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律实务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7 17:37:26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知识产权法律实务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自1992年成立以来，鼎力始终遵循“以人为本、诚信服务、质量第一、专业服务”的经营理念，现已发展成为总人数超过40人，拥有一支专利人、商标人和律师的核心团队，是一支集理论和实践经验一身的专业人队伍。公司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素质高、敬业负责的人和律师，既有长期从事知识产权管理的资深人士，又有新成长起来的国际化中坚力量，合理的人才结构成为公司为客户提供国际水准服务的保障。
鼎力知识产权公司走过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从最初的咨询、中介到后来的，主要业务扩大到外国企业在中国注册、中国企业在中国注册、中国企业在外国注册、中国企业在国内外申请专利、外国企业到中国申请专利以及专利商标、侵权处理等案件的。到目前国外商标三、四千件，国内企业到外国注册商标几百件。国内注册商标达到六七千件，其中近几年为台湾的企业服务较多。随着港、澳、台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内地知识产权业务的增多，以及国际专利商标法律事务增多，鼎力致力于吸纳知识产权法律的资深专家、相关法律及技术领域的杰出人士，组建鼎力精英团队，依靠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经验和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以专业、高效的职业精神，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以一流的工作效率、敬业的工作态度、规范的工作流程，得到国内外及港、澳、台用户的好评。
篇2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
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篇3
二、法律事务工作范围：
1、甲方为乙方的 (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发现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提供法律方案。
2、在本方案中包括常用法律文书，相关制度，员工培训计划。
3、为甲方解答相关法律问题。
4、向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5、接受甲方另行委托、办理其它法律事务。
三、律师的工作时间、地点，根据甲方的提议，随时联系约定。
四、甲方向乙方缴纳聘请律师费 元。
五、律师受甲方委托，外出差旅费由甲方支付。
六、甲方应向律师提供与本专项法律事物有关的情况、资料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七、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为年。
八、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篇4
（一）电子商务对传统知识产权观念及特点的挑战
1.电子商务对传统知识产权观念的挑战
传统观念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带有地域性范围保护的、有权利人独占的、具有时间限制的智力成果权。具体地，商标只是保护“文字、图案或其组合”不保护动态过程；著作权只是保护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保护具体的表达内容及其过程；专利法保护的是技术而不是数据，而且专利的新颖性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加以判断的；商业秘密和厂商名称等的保护，也是基于区别传统社会的“有形”之特殊性而展开的。
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一种确立权利和保障权利的制度，此外也是体现一种激励创造的制度。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认为，权利尚未形成，则无权利保护可言；权利的保护有一定的界限并遵循单个法律判断。但是，世界为传统的知识产权观念提出了挑战，如专利的“即发侵权”的制止问题，域名问题迫使人们将商标、厂商名称、商誉、不正当竞争结合起来考虑，甚至提出了“一体保护”的。[4]
可见，电子商务活动涉及到多个方面，对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更是提出了新的挑战。
1.电子商务对知识产权制度特点的挑战
知识产权具有与有形财产不同的一些特点，如垄断性、地域性、时间性、无形性、政府确认性等等。其中，又以垄断性（专有性）和地域性显现出更为特别。如果知识产权不能保证权利人的专有，则知识产权制度就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其权利也就成了一种摆设。如果地域性被彻底打破，权利就有可能成为世界通行的“全球权利”或者产生世界性统一的制度。
电子商务活动建立在互联网上，网络的传输表现出“公开”的开放性和“无国界”的全球性特点及状态。“公开”为“公知”提供了前提，也为“公用”提供了方便：“无国界”又使得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趋向之状况下，是否因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的真正本质意义上的国际化？
（二）电子商务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的挑战
1.法院管辖
传统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法院管辖上，多采用被告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一旦确定管辖法院，则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准据法的适用通常以诉讼地法律为准。但是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难以确定具体的行为地点和受害地点。有学者提出通过加速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国际“一体化”进程，即通过弱化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来解决这一矛盾。[5]事实上，无论怎样弱化地域性，也总还存在着地域性的问题。
电子商务中具有行为主体难以确定、行为地点难以界定、行为的跨时空性、国性等特点，对传统的诉讼程序也产生了。“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是形容虚拟世界“自由”的一句常用的话。在网上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也就比传统的侵权方式隐蔽得多。电子商务只需要一部电话、一个调解器和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展，因此在防范刑事犯罪以及防止民事的欺诈等方面，“不在场”“没有作案时间”等传统的判定方法就难以奏效。
2.证据及保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印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证据必须是“原物”已经成为了《民诉法》对证据的基本要求。而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电子数据存储在机内，其打印出来的“书面形式”只是一种复制品，因此原件的要求是困难的。如果要和其他证据配合才能使用的话，那么电子商务中的数据就不是一个单独的证据了。
网络上流动着的信息，是否要求服务商必须保存所有的数据，法院是否有权对服务商的所有数据进行证据保全，等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涉及到案件程序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实质性审理，而且也还要考虑到社会的现实操作可能性问题。
（三）电子商务对具体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
1.电子商务对传统著作权保护提出的挑战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目前国内网络传播的作品，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基本上处于无序的状态，绝大部分作品未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没有向著作权人支付稿酬”。[6]《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32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稿酬”。这是为了有利于满足社会对文学、作品和科学知识传播的角度出发所做的规定，并非是为侵犯著作权留下的空隙。没有法律依据，非报刊的传媒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而擅自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构成了著作权的侵权。将他人的作品上网就属于此类。
传统的作品附着于一定的有形媒体上，表现得实实在在；而互联网可以将任何作品通过数字转换成二进制数码进行存储和传播，一件作品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全球，这对著作权的保护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作品的数字化过程是一种中间技术处理过程，属于机械性的自动代码变换。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作品的数字化转换过程不会对远作赋予新的创造性内容，进而不会产生新的作者和新的著作权，其著作权仍然属于原作者所有。所以，未经他人同意或没有法律依据而将他人的文字资料、图片、声音或者信息数字化以及传输的过程即属于复制，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
对于网页是否享有著作权，以前存在着争论。网页中的主要颜色、图案、文字组合等，给人以美感，具有反映一定构思的独创性，也能够通过一定的载体反映出来，并可能被复制出来，符合作品的特征和要求。因此，尽管在著作权法中没有将网页列为作品，实际上网页属于作品的范围，受应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著作权主体的认定方面，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如无反证，在作品上署名的人为作者。这种规定完全适用与网络上署名作品作者身份的认定。但是，由于网上直接创作的作品未留下任何书面的原稿证据，对于使用笔名、假名的作品在认定方面就存在很大的困难，而且保护的起算时间也难以确定。
链接是互联网上快速传递和获取各种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如果链接的内容涉及到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情况，链接本身是否构成侵权？从司法实践，设链接者往往不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侵权责任由刊登侵权内容的网站承担。理由有三：一是链接既不是复制也不是传播行为；二是设链接的行为本身在于引导，提供一种浏览的便捷手段，如提供高速的运输工具；三是按照诚实信用的一般要求，对于促进发展互联网业，对网络服务商不适宜过高要求。
由于著作权法是在网络和电子商务尚未普及化使用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因此不可能在立法时就能够预想到今后作品的出现方式和使用方式，从而加以预先的立法保护。
篇5
1. 设立知识产权学院。目前，全国有十几家高校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并在人才培养层次上做了设计，包括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深圳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厦门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湘潭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重庆知识产权学院（即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知识产权学院）、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西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等。
2. 开展知识产权专业的各级学历教育。高校的知识产权学历教育应运而生，不同层次的学历教育有下列几种情况：
（1）本科生阶段的知识产权专业/方向。本科阶段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知识产权法专业本科生，毕业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课程设置上，全部为法律课程，包括法学主干课程+知识产权法课程（含相关联法律课程）。如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即是如此。
第二，知识产权法专业本科生，毕业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课程设置上，主修法律基础课+知识产权法课程（含相关联法课程）+工科课程（或者要求学生辅修一门工科专业），如湘潭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知识产权学院即是如此。
第三，知识产权法专业本科生，从二三年级非法学专业本科生中选拔学生攻读知识产权法专业。学习内容为理工背景+法学课程+知识产权法课程。毕业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2）硕士研究生阶段的知识产权专业/方向及知识产权管理专业。目前中国大学的知识产权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有两种方式：第一，直接设知识产权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的知识产权法专业；第二是在其他专业下设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例湘潭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民商法专业知识产权方向、西北大学的国际法专业国际知识产权方向、民商法专业中国知识产权法方向、上海大学的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知识产权法方向、重庆知识产权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知识产权与科技管理方向等等。另外，厦门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还设了知识产权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3）博士研究生阶段的知识产权专业/方向。法学学科设立历史悠久、基础较强的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还培养知识产权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另培养知识产权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3. 突出知识产权专业特色，完善知识产权专业课程体系。各知识产权学院在课程设置上下了很大功夫。从理工科基础到法学理论基础，再到知识产权法专业，课程极为丰富，体现了突出的知识产权法“专业化、复合型、国际化、应用型”人才的专业优势。归纳目前各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本科阶段已开设的课程，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课程为法学基础课。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落脚点仍为法律专业，所以法律基础理论课程必不可少，必修课主要包括：法理学、宪法学、民法总论、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学、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企业法/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
第二层面课程为知识产权法课程。整合现有高校知识产权法课程，又可分为如下几类：
（1）知识产权法基础课。介绍知识产权法的框架和基本理论。包括：知识产权法总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等。
（2）知识产权法专题研究。对知识产权法某一专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包括：知识产权法前沿、知识产权战略与管理、知识产权评估与鉴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计算机技术的法律保护、计算机软件保护、商业秘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发展史、知识产权法经济学、知识产权许可与转让、香港知识产权法、台湾知识产权法。
篇6
【中图分类号】 D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52-1
我国为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高科技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实行了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技术创新环境，一个富有效率、井然有序的创新秩序。因此，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工作，明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观点
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属经济法部门，特别是知识产权法中的工业产权法。其重要依据是知识产权纠纷原来由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理。？有些学者将知识产权法划入科技法部门，其依据是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密切。且知识产权法中的专利制度、专有技术制度等与科技活动密切相关。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许多民法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三节把知识产权纳入了其调整范围。知识产权是一种与物权、债权并列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而且民法中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也普通适用于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的学者认为，顺应部门法适应社会关系调整需要而逐步分解细化的趋势，将知识产权独立成了一个法律部门。
二、对现有观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就经济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总称，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是一种社会法。经济法保护的不是私法意义上的私人利益，因为那种私人利益是一种特殊性的、利己性的私人利益。经济法所保护的是社会公法规范，而经济法规范比较适中的调整，有利于社会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合理使用，经济法规范是一种弹性规范，尤其有利于国家公权力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地自由裁量。因此将知识产权划入经济法是不合适的。
就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科技法所调整的是科技社会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1）科技基本法；（2）科技主体法；（3）科技行为法。主要包括：①科技投入法；②科技研究开发法；③科技成果法；④科研奖励法；⑤科技情报、档案管理及科技保密法；⑥科技国际协作法；⑦处理科技纠纷程序法等主要法律。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有一定的联系，科技成果往往由专利法、商业秘密法等法律调整。
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的性质看，知识产权属私法。“私权”是属于具体的、特定主体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它的“专有权”，即决定了它的专有性。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一般构成侵权。从本质上看，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并无本质区别。因此，由民法调整并无不当。且从内容上看，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最为核心的关系是民事关系。且作为普通民事权利所具有的平等性、自愿性、私利性、对抗性等特征知识产权也全部具有，并且知识产权的一般制度、一般原则也能够解决知识产权的大多数问题。
尽管知识产权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征：无形性、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等，但这些特点本身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正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一种反映。因此，从知识产权的性质上看，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仅仅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是不够的，还应当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导致了它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分支，是民法特别法。即在适用知识产权法，处理案件时，在知识产权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其规定，在知识产权法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相关原则与规定。
除此之外，在知识产权法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显得极为重要。从19世纪末至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主要通过国际双边与多边条约实现。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等重要的公约，均属于国际法的范围，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制度。
三、结论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分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也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笔者认为，主要是相对于物权而言，知识产权的特征表现也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具体表现。而且，民法的基本原则大多也适用于知识产权法并为我国目前立法所确认。因此，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分支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导致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一般分支（如物权法、债权法）有所区别。因此，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特殊的分支，是民法特别法。
从法理学角度上看，在研究知识产权法时可以准确地找出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定位、研究每一个知识产权制度时都将有一个准确的出发点。在订立或修改知识产权法时不仅要考虑知识产权法自身的制度建设，还应考虑是否符合民法基本原则以及与其他相关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这样不仅可以找准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中的定位，而且对于发展与丰富民法体系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实践角度上看，明确了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在适用知识产权法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如果知识产权法有相关规定应首先适用其规定，如果知识产权法没有相关规定，则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及原则。并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公约，除声明保留的以外均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组成部分。这样，不仅节省了立法成本而且能够很好地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何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9.
[2]刘家兴.民事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61.
篇7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 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篇8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篇9
我国为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高科技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实行了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技术创新环境,一个富有效率、井然有序的创新秩序。因此,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工作,明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观点
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属经济法部门,特别是知识产权法中的工业产权法。其重要依据是知识产权纠纷原来由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理。
有些学者将知识产权法划入科技法部门,其依据是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密切。且知识产权法中的专利制度、专有技术制度等与科技活动密切相关。
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许多民法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三节把知识产权纳入了其调整范围。知识产权是一种与物权、债权并列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而且民法中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也普通适用于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的学者认为,顺应部门法适应社会关系调整需要而逐步分解细化的趋势,将知识产权独立成了一个法律部门。
二、对现有观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就经济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总称,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是一种社会法。经济法保护的不是私法意义上的私人利益,因为那种私人利益是一种特殊性的、利己性的私人利益。经济法所保护的是社会公法规范,而经济法规范比较适中的调整,有利于社会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合理使用,经济法规范是一种弹性规范,尤其有利于国家公权力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地自由裁量。因此将知识产权划入经济法是不合适的。
就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科技法所调整的是科技社会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
(1)科技基本法;(2)科技主体法(由科技管理机构法、科技机构法、科研人员法等主要法律构成);(3)科技行为法。主要包括:①科技投入法;②科技研究开发法;③科技成果法;④科研奖励法;⑤科技情报、档案管理及科技保密法;⑥科技国际协作法;⑦处理科技纠纷程序法等主要法律。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有一定的联系,科技成果往往由专利法、商业秘密法等法律调整。知识产权法和科技法关系密切,但知识产权法中的商标法、商号法、原产地名称法却与科技法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知识产权法尽管保护科技成果,但不属于科技法。
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的性质看,知识产权属私法。“私权”是属于具体的、特定主体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它的“专有权”,即决定了它的专有性。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一般构成侵权。从本质上看,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并无本质区别。因此,由民法调整并无不当。且从内容上看,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最为核心的关系是民事关系。且作为普通民事权利所具有的平等性、自愿性、私利性、对抗性等特征知识产权也全部具有,并且知识产权的一般制度、一般原则也能够解决知识产权的大多数问题。
尽管知识产权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征:无形性、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等,但这些特点本身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正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一种反映。因此,从知识产权的性质上看,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仅仅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是不够的,还应当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导致了它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分支,是民法特别法。即在适用知识产权法,处理案件时,在知识产权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其规定,在知识产权法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相关原则与规定。
除此之外,在知识产权法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显得极为重要。从19世纪末至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主要通过国际双边与多边条约实现。保护工业产权的巴
黎公约、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等重要的公约,均属于国际法的范围,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制度。
三、结论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分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也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笔者认为,主要是相对于物权而言,知识产权的特征表现也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具体表现。而且,民法的基本原则大多也适用于知识产权法并为我国目前立法所确认。因此,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分支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导致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一般分支(如物权法、债权法)有所区别。因此,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特殊的分支,是民法特别法。
从理论上看,在研究知识产权法时可以准确地找出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定位、研究每一个知识产权制度时都将有一个准确的出发点。在订立或修改知识产权法时不仅要考虑知识产权法自身的制度建设,还应考虑是否符合民法基本原则以及与其他相关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这样不仅可以找准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中的定位,而且对于发展与丰富民法体系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实践上看,明确了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在适用知识产权法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如果知识产权法有相关规定应首先适用其规定,如果知识产权法没有相关规定,则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及原则。并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公约,除声明保留的以外均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组成部分。这样,不仅节省了立法成本而且能够很好地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因此,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法的国内法规范看,属民法;就其国际规范看,属于国际法。
参考文献:
[1]何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9.
[2]刘家兴.民事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61.
篇10
IBM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部于2000年9月正式创立，由知识产权法律总监张艳带领。十六年励精图治，IBM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团队从2000年的1个人发展到今天的26人，是IBM公司在美国本土外最大的知识产权部门。团队目前成员26人中，有专业人员（律师、专利人）16人及流程管理人员11人（1人兼作流程管理及专利人）。其中，15位专业人员拥有中国专利人资格，12位专业人员同时拥有中国律师资格。
由于IBM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部门业绩突出，其业务和管理范围逐步扩大，从中国大陆扩展到中国香港（2000），再到韩国（2006），再到管理印度知识产权法律部门（2010），再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11）、台湾知识产权法律部门（2011）、东南亚地区（2011），到目前全面负责IBM在亚太地区（除日本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事务，处理包括专利与商标的申请、审批、维持、管理、实施和维权事务，本土公司发明人发明创新的挖掘、评估、撰写和申请，专利、商标和版权侵权分析和处理，专利、商标、版权和技术秘密许可与转让的知识产权法律支持，对员工的知识产权培训与监督，与商务合同有关的知识产权条款的审查与谈判，与开放源代码和技术标准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等事务。此外，本部门中的流程管理团队还为IBM在美国、欧洲、加拿大的发明提交和专利申请提供数据录入和流程监控支持，律师团队为IBM在欧洲的软件产品提供知识产权清查工作。
在贡献出色业绩的同时，本部门历经多年所营造出的公平、开放、透明的工作环境和不断学习、进步的团队氛围让每一位成员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机会、接受新的挑战、不断成长并保持心情愉悦地工作。例如，多名专业人员从专利相关工作入手，逐渐扩展到知识产权清查、开放源代码、合同审核、商标、反垄断等知识产权业务的方方面面。多名流程管理人员也逐渐从事涉及知识产权法律及新闻的整理、翻译直至专利OA答复工作（有技术背景者）。尤其值得骄傲的是，自部门建立伊始，离职率极低，最近5年没有任何一位专业人员离职。
团队业务概况
整体知识产权概况
1.目前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共管理有效授权专利5300余件（中国大陆4200余件，其它地区1000余件），均为发明专利。另有处于审查过程中的发明专利申请2600余件（中国大陆2000件，其它地区600余件）。
2.目前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年均接收并审核内部发明技术交底书3300余件 。通过审核所有这些技术交底书，本部门年均处理本土发明人产生的新专利申请700余件。
3.目前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年均处理“外-内”专利申请500-1000件，以及在中国大陆提交的PCT国际申请约100件。
4.目前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年均处理专利审查过程中的OA答复1600余件，其中约80%的OA答复为内部专业人员自己完成。
5.目前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共管理有效注册商标2200余件。
知识产权管理成效
全部门在张艳持之以恒的领导和亲力亲为的培养下，通过不懈的团队努力以及对发明人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知识产权培训和教育，将IBM在中国的专利组合从2000年的一百多件扩展到今天的四千多件；将IBM中国本土的发明交底书从2000年的几十件提升到今天的一千多件，将IBM中国发明人群体日益扩大，发明水平不断提高，专利申请通过率不断提升；利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有效解决了IBM中国在业务活动中遇到的侵权指控和诉讼，如2007年的“神机妙算”商标侵权诉讼、2008年的刀片服务器专利侵权诉讼、2009年的处理器专利侵权指控，等等。处理了各种类型的软件著作权案件，网络商标或著作权侵权案件。解决了大量的产品名称商标清查、软件或服务资产原创性清查、开放源代码软件法律问题请查、合同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谈判和解决、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政策的谈判和起草、第三方专利有效性清查或不侵权判断、他人使用IBM专利的证明等问题。
在管理和完成IBM在亚太地区的所有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的同时，部门成员积极为亚太各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和法律制修订建言献策，提供企业的实务经验、实践操作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供立法者参考。如中国专利法修改、商标法修改、著作权法修改、职务发明条例制定、标准制修订中的专利问题处置、反垄断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条款和部门规章、相关司法解释的制修订、审查指南的修改；印度实用新型相关立法的建议、印度专利局与计算机相关的发明审查指南；澳大利亚专利法修改、数字时代关于著作权法修改的建议；印度尼西亚专利法修改等。在上述法律制修订提请公众评议时，在张艳的带领下，团队成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与国际相关法律和实务进行比对，起草并直接或通过相关行业协会提交了高水平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部门多位成员还应邀在各种组织、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会议和论坛发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演讲。基于对中美欧知识产权法律的深度了解，以及在中国知识产权实务，尤其是专利实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向国外知识产权界相关人士广泛传递了有关中国知识产权政策、法律法规、操作实务方面的多视角信息，纠正了外界许多错误的或以偏概全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应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等政府部门和知识产权相关协会的邀请， 向国内相关机构和企业传授了IBM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和应用方面的经验，努力为中美知识产权界相关人士加强沟通和理解搭建桥梁，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团队成果及荣誉
知识产权维权成果
1.2009年处理处理器专利侵权指控；
2.2011年“IBM”商标成功获得商标局驰名商标认定；
3.在各种网络平台（例如：百度文库）上对未经授权上传的著作权资料进行投诉维权；
4.通过淘宝知识产权平台对各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投诉维权。
专业文章、著作、课题完成情况
1.2014年，张艳、刘晓玉、刘荷辉，《中美关于功能性限定特征的实务的比较》，发表于《中国专利与商标》；
2.2015年，张艳、刘晓玉，《计算机软件在中国的专利保护》，发表于《中国专利与商标》；
3.2015年，刘荷辉、张艳，《关于“小i机器人”专利无效确权案的三点思考》，发表于《知产力》网刊。
主要获奖情况
1.2012年，张艳被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社、中国日报知识产权频道评选为2012年度中国杰出知识产权经理人；
2.2014年，张艳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选为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
3.2015年，张艳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选为第二批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其它成果
篇11
【指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起草的《专利侵权判定标准和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标准指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指南】北京高院制定并下发《专利侵权判定指南》，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侵权判定、专利侵权抗辩等作出了全面的、具有操作性的规定。
【取消】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的知识产权政务信息评选，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政府门户网站先进地方子站和先进个人评选，全国知识产权保护重大事件、案件及有影响人物评选活动3项评比表彰项目被取消。
【迁址】10月8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登记大厅天桥新址正式对外营业。
【落户】10月9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四川省人民政府、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
【签约】10月15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就《关于加强工作协作、保护知识产权的框架协议》举行签约仪式，并与百度、淘宝、腾讯、新浪等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建立调研平台，同时在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重大案件和事件的舆情监控以及专题课题调研等方面开展长期合作。
【试点】10月10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办，中国技术交易所、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技情报所共同承办的民技术交试点在京启动。
【首批】10月14日，全国首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员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培训结束后，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将统一组织审核员确认考试。通过考试的学员，将成为我国第一批认证工作兼职审核员。
篇12
记者昨天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近日，该院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研究中心，召开“深圳直通车企业知识产权刑事疑难案件集中答疑咨询会”。
华为公司副总裁宋柳平博士作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经验介绍，我国知名刑法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宏杰教授作专题讲座，来自我市63家直通车企业的153名代表参加活动。
近年来，市检察院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先后举办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宣讲进企业、深圳直通车企业法律实务培训班等一系列活动，今年年初开展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卷调查显示，超九成企业认为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88%的企业认为市检察院在推动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方面的工作效果好。
篇13
在国际互联网环境下，应用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对全世 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影响最大的科技发展因素，它在法律领域的影响又突出地表现在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上。新技术曾导致知识产权法的产生，知识产权法又不断地促进新技术的开发，技术层面的巨变必然导致法律层面的相应变化，正确地回答和解决新技术的应用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新要求是知识产权法促进新技术的发展的必要前提。薛虹博士的《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紧密结合网络技术进行法律分析，明确针对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带来的新的问题与挑战，从版权、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电子商务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几个方面对网络 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全景式的系统论述和综合分析，其选题不拘一格，体系结构合理，内容取舍得当。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精湛的概括技巧，独具慧眼，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与网络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热点问题，并提炼出了该领域理论和实务的真正之所需，然后又旁征博引极富针对性的将该问题一一加以解决，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网络技术与法律问题的对接，有效地改变了先前的理论研究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某些问题上的相对不足，使国内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实现了“没有时差的链接”，也从一定程度上为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法律障碍。
二、独具前瞻性：现实和理性的超越
网络中的法律问题本身就是科技与法的交叉点中的绝对前沿，作者本着积极、求实、勇于创新，敢于上进的严谨而真诚的治学态度立足于国内现实，在借鉴国际国内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敢于超越现实，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作了诸多独创性的探索，其研究成果的前瞻性十分明显，意义十分重大。在书中，作者分别对网络时代版权的权利发展及限制、版权侵权责任及其法律救济的变化和完善、域名权、数字化权、网络合同等当时国内研究刚刚起步或尚未起步的前沿问题逐一加以分析和阐释，并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指导意义。理论的研究必须适当的超越现实，并最终针对现实体现到制度的设计上才更具有价值，更能被接受和认同，薛博士十分敏锐认识到了这一点。该书中，她在对相关前沿问题涉及到的基础理论、实务操作做了广泛的深入探究之后，又不失时机的针对在该问题上我国的立法司法上存在的不足加以剖析，针对该不足及时提出完 善的意见和方案。当然，虽然作者当时也未必能够保证自己提出的方案就一定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方案，且这些方案本身的科学性也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但其严谨客观果敢的治学态度着实令人钦佩，并且两年来的立法司法实践也已经证明了其诸多设想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例如知识产权网络版权侵权的法律救济方式是一个实用性很强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本书则结合具体案例，并参照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及科技法研究较为发达国家的有关规定，对各类救济方式的利弊得失及我国当时的立法司法现状进行了全面归纳和深入剖析，然后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方案，该方案的相当部分如关于网络侵权的损害赔偿已经得到了随后的立法司法实践的认可。
三、较强实用性：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诚如歌德所言：理论总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无须赘言，理论著作的生命就在于她的实践价值和社会意义。无视实践而故作深沉的闭门造车式的理论著述就好比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看似很美，却往往是过眼云烟，稍纵即逝。相反，缺乏理论支撑的就事论事的浮光掠影般的纯实例检讨又难免有几分浅薄，难以发人深思，使人信服。因此，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一直是法学研究的至高追求。薛虹博士的《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一书在理论和实践交融方面真可谓是又一完美的尝试。该书以知识产权传统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网络技术发展后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新问题，融入大量的国际国内经典案例，采取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在阐述每一个理论问题的同时都不失时机的辅之以案例，将枯燥深奥的理论用精彩的案例深入浅出的加以表达，以案说法，以法诠释案例，案中有法，法案交融，其趣味性和可读性倍增。本书作者在注重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所选案例的代表性、时效性、启发性和说服力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如本书列举的“谢德兰时报案”、“全部新闻案”、“售票人公司案”、江民公司杀毒软件“KV300”的加密措施保护纠纷、瑞得（集团）公司诉宜宾市翠屏区东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版权侵权纠纷、香港某公司在美国NSI抢注“同仁堂”、“长虹”、“五粮液”等知名品牌纠纷等案件在国际国内均是涉及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颇具影响力的大案名案。对这些大案要案的深入透彻的剖析和系统详尽的论述，其典型、性启发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言自明。正是基于较好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和统一，本书一出版就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实务操作的规范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这一点已经在随后制定或修改的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中得到了体现。
四、方法科学性：本土和国际的交融
本书作者密切跟踪国际立法和科研的最新成果，借助国外一手资料，采用比较研究综合分析方法，理论结合实践，充分借鉴和吸收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先进立法司法经验中的合理内核，借助循序渐进的阐述方式，由技术过渡到法律，由国外立法司法到国内现状，从法律现象到法理分析，从法理分析又到立法选择，最后再由立法选择回到技术现实，在逻辑上构成了完整的闭合体，论证较为严密和周全。例如在研究网络传播权时，作者直接利用国外的原始资料，归纳了世界上赋予版权及邻接权人网络传播权的三种立法模式，即隐含式、重组式和新增式，并分别以这三类模式的最典型代表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欧盟为例，对它们各自的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及法律实施效果作了详细的说明，同时分析了其利弊得失，为后面分析中国的立法选择作了充分的准备。极其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不唯书、不唯贤，不迷信国外的 “先进经验”，勇于将国外法律资源与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敢于有针对性的提出自己关于网络立法的新观点和建议。例如，作者在分析复制权的范围时，提出我国应当采纳一种广义的复制权，将所有长久的和暂时的、当地的和远程的、在线的和离线的所有复制都包括在内，再辅之以适当的权利限制，让古老的复制权顺应数字环境，顺应网络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