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问题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宏观经济问题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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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篇2

金融开放，虽然大多学者从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服务角度来进行不同的定义，但以姜波克论述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金融开放可从静态与动态两方面来看。从静态方面来，金融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从动态方面来看，金融开放则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由原先的金融闭锁的状态向金融开放状态的转变过程。

金融一体化的开放对国家宏观经济带来了很多影响，本文就从三个方面来研究金融开放环境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 影响国家甚至地区金融危机的产生

在过去，学术理论界认为金融开放对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很明确。因为他们认为金融开放一方面能给国家或地区提供利用国际资本的机会，能够帮助那些资本贫乏的国家实现生产基础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 金融开放程度的提升也能让处于比较优势的生产专业化程度能上升，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特别是东亚地区在上世纪80 年代经济的腾飞，更让理论界对金融开放持乐观的态度。

但伴随着东亚国家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对金融市场的规制也不断放松，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也日益加快，这些也吸引了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大量过剩资本涌入。这些外资的大量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亚地区国内建设资金存在的不足，增强了融资能力，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发展和造就经济的繁荣与“东亚奇迹”。然而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世界所爆发一系列货币与金融危机，尤其是在1997 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让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2008 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次贷危机，冲击了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包括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这让很多流入的外资纷纷撤回本国来救市，导致许多国家的股市暴跌和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

这些事实让学者们对金融开放的后果产生了质疑。当今学术界普遍研究总结，国家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容易产生着经济波动，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外来的国际资本有着亲周期流动的特点，正当经济低迷时，往往会倾向集中撤离。在这时如果国内没有形成良好的融资渠道，就无法能给企业提供上有效及时的资金补给，容易导致企业生产产生瘫痪，经济陷入萧条状况中。

  二、效率与风险是金融开放下宏观经济特点

  效率与风险是学术界根据金融开放后国际金融危机所总结出来的特点。特别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我国金融机构也要出到国外的金融市场，今后对外借款与投资必然会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当向政府机构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时，由于贷款都是没有担保，国家风险就会成为最明显的。一般来说国家风险的表现形式就是“转移风险”，也就是借款人的债务都不是以本币计值，不管这些借款人财务状况如何，都可能无法得到外币来用以偿还着借款。特别是我国的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以往都处在封闭的金融市场上活动，所以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在金融开放后更应该对此进行格外地关注。在加上由于市场价的变动，无论在银行的表内与表外头寸上都会面临着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所以市场风险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外汇的风险。在国际金融汇率剧烈波动时，外汇业务中内在的风险，特别是外汇上的风险也会增大。在加入WTO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之后，金融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汇率的波动也会更加频繁，与此同时，银行的外汇业务也日益增多，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对外汇业务并不熟悉，因此，这类金融风险会逐渐增加，这一些都让效率与风险是国家宏观经济的特点。

  三 保持稳定与协调是宏观经济的特点

  由此看来，金融开放对于宏观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开放可以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弱点，广泛的融资能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还能为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刺激，从而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但如果条件不能完全具备来强行实行金融开放，就会有着巨大的风险。

  为此，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应该把金融开放隐含的，不得不承受以及会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考虑进去，在政策与制度来进行完善。实质上，金融稳定与金融开放、金融危机和体制外的协调等方面存在着必然联系。所以，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中，强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同时，更应改去着重强调金融开放的渐进性与次序。

  要做到金融开放的渐进性与次序，关键的实质就在于经济上国内与国外协调一致。著名学者麦金农也曾经指出，国家为实现非通货膨胀上的金融均衡，财政和货币，以及与外汇政策上的排列顺序是至关重要。政府不仅，而且也不应该去采取全部完全的自由化措施；相反，经济金融上的自由化应有一个最佳合理的顺序。

因此，根据麦金农的论述，一个经济上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经济过渡到一个金融开放的国家，应该做到国内与国外的协调，在财政上做到金融开放下的平衡，这样才能防止入不敷出以及游动资金的出逃。同时在财政收支方面重建公共财政。一方面要实行“权力来制约权力”的改革。用相应的权力甚至更大的权力，来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同时要推进以利益，尤其是物质方面足额的利益来激励与推进政府职能的利益与调整。这样，才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协调。

参考文献

[1]2005年中国金融年鉴。北京：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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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006-02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个体的行为及运行规律的科学。经济社会个体的总和构成经济总体。因此，由个体的一般规律就有可能得到经济总体的一些规律。

一、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分析了市场的需求、供给、供求均衡及供求变化对均衡的影响。

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该商品的数量。需求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呈反向关系。对应需求曲线D为负斜率。供给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呈正向关系。对应供给曲线S为正斜率。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供给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市场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的。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供过于求，价格会下降；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供不应求，价格会上升。市场通过价格杠杆作用的调节趋于均衡点E，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数量为Q0。如图1所示。

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或供给变动时，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改变，对应的均衡改变。如消费者收入增加，对于正常品而言，需求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为D1。均衡点为E1，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1。如图2所示。再如，生产成本下降，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平移为S2。均衡点为E2，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2，均衡数量为Q2。如图3所示。

二、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从图2可以看出，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上升到P1。由于经济社会大部分商品属于正常品，就经济社会整体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高；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1。均衡数量一方面是生产者的供给量，另一方面是消费者的需求量。在这里不考虑新产品的出现和旧产品的退出，只考虑现有产品。供给量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需求量增加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消费者收入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上升。

从图3可以看出，当生产成本下降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下降到P2，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2。说明生产成本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引起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有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在经济社会中，生产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生产要素的价格却一般是上升的。如果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引起的成本下降高于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引起的成本上升，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

三、由微观经济理论到宏观问题的结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提高消费者收入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但提高消费者收入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削弱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会使价格水平下降，提高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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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收入分配通货膨胀贸易顺差宏观经济

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图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此期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而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可以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政府的税收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①，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图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较小且稳定，因此本文只考虑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转贴中国-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竞争条件下P=C，则全社会工资总额为：

W=aCQ(1)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W=Lna+LnC+LnQ(2)

对(21式两边微分，得到：

一：+

C。0

将(3)式改写为：

C=W-Q(4)

其中e表示劳动成本变动率，表示工资率变动率，O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由(4)式分析可得：时，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率增速时，产品的劳动成本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假定资本成本不变，这一变化将会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贸易盈余扩大，部分抵消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下面以1992年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增长率数据为依据，计算各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工资率指数，作图3。由图3可以观察到：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高于工资率指数，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考虑到制造业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达9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2005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之间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贸易顺差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扩大，因为出口企业有相对大的利润空间消化本币升值对出口收益造成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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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级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课程地位高级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博士进行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课程，在西方国家常常作为一年级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教程，或结合中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作为具有良好数学与经济学背景的高年级本科生课程[1]。在当前的中国，各个学校对这门课程的授课安排并不一致。由于讲授该课程对师资水平和生源水平均存在较高要求，一些条件较好的学校能够为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开设这门课程，条件一般的学校也尽量将这门课程作为博士学位课的主要内容，而未对该课程引起重视或条件较差的学校则未开设这门课程。相比东部地区高校而言，部分西部地区高校对该课程的重视和准备还略为不足。

1.2西部地区高校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必要性高级宏观经济学在多数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科研中是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许多经济学热点内容也能从中找到模型来解释和衍生，当前的各类经济学学术期刊论文中也常常能见到该课程包含的经济模型与知识点。

从学生角度来看，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能使西部地区的学生了解和掌握更多宏观经济学研究前沿的内容，在阅读相关文献时能尽快理解其中心思想和关键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科研能力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加强，能够运用更深入的经济学思维、经济学方法和更前沿的数学方法演绎与证明经济学命题，针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模型建立、经济学分析、数学推导以及之后的实证分析。

学生学术研究能力获得提高的另一个表现是学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和数量的提高。由于国内外经济学类排名较高、质量较好的期刊往往十分强调理论模型的严格推导与证明，因此学生在对高级宏观经济学进行理论和系统的学习之后，会对当前较新和流行的经济问题、理论模型与数学方法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掌握，从而更容易在较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应学术论文。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开设和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也是对教师自身的一种挑战，能够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学习和研究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积极性，促使教师学习更多高级宏观经济学内容，了解更多经济学流派的思想与主张，掌握更前沿的数学理论和数学方法，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在对经济学的其他方向进行研究时或许也能触类旁通，有所裨益。

2西部地区高校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存在的问题研究

当前，西部地区不少高校逐渐向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了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在开课与授课中也反馈出一些问题。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点。

2.1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由于长期以来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教育资源等存在着优势积累[2]，经济专业排名靠前的名校大多数位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东部地区高校（考研地区划分的A区）的考研分数线总体而言高过西部地区高校（主要在考研地区划分的B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西部地区经济类研究生生源对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的了解相对而言较为薄弱，对初级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可能还较为欠缺。在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时，教师常常会为了照顾基础不扎实的学生而调低授课难度，降低讲课速度，并适当回顾复习一些初级、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这导致了高级宏观经济学本身授课课时和难度的欠缺。

2.2缺乏相关数学知识数学是高级宏观经济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涉及的数学工具主要有动态规划、常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测度和积分、随机过程等，硕士研究生在修习此课时往往会因为相应数学知识不熟悉而难以理解课程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多数高校经济系专业的本科阶段在开设课程时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类课程在大一、大二就讲授完毕。虽然学生在考研时会重新复习这三门课，但在大一大二的本科学习中可能由于不知道考研科目设置而对上述数学课程不够重视，学习时一知半解，做习题时草草了事，对知识点掌握不够透彻。同时，在大三、大四以及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中可能因为未开设或未选修经济数学方法、随机过程、金融数学等与经济联系度较高的数学课程而导致数学基础薄弱，在接受高级宏观经济学教育时面对复杂的数学工具很难理解和掌握。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高校在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①师资力量缺乏[3]。讲授该课程需要较深厚的经济学沉淀和数学功底，同时由于许多参考教材和相关文献资料都是英文文献，需要良好的专业英语水平予以支撑，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教师并不常见。②存在人才缺口。许多能力很强的教师或博士均由于待遇、福利和机遇等原因选择了东部地区高校就业，导致西部地区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引进不足。③现有教师专业知识更新速度。由于高级宏观经济学涉及经济学和数学的前沿问题，若未一直关注该方向的国内外最新研究现状，则很容易造成知识更新速度较缓，讲授课程内容陈旧、不适用等现象。④授课方式。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包含了大量的经济学模型和数学推导，若不注意授课方式和讲课风格，则容易让听课学生有艰深枯燥之感，难以对该课程产生浓厚兴趣。

3西部地区高校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面提到的西部地区高校在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中遇到的问题，分别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如下。

3.1从学生的角度学生的主要问题在于前置课程知识欠缺以及基础薄弱，针对性的对策有：①各高校经济专业应该在本科教学阶段就有意识地引起重视和加强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基础和数学功底，在大三、大四阶段广泛开设经济数学方法、中级宏观经济学、金融数学方法等专业选修课，并在大一、大二阶段向学生强调经济学学习和考研科目中数学的重要性，提升学生学习初、中级宏观经济学和数学课程的积极性，使学生尽量拥有系统的经济学和数学知识体系，为进一步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打下良好的基础。②各高校经济专业在对硕士研究生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同时，应该实际调查选课学生的相关知识储备情况，做好课程衔接，最好在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之前先为有需要的学生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4]，并适当地增开与高级宏观经济学对应的数学课程，如动态规划、常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测度和积分、随机过程等。同时，为了增强学生阅读相关外文文献的能力，应该配套地开设专业英语课程。③为了保证学生在接受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及配套课程之后能真正达到课程要求，应该在出勤、课堂表现、习题和考试上适当严格要求，该课程中大量的模型推导必然需要学生花费较多的时间来理解、推导和记忆。适当选取考试的方式和考试的难度，使学生在有动力学习的同时又不至于背负太大压力。④学生在学习了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并掌握了其中与自身研究方向相关的内容后，下一步必然是通过写作和发表学术论文或毕业论文的方式来体现出学习到的知识。若缺乏相关培训而导致学术论文写作能力欠缺、写作方式不规范，则很难体现学生的学习成果。因此，开设科研方法和学术论文写作的配套课程与讲座，提高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水平也非常重要。

3.2从教师的角度教师的主要问题在于师资力量不足、人才引进缺口和自身知识更新，针对性的对策有：①设法增强师资力量，引进相关人才，扩充师资队伍。注意有针对性地引进符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讲授条件（即经济学、数学和英语均有较强能力）的人才，为此可以适当提高优秀人才的待遇，培养专业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师。原有教师结构知识储备落后，要积极地提高原有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②形成高级宏观经济学研究团队，吸纳能力优秀的教师与学生加入团队，设法增强团队科研能力和合作能力，将教学与科研有机联系[5]。由于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在授课过程中大量学习新知识，一个良好的研究团队能使团队中成员对相关知识有更广泛和深刻的了解，共同讨论和研究也能使人受益匪浅。③针对教师知识更新速度问题，西部地区高校的经济专业应该加大对外交流合作，积极派出相关教师与人才赴外学习深造，与国内外名校保持密切的联系，学习他人长处，弥补不足。同时应该尽量保证学校外文期刊与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等更新及时，为教师和学生能及时获得相关学科最新前沿理论提供有力保障。④教师在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时，应该努力提高授课水平，力争讲课能够深入浅出、举一反三，知识点要落到实处，模型推导应该根据学生能力来决定详尽程度，布置数量和难度适当的习题并及时讲解，保证学生尽量掌握重要知识点。同时教师还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讲课风格，风趣幽默、娓娓而谈或环环相扣的授课风格往往能使学生更清楚明白地掌握知识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课程产生深入研究的兴趣。

参考文献

[1]ROMERD.Advancedmacroeconomics[M].4thed.NewYork：McGraw-Hill，2012.

[2]席鸿建.我国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J].改革与战略，2007（3）：147-149.

[3]张凌，冯宗峰.我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性分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6（7）：54-56.

[4]俞炜华，胡春田.试论“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定位与教学[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4）：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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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经济新闻从其发展前景来看是很有前途和潜力的，它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出现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必然，也是新闻现代意识的体现。客观形势要求新闻报道在反映社会性经济问题时，增加理性的思考，从多侧面多角度全面考察经济事实的内在与外部的联系。但是作为经济新闻，它应服务于大众，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以人为本"的报道与创作，无不要求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学会打造经济新闻的立体化模式。

一、 开拓角度，宏观取材

社会主义经济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领域，然而，经济新闻在报道具体经济工作时，往往容易就生产谈生产，与其他三个领域很少联系。因此说到经济新闻，有人就会把它与农业"四季歌"、工业"三部曲"联系起来，认为经济新闻就是"政策条文+措施办法+数字效果"的计划报表式的报道，象八股文一样枯燥无味。经济新闻要进一步开拓新角度，不断扩大报道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已经把整个社会的经济行机制和领域联成一体，因此，从事经济新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确立宏观经济意识。确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头脑，敢于并善于抓住经济领域内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角度，才能使经济新闻报道有重大突破，取得更佳宣传与传播效果。

二、 理性分析，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所谓新闻的分析性,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种报道形式。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1. 理性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通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三、 以人为本，贴近读者

人是社会的主体。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新闻，多是由人的活动引起的。人的欲望与需要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归宿。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经济新闻同样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1.树立人为本的思想

当今时代是竞争的时代，经济新闻也有其竞争性，还有把握住人的心理，才能赢取更多的读者。这就要求每个经济新闻工作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让自己的报道吸引更多的读者。经济报道应以人为中心，把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求充分地表达出来，抓住经济主体人的一切活动，把写人与写企业发展、经济演变共同融于新闻中，让读者在读经济新闻的过程中感觉是在与人对话。

2.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匠心独运

经济报道应以明晰、生动、准确、迅速见长。既要避免因报道蜻蜓点水、掠影而言之无物，又要避免因报道枯燥冗长，严辞艰深而拒人千里。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群众，将经济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经济新闻采写中，处理业务性与新闻性这对矛盾时，新闻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业务于新闻性。有些记者把大量经济学术语堆砌在报道中，以为这就是以深度见长的经济报道，结果适得其反。专业术语的业务性很强，许多外行人对它十分陌生，如果我们在写新闻时注意用通俗的描写，就会使读者顺利地接受我们地宣传。运用好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专业术语是经济报道贴近读者的重要手段。

作为经济新闻就用精确的数字和人物生动的语言表达经济主体。着力刻经济主体的内心世界，报道内容充满生活气息，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取得视觉效果，把最有趣的东西传达给读者，让他们对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有所感应，进而有所悟、有所知，以引起读者对经济新闻的兴趣。

3．以经济新闻的实用性和服务性贴近生活，贴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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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曲线定义：任一点都代表一定利率和收入的组合，在这样的组合下，货币需求和供给都是相等的。所以若是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一个不变，必须要达到新的均衡点，所以LM曲线才会移动。移动是个动的过程，所以货币供给或货币需求是变化的。但是LM曲线上，货币需求和供给是相等的。

补充：LM曲线移动时，斜率不变，可假定k，h不变，只有m值变动。所以LM曲线的移动因素有两个：一是名义货币供给量M变动，价格不变时，M增加，LM曲线向右下移动。二是价格水平变动，价格水平P下降时，实际货币供给量m就变大，LM曲线向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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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为指导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其整体情况所进行的实证经济。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产生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产生的背景是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是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而诞生的专业性术语和知识体系。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将统计学和经济学融合到一起。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出发点却与两个知识体系完全不同，其具体表现出来的是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存在和作用。

在计划经济阶段，单纯使用统计学就可以衡量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但是当我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原有的统计学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但是原有的统计方式也并没有完全被取代，而是调整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所以说，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同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

1.实证性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现实客观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分析方法，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特征：一是从现实出发，分析经济运行规律；二是以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为约束，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所使用的统计变量是有时间下标和空间范围的；三是依据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与统计分析方法相结合进行的分析。

2.综合性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综合性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量综合，是指宏观经济总量、结构、经济关联度的综合；二是数据综合，是指总括性数据、结构性数据和关联性数据的综合；三是方法综合，是指统计方法、逻辑方法和辩证方法的综合；四是学科综合，是指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综合。

3.假定性

从现实出发进行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不能排除微规因素的影响，但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宏观经济，一般把微规因素作为条件假定不变，这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一个特点。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

虽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产生和发展为我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发展和实践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演变而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可以借鉴，可以说它的发展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探索前进当中难免会犯错误。其次国民经济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特征，想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既整体又分层次的分析，是一个很困难的难题，这就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方向

面对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自身的缺陷以及国内外经济的不断变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必须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才能继续更好地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建立科学的信息数据搜集整理体系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大背景，所以只有建立科学的信息数据搜集整理体系才能运用海量的数据进行更佳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这对于进行更全面的国民经济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想要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发展时代下的大数据，就必须从政府各部门的信息数据做起，必须大力发展政府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让这一个数据基础作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基石。一旦数据平台搭建完善，全国的信息可以共享，那么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更加准确地衡量出国民经济发展情况。

2.以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统计分析

2006年，我国提出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这就说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必须以创新能力为重要内容。创新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即便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必须不能一成不变。事实上，科技统计如何融入经济统计并且让创新分析能力建立在经济体系中成为核心要素，是分析研究发展上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3.产业结构分析和金融统计分析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近些年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核心内容。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统计分析将是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此之外，金融统计分析也十分重要。因为金融体系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金融改革和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必须要进行金融统计分析，保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准确性。

五、结束语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当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必须充分完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这样才能让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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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篇10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篇11

课题项目：秦皇岛市社科联项目，课题名称：秦皇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课题编号：20130626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法

收录日期：2013年9月26日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校经管类的专业基础课，在有些高校的本科教学中，也作为一些人文类、理化类和工程类学科的选修课；这门课也是大部分高校经管类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宏观经济学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他研究的是整体的经济行为，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面的或者是总体的经济运行情况。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关系到每个人，因为它影响到收入、工作前景和物价，因此了解宏观经济的如何运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的，尤其对于政府部门的决策者来说。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宏观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已经确定的科学领域。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人们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比如长期经济增长的某些决定因素，但是有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比如经济波动的根源和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学习宏观经济学的目的是传递人们已经获得的宏观经济学知识，同时也指出我们到目前还没有充分理解的领域。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前期课程体系的不完善。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前期课程准备应该有：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等等，但是很多高校开设宏观经济学是在大二上学期，或者是将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经济学设置在同一学期开课，有的则将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经济学安排在宏观经济学后面开课，这就造成了学生知识储备的不完善，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很难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尤其是增加了深入理解和分析的难度。所以，只有经过对一系列课程完整、系统的学习后，才能融会贯通地学习宏观经济学。

（二）初级微观经济学和初级宏观经济学的联系较少。大部分的高校在本科阶段学习的是初级宏观经济学，而初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和微观经济学的联系较少，缺乏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虽然目前高级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学共同假设的基础上，但这部分内容在初级宏观经济学的书上往往涉及的很少，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这本书里，也只有最后两章才有所涉及，学生会对因为找不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而感到困惑。所以，现行的初级宏观教材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联系的问题上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本科阶段学生们的问题。

（三）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用处的质疑。除了学习体系上的不完善造成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困难，学生们往往对宏观经济学的实用性产生质疑和困惑，由于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相关的通货膨胀、失业和国际收支等问题，对于基本上还没有工作经历和社会经验的大一、大二的学生们来说，学习起来会感觉比较抽象，难理理解，尤其是不能体会书本上的知识如何与现实生活有效地结合。所以，很多学生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时候，都会提出这门课的用处到底是什么，课程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和工作的用处到底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问题。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改进建议

（一）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为了发掘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提高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教师应注意将西方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而且，讲解宏观经济学离不开案例的分析，通过案例的分析可以使晦涩的理论模型变得生动，学生学习起来更有兴趣。

是否一定要使用多媒体课件，这取决于授课教师的个人偏好，多媒体课件可以提高讲课的效率，无论从色彩上还是动态的效果上，多媒体课件都有它的优势；相比而言，板书授课的优势是教师一步一步的演绎推导和作图可以使学生的记忆更加深刻，在推导的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课堂教学的效果好。所以，多媒体和板书的有效结合，是一种既提高讲课效率又提高授课效果的很好的方式。而多媒体授课对于宏观经济学重要性还在于在课堂上可以随时就讲到的知识点展示网络上的信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信息和数据，都可以做到及时观测，让学生可以了解到最新的知识和数据信息。

为了更好地保证所讲授知识的正确性和即时性，讲授宏观经济学的教师除了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以及经常关注国内外最新的理论科研成果之外，对于与宏观经济学相关的学科也应当有深入研究，比如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等，这些学科的部分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二）教材选择的多样化。现阶段，国内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陈旧、分析方法单一和知识更新的速度比较慢。受到教材的影响，学生很难接触到及时更新的理论和针对性更强的案例。

除了教师应该注意到这种知识结构和内容上的变化，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或者是错误的、不恰当的理论，同时应该不断更新学生的教材或者是参考书目。比如，如果能够开展双语教学，可以选取英文版的比较新的教材，很多英文教材的优点在于，定位比较明确、内容更加充实、案例和习题新颖、贴切、印制精美等等，更容易被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接受，当然，翻译版的也可以，问题是现在很多译文版有很多翻译或者书写上的错误，教师要仔细检查，并一一对学生指出。如果不能直接选用英文版的教材的话，也要在参考书目中列举出足够量的原版宏观教材以供学生课下阅读。另外，课堂上可以经常介绍一些当前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科研成果和论文等，让学生了解这门课当前的进步、争论和新的发展方向，以促进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

（三）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离不开数据。作为教师除了教给学生书本上的内容以外，应该让学生知道书上的每个定理、每个模型都来自于实际的生活和数据。所以，对历史事件和生活的观察以及对数据的敏感都是学好经济学必要的素质。只会死记硬背书本的内容而无法将其联系实际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不算是学好经济学的表现。所以，学会采集数据、整理数据、处理数据和通过数据得出结论，对学习经济学的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告诉学生在哪里得到与课程的研究内容相关的数据，比如银行的网站，尤其是各国央行以及世界银行的网站，国家统计局的网站和美国经济分析（BEA），也可以具体到各个省市统计局的网站等等。学生通过对真实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更容易理解已经学过的经济学理论到底是如何从现实中总结出来的，也能够理解政府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背后都有哪些依据。虽然作为刚刚入门的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也许不能得到比较深入的结论，但是对于他们的学习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学生为了让自己能够尽早完全理解这些现象，也更加有动力去学习新的理论和知识。

（四）习题是宏观经济学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习题是引起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的一种好方法，既巩固了理论知识也锻炼了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本科阶段的宏观经济学习题内容很丰富，国内教材的习题偏重于计算，国外的教材偏重于案例和数据分析，各有各的侧重。如果教师能够在讲解每个知识点或者章节的同时选取恰当的习题和案例练习，学生会马上整理老师讲过的内容并重新审视学过的概念和公式，深入进去建立自己的记忆和理解方式，尤其是利用学过的知识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案例分析，是锻炼学生形成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好机会，也加深了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在做题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比如课堂讨论可以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创造和展示他们自己的观点，这种应用学过的理论和模型解决实际问题和形成自己观点的过程，可以启发学生质疑探索，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强调学生对案例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分析，使学生形成一套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范式，形成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主要参考文献：

[1]陆文安.影响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因素分析[J].教育教学，2012.7.

篇12

2008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存在着一系列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非农产业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冲击，如人民币升值、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实际投资增长率降低和出口下降；实际工资上涨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大量中小企业缩减生产或者倒闭；自然灾害产生的冲击：雪灾、震灾、水灾等造成对就业的局部影响。

虽然从2008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看，就业形势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悲观。但可以预计，就业形势会逐季地变得更加严峻。截止到第一季度，劳动力市场上供需两旺，与2007年第一季度相比，劳动力需求增长了48%，劳动力供给增长了47%，两者的匹配水平还略有提高，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异常。与此相对应的是，第一季度登记失业率4%，保持了2007年的下降趋势。然而，第二个季度形势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上半年登记失业人数835万（2007年是830万），登记失业率4.05%，与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显然已经显示出不利趋势。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特别是货币政策的作用继续发挥，在通货膨胀压力逐渐缓解的同时，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等指标还会继续趋缓。一般来说，从实施总量调控政策到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大约需要1到1年半的时间差，所以政策效果显示之前，周期仍然朝着走低的方向发展。这些都会成为下半年乃至2009年不利于就业的因素。

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就业表现为“菲利普斯曲线”显示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消长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也存在这样的关系。迄今为止我国价格上涨是结构性的，防止其转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政策手段中，起作用的也是结构性的措施，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没有产生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这也表明，这样的调控力度是可行的，也是可持续的。但是，以从紧的货币政策为代表的总量调控政策，仍然会在一个较大的时间差之后，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二、宏观经济影响就业的因素

总体来说，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放缓的因素，除了是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之外，还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这里，我们来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就业形势的传导机理，以便找出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不伤害就业的政策手段。

第一，企业生产成本提高需要化解。从2007年开始显示出来的制造业成本提高，逐渐演化为所有工业部门的成本提高趋势，主要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通常，这需要通过两个出口来解决，一个是靠通货膨胀外部消化，即产品涨价；一个是靠挤压企业利润内部消化。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来说，消化的方式和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由于上游行业垄断性强，依靠通货膨胀消化的可能性大一些。同时，上游行业劳动密集程度低，受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影响也比较小。下游行业多是竞争性的，又是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部门，受冲击比较大，但是主要得靠挤压利润来消化。

以下两个事实表明了这种趋势：一是目前PPI有所提高而尚未传导到CPI，意味着下游企业承受生产成本的提高，却没有能够通过价格的提高加以消化。二是至5月份同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21.2个百分点，但上游的一些部门利润却大幅度上升，意味着下游企业利润下降幅度更大。吸纳就业多的企业大多在下游，其利润减少就意味着其中的一部分已经难以为继，表现为许多中小企业倒闭。这就必然表现为就业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下降通常是就业冲击的先导，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利润下降和倒闭，则直接表现为就业减少。处在上游的部门受到的伤害较小，但是由于其劳动密集程度低，所以也无助于就业的扩大。

第二，总量政策有影响就业的效果。中央提出的“两防”任务实际上包含双重目标，一是在“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时，既包含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任务，也包含防止形成明显通货膨胀局面的任务。二是在“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时，包含了控制经济偏快局面的治理任务和防止经济过热的任务。做出这样的区分后，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判断形势，了解流行理论观点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价格水平的变动原因、方向和幅度，是货币存量变化的结果，奉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这个原理为圭臬。问题在于，这样的理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政策缺乏操作意义，因为货币存量与通货膨胀变动的关系，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才显示出来，而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果，既需着眼于长期治本，也需要着眼于短期治标。如果政策力度不适当，有可能在没有完成防止通货膨胀任务之前，就伤害了经济增长速度，伤害了就业，后果可能比结构性的价格上涨要严重得多。

从2007年至今的价格变化趋势看，结构性价格上涨这个事物是存在的，也具有与全面的通货膨胀不尽相同的成因，因此可以成为一项独立的调控目标，即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即结构性政策手段着眼于“治”，总量手段着眼于“防”。

三、“两防”中保持就业的政策建议

把就业纳入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

第一，降低自然失业率。在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消化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依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所概括的所谓“奥肯定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会导致失业率上升。根据这个定律，目前美国的经验是，2个百分点产出增长率下降与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提高相联系。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的失业率主要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导致，所以不存在明显的奥肯关系。

在通货膨胀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存在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机会窗口，而不至于伤害经济增长和就业。自2002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逐年下降，并且已经越来越接近自然失业率的水平。我的不精确估计是，城镇总体失业率大约为5%，其中自然失业率大约为4%，周期性失业率仅为1%。

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有人估算，出口增长率从20%下降到6―8%，可能造成2―2.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损失。即使按照美国经验，导致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上升（实际上在中国不太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则需要想方设法从降低自然失业率中获得补偿。今年是《就业促进法》实施第一年，如果能够把其中一些法律规定执行好，降低1个百分点的自然失业率是有可能的。

篇13

关键词 宏观经济 利率 经济增长

一、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

今年是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较为复杂的一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资产价格居高不下;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中国净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流入国内的热钱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二、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国内方面

1.通货膨胀压力。通胀的程度主要用CPI来测算,今年一至五月份的CPI以及食品价格同比增长数据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今年一月份以来CPI同比增长较高,5月份更是超过了3%;而CPI中的食品价格同比增长较大,是带动CPI上扬的主要因素。从食品的角度来看,CPI的变动主要受制于蔬菜的价格。

2.资产价格上涨。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我国一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并进行了巨额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引发了天量的信贷,导致了目前市场上非常充裕的流动性,引起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今年一至六月份国内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增长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今年一至六月份国内大中城市的住房销售价格在各项调控政策出台后依然保持了上涨的趋势,房价过高已经让很多人无法承担,住房市场的泡沫已经在聚集。国内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2.25%,与较高的CPI数据相比实际利率已经为负数,并呈现扩大之势。实际利率为负数,意味着资金成本过低,金融市场不能很好的发挥应有的资金配置的功能,必然会引发过量的融资,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对它们的预期。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利率的错位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带来了通胀和资产泡沫,对名义利率进行调整使得实际利率恢复到一个正的水平对于控制通胀和资产泡沫时非常必要的。

(二)国际方面

1.净出口和经济增长。2009年下半年欧美各国刚从次贷危机中舒缓过来,全球各国的经济开始增长,中国的进出口也有了较大的增加。然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危险,欧洲的经济复苏受到影响,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占到总出口的一个较大的比例,也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2.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热钱流入。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国会一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对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的一部分出口企业将会到造成致命的打击,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国际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大量的国际资本依然流入中国,根据“外汇占款―贸易顺差―FDI”方法测算出来的短期资本流入月均达到了210亿美元①。

央行如果加息早于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会引起国际社会更多热钱的流入,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变得更大,对正在恢复中国的净出口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三、我国宏观经济内外矛盾的政策建议

1.提高利率水平。CPI指数在不断上升,我国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此外,过剩的流动性也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泡沫。因此,提高利率水平是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2.深化人民币弹性汇率制的改革。可以考虑适度提高人民币汇率,人民币适度的升值可以减缓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增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外交的砝码;另外,适度的升值将会淘汰一部分产业结构落后,利润率很低的产业,有助于我国出口企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3.加强资本管制。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严格的控制短期资本的进出,谨防因短期资本流动给经济带来的冲击。

4.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将会使大量的家庭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大大地影响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内需,支持经济的健康发展。

5.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完善城乡收入分配体系,加大财税金融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推动地区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实现东部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唐旭,梁猛.我国贸易顺差中是否有热钱、有多少.金融研究.2007(9).

[2]钱荣.国际金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