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最新动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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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参照

由于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监管合作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所出台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在国际社会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原则和监管规则都得到了不少国家的立法和监管当局的认可和采纳。事实上，我国金融监管的诸多制度的形成也逐渐接受巴塞尔委员会文件的影响，这种接纳具有国际影响的监管制度，是我国监管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监管法制的创制者必须重视对这些重要监管文件的学习和研究，并积极、大胆地借鉴。

监管技术与方法的国际化是有效监管法制生成的关键所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多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更为艰巨，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而滋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鉴于此，监管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审核、报送稽核等方法的运用，但是，对于现场稽核或利用外部审计、并表监管、市场退出的监管、信息披露、紧急处理措施等方法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法规对于这些方法的具体运作都缺乏明确的要求。而美国、新加坡等国的法律不仅赋权监管当局以不需预先通知的核查权，而且对金融机构的财产、资料等有高度的临时控制权。紧急处理措施在我国立法中除有接管制度外，并无其他临时性的紧急处理措施———诸如最后贷款人手段、限制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的权利行使等。利用外部审计、市场退出监管等方法也还是具有缺陷或疏漏，不便于具体操作。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不仅必须注意金融监管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动态，而且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以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效率。

监管理念的国际化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我国金融市场正由封闭向半封闭及开放型金融市场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的金融市场已无法孤立起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浪潮势必借助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将中国金融市场卷入其中。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针对政府控制下的封闭型金融市场而构筑，监管视野局限于国内，因此监管法制要适应国际化发展潮流，首先监管法制的重要创制者－－监管当局要在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上确立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监管理念，即一切监管必须不仅基于国内金融风险，而且要针对全球性的金融风险。监管当局要注意研究国际化金融市场的特点和运作规律，探求针对金融业务国际化、机构国际化、金融风险国际化的监管手段、方法，学习发达市场国家的相关经验，以弥补传统金融监管只重宏观金融管理而无视开放式金融管理的不足。金融监管当局要在组织机构和人员设置上为监管视野放眼全球创造条件，即应安排专门化的人员和机构来负责国际化监管问题。

积极参与监管国际合作是推进监管制度国际化的重要动力

当今金融监管国际化潮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双边合作、局部区域合作和全球性合作的多层次上。区域性合作和全球性合作的影响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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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金融监管国际化的重要性

1．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参照。国际惯例是在长期的国际金融活动中形成或者由国际官方或民间组织制定的一般规则，只有对明确表示接受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监管合作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所出台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在国际社会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原则和监管规则都得到了不少国家监管当局的认可和采纳。我国金融监管的诸多制度的形成也逐渐接受了巴塞尔委员会文件的影响，这种接纳具有国际影响的监管制度是我国监管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2．监管理念的国际化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的金融市场已无法孤立起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浪潮势必借助于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将我国金融市场卷入其中。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今世界规范国际经济贸易的最大多边经济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领域和内容涵盖非常广泛，当然也涉及国际金融业的各个方面。这些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规范，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法律基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金融业也就承认了并要遵循这些规则。因此，我国监管法制要适应国际化发展潮流，金融监管当局必须要在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上确立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监管理念，探求针对金融业务国际化、机构国际化、金融风险国际化的监管手段、方法，改变传统金融监管只重宏观金融管理而无视开放式金融管理的理念。

3．监管技术与方法的国际化是有效监管法制生成的关键所在，大胆借鉴外国经验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捷径。首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多样。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而滋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鉴于此，监管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审核、报送稽核等方法的运用。但对于现场稽核或利用外部审计、并表监管、市场退出的监管、信息披露、紧急处理措施等方法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法规对于这些方法的具体运作都缺乏明确的要求。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以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效率。其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实力雄厚，业务创新不断，加大了监管工作的难度。监管制度是监管主体运作各种监管行为的法律依据，而我国现有的监管制度存在滞后的问题，而且疏漏不少。因此，借鉴国外金融监管法制的经验极为必要。监管当局应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保持立法的前瞻性；还应借助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力量来推动对外国先进法制的研究和学习；更应大胆借鉴外国监管立法的成功经验，在制度选择上要适当超前。

4．积极参与监管国际合作是推动监管制度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当今金融监管国际化潮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双边合作、局部区域合作和全球性合作的多层次上。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有如下积极意义：一是可以把握当今金融监管法制技术的发展最新动态；二是可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并有助于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三是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国际化的积极发展，在国际合作中通过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动力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以适应金融监管新形势的需要。

二、我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的构想

1．逐步清理、修订、废止与国际惯例相悖的金融法律、法规文件，加快对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与标准的学习和人才培训，提高我国加入WT0的适应能力。中国入世后，金融服务市场的扩大和全方位国际竞争已经开始，根据我国政府承诺的开放顺序，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经营性机构将依次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逐步向内地扩散，经营范围也将扩大至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此时，竞争的需要呼唤着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改革。所以，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改革必须适应这种发展形势，从立、改、废、创新四个层面同时展开。因此，金融监管部门首先应迅速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进行清理，按照法制统一和公开透明的原则，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规定，该修订的修订，该废止的废止，使我国的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手段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另外，就是要培养人才，提高金融监管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是《WTO协定》，1997年底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并于1999年初签署生效。我国加入WTO，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信息市场将面向世界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工作者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监管干部必须全面掌握这一协定的内涵，掌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分期分批对广大监管干部进行培训，做到熟悉规则并能熟练地运用规则。要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深厚的金融知识并能掌握国际通用规则的综合性人才和专门人才。

2．把住市场准入关，优化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防止“先天性缺陷”问题。首先，明确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科学制订各类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这有利于形成合理的金融布局和适度竞争；有利于金融机构发挥专业优势，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确定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特征和监管重点，合理分配监管资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平。其次，市场准入是金融监管的首要环节，把好市场准入关是保障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和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基础。撒准高质量的金融机构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进入金融市场，并根据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审慎性标准来审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可以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扩大经营规模而发生恶性竞争，防范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第三，金融机构是否能稳健、安全经营，关键在于其自身能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目前，国际上监管当局非常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就是说，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自身管理来实现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建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金融监管当局就应当介入，并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展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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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证统一的分业监管体制 

瑞士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瑞士银行和证券由瑞士联邦银行业委员会（以下简称fbc）统一监管，瑞士私营保险业由瑞士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督局（以下简称fopi）监管的分业监管体制。其中fbc又实行两级监管体系，既监管活动在fbc与授权的外部审计公司之间的监管职责的分工。 

在瑞士，除了最主要的fbc和fopi（这两个机构目前监管着大约330家银行和200多家保险公司），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还由很多监管机构承担。 

（一）监管机构框架 

1．联邦银行委员会（fbc）。（1）组织结构：fbc由7至11名成员组成，由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fbc在行政上隶属于瑞士联邦财政部（以下简称fdf），但独立于联邦委员会的指示。fbc基于其独立性对金融部门的各个部分的监管拥有绝对权威。（2）监管活动：瑞士的银证监管是采取两级监管体系，银证监管是基于作为国家监督机关的fbc和一些得到授权的审计公司之间的任务分工。在这两层监管体系下，fbc委托授权的审计公司进行现场审查，而自己保留负责全面监督和执法措施的权利。fbc 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进行直接现场确认审查。由于大银行集团在瑞士金融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fbc需要自己亲自对瑞士两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和瑞士信贷银行（cs）实施直接监管。同时，为确保监管体系的活力， fbc对授权的审计公司开展质量控制和检查，有时 fbc会直接监察审计公司对银行或证券交易商的审计程序。（3）运行费用：为了维持运作，fbc每年向受其监管的机构征收监管费。监管费的多少是比照fbc上一年度的支出来征收的。因此，监督机构的活动经费是独立于邦联的财务预算的，同时也不用纳税人承担。 

2．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管局（fopi）。fopi受联邦委员会委托对瑞士私营保险业：寿险、意外险、损害保险和再保险进行监管。它的主要权限有给保险公司颁发经营许可；对人寿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审批；审查保险公司递交的年报；为保险业起草有关 法律 文件；代表瑞士保险业签订国际协定等。此外，作为对联邦社会保险局（fsio）监管的补充，fopi开始监管可以接受的健康保险。从2006年初开始，保险中介机构也纳入fopi的监管范围。 

fopi实施监管的费用由被监管的保险公司承担，该办公室每年发票的税收额就可以完全涵盖监管当局购置的保险设施所带来的成本。 

3．反洗钱控制局（aml-ca）。aml-ca行政上附属于ffa组织，aml-ca有四个部门：自律监管组织（self-regulating organizations sros）部门，直属金融中介（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directly subordinated dsfis）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审查部门。审查部门协助其他三个部门完成工作设在联邦财政部财政事务管理局，负责直接或通过行业自我监督组织监管所有其它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个人。另外根据fatf的要求成立了洗钱报告处（mros），隶属于联邦司法部，负责报告洗钱嫌疑问题，也是瑞士的情报中心。 

4．瑞士国家银行（snb）。snb在他的职责范围里，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snb必须按照宪法和章程的规定以国家利益为首位，其首要目标是确保物价稳定，同时考虑 经济 发展 。 

（二）监管规则体系 

瑞士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利有法律保证，同时必须严格遵从法律规定。监管当局实施监管，对金融问题进行裁决必须有法律依据，严格依法执行监管行为，从法律上保障了监管权威性。 

在瑞士，金融部门是多层次的，反映在金融监管规则上也是如此。瑞士联邦行政局有权参与联邦立法，除了宪法、联邦法以及联邦条例以外，监管规则架构里还包括监管当局的通告和通知。规则架构的完整性还包括指示：指示自律规则在监管范围不同程度的执行。这些指示部分是基于法律的授权委托（如股票交易的自律规则就是基于联邦股票和证券交易法），另一部分是通过达到监管机构授权的准标准化条件作为最低标准（如sfbc的某些通告）。自律规则比较贴近市场，在瑞士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有许多与金融监管规则相关的双边以及多边协议，如与欧盟、wto/gats的双边协议。 

二、监管体制特点 

（一）监管主体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1．金融监管当局拥有高度独立性是国家金融体制健全的表现之一，瑞士金融监管拥有的高度独立性主要表现在行政独立和财政独立上。（1）行政独立。在瑞士担负银行监管职能并不是国家的中央银行，而是银行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的七名成员由瑞士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七名成员除主席外，其余均为兼职成员。由于银行委员会的特殊性质，银行委员会成员不能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任职，其现任成员多为瑞士著名金融专家和经济学者，每月定期举行会晤，研究谈论金融监管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每年向联邦委员会提交本年度工作报告。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虽然由联邦政府任命，但联邦政府却对银行委员会没有指示权，无权插手银行委员会的监管工作和内部事务，亦无权过问银行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这种高度的自主性无疑成为银行委员会有效、充分地行使监管职能的前提。（2）财政独立。瑞士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费用不是来自联邦财政部的统一配置，而是向被监管机构收取费用来弥补监管成本，维持机构运行。并且监管当局独立编制本机构的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支出，这样监管当局通过财政独立而拥有充分的监管行使职能。

2．瑞士银行委员会拥有绝对金融监管权威。fbc每年向银行公告，对银行、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的有关法律条具体阐述和解释；银行委员会有权在联邦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起草、制定涉及金融监管的具体实施细则和规定，经联邦委员会批准即生效执行；在监管工作中，如果遇到难以参照现有法律条款解决的问题，或根据新的国际条约必须对瑞士现行的部分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和调整，即由银行委员会牵头，会同国家银行、瑞士银行家协会等机构，共同组成专家工作组，制定出相应的补充管理规定或法律条款修订草案，送交联邦委员会审批。 fbc有权根据法律获得全面的信息，即使是银行保密法也不能例外，但是审计公司例外，因为其信息来源需要多方面的审批，通知规定，通讯及其他机关的报告，客户或第三方、以及媒体报导等。除审计机构必须向银行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外，各银行对银行委员会有诸多的报批义务和申报义务；各银行在一个营业年度结束的60天内必须汇总所有核心数据，直接提交银行委员会，以便银行委员会及时掌握银行业最新动态，尽早察觉薄弱环节。在银行违反银行法规以及出现其它弊端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采取措施，以维护金融秩序并消除弊端。措施的严厉程度视违规情节轻重而逐步升级，例如：指出银行的违规行为并予以警示性告诫；责令银行重新制作年度财务报告；指示银行进行机构变动，乃至明令将某人开除出银行董事会或业务领导层等。在债权人的债券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将审计公司人员派到该银行作为观察员，对该银行业务进行深入监督，这种监督对银行的业务有时会构成直接干预。银行出现违法行为时，银行委员会将报告给联邦财政部，由财政部对银行进行跟踪调查。在银行已不能再履行其基本义务，或对法律构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将撤销其营业许可，任命清查人员对该银行进行强制性的停业清查。银行委员会必须本着公平、适度、诚信的原则采取上述措施。银行若对银行委员会的决定持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法庭上诉，但联邦法庭一般都赋予银行委员会极大的权衡及操作空间，而且通常留置对专业问题的评判。

（二）重监管人员的高素质培养 

瑞士监管当局一直注重人才的培养，每年投入大笔资金用于行业培训，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员。不但如此，它们还从国外招纳大量人材，以弥补本国市场上人力资源短缺的弱点。瑞士监管机构的就业人员一向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而著称，成为了瑞士监管机构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大法宝。同时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提升了监管当局的权威性以及监管能力。 

（三）监管 法律 体系完整，提供有力的法制基础和保障 

瑞士的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法律领域上，同时也表现在法律结构上。 

1．瑞士目前的法律体系涉及瑞士现行的各个 金融 监管领域：银行，证券，投资，私营保险等，瑞士于1934年公布了《银行法》，按规定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瑞士银行是否依法从业。随着金融业的 发展 和银行经营范围的逐渐扩展，瑞士又相继颁布了《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以及《银行和储蓄银行规则》、《外国银行管理规则》、《投资基金规则》、《交易所和证券交易规则》和《洗钱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瑞士监管当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所拥有的权限和各被监管机构必须履行的接受监管的各项义务，在各个金融领域使得金融监管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2．瑞士金融监管当局行使监管职能有不同层次的法律保障，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宪法、联邦立法的保障，如瑞士七大法律如《银行法》、《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投资基金法》、《保险监管法》、《洗钱法》，这样就从高层次上保证了监管的权威性。同时还有各种细则性法规，如《银行自有资本条例》、《银行流动资本条例》等又为监管当局的监管提供精确的法律尺度，保证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瑞士的分业监管以及两级监管体系形成了一套对个人、 企业 和金融机构的立体监管制度，同时打击黑钱和各种恐怖融资活动。此外，加上监管主体的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保障使得瑞士的金融部门非常发达，保持了瑞士作为国际著名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提供的数字，瑞士的金融业掌管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私人境外资产，几家著名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世界同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虽然瑞士的监管体系对瑞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监管政策背景的改变以及国内金融的动态发展，瑞士现行的监管体制逐渐暴露出了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有些监管规则的适用非常良好，但是缺乏法律基础，如审计公司的审计程序，以及洗钱报告处的信息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减弱了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其次是随着 经济 的发展，各种新兴实体和集团实体的出现，比如银保集团等，在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对该类新兴实体和集团就存在着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问题；再者，与国际监管规则相比，现行的监管手段单一，效率不高，不适应防范金融发展带来的新风险防范的需要；监管主体在监管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以及对被监管机构的不公平对待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所降低，同时瑞士为了稳定其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的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同时瑞士金融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各种新兴集团实体出现，创新的节奏加快，跨境资金流动加速，国际金融业务竞争压力增强，以及应国际协定和监督标准要求等。为了稳定瑞士的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政策。 

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对金融市场极其重要，它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增加国内外公众信心。假如没有合适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瑞士的金融中介机构就无法在国际规范的环境中运作，那么瑞士的金融中心就无法生存。因此针对动态环境，不断优化监管架构是不容置疑的。这个结果使得监管当局不仅具有额外义务，而且必须改善和简化现有的监管框架。 

篇4

流动性覆盖比率（LCR）是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之比。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是可用的稳定资金与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之比。LCR指标引导商业银行增加高流动性资产比重，同时鼓励吸收稳定、期限更长的存款。LCR和NSFR指标限制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同业批发融资渠道，并鼓励更精确地评估其表内和表外的流动性风险。

现阶段全球普遍进入巴Ⅲ流动性监管意见征求阶段，但进度不一。其中，加拿大、欧盟地区、澳大利亚和秘鲁已经基本明确流动性监管指标实施时间表和监管要求。但整体来看，相当一部分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对巴Ⅲ新流动性监管标准尚处研究中，尚未最终版的监管规定。2013年7月以来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国也分别了最新征求意见稿（见表1）。

各国对巴Ⅲ流动性监管指标有所调整。从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推行巴Ⅲ流动性监管指标LCR和NSFR适用范围来看，一些国家制定的监管要求与巴塞尔委员会建议保持一致，如日本暂不将外资银行分行纳入监管。一些国家调整了监管适用范围，如中国香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将外资银行的分行和子行均纳入监管。从监管指标的严格程度来看，大部分国家的监管要求与巴Ⅲ要求一致，但俄罗斯和英国现有的流动性监管已经严于巴Ⅲ，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将实施以巴Ⅲ为基础、要求更为严格的“升级版”巴Ⅲ（见表2）。

中国《流动性办法》略严于巴Ⅲ

中国银监会已就《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中国银监会跟踪与借鉴巴Ⅲ流动性标准，两次修订《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内含巴Ⅲ中的LCR和NSFR监管指标，并于2011年10月和2013年10月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银监会推进巴Ⅲ流动性新监管节奏较快。

中国《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的LCR对优质资产的要求严格于巴Ⅲ。《流动性办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巴Ⅲ流动性标准允许各国自主决定增加2B资产，包括信用评级为BBB-至A+的公司债券、满足特定条件的股票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目前我国法律禁止商业银行在境内投资股票，国内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品种少、规模小、交易不活跃，尚不满足巴Ⅲ流动性标准所规定的“存在规模大、具有市场深度、交易活跃且集中度低的市场”条件，我国银行业在境外持有的股票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数量也很有限。因此，《流动性办法》只增加了BBB-至A+的公司债券作为2B资产，未纳入股票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中国《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的LCR暂不适用于外资银行分行及资产规模小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和农商行。与多数境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监管相比，我国LCR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监管要求要相对宽松。同时，据了解，境外各地的LCR监管要求中未将人民币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纳入一级高流动性资产（如中国香港只认可离岸市场人民币国债，不认可境内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国债）。

中资跨国银行经营成本和流动性管理成本加大。结合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的以及全球其他各国流动性监管最新动态来看，全球范围内实施LCR流动性监管标准将对中国跨国银行的外汇流动性管理和境外机构业务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外汇资产负债业务结构面临调整压力，经营成本和流动性管理成本也将增加。

LCR标准的实施将增加银行的外汇业务的机会成本和资金成本。LCR监管标准的实施需要提高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业务定价过程中需准确估计相应的流动性成本，冲击了传统的资金成本加点的定价方式。LCR标准的实施鼓励商业银行吸收长期存款、限制中长期项目以及提升业务管理的精细化程度等导向将直接导致商业银行经营的机会成本和资金成本上升。

LCR标准的实施将冲击银行现有的外汇业务模式。从LCR监管要求来看，外汇资产负债业务现有结构将面临较大调整，特别是中资跨国银行一些境外机构借短贷长的业务模式难以持续，需加大吸收稳定、长期限存款的力度，降低对同业资金的依赖；同时对中长期项目予以适当控制。

对中资跨国银行应对流动性监管的建议

全球范围实施LCR等巴Ⅲ监管标准将对中国跨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负债业务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是也提供了一个经营转型的契机，助推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进程。LCR等监管标准的实施促进银行更加关注稳定的客户存款，降低对同业融资的依赖，提高流动性的稳健性。同时，LCR等监管标准督促中国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加大本地化经营和加强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管理，实现业务扩张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发展。

加强与监管沟通，合理表达诉求。若中国实施流动性新监管标准进程过快、设定的监管指标值过高，则可能削弱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资跨国商业银行应加强与银监会沟通汇报，建议银监会在广泛了解各国监管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稳妥推进我国流动性风险监管，合理设计实施时间表和要求，不宜过早或过严实施，在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此外，由于全球大部分国家扩大了流动性监管的适用范围，银监会应参考其他国家监管安排，对外资银行在华机构保留一定的监管灵活性，从而可适时采取对等的流动性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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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银行保险在寿险公司已经成为与个险营销和团体业务并列的第三大业务支柱。各家寿险公司先后成立银行保险部，在人员、经费和技术等各方面对银行保险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可以说，正是由于银保合作的优异表现，我国保险业才能在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保费收入基数已逐渐增大的基础上仍能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由于银行保险业发展的时间短、速度快，快速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银保合作的发展就很难持久和深入，其对保险业发展的贡献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笔者对此做了深入的市场调查后，对监管方式进行了思考，期待通过监管理念的转变、监管方式的创新，对日新月异市场变化实施创造性监管，迎来银保合作的新发展。

据调查，目前我国银行保险业发展得还比较初级，也十分简单。从形式上看，银保业务就是通过银行柜台进行销售以保险公司名义开发的产品，银行按照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从产品上看一般为5年、10年期的分红两全保险，属于储蓄替代型产品。这种产品显现出的现实意义：一是保险公司找到了一条贴近客户并具有良好信誉的销售渠道，二是银行丰富了产品种类，能够给客户提供全面、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同时也增加了中间业务收入。尽管银保业务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在银保业务监管方面，存在薄弱化问题。对于银行保险业务，国内尚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使得手续费掌握标准不一、银行信誉风险等问题日益凸显。在双方价值体现方面，银保业务盈利状况不佳，过度竞争引发高成本投入。

最重要的一点是银保间合作关系不紧密，银行、保险公司的合作关系还处于卖保单、拿手续费的阶段。银行没有将保险列入主营业务，管理层级较低。双方各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合作出现“脱节”，利益共享很难实现。

实施创造性监管，促进银行保险的长期健康发展，首先就要对现有的市场进行规范，为下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针对误导现象必须坚决打击，并进一步规范销售行为。误导行为从短期看来会损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从长期看会危及银行和保险行业的信用，不利于银行保险的长期健康发展。银行保险的风险初现端倪，已经引起监管当局的高度关注。要求保险公司与银行加强信息沟通和合作，加强人身保险产品的宣传和信息披露管理，客观公正地宣传银行人身保险产品。

监管机构可以采取有利银保业务发展的助推措施，比如定期公布全国银行保险市场的总量数据，或定期组织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监管部门的业务会晤，以便同业相互了解市场动向，掌握监管部门的政策取向。

加强研究学习。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论银行还是保险公司都必须加强对银保合作重要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和营销策略，同时密切关注西方发达国家混业经营、银保合作的最新动态，认真研究、总结相关的经验与教训，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发展中国银保合作必须推进法制建设，健全金融监管，加强研究学习，实施产品创新，完善信息交流，并不断探索新的监管模式。

令人欣喜的是，监管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关方面负责人明确表示，银保合作目前在我国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了，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去规范它的问题。应该说，这个客观存在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它，不去正视它，将不利于中国金融业今后的发展。

银保合作是保险业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坚持银保合作就必须改进当前的监管方式，也可以让监管派出机构摆脱不必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避免大量日常性无效劳动，而集中精力于市场行为监管，提高其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利于解决银行保险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促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不同的金融行业，往往对应着不同的监管部门，有着各自的监管目的、标准、手段与方法。银行、保险虽然都属于风险管理业，但由于各自核心业务的不同，各自的监管资本要求、风险甄别方式、风险管理手段等是有所不同的。分业监管框架下，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比较高，往往难以统一协调行动。在信息交换和沟通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监管当局监管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往往会产生监管盲区，难以在整体上及时、科学地认识银保综合化经营的风险，难以及时、果断地实施监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