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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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维持治疗的患者现在一般是社会的底层,文化素质一般为初中,与家人之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这些患者心理方面也都存在问题。主要有:
1 仇视社会
现阶段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以下简称:美沙酮门诊)的患者一般于1990年后开始吸毒的,在那个年代他们均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只是因为一时的好奇、空虚、无聊染上了毒瘾,导致现在倾家荡产、穷困潦倒,他们从来没有从自身找过原因,将一切责任推向了社会。"如果没有我也不会成这样"。
2 焦虑、抑郁、自卑
2.1海洛因成瘾者由于吸食后无法戒断,正常的生活规律已经严重破坏,每天为而奔波,对周围的人和事漠不关心,再加上吸毒行为是违法行为,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参加美沙酮治疗后也无法立即摆脱对其自身的困扰,就产生了焦虑情绪。
2.2 海洛因成瘾者85%以上为静脉注射,90%以上为丙肝抗体阳性,由于家庭成员缺乏相关知识,对患者避而远之,就导致了患者的自卑。
2.3患者参加治疗康复后普遍存在想就业而无就业途径,有的没有经济来源,有的患者家庭有多人吸毒,无法支持长期的维持治疗费用,对患者均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由于没有工作,长期吸毒导致生活懒惰,有的患者人格缺陷,没有愉、充实感,自卑、自责。
3 急躁
3.1随着生物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吸毒已被证明是一种极易复发的慢性脑部疾病。对吸毒者的治疗是长期的和困难的,并常常会出现反复。他们的防御系统薄弱,应对挫折的能力很差,缺乏承受环境压力的能力,遇到事情就会急躁,发脾气。
3.2患者对美沙酮维持治疗缺乏认识,错误地认为美沙酮治疗是一种根治疗法,并且无法保证服用美沙酮药物的持续性,刚接受治疗就急着戒断美沙酮。
4 烦不了
患者因为反复戒毒、吸毒,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产生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理,稍有不顺就激动,认为"我是吸毒的,我有病,连公安都管不了我,对我没辙,你能把我咋样"。
5 对策
5.1指导患者合理服用美沙酮药物:在患者患者入组前应明确告知,药物维持治疗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它不是用来戒毒的而是维持治疗,服用后不会因为海洛因的戒断而产生身体上的不适。开始使用美沙酮药物并逐渐调整至稳定状态通常需要15~30d,首次服药剂量根据患者吸食海洛因的剂量来定,一般小于40mg,以后根据患者的海洛因成瘾的戒断症状或患者自身感觉决定是否加量5~10mg/次,直到患者的戒断症状得到控制,自身感觉舒适为止。
5.2通过宣传册、宣传栏等告知患者药物维持治疗的相关知识和的危害,宣传安全服药意识,提醒患者在治疗期间谨慎服药,禁止饮酒、吸毒等行为,降低治疗风险。
5.3采用患者能够接受的沟通方式,了解其抑郁、自卑的原因,通过行为干预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增强患者对的抗拒心理,逐步引导患者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5.4为患者极其家庭成员进行健康宣教,告知丙型肝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经血液、体液、母婴垂直传播,切断传播途径是关键。指导患者和家属在日常生活中消毒隔离的方法,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特别是不能与他人或自己共用针具。并且美沙酮门诊每年为患者免费进行一次血液检查,主要检查项目为艾滋病病毒抗体、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和肝功能,帮助患者和家属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5.5门诊通过各种方式为患者家属普及美沙酮维持治疗相关知识,让他们对患者有更近一步的了解,帮助患者与家属进行沟通,使其家庭关系得以改善,让患者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家属也可以起到一个支持和督促患者服用美沙酮的作用,防止其偷吸,提高治疗的依从性。
关键词 :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个案;特点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2014年社区教育重点项目“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项目编号:2014SQJY04)
作者简介:杜君英,上海行健职业学院闸北区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市民学习指导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教育、成人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4-0073-04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办学模式
当前学术界关于“办学模式”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张春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将办学模式看成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教育活动是有规范化意义的,能使教育活动中各要素的配置最优化的一种结构体系或程式。可以从广义上和狭义上理解办学模式,前者着眼于国家和地区,后者聚焦于某所学校。并且,提出办学模式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示范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1]郭景扬教授认为,办学模式的内涵是指学校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管理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的教育管理实践抽象概括而成的,为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的,有效的富有个性特色的学校管理的艺术结构及其操作程序。[2]各位学者由于研究立场、视角的差异,致使该概念存在理解差异,要彻底明辨该概念需要运用分析综合的研究方法。
“办学模式”从字面上可拆分为“办学”和“模式”两个词语。“办学”一词在《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创设、兴办、管理学校,可知“办学”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1)创办过程,即从无到有的新建过程;(2)经办过程,即从有到优的科学管理与良性运作的过程。办学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综合系统,包括经费筹措、师资选聘、考试招生、教学科研、后勤保障和就业指导等多方面内容。“模式”一词在我国是由著名社会学家最先提出的。1984年,他在考察苏南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后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1986年,在考察温州后,进一步明确提出:模式就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2]赵庆典认为,“模式”一般应具备三个要素,即事物(或客体)的规范或标准、事物现象(包括思维现象)的抽象、人们可以学以致用(包括研究所用)。[3]饶坤罗认为,“模式”就其外延来讲,就是指有特色的发展路子或发展范式;就其内涵而言,应是理论化、标准化、定型化的型式及其内在运作机制。[2]
依据上述分析,综合各家观点,可将“办学模式”界定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以一定的办学理念为指导思想,为实现预定的办学目标,对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供借鉴的规范化特色化的发展样式。
(二)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社区化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职业院校能够以社会化开放化作为指导性的办学理念,为实现民富区强的办学目标,将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形态与运行机制进行抽象概括而形成的规范化特色化的职业教育发展样式。
二、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个案研究——以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为例
(一)办学路径
一个学校的发展路径就是一个学校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道路,这条路径由一些关键事件连接。研究一个学校的发展路径有助于从历史中找出学校办学的机制构成,把握学校未来发展方向。
1.初成阶段。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前身是上海市闸北区业余大学,作为地区性的成人高校,只有服务社区依靠社区,才能生存发展。为适应这种趋势,学校在1992年就成立了社区教育工作机构,当时称为“区服务办公室”,负责沟通协调,开展为社区服务工作,参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2000年,学校转型为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后,重心偏向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但是,学院领导仍然清醒地认为,学院既是高等职业学校,又是所在地区的社区学院,不应该游离于社区的文化孤岛,而应主动与社区架设桥梁,致力于社区问题的解决。
2.核心发展阶段。学院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体,同时,附设成人高等教育中心、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上海电视大学闸北分校。2002年,学院与闸北区社区紧密关联起来,专门成立了为社区服务的部门——闸北区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和市民学习指导中心(简称“两中心”)。该部门作为学院下属部门之一,服从学院和闸北区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办公室的双重领导,主要职责为:(1)承担沟通学院内部与外部,为区提供社区教育指导与服务的职责,承担社区教育理论研究,为闸北区提供政府决策咨询;(2)承担全区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3)指导服务闸北区社区学校内涵建设;(4)作为全区社区教育信息资源库,即代表学院发挥社区教育龙头作用,发挥社区教育研究站、指导站、信息站、服务站等功能。2005年12月,学院召开以“社区发展与高职教育”为题的学生专题研讨会。“两中心”在学院领导下,为社区教育工作的探索研究、信息沟通、教育培训和指导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3.全面发展阶段。学院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注重辐射周边服务社区,结合社区特色,使得其在上海市乃至全国的社区教育服务方面表现突出。2008年,闸北区被评为全国首批社区教育示范区。可以说,学院在服务社区的理念及实践上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学生积极参加特奥会、世博会志愿者,学院团委组织敬老爱老、学雷锋活动,维护和促进区域发展。这一阶段,学院实现了从单一的场地开放到办班开课,从孤立服务到与社会公益机构、基层政府等合作的完美过度。2014年,学院在院内成立闸北区社区教育工作委员会,旨在整合学院各系部优势力量集中为区服务。学院在各个方面尽高职所有、为社区所需,学院服务社区,也从社区吸纳一定数量的学生、教职员工,共同为学校的发展提供熟悉本土环境的资源,在发展社区的同时,也全面发展了学院。
(二)办学经验
1.开放资源为社区提供服务。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成立之后,并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孤立于闸北区的职业教育学校,而是找准自身定位,明确认识到学院位于闸北区,是闸北社区的一部分。多年来,学院不只做好围墙内的教学科研工作,还开放资源为社区居民服务。学院有一个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练舞蹈用的舞蹈房,这个舞蹈房在学生不上课的时候,开放给居民学习舞蹈使用。学校还安排许多实验室、机房,空闲的时候安排社区的小朋友们参观学习,让他们提前对做实验有个初步认识,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学院充分调动高职师生资源,为社区居民开设钢琴班、摄影摄像班,素质拓展班,吸引周边居民参加学习,并与阳光之家、居委会联动组织开展居民学习活动,开发了居民学习指南。这样既增加了资源利用率,方便了社区居民学习,而且,密切了学校与社区的联系,有利于提高学校知名度,为学校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平台。
2.结合专业特色举办特色活动。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有学前教育、信息技术与机电工程、经济管理、商务外语系、应用艺术系5个系20多个专业。在为社区服务中,各专业结合本专业特点,利用本专业人力、物力等资源,创造性地举办一系列活动,不仅服务了社区,也使学生得到了实践训练。2008年,在学院、系以及彭浦镇等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学前教育系慕心社与闸北区小海豚早教中心结成服务对子,协助该早教中心的工作人员对0-3岁儿童及其家长开展早教活动。募心社成员在校内完成培训后进入志愿者岗位。随着小海豚服务基地的建立,学前教育系募心社的校外服务基地数已达多所。通过在普陀区悦苗寄养园和彭浦镇阳光之家中开展的服务活动,学前教育系已积累了一定的操作经验。而参加社会服务,不仅为学前系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也为今后就业打下扎实的基础。2011年,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在闸北区大宁剧院隆重开幕。学院礼仪社的25名同学在老师带领下,担任此次活动的礼仪接待服务。其中11名同学参加了会所晚宴礼仪接待,另14名同学担任主会场的贵宾引导、嘉宾入席引导等礼仪活动。这样的礼仪服务活动,不仅为办在社区的大型活动提供了帮助支持,也使职校的学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3.从实际需求出发为社区服务。学院由“两中心”牵头,发挥社区学院在教育教学中的龙头作用,组织社区学校、社区居民开展各类教育教学活动,取得积极效果。组织全区8街1镇社区学校探索特色课程建设。在对闸北区人文风俗、居民学习需求等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围绕“社区学校班级——社区居民学习团队”互动模式的研讨、座谈会,指导社区学校建设社区教育特色课程,开发社区教育资源,提升社区教育教学质量,促进社区学校内涵建设,进而满足居民丰富多元的终身学习需求。学院高职大学生通过社团、社会实践从社区的实际需求从发,设计服务项目,为区域居民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三)办学模式
办学模式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以一定的办学理念为指导思想,为实现预定的办学目标,在对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供借鉴的规范化特色化的发展样式。
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一种社校联合、整合资源、服务社区的办学模式。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作为一所区域高职院校,突出的特征是它的社区化。主要表现在建在社区、脱胎于社区成人教育、服务社区、依靠社区、与社区环境融为一体。从学院的办学路径和办学经验可以清晰看出,上海行健职业学院采取社区化办学模式,从其结构形态上有“两中心”这样专门为社区服务的部门,在学院的课程设置、实践活动中,紧密与社区相关联。高职院校与普通院校相比,社会服务的职能更加突出,意义更为重要。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校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学院走社区化高职院校办学模式,充分发挥各专业的人才、技术和资源优势,发挥高职院校在社会工作专业化方面的作用,为社区提供青少年校外教育服务、居民基本学习服务、再就业实用技能培训、就业指导与创业指导等。
一直以来,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把高职教育与服务社区结合起来,把学生的理论培养与社区实践锻炼结合起来,把学院资源开发与社区资源利用结合起来,使社区化办学模式在多方共赢的状态下日趋完善。
三、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特点分析
(一)办学理念与目标
1.社会化、开放化的办学理念。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区域性、开放性特征,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应该秉承“立足社区、依靠社区、服务社区、发展社区”的理念,在生源选择、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学校规模、就业指导等方面科学预见区域的发展需求,广泛开展社会调研。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环与外界发生紧密的链接,应当树立开放化的理念,破除独立办教育、封闭办教育的境况,尽快使自身融入社会,与企业合作,依靠市场经济规律办教育。
2.民富区强的办学目标。办学目标反映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要求,是职业教育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目标应当倡导“民富区强”,这是由个体发展、社会进步和职业教育本质共同决定的。职业教育的首要特征是职业性,遵循“能力本位,就业导向”的原则。同时,职业教育作为区域性教育,应当承担促进社区发展、致力社区建设的历史使命。“民富”就是要使培养出的学员物质生活富足、精神世界充裕,既要具有专业的技能,又有深邃的素养。“区强”旨在通过职业教育与社会要素的融合、互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社区居民的职业素养,凸显区域的经济竞争力与文化优势。
(二)办学主体与功能
1.多元化的办学主体。办学主体多元化是职业教育市场化、社会化的必然要求,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强调社会系统中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与推动。职业教育的规范办学与有效运行需要社会力量提供物质设施、资金经费、师资队伍、法律制度、实习基地、教学场所等。因此,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都理所应当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区域性教育事业,应当鼓励并引导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搭建合作平台,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对话,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效益。办学模式多元化能够使职业教育灵活全面地反映社会需求,同时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使职业教育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2.服务社区的办学功能。社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以服务社会为努力方向,通过促进学员的社会化来实现社会服务的办学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推动社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职业教育为经济建设输送大批高素质劳动者,促进高新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2)维护社区政治环境稳定和谐。职业教育通过培养学员的民主、法制观念,提高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意识,维护社会和谐局面。(3)促进社区文化繁荣昌盛。职业教育是践行终身教育的重要力量,通过职业教育传承、传播、创新科技文化、职业岗位文化、学校文化和企业文化来濡染学员,激励社区文化持续地生成与更新。(4)实现社区民众素质提升。社区化职业教育贯彻“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满足广大居民的教育愿望,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素养。
(三)办学管理与运行
1.民主协商的管理体制。多元化的办学主体决定着必须实行民主协商的管理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职业教育多头领导、缺乏统筹的管理局面导致职业教育办学效益过低、发展方向不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教育的开放性、社会性特征逐渐得到认可,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学校法人和个体等应该共同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形成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合力。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应当遵循“平等对话、共同协商、合作共赢”的原则。高效的管理体制依赖于多方力量的密切合作,需要确立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引导和保障这种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2.动态全面的运行机制。职业教育的运行机制,是指职业教育内部组成要素及影响职业教育运作的外部诸要素相互影响的内在机理与外化的体制,它是职业教育持续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条件。[4]职业教育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运行机制主要有:(1)投入机制。在职业院校新建阶段,需要解决资金、设施、场地、师资等要素的来源问题。(2)竞争机制。职业教育参与市场竞争,寻找差距,弥补不足,从而树立品牌,获得办学效益。(3)约束机制。为保证职业教育科学规范地运作,职业院校应当制定规章制度,建立监督、检查体系。(4)激励机制。职业教育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需要政府给予地位认可、财政支持。除此之外,还应当有利益分配机制、保障机制等,而且,在具体运行中应当动态地遵循,不断调整、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春梅.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模式研究:从对东丰县办学模式的调查中引起的几点思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2.
[2]饶坤罗.中外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比较研究[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06:1,2,2.
我们正在不断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也一直在推动“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实现善治,是各级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当今社会,多样化需求不断增长,以多元主体提供的多元供给来应对多样需求的趋势正在逐渐显现,微公益、微治理就是多元参与的一个重要表现。小和微能接地气,小和微亦能落地。因此,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构建大格局,更要关注小和微。
1多中心治理及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多中心治理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这场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关于治理的定义,西方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说法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传统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格局,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参与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过各主体间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1.2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区体育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出现,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7年国家体委等五部委联合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社区体育进行了界定,社区体育主要是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根据这一定义,社区体育服务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增进社区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全面健康;社区体育服务的对象是以街道办事处划分的全体社区成员,不仅包括社区的居民,还包括社区所辖的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其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场地及器材、开设运动处方,进行锻炼指导、体质监测、体育服务信息、体育活动的组织服务等。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为了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和非政府部门(社区所辖各类机构、私营体育服务企业、体育社团或居民)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治理。
2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突破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体制障碍,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一开始就是政府行为,并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三级管理系统。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政府工作职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二者的职责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带有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国的社区服务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将促使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发生转变。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场经济挑战的情况下,重视政府之外的市场及社会力量,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社区体育所独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决定了社区体育服务更加适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体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私营体育服务机构及非营利的体育社团参与社区体育服务。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点,能保证其在提供体育服务过程中,解决一些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2.2突破社区体育发展的资源瓶颈,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从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来看,场地、经费及人才是开展社区体育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着政府经费投入有限,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场馆设施资源匮乏,无法满足居民体育需求等问题。除了物质和资金条件,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离不开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参与和指导及有关的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管理,他们的数量及水平直接影响着社区体育发展的质量、深度和广度。但是,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来说,我国的社区体育指导员人数少、指导率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我国街道社区体协中,专职管理者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员都兼任多职,很难在社区体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经常性的社区体育活动则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以天津市为例,全市晨练活动站的体育指导者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不足30%。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场地设施、经费及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区所属的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均可以成为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这些单位尤其是学校向社区提供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场地、设施短缺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一些社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马场街社区本着双赢互动的原则,与社区内外的机关、院校、部队、医院、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与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共建了社会实践基地,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询、健身技能培训、体质检测等服务。与天马集团、水利局、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干部俱乐部、自然博物馆等12家单位达成协议,通过无偿或低偿等方式,向社区开放35个体育活动场地,总面积达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区运动会和大型体育竞赛都利用这些单位的场地和设施举行。
3政府在构建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过程中的责任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力量和市场发育均比较薄弱的国家,推行这样的管理模式,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3.1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须贯彻“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原则。把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分散开来,以纵向放权实现层次化管理,以横向分权实现社会化管理,将体育管理体制从现在的线性结构改为矩阵结构,从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矩阵式管理。政府承担体育的宏观管理、体育总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调控、经费支持等职能。其中,社区体育的基层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由主办体育转为主管体育,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整个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开发利用社区体育资源,培育社区体育组织等。
培育社区体育非营利组织。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组织既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确保社区自治的各项权利,发挥社区在体育服务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应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综合管理权赋予社区居民委员会,使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会组织。
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根据居民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对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提供,对于一些个性化的高层次的体育需求,政府可以调动市场力量加以解决,走产业化的道路。政府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开发体育产业,依法开辟体育经营场所,为经营体育产业提供场地、税收等有利条件。
3.2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形成体育观念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体育作为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未被更多社区居民所采纳。由于社区体育具有较强的个人余暇性和自由性,决定了对社区体育的发动、组织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预,而主要应从刺激其体育需求,调动其参与积极性着手。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地向辖区居民宣传全民健身活动的意义,举办健身知识讲座,开展健身知识咨询活动,提高居民健康意识。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积极性。
3.3投入经费,保证社区体育服务的公益性
由于社区体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区体育的一项本质特征。政府在鼓励各方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同时,应保证社区体育公益目标的实现。维持社区体育发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对社区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助社区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社区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多重力量的开放性场域,这就必然打破原有社区治理主体的单一性,转变为由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居民等主体共同治理的多元合作格局。信息技术的变革发展催生了网络社区的形成,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思考空间和实践路径。重庆市B社区突破传统管理的窠臼,以互联网为载体,对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一、社区治理中网络参与的特点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自治空间。在我国传统的社区自治中,“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利益保障和实际诉求的动力, 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强, 参与范围不广,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1](P205)然而,在当代治理浪潮中,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则成为一种必然逻辑,这既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社区治理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互联网在城市生活中的普及发展,已然超越了信息传递工具的简单功能,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空间。在现实社区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中,传统的沟通交流方式和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方式发生转变,网络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工具、方式和途径,是公民参政的基本载体”。[2]
所谓公民网络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或公民组织以网络为基本载体,对与自己相关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发表意见、阐述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和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或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3]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互动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性,与传统的政治参与不同,社区治理中的网络参与凸显出自身鲜明的特点:一是参与主体的拟实性。传统意义上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社区居民、社区组织,身份是具体的、单一的。而网络参与的主体则不然,他们既可以是传统现实的居民个体和组织,也可以是现代虚拟的“网民”、“虚拟团体”等。二是参与客体的公共性。网络领域比现实社会更天生地指向“公共性”,因为“虚拟自我总愿意围绕着社会公共利益诉求而聚集、发声乃至行动。”[4]网络参与的治理客体主要指向典型的社区公共事务,比如社区的环境、治安和公共设施等,鲜少涉及政府行政性事务和个人选择性事务。三是参与方式的便利性。基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突破了传统地理上的局限、信息沟通方式和信息获取途径的局限,体现得更为直接和便捷,也大大降低了参与成本。四是参与环境的开放性。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和可扩充性,是一个无边界、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参与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跨越时空界限,自由访问社区内外的各种网络信息资源,广泛交流、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和内容。可以说,网络参与体现了政治行为与信息工具的深度结合,它打破了居民制度性参与的禁锢,使城市社区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遇。
二、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个案实践
B社区位于重庆北部某高校校园内,建于1950年。现有常驻人口2776户6516人,其中16岁以下803人,17岁至59岁4143人,60岁以上的1389人。社区劳动人口中,经商劳动力147人,工人2045人,教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589人,其他行业137人。社区空巢、独居老人76人。总体来看,B社区具有独特的优势资源:1.居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公共参与能力强;2.社区历史悠久,居民相互熟识,社区归属感强;3.学生和教师志愿者众多,社区建设的人力资本丰富;4.居民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高,便于信息沟通与交流。基于这些优势,2010年 B社区积极探索了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型模式。
(一)创建公共参与平台。网络社区是网络参与的主要载体。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电脑基础上,用来满足特定社区中个人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的一个系统或一套系统。”[5](P118)B社区居委会与高校志愿组织合作创建了一个数字化综合管理与服务的网络页面平台――“我们的网上家园”,开设了社区动态、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活动、社区论坛等版块。居委会在社区网上征求居民意见,回应居民诉求,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率和参与率。其中,“社区服务”、“社区教育”、“邻里互助”、“特色论坛”等版块更是备受关注,成为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物业、居民与居委会(或其他管理机关)等主体间交流互动的平台。
(二)培育社区参与主体。在网络社区治理体系中,B社区除了维持传统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等治理主体,还将培育社区组织列为工作重点。首先,社区主要通过展板、海报、宣传页、入户走访、条幅、宣传手册、文艺汇演以及新闻媒体等形式,对培育社区组织的目的和意义进行广泛宣传;其次,通过网上投票、入户走访的形式寻找社区内的积极分子与社区精英,从中选出老年人代表、青少年代表和妇女代表,聘请专业教师培训他们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最后,让这些代表们负责发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与建设,并建立社区组织,为社区和居民服务。目前社区主要有志愿组织、活动组织、教育组织、管理组织、邻里互助组织和环境治安组织等居民组织。
(三)扩展居民参与范围。依托社区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和资源整合作用,重点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治理,重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事务管理,让居民对社区服务、环境卫生、社区治安等社区事务建言献策,形成良好的舆论场所。二是社区教育活动,通过整合、优化、利用地区教育资源,形成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社区教育体系,其中包括“生命教育”、“老年大学”、“家庭学校”、“社区大讲堂”四个子项目,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形成了一张密织的教育网络。三是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依托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组织,形成以居民为主导开展形式多样文体活动的模式,培养居民自主管理的社区意识。四是社区志愿活动,志愿者协会秉承“爱心、奉献、互助”的精神,负责及时各类信息、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慰问和帮扶老人等公益活动,融洽了社区人际,提升了居民的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
(四)构建互动回应机制。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有赖于政府对民众诉求是否主动回应。为促进公民网络参与的积极性,B社区构建了互动回应机制。一是建立社区(街道)网络党建工作指导小组,通过网络党建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二是成立社区网络舆情分析和研判联席会议,由党政部门、社区居委会、辖区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共同组成,负责应对网络重大、焦点舆情,及时提出对策措施。三是将网上回应和网下落实相结合,相关政府部门将网络信件按接待回复、待签收、办理中、已办结等进行分门别类,并规定了信件办理时限。
从B社区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居民诉求能及时反映并得到妥善解决,提升了政府形象;居民邻里关系进一步融洽,增强了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政府治理模式。
三、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B社区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探索和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困境:缺乏整体宣传和理性引导,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了解还不深;社区网上的服务内容仍需完善,存在网站内容更新不及时、开设栏目单一等现象;参与主体和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主体不平衡,偏重于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学生,中青年人居多,同时参与的领域也失衡,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等非政治活动和医疗、社保、就业等密切关系自身利益的事务。要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主体参与意识。公民网络参与的有序运行,取决于参与主体的理性意识。首先,作为政府主体,要革新观念,摈弃“全能政府”的传统思维,建立与公民、自治组织等主体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共同行动,实现社区善治;其次,加大宣传力度,注重引导社区居民理性认识网络参与的社会价值,力争将社区参与内化为居民个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需要,并将网络民主参政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激发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再次,加强社区的网络化建设,降低网络通信使用费用,提高其使用率,同时注重丰富和适时更新网站信息内容,满足居民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使社区网站真正成为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桥梁。
(二)加强参与教育,提升主体参与能力。互联网虚拟、匿名的特性容易消解公众参与的心理障碍,往往成为公民释放现实压力、畅所欲言的网络公共场域。这种隐匿性、安全性一方面促使居民乐于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积极与政府互动,另一方面又容易使社区网站成为非理性情绪酝酿和发酵的聚集地,从而背离了民主参与的理性精神。因而,应加强对社区居民网络参与能力的教育,引导其理性、有序参与社区治理。一是建设网络社区的同时,针对各类群体,分层次、分类别、分专题开展社区网站使用培训班,使居民能够灵活应用网络操作技术,正确识别和分析各种网络信息,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的基本技能。二是强化网络道德教育,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橱窗、互联网、专题讲座等形式,有目的、有步骤地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责任感,规范居民的网络道德行为。三是加强网络道德监督,筛选和过滤网上的不文明、不健康言论,清除虚假信息,建立文明、生态的网络空间。
(三)完善参与机制,保障主体有效参与。稳定的、良好的制度是实现公民有效参与的保障。首先,要加快制定网络参与的相关法规。对网络参与立法,可以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制度环境,规范网络参与秩序。完善网络立法,既要注重“将互联网的特征与民主政治的实质相结合”,又要“注重处理好网络秩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6](P36)从而有效保障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其次,要推进社区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天然具有的技术性和便利性特征,为居民的网络参与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途径:一方面,政府通过社区门户网站推行阳光政务,能够有效缓解乃至规避信息传递的“肠梗阻”现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政府借助网络平台广泛征集社情民意,而居民则可以直诉衷肠,表达自己真实的利益诉求或意见,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促进社会治理。加强社区电子政务建设,一是要丰富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吸引居民广泛、踊跃地参与;二是要优化政务信息服务,及时透明公布信息,整合区域网络资源,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三是要提高网络安全性能,培养优秀的社区网络技术人才,强化居民的网络安全意识。再次,优化社区网络服务平台建设。社区网站是服务居民的重要窗口,也是影响居民网络参与度的重要环境因素。优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一是要进一步整合网络服务资源,注重拓宽服务内容的亲民性、便民性和实用性,同时网络平台设计要界面亲和、操作简洁、便于居民参与,提升居民参与率;二是要以维护居民根本利益为导向,提供人性化的网络服务,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需求,提供规范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尤其增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服务供给力度;三是要加强对政府等责任主体的监督问责,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回应网络参与,尤其对一些网络热点问题要及时引导,有效解决,及时公开结果,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此促进网络互动的规范化、常规化。
从理论上讲,与传统社区的管理模式相比,网络参与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是一种自发的、主动的、去中心化的治理形式,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精神内涵相契合,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但事实上,由于当前的参与机制不太健全,网络参与还仅仅只是一种制度外的有效补充路径。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个案的重庆市B社区网络参与的实践,本身就是颇具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式,能否持续地、有效地发展下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相应地,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还有待于政府、社会、学界共同深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魏娜.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M]. 北京: 红旗出版社,2003.
[2] 盛馨莲.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问题和对策[J].东南学术,2007,(4 ).
[3]魏娜、袁博.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网络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09,(3).
[4] 王英杰.网络空间的价值认同:特点、规律及其引导[J].理论导刊,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