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命意识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女性生命意识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郑驰生于1978年5月，爸爸郑精朋和妈妈罗云是重庆永川一家国有企业职工。

小时候，郑驰好动、顽皮，对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情，曾让父母很担心。她上小学时，美术老师马敏容发现了她在绘画方面的天赋，于是对她悉心指导。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郑驰一直没有放弃画画，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她应聘到成都西南民族大学任教。

因为刚刚大学毕业，郑驰十分了解大学生心理，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有时候就连晚上她的寝室里也会坐满学生。这些学生不仅向郑驰请教绘画上的问题，还和她一起探讨人生，有了烦心事也愿意向她倾诉。

当时的郑驰在绘画上依然一丝不苟，每天不管教学工作多繁重，也不管学生们在她寝室坐到多晚，把最后一个学生送走后，她都会支起画板，拿起画笔，开始每天必不可少的绘画。

郑驰画的画越来越多，她在成都蓝顶画家村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工作一帆风顺，事业蒸蒸日上，她还攻读了硕士学位，成为了年轻的讲师。这时，郑驰也迎来了爱情。

2008年底回重庆时，郑驰遇上了小学时的一位老师，老师了解到她还没对象，便对她说：“我儿子白大勇（化名）也还没对象，他是个电脑工程师，我看你们挺般配的。”小时候，郑驰曾和白大勇一起玩耍过，对他还有些印象。所以，她爽快地答应见见面。很快，她就和白大勇相爱了，并于2009年11月举行了婚礼。

可婚后仅一个多月，郑驰就遭遇了惨烈的车祸。

2010年1月3日晚，郑驰和白大勇每人驾驶一辆车从双流去成都，在高架桥上一个转弯处，看见前方有辆货车开来，郑驰猛打方向盘避让，汽车一下子冲到了高架桥下……白大勇驾驶另一辆车跟在妻子后面，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

在华西医院重症监护室，郑驰躺了整整18天，先后接受了胸椎手术和手部手术，医生断言她今后只能在床上和轮椅上度过。

郑驰的伤情渐渐稳定，她问丈夫：“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连坐都坐不起来？”

刚开始，白大勇只是沉默不语。

一天早上，郑驰醒来后几乎用尽全身力气还是不能让身体动弹，于是哭泣着恳求丈夫：“对我说实话吧，我的伤……”白大勇将医生的诊断书扔到了她面前，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摊上你这么个女人！”

郑驰惊呆了，不仅因为丈夫那句话，更因为诊断书上那段文字：两侧多发肋骨骨折，造成血胸、液气胸，双侧创伤性湿肺，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右侧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手第一掌底部粉碎性骨折；4-5节骨折错位，造成胸部以下瘫痪……“胸部以下瘫痪？我不是一辈子……”郑驰说不下去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外涌。白大勇冷冷地看着她说：“你哭有什么用？你要一辈子瘫痪，我不是要一辈子伺候你吗？”说完，白大勇离开了病房。

郑驰的母亲罗云见女婿这样说，很是气愤，追上他说：“驰驰伤成这样，你怎么还能这样对她？”白大勇依然一脸冷漠：“你要我怎么对她？这20多天不全是我在照顾她吗？”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罗云没想到，此后10多天白大勇很少再到医院，她打电话他也不接。

2010年2月3日，郑驰车祸一个月这天，她收到了白大勇的离婚协议书。

“驰驰，你不要签字，他不能在这时扔下你不管。”罗云一下子从女儿手中夺去白大勇的离婚协议书，要撕掉。郑驰阻止了，说：“妈，给我吧……他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再纠缠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历经疼痛

突如其来的车祸让郑驰变成了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新婚丈夫又在这时候绝情离去，双重打击让她多次想到了死。

罗云和丈夫时刻不离地守着郑驰，他们就怕女儿做出傻事。

郑驰开始绝食。

罗云一次次用勺子将饭喂到女儿嘴边，女儿一次次将头移开，紧闭嘴唇，甚至不看妈妈。罗云明白女儿想做什么，哭着对她说：“驰驰，你从小懂事，现在难道就真要狠心扔下我和你爸爸？”说着，要给女儿下跪。

郑精朋及时扶住了妻子，对女儿说：“驰驰，看看你妈妈，她这一个多月苍老了多少……”郑驰睁开眼睛，看见妈妈满脸泪水，爸爸也老泪纵横，她也流泪了：“爸妈，女儿不孝，女儿不能照顾你们，可也不能再拖累你们呀！”“驰驰，妈妈的傻女儿，只要你活着，爸爸妈妈就算再苦再累也高兴呀！”

是呀，爸爸妈妈只有自己一个孩子，她不能让两位老人遭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为妈妈抹去泪水，她说：“妈，你别哭了，我一定好好活下去。”罗云怔怔地看着女儿，冲她使劲点头：“驰驰，我和你爸往后就做你的拐杖，你一定能重新站起来的。”

由于右手受伤严重，郑驰连画笔都拿不起来了。对于一个年轻画家来说，这样的现实甚至比身体的任何伤害都更让她难以接受。

罗云明白，只有让女儿感觉到活着还有意义和价值，她才能真正树立活下去的信心。而对于女儿来说，重新拿起画笔就是最有意义的事。于是，罗云每天都花几个小时为女儿按摩手指，她坚信这样的按摩能对女儿的手指恢复有所帮助。

果然，3个多月后，郑驰的右手手指渐渐可以活动了，尽管不如受伤前那样灵活，但当她的右手手指第一次有意识地活动了几下时，罗云听见了女儿欣喜若狂的声音：“妈，我的手指能动了！”

顽强自救

郑驰的手指能动了，她终于看到了重拾画笔的希望。

半年多来，知道郑驰因车祸受伤，她的许多高中和大学同学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成都安慰她，鼓励她，并用认购作品的方式在经济上支持她。这年夏天，成都美术界的朋友在新蓝顶当代艺术基地建成时，还为她物色好了一间新工作室。不仅如此，著名艺术家何多苓了解到郑驰的遭遇后，专门去家中看望她，并对她的作品进行了点评。

何多苓是郑驰仰望已久的艺术家，郑驰之前想都不敢想他会点评自己的作品，如今他却不仅点评了自己的作品，还专程来家里看望自己，郑驰受宠若惊之际，也觉得是因祸得福了，她对何多苓说：“何老师，我要是能重新拿起画笔，一定会画出更多更好的作品。”“郑驰，你对自己要有信心，我相信你就算坐在轮椅上也一定能画出更多好作品。”何多苓握住郑驰的手说。

离开郑驰家，何多苓叮嘱同行的画友：“我们要多做点实事来帮助郑驰。”

于是，成都画友开始为郑驰筹备画展，何多苓担任策划人，召集了许多美术界的新人和郑驰一起办画展，还将自己的两幅“花卉”新作拿出来参加展览，为郑驰加油、助威……

消息传来，郑驰简直像做梦一样。

终于，郑驰明白了，这位艺术大师不希望看见她从此倒下，是想帮助她重新站起来。

“驰驰，周围有那么多老师和朋友在帮你，你可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时候，听见妈妈这样说，郑驰默默地点了点头。

画展开幕那天，郑驰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到了现场。这是郑驰受伤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尽管在轮椅上她也只能坐很短时间，但看见很多朋友和闻讯而来的市民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她心里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我一定要继续画画……此后，郑驰每天在家里不停地锻炼，希望手指早日恢复力量。

2010年10月的一天，郑驰做完手指活动的练习后，坐在轮椅上对妈妈说：“帮我把画笔拿过来……”罗云大吃一惊：“驰驰，你要画画吗？”然后飞快地将画笔和画板递给女儿。罗云太激动了——近1年了，女儿终于又有了要画画的勇气！可对于郑驰来说，尽管过去拿起画笔是件很轻松的事，但她这时候要再次将画笔拿在手上，却十分艰难，她试了好几次，画笔都从她的手上掉了下去。

“驰驰，别着急，慢慢来。”罗云鼓励着女儿。

终于，在失败了很多次后，郑驰将画笔艰难地握在了手上，然后又在画纸上落下了第一笔……从此，郑驰开始每天画画，从最初每天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后来画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郑驰在轮椅上坐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看见女儿天天如此认真画画，罗云常常双眼湿润，她又想女儿能歇歇该多好。

郑驰说：“这几个月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能做，我都快闷死了。”

重拾画笔给了郑驰很大的信心和勇气，不久后，她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我要回学校为学生们上课！”

罗云担心地摸了摸女儿的额头，说：“驰驰，你这样的身体，又坐着轮椅……”不等妈妈说完，郑驰就回答道：“我能坐在轮椅上画画，为什么就不能坐着轮椅去给学生们上课呢？”

浴火重生

自从有了这个想法，郑驰就开始为重返讲台做准备。

2011年2月，郑驰让父亲用轮椅将她推到了西南民族大学。同事们看到她都劝她说：“郑驰，你的伤还没全好，还是回家安心休养吧！”郑驰不想再回家做个废人，她对校长说：“校长，我的身体我知道，不会有问题的。”郑驰的坚持感动了很多人，学校领导研究后同意了她的复课要求。为了让郑驰坐在轮椅上更方便进入教室，学校特意将绘画课教室安排在了教学楼一楼。这样，郑驰去上课时只需要父亲或母亲将她推到学校，然后她就可以自己摇着轮椅进教室了。

3月的一天，郑驰第一次坐在轮椅上出现在绘画课教室，所有学生都鼓起掌来。晚上，她在日记中写道：“10多年了，我已习惯了和学生们待在一起的感觉。可车祸后，我根本没想到还有重返讲台的这一天。”

终于重返讲台了，但郑驰忍受的痛苦却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

每周一和周二是郑驰的上课时间，需要连续几小时坐在轮椅上，她摇着轮椅在学生中不停地走动，不时为学生们指点，谁的画有了进步，谁的画还有不足。其间，郑驰还要不时用手按压双腿，因为长时间坐在轮椅上，她的双腿会又麻又痛。但郑驰所要面临的最大困难还不是这个，而是大小便失禁。所以，每次上课前，郑驰只吃很少的食物，而且不喝水。因此每次上完课后，她都感觉精疲力竭，回到家倒在床上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

看见女儿如此辛苦，罗云心疼不已，要知道郑驰身上还有3个钢板没取出来！她劝女儿：“实在不行就不要硬撑……”但郑驰没有听从母亲的意见：“妈，让我和学生们待在一起吧，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郑驰咬牙坚持了下来，她的乐观和坚强深深影响着年轻学子们，成为了学生眼中的“最美女教师”。

郑驰一边坚持上课，一边坚持画画，到2012年10月她已创作出了30多幅油画新作。车祸前郑驰喜欢创作大幅作品，坐在轮椅上的她只能画30cm×40cm和85cm×55cm的作品了。对此，何多苓认为，郑驰的作品画如人生，曾经是很大幅、很张扬，但车祸后却变得分外安静，蜗居于隅，面对小小画布，心手绵密编织着自己的梦境。“我们必须接受生活强加给我们的一切，面对小小的画布，我们可以回到童年，把走过的路重新走一回。”何多苓评价，看郑驰的画可以看到只属于她自己的路，曲折婉转，尽管有黑夜，但它属于梦；有乌云，但它低垂而不喧嚣……

篇2

1999年，方方推出一部中篇新作《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小说以一个名叫黄苏子的知识女性的生命起始终结的过程。中塑造了一个人性被压抑至绝望乃至分裂的主人公形象。她热爱生活但被排挤于生活之外，渴望亲情却被亲人遗弃，幻想爱情却被爱情欺骗。于是，便荒唐而令人痛心地玩着将人分裂为二的游戏，她在不受欢迎中出生，又在不被尊重中死去。

2007年2月，池莉三易其稿的长篇小说《所以》隆重推出。小说鲜明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知识女性叶紫执著坚定地追求真正的爱情、对女性尊严的维护和存在价值的发现上。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还保持着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伴随着求知和自我救赎的精神，同时还呈现出人性的力量。

之所以将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是因为池莉的小说《所以》与方方的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分别以主人公叶紫和黄苏子的成长过程中各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伴随着抗争束缚的含血带泪的过程，体现了对女性的关注。

一、童年亲情的缺失：母行父权，父亲专制

童年真正塑造人的灵魂，在一个孩子成长的年代，温暖、友谊，表达，安全等都是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孩子就会缺乏被认同感，得不到身份证明，从而产生基本的生存焦虑和自卑，及至影响后来整个人格的发展。

叶紫从小不受父母疼爱(连名字也是民警小何所起)，感觉家庭这个本该盛满亲情的地方，是一片荒原。干涸的荒原。母权意识在《所以》中非常突出，它演变成了父权行为标准的同样执行者，只不过非男性操纵，而是由女性执行。使传统文化构筑起来的所有关于母性的伟大神话全都土崩瓦解，母亲对子女关爱的注解，已被异化。母亲对与不同价值观念的他人对话从来都是咄咄逼人，有着强制性与控制欲，如母亲的话语表述状态最多的是：尖叫、嘶叫等。在叶紫的眼里，母亲则成为“含有自我陶醉、为他人服务、懒散的白日梦、诚恳、不怀好意、专心或嘲讽等等因素，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而父亲呢，终其一生，经常都是一副茫然的神情，让人不能对他有什么期待和要求。

这一切使得叶紫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而向家以外的环境去寻求认同，在成长过程中过早地建立了与身心发育不协调的自我意识。

对于黄苏子来说，一个看似诗书满腹的父亲代表了坚不可摧的女性规范和女性歧视，他的专制，使得黄苏子自幼陷入了自卑和自负相纠缠的自我封闭之中，

自私、虚伪、冷酷是黄父的显著性格特点。他对女儿立下诸多规约，给女儿随便取名为黄实践，又公开改名为黄苏子，擅自做主不顾女儿意愿与兴趣将其调到理科班，黄苏子的父亲嘲讽女儿没有自知之明，这番话的语气，并不激烈，仿佛还有些漫不经心，但黄苏子却觉得字字如针扎耳。扎得她感觉自己的耳朵流出了鲜血。鲜血流到她的肩膀，又顺着手臂一直滴到她的指尖。她的手指夹筷子，于是血又沿着筷子流进了碗里，以致饭都被染红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描写，更直观地显出父亲对黄苏子无情的伤害。

最后，当黄父得知黄苏子真正死因之后，立即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不是为了女儿永远不再的生命，而是反反复复地说：“我黄家怎么丢得起这个脸呀!我黄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贱骨头呀。这要我下辈子怎么见人呀!”他在嚎啕中，破口骂人，将许多脏词都用在了黄苏子身上。父母及姐妹无一人来关注黄苏子永远不再的生命。

家本应是生活的港湾、情感的投靠、命运的归宿，然而黄苏子的“家”却蜕变成了冷漠无情的荒原。她一生下来就讨父亲嫌，在父母兄妹的冷言冷语中她学会一个人走路，从未享受过亲情的呵护。封建家长式的教育方式压抑了黄苏子自由思想的健康成长，缺少人文关怀的家庭氛围使她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性格和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灵。

黄父的形象说明，封建家长的精神奴役总是通过束缚、戕害女性的精神和灵魂为出发点，一点点蚕食她的人格尊严和人生幸福。正是以他为首的家人，在精神上扼杀了黄苏子的健康成长。这时的黄苏子是有很清晰的自我意识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石子，随她父亲的行动卷带着，落进阴沟。她只能生活在幽暗和阴冷之中，总也见不到太阳。

二、初喑世事：无处求助，不知所措

叶紫叶紫在大学毕业前夕，本应该追求美好爱情的浪漫初恋，却非常现实，只想尽快找个男朋友，找到一个不被打搅和不被监视的空间，逃离家庭，获得自由。至于为什么关淳家如此热情好客，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领结婚证，在关淳邀请她去他家时，她想过向父母求助：“在我们彭刘杨路街坊邻居的眼里，我父母当然是成功人士。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稳定，……我的父母，他们肯定富有经验、见识和判断力”。“关淳，你就等着吧。我父母会把你分析的原形毕露，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在没有征求意见的情况下轻薄他们的女儿!”然而“一回到家里，我就意识到，又是我，一厢情愿地美化了我的父母。所谓‘他们肯定富有经验，见识和判断力’，纯粹是我的自作多情。”叶紫无处求助，结果，迫切逃离家庭的心情，使得她尽管意识到与关淳话不投机，悄悄流下委屈的泪水，还是忍气吞声、草率地做出了第一次婚恋选择。

而黄苏子有时被兄姐欺负了，迫于无奈去母亲前告状。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与父亲的婚姻并不愉快，故常常不分好坏，偶尔地帮她几句，更多时却反过来骂她喜欢惹事。这个结果使得黄苏子在自己被人欺负后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当父亲当众宣布要把那个消亡了的“黄苏子”请回来时，黄苏子也坐在台下，她刚读初一。正处在敏感和害羞的年龄。发现许多同学都向她张望，窃窃私语地说她些什么，还有人吃吃地好笑，这令她感到十分紧张，紧张得只想撒尿。当有同学公开嘲弄黄苏子时，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只能悄悄地哭了，而大部分人都没有听到她的泣声。黄苏子原本话就不多，这一来，她便更不爱说话了。

父亲对于孩子的严格导致黄苏子内心的极度压抑，她把男同学的情书公开，这本

身是对女性受到喜爱的一种恐慌和怯懦，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父亲的阴影里，她遵从中国儒家女子最基本的道德，父亲为维护自己所谓的儒士操守而公然辱骂追求女儿的同学，为女儿的成长制造了太多的难堪与羞辱，使得黄苏子倍受同学嘲弄，也导致了她之后的被报复。而她也只能是见人不想讲话，想笑都笑不出来。她失去了跟外界沟通交流的能力，她却不知道怎样去表达自己。

当她在大学受到同学冠以“僵尸佳丽”的羞辱时，她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阴郁。她再无盼望男生追求的欲念，积存在内心的压抑和愤怒转化为收集脏话的怪癖。黄苏子暗中骂脏话的习惯是在大学毕业前养成的。但她从来没有脱口而出过。因为她实在是太不爱说话，早已习惯把所有的话都搁在心里。

三、步入社会，进入职场：遍尝冷暖，倍受嘲弄

当叶紫在小县城孝感发奋努力，做出很多成绩满以为能调回省城武汉，却得知是其上级董馆长被调回省城武汉时，意识到自己的单纯被董馆长利用，她用简洁的短句表达了她的快意而激烈的愤恨“都躲!社会!这就是社会!何止复杂呢!简直龌龊!”激愤之下无奈只有屈从世俗社，小说文本中还使用了很多括号。这些括号所起的作用是，叶紫对自己发出的注解，她在内心呐喊、呼吁，嘴上想说不敢说的话，便在心里说了。

黄苏子大学毕业后，顺利的成为令人羡慕的白领，参加工作以后，黄苏子工作责任感强，交给的任务从来都不马虎，于是黄苏子也就得到了她过去从未得到过的诸多好评。黄苏子曾一度以为她找到了可以游刃有余的生活空间，因为她感觉机关的人和她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都是分裂的人。她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内心对爱情也充满了憧憬与幻想。

虽然黄苏子在工作中并不比任何一位男子差，但她听到的往往是对她性别角色不到位的挑剔、嘲弄和挖苦。仿佛作为一名女人，工作搞好搞不好是次要的，而作为温柔、娇媚、稚拙的性工具才是重要的。

黄苏子的自我意识是清醒而强烈的，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自我意识的坚持使她在现实中老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被抛弃的境地。她的痛苦、孤独、不幸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个体价值实现的自我坚持而产生的对庸俗社会的拒绝，以及随之而来的被拒绝被抛弃。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黄苏子始终未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黄苏子的岁月是空白的。她的身份也是无以定位的：她不是女儿，不是妹妹，不是朋友，不是同事，只是她自己。她一直处于人际关系的对抗状态，也无法融入现实生活。

四、涉及婚姻爱情：饱尝艰辛，受骗受辱

叶紫的第一次婚姻随着毕业分配结果的明朗化：美梦与噩梦，同时破碎，稀里哗啦，七零八落。叶紫落荒而逃。

叶紫的第二婚姻带有极明确的目的性，从小县城孝感调回武汉，需要嫁个正团级军官。于是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个子不高但能把她调回城的武警总队政治部副主任禹宏宽，尽管叶紫并不爱他，但为生活，还是选择了向世俗妥协。

由于无法忍受无爱的婚姻，不甘于成为禹宏宽繁衍和泄欲的工具，当正在拍电视剧的导演华林出现时，叶紫感到血液激荡起来一股温热之感弥漫全身。叶紫以为遇到了知己，以为遇到了她所希望的理想爱情，她不顾身边所有人的反对和阻挠，孤注一掷地认为这就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爱人和爱情，倾情投入并努力经营，然而十几年的努力后以失败告终。

黄苏子在大学她暗自仰慕的武姓男生发明了“僵尸佳丽”的绰号羞辱她。

工作中本来她也有机会正常地恋爱、结婚，可是最初相处的对象竟然和当年给她起外号的武姓同学认识，恋爱落了空，“僵尸佳丽”的绰号再次和她相伴。

许红兵扮演着纯情王子，目的只是为了报复黄苏子中学时对他的羞辱。更为可恶的是，许红兵的报复方式极端卑鄙和下作。竟把她带到肮脏龌龊的下等地下妓街――“琵琶坊”来戏弄她，这是一处横飞的地方。一个是赴庄严殿堂的神圣，一个是报复的野兽似的凶蛮，这个飞蛾扑火般渴望爱的女子，在烧毁了自己的翅膀后，却连真情的影子也没看到，黄苏子的世界顷刻间灰崩瓦解。

五、经过磨砺：化蛹为蝶，向死而问，彰显生命的张力

显然，叶紫在爱情婚姻态度上渗透着强烈的自觉、自主意识。叶紫经历的三次婚姻，每一次对她来说都是自觉、自主意识上的成功。第一次处于朦胧的青春期，她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和关淳领了一个结婚证，算是花青春买的人生教训。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她感到自己此时是自由的。第二次和禹宏宽的婚姻，她认为是自己驾驭了命运，“我通过他作为跳板，我又不要他了，我赢了”，这是她最真切的心理感觉，尽管她会愧疚，会对不起人家。婚姻成功和失败的标准应该是以幸福和不幸福为指标，叶紫不离婚她会很痛苦。第三次和华林的婚姻，叶紫却在看清卑劣男性的嘴脸之后反而变得自立和坚强，她身心俱创却无比坚定地走出了围城。爱情的失败让叶紫彻底清醒，她不是痛哭流涕、呼天抢地，而是面对现实、迅速调整，她已经明白不能继续依附于某个男人，而应当活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她之前不断地被女儿、妻子、母亲等从属身份所覆裹，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活，无法支配自己的欲望，她随生活一起成长，每一次离婚对她来说都是新的解脱、自由。呈现出原动的活泼的生命力，化蛹成蝶，获得了穿越否定后的坚韧，究其原因，叶紫身上始终有股身陷困难、挫折而不屈不挠，与生活顽强搏斗的精神。

叶紫有着自己的思维能力，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感知力，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与准则，她自己思考问题，自己描画未来。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黄苏子那一夜绽放的真情彻底被摧残了。黄苏子在得知受骗受辱受伤的那一瞬间猛然爆发多年积淀下来的脏话，以轻蔑和激烈掩饰自己的痛楚。显然是一个压抑了太久，隐藏了太久本我的角色，她一直没有机会表达真实的自我，始终被那种人群中恶的释放所环抱、影射。她始终处于极度失语，失真的状态。她需要一个缺口，一个机会释放。

在琵琶坊这个完全有别于黄苏子30岁人生经验的地方，许红兵粗暴而恶劣地开启了黄苏子，而黄苏子在对美好短暂的向往和绝望后，飞快地找到了情感的宣泄口一一变身为“虞姬”她享受的是变身的过程。也许在初始，她是以一种自我作践的方式自残，惩罚自己。但后来，她感受到了，并沉浸在一个“变身”游戏的巨大快乐里。她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对黄苏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线光明，她终于可以坦然地释放自己，完全地背离自己。直至最终被客杀害。

黄苏子虽然是一个不幸的人，她却是一个透彻的人。因为太透彻而不幸。这种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和情感上的无所皈依，引导着她向真实的自我和人生价值的找寻和探索。尽管在琵琶坊她更感受不到人间的真情，但在那个充满欲望肮脏的角落里，她却感到了心灵的安静。

黄苏子以向死而问的抗争是一种精神上的反叛，这主要体现在思想的独立层面，生活是很残酷的，不是你想怎样它就怎样，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定数和宿命的。人们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但在内心深处又不愿意低头，在现实中没有办法，在内心中充满了反抗和无奈，一一方方把这一对矛盾称为生命“张力”。

篇3

沈从文小说的巨大艺术魅力，极大的体现在他对于生命神性的礼赞与膜拜，以及将这种强大的艺术力量转化为激励人生的力量。在《边城》中，老船工不以家长的权威向翠翠的爱情施压，而是让其自然发展，保证了这份爱情的神性；在《月下小景》中，傩佑和女孩子不畏死亡的恐惧，越过风俗戒律，坚守了纯真的爱情；在《老牛伯》中，通过对老牛伯与他的牛心灵相通的描绘，再现了作者的神性生命意识；在《萧萧》中，作者以自己的神性生命意识，拯救了被古老习俗断送掉生命的萦策。

沈从文说：“世界或社会即因人而存在，道德与风俗也因人而存在。”可以发现，因为沈从文在作品中确立了神性生命意识，所以他实质上为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撑起了一把庇佑之伞，保护了这些人物的生命尊严、质朴人性、纯洁爱情、自由追求。沈从文通过自己的作品构造出的湘西世界极尽美好，即使历尽生活波折，即使面对苛酷习俗，依然能够坚守爱情的纯洁，依然能够拥有仁厚的人生，并尽其所能地去勾画这个世界最美好的部分，即使所勾画的并非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但因为沈从文生命意识与湘西情怀的融合，却更让人多了几分向往。沈从文小说中，神性生命意识的确立，成为了高贵人性的一把标尺，高尚品德的真实源头，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维护了伦理道德的高度纯洁，也保证了生命的神圣、庄严与活力。

二、人物生命哲学的构建

沈从文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总是展现出蓬勃的朝气、野性的生命力和强悍的阳刚美，他们不但热情勇武，而且豁达洒脱，不但桀骜不驯，而且铮铮血性，生活得酣畅而且自由。沈从文说：“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可见，他所激赏的正是生命中最本原的意识和力量，以及具备这些性格特质的人。沈从文曾在作品《虎雏》中塑造了一个小兵形象，正像作品的标题，小兵像初生之虎，具备原生态的野性与蛮性，不驯服，有血性，展现了最原始的生命力量，以及城乡文明的巨大冲击中，城市文明的弱势地位。“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这是小豹子的命运旨归，也是沈从文自我观念的体现。在沈从文看来，人只有在真正的野性和活力中，才能确认生命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

篇4

2012年7月，蔡锦在中国美术馆展览期间的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国内重要的艺术评论家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蔡锦艺术的认识，为我们重新解读和认识蔡锦的艺术扩大了广阔的思维半径。

—徐亮

高名潞：首先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这个会，蔡锦创作20多年了，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在，其实她的作品很早就引起大家的关注，很多批评家写了很好的文章评论蔡锦的作品，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批评家，每个人的角度其实都不一样，有的从全面角度把蔡锦创作阶段进行梳理，并且提出特点改变走过的路程，有的从某一个角度，比如说我发现不少人谈到她的作品的颜色，这种颜色所带来的一些启发象征意义，甚至涉及到社会的意义等等。还有的从人性的角度、女性的角度，心理角度等等，但是这些角度从来没有交集在一起，进行交流探讨，所以今天是很难得的机会。画册第一次把蔡锦多年的作品集中在一起，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也希望能够谈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涉及到女性形象，涉及到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些问题。

最后感谢陶咏白先生，是陶先生亲自安排召集大家来。

陶咏白：其实我过去对蔡锦不甚了解，看了她这次的展览后才真正有所了解。这个展览，记录了她这20多年来艺术探索的印迹。展览非常好，它可以让我们全面了解蔡锦的艺术。但是这展览已是最后两天了，很多人还不知道，很可惜。因为蔡锦是当代艺术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女性艺术中的重要人物，她的作品，具有女性主义艺术的经典性，是一个女性主义艺术发展中的范例。我是搞史的，为此我很着急，不能就这么闷闷的草草收场。前天来看展览的还有刘骁纯，我们觉得应该有个座谈会，请一些关注女性艺术发展的人士来谈谈。由此，帮蔡锦促成了今天的这个座谈会。

首先我得承认对蔡锦艺术的认识有个过程。我要检讨，我对蔡锦的画，有偏见 。因为98年的《世纪·女性》艺术展中，第一次看到她的“美人蕉”油画，我就很不喜欢，觉得画中美人蕉象肠子似的，有种血腥味，看了不舒服。有男评论家说，其中还隐含着性的潜意识，我就更反感，更有种抗拒心理。当时，我虽承认她的油画语言是独特的，是具有女性主义内质的，但无法喜欢。而看了她的这次个展，改变了我的看法，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她年轻时的油画语言的探索，很让我为她叫好。她那时就有一种艺术探索的“自觉”，在人物速写、线描，尤其是油画语言上就很有自江心己踏的潮｜想布法面表油画现｜出25了0×艺40术0cm上｜的20个12性特色，当时还是小姑娘的她就能这么果断、泼辣一意孤行地敢于去突破常规绘画的模式，进行新的构想作出新的创造，很了不起。可见她是个有头脑、有想法，内心很丰富的人。她是位值得我尊重和研究的画家。过去因我的偏见而忽略了对她的关注。这是我的错。下面谈三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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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048-02

一、自我意识

《廊桥遗梦》再现了弗朗西斯卡与罗伯特·金凯相遇相恋的浪漫的婚外情故事。婚外恋被视为情感的，受到法律限制和道德舆论的谴责。沃勒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没有顺着西方文学中传统的女性形象模式去写作，而是按照生活和人性的本来状态，反传统地赋予弗朗西斯卡独立的自我意识。

弗朗西斯卡通过“关心自我”的方式改变、完善自己，以个体的自我追求和对爱情的追求来建构主体性。相遇罗伯特·金凯使弗朗西斯卡发现了被现实生活掩盖住了的理想和追求，找到了曾经的自我。表面上弗朗西斯卡过着平淡简单的生活，内心却想寻找曾经的自我。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追求自由、独立的意识被压抑了，而金凯的出现就像一根导火线，重新点燃了她长期被现实生活压抑的主体意识。金凯身上所散发的兼具诗人的细致和勇猛的气息深深地吸引了她。在四天的恋爱中，弗朗西斯卡实现了她的追求。

弗朗西斯卡主动提出为金凯带路，又主动邀请金凯去她家共进晚餐，他们有相似的饮食习惯和相同的兴趣爱好。她不惜冒着被邻居胡乱猜测的风险，同金凯一起去拍摄关于廊桥的照片，目的是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真爱，尽管弗朗西斯卡所做的这些违背了传统。金凯的出现使她长期被压抑的自我意识获得了新生：“在四天之内，他给了我一生，给了我整个宇宙，把我分散的部件合成了一个整体。”她喜欢金凯自由的特性和愤世嫉俗的性格，在她看来这四天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她与理查德结婚的二十多年。弗朗西斯卡的自我意识在增强，她勇敢地追求自我为她的主体建构拉开了序幕。

二、责任意识

弗朗西斯卡追求独立和自我，可是她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依然表现出困惑、犹豫。她为爱而反叛，为爱而挣扎，她的反叛是对家人的、世俗的反叛，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反叛，她的反叛和挣扎均来自内心。她对独立自由的追求不仅仅需要通过情感建构来实现，而且还要在道德上建构。

受现代文明的影响，20世纪末的美国女性肩负责任。弗朗西斯卡对丈夫、对儿子以及对家的强烈责任心使她在关键时刻放弃了金凯，选择留在农庄。弗朗西斯卡没有因为遭遇激情而伤害无辜的儿子和丈夫，尽管她相信金凯的“在一个充满混沌不清的宇宙中，这样明确的事（我们相爱）只出现一次，不论你活几生几世，以后永不会再现”。虽然与金凯的爱情是那样的美好，让她可以脱离世俗，回归人的最初的本性。弗朗西斯卡与金凯相爱的时段，也是他们彼此做出选择的时刻。在爱情与家庭之间，她虽然痛苦，却选择了家庭，由此而显示出她的理性和责任感。在面对情感和幸福与责任和家庭的抉择中，沃勒让她“回归”家庭，从而成为一个顾全大局的人，这不是说她迷失自我，而是在伦理中确认自我、肯定自我、建构自我。弗朗西斯卡没有在爱情中迷失，反而体现了女性自我价值。弗朗西斯卡是为了家庭而自愿放弃心中所爱的，她尝试着认识自身、控制自身、考验自身、完善自身、改造自身。

弗朗西斯卡清醒地知道爱情不是生命的唯一，她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感情。弗朗西斯卡非常清醒地明白：一旦将爱情视作生命的全部，就会陷入困境，遮蔽了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主体。她爱金凯，对“跟金凯在一起是否比在家里与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快乐和幸福”弗朗西斯卡深思了很久，纠结了许多次。她选择了家庭，因为家庭能给她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不用为日后和金凯生活在一起为她所做的事而自责和懊悔，那种对家人的牵挂和愧疚会侵蚀她的心灵，遭受心灵的折磨，哪有幸福可言。经过理性思考弗朗西斯卡选择了把爱藏在心里，默默怀念。回忆那段快乐时光成了弗朗西斯卡在金凯离开后几十年生活中最丰富的精神享受。

沃勒把弗朗西斯卡塑造成了一个勇于追求自由、幸福和真爱的女性形象。弗朗西斯卡完全可以与自己渴望的爱人携手重建幸福的人生，可事实恰恰相反，她选择了家庭，放弃爱情，是因为她有明确的自我价值观和独立的主体意识。她明白自己已不是少女时代的她，而是背负着对家庭的责任。如果她不顾一切，只为了与金凯的爱情，那么他们的爱情生活最终也不会是幸福的。沃勒这样安排是让弗朗西斯卡建构成为一个道德的主体，从而使这个主体更加完美。

三、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弗朗西斯卡对爱的意义的理解更让人敬重。在面对而又只能离别心爱的人时，弗朗西斯卡在日记中高度赞扬金凯“我想在当今这个比较开明的时代，一个女人不可能拥有像罗伯特·金凯这种特殊的力量”。她还说“如果没有罗伯特·金凯，我可能不一定能在农场呆这么多年。”“我们已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世界上任何两个人的关系能有多紧密我们就有多紧密。”弗朗西斯卡高度礼赞与金凯的爱情，她认为他们的感情是高尚的，金凯是值得爱的。弗朗西斯卡的思想悬浮于传统道德范畴之上，她坦然陈述自己的爱情，毫无羞愧之意，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追求是合乎人性的。

一见钟情往往容易，但是爱情的第二天怎么样，婚姻靠什么来维持，如果说花前月下是浪漫的，时间长了，或者到老了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的理由在哪里？爱情时间长了，也会失去新鲜感，如何保持爱的持久能力，这是弗朗西斯卡思考的问题，她把爱看得很深远，她清醒地知道爱情不是生命的唯一，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爱情，亲情和责任与爱情同样很重要，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更能让生命绽放的和更能让生命意义绚烂的一面。弗朗西斯卡对她的婚姻和她与金凯的爱情理性分析，她的婚姻是否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和金凯的爱情是否一生都会保持不变，她都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弗朗西斯卡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也是她能把对金凯的爱藏于心底，细细品味了一生的内在原因。弗朗西斯卡对生活、对生命姿态显然具有超越性，因此她的爱情不断升华。

弗朗西斯卡勇敢打破禁忌，她能驾驭自己寻找自我。弗朗西斯卡关注生命的意义，在恋人和家庭之间，她选择了家庭，在爱情和责任之间，她选择了责任，她的主体建构正在于她的选择。她在做出选择时，头脑清醒，理智考虑问题。弗朗西斯卡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内心充满矛盾，她在反思、在焦虑、在权衡，与金凯一起走，她能获得爱情，但是割舍了亲情，日后对亲情的思念和内疚会吞噬掉她整个灵魂，到头来她和金凯的爱情会因此而褪色，他们追求的爱情已不再幸福，只会让他们陷入痛苦的深渊。所以，弗朗西斯卡智慧地选择了后者，她对丈夫和孩子们没有透露任何关于金凯的事，她不想伤害他们。尽管没能和金凯在一起，但弗朗西斯卡把金凯一直深藏在心底，他们的情感永远存于心间。弗朗西斯卡在选择和后来的行为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给予家人幸福，把她个人主体的生命意义推向。弗朗西斯卡的主体性建构因此趋于成功和完美。

弗朗西斯卡清醒的自我意识使她实现了从情感到道德的完美结合。从弗朗西斯卡追求爱情及最后对爱情的取舍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超越性地建构成为一个完美的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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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火热，女性文学成了文坛的一个热点，也是九十年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反观现实可以发现，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依然没有改变。那么，在新的世纪，如何真正提高女性的地位。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是摆在女性作家和理论家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铁凝作品所彰显的女性意识、女性的矛盾与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描写女性本真的生命状态

铁凝善于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捕捉人物的内心活动，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在《哦，香雪》里，作者以北方小山村台儿沟为背景，通过对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所带来的变化的描写，对纯情少女的本真生命状态进行了真实的再现，从而揭示出善良淳厚的香雪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在《孕妇和牛》中成功地塑造了对生活一直有着新的追求的孕妇。她在娘家时，向往着能够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平原：等嫁到了平原，度过了一段新鲜的生活之后，又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孕妇从城里回家时，坐在村口倒下的那块石碑上，看着那些美丽的字符，终于找到了生活的追求――认字。作品展示出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生活环境，使生活在农村的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她向往着知识，向往着新的生活。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有个性单纯、直率而又略显成熟的中学生形象。作品中的安然善于独立思考，她要“一辈子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生活，要用自己的分析能力，独立地去发现和认识世界，但“她对自我和现实的思考还没有结束天真的状态”。作品从安然与传统和世俗观念的对立中，凸显了一个无拘无束但却充满着种种矛盾和困境的生命状态。在这里，作者采用力透纸背的语言从不同的视角，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女性本真的生命状态，展示了一个多层面的女性世界，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的关注，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

二、揭示女性种种现实生存困境

铁凝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女性艰难的生活状态和坚韧的生命力，以女性的心理体察着女性生活中的矛盾和困境。

1、贫困的物质生存条件给女性带来的生存困境

人所生活的物质生活环境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矛盾导致了人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困境。在《秀色》中，铁凝为我们展示了人们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困境。为了走出困境，保证子孙后代的生活，秀色的人们开始努力，找来了打井队，第一次因为没有坚持到底，打井队放弃了。第二次，秀色的人们满怀希望的等待着，强烈的生存意识驱使秀色最美丽的姑娘张品要用自己的身体挽留打井队。李技术员是个正直的人，他被张品的行为震撼了，发誓打不出水来绝不走。铁凝在张品身上倾注了无比的韧性，这也是对处于物质生存困境中的人的抗争精神的肯定。

2、落后的文化观念给女性带来的生存困境

在直面女性生存现状的作品《麦秸垛》中，铁凝通过对大芝娘和沈小凤的描写，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造成的爱情婚姻的悲剧。大芝娘是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的代表，但是缺乏明确的女性独立意识，把对男人的依附作为人生的精神支撑。年轻的沈小凤，尽管受到过现代文明的教育，却也被传统观念束缚着。虽然她为陆野明献出了自己的身体，也没能得到他的真爱。她们的结局都带有传统思想观念所给予的束缚，她们被埋没在了传统观念的愚昧之中。

3、人性的弱点使女性陷入生存困境

在《永远有多远》中，塑造了一个仁义善良的女性形象白大省。小说讲述了白大省和几个男人的爱情故事，她有着扭曲的择偶标准――“选择一个我爱他比他爱我更多的人”，在她的意识里，似乎自己就是为了给别人付出而活的。在白大省内心的深处，是渴望与异性建立密切关系并得到真爱的，但她却总是在爱情的梦想中受伤，尔后自我疗伤，继续向往新的生活，在小说的最后发出了发自内心的呐喊“永远有多远”，以发泄自己的矛盾和困惑。

三、探索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女性永远是铁凝关注的主题”，铁凝想要展示的是人的本来面目，就像她所说的“文学始终承载着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铁凝的作品展示出，女性生存的首要前提是找回女性自身，对性别的重新定位是为了恢复被男性世界所遮蔽和毁灭的那部分自我，只有明确了主体的指向，才能探讨其生存的意旨。

1、女性的觉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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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的《第二性》认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这一观点奠定了人的性别观念源自社会文化的理论基础。即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文化规范中形成的。因而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性别意识也必然是与阶级、种族、历史、文化和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女性意识自然而然地会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试以张洁的《方舟》、王安忆《岗上的世纪》、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进行文本分析，以明晰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的嬗变过程。

（一） 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

自建国以来直至结束的这段时期，可是说是一个“性别忘失”的年代。性别差异乃至人性都消解在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当中。“这一时期的文学，或女性文学，‘人的自觉’消解于政治大目标当中，更遑论‘女性的自觉’了。”[2]

新时期的文学是以呼唤人性为开端的。“当刘心武、王蒙等男性作家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时候，戴厚英、宗璞等女性作家也发出要写‘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宣言。”[3]女性意识正是伴随着人性解放的春风悄然复苏的。

“女性的性别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核心。女性作家只有先明确自己的性别意识，才能在作品中反映出女性的存在。”[4]女性作家在关注人本身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渗透着对女性作为人的认识与尊重。因而妇女解放问题渐渐地从人性解放问题中抽离出来，女性写作开始以两性关系为重心，反映妇女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与遭遇。

80年代初期张洁的《方舟》“真正揭开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序幕，戳穿了现实生活中‘男女平等’的神话。并通过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对男权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5]“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方舟》的卷首语一针见血的点明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小说中三位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不幸的婚姻遭遇之后聚居在同一公寓。“这是一片未受污染的净土”。她们在此互相扶持、彼此抚慰，共同逃离男权社会的压迫，以女性的集体意识体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

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不属于她的丈夫，就属于所有人。”在她们好不容易挣脱出婚姻的罗网之后，“社会”这张巨网却丝毫不给她们喘息的机会，迎接她们的只有性骚扰、歧视以及无端的猜忌。

《方舟》的女性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与认同。小说中塑造了不同以往的三个性格刚强、个性独立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荆华是一个学识和思想都很突出的理论工作者；柳泉是一个精明能干、业务能力很强的英语翻译；梁倩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电影导演。她们不再是传统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是有渴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新时代女性。

《方舟》作为80年代初期的经典女性文本通过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追求表达了对男权的抗争。

（二） 女性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张扬

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内涵，那就是不能无视女性的性心理。王安忆曾经说过：“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逃避的。”[6]因而王安忆在作品中勇敢地打开了女望的大门，将以往作品中常常被遮蔽的女性的欲望体验予以呈现。“王安忆的小说把张洁取消欲望的局限给弥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两性关系的根子正是根植于人望之中。”[7]

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以“性”为表现视角，对传统的男性性别秩序和性道德予以颠覆，展现出了女性前所未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本能。

《岗上的世纪》是以知青下乡为背景的一部小说。主人公李小琴是以一个聪颖漂亮的女学生。她企图以自己的争取招工回城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她用她的女性角色“本色出演”了一场角逐。男主人公杨旭国在她的一步步引诱下被迫进入了男性角色。在他们关系的建立、甚至的过程中，女主人公都处在主导的位置，这体现了女性前所未有的生命本能和主体意识。

小说的最后一章谱写出了一曲的美妙诗篇。当利益和交易这些成分从他们的关心中剔除之后，他们之间的成为涤荡灵魂的交融。“被压抑的生命原欲得以张扬与发泄，不仅不再丑陋鄙俗，反而获得了直达生命本质的真与美。”[8]女主人公在的过程中，不仅重新塑造了自我，也重塑了男性。“由此，不仅仅净化了人性本身，而且创造了人和生命本身。”[9]

在《岗上的世纪》中，“王安忆深入女性生活本体，展示女性体验，将人类的活动升华为人自身和卑微生活的超越，正面颂扬两性之爱，戳穿了男性自命的代言，让真实的女性生活走进文学书写，走进了人类历史”。[10]这无疑是女性意识发展过程中不容置喙的一次重大飞跃。

（三） 女性身份的自觉与个性化写作

进入九十年代，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林白、陈染、徐晓斌等女作家开始以鲜明的的女性意识和自觉的的女性立场，描绘女性独特的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细腻地描写出女性的心理状态，从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来透视人物的外部的社会现实。

林白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觉，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立。”[11]林白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我”来讲述“我的故事”。她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战争》对女性的内心世界作了淋漓尽致地展示。小说以女性的身体为中心，描写一个5岁女孩成长到30岁所有的身体以及心理的发育过程，一个女孩成长为女人的欲望经验。

小说的主人公多米在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后，她只能选择在性的自娱中来实现自我满足，继续“一个人的战争”。这不仅是对男性写作框定的突围，同时也是对女性写作的突破，意味着“女作家自觉的将女性性别视为一种精神立场，一种永不承诺秩序加给个体或群体强制角色的立场，一种反秩序的、反异化的、反神秘的立场。”[12]这种写作倾向意味着女性意识愈加走向纯粹化与个人化。

通过对新时期女性写作的三个典型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把握在新时期女性写作中女性意识先后经历了寻求女性价值、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生命意识到自觉的用女性身份的创作与个性化写作的嬗变过程。女性文学的不断丰富与女性意识的日趋发展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壮大持续输入着新鲜的血液。（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2]石彤础杜性主义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载《名作欣赏》2011年06期，第158页。

[3]陈瑶、徐劲松：《从新时期小说看女性意识的发展》，载《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74页。

[4]蒋海霞：《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罗婷：《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嬗变――从、到》，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86页。

[6]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 与性别》，转引自孙惠欣《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王光明、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载《文艺争鸣》1997年05期，第5页。

[8][9]同[3]，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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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命教育”一词在我国大陆首次提出，20年来有关“生命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小学等基础教育领域，针对高职高专院校进行的相关研究较少，而以高职高专女生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更是鲜见。

二、高职高专女生急需加强生命教育

高职高专学生人数现已占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的半壁江山。其中，女生的比例逐年上升，尤其是在师范类、医学类及艺术类院校，数量已远超男生。而近期进入公众视野的女生失联、裸贷、群殴、自杀等事件，也不乏高职高专院校女生的身影。如何对女生进行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教育管理，使她们不仅习得生存技能更拥有生命智慧已成为相关院校的重要议题。

1.高职高专女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高职高专女生大多是高中学业成绩欠佳者，甚至还有小部分是中职女生，与普通本科女生相比，她们自信程度不高。高职高专女生不仅存在“感性、易受伤害、易受暗示、内心脆弱”等心理特点，而且在面对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学校环境和思想领域时，在自身生命价值的定位及实现途径上较为迷茫。另有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高职高专女生身上具有典型的弱势群体特征，如经济相对贫困、社会支持网薄弱、缺乏安全感、容易受到社会歧视，在升学、就业、升职等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无论是基于高职高专女生的生存现状还是对其未来生活未雨绸缪，都应对她们进行全面的生命教育指导。

2.高职高专现行教育模式下女生更需要生命教育

高职高专女生在现行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并不占优势，加之社会对女性就业歧视的现实，她们很难找到并肯定自己的价值 。当学生对所学专业和自身价值缺少积极肯定时，也就失去了进行生命探索的动力。此外，高职高专女生的自主时间较为宽裕，若缺失了生命价值实现对自我内心的引领，就易于滑向荒废时间、虚度人生的境地。尤其是当前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对传统教育造成极大冲击，在高职高专女生思想引领上面临的新问题将更多、更复杂。

三、对高职高专女生加??生命教育的可行之道

笔者认为高职高专院校在女生生命教育上应从女生群体发展规律出发，在其生命意识和生命智慧的培养上、实现生命价值、追求生命意义的途径选取上进行适时、有效的干预和引导，以期提升她们的生命幸福感。具体而言，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1.多形式、多渠道开设生命教育相关课程

生命教育课程是让学生了解生命的起源、有限和不可复制，从而珍惜自己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提升学生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实现生命价值的课程。首先，这一课程应作为高职高专女生的必修课并贯穿其整个大学阶段，并针对新生入学适应期、女性生命的独特性、求学的迷茫期、求职的受挫期等给予及时、相应的生命教育指导，让她们平稳地渡过迷茫，勇敢地面对挫折；其次，这一课程应是课堂讲授与实践体验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应更加注重体验课程，通过角色扮演、现场模拟的方式让她们身临其境，有条件的院校可组织学生实地参观产房、女子监狱等与生命直接相关的场所，让她们的身心切实体味到生命的伟大与艰辛，更让她们在不断的心灵触动中学会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再次，在教师的选用上要慎之又慎，因为教师本人就是一个自然生命的呈现，其言谈举止、内心分享时刻承载着对生命的理解和表达，对学生的生命教育观影响更为直接。因此，笔者认为在课堂教学中更倾向于选用一些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方面的德高望重、资历较高的女性教师，她们的人生阅历就是对生命的最好注解；而在体验课程中，那些学历较高、新媒体掌握较好、能与学生即时产生思想共鸣的年轻女性教师更为适宜。

2.多平台、多活动营造优雅、和谐的生命教育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育人无声。女生生命教育要得到校园文化的支撑。首先，在学生活动中加入女性特色元素，营造关爱女生、尊重女生的文化氛围。例如，创建“女生俱乐部”“妇女法律保护救助室”，创办“优秀女性人生分享”“女生礼仪大赛”等活动，拓展其眼界，增强其自信，提升其自我主体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其次，应合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女生论坛等女生特有的网上教育平台，利用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体公众平台与其进行交流，对其日常成长中的困惑给予及时解答和疏导，主动渗透生命教育的相关内容。再次，要打造健康、优雅的公寓文化。公寓是大学生活动的核心场所，要充分利用公寓将生命教育与公寓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创设健康向上、清雅别致的公寓文化长廊，宣扬一些珍重生命、彰显生命价值诉求的现代女性人物事迹；设置单独的女生活动室，进行相关的生命教育实践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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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刑》是莫言酝酿多年而创作的一部作品，小说不乏作者恣肆、激情澎湃的创作风格，展现出作者对民间文化形态走向更为成熟、自觉的探索，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本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以人物自我言说的写作手法，展现了原始生命内在的野性美、天然美和浓厚的中国北方田野色彩。而在这种野性美和天然美中又高度赞扬了生命的活力，展现了多种生命意识。在这场活生生的大戏中不同角色展现了各自的风采，他们或是英雄、或是流寇，或幸福、或悲惨。下面从庙堂、民间和看客三方面来解析其中的生命形态。

一、《檀香刑》关于庙堂的描写

庙堂是供奉神仙或历史伟人的处所。在旧时，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形成了一种有关庙堂的统治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教堂是权利的中心。因此产生的文化形式叫做庙堂文化，属于上层文化并占据着主导地位。庙堂文化代表君王的意志，过分注重法则纪律以无情、死板、虚假的形式压抑自由，无视生命、泯灭人性，是统治阶级意识的外在表现。这种文化规范和推动着我国整个古代历史。小说中展示了这种文化影响下的两种生命形态：一种是通过世袭而获得至高权力的皇家家族。另一种是皇家周围的官僚阶层，其中赵甲就是官僚阶层的典型。庙堂的生命意识是严肃和正统的。

赵甲早先是“靠卖死人的干蜡给人入药维持生活”的小混混，后因手艺精湛得到慈禧的接见而被封为七品官员，做起了刽子手的职业。赵甲可是大清王朝的忠实守护者，遵守着太后一句无心的话，终生抱着“忠”朝着冷血无情的路途越走越远，最终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没有人性的行尸走肉。小说将他的无情表现的更加传神，“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凉气，隔着老远就能感觉到。刚住了半年的那间屋子，让他冰成一个坟墓;阴森森的，连猫都不敢进去抓耗子。”他的人性在杀人过程中被退化成为杀人的机器，而他疯狂的爱上了这职业，创造出自己的一套杀人美学，先把人当成物质，再让自己丢失感情，最后刀人合一。

赵甲生活境地代表着整个庙堂阶层，而赵甲是这一层层统治阶层的影子。以他为代表的庙堂生命意识是为作者批判的，为了突出没有因这种庙堂文化而异化的，生机勃勃的民间生命性态。

二、民间意识中的生命色彩

莫言《檀香刑》中还描绘了一个不同于庙堂生命的民间生命形态。正如民间与庙堂是对立关系，民间生命形态也不同于主流的庙堂生命形态。它植根于民间文化，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条件下，真实表现民间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真实情绪。其中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憎恶，对欲望的追求，而这些不能为任何政治教条所约束和规范，体现了一种自然、强烈、悲壮的生命美学。

《檀香刑》中的民间生命形态首先是通过孙丙展现的。戏子孙丙是猫腔艺术的传承者，他演戏三十多年最后达到自己与猫腔合为一体的境界，所以猫腔就是孙丙的生命形态表现，是作者对他独立生命形式的暗喻。孙丙艰辛的一生就是一曲曲辛酸的猫腔：有妻儿被杀时的“长歌痛哭”，有揭竿反抗时的“神坛魇语”，有身受檀香刑终了生命时的“常猫哭灵”。

其次是敢爱敢恨的眉娘。她是从民间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带有纯天然的野性美，是一个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女性：虽然活在有双让人嘲笑不已大脚的阴影中，但当遇到自己的意中人时，她抛开“一个戏子的女儿，一个屠户的老婆，一个大脚的女人。”执着追求说出“俺爱你爱的没脸皮，为了你俺不顾廉耻;俺没有志气，没有出息;俺管不自己的腿，更管不住自己的心。为了你俺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哪里还在乎人家飞短流长。”的话语。

三、看客中的生命意识

看客是多种生命形态的一个杂合体，他们有一部分来自“庙堂”，大部分来自“民间”，小部分来自异族。但不管他们来自何种生命形态，他们表现的是狂欢的生命形态。当侩子手处决犯人时，看客会在犯人害怕时，鼓劲让他们当英雄。在余姥姥失手时，会欢呼，起哄，喝倒彩。这种种都讽刺着看客的麻木不仁。其中知县钱丁是小说中的一个戏剧性人物，他有着各种生命形态，代表着封建时代中知识分子。

《檀香刑》展示了各种生命意识，也会引发我们对人生的思考。相信活在迷惘境地的我们会像钱丁一样最终认清自己，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方向和生存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周建华.从必然走向自由：论莫言小说暴力叙事心理图式[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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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生活的苦难意识

“白音宝力格的成长是模糊的自觉”，对白音宝力格来说，人生的第一道苦难似乎是幼年丧母，少年的远离父亲。但白音宝力格的心里却缺乏对苦难的感知，在他的成长中，“在这片青春的可爱的原野上，已经是独挡一面的男子汉”， 拥有一匹黑骏马，不用他对我发号施令了”这便是他成长的梦想。没有对苦难的认识，就缺乏对苦难的应对能力。所以在黄毛希拉玷污自己心爱的姑娘后，”我勃然不怒了，可怕的痉挛阵阵袭来，我觉得眼前直冒金星”他几乎是本能地找希拉动刀拼命，但这并不是面对人生苦难的正确处理方式，此时的他，更应该保护受伤的索米娅，给她一个温暖的家，与她一起承受这变故。但白音宝力格逃离了，“白音宝力格虽然在草原上长大，但是，他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影响，具备了明显的社会现代意识”无法接受现实的他，选择背井离乡，离开伤心之地。

而七年后回归的白音宝力格已是另一番模样，他勇敢地回归草原，找寻曾经心爱的姑娘和他牵挂的额吉，接受心灵的铐问。当他最后得知额吉已不在人世，索米娅远嫁他方时，他一心追寻，心向往之的一切都变了摸样。而白音宝力格却坦然的接受了，甚至当他踏入索米娅的新家，他心里充满着对索米娅坚强，博爱的钦佩和愧疚，并由衷羡慕达瓦仓与孩子之间的天伦之乐，对达瓦仓的担当表示赞许。 受到苦难的洗礼，对生活有重新认识的白音宝力格在最后离开之际，我们已然看到当初冲动，懦弱的少年已成长为成熟坚韧的男人。

二、生命意识的蜕变

白音宝力格的生命意识突出表现出对索米娅腹中胎儿的态度与额吉和索米娅的冲突矛盾里。得知索米娅已怀上希拉的孩子，白音宝力格深陷痛苦，无法自拔，但理智中，他仍希望索米娅向他倾诉委屈后，两人重归于好，然而撞见索米娅为这个小生命做小衣服，小鞋，直接点燃白音宝力格逃离故乡的导火索，索米娅与额吉准备迎接小生命的表现深深刺痛了白音宝力格，在他看来索米娅腹中的胎儿正是他耻辱的印记，他的存在无时无刻不提醒白音宝力格，索米娅被玷污的事实。

而额吉却怀着对生命的崇敬之情，保护这个小生命，她坦然接受索米娅怀孕的事实，制止了冲动的白音宝力格，并觉得索米娅能生养是件好事。她用仁慈宽厚的母养了许多草原儿女，正如当初接纳白音宝力格，甚至对在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纲嘎哈拉也敞开了温暖的怀抱，“奶奶连腰带都顾不上系了，她颤巍巍地搂住马驹，用自己的被子揩干它的身体，然后把袍子解开，紧紧地把小马驹搂在怀里。她一下下亲着露在她袍襟外面的马驹的脑门儿…”索米娅更是如此，当白音宝力格回来与她发生争执时，“她分离的呐喊与抗争，甚至他挚爱的男人以不和他结婚威胁，也不能让他放弃这个小生命。女人天赋中的母爱超过了爱情，奶奶身上的生命意识在索米娅的内心延续并生根发芽” 。额吉和索米娅对生命不放弃，不抛弃的信仰深深影响了白音宝力格，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生命意识的狭隘，回归的白音宝力格开始喜欢上这个曾经让他厌恶的小生命其其格，已完成蜕变的生命意识被其其格唤醒。九年后，我们终于看到白音宝力格可贵的生命意识，这种无关血缘的对生命的挚爱，不仅是草原民族的历史文化沉淀，也反映在了具备现代意识的白音宝力格身上，可见其民族精神的感染力。

三、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

受到现代文明熏陶的白音宝力格表现出了对落后原始文化的不适应，草原兽医所授予的原始办法无法满足他对专业知识的追求，而草原牧身上的古老愚思想更让他无法理解，尤其在索米娅被施暴后，额吉和索米娅对待希拉德宽容忍让，额吉阻止要去报仇的白音宝力格说：“怎么孩子难道为了这件事也值得去杀人么？”额吉的呵斥冻结了他的仇恨，也让他清晰的看到草原牧民麻木与落后。已在他与额吉，索米娅之间形成了鸿沟。他渴望追求“更简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德，也更富事I魅力的人生。”他舍弃了民族的传统，把草原抛在身后，步入了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

经受了城市的喧嚣，浮华，虚伪和冷漠的打击后，回归草原的白音宝力格对草原传统文明有了更加深刻和冷静的认识，他为草原上善良豁达坚韧的精神所崇拜，也看到草原文化的陈旧丑陋一面，多年前他不理解奶奶和索米娅的行为，此时他真正感受到他们对生命的崇敬，面对生活的苦难的坚韧。而面对索米娅的感情已超乎男女感情，到达钦佩，敬仰的高度。由此，白音宝力格获得了对原始文明的重新审视。

四、结语

张承言刻画额白音宝力格这一人物形象，不仅丰富了额吉，索米娅草原女性形象，使他们的品质得到了集中展现，也细腻表现了白音宝力格自身的心灵蜕变，反映了草原传统文化熏陶感染人的强大力量的同时，也展现了原始文明的不同面。

篇11

1.龙舌榫是指榫头像龙的舌头一样，穿过其口腔的中间部分，故侗族木工师傅把这种类似于龙舌形的榫头称之为“龙舌榫”，因此而得名。从龙舌榫的结构来看，左右相对而来的两片枋，在宽面下半部分的柱中相接的半半榫，上半部分顺着窄面分成两半边，用一半边为舌尖的出榫，那么另一半边，为让对面穿过来的舌尖进入槽盒包住，这个槽盒如果把舌尖包住而又不外露，则称之为“荷包榫”。如果没有被包住而外露出舌的，称之为“露舌榫”。在柱眼里两尖舌紧插在柱的中心位置，并分别留有暗钩，而且将两舌尖打紧到头后，将暗钩钩住后无法脱落，这种暗钩极类似于“狗绊臀”，故侗族村民又称之为“狗鞭挂榫”。这种榫头结构复杂多变，是侗族干阑建筑榫卯间架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关于龙舌一说，在《创世纪》中也类似的说明：“蛇”字本的义，对“舌”的主宰，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实际上，在生命潜意识本能中，表现出一种色心，所以蛇的色心是一种“原罪”的表现。在各种蛇的性象征中，盘蛇自啮其尾，是一种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盘蛇所围成的圆圈，代表了女性生殖器，恰如圆环或椭圆形状，它象征着女性的玄牝，同时也象征着两性媾精。“蛇是富有力的爬虫，其为生殖象征至为明显”。在这里，龙蛇是一种形状十分相似的动物，用龙或蛇来命名都有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都暗示了自己属于某一个种族或家族。当然，这里指的就是中华民族或侗族。对龙舌榫还有另一种解释：它本身代表“灵根”，灵根就是男人的生殖器官，它最早起源于闪族语，闪语称之“法拉斯”，希伯莱语称之为“巴拉希”或“巴拉斯”，它的意思就是“穿过者”或“挤入者”，如同榫卯“穿过者”和“挤入者”一样，也如同男人的灵根插入女性生殖器官内一样。因此，无论是希伯莱语的“巴拉希”，还是古希腊的“海丘力士”龙舌榫象征着灵根，象征着一种生殖的生命神性。从建筑发生学来考察侗族干阑建筑，就会想到侗族是一个古老的巢居民族，并且侗族人将干阑称之为“麻篮”，似乎使人们感觉到“麻篮”与巴考士教派神坛上的柳条篮，也有某种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巴考士教派有相似的一种仪式，他们在神坛上供着两只柳条篮，里面装着一条蛇，在这个篮子的上面蹲着一个女人，在众司过程中，有一个在肩膀上扛着一根伟岸的”。从性崇拜祭祀，也许就想到上古的“方舟”、从“方舟”想到“巴考士”的柳条篮和女人。当然，人们也会把巴考士的柳条篮和女人与侗族“杨柳插寨门”，即在寨门前种杨柳的习俗或“砍断龙脉插姓氏”，如果再把“麻篮”或巢居联系起来考察会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地方。很显然，插杨柳如同插姓氏与柳条篮上的女人，同样具有某种生殖逻辑和生命神性。那么，这种富有生殖崇拜意义的仪式，能充分说明插杨柳、柳条篮和女人所包含的性崇拜象征。

2.鱼尾形挂榫。这种榫头是用在柱与桁或桁与枋板上的主体连接比较多，其挂榫形态构成鱼尾形连接，故称之鱼尾形挂榫。鱼尾挂榫是两条鱼的象征。侗族人不仅崇拜鱼、信仰鱼，而且还喜欢养鱼、吃鱼。鱼具有极强的性暗示，根据曼因说：“鱼类象征在活泼状态的男性生殖原理”。因为鱼的形状似扁桃体，其唇吻的翕张，同样有性暗示的功能。在希伯莱语中的“鱼”字可作为“繁殖”的解释，也可以作为“萌芽”和“增殖”的解释。将侗族人和西方古希腊人对鱼崇拜和信仰是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侗族人用鱼作祭祀或将鱼的图案贴在门上，这与古希腊司之神阿富罗提的崇祀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罗马天主教会在礼拜五集会，不食肉而食鱼，以礼拜五之名作为祭祀。原来维纳斯之日与佛教及中国人所崇拜“鱼蓝观音”有关。追根溯源，它与古希腊维纳斯的崇信可能是同一崇信体系。鱼对侗族人来说，鱼是一种性的象征，也是妇女生殖的象征。它不仅充满了繁殖生命的活力，鱼同样充满了“萨母”的神性。“萨母”本身就是女性权力的象征。由于鱼既是司雨之神，又是生殖之神，所以它在侗族民间代表着一种吉祥之物。从司雨职能来看，鱼神与丰收密切相关，就成为了丰收的象征。那么，从人类性崇拜和生殖功能来看，鱼用于婚姻，表达了男女双方对生育的祈求。在古代中国生儿育女是与婚姻幸福美满密切相关的，所以将鱼发展成为爱情的象征物。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侗族人对鱼的原始记忆。从社会伦理关系来看，鱼和建筑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通过建筑来区分尊、卑、长、幼，人伦秩序，将人与动物隔离开来、将长幼隔离开来，通过鱼来象征人类的生殖力量。鱼的结构形态对建筑而言，是一种非常吉祥的象征，人们常常会说“鲤鱼跳龙门”，这是对子孙后代生命延续和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愿望，这种类比自然生态象征的文化逻辑是一种象征吉祥的生命逻辑，它象征着子孙荣华富贵、人丁旺盛、后继有人。

3.狗鞭挂榫，侗族村民又称之为油筒榫。油筒榫其形状如油筒一般而得名。油筒榫如同男性的“灵根”，如同男人的玄牡。于是人们又将油筒榫分为以下三种：(1)露舌油筒榫是指没有被包住而外露出舌的，称之为“露舌油筒榫”；(2)荷包油筒榫是指槽盒把舌尖包住而不外露的，称之为“荷包油筒榫”；(3)暗勾油筒榫是指在柱孔里两舌尖紧插在柱的中心位置，两舌分别做有暗勾，将两舌打紧，挤到头后通过暗钩钩住，使之无法脱落，故又称之为“狗鞭挂榫”。在侗族村民看来，这种木质榫卯结构不是那种无生命的机械连接体，而是一种有生命的连接体，这个生命连接体就像“狗鞭挂榫”一样连接在一起，你拉着我，我绊着你，能够繁衍出新的后代。因为狗是性的一面旗帜，只要狗能连接在一起，就能繁衍出新的生命。狗有很强的和繁盛的生殖能力。狗同样具有生命神性。在侗族人看来，狗是一种吉祥的动物，于是他们对狗有一种独特的亲近感，他们用狗狩猎喊山、用狗耕田、用狗来看家护寨，就是他们的民居吊脚楼的榫卯结构也要做出一个“狗鞭挂”来。谁相信木工师傅把这些不同形态的油筒榫居然命名为“狗鞭挂榫”。这狗鞭挂的确如同“狗绊臀”，只要挂上了就不会那么容易脱落。人们将前面的榫，类比为“鸳鸯榫”、龙舌榫，其实“鸟”和“龙”早在上古时期，尤其是在楚国南方一带地方称之为“龙雀”，在《离骚》中称之为“飞廉”，也就是风神的意思。实际上鸟和龙蛇都具有很强的和生殖能力。在这里，侗族人是作为子孙世代延续来象征的。他们将油筒榫类比为“狗鞭挂”，如果你见到这样的挂榫，你就会想起侗族民间地区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句直接向侗妹表白爱情的情歌：“哥哥爱妹有多深，哥哥爱妹如狗绊臀”，这种表白在汉族人看来，未免过于低俗，但是在侗族地区的男性对女性表白爱情就是这样表白的。他们通过这个有生命的连接体来支撑房屋的框架结构，来支撑这个安全的家，当然也正是在这样的吊脚楼上，青年男女行歌坐夜，从而使这个家充满了无限的生机活力。木工师傅将榫卯类比为鸳鸯、类比为夫妻，榫卯是一对有生命的夫妻，他手牵着手，榫卯互抱，阴阳结合，居然会在这里繁衍出新的生命，并将生命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鸳鸯榫、龙舌榫、狗鞭挂是后代新生命延续的象征，也是生命建筑永恒的象征。

篇12

随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转型，人的个体与生命形式成为文学的中心。女性写作以个人化叙事规避大众经验的渗透，将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作为自己写作的中心，将个体生命、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的表现书写得强烈而突出，女性话语与女性叙事再次以新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线。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时期的女性小说在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中，对由集体无意识所形成的精神失语有所突破，愈益显示出女性写作自身的特质。如张洁、张抗抗、张辛欣等女作家的作品中以发自心底的声音打破了女性长久的沉默。当然，这群刚刚经历“”的女性作家，在重构女性生命自觉与诗意表达时仍免不了回顾往事的哀伤与对那段“历史”的冷静反思。对于这群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北美的新移民作家来说，虽没有五六十年代台湾文群浓得化不开的放逐悲情与文化乡愁，却也无法摆脱“”创伤留下的心灵烙印。用汉语书写中国经验，尤其是“记忆”，把想象“”作为小说的叙述策略，在查建英、严力、哈金、严歌苓等人的小说也比较常见。反映了新移民作家作为边缘离散族群的文化想象与身份认同。只是在“”的历史场域里，作家以解构主流历史话语的方式沉思历史，聆听被历史宏大叙事所淹没和忽略的边缘个体的声音。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灰蒙蒙的历史背景中拉到生动的现实舞台。可以说，“”记忆是他们写作的想象资源，中国经验是他们在异质文化生存时的重要文化支撑。如果说生存与生活的困顿、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苦闷造成了前几代移民普遍的心灵挣扎，那么新移民作家群在摆脱了物质生活困难，凭借知识与资源优势进入北美主流社会便显得从容一些。于是，前者的女性小说中饱含着沉重的历史基调与强烈的家国意识，而后者却常常在展开的中国想象与北美经验之间思考边缘者的命运，探讨个体的普遍精神内面和移民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新移民作家群与台湾文群由于各自背负的历史意味与文学命题的不同，在多元变动的双重文化碰撞中便显出了迥然有别的美学风格与诗学内涵。或者可以说，新移民作家群面临的文化与现实语境，使其在文学思考与文化体验中与前代移民文学产生了断裂，并沿着断裂的层面做出有意义的突围与探索。而突围的过程正是作家寻求其身份属性与文化认同的过程。以严歌苓的小说为例，女性想象是其文学创作的中心，尤其是边缘女性群体的生存与情感空间。作为离散移民作家，严歌苓理所当然地把目光放在移民女性的身上。关注双重边缘和双重经验的女性群体，揭示移民女性的生存困境，思考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探讨新移民女性的情感世界，书写女性的个体命运和精神苦难等等，是严歌苓不同时期女性想象的集中关注点。而无论是哪一种语境里的女性关怀，都彰显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和文化思考的自觉。于是，我们读到了旧金山风华绝代的扶桑、悉尼的普通女工小渔，也读到了在三号街卖艺的毛丫、在网络上寂寞挣扎的乔红梅。东方女性的纯真善良、富于忍耐牺牲以及博大的母性胸怀等品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这一系列的女性群像，一方面是华人移民女性的生活写真，同时也寄寓着作者独特的女性表达。在严歌苓的女性谱系中，女性话语开始摆脱宏大历史的包围，而将叙述的焦点对准移民女性的边缘存在、生命意识、欲望情感，直至女性生命经验的底部。现代生命感觉的表达与叙述使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得以突显，显示了作家情感位置的偏移以及对前代移民文学想象范式的有意识的突围。当然，此一时期的美华女性小说在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入历史的空间，于历史与时代命题中寻找女性的自由表达。而事实上她们无法摆脱的依旧是困扰于自身的身份归属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以个人化话语风格展现了崭新的美学品格，表现了对人性世界的观照。在对父权制文化的反抗和对男性话语的逃离中，女性写作以重新阐释和重构想象的方式，力图开辟出女性话语的新空间。残雪的小说以性别特色所赋予的别一种声音，展示自身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刘索拉以女性音乐家的直感性语言传达出生命的渺小与焦灼；王安忆以叙事和反叙事的手段进行着“灵与肉”的解构；徐坤用颠覆性的话语撕裂着启蒙者的神话；陈染、林白的“个人化写作”以坦率的暴露式叙述，激活了女性存在于心底但却从来未说过的话语。这几代女作家以不同的声音和方式表达着“真实的自我”，以自我言说的方式显示出被男权文化排斥与遮蔽的东西，努力通过个人的记忆与回想提供独特的人生意会与感悟，通过自我的生命体验深入到当代女性的生命世界。多元的女性话语表达同样体现于北美华人女性作家近期的小说中。对于美华女性作家而言，新的文化机遇与历史时代的来临也给了她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与创作契机。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从边缘人迈向“国际人”或成为“世界公民”，美华小说已不再局限于华人移民群体的生活空间与情感世界，小说的题材转向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包括不同种族的移民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跨种族的爱情与跨国婚姻、成功的华人白领的情感故事等等。于是，女性话语又以别一种的言说方式呼应了新的时代变奏，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关系，探讨有关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如加拿大作家张翎的“温州”系列小说，把一个个曲折生动的爱情故事沉淀于水色江南之中，把深浅不一的历史记忆织入其绵密细腻的叙述里，在中国与北美的越界体验中书写着多重的回归想象与生命意识；如旅美作家陈谦，在舒缓沉静的节奏中透视硅谷华人白领事业有成之后的情感迷失，以及在爱情与婚姻的纠葛中对个体命运的思索；如旅美作家严歌苓，善于在生活的细微处发掘人的情感内面，有时直接把故事切入中国文化语境书写弱势女性的生命存在。美华女性小说的话语表述正在走向成熟。这无论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变迁、社会转型于移民离散作家的潜移默化，还是北美现实语境与文学命题的变动不居，抑或是美华小说美学品质的自我提升，都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着新移民文学与前代移民文学某种程度的断裂与突围。这是新的美学风格与诗学意蕴的发展历程，同时饱含着美华女性作家在情感场域的来回跨越中对文化身份的不断诉求。

篇13

2012年上半年，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作品《桃姐》一经问世，好评如潮，获奖无数，独领。这部影片最受评论界关注的是那段令人感动的主仆深情，在平淡的讲述中触动着观众最为纯粹的情感神经，为影坛吹来了清新自然的风。但是，在凸显情感主题的背后，影片也流露出导演强烈的、纯粹的生命意识。本文拟借助对电影主题的梳理，探析许鞍华电影作品中生命意识的存在及价值。

所谓生命意识，是生命个体对于自身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体认和感悟。作为一种出于人的本能而又带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人类自省意识，它包括了本体论与人生观两个方面。从本体论层面来讲，体现在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包括与生俱来的想法和欲望，是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从人生观层面来讲，体现在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包括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下自我实现的各种需要，是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探寻。正如宗白华先生指出的：“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来表现生命，而给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1]无论对于文学作品，还是对于电影艺术来讲，生命意识都具有着不可忽视的存在意义与价值。

《桃姐》延续了导演许鞍华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以生活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讲述了发生在Roger（刘德华饰）和仆人桃姐（叶德娴饰）之间的故事。但是，在日常叙事的表层下，掩盖着深层的生命思索。尤其是电影不断浮现出的人生片段，使影片弥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

片段一：桃姐的人生经历。电影一开篇，便是桃姐在菜场买菜、为主人操劳的场景。这是她的仆人角色所限定的。自13岁起，桃姐在梁家做工六十多年，服侍了梁家四代人。这六十年中，桃姐经历了人生的青年、中年、老年，为什么始终是孤身一人？她的人生经历了怎样的变故？作为故事的背景资料，影片并没有明确回答，给观众留下了诸多困惑。无论怎样，在老人院里度完人生的最后历程，虽有Roger的真情陪伴，却也难解人生的孤单与寂寞。在桃姐的身上，难以言说的人生经历引发了观众的生命之思。

片段二：桃姐的生存心态。在和Roger的相处中，桃姐内心的卑微也是人生的一种真实状态。桃姐是个小人物，仆人的身份使她在生活中变得小心翼翼，身上常常透出一丝卑微的心态：Roger在厅中享用美食，而桃姐在厨房里吃剩饭，一个勤勤恳恳、谨守本分的仆人形象跃然而出；当听到Roger称呼自己“干妈”时，她脸上闪过一瞬间的拘谨，继而变成幸福；进入老人院时，她在柜子上抹一把后，嘴角微微一瘪，显示出对污秽的老人院的不习惯，但是在Roger面前却表现得非常坦然和开心。这些细节，都清晰显示平和、乐观的生活心态及其背后那一丝人生的凄凉！

片段三：无数人生的碎片。电影以简洁的语言展示了剧中一些人物的人生点滴。除夕夜，老人院主任回到老人院陪老人们过年，当桃姐问主任家人在哪儿时，她轻叹一声却一言不发，其中定然有故事，但影片也只是点到为止。老人院里那个可爱的坚叔，经常借钱去找洗头妹，不仅为影片沉重的故事基调、阴郁的老人院氛围增添了轻松、幽默的元素，更有着对年华已逝、青春不在的人生喟叹。此外，还有那个身患重病而不得不被家人送进来的年轻女人，那个被儿子所遗弃却始终惦念着儿子的老人……一个个的片段都满含着人生的酸楚，诉说着人世的艰辛与不易！

因此，在《桃姐》这部电影中，导演许鞍华除了情感主题的表达外，还追求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主题表达，即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探寻。

这从影片对桃姐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清晰看出。从人生经历看，桃姐并不荣耀，也不顺利，但是，无论困境还是顺境，桃姐总是能够随遇而安，坦然接受，显示出一种淡然与坚强。Roger跟自己的好友聊天时感慨：没想到，桃姐来到我家已经这么久了。但是桃姐从来不觉得自己为梁家付出了多少，始终以一种平静、谦和的心态对待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尽管年龄大了，但她依然忠实地坚守着仆人的职责。当她病倒以后，不能再为这个家庭做事了，于是坚决地要求进到老人院。尽管对老人院的环境难以接受，但还是安稳地住了下来。Roger每一次来看望，她都是那样的开心，从不要求什么，反而总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就是面对那个多次借钱的坚叔，她也没有丝毫地责怪，反而是一种宽容和仁爱。尤其是影片中她和Roger互称“大帅哥”“大美女”的片段，俏皮的言语，幸福的笑容，更是饱含了对生活的乐观心态！所以，当结尾处展现桃姐逐渐老去的部分，影片的叙事节奏突然加快，且多用远景，少用近景。很明显，导演不想去渲染死亡的悲情，而是通过这种克制、含蓄的镜头语言，展示出一种人生的必然。这种艺术上的升华，留给观众无限的思索空间。在桃姐这一人物身上，凝聚着导演的人生理想，散发着健康自然的人格魅力和浑厚质朴、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正是通过这一人物的塑造，影片传达出了一个极具哲理意味的生命主题：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坦然面对人生的得与失、喜与悲，生命便具有永恒的价值。

回顾许鞍华的自述，可以看到对生命的思考和探寻贯穿了这部电影制作的始终。许鞍华对《桃姐》的剧本一见钟情，其原因是：“因为我也老了。64岁，单身，开始担心孤独，怕老得太潦倒。”[2]可见，剧本吸引导演的原因便是源自对于老年人生活的关注，暗含着对于人生的思考。电影拍完后，许鞍华如此表述自己的内心：“拍完了《桃姐》，我真的泰然了，因为我想明白了，比如金钱、儿女这一类所谓防老的安全措施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即便你有儿女，他们不一定可以照料你，即便你有很多钱，确实可以雇最好的护士来照顾你，但到头这还是雇佣关系，那感受未必就比孤老好，所以潦倒不可避免，是种自然，叶枯叶落，那就不需要担心了。”[2]这段内心自述清晰地显示出电影拍摄的过程其实正是许鞍华对于人生不断思考与体味的过程。由最初内心的焦灼到逐渐平息，伴随着电影拍摄的完成，许鞍华寻找到了人生的答案。著名电影大师伯格曼曾经说：“与其说电影像一个故事，不如说它像一种灵魂的状态，但是它充满了丰富的思想和画面。”[3]《桃姐》通过对于生命的思考，赋予电影作品以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具有成为经典的潜质。

在香港影坛，许鞍华可以算是一个异数。这是因为她作品始终贯穿着对生命的关注，对人性的探寻，对生存的思索，浮现出较为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她看来，人生的痛苦、悲伤、磨难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难以直面的生命旅程。面对这样的人生困境，尤其需要探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许鞍华把对人性理想与救赎的追寻寄托在电影创作中。从早期的《女人四十》，到后来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再到《桃姐》，可以看出其影片中生命意识逐渐浮现并不断深化的过程。

电影《女人四十》中，虽然影片重心尚在对家庭伦理的思考，但是已经体现出了较为丰富的生命意识。作为一部充满人生之痛的电影，主人公胡嫂人到中年，身处困境，仿佛一切都与其为敌：平庸的丈夫，不懂事的孩子，痴呆的公公，职场里的漂亮秘书。这一切使她困惑、无奈、充满挫败感。但她只是在婆婆离世时痛哭一场之后，便选择了坚强地面对，精打细算地生活，尽力照顾好家庭，坚守自己的工作职责，最终赢得了家庭的幸福，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胜利。胡嫂是导演塑造的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面对生活困境，宽容得能够藏污纳垢；即使被践踏侮辱，却不怨天尤人，呈现坚韧、豁达的生命力。她的慈爱包容、柔韧顽强体现出生命原发的本真与天然，散发出理想的人性光芒。

2008年拍出《天水围的日与夜》，摆脱了《女人四十》中尚存的对故事性的追求，将生命探寻的深度更加推进了一步。电影情节主要由贵姐母子碎片般的、零散的生活细节组成。影片展示的生活就是每天上班、下班、做饭、吃饭，如同贵姐餐桌上永远重复着青菜和鸡蛋两样菜一样，显得无比的单调和乏味。但这些平凡卑微的底层市民，却超越现实的困境和艰难，依然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整部影片有一种悲悯的温情，明确地告诉观众：对生活的态度远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影片隐含着一个带有着西绪弗斯悲剧的人生困境：一个生命自诞生那一刻起，就面临着一个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和纷乱芜杂的现实生活构成的成长困境，他必须以一种原初的力量与困境抗争。这种抗争会使生命迸发出悲壮的美丽，生命的意义正在于这一不断抗争的过程。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贵姐以坦然的态度、乐观的精神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进行了一种无语的抗争。这就是其人生的意义。许鞍华以影视的方式，对生命的悲剧精神进行审美观照，体现出对生命的一种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从《天水围的日与夜》至《桃姐》，许鞍华对生命主题的探寻更加专注。“《天水围的日与夜》对我而言，确实是一种尝试，试着把感情放得更加单纯、专注来面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事物。我想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我发现，这好像真是自己所擅长的，《桃姐》不过就是想继续走走看而已。”[2]《桃姐》延续了《天水围的日与夜》的探索道路，但是更加“单纯”“专注”。因为这一影片除了桃姐的人生经历外，还涵盖了太多意味丰富的人生片段，引导观众去思索、去领悟。老人院中一位老者去世后，她的女儿站在画面中间号啕大哭。但在画面的左侧，几位老人照常下着象棋、嗑着瓜子。这样的景象不能解读成人心冷漠，而是正如片中神父所言：“生有时，死有时。”影片中对待生死的坦然与笃定，使观众在看到桃姐的死去后并不会心生恐惧，反而感到豁然开朗。因此，影片的重心其实在于传达对生命的淡然态度。影片的英文名为“A Simply Life”，“Simply”这个词的意味正在于此。

“人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卡西尔有一个间接性的答案：“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4]对生命持之以恒的关注和审视，使得许鞍华在众多导演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成为香港电影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艺术学（演讲）[A].宗白华全集（第1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560.

[2] 李东然.《桃姐》，更专注，更单纯[J].三联生活周刊，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