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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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200-02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学者借鉴西方和前苏联的计算方法,探索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计算模型,即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以索洛公式作为具体计算公式进行测算??。本论文即以此测算了辽宁装备制造业广义的科技投入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对装备制造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进而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科技投入产出的效益进行了简要的定量分析。

一、模型简介

索洛增长方程(即索洛―米德模型)的基本原理是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来建立经济增长与各综合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在模型中,资金投入量、劳动投入量和科学技术进步被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本论文所作的科学技术进步对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的贡献分析,是指在影响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的诸因素中,在剔除由于增加资金投入、劳动投入因素的贡献之外,其余因素部分(即广义的科技投入所带来的广义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规模效益递增等因素)对其增长的贡献??。

二、广义科技进步、资本、劳动投入对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贡献的测算

1.指标的选取、测算口径及时段。遵循客观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参照相关文献资料,根据辽宁省的实际情况,测算指标最终确定为采用装备制造业产值(当年价)指标作为总产出Y,采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作为劳动投入L,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两项指标之和作为资本投入K,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各年度的《辽宁统计年鉴》??。测算口径为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独立核算装备制造业企业(即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测算时段为2001―2006年,原始数据详见表1。

2.测算过程。依据C-D生产函数所建立的模型Y=AKαLβ,两边取对数得出公式①:

Ln(Y)=ln(A)+αln(K)+βln(L)①

对表1中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数计算的数据详见表2。

本论文拟试用表2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α与β参数估计,由于时间序列年份数据样本点少,所以采用可收集到的辽宁省9个重要地级城市1999―2006年截面数据??的平均值进行相关参数估计测算。数据详见表3。

表3将辽宁省9个地市9年平均的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的总产值(现价)记为Y,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的劳动力投入(装备制造业职工人数)9年平均值记为L,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的总资产投入(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9年平均值记为K。

3.模型估计及参数检验。利用Eviews软件对表3中的相关数据运用公式①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未通过t检验。

根据研究对象性质判断可能ln(K)和ln(L)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经用Eviews软件计算??得知ln(K)和ln(L)相关系数为0.976265,可以认定ln(K)和ln(L)之间存在严重共线性,也就是说当资金投入量发生变化时,劳动的投入量也在发生变化,两者不可能绝对分开,这可能就是未能通过t检验的原因之一。要消除ln(K)和ln(L)之间的共线性,最好的办法是采用人均工业总产值和人均资本,但前提条件是规模报酬不变,也就是α+β=1。

在α+β=1的条件下,Y=AKαLβ可化为Y/L=A(K/L)α。两边取对数得:

Ln(Y/L)=ln(A)+αln(K/L)②

经用Eviews软件的Wald检验得知:若α+β=1时,显著地通过检验。所以可以认为在α+β=1的约束条件下,受约束回归公式②所代表的模型与公式①所代表的模型具有相同的解释力??。

4.重新测算并估计。利用Eviews软件对表3中的相关数据运用公式②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下:

Ln(Y/L)=-1.148434+1.307242ln(K/L)③

经检验在显著性水平为0.097时,ln(A)可通过t检验。因此,本论文将公式③作为回归公式。由此得到α=1.307242,β=1-α=-0.307274。

三、广义科技进步、资本、劳动投入对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贡献的测算结果

运用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模型y=r+αk+β,根据最小二乘法估计出的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平均资本弹性系数α=1.307242、平均劳动弹性系数β=1-α=-0.307274的参数值,对2001―2006年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测算,相应计算出6年间平均的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的科学技术进步增长率、资金贡献率、劳动贡献率、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以及分年度技术进步增长率、资金贡献率、劳动贡献率、技术进步贡献率等相关数据,详见表4、表5。

其中:借助Ea/(Ek+El)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集约增长型:Ea/(Ek+El)>1

粗放增长型:Ea/(Ek+El)

中性增长型:Ea/(Ek+El)=1

本论文以增长方式转变程度来说明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的广义科技投入产出效益水平。

四、对测算结果的分析

1.总体来看,2001―2006年期间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的增长方式总体上呈现粗放式的特征,其Ea/(Ek+El)等于0.425143

2.从要素投入指标看,资金贡献率各年份高低起伏不定,阶段上来看由2001―2002年间的100%下降到2003―2006年间的66.17%;6年间资金的平均贡献率为71.61%,远高于劳动力贡献率,也高于广义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的29.83%,说明资金是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2001―2006年期间的高速增长主要靠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来拉动。

劳动力贡献率呈递减趋势,由2001年的43.6%下降到2004年的-15.46%,2005―2006年各年及2001―2006年平均的贡献率也呈现负值,排位居于最后。这显然表明了装备制造业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同时,也表明没有发挥出本省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下一步在如何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作用方面需要下大工夫。

广义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从2001―2002年间的-27.82%上升到2003―2006年40.7%的水平,6年间贡献率的平均值为29.83%,说明“十五”后半期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的效益上升了,粗放的增长方式有所降低。

3.从广义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指标还可以看出,“十五”期间经济增长的质量以2003年为分界线发生了转折。2003年之前,贡献率呈上升之势,而从2004年起却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态势,说明在2003年之后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

4.综合前面指标显示的结果,劳动力投入的效率低且贡献率也低,资金的贡献率最高,而整个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的增长总体呈现粗放式特征,这说明资本在作为第一推动力的同时,其投资的效率是令人堪忧的。也可以说,装备制造业增长粗放性的根源在于资本投入的粗放、效益的低下,而劳动投入不足则与辽宁省的资源禀赋是不相称的。

因此,下一步要推进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辽宁装备制造业的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就在于继续保持高的科技要素投入的同时,还要着力提高资本投入的效益,并大力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加强职业教育及与之配套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注释:

四川省科技进步的贡献分析.四川党政内网.2004-02-20

山东制造业投入产出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山东制造业投入产出问题与对策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统计年鉴(2001-2007)[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008

沈阳、大连、辽阳、朝阳、阜新、铁岭、鞍山、丹东、盘锦市统计局.各市统计年鉴(2000-2007)[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8

王荣,杨晓明.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价格月刊,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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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在本市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以及相关的服务和行政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市按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第四条本市科学技术进步的重点是发展高新技术，使高新技术产业化，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本市有重点地支持科学技术领域的基础性研究。

第五条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增强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能力，促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水平。

第二章科学技术进步的宏观管理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制定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规划，确定科学技术发展目标、任务和重点领域并组织实施。

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通过制定科学技术进步计划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推动科学技术进步。

第七条市和区、县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管理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组织协调。

市和区、县其它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规划，按照职责分工，确定各行业、各系统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要求和阶段目标，并采取有效措施付诸实施。

第八条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编制科学技术进步年度报告，总结和反映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规划的实施、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科学技术成果的水平及应用、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情况。

第三章科学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第九条根据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逐年提高全社会科学技术投入的总体水平，使之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全市研究开发经费应当占本市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以上。

第十条本市建立以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企业投入、社会集资、引进外资等多渠道的科学技术投入体制。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规范全社会科学技术投入的考核指标体系。

第十一条市财政用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经费的年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收入的年增长幅度；其中，研究开发经费的年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支出的年增长幅度。

各区、县财政用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经费的年增长幅度，应当高于本地区财政收入的年增长幅度。

第十二条金融系统用于科学技术进步的信贷规模的年增长幅度，应当高于本市信贷规模的年增长幅度。

第十三条本市建立技术开发风险投资机构，支持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成果的产业化。

鼓励企业及其他组织对高新技术开发进行风险投资。

经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技术开发风险投资项目，可以享受本市的优惠待遇。

第十四条鼓励国内外的个人、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设立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基金，支持各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优秀科学技术出版物的出版。

为建立科学技术基金向社会募集资金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本市设立“*市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重点基础性科学研究课题。

本市设立“*市青年科学基金”，支持优秀中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

第十六条市人民政府在每年建设性投资总额中确定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科学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七条鼓励企业增加对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企业的技术开发经费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

第十八条鼓励科学技术工作者依法带着科学技术成果办企业，实施成果转化。

研究开发机构对本单位职务成果实行转让或者转化的，可以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成果的部分无形资产作为该项成果的完成者和转化者的奖励。

第十九条本市有计划地建立现代化科学技术信息网络，加强信息资源的利用，为科学技术信息的社会共享创造条件。

第二十条全社会应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保护知识产权。

第四章高新技术产业化与传统产业改造

第二十一条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规划，确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

第二十二条市人民政府应当为高新技术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功能开发，提供良好的环境，制定并实施扶持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三条本市实行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认定登记制度。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可以享受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有关优惠待遇。

第二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吸收和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增强市场竞争力。

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应当经过咨询论证，按照国家的法律以及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对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应当制订消化吸收、创新计划。

企业为实施消化吸收、创新计划需要贷款的，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贴息。

第二十五条企业应当鼓励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活动，支持工会组织职工开展技术改进和技术创新活动。

第二十六条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积极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的产品、技术和工艺。

第二十七条各级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农业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

第二十八条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营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参预本市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招标，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建立共同发展基金，用于民营科技企业的信贷担保。

财政、税务、金融部门应当在税收、信贷方面对民营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予以支持。

第五章研究开发机构

第二十九条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充分发挥在本市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学技术优势，支持重点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逐步形成一批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

第三十条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本市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合理设置、调整本市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第三十一条以应用为主的研究开发机构可以按照下列要求进行管理：

（一）实行管理科学、决策自主、经济独立的企业法人制度；

（二）实行科学技术工作者专职与兼职、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的人事制度，并推行以研究开发项目为中心的聘用制、合同制；

（三）实行科学技术工作者收入与工作业绩、经济效益挂钩的分配形式，逐步推行职务工资与课题津贴相结合的工资制度。

第三十二条鼓励研究开发机构转制为科技企业，支持研究开发机构采用多种形式与企业相结合，组建为科技企业或者科技企业集团。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

第三十三条鼓励研究开发机构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同国内、国外的组织和个人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和合作。

第三十四条鼓励研究开发机构和其他组织与国外组织和个人在本市设立联合的研究开发机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

第三十五条市和区、县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工作，支持科学技术协会和各业务主管部门进行科学技术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活动。

鼓励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等机构和社会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宣传。

第三十六条市和区、县财政应当有专项经费，支持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工作；其中，用于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活动的经费，应当逐年提高。

第三十七条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经过注册或者认定登记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公益机构捐赠，其捐赠款项按照国家规定实行税前列支。

第三十八条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科学技术协会、学校应当鼓励和积极组织青少年参加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活动，形成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

第三十九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的场馆建设。

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场馆应当加强管理，切实为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工作提供服务。

第七章科学技术工作者

第四十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创造有利环境，改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作用。

第四十一条科学技术工作者有依法创办或者参加科学技术社会团体的权利。

科学技术协会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社会团体应当在促进学术交流、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十二条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完成本职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四十三条鼓励国内外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本市创办科技企业，参与本市的建设和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的研究开发。

第四十四条对承担重点基础性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项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实行津贴制度。

第四十五条本市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在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项目、应用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改进科学技术管理等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对为科学技术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员，由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物质奖励。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对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截留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截留的经费；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对在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认定中弄虚作假，采用欺骗手段取得国家和本市优惠待遇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撤回其认定证书，并由财政、税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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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省科技贡献率的现状

2010年，江西省科技贡献率为28.55%，比北京市、广东省科技贡献率分别低14.77%、14.22%，比湖北省低4.89%，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21%。但是，江西省还是超过了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科技贡献率（如表1所示）。

江西省科技贡献率偏低主要与其经济增长模式有关。江西省一直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忽略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还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偏慢、经济增长没有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等等。随着近年来江西经济不断发展，用于科学研究的费用在不断增加。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显示，仅2010年江西省科技创新费用就增长了43.3%。此外，江西省包括景德镇国家陶瓷科技城与南昌半导体照明产业化基地等在内的5个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化建设正在稳步前进。这些都显示了江西省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科学技术贡献率的提高也指日可待。

江西省的教育工程建设比较薄弱，全省只有一所“211工程”大学——南昌大学。但是，近年来江西省有4所高校：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入围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此项工程旨在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软硬件教育设施建设，从整体上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实力。通过国家对中西部教育的投入和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教育问题有望逐步解决，师资水平、教育质量、科学技术创新和进步都有望在现阶段基础上逐步提高。

二、江西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不能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科学技术的创新不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壮大。2010年江西省的GNP位列全国第24名，工业总产值位列25名，人均GNP更是排在第27名，这些数据都显示着江西省薄弱的经济发展基础。科学研究费用增加和科学技术创新并没有改变江西省落后的经济发展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没有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技促进经济的主观意识不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江西省的经济发展却并不乐观，究其原因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的深刻认识。虽然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但是人们缺乏应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不能将其与经济发展、生产进步联系起来，缺乏将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和意识。这样就导致生产效率原地踏步，没有提高，生产过程中必然导致投入原材料、时间、精力等的浪费。投入原材料、时间、精力的增多必然引起生产成本的上升，运营利润的下降。这就使得江西省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得到迅猛发展，导致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步调不一致。此外，由于江西省在企业发展时没有引入竞争机制，整个企业的发展没有完全市场化，没有发展成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企业缺乏灵活应对、勇于面对挑战的能力，整个行业没有发展壮大，难以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机制。

（二）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措施

科学技术的有效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制度来保障。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殊国情和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下，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保障应该以企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建设为基础。企业应该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如今在我国，科学技术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国家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科学技术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针对江西省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步调不一致的现状，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改革，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江西省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步调不一致的问题。但是，这些制度的建立还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两者之间步调不一致的问题，同时建立的制度本身也不完善，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很多解决方案还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等等。此外，江西省的科学技术发展很不均衡，不同的主体拥有的科技资源相差很大，比如：政府拥有的科研机构占江西省总数的绝大部分，而企业拥有的科研机构却很少。这样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企业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主力军，却缺少科学技术资源，这必然导致江西省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和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可能性的降低。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创新则是科技发展的源动力所在。江西省的科学技术发展保障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其科学技术创新机制却没有形成。近年来江西省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金、原材料、时间、精力等的大量投入来获得发展，没有意识到创新对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从而导致了江西省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相关研究表明：江西省的工业投入资金在上世纪80年代为98亿元，而在步入2l世纪以后增长了10倍；工业投入增长了10倍，但是工业产出却没有同步增长10倍。这种完全依靠资金、原料投入来拉动增长的方式可以认为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其完全忽略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在推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从江西省的工业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工业的发展和进步没有贡献。统计年鉴显示，江西省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这10年间的科技贡献率只有20%左右。通过测算发现，如果这一数据提高40%，科学技术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大大增强，江西省的工业总产值也会有质的飞跃。

（三）科技发展的经费投入不足

发展科学技术的经费不够是江西省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步调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科技强国”的号召下，虽然逐步加大了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投入力度，但是这还远远不能满足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此外，与同时达国家的经费投入也存在很大差距，这仍然是江西省科学进步的制约。江西省每年用于科技支出的费用只占全省GDP的0.13%，远远没有达到全国每年的平均水平，其科技支出的费用也只占全省财政支出费用的1.05%，离我国规定的3-5%的比重相差甚远。而且，用于支持研发新科技的费用更是少之又少，只达到国家规定水平的50%。

（四）缺少有力的区域经济基础

科学技术创新会带来经济发展，同样科学技术的创新也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科技成果的问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最终为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科学技术创新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科学研究、科学实验、科学创新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实验器材、劳动力等软硬件设施，而这些设施的投入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经济不发达地区和省份根本没有可能完成这些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此外，由于经济上不发达，江西省工业增长模式一直是粗放型的，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带来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工业增长率的不足，而且会造成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制约。在这种模式的指导下，人们缺乏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淡薄科学技术对提高生产率的意识。所以，一定要加强人们对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的认识。只要有了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就能加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投入，这样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相应促进经济的进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五）实践科学所占比重不高

导致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步调不一致的原因还有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的比重比较小。如果科学技术的创新不能与实际的经济发展相联系，那么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江西省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率较低，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首先，经济发展中指导思想上认识的不足。在经济发展中，指导者往往只重视经济发展项目的建设，譬如资源的投入、设施设备的引进、人员的调配等等，再加上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实践还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周期，指导者往往忽略科学技术转化对于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义。

其次，公司作为科学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却没有规范的相关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其他利益的驱使，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往往被扭曲，没有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用。

最后，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长期得不到重视，导致公司生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下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落后的生产设备、软硬件设施根本无法满足先进科学研究成果应用的需要。

三、江西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把握科技开发的创新理念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决定行动，要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思想上就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创新，还要意识到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只有思想上认识这些问题，才能在实践中大力开发先进的、创新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技术，转化科学研究成果，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劳动生产成本，并最终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还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才能在正确的观念指导下推出顺应时展的举措。

（二）建立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

要实现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有了先进理念的指导之后，还需要充足的动力支持。过去科研机构的管理权主要在当地政府和相应的管理部门手上，管理程序复杂，沟通渠道不畅，人员冗余，容易出现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的现象。提高科学研究的创新效率必须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管理模式，加强科学研究机构的自主管理，扩大科研机构自。同时，建立健全科研机构的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机制；严格控制工作人员的招聘、录用和岗位匹配，精简机构；加强科研部门与管理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发挥科研带头人的领导作用。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可以让科研机构持续、良好地运行，为科学技术的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搭建科研经费的保障机制

科学技术的研发离不开费用的支持，无论是科学研究设备的引进、研发人员的聘任还是科学实验的检验与实践，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江西省近些年科学技术落后、科学研究停滞不前都与科研经费投入较少息息相关。此外，由于科学研究成果投入使用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周期，所以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就得不到重视。综上所述，要改变科学研究经费长期不足的现状，就必须转变科研成果难以转化和应用于实践的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先导、公司投资为主体、社会投资为补充的多渠道、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投资体系。

首先，政府要增加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投资。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与其他省份相比较，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很低，甚至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只略高于西部一些不发达地区。究其原因，除了江西省本身的历史、地理原因之外，政府对科学技术研究投资偏少也是很重要原因之一。相关研究表明，江西省对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并且这一比例没有上升趋势。相比较其他重视科学研究的国家和地区，一般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6%左右。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始终离不开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持，江西省要解决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进步之间的正相关问题，就必须增加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和支持。

其次，充分发挥公司科学技术创新主力军的作用，加大科技投资。公司作为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只有大幅度增加对科学技术的投入，才能从整体上改变科学技术投资偏少的现状。无规矩不成方圆，不同发展程度的公司应该按照自己的运营利润，抽取一定比例用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比如：小型企业按照运营利润抽取0.5%，中型企业的比例为1%，地区重点建设企业的比例为2.5%，等等。

（四）提高资本投资的有效性

江西省的经济发展基础比较弱，一直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力素质低下，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下，其中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体制不健全最为严重影响江西省经济发展。纵观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的变革，无一不是建立在雄厚的物质积累之上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变革都离不开先进的生产机器和强硬的设施建设。因此，在经济腾飞过程中，物质资本积累是一条必经之路。首先，前期工业发展所积累的资金、经验、发展规模等都是下一阶段工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本阶段工业发展的规模和积累的资金、经验等也都是未来一个阶段工业发展的基础。每一个工业发展阶段都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前一阶段总要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经济腾飞离不开物质资本的大量积累，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单靠生产要素的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依靠资本的不断累积推动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过程。近些年统计年鉴显示，虽然我国的资本投资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江西省的资本投资效率却比较低下。因此，江西省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资本的投入效率和高质量的物质资本积累。只有建立在雄厚的物质资本积累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能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完善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

人才是一切科学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科学研究人员的选拔、调用、聘任和激励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国际上激烈的竞争，人才的重要性更加凸现。在21世纪，为了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国家、政府、企业都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环境。为了引进大量优秀的科学研究人员，为了实现江西省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必须建立健全人才的绩效考核制度和薪酬管理机制，同时完善科研人员的激励措施。并且，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创新，还可以建立科研创新的奖励办法、专项奖励基金、维护科研人员产权等等。同时，改革产权拥有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科研人员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其是高级知识分子，自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创造力，有渴望被人尊重的诉求等等，科学研究机构应该根据科研人员自身的特殊性，制定特殊的激励办法和管理措施。在分配方式上充分肯定科研人员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和对科技创新成果的所有权，将其知识资本、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等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高校对人才的培育是满足江西省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主要途径。高校作为积聚人才、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重要纽带，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命脉。因此，应该建立以高校为基础、以地区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知识资本与资金资源紧密相连，为经济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还存在劳动力质量低下、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因此，加强劳动力在职培训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相关研究表明，江西省劳动力的增加并没有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所以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时不能很快地适应工作，不能体现工作应有的价值和实现工作应有的产值。这样不仅使劳动生产率下降，还造成了对软硬件设施的浪费和利用率降低。所以，强化现有劳动力的在职培训，是获取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同时，由于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因此要为经济发展输送合格的人才，高校就必须改革自己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为了使经济快速发展，高校要加强对人才专业技能的培养，致力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和知识储备，为江西省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除了极力培养本土人才之外，吸引大批的外来人才也是重中之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外发达国家的迅速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因此，吸纳海外留学人才对江西省的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为了吸引外来人才，江西省应该建立健全人才引进机制，通过薪酬、个人发展空间、职称待遇、精神慰藉、优厚物质条件等等来吸引外来人才，坚持“请进来”的吸纳人才方针。与此同时，为了与时俱进，时刻紧跟经济发展潮流，加强本土人才的海外教育也是一项重要措施。接受海外教育的本土人才有其核心竞争力，不仅谙熟本土文化，还吸收了海外先进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先进技术，这两者的结合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江西省的实际情况给出最合理的经济发展策略。

（六）健全科技发展的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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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材料产业发展机遇依据《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复合材料、高性能有机硅材料、节能环保材料、高性能氟硅材料、碳纤维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等性能优良的增强纤维是将来工业的主要材料，而这些纤维和材料是骨架材料升级以后的材料，更与橡胶工业密切相关。虽然当前中国的超高分子聚乙烯纤维、碳纤维、芳纶等行业已获得很大发展，可是依旧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帮扶政策和支持政策的颁布，直接确定了新材料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空间，这些新材料将会在后期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橡胶行业改进原材料架构。

1.2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机遇《“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把废旧轮胎划入再生资源回收运用的范围，指出应让废旧轮胎回收标准化，大范围推广环境保护型再生胶等环保生产技艺，提升无害化运用程度。指出“制造、运用绿色再生胶”的必要性，把其国内橡胶整体运用领域的环境保护目标。《“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有助于推动国内轮胎的更替、升级，胶粉、再生橡胶等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的发展。

1.3技术进口及人才引进机遇自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格局逐步调整，我国可以利用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来争取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例如利用世界经济萧条的环境，来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人员，进一步做好人才、技术等战略储备工作。橡胶工业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及高级人才，促进我国橡胶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2中国橡胶工业发展的挑战

2.1缺少技术人才和创新力的挑战一些经济水平高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率在80%左右，而中国经济发展重点依靠投资和出口，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仅可以达到41%。橡胶行业发展，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更小。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20年要达到60%，但目前我国橡胶企业缺乏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市场竞争特别残酷，创新力特别匮乏，科学技术投入很少，轮胎实验基地还没有建设完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国内橡胶公司新商品的开发和技术提升。轮胎技术提升是橡胶行业发展的重点，按照《欧洲橡胶杂志》的报道，2010年，全球几大型轮胎制造企业科学研究费用的开支大概是49.7亿美元，其中，倍耐力、普利司通的开发资本在企业营销收益中占比在3个百分点左右。增多科学技术研发资金的投入，提升国内橡胶行业的科学技术提升促进作用，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2.2多因素成本上涨的挑战影响我国橡胶工业成本上涨的因素种类较多，例如劳动力费用大幅度上涨、橡胶等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物流成本逐渐提高、环保及节能减排等成本的提高等，这些因素都会大幅度提高橡胶工业的生产成本，导致橡胶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

2.3缺乏技术人才及创新力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左右，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只能达到41%，橡胶工业增长科技贡献率更低。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20年要达到60%，但目前我国橡胶企业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严重缺乏创新能力，科技投入较少，轮胎试验场尚未建成，这就严重阻碍我国橡胶企业新产品的研发及技术进步。轮胎技术进步是橡胶工业发展的关键，据《欧洲橡胶杂志》报道，2010年世界主要轮胎生产公司科研经费的支出约为49.7亿美元，其中，普利司通、米其林、倍耐力的研发费用占公司销售额的3%以上。增加科技研究经费的投入，提高我国橡胶工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4品牌影响力下降的挑战我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行各业出现了诸多著名品牌。可是，立足于发展整体的角度，国内品牌发展还处于成长阶段，依旧担当着“全球加工厂”的身份，“中国制造”的商品随处可见，而“中国品牌”却十分少见。由此可知，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可是并非品牌强国。国内轮胎等橡胶商品出口在生产总量中大概占比40%，大部分公司均是贴牌出口且售价不高，和国际著名品牌比较，国内制造的商品售价相对较低，我国橡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严峻竞争。

2.5贸易摩擦加剧的挑战美国对华贸易态度一向强硬，后期估计还会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值得轮胎行业关注的是，美国将成立新的贸易执法部门，中美贸易摩擦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国轮胎产业。美国制造业联盟曾批评我国对汽车工业的补助对美国产业产生不良影响，号召美国政府采用相应举措制约我国汽车零部件的进口，这就严重影响到我国轮胎等橡胶产品的出口。此外，欧盟贸易壁垒的阻碍及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跟风，更是大幅度增加了国内橡胶商品的出口压力，橡胶行业面对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加重的挑战。

2.6轮胎市场规范化的挑战《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如果汽车产品出厂随车装设的轮胎存有质量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单位应当马上召回；假如不是随车装设的轮胎存有质量问题的，则由轮胎制造商召回。此管理条例的制定和实行，有效弥补了国内汽车召回行业的空白，召回管理条例由部门规章上升为法律法规的高度，该条例的实施对于轮胎行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有助于进一步规范我国轮胎市场，促使轮胎企业对产品质量予以重视，加快橡胶行业的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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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5-0114-05

一、引言

2010年“1号文件”提出：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而要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1989年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只有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才能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深刻变革，中国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自1990年以来，陕西省农业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其发展速度基本与全国相当，经济总量也处于全国前列。但是在发展方式上依然存在些许问题。因此，一方面为适应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为加快推进陕西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以提高陕西农业的竞争力，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测算陕西省1990―2008年农业科技进步率及贡献率，试图分析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影响因素，并就如何转变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二、陕西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在正常年景，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来自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部分来自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投入产出的提高。

农业科技进步就是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其实质是发送了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具体表现为等量的要素投入具有较高的产出，或者等量的产出水平只需要较少的要素投入。农业科技进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科技进步是指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即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广义的科技进步不仅包括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包括了农业政策、经营管理和服务等社会科学技术进步。本文采用的是广义农业科学进步。

按照朱希刚（1997）对中国农业科技进步率的测算标准，一个时期的农业科技进步率的计算公式为：农业科技进步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物质费用*物质费用增长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耕地产出弹性*耕地增长率。据此我们假设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来自两个方面：（1）来自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物质费用、劳动力和耕地面积；（2）来自农业技术进步引起的投入产出的提高。

测算模型采用含有技术进步率的C-D生产函数，表示为：Y=AeδtKαLβMγ 。式中Y是农业总产值，K、L、M分别为相应投入要素即物质费用、劳动力和耕地面积，A为常数项，t为时间变量，α、β、γ分别为物质费用、劳动力和耕地面积的投入产出弹性，δ为科技进步率。

对C-D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变量t求导可得：= δ+α+β+γ，当计算具体年份时取dt=1，dY、dK、dL、dM分别可以写成ΔY、ΔK、ΔL、ΔM即可得到农业科技进步率δ= -α-β-γ。

上述生产函数中所需数据，选取1990―2008年陕西省相关数据。其中农业总产值（Y，即陕西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耕地面积（M，即陕西省年末耕地面积）、劳动力（L，即陕西省乡村从业人员：农林牧渔业）选自《陕西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9）》上的数据；物质费用（M，即陕西省农业物质消耗：物质消耗）选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2009）》上的数据。为了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通常采用基年的价格水平（本文采用的是1990年的水准），即基年的农业总产值用当年价，计算年的农业总产值则通过与基年的可比价格计算得到（用产值指数推算）；农业物质费用也要用基年价格去表示，用当年的物质费用占总产值的比重计算得出；农业劳动力和耕地面积均用年末数。具体数据（见表1）。

由图1可知，陕西省农业总产值和物质费用呈上升趋势，而耕地面积和劳动力却呈下降趋势。农业总产值的上升则意味着农业科技进步发挥着强劲的拉动作用，而物质费用的提高也说明农业科技进步的追加成本在不断地上升，同时耕地面积和劳动力的下降则反映出农业科技进步的可利用资源空间的逐渐缩小和人才的不断流失。

另外，关于上述生产函数中物质费用、劳动力和耕地弹性值的测定，笔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有α+β+γ=1。据朱希刚（1997）的测算，全国农业物质费用弹性为α=0.55，农业劳动力弹性为β=0.20，耕地面积弹性为γ=0.25。在测算陕西省农业科技进步率时，耕地弹性与全国一样，为γ=0.25。物质费用弹性要按以下式调整：αi = α*ln [e-1+]。其中，α、αi分别为全国农业物质费用弹性和陕西省农业物质费用弹性，Kt、Lt、Kit、Lit分别为全国第t年农业物质费用、劳动力数和陕西省农业物质费用、劳动力数。n是测算时间年数。求出陕西省物质费用弹性值αi 后，劳动力弹性βi=0.75-αi。如果αi >0.65，仍按0.65取值，这时劳动力弹性为0.10；如果αi

按农业科技进步率计算公式δ = -α *-β *-γ *测算，陕西省农业科技进步率及其贡献率（逐年计算值）（如表2所示）。

由图2我们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陕西省农业科技进步率逐年稳步上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却“表现平平”，尤其是2005年以来，农业科技进步率与贡献之间明显存在脱节的现象，即农业科技进步较快，运用的成效却相对滞后。这反映出陕西省的农业科技进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带动的经济效益跟随不上科技进步的步伐。不过，农业科技进步带动的经济增长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还是值得肯定的，平均值为42.95%。

由上页图3和图4可知，物质费用（即资本）对陕西省的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是非常高的，甚至超过了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而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影响了陕西省农业经济的增长。

由图5我们可知，劳动力（这里指从事农村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对陕西省农业经济的增长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0年以来，甚至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阻碍性的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自2000年，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转移幅度越来越大，其结果是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力逐渐减少，以致低于其维持农业经济零增长所需要的最少人数，从而限制了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综合图2至图5，在影响陕西省农业经济增长的四个主要指标，即物质费用（或者说资本）、农业科技进步、耕地面积和劳动力中，从贡献率角度来看，物质费用（即资本）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份额最大，并且为正。而耕地面积的贡献率为负。劳动力贡献率自2000年起由正转负；从增长率或进步率来看，都基本趋于稳定。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带技术进步率的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1990―2008年陕西省农业科技进步率及其贡献率，以及物质费用、耕地面积和劳动力的增长率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旨在剖析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观察物质费用、耕地面积和劳动力的贡献率及其变化。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个别年份呈下降趋势；第二，物质费用（即资本）在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产出弹性最大，为0.629，其贡献率平均达到55.74%，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紧随其后，平均为42.95%，这说明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是资本推动的技术密集型发展方式。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贡献率较低，甚至为负；第三，耕地面积对农业经济贡献率为负，阻碍程度平均达到了1.69%。

鉴于以上分析，转变陕西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能力

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份额，根本途径就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创新不仅仅体现在新技术的发明，更在于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由前面我们对农业科技的进步率和贡献分析可知，尽管农业科技一直在进步，贡献率也较为满意，但进步率与贡献率的相对投入和产出比却在不断缩小。这反映当前陕西省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产出不完全匹配，农业科技效益低下，技术进步带动经济效益增长趋缓，为此要加强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普及，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增加科技兴农的实效。

2.鼓励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

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交通条件的改善，陕西省农村劳动力外流（指劳动力的空间转移）趋势逐年加强，数量不断增多。由图5我们清楚地发现，2000年以来，劳动力的转移对陕西省农业经济的增长已经产生了阻碍性作用。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着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特别是要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促使其充分掌握农业投入设备的使用，鼓励他们就地转移。

3.增加农业资金投入的利用效率

由图3的分析知，资本对陕西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最大的，为此进一步增加农业资金投入以及利用效率，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效果理论上也应是最明显的。这些都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更有效地转变。

参考文献：

[1]郝利，韩孟华，周连第.1990―2007年北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J].农业技术经济，2010，(3)：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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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5.20.018

1 科技进步对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产业布局不断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物流产业装备设施、生产效率以及经济效益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科技对物流产业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通过研究生产函数法来测算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中，采用的是改进的C-D生产函数模型：Y=A（t）KαLβ，其中Y为产出量，A为技术；K为资本；L为劳动，α，β分别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采用该函数模型，经济学研究意义在于：经济的增长量是由生产要素资金和劳动的投入量的增加以及科技进步产生的积极影响。因此这就得到物流科技进步对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性。科技进步使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推动我国技术革新和实现物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 科技进步对物流产业发展的影响

2.1 科技进步促使物流的需求不断上升

科技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各种电子设备、通信手段技术的提高，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更方便的联系，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科技进步使得交易更加快捷，提高了商品经济的流通速度，从而对物流的需求也在逐渐上升。经济发展大格局环境下，电子商务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之一，它对物流发展的需求体现在：电子商务中的信息可以直接通过网络通信传输商品，这就增加了物流配送的需求；另外电子商务对物流的需求间接促进经济在不断增长。

2.2 科技进步对物流组织形式产生的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领域在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在变化中无法预测买方市场，通过重视物流成本、客户服务以及产品分销管理来提高物流运作效率。在科技进步中对所有原材料与制成品存储和运输实施战略性管理方案，这就加强了物流组织形式。运用科技，将产品集中管理。

2.3 科技进步促使物流产业发展更加迅速

科技进步对物流最明显的作用表现在对其作业环境的影响，使得各类运输工具、搬卸搬运设施以及信息化技术得到优化，具体内容是：交通运输工具加快物流产业的发展。由于交通运输是物流运输的重要途径，它改变了物资的空间位置，但是在运输过程中，其运输时间、运输费用在整个物流过程中存在潜在因素。因此交通运输科技的进步，通过将运输合理化、高效化以及多样化的改革，进而保障物流产业的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都得到提高，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物流信息技术对该产业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并且在物流产业中得到综合体现，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物流产业的发展。物流信息促使物流作业自动化水平提高。物流科技的进步对于产品的集成以及在配送方面有推动作用，降低了错误率，提高了运输效率。在物流作业自动化设备的引进中，能够快速对货架进行挑选，科技应用中，动态地提示被分挑的物品和数量，提高工作人员的效率，并且提高了货物挑选的准确性和速度。物流信息的应用加强了对物品信息的采集和跟踪。能够对物品的种类、数量快速完成信息交互。整个过程中根据物品的条形码、射频或者是视觉等快速、准确地读取动态货物的信息，提高物流效率。在对运输进行跟踪和控制中，使得货主与车主都能够及时了解到物品及车辆的位置，整个动态过程得到保障，提高物流运输的过程性保障以及服务质量。另外在物流产业中，科技进步提高了服务水平和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剧，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物流竞争力，这就需要加强和完善物流增值服务来提高产业效率。在科技进步中，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促使库存管理、物流成本管理以及物流方案设计等环节得到改善，为物流增值服务的提高带来积极影响。

2.4 物流装备技术对物流产业的影响

物流装备主要包含：仓储、包装以及装卸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代替了传统的物流产业，改变了劳动密集型现状，加快了物流整个产业的进步。例如在仓库管理中，由单一的形式转变为托盘、货架多种多样，构建了自动化立体仓库，节省了占地面积，提高空间利用率。这种物流装备的改善，促使物流企业资金流动以及客户服务水平都有了明显好转，为物流产业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3 科技进步中提高物流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3.1 提高物流科技意识，加快科学技术的步伐

物流在发展中，其与各个产业联系紧密，因此为了物流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这就要做到全面发展物流产业。从物流科技进步方面入手，不断提高物流科技意识，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将物流与科技紧密相连，使得效益最大。由于科技进步是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产业投入中要做到科学、合理，只有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科学技术才能产生积极作用。

3.2 增加科技含量，改善物流产业的发展

现今社会中，要不断增加科技投入量，改善物流管理水平，加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促使物流产业整体发展。例如在物流产业中要借助于多媒体技术，建立GPS物流监管管理系统、射频以及自动化立体仓库等科技，提高这些因素在物流产业中的运作水平，改善物流产业的生产效率，促使管理方式不断进步。

3.3 加强科学管理，改善物流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科技含量在不断增加，各项物流在硬件设备都得到了改善，因此接下来就是要做好物流设置的管理工作，在科学技术进步下，促使其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延长设备使用的寿命，对其进行定期维护检查，做到设备使用完成之后要进行统一管理，保证所有设备分配使用和保管工作。另外是加快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在科学技术进步中，要求操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也要越来越高。因此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对于物流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促使物流产业更加专业化、合理化以及智能化。

4 结 论

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物流产业的发展，这就需要从科技进步入手。最终使得物流成本降低，该产业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是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物流产业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从重视科学进步来加强物流产业的发展，提高物流竞争力。以科学技术来提高信息传达、运输效果以及自动化水平，为物流产业发展的先进性奠定一定的科技基础，推动我国物流产业不断进步，促使国民经济总值不断上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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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计量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41-03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相关学者也进行了很多研究。从研究内容看，更多的是关注制度、结构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对于传统因素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各因素中，这些传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优先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统因素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根据1987～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经济数据、教育经费投入等因素，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找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有利于我们了解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以便在今后经济建设中，抓住主要因素，协调发展其它方面，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一、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扩大。在实际核算中，常以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来表示，即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来计算。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中心；生产劳动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进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可是，经济增长理论中都特别强调资本或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尽管技术进步的作用开始受到他们的重视，但与资本和劳动相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仍然处于明显次要的位置。与此同时，他们也未能给出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在1986年发表了《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一文，认为企业创造的新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卢卡斯建立的宏观模型分析整个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成就是巨大的，自从罗默和卢卡斯代表性的文章发表以来，出现了许多新模型，开始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问题，而且用来分析经济增长的理论工具越来越丰富。

二、实证研究

1.变量的选择与处理

本文考察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数据包括产出和投入两个方面。

（1）产出数据

经济产出用Y：GDP（亿元）来衡量。

（2）投入数据

a.物质资本

早在18世纪，以斯密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曾指出，物质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物质资本积累的作用更是被提高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是经济增长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物质资本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物质资本是指经济系统运行中实际投入的资本数量，严格地说，应该使用资本服务流量进行度量。然而，由于资本服务流量难以测度，在这里我们用K（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来衡量物质资本。一般而言，这种代替可以接受，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b.人力资本

随着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通过效率功能机制可以使其它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增加，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它也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人力资本是通过劳动力凝结形成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使劳动力数量没有增加，只要提高了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也一样可以增加产出。出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我们用H（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亿元））来衡量。

c.劳动力

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人的经济活动，劳动力是各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中国拥有全世界近1/4的人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市场机制下，劳动报酬能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在我国，由于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劳动收入还不能恰当反映劳动量的变化，因此本文用L（总就业人数（万人））来衡量劳动力。

2.估计模型

本文利用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影响因素。Solow（1956）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一方法至今仍然作为实证研究的主流模式。而RomerandWeill（1992）利用国家间截面数据的实证证据表明，要素的积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人力资本积累主要作用于短期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但积累率的变化对最终的经济均衡增长率具有解释力。本文运用扩展的Solow模型，并考虑到中国实际，研究人力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Solow（1956）模型没有考虑价格、人口和劳动就业等因素，用于估计难免存在偏差。本文考虑实际GDP和实际资本存量，同时加入劳动因素，形成扩展的经济增长模型。扩展的solow模型（Benhabiband Spiegel 1994，Ludger 2002）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假定产出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决定。得到生产函数:

Y＝AKαHβLγ（1）

其中，Y为产出，A为既定的技术水平或称为全要素生产率，K、H和L分别为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经过检验发现Y、K、H、L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将模型变为:

＝A

α

β（2）

为人均GDP，记为x1，为人均物质资本记为x2，

为人均人力资本，记为x3。该生产函数的可估计结构模型(取对数)为:

lnx1=lnA+αlnx2+βlnx3（3）

3.计量分析

在Eviews环境中，对我国1987-2006年经济发展中Y、K、L、H的原始数据按模型（3）来进行OLS估计，得到结果是:

lnx1＝2.573+0.281lnx2+0.623lnx3

t=6.782.37 4.50

R2=0.99 F=1678.02 DW=0.62

模型中的参数值以及符号在经济意义上都比较合理，而且可以看到模型拟合优度R2非常接近1，模型中解释变量的t值都大于2，根据拇指法则，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且P值也都低于0.05。

对模型进行怀特检验，结果如下:

Obs*R-squared=4.441，P值为0.350大于显著水平0.05，所以接受原假设，认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D-W检验：n=20、k=2，取显著水平α=0.05时，查表得dl=1.1，du=1.54。而DW=0.62

图中只有在第一期影印超过虚线，说明模型只存在一阶自相关。利用广义差分法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之后模型为:

lnx1＝2.436+0.253lnx2+0.587lnx3

t= 4.881 2.2203.348

R2==0.997F=1821.187 DW=1.777

从上面的方程我们看到，1987-2006年我国产业部门产出的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均人力资本弹性分别为0.253和0.587。换言之，在研究时期，保持人均物质资本投入不变，人均人力资本增加1%，导致产出平均增加约0.59%。类似地，保持人力资本投入不变，人均物质资本增加1%，将导致产出平均增长0.25%。

根据著名的索洛的增长速度方程: y=m+αl+βk，技术进步率等于产出增长率减去所有投入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和，其权数分别为个要素的生产弹性，这种方法就是索洛余值法。在本文中，人均物质资本贡献率：

Ex2=（0.131-0.253×0.164）×100%=8.95%

人均人力资本贡献率：

Ex3=（0.131-0.587×0.142）×100%=4.76%

技术进步贡献率：Em=86.29%。

可见，技术贡献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最大，反映了我国的技术投资、技术创新效果较为明显，各种包含在技术中的因素如制度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等都对产出增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对策建议

1.应逐步将我国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情况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为集约型生产方式，不是单纯地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而是要着重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靠提高社会财富中信息产品的比重和作用来发展经济，改变我国的经济效益低下、结构性浪费、环境高污染、资源高消耗的情况。

2.继续走科技创新之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制度创新，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完善科学技术进步，发挥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潜能。

3.物质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应加强对投资的科学管理，谨慎把好投资建设这一关，提高投资效率。

4.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人力资本投入迅速增长，基础教育的加强，科学技术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应在人力资本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基础教育，提倡科技创新，使经济增长长期保持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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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沛、李克俊.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05）：75-76.

篇8

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促进作用共同带动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张辉、王晓霞（2009）认为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大差距时，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刘伟和张辉（2008）研究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情况，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在1998年前显著，在1998年以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显著。Fagerbert采用份额变化方法，对全世界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促进生产率进行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对生产率增长有影响。库兹涅茨研究了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总体增长的影响，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导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对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在10%-30%，并研究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关系，认为结构变迁推动劳动要素的再配置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影响显著。张翼、何有良（2010）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要素重置效应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这种变动呈现三个阶段，轻工业和服务业要素重置的效应最为明显。本文针对份额变化方法，分析内蒙古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研究方法选取

Fagerberg（2000）、Timmer（2000）和Peneder（2003）提出了“转换份额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将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从劳动生产率中提取出来，这种结构方法较为清晰地表述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刘伟、张辉借鉴该方法，分析了中国近30年来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认为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在早期的时候确实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劳动生产率的分解过程如下：设Lpti是各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t表示时期，i表示三次产业部门，Lpti表示产业i在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Hti是t时期产业i的劳动占总劳动的份额。

（1）

从基准期到观察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就可以表示为：

（2）

式中，Lp0表示基准期的劳动生产率，Hi0表示产业i在基准期的劳动占总劳动的份额，公式（2）中，称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劳动份额的变化会导致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变化，因此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是借助于劳动份额的变化来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化。如果劳动力流向生产率高的产业，将导致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增加。这反映了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是劳动效率提升的过程，劳动力总是从生产率低的产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产业。是赋予劳动份额增加的权重。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因此该产业的劳动份额权重就小，导致第一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小。总体看劳动力流出第一产业，因此第一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为负值。公式称为动态结构变迁效应，该公式一方面反映劳动力份额的转移，另一方面反映劳动力转移后的产业生产效率的相对变化。如果劳动要素迁入该产业，劳动效率提升，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就应该为正并且增加。在劳动力迁出第一产业的情况下，第一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在劳动份额减少为负的情况下，劳动效率在提升，因此总体为负。而第二产业劳动移入的劳动份额增加，同时劳动效率提升。公式是生产率增长效应，体现了t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因此生产率增长效应更多地体现技术带来的影响，可以用该效应反映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结构变迁效应与增长效应的分析

根据公式（2）将内蒙古生产率的增长情况进行分解，找出内蒙古三次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效应。

以《内蒙古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并分解出1978-2011年的结构效应和增长效应，具体数据见表1。表中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很小，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静态结构中的权重小导致的。劳动力迁出第一产业导致静态变迁效应为负，为-0.02315。第二产业也发生了劳动力迁出的情况，但是数值更小为-0.00402。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也为负值，主要因为劳动迁出。第三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较大，一方面由于第三产业劳动效率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流入。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效应在第二产业中表现最为明显，达到了16.7744，说明第二产业是技术进步的最大受惠产业，第一产业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效应也比较突出，为3.78065。

将表1百分比化，得到表2。表2中可以看出带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的增长效应，达到58.375%。说明内蒙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大部分来自第二产业技术进步带动的，内蒙古工业化过程中，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最大，技术提升幅度也非常大；第三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也占到了20.973%，劳动力流入同时劳动效率提升，是第三产业带动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原因；而第一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和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都为负值，主要的原因是劳动力流出导致的；第三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正值，说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劳动力持续的流入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在增加。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当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劳动力的流动带动资源在不同产业重新配置。1978-2011年间，技术进步导致的增长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达到了85.33%，其中第二产业占比最高达到了58.375%；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达到了14.505%，说明来自劳动效率的提升是明显的；而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占比最小达到0.165%。

第一，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根据静态结构变迁公式，计算1980-2011年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这些数值见图1。从1980-1994年，总体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正并逐渐增加，反映出了劳动力份额的流动带动劳动生产率增加，改革解放劳动力，劳动力资源按照效率原则在三次产业间重新配置的过程，这段时期是改革带来的红利。1994-2004年期间总体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在震荡，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第二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第二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逐步下滑变为负值。这段时期国企改革，经济萧条，劳动力持续的流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国企下岗裁员导致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下滑，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第三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持续增加。2004-2011年期间，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持续上升，主要得益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而第一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进一步下滑。

这段时期，网络科技带动了信息革命，带来了第三产业的繁荣，金融、地产、信息领域快速扩张，劳动力持续流入总体上导致静态结构效应上升。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效应比发达国家的结构效应更显著。因为发达国家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差距小，而发展中国家产业间的效率差距大，资源重配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更快。在三次产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的时候，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产业结构变迁推动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同，从而形成经济快速增长的波峰和经济低速增长波谷，使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李猛认为中国经济的波动中15%-20%的成分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影响。袁江和张成思认为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导致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变迁相互影响，经济总量扩张同时经济结构分化，经济增长下降及经济结构不平衡缩小。

第二，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图2是内蒙古产业结构变迁的动态效应，图中总体动态结构变迁效应持续增加，1982-1992年期间，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增长缓慢，说明产业经济效率较低。1992-2002年期间，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增长加快，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导致劳动份额合理调配，另一方面生产效率增加，双重影响强化了生产率的提升。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体现了制度变革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劳动力流动效应和劳动效率提高。第一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自1982年以后持续为负，绝对值逐渐变大。由于劳动力流出第一产业，第一次产业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值，而且自2006年以来下滑速度很快，未来第一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将仍然下降。第二产业在1981-1999年期间为正值，说明劳动力流入，1999年以后第二产业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变为负值，劳动份额减少，劳动力流出该产业。由于劳动生产率在过去30年持续快速增长，所以总体动态结构变迁效应持续增加，具体情况见图3。发展中国家在早期的结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要比后期的结构效应强，资源在三次产业的再配置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趋于平衡。

第三，生产率增长效应。生产率增长效应，主要的变化因素是劳动生产率，而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生产率增加的主要原因。图3是内蒙古总体增长效应和各产业增长效应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总体增长效应持续向上，2002年以后增长效应速度更快。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增长效应较为缓慢，而内蒙古第二产业增长效应最为突出，是主要的贡献因素。总体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增长效应比要素重置的结构效应贡献大。

分时期结构变迁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贡献率分析

刘伟、张辉（2008）对全国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在1998年之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而1998年之后产业结构变迁让位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更多的由技术进步驱动。为了平滑1978-2011年三十年间的生产率增长，将1978-2011年分为六个时期，即1978-1984年、1984-1988年、1988-1991年、1991-1998年、1998-2002年、2002-2011年。分别计算这六个时期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产业内增长效应。然后通过对比总的劳动增长率可以分别计算出它们对劳动力增长率的贡献，如表3所示。

表3反映了动态结构变迁效应、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和增长效应在六个时期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情况，结构变迁效应在1988-1991、1998-2002年期间转变为负值，说明这一时期结构变迁效应并没有提升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的贡献度很高，反映了劳动效率提高对生产率的带动。在第1时期到第3时期这一阶段，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迅速上升，结构变迁效应明显，随着转移结束，要素配置效应逐渐减弱。第1、2、3时期，表现为要素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从农业向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转移。Dowrick（1991）研究了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认为在这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中，劳动力资源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对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只有0.8%，低收入国家达到25%。

表4是三次产业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总的结构变迁效应是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与动态结构变迁效应的加总。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大部分为负值，反映了劳动力的流出；第二产业结构变迁各时期的贡献波动比较大，1998-2002年期间第二产业调整，劳动力流出，导致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值，比例达到-28.04%，总体上第二产业劳动力流动不稳定，导致结构变迁效应波动大；第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比较明显，第三产业劳动力流入，结构变迁效应贡献增加。从总体趋势看，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在下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下降比较明显，反映了制度结构变迁带来的改革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表5反映了三次产业的技术进步引导的产业增长效应。第一产业增长效应逐步下降，第一产业的增长效应的相对份额在降低。第二产业的增长效应持续上升，由1978-1984年的24.62%增加到了2002-2011年52.74%，内蒙古第二产业的增长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贡献最大，而且比重持续上升。

结论

通过对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本文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贡献情况。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1978-1984年间比较明显，随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减弱。表现在静态结构变迁和动态结构变迁的贡献率开始下滑。在2002-2011年期间，结构效应的贡献开始上升，说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革命浪潮再次推动劳动力结构性流动，导致劳动生产率增加，中国正步入新的结构变迁阶段。内蒙古各产业中，增长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处于支配地位，随着劳动力的迁出，第一产业的增长效应贡献率在下滑，技术进步在第一产业的贡献在弱化。在内蒙古第二产业中，增长效应和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在增强。这也说明了结构变迁效应弱化的过程中，技术进步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力量。未来市场深度改革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性流动，对劳动生产率的效率贡献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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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振兴.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关系研究―基于山东省数据[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3）

篇9

一、扩大再生产及其两种主要类型

社会化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的理论下又由两种基本的生产类型给予支持，即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八章中，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这里所谓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指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即增加积累、增加劳动量、增加生产资料来扩大生产的规模，只要其中有一个因素扩大了，就是外延的扩大；内涵扩大再生产是指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即通过提高资本（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大生产规模，其中有一个因素效率提高，这就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简而言之，外延扩大就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内涵扩大再生产是外延扩大再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

一个社会亦或是是一个企业究竟采取外延式还是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推进产业升级，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一概而论，这要依据社会、企业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内部技术结构、资本情况而定。以永年县蔬菜产业为例，2011年初期的永年蔬菜占地面积78万亩，产量32亿公斤，产值38亿元，而到年底蔬菜占地面积80万亩，产量33亿公斤，产值41亿元，蔬菜产业规模逐渐扩张。由此看来，永年县蔬菜产业逐渐都在以百分比式的扩大，究其背后的根本扩张模式，大都以粗放式经营即外延式方式为主，单纯依靠资本增长、生产要素投入量增加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即永年县蔬菜产业每年的播种土地、劳动工具及劳动力贡献因素占比份量较多。这种片面的搞外延扩大再生产，使永年县蔬菜产业成为典型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企业。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82年～1999年，永年县经济增长的80%～90%是依靠物质投入取得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所产生的贡献率仅为10%～20%。这种外延式即粗放型增长在当今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社会竞争体制下，显得尤为吃力，已经渐渐失去了其优势地位。

与此相比，和永年同样是蔬菜生产大县的寿光，在大力拓展土地面积和种植产量的同时，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寿光人以市场为龙头，一手抓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着力提高产业科技含量和农民的科技素质，增加蔬菜产业的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后劲，一手抓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育。良好的培育人才氛围、浓重的科技环境，使得寿光市蔬菜先进技术和良种覆盖面分别达到95%和98%，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寿光大力转型向内涵式即集约型增长方式的道路上来，开创了蔬菜产业集团，建立起自己集团的商品交易所，并逐渐壮大了自己的蔬菜品牌。由此看来，寿光在推进蔬菜产业升级时既有增量资本的投入，又有生产场所的扩大，既有劳动量的增量投入，又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它的扩大再生产即是内涵的，又是外延的。外延扩大和内涵扩大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从这几年从寿光蔬菜产业发展模式和改革道路分析，不难得出，永年县蔬菜产业想推进扩张规模，不仅在已有的产业资本上扩大规模，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即将内涵扩大再生产放在以后发展的首要位置，走集约型增长方式的道路。

二、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对永年县蔬菜市场建设的指导意义

第一，积极将科学技术根植于生产力要素之中。马克思指出：“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这些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其所阐释的要义无疑是通过将科学技术嵌入于生产力要素之中，充分发挥生产力诸要素的效能。而就长期忽略该因素重要性的永年县蔬菜企业来说，如何将科学技术纳入到生产过程中，走上集约型道路，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永年县蔬菜企业理应从科学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出发，加强应用科学技术的投入。

第二，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加强劳动力个人素质。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过程是劳动力利用生产工具按照既定目标对劳动对象改造并生产出产品的过程。因此整个生产过程的劳动生产率必定受到单个劳动者素质及其劳动熟练程度的影响。针对当前永年县蔬菜产业生产过程中，必须重视劳动生产效率，合理配置劳动力，鼓励引导现有农技人员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以造就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产业化要求的复合型农技推广人才。同时，调动全县各个村镇的务农人员学习先进的培育蔬菜的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自身的劳动素质，又有利于按照劳动者的素质实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最佳结合。

第三，通过增大个别资本，实现规模经营。关于增大个别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资本积累理论时指出，可通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来实现。而永年县蔬菜产业经济效益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规模小，导致生产数量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产品，进而不能有利地占领市场。为此：（1）当前永年县政府要根据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供求情况，引导现有各村镇菜品重组，实施名牌战略，实现由蔬菜大县向品牌强县跨越，建立自己的大规模经营的若干个集团，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系列参与市场竞争。（2）只有好的外延经济做基础，才可以保障内涵经济大力发展。所以当前永年蔬菜市场产业仍要不断增大资本，扩大经营外规模，在一定的成熟时期和合宜的经济环境下，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结合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优势地位，促进蔬菜产业的利益增收。

三、总结

马克思《资本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被无数次地证明。只有在其合理的指引下，该蔬菜产业才能得到持续性发展，我们也充分做到了立足于现实基础，将其合理运用于社会经济实践。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篇10

学者采用最多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与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投入要素值的比例，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其增长率被视为科学技术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或对经济增长贡献多，就证明经济社会发展源泉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其他要素。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朱晓东（Zhu Xiaodong）教授2012年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去，现在和将来》（《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其研究结果显示，1952-1978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07%，1978-2007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16%，TFP对人居GDP增长的贡献率在1952-1978年期间为-72.03%，1978-2007年期间为77.89%。这些结果显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暗含中国将是未老先富。

但是，计算TFP是有许多假定的，例如，通常假定其生产函数为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Production Function）。因而，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就必然忽略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中的规模效应，也没有考虑经济要素之间的组合效应。实际上，人类是生产等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要素，不仅组合劳动、土地、原材料、资本品、资金、技术等，而且将他们进行优化配置来实现生产，不同的组合就产生不同的效率。探究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源泉，不要将劳动、劳动力成本与人类资源混淆在一起。

人口比较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依然是人、技术、规模等，作为要素核心的人类，可以对各种要素进行组合。从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数量来看，中国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并带来规模效应。1982年，中国参与经济活动的就业人数达到5.25亿人，2012年抽样调查的人口达到11.25亿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相媲美。表1显示，1982年中国20-24、25-29、30-34、35-39、40-44年龄组的人员参与就业比例超过90%，甚至达到94%以上，20-59年龄组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数总量达到4.1亿人，2012年抽样调查的20-59年龄组人口数量达到7.0亿人。从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看，中国也具有人口规模效应。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达到6.75百万人，在校数量达到2.11千万人，普通本专科毕业生达到6.25百万人，在校数量达到2.39千万人，研究生毕业数量达到48.65万人，在校数量达到1.72百万人，相当于一些大型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这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们成为中国新的比较优势，人口数量众多有利于人力资源市场充分竞争，而且其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类性质人员，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同类人员的成本。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之处，就是充分发挥了人口比较优势。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人口比较优势是普通劳动工人，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普通劳动力，组合了土地资源、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以及购买的先进设备等，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分工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几十年，中国人口比较优势是中国拥有大量的中等职业教育人员、普通本专科生，以及研究生，他们将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处于国际分工地位低端的格局。（见下表）

中国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稳定家庭、优化人类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未老先富或未富先老没有本质联系。经过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后，许多家庭支离破碎，计划生育政策引起更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国试图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原因并不是人口红利变化的原因，更多是社会、伦理、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事实证明，近几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下降，已经引起一些专家学者注意。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并不像理论界分析的那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很高，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遭遇社会冲击特别是金融危机时，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TFP增长率就明显变为负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19 79年、19 80年、19 81年分别为-1.321%、-1.483%、-3.384%，1986年、1989年、1990年分别为-0.575%、-3.599%、-4.413%，1998年、1999年、2009年分别为-0.861%、-0.712%、-0.402%（参见赵志耘和杨朝峰在《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上发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 79 -2009年”）。

2013年12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研发投入快速增加，2012年科技投入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98%，但是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依然是粗放型的，依靠要素大量投入和投资拉动，2012年中国消费了世界50%的钢、水泥、煤炭，石油进口依存度达57%，铜进口依存度达70%，大量能源资源消费又造成大气、水、土地污染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实现未老先富

篇11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Human Resources theory by Theodore W.Schultz. From the angl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economic harmony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Zhenxiong county has been analysed with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on the point of the facts in Zhenxiong county.

Key wordshuman resources of ZhenXiong；economy growth；production function

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舒尔茨在其《人力资本理论》一书中揭示了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而言。相同的实物资本总投入量产生的收益异常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源的质量存量（或说劳动投入质量）的差异。舒尔茨明确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而美国学者西多夫斯基也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应是经济发展的归宿。”这些理论和观点都在启迪人们应该去追求：人力资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关于人力资源与经济增长的概念

（一）人力资源的概念和内函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的定义有若干种。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把人力资源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劳动人口。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只要有工作能力或将会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可以视为人力资源。这个定义充分表明了人力资源具有潜在的效应和可开发性。

人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其总量由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乘积表示,人力资源的质量即人力资本体现了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综合劳动能力。它体现为劳动者的健康水平、知识和技能水平以及劳动态度。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就是劳动者与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合理结合。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二)经济增长的概念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一般是用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来表示。实际 GNP或GDP是用当期的 GNP或GDP除以价格缩减指数而获得的。即用当期的实际 GNP或GDP 减去前期的实际GNP或GDP ,得到一个实际国民产品的增量。再把它除以前期的 GNP或GDP ,得到实际增长率。这个GNP 或 GDP 的增长率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率指标即公式:(GNPt-GNP0)/GNP0, (GDPt-GDP0)/ GDP0（GNPt GNP0；GDPt GDP0分别代表考察期中t期和基期的国民或国内生产总值）。到目前为止，这一经济指标仍被国际上公认为是反映一国或一地区某一时期（通常以年为单位）国民产品总量的最好综合指标。常常被用作评价和比较经济绩效的主要代表。

《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每年发表的，目的是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的主题是讨论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联系。其中强调人类发展主要体现于人的各种能力的扩大。这些能力包括：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得更多知识的能力、拥有充分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提高当然需要有社会总产品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不断增加生产性就业和收入，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文化水平和参与社会各种事务的能力。没有经济增长，这些能力的扩大都是有限的，也无从谈及发展。

二、镇雄县经济增长现状与人力资源状况

（一）主要年份镇雄经济增长情况

众所周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在人类社会，人是主体。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人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又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适度的人口规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人口规模过大、人口素质不高、则会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障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镇雄县委、县镇府在带领镇雄人民完成“八五”、“九五”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使镇雄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有所增长，但由于同期人口增长也快，使得镇雄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抵消了人口增长增加的消费需要外，效果并不显著；同时也未改变镇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现状。这一点可以通过表1得到说明。

资料来源：《镇雄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情况报告》以当年价格计算。

（二）镇雄县人力资源状况

当今世界全球都面临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人口问题。生态的好坏，资源的多寡无不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需求为标准进行评判的。没有人，生态无所谓好坏，资源无所谓多寡，但是如果人过多、增长太快，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压力，导致资源供应紧张，导致生态环境破坏。镇雄积重难返的人口压力早已成为镇雄经济发展问题的困扰。镇雄县是一个人口大县，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量多、农村人口比重大、文化素质低、结构不够合理。因此，镇雄县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同人口问题的妥善解决密切关联。这可由表2得到说明。

资料来源：《镇雄人口普查登记表》1995-2000年《云南统计年签》

三 、人力资源与经济增长分析理论及方法

（一）人力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与其它生产要素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是主观能动性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劳动者的人居于主体地位、与物质要素相比，人的要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过程、劳动过程、有一个主动的源泉，有一个整个运动的原因，这就是劳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把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当作生产率增长的一部分，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内在的积累与增长。世界银行1995年9月在题为《监督环境进展-关于工作进展的报告》中指出一国或一地区发达与不发达之间最重大的差别在于人力资源。换言之，是人本身的发展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是通过人力资源的发展来实现创造的财富的增加。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在自然资源消耗不应再增加时，是科学技术进步、资源配置优化、管理机制完善和社会组织合理的结果，是人力资源发展的结果。

（二）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核算

不论是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理论都一致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孤立进行的，也不是凭空发展的，而是诸多因素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一定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条件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条件，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必要的三个基本内部投入要素。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条件组合会创造出不同的财富。生产函数就正描述了这一点，它指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与最大产量之间的实物量关系。包含：①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投入的生产要素数量给定，那么产出量就被确定。②如果投入的生产要素数量变化了，那么，产出量会随之变化。③如果技术水平提高了，那么要素投入量不变，产出量也会提高。生产函数作为一种描述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分析工具，可以不受不同经济体制的限制。对此，我们可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指数型生产函数:Q=A.eλt.Kα.Lβ（注：其中Q是产量，A.eλt是代表t期的技术水平，K是t期的资金投入量，α是资金的投入产出弹性，L是劳动投入量，β是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所谓产出弹性：是表示产量变化率与资源变化率的比率，它反映了产品产量变化对资源变动的敏感程度是衡量资源转化效率的重要指标〉）。来分析核算镇雄1990至1999年期间，镇雄县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以及每年投入的资本对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率。从而有助于分析镇雄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源情况。

资料来源：《云南统计年鉴》、《镇雄统计公报》，1991-2000年。

注：Y：镇雄国内生产总值（以支出法按当年价格计算），K：资本投资完成额是以当年镇雄统计公报上统计的全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表示，L：劳动力投入数量以云南统计年鉴上各县主要经济指标中的乡村劳动力人数+城镇职工人数表示。（为了使核算结果符合镇雄实情，在数据选择中，对某些统计口径不同的指标进行了修正和平滑处理）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有关数据我们得到函数:

Y=A.eλt.Kα.Lβ （1） 式中eλt是反映技术进步对t年度产出的影响。e是自然对数的底。λ 正好表示测定时期的年技术进步率。α是资本产出弹性，β是劳动力产出弹性。

那么对（1）式进行对数变换后得到:

lny=lnA+λt+αlnK+ βlnL (2)

设:lnA=a

则根据统计方法，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得到下列参数指标的值分别为：

a=-9.926, λ=0.0409 ,α=0.873, β=0.477

这样，我们可以获得镇雄国内生产总值的计量模型：

lnY=-9.926+0.0409t+0.873lnK+0.477lnL

根据该计量模型及有关数据，可以测算出镇雄1990-1999年期间的年技术进步率为4.09%，镇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7% ，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率为11.5%，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为9.9%。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到镇雄1990至199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技术进步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3%，根据公式：要素贡献率=要素产出弹性X要素投入增长率/产出增长率。计算得出镇雄1990-1999年期间的资本贡献率为59% ，劳动力投入贡献率为28%。计算结果中：资本的贡献率最高为59% 劳动力投入贡献率只有28% ，技术进步贡献率也只有23% 。这表明镇雄1990-1999期间技术进步缓慢，经济增长科技含量不高，由于镇雄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是整个经济中最大的部门，农业科技推广欠缺，农村人口素质普遍低下。导致镇雄整个社会生产中科技进步率极低。同时又因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正如前所述、使得好多农民的边际效益很低，甚至为负数。因而仅管第二、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相比其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要高，但因其比例太小而抵削农业的负面影响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镇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增加投入，走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道路，经济呈现一种传统的高投入-低效率的初级增长模式。这符合镇雄实情，但却违背了经济效益原理。比较美国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一书中对经济增长发展的三大阶段的划分标准。若EA代表技术进步贡献率，EK代表资本投入对产出的贡献率，EL表示劳动贡献率的话。那么当EA∠EL∠EK时说明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属于物质资本推动阶段，二战以前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和目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当EL∠EA∠EK时，经济发展是由技术从“物”到“人”的过度阶段。从50年代初到本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目前我国已从第一阶段步入该阶段。当EA 〉EL且EA〉EK时是人力资本决定阶段，随着技术和知识内化于人，人力资本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系统以柔性制造取代大批量生产。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开始进入该阶段”这被认为是面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很显而易见的知道：镇雄目前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物质资本推动阶段。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中国平均发展水平，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水平更显得遥不可及。

镇雄经济发展水平与现代经济发展证明的“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高科技时代，科学技术和拥有科学技术的人力资源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直接动力”，也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格格不入。作者初步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发生的原因除了与镇雄的天时、地利较差外（镇雄地处云南省东北部，云贵高原乌蒙山边缘，特殊的地理环境、地貌构造、极其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交通不便，远离大城市、远离经济发展中心，难以获得新的信息、技术、自我封闭、市场经济不发达。）最主要的就是缺乏“人”和“这种特殊的、具有不可替代而又有潜力的人力资本了”。因为虽然从传统经济理论到现代经济的发展都说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助推器”的作用。但我们却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科学技术是由人来发明创造并由人来掌握，应用于实践活动的。经济发展要依靠技术进步，要依靠掌握科学技术的劳动者去推出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的生产工具、需要有指挥能力的人去计划、组织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所以说科学技术竞争的实质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而镇雄恰好在这方面是如此的贫瘠。根据前苏联生物学家杜布列克的“木桶原理”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口问题严重制约了镇雄经济增长。大势所趋，镇雄要使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也就别无选择只有走人力资源开发这条路。尤其是在今天，镇雄原有资源已倍遭蚕食、侵吞、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因此日益恶化的今天。经济增长不可能再象过去一样依靠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性、破坏性、野蛮性和浪费性的开采或利用来满足。

四、镇雄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镇雄国民财富的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

1. 镇雄人口多，消费了大量的同期的产出。镇雄县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几乎都用于满足镇雄每年新增的人口消费需要上。镇雄1990-1999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达15.09‰。2000年，全县共出生人口27974人，人口出生率为23.13‰ ；要满足这种过多过快的消费支出必然使得有限的国民财富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削弱。很明显的事实是：生产表现为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消费表现为一起经济活动的终点，但在终点无法很好的回到起点或超越起点时，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四个环节都必然受到制约和影响。因此镇雄经济增长的有限性和缓慢性与人们需要增长的无限性和人口增长过快性之间的矛盾将需一个较长时期才能得以平衡和协调。正如冈纳、米尔达所说：“显而易见，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空前迅速的人口增长将持续几十年至少一代人以上。这严重阻碍了发展”。

2. 镇雄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不仅导致资源供应紧张，生态环境破坏；还给就业、教育、住房、能源、交通、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造成诸多障碍。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使大量贫困人口有增无减。1996年，镇雄全县还有43.2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为解决吃饭问题，农业不得不长期处于一种单一的“农业=种植业=粮食”的格局。这不仅导致资源不能优化配置，也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另外，人口过快增长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造成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力过剩。从而在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消耗两方面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1）人口增长与就业机会增长之间是呈负相关的，人口增长使积累基金减少，抑制就业机会增长。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的增长，就会产生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劳动年龄人口有就业岗位才能成为生产者，反之不仅造成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会消耗掉其它就业者创造的剩余产品；或者以牺牲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代价，维持隐性失业，这两种情况最终都会导致大家的共同贫穷。

（2）镇雄农业人口比重过大，大部分集中于农业生产；再加上严重的性别年龄结构不合理，不仅在经济结构上影响了镇雄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因为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沉淀在农村，政府又没有采取合理适当的人口迁移政策和劳动力流动手段。结果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存在使农业的边际效益降到零，甚至是负数。此外，由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也会影响到农业采用新技术和规模经营。这必然影响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镇雄目前面临的一大困境；一方面人口还在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落后，就业岗位有限，最终导致大量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挤占有限的资源，结果谁也富不起来。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必将连锁的影响到镇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二）镇雄县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众多、增长过快是镇雄县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但人口之所以成为镇雄经济增长的严重包袱。根本原因还在于人口素质低下，观念保守，接受新事物慢，破旧立新难。这就是镇雄目前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另一大困境。

1. 人口素质低导致“越愚越生，越生越穷，越穷越愚”的恶性循环。人口素质与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因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都要占用有限资金。显然，人口增长过快会影响资金分配，从而影响发展。但是，对人力投资，例如举办教育等不足更会影响到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将会更大程度上抑制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从而使人力资源的潜在效应。比如说利用科学的方法合理配置资源，节约现有稀缺资源等能力的发挥无法实现，也将不能产生人力资源通过采用科学的方法研制出新的能源、原材料等来替代原有资源不足等的替代效应。从而也就不会有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倍数效应的发挥。据美国经济学家测算，1900-1957年，物质资本投资增加4.5倍，利润只增加3.55倍；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利润却增加17.5倍，利润增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5倍。然而，镇雄的实际却相反，有的只是高投入-低产出的结果。

2. 镇雄由于人口素质低下，阻碍了科技进步和科技的推广。经济增长要以高产为基础、以优质为生命、以高效为目标。而这些却与高文盲率、思想保守、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对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创新和推广有着天然排斥性的人相违背。1996年镇雄全县15周岁以上人口中有文盲271003人，文盲率高达23.42%（全国1990年文盲率也才12.17%）而且已经脱盲的劳动者中，不少人只是在扫盲班识得几个简单的汉字而已。其实质等于没学，依然是文盲，科盲。镇雄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人不多，1994年为3.1%到了1999年也只有3.7%而同期宣威是4.3%和5.6%；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知识和享有大中专文化水平的人更是少得可怜。迄至1999年也只有3.06%而宣威的是6.02%几乎是镇雄的2倍。

3. 镇雄人口素质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表现在由于目光短浅，急于追求短期利益。而往往不愿将资本投在更有潜力和后发优势的教育，医疗保健、科技开发等项目上。例如，1994年镇雄人口中文盲率高达24.1%，而同期用于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投资只占当年全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5%。另外，由于劳动力存在改变职业的障碍，改变工作环境和地点的障碍。再加上人们的思想保守，文化素质不高。所以即便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也无法得到合理分配和利用。这些，都会导致劳动力资源与其它生产要素之间在结构和层次上的禀赋不合理。进而必然影响经济生产率整体水平的提高。也不可能产生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

综上所述，镇雄的人力资源既丰富又短缺，也正因如此，镇雄要实现经济增长，应将人力资源加以战略考虑和优先开发。否则会使镇雄经济增长的成本更高、损失更大，而这种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参考文献

[1] [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2]《镇雄县志》镇雄县委组织部编、昭通地区印刷厂，1998年版。

[3]《镇雄统计公报》镇雄县统计局、2001、2、25印。

[4] 郭熙保主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

[6] [瑞典]冈纳、米尔著、陈羽纶等译《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P192-193。

[7] 葛新权、李富强、谢赤、唐五湘著《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P84-88。

[8]《云南省、国民经济核算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P305。

[9] 郭志刚《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初步理论思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期 P121-123。

[10] 李忠民著《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2版。

[11] 《农村经济统计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4版P181-183。

篇12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总值的大幅提升和较高水准的增长率，科技进步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北京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论是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和政策的相对倾斜，还是地方所拥有的大量科技创新人才，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和进步的未来走势。但我们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人力的投入。是否在近几年了经济增长重点和方式的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

科技进步是包括有技术改进、技术效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提高等的一定数量的资源投入以生产出更多产品的所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广义的科技进步也可以理解为产出增长中扣除了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其他所有生产要素贡献的份额之和。Ricardo很早认识到科技进步相对于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越发重要。Cobb Douglas提出的C-D生产函数成为了测算科技进步的基础。Solow又将科学技术进步要素从其中抽离，用“剩余值法”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国内学者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另一方面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在全社会研究方面，殷林森对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做了关联研究。在区域研究方面，安宁对广东省的科技进步、资金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刘勇则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对广东和全国的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比较。国内学者在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样本的局限性，各地区间的数据结论并没有可替代性。北京作为科技发展极具代表性的城市，不仅掌握大量资源，更有精英人才助力，这些年来科技投入和进步是否真的对经济产生影响。本文将结合1996—2011年的经济指标和数据，运用生产函数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模型假设

（一）模型假设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应用较为广泛的生产函数，满足索洛模型的全部假设。因此我们可将C-D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作为计量模型构建的基础。主要是为了将经济增长分解为来自各要入投入的贡献。其基本函数形式为：

（二）指标选取

首先对数据进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口径的统一性原则的收集，选取1996～2011年为样本区间，所有原始数据来自北京市统计年鉴。

1.总产出数据

选取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我国经济产出量的指标，用Y表示。为排除价格影响，将1996年作为基期进行调整。

2.劳动投入指标数据

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和从业人口数量均可以衡量劳动投入。基于我国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年末北京市全社会从业人数作为各年的劳动投入指标，用L表示。

3.资本投入数据

作为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存量，有涉及直接和间接生产以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数据无法精确统计，本文采取历年北京市固定资产存量数据作为资本投入指标，以1996年为基期按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用K表示。

三、模型估计与检验

引入C-D生产函数模型，通过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运用广义差分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可得：

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5下不存在自相关，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另从统计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变量间呈高度正相关。可得到：

四、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

对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测算采用索洛余值法。其增长速度方程为：

变形得到

该模型中，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为扣除资本、劳动投入增长意外的其他因素之和。a为索洛余值，三者的平均增长速度采用几何平均法。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根据北京市1996—2011年的相关数据，相应的资本、劳动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

其中EA表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百分比，Ek表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百分比，为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百分比。

据此计算北京市1996～2011年各要素的贡献率，结果如表1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科技进步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值为43%。较前几年的不稳定，近年来科技进步的贡献作用呈整体上升趋势。个别年份表现出来的贡献率负值并不意味着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负作用，而是在测量期间某些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整体来看，劳动投入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说明讲求高效率的现代社会，更依赖于怎样增加个人产出，大部分的经济增长还是来源于资本投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并且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实际上，科技、劳动力和资本之间都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如若没有先进的科技进步作为支撑，有限的资源则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也会表现为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北京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国家给予的优先投入权、广阔的发展平台和充足的科技人才都给科技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上表中所呈现的科技进步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持平的态势也体现了北京市的增长转型。要继续保持并推动这一增长态势，还须更好地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也可以提高资金的产出弹性。

五、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北京市经济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科技进步的贡献程度有待提高。首先，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的投入也逐渐需要向高水平科技人才方面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在人才教育上，以达到人才资源优势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广阔平台吸引国内外人才，以人才的溢出效应带动竞争，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贡献便可相辅相成。其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加，与资本投入同时发挥主力作用。而随着经济发展，资本投入难以单独发挥引领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在资本投入的同时注重技术创新活动，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增加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更大程度地确保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改革重点。（1）增加科技投入的全面性。科技进步和资本、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本来就是相互渗透和促进的关系。科技投入更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科技财政拨款，激励企业成为新的创新主体，为市场注入活力。（2）优化资源配置。北京地区拥有其它地区无法企及的资源和优势条件，这样的条件更需要构建合理的动力机制和分配机制，根据投入的不同影响合理优化，逐步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3）科技活动常态化。政府需要引导企业通过资本和人力投入手段来加大研发活动力度，并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更多地解决民生问题，使科技活动更直接和持续地推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磊.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性[J].科技管理研究，2008（09）.

篇13

尽管目前我国已经认识到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绿色措施来促进其发展。然而，我国对生态农业的认识仍仅局限于局部的农业经济循环发展方面，比如采用种养殖业复合系统、以沼气为纽带的各种模式、种加复合模式等，没有从体制等更深层次来探讨实现生态农业的可能性，这大大延缓了生态农业实施的进程。而我国农业基础的薄弱、落后的发展现状则成为制约实施生态农业的最大障碍。首先，土地经营规模不大。实践证明，规模化的土地经营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发达国家的土地经营规模较大，范围从几公顷至几百公顷不等，而我国则由于历史与现实情况多采取以家庭或农户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模式，人均、户均耕地面积相比发达国家都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生态规模化农业模式的推广与展开。

其次，农业资源拥有量不足。农业发展的基础是资源，而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则是影响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耕地方面，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粮食供应的减少，全球不得不面对可耕地面积逐步减少的局面。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报告，全球用于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在本世纪80年代初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一直呈增加状态并于1981年达到最高纪录，从此以后就逐渐减少。倘若世界人口增长率保持目前水平，那么，人均占有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到2030年时将只剩下1.2亩，仅相当于1980年的一半。而我国农业资源拥有量从总量上来看居世界前列，然而，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这两个指标都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根据国土资源部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已从上年的1.43平方米减少到1.41平方米;粮食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粮食不仅是生活资料，更是一种战略物资。粮食是否安全不仅关乎一国生产生活，更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就是粮食可以不断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2030年，我国粮食需求量预计达到6.75亿吨，人均只能维持在400公斤左右的最低安全限度，这种严峻的局势使得生态农业的发展路径就变得急迫且必需了。再次，人口规模的爆炸式增长。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材料显示，1995年至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57亿增加到98亿。而我国至2030年总人口峰值将达到16亿，并且这一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现有自然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量是8至17亿，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及农业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如此，我国人口素质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的15.88%，文盲率为12.1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4%，大学以上(含相当于大学水平)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0.06%。大量低素质的人口不仅在客观上助推了人口的恶性膨胀，而且还阻碍了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科技进步，严重制约了资源与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的实现。

最后，科技贡献率处于较低水平。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体现在农业方面就是依靠农业科技含量的增加来实现成本的降低以及产量、质量的增加与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已经成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虽然截至2011年，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45%，其中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科技贡献率分别为42.4%、31.4%、42%和45%，使我国成为世界粮棉油生产和畜禽、水产养殖第一大国，农业科技贡献率的提升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与美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近70%相比，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还很低。究其原因，美国政府对农民自身文化素质教育和农业推广的投入对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起到了很大作用。农民在美国农村也是弱势群体，美国政府在教育和推广服务中提高了农民的生存竞争能力，全美100多家农学院、农业实验站及遍及各地的县级推广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仅如此，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是衡量科技贡献率高低的标准。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在农业生产的各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我国由于小规模的分散经营大量存在，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不十分普及，现代化水平的较低。2003年，全国农业机械原值达到3362亿元，乡村农户平均拥有农业机械原值1300多元，占农村住户年末每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25%。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6.04亿千瓦，平均每百亩耕地拥有农机动力31千瓦。拖拉机保有量达到l494万台，其中大型拖拉机97.26万台。联合收获机36.22万台。平均每667.102平方米耕地拥有拖拉机数量0.77台，配套农机具1.18部;每百户拥有拖拉机数量6.1台。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33%，其中机耕水平47%，机播水平27%，机收水平19%。

总之，我国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农业资源拥有量、人口规模、科技贡献率等一系列指标都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只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才能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构建生态农业是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美国土壤学家阿伯卫奇于1970年首次提出“生态农业”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农业是将生态学原理与系统科学方法进行有机结合，使用现代农业技术来取得科学成果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沃尔辛顿指出，生态农业在生态上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能量上可以实现自我维持，在经济上可以保持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以实现可接受的农业系统。与国际学者对生态农业的认识不同，国内多数学者认为，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在一定区域内所实施的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发展模式。它是人们自觉地按照生态学规律、生态经济学规律和系统工程方法建立起来的农林牧副渔各业相互结合而又各有侧重的高功能、高效率的知识密集型的集约化农业。卢永根与骆世明教授认为，凡是把生态效益列为发展目标，并且自觉地把生态学原理运用于生产之中的农业，都可以称为生态农业。实践上，我国生态农业将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培育和高效利用有效地融资为一体，其实质是把农业生产纳入生态合理的轨道，寻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同步发展，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生态农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生态农业将“生态”作为其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涵，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来把握生态经济规律，构建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其次，生态农业强调生产经营系统的良性循环以及功能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再次，生态农业是依靠技术进步，综合运用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和现代科学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生态与经济高效良性循环的技术集成型产业。第四，生态农业是充分利用土地、生物、技术、信息等资源，将农、林、牧、副、渔、加、商等诸业有机结合，以资源持续利用为基础的综合农业。第五，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形成农、工、商、贸一体化产业化经营体系。第六，生态农业是具有主导性、多样性、层次性、区域性，即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特点的生物与其环境相适应的良性生产系统。最后，生态农业强调农业环境的配套建设，充分考虑系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大尺度的农业生产系统。生态农业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来增强我国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首先，要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生态农业是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具有提供生态系统产品和生态系统支持的功能。我国幅员广阔，地理条件条件复杂，农业资源和生态类型多样，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区域差异显著，所适用的生态农业模式各不相同。各地应根据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特点，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在丰富多彩的生态农业模式类型中，加以科学选择、改造和运用，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而更新、发展，以取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并不断提高。

其次，治理、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农业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不合理利用，造成了生态系统和资源的破坏。目前，我国化肥、农药施用过量，严重污染了水体、土壤、大气，农产品中有害物质残留过量，土地污染正在加剧，农业生产残留物如秸秆、畜禽粪便等不合理利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危害。因此，要巩固、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基础，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与管理，强化环境污染的防治，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合理配置、利用农业环境资源，退耕还林、还草、还水，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再次，加大科技开发和推广的力度。生态农业的技术实质是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工程，具有多学科、跨行业、技术密集的特点，需要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成熟的配套技术来支持，因此要十分重视科技进步，增加科技投入含量。要认真总结各地生态农业模式的成功经验和研究设计更有效的模式及其配套技术体系，因地制宜地推广已有的科技成果，使其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对于一些重大的关键技术难题要组织科技人员进行重点攻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我国生态农业模式的推广运用能力和生态农业建设水平。要加强技术培训和推广，建立一支懂技术、会管理的生态农业建设技术队伍。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及保护生态环境方面，通过技术攻关和技术组装配套，建立起一套低耗、高效、优质、安全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切实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与应用方面，运用生物技术培育动植物新品种，推进生物农药、生物兽药、生物肥料、动物疫苗、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研制与产业化。最后，加强政府管理与引导。生态农业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很多部门，特别是农、林、水、环保和计划、科技、财政等部门，只有政府的协调下，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密切配合，才能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政府应做好规划，加强引导，制定和实施全国生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确定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建设内容和实施措施，做好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规划及各部门发展规划的协调。运用生态农业模式要立足本地，实行个人、集体、国家相结合，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强政府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要把生态农业建设同农民勤劳致富、科学致富结合起来，尊重农民的意愿，用效益吸引的办法，鼓励多投入、多产出，增加经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