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阶段的主要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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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都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消费既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消费才是评价和实现产品价值的最终环节。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升级,这必将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之际,文化消费逐年增长,成为消费领域一大亮点,其作用和意义也愈加凸显。

一、文化消费研究的意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我国各个领域,在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时,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文化消费“口红效应”频频见诸于报端。在很多专家看来,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历史趋势和必然选择。翻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其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有相关性。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表示:根据国际算法,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了1700美元,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50亿元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中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远未得到释放,文化消费存在海量发展空间,文化消费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加强文化消费研究势在必行。

文化消费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内容而言,通常可以把文化消费划分为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两种形式,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消费项目。文化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消费的水平,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与速度。研究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可以为国家及地方政府文化教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及区域文化经济制度的有效性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物质追求活动,文化消费的发展受到诸多元素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心理动机、个人收入、地理环境等。文化消费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多学科、全方位着手,以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鉴于文化消费研究涉及数据广泛庞大,为更为细致微观研究,我们选取典型城市,以点带面,深入探讨。作为东部沿海城市,杭州经济发达,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其文化消费发展在东部城市具有代表性,并对中西部城市具有示范意义,因此本文重点调研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

二、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文化消费比例

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2000年以来,杭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大幅增加,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是2000年的2.24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4895元是2000年1.91倍。下面我们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探讨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关系如下:恩格尔系数大于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50%到6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40%到5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在20%到4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小于20%,居民生活消费最富裕。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2000年以来杭州历年的恩格尔系数以及文化消费所占比例(见表1)。

(根据《2008杭州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2] 陈芳、周英峰、郭奔胜:2007:物价持续上扬的背后[EB/OL].news.省略/newscenter/2007-11/15/content_708

篇2

绿色转型是当今世界潮流，美国奥巴马上台以后，就将绿色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日本、韩国也在近年来大大提高了绿色转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推出了一系列相关行动；欧盟更是率先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行动；其他新兴国家也在强调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中国只有顺应这种世界潮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否则将面临淘汰的危险。

推进绿色转型是我国应对资源环境压力的迫切需要。资源环境压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现在全球资源和能源消耗很大，二氧化碳排放很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使地球面临不可持续的威胁。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阶段，资源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压力更大，资源和能源紧张的结果是价格不断上涨，价格上升推高了企业发展的成本。同时，除了气候变暖外，三废排放、各种环境污染事故也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我国必须尽快采取有力措施，推进绿色转型，减少资源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绿色转型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我国目前经济下滑挑战的需要。目前，全球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发酵，目前来看，新能源、节能环保和信息等绿色低碳产业和技术很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同时，我国经济正面临下行压力，走出危机要靠绿色转型。

我国已悄然进入“高成本时代”，需要通过绿色转型来应对。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离我们远去，开始迎来一个“高成本时代”，具体表现为土地高成本、高房价带来商务高成本、生活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人才高成本、普通劳动力高成本、资金高成本、知识产权高成本、物流高成本、税费高成本、交易高成本等。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消化和应对这些高成本，而一个重要出路就是通过绿色转型，培育绿色技术和产业，提高产品和产业的附加值，培育新增长点。

狭义绿色产业就是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产业。广义绿色产业则包括资源节约、绿色友好的所有相关产业。我认为，未来具有发展潜力的绿色行业有如下八个：新能源产业（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绿色制造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里的新材料产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文化传媒产业（包括文化产业、传媒产业、教育培训产业、旅游产业等）、生物医药医疗保健产业、生产业（金融、物流等）、现代农业（包括观光农业、旅游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上述行业包括一产、二产、三产，也包含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行业一方面符合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另一方面也符合绿色低碳的要求，属于广义的绿色产业范围。它们在未来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能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推动力。

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新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以及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将对未来的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快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遇到了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垄断企业的阻碍，只有打破“三桶油”的垄断，才能为新能源企业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政府的管制和审批太多，也阻碍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减少管制，为绿色产业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政府还可以通过信贷、上市等金融手段为绿色产业中的企业提供支持，可以依靠自身的信息优势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同时，政府还应在重大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上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总之，政府应通过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服务，重点为绿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生活设施环境、生态环境、园区环境；软环境包括政务环境、政策支持环境、人文环境、市场环境等。

还有就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推进以人为本、绿色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镇化”。

篇3

一、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为了更好的认清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本人将先简要分析中美建交30年来的贸易摩擦的艰辛历程。

第一阶段：单纯经济性贸易摩擦阶段(1980－1989年)

这一阶段由于中美间存在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大多数的贸易摩擦属于经济性质范畴内的经济性问题，由于当时中美政治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中方在贸易摩擦中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因此摩擦的解决途径也基本遵循着“美方立案一中方解释一美方裁决一中方让步一双方达成协议”这一模式。这一阶段涉及的商品还大多数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化工材料以及轻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二阶段：政治化摩擦阶段(1990－2001年)

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特征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冷战结束后，由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破灭，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恶化，美国对华贸易不再简单的以反倾销为主，而是加大了经济制裁手段的使用力度，主要以限制防范对华的高新技术扩散，此外，还扩展到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贸易逆差以及入世等方面。这一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中美两国经贸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主动反击和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日益提高。

第三阶段：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

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特征是从纺织品彩电家具等微观经济局面向以人民币汇率、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局面为核心的制度性摩擦阶段发展。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硝烟不断，摩擦数和金额迅速攀升，已成为我国加大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以上文提及的中美轮胎特保案来说，涉案金额就高达22亿美元涉及20多家中国企业，10万多名中国工人的就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上述三个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摩擦在随着双方经济政治不断发展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特别是随着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新的变化如下：

第一，贸易摩擦领域不断扩大。除了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逆差及知识产权等传统问题外，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也成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焦点。值得一提的是中美服务贸易领域的摩擦日益频繁。第二，对待贸易摩擦手段的日益多样化，集中表现为反倾销不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唯一形式。保障措施尤其是特保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第三，贸易摩擦形态的复杂化。表现为多边摩擦现象日益增多，典型的是“中美钢铁保障措施”一案，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201”条款口实施的保障措施不仅仅针对中国，同时还包括对欧盟、日本以及巴西在内的14个国家进口钢材采取措施。

二、中美贸易摩擦根源分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美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既有美方的因素，也有我国自身存在一些因素使然。

从美方来说：首先，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重要原因。根据古典国际分工理论，比较优势是国家间进行分工合作的基础。各国通过国际贸易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中获益。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就中美所处位置来说，美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中国处于底端部分。如果顺利按照微笑曲线的分部规律，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就不会这么严重了。然而现实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利益的不一致，美国产业分工并不是完全按照微笑曲线所示，相反由于交易背后的利益所使，在一些传统部门，美国并没想轻易让出一些底端的传统产业领域。当这些传统产业受到外来产品入侵威胁时，美国就会毫不犹豫的采取保护措施，从而爆发贸易摩擦。

其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突如起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致使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而中国制造无疑成了最主要的靶子，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促进经济复苏，美国加大对华进口限制。还有外加一些政客在其中搬弄是非，捞取政治好处，都左右着奥巴马政府对华的政策。

从我国自身方面来说：首先，贸易依存度的差异决定美国对我国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外贸的增长。其中，中美贸易在我国外贸出口领域占重要地位。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大约10％的GDP来自中美贸易，与此相反，美国在经贸领域对我国的依存度相对较小。从另一侧面来说，大量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已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导火索。这种中美间贸易依存度的差异意味着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美国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中美间不平等的贸易依存关系决定了我国在双边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这也是我国产品在美国频频受贸易管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国内企业“薄利多销”战略易引发贸易摩擦。我国企业为更快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多年来形成了低价出口战略，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商品对美出口增速过快，容易授人以柄。以纺织品为例，随着全球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国内纺织业产能得到全面释放，对海外出口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美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总额高达65.6亿美元，较入世元年增长22.9％。2007年该类商品出口额又在此基础上增长两倍至188.1亿美元。

问题总是与解决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在深入探讨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力求在今后的中美贸易摩擦中，摆脱不利的地位，依国际惯例争取属于我国自身的贸易利益。

参考文献：

[1]赵春明，国际贸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王钰，国际贸易壁垒的经济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2008

篇4

一、绪论

本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促使学界和坊间认识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对于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意义。同时基于金融危机触发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衰退深化了各国对经济增长干预程度，综观各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从美国的各级量化宽松政策到欧洲央行的注资再到中国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充分证明了依靠注入流动性阻止经济衰退的主要政策意图。但是截止到目前，以注入流动为主的刺激政策不仅没有促使经济显著复苏，反而诱发了资产价格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失控及金融系统潜在的巨大风险，也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隐患。在此意义上而言，在当前金融扩张和金融系统已占据经济体系中关键地位的条件下，重新厘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已成为现实之需。基于此，本文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关键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经验事实，最后即是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关键文献述评

已有的经验研究和实践揭示，一个经济体系内的流动性运行特征不仅受到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客观制约，同时也受到政府和金融扩张政策的干扰。

（一）流动性：宏观经济效应

学界和坊间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周期四个阶段的研究早已形成定论，概括而言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繁荣和萧条两个主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其独特特征，其对流动性的影响也独具一格。

Irving 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隐含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Fisher（1933）研究指出，在宏观经济环境所引致的负向冲击对微观企业的资产价值形成侵蚀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理就是折售其持有的资产以满足当期的债务清偿，但是资产的折售行为进一步引致资产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企业资产状况恶化；同时企业的债务存量也会被通货紧缩效应放大，进一步引起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这一循环引致的结果就是企业进入了债务—通货紧缩周期。Bernanke，Gertler（1989）的代表性研究认为，当外部负面冲击引起企业净值下降形成既定事实时，企业抵押资产质量就会下降，进而银行对企业融资行为就会表现出风险厌恶选择，这一结果就会显著的侵蚀企业再融资能力，企业的进一步融资限制就会极大削弱企业投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企业就会面临流动性紧缩的困境。Kiyotaki，Moore（1997）通过对农耕者的土地出售及去杠杆化所形成的价格螺旋的研究，指出土地价值的缩水直接或间接的引致土地所有者净值及投资下降。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引致资产价格缩水，而相关金融机构的风险预期引致的折现及收紧流动性的行为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缩水。而这一逻辑也得到自2008年以来针对金融机构通过资产负债表收紧流动性的研究文献支持（Kashyan，Stein（2000））。Holmstrom，Tirole（1998）从预防性流动性需求角度研究认为，基于微观企业或银行理性预期行为，二者会形成现金窖藏的行为，而这种现金窖藏行为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流动性需求，但是这种窖藏现金行为能否起到平滑微观主体流动性波动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McCandless，Weber （1995）代表性研究证实，长期内经济发展状况表明货币供给的增加与经济体系产出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随后Taylor（1998）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货币供给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Michael Bordo（2009）基于美国历史经济危机演化状况认为，刺激经济复苏的量化宽松政策应当适时退出，并且退出的时机选择也影响到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Hagen，Jean Pisani-Ferry，Jackob von Weizsacker（2009）的关键研究指出，在经济危机末期阶段及复苏初期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当回到常规渠道，但其退出的力度要配合恰当的政策。间接地反映了以向经济实体注入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戚自科（2004）研究指出，基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渠道选择依赖于信贷和货币两种途径。但其实质就是通过两个渠道向经济体系中注入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Philippon（2008）的研究通过分析股票收益率与经济发展状态之间的关系，其指出微观企业资金流的净值预期缩水是引致经济运行衰退的主要根源。

（二）流动性：金融扩张效应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其干预的手段就是通过相机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宏观经济运行。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释放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引导经济运行。经验研究和实践表明其收紧或释放流动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扩张或收缩得以实现。Diamond，Dybvig（1983）研究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担资金期限转换及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创造，并相应地承担对应的风险。Kashyan，Stein（2000）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净值的缩水和资产质量的恶化，直接或间接引致其信贷供给的控制及信贷收缩现象，最终引致通过银行贷款渠道的流动性紧缩现象。He，Kang，Krishanmurthy（2010）的经验研究揭示，2009年以来，银行通过可能的贷款收缩行为大幅度提高现金持有存量（Ivashina，Scharfstein（2010））。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宏观经济危机引起经济体系中流动性紧缩的可能性。Caballero，Simsek（2010）研究认为，其他银行尤其是银行交易对手的偿付能力的波动也会引致银行现金窖藏行为。但是这种银行现金窖藏行为被始发于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致的经济危机放大，Aeharya，Shin，Yorulmazer；Brunnermeier，Salmikov（2010）和Diamond，Rajan（2010）等的研究对宏观经济危机与金融机构现金窖藏行为及其引致的流动性问题进行探索。Shleifer，Vishny（2010a）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认为，经济繁荣阶段乐观预期形成的激励效应对银行的理形成冲击，引致银行的信贷扩张及高度的杠杆化经营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市场流动性充裕，但是经济危机就会引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过度理性回归，其去杠杆化行为和过度收紧流动性的措施造成显著信贷紧缩，而信贷紧缩和降价折售行为引致市场流动性紧缩出现。

综观已有的研究，虽然代表性文献对于流动性与经济运行及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进行直接或间接分析，但已有的研究不足以支撑以下2个问题：问题（1）在金融扩张条件下，流动性存在周期性吗？如果存在周期性，那么其与经济周期关系如何？问题（2）在以上问题的基础上，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能有效地解释流动性周期性波动吗？针对以上问题，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也正是本文研究现实意义所在。

三、研究设计

（一）周期性测度及模型设定的经济学解释

结合本文研究核心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饶为民，孙剑，2010），我们采用频谱滤波分析框架中的带通滤波（BP—BK）对我国流动性及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并在分解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基础上给出二者频率响应函数（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进而分析二者运行的实际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分布状况，也即是针对上文问题（1）进行分析。

结合频谱分析的数理原理，我们假定流动性序列与经济增长序列近似于随机过程{bt}，其线性变换形式为：

ht=■■a■*b■ （1）{1}

针对（1）式，利用BP线性滤波延迟多项式中内生的延迟算子进行线性变换为：ht=G（L）*b2t{2}。在此基础上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的谱功率可以表示为：

fh（c）=|G（e-jc）|2*fb（c） （2）

其中我们定义（2）式中的G（e-jc）为e-jc=cos（c）-j*sin（c）的指数函数，其被定义为：

a（c）=G（e-jc）=■■a■*e-ijc （3）{3}

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中的随机过程迭代计算原理，我们给出带通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的频率响应函数：

aBP-BK（c）=aL2（c）-aL1（c） （4）

则通过频谱滤波分解的数理过程可以看出，结合经济时间序列的随机过程特征，时间序列在频率域中的结构表现为不同谐波之间的叠加，而不同谐波的组成体现了近似不相关的周期（频率）分量的叠加，因此可以利用频谱滤波分解原理对具有随机过程的变量序列进行周期（频率）分解，进而剥离出随机过程波动特征。

基于频谱滤波分解的优点从周期（频率）的角度而言，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中则带通滤波可以近似的定义为：

BPn（D，H）=LPn（D）-LPn（H） （5）

其中频率循环周期是测算公式为：CC=■。

在给出周期性测度数理基础的条件下针对问题（2），结合已有的针对流动性、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4}我们在检验三者波动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三者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进行经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波动因素和金融扩张波动因素对流动性的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二）变量设定及样本数据选取的经验解释

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思路，相对于已有的对流动性广义界定（鲁政委，（2006）；任碧云，王越凤，（2007）；曾康霖，（2007）等），本文对于流动性界定是基于实体经济对货币量的需求标准，如果货币供应规模高于实体经济需求规模，则是流动性过剩；反之则为流动性紧缩。基于此，本文利用广义货币余额（M2）的增长率（Mg）与经济增长率（g）之间相对差率（（Mg-g）/g）表征我国流动性运行状态（LIQ）。其次，结合我国银行机构信贷创造的特征及相关的货币银行学理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余额（M2）和狭义基础流动性规模（M1）之差表征我国信贷规模存量，进而利用信贷规模存量的增长率捕捉我国金融扩张取向（EOF），相对于传统的利用M2与GDP比率而表征金融深化变量而言，文章基于以下两个因素选取（EOF），其一就是本文综合分析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因此如果选取M2/GDP会引致可能变量高度相关进而引起拟合回归偏误；其二就是M2与M1差额能更好的映射出金融机构创造信贷的能力和金融在实体经济中扩张规模；最后本文承接既有的研究选取经济增长率（g）捕捉经济运行状况。

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经验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的1992～2013年度中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产业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同时为了提出价格因素的干扰，我们选取对应时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GDP进行微调，借以反映我国真是GDP运行状况。

四、经验分析

（一）周期性测度

依据前文周期性测度经济学原理，本节我们对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周期进行分解。首先，由于变量特征具有时间序列特征，有必要针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饶为民，孙剑，2010），其检验结果如下表1。{5}

则由检验结果来看，变量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即是在计量意义上变脸序列统计分布具有平稳性特征。

在数据平稳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对流动性变量（LIQ）和经济增长率（g）进行频谱滤波分解，依据前文分析的滤波分解的经济数理过程及构建频率响应函数过程，我们对流动性及经济增长1992～2013期间季度运行状况进行频谱滤波分解，结果如图1所示。

则从BP-BK滤波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1992～2013期间经济增长存在1995～1998、1998～2001、2001～2005、2005～2009四阶段的短周期波动；同时存在1995～2009的长周期波动现象；样本期内，针对流动性而言存在1996～2000、2000～2003、2003～2005、2005～2008和2008～2011五阶段短周期波动现象，同时存在2000～2010长周期波动现象{6}。从分解结果看，无论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运行，整体上流动性周期运行均滞后于经济增长运行，虽然无法精确判定是否是经济运行周期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性波动，但至少可以肯定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波动。进一步从二者的频率响应函数看，二者实际运行均偏离了其理想水平，并且二者偏离趋向和幅度近似。

（二）脉冲响应分析

在周期性测度基础上，结合问题（2）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对流动性、经济增长率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2。

从Granger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和金融扩张，同时金融扩张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则结合VAR相关原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Johansen协整检验，其检验结果摘录如下表3。

则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不能拒绝至少存在2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表明流动性、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基于问题（2）和周期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基于VAR模型分析框架的脉冲响应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图表2。

则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看，当期给予金融扩张一个单位冲击，流动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第四期达到其稳态；同样若当期给予经济增长一个单位冲击，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在第2期达到底部后开始上升的趋势，同样在第4期达到原均衡路径。与此对应，若当期给予流动性一个单位的冲击，经济增长表现出上升并在第3期达到峰值后略微下降的趋势，基本在第4期回到均衡路径；而金融扩张呈现出先下降并在第3期达到底部后上升趋势，也基本在第5期回到其原均衡路径。综合分析可知，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初始影响互为补充，其影响效应持续时间均为4期，而流动性对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二者初始影响呈现互补效应，但效应持续5期左右。但从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相互冲击影响效应来看，二者影响效应相反，但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冲击影响持续效应高于经济增长对流动性影响的持续效应，同时流动性与金融扩张之间相互影响与此类似。

五、研究启示

虽然诸多的代表性研究对于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关系基本形成共识，同时实践也验证了金融扩张、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但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系统性量化分析并没有取得一致。本文通过测度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周期性特征及在其基础上对于经济增长、流动性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初步系统性量化研究，经验分析揭示，首先，样本期内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中流动性的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均滞后于经济增长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同时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是流动性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同时金融扩张也是流动性产生的Granger原因。其次，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均形成对流动性短期冲击效应，但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相反；与此对应的就是流动性对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冲击效应分别与二者对流动性冲击效应形成对偶性状，并且流动性对二者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高于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持续时间。基于此，结合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活动和金融扩张所产生的流动性规模，同时也更应当注意流动性的产生对经济增长波动和金融扩张的影响。这也正是未来研究所要关注的命题。

注释

{1}其中ai表征测度的权重序列，在本文中为{bt}移动平均权重。

{2}其中G（L）=■■a■*Li。

{3}式中i满足i2=-1为虚数，G（e-jc）被定义为G（L）中的Li利用e-ijc置换所得到的结论。

{4}已有的研究揭示三者之间存在可能的内生关系，而文献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权威共识，因此文章承接已有研究，假定三者之间存在内生关联。

{5}限于篇幅，摘录关键检验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要，以下同。

{6}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饶为民，孙剑，2010））以波谷为标准判断周期性运行，波谷更具稳健性，以下同。

参考文献

[1]Ben S.Bernanke，Reinhart，Vincent R.Condueting Monetary Policy at Very Low Short-Term Interest R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05）.

[2]Chong，Marylin Choy.Monetary Policy Operating Procedures： The Peruvian Case [J].Monetary Policy Operating Procedur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BIS Policy PaPer，1999（55）.

[3]Goodhart，Chaeles A.E.What Should Central Banks Do？ What Should be Their Macroeconomic Objectives and Operations[J].Economic Journal，1994（104）：1425-1430.

[4]Krugman，Paul. It.s Baaaek！ 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8（02）：138-160.

[5]饶为民，孙剑.中国股市的周期性波动与价值投资的应用[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0（04）：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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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价格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价格下降是主要的变化趋势。2009年1―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变化分别为1.0%、-1.6%、-1.2%、-1.5%、-1.4%和-1.7%,环比自从3月份以来也是持续下降,降幅分别为0.2%、0.3%、0.3%、0.5%。居民消费价格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均呈现加速下降的态势。从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来看,1―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3%、4.5%、6.0%、6.6%、7.2%和7.8%,自从2008年12月份以来已经连续7个月下降。其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1―6月份分别下降4.4%、5.7%、7.4%、8.1%、8.8%和9.6%,也是连续7个月下降。从价格变化的态势上来看,无论是上游产品价格还是下游产品价格,均出现了持续加速下降的走势。而且其持续下降的时间之长、幅度之大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尽管目前成品油、部分有色金属、橡胶、棉花等价格同年初相比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呈现大幅度下降态势。总体上看,价格下降是当前价格运行的主要趋势,短期内这种运行趋势不会改变。

从发展趋势来看,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将呈现“V”行走势,年初和年末月份价格的同比涨幅相对较高,二、三季度价格相对较低。(第一季度下降0.6%,第二季度下降1.6%),第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降幅仍将在1.0%以上,第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有可能由降转升,但幅度将十分有限,如果不出意外,全年平均价格将出现0.5%或者更大的降幅。因此从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变化来看,今年价格运行的主要特征是下降运行,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二、目前经济虽然已经启稳回升,但仍在底部区域运行,不必过早地担心通货膨胀

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内需增长强劲,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启稳回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其中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来看,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这说明经济回升的态势已经形成。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和蔓延,我国经济仍将受到进一步的影响,特别是当前外贸出口持续大幅度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从发展来看,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处在深度衰退之中,下阶段走势依然存在变数。6月22日世界银行的关于全球经济的预测,把2009年全年经济衰退的幅度由之前预测的1.7%,大幅提高到2.9%,预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下降幅度达到4.2%。由于世界经济的明显放慢,外需的大幅减弱将成为拖累我国经济放缓的最主要因素,影响到我国经济复苏的进度。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

同时,内需的增长虽然较快,但持续性将受到考验:一是投资增长主要限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民间投资仍然低迷。这从上半年房地产投资9.9%的增长幅度与全社会平均投资33.5%增长幅度的巨大差距就可以看出。另外1―6月份港澳台商投资下降0.4%,外商投资仅增长1.1%,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前的投资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不是市场自发的投资增长。二是居民消费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实施消费政策的刺激,这种刺激仅对少部分行业产生作用,如汽车、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等,而不是在根本上从增加居民收入、减少居民税收等方面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以刺激居民的消费,因而具有局限性,也没有可持续性。因此,我国经济的复苏还必须有持续的刺激内需政策的支持。

价格是经济运行的综合结果,在国内外经济增长均处于底部,国内外经济回暖刚刚开始,经济复苏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过早的预言通货膨胀,显然是缺少依据的。高增长、低通胀是我国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的常态。因此,在经济低增长时期的价格下降或低迷应该是正常的反应。由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以来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并明显慢于供给(GDP)的增长速度,导致消费品长期供大于求。加之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居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使得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变化基本处于低迷的运行态势。在经济快速增长期,我国价格总水平涨幅也就在2―3%,而在工业增长速度在10%左右、明显低于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情况下,出现通货膨胀是不太可能的。

三、我国的价格总水平涨幅主要决定于食品价格涨幅,目前食品价格基础稳定,没有通胀的基础和条件

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主要决定于食品的变化,特别是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价格的变化。而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价格的变化与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流动性过剩相关性很低,而主要决定于农业的收成和对疫病的防治措施。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食品价格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在农业连续5年增产、粮食库存充足、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明显回落的情况下,今年我国夏粮又是一个丰收年,因此粮食价格难以出现进一步上涨。同时,在目前上游产品价格大幅度回落、社会对价格上涨预期较低的情况下,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涨幅和工时费用增长幅度均低于去年,粮食成本增加对粮食价格上涨推动作用减弱,今年后期粮食价格将以平稳略降的运行态势为主。在国家大力扶持养猪的优惠政策措施和市场价格的激励下,生猪生产迅速恢复,生猪供给的增长潜力充足,猪肉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猪肉价格下降的趋势难以改变。尽管国家启动了生猪价格过渡下降的调控机制,暂时缓解了生猪价格的下降,但生猪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已经形成,猪肉价格继续下降的压力仍然存在。鲜菜、鲜果价格短期随季节变化,长期价格与粮食价格、猪肉价格高度相关,如果粮食价格、猪肉价格相对稳定,鲜菜价格、鲜果价格将保持与猪肉、粮食的适当比价关系,其价格也会相对稳定。总体上看,目前食品价格保持稳定的基础较好,没有大幅度的上涨的条件。

四、大宗产品价格上涨不等于价格总水平上涨,更不等于通货膨胀

流动性泛滥,过多的资金追逐资源型大宗商品以保值,因而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当前认为我国面临通货膨胀危险的主要依据。但事实上,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的传导性不畅,即使流动性过剩会带动生产资料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不一定导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来看,在一般的情况下,投资的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而且投资增长的弹性也大大高于消费增长的弹性。当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往往是投资的增长速度很快,而消费的增长相对稳定,会出现投资品供不应求而工业消费品仍然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投资品(上游产品价格,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而工业消费品价格则上涨很慢。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即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高增长可以支持投资的高增长,但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慢于GDP的增长速度,加之社会保障不健全,居民消费有后顾之忧等等原因,使得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增长长期慢于供给增长,日益加剧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制约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另外,由于工业消费品呈现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且竞争日益加剧,工业消费品生产企业宁可通过降低其他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而不愿意用提价的方法,冒失去原有市场份额的危险去转嫁价格压力。因此,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难以向下游产品价格传导。这是在经济较快增长时呈现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而下游工业消费品价格低迷运行的根本原因。从实际情况来看,2004―2008年,采掘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91.7%,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48.5%,但同期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仅仅上涨了19.1%。而且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19.1个百分点中,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6.1个百分点(同期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48.5%),而其他七大类消费品价格上涨仅仅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个百分点。这说明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是有限的。

五、流动性过剩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性选择,是暂时的,阶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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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3－0019－05

一、引言

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经济高涨期的金融风险与经济低迷期的金融风险相比具有隐蔽性的特征。经济高涨期的风险容易为宏观调控部门和微观市场主体所忽视，这是因为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资产价格上升对市场主体的投机行为具有刺激性，并对货币供给具有吸纳效果。这些风险在经济低迷期间表现为金融机构庞大的不良资产的积聚，企业大面积的资不抵债，国民财富明显缩水，甚至诱发金融危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经济低迷期容易形成共识，从政府到企业普遍采取收缩性的措施。由于这此措施是滞后的，加之宏观调控部门和微观市场主体存在过度反应，化解风险所付出的成本是巨额的，超过了任何一家机构投资者所能承担的限度。为此，央行或政府采取最后贷款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救市(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或降息)，以及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等多种方式，以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这种事后的处置风险方法让央行和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动用公共资源会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弱化了市场的约束力，并向市场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不动用公共资源会诱发大面积的企业破产、金融机构倒闭、失业率提高，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比风险的事后处置更为有效。在经济高涨期要揭示风险，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化解风险。为此，要深入研究经济高涨期间的风险特征，研究风险隐藏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制度性的措施，加快改革，建立起让投资者承担风险的金融体系。要密切关注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对负债率上升的市场主体和高杠杆化的金融产品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制度约束。本研究试就经济高位运行期间风险特征，风险隐藏的原因以及治理对策作一探讨。

二、经济高位运行期间的风险特征

(一)资产价格加速上涨，且与投资品、消费品价格指数呈现“共振”现象

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是伴随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突出表现为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上证综合指数在短短2年内上升了接近3倍，沪深两市股票总市值在2007年11月5日达到33.62万亿元，比2002年底增长了7.77倍，“股票总市值/GDP”这一比例在140％左右。这对于主要由银行体系承担融资功能的经济体来说，非常值得关注。同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较快，近几个月来更呈现加速上涨态势。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7年4月份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5.4％、6.4％、7.1％、7.5％、8.2％、8.5％、9.5％，环比涨幅呈逐月扩大趋势。

资产价格与投资品、消费品指数的“共振”，是当前经济运行所处周期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按照“波谷一波谷”的经济周期划分方法，19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三次经济周期，现在正处于第四个经济周期阶段。在以往的经济周期中，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的运行同步性往往较小，甚至出现背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价格同步波动对于经济体系的损害。而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同时出现了实体经济的过热迹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二)银行信贷扩张行为约束乏力，期限错配风险上升

银行的经营行为往往具有“顺经济周期”倾向。当经济运行呈上升态势时，企业的投资需求增强，社会资金需求加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相对放松信贷准入条件，信贷投放速度加快；而当经济运行开始逆转时，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也开始放缓，此时企业对外负债水平较高、经营收益减少，向银行再融资出现困难，按期偿债能力减弱，不良贷款开始逐步暴露，并产生通货紧缩趋势，加剧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步入低迷。据央行测算，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发放的贷款所形成的坏账占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三分之一。

(三)市场主体风险偏好增强，经济行为出现高杠杆化倾向

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主要决定于收入状况以及对收入状况的预期。在经济上升期间，未来收入预期向好，居民往往在当期消费决策中考虑了未来收入因素，甚至不惜用信贷行为支撑当前消费。

企业预期整体经济向好，市场需求旺盛，为了加大供给，倾向于增加投入以扩大生产规模，在自身资本补充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因为预期投资回报率会高于市场利率，不惜举债经营，使企业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

金融业本身便是一个高负债经营的行业，而各地金融机构近年来存贷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营中的高杠杆化倾向。

高杠杆化的出现，与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有关，也与市场主体本身的行为特征有关。以金融资产为例，它的价格形成机制与一般商品有所不同。一般商品的定价，通常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价格机制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边际收益递减。而金融资产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其价格是预期收益贴现到当前时点而形成的，受投资者预期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市场主体的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特征。在现实中，由于“繁华预期”的存在，居民和企业等主体存在“乐观心理”与“过度自信”，随着经济的高涨，对未来的期望也不断上升，从而愿意选择性地忽视风险，而对投资对象给予更高的风险溢价。

三、经济高位运行期间风险隐藏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涨期的金融风险是极易被隐藏和忽视的。历史经验多次证明，金融危机发生具有突然性，非常关键的原因是金融风险很具有隐蔽性。而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影响，资产价格上涨时期对企业投机的刺激，以及资产市场吸收流动性造成通胀效应不明显等原因，导致风险被隐藏和忽视。

(一)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影响

消费和投资是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来影响实体经济的产出，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不对称性。

1、资产价格变动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分析。

F.Modigliani(1986)等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其消费函数的基本形式是：

C=a・WR+b・YL 0＜a，b＜1

(1) 式中wR为财产收入或称非劳动收入，a为财产

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b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该理论，一个人的消费计划并非取决于当前收入，而且取决于终身财富，包括工资收入YL，家庭财富WR。于是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导致金融资产持有人财富的增长(或减少)，促进(或抑制)消费增长；同时由于人们的预期作用，影响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进而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的效应。其中，促进消费增长的效应称之为正的财富效应，抑制消费增长的效应称为负的财富效应，且这种财富效应是不对称的。以美国为例，股市财富每增长1美元，会使相应的消费支出增长0.04美元，即正财富效应约为0.04；而股市下跌造成的财富萎缩促使消费萎缩的幅度远大于上涨的效应，负财富效应达0.07(刘建江，2002)。

资产价格通过托宾Q值效应影响企业投资。托宾Q值表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企业的重置成本之比。资产价格的上升会提高企业的托宾Q值，使得投资新的工厂成本低于在资产市场上购并的价格，因此企业就会增加投资。反之企业则会更愿意通过在资产市场上购并的形式扩张规模，从而减少投资。

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企业投资。企业投资资金的来源除了自身积累和证券市场融资外，很重要一部分是来自于银行贷款。而贷款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银行对企业净资产的评估以及银行自身的状况。若资产价格不断上升，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得到改善，促使银行加大放贷规模，刺激投资。若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企业净资产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那么一方面企业还贷困难，另一方面银行担心贷款风险增大，双方都会趋于谨慎，于是信用收缩，投资减少。

2、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们借用上证综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来分别代替资产价格、消费和投资来进行实证分析。我们以1998年为界分两个阶段来讨论。1991年至1998年，股市总体处于下降阶段，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处于下降阶段；1999年至2007年9月，股市总体处于上升阶段，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也处于上升阶段。这说明我国资产市场价格对消费和投资有一定的影响性，同时消费和投资下降的速度快于上升的速度。

进一步，我们分别对两个阶段的上证综指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证综指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做相关性分析。在资产价格总体下降阶段，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18、0.822；而在资产价格总体上涨阶段，两者相关系数分别仅为0.312、0.626。这更进一步说明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也是非对称的，消费和投资对资产价格下降时的敏感度远大于资产价格上涨时的敏感度。

消费和投资对资产价格变化的非对称反应，必然导致社会总产出对资产价格变化的非对称反应。以1998年分界分为两个阶段。同时，上证综指与GDP的相关性分析反映，1990年至1998年上证综指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805；而1999年至2007年9月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两个阶段表现出高度的不对称性。

(二)资产价格上涨对企业投机行为的刺激

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过程中投机性和庞兹性(ponzi－financing)企业的增多容易积聚和隐藏金融风险。Minsky(1982)将借款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抵补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大于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预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的债务本息。第二类是投机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虽然预期的总收人大于债务额，但是在借款的前一段时间内，预期收入是小于到期偿还的债务本息的，这类企业需要通过变卖资产或借新债务来偿还旧债务。第三类是庞兹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将借款用于投资回收期很长的项目，而在短期内是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支付债务本息的，而且偿还债务的能力也是建立在未来较远的某个日期有高利润收入的基础上的。

在经济繁荣期，经济参与者的预期收益上升，市场融资条件因为对经济个体的良好预期以及贷款人之间的竞争压力而放宽，大量资金就流向了投机性的企业和庞兹性的企业。在未来预期良好，资产抵押物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于是这两类企业的贷款风险会被隐藏和疏忽，从而使得风险被隐藏。

我们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额和固定资产折旧来代表企业的现金流，我们发现现金流与中长期贷款的比率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这说明投机性和庞兹性企业不断增多，且现金流中长期贷款比的波动基本与上证综指增长率波动一致。进一步，比较现金流与中长期贷款比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两者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资产价格的上涨，刺激了投机性和庞兹性企业的增加。

(三)资产市场对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具有吸纳效果

货币具有执行资产的职能。货币数量理论表明，当货币的流动性高于经济的需要时，会抬高物价水平。在资产价格上涨时，则物价指数往往会保持稳定(B0rio and Lowe，2002)，美国历史上最大两次资产市场泡沫破灭前期间(1923－1929年，1993－2000年)都存在着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而这个期间也正是风险被隐藏和不断积聚的时期。贾玉革(2007)研究说明，居民持有货币不仅是用来执行货币交易媒介职能，也用来执行资产职能，研究发现涵盖交易媒介与资产双重职能的货币需求在1997年开始更拟合我国M2的年度实际增长率，这说明我国的货币需求中执行资产职能的部分正越来越明显。

资产价格上涨吸纳流动性，导致低通货膨胀。我们用修正的费雪等式来表示货币的资产职能为：

MV=PT+S(2)

即货币需求不仅满足实体经济PT的需求，也要满足资产对货币的需求S。对式(2)求导数，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可得：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增长率+资产价格增长率。在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未发生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资产价格的快速增长会吸收流动性，而造成低通货膨胀的现象。我国的CPI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也基本呈此消彼涨的关系，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15，表明两者是负相关的。

四、经济高位运行期间治理金融风险的对策措施

(一)构建信贷市场与资产市场的防火墙，防止虚拟经济风险向实体经济扩散

“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包括以纳斯达克大幅下跌开始的美国的“新经济”调整带来的几年的经济低迷等。国际经验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过剩的货币资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资产市场，会在短期内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风险，甚至

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左小蕾，2007)。我国近期股市、房市和其他资产类市场价格的持续膨胀，已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

由于金融本质上是一种风险传递机制，只要这种传递是市场化的、公平的、自由的。因此，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来说，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的、有防火墙的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资金互动关系至关重要。在理论上，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各个子市场存在着有效的流通渠道。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引导资金在金融市场各子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的协同发展，提高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分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设立风险过滤机制，建立风险的防火墙，用法律手段确保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和资金的合理流动，防范资本市场的风险无约束地传递给信贷市场。因为大量信贷市场资金违规无序地进入资本市场，会出现股价的放大机制和信贷投放的自强化现象。一旦股价暴跌或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信用的“链条”会断裂，容易形成信用危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而且金融风险很容易在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传播，当这种金融风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涉及到实体经济。所以，要建立风险能足够地被过滤，使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泡沫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有效的事后纠错机制，将虚拟经济泡沫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降至最小。

(二)向经济主体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增加风险管理工具

从世界金融结构变迁的历史、类型、功能看，不管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还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均呈现出机构多元化、市场多层次、工具多样化等特点，经济金融化、证券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资产证券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资产证券化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它能打通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通道，构建金融结构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机制，合理分散信用风险；改善银行信贷期限结构，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促进银行转变盈利模式，提高资本充足率；拓宽社会融资渠道，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投资者的选择，推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优化。因此，推行资产证券化是一项银行、投资人、政府和资本市场共赢的金融创新。

从我国金融市场情况看，在当前经济高涨期间，资产证券化发展很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率环境的变化使其所产生的收益无法满足投资人的需要，特别是对银行来说，缺乏生产、出售和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机。因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现金流全部从贷款收益中产生，目前，我国贷款利率受到管制，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是完全市场化的过程，投资人会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对其提出收益率回报要求。在市场普遍存在升息预期的情况下，投资人对收益率要求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资产池产生现金流的实际增长幅度，因此，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需求明显不足。所以，当前的关键是要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与运作提供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使银行有发展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机，使机构投资人有购买产品的利益吸引。

(三)培育更多的货币持有者为机构投资人，给市场主体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没有市场主体对金融工具的自主选择权，就没有资金的优化组合，没有风险分散的有效渠道(吴晓灵，2006)。财富的增值需要市场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风险的管理需要市场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可以说，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国沉淀着庞大的货币资金持有者，金融体系应为广泛的货币资金持有者搭建一个能够提供多种选择的平台和机制，使其在实现自我财产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资金的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也得到大大的提高。特别是要推动非银行货币持有者进入货币市场去认购优质的金融资产，比如国债、央行票据、贷款证券化资产等。因为，购买货币市场的产品对银行与非银行投资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对货币持有者来说投资货币市场比银行存款更有盈利空间，而且风险更能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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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的压力和机遇把握的难度都可能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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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最容易导致泡沫的行业之一。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房价快速上涨，因此，人们对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有较多争论，那么，什么是房地产泡沫？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应如何控制泡沫，使房地产行业保持健康的发展呢？下面就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房地产泡沫的含义及特征

（一）房地产泡沫的含义

经济学上对泡沫的定义，人们普遍接受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伯格的观点，他认为泡沫就是“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陡然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根据他的观点，房地产泡沫可理解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这种价格的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并不断吸引新的买者，随着价格的不断上涨与投机资本的持续增加，房地产的价格远远高于与之对应的实体价格，由此导致房地产泡沫。

（二）房地产泡沫的主要特征

1、房地产泡沫具有陡升陡降的特点，振幅较大。房地产泡沫在形态上，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大起大落。在泡沫出现时，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升；在泡沫破裂时，价格又大幅度下降。

2、房地产泡沫不具有连续性，没有稳定的周期和频率。在房地产经济周期上涨阶段，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

3、房地产泡沫主要是由于投机行为、货币供应量在房地产经济系统中短期内急剧增加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大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破裂，而一旦破裂又必然会给经济带来重创。

二、房地产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消费者及投资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发展，房地产价格存在着潜在升值的趋势，因此，房地产价格在人们未来的预期中也会不断上升。对房地产未来价格的非理性预期造成投资者对未来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的设想，过多的货币资本投入到有限的房地产买卖中，推动价格不断上涨，从而使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

（二）银行信贷非理性扩张

由于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开发必须拥有雄厚的资金，随着房地产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发商仅靠自有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其开发资金主要来源就是银行贷款。房地产的高回报，使许多银行在贷款的操作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向开发商发放大量贷款，金融风险不断堆积，使泡沫产生的可能性加大。

（三）土地的稀缺性

我国的土地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人们对稀缺的土地需求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这种需求既有发展经济的客观需求又有对土地获利的需求，在土地获利需求的驱使下，把获取的土地权益作为谋利手段。土地权益是虚拟资本的一种，它可以反复转手。土地的稀缺性及其虚拟资本使地价在反复的交易中产生泡沫。

三、房地产泡沫的危害

（一）造成经济结构失衡

房地产泡沫的存在意味着投资于房地产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在泡沫经济期间，大量的资金向房地产行业集聚，投机活动猖獗。

（二）导致金融危机

房地产业与银行的关系密切主要是由房地产业投入大、价值高的特点决定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就成为最大的买单者。银行与一般企业不同，安全性对其来说特别重要。一般生产性企业的倒闭只是事关自身和股东，对其他主体的影响较小。而银行的倒闭不仅仅是这家银行自身的事情，而且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银行也面临挤兑风险。

（三）造成生产和消费危机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往往伴随着经济萧条、股价下跌等。地价和股价下跌也使企业承受了巨大的资产重估损失。企业收益的减少又使得投资不足，既降低了研究开发投资水平，又减少了企业在设备上的投资。生产的不景气又导致其雇佣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企业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员工失业，收益的下降也要不断裁减人员。居民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因此会减少当期的消费，个人消费的萎缩又使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陷入困境。

（四）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

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大量的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剧增。在金融危机下，犯罪案件激增。由于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感到不满，社会危机逐渐加剧。

四、房地产泡沫的防范措施

（一）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监控和管理

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是预防房地产泡沫的首要措施。房地产兼有资产和消费两重性，正因为如此，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十分活跃，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时，就必须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首先，要加强对房地产建设的投资管理，根据收入的水平来确定投资规模，使房地产的产与销基本适当，不至于过多积压；其次，要加强房地产二级市场的管理，防止过分炒高楼市，使房地产泡沫剧增；再次，大力发展安居型住房，同时应加强市场统计和预测工作，从而使房地产行业成为不含泡沫的实实在在的主导产业。

（二）强化土地资源管理

政府应当通过土地资源供应量的调整，控制商品房价格的不合理上涨。要根据房地产市场的要求，保持土地的合理供应量和各类用地的供应比例。要严格惩处各类违规行为，严厉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非法圈地、占地行为，避免为获取临时和短期的土地收益而擅自占用和交易土地，对凡是超过规定期限没有进行开发的土地，政府应立即收回。坚决打击开发商的圈地和炒地行为。

（三）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合理引导资金流向

首先，要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增加监管手段，增强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水平；其次，要加强信用总规模的控制，不使社会总信用过度脱离实质经济的要求而恶性膨胀，从源头上防止现代泡沫经济发生；再次，要加强投资结构的调控，通过利率、产业政策等，引导资金流向生产经营等实质经济部门。住房开发贷款对象应为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信用等级较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强化个人住房贷款管理。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其在发展过程中潜在的危机，及时进行治理，使房地产业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保持高度的理性、宏观调控、科学决策、正确引导，以防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避免泡沫破裂后对社会的巨大伤害。

参考文献：

1、包宗华.房地产先导产业与泡沫经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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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18―06

关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已经有很多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人性的贪欲；二是政府政策干预失误和监管失控；三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盲目崇拜市场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四是实体经济存在问题；五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六是美国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恶果；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剖析，认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层次的。

一、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001年，美国房贷金融机构推出零首付的次级按揭贷款。借贷者买房时不再需要交纳20％或更高的首付，银行也不再对借贷者的背景和收入情况进行任何审查，这实际上是在大规模向按揭贷款信用等级低、偿还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次级贷款)。之后，银行机构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2001年“次级贷款”余额仅为120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1.2万亿-1.5万亿美元。“次级贷款”经过包装衍生为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总规模膨胀到10万亿美元，其中在国际上流通的约占2／3，涉及“次级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多达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券商都参与进去。

次级贷款及能够流动起来的“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对美国的房价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价上涨速度惊人，形成巨大的泡沫。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屋总价值约21万亿美元，其中有约8万亿美元是投机的价值，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2007年2月，泡沫达到顶点，房价开始下跌，而在2006年，利率开始迅速攀升，结果是次级按揭贷款的整个循环链条断裂，低收入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放贷的金融机构本息无法收回，购买了“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投资者的债券价值大打折扣，由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并且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

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虚拟资本理论能够对此做很好的诠释。价值规律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价值决定价格。在市场交换中，由于供求的不平衡使市场价格背离价值，而市场价格通过对价值的背离又调节着供求，结果是使供求趋向平衡，价格趋向于价值，交易遵循等价(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在这里，特别需要关注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说：“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可见，马克思认为，需求首先是生产问题，即需求方之所以有支付能力，是因为在生产中投入了相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向社会提供了包含这个一定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使用价值(财富)。只是现在需求方用货币来抽象地代表他向社会提供的财富(抽象财富)，他持有的货币体现着换取具体财富(使用价值)的支付能力。第二，把需求放到市场中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指出了市场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在需求方面，……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所以，市场需求规模取决于公众通过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所形成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大小。就某个市场而言，其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着供给规模。

美国的次级贷款是向偿还能力很差即没有多少支付能力的低收入阶层在零首付条件下贷款让他们买房。并且认为，在低利率和房屋需求增加刺激下，房地产价格一定会上升，次级贷款者一定会从房屋投资中获利。从而形成支付能力，并且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和物美价廉、功能齐全的高质量自有住房。银行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把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同时也把风险推销了出去。魔术似乎变成功了，低利率、不需要首付、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愿意投资，这就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

马克思指出，证券化的资本积累是虚拟资本的积累，“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本的投资规模越大、价格越高，虚拟资本的积累规模越大。由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一样，有定期的租金收入，投资规模受利率和房屋价格影响大，因此，在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积累会远远大于实际资本的积累。虚拟资本的积累产生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投资机会。例如，如果预期房地产价格上涨，会诱发人们的投机行为，市场需求就会迅速膨胀。由于房地产和其他产品不同，在一定时期内供给很难快速增加，因此投机需求会带动价格持续上涨，而定期的租金收入和相对较低的利率会使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积累额巨大。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了挽救经济，连续13次降息，基准利率降至1％。低利率使资产价格上涨，2003-2006年，房价涨幅超过50％。低利率、房价上涨、没有首付的次级贷款、“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流动，都在极大地刺激着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由此膨胀出一个巨大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把虚拟资本称为名义货币资本并且把它比喻为肥皂泡，所以，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但是，泡沫是不能无限制地吹大的。2004年6月，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担心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两年内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2007年3月，房价开始下跌。高利率和房价下降使许多低收入的次级房贷家庭无法还贷，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次级房贷危机爆发。表面上看，次级

贷款危机的爆发由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引起，实际上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的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地超过了美国人对住房的正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体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作用。由于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兑现巨大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把利剑最终刺破了这个泡沫，房地产价格下跌，不仅向其价值回归，而且，由于在价格泡沫刺激下使房屋供给远远超出实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屋价格会持续跌落至其价值之下。

为这场危机买单的，首先是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者，他们丧失了住房，丧失了存款甚至倾家荡产。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顾问、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指出，当年日本由投机易推高住宅价格，引诱劳动者家庭借款，结果导致巨大损失。这种住宅融资的攻击性推销，只能成为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新发明的现代化大规模的剥削手段。其次是公众的利益损失，它通过和次级贷款相关的债券贬值、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让公众来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马克思指出，当经济中的泡沫破灭时，“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但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往往和经济危机相伴随，并且加剧经济危机，表现为虚拟资本大规模减少，信用危机程度加深，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财富大幅缩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本次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美国为什么要通过次级贷款来虚拟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导致了贫富分化，使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强权的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好处大部分由资本所有者占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必然会进入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口袋，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相当，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一方面，资本在竞争和信用制度促使下不断集中，资本集中加速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使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是有限度的，“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繁荣期间，增长更快的是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和由此带动的资本积累，这就使生产扩张快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扩张，潜伏着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

在美国，由于贫富分化，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它的分配制度来消除贫富分化，避免经济衰退。而通过零首付的房屋次级贷款来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总需求扩张，只能延缓经济衰退出现，并且通过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出售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进一步促进供给相对于美国国内实际有支付能力的过剩，加强了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深度，并且把世界其他国家带人经济危机之中。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三、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失灵且缺少监管

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虽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即投资的波动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而“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就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之剧烈波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此种彻底改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责任放在私人手里中。”可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国家必须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特别是要对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1945-1973年，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及新自由主义，都主张市场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活动调节器，反对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有意识的干预和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主张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产阶级……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可见，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超越古典主义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主张的无政府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的市场经济，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之花结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恶果。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现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非常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美国在19世纪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那时大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金

融危机。到1929年，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此后，美国于1945-1973年期间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一家大的金融机构破产。但是自1980年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抬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并伴随着产生了相应的金融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危机，一种特别的金融机构――储蓄银行破产了，中央银行不得不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挽救这些银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吸引了全世界范围资金的巨型泡沫，这个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时候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巨型泡沫，而这个泡沫目前也在破裂。”这是因为，有管制的资本主义通过严格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管制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反对社会对市场有意识的监督和调节，而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自由的市场调节只能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深危机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进行的深入剖析表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失灵，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首先，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实现最大利润的重要途径是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不断积累过程中，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在无政府的市场经济中，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无法有效调节经济的表现，“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

其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并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会产生虚假的社会需求来刺激实体经济生产的扩大。特别是在一些生产周期比较长的部门，生产的扩张会受到货币资本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是，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创造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推动下使实体经济中的供求失衡，而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又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经济危机，而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剖析表明，科学合理地设计金融创新，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包括金融体系、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避免市场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的基本保证。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做的生产关系的必要调整，是社会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中国教育报[N]，2008―10―14。

[4]陈彩虹，世界大转折的伟大预言[M]，读书，2008，(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篇10

（一）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金融、经济危机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重大挑战，全球经济进入摆脱危机、脆弱复苏与结构调整时期。当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元区部分国家债务负担偏重、日本私人消费疲弱、新兴经济体结构性问题突出等依然是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世界经济论坛预计，未来5至10年全球经济将缓慢增长，增速不会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在此影响下，全球工业正处在深刻调整时期，有望形成新的工业分工格局。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制造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和提高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将制造业作为本国发展的重点，并纷纷制定旨在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或战略规划。在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已经有部分制造业由新兴发展中国家向经济发达国家转移，出现了制造业“回流”的现象。以美国为例，为改变“美国制造业领导地位一直被蚕食”的被动局面，美国重新制定了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总部设在美国的制造业企业有超过1/3计划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

（二）新一轮产业变革引发抢占发展先机的激烈竞争

当前，无论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一场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等重大突破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各国开始谨慎地思考并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构筑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研发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品创新的新技术。目前，各国普遍加大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力度，以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提出制造业复兴框架和国家创新战略，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电动汽车等方面，日本的国家战略是发展低碳、新能源等产业，欧盟则提出“2020智慧、可持续、包容增长”战略，其他如韩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也都提出了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技术创新力量的推动下，移动互联网与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先进机器人、3D打印、新材料、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工程、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并且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先进制造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呈现不断加快之势

全球制造业正从以机器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制造时代向以智能化、信息化、柔性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制造时代迈进，工业机器人、数字制造、增材制造、纳米制造、柔性电子制造、生物制造、先进材料等成为最活跃的前沿领域。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报告，2013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量约16.8万台，应用领域从最初的汽车制造扩展到机械制造、电子、食品饮料、日化、烟草、制药等各个行业。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最高的韩国、日本和德国，其每万名工人拥有机器人数量分别为396台、339台和267台。在增材制造领域，美国能源部估计，增材制造工艺（即3D打印）与“减法”制造工艺相比，可节省超过50%的能源。根据Wohlers Associates报告，2013年全球3D打印产品和服务市场增长34.9%，达到30.7亿美元。目前，3D打印技术主要用于制作原型部件和产品以供测试，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应用范围从设计领域延伸到工厂制造领域，如通用电气、BAE Systems和西门子公司等。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涌现了几十种先进制造系统和先进制造生产模式，并在积极开发下一代制造和生产模式，如并行工程和协同制造、虚拟制造、敏捷制造、远程网络制造和下一代制造系统、极端制造模式等。这些新的制造模式在产品设计方面提供个性化服务并能快速响应，在生产方面根据顾客需要任意批量地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在组织结构方面由垂直型的科层组织向扁平的网络型组织转变，给传统的生产、组织和消费模式带来极大挑战。

（四）绿色发展模式成为全球工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近20年来，全球工业快速发展，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量增加，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受到威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发展绿色工业成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目前，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不断形成共识，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绿色工业发展战略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倡导新兴产业和新型能源，将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重新崛起的重要引擎。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绿色制造，强调通过资源综合利用、循环使用、节能降耗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减少废料和污染物的生成及排放，提高生产、消费过程与环境的相容程度，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化。目前，产品设计绿色化、工艺材料绿色化、制造工艺绿色化、产品包装绿色化、处理回收绿色化都已经成为实现绿色制造的有效方式。此外，一些国家为了促进经济绿色发展还设置了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对产品的能效、碳足迹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在研究采取征收碳关税等政策。

二、国内工业发展趋势与变化

（一）工业发展呈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常态

“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进入增长速度理性回落的新阶段，由之前的高速增长状态向中高速增长状态转变。增长状态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工业的潜在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这种下降不仅是周期性的变化，而是具有发展阶段转换带来的趋势性减速特征。相比“十五”、“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10.90%和11.70%的平均增速，“十二五”前三年的平均增速只有8.55%，从2011年的10.38%下降至2014年的7.0%。按照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来看，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2011年以来工业增长进入增速下滑较为明显的阶段，虽然2011年四个季度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但是总体上低于2010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增速进一步下降，多个季度增速在10%甚至9%以下。

（二）工业发展的要素支撑条件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从要素条件来看，作为我国工业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条件，低成本要素的保障程度不断下降，工业增长面临着全方位的高成本约束，原有的“低成本投入、低水平扩张、低价格竞争”的增长模式面临重大挑战。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大面积出现的“用工荒”、工资薪酬快速上涨现象就是说明。以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十二五”前两年的增速分别达到18.60%和13.60%，2012年平均工资额分别为2006年和2010年的2.29倍和1.35倍。劳动力成本条件的变化给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电子组装等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带来挑战，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难以固守。此外，有助于低成本竞争的其他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严格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及土地招、拍、挂等供应方式改革，使得土地资源不再无限制的低成本供给，土地交易价格迅速上升；原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持续增加，国内能源保障不足，资源价格持续上涨；人民币升值削弱出口部门的竞争力等等。

另外，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在部分产业领域取得突破。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指引下，我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技术创新环境得到改善，技术创新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增强。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我国技术发展已经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平均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近年来，通过实施“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和政策措施，我国创新研发能力迅速提升。目前，在新一代移动通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基础芯片、无线宽带、高速铁路、高温气冷堆、电动汽车等许多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有些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接近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以通信技术为例，2000年大唐集团代表我国提出的TD-SCDMA技术方案被采纳为国际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一举打破了由欧美厂商主导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垄断格局。由此国内企业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SCDMA，以及TD标准、系统设备、仪表、芯片、终端等核心技术，成为占中国3G市场1/3份额的技术标准。

（三）产能过剩普遍存在导致很多行业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

在外部需求低迷、国内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影响下，我国一些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并且从潜在的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的长期性过剩，从低端的局部过剩向高端的更大范围过剩转变。截至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政策利好刺激下，新兴产业如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重复建设和无序布局问题也值得关注。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要素市场运行中存在很多障碍，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引导投资者过度进入一些投资领域，导致产能过度无序扩张。产能过剩长期持续不仅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阻碍企业技术进步，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还可能造成大面积亏损破产、失业人数增加、金融风险加大、资源大量浪费等问题。例如，由于光伏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企业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导致赛维LDK、无锡尚德等光伏领军企业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无锡尚德甚至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再如风电产业，在产能大幅提升、下游需求疲软、风电并网困难等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每年超过六成的新增装机容量无法实现并网发电，华锐风电、金风科技等龙头企业均出现业绩大幅度缩水，整合压力较大。

（四）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给工业集约绿色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我国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资源成本越来越高。目前，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经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量持续增加，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资源消耗量和进口量大量增加导致资源产品价格不断推高，进而致使产业发展成本持续上升。其次，我国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矛盾正在集中显现。在国际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接近美国和欧盟排放的总和，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强制性减排目标的压力加大。在国内，大面积严重雾霾现象日益常态化，70%左右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恶化，10%左右的国控断面水质为劣Ⅴ类，1.7亿农村人口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工业生产、矿山开发等导致土壤污染加剧、质量退化。此外，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还导致越来越多的健康和社会问题，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在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下，工业发展亟待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模式向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精益增长模式转变，在资源利用方式上由粗放型向集约节约型转变，逐步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三、发展启示

篇11

关键词：

国债；宏观经济效应；风险预警；建议

一、我国国债的发展背景及现状

国债以中央政府担保为主体，向公众筹集资金的一种特殊债务债权关系。在当今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债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实现融资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及金融管理的有效工具。国债的主要功能有：国债可帮助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偿还已有债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以及调节经济的运行等。1981年，我国宣布恢复发行国债，自此以后，我国开始了国债扩张的时期，而欧洲、希腊和美国的债务危机，更是提高了国债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债的发行有增无减。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债对于稳定我国内陆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国债再次引起了学者和管理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风险预警问题，对于处于经济改革攻坚期的中国和中国经济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我国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发行数量迅速攀升，我国国债发行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为：1981—1986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府一直使用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多年来努力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仅在结束以后，为了弥补历史欠账，连续两年产生了预算赤字问题，国家因此宣布使用国债来弥补预算赤字。总的来说，此阶段无论是财政赤字或者是国债的发行量都相对比较少，此时期的国债年平均发行额也处在100亿元以下。另外，在这一阶段发行的国债具有十分明显的行政色彩，国债政府不允许有流通和转让，且此阶段国债也不存在一级和二级市场，这是此阶段国债不同于其他阶段国债的主要特征。

（二）第二阶段为：1987年--1993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迈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代，政府和民众对于国债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政府工作会议上更是把长期发行国债做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我国国债发行数量迅速增多，1993年底国债发行额超过了三百亿元，而这一数字在1981年只有五十亿元。此后，国债做为金融融资工具的地位也正式确立，1988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和流通市场初步形成，告别了无国债一级、二级市场的历史。需要提出的是，1987年国务院研究决定不在允许向中央银行再进行透支的行为。因此，出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求，政府开始增发国债，导致这一时期国债规模迅速膨胀。

（三）第三个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和变革期，1994年，我国正式做出不允许财政部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决定。标志着此后政府还本付息和弥补赤字的唯一手段是发行债务，这一决定导致国债发行量的又一次剧增。这期间，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国内总需求严重下降，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在与亚洲金融危机做斗争的艰苦过程中，国债做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发挥了巨大的经济作用，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降低危机损失，使中国经济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接着是欧盟区爆发欧洲债务危机，全球经济收到重挫，迅速低走，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因素也持续增加。为了维持经济秩序、避免我国经济遭受损失，我国施行以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我国国债规模最近几年的迅速膨胀。并且，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膨胀，我国的国债一级和二级市场都发展迅速，且功能日趋完善，不仅增强了国债在财政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为有效的发挥金融功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

学者对于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国债政策的使用利大于弊，有些学者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但是，但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影响，学者和管理者的唯一一点共识是：国债是调节经济、实现金融市场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的研究国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国债都有哪些宏观经济效应。

（一）国债的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国债的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债还本付息的压力提高财政支出的数额；第二，做为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债，对于政府预算约束条件有弱化作用，具体解释如下：首先，从性质上来说，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点，而这一性质与国债恰好相反。具体来讲：国债做为一种金融工具，是一种债务债权的凭证，需要政府到期以后对债权人支付本金和利息，从此种角度，国债并不是无偿的。另外，政府管理者可以根据现实经济需要决定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时间，因此，国债又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其次，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国债规模膨胀的行为极有可能由于惯性一直持续下来，使发行国债从一种暂时性替代行为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反过来导致财政支出数额的进一步增长。这是由于会涉及到直接或间接群体的利益，减少财政支出数量的行为也必然会引起利益群体的反对。综合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维稳的考虑，发行国债都会做为一个固定的经济行为稳定下来，且要保证国债的净收入额有增无减，即国债会对财政支出的扩张起到促进作用。再次，国债由于是一种需还本付息的债务债权凭证，除非国债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现金流会超过国债还本付息的数量（通常现实情况下难以实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行国债与没发行国债相比，财政支出的负担显然加大，因此，财政支出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此外，国债自身还具有自我积累的机制，即市场利率会随着国债规模的增大而上涨，当国债负担率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时，就有引发财政风险的危险，甚至会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此外，国债做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债规模的扩张会弱化财政预算约束。这是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一定的弹性，可根据现实经济需求改变其规模。因此，预算收入的约束条件并不是很强劲，从而财政支出能力没有被很好的约束，即财政支出的规模会相应的增大。

（二）国债对消费的调整作用民间消费和政府消费共同构成总消费，其中，前者从比例上占据绝对地位，而后者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则相对较低，且提升空间也相对较小，所以政府消费的主要目的是对民间消费起到补充和拉动的作用。所谓拉动民间消费是指，政府通过对政府消费规模的调整来提高民间投资水平。消费和投资是我国财政支出的主要去向，已有学者使用宏观经济数据对三个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政府消费和民间消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当民间消费较少时，执政者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消费来提高民间消费，具体措施有：适当提高转移支付支出的比例、提高民间消费水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消费，以此达到提升民间消费的目的。相反，如果民间消费过高，则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消费的手段减少民间消费。因此，正确的理解国债对于消费的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国债资金资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国债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学者对于国债挤出私人投资的研究争议不断，有的学者认为国债会挤出私人投资，有的学者认为国债不但不会减少投资，还会促进私人投资，即国债挤入私人投资。具体而言，国债挤入私人投资是指国债做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外部效应，如果国债融资后的成本主要是用于公共资本品的支出，所以说，国债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私人投资的水平。相反，如果国债融资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消费，则国债规模的扩大会使私人投资水平减少，即国债挤出私人投资。具体来说，国债是通过以下渠道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首先，国债属于公共资本，公共资本具有外部效应的特点，在社会供给以及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增发国债意味着投资者对国债的需求增加。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可知，利率水平会随之上涨，即资金价格上涨。这会使私人部门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降低；其次，从融资种类来说，与其他融资方法相比，国债由于是以中央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债权债务凭证，凭借其收益率高、风险小、安全性高等特点，一直为投资者所偏爱，同等条件下，投资者会选择使用国债进行投资而不会选择私人资本，因此，国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四）其他效应此外，有学者认为国债还具有税收平滑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等，所谓税收平滑效应源自于巴罗的税收平滑理论模型，巴罗认为如果对税收和劳动征收税收，会导致劳动力工作的意愿降低，还会产生一定的扭曲成本，并且这种扭曲成本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国家为了减少这种扭曲成本，通常会把税率固定在一个水平上，即实现税收的平滑。当国债存在税收平滑效应时，当期发行国债会提高未来税收水平，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不会发生相应的发生调整；如果国债不存在税收平滑效应，则认为国债和未来税收之间的关系不明显，如果当期增发国债，消费者极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投资和消费行为。现在，已经有学者使用经验数据对此论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税收平滑理论是符合现实经济的。有学者认为，有时候政府为了减轻国债到期还本付息的负担，可能会利用国债提高通货膨胀率，理论上这一假设成立，但现实生活中，这一假设受到多种经济因素的制约。如果现实生活中民众对这一反应较为强烈，而执政者仍然坚持利用国债提高通货膨胀率，将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另外，是否使用这一方式还取决于执政者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如果执政者认为通货膨胀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则不会采用此方式，反之，则会采用。

三、风险预警研究

为了更好的评价国债可持续性，学者和管理者根据现实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套评价国债可持续的指标体系，在现实经济中，常用指标的选取通常要符合国际和国内的使用习惯、要具有一定的灵敏度和代表型、另外还应该注重指标的可操作性和数据可得性。衡量国债风险预警的方法有很多，而指标方法由于其使用的简单和直观性，一直被学者们青睐，以下简要介绍几种常用指标：

（一）国债负担率国债负担率的表示方法为国债余额与国内生茶总值之间的比例，从中可看出，国债负担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反比例关系，即GDP水平越高，国债负担率水平越低，GDP水平越低，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比较大；国债负担率比例越高，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比较小。欧盟颁布的《条约》中规定，所有成员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

（二）国债偿债率国债偿债率的计算公式为国债付息额与当年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饿，国债偿债率水平越低，当年财政支出中用于偿还国债的比例就越低，即偿债压力越小，国债水平可持续。

（三）国债依存度国债依存度通常使用国债发行额与财政支出之比来表示，此数值越高，表示财政对于债务的依赖性也越高，国债规模属于不可持续水平，长此以往，财政也有可能无法继续维持。国际上通用的国债依存度标准为15%-20%，具体数值各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可酌情修改，但幅度不应过大，通常来说，国债依存度水平维持在10-23%之间。

（四）赤字率赤字率通常用中央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表示，国际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是3%。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赤字率和经济增长率呈反比关系，经济迅速发展时，国家的赤字率水平通常比较低，此时国债规模比较小；经济萎靡时期，国家使用反周期的扩张财政政策，使赤字和国债水平提高，赤字率水平也随着增加。研究国债风险预警的指标和方法还有很多，在进行分析研究时，也应综合考量各种指标，需要指出的是，但从以上指标数值上来说，我国国债远低于国际标准警戒线。但是我国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隐形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在制定国债境界性指标时应该综合考虑国际标准和我国国情。

四、建议

（一）科学的制定国债风险预警的标准当今世界，仍有许多国家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做为国债风险预警的参照标准，这项条约是由欧盟颁布的，《条约》中规定成员国的赤字率应小于等于3%。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总体形势的变化，固守这项指标将不再符合我国的现实经济。因此，我国应科学的制定国债风险预警的标准，此警戒线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经验，又不能盲目的照搬。由于我国存在着许多隐形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在设置标准时应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应略低于《条约》标准。合理的预警指标警戒线应该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综合考虑我国的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水平，既要注重指标建立的科学性和理论性，又要注重指标的艺术性和灵活性。

（二）加大对私人投资的倾斜私人投资对于拉动我国经济和消费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大对私人投资的政策倾斜，降低私人投资进入大型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准入门槛。要给予私人投资资金更多发展机会，加大对私人投资的保护，建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维护私人投资资本的利益，提高私人投资资本的活力和竞争力。

（三）合理调整国债规模和结构首先应该多样化国债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国债一直被看做是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只重视国债的财政作用，忽视了国债的金融作用，且在国债产品的结构上也大多是注重中长期国债。这一方面制约了我国国债金融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也给我国财政支出未来还本付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主要的是也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此种情形下，我国应该加大对国债产品的创新、增加国债新品种、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增加国债产品市场活力、多加考虑符合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期限和利率组合、逐步实现全面业务电子化。另外，政府还应丰富国债持有者的多样性，我国现有国债持有者绝大多数为机构投资者，个人持有国债的比率依然较低。从发达国家现有的债务市场中可以发现，只有投资主体是多元化的债务市场才能真正的称之为成熟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以提高国债市场的活力、发挥投资主体的非金融机构作用，利于挖掘国债市场的潜力，不断加深和拓宽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另外，应该加大国债资金对于国家重点项目和潜力项目的支持力度，把国债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如教育、养老、生态、中西部等方面不仅能够对私人投资起到挤入效应，而且还可以改善民生、加快科技进步、缩小地区差距，有利于处于经济转轨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国债规模上，不应盲目扩大国债规模，事实上，应对我国目前国债的绝对数量进行适当的减少，因为过于庞大的国债规模反而会制约财政政策的实施。这是因为：首先，如果国债规模过于膨胀，将会增大金融风险的概率，反而制约经济的增长，这是因为国债项目有可能会给银行借贷带来巨大的坏账风险；其次，过度膨胀的国债规模，也将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时要在我国国情基础之上谨慎周全的考虑。

（四）逐渐加强政府使用国债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国债不仅能够从财政收支水平上成为扩大收入和弥补财政缺口的一项重要方法，更能够引导国内外投资、国内需求甚至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因此，我国政府要逐渐的加强政府使用国债来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在经济低潮期，通过使用减少国债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向市场经济中注入多元化的资本活力；相反，在国家经济处于过热阶段，可以使用增发国债的方法，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影响社会总需求和资金流向，实现国债资金的优化配置，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

（五）注重对内外金融风险的防范随着全球一体化及各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早已摆脱故步自封的经济道路，日渐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此种情况下探讨国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采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应看到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风险传递的概率和速度。这就要求我国要注重加强对国内外金融风险的防范，而且随着我国国债市场的不断完善，国债市场和股票、证券以及货币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一旦货币市场或者证券市场发生危机，将会使国债市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会引起一国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2011年美国和希腊的债务危机的景象依旧历历在目。因此，我们既要注重外界金融风险危害我国国债市场，建立健全科学的国债市场体系，又要防止由于国债市场出现问题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倒逼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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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立峰，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度量[J].宏观经济研究，2001（8）.

[3]《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问题研究》课题组.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03：52-56.

篇12

20世纪以来，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新科技革命是新变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导致其它新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初到50、60年代，半导体、合成化学、核能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80年代后半期，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使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伴随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也有所缓和，社会相对稳定与繁荣。

（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但有商业银行，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融合，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而且对经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战后，政治上的危机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需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可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其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例如，国家可以把部分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主要指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经济、行政或法律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弥合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展的状况，克服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和增长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也表现为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从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即工业的比重由20世纪50―60年代的上升到逐渐下降，总的发展方向是缩减传统工业，发展新兴的尖端工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到了20世纪末，从第二产业中崛起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群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表明，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倾斜与过渡。这种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使当代资本主义从发达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模糊了阶级矛盾，缩小了社会差别，对于迟缓资本主义变革，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与此相伴，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五）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阶级结构方面，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具体地说，资产阶级表现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战后形成了几个新的阶层：代表垄断资产阶级被称之为“行动的资本家”的高级经理阶层和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表现为扩大化与多层次化。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向高科技产业过渡，伴随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非知识型蓝领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白领工人增多。无论在物质生产部门还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新阶层与新集团，例如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工程技术人员阶层，以熟练工人与技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层，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阶层，以及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职员阶层等。伴随着以小商贩、小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传统中间阶层的萎缩，以文艺工作者、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等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新中间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在扩大。其它的阶层与集团，如知识分子社会集团迅速扩大，流动阶层、边缘阶层等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手段和措施，调整了阶级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在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所谓的“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

(六)国家职能与上层建筑的变化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大大加强。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还通过经济、行政、立法和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例如，国家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发展计划；直接投资某些产业特别是公共设施，交替实行国有和私有，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另一方面，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转变到非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上。国家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在上层建筑和法律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制比较完备，资方阶级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民主性与稳定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实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收入和过度垄断，国家管理机制比较成熟，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备。当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职能和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保护与推动作用。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

（一）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

这种观点认为，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是当代资本主义种种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

（二）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社会变化的性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了“国家干预”，这对延缓资本主义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是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

（三）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

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三、如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埋单

笔者认为，现有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分析都未触及其实质，当代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资本的全球扩张，凭借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转嫁国内矛盾，由此看清发达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持续性。这就源自一个根本问题――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埋单？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趋势，它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全球化虽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乃至军事优势，控制和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巩固它们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全球扩张和不平等贸易，进行不等价交换，赚取了更多的利润。

（一）资本全球扩张路线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外向型经济，通过跨国公司和直接对外投资，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它们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通过国际扩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研发能力和资本增值能力大大加强，有效拓展了其生存空间。

（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他们通过高价出口工业品、低价进口生活用品和原材料，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维持其发达的生产力和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成为对外经济中的受益者。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比不发达国家高很多。一方面，资本家通过资本全球扩张得到更多的利润，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不介意拿出一部分安抚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国家在资本全球扩张中得到更多财政收入，可以用于社会保障改善，加上进口的生活用品价格低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变化，企业大多只保留研发和管理阶层，生产多转移到国外不发达国家，所以企业一般工作人员也参加分割了企业利润，间接地剥削了不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可见，相较于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所有人都可以看作“资本家”。在自己本国内，资本主义讲民主，讲人权，甚至一些高福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国外，资本尽可能地压榨劳动工人，根本不讲公平，人权。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丰田汽车工人罢工等，都是工人阶级忍受不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奋起反抗。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的基础上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在为资本主义繁荣而埋单。

篇13

会计信息是人们进行各种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水平。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提出了会计信息的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等八项质量要求。这些质量要求，既充分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也保留了我国原有会计制度的一些规定。但尚未提出完整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的现实环境，探讨如何进一步构建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一、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一)会计目标。会计目标，是从事会计活动预期所要达到的境地或结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规范学派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前者认为：会计目标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应以历史的、客观的信息为主，强调可靠性；后者则认为：会计是向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更强调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一般认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采用的是决策有用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采用的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会计目标定义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这一会计目标倾向于以受托责任观为基础，兼顾决策有用观，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融合。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会计信息所应达到或应满足的基本质量要求，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的定性约束，也是会计主体进行会计选择所追求的质量标准。与普通产品不同，会计信息的质量很难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量化，人们常用是否真实、是否可靠、是否相关等标准作为判断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

(三)会计目标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关系。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一般认为，会计目标应包括并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而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反过来维护或服务于会计目标，为实现会计目标发挥重要作用，即具备高质量特征的会计信息能促使目标的实现。如FASB明确提出：会计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将决策有用性置于最高层次，这就决定了会计信息应具备的两种主要质量标准——相关性和可靠性。

二、国内外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比较

(一)国外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状况。国外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起步较早，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此后，国际会计组织、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都在美国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明确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下面，以美国、英国、国际会计准则的研究加以分析。

1.美国。美国会计学会(AAA)首次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联系起来研究，此后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均未提出完整的框架体系。直到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了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2号(SFACNO.2)，首次提出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框架图，如图1所示：

2.IASC(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89年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指出，会计信息四项主要质量特征是：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并归类为主要特征、次要特征等不同层次。

3.英国。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其1999年公布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与会计信息内容有关的质量，与报表表述有关的质量，对信息质量的约束。各部分又由不同的质量特征组成，其关系表示为图2所示：

(三)研究成果的比较综述。将上述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加以比较不难发现，FASB、IASC、ASB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比较接近，都是在财务报告框架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构建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间的关系。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中，三者都将相关性和可靠性作为其主要的质量特征，并且考虑了成本效益原则，即以“利益大于成本”作为普遍约束条件。我国的会计准则中，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是并行列示的，没有区分主要特征与次要特征，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但是，上述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问题，都没有包括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公允性等特征。事实上，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公允性是直接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的。1997年初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际性组织在分析其原因时，将东南亚国家不透明的会计信息归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增强财务报告透明度应成为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建立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设想

(一)我国的会计环境。我国的会计环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对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选择也有差异。如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股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份由众多投资者拥有，公司由专业经理人员管理，加以活跃的接管市场和经理市场，形成了强大的会计信息使用群体，其会计信息强调对外部使用者的决策有用。而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仍不够完善，股权主要由国家和法人控制，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依然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真实作为基本的质量要求，并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