值服务。

    二、风险资本的形成以及风险投资运作的过程与退出

    (一)风险资本的形成。

    我国的风险资本一般是由境外风险投资者、国内各类企业或担保机构投资者以及内陆个人投资者三种类别组成。境外风险投资者是目前我国主要的风险资本来源。风险资本进入企业后,通过其投资使之达到规模经济,并适时提供各项增值服务;然后通过境内外公开上市或其他方式退出,获得超额投资回报。国内各类企业或担保机构投资者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参与者,企业介入风险投资主要是出于发展战略目标的考虑,并为企业寻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甚至是二次创业机遇;而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投资者主要基于先投资、后退出的高额股权资本或增信禀赋回报的动机。内陆个人投资者主要是具有风险投资经验的投资人、创业企业家,或曾得到过风险投资支持进而回馈经济社会的投资者,他们以私募基金、先期股权投资或优先股等形式,参与到风险投资的具体业务中。

    (二)风险投资担保的运作过程。

    风险投资担保的运作过程主要包括寻求投资项目、项目的筛选、项目评价、投资谈判、投资生效后的监管五个阶段。首先,寻找投资项目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企业可以主动向风险投资机构或个人风险投资机构提交项目投资申请,再由风险投资机构进行评审遴选。其次,受资金运用与风险约束的多重因素的制约,风险投资公司或个人风险投资机构需要对申请的投资项目进行最初的甄别和筛选。第三,对通过筛选的项目进行更详细的评估与论证。第四,当项目经过评价论证后且判断结果可行时,风险资本家或潜在的风险投资企业就会在投资数量、投资形式和价格等方面进行商议;确定投资项目的一些具体条款或约束性条件。这一过程在国外被称之为“协议创建”,内容包括协约的数量、保护性契约和投资失利等具体约定。最后,达成各种协议后,风险资本投资担保人作为“股东”、保证人或合作方需要对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进行监管。

    (三)风险投资担保的退出。

    风险投资或担保人对企业或项目进行风险投资的目的并不是对接受风险投资企业的占有或控制,而是为了获取高额的资本投资回报。风险投资或担保人会在适当的时机变现退出,其退出时机一般可以等到企业上市发行股票或经营运作成功后。但为了分散风险或快速回笼资金,可以分阶段、分部分退出;即按风险投资的不同实施阶段或时期,将股票(或股权)分部分转出。何时退出取决于投资回报的适时收益率指标因素和未来增值放大预期,也是风险投资或担保人的择时判断极值域点。

    三、风险投资中担保公司的介入与运行方式

    担保公司如何在风险投资业务中有所作为,这是担保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临的一项新课题。《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监管部门批准,可以兼营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的业务;该办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上述规定为担保公司介入风险投资业务提供了法规依据。由上可见,风险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提供信用担保贷款授信和混合投资等方式,介入并间接控制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或项目。这样,就为担保公司介入风险投资业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可操作性规范。

    (一)直接风险投资方式。

    对一些有实力的担保机构而言,他们一方面可以承担扶持中小、微型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该类公司自身风险控制和经营管理的优势明显,对新兴产业或项目的判断、评价、管理和控制完全有能力驾驭。同时,担保机构的业务品种具有不断创新和谋求超额收益的外在迫切要求,担保公司也必须在一定范围内置身于风险投资业务之中。一般而言,直接风险投资应选择在项目或产品处于种子期、成长期时介入为宜。

    (二)通过提供担保授信而间接控制介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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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40-02

1 国外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历程

理论界普遍认可的最早的具有私募股权基金性质的公司是1946年成立的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C）。该公司创立的目的在于向本身缺乏商业信用、难以取得银行贷款的中小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通过帮助被投资企业成长，获取资产增值收益。从1946年至今，国外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6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ARDC公司的创立为标志，在美国逐渐出现了一批以投资于中小科技型企业为主营业务的投资管理机构。这一时期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一些小型的私人资产投资，投资规模普遍较小，社会影响力较低。

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私募股权基金在社会上的认知程度不断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受益于资本收益税的减免、对养老基金限制的放松以及稳定的股票市场，这一时期的私募股权基金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规范化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运作的资金从47亿美元上升到1750亿美元。1983―1994年，美国共有1106家接受过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上市。机构投资者代替小型私人投资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投资方向也不再局限于中小科技型企业，而是几乎渗透到了所有产业；在投资形式上，杠杆收购成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并在第一次全球性并购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单项投资规模越来越大，1989年KKR集团以311亿美元收购RJR烟草公司，创下了私募股权基金单项投资纪录，直到2007年才被黑石集团以390亿美元收购EOP公司所打破。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私募股权基金在制度化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管理模式越加规范化。经过市场竞争，诸如黑石等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超强募资、投资能力的大型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这一时期在投资方向上的重要特点是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伴随着20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私募股权基金行业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期。

第四阶段，从21世纪初到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全球化资本市场逐渐形成、新兴经济体持续保持高增长，国际私募股权基金迎来了又一次发展高峰。大型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已经几乎可以参与全球各个地区、各类产业、各种形式的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成为与银行、股票市场并立的投融资方式。并购基金、夹层基金、不良资产基金等各种新兴投资方式得到广泛应用。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私募股权基金行业造成了重大冲击，一批竞争力不强的基金管理公司被市场淘汰，而生存下来的基金管理公司则在风险管控、运作模式、业务范围等方面进行了优化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2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现状

1985年9月，中国第一家具有私募股权基金性质的公司――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开启了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探索之路。1998―2000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以互联网的兴起为契机，私募股权基金行业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到2000年年末，以风险投资为主体的各类投资机构所管理的资产已达405亿元[ZW（]王燕辉.私人股权基金[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ZW）]。2005―2008年，深交所中小板成立，股票市场进入牛市通道，《合伙企业法》、《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出台，为私募股权基金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了私募股权基金行业进一步快速发展。2008年年末，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资本市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行业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危机过后，随着国内经济逐渐企稳回升，私募股权基金行业重新步入增长的轨道（见图1）。

如图2所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年度募资金额与股票市场走势基本吻合，时间上略有滞后。其原因在于，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渠道主要是IPO。以2012年为例，全年共有177笔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案例，其中以IPO方式退出的案例共有124笔，占全部退出案例的70.06%。①因此，股票市场的走势直接影响投资人对于投资回报的预期，进而影响到整个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募集资金能力。

3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呈现的最新特点

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国家针对证券市场进一步从严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出台，使得私募股权基金在募集资金来源、投资方向和退出渠道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从募集资金来源看，早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外资，比如软银集团投资阿里巴巴、红杉资本投资如家快捷酒店、凯雷集团投资分众传媒等。近年来，国内私募股权基金发展迅速，涌现出诸如中信资本、弘毅投资、九鼎投资等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基金管理公司，政府引导基金、国有控股基金、国内民间投资者已成为主要的募集资金来源。2012年，披露金额的344只人民币基金共募集资金181.35亿美元，占全部募集金额的71.64%；而同期外币基金的募集金额为71.78亿美元，占全部募集金额28.36%。2013年上半年，披露金额的59只人民币基金募集资金44.72亿美元，占全部金额的72.11%，而同期外币基金的募集金额为17.3亿美元，占全部金额的27.89%。[ZW（]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ZW）]

从投资方向看，早期的私募基金主要投放于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项目。近年来的投资方向已经几乎覆盖了全部产业。2012年，投资金额排在前5位的行业是：互联网、房地产、能源矿产、金融和生物医疗。2013年上半年，投资金额排在前5位的行业则是能源矿产、房地产、互联网、食品饮料和生物医疗。

从退出渠道看，早期的私募基金行业由于市场竞争相对较小，有较多的项目以IPO的方式实现了退出，并可以取得高额的收益回报。近两年来，由于私募基金行业竞争加大，且IPO限制增多，退出方式也更加多样。2012年，在全部177笔退出案例中IPO仍占124笔，同时出现了股权并购重组、管理层收购、股东回购等多种退出方式。而到2013年上半年，在全部35笔退出案例中，IPO仅占6笔且均为境外上市，而并购退出占有14笔，成为主要退出方式。不仅IPO所占的比重减少，投资回报率也出现下滑。2011年，在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IPO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5.7倍和5.8倍；而到2012年，两项数据分别降为3.53倍和4.31倍。2013年上半年，6笔IPO退出案例均为境外上市，投资回报率仅为1.64倍。[ZW（]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ZW）]

4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趋势展望

通过前文对中国及国外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的回顾，可以总结出一些对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约束条件。一是国家政策。比如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在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养老基金等社会资金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政策限制放松。中国在近些年以来，随着《合伙企业法》等政策法规出台，为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收益最终要体现在资产增值上，因此一个稳定的、走势良好的资本市场对于该行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如前文所述，中国近些年的私募股权基金募资金额同国内A股市场走势基本吻合。三是宏观经济状况。同大多数行业一样，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同样受到宏观经济周期影响。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市场资金充裕，被投资企业的发展环境好，私募股权基金更加容易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整个行业自然能实现快速发展。而在经济下行周期，市场资金紧缺，被投资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下滑，私募股权基金要取得良好回报的难度和投资风险大大增加。四是新兴产业或新兴市场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曾分别为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创造过两次发展高峰期。今后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依然需要寻找到新的系统性投资机会。五是行业自身的创新能力。随着宏观经济形势、产业结构、技术方法的调整，私募股权基金需要不断创新运作模式，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对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条件的分析，可以预期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在未来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随着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在整体上会保持持续发展态势。

（2）由于国家对股票市场监管不断加强，特别是通过实施持股锁定期附条件延长、减持价格限制、股价稳定机制等措施，对一级、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差加强管理，对于通过IPO实现项目高回报大大增加了难度，更多的项目回报率会趋于理性，行业整体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滑。

（3）2012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对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新三板扩容步伐越来越快。未来以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交易、PE二级市场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将为私募股权基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退出渠道，反过来也会推动衍生出更加多样化的投资方式。

（4）基金管理公司将出现分层趋势。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和发展，会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募资、投资能力的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另一方面，也会涌现出更多的在投资区域、投资方向或运作模式上具有特色的中小型基金管理公司。而既没有规模优势，又缺乏专业特点的基金管理公司，将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参考文献：

[1]欧阳瑞.中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治理结构探讨[J].科技广场，2007（2）.

[2]王燕辉.私人股权基金[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3]蒋悦炜.私募股权基金与中国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数据库，2012.

[4]金中夏，张宣传.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特征与发展趋势[J].中国金融，2012（13）.

篇5

我国早期投资比重仅占两成左右

中国早期投资一直并不活跃，2006年以后，随着TMT领域投资的降温，国家相关文件对海外上市退出的限制，本来就薄弱的早期投资更是变得雪上加霜，更多的投资机构选择扩大基金规模，进入中后期的激烈争夺。早期投资对VC/PE机构的投资和管理要求更高，正是因为存在着“壁垒”造成了早期项目的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成为投资领域中的薄弱环节，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早期项目作为基础，势必会影响到中后期项目的供应。

随着中小板、创业板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创业板的造富神话，很多企业待价而沽。高估值成为创投机构头痛的问题。在投资过程中，一个项目遭多家创投哄抢，需要融资的企业反成甲方而采取竞标方式选择创投机构的尴尬不断重演。

在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下，IPO市场和收购环境不景气，VC/PE遇冷为早期投资带来了机会。一方面，一些企业有了融资需求，企业估值的持续下降，给早期投资带来了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经济衰退迫使很多优质企业开始寻求新的投资，其中寻找早期阶段的项目成为一个新的投资渠道。

2006年到2012年8月，各类机构共投资1,598起早期项目，占投资总量的18.4%，投资总额共计99.43亿美元，占投资总量的5.6%。

这其中主要是VC机构进行的投资，仅有少量PE参与早期项目投资。2010年以来，早期投资案例数及投资金额所占比重呈现显著上升走势，其中在市场处于顶峰的2011年，早期投资数量也出现了跨越式增长，当年共有535起投资投向早期企业，投资总金额达到36.94亿美元。早期投资在VC/PE投资中的占比也在逐步提高，2006年早期投资金额占比仅2.3%，到今年前8个月，早期投资的比重已提高到10.5%。

我们关注到互联网领域投资在早期投资行业分布上占到三分之一，共有491起互联网早期投资，投资总额达21.85亿美元。另外有近三分之一的早期投资分布在电信及增值业务、IT、清洁技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电子及光电设备行业。

投资时间与IPO退出回报成正比

事实上，VC/PE投资企业持有周期越长，企业IPO账面回报倍数越具有明显优势。2009年到2012年8月，VC/PE支持的企业共有1,325笔通过IPO方式退出。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有1,235笔已知其具体投资时间，其中48笔退出为“临门一脚”，在公司上市前投资入股，该类投资的平均投资回报为2.56倍（已考虑社保转持）。

大多数在投资后1到3年即上市，共967笔，该类投资的平均投资回报为5.89倍。180笔退出时间在投资后的4~7年，平均投资回报为30.55倍。另外有40笔为投资后8年及以上IPO，该类企业投资的平均回报为31.79倍。

相对于国外，我国早期投资比重还是较小，促进创新创业企业发展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目前我国早期投资市场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早期投资者心态需更加成熟。创业投资作为一种商业性投资方式，自然需要追求收益和规避风险。因此，一般创投通常主要投资于扩张期和成熟期前的过渡期等处于创业过程中的中后期企业。由于处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很难获得创业投资的支持，所以企业在创业过程中通常面临人们通常所说的“死亡谷”。目前我国早期投资仅占总投资比重的18.4%，金额上仅占投资总额的5.6%，与欧美早期投资比重占到近一半的市场情况对比来看，我国早期投资比重偏小。

同时，目前在我国进行早期投资的主要力量是外资基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心态较成熟，能够忍受8~12年的回报周期，而国内投资者大多只能接受4~6年的回报周期。

篇6

项目评估阶段。风险投资家将选中的方案进行调查分析，为是否投资做出判断。评估内容有：一是风险企业预期风险和收益水平，包括产品技术特征、环境威胁抵抗能力、市场特征和企业家能力等；二要评估可能收益金额，包括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及其出让股权数额。④构建契约阶段。构建契约阶段是在风险企业投资评估得以通过并且双方达成共识之后。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根据风险企业的股票价值、基本约束机制和利益划分方式进行协商，并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此阶段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内容进行讨论：第一，可转换优先股、债券、普通股等属于股权形式。计价方面，投资公司侧重于公司净值、票面扣除技术折价、商誉和票面价值等。第二，为保障股权、降低风险，投资公司会在协议书上明确股权保障方式，包括：重大资本预算核拟方式、财务责任、董事会权利义务和董事会席位分配等。另外对技术股权利和义务划分也有明确规定。第三，针对投资公司回收年限、受资企业股票上市时机、出售持股时机与规范等内容进行协议说明。第四，对投资公司参与经营决策及参与程度加以确认。

篇7

已有文献表明，风险投资对公司创新存在的激励效应不仅体现在行业层面，也涉及到公司战略层面。从公司创新战略层面而言，Hellman＆Puri在以美国硅谷173家高技术创业公司为样本的研究中发现，与非风险投资公司相比，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呈现出较多的创新战略特征，因为风险投资家同时为被投资企业提供了资本和企业所需的包括创新战略在内的战略知识；从行业层面而言，风险投资成为了高技术产业集群转换的关键因素。例如，风险投资促进了以色列全球顶尖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区的建立。更具体而言，相对于无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从事着更多和更重要的创新活动。如Kortum＆Lerner在一项对122家具有风险投资背景和408家非风险投资背景公司的研究中发现，风险投资背景公司拥有更多的专利，其专利被引用次数也更多，风险投资在增加专利数量方面的效应大约是普通R＆D的3倍以上。同时期德国的经验研究也表明，风险投资与专利申请在宏观层面上存在正相关关系。如Tykova在对1991－1997年58个观测值进行研究时发现，若风险投资额翻一番，全社会专利申请量约增长12％，若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数翻一番，全社会专利申请量约增长21％。由此可知，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性为风险投资的高回报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对资金需求的长期性和权益性，也为风险投资的进入与退出提供了可行性。此外，初创企业具有经营历史短、重资产少、未来发展不确定性高、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传统金融机构远不能满足它们急剧发展的巨额资金需求。因为传统金融机构向其提供资本支持时，它们付出的信息、签约和监督等方面的成本相比成熟企业要高。而且，管制性贷款利率往往存在上限，传统金融机构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来覆盖贷款成本，但风险投资能通过参股、限定融资量、分阶段投资等手段规避传统金融机构遇到的上述问题。因此，初创企业的融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风险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例，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担保条件，且其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这使得传统金融机构不可能成为其可依赖的创新资金来源。但风险投资追求高成长、承担高风险的特性，使得其正好适合于投资创新型中小企业。而且，在风险资本注入所投资企业时，也常常会带入相关的商业关系、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初创企业实现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的有效结合，从而更大程度提高初创企业的创新水平和创业成功率。因此，风险投资理所当然成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最理想的融资渠道。而且，风险投资者自风险资本注入所投资企业开始，就会主动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行中，监控企业风险并提供帮助，直至风险资本退出。风险投资者往往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管理经验，能为企业提供运营管理、财务经营、战略规划、人才引进、再融资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有很多处于初创或正在发展的企业，它们在企业管理和运营等方面欠缺经验，体系也不健全，这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不过，风险投资的多样化增值服务将对企业相关方面的完善产生很大帮助，从而改善企业技术创新的运营管理环境，提高资本使用和组织运作效率，大大增加企业发展及其技术创新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前有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公司比无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公司在创新绩效上表现更好。

1．2风险投资特征与公司创新绩效

1．2．1风险投资周期

风险投资是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有机结合，可促进技术创新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风险投资主体一般包括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3个行为主体。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具有专业才能的风险投资家筹集资金，筛选出合适的投资对象，然后将风险资本转移给风险企业家，同时为风险企业提供一系列包括战略、组织和管理等企业所需的技能增值服务，并在风险企业发展相对成熟后，将所投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予以撤回。通过退出环节，风险资本实现其投资目的。风险资本能否成功退出并何时退出，是决定风险投资者投资行为、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监督行为及投资回报的重要影响因素。总的来说，相比于投资成长期或成熟期企业，风险资本投资于初创期企业虽然可能面临更大的失败风险，但一旦成功就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从持有时间来看，投资于初创期企业会使风险投资资金具有较长的投资周期，投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企业则只有较短的投资周期。较长的投资周期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风险投资机构为追求短期高回报而看重企业短期收益的行为，并更有可能促使投资者重视技术创新的潜在和长期价值，从而积极支持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而且，由于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比较活跃的行业，风险投资参与越早，越能与企业的技术生命周期相吻合，并为技术创新开展提供有力的金融和经验支持。综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风险资本投资周期越长，被投资公司未来创新绩效越好。

1．2．2风险投资回报与风险投资减持

获得企业未来超额收益是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尽管退出形式多种多样，但风险投资退出通常是指在风险投资促成企业技术成果转化完成后，进行收益分割并撤资的行为。为了能够成功进行风险投资退出，并实现风险投资的高额回报，风险投资家会尽最大努力促进企业价值增值。因为只有企业价值增加到足够大，风险投资才能在退出时获得理想的投资回报。风险投资回报可视作一种信号指标。在风险资本所司上市时，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相对于新的外部投资者而言，在公司信息上具有较小的信息不对称性。经验证据表明，促进创新并不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动机，通过帮助被投资企业上市以获得高额收益才是风险投资最主要的驱动力。由此，为了获得更高回报，风险投资家就可能更多地以其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参与进企业管理，在企业战略规划、市场拓展、管理咨询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体现在企业创新方面就是，有风险投资背景企业的创新水平及创新成果转化率可能更高，从而企业价值增值就会更多，风险投资退出时就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从全球电子高科技企业上市后表现的对比研究来看，上市后样本企业的创新水平虽然可能会逐步下滑，但短期内不会变动太大。因此，风险投资回报实际上是被投资公司创新水平的一个前置指示信号，越高的风险投资回报表明近期被投资公司的创新水平也越高。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时风险资本回报越高，被投资公司未来创新绩效越好。此外，无论上市时风险资本的回报有多少，通常在被投资公司上市后，风险投资会进行相应的股份减持，这种减持程度也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换言之，减持比例越大，公司未来的创新水平所受影响可能也越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4：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风险投资IPO后减持比例越大，被投资公司未来创新绩效将越差。

2样本与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样本为在我国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企业。深交所创业板设立于2009年10月，是地位仅次于主板市场的二板证券市场，其在上市门槛、监管制度、信息披露、交易者条件、投资风险等方面与主板市场有较大区别。由于创业板的主要目的是扶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成长性企业，并为风险投资和创投企业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以及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融资平台。因此，该板块为本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微观数据。本文以创业板2009－2011年的所有公司为初选样本，通过清科数据库和CVSource（投中）数据库获得风险投资进入时期、回报和减持比例等风险投资的特征数据，通过国家专利局网站和Soopat专利搜索网站手工收集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据；除机构投资持股比例来自Wind数据库外，通过国泰安CSMAR数据库获得公司其它上市信息、财务数据及股东信息。由于6家创业板公司的研发支出在CSMAR数据库中存在错误，于是通过手工查询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站进行了修正。由于分别考察风险投资背景和风险投资特征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所以两组回归样本量有所不同，在剔除缺失值后分别为470个和189个，并在回归之前对连续变量在1％和99％位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d），以去除异常值影响。数据收集使用Excel软件，回归使用Stata12．0软件。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2％，但只考虑有研发支出的公司时，样本平均研发投入占到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7．07％；从专利申请数来看，所有样本的平均专利申请数为5．12个，而只考虑有专利申请的样本时，平均专利申请数则达到了9．71个。针对研发投入强度和专利申请数，按有无风险投资背景为标准进行两样本均值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研发投入强度方面，两组样本在10％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t＝－2．06）；在专利申请数方面，两组样本在1％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t＝－2．24）。此结果与假设1一致。此外，公司规模、公司当年机构投资者平均持股比例和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在有无风险投资背景下都有显著差异（t值依次为－4．60、－2．31、3．14）。

3．2变量相关性分析

两个模型中所使用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研发投入强度和专利申请数与其它变量相关关系的符号，在线性或非线性意义上均完全一致，这些结果也与相符合。相关结果表明，以研发投入强度和专利申请数衡量的公司创新绩效，与是否拥有风险投资背景及除风险投资减持比例之外的所有变量均显著相关，这为本文4个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此外，相关系数最大的为0．43，均没有超过0．5，说明自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3．3回归结果分析

3．3．1风险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

首先进行单变量回归，然后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无论是单变量回归，还是多元回归，是否拥有风险投资都显著影响公司的以研发投入强度或专利申请数衡量的创新绩效，单变量回归均在1％水平上显著（t值分别为4．14、3．12），多元回归均在5％水平上显著（t值分别为2．06、2．03）。总体上，这些结果支持假设1，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前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比无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在创新绩效上表现更好。从回归中的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但两个回归均并不显著；公司管理层持股水平对公司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这一点只在公司创新绩效以研发投入强度衡量时才显著（t为3．06），在公司创新绩效以专利申请数衡量时并不显著。

3．3．2风险投资特征与公司创新绩效

既然有无风险投资背景对公司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且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在创新绩效上显著好于无风险投资背景公司，那对于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来说，不同风险投资特征又如何影响公司创新绩效呢？以模型（2）为基础，逐次将风险投资特征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分别考察风险投资机构数、风险投资持有期、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上市前后的股份减持情况和风险投资3种不同回报方式等变量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控制其它变量之后，风险投资机构数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t值为1．29），风险投资持有期在1％水平上与公司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t值为2．76），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上市前后的股份减持在5％水平上与公司创新绩效负相关（t值为－2．03），风险投资的3种不同回报方式均在1％水平上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t值依次为2．88、4．58、2．82）。整体而言，这些经验结果支持了本文后3个假设。此外，从其它控制变量来看，6组回归中的公司规模都在1％水平上对公司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也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但6组回归中只有3组分别在10％、5％、1％水平上显著；公司管理层持股水平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但6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3．4稳健性检验

为测试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进行了下列检验：改用公司当年年初研发支出余额加上当年研发支出，然后除以当年营业收入来计算研发投入强度，用以衡量公司创新绩效，再进行模型（1）、（2）中相应的所有回归；改用公司年末净资产的对数和公司年末市值的对数替换公司规模，再进行模型（1）、（2）中相应的所有回归；考虑到公司当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中包含有阳光私募、财务公司和信托公司持股比例，而这些机构可能是风险投资机构，因此使用剔除阳光私募、财务公司和信托公司三者后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用以替代机构持股比例，再进行所有回归；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改用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公司管理层合计薪酬的对数替代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再进行所有回归。

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而通过资本市场实现混合所有制是现实中最可行、最稳妥的方式，这会涉及到并购重组、股权退出或收购等。敏感性分析技术作为用于估计各种因素发生变化时对项目结果产生影响的一项方法，可帮助项目决策层根据敏感因素对项目影响的程度，进行项目决策。

一、我国敏感性分析技术的发展

《资产评估操作专家提示―收益法中的敏感性分析（征求意见稿）》论述指导运用敏感性分析方法进行项目分析，帮助委托方等评估报告使用者更进一步了解、理解报告的评估结论从而进行相关决策判断。本文以单因素敏感性分析为例，论述了价值分析中进行敏感性分析的一般思路：首先确定敏感性分析的研究对象；分析不确定性因素，选定敏感性因素；计算敏感性因素对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指标的影响程度；最后分析、确定项目因敏感性因素变化的效益指标临界点，便于投资者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进行项目可行性判断。

二、案例讨论

（一）研究方向

在本案例项目中B水电站拟挂牌拍卖股权，不同的潜在投资者根据了解到的B水电站运营参数，自身不同的经营管理情况、心理预期投资回报率，来确定各自举牌竞价的区间范围。本次采用敏感性分析的技术路线：先模拟变量（投资者心理承受拍卖价）求出敏感因素（投资者心理预期回报率），并参考投资者自身情况，再进行估算投资可行性举牌竞价区间范围。

（二）案例背景

A集团拟在产权交易所通过挂牌拍卖方式收购B水电站100%股权（2500万股），需要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估算投资可行性举牌竞价区间范围。

（三）分析思路

根据A集团提供的初步调查所掌握的收购项目有关信息，并考虑A集团模拟收购后对B水电站采用的经营管理方案和预计的收入成本费用的设定参数，对B水电站现金流以及股权价值进行估算后，再通过敏感性分析技术用变量（拍卖价）求出项目投资回报率，考查敏感变量的变动对于分析结果的影响，来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

（四）分析具体过程

1.根据A集团提供B水电站资料，及A集团模拟收购后对B水电站设定参数，对B水电站的未来现金流进行估算：20x1年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税后净利润、现金流分别为25，300，000元、3，900，000元、2，925，000元和1，225，000元；20x2年数据分别为25，300，000元、4，300，000元、3，225，000元和1，925，000元；…；假设永续经营，永续期数据分别为25，300，00元、18，200，000元、13，650，000和13，650，000元。

2.确定敏感性因素

在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现金流有关的参数中，一般可采用营业收入（上网电量、平均电价）和折现率作为考察对象。

a.营业收入变动（（上网电量、平均电价）与价值的相关性 ，即：发电收入=上网电量×平均电价。本项目上网电量采用了水电设计院复核后的历史平均上网电量数，平均电价按照现行市物价局批复电价。评估师分析后认为，历史平均上网电量数比较稳定，而电价由于企业无定价权，受国家政策所控制，故本项目不考虑营业收入（上网电量、平均电价）为敏感因素。

b.折现率变动与价值的相关性。A集团对项目资本回报已有心理预期，在作方案时， 项目风险（投资回报率大小）是取舍的重要依据。

3.相关计算：评估师拟以项目挂牌价底价作为基准值，通过每次举牌增加的举牌增量，估算其项目投资回报率的变化。当拍卖底价为1亿元，根据上述现金流有关参数表的数据，以拍卖底价为目标值，设投资回报率为可变变量，运用excle中单变量求解函数，求出对应的投资回报率为9.31%；当拍卖底价为1.05亿元时，运用上述方法，求出对应的投资回报率为8.98%；同理，采用以上方法，分别求去每次举牌增加后举牌价下的项目投资回报率。

4.分析结论：投资回报率与权益价值存在负相关变动关系，在投资回报率变动，其他条件假设不变条件下，每增加500万元举牌价时，投资回报率下降幅度为0.25%～0.33%。

当举牌价为10亿元、11亿元、12.5亿元时， 投资回报率（敏感性因素）分别为9.31%、8.67%和7.87%。水电行业投资资本金报酬率一般要求为8%，A集团考虑到资金来源于内部自筹资金，经营规模大小的差异，及集团全省水电布局战略等因素，要求最低资本回报率为7.5%～8%。A集团估计会在1.37亿元以上竞价成交，这样本项目回报率只有7.31%，低于最低要求资本回报率，项目在A集团风险控制委员会上未获通过。

三、结束语

敏感性分析可大体揭示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变动范围或幅度，反映出项目投资风险和不确定程度。委托方根据不确定因素对项目影响的敏感程度，分析可能出现的最有利与最不利的情形，从而判断项目是否具有可投资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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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美国启动对华光伏“双反”后，9月6日，欧盟“双反”调查的立案，除多晶硅外，本次欧盟将组件、硅片也列入了反倾销调查中。相关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出口海外的光伏产品价值358亿美元，其中欧盟占据60%以上，涉及出口额超200亿美元。一旦欧盟对我国光伏产业反倾销立案，意味着将使60%的中国光伏企业被迫暂时退出欧洲市场，光伏上游直接产值损失将超过3500亿人民币。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中国上游组件商而言，“雪上加霜”已经不足以反映当前的面临困境，欧盟的“双反”将关系到众多中国光伏企业的生死存亡。

在此背景下，欧盟“双反”对海外光伏电站项目或资本渠道而言，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对下游影响有限

欧盟反倾销若成功，对中国光伏产业尤其是上游将造成空前沉重的打击。所谓唇亡齿寒，行业下游即欧盟区域内光伏电站投建领域也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从光伏电站投资者角度来看，无论是长期持有型还是建成退出型，本次反倾销对投资收益回报的影响较为甚微。

对于海外电站项目，影响投资收益率的主要因素依次为： a、补贴收购价格及时间（包括FIT、绿卡等各种形式的电价补贴政策）；b、 项目所在地的光照资源状况；c、建设成本；d、其他因素（如系统效率、通货膨胀、折旧、折现率、运营期等）。

从投资人角度分析，对投资回报影响最大的是收购电价和补贴政策。本次反倾销，主要影响的是欧盟区域内光伏电站的“建设成本”，而建设成本在整个电站投资回报中的权重因素并非决定性的，也是唯一的可控风险因素。

以追加30%惩罚性关税为例，按照当前市场行情，项目整体投资成本将增加10%-12%，对应的项目回报率将会下跌1%-1.5%，但如果借助金融杠杆或采购同样具有价格优势的台湾组件，则该回报率的波动将大幅下降甚至可以忽略。而对于光照资源优越、政府补贴力度十足的新兴市场而言（以罗马尼亚项目为例），在光伏组件成本增加30%的情况下，项目总投资成本增加8%-9%，相应的投资收益率会下降2%，但整个项目内部收益率（IRR）依然超过20%，仍可确保在5年之内收回成本。

电站投建成本，是各国对太阳能电站投资回报的指导性核算以及政策补贴的核心依据，而各国所推出的投资回报指导数值，也是建立在欧盟光伏组件生产成本均价基础上的。因此，一方面即使本次反倾销成功，欧盟太阳能电站的投资回报率指导数值依然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反倾销导致欧盟光伏电站投资回报率下跌，影响金融资本和投资者信心，致使新能源战略进程放缓，则欧盟将有可能通过提高补贴的方式来进行追加鼓励。在欧盟各国新能源战略背景下，尤其是新兴市场，新能源资本不仅永远不会成为“反倾销”的对象，相反将继续受到稳定、合法的保护和鼓励。

堵不如疏

尽管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大规模“双反”，但以太阳能领军的可再生能源普及发展，是全球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趋势，因此，对欧美国家而言，其未来的光伏政策“堵不如疏”。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使传统能源消耗加剧，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决定着国家和社会对可再生能源行业投入和发展的必然性。太阳能以其取之不尽、可持续无污染的特点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

纵观全球新能源投资环境尤其是太阳能电站投建规模增长规律，太阳能产业正在呈现取代房地产和传统能源，成为金融资本追逐新热点的趋势。西欧国家作为太阳能应用最为成熟的区域，以补贴政策、法律体系、金融环境健全等优势，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的涌入。其他新兴国家、地区为相应世界范围的节能减排、实现国家能源资源的合理布局，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也纷纷出台极具吸引力的补贴政策，也正在成为太阳能产业投资的新秀。

当前各国的新能源战略，已从多年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好人举手”发展到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刚性需求”。在这种环境下，任何阻碍和延缓区域新能源发展的政策瓶颈、地方保护和非市场化干预，终将遭到全球市场的抛弃和反制，首先体现在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本流动上。

与独立霸主意识形态的美国不同，欧盟作为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依赖程度最高的区域，在保护自身区域内光伏企业权益的同时，必将顾忌到整个欧盟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和产业下游权益。因此，可以预计，即使反倾销成功，其惩罚性反倾销关税的比例也会有所顾忌，更不可能会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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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是注定的，关键是看怎么样的分手对自己最为有利。港湾的结局肯定不属于此类：

2006年6月6日下午，华为收购港湾网络的传言终于以双方的宣布水落石出。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港湾网络将转让部分核心资产、业务及部分人员给华为。据透露，港湾出售给华为的资金将绝大多数用于偿还风险投资方的投资和欠银行的外债。以华平为首的风险投资集团最终以清算港湾网络资产的方式实现退出，而港湾网络或许将从此消失。

三种方式

上市：风投的最理想出路

上市毫无疑问是风险投资退出的最佳途径。上市交易使企业股权获得了充分的流动性，风险投资因此能够得到最低的退出成本。而且，上市交易使企业价值能够得到充分发掘，股票价格也会倍增，从而使风险投资退出收益最大化。美国的统计表明，20％～30％的风险投资是通过上市退出。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成功的风险投资都是通过上市退出的，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纳斯达克神话，百度、尚德尽皆如此。

上市成功给予风险投资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实践中，由于签订了苛刻的投资协议，企业在经营战略上没有选择余地，必须设法在风险投资的投资期限内达到上市的要求。作为企业，对于不合理的业绩要求，在投资谈判之初就应据理力争。当双方达成书面协议以后，风险投资不会留出任何转圜的余地了。

上市成功，企业和风险投资自然皆大欢喜。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项目都能顺利实现上市。港湾网络就是其中不那么幸运的一个。

2004年港湾网络启动了在纳斯达克IP0的计划。但由于同华为的惨烈竞争，到了2004年，港湾的增长步伐突然停滞下来，当年实现收入10亿元，仅为销售目标20亿的一半。而到2005年，情况也没有得到扭转。而同华为在知识产权上的纠纷，更令港湾网络雪上加霜。

在2004年和2005年两次上市申请未果后，2005年9月业界爆出西门子收购港湾网络的消息。风险投资开始失去耐心了。以华平为首的风险投资已经达到了他们设定的投资期限，需要套现。

非并购的股权转让：次优选择

如果上市不成，通过吸收新的风险投资以实现旧的风险投资的套现也是重要的退出方式。高成长企业在其未上市阶段，安排多轮资金募集可以大大减少融资成本。而在安排新一轮投资时，通常会考虑前一轮投资的套现。2004年，阿里巴巴的第三轮融资就实现了对包括高盛在内的1999年的第一轮风险投资的套现。

这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一般不会改变企业的控制权结构，对企业的影响也较小，企业可以获得持续融资，而风投也能够在其兑现周期内顺利套现。这种退出方式，企业处于主动地位，整个退出过程一般是在企业的主导下进行。通过多轮融资，企业获得持续资金支持，同时强化了公众对企业持续成长的印象，一举多得。而风投也能够在其兑现周期内顺利套现。风险投资之所以愿意持续投资于企业，说到底是源于对企业的信心，源于对企业最终实现上市达到其价值最大化的持续信心。企业应该给予投资人这样的信心。

并购：悲情的结局

并购对于风险投资而言，只是一种实现其投资回报最大化的方式，它只关注自己的投资回报，不那么关心企业由谁经营。而对于创业企业家或者管理层而言，被并购的结局是企业控制权的旁落。

华为并购港湾网络的结局，恐十白无论如何也不会是李一男为首的管理层所乐意接受的。港湾网络还有其他选择吗?没有。它在投资之初承诺了业绩增长，显然这些业绩承诺没有兑现，这直接导致风投取得超过半数的股权。当风投期届满，将企业出售以及出售给谁，已经不是管理层能够决定的，而是华平说了算。

以出售资产的方式进行的并购，意味着企业生命的终结。港湾网络的结局有几分无奈，有几分悲情。而另一种并购则更容易接受一些，那就是收购股权。分众对聚众的兼并便是采用这种方式。

作为对策，企业应当在投资协议中明确并购事项需所有股东协商一致的原则，设置必要条款防止风险投资方取得控股权(不论是初始取得、稀释取得、或是从其他投资方转让取得)，并保证管理层的稳定等。

两项原则

恋爱时约定分手

风险投资方在对企业投入的时候，一般都特别约定厂流动性条款”，企业必须承诺在一定期限后确保风险投资能够顺利退出。

当企业和风险投资走在一起的时候，未来看上去都是美好甜蜜的，似乎只要投来钱就一切都可以解决。于是在谈判之初，企业往往对流动性条款不够重视。而这就可能给将来分手埋下祸端。一旦理想条件不能实现，风险投资将执行流动性条款，尤其当套现迫切时，企业的利益难免受损。企业在同风险投资签订协议时，要重视流动性条款方面的约定，过度的乐观容易为将来留下隐患。

流动性条款一般有以下几类：

1．上市承诺。承诺在投资期内按照风险投资方的要求作出上市努力。与之相应的是对投资期内业绩增长的要求。若将业绩要求和原股东的股权比例挂钩，就是通常说的对赌条款，企业一旦达不到业绩要求就要稀释原股东的股权比例。

2．承诺回购风险投资方的股票。风险投资在投资中通常取得的是企业的优先股。这里所说的优先股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优先股，该类优先股一般约定享有普通股包括投票权在内的所有权益，但是同时又拥有优先分配权以及公司法人财产先于普通股的优先索取。风险投资要求企业承诺以一定的溢价比例(通常为50％)回购投资者股权。

3．提供其他保证流动性的措施。如提供资产抵押(适用于发行可转债方式的投资，多见于产业投资)、出售公司资产为风险投资退出提供现金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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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01

一、风险投资涵义

世界上关于风险投资的概念指出：私人放弃资产的流动性，以股权形式进行资本经营，培养所投资的企业不断提升，从而得到长期高额的回报的投资方式。站在投资的角度，这是风险投资者把资金投向高科技、高风险但未来可能为其带来超高回报的研究开发项目的过程；站在运作方式上，是专业投资管理团队协调风险投资者和企业管理人之间关系，并使之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投资机制，也是向极具上升空间的高科技企业注入资本的过程。

二、价值评估体系

投资家向风险企业投资的目的是追求企业未来重大价值，所以在做出决策之前要对企业做出各级筛选，还要对投资保护与风险、投资价格与风险与企业家达成共识。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

1.净现值法。是指在项目整个生命期内将年度现金流出和现金流入做差，按照一定的贴现率逐年折现得到的值。财务管理中的“现值”是其理论基础。未来现金流和贴现率是其估计的方法；企业连续不断地给投资者带来现金流入，并且未来的现金流入能够可靠估计是使用净现值法的条件。

2.期权定价理论方法。这种方法为不可逆投资项目的分析及测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它提高了投资项目的准确性。期权是约定在一定时间或时间之前，投资者按照规定价格买卖资产权利的契约。只有权利的规定，而没有义务。能够实现利益就投资反之就中止，这种不对称性做到了对损失的保护，提供了保险的可行性。针对一个风险前景难以预料的项目，风险投资家有投资的权利，也可以否定这次投资。

3.实物期权评估风险企业价值。风险投资中期权的标的物是具体投资项目或机会，并非债券、期货、股票等金融资产，可能是项目所需土地、设备等有形资产，所以叫做实物期权。实物期权和金融期权殊途同归。实物期权在国外已成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我国修正后的风险评估模型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①四大因素决定产品市场。市场的规模、需求、增长潜力和进入渠道；产品唯一性、边际利润、产品专利化程度和技术决定了产品的差异程度；企业人员素质由营销能力、管理技能、企业家风范、技术实现能力、财务能力和经营管理团队组成；而防止产品老化能力、经济周期能力、预防竞争者入侵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构成了抵制环境威胁的能力。②产品市场和产品差异对市场回报有决定作用，前者强于后者；企业人员素质和抵制环境威胁能力决定了企业抵御可预期风险能力的强弱，同样前者优于后者。最终决策由期望回报和可预见风险决定。

三、决策机制

在风险投资行为中有一个尤为经典的原则：“选择正确的投资项目比经营管理项目重要”。投资之前做好项目的收集、筛选、评估工作，捕获最具潜力的方案是风险投资的关键所在。①项目采集阶段。相关机构推荐、创业者申请、风险投资者自行收集是风险投资项目的三个重要来源。在收集项目之前，风险投资家要充分分析风险几率、投资目标市场价值和产业发展前景，并且研究机构、会计所和证券商都是其寻找项目的机构，这样能够保证寻找到优质项目。②项目筛选阶段。风险投资家在大量风险项目中寻求投资机会，并针对选中的部分有潜力项目做出详尽调查和评估。不同的风险投资公司使用不同的筛选方式，风险企业所处发展阶段、项目规模、所处行业和地理位置等是风险投资公司着重考虑的问题。项目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是重要的筛选内容。通常情况下，风险投资家只在某个或几个行业比较精通，所以，对自己精通领域进行投资几率较大。因为越是了解自己所投资的行业就越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经验和关系，为企业技术、市场等提供优良服务，取得投资收益。③项目评估阶段。风险投资家将选中的方案进行调查分析，为是否投资做出判断。评估内容有：一是风险企业预期风险和收益水平，包括产品技术特征、环境威胁抵抗能力、市场特征和企业家能力等；二要评估可能收益金额，包括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及其出让股权数额。④构建契约阶段。构建契约阶段是在风险企业投资评估得以通过并且双方达成共识之后。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根据风险企业的股票价值、基本约束机制和利益划分方式进行协商，并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此阶段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内容进行讨论：第一，可转换优先股、债券、普通股等属于股权形式。计价方面，投资公司侧重于公司净值、票面扣除技术折价、商誉和票面价值等。第二，为保障股权、降低风险，投资公司会在协议书上明确股权保障方式，包括：重大资本预算核拟方式、财务责任、董事会权利义务和董事会席位分配等。另外对技术股权利和义务划分也有明确规定。第三，针对投资公司回收年限、受资企业股票上市时机、出售持股时机与规范等内容进行协议说明。第四，对投资公司参与经营决策及参与程度加以确认。

四、退出机制

在退出所投资项目时，风险投资家不但考虑退出方式还会考虑何时退出，原因是要获得最大投资回报。一般风险投资家会遵循以下方式和时机进行退出控制。①风险投资家一般首先选择退出方式再选择退出时机。为了在退出时获得最大的回报，风险投资家会考虑以公开上市方式退出还是以转售股权方式退出，再依据最好的退出方式选择退出时机。通过研究风险企业利润流，风险投资家可以选择恰当的退出时机。②对于风险投资者来说，企业利润流较大时选择公开上市退出是最佳选择。但一些情况下，各种因素会产生限制，上市退出方式则不够科学，例如封闭式风险投资基金临近终止日时，风险投资基金产生的退出压力使得风险投资家仅剩一种退出方式可供选择，那就是转售股权。③ 站在风险投资者角度来说，公开上市方式退出并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在某些条件下，转售股权方式要优于公开上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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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势必推动大量港口项目建设，依靠传统的融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如此庞大的建设需求。本文以互联网金融为媒介提出一种新的港口融资模式，为大型港口投资集团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投融资流程，为社会资本投资港口领域提供新方式。

关键词：

PPP；互联网金融；港口

目前我国港口主要投融资模式包括国家专项资金、资金自筹、银行贷款、企业投资等，其中国家和交通部专项资金约占总投入的8%，剩余部分主要由地方、企业和银行贷款筹措。近年来，由于各级、各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导致建设资金短缺，项目进度推进缓慢，这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国家港口战略的布局。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解决港口工程融资难的问题，国家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但PPP项目总体签约率并不高，项目落地难，这与港口工程PPP运作模式的运作缺陷和过高的投资门槛不无关系。首先，现行的PPP合同为行政合同而不是民事合同，公私双方地位不平等，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民间资本缺乏应有的话语权，而PPP项目的手续繁琐，政府的履约时间较长，往往会出现违约的情形。其次，港口项目的资金投入很高，投资门槛动辄千万，具备如此体量社会资本的企业数量并不多，并且港口项目周期普遍达到20年以上，长期而密集的投资增加了资本风险，一旦项目开工，在较长时间投资人难以进行集中撤资。这些问题引发了社会资本对资金回报前景的担忧，直接导致了港口工程融资难的现状。

一、模式提出的背景

引入社会资本进入港口产业是缓解当下港口建设压力的必然选择，而募集资金的途径对于吸引社会投资的成功与否十分重要。互联网金融模式由于其融资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发展快，可以较好的解决港口工程投融资群体小、融资效率低、发展缓慢的问题。但互联网金融行业总体水平良莠不齐，监管薄弱，存在大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假平台。而港口建设需要政府层层审批，不存在非法集资的风险，这能够有效解决互联网金融监管弱、风险高的缺陷。两种模式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以互联网金融作为港口融资的渠道具备一定可行性，但操作方式不能走传统PPP模式的老路。由于PPP模式要求民营机构与政府联合成立具备特许经营权的特许经营公司，而互联网金融的投资群太太广会导致股权过于分散，现有的PPP和互联网金融法律并不支持。而且互联网金融投资群体普遍不具备金融、水运等相关专业知识，无法在港口项目的选择以及相关的招投标环节做出专业的判断，也无法在港口建设运营阶段进行成熟规范的运作，容易导致建设、运营效率低下。因此社会资本进入港口领域投资时，应当选定一个合作对象，在港口投资中提供相应的帮助。中国有大量专业的港口投资集团，直接对港口、码头等相关产业进行投资。这类企业多具有国资背景，具有资金和信誉保障。港口投资涉及的专业面广、利益方多、事务杂，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在挑选合作对象时，往往倾向于国有企业，对于民企和外企设置较多准入门槛。因此国有港口投资集团是社会资本的合作的理想伙伴。社会资本依托港司专业的港航人才、成熟的制度体系、优质的人脉资源，弥补自身背景和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港投企业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既缓解了集团的资金压力，又响应了国家盘活民间资本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号召，实现了互利双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基于大型国有港口投资集团的新型港口投融资模式：港口投资集团根据项目实际资金需求，通过出让自己在项目公司股份的方式，向小微企业及个人为主的社会投资人募集港口所需的长、短期资金。由于投资人基数大、本金多为闲散资金，该模式既能够分摊港口项目风险，又能够通过共同持股的方式，保障社会投资人权益，为企业提供来自社会的监督。

二、运作模式

作为一种新型的港口融资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专业的港口互联网金融平台，这个平台直接承担着金融产品、募集投资资金、工程动态信息等关键作用。通过众筹融资为港口工程的股权募集资金，或是以类似于P2P的借贷方式向社会投资人募集建设贷款。

1.发行金融产品

我国港口具有投资价值的主要为经营性工程设施，如生产性码头泊位、仓库、堆场等。依照目前银行及互联网贷款类定期理财产品收益率，具有吸引民间资本能力的年化收益率应达到5.5%以上，而港口行业的基准收益率收益率应达到8%，具备良好的投资吸引力。对于经营性泊位，可以发行的合理收益产品有两种，第一种是建设贷款类产品，第二种是港口股权类产品。对于第一种产品，目前基础建设贷款的平均年化利率在6%-7%之间，按年还本付息，总体回报稳定，风险低。第二种产品的投资对象为待建港口的股权，通过持有港口的长期股权，获得港口在经营中产生的分红。这种模式的投资收益与港口经营情况直接挂钩，风险较贷款类产品高，同时收益也更高。港投集团牵头完成完成港口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文件和招标文件后，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定应募集民间资本的额度，并在平台具有可靠预期收益的金融产品。投资者认可投资项目后，通过第三方的支付系统进行资金支付，客户资金由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存管。若产品后未达到预期募集额度，企业应具备承担该部分资金的能力，以保证项目能够顺利开工。

2.投资资金的使用

在完成对社会资本融资后，港投集团将网上募集的资金按照投资人意向分为股权投资类和建设贷款类。对于股权投资意向资金，在国有港司确定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的投资计划后，将集团持有的项目公司股份按照募集资金的额度出售给互联网金融投资者，与社会资本共同持有项目公司的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对于贷款类产品，按照基础建设类贷款还款方式向投资人按年还本付息。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缴纳完毕后，作为建设方的国有港投集团负责牵头协调各方利益、全程负责港口工程的建设。从初步设计阶段开始，及时项目动态信息，对投资者的疑问进行解答，履行建设单位应尽的职责直至项目建设结束。

3.资本回报及退出方式

在项目竣工后，通过政府有关部门验收后开始运营。在码头经营期内，项目公司根据投资者购买的产品类型，通过分红或还本付息的方式向投资者支付相应的投资回报。但是，对于大部分港口项目，项目投资回收期一般能达到十年，而运营期则可能达到数十年。这样的项目周期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过于漫长，因此想要获得社会资本的青睐就需要为港口互联网金融模式设立合理的退出机制。根据港口工程实际情况，该模式可以采用以下几种资本退出方式：

（1）股权回购或转让：在一定的年限后，政府、港投企业对投资者手上的股权进行回购，或将老投资者手中股权或债券转移给新投资者。

（2）资本证券化：在项目运营成熟后，通过将项目公司的资产上市或是进行资产注入，获得投资收益，实现投资的退出。

三、模式的优势

1.捆绑公私利益，提振资本信心

目前很多基层政府舍不得把含金量高、收益率高的“好项目”拿出来，只拿出回报率低的港口工程来应付社会投资者。并且很多地方政府在港口开发合作上会倾向于国有企业，这都大大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而通过这一模式，以共同持股的方式，捆绑公私间的利益。港口投资集团利用企业的人脉、专业等优势获得优质的港口资源，确保投资回报，对政府的违约行为能够起到有力的约束作用，从而降低政府违约的风险，提升社会投资者的信任度。由于社会资本对资金的投资效率更为敏感，这就对国有港口投资企业的费用、工期等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工作效率，为项目建设提供更透明的监督。

2.规范互联网金融行业

“港口+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投资标的为港口工程，需要通过政府部门层层审批，保证了项目的真实性。优质国有港口投资企业拥有优良的信誉及充足的资金，从根源上杜绝了平台跑路、资金自融等风险，相比于目前互联网金融的P2P、股权众筹安全性显著提高。除此之外，港口互联网金融平台具有信息的透明等服务优势，能够提供人性化的理财方案，实现相关信息全程上网、新媒体实时推送项目动态的服务，同时以热线、留言等方式实时解答投资者疑问，能够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投资体验。

3.投融资便捷，回报吸引力大

港口行业的投资回报比较可观，行业基准收益率为8%，优质的港口项目的投资收益可以达到15%以上，相比起目前P2P类5%-7%的年化收益有着极大的优势。而且国家正大力推进资本证券化业务，一旦项目公司资产能够上市，将为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回报，这样的前景能够获得社会资本的青睐。相比于传统的港口从银行的间接融资融资模式，港口投资企业通过港口通互联网金融平台直接向投资人进行融资，减少了很多的中间环节，大大地提升了融资的效率。社会投资人的投资流程也大幅简化，无需办理复杂的申请手续，直接通过平台就可以对港口进行投资，会给投资人提供比传统的银行理财高得多的回报。

4.分散投资风险，降低投资门槛

由于互联网金融投资人数众多，人均投资额较低，在项目初期就可以实现良好的风险分配，有效降低了集中撤资的风险。以往社会资本想要进入港口领域进行建设，都要至少具备千万级别的资金量，而具备这样体量的投资者并不多，这就导致社会资金并不能够充分的进入港口产业的投资。而这一模式扩大了投资群体，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资金门槛，让社会闲置资金也能进入港口领域进行投资，在有效发挥资金余热的同时也缓解了政府的债务压力。

四、模式存在的问题和意见

1.优质港口不愿出让控股权

由于民间资本的介入，港口的股权结构将发生改变，这就涉及了多方利益间的博弈。对于某些优质的港口项目，地方政府可能不会轻易的对外进行引资，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而且民间资本持有港投企业的股份后，对港口的股权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其他股东是否能够港口股权的变动是一个未知数，会带来一系列更多矛盾与争端。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协调各方利益，以大局为重，放宽视野，积极响应中央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路线，为民间资本的介入提供一个友好的环境。

2.相关金融法律不完善

2015年，央行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的政策措施。但目前有关互联网金融众筹的法律仍存在较大空缺，如港口通过互联网进行股权众筹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确定同一投资者募集资金的上限；在转让港投企业使用股权基金买入项目公司股份时，也存在若干法律、监管问题。这就需要金融部门进一步更新陈旧的立法理念，树立科学立法理念，尽快健全完善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法律体系。

3.监管力度不到位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很多地方政府有打着PPP的旗号圈钱的想法，地方有可能对一些盈利前景较差的港口项目进行包装，通过与港口投资企业之间的利益输送，共同拿劣质的港口工程忽悠投资者，这将严重损害投资者的信心和回报。未防止此类现象的出现，需要上级政府提供更加严格的监管，建立地方政府的的PPP信用评级，将PPP履约情况纳入地方政府行政绩效考核，并通过建立项目终身问责制，将地方官员短期决策与长期责任相匹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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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业上市中国占比超六成

上半年全球IPO市场已从经济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步履虽然依旧蹒跚,但不乏亮点. 在境外13个市场和境内3个市场上,有332家企业上市,融资670.30亿美元,两项指标均超过去年整年数据。其中,中国企业多达212家,占比63.9%,超过其他国家地区IPO总数76.7%。中国企业上市融资总额达349.96亿美元,占全球融资总额的52.2%,平均每家企业融资1.65亿美元。(见表1、图1)

在市场的分布上,212家中国上市企业中有37家企业在海外各市场挂牌,融资33.96亿美元,上市数量同比增加21家,融资额同比增加40.6%;境内资本市场光彩夺目,吸引了创纪录的175家企业上市,融资额为316.00亿美元,上市数量较2009年同比净增175家,融资额增幅为316.00亿美元。(见表2)

海外上市数量和融资额同比增加

2010年上半年,南欧洲特别是希腊债务问题和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打击了全球投资者对整体经济的信心,导致各大股指发生不间断的宽幅波动盘整。但二级市场的动荡难以掩盖各国新股发行渐趋积极的形势,IPO市场持续上行。在此环境下,2010年上半年共有37家中国企业在海外6个市场上市,合计融资33.96亿美元。与历年同期相比,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数量领先,上市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21家,2008年同期增加14家,与2007年同期持平;融资额比2009年同期有一定幅度提升。

市场分布方面,2010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IPO上市地点保持集中。37家中国企业集中于香港主板、新加坡主板、NASDAQ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等上市,香港仍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首选。具体来看,19家企业落户香港主板,合计融资24.09亿美元,分别占本季度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总数的51.4%和融资总额的71.0%。NASDAQ、纽约证券交易和新加坡主板所作为中国企业习惯的上市地点,本季度也均有中国企业IPO成功首演。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韩国创业板中国企业上市数量相对较少,融资额也相对低调。(见图2、表3)

行业分布方面,上半年上市企业与季度趋势一致,行业分布非常分散,能源及矿产、建筑工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汽车和房地产分别占据融资额前五,14家上市企业吸引到19.30亿美元投资,占据总融资额的56.8%。能源及矿产行业的3家上市企业吸引的5.21亿美元投资,占据融资总额的15.3%;建筑工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汽车和房地产分别有2家、5家、1家和3家上市企业,融资额度相对平均;其中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贡献最多的上市企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的关注。而汽车行业虽然仅有中升集团一家企业上市,但融资金额为3.69亿美元,占总融资比例为10.9%,表现出色。

境内IPO成全球翘楚

2010年上半年,伴随创业板和股指期货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等多种利好助推,境内沪深市场IPO引领全球,中国企业境内IPO热门迭出。共有175家企业在境内三个证券交易市场上市,融资额为316.00亿美元,平均每家上市企业融资1.81亿美元。随着中国一重、中国西电、华泰证券和海普瑞等大盘蓝筹发售,资本市场聚集了足够的眼球效应,其中海普瑞更创造了新股发行价的新纪录。境内上市企业数量一举超越过去2007年来全年的IPO上市数量,融资额也位于3年来的第二位。中国企业境内上市延续了超越海外市场的传统,上市数量较海外市场多138家,融资额则为海外市场的8.30倍。

境内上市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在境内上市的175家上市企业中,除在上交所上市的11家企业,仅占全部上市企业的6.3%,其余164家企业均在深交所上市,其中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企业110家,创业板上市的企业54家。(见表4)

行业分布方面,与国际资本市场相似,机械制造行业数量和融资金额均拔得头筹,34家上市企业融资73.13亿美元,分别占上市总数的19.4%和融资总额的23.1%;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融资金额位居次席,16家企业吸引了35.86亿美元投资,说明海外和境内资本对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的关注不是偶然,行业发展的潜力被一致看好。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位居第三位,有19家企业上市整体融资34.92亿美元;IT行业诞生23家上市企业和,融资总金额为23.53亿美元。金融行业仅有一家华泰证券上市,但一举吸收22.97亿美元,使其他行业的诸多企业,相形见绌。(见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