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阶段的主要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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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都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消费既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消费才是评价和实现产品价值的最终环节。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升级,这必将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之际,文化消费逐年增长,成为消费领域一大亮点,其作用和意义也愈加凸显。

一、文化消费研究的意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我国各个领域,在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时,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文化消费“口红效应”频频见诸于报端。在很多专家看来,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历史趋势和必然选择。翻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其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有相关性。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表示:根据国际算法,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了1700美元,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50亿元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中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远未得到释放,文化消费存在海量发展空间,文化消费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加强文化消费研究势在必行。

文化消费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内容而言,通常可以把文化消费划分为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两种形式,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消费项目。文化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消费的水平,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与速度。研究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可以为国家及地方政府文化教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及区域文化经济制度的有效性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物质追求活动,文化消费的发展受到诸多元素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心理动机、个人收入、地理环境等。文化消费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多学科、全方位着手,以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鉴于文化消费研究涉及数据广泛庞大,为更为细致微观研究,我们选取典型城市,以点带面,深入探讨。作为东部沿海城市,杭州经济发达,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其文化消费发展在东部城市具有代表性,并对中西部城市具有示范意义,因此本文重点调研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

二、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文化消费比例

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2000年以来,杭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大幅增加,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是2000年的2.24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4895元是2000年1.91倍。下面我们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探讨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关系如下:恩格尔系数大于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50%到6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40%到5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在20%到4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小于20%,居民生活消费最富裕。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2000年以来杭州历年的恩格尔系数以及文化消费所占比例(见表1)。

(根据《2008杭州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2] 陈芳、周英峰、郭奔胜:2007:物价持续上扬的背后[EB/OL].news.省略/newscenter/2007-11/15/content_708

篇2

绿色转型是当今世界潮流，美国奥巴马上台以后，就将绿色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日本、韩国也在近年来大大提高了绿色转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推出了一系列相关行动；欧盟更是率先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行动；其他新兴国家也在强调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中国只有顺应这种世界潮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否则将面临淘汰的危险。

推进绿色转型是我国应对资源环境压力的迫切需要。资源环境压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现在全球资源和能源消耗很大，二氧化碳排放很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使地球面临不可持续的威胁。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阶段，资源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压力更大，资源和能源紧张的结果是价格不断上涨，价格上升推高了企业发展的成本。同时，除了气候变暖外，三废排放、各种环境污染事故也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我国必须尽快采取有力措施，推进绿色转型，减少资源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绿色转型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我国目前经济下滑挑战的需要。目前，全球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发酵，目前来看，新能源、节能环保和信息等绿色低碳产业和技术很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同时，我国经济正面临下行压力，走出危机要靠绿色转型。

我国已悄然进入“高成本时代”，需要通过绿色转型来应对。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离我们远去，开始迎来一个“高成本时代”，具体表现为土地高成本、高房价带来商务高成本、生活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人才高成本、普通劳动力高成本、资金高成本、知识产权高成本、物流高成本、税费高成本、交易高成本等。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消化和应对这些高成本，而一个重要出路就是通过绿色转型，培育绿色技术和产业，提高产品和产业的附加值，培育新增长点。

狭义绿色产业就是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产业。广义绿色产业则包括资源节约、绿色友好的所有相关产业。我认为，未来具有发展潜力的绿色行业有如下八个：新能源产业（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绿色制造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里的新材料产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文化传媒产业（包括文化产业、传媒产业、教育培训产业、旅游产业等）、生物医药医疗保健产业、生产业（金融、物流等）、现代农业（包括观光农业、旅游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上述行业包括一产、二产、三产，也包含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行业一方面符合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另一方面也符合绿色低碳的要求，属于广义的绿色产业范围。它们在未来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能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推动力。

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新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以及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将对未来的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快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遇到了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垄断企业的阻碍，只有打破“三桶油”的垄断，才能为新能源企业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政府的管制和审批太多，也阻碍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减少管制，为绿色产业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政府还可以通过信贷、上市等金融手段为绿色产业中的企业提供支持，可以依靠自身的信息优势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同时，政府还应在重大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上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总之，政府应通过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服务，重点为绿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生活设施环境、生态环境、园区环境；软环境包括政务环境、政策支持环境、人文环境、市场环境等。

还有就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推进以人为本、绿色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镇化”。

篇3

一、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为了更好的认清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本人将先简要分析中美建交30年来的贸易摩擦的艰辛历程。

第一阶段：单纯经济性贸易摩擦阶段(1980－1989年)

这一阶段由于中美间存在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大多数的贸易摩擦属于经济性质范畴内的经济性问题，由于当时中美政治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中方在贸易摩擦中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因此摩擦的解决途径也基本遵循着“美方立案一中方解释一美方裁决一中方让步一双方达成协议”这一模式。这一阶段涉及的商品还大多数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化工材料以及轻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二阶段：政治化摩擦阶段(1990－2001年)

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特征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冷战结束后，由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破灭，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恶化，美国对华贸易不再简单的以反倾销为主，而是加大了经济制裁手段的使用力度，主要以限制防范对华的高新技术扩散，此外，还扩展到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贸易逆差以及入世等方面。这一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中美两国经贸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主动反击和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日益提高。

第三阶段：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

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特征是从纺织品彩电家具等微观经济局面向以人民币汇率、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局面为核心的制度性摩擦阶段发展。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硝烟不断，摩擦数和金额迅速攀升，已成为我国加大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以上文提及的中美轮胎特保案来说，涉案金额就高达22亿美元涉及20多家中国企业，10万多名中国工人的就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上述三个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摩擦在随着双方经济政治不断发展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特别是随着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新的变化如下：

第一，贸易摩擦领域不断扩大。除了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逆差及知识产权等传统问题外，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也成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焦点。值得一提的是中美服务贸易领域的摩擦日益频繁。第二，对待贸易摩擦手段的日益多样化，集中表现为反倾销不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唯一形式。保障措施尤其是特保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第三，贸易摩擦形态的复杂化。表现为多边摩擦现象日益增多，典型的是“中美钢铁保障措施”一案，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201”条款口实施的保障措施不仅仅针对中国，同时还包括对欧盟、日本以及巴西在内的14个国家进口钢材采取措施。

二、中美贸易摩擦根源分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美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既有美方的因素，也有我国自身存在一些因素使然。

从美方来说：首先，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重要原因。根据古典国际分工理论，比较优势是国家间进行分工合作的基础。各国通过国际贸易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中获益。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就中美所处位置来说，美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中国处于底端部分。如果顺利按照微笑曲线的分部规律，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就不会这么严重了。然而现实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利益的不一致，美国产业分工并不是完全按照微笑曲线所示，相反由于交易背后的利益所使，在一些传统部门，美国并没想轻易让出一些底端的传统产业领域。当这些传统产业受到外来产品入侵威胁时，美国就会毫不犹豫的采取保护措施，从而爆发贸易摩擦。

其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突如起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致使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而中国制造无疑成了最主要的靶子，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促进经济复苏，美国加大对华进口限制。还有外加一些政客在其中搬弄是非，捞取政治好处，都左右着奥巴马政府对华的政策。

从我国自身方面来说：首先，贸易依存度的差异决定美国对我国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外贸的增长。其中，中美贸易在我国外贸出口领域占重要地位。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大约10％的GDP来自中美贸易，与此相反，美国在经贸领域对我国的依存度相对较小。从另一侧面来说，大量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已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导火索。这种中美间贸易依存度的差异意味着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美国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中美间不平等的贸易依存关系决定了我国在双边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这也是我国产品在美国频频受贸易管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国内企业“薄利多销”战略易引发贸易摩擦。我国企业为更快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多年来形成了低价出口战略，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商品对美出口增速过快，容易授人以柄。以纺织品为例，随着全球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国内纺织业产能得到全面释放，对海外出口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美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总额高达65.6亿美元，较入世元年增长22.9％。2007年该类商品出口额又在此基础上增长两倍至188.1亿美元。

问题总是与解决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在深入探讨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力求在今后的中美贸易摩擦中，摆脱不利的地位，依国际惯例争取属于我国自身的贸易利益。

参考文献：

[1]赵春明，国际贸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王钰，国际贸易壁垒的经济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2008

篇4

一、绪论

本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促使学界和坊间认识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对于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意义。同时基于金融危机触发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衰退深化了各国对经济增长干预程度，综观各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从美国的各级量化宽松政策到欧洲央行的注资再到中国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充分证明了依靠注入流动性阻止经济衰退的主要政策意图。但是截止到目前，以注入流动为主的刺激政策不仅没有促使经济显著复苏，反而诱发了资产价格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失控及金融系统潜在的巨大风险，也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隐患。在此意义上而言，在当前金融扩张和金融系统已占据经济体系中关键地位的条件下，重新厘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已成为现实之需。基于此，本文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关键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经验事实，最后即是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关键文献述评

已有的经验研究和实践揭示，一个经济体系内的流动性运行特征不仅受到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客观制约，同时也受到政府和金融扩张政策的干扰。

（一）流动性：宏观经济效应

学界和坊间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周期四个阶段的研究早已形成定论，概括而言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繁荣和萧条两个主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其独特特征，其对流动性的影响也独具一格。

Irving 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隐含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Fisher（1933）研究指出，在宏观经济环境所引致的负向冲击对微观企业的资产价值形成侵蚀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理就是折售其持有的资产以满足当期的债务清偿，但是资产的折售行为进一步引致资产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企业资产状况恶化；同时企业的债务存量也会被通货紧缩效应放大，进一步引起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这一循环引致的结果就是企业进入了债务—通货紧缩周期。Bernanke，Gertler（1989）的代表性研究认为，当外部负面冲击引起企业净值下降形成既定事实时，企业抵押资产质量就会下降，进而银行对企业融资行为就会表现出风险厌恶选择，这一结果就会显著的侵蚀企业再融资能力，企业的进一步融资限制就会极大削弱企业投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企业就会面临流动性紧缩的困境。Kiyotaki，Moore（1997）通过对农耕者的土地出售及去杠杆化所形成的价格螺旋的研究，指出土地价值的缩水直接或间接的引致土地所有者净值及投资下降。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引致资产价格缩水，而相关金融机构的风险预期引致的折现及收紧流动性的行为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缩水。而这一逻辑也得到自2008年以来针对金融机构通过资产负债表收紧流动性的研究文献支持（Kashyan，Stein（2000））。Holmstrom，Tirole（1998）从预防性流动性需求角度研究认为，基于微观企业或银行理性预期行为，二者会形成现金窖藏的行为，而这种现金窖藏行为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流动性需求，但是这种窖藏现金行为能否起到平滑微观主体流动性波动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McCandless，Weber （1995）代表性研究证实，长期内经济发展状况表明货币供给的增加与经济体系产出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随后Taylor（1998）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货币供给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Michael Bordo（2009）基于美国历史经济危机演化状况认为，刺激经济复苏的量化宽松政策应当适时退出，并且退出的时机选择也影响到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Hagen，Jean Pisani-Ferry，Jackob von Weizsacker（2009）的关键研究指出，在经济危机末期阶段及复苏初期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当回到常规渠道，但其退出的力度要配合恰当的政策。间接地反映了以向经济实体注入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戚自科（2004）研究指出，基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渠道选择依赖于信贷和货币两种途径。但其实质就是通过两个渠道向经济体系中注入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Philippon（2008）的研究通过分析股票收益率与经济发展状态之间的关系，其指出微观企业资金流的净值预期缩水是引致经济运行衰退的主要根源。

（二）流动性：金融扩张效应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其干预的手段就是通过相机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宏观经济运行。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释放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引导经济运行。经验研究和实践表明其收紧或释放流动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扩张或收缩得以实现。Diamond，Dybvig（1983）研究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担资金期限转换及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创造，并相应地承担对应的风险。Kashyan，Stein（2000）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净值的缩水和资产质量的恶化，直接或间接引致其信贷供给的控制及信贷收缩现象，最终引致通过银行贷款渠道的流动性紧缩现象。He，Kang，Krishanmurthy（2010）的经验研究揭示，2009年以来，银行通过可能的贷款收缩行为大幅度提高现金持有存量（Ivashina，Scharfstein（2010））。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宏观经济危机引起经济体系中流动性紧缩的可能性。Caballero，Simsek（2010）研究认为，其他银行尤其是银行交易对手的偿付能力的波动也会引致银行现金窖藏行为。但是这种银行现金窖藏行为被始发于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致的经济危机放大，Aeharya，Shin，Yorulmazer；Brunnermeier，Salmikov（2010）和Diamond，Rajan（2010）等的研究对宏观经济危机与金融机构现金窖藏行为及其引致的流动性问题进行探索。Shleifer，Vishny（2010a）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认为，经济繁荣阶段乐观预期形成的激励效应对银行的理形成冲击，引致银行的信贷扩张及高度的杠杆化经营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市场流动性充裕，但是经济危机就会引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过度理性回归，其去杠杆化行为和过度收紧流动性的措施造成显著信贷紧缩，而信贷紧缩和降价折售行为引致市场流动性紧缩出现。

综观已有的研究，虽然代表性文献对于流动性与经济运行及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进行直接或间接分析，但已有的研究不足以支撑以下2个问题：问题（1）在金融扩张条件下，流动性存在周期性吗？如果存在周期性，那么其与经济周期关系如何？问题（2）在以上问题的基础上，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能有效地解释流动性周期性波动吗？针对以上问题，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也正是本文研究现实意义所在。

三、研究设计

（一）周期性测度及模型设定的经济学解释

结合本文研究核心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饶为民，孙剑，2010），我们采用频谱滤波分析框架中的带通滤波（BP—BK）对我国流动性及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并在分解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基础上给出二者频率响应函数（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进而分析二者运行的实际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分布状况，也即是针对上文问题（1）进行分析。

结合频谱分析的数理原理，我们假定流动性序列与经济增长序列近似于随机过程{bt}，其线性变换形式为：

ht=■■a■*b■ （1）{1}

针对（1）式，利用BP线性滤波延迟多项式中内生的延迟算子进行线性变换为：ht=G（L）*b2t{2}。在此基础上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的谱功率可以表示为：

fh（c）=|G（e-jc）|2*fb（c） （2）

其中我们定义（2）式中的G（e-jc）为e-jc=cos（c）-j*sin（c）的指数函数，其被定义为：

a（c）=G（e-jc）=■■a■*e-ijc （3）{3}

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中的随机过程迭代计算原理，我们给出带通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的频率响应函数：

aBP-BK（c）=aL2（c）-aL1（c） （4）

则通过频谱滤波分解的数理过程可以看出，结合经济时间序列的随机过程特征，时间序列在频率域中的结构表现为不同谐波之间的叠加，而不同谐波的组成体现了近似不相关的周期（频率）分量的叠加，因此可以利用频谱滤波分解原理对具有随机过程的变量序列进行周期（频率）分解，进而剥离出随机过程波动特征。

基于频谱滤波分解的优点从周期（频率）的角度而言，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中则带通滤波可以近似的定义为：

BPn（D，H）=LPn（D）-LPn（H） （5）

其中频率循环周期是测算公式为：CC=■。

在给出周期性测度数理基础的条件下针对问题（2），结合已有的针对流动性、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4}我们在检验三者波动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三者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进行经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波动因素和金融扩张波动因素对流动性的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二）变量设定及样本数据选取的经验解释

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思路，相对于已有的对流动性广义界定（鲁政委，（2006）；任碧云，王越凤，（2007）；曾康霖，（2007）等），本文对于流动性界定是基于实体经济对货币量的需求标准，如果货币供应规模高于实体经济需求规模，则是流动性过剩；反之则为流动性紧缩。基于此，本文利用广义货币余额（M2）的增长率（Mg）与经济增长率（g）之间相对差率（（Mg-g）/g）表征我国流动性运行状态（LIQ）。其次，结合我国银行机构信贷创造的特征及相关的货币银行学理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余额（M2）和狭义基础流动性规模（M1）之差表征我国信贷规模存量，进而利用信贷规模存量的增长率捕捉我国金融扩张取向（EOF），相对于传统的利用M2与GDP比率而表征金融深化变量而言，文章基于以下两个因素选取（EOF），其一就是本文综合分析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因此如果选取M2/GDP会引致可能变量高度相关进而引起拟合回归偏误；其二就是M2与M1差额能更好的映射出金融机构创造信贷的能力和金融在实体经济中扩张规模；最后本文承接既有的研究选取经济增长率（g）捕捉经济运行状况。

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经验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的1992～2013年度中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产业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同时为了提出价格因素的干扰，我们选取对应时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GDP进行微调，借以反映我国真是GDP运行状况。

四、经验分析

（一）周期性测度

依据前文周期性测度经济学原理，本节我们对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周期进行分解。首先，由于变量特征具有时间序列特征，有必要针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饶为民，孙剑，2010），其检验结果如下表1。{5}

则由检验结果来看，变量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即是在计量意义上变脸序列统计分布具有平稳性特征。

在数据平稳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对流动性变量（LIQ）和经济增长率（g）进行频谱滤波分解，依据前文分析的滤波分解的经济数理过程及构建频率响应函数过程，我们对流动性及经济增长1992～2013期间季度运行状况进行频谱滤波分解，结果如图1所示。

则从BP-BK滤波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1992～2013期间经济增长存在1995～1998、1998～2001、2001～2005、2005～2009四阶段的短周期波动；同时存在1995～2009的长周期波动现象；样本期内，针对流动性而言存在1996～2000、2000～2003、2003～2005、2005～2008和2008～2011五阶段短周期波动现象，同时存在2000～2010长周期波动现象{6}。从分解结果看，无论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运行，整体上流动性周期运行均滞后于经济增长运行，虽然无法精确判定是否是经济运行周期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性波动，但至少可以肯定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波动。进一步从二者的频率响应函数看，二者实际运行均偏离了其理想水平，并且二者偏离趋向和幅度近似。

（二）脉冲响应分析

在周期性测度基础上，结合问题（2）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对流动性、经济增长率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2。

从Granger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和金融扩张，同时金融扩张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则结合VAR相关原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Johansen协整检验，其检验结果摘录如下表3。

则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不能拒绝至少存在2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表明流动性、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基于问题（2）和周期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基于VAR模型分析框架的脉冲响应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图表2。

则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看，当期给予金融扩张一个单位冲击，流动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第四期达到其稳态；同样若当期给予经济增长一个单位冲击，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在第2期达到底部后开始上升的趋势，同样在第4期达到原均衡路径。与此对应，若当期给予流动性一个单位的冲击，经济增长表现出上升并在第3期达到峰值后略微下降的趋势，基本在第4期回到均衡路径；而金融扩张呈现出先下降并在第3期达到底部后上升趋势，也基本在第5期回到其原均衡路径。综合分析可知，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初始影响互为补充，其影响效应持续时间均为4期，而流动性对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二者初始影响呈现互补效应，但效应持续5期左右。但从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相互冲击影响效应来看，二者影响效应相反，但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冲击影响持续效应高于经济增长对流动性影响的持续效应，同时流动性与金融扩张之间相互影响与此类似。

五、研究启示

虽然诸多的代表性研究对于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关系基本形成共识，同时实践也验证了金融扩张、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但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系统性量化分析并没有取得一致。本文通过测度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周期性特征及在其基础上对于经济增长、流动性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初步系统性量化研究，经验分析揭示，首先，样本期内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中流动性的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均滞后于经济增长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同时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是流动性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同时金融扩张也是流动性产生的Granger原因。其次，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均形成对流动性短期冲击效应，但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相反；与此对应的就是流动性对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冲击效应分别与二者对流动性冲击效应形成对偶性状，并且流动性对二者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高于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持续时间。基于此，结合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活动和金融扩张所产生的流动性规模，同时也更应当注意流动性的产生对经济增长波动和金融扩张的影响。这也正是未来研究所要关注的命题。

注释

{1}其中ai表征测度的权重序列，在本文中为{bt}移动平均权重。

{2}其中G（L）=■■a■*Li。

{3}式中i满足i2=-1为虚数，G（e-jc）被定义为G（L）中的Li利用e-ijc置换所得到的结论。

{4}已有的研究揭示三者之间存在可能的内生关系，而文献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权威共识，因此文章承接已有研究，假定三者之间存在内生关联。

{5}限于篇幅，摘录关键检验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要，以下同。

{6}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饶为民，孙剑，2010））以波谷为标准判断周期性运行，波谷更具稳健性，以下同。

参考文献

[1]Ben S.Bernanke，Reinhart，Vincent R.Condueting Monetary Policy at Very Low Short-Term Interest R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05）.

[2]Chong，Marylin Choy.Monetary Policy Operating Procedures： The Peruvian Case [J].Monetary Policy Operating Procedur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BIS Policy PaPer，1999（55）.

[3]Goodhart，Chaeles A.E.What Should Central Banks Do？ What Should be Their Macroeconomic Objectives and Operations[J].Economic Journal，1994（104）：1425-1430.

[4]Krugman，Paul. It.s Baaaek！ 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8（02）：138-160.

[5]饶为民，孙剑.中国股市的周期性波动与价值投资的应用[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0（04）：55-58.

篇5

从当前价格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价格下降是主要的变化趋势。2009年1―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变化分别为1.0%、-1.6%、-1.2%、-1.5%、-1.4%和-1.7%,环比自从3月份以来也是持续下降,降幅分别为0.2%、0.3%、0.3%、0.5%。居民消费价格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均呈现加速下降的态势。从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来看,1―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3%、4.5%、6.0%、6.6%、7.2%和7.8%,自从2008年12月份以来已经连续7个月下降。其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1―6月份分别下降4.4%、5.7%、7.4%、8.1%、8.8%和9.6%,也是连续7个月下降。从价格变化的态势上来看,无论是上游产品价格还是下游产品价格,均出现了持续加速下降的走势。而且其持续下降的时间之长、幅度之大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尽管目前成品油、部分有色金属、橡胶、棉花等价格同年初相比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呈现大幅度下降态势。总体上看,价格下降是当前价格运行的主要趋势,短期内这种运行趋势不会改变。

从发展趋势来看,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将呈现“V”行走势,年初和年末月份价格的同比涨幅相对较高,二、三季度价格相对较低。(第一季度下降0.6%,第二季度下降1.6%),第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降幅仍将在1.0%以上,第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有可能由降转升,但幅度将十分有限,如果不出意外,全年平均价格将出现0.5%或者更大的降幅。因此从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变化来看,今年价格运行的主要特征是下降运行,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二、目前经济虽然已经启稳回升,但仍在底部区域运行,不必过早地担心通货膨胀

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内需增长强劲,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启稳回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其中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来看,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这说明经济回升的态势已经形成。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和蔓延,我国经济仍将受到进一步的影响,特别是当前外贸出口持续大幅度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从发展来看,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处在深度衰退之中,下阶段走势依然存在变数。6月22日世界银行的关于全球经济的预测,把2009年全年经济衰退的幅度由之前预测的1.7%,大幅提高到2.9%,预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下降幅度达到4.2%。由于世界经济的明显放慢,外需的大幅减弱将成为拖累我国经济放缓的最主要因素,影响到我国经济复苏的进度。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

同时,内需的增长虽然较快,但持续性将受到考验:一是投资增长主要限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民间投资仍然低迷。这从上半年房地产投资9.9%的增长幅度与全社会平均投资33.5%增长幅度的巨大差距就可以看出。另外1―6月份港澳台商投资下降0.4%,外商投资仅增长1.1%,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前的投资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不是市场自发的投资增长。二是居民消费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实施消费政策的刺激,这种刺激仅对少部分行业产生作用,如汽车、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等,而不是在根本上从增加居民收入、减少居民税收等方面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以刺激居民的消费,因而具有局限性,也没有可持续性。因此,我国经济的复苏还必须有持续的刺激内需政策的支持。

价格是经济运行的综合结果,在国内外经济增长均处于底部,国内外经济回暖刚刚开始,经济复苏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过早的预言通货膨胀,显然是缺少依据的。高增长、低通胀是我国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的常态。因此,在经济低增长时期的价格下降或低迷应该是正常的反应。由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以来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并明显慢于供给(GDP)的增长速度,导致消费品长期供大于求。加之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居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使得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变化基本处于低迷的运行态势。在经济快速增长期,我国价格总水平涨幅也就在2―3%,而在工业增长速度在10%左右、明显低于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情况下,出现通货膨胀是不太可能的。

三、我国的价格总水平涨幅主要决定于食品价格涨幅,目前食品价格基础稳定,没有通胀的基础和条件

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主要决定于食品的变化,特别是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价格的变化。而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价格的变化与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流动性过剩相关性很低,而主要决定于农业的收成和对疫病的防治措施。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食品价格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在农业连续5年增产、粮食库存充足、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明显回落的情况下,今年我国夏粮又是一个丰收年,因此粮食价格难以出现进一步上涨。同时,在目前上游产品价格大幅度回落、社会对价格上涨预期较低的情况下,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涨幅和工时费用增长幅度均低于去年,粮食成本增加对粮食价格上涨推动作用减弱,今年后期粮食价格将以平稳略降的运行态势为主。在国家大力扶持养猪的优惠政策措施和市场价格的激励下,生猪生产迅速恢复,生猪供给的增长潜力充足,猪肉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猪肉价格下降的趋势难以改变。尽管国家启动了生猪价格过渡下降的调控机制,暂时缓解了生猪价格的下降,但生猪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已经形成,猪肉价格继续下降的压力仍然存在。鲜菜、鲜果价格短期随季节变化,长期价格与粮食价格、猪肉价格高度相关,如果粮食价格、猪肉价格相对稳定,鲜菜价格、鲜果价格将保持与猪肉、粮食的适当比价关系,其价格也会相对稳定。总体上看,目前食品价格保持稳定的基础较好,没有大幅度的上涨的条件。

四、大宗产品价格上涨不等于价格总水平上涨,更不等于通货膨胀

流动性泛滥,过多的资金追逐资源型大宗商品以保值,因而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当前认为我国面临通货膨胀危险的主要依据。但事实上,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的传导性不畅,即使流动性过剩会带动生产资料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不一定导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来看,在一般的情况下,投资的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而且投资增长的弹性也大大高于消费增长的弹性。当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往往是投资的增长速度很快,而消费的增长相对稳定,会出现投资品供不应求而工业消费品仍然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投资品(上游产品价格,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而工业消费品价格则上涨很慢。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即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高增长可以支持投资的高增长,但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慢于GDP的增长速度,加之社会保障不健全,居民消费有后顾之忧等等原因,使得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增长长期慢于供给增长,日益加剧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制约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另外,由于工业消费品呈现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且竞争日益加剧,工业消费品生产企业宁可通过降低其他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而不愿意用提价的方法,冒失去原有市场份额的危险去转嫁价格压力。因此,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难以向下游产品价格传导。这是在经济较快增长时呈现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而下游工业消费品价格低迷运行的根本原因。从实际情况来看,2004―2008年,采掘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91.7%,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48.5%,但同期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仅仅上涨了19.1%。而且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19.1个百分点中,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6.1个百分点(同期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48.5%),而其他七大类消费品价格上涨仅仅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个百分点。这说明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是有限的。

五、流动性过剩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性选择,是暂时的,阶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