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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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大涨大落”等金融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更加明显。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更是凸显了国际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是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开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效应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此，我们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永续存盘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我们继而深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强调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职能，认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后经过Gurley和Shaw（1955）对Schumpeter思想的发展、Patrick（1966）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渐成雏形。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结构主义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则首先应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计量工具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论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假定被逐渐放松，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加以细致分析。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风险识别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对金融发展配置资源，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职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实证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样本选取、控制变量选择、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进一步争论（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产业及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大量出现。（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虽然总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渠道的分析却仍然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截面回归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率进步和私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银行部门有利于动员储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而Rioja和Valev（2004）则在Beck（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Rioja和Valev（2004）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在资本积聚方面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伴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中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这其中包括曹尔阶（1992）、尚明、吴晓灵和罗兰波（1992）对信用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的研究；卢峰和姚洋（2004）、张军（2005）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等。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在整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以及我国金融发展地区效应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仍然相对较少。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必然会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形有所差异。因此，在开放背景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方法和数据

（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各经济增长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从开放的视角下，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使用的模型见式（5）。

从表2可以看出，当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开放变量的交叉项，将视角由封闭转向开放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注意到在以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形成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而经济开放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交叉项的符号显著为负，这说明虽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却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及其交叉项的符号都显著为正，则说明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逐渐增大。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征是与当前我国的发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对应的。这一点，在金融开放时，更容易理解。随着各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多，地区经济发展中，生产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所降低，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也就相应减少，反映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便是资本形成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减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蕴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部门会有更大的机会将贷款投放给那些制度完善、生产率较高的生产企业，金融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四、结论

综上，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较大。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最小。从具体渠道来看，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第二，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同封闭条件相比也有显著不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干预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为显著。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

第三，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而这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在继续推动贸易开放逐步深化的同时，应谨慎有序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及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篇2

[中图分类号]F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4-0062-07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唤醒了东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意识，也促成了东亚货币金融的初步合作，东亚“10+3”机制不断得以完善和拓展，近年来在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中，受制于各国的合作意识分歧、东亚美元“本位”的固化等因素，东亚货币金融深入合作止步不前、陷入困境，严重阻碍了东亚贸易和投资合作的长远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融入全球贸易、金融、投资活动更为广泛和深入，人民币国际化已尤为迫切。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货币功能，成为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以及政府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从国际主体货币发展的历史来看，一国货币要实现国际化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从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对外政治经济活动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已从萌芽开始逐步成长，但要实现最终的国际化目标，还将面临一个漫长的过程，将面临经济国际化稳定发展、政府积极规划引导及与国际经济强国综合博弈的挑战。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实施大致面临三个阶段，首先是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其次是成为区域性的投资货币，最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一员，从而实现从周边化、区域化到国际化的演进。

欧洲经济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以后，欧元的竞争力大为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有所动摇。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过度依赖美元，而实现货币独立、抵御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就是加强区域内货币金融合作，这已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近年来人民币在东亚乃至国际上的地位和吸引力不断提升，东亚各国对人民国际化的进展广泛关注，促使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推动东亚金融货币合作的突破性进展。

本文回顾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进展，指出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困境，阐述人民币国际化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最后，就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建议。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及现阶段的困境

（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初步成就

自哑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国加快了货币金融合作的步伐，主要在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就。

第一，推动了共同监督和信息协调机制的建立。1999年11月，在“马尼拉框架（MFG）”防范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东盟监督机制（ASEAN Surveillance Process），东亚各国就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逐步进行了广泛的协调和合作。

第二，建立了货币互换与融资渠道便利机制。2000年5月清迈协议（CMI）签订后，货币互换的广度（参与的国家范围）与深度（互换规模）取得了飞跃性发展。2012年5月3日，东盟与巾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决定将清迈协议多边化机制（CMIM）下设立的区域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到2400亿美元，使货币互换与融资渠道便利机制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

第三，东亚债券市场的建立取得了初步发展。基于东亚节俭的民族文化，东亚国家的国际收支情况长期保持较好发展（东亚金融危机年份外），外汇储备充足，尤其是经常账户平衡状况优良（见表1），这为东亚债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2003年6月2日，东亚正式推出第一期亚洲债券基金（ABFI），2005年5月21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推出第二期亚洲债券基金（ABF2）――香港债券指数基金（ABF香港创富基金），成为东亚债券市场不断深化的里程碑，推动了各成员国的债券市场与国际债券市场的接轨。2008年5月，“10+3”财长会议审议通过了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新路线图。2012年“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进一步审议并修订了亚洲债券市场新路线图，推动了东业债券市场的初步建立。债券市场的初步发展为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有利于东亚各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提高应埘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现阶段的困境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对美元过度依赖形成的惯性效应，导致对新兴主体货币存在较大的排斥心理，加之美日等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极力阻挠东亚进行实质性的货币金融合作，尽管在低层次的货币金融合作方便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汇率协调和合作方面仍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业货币金融深度合作陷入困境。

1.区域性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缺乏

随着东亚区域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的加快，东亚各经济体相互依赖增强，市场与汇率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显现，各经济体都极为密切关注其他各国的货币政策。由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益，区域性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的建立已经十分必要与紧迫。虽然东亚各国早已意识到汇率协调与合作对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但是鉴于汇率协调与合作牵涉到各国的货币让渡等敏感因素，因此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期以来东亚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东亚地区的汇率和金融市场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这种机制容易受到投机行为的冲击，区域性汇率协调机制的缺乏严重制约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向深层次发展。

2.东亚经济体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

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使得东亚各经济体意识到东亚金融合作的重要性，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是由于东亚区域内汇率协调和合作机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实际上金融危机过后，依旧对美元存在较大的依赖。现阶段，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无法匹敌，再加之美国是国际上终端产品市场的重要提供者，尽管近年来美国在终端产品市场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从总体上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最终产品的提供上其市场发达程度与美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东亚各经济体依旧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经贸货币的结算也使用美元，因此短时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

3.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分歧大

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中日两国。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和国内经济的不景气状况，日本无法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起引领作用，相反，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外汇储备保持稳中有升，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资本市场渐进开放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会进一步削弱日元的国际地位。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调整其日元国际化战略，提出“亚洲日元”，显然不希望亚洲出现另一国际货币，中日对东亚货币合作态度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几乎无法妥协，再加之近年中日在问题和中菲、中越在的争端，使部分国家间合作的信任度降低，这对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造成较大困惑。

4.欧美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遏制

在与东亚各国进行贸易往来时，美国通过美元国际货币的优势地位，利用经常项目的逆差将美元输出，同时进口大量居民生活用品，既刺激国内消费增长，又稳定了物价，同时还享有铸币税所带来的巨额收益。东亚许多国家都是将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必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这较大程度上挑战了美元在亚洲的影响力。为了维护美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美国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打压人民币，遏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从而导致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困难重重。中国与已经实现货币国际化的西方大国，既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又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美元的霸权地位，与英国、日本等结成的政治经济同盟及欧元区国家都会维护既得利益和既定经济格局，他们可能采取各种措施抵制和阻碍东亚金融货币合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会分享由原来发达国家独享的国际铸币税、国际贸易投资便利、国际实物资源占用等优势，发达国家不愿这种利益被新兴国家分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日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强烈的排斥。除了美日外，其他国家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也对人民币国际化持消极态度，这严重影响到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入推进。

三、人民币国际化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更多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并没有履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义务，另外日元、欧元汇率的频繁波动，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而协调金融市场的IMF和世界银行也被美国等大国掌控，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下，东亚只有进行区域货币合作，才能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国在两次全球重大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态度与美日等大国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履行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帮助东亚其他国家一起复苏经济，使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和形象，也让东亚各国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东亚主导货币的缺失和货币协调合作机制的不完善。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和深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行不仅是中国重构金融战略的有力措施，同时也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人民币东亚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过渡期，将凸显人民币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地位，实现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货币作用，将有利于推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有力促进东亚区域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一）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促使东亚必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区域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快速提升，中国对东亚的贸易增速远高于同其他区域国家的增幅，东亚各国近年来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提高。以2012年为例，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达到329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8.52%：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达256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63%；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达400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10.340%（见表2）。简单核算，2012年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占中国与世界贸易的比重高达34.32%。中国与东亚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关系和迅速增长的其他经济活动无疑对人民币结算、汇兑等金融活动产生迫切需求，使得人民币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国际经济活动中日益增多的国际货币。同时东盟各国为推动本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维持该国的金融安全，也迫切需要中国的加入。建立在中国与东亚各国紧密的经济联系上的人民币货币职能，将推动货币金融合作，并能营建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同时也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二）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东亚各国抵御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东亚地区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使东亚各国深刻认识到不能依靠单一美元储备货币，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对稳定东亚乃至全球金融市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依据前述数据，人民币有望填补东亚地区主导货币缺失的空白，促进东亚货币合作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区域的主导货币。人民币一旦成为主导货币，东亚各国可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范畴，稳定持有人民币并将其作为国际硬通货，不必担心美元贬值带来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不但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减少，还能利川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符合中国发展需要。这都能健全东亚各国的金融环境，增强中国和东哑各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三）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东亚区域内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

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东亚各国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坚持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减少日元等出现大幅波动对东亚经济造成的外部冲击因素。随着中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和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政策会对东亚乃至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作为东亚区域内货币合作的关键锚货币之一，人民币正发挥着特殊的领导和推动作用。要实现汇率稳定，必须提高东亚各国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和信息的协调性，建立汇率联动机制，比较理想的是以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为核心的加权汇率联动机制。长期以来东亚处于仅以美元为锚的浮动汇率体制之下，但近年来美元持续疲软，欧洲因欧债危机深受创伤，日本经济长期不振，使得这种理想的联动机制实现起来缺乏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美元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如中日能真诚合作，可以建立一个以中日两国货币为核心的“亚元”联动机制，对抗美元贬值的风险。从中国自身角度出发，在推进资本项目有效开放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汇率联动机制，长远来说，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一种现实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东亚各国调整汇率政策的意识加强，建立了有效互惠的信息沟通机制，对于稳定东亚地区的双边汇率，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提供了良好环境。

（四）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提高东亚的国际支付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国际上更多的贸易和投资都可选择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不但可减少兑换货币时间，还可减少兑换货币成本费用，使双方在贸易往来上实现双赢。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了人民币在东亚区域流通范围，缩短人民币流通周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东亚，与我国有着贸易顺差的周边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国际结算手段明显不足，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立增加了这些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的频率，解决其外汇和国内资金短缺的问题，通过人民币渠道可拓宽投融资方式，提升东亚各区域的国际支付能力，加强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为东亚地区货币合作进一步深化和金融市场稳定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五）人民币国际化从长远看有利于东亚共同货币的建立

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了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不断扩大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的同时，还继续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范围，并且积极加入东盟地区的汇率机制、危机防范机制等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稳定机制建设，不断完善本国货币政策。中国应在适当时机弱化钉住美元机制，建立共同货币，并与东盟各国建立类似共同货币的核心次区域，循序渐进地提高人民币在共同货币篮子中的加权比重。Ogawa认为人民币、日元、韩元和新加坡元是亚洲的核心货币，而人民币又是核心中的核心，经测算，人民币加权比重约为34.79%，远高于日、韩、新货币的27.8%、9%、6.36%。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人民币在东亚地位有了质的提升，相反日本经济不景气让日元在东亚地位有所下降，而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无论将来东亚货币是一篮子共同货币还是单一货币，毫无疑问人民币都是最重要的权重或单一货币。单独或多元篮子人民币参照权重的变化能带动东亚区域体货币体系的变化，人民币国际化在东亚共同篮子货币建设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民币有望逐步取代日元、美元等国际货币，成为东亚主要流通货币，最终成为东亚的主导货币。

四、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考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有利的推动条件和外部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现阶段的目标任务来看，主要是促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其他贸易紧密国家的逐步流通，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国家和其他贸易紧密国家普遍采用的结算货币。

（一）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培育和完善适应国际规则的金融市场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机制受制于浓厚的行政干预，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金融凋控部门依据市场机制保持调控手段的独立性，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去行政化，适应市场机制，符合国际竞争要求。发展和培育具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以适应国际金融市场规则。这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也是汇率自由兑换稳步实施的重要保障。

（二）完善和推广自由贸易试点，形成本土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和人民币回流机制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H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有关金融制度和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金融业对外开放和离岸金融中心尝试。这一机制设定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和核心所在。白贸区内具体的金融机制内容主要有：一是推行金融市场以及产品创新，将国内的人民币债券延伸到上海自贸区，为离岸人民币提供丰富的投资标的：二是允许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促进投资和贸易资金的自由兑换：三是充分发挥自贸区作为中资金融机构海外总部的优势。这一机制可在自贸区发挥离岸市场的功能，形成本土的人民币金融中心，也使得境外人民币具有回流机制，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的循环能力。

上海自贸区金融机制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同时，广州、天津、福建等自贸区已获批准成立，全国其他地区也在积极探索，推进全国自贸区的发展建设，充分发挥自贸区的金融机制和功能，壮大区内人民币相关业务的规模。全国白贸区金融机制的成功实施并有序推进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

（三）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改革，协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资本市场的开放、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完全浮动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要素和基础。当前我国利率确定的主要因素取决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汇率变动则主要取决于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条件。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主要包括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习惯、资金使用效率、资金供求状况、企业盈利能力、物价水平以及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控能力等 贸易条件则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技术条件、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以及货币当局调控汇率的能力等

正确把握资本项目开放的速度、顺序和进程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开放资本市场的原则应是“先流人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机构投者后个人投资者”。现阶段我国资本账户有序开放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我国企业“走出去”已较为频繁，而且也具备相当规模，富裕的外汇储备和国内过剩的产能向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现实需求和客观要求，加快推进资本项目的渐进开放显得尤为迫切。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虽然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但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跨境使用，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越大，使得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后风险相对减小资本项目开放与利率、汇率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齐头并进，资本项目的开放离不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有管理浮动，需要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协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与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首先要提高金融政策国内和国际协调，其次要营建优良的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再次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转变低端价值链和加工贸易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向出口中间产品高附加值终端产品和进口具有延伸产品链价值产品的贸易。

（四）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形成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性互动

篇3

一、引言

2007年4月，以美国“新世界金融公司”宣告濒临破产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该危机发端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信用违约，并迅速扩散到整个美国金融市场，2008年3月，摩根大通以2.4亿美元收购贝尔斯登;7月，美国政府宣布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以下简称“两房”）;9月，在“两房”被政府接管之后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也申请了破产。以此为标志，由次级贷款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大幅下挫，引发全球股市强烈震荡。危机不仅在金融层面扩散，并且在实体经济层面延伸传导开来。2008年下半年美国破产企业数量大幅攀升，美国实体经济大幅下滑，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危机蔓延至全球。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破坏力大，传染性强。短时间内就蔓延到了全球，中国经济也收到了不小的影响。

（一）中国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直接损失

在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持有了大量的美国债券。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面临大量的坏账无法收回，损失严重。2004年到2012年，中国持有的国际债务证券分别为920亿美元、1167亿美元、2637亿美元、2650亿美元、2311亿美元、1882亿美元、1941亿美元、1180亿美元、1108亿美元（中国外汇总局，2013）。从这些数字上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对外的债务投资规模兑减，这些减少的数量有一部分是由当局主动减持造成，也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在美国债券市场上的坏账损失。仅以中国商业银行业为例，2007年11月，中国商业银行业持有的次级抵押贷款总额为182亿美元，到2008年1月，这一数额却减少到了159亿美元。作为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惨重的中国银行在2007年底的持有次级贷款的数量大约为49亿美元，但是到2008年8月的时候已经冲销了2亿美元，坏账率达到了40.0%。如果以此坏账率来推算中国商业银行业仅2008年一年的坏账就超过了72.8亿美元。

（二）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恶化

此次金融危机给欧盟，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和世界的消费疲软，进而减少了对中国的进口总需求，使得中国出口贸易受到了较大影响。2008年11月中国的出口总额1149.9亿美元，下降2.2%，这是十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2月份出口总额1111.6亿美元，下降2.8%，2009年的情况更为严重，一整年的出口贸易总额只有13302.6亿美元，相对2008年下降了15.5%（中国统计年鉴，2010）。另外，金融危机所引发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水平上涨，增加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压缩得更小。加之美国为了缓解次贷危机的影响，加速美元贬值，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加大，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不断失去价格上的竞争优势，恶化了出口的贸易条件。全球经济下滑导致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欧盟、印度等国家纷纷对中国发起各种贸易壁垒，反倾销，反补贴，技术贸易壁垒等各种贸易保护形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国出口贸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三）中国的外汇储备双重损失

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借贷中的使用量最大，流动性强，且美国的证券市场极其发达，因此美元资产成为了中国、日本等国外汇投资的首选产品。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为15282.5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的比例达到70.0%，而这些美元资产中约有60.0%购买了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债券。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外汇储备面临了双重损失。第一，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采取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从2007年的7.6：1逐年下跌，2008年为6.9：1，2009年为6.8：1，2010年为6.7：1，2011年为6.5：1，2012年为6.3：1，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相对购买力严重缩水，仅以2008年看，美元对人民币贬值5.6%，若按中国在此阶段持续持有7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计算，则仅仅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就有391亿美元。第二，美国为了解决赤字问题，大量发放国债，2009年美国政府密集发放国债，使美国国债价格快速下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原本不高的收益率变得更低。

（四）中国股票市场的震荡

由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系紧密，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很多权重股甚至在两地或者多地上市，中国股市和国际股市的相关性已经很强。实际上，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中国股市开始受到冲击。随着危机的演变，上证综合指数显示出前期的大幅下降，后期振动式的上升，但是后力不足，整个股市呈现震荡不定的局面，如下图1所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资料显示，上证综合指数由2007年10月的5210.7点跌破1531.8点，2009年上证指数虽然持续反弹，最终收盘价超过3000点，但是在当年1月5日跌破两千点，出现的当年最低点1844.1。（KP-开盘价，ZG-最高价，ZD-最低价，SP-收盘价）

图1 上证综合指数变动图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

（五）中国国内就业下滑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的出口订单大量减少，并且国外进口商拖欠账款的形势更加严峻，导致中国国内亏损企业数量急剧增加。2007年，全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500万的工业法人企业）亏损数为45648个，亏损总额为1970.7亿元，2008年却急剧恶化，企业亏损数量达到了65393个，增长了43.1%，亏损总额达到5295.6亿元，增长了168.7%，2009年略有下降，亏损数依然高达59868个，亏损总额达到3281.1亿元（中国统计年鉴，2010）。接连的亏损让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不堪重负，一夜之间纷纷破产，这使得就业岗位大大减少，市场用工需求锐减，失业人口数便急剧上升。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007年为4%，2008年达到4.2%，2009年更加严峻，达到了4.3%（中国统计年鉴，2010），这仅仅只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实际的失业率应该远远不止这些。

（六）中国国内消费预期下降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悲观情绪不仅仅对境外市场带来消费预期下降的影响，对国内消费市场具有同样的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股市的震荡导致国内消费者当期的个人财富收入减少，同时经济的下滑也会给消费者带来未来经济持续下降、个人收入减少的预期。代表着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评价的满意指数在2008年第三季度降至90.3低于年初0.5个百分点，而作为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生活变化预测的预期指数，则回落更为明显，从2008年一季度的97.5降至二季度的96.7再到三季度的96.2（中国统计年鉴，2009）。显然，中国消费者目前在对收入、生活质量、宏观经济、消费支出、就业状况、购买耐用消费品和储蓄的满意程度出现了下降，这显示出中国消费者对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敏感的，这种敏感将直接导致消费者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加入WTO以后，为了尽快的和世界金融市场接轨，中国政府一度大力提倡金融创新，特别是对基础特别薄弱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但是，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没有人意识到衍生金融产品潜在的巨大风险和监管的重要性，所以，没有实行同步的监管措施，更盲目的热衷于金融创新。一旦支撑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出现问题，风险就会在各相关机构之间无限蔓延，使衍生产品运行的各相关方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汲取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不能只沉迷于金融创新带来的客观的暂时性的财富，更要理性的、谨慎的看待金融创新，加强各个监管当局间的协调配合，把监管工作做到位。目前，中国金融市场采取的是机构性监管模式，针对不同的机构设置不同的监管当局，这种监管方式很容易产生“三不管”地带，造成监管真空。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可以考虑根据金融业务的特征和功能来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这样可以明确各自的责任，避免监管真空以及多重监管的现象。稳妥的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积极引导银行业进行金融创新，同时注重防范创新风险，坚持“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的监管理念。

（二）处理好金融全球化与资本开放的关系

世界经济处于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这个市场，金融业也不例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方面的直接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持有的美国金融机构的债券;二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据各家商业银行披露的信息来看，中国有多家商业银行持有雷曼兄弟公司的债券。上述五家公布具体数据的中资银行，共计持有的雷曼债券超过5.3亿美元。由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发行的债券不能正常偿还甚至不能偿还，势必会导致这些持有雷曼兄弟公司债券的银行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从中国的外汇储备来看，主要以美元为主（不仅中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为美元资产），并且连年增加。2006年约1万亿美元，2007年为1.53万亿美元，2008年为1.95万亿美元，2009年为2.4万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导致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外汇储备缩水在所难免。

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了兑现加入WTO时的承诺，中国必须要逐步放开资本市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了短期债券和游资进入中国市场。而现在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放开，大量的短期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所以，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很有可能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这样一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处于两难境地。

要想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的参与和努力。一是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打下牢固的基础。实体经济强大了，承受各种打击的能力也大了。二是加强对金融市场进入者的监管，只让合格的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监督机构监督金融机构的活动，发现问题进行整改，对风险进行控制。三是各商业银行在进行境外投资时要审慎，密切注意投资风险，适时调整投资品种。四是分散持有外汇储备，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持有外汇储备种类以及比例，分散外汇过于集中带来的风险。

（三）处理好对外贸易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据海关每年统计的数据，2011年及之前的年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都在50%以上，2012年虽然下降到47%，但仍然是同等经济规模的大国中比例最高的，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导致了中国经济较易受到国际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中国是出口大国，国际消费市场的萎靡，对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创伤很大。从2007年底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口加工企业大省广东省出现了两次倒闭潮：第一次是东莞企业倒闭潮，2007年底，东莞虎门一个镇就倒闭了200家企业，2008年以后，工厂的倒闭和迁移逐渐加速;第二次是“珠三角代工企业订单惨淡”，从2008年底开始，珠三角依靠订单的纯代工企业基本难以维持。

2009年以来，在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企业的处境并没有多少好转，原来的经营模式已不再满足新形势的要求，出口加工业务逐渐转出中国，大规模的依靠出口已经不能带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必须转变观念，寻求一条比较稳定的发展道路，扩大内需能解决危机中的困境，但也是最难做到的。

中国的消费水平之所以这么低，主要是因为居民对未来较高的预期支出信心不足，所以居民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要鼓励居民消费，就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居民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样公众就敢于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前的消费。另外，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农村人口没增长1元消费支出，将为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多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的消费需求。所以拓展农村消费市场是促进内需增长的重要途径。但目前中国农民普遍收入低，而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出务工的返乡农民增多，使得农民务工收入有所减少，加之家庭中的教育、医疗、养老负担仍然较重，所以扩大农村内需的关键在于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普遍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缩小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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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东琪，朱传耿，周礼.“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与影响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迪[J].经济地理，2009（5）：72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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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4（8）-0044-04

一、日本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基础：资金流量账户

（一）概况

日本央行从1958年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账户统计（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s Statistics，FFA），记录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及住户）间金融工具（也叫交易项目，如存款、贷款）引起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的流动，涵盖范围远远超过美国和欧元区资金流量账户（见表1）。账户数据每季度公布一次，初步数据在报告期3个月后公布，最终数据在报告期6个月后公布，每年3月份对往期数据进行修订。

（二）主要内容

1、统计框架。日本资金流量账户是反映不同经济实体间金融交易以及相应的金融债权债务存量的矩阵。矩阵的“列”由各经济实体构成，矩阵的“行”由金融资产与负债构成。矩阵包含三张表，其中，“交易表（流量表）”记录某一时期的资金流动，反映每一经济实体在金融交易后资产与负债的增减变化；“资产负债表（存量表）”记录某一时期末经济实体持有的资产与负债。总的来说，存量数据是流量数据的积累。但是，当交易项目的价格发生变化时，期初和期末余额就会不一致，这时就需要“调和表”来调和存量和流量之间由于价格变化导致的差异。流量与存量的关系如下：

（T-1）期的存量 + T期的金融交易流量 + T期的调和量（由于市场价值变化等）= T期的存量

2、矩阵的“列”与“行”。构成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的“列”的经济实体分成六大部门，包括“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住户部门”、“服务住户的私人非盈利机构”以及“海外部门”。构成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的“行”的金融工具（交易项目）包括“货币和存款”、“贷款”、“除股票之外的证券”、“股票和其他股权”以及“保险和养老准备”等等，以及上述的细项。总共有45个分部门和51个交易项目。

3、细化的补充信息。“资金流动账户细化数据”以及“非金融部门融资渠道”作为资金流量账户统计三张矩阵表（“交易表”、“资产负债表”及“调和表”）的参考材料。“资金流动账户细化数据”总共有4张表，分别是资金部门间流动表――国内债务证券（存量数）、资金部门间流动表――国内债务证券（流量数）、资金部门间流动表――贷款（存量数）以及资金部门间流动表――贷款（往前追溯5年的存量变化数）。矩阵反映每一个部门的金融交易，但是并不反映谁是融出方、谁是融入方及其融资工具。“资金流动账户细化数据”则弥补了这一缺陷。“非金融部门融资渠道”反映了国内非金融部门及海外部门是如何融资的。该表提供融资的流量及存量数据，以及存量（年末余额）同比增长率。

（三）编制方法

1、垂直法与水平法。资金流量账户的编制方法包括：一是垂直法，即通过使用各部门的财务报表来确定每一部门每一单元格的数据；二是水平法，即将每一个部门持有的资产/负债合计数分解到每一单元格。换言之，垂直法估算部门数据，水平法估算交易项目数据。

2、会计计量原则

（1）按市价计值（Mark-to-Market）。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通过市场价值来同时评估资产和负债。例如，作为资产持有的股票以市值评估，同时，该股票作为其上市公司的资本也是以市值评估。即使是企业债券这种由经济实体按面值偿付的债务，资金流量账户也按市值进行估值。

（2）权责发生制（accrual basis）。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原则上遵循权责发生制来记账，这也是1993年SNA和IMF手册采纳的原则。权责发生制按借方/贷方关系发生的时点记录交易情况，而不是按照现金转移的时点。

3、统计的准确性。日本资金流量账户数据有时候也需要使用估计。例如，当只存在年度财务报表时，季度数据就必须估算得出；当数据延迟获得时，有时候也使用上期数据代替等等，因此不可避免存在估算误差。鉴此，当获得更准确的原始数据时，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就回溯修订。日本央行指出，大约60%的资产估算的准确度为“高”，不到5%的资产的估算准确度为“低”。

二、将证券业信息纳入金融业综合统计

确定证券持有者的准确信息一直以来都是统计人员面对的最有挑战性的工作。近年来，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开始建设证券数据库以存储证券持有人的准确信息。欧央行从2009年开始建设“中央证券数据库”，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后一直致力于收集证券统计中持有方的信息。金融稳定委员会在2009年强调掌握风险在不同部门实际潜伏情况的重要性。日本央行从2009年开始探索将证券业信息纳入金融业综合统计。

（一）日本“中央证券存托”的主要特征

1、非中央政府债券的唯一簿记转让平台。日本有两套债券簿记转让平台（book-entry transfer services），一是中央政府债券簿记转让平台，由日本央行维护；另一个就是非中央政府债券簿记转让平台，由日本证券存托中心（Japan Securities Depository Center， Inc， JASDEC）维护。该中心是根据“日本债券股票转让法”注册的私人证券公司，为包括企业债券、股票、商业票据及投资信托在内的证券提供簿记转让服务。簿记转让系统从2002年开始运作，目前商业票据转让对该系统的使用率几乎达到100%，其他证券交易对该系统的使用率也接近100%。“日本债券股票转让法”规定了该公司的簿记转让职能，但并不要求其向央行或统计部门提供统计信息。

2、链式账户。日本证券存托中心使用层叠式的账户结构（见图1）。投资者首先在直接（或间接）账户管理机构开户，当达成交易后，交易信息就从开户机构发送到交易对手的开户机构。如果图中的投资者（i）向投资者（G）卖出证券，交易信息就流经机构E、A以及日本证券存托中心，并最终到达C，这时售出的证券就被登记在客户G的账上。然而，如果投资者（i）向投资者（ii）出售证券，交易信息仅在机构E内部进行处理。

账户管理机构（通常是银行或证券公司）也可以直接拥有自己的账户（自有或自营账户），在交易系统中与客户账户分离。截至2010年5月，系统中有直接账户管理机构89家，间接账户管理机构407家。

3、最终所有权（直接体系vs.间接体系）。日本证券存托中心与其他一些国家证券存托体系不同的地方是证券的最终所有权。在日本，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账户管理机构，都不会接收客户账户中交易证券的所有权。这种体系称为“直接体系”，意即账户管理机构仅仅保管投资者账户及提供簿记转让服务，证券的法定所有权归投资者。

与“直接体系”相对应的是“间接体系”，在一些国家，一家账户管理机构从法律上持有资产，同时投资者在这些资产上保持权益，或是一项证券的权益从投资者转移给账户管理机构。在间接体系下，很难判断证券的最终持有者。

4、以单一证券为基础（security by security）。在簿记转让系统中，所有数据都是以“单一证券”为基础的。每一证券的信息都包括：证券名称、证券发行方、面值、到期日等。对于那些向公众开放的企业债券数据，可以从日本中央证券存托中心的网站上，通过证券名称或是ISIN识别码轻易查到。这种以单一证券为基础的系统便于统计人员按照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要求对数据进行排序。

（二）将中央证券存托数据应用于资金流量账户

日本央行从2009年底开始陆续将中央证券存托数据纳入资金流量账户，目前的进展包括以下方面。

1、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是结构化融资工具，在修订前，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数据通过估算得出（Sato，2009）。通过与日本证券存托中心的商讨，日本央行明确了中央证券存托系统中的数据与日本央行对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定义是一致的，因此决定使用其作为新的数据来源。

2、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无纸化是从2006年开始的，之前发行的债券信息是从已经注册的债券信息进行推算，因此准确性大打折扣。无纸化开始后，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债券信息都进入了簿记转让系统，因此央行能够从系统中查找符合统计定义的债券信息。

3、向私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日本央行目前还在审查其他结构化融资工具，如向私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情况，因为需要通过抵押物的类别来对这些证券进行分类，以便将其归类到资金流量账户中不同的交易项目（证券化产品或其他类型的企业债券）。

（三）目前面临的挑战

1、账户信息的层次太多。投资者信息只掌握在其账户管理机构手中，中央证券存托系统并不直接掌握。例如，中央证券存托系统和直接账户管理机构都处在链式结构的上游，无法知道一笔发生在间接账户管理机构内部交易的情况。大多数国家通过其他辅助信息源来克服上述困难。美国在统计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时，同时使用中央证券信托系统的数据和私人数据供应商的数据进行相互验证。英国中央证券存托系统的数据并不直接用于统计，只是用作数据质量验证。英国证券统计信息的数据源是伦敦的发行和支付机构。西班牙从中央证券存托系统中获得本国居民发行并被非居民持有的债券信息，但该信息仅涵盖债券第一次交易的对手方信息，如果债券多次交易，系统无法提供最终持有者信息，因此西班牙央行也向本国证券托管机构采集信息。在德国，中央证券存托机构仅是约2000家向央行报数的机构之一。在日本，中央证券存托中心可以直接提供的信息仅限于那些直接在该中心开户的客户，如图1中的A、B和C。

2、客户账户的保密性。在账户管理机构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中，客户通常要求账户信息保密。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中央银行需要与证券存托机构签订协议，只要求提供汇总数据。例如，美联储与中央证券存托机构签订的协议中有一条保密条款，禁止获取单个公司层面的数据。

3、数据采集的合法性。美国、澳大利亚和智利都与其中央证券存托机构签订了合同或协议。德国和西班牙则制定了专门的中央银行条例，对数据采集工作提出了强制要求。但是在日本，中央银行仅是与证券从业机构达成某种共识。

三、政策建议

（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编制金融概览方案

加强国际交流，梳理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统计立法、监测框架、指标设置、数据共享等方面的经验，重点研究将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金融部门整体统计框架，扩大核心指标采集范围，加大对创新金融工具和产品研究力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概览编制方案。

（二）加快推进标准化建设，夯实金融统计基础

标准化的优点是保证金融统计数据的客观真实性，为监测跨机构、跨市场、跨境金融交易提供“搜索引擎”，同时保证金融统计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从根本上减轻微观金融机构的报数成本和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可以考虑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基于数据仓库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实现统一、高效、方便、快捷的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同时应进一步深化与国际组织统计标准的趋同性，增强国际信息共享。

（三）完善金融统计法规，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应在研究国内外相关统计法规和国内上位法的基础上，由人民银行牵头对“一行三会”的统计管理规定进行梳理，尽快起草“金融统计管理条例”，在机构上覆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以及各行业交叉环节；在业务上覆盖金融机构全部表内、表外业务。

参考文献

[1]Bank of Japan （2006）， Guide to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Augus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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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inancial

Comprehensive Statistics

――A Case of Japan

ZHAN Yun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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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世界金融危机对

        2.2 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 在劳动力成本增大、原材料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等系列现实压力下，再加上受 金融 危机的打击，中小 企业 来自欧美订单的大幅减少，这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中小企业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在目前的危机下，中小企业必须研发高附加值产品、升级技术、改善设计和提高品牌知名度，开拓新兴市场、启动国内销售；但我国出口企业很少具备这些实力，且增加这些方面的实力需要很长时间，金融危机为这个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就是从国外购买技术和品牌，欧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具备这样的品质，而且现在非常便宜。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以促进产业调整，甚至可以将外汇借给出口企业，让他们去买国外优质的品牌、技术甚至并购。 

        2.3 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32.4%，达51321.78亿元，2008年前三季同比增长25.8%，达48946.86亿元，我国完全有财力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从财政收入中调出部份资金注入住房平准基金及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基金，以稳定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信心。政府要通过改革金融证券管理体系、财政预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及健全 工业 产业投资指引，以扩大内需，同时转变 经济 增长模式，通过提升资产附加值来刺激经济。刺激经济的关键是激活内需，而激活内需的前提，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这样，人们才敢将储蓄从银行里调出来，大胆地消费，形成增长的良好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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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01

一、前言

在过去约十几年里，为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增强竞争实力和抢占市场份额为，金融机构并购重组的规模越来越大、辐射面越来越广，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为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并购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一股空前的兼并大潮也正在发生，如何把握住金融危机催生的并购良机，推动和完善我国金融并购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并购市场一直表现比较活跃，2008年1月到10月份我国企业并购交易量同比增长37%，非国有产权的交易已经超过50%以上，企业并购重组已经涉及到20几个省市的近万家企业，并购活动呈现出纵向并购增加、大量中小企业加入并购大军、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联动并购频繁等趋势。但我国的金融机构大多没有参与全球金融并购，而这一空白也在随后得到填补。在2011年9月26日普华永道了一份最新报告《新兴机遇：亚洲2011年金融服务业并购》，该报告显示：逾75%的中国金融机构正在积极考虑在未来的12个月进行并购，而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重点迅速转移到东方，中国和亚洲的交易数量预计将在2011年后期及2012年加速增长。这表明中国和亚洲的金融服务并购预计将在2011年后期崛起，并在2012年加速增长，中国金融并购市场即将扩大。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并购呈现的主要特点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并购呈现不一样的特点：第一，金融机构的并购规模越来越大。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并购是为了避免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带来的损失和冲击，也是为了以大规模并购来实现协同效应或是优势互补的需要。如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收购美林证券。第二，金融机构的跨国并购显著增多。在这一轮金融并购的浪潮中，在金融国际化、一体化的推动下，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并购的跨度由过去以国内并购为主逐步走向跨国并购。据统计，2007年前10个月世界银行业并购金额达到的3700亿美元，其中跨国交易占到55%左右，是上年这一比例的两倍多。第三，金融机构的跨行业并购不断增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行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就给一些有意跨行业发展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机会。如摩根大通收购了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将其最需要的大宗经纪业务和全球交易处理业务收入囊中。第四，金融机构危机救助型并购在快速上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际金融并购多以强强联合为主，然而，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强并弱或以大并小的救助型并购不断增多，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如巴克莱银行收购雷曼兄弟部分业务。第五，金融机构并购出现国有化浪潮。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大批金融机构倒闭或陷入困境，为了促进金融体系的重整和金融危机的化解，减少社会震荡，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干预力度更大的手段，由原来的市场干预变为直接收购，采取政府注资的形式并购或接管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据统计，2008年10月份金融机构的部分国有化总额达740亿美元，占当月全球并购总额的约30%。

三、对推进和完善我国金融并购的启示

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求通过海外并购或没立分义机构提升综合竞争力，加快国际化进程。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形势下国际金融并购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出推动和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并购的应对策略。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努力：

首先是政府层面，要努力创造和稳定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并且懂得利用海外金融周期。一方面是要保持国内经济与金融环境的稳定，为跨国金融并购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要重视对国际金融周期的利用，充分认识到并购是化解危机的有效手段和实现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有利时机。利用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跨国并购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适度支持开展跨国金融并购，但同时也要注意选择适合中国金融实力的跨国并购战略。

其次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层面。金融机构通过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有效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实力和发展后劲。而且当前国际金融并购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跨行业并购增多，国际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日益明显。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可以让金融机构能够同时提供多种不同的金融业务，充分发挥业务多元化下的风险分散优势和资源共享带来的效率优势，达到规模经济中的“帕累托改进”。中国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跨国并购来达到做大做强的目的，实现综合经营，与国际接轨。而同时跨国并购的成败最终取决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实力强弱和并购整合的难度大小。因此，要积极推动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强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并采用合适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来开展跨国并购，同时可以在国际和国内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以降低跨国并购整合的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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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是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的集群式出现推动世界经济呈现出长周期波动，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历时54-60年。一般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产业革命开启了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波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常态。

二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向复苏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鉴于1929年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无前例的集体救市运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其他国家跟随出台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也第一时间推出四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托底全球市场需求、稳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短期内，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效果，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被有效隔离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国家银行体系及时恢复了融资功能。在极宽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很快迎来新一轮涨势。

然而，宽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债台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机强度和烈度的同时，也延缓了市场出清，直观表现在企业层面，大量“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妨碍资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层面，有毒资产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理，金融机构融资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观经济层面，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资产价格高涨和实体经济疲软并存，全球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讨论陷入“L”型复苏的可能。

三是复杂和分化是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观经济变数，因此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复苏进程不一，各经济板块运行差异明显。总体看，美国等弹性较强、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较快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强的复苏势头;欧元区受制于统一财政政策的缺失，不断爆发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困扰，难以走出长期通缩困境;新兴经济体易受外部冲击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从短期看，造成这些板块经济分化的基本因素难以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复杂和分化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运行的基调。

四是推进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顺差长期持续。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骤增，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6%飙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1%飙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长期背离。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新兴市场，而货币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市场国家。于是就形成了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西方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用出口换取的外汇去购买这些产品;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的失衡甚至“荒谬”的全球经济布局。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储备的制约，在理论上具有了无限发行的权力。在现实中，由于美元一家独大，储备货币发行缺乏有效竞争，美元发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从于美国国内经济需求，往往表现为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未来全球经济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推进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缩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意味着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与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了4倍。但全球却面临普遍的通货紧缩压力，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始终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欧元区核心通胀率更是长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总体仍在合理区间。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不足，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速缓中略升，进口降幅扩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仍在合理区间，为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需求迫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的调整，造成失衡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驱动依赖严重等。中国经济亟待通过结构调整重新激发经济活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红利加速消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人口红利面临加速消失的风险。这将对经济潜在增速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利率、汇率等政策变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改革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度过了帕累托改进的增量改革阶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阶段，面临的阻力空前增长，改革的动力亟待进一步增强。但“危”也意味着“机”，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的应对

在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迎难而上，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国过渡到强国的关键所在。

一是锐意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集中释放制度红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引擎驱动”，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篇8

美国

美国清晰明确且渐进的法律演进历史，显示了美国金融业经营体制的变革过程。1933年出台的《银行法》明确了美国金融业施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至1999年颁布的《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则明确了金融业进入混业经营时代。《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如果联邦银行投资的子公司资产超过500亿美元，或者其资产超过母公司资产的45%（取二者中较低者），则子公司必须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经营；其次，银行控股公司可以直接从事投资银行和保险承销业务，银行控股公司与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收购，并可从事任何金融业务及其附属业务。同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可以共享董事长、管理人员和员工；第三，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可以从事全方位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1999年以后，美国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并购行为进一步发展。最著名的是2001年的大通曼哈顿公司兼并J.P.摩根公司。大通曼哈顿公司擅长银行抵押贷款和保险承销，而J.P.摩根公司则专注于金融咨询、债券发行和商贸融资等业务。由于J.P.摩根公司主要经营高端客户，业务范围比较受限，因而制约了其承销业务的发展；大通曼哈顿公司的保险、债券经营和承销业务则可以为投行业务的开展提供广阔的平台。由此可见，大通曼哈顿公司兼并J.P.摩根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改善资本回报率，追逐效益与效率的最大化。银行的管理层和股东为了追求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在收购投行业务时，大力收缩了其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同时，这起兼并案例的发生也是投资者的选择，因为当时的美国市场，投行的市场估值高于商业银行，因此，此次兼并也具有向投资银行业务靠拢的意味。

美国金融危机前后，也是银行间并购案例较为频繁的发生期。2007年美国国内发生了七个银行间的并购案例。分别为：西班牙对外银行并购Compass Bancshares，并购金额为98亿美元；市民银行并购共和银行，并购金额为10.48亿美元；美国银行并购拉萨尔银行，并购金额为210亿美元；纽约银行并购梅隆金融公司，并购后更名为纽约梅隆银行，并购金额为183亿美元；美联银行并购世界储蓄银行，并购金额为250亿美元；美国道富银行并购投资者金融服务公司，并购金额为42亿美元；美国银行并购美国信托，并购后更名为美国银行私人财富管理公司。而2008年两宗银行并购案，也成为金融业并购案例的经典，它们分别是：J.P.摩根大通并购贝尔斯登，并购金额为11亿美元；美国银行并购美林，并购金额为500亿美元；

我们审视美国金融市场法律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兼并行为，可以发现，金融市场是由广大的投资者组成，而投资者同时具有金融消费者的身份。这样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专业的、新型的、综合化经营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因此，投资与金融服务的市场需求使得美国的金融综合化经营进一步发展。

英国

较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使得英国企业集聚了相对较多的利润和资本。而英国企业最初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未分配的利润，而非金融资本（发行股票和债券）。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历史性分离使得英国的金融业表现为业务的高度专业化。因此，最初的英国金融市场中，银行业与证券业是相互分离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6年金融服务法》通过以后，英国的金融业才走上综合化发展的道路。《1986年金融服务法》规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持有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股份；证券交易所成员公司可以兼任证券交易商和经纪商；对国债市场实施改革，废除原有交易商与经纪商分离的制度，扩大市场广度，提高市场流动性和竞争力；从法律角度确立了证券投资局在监管金融市场的权威性，并确立了监管集中的金融管理体制和框架。以上措施巩固了伦敦证券市场作为欧洲最大资本市场的地位，也被人们称作“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

在“大爆炸”式金融改革的背景下，英国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开始逐渐相互渗透，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界限日渐模糊，金融综合经营趋势日渐明显。英国国内的零售银行快速发展。甚至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工商集团也开始提供低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一些大型超市零售集团也在其集团框架下建立零售银行部门，利用其连锁零售网络为消费者提供定位明确的零售金融服务。同时，一些英国国内的保险公司也开始经营银行业务。例如普天寿险、标准寿险等大型保险公司开设了存款和个人抵押贷款业务等。

在金融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本身则通过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并购或自行设立等方式涉足非银行金融业务，逐渐向综合性、全能型银行方向发展。例如，巴克莱银行通过收购业务，建立了商人银行。这种银行业务综合化的趋势，不仅壮大了传统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也能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全面、综合的服务，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

德国

德国一直实行全能型银行的金融综合经营模式，银行既可以从事存贷款、支付和外汇等银行业务，也可以从事股票发行、交易、托管等证券业务，还可以开展保险业务，参与企业的并购重组等。除此之外，德国银行还可以参与实业投资，通过参股、控股企业，进而形成以银行为核心的资本雄厚的集团。在这种模式下，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作为一个集团中的两个部门并列存在，保险等其他业务则通过设立子公司进行业务经营。全能型银行在德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德国的全能型银行是在一个集团内部分别提供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并可以持有工商企业的股权。集团内部资源贡献，信息的流动性大大增强，通过信息优势的发挥，可以有效促进规模经济的实现。但是这种模式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例如，经济权利的集中会导致权利寻租；银行集团的过分集中和扩张会导致金融体系缺乏竞争机制；金融风险会在集团内、部分之间累计传递，进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同时，全能型银行模式不利于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

全能型银行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德意志银行，它曾经是一个以零售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兼并收购，实现了从一个德国本土化的商业银行向全球性、全能型、综合化的金融服务集团的转变。德意志银行不仅提供各种金融服务，还拥有大量的实业部门的投资，它是德国许多大型制造型和商业企业的股东。德意志银行拥有遍布全球的业务网络，从其业务性质看，主要包含四种管理部门：其一是私人银行（零售银行）业务部，主要经营个人资产管理、国际私人银行业务等；其二是机构业务部，主要经营中小企业、跨国公司、商业地产、金融机构等的融资业务；其三是投资银行业务部，主要经营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证券发行、承销和交易等业务；其四是集团后期服务部。

从德意志银行的经营状况可以看出，全能型银行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充分分散经营风险，集团的总收入不会因为单一业务的变动而产生剧烈波动，它比从事单一业务的金融机构更能抵御经济和金融波动。但是，由于投资业务过于分散，或者集团过多涉足不熟悉的投资领域，尤其是一些实体投资领域，也会给集团带来一些业务困扰和风险。因此，2002年，德意志银行就将其业务重心转向银行类业务，对非核心业务实施剥离和调整。2002～2003年之间，其剥离了证券托管、保险、部分资产管理业务，以及持有的实业公司股份，也合并了抵押贷款业务。从资本资产回报率角度看，真个集团的经营绩效一直保持上升态势。

日本

对企业实行主要往来银行制（简称主银行制），曾经是日本银行制度和企业制度的一大特色。一般认为，主银行制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保证作用。主银行制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概念，它指的是企业和银行之间建立的资金和人事关系的总和。日本的主银行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运行良好。那时，日本经济正处于高度成长时期，企业投资于任何事业几乎都可以赚钱，当然需要同银行保持密切关系。

这种状况自70年代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从1973年开始，以两次石油危机为标志，初级产品价格迅速上升，同时，日元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开始逐步升值，6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经济实力下降，美国也开始对日本经济施加各种压力。这些，使得以外向为主的日本企业面临新的挑战。在银行方面，追求稳定是其天然倾向，它们并不情愿对企业的高风险事业投入资金。这样，主银行制度便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限制。与此同时，日本的股票市场有了长足发展，股票价格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中不断升值。这使得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而且能得到低成本的利益。新的有利可图的筹资渠道的开通，为企业脱离银行的控制提供了客观条件。另外，从70年代开始，以欧洲美元的产生和离岸金融业的发展为标志，国际金融市场空前活跃。资本的国际化，使得日本企业从海外引入资金的可能性增大了。总之，企业的创新驱动和银行稳健风格的矛盾，股票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业的迅速国际化，从主客观两方面弱化了主银行制度。

金融危机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日本议会、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希望通过以“增强日本金融市场竞争力”和“改进金融监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实现金融市场的开放、透明、公平、高效的运行。其中，“增强日本金融市场竞争力”主要内容包括创建一个可以信赖和具有吸引力的市场，满足市场参与者的多样化需求；改善经营环境，鼓励金融竞争，振兴日本金融业的创业条件；改进监管环境，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和对话，提高监管政策透明度；改善金融市场的外部环境，完善金融机构设施建设。“改进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实现监管与市场的最佳结合、密切关注重大风险隐患、实施激励性监管导向、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发展等。

金融综合经营经验总结

金融监管与金融业相生相伴。一方面，国际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历史表明，金融监管理论、监管方式、监管手段和工具，以及监管政策效应通常都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监管的滞后，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本身是在追求金融市场效率与稳定之间的相机抉择，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会导致金融监管部门对市场的监管方式产生不确定性。但是，这也是金融监管跟随市场演进的内生逻辑。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成本和收益的变化是金融综合经营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金融市场发展的初期，金融风险发生概率较大，社会补偿性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分业经营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风险，减少监管成本。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监管水平的日趋完善，金融风险的防范有效性也会相应提高。

金融创新和经济自由化是推动金融综合经营的内生动力。各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金融创新发展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化，金融市场对金融管理逐渐放松，也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产品、服务和机构组织的创新，这也成为当代金融综合经营改革的有力推动力量。

金融综合经营的模式决定了金融市场中主流机构的组织形式。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历史表明，无论市场推动型或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的过渡。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较为合适的过渡型机构组织形式。在金融控股公司中，具有独立经营法人地位的不同的子公司之间可以建立“金融防火墙”，虽然金融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金融综合化经营，但是针对每一个独立经营的子公司，从业务性质角度看，仍属于分业经营模式，这样不仅能有效减轻混业经营的风险传递效应，也为金融监管提供了便利。

我国金融综合经营的目标选择

篇9

    一、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都认为金融抑制妨碍了储蓄投资的形成,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实质就是放弃政府对金融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资、就业、收入和结构优化效应,从而建立起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现在被概括为3P自由化,即价格自由化、产品自由化、参与自由化。

    但在实践中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恐慌与倒闭,使人们对赞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论点产生怀疑。实际上,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导致东南亚以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萎靡不振,无不与过度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主张日益受到怀疑与批评。此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对立理论——金融约束论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过透析该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约束实质上是在一国金融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而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准备,因此这两个理论并不矛盾,它们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径和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并就评价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1)货币化比率(M2/GDP);(2)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是社会融资方式变化发展的标志;(4)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点,这是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市场扩大的主体;(5)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已发展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理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深化所取得的成果

    1. 20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体制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前进,在金融深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如下:

    (1)银行业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二级银行体制,形成了以4大国有银行,3家政策银行,20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2)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自1990年和1991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证券交易中心以来,中国的证券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别是股票市场最为显着。从1993年~2000年我国上市股票数从217只增长到1099只,增长5倍多,而市价总额从3541.0亿元增长到41000.0亿元,增长11.6倍,上市公司数从183家发展到1025家,增长5.6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2001年>)。

    (3)外汇市场的改革。外汇市场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了结售汇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8年取消了外汇调剂市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200亿(美元),2003年底估计达3500亿,可以说我国的外汇市场取得了重大成果,具备强大的抵御外汇风险和外债风险的能力。

    (4)保险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中国保险市场以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保险业打破了中保的完全垄断,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共同竞争的局面。

    (5)利率市场化。1996年开始逐步放开了部分利率,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的最高限制,部分国债发行利率实行市场招标,公开市场操作的回购利率实行了市场招标。这些都表明利率朝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为最终的基准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

    (6)金融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至今中国已出台了各项金融业的相关金融法,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等。

    以上只是重点说明,我国金融业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的成绩,如:我国金融的电子化、基金市场的迅速扩大等等。这些说明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雏形已形成,有些方面已向国际接轨,特别是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等。

    2. 中国金融深化程度的综合判断。

    以上从各个方面粗略地说明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效,但是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如何呢?我想以雷蒙德 · 戈德史密斯提出的有关指标来判断我国金融深化的综合程度。

    从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与广义货币量M2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二者比值由1979年的0.361上升到1996年的1.121,平均每年上升4.2个百分点(见表1)。金融相关比率则从1979年的4.9%上升至1996年的81.6%,增长了15.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26%(见表2)。这些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程度的明显加深。事实上,1996年我国金融深化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金融水平的一半以上,并初步迈入发达金融结构水平的行列。

    三、对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启示

    对于金融体系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的理论联系,近几年西方的经济学者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他们的测试结果都认为经济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性。1996年帕特里克为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设计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框架,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帕特里克的假设强调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因果关系,随后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测试证明了帕特里克提出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假设是正确。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每年平均保持8%的速度增长,金融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那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激励、相互制约的关系呢?在这里我用实证分析来说明,选取了1979~2000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年)),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以货币化比率(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将数据作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结果如下:

    用强制回归或逐步回归检验得出,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关系均不显着,说明接受H 假设,即经济增长不影响金融深化。

    实证的结果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处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并未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尚未建立,我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特征是相符的。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加速金融深化,使之更有力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帕特里克的“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而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互激励,相互制约关系,即金融深化的核心。

    四、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分析

    尽管我国的金融深化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进一步深化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的“攻坚问题”,主要是:(1)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合理;(2)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主体地位尚未建立;(3)金融市场的缺位问题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不合理;(4)利率市场化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5)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执法的严格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6)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7)外汇兑换自由化问题。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金融深化的“拦路虎”,要真正实现金融自由化,必须认真解决上述问题。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纽带尚未建立,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均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对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策略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解决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二是中国金融深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机制的合理性,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的。按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的最优次序,我将上述问题中的(1)、(2)、(3)、(4)(5)分为A类;(6)分为B类;(7)分为C类。A类问题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的;B类在A类问题解决基础上和借助加入WTO的国际力量下逐步解决;最后解决C类问题。

    首先,A类问题基本上是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和自由化的问题。重点是银行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涉及金融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我认为重点要引入金融创新机制,金融创新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将产生一个综合效应。具体来说,一是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确保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二是进行金融市场的创新,优化金融资产内部结构;三是进行金融机构创新,提高我国货币化进程的质量;四是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促进金融资产的多样化。

    其次,B类问题,即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资本市场的分割主要指股票市场的A、B股问题;A、B不仅针对不同的投资对象,而且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解决的同股不同价的关键是A股和B股的并轨。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加入WTO后的外资力量实现A股和B股的并轨。 解决同股不同权的关键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2002年,政府已经尝试将非流通股抛向资本市场,试验的结果是引起了股市的动荡,不得不暂停试点。这说明非流通股的减持并非一朝一夕事,而要循序渐进。我认为主要采取“转”的方式,如建立“公股减持基金”、 “债转股”、 “债转股基金” 等等来实现非流通股的减持。

    最后是C类问题,即外汇市场的自由化。我国的外汇市场的改革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这种策略是正确。只有在国内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才能尽量避免因外汇市场的开放对国内的金融业产生重大冲击。我国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条件不成熟,是决不能贸然实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总之,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应当始终与其经济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不同的金融问题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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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进入低迷阶段，其传导机制是：美国金融自由化过度，政府对金融风险监管不利，金融衍生产品出现损失，导致其他与之相连的金融产品出现损失，进而导致金融体系混乱，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依靠相互影响，顾金融危机很快从一国传导到另外一个国家，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连锁反应，最终以加速效应或者乘数效应的方式从虚拟经济导向实体经济，最终形成多国多产业损失惨重。所以这次的金融危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危机，而非某一个因素能推动其传导的危机，爆发似乎不可避免。

（一）国际金融危机形成条件和传导机制

美国经济实力雄厚，美联储连续降息，刺激外来资金流入，外表一片繁荣，房地产经济泡沫越来越严重，再加上美国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疏于监管的行为，成了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一只推手。使得次贷危机发生后世界金融体系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危机形成的传导机制研究，美国民众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的方式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而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品的泛滥，把资产证券化推到了极端，为这次危机的发生创造了生存条件，并将风险逐步转向全世界。

（二）金融传导机制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政账户赤字庞大，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美国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资产或借款，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顾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当今美国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危机导致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讲，美国金融危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处在总需求不足与总生产供给过剩的状态中，是低效无序的不良状态，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的项目，进而购买了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美国本地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一旦美国泡沫破灭，必然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由于国际贸易“三无悖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如对出口行业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相应的政策及相关制度，选 择长期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为切入点，分步骤的稳步推进我国货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国际协议计价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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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形式，也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在对金融全球化不断研究和探讨的过程中，其争议有很多，对其定义更多的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同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经济发展开放政策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并且将其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因此，我国在金融行业的不断建设的过程中，是建立在世界金融全球化发发展的格局之上的。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的优势，和国际金融建立良好的和合作关系，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本文就从我国发展的角度，对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合作进行了简单的探索和研究。

一、金融全球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创新和掌控因素。金融技术创新是世界金融全球化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在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在各个国家对金融行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对其管理也加大了力度。因为金融行业也是各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在各个国家不断发展金融行业的过程中，为了紧跟这个时展的脚步，便对金融行业进行了不断的变革个创新，自然我国也是不例外的。因此，在金融行业的表面上看，对金融行业的控制和创新，两者本身就存在着一种矛盾。但是，在金融行业的发展中，其实对其形式掌控的越严，其创新的形式和力度也就会也大。换句话说，对金融行业的掌控，也构成金融全球化格局重要因素。

另外，在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整个行业的改变，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并成为每一个国家金融行业发展的重要优势。例如：在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金融的种类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并进行了严格的掌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为投资者提高了更多的投资范围，提供了全面的服务。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积极的鼓励债券公司加大投资的力度，这样可以为资金的利用提供了更多的渠道。除此之外，在金融行业不断的过程中，也相应的加大了管理的形式，降低了危险的发生系数。金融产品的快速发展，不仅仅为投资者提供了便利的服务，也促进了其市场的发展。

（二）制度因素。目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依旧有很多，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那么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程度过多，这样金融行业的利率和汇率的发展，对其发展的现状，并且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企业多以国营企业为准，民营企业少之又少。这样在金融行业的发展中，大部分的企业都掌控在政府的手中，对金融企业的发展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在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相应的制度较为落后，其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这样就造成我国往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金融行业的进行压制。在这样的环境下，金融市场得不到快速发展，发展的形式较为单一化，使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缺乏一定的选择性，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金融行业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着一些资金短缺等问题发生。

二、中国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合作的措施

国际合作是指：不同范围内国际行为，在利益和目标等是相同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互的扶持，建立一种相互工作和协调发展的状态。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其利益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其政策也是随着发展的形式随时的变化。因此，在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中，要和其它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下面就对我国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合作关系进行简单分析和阐述：

（一）对金融行业的发展形式进行不断的加强。我国的金融行业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了，所面临的危险和压力是非常巨大。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建立良好的危机意识，对其发展的形式进行不断改革，我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现代化金融企业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改革的速度，不断的加快，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对其利率的发展进行全面的调整，这样可以将我们人民币推向国际市场。另外，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对我国人民币的价值进行全面的控制，将其保持在一个平衡范围，逐渐形成我国完善的汇率机制。因此，在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是离不开金融的，两者相辅相成，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建立合作区域。由于东南亚地区一般都是的处于发展的阶段，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在发展体制上和经济发展形态上，也存在着较大程度上的差异。因此，我国在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底层开始建立，逐步对金融行业的发展心思进行提高。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对东亚地区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国际合作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平稳持续的发展，成为我国金融行业发展地重要支持力量，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形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结束语：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市场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各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象征。我国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要想不断提高金融行业的发展的速度，就要和其它一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在世界经济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竞争力，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彭浩岚.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合作研究[J].现代商业，2012，10：84-85.

[2]许多奇.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国际调节的三性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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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化通常是指金融自由化，具体而言，金融市场化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与政府支持和引导相分离，让市场运行机制决定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讲，就是指金融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政府监督管理转变市场因素决定和制约。金融市场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国内金融部门自由化，其二是证券市场自由化，其三是国际金融部门自由化，通常情况下，金融市场具有资源动员、风险化解、企业监控等功能，金融市场的这些功能能够带动金融结构的调整，同时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和金融市场的稳定，通常情况下，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不同类别的金融市场其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路径不尽相同，对于金融市场化的测度、市场化过程、以及经济增长来讲，想要促进我国经济的整体增长，首先要做好金融市场的评估和测量。针对具体的市场发展要求，将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增长向结合，并将其设定为具体的发展目标，在经济相对稳定的市场情况下，尽可能的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坚持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障我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

二、对金融市场的测度、市场化过程、经济增长的思考

（一）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

我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泱泱大国，相对来说幅员辽阔。在全球一体化的推动下，我国已经全面加入到了国际竞争的新格局当中，因此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越发多元化的态势。在此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需要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毕竟不是所有的发展套路都能够完全适应各种地区和各种环境，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金融市场化测度的全面落实并保证其有效性。客观地讲，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全社会的所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下，经济增长的相关影响因素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些单方面因素，更多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过程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目前的宏观情形来看，我国的很多地区都已经对此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并开始付诸于行动，也为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积极的影响。对此本文认为，倘若能够如此长期坚持下去，则其成绩必然会与时间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换个角度来看，金融市场化的测度还与经济市场化的过程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市场化过程同经济的发展状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对市场化发展改革进行长期的坚持。因为即便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想完全贯彻落实一项相对良好的方法或政策，也难以保证其能够有效从一而终。因此说，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测度与市场化过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长期性与稳定性来说，均是一个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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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1996）从“供给导向型”和“需求导向型”两个方面来辨析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在金融水平较低的阶段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会起到支配作用，金融体系为那些急需资金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最初的资本，帮助企业启动起来，这个阶段处于“供给导向型”形式。而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由各部门对投融资的强烈需要而引起的对金融系统的需求成为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是所谓的“需求导向型”模式。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何风隽（ 2005）对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来自不同方面的观点和争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和总结。张旭军（2007）回顾了最近几年来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其中一些有失客观和全面的观点，指出了有待改进之处。

我国关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增长的研究总的来说大概有以下三种论断。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杨晓华（2005）通过研究证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如韩廷春（2001）建立了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资本市场的更大规模。

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单向因果，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增加、劳动增加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我国充分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中占得一席之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今，人口红利已经慢慢减弱，如何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M2/GDP代表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用FD表示，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发展情况。样本选取199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在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此，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查。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法，GDP和FD都是不平稳序列，为了消除不稳定性的影响，对GDP和FD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为LNGDP和LNLNFD，再次对变换后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可见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

在得到平稳变量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格兰杰检验来验证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该结果显示了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下，第一个假设不成立，也就是说LNLNFD是LNGDP的原因，而第二个假设成立，LNGDP不是LNLNFD的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证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未成为驱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很快。金融发展通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经济增长并未促进金融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还不够成熟。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程度，争取形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

尽管金融发展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体现了重要作用，我国金融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金融产品的结构不尽合理，层次不够丰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充分；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同步建立，存在真空地带；汇兑换自由化问题等。这些都是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比较困难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金融的自由化。

（一）加大市场机制在金融市场的作用

政府应当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尤其是给与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灵活的空间，使得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的供求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来。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集聚社会闲散资金，为生产性活动筹资，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普通民众对理财的需求更高，而各企事业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都会倒逼金融体系的发展。最近比较火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广大平民阶层提供了理财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大大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二）重视金融深化中的质量问题

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中比较重视金融体系量的扩张，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关注度不够，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却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金融系统的整体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在我国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应注意逐步确立良好的金融系统的架构，监管部门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也不能对风险的防范掉以轻心；逐步改变以往政府兜底的局面，引入竞争，健全推出机制，全面提升金融系统运行效率，避免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状况。

（三）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程度相适应

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分割的，忽略金融监管的金融发展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根基不实，无法抵御来自外部或内部的风险，而金融监管过于严格繁琐，则会束缚金融的发展，同样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协调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确保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重点。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催化剂，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经济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金融体系的规模和质量；金融通过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彼此促进，相辅相成，这才是经济健康 稳定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何风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争论的述评.生产力研究，2005（08）.

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外文献综述.嘉兴学院学报，2007（01）.

李钊，李国平，王舒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基于两部门模型中国实证研究.南方经济，2006（04）.